中国法律论文:从美国法律教育看中国法律教育改革 一、美国法律教育的硬件优势 (一)法律图书馆 法律图书馆的质量成为衡量一所大学法学院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为了保证法学院法律教育的素质水平,美国律师协会专门制定了《法学院认证标准》,对法学院的运作模式一一进行规定并明确标准,其中有一项就是关于对图书馆的认证评估标准。开办法学院的必备条件,就是必须具有法律图书馆,并且是在法学院内建立的独立于大学总图书馆之外的专业型图书馆,由此可见法学院图书馆在法律教育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它也是维持美国法律职业人才高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体系。在美国,还设有“美国法律图书馆馆员协会”,对美国各法律图书馆进行专业管理,明确各种标准、规格并定期进行评比、检查和验收。 (二)三大法律行业管理组织 为维护美国法律职业者道德和业务素质的最低标准,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对法学院的管理主要依托非官方的行业协会。其中,美国律师协会、美国法学院协会和美国法律图书馆馆员协会是美国三大民间性行业管理组织,在美国的法律教育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律师协会下设有法律教育常务委员会,负责规定对法学院的各种硬件要求,并对办法学院的开办严格把关;美国法学院协会是美国法学教育规模和影响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术团体,全美200所法学院中,有176所为其团体会员,超过1万余名法学教师是其个人会员,每年一度的法学院协会年会是全美最大的法学教育学术盛会。美国法律图书馆馆员协会则负责对全国法律图书馆进行专业管理,规定各种专业标准并定期进行评比、验收。 (三)数据库 以数据库在美国高校法学院的使用为例,体现了美国法学教育的“个性”。法律数据库在我国为各高校提供服务是学校作为单独个体,对应一个的IP地址,同时在线在使用数据库的人数不能超过5人。而在美国高校,法律数据库则是以一对一的服务模式展开,即只要是法学院学生,每人都有一个登陆ID,每个学生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学号和密码登陆数据库,并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个性化设置。westlaw法律数据库为美国各法学院提供的服务模式比较新颖,有针对普通学生用户的主登陆通道,此外,根据使用人群的不同特点,又将主通道分为五类,法学院新生、转校生、在读生、教师、应届毕业生。对于最后一类用户,是westlaw专门为优秀毕业生和毕业后仍想充电的人而设的“绿色通道”。这类人离开学校后仍可继续使用westlaw法律数据库进行继续教育,而后其研究成果往往又由出版商收录到westlaw法律数据库中。此外,引进的法律数据库并非全部是专业数据库,以便学生对各领域各学科全方位涉猎,开阔视野,增长知识面。 二、美国法律教育的软件优势 (一)严格把关,价值观引导 法律素质培养问题关乎国家法治发展,社会稳定,因此进入法学院所设定的门槛也相应较高。在招收法学院学生阶段,美国高校就开始对未来的法律职业者进行严格把关,任何一名申请学生被录取的基本前提就是必须有其他学科专业背景。因此,美国律师协会称法学院为“律师职业的守门人”。此外,美国律师协会对作为一名合格律师应有的法律职业价值观,对法学院学生做出了指导和建议,具体规定总结如下:⑴提高业务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⑵争取双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⑷纯洁律师队伍,促进国家法律事业发展。这四点职业观念精确、务实,目的统一于服务大众和回馈社会。 (二)目标明确,人才储备 美国的法学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其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和同一性,即培养律师(美国的法官和检察官一般是从律师中挑选,许多法学院的教师也同时是律师)。这种“小司法”的教育理念,符合美国法律职业教育特点,使培养目标更加具体化明确化,有利于进一步组织教学。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法学院只负责职业教育,不搞学术研究,相反,法学院教授和学生的学术水平非常之高,从《哈佛法律评论》这样的校刊在美国法律界的知名度就可以得到印证。美国法学院的学术研究不仅具有理论联系实践的特点,同时具有跨学科研究以及较高的学术品位。从生源方面讲,法学院每年都能够吸收大量各学科领域最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同时,一些已经取得其它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也不断被吸收到法学院中来。这不仅保证了法学院学生普遍的高智力水平,而且使他们具有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法律学术研究及创新的可能。 作者:彭爽 单位:许昌市高级技工学校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缺陷及路径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1.各地区法律援助制度发展不平衡。由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导致其法律援助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国法律援助机构多集中于发达的大城市。在中国的小城镇甚或偏僻的农村,尤其是在农村,大多数人由于经济条件差、加之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识弱、很少接触到法律援助机构,倘若当地有法律援助机构,其权利将免遭侵犯。2.受援范围小。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共同点是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低,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比如未成年人、农村妇女、外出打工者等。然而,当这些人的权益被侵犯时,却很难得到法律援助。中国的法律援助与受援者的经济条件直接挂钩,但并未对经济困难标准做出明确界定,在实际操作中经常以生活最低保障线为标准,这是导致受援范围小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很多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人并非是经济条件达到低保线的人。法律援助的对象原则上是打不起官司的人,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穷人”。实际运作中,将打不起官司的低收入人群长期排除在法律援助的对象之外,这就与法律援助的精神背道而驰。比如受到家暴的未成年人和妇女,他们的家庭并不都是经济困难户的“低保户”,但由于他们长期受到虐待,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将经济困难情况作为受援标准是极不合理的。3.法律援助质量低。虽然中国《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条款中对法律援助的质量有所界定,但由于个人或者组织对条例理解的角度不同,导致在实践中很难精确把握好。另外,由于中国欠缺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监管体系,导致法律援助质量低于有偿服务质量是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虽然《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每年要有至少一次法律援助,但很大一部分律师缺少职业道德,由于得不到酬劳,又缺少监管体系,所以大多案件都被草草处理,质量极低。综上所述,中国的法律援助无论是设立的时间还是制度完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亟需从西方发达国家吸取精髓,结合本国实际,逐步革新和完善。 二、西方国家两种典型模式的经验 西方国家在法律援助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模式。一种是国家资助型,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和美国;另一种是社会福利型,代表是北欧国家。两种模式各有利弊,都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有可借鉴之处。1.英国。英国是最早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之一,其现行法律援助制度的依据是1999年制定的《获取司法正义法》。英国有专门的法律援助管理机构———法律服务委员会,这对中国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典范。管理机构介于法律服务者和受援者之间,起到沟通和监督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另外,英国的社区法律服务援助项目也值得中国借鉴。这个项目下的几种服务不需要考量申请者的经济状况,社区法律服务援助以社区为单位,避免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增大了法律援助的普及率。“如果法律援助不及时掌握社区的发展动态,充分利用社区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法律援助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将要错失良机。”[2]2.瑞士。瑞士共有二十六个州,各自制定法律援助制度,但其内容基本是一致的。由于瑞士经济发达,政府每年为法律援助提供大量经费,申请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部分援助或全额援助。在瑞士日内瓦州,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提供财政经费,为经济困难又确实需要法律服务的公民聘请律师,以保障公民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法律帮助的一项制度。瑞士日内瓦州的法律援助有两个等级,一种是受援者只享受政府支付律师费用的法律援助,一种是律师法和诉讼费全部由政府支付的法律援助。受援者应享受何种法律援助,主要根据其经济状况决定。据悉,日内瓦州的法律援助申请者大约有四分子三能够得批准。对于中国而言,政府也应该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在法律援助上加大经费支持力度,让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保障。 三、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路径抉择 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以及汲取西方国家的典型经验,中国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路径抉择如下:1.强化政府职能机制。中国法律援助以政府为主导,政府负有法律援助的责任。“政府在履行法律援助责任中的模糊性、抽象性以及难以归责性,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批评。”[3]因此,强化政府职能是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政府要有动员意识,一方面组织活动普及法律援助相关知识,让弱势群体知道如何维权;另一方面是动员社会各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因为法律援助不仅是政府职责,同样也是社会公益事业,需要多方参与才能更好发展政府应制定奖惩机制,奖励在法律援助服务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惩罚职业道德败坏,草率处理案件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个人和集体,做到奖惩分明。2.地区均衡发展机制。为了缩小东西部、城乡差距,实现法律援助事业均衡发展,首先,要提高对均衡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法律援助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如不能均衡发展,再快的发展都会大打折扣。其次,要有一个推动西部和农村法律援助事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通过合理调配律师资源等方式解决西部和农村地区没有律师或者律师资源不足的问题,以更好地满足当地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再次,在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指导方面,要注意工作方式和方法。在西部和农村地区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时,要注意与当地的实情结合起来。同时,在落实中,切忌方式方法上的粗糙和冒进,要稳扎稳打、逐步推进。3.拓展法律援助财源机制。在经费的保障方面,政府负有首要的责任。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要加大拨款数额,保证法律援助正常发展。政府要多方筹措资金,合理管理和分配资金。借助美国的经验,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于1997年在民政部依法登记成立。基金会可以通过合法的运作,将基金用于投资购买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从中获取资金的收益,最终保持基金会资金增值,用于法律援助的业务开支。依据中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接受国内外企业、公民、法人代表、慈善机构或其他组织的慈善性捐助,最终达到支持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目的。4.强化法律援助受援机制。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4]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和偏远山村,而这些地方正是法律援助最薄弱的地方,急需建立法律援助机构。荷兰要求法律机构保障申请人在一小时内到达,这种量化的普及方法同样适合中国,我们要把法律援助服务机构深入建立到每一个最小的村落。中小学校是未成年人聚集的场所。在中小学要加强法律宣传,多开展生动有趣的普法课,让未成年人建立维权意识。在学校内可以设立小型的法律援助站,未成年人在受到家庭或学校暴力或其他侵害时,可以最快得到保护。2008年,山西省成立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5.健全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相关机制。曾强调“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5]那么,要想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必须从内外两个方面做起。一是组建一支优秀的法律服务队伍是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内在要求。法律服务人员特别是律师,是法律援助质量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首先要通过加大培训力度以及行业自律,提高法律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法律援助与有偿法律服务不同,律师不仅需要专业技能过硬,还需要有奉献精神和高尚的职业操守。二是健全监督机制是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外在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内部要有监督部门,在受理案件前审查律师的综合素质,受理后随时了解办理情况,督促办案人员,保证每个办案环节都高质量进行。同时,监管部门要简化相关程序,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6.构建网络信息平台机制。“为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民生的能力,更加方便群众获得法律援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对中国法律援助网首页进行了改版并全新搭建了法律援助信息服务平台。”[6]法律援助信息服务平台正式开通后,将成为面向社会的权威、深入、便捷、系统的公共法律教育平台,为广大人民群众接触并深入了解法律援助搭建一个迅捷的通道,成为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和律师进行工作交流、促进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重要帮手,进而逐步树立中国法律援助网一站式法律援助信息服务的品牌形象。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制度,是保证公民人人平等享有权利的制度。针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弊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两种典型模式,使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走向成熟。 作者:程文 单位: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党校 中国法律论文:当代中国法律教育论文 一、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国家,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产生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古代教育法律萌芽。唐宋时期律学教育和司法考试一度兴盛,是中华法系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19世纪末期,欧美法制入侵中国,随着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的变革,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逐渐产生。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成立了许多临时性的培养“人民司法干部”的司法机构。70年代后期,国家为支持法律教育的发展又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法律教育,从而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法律人才。8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实行律师职业资格考试,但由于此种考试只是对从事律师行业的一种考试制度,而不是对法官、检察官的考核,因此三种行业的人员在从业资格与选任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律教育在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和有力的支持。法律教育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顺应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的趋势,另一方面,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从总体上看,法学家们大多数的探索没有摆脱经验的束缚,因此触及的根本问题不多。 二、当前中国法律教育的现状 (一)法律人才整体素质不高。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栋梁之才,其不仅仅要具备法律专业知识,而且应具备高尚的情操与坚定的信仰,即时时刻刻维护法律的尊严,用法律的利剑来维护社会正义。但高层次法律人才匮乏真是我国当前社会的现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当前高校的法律教育过于注重学生理论的培养,法律十四门优秀课几乎全部在课堂上教授,不注重法律实务的培养,忽视了实践的作用,有的学校所谓的“实习”也只是流于形式,这就使得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步入社会从事法律实务时不知所措。 (二)招生标准多元化,生源素质参差不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政策的出台及各高校利益的驱使,一些法学院在招生时逐渐降低招生门槛,扩充招生规模,不仅大大超出了学校本身可以承受的学生容量,还导致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又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学校对不同的学生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模式,使用同一标准进行教学,这就使得不同程度的学生很难受到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其理论水平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法律人才的培养途径繁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受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更多的人选择了法律专业。于是,我国法律教育从一开始的正规高等院校的全日制教育培养,逐渐发展成为多渠道多层次的办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但从长远看来,这种繁杂的法律人才培养途径势不但不会推动法律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而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阻碍作用。 三、对当代中国法律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创新法律教育观念。法律人才的培养,绝不是掌握了法律专业知识就大功告成,法律是变化发展的,它需要不断深入的研究与大量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国家应注重法律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仅仅专业知识要过关,还要培养法律学生的逻辑思维,要全面的思考问题。同时,要注重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一个合格的法律人要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又要能摆脱伦理的束缚。还要培养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及应变能力等。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就要创新法律教育的理念,要认识到法律教育不仅仅是理论教育,还包括职业教育。 (二)坚持高质量、高层次、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标准模式。一位合格的法律人的选拔,其不仅要有深厚的法律功底,还要能跳出法律的思维,全方位的考虑问题。在自由心证逐步占据重要位置的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没有灵魂的讼棍和没有良心的法官”,而是需要有正义感且理性的法律人来实践社会正义。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人的选择与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 (三)大力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诊所式法律教育虽然被引入我国的时间不长,但是从其效果及长远发展看来,它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教育模式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推动了我国当前高校的法律教育制度的发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目前的诊所式法律教育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但我们仍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一方面,它从源头上加强了对法学人才的培养模式的改革,有助于培养出时代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法律人才。另一方面,诊所式法律教育可以推动法学研究的进步,它促使法学专家、学者更多地站在比较研究的角度、交叉学科研究的角度、理论与实践切实结合的角度来研究分析问题,这是当前法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法学研究壮大成熟的切入点和起始点。我们有理由相信:诊所式法律教学模式必将迎来美好的明天,并对法学教育、法学及至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产生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唯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一、当前中国法律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法律教育观念落后受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我国法律教育还停留在“应试教育”的阶段。这种教育模式严重抑制了学生兴趣个性、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单纯的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实践课程的开设,学生很少有将理论运用到实际案例中的机会,导致了学而无用的问题。 (二)教学内容上的不足在教学内容上,常年不更新导致内容严重脱离是社会的发展,对于新的更加符合实际需要的法律内容较少。同时单纯的理论知识相对枯燥乏味,完全按照教学计划照本宣读,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自己不感兴趣的知识,严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考核机制上的不足在考核机制上以考试成绩来评价教育教学成果,长此以往学生容易形成实践无用的错误观念,从而培养出一大批高分低能“人才”。同时学生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严格按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教授的观点进行答题,可以说这种考核机制考验的仅仅是学生的记忆和背诵能力,使得学生缺乏相应的创新意识与能力。 (四)法律教育脱离法律职业大多数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专业错位的现象,进入了专业并不对口的法律部门,甚至还有些并没有受过专业法律教育的人进入了法律部门。这是由于我国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并没有很好的结合的结果,二者脱离开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到了法律职业者的总体素质偏低。严重违背的法律教育为法律职业培养专业人才的基本出发点,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 (五)教师队伍素质低大多数从事法律教育的教师比较重视理论的研究,实践经验匮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只能照本宣读,进行理论知识的教授。这种缺乏实践支持的理论往往不容易被学生所理解,直接影响到法律教育的结果。同时作为学生的领路人,教师的创新意识、实践意识差直接阻碍了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 二、如何深化中国法律教育改革 (一)树立实践与理论并重的教育观念思想决定行动,深化法律教育制度改革要从改革教育观念入手。法律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培养大量的专业的职业人才,因此必须在教育机构、教师、学生之中形成一种实践与理论并重的教育观念。 (二)丰富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式首先,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要注重实际案例的引入,例如多加入一些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鼓励学生应用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进行讨论,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其次,不要轻易的给某个同学的观点戴上对或错的帽子,积极寻找每一种观点中的可取之处,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最后,在考核的过程中要适当的减少对理论知识的考察,多采用实际案例分析的方式加强对学生法律的理解和运用。 (三)加强教师队伍素质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可以定期组织教师进行专业培训、鼓励教师进行学术研究,以此来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在教师的聘请和录用过程中要注重其是否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还可以从法律部门聘请兼职教师。最后,建立相关的绩效评估机制,激励教师主动的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四)将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结合起来法律教育教育部门应当加强与法律职业部门的合作,根据法律职业部门的实际需要培养专业对口的人才,制定正确的教育方向。法律职业部门要为接受法律教育的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就业机会,通过大量的实践加深学生对于法律的理解、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法律教育改革要从改变教育观念入手,以培养专业化法律人才为目标,优化教育内容和形式。通过大胆的创新与改革,促使我国法律教育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我国培养大量的专业能力强的法律人才,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构建,真正实现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的发展战略。 作者:刘丽单位:临沂职业学院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硕士培养制度改革思考 一、我国法律硕士培养制度之现状思考 中国当初决定设立法律硕士教育,主要是考虑到司法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泛,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任务越来越繁重,要求越来越高,迫切需要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类法律人才。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大批高素质律师,而且各行各业都将逐步纳入法治的发展轨道,也急需一大批既懂本行业专业知识,又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①因此,经过1993年的研究和1994年的论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及司法部于1995年参照美国培养“法律博士”(JurisDoctor,简称J.D.)人才培养模式批准设立法律硕士(JurisMas-ter,简称JM)专业学位教育。1996年,北京大学等8所院校得到批准和授权,成为第一批招收法律硕士研究生的院校。1998年起,又允许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之后,有资格招收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法学院校和科研机构不断增加。截至2009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7所,有115所法学院校和科研机构具有招收法律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在校法律硕士研究生4万人左右,较10年前增长了4倍多。② 根据笔者的观察,在双轨制法科硕士研究生培养中,最大的问题是法律硕士的培养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其一,法律硕士的应然定位是培养成实践型、复合型法律人才,但是,法学教育中,多数院校在法律硕士的培养上与法学硕士的培养并没有多大区别,一个教师给法学硕士上课讲什么内容,给法律硕士上课时也讲同样的内容,法律硕士的“实践性”与“复合性”并没有得到体现。 其二,由于法律硕士学位诞生后,法学硕士不仅没有转向学术型与研究型道路,而是把进入法律实务部门工作作为就业的第一选择,特别是随着法学硕士招生规模的扩大,在每年的就业“大军”中,越来越多的法学硕士成为法律硕士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其三,在高校法科硕士研究生中,因为法律硕士是付费的,所以法律硕士似乎低人一等,无论从师资配备上、还是从后勤保障上往往得不到重视。 其四,与法学硕士、甚至是与法学学士混同的培养模式,使得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无法保障,3年结束,法律硕士被培养成了“法学基础知识懂一点”、“法学前沿知识懂一点”、“中国法律知道一点”、“外国法律知道一点”的“样样通”、“样样松”的“法律夹生品”。 基于此,我们认为,法律硕士教育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完善,那么最终会毁掉这个初衷甚好的制度,而今天在校的4万多法律硕士研究生则将成为该制度的陪葬品。于此,绝不是危言耸听。 二、法律硕士培养制度引入诊所法律教育之双向必要性分析 (一)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硕士教育理念、目标、方法的契合 自从我国开始法律硕士教育后,对其教学该如何进行,也有不少争论。法律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培养复合型、实践性高级法律人才,因此必须更多地与法律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为导向。其中,诊所法律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美国,法律教育都是研究生教育,与我国的法律硕士有相似之处。美国的法学院也都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因此,我国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将其纳入法律硕士教育。 当前,人们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和反思的更多针对本科教学。诊所法律教育也是如此,主要针对本科学生。③实际上,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法律硕士教育更能从中获得启示,汲取营养。例如,“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要求从学生的视角出发,为学生服务。教学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以学生学到知识为准,而非以老师完成教学大纲为准,更不是以念完教材、讲义为准。因此,必须鼓励学生提问、思考,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尤其如此。老师不但要能够让学生思考,提出问题,更要让学生质疑自己的权威。毕竟,研究生毕业后不论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工作,都必须自己独立完成。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就难脱“误人子弟”之嫌。长期以来,国内的法学教育过于注重对法条的注释和对法学理论的解析,在培养学生面对真实案例时的实际操作能力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且,考试中更多的是对记忆而不是对分析能力、推理能力的测试,这很难培养学生思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也无法得心应手地运用法律知识去解决具体问题。相比之下,在诊所法律教育中,主要采用亲身体验教学法、角色模拟教学法、合作教学法等,无疑是对传统法学教育的有力挑战。 1.通过法律实践培养职业技能 (1)培养法律人的思考方式 概括美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就是“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教会学生“象律师一样思考”。学生在法律诊所中,通过亲身参与,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判断力,建立职业责任心,从而深刻理解法律人的社会角色,具备终生学习的能力同时,还可以了解司法制度问题所在,并为其改进作贡献,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反思性的”法律人。 (2)在实践中掌握职业技能 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在医学院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疾病。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法学院引用了“诊所”的称号,就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法学领域特有的名称。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这一做法类似于医学院的临床实习,即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职业技能。 (3)培养事实调查能力 当前法律硕士教育依然在走着传统法学教育中强调法律逻辑训练而忽视“事实调查”的老路。在现实中,事实是不断变化的,并非总为律师所知晓。有些事实仅为对方所知,有些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获知的,甚至于有些委托人非诚实对待律师。寻找真相、了解事实、运用证据、在真相不明时明确自己的职责是律师的重要职责。事实真相的不确定性是实际存在的,但在传统的法律院校课程里极少提到。④尤其是在我国,法律教育传统模式是老师讲,学生听、记笔记。离开课堂,学生分析案例和处理问题时往往茫然不知所从。在这种情况下,案例教学法被引入法学教育。但是,仍然不能解决上述实际问题。因,先不说我国的案例教学法更多的是举例教学法,也就是拿案例来证明学说和法律条文的合理,其存在很多缺陷。即使开展案例教学法,也还有先天的缺陷———案例教学中的案件事实是现成的、清晰的、固定的,不能很好地锻炼学生发现线索、收集证据的能力,以及思考与行动的互动能力,更无法锻炼学生接受挫折、克服心理障碍、适应社会以及与人交流的能力。相反,在诊所法律教育中,结合证据规则(文本中的法律)具体实践事实调查及其步骤、技巧以及所引起的职业道德问题,实实在在地培养了学生事实调查实践能力。 (4)培养法律研究与推理能力 法律实务中不但要调查事实,还要查找、研究相关的法律。然而,传统法律教育对法律研究等方法论的重视是不够的。法律研究(LegalResearch),在国外是非常重视的,美国各大法学院都开设了一门LegalResearchandWriting的课程。LegalResearch,主要指科学系统地检索法律信息,以及对检索到的法律信息进行分析,并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方法。 对法律推理过程的认知,“常见的工作方式是从现存事实入手,逐渐展开分析过程,在这个过程,发现事实与分析法律交替进行,最终实现‘从结论道根据’的逻辑推理”。⑤这是一种律师的视角,看到了法律推理中的一些被忽视、隐藏了东西。毕竟,法律并不总是非常明确的,律师的工作就在于为客户寻求尽可能理想的结果。律师当然需要了解法律,但根据情势的变化,律师同样有必要熟悉如何为客户提供建议并帮助他们分析不利因素,如何做好书面及口头形式的庭审辩护,如何与潜在的合作者或诉讼关系人磋商。尤其是,律师必须在事实真相尚不明了并且(或者)不确定的背景下运用这些技能。在我国,因对法律研究的不重视,对其研究也就滞后。 (5)培养其他职业技能 法律实践中不但要调查事实,研究法律,还要会见当事人、证人、给予咨询意见,参与调解、谈判、出席法庭等。在这些具体的律师技能培养上,诊所法律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通过法律实践培养职业道德 诊所法律教育所实践案件的性质皆为法律援助。在中国,尽管社会各界都已经认识到了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而且政府法律援助中心也已发展成为一个网络,但是由于政府资金来源以及处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的不足等多种原因,中国的法律援助还存在诸多困难,其中,法律援助机构数量不足就是问题之一。在该种现实下,诊所法律教育性质的院校法律援助中心,就能够有所作为。与此同时,学生在从事法律援助的过程中,也能接触到书本和课堂上接触不到的法律实施的种种现实,甚至是非正义,促进学生对正义的理解与追求。⑥另外,人才的培养强调德才兼备,法学院的毕业生不但应有娴熟的律师技能,还要有悲天怜人的情感,不然培养出来的就是“讼棍”,而不是合格的法律人。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学生会直接面对职业道德问题,有助于将学生培养成有责任感、有良心的法律人。 3.以诊所法律教育消除毕业实习之弊 在传统的法律实习环节中,存在实习的期限短、学生不能接触业务知识、不能学习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弊端。如果用诊所法律教育来取代毕业实习,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弊端,还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时间冲突,更好地促进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成为法律硕士教育必修课是诊所法律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地位边缘化、师资不足、教师的工作量大而又得不到承认、资金和其他教学资源投入的非常规性等因素,直接影响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和可持续发展。如果将诊所法律教育作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必修课,那么上述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特别是不用担心万一福特基金会这些外部资源不再支持,中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就会垮掉。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一直依靠外部资金的资助来给诊所法律教育“续命”。诊所法律教育必须自己成长起来,走向独立。 四、法律硕士培养制度引入诊所法律教育之可行性考察 考察与研究发现,在法律硕士教育中引入诊所法律教育,不仅具有双向必要性,而且实践证明其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律硕士教育中的成功实践 据考证,我国目前在有权招生法律硕士研究生的115所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有52所院校和科研机构是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占法律硕士培养单位的45.22%;有42所院校和科研机构设立了不同专业领域的法律诊所,占法律硕士培养单位的36.52%,其中,大多数院校以法学本科生为法律诊所的主要学员,也有一些院校将法律诊所作为选修课,允许法律硕士研究生和法学硕士研究生选修。我们经过调查认为,在已经开设法律诊所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完全有可能将现有的法律诊所应用到法律硕士教育中;没有开设法律诊所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可以为法律硕士教育创造条件设立。事实上,有的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已经在培养制度中引入了诊所法律教育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生院)的法律硕士教育就是其中的典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研究所(研究生院)于2003年被批准成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自2004年至2009年,法学研究所共招收法律硕士研究生591人。法学研究所在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在全国率先实践了专门以法律硕士研究生为学员的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与社会效果。首先,参与诊所法律教育的法律硕士100%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其次,在就业上,参与诊所法律教育的学生表现抢眼。除个别同学考博而未就业外,就业率为100%。就业单位中,既有中国证监会、中石油这样的中央企事业单位,又有北京等地党委、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党政机关和政法机关,也有不少像普华永道、竞天这样的跨国公司与知名律师事务所。为此,2006年12月18日,在全国法律硕士培养试办10周年总结表彰大会暨全国第三届法律硕士论坛上,法学研究所获得“优秀法律硕士教学奖”和“优秀法律硕士教学管理奖”双项大奖。法学研究所作题为“打造豪华教师阵容,编写通用教学教材,开设法律诊所教育,实施人文培养管理,探索建立具有法学所特色的办学模式和社科法硕品牌”的经验介绍,介绍了其在法律硕士培养中开设诊所法律教育的经验做法以及对法律硕士培养的意义和价值,受到法学教育学界的重视。目前,法学研究所在法律硕士的培养方案中,已经将诊所法律教育作为学生12个学分的必修环节,要求所有的法律硕士研究生都要经过法律文书、模拟法庭、法律谈判和法律实践培养,而且均通过诊所法律教育的方式来实行。探索出了诊所法律教育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三层次教育模式,深受法律硕士研究生欢迎。目前,该校正在大力建设法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地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招贤纳士,争取资金,创建全国模范刑事法律诊所;并以此为龙头,着力实施“教学强所”指导目标,推动法律硕士教育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进一步推进“社科法硕”名牌战略发展。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培养法律硕士的经验来看,将诊所法律教育作为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其可行性毋庸置疑。 (二)现行法律硕士培养方案与诊所法律教育的结合 在调整对中国法学教育从通识教育向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精英教育的相结合功能定位的转化中,法律硕士教育一直定位于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与法律监督以及经济管理等方面需要的复合型、实践型法律人才。这一教育定位在职法律硕士培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也是在职法律硕士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宗旨也没有改变,而且不断强调其重要性并加大实践教学实施力度。例如,2006年8月3日,国务院学位办将全日制法律硕士实践教育环节从没有硬性学分要求增加到了12学分,增设了法律文书课(3学分)、模拟法庭训练(4学分)、法律谈判课(2学分)、法律实践课(3学分)等必修课程;2009年5月19日,国务院学位办的文件再次强调了12个学分的实践课程,并在法本法硕培养方案中,专门规定一个学期为实践教育环节。 我们认为,法律文书、模拟法庭、法律谈判、法律实践等课程完全可以用诊所法律教育来替代或者结合实施。不仅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做法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而且在其他一些院校的法律硕士培养中,也有成功的尝试。 此外,在一般的课程教学中运用诊所法律教育的方法,也有助于法律硕士的学习。实践性教育认为,教学理论与实践并不存在任何张力。相反,通过实际训练进行法学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培育对法律更深的理解,并鼓励个人技能、价值观、判断力的发展。此外,通过学生积极的自我学习,实践性教育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并且有助于职业认同感的发展。一个设计良好的训练有助于学生通过经验本身来学习。学生边做边学。教授可以穿针引线,并协助学生反省总结经验以实现传统的教学目标,例如鼓励形成法律上的洞察力、加强对实体法与法律原则和学说的理解。⑦ 五、结论:诊所法律教育应当成为法律硕士培养制度之必修课 中国创立法律硕士教育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担当法学教育直接服务于法律职业的重任。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除在职法律硕士教育外,全日制法律硕士教育并没有完成其使命,反而其声誉有江河日下之虞。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法律硕士的培养方案和培养方法与法学硕士并无多大区别,用同一教案和方法教授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教师大有人在,法律硕士教育应有的实践性特征明显不足。诊所法律教育引进中国,给我国的法学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也为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并为“法律教育开启了一扇门,这扇门打开了长久以来法律理论教育与法学实践活动之间的屏障,这扇门使学生在踏入社会之前不仅具备法学专业水平、扎实的理论功底,更具备了实际操作的能力,适应社会工作与人际交往的能力。”⑧虽然诊所法律教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试验难说圆满成功,但是,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在法律硕士教育中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成功范例,而此,又恰恰契合了从单一的法律知识型人才培养转变为法学应用人才、法学研究人才和社会管理人才的共同培养的法学教育目标,符合了法学教育肩负为法律职业部门和全社会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历史使命。这无疑为已经备受争议的、亟待改革的法律硕士培养制度找寻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发展径路。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发现,将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中国法律硕士教育的必修课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适时将诊所法律教育纳入法律硕士培养方案,将诊所法律教育规定为法律硕士教育的必修环节,以切实保障培养复合型、实践型高级法律人才目标的实现。 中国法律论文:简述中国法律中人性关怀运用 众所周知,在依契约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心灵的弱化,感觉能力的增强。人性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借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的潮流,在推波助澜之中一发不可收拾。“人性”这个词对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也许是探索人性吧!我最初接触“人性”这个词是无意之中看到英国休谟《人性论》,这是一本具有深远见识的关于“人性”的大百科全书,不过这是晦涩难懂的书没看几多。由于学习精力上逐渐转移到刑法上,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也许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也许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 不论是法律也好、道德也罢。这些归属于上层建筑家庭的一员。都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共存于社会这体现框架之内。人作为社会中的人,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以为为中心的结构星系体系开始建构。“人性”应该处于其最优秀的位置。这一切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社会转型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刑法体系之中无不体现着“人性”这一光环。从人性的视野去察觉“刑法”这一体系规范,刑法是研究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犯罪的优秀是行为,追根溯源还得从“人”出发,刑法规范本身就是对“人”行为的合理、有效地调控,着眼整体、兼顾局部,构建和谐世界,科学的刑法观念。这不仅仅体现其内部规范结构体现的协调,在其内部有其证成的基点,在其外部有其立足的依据。在这里,我着重浅谈本人关于其外部立足的依据,要想寻求刑法正当化,简单一点讲就是立法依据,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集于一身的人。人与人相结合所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古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亦载舟,亦能覆舟”这从某种角度上都说明了“人民”的力量。对于大众来说,人及其共性之处,虽有个别差异、例外,但不会影响其规范体系。其人性的共性是其正当性的前提和基础,满足人的需求是其自身演变的不竭动力,也许刑法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柔性色彩。人性的伸缩会不时呼应着刑法规范的刚性要求,使其在潜移默化地嬗变。这其中深刻的体现中相互作用力,不断发展的规律(意识作用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种意识地形成逐步演变成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在以前社会形态中,罪行擅断、践踏人权色彩浓厚,“盖古代法与道德,宗教之不可分性,身份之不平等性,刑罚之苛刻性,罪刑之擅断性”。在依契约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不断闪耀“人性”的光芒,释放“人性”的能量。这一潮流在基于其古希腊罗马文化之星火之上,借助于这腐朽封建王朝压抑已久的“人性”能量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不体现“人性的美”在美术作品中、文学艺术上等借助“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这一旗帜,尽情展现“人性”。突出人的作用,体现人的价值;改变以“神”为中心观念代之以“人”为中心。之后,人类认为自己的可以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观念指导下,发生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和革命的动力,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世界。“民主”、“科学”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放眼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成为两翼,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都追求民主,因为只有这样建立于人性基础之上的国家才能长久存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这是其存在正当化理由,是其存在的基点。与此同时,作为上层建筑之一员的刑法也应建立于这样的一个基点之上,最大限度的兼顾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刑法本身就带有普遍性、抽象性,囊括纷繁复杂的个体差异。刑法适用对象这种开放性,不仅使其生命延续得更为久远,就像具体的法规条文随社会的变化会窒息会诞生。而超法规文本因其普适性而生命更长久。刑法的理论建构和价值设计无不体现“人性”这一优秀命题,从定罪、量刑、行刑上都因带上“人性”色彩,而软化了其刚性规范,更符合刑罚目的,更具人道主义、人文精神。 纵观刑法规范体系始终,无不体现和保障人权。陈兴良教授在其著作《刑法的人性基础》着手于从经验、意志、自由的角度出发更多地体现其带有哲学气息,而这也许是其适用差异化的对象而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证成。从罪刑法定主义经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志士的不懈努力从学说成为刑法上的铁则后,其限制刑罚、滥用权力,保障权力就成为贯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重要准则。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取得的重要成果,由不成文到成文的转变。人的个性得到了张扬和自由得到了保障。 这种保障人权基于人人平等,当孤立的个人面对的统治阶级对其刑罚的诉求,对孤立的个人的倾斜,而立法者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刑事古典学派到近代学派变化中,刑事实证学派得到了长足地发展,犯罪的优秀由行为转变行为人,此时,客观主义盛行之风逐渐受到主观主义的冲击,客观主义被视为主观主义的外化,是主观意志的外在行为。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之中,不仅仅其法律依据宪法中有所体现,因为宪法中规定:“人人生而平等”。这是总则中在分则中的具体体现。这里排除了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这些条件无不体现形式平等。这一原则性的规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不平等思想,消除歧视观念。任何其他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都不得与其相违背,当人们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却在程序上举步维艰(英美法系国家重视程序,不仅体现在其认定犯罪规格、标准;三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合法辩护事由}),当有人被精神病、“乙肝歧视”等维护时被认为是可笑的。犯罪构成要件中,我国现存的四要件体系出发,尽管其本身存在不相协调部分,在此不究,在主客观相结合四要件体系之中,无不体现着“人性的光环”。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略演讲范文 摘要:法律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法律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营造市民社会;公平立法,严格守法,公正司法,树立法律信仰;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宣传工作。 关键词:法律文化;现代化;法治;市民社会。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较为明显变迁过程。这是一个从一元法律文化到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之保守和落后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与现代法律文化差距仍然很大。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是构筑现代社会法治大厦的前提和基石,理性分析制约和影响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因素,科学构建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对“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一、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制约因素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可能离开社会的诸多现实因素孤军独进,而是在与社会现实因素的互动中逐步增加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影响和制约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因素错综复杂,它们在影响和制约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也使自身逐步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和理性化。 (一)物质因素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根本标志。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必然外显为相应的物化形式或物质因素,这些物质因素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法律文化自然涵盖其中。首先,在法律文化现代性因素的生成方面,物质因素起决定作用。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法律文化内容日趋合理化过程,亦即法律文化内容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成和增长的过程。而法律文化的内容归根结底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物质因素,“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无论是劳动者素质、劳动工具现状和劳动对象范围,其传统性和落后性因素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这就从根本上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化和系统化程度、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和科学化程度、法律规范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普适程度、法律硬件和软件设施的现代化程度、以及立法和司法技术的科学化程度等方面产生严重制约。使表层法律文化如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设施和深层法律文化如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观念等的现代性因素较难生成,从而难以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 其次,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的深度、广度和效度方面,物质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原因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进度,但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趋于先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法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也是这一客观规律的生动表征。改革开放加速了这一现代化进程。但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法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最先是由精英层次的法律家和法律职业者所感知、理解和认可的。要使法律文化在深度、广度和效度上真正实现现代化,还必须有一个传播的过程。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方面,物质因素是基础,是前提,是条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关键因素。现代传播媒介和教育技术、现代的交通设施和通讯技术为法律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使法律文化的传播更广泛、更深入、更生动、更有效。中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运用程度,与实现现代法律文化的全面传播所应具备的物质条件有很大差距,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更加薄弱。推进科技进步,实现法律操作和宣传技术的现代化应该是法律文化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在公民对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和接受能力方面,物质因素也起着决定作用。市场经济与其说是一种现代经济体制和模式,不如说是阶级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特殊载体和外现形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主体在市场动作当中自然产生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和依赖。同时,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主体本身也应该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质,从而也就具备接受现代法律文化的能力。但是,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广大农村现在仍然处于农业社会或者说是“熟人社会”,这种传统的社会形态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律的强烈需要,加上较落后的教育现状,也就决定了中国民众对法律文化较低级的接受能力。法律只有作用于现实社会生活才能成为“活的法律”。现代法律文化也只有作用于现代化了的人才能扎根开花,中国法律文化由于难有市民社会基础而难以实现现代化。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提出了变革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要求,而且造成了实现这种变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因而这种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可以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等物质因素中找到理由,那么同样,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传统法律文化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 (二)制度因素 现代法律文化离不开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物质基石,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它又离不开以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制度和理性文化制度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制度上层建筑这一基石。现代法律文化及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的基石上,现代法律文化本身就是理性文化的基本要素。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运作品质衍生出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自由、竞争进取的现代文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产生了对法律规范的内在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面前,有关市场主体资格、财产权保护、合同自由、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不断孕育并日益现代化。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开始了近代法治和与之相伴随的近代法律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善形成了现代法治和现代法律文化。法治及其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成为市场经济的反映装置、维持装置和推进装置。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近代和现代法治,就没有作为法治前置条件的近代和现代法律文化,这是历史发展充分实践的不争事实。而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环境下是只适合于人治和人治文化而排斥法治和法治文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作,与之相对应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发达的集权政治文化,现代法律文化因缺乏前提和基础而难以生成。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现代法律文化才逐渐有了生成的土壤。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非常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样式,计划到2020年才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在中国的生成还需要较长的一个时期。 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前提。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全面体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印证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健全是社会发展无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西方的历史经验已经说明,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都是民主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法律文化近代化遭遇挫折的历史教训证明,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只能孕育人治文化而不可能生成近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确认作保障,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就没有立法的科学化和平等化,就没有执法、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就没有人们对法律严格遵守的自觉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法治理想,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二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对新中国以来的政治制度文化影响颇深,虽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迫使政治制度趋向民主化,但由于没有民主法治文化的深厚底蕴,民主政治制度更多地体现在政治理论和制度设计上,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有一系列的关系并没有理顺。比如,执政党与权力机关的关系、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的机关、司法系统内部关系等等。导致法律成为政策的附庸,既没有权威性又缺乏稳定性;导致立法主体混乱,“法律走私”现象层出不穷,法律缺乏统一性;导致司法成为同极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人财物”完全受控,独立审判徒有虚名;导致“悠久的中央动员型治理传统”仍然顽固存在,立法、执法、普法都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和“会战”,把法治异化为“运动法治”。总之,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以树立人的权威而非法的权威的人治模式,是一种人治文化丰富发达而现代法治文化严重匮乏的文化样式。要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实现由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的最终转变,必须切实体现“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本质,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 理性文化制度的确立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保证。理性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一对范畴,法律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文化。从西方法治理论与实践发展史上可以看出,纵贯西方法治的一根主线是对人类理性的呼唤。亚里士多德是率先提出法治主张与学说并最早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命题的西哲。大体而言,凡是法治论者多是理性主义者。理性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但并非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能产生理性文化,如果国家实行集权政治模式,实行新闻、文化和教育专制,树立主义、组织和个人权威,不实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现代法治三大基石之一的以“主体平等、意思自治、权利神圣、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为价值取向的理性文化就不可能生成,也就无法构筑现代法治大厦。 (三)文化因素 法律文化是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法律文化如同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伦理文化一样,是构成人类整体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受整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整体文化的内容和样式作为强大的文化背景深深地影响着法律文化的性质、发展进度和调整方式。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儒家文化生长繁衍的传统农业大国,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是不可低估的。传统文化中的“礼治”、“德治”导致的重礼轻法思想、“家天下”和“家国同构”导致的高度集权政治结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及“集团本位”价值观导致的盲从和无视个体权利等等,与肇始于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极。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我们尽管可以改变传统文化的物质外壳,但要更新它的深层内核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复杂工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无法可依已成为历史,但受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再加上经济、政治制度的原因,“礼治”文化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法律还没有成为调整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的效力、权威、尊严还没有在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过程以及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树立起来。一些非法律的调整文化如政策、道德风俗、习惯甚至远古遗风常常不时地替代和行使着法律的功能,一个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法律秩序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存在着深层的矛盾。“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因此,推进整体文化的现代化,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二、法律文化现代化模式构建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构筑法治社会大厦的前提和根基。西方法治实践历程充分证明了“没有这个由文化到政治,由抽象到具体制度的转化,就不会有近代法治”,同样也不会有现代法治。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民主政治目标,必须首先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如前所述,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文化传统整体上无法创生出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传统文化还因其与现代法治的深刻矛盾与冲突,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所以,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于中国而言是极其曲折复杂的,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问题。 1.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市民社会。 着眼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和政治结构的变革中去寻找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动力,是一种科学认识方法。商品经济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确立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总是与西方经济形态和政治结构的变革相伴随,这一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也必须首先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 首先,“商品经济这一社会人类学的历史运动,同时伴随着文明社会法权关系与法律文化的深刻改变。”在分析法律文化的进步时,经济因素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历史动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只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法律文化样式,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也形成了特有的法律文化样式,这既是历史现实,又是规律。可见,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根本动力之一就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即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市场经济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其次,相对于经济因素来讲,政治因素对法律进步的影响更为具体和直接。第一,执政者的治国理念直接影响法律的地位和权威。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形成的“法治国”传统与中国几千年对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理想国”的苦苦追求而导致的“重礼轻法”就是鲜明的例证;第二,执政治者的政治主张为了能够得到广泛的服从,往往都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具体化、固定化和条文化。从这一角度讲,法律就成了政治的一种反映装置,政治的每一个进步都会在法律中得以显现,亦即表现为法律的进步。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伴随的社会形式必然是与熟人社会相对极的市民社会。熟人社会又称为“乡土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们几乎不需要法律和法院。法律更多地是一种潜在的威慑。这样的社会形式自然不会产生现代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语境”,这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又称为“陌生人社会”,它是“以城市为活动空间,以市民为成员而构成的一个阶级群体。”市民社会体现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这样刻画现代市民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犯罪。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市民社会形成的直接后果是道德与权威的碎片化,道德控制社会的能力直线下滑。市民社会是多元的,权威趋于减弱并越来越分散,道德价值取向变化无常,法律成为共同的信仰,传统权威日薄西山,法院成了神圣的殿堂,习惯的力量减弱,权威受到质疑,对正式法律的需要应运而生,法律的价值性亦倍受重视,现代法律文化逐步生成。 2.正确处理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与移植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促进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变。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要建立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并由现代化了的人所主动接受的动态法律观念价值体系。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巩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宗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其具有的专制性、等级性、封闭性以及重刑轻民、刑罚酷烈、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等特征而与现代法律文化根本对立,传统法律文化从总体上不可能再生现代法律文化。但是,也决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传统法律文化。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文化曾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彩,它向世界传递过智慧之火,它是一笔财富,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一样,既有守旧消极的因素,也有进取积极的一面。我们决不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我们的现代法律文化。我们可以在剔除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核之后,对某些方面给予创造性的转换,使之附属于新的内核之上。当然,任何一种形式存在的传统法律文化,都必须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面前接受洗礼,“合者存,不合都亡,再也不能让旧的缠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另一方面,世界法律的发展史表明,法律移植是落后国家加速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别,实质上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差别,是封闭社会、半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差别,是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是伦理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差别。一句话,中西法律文化乃至整个中西文化的差别,是“古”与“今”的差别。西方国家为人类创造了发达的法律文化,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在整体上处于落后状态的我们,必须大胆地移植其先进的成果。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达维德说过:“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只有不断地鉴别和吸收,才能不断地改进,我们不必过分惧怕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引进,迄今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信仰。鲁迅先生说的好:“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已的了。”不要“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作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法律文化与原社会主义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封建政治权力为特点,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及以计划经济为特点、以义务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已经难以为人们在新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法制建设和法律生活提供有效的知识和经验,必须加以变革,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变。影响中国法律文化变迁的外部文化因素主要就是西方法律文化。“一种法律制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向他国法律制度借用材料以及将法律之外的材料加以同化的历史。”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使之本土化就成为完善中国法律制度、提高民众法治观念、推进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不过,本土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法治最大的困难在于外来文化与本土环境之间的脱节,由于这种脱节使得这种制度无法在本土得到很好的运做。”在上世纪初中国法律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曾有过“南橘成为北枳”、“画虎类犬”的教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可能又要归结到“市民社会”的语境中来。 3.公平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树立法律信仰。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表现出一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怀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立法活动,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但是,法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现程度极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乱究的现象大量存在,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社会公众与法律之间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内在紧张关系,表现出对法律的冷漠、厌恶、规避或拒斥,而不是对法律的热情、期待、认同和参与。究其根源,就在于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的、政党的、国家的和民众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而只要法律没有被信仰,“只要法律还没有被看成是坚固的堡垒,以阻止实施任何与法律相抵触的国家决定或党的决议,……社会就没有避免重复出现悲惨事件的保障。”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它是法律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 在中国现阶段,实现法律信仰,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立法公平,包括立法程序民主公开和法律内容平等公正。“被人们普遍所遵守的法律必须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需要法律并实际感知到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能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律制度可以完备,但如果法律只代表某个政党或者某个政府部门的利益,搞“法律走私”,法律不符合“法”的要求,不体现公平、正义等终极价值,法信仰就无从建立。第二,执法严格公正。这里的执法,既包括行政执法,又包括司法。“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实现了“平之如水”,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执法者。“执法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如果执法官作出一次不公正的判决,那比一次犯罪祸害犹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执法环境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律职责等执法违法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还表现相当突出。“执行法律的人如果变为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罪恶。”执法者的公正与否以及他们本身的法律信仰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正所谓“生殖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 4.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一堆废纸”。我国公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加上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和一直以来对法制教育工作的不够重视,造成公民接受法律的基础非常薄弱,在这样的法律文化氛围当中,要想实现现代化进而建立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普法宣传工作、形式多样的学校法制教育、举办更多的公民听证会等等,使公民懂法用法,强化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唤起公民对自由、平等等法律终极目标的追求,才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和法治社会这一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了高等院校的法律教育,并逐步在中小学阶段开设了一定的法律常识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以及在很多地方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传授,使学校法制教育缺乏应有的地位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为了能使学校法制教育真正承担起弘扬现代法律文化、造就现代法律人才的使命,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自上而下的全民性的普法活动自1986年以来已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四五”普法正在全面展开。通过近二十年的全民普法,为中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打下了认知基础和民众基础。但在普法过程中,有一个形式与内容、主动与被动、目标与效果的反差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技术方法上认真加以解决。听证会也是近年来得到较多运用的立法和法制教育形式,让利益可能受到拟议中的法律影响的行业代表、民间人士有充分机会参与其事,这不仅体现了立法的民主性,也使法律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树立“自己的法律”的良法观念,有利于法律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实现制度法律文化与观念法律文化的统一。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市民社会共生共进的互动过程。但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愿望而化为现实,它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和政府的实际行动和共同努力才能最终生成,也只有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生成之时,才是“法治国家”的全面实现之日。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渊源模式 【摘要 目前中国的法律渊源呈现出以宪法为统帅单一制的制定法模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逐步地显现出来,其最突出表现为制定法模式工具主义。 一、当代中国制定法模式的法律渊源[1 中国是制定法和成文法的国家,其主要法律渊源有摘要:⒈宪法。宪法是制定法的首要渊源,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特征是摘要: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法根据,其他任何法律和宪法相冲突无效;宪法是规定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的内容;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要严格。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⒉法律。法律是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渊源,是全国人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又分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在其闭会期间,可以由其常委会在不同原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相冲突的进行修改;非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规定和调整除基本法律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方面的法律。⒊行政法规和基本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有关国家管理活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那么,其合法性根据摘要:一是宪法;二是法律。国务院各部委所的规范性命令、指示和规章,也具有法律效力,其法律地位低于行政法规。但应注重的是,国务院根据人国人大授权而制定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规范性文件不是行政法规,而是授权立法。⒋军事法规。军事法规是由最高军事机关,即中心军事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一般只及于军队内部。军事法规的合法性依据有宪法和法律。我们把产生于宪法确定体制的军事法规称为自主性军事法规,产生于法律授权的军事法规为授权性军事法规。从历史上看,我国已经有最高军事机关立法的传统,目前的中心军事机关也在行使一定的立法权。⒌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大及常委会及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为执行和实施法律、行政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法定权限范围制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要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地,并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因此,这种地方性法规又可以划分为省级法规和大市级法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其立法是一种非凡性的地方性法规。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制定的具有自治性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其不同于一般地方性法规的特征是摘要:⑴其立法依据不是一般政府的权力,而是民族地方自治权;⑵立法机关只能是民族自治机关,而且只能是人大,不包括其常委会;⑶其立法权限较大,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作出变通性的规定;⑷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而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生效,并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⒎规章。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部门规章是只国务院各部委依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权限范围内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在各部委管辖范围内生效,其效力低于地方性法规,它只是一种“准法源”或者是“参照性的法源”。地方规章是指省级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地方性规范文件。和部门规章处于同一个层次,也是“准法源”或“参照性法源”。另外,经济特区的规章效力和一般地方规章效力相同,其内容仅限于经济领域,经济特区的规章可以和全国性的法律有所不同。⒏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国际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缔结的规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现在通常被认为是法律渊源。国际惯例也是我国的法律渊源,这种国际惯例是在按国际法行为必须的或正当的信念下形成的。 二、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之弊端 ⒈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的必然性[2。中国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制定法,是由我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传统造就的非凡法源思维方式造成的。主要表现摘要:⑴从历史上,中华法系的主流是以制定法为法的主要形式,令、格、敕、例都是低一级的法的形式。尽管在历史有过以例破律、律例合一,只不过是一种例外而已。⑵从中国法律形式受外来法律形式影响来看,主要是以日本法、德国法为模式。而这两者是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是以制定法为其主要形式的。大陆法系把制定法作为主要法律形式和中国固有的法律思想相吻合,易被中国人所接受。⑶解放后,中国的政治态度受苏联的影响,法制建设多以苏联为楷模,而苏联的法律形式也主要是制定法。第四,从理论上讲,新中国的诞生既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中华民族以独立的民族国家形式在世界出现,必然强调国家主权及国家权威,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非凡是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和旧社会的根本对立。因此,需要制定法巩固国家政权,制定法便成为我国的主要法律渊源形式。 ⒉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的主要弊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不断地复杂化,使制定法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制定法的调整和社会需要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这集中地体现出制定法法律渊源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现在摘要:⑴法律效力的滞后性和社会关系的相对超前性产生了矛盾。因为制定法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即起早、审议、讨论、通过、公布等环节,其效力始于公布之日或者之后的若干之日。这时社会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制定法所无法预见的。另外,制定法是对以前法律实践活动的阶段性的总结,又是针对未来生活规范的预选设计,也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现象,更不可能未卜先知。因此,制定法对其制定后出现的新情况就失去了相当的针对性,制定法当然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⑵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和社会关系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由于制定法是对一定阶段成熟的社会关系的阶段性的总结,一经制定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不变性,因为在制定和修改上要受到很多的限制,即使需要修改也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才能进行。这些因素就导致制定法具有更强的静态稳定性。相反的是,社会关系却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变化性是和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且,极有可能造成的是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是对制定法规范的公然违反。⑶制定法的抽象概括性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复杂性的之间产生较大的矛盾。由于制定法是一种具有很强抽象性和一般性的行为准则,它要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尽量地作出一定的规范,再由于语言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的特征,因此,制定法只能作出一般性的原则规定,因而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但是社会生活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断地发展变化性造成更高程度的复杂性,也就个案的具体性体现,那么,这两者的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一定的对抗。总之,制定法是不能解决这个矛盾的。⑷制定法的统一性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制定法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规范,需要对各种具体的行为都要作出一定的规范,对他们都有普遍性的约束力,所有的社会成员必须一体化的遵循制定法的规定。可是,我国的地区差异很大,各地情况异常的复杂,尤其是沿海和边疆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非凡在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差距巨大。在这样的不平衡的大环境下,适用具有高度一体化的制定法,而区分各地的具体情况。假如运用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统一的制定法,势必什么造成许多困难和其他的一些负效应的。 可以说,制定法所具有的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弊端是不能运用制定法本身来解决的,不可以运用制定法的自我调节或者政策来代替法律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的。 三、中国单一制定法法律渊源的一个重大缺陷——制定法模式工具主义 法律工具主义指法律的适用主体把制定法仅仅当成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他们需要制定法时才予以适用,而制定法本身没有独立性的价值,是处于被他人利用的地位。制定法的这种工具主义主要表现为摘要:[3⑴制定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认为法律是实现阶级意志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刀把子”,法律的价值首先和主要的是维护阶级统治和镇压阶级压迫。⑵制定法是经济工具,主要是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法律对经济基础的反功能,那么制定法就是构成了经济实现的工具。⑶制定法是国家的工具,是指制定法国家是目的,是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手段而已。⑷制定法是政策性的工具,表现为法律使政策规范化、稳定化的工具。⑸制定法是道德的工具,即制定法是维护统治阶级道德和制约非统治阶级道德的工具。 制定法工具主义的最大弊端是对法治所造成的影响,因而,它是法治实现的最大障碍,也可以说,重视制定法也不上重视法治。其一,制定法工具主义违反了法治的基本要求。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摘要:⑴权自法出;⑵法大于权;⑶人从于法;⑷违法有责;⑸立法公平。这种制定法工具主义和法治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表现为摘要:首先,制定法工具主义宣称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阶级意志在阶级社会的永恒存在。其次,制定法工具主义为统治阶级乃至个人以及其所代表的权力凌驾法律之上打开了方便之门。最后,制定法工具主义弱化了责任意识,权力行为的社会制约性大大下降。[4其二,制定法工具主义强化了人治的理论基础。人治的基本精神是摘要:⑴法自权出;⑵权大于法;⑶人高于法;⑷责任失衡;⑸立法等差。这种工具主义主要表现为摘要:首先,立法公平的思想在这里被斥为异端,立法等差仍有坚实的基础;其次,对国家意志的强调也是制定法工具主义强化人治的重要表现;最后,制定法工具主义对法律的制裁功能的无限扩大强化了国家机构的控制功能,弱化对国家权力运行的社会性监督,使人治盛行。[5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发展的方式与立场 本文作者:张浩书眭鸿明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一、中国法律发展应采用何种方法论立场 面对西方各种法治与现代性的理论,中国的法学学者应当表现出怎样的一个立场以及重要的,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法治建设要改变什么存在着一个中国的法律现代性问题吗又该怎样理解中国法律的现代性呢以及,该如何细致而真实地描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并进而阐释其内在的理论逻辑进一步,法治对于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已经构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下中国的法治又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以及,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是正当的吗它与现代性的法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与法律的全球化运动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法律的现代性与当下中国法治之间有着怎样的相关性(或不相关性)或者,现代性的法律之于中国的正当性又将何在当下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又该如何可能换言之,法治到底如何面对中国国情这样,更进一步,设若存在一个“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问题的话,那么究竟该如何建设现代性的中国法律价值体系又该如何创建足以保障现代性的中国法律持续和健康发展的有效机制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质疑“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及反思“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所必须直面的前提性问题;同时,这也表明了当代中国法律问题的复杂性。长期以来,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法论、特别是有关法律发展的研究范式及其立场上,人们要么习惯于以历史哲学或社会进化论为其阐释之基础,认为中国法律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条相对固定的发展轨迹,而且这条轨迹是由若干前后相续、彼此独立的阶段或形态所构成的,并且这一轨迹的运行走向又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如由野蛮之法到文明之法的嬗递、由身份之法向契约之法的转变、由封建社会法制向社会主义社会法制的历史演变、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要么习惯于以某种单一的理论或者一种意识形态来解释中国法律的现代性,把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看成是某种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比如把有关中国的法律发展看成是一个追求某种价值—规范体系(如法治型价值—规范体系)并且这一价值—规范体系自身又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再比如求助于自由主义的法治理论,还比如热衷于宪政主义,又或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性的精髓在于西方启蒙以来的两大思想传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中的任何一个,①进而把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或“西方化”;要么就是把中国法律制度的变革置身于“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正式制度(国家)/非正式制度(地方)”这三组二元对立的文化结构之中,认为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法律文化的比较与选择、进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过程,是一个法律资源优化组合后的多元化的法律文化共同体齐步迈向现代性的过程;要么就是将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置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变革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甚至是经济全球化的宏大图景之中来描绘,把法律的现代性看成是依附于政治事实的、或者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甚至混同在政治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之中,进而认为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其实是一场伟大的“法律革命”。问题是,尽管上述四种分析范式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也尽管这些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描述或多或少都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轮廓,但是由于它们没有保持对于西方法治与现代性理论的足够警醒与警惕,同时也没有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法律发展的未来走向,因而在“仓促之间”,它们不仅失去了对西方法治与现代性理论进行批评与反思的能力,而且还草率地把西方的法治与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直接勾连起来,从而忘却了法制现代化之于中国的立场和中国自身的品格。结果,它们不仅没有确立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践性的问题意识,也没有提升有关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分析理性,因而它们不仅没有生产和再生产出有关中国法律发展的知识类型,而且也没有深入思考“法律的现代性”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问题,甚至还忽略了在“法制现代化”与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日常性的法律生活及其感受之间建立起有知识意义的关联,进而使得中国的法律人无法意识到当下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描述和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西方法律发展的知识传统之上并一直受到“西方文化霸权”的支配、而不是中国自己的;为此,就连同2006年年底两位学者提出的当下中国的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的观点,②他们不是“将西方发展经验的偶然转换成一种普适的历史必然”(邓正来语),就是重新陷入一种“新的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之中。③因而,这些论断无疑又都是有问题的,甚至非常地简单化。我们究竟该采用何种研究范式或方法论立场来对中国的法律发展、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描述才是合理、客观的,才更贴近于真实的中国法律的历史生活呢又究竟该以怎样的立场来观察并反思当下正在行进之中的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律发展,并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化处理,以期体现中国法律发展的主体性的同时,更多当然也更自主地参与到世界法律发展的运动当中,从而在世界结构中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④我们提倡一种从法律实践或法律实践史出发、也即“走进法律的现实生活”并以“法律文化的持有者”和“法律实践的参与者”的“内在视角”来观察并反思中国法律的现代性问题。换言之,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研究立场应当摆脱经济实践、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束缚,回归到中国的法律实践当中来,应当以法律人的眼光、特别是要尝试着以司法者而不仅仅只是以立法者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法律的发展问题,力求从社会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不仅要充分注意法律的实践理性,注意实践中法律知识类型的细微变革,而且要特别留意中国的法律发展所要直接针对的现实问题(比如这种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被“问题化”的,又是如何不断地将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卷入到这个问题工厂的生产机器中的⑤),留心各种活生生的但却也是直接的、来自法律制度的行动者以及法律制度所必须面对或即将面对的一般人的法律生活经验与感受,因为对于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我们不仅是观察者,还是参与者,更是行动者。为此,我们应当是坚持从实然层面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及其特征进行检讨,要明确真正符合“现代性”意义的思辨应当是摆脱了以逻辑学、语言学规范分析基础之上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的思辨,①是返回法的形而下、返回实践性的问题思考。为此,有关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研究,就必须一反过去从理论前提或概念出发的认识方法,必须一反过去的那种宏观的认识方法,力求从微观的角度、从认识实践出发,以生活化、细致化但却又是专业化的法律职业意识、知识和技术来关注中国法律发展的理论以及理论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及其处理问题的方式;既要全面了解西方的各种法治与现代性理论,了解西方现代性与西方法制现代化的复杂情势和多元方案,也要充分注意西方的理论预设与中国现实的法制实践之间所可能存在着的对抗和冲突;既要关注理论的结论以及具体的实践措施和政策,也要对现行的法律理论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措施和政策进行反思、检讨与批评;既要照顾到客观现象(如司法实践中中国法官所采用的形式多样的策略),也要照顾到主观现象(如社会民众对待法制现代化的态度);既要分析国家的立法规划、法律政策和司法任务,也要叙述某一法院内部机构的日常运作,以及揭示具体司法活动中法官的个人意志与司法行为的选择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法律制度所必须面对或即将面对的人(如诉讼者)的心理与特点,也即就是要通过法律来理解生活,理解法治对于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并进而尝试着把中国人细分为“‘法律生活的游离者’、‘法律面前的求助者’、‘法律活动的参与者’、‘法律困境的反抗者’”四类,以期理解法治与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日常性的法律生活及其感受之间的关联,进而把握法治究竟该如何面对中国国情以及如何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行动策略和行动路径。为此,有关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研究,就应当从规范/规划的法律发展观转变到实践的法律发展观上来,语境化地理解中国法律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注意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只是关注那些没有问题根基的“形而上”的思辨,更不是去关注科学真理、终极价值与基本问题的探求;应当注重个别案例,注意中国法律人的个性化努力,以及关注这种努力对于制度的形成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是注重那些一般性的问题,或者不仅仅只是关注具体“事件”或“过程”所反映出的社会结构或制度关系。这样,欲要做出中国法学之于世界的贡献,那么中国法制的现代性就不仅应当体现出中国法律发展的自主性,而且“其优秀还在于根据关系型视角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建进程”②,因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现代性的法制,更是中国的现代性的法制。唯如此,中国较之于西方,才能够从依附关系转换为自主关系,而西方较之于中国,才能由强制性的支配关系,迈向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 二、中国法律发展方法论立场的实践(史)反思 从法律实践或法律实践史出发、也即“走进法律的现实生活”并以“法律文化的持有者”和“法律实践的参与者”的“内在视角”来观察并反思中国法律的现代性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一视角和立场至少包含以下几重含义:首先,它要求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去观察并了解和思考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熟悉社会问题所包含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因素,并且熟练法律实践和法律操作。也即要以法律为起点,了解这个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及其在实践过程中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以及其所需要采取的具体策略和其所体现出来的实践的逻辑;也即是要在法律人的知识智慧和专业化的法律职业技术的意义上,了解在特定的社会情境系统里中国法律制度的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要从立法者的眼光转移到司法者或解释者的位置上,了解“立法为唯一法律”这一理论前设背后所隐藏着的法律供给主义以及所存在着的诸多困难和风险(如国家的法律供给与社会的制度演进之间的冲突),③并对我国现行的主要以借鉴和移植西方制度为特征的、以法律制度建构为中心的法治发展战略或“变法”模式进行反思,以及对把立法作为国家推动现代化变革的重要机制进行严肃地批判,进而尊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合谋共生,承认“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也是其法治的构成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①。这样,我们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就不仅要关注制度(或结构),而且更应当关注个体行动者(或行动)及其行动策略;我们要力求从实践出发,并充分“移情”,深入到中国法律人丰富的内心世界里,从而尝试着以主体的地位来解释和理解中国法律人的行为,进而“拨开制度的云雾”,看到法律制度背后人的力量及其个性化的努力。毕竟,人的行动并不只是被他生存其中的制度(正式或非正式的)所刺激、鼓励、指引和限定的,与此同时,“事件”也不仅仅只是现时各种制度、社会关系(结构)复杂作用的产物。②这样,具体到司法活动领域,就是既要一反仅仅只关注所谓的司法原理的传统做法,也要反对制度主义的分析进路,不再视“诉讼人为既定司法制度的消极的接收者,他们还是直接影响和塑造这一制度并创造制度绩效的行动者”③,同时也要理解面对现实而具体的问题中国法官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能做什么,怎样去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要知道在现实的困境中,中国法官之所以能够成功将纠纷事实裁剪并重构为案件事实,并对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做有效且地道的回应,是因为他们在具体塑造角色的过程中,依凭多年的办案经验和办案技巧,依靠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生活智慧,并参照他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系统的具体要求,尽可能多地排除了其角色集合中的矛盾因素,同时汲取并重组了他所承担的其他社会角色中的有利因素,进而在此基础上以一个综合性的角色(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面手”)进入司法的。当然,了解、熟悉法律的实践无疑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还必须联系自身切实的社会实践与经验感受、力求从“生活中的法理”为切入点来展开对法律问题的经验性分析,进而揭示出包括法律没有明确说明但却体现在实践中的各种原则和做法,也即“实践的知识”,并看到法律在官方表达层面背后的运作实际,体悟法律话语和法律制度实践中的智慧,从而说明并理解现实和社会的力量,最终发现中国法制现代性历史进程以及当下里的特有品格,而不是将目光停留在法律公开宣示的目标或法律制度无论是官方化的还是大众化的表达上。毕竟,任何逻辑上合理的命题或程式都不能确保真理,任何固定化的制度或齐整化的规则更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的。生活的法律常识告诉我们,一些普适的制度或法律概念往往就会在某个狭窄的地方受到了挑战。④特别是对正处于社会变革和法治建设时期的中国而言,制度变革的真正合法性和正当性必定只可能是我们的生活体验。由此可见,强调从法律出发来观察并反思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实际上也是倡导一种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的语境化的内在视角,也即提倡有关法的现代性因素的思考,不仅要站在立法(制度)的角度,而且也要站在司法(实践)的角度;不仅要关注具体的法律制度与技术问题,比如承认法制现代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要制定能够配合现代社会运作的实际需要的法律规范,而且也要出于知识的目的,出于对法律的信仰,更应当进入法律的社会实践,并把法律话语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观察和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这一其实是世俗且具体的活动。其次,强调法律的实践品格,还要求中国的法律人在考虑推进中国法律发展所采取的行动路线时,既要注意国家或政府所从事的、“自上而下”式的法律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推进,也要充分注意并仔细考察当下中国因特殊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民众对待法律的心理特质,⑤更要了解他们在日常的法律生活中的主张以及官方的法律话语表达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到底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并发掘法律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意义。换言之,也即要在现代化的语境之下,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找到一个现代法律之为中国的内在理由,找到区别于他国而自立于法界的中国特色,也即努力寻找到现代性的法律之于当代中国社会民众的权威认可和法理认同。毕竟,唯有法律实践才是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的创造者。相反,若是忽视了这一点,那么从制度表达或官方话语及其实践的层面来看,缺乏信赖基础的现代性法制,缺乏法理认同和内心认可的法制现代化,不仅无法在群体的认知层面上获得合理性,而且一旦实践起来,在特定的语境中还会反过来继续侵蚀他们自己本来已经不那么坚实的社会公信力,使得中国法律人即使在与民众基本立场一致的情况下也会因为显得“矫情”而没有办法切实地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进一步,话语是(discourse)带动政策的,并且又是以实践(practice)为手段的。①这样,中国社会若是要为自己的法制现代化建设生产出自己所急需的法律知识,那么,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就必须转化为一种场景化的实践,同样,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研究、包括对当下的中国法制及其改革的研究,也必须反思自己惯常表现出的制度层面上的宏大叙事,反思自己微言大义般的凌空蹈虚,进而着力于、甚至在一个阶段彻底地转向于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具体问题的场景化考量,将法律发展的原理与不同的城市、农村、群体、组织、活动领域等场景因素相结合,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与具体的政治制度、与具体的社会结构和“运作场域”联系起来,在具体的场景中分析推动法律发展的不同要素、阐述法律发展以及法律运作的不同逻辑、策略以及不同的方式。换言之,有关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研究,“就总体而言,它就必须反对以抽象的所谓永恒价值作为对法律制度和规则的评判,而是注重特定社会中人的生物性禀赋以及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把法律制度和规则都视为在某些相对稳定的制约条件下对于常规的社会问题的一种比较经济化的回应。”②因而,在这一视角之下,现代性的中国法制,既必须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中一种常规的治理方式,也更必须成为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交往实践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法制现代化的理念才能转化为一种具象的治理实践,一种鲜活的生活事实。同样,中国的法律发展及其当下进行中的法制改革,也必须回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从而才能够为当下的中国社会谋福利并让当下的中国社会受益。相反,设若我们没有贴近自己的法律生活和法律实践,对别人的具体法律实践又不是很了解、或了解得很片面的话,那么我们抓住的只可能是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影子。实际上,就中国而言,法制现代化中诸多问题的有无,可能并不是或并不只是导源于我们所归因的制度因素或社会因素、政治因素,还可能包括其他制度的或非制度的因素。而后者,尽管有时往往更为重要,比如它们很可能为正式制度提供制度资源上的支持,但也常常容易被人们忽视。为此,如果说这种去语境性的有关法律发展的知识在西方还有它的适用性的话,那是因为它对于西方来说是内生性的,是建立在西方法律发展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是“土生土长”的,所以很多语境性的因素在其理论中是没有必要言说的;然而,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把它照搬过来并适用于中国这样一种后发型法治化国家,运用到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策略制定或标准的指导上,那么,结果自然就会是以西方的理论来认识自己。这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法制现代化的语境因素对于法律发展的具体过程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强调法律现代性的实践品格,强调法制现代化要面向生活,服务于生活,要回报大众并回溯社会,这样,我们就不能仅仅只是关注理论自身(比如逻辑上是否自恰)而轻视理论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否则,我们不仅会人为地割断理论与历史上或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且还会割断历史上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的联系。因此,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研究,就必须回到历史的同时,也回到现实;并在过去的、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当下的现实之间建立起联系。这样,我们在理解过去的时候,也获得了对当下生活的感悟力。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在把握现实的同时把握理论,在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同时,把握人类的普遍命运。③当然,也正是因为此,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要在当下、在中国的法律场域里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并在中国法律实践的基础上完成对西方“现代性”社会制度的观察与研究以及对中国自身文化的反思、对自身传统的批判、对自身制度的改造尝试,既不简单地把“传统”视为“现代”的对立物而予以否定,也不把任何名为现代性的事业都看成是对传统观念、制度的全面剔除和取代;最为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掉我们社会中存在着的法律问题。为此,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或许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眼光,一种同情式的理解,更需要从实践和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需要的角度来论证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要求。这样,我们也就能够发现并承认,尽管“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范畴不同,也尽管它们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的方式与特点也不同,但他们的地位和功能对于当下的转型中国这样一个复合型的文化共同体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既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长期以来,尽管以往的有关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的研究虽说运用到了历史学术语,可是却都未曾提及———更不要说解释了———中国法律制度发展之最显著和最特殊的特点,即它的历史意识:它对自己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运动的自觉,对本身之前进和发展的品格的自觉。换言之,这种历史自觉,是指它对其本身之历史延续和发展的察觉,以及它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进取特性的意识,以及它本身从过去到未来的运动。虽说有点儿闪烁其词,但部分作为这种疏漏的结果,其所揭示出来的、有关中国法制发展历史的构成要素虽反映了它在结构上的统合,然却忽略了它的动态个性,忽略了它在实践中所可能展现出来的多元逻辑以及在时间中的真实发展。例如,这些要素并未解释清楚清末法制为何或者如何发展成了19世纪末期或者20世纪的法律,后者尽管遭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与渗透、但在许多特征上却都跟传统法制完全相同,或至少是与之有着继承关系的,而又在另一些特征上,则如果不是在种类上也是在程度上与之有着基本的差异,换言之,它没有把传统中国法律体系中的每一个特征和所有其他的法律体系的特征关联在一起,而只是简单地把法律发展依附于政治实事,进而也就没能很好地解释究竟有哪些因素被遗弃了,而又有哪些因素被得以创造性地转换了。由此可见,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就不仅要关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观念史,而且要关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制度史,更要关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践史。当然,也正是基于此,那么对于当下中国的法律发展来说,现如今面临的最急迫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修订我们的法律规范体系、变革现有的法律制度,写进去更多更好的条款,倒不如说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创造一种可能的社会环境,使得业已载入宪法和法律的那些基本价值、原则逐步得到实现。第四,当然也是紧接着上面的分析,提倡从法律制度的当下实践以及实践史的角度来观察并反思中国法制的现代化,还意在提醒我们在对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进行研究时,不仅要注重共时性,而且同时更要历时性地集中关注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过程,也即将中国法律制度的实践和实践史视为一个未定的过程,一个不断实践和革新中的过程,将中国的法律发展视为一种参与、构成并推动世界法律发展的物质性力量,一项未尽的事业,而不是简单化地将其归结为某种诸如东方传统、西方、现代性的单一建构。这一点很重要。的确,法律实践的时空不应该被缩小,它必须既包括历史的与现实的法制实践,也必须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法制实践。特别是随着国际化、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团体化的趋势日益凸显,那么介于地域之间各实体之间和平共存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网络的重要度势必逐步上升。这样,新型的法治势必就要反映各种因素互相依存的复杂的关系性、相对性。当然,在这里,平面的非中心化将成为最基本的趋势,而这又将意味着多元的法律体制的出现,以及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有赖于不同层面的同期处理和结构连动。当然,也恰恰正是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法文化才可以融合。①的确,就当下中国所参与其间的世界结构而言,经济的全球化无疑使得当下中国的法律实践与法律制度的发展一下子都置身于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当中。当然,正是在这一空间里,传统与现代、三维的(天理这样,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就不应当仅仅只是在西方法制现代化的延长线上来被理解或阐释,而应当被看成是独立自主的、但却又是世界法律发展和法律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正因为此,中国法律制度的实践进而也就获得了更广泛的世界意义。与此同时,在另一层面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也已经在中国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和多元化的法律实践场域中开始了自我反思。就当下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而言,“转型”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无疑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目的先导的从一个社会类型转成为另一个社会类型,而应看作是一种持久的、多元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并存以及产生新型社会现象的混合。换言之,作为一个过程,“转型”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意味着整个社会将由传统渐入现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中国社会的结构还是形态,就都将会由多种成分构成。这样,对于当下中国的法律发展和法治建设而言,不仅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而且农业社会、城市社会或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社会相混合的现实国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多种知识、多元文化和多重秩序并存的格局,一方面,既是当前任何一项全国性的法律制度在制定时所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中国的法律制度为顺利达至其预期的目的或产生必要的效果而在具体的运作中所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为此,对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而言,当下的研究就必须从混合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来创建新的理论概念,就必须从法律实践的经验总结中提炼出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逻辑,进而指引中国法制现代化未来走向的可能方向,从而形成中国乡村法制与城市法制共同发展的新局面。换言之,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多样化及复杂化,以及社会知识的开放性和世界性,使得我们只有着眼于实践过程,才能避免现有的单一类型理论的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理念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尤其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建构的误导。与此同时,也只有着眼于实践中未经表达的逻辑,我们才可以把握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的新的概念并寻找到超越现有知识图景的一条可能的道路。①第五,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视角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改变以往所习惯的从法律制度或法律条文出发来看问题的方式,尝试着从中国法律人的日常法律实践、特别是中国法官的日常司法生活中去看待这个世界,从生活中的法理(lawinaction)去理解中国法律的现代性,去理解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把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看成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不仅仅是某种外部要求的产物,或者是对外部社会压力的某种反应,甚至是对外国投资者要求的满足,更不是国家强加于社会、知识精英强加于普通民众的东西。因为后者,往往会简单化地把中国的法律发展,变成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一部分,会把现代法律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认为只是回应某种外部挑战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这套“现代的”制度因而也就仅仅成了外部力量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东西,成了国家强加给民众的“制度枷锁”,而与中国在同西方文明相遇以前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要求无关的,或者与中国社会内部生活的日常需要无关,进而使得它可能会忽略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和要求,因此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②应当承认,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机制无疑是多重的,分散的。但是,任何制度建设却又都不可能穷尽关于一个社会中法律实践活动的实际开展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或知识,这样,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中国的法律实践就不得不面对并尽可能地考虑那些来自国家规划生产之外、根植于社区生活合理性之上的、非正式的知识传统与社会规则。③比如,与西方宪政制度下法官更注重规则治理不同的是,中国基层法院的法官、特别是农村社会里的广大人民法庭的法官在日常的司法活动中,经常需要面对和考虑的,其实不仅仅是规则问题,还包括“吃多少荤油多少素油、口粮中几斤黄豆几斤绿豆”等这样更为细致的技术问题。这样,为了解决好具体的纠纷,尽管他们需要的更多的是一种被称为地方性的知识,而不仅仅只是恪守职责、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但这种知识却“又不是关于地方性规则(四个儿子谁应该多负赡养责任)的,而是关于地方性事实的(比如山里寒冷,老人要吃荤油等等);换言之,他的知识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法律。也超越了礼和传统。”①由此可见,当下中国法律在其具体的运作中,必须尽力沟通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的断裂以及调和因这种断裂所导致的两种不同的运作逻辑,进而兼顾法治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从而促成国家法制和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的沟通与合作。否则它就无法对社会中大部分变动不居的现象做及时、有效且地道的反应。这样,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就都必须尝试着把这些知识或知识结构系统化进而提高到理论层面。最后,但或许却是最为重要的,就方法论的立场上而言,提倡从法律/法律制度的实践或实践史的角度来观察并反思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意在避免在缺少经验研究和经验知识的积累的基础上简单地进行所谓的方法论反思,而后者往往会在不自觉中陷入就方法谈方法的所谓的“方法论的瘟疫”之中。换言之,纯粹的逻辑思维并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有用的)知识。这样,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法论反思若是陌生于中国的司法和法律实践,没有深入中国法律的实践并在其中有所发现,进而缺乏对中国法律实践的制度环境、社会条件和法律文化的全盘关注,而只是引经据典,但却又不熟悉典章背后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以及问题所在的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进而没能对当下中国法律人在角色扮演时所处的具体而复杂的角色环境做同情式理解,因而这些分析与批判当然就会不着边际。 三、如何重构中国法律发展的方法论立场 当然,这一视角并不意味着无视或者否认中国法制现代性事业中外部因素的存在,甚至也不意味着试图降低这些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其实,这一主张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信念,即通过把中国的法律发展置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情境中加以理解并反思,并挖掘出它所要针对的现实问题,还原出问题所在的整个社会—文化情景系统,以及这些现实的问题最终又是如何被解决掉的,才能重新认识理论之于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从而才能进一步确定其性质、力量和限度。同样,现代性的法律若要在中国良性运作,现代化法律制度的实践若要能妥当地服务于中国的社会生活,那么它就必须考虑它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就必须与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活系统相协调。换句话说,“法制是从社会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②,而一个民族的法律实践,则创造了它的现代性的法律。这样,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中国的法律发展就必须将中国人现实的社会秩序和可欲的社会生活作为基础和根据,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必须尊重中国人的切身经历和生活感悟。其次,从法律实践或实践史出发来观察并反思中国的法律发展,还意在提醒我们应当从经验上考察中国的法律发展问题,并结合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来分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道路,进而将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研究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法律生活经验性的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不迷信价值和理论的普适性,力求避免陷入抽象的“大词”和脱离语境的无休止争论中,要尽量地考虑它的复杂性、多面性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性。毕竟,作为一种知识,法律并不只是一种中立的技术或实践,它的非自主性使得它必将与经济、政治,甚至是社会普遍流行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等因素相关联。比如,法律与政治无涉的认识就只可能是一种“虚假意识”。换言之,当人们感觉不到法律与政治的关联时,恰恰只是因为这个社会有着高度的政治共识。③也正是因为此,对于西方(主流)法律知识的、脱离其具体语境的自我迷醉,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知识学的“那喀索斯”。的确,既然知识是植根于特定的意义体系和社会情景之中的,是语境化的,那么,脱离具体的社会背景、即超出地方性的限度,知识自然也就没有发言权了。同样,一项法律制度具有什么样的功能,能发挥多大的功能,都取决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情境。为此,从法律实践或实践史出发来观察并反思中国的法律发展,即是要求对现实提出真问题并给予这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解释,是要“从实求知”。然而,当前中国法学的知识谱系,却充满了对实际法律生活的想象以及对法律事实的任意切割,缺乏对司法和执法的制度环境、社会条件的全盘关注,缺乏对特定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下的司法的同情和理解,表现出很强的教条主义倾向和泛道德化情绪。①这样,要勾勒出当前中国法律发展的轮廓,辨识其知识谱系和话语基础,就必须在法律话语和实践的互动中考察“行动中的法”,必须从中国法律人在司法和执法的过程中考察其运用的法学知识,辨析其背后隐含的法学理论,考察中国法律人对特定社会事件的评论话语背后所隐含的逻辑,以及这一逻辑对法律实践的实际影响。毕竟,不仅真正的知识只可能源于经验(培根语),而且,“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地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②再次,从法律实践或实践史出发来观察并反思中国的法律发展,更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中国法律人在法律实践中为建构公共领域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法律运作的对话理性,从而意识到中国法律人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中的可能贡献。换言之,法治的内在基础在于职业法律家阶层,中国的法治之路要靠中国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开创,毕竟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现代法治的保护神。③为此,对于中国法律实践的特别关注,还应当超越教条主义的藩篱进而注重法律实践经验、特别是司法经验以及对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应当超出个人主义的范畴而注重主体的相互性;而对“交往/对话理性”的坚持,又意在提醒我们注意,现代法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只有在中国法律人的积极作用下才能在“法律场域”中得以缓和或缓解。具体的,比如,转型中国社会里的纠纷处理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由多元且混杂(包括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各种要素)、冲突(包括正式制度内部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知识群通过法官的积极疏通、引导进而展开对话、沟通或交流从而整合成秩序、内化成制度资源的过程,都是来自法理社会的知识传统与乡土社会的本土资源、是国家制定之法律通过与地方性知识的相互合作来共同完成的;而法官,在此当中始终都是一个行动者的积极角色,进而发挥着极强的制度和规则创造力。换言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多元法律体制的出现,使得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有赖于不同层面的同期处理以及结构联动;这样,转型司法里的中国法官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就不仅会遵循了“在地”(onground)的经验和相应信念的法,也即遵循了“地方性的知识”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规则,而且还积极沟通了抽象的法律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世界、整合了法律知识和生活情理的。当然,又正是通过法官对纠纷的细致处理、特别是通过调解机制的运作将大量的民间纠纷带到法院或者纳入规范化的渠道,以及通过对规范人们社会生活的地方性知识的吸纳并改造、进而内化为制度资源,从而使得抽象的法律逻辑与生活逻辑得以展开积极的对话和交流;甚至,这种沟通在法官的积极牵引下还可能达到一种“理想交谈情景”(哈贝马斯语)。那么,在这一视角下,我们看到,转型中国的司法及其运作策略,实质上是中国法官充分利用中国“传统”与“现代”的、“东、西方”两种文化之中的法律资源,并又超越两种司法模式而采取了一种更为实用的司法操作术。换言之,若仅以东方的、传统中国的纠纷处理模式,那么,当下中国的司法无疑难以回应已经“现代了的”社会,无法为现代社会里的纠纷提供地道且妥当的“处方”;而若仅采用西方的、所谓“法治型”的纠纷处理模式,则必然无法与正处在转型时期的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活系统相协调,进而生产出能为当下中国人普遍消费得起的法律产品,从而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里常规的法律问题。进一步,其实,透过这种法律产品的生产过程,我们又能够清楚地看到,转型中国的司法及其运作,实际上已经“超越法律”(overcominglaw),并且打通了“传统”与“现代”的沟壑,沟通、融合起了“传统”与“现代”的精神,以及最重要的,达成了“东方”与“西方”两种法律的共识。也就是说,当下中国的法官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实质上是充分利用起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中的法律资源,并又超越了这两种法律文化中的司法运作的固有模式而采取了一套更为实用的司法策略。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法律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东方”的司法运作模式(“调解”)与“西方”的司法运作模式(“审判”)在中国的司法场域里已经形成初步的分工并且相互合作,进而共同推动着问题的顺利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者之间实已无区分开来的必要了。最后,从中国法律的实践出发,还提醒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各种法治的“悖论现象”或者所谓的“法治乱象”之上,承认无论从其中任何一种理论传统来看,转型中国的法律实践都存在着悖论的一面。我们需要了解和解释的是(从西方理论看来是)矛盾的现实,是要表述中国法律实践的各种可能行动路线,而不是争论哪一个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这样,我们就不会坚持以一种理论压倒另一种理论,也不会再长期陷于无谓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之中。相反,“正是悖论社会的现实以及现代传统中的实践和理念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理论和发展道路的方向。”①这样,我们便会承认转型中国法律实践的多面性,并注意到各种理论在解释中国法律在“表达”与“实践”上的距离是怎样并存的,它们之间在知识上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又是如何互动和隔离的,而不会去坚持把片面的真实当做唯一和全面的真实。当然,其实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法治悖论”或者“法治乱象”的存在,却也恰恰反映出中国的法制建设与法治实践正欲从当下的诸多困境(这里既包括社会的、文化的,也包括理论自身的)中为自己走出“泥淖”寻求到合法依据,组织和动员起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进而摆脱传统的束缚,抵制现有体制的掣肘,从而减少前进中的阻力。为此,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超越这些理论之间的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与融合,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由此可见,对于中国而言,所谓现代性的法制,其实也就是体现了中国社会特有之实践品格以及主体性的法律。而所谓法制的现代化,也就是要满足中国现实且日常的法律需求并在此之上又要积极参与到世界法律发展的运动之中去彰显中国法律发展的独特品性进而为推动全球法律发展作出中国特有的贡献。这样,才能不仅确立起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自主观念、自我意识和文化自觉,而且中国才有可能以一种“主体性的中国”出现在整个世界的对话或对抗中,进而赢得应有的尊重。 中国法律论文:新时期中国法律体系构建模式探究 摘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我国迈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为重要的优秀内容,其重点是“提高立法质量”。因此在建设法律体系中,就不能完全依照构建模式而来,必须依照实际中的经验进行理性探索,这就形成了与西方法律体系发展过程中完全相异的特点,中国法律体系一方面因实验性而逐渐完善,另一方面又因政府的指导性而显示出很强的“人为性”特点。 关键字:法律体系;构建模式;理性探索 我国的立法模式主要采用渐进式的发展思路,西方的法律体系往往需要很漫长的时间,进行自然演化,那我国的法律构建模式是否体现了我国在立法过程中独有的轨迹呢?立法是如何满足社会主义社会关于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方面发展的需要呢?在反思新时期我国法律体系的模式中,我们需要分析构建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以构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法律体系的优秀基础。 一、探索渐进审慎立法 我国的立法思路采用的是通过实践的方式,逐渐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也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在我国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缺乏参照标准,并没有任何国家的定型化模式让我们进行参考学习,我国只能采取一步一看的方式进行试验,通过实践积累经验,发现问题逐渐完善。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必须摒弃掉好高骛远的理想主义作风,切不可试图一步走向最终蓝图,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其中先立单项法,后立综合法就是对邓小平同志话语的充分表现。同时定制单行法规和条例,也是为了满足我国各个地方及不同社会差异性的需要,而产生先推行在入法的审慎之情。 二、试行机制实验方法 (一)试行立法 试行立法是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临时立法措施。如本应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因立法条件尚不成熟,而由国务院接受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特别授权,先制定行政法规,以适应需要。这样便于总结实施的经验,为制定法律作准备。从2004年开始试行法规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7%-18%之间。 随着我国法制化程度的不断发展,这种试行法规会越来越少。虽然试行立法的弊端很明显,但是在特殊条件下,这种立法模式为国家建法失败预留了很大的缓冲空间,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法律过程中它也发挥着积极的最用。 (二)试点立法 是指国家依据创新、协调的发展理念,在正式出台一些政策法规的前期,进行筹备、调整政策法规所采用的一种方式。根据立法点的反馈随后更改,以对应出台正式的法律文书,试点立法成功的案例不在少数,不仅可以降低风险,还可以给我们国家的法律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所以我国的试点立法长期在我国存在。 (三)先行先试 相比较于传统的立法模式,先行先试更能表现创新及开阔的一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性的法规都是我国制定中央立法的信息来源,先行先试的根本优秀原则与审慎立法原则是一致的,地方先行法律法进行探索和寻找不足,当符合满足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国家在进行采用,先行先试在一方面可以起到引导社会变革的作用。 三、构建“实验―控制”模式 我国立法过程中实验色彩强烈,是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实践中寻找真理的一套行为有效的体制,在推行法律过程中往往依靠于政府来进行推动,虽然由政府控制,政府拥有最终的话语权,但是这样的构建模式来源于实践,重点是对立法合法有效性的一种体现。这也是中国这种单一制度下最容易开展社会制度变革的方式。 虽然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允许地方性法规涉足,但是为了能够控制整体,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化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一开始在法规的制定中就设置了很多底线,当脱离自己的管制范围时,就利用权力将试行法规叫停。这种方式是一种很强的选择性控制,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政策法规很容易得到推广,有些政策法规在地方反而经常难产。 四、结语 从新时期中国法律体系构建模式中我们发现,我国的法律是在不断的“纠正”中建立起来的。由试行法规体现出了探索求真的一面,又由政府推行控制而体现出人为控制的一面,这种双重特点恰恰反映了,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独特一面。这种构建模式的优势十分明显,既可以使我国法治化进程快速发展,同时政府也在其中充当监管的职责。使我国社会朝着既定目标快速前进。但是这种构建模式同时也有很大的弊端,当试验法规在地方一旦出现非预期情况时,地方与中央就会出现权衡与选择,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政府不可能完全的给予制度化和法治化,那时往往会出现一种虚假的法治繁荣,甚至会出现非法治化的情况。由此可见为了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我们既要保留成功的经验,同时也要克服特殊模式下所产生的弊端,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用更加广泛的视野来审视我国的法律体系。 中国法律论文:论现行体制下中国法律规范体系的构建 摘要:中国的会计法律法规,包括法律,会计,行政法规和GAAP会计制度,由于缺乏会计制度,并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协调系统的专业部门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不完善的现象,主要法律制度不健全,冲突或不一致时,相关会计准则和过分强调尊重的原则之间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会计法律规范应有的作用。因此,建立会计信息失真民事责任制度,同时注意法律规范势在必行。 关键词:会计法律规范;协调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机关的各级会计做了很多相关工作,在市场开放的利好经济需求下,出台了一系列会计法律、法规、规章等等规范。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市场发展日趋成熟,会计法律责任制度,作为会计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渗透到各项经济活动领域中。从其演化的历史源流上看,会计法律规范不仅主导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进程,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一国经济关系构建的基础要求。 二、我国会计法律规范的概述 (一)会计法律规范的定义 在会计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又引导出法律工作的最高标准的会计制度。国务院根据其任务制定会计规范性文件,如具体的措施,比如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实施,也属于会计标准,但必须报财政部审批。按照会计法律、会计行政法规,如财政部出台了“有限会计制度”核算,“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联合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这是调整会计和经济生活之间的法律范之间关系的某些方面。 (二)会计法律规范的特点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完整性和系统性功能,构成了法律规范的会计准则、会计信息、会计人员、会计核算和会计信息的处理、评估和指导,受到限制的标准。一般应具有以下特点。 1. 内容上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客观性是指会计制度和客观环境的会计制度,不仅是条件的组合,也是可操作性程度高,同时必须符合有关规定。科学性则是前提和基础,成功实现了会计法律、法规,因此,这也足以体现出法律、法规的会计制度的内容以及会计和内部法规的内在要求。 2. 统一和稳定时间 会计制度和法律规范,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法律规范的动态演变的会计制度,一定的客观环境是相对稳定的,而不是静态的。随着会计理论和实践,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在经济环境的法律和会计规则的一些变化可能不再是合适的,或者已经过时,需要加以纠正,甚至放弃。而一些新的会计法律、法规已逐步建立或接受。 3. 目标的倾向 会计法律法规的调整,主要是占各方面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以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因此其价值基本实现了目标,这是建立科学标准规范,客观真理的内容,及时的会计信息管理系统服务。因此,会计法律规范和具体的社会制度,它始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发展阶段的反映。 4. 正式承认和权威 评估会计法律、法规,合法、合理、有效且标准的会计做法,肯定有足够的声望和影响力,这种理解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的,最后由标准让人们明白法律规范,这种行为不符合法律规范相一致的路线。 (三)我国现行会计法律规范体系构成 1. 全国人大制定的会计法律《会计法》 《会计法》有会计管理规定权限会计工作、会计信息、基本宗旨,为会计监督,问责会计主体,会计职责及会计机构的权力和会计人员,会计和法律责任作出详细规定的基本要求指导工作会计的最高标准。 2. 财务部的会计制度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是指国务院按照《会计法》的金融业和会计管理系统。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财政部门在其职权范围,了会计法律法规,包括会计规范性文件和各种会计法规制定的法律。 3. 会计的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务院制定 《企业会计准则》,以规范企业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准则进行必须符合基本要求的工作,反映了会计的基本规则。它是会计的一般原则,同时具有覆盖面广而强大的功能,是会计报告准则元素的先决条件。 三、我国现行会计法律规范存在的主要缺陷 法律规范是指在行政机关和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中,合法的来源是规范各种法律文件,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方面的会计实务。正在按照当地的会计规则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会计、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前提下,再重新制定核算会计监督问题。然而,随着进一步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改革,全面发展的不断深入,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暴露出了一系列的法律会计问题和目前会计规定的不足。 (一)相关法规之间相互冲突或不协调 有不同的会计调整行为之间的矛盾,有些原则是因为在法律文件中有着不同来源之间的法律文件的差异,而法律的制定过程以及制定程序的限制因素,如主体、客体、内容的目的。 最主要问题是法律和部门规章的冲突。复杂的金融部门不缴纳罚款加罚款各方,规定不仅与现有的“会计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相抵触,也违背了国家的入世承诺。但是,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处罚和罚款,即使时效期限的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也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比如起诉和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那么他们不可能在“会计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等任何法律上找到。 (二)会计法规过于强调原则 我们法律法规给出的一些原则,过分强调了会计规则,很难在实践中掌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有些人认为会计法律、法规的发展是从我们目前的情况足够的内容来提供,现有的条件下,在我国完全实现是不可能。 其次,一些会计规则过于笼统和大规模的可扩展性,可行性不强。如“会计法”第六条规定:“认真落实法律上的会计人员,敬业,有原则,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应当给予奖励。”但很少见能够在实际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原则中实施。 最后,有些法律本身,对会计的定义就是不严谨的,导致不同的人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例如,《会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发生故障的规定,以填补或获取原始凭证,原始凭证不符合该法的规定得到行政处罚相应人员和单位。既不讲具体内容和法律的形式,也不指明点错金额大小,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三)法律体系不健全 首先,大部分的当地会计法规,缺乏针对性的内容,实际情况不是很好的利用了行政区域,大多数当地的会计规则是一些盗版内容的国家会计法规或规章基本的简单堆积。 其次,当地的会计法规的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缺乏实施必要的监督和检查的。 其三,小地方的会计法规,质量差。在某些情况下,当地的会计法规立法的发展,只有不到10%(包括本地GAAP),现在已经发出来自该地区,欠规范,技术含量低的含量,甚至错误的存在有些地方的当地会计准则。 其四,地方会计法规建设的理论研究不够,基本上还处于空白。 会计制度的弊端法律渊源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会计制度和发展,不能得到保证,并通过具体的法律规范的法律原则《会计法》的支持。 因此,通过法律范监察部,《会计法》会计活动,当地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主要问题是不完美的,有几乎是空的司法解释,法律渊源的结构缺陷的形成。 (四)法律责任不明确,处罚力度轻 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因违反会计法律、法规、行政处罚,主要是在资格规定予以处罚,但对于复杂的情况,事实上,改变处罚的法律形式太过简单了。“金融部门监管和执行的会计核算办法“金融业的第24条实施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暂停处罚的会计监督检查证书的形式是必要的惩罚不够,因此不能获得罪犯教育目的。然而在实践中,有些是违反了数亿非法人单位的会计制度的利益,“会计法”未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最高的单位并处罚金10万元,无法起到威慑作用。 严重程度和这些问题的统一的会计制度,不仅冲击法律法规,导致未能遵守会计信息,会计信息失真。严格执行会计法律法规,导致客户严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对会计进行法律规范是十分重要的。 四、解决会计法律规范体系存在问题的建议对策 (一)建立过程坚持以现代博弈论为指导 法律制度最好应考虑很多很多次“在比赛结束后。”最终达到社会契约“纳什均衡”状态。更多应该是现代博弈论的焦点所在,对于本场比赛的主舞台不到位,法律制度应在会计讨论、制定和充分协商反复论证修订的过程中,各方接受的最后一场比赛。因此,引起的问题“的游戏主题,应该包括那些好处。” (二)应体现中国特色的发展和国际惯例的原则 在会计准则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已经加入了WTO成员的国家立法的过程中,WTO的要求应符合相关规则的有关规定,履行成员和立法会议员达成共识的国内,几乎所有国家的承诺在WTO规则转化为国家法律,而不是直接。在另一方面,应充分考虑的情况下,你可以尝试做会计准则为中国企业服务的健康发展,并加快研究无形资产,人力资源,国际商务和具体会计准则的步伐。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律和原来的会计调整的规定,那就完美了。在反映我国特点的基础上,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和会计原则在西方国家有益的成分,让我们创建一个和谐的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 (三)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内在协调 首先要进一步严格的立法程序,其次是进一步理顺规范会计层面的法律效力,接下来要对立法机构进一步明确许可,以避免过多的重复和重叠的立法机构,最后是进一步完善标准和法规、名称和统一的会计法规,改变法律,法规更及时的协调。 五、结论 法律制度必须适应会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发展,我们工作的技术和管理的需要,提高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发展科学技术能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保障的社会,人民的利益,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的协调。法律会计制度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以适应多元化中国的实际,开放性和国际公约的股权结构,以满足监管要求的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并符合继承法律制度和法律管理的结合和发展的需要。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会计系) 中国法律论文:利玛窦的中国法律观 摘 要:通过利玛窦的著作解构出利玛窦的中国法律观,具体从对中国司法体制,官员回避制度,官员监察制度,官T豁免制度,中西法律之比较五个方面来剖析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看法并对其进行相关评述。最后以史为鉴,希冀从法律制度与法治理念两个方面为当今中国对外法治形象的建设提供建议。 关键词:利玛窦;中国;法律观;法治形象 一、利玛窦其人及著作概述 利玛窦是西方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开创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其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16岁开始在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成为天主教徒,1582年即万历十年,利玛窦从印度前往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直到1610年于北京去世。利玛窦精通中文,游历过中国一些重要的省份,结交袁宏道、徐光启等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层官员,利玛窦曾亲身研究中国的风俗与法律,并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有十分独到的见解。 作为16世纪西方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位,利玛窦于中国的士人阶层中传播天主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书信与回忆录,后来被金尼阁汇编成为拉丁文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现今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立即在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该书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精确真实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政府、风俗等情况,更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及评价。 透过其作品可知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之描述是以其亲身经历为前提的,且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看法并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反而更多体现的是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尊重。总体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持一种肯定与赞扬态度。利玛窦的描述,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律提供了重要参考,亦为现今了解明末清初中国法制与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以下笔者将从五个方面具体论述利玛窦的中国法律观。 二、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 (一)帝国的司法体制 利玛窦对当时的中央主审机关刑部进行了描述,即“第六个部门是司法部,叫做刑部,主管侦查和惩办刑事案件。全国的警察都在它的管辖之下”。紧接着他又对中国地方司法行政体制进行了介绍,即属于北京和南京立法机构的特殊城市,也像这些省份的其他城市一样是以同样方式进行治理的;其余十三个省的司法权属于布政司与按察司,其分别是一般法庭与刑事法庭;这两个法庭都设在各省省会,程序都有点复杂。各庭都有称作道里的主审官以及若干助审官。有时道里可以不在省会,因为他必须到好几个城市去主持审讯。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官长都有他的助手,例如有四位助理帮助他作为法官或顾问来审理有关本辖区的案件。〔1〕利玛窦认为在中国即使是一些皇亲与一般公民发生纠纷,也要依照一般法律来处理;另外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是由许多深谙哲学造诣的文士官员行使着国家司法权力。 在案件的审理程序中,法律允许由知州或知县审理的案件向上级上诉,比较严重的案件法律还允许第二次上诉;那就要上诉到省城的更高级官员,也就是上诉到布政司和按察司或他们的助理那里,这主要是由案件的严重性所决定的。省城和较小的或低一等的城市的政府部门的管辖权以及官吏的权力都规定的很好,整个体系都条理井然。〔2〕通过对当时的审级制度与上诉制度的介绍,可知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的地方管理制度的描述是极为详细与准确的。利玛窦对中国的立法机关的设置和地方城市的管理也有十分精到的描述,纠正了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和地方管理上的错误理解。〔3〕 (二)法官的回避制度 利玛窦还向西方介绍了当时的法官回避制度。通常的规矩是法官不得在他所出生的省份里任职。当法官主持法庭时,他的子女和亲属都不得离家,免得法官通过他们受贿,当法官本人离家出庭时,他家的公私出口都要盖印加封。〔4〕此处利玛窦论述的是古代司法审判中普遍存在的司法官员的地区回避与亲属回避。古代的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兼理司法,回避制度的目的是为预防地方割据势力以及结党营私,亦为防止主管司法的地方官员偏袒亲属。利玛窦所在的明朝回避制度比前朝更加严格,明初官制中就有南人调任北方为官,北人调往南方为官的惯例,后来南北更调惯例虽被打破,但不得在本省任官的规定则是底线。同时,官员在一个地区有一定任职期限,期限届满则不得留在原地任职,以防止司法官员人地熟悉而判案过宽或其在地方影响过大、部下较多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异地为官,语言不通,风俗不熟,常导致对地方治理出现困难。 其实,官员回避在中国古代是一项极为普遍的规定。司法官员受理案件之后,只要与当事人有服亲或姻亲或师生关系,均处于回避之列。即“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利玛窦对明朝末期的回避制度论述具有真实性,因为当时贪污腐败现象极为严重,规定回避制度以严格防止司法官员在司法活动中贪污腐败与枉法裁判也就顺理成章。但即便有上述司法官员的回避规定,当时的贪污受贿现象也仍未得到根本治理,这是利玛窦所未能认识的,其只是观察到了回避制度的表层现象。但总的来说,利玛窦认识到古代司法官员回避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普遍性规定,做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合理成分,反映了古代立法者的聪明才智,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官员的监察制度 吏治好坏关乎王朝命运,对官员考察是监察制度的一部分,“有官必课”乃古代政治家的共识,其被称为国家大典。利玛窦在其札记中记录了1607年通过审查对四千名官员作出的判决。被判决的人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而受惩罚的人;第二类是对罪犯用刑过苛的人;第三类包括年老生病以及用刑或玩忽职守的人;第四类是定案时过于草率、考虑不周以及奉公施政有欠理智和审慎的人;最后一类是在规范个人生活或家务上行为不捡的人,以及一般来说与他们职位的尊严不相称的人。〔5〕根据明律规定,中央要定期对官员进行考察,考察有外察与京察之分。外察每三年一次,所考察的官员队伍主要为全国各地区的高级官员,即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等,考察审问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对官员审查所做之决定即使是皇帝亦不得随意更改,凭考察之结果做为官员升降、调离与惩罚之依据,但考察制度本身着重于打击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同时,京察即在京的官员亦要接受与外察同样程序之审查,所不同的是京察六年才一次。可以说利玛窦是首位对中国官员考察制度做详细与准确论述的西方人。 利玛窦对当时的“风宪衙门”都察院亦有介绍。察院的职务相当于高级专员或钦差,他视察所有的城市和军事中心,z阅所有官员的公务,有权处罚或降黜低级官员;他直接向皇上报告,可以决定极刑,因此大家自然都对他又敬又畏。〔6〕利玛窦还对明初时创立的六科给事中进行了描述,即他们是皇帝专门为处理朝廷以及各省重大事项而设的,皇帝委以他们重大的责任,他们因此受到尊敬并有很大的权威。他们在人为有需要时经常向皇上报告全国各地的违法事件。没有人逃得过他们的监视,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7〕接着利玛窦认为中国“君主的权力和特权被一整套成文法和刑法所严格限制,文士集团集体对全社会施行一种真正道义权威。”〔8〕拥有至高权威的中国皇帝在大臣进谏时不得不低下自己高贵的身段,在利玛窦看来,这不仅是谏官据理力争之结果,亦体现了谏官制度这一监察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利玛窦所言的给事中是不隶属于其他任何单位的独立机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其长官官职不高,不过正七品,但其掌管规谏与稽察六部及百司的职权,所以实权极大,官员对其又敬又畏当属自然之事。利玛窦认为监察官员是谨慎可靠之人,他们具有很大权威,执法公正,利玛窦对监察制度推崇备至,认为是外国学习的好榜样。如此夸大监察制度,可以看出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监察制度缺乏本质理解,众所周知,到明时君主专制日益强化,明末政治更加腐败。作为君主耳目之司的监察官员“随着明后期专制政治的腐败,不仅名存实亡,甚至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9〕科道官吏在皇权的支持下独揽司法大权,操纵刑狱。他们得以在监督司法的招牌下为非作歹,干扰正常的司法活动,其弊端不一而足。但这些弊端是作为外国人的利玛窦所未能预见的。 (四)官员的豁免制度 利玛窦亦在其札记中记载了明朝对特权人物实行的司法豁免制度。在洪武领导下这个家族的家长在解放这个国家中立下的光辉功绩被刻在像碟子一样的铁券上,这种铁卷可以呈交皇帝三次,请求赦免,即使犯的是死罪也不例外;对这规定的唯一例外是犯叛国罪,对这种罪的处罚是立即剥夺犯人的全部权力和尊荣。〔10〕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官员豁免由来已久,周有“八辟”,汉有“先请”,曹魏有“八议”,封建等级社会极为重视保护特权人物,对他们的犯罪必须“大者必议,小者必赦”。 利玛窦以上论述的是司法豁免凭证“丹书铁券”,亦即民间俗称的“免死金牌”,只有建立过极高功勋并得到皇帝格外体恤的大臣方能获得。据明史记载,明太祖在开国之初就将九十七副铁券赐予李善长、徐达等立有军功的大臣,明律规定铁券拥有者享有法律规定与皇帝赐予的诸多特权。利玛窦认为丹书铁券不但是特权象征,而且是特权人物拥有司法豁免权利的重要凭证,此种看法十分到位。 (五)中西法律之比较 利玛窦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将《十二铜表法》《凯撒法典》与中国法律相比较,对中国法律作出了积极评价。利玛窦认为在中国虽未有《十二铜表法》与《凯撒法典》之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法典。但凡是成功取得王位的人,不管其家世如何,都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法律,这些法律不得无故修改。〔11〕故在中国凡是继承大统的人必须坚持开国皇帝所颁布的法律,此法律不得随便加以修改。统治者们的计划乃是制定一部涵盖各方面的全面性法典,以保证国家安全稳定与皇帝子孙绵延久远。其实,一部统一、包罗万象、体系完整的律典与中国古代集权体制相辅相成,其不仅有利于政权稳定,亦有利于法律统一实施。故王朝初立伊始即行立法,编纂与颁行一部统一律典的传统为历代所承袭。 利玛窦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虽缺乏一部永恒法典,但统治非常有效。即“每个朝代第一位皇帝都订立新的律法,后继者都该遵守,不能轻易更改。故当今在中国施行的法律制度并不古老,全是洪武帝制定,对古代法律有取有舍。”其实,明初法律或由朱元璋制定,或从前朝继受。洪武帝制定的法典《大明律》于洪武三十年最终完成,当时朱元璋特别下令:“子孙守之,群臣稍议更改,即以变乱祖制之罪议处”。《大明律》高度重视吸收唐宋立法与司法经验,在起草律条时朱元璋就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为明律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当然,利玛窦并未看到中国的法典虽随王朝更替而不断变化,但法典的内容、性质与精神则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点看,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认识有不够深入一面。 综上所述,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制大部分描述有溢美之词,同时,他亦对中国法制的负面因素进行了批评,如执法官员的贪赃枉法,刑罚的血腥残酷等。总之,利玛窦对中国法律的看法并非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视角,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尊重。作为同时期对中国法制认识最全面与最深入的外国人,故其相对客观描述,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律提供了重要参考,亦为我们当今了解明末清初的法制与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 三、对当今中国法治形象建设的启示 承上所及,以史为鉴,笔者认为构建中国法治形象的正确路径离不开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建设与作为“软件”的法治理念培育。 首先,一个国家法治形象首先取决于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本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法律赞扬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一整套十分完善发达的成文法典,它将整个社会关系都纳入到法律即礼法调整之下。这套严谨的成文法典不仅保障了法律统一实施,更维护了帝国稳定,使得作为外国人的利玛窦不得不被折服。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健全完善法律制度的国家能称为法治国家。故我们今后应制定更能反映人们利益之良法,在此基础上梳理各种法律制度,以便剔除过时的法律法规,使法律体系更趋于统一与完善。 其次,离不开作为“软件”的法治理念培育。不难想象,在一个没有法治理念的国度很难建成一个先进的法治国家。利玛窦认为中国文明程度之所以高于欧洲,最主要原因乃在于礼,其所言之礼是中国传统法律之理念与灵魂,亦正是礼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特色。就当今法治建设而言,平等、自由、公正等方是现代法治的理念,法治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共同体,我们须从依法治国、公平正义等方面加强中国法治理念的宣传教育。最终使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 中国法律论文:沉默权与中国法律传统 摘要:沉默权是一项刑事诉讼制度。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确立了这项制度。而我国对这项制度尚处于考证阶段。究其反对的原因,主要集中于沉默权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本文力图突破这一观点,在传统中寻找与沉默权契合的因素,从而支持建立合乎本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 关键字:沉默权;刑讯逼供;法律传统 一、默权的发展现状。 沉默权又称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指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对追诉人(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沉默权的观念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古罗马法中关于自然正义的司法原则就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教会法中,圣保罗曾明确指出:“人们只需向上帝供认自己的罪孽,而无需向任何人招供自己的罪行”;英国习惯法中古老的法谚:“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等等,这都是确立沉默权制度的观念之源。沉默权形成并上升为一项制度起源于12世纪早期至17世纪之间,是在英国教会法院适用的纠问程序和普通法院适用的控告程序之间的斗争中,以及在个人反对教会法院纠问程序和世俗法院官方纠问程序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今天,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确立了沉默权制度,除此之外, 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也相继在本国的法律中对沉默权作出了规定。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也确立了沉默权制度。二战以后,随着人权问题的国际化,有关沉默权的规定也被联合国有关规章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所确认。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3款庚目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做出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联合国《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4?2段规定,少年刑事被告人应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等等。 二、沉默权在我国法律史上的命运。 尽管沉默权意义重大且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得到了确认,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却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都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高度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 刑讯逼供之所以在我国绵延几千年,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从犯罪嫌疑人被告口供中取得对其定罪证据的思想基础,正是轻视人权的观念。若要保障人权、减少冤假错案,就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不供述的自由。供述自由是保障断案公平公正的有效手段。 三、沉默权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 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方面,有一种非常有力的观点,认为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决定了我国不适宜确立沉默权。我国立法所作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如实供述的规定具有深厚的道德观念基础。我国公众普遍认为,当一个人的行为与刑事犯罪有关时,要求其如实回答司法人员的提问具有合理性。 关于法律文化传统,我认为应当作两个层面的区别。第一个层面是制度层面,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的确没有实行沉默权规则的基础,因为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充斥着大量的与保障人权的思想格格不入的规定。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上看,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实行沉默权制度的基础,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在制度上赋予其刑事诉讼的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的。所以能不能实行沉默权,关键的应当是第二个层面上的传统。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认为在我国确立沉默权是存在传统观念的基础的。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 我国自古就有关于追求自由、崇尚自然、尊重人的尊严的思想。庄子关于国家起源的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早在2500多年前,庄子就曾说过:“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橐允,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就是说,鱼们本来自由自在地在水里游荡,可是有朝一日水突然干了,它们不得不聚集在一起,通过相互吐出的唾液来湿润空气、维持生存;但是这样的生活怎能比得上在广阔的江河湖海里边的生活呢?在那里,我们彼此之间也许没有深厚的感情,但是我们都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 很明显,庄子在这里隐晦地道出了他的政治哲学:人们之间之所以组成社会,仅仅是因为社会能满足我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对于个人自由而言,社会和国家永远都仅仅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我们结成社会或组织国家的原则,就应当是尽量地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而少一些对个人的强制,所以,在能够保障自由时,我们应当尽可能地选择保障自由。 第二,在我国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并非一味地强调社会本位,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儒家思想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之下都优先考虑社会整体利益;恰恰相反,儒家也主张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实际上,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儒家从来没有主张个人的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或社会利益。这一点至少从两件事情可以得到论证。 第一件,在“容忍”的观念方面,儒家赞成“亲亲相为隐”的观点。对此,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明确指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从立法上看,至少从专制的秦朝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禁止儿女控告父母的原则。汉唐之后,容隐制度正式确立并得以完善,并且后来历代法典都规定了亲属相容隐的制度。这一制度显然是儒家思想直接作用的结果。而儒家之所以主张这一观点,正是其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在保护社会的安宁与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伦常之间,儒家思想选择了后者而不是前者。 第二件,儒家思想的本质和优秀,应该是“为己之学”。这与沉默权制度旨在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精神可谓异曲同工。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明确指出:《论语》里讲得很清楚,儒学是为己之学;我们求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需求,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格;同时,这个“己”又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网络中的中心点,从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感同性和沟通性。杜维明认为,儒家在《论语》里提出的“仁”有两个向度:一个是为人由己,每个人都可以阐发它内在的道德资源,每个人都可以发现他的独立人格;一个是通过感情和同情,通过“推己及人”,实现人的社会性。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文化传统是一个十分深奥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的确,如果从制度层面上来把握,那么我们的法律文化传统是给予了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太多的支持。但是法律文化传统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既不能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也不能全盘抛弃。当然,即使从观念层面的意义上,也可以找出许多与沉默权规则水火不容的观念,特别是儒家观念。但是好的文化传统需要我们挖掘继承,坏的传统则需要批判扬弃。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要抱一种“无罪推定”的审视态度,经过认真考察,如果发现其中存在着能支持沉默权制度的因素,就应该加以充分的肯定,不要让它被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所湮没,以利沉默权早日在中国现代法律中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综述 摘 要:纵观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2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4个方面: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技术手段研究和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研究。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存在缺乏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缺乏理论基础和缺乏司法语言规范化研究等问题,今后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应主要围绕这几方面来进行。 关键词:法律语言规范化;现状;问题;前景 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然而纵观30多年来法律语言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很多都是关于法律语言风格特点的、关于法律语言规范化这一法律语言研究重大问题的成果屈指可数。实际上,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也是法学和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廖美珍,2008)。 一、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现状 我国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有20多年的历史,主要涉及4个方面: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技术手段研究和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研究。 (一)综合研究 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对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作了研究,指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分析了当前法律语言失范的具体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规范法律语言的对策。 宋北平(2006)界定了法律语言规范化,明确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指出了实现法律语言规范化的途径和方法,尤其指出要建立法律语言库,并对法律语言库的建设原则及语料的分类和取材给出了一定建议。廖美珍(2008)确定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的内容,即规范理论研究、立法语言规范研究、司法语言规范研究和执法语言规范研究,并探讨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原则和优秀,提出了法律与语言规范的理论依据及方法。邹玉华(2009)从法律术语、情态动词和语法形式三方面分析了法律语言的特殊性,进而对法律语言规范化提出了建议,认为法律语言应该使用最典型的语法形式。郭龙生(2009)界定了规范化、法律语言及法律语言规范化,探讨了法律语言规范化在语言语体方面的具体表现及实现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具体措施。卢秋帆(2010)指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探讨了立法语言、执法语言和司法语言中的语言失范问题,并就这三方面分别提出了语言规范的建议。 (二)个案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就具体法律领域中的语言失范与规范问题进行了探讨。 晓鸣、京中(1991)通过一些现行法规中的典型例子分析了立法语言中存在的问题,呼吁立法机关在法律法规颁布之前作文字上的审定工作。刘大生(2000)列举了中外法规中立法语言不规范的现象,分析了立法语言失范的危害性,并就如何实现立法语言规范化进行了探讨。贾俊花、王丽芳(2006)指出了法律文书语言规范化的必要性,探讨了法律文书语言规范化的要求,即词语运用要精确、句子表达要严密、语言运用要精练、语言风格要庄重及段落结构要严谨。刘震(2009)界定了法律语言及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内涵与意义,反思了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些法律语言问题,呼吁形成知识产权领域法律语言规范化体系,提出应该建立知识产权法律语言数据库、确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语言标准、规范知识产权法律语言标准的翻译原则。韩起祥(2009)阐明了刑事诉讼检察环节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分析了当前刑事诉讼检察环节法律语言规范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白红杰(2012)指出了执法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分析了当前治安民警执法语言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对提升治安民警语言规范化能力提出了建议。刘宏丽、柳思专和刑丽(2012)阐述了执法执勤语言规范化建设的意义,对执法执勤语言规范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执法执勤语言规范化建设的举措。 (三)技术手段研究 要科学地研究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不能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 刘蔚铭(2010)探讨了语料库与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的关系问题,提出法律语言规范化应从“一元”走向“多元”,既要规范外部形式层面,又要规范内部形式层面。刘震和常素凤(2010)分析了Wiki技术的优势,以及利用Wiki构建法律语言语料库的可行性。 (四)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研究 要研究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标准,没有标准作保障,就无法判定法律语言是否是规范的,法律语言的规范化就无从谈起。 赵艳平(2008)从语言和法律两个层面讨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从语言层面看,法律语言是现代汉语的组成部分,应该遵守现代汉语的规范原则,遵守词汇和语法的使用规则,避免词语和语法运用的不规范。从法律角度看,法律语言在形式上要保持内部的一致性,在内容上要表达法律本意。宋北平2010年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了名为《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思考》,指出了建立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迫切性,并分析了建立这个标准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李振宇(2012)指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现实意义,分析了法律语言规范化存在的困难,进而探讨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行进路线,提出要建立法律语言规范的国家规范和学术规范,还提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即含义单一、没有歧义及合乎语体。 二、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20多年来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不难看出,关于法律语言规范化的研究还很不足,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面临的最迫切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是缺乏法律语言规范的标准。关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有提及,但是涉及到具体标准的建立,就几乎无人问津了。虽然有3篇专门针对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论文,但都没有确立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语言规范标准。 第二,任何研究要深入进行,都要有强大的理论作为基础。但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找不到合适的理论作为落脚点,大部分研究都是从语法和用词角度进行的。这样的研究只能是泛泛而谈,是“记账式”的研究,不系统、不科学、说服力不强。要对法律语言规范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必须找到合适的理论作为依据。 第三,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大都集中在立法领域,针对司法领域语言规范化的研究极少。实际上,法律语言既涉及立法语言,又涉及司法语言。进行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必然要对这两方面的语言都开展研究,忽视任何一方,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都是不完整、不全面、不客观的。 三、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前景 当今,中国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是法律语言研究的热门话题,但是仍存在缺乏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缺乏理论基础和缺乏司法语言规范化研究等问题。因此,今后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主要应围绕这几个方面来进行。 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确立,当前几乎没有可以借鉴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标准。当然,造成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其一,语言不同于物质实体,无法称量、度量;其二,语言变化无穷(宋北平,2010)。但是无论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确立有多困难,这都是首要的而且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有关法律语言规范化的相关研究将很难展开。有学者(宋北平,2006;刘蔚铭,2010)提出,要确立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标准,首先要建立法律语言语料库,通过科学均衡抽样和合理设计,为法律语言的规范化使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于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缺少理论依据这一问题,法律工作者和语言研究者首先要认识到其重要性――没有理论,就没有深入的研究。其次要积极学习和探索法律和语言理论,找到合适的可借鉴的理论用于法律语言研究。可以学习西方成熟的法律和语言研究理论,加以借鉴,洋为中用。 关于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主要集中于立法语言这一问题,必须认识到,法律语言功能各异,除了立法语言,司法语言也是法律语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仅立法语言存在失范现象,需要规范,司法语言也是如此。 结语 法律语言的规范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立法科学、执法公正的必要途径和保障,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法律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展开研究。理论上,要建立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加强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实践中,要严格执行这些标准,以维护法律的尊严,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的效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的发展历程 【摘 要】中国文明也称华夏文明,有着上下5000多年的历史。而法律制度则作为文明的重要部分,伴随着中国文明的推进而不断发展,绵延至今。从夏商周到近现代,随着朝代的更替,政权的更迭,各个时期的法律也相应的有着各自的特点。本篇文章主要介绍的就是中国法律在中国文明的各个具体时期的发展历程及其背景故事。 【关键词】中国文明;中国法律;发展 一、奴隶制时期的法律 中国的法律制度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绵延数千年。而中国最早期的法律制度出现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也就是夏、商、西周朝的统治时期。随着原始人类逐渐从个体生活转变为集群生活,形成一个个氏族部落。氏族居民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就免不了会出现一些摩擦,这就需要一些规章条例来规范各居民的行为。于是氏族的首领就开始制定规章和制度来约束其氏民,这就是中国早期法律制度的萌芽。 (一)夏代的法律 夏朝是在公元前21年由夏启创立,前后持续了约500年的时间。是史料记载的中国的第一个以世袭作为传位方式的国家。夏朝建立后,出于稳定民众,巩固统治的需要,夏王以天的名义制定了禹刑来规范民众的行为。然而受到当时思想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禹刑大多集中在刑法方面,旨在通过严酷的刑罚来使民众服从统治。这体现了其局限性,但对中国的早期法律制度建设来说,仍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二)商代的法律 商朝出现于公元前16世纪左右,是夏朝之后的中国的第二个国家。商朝的法律可以说是夏朝法律的传承,其基本继承了夏朝法律的特点。其在夏朝依照天意进行刑罚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其刑法制度。据商周出土的甲骨文中记载,商代的刑法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但其过于严苛的刑法造成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农民起义的呼声此起彼伏,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三)西周的法律 西周于公元前1046年成立。在法律上,其在夏、商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吕刑。吸取夏商朝的教训,西周不断完善其法律制度。其刑罚虽严格确有理有据,还能根据实际情况区别惩罚。从法律上看,西周的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中国早期法制的结晶,其对中国之后的法律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封建制时期的法律 春秋时期开始,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中国的法律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西周王朝瓦解,中国开始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为了加强自身实力,各诸侯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如秦国商鞅变法和魏国李悝变法等。其法律规定的内容突破了之前法律的局限,除了刑法,在农业、手工业等各个领域都有涉猎。 (二)秦汉时期的法律 秦汉时期中国统一,经济和科技不断发展。秦王听取法家的建议,以法治国,有着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刑罚体系。汉代则由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强调外儒内法。既制定完备的刑法制度也强调通过儒学来教育感化民众。这有利于安抚民众,巩固其统治,为汉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不安。但法律制度在这一时期仍取得了不小的发展,八议、重罪十条等法律条例集中体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理论的发展和立法技术的提高。这为隋唐时期法律的成熟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隋唐时期的法律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法律军事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顶峰。隋唐时期统治者在吸收前朝法制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法制改革,不断完善其法律制度。 (五)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专制时期,其专制在法律制度上也得以体现。宋朝制了严格的市井制度,严密控制商品流动。元朝是异族统治,其法律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平等性,歧视汉族的民众。明清时期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制度来束缚人们的思想,从而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这些法律虽满足了其巩固统治的需要,但严重遏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近现代时期的法律 (一)清末变法修律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从此之后中国丧失了独立的领土主权,成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的危亡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法律成果。通过对西方法律学说的学习和引进,促进了我国法律制度向近代化发展。 (二)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国民政府以外国三权分立的先进法律思想为中心,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尽管其中的内容有些没有被真正实行,但其从法律的角度上废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仍是很大的进步。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律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法律 1949年到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规定我国的国旗国歌等,为我国之后的法律建设打下了基础。1954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其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及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序进行。 (二)社会主义时期的法律 1956年后至今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领导人吸取的教训,高度重视我国的法治建设,确立了法律的权威。1982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律条文上明确了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保障了法律的顺利实施。在党的十六大上,同志提出将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充分结合起来,使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篇章。 六、结论 中国法律从夏朝开始传承4000余年,各朝代间的法律相互影响,紧密联系。但由于政权的更迭,社会历史的变迁,各个年代的法律又各有其特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法律的发展中既出现了像科举制这样的伟大成果,也出现了像明清文字狱这样重大的错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我国法律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借鉴古人在法律创立方面的优良经验,也要以先人在法律方面的错误作为经验教训。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治理的财务管理学的概念研究论文 【摘要】在财务管理学研究中,以往过于注重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却忽视了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本文现从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入手,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指出了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并提出基于财务治理的财务管理学再造的途径。 【关键词】财务治理;财务管理学;财权配置;财务文化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超级秘书网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研究论文 一、财务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及总体特征之把握 财务管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此问题的表述各异。1994年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商学院12个顶级教授之一的AswathDamodaran(2001)在其《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前后一贯的表述是:公司财务的研究对象是公司所制定的具有财务意义的所有决策。这些决策可分为三大部分:与资源分配有关的决策(投资决策)、与项目筹资有关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与制定再投资或退出经营现金额度有关的决策(股利决策)。Brigham和Ehrhardt(2005)在《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大部分财务管理知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值通过什么因素产生;(2)管理者如何选择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3)管理者如何保证公司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不出现资金匮乏?Ross(2002)等人在《公司理财基础》一书中认为,财务经理必须关注三类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资本预算);第二个问题着眼于企业对支持其长期投资需要的长期筹资的获取和管理方式(资本结构);第三个问题着眼于对客户收款和向供应商付款等日常财务活动的管理(营运资本管理)。若进一步考察这三本及其他财务管理类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对财务管理学框架的认识还是大同小异的,即: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管理工具箱组成。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财务管理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②。 任何学科都是建构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Damodaran教授曾将建构财务管理学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四组,即经理与股东目标函数一致性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和社会成本为零假设。尽管Damodaran教授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发现,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西方财务管理学体系,其所具有和显示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的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包括: 1.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财务学所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着眼于解决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分派问题。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学实际上是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的财务学”。断言以资本市场为背景的财务管理学缺乏指导和应用价值显然并不合适,而断言这种财务管理学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遍的使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财务管理学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其适用性是很差的,而这些缺乏适用性的非上市公司通常要占到一国公司总数的90%以上。财务管理学的建构显然是关注了重点的少数。其次,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必然使财务管理学所关注的重点集中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问题,而被企业所实际关注的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问题,尤其是内部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流程问题,就很难融入财务管理学体系,或者占有它应该占有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了财务管理学而仍然不会设计企业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体系的重要原因。 2;以价值为主线展开。财务管理学体系设计的出发点是价值最大化,为使目标与手段相统一,在解决实际的投融资决策问题,所选择的基本方法自然就是能够体现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与效益比较分析法,诸如资本成本、净现值或现值指数、内部报酬率等,都是这种基本方法的具体体现。以价值标准作为投融资决策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与财务管理学体系在建构时所采用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或分析范式有关,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价值往往并不是公司决策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而在国有企业的使命结构中,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类目标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构成国有企业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的重要的出发点。即使是私营企业,非价值类的社会责任目标也是其使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其次,即使将价值视为公司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所定义的“价值”概念也是不完全的。对公司或股东价值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对社会价值或成本的忽视。而在现实世界里,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诸如环境污染成本等,是公司决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上,公司的许多决策对增进公司或股东价值是有利的,但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再其次,当我们过分强调以公司或股东价值作为决策的出发点或标准时,势必会把那些活生生的然而对决策有实际影响的人、制度、文化等因素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事实上也就是排除在财务管理学的体系之外,原本应该活生生的财务管理学因此而变成了“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 3.以决策为重心展开。所以如此,可能与西方学者对财务概念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司财务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与公司主管所做决策有关的一些内容(AswathDamodaran,2001)。以决策为展开虽便于定量分析,并使框架结构前后逻辑一贯,但显然易见的问题是,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无法反映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貌。尽管不同财务事项其工作流程会有很大不同,但财务管理的基本流程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个基本流程至少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评价与激励、财务预警等。很显然,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还不能涵盖整个财务管理流程,这也是财务管理理论偏离实际的重要原因。 4.强调定量分析:数字财务。当人们把决策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把价值标准作为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时,所有的财务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决了。检索一下财务管理的教科书和学术杂志,我们便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而与公司财务问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则被作为外生变量而被统统抽象掉了。这样的形式安排虽然易于构建数学模型 ,但依据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对许多公司财务现象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及究竟是否能够开出可以明确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的政策药方,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赞成Shiller(2001)的见解: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多地苛求精确,就有可能因过于狭隘而出现离题的危险。 二、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之表征 “贫困化”一词是经常见诸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公司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公司财务管理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财务管理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1.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安排严重偏离实际。我不否认现有财务管理学所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问题是现有财务管理学究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呢?其次,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现有教科书中提供的方法真的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吗?姑且不论前文已经阐释的财务管理学在指向上(上市公司)和重心定位上(决策)对解释和解决非上市公司和非决策问题上的软弱能力,仅就上市公司而言,现有的财务管理学内容安排也可能不是它们所期望的。即便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也不是它们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所发生和所关注的事项。这些事项,多少总有些“偶发”的性质。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而言,它们时时关注的“经常性事项”是什么呢?根据我在做多家公司的内部控制项目时的实地观察,可能主要是:(1)如何管好用好资产(资产管理)?(2)如何控制好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管理)?(3)如何确保经营和发展所需要的现金(现金流管理)?财务管理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 2.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严重脱节。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同理,财务管理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中,数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是其上游学科,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等以及公司管理的相关功能学科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是其旁侧学科,财务管理学正是在这种学科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效应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财务管理学发生和发展历史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开始弱化了,可以说,财务管理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管理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管理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网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应该在财务管理学中得到反应的研究,均未在财务管理学领域得到实际的反应。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可以说已经严重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③,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管理学领域?! 3.财务管理学对影响它的环境变化反应滞后。近一、二十年,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梅(2001)曾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降低成本的压力;新基础的冲击;战略联盟的出现;新市场的开拓;经济全球化;政府法规的增多;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此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等,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对财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管理学甚至会计学都已经做出了积极地回应,然而财务管理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进呢?让我们看看玛格丽特.梅的分析吧:进人新的世纪,我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用超过财务部门80%的资源和陈旧的计算机财务系统仅仅从事交易记录和控制工作,而没有使公司的价值显著增加。按照玛格丽特.梅的观点,财务职能必须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等内容连接起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很显然,财务管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职能转型有所反应。 我无意全盘否定西方财务管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所说的贫困化,意在指出迄今为止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在面对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变革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意在说明财务管理学体系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扩展。 三、再造和扩展财务管理学框架之思考 改造和扩展现有的财务管理学体系,无疑是一个十分迫切但又难度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涉及到对许多财务管理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很显然,主要“向内看”的前苏联版财务管理学和主要“向外看”的美国版财务管理学,都无法解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问题及其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整合,以搭建内外统一、结构完整、视角合理的新型财务管理学体系。围绕财务管理学的扩展问题,本文仅就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个方面作些概略性的说明。 1.财务管理学内容之扩展。“一个目标、四个模块、四把工具”架构的财务管理学,相对于内容丰富的财务管理实践属于“窄型”财务管理学,并且是主要是“向外看”的财务管理学,对公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是相当弱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需要寻找恰当的路径,我的看法是,可供选择的路径至少有: (1)功能扩展路径。我曾多次论证和强调,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培育、配置和运用财务资源,以实现公司价值创造与增值。实现这一功能,需要财务管理的内容能够涵盖三张基本财务报表,也就是涵盖四个板块的内容:资产管理(资产负债表左边的管理)、权益管理(资产负债表右边的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利润表管理)和现金流量管理(现金流量表管理)。所谓的财务管理,实际上也可以称为财务报表管理。现有框架中的三类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事实上是寓于四个板块的管理体系之中。 (2)主体扩展路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体显然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的公司企业,但现代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特征,要求我们要跳出公司企业主体、站在价值链甚至价值网的立场和范围上,思考和探索对公司企业主体的财务管理。当我们研究海尔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时,绝对不能就海尔公司谈海尔公司,需要考虑海尔公司的整个价值创造网络和财务支持网络。仅此而言,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又可以向财务支持网络管理和价值创造网络管理两项内容扩展。 (3)行为主体扩展路径。当问及“公司财务工作是谁做的”这一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显然不能局限于公司的财务部门。事实上,公司财务工作是分层次来展开的。若把公司财务工作分为决策和执行两项权能,则履行决策权能的行为主体显然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班子(合称“经营者”),履行执行权能的行为主体是包括财务部门在内的一些中间层次的职能部门,甚至包括营销部门、生产部门、技术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等。如果我们不 是将财务管理局限于现金流管理,而是将财务管理的重心界定为公司价值创造或公司增值的话,则履行执行权能的职能部门就不能再局限于财务部门,所谓公司财务也就不能再定义为“财务经理的财务”。尽管新的商业环境需要我们把财务管理纳入战略和经营框架之中,但财务与经营在公司组织体系中仍分属于不同的层次,相对而言,财务决策的组织层次要高些,这可以从《公司法》对董事会职责和权限的规定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决策实际上是融入于公司的治理框架之中,而经营决策通常在经理层面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公司治理结构应是在构建财务管理学体系时绕不开的话题。 (4)组织扩展路径。如果有人问你“公司财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你的解释显然不能局限于财务部门、岗位的设置及职责界定,而应当着眼于从四个层次上展开:一是制定公司及财务战略。战略决定组织架构;二是设计财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并进行职责界定;三是设计财务管理流程,甚至包括每一项具体的财务管理业务的流程;四是搭建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需要将财务与经营有机地整合一体,如ERP系统平台等。相对应的,财务管理学需要围绕财务战略管理、财务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扩展。 (5)流程扩展路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不同的财务事项显然有不同的财务管理流程,但总体看,基本的财务管理流程总是内含战略与目标、预算、执行中的控制、根据信息反馈进行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激励、前瞻性的财务预测尤其是财务危机预警等。如果预警下来公司出现危机的征兆或特征,公司还需要设计摆脱危机实现反超的战略和策略。在整个财务管理流程中,“风险”是贯彻始终的概念。诸如“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等概念,是整个财务管理体系流程体系所无法回避的。其次,预算管理已经从单项预算管理转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全面预算管理阶段。因此,按照流程路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就应当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风险管理、财务反超等。 (6)经营方式扩展路径。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与策略深受市场结构形态及其转型的影响,短缺市场结构和过剩市场结构的选择总是有所差别。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市场结构总体看是过剩,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商品经营总体上看是“微利型”的,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角度考虑,企业需要选择新的经营方式来扩展自己的盈利空间,于是资本经营应运而生并倍受重视,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公司专业地从事资本经营。相对于商品经营来说,资本经营的方式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大。德隆、科龙、中航油等资本运作的失败,足见资本经营的风险。因此,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顺应时代变迁,关注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 总结以上扩展路径,再加上管理所必备的“工具箱”,则扩展后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大体由五大模块组成:(1)财务管理概览模块。包括公司财务的性质、功能与目标结构、财务管理环境及其演进、财务管理理论及其发展、财务管理体系及其扩展等内容;(2)财务管理工具模块。包括财务会计报表与比率;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与报酬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3)财务管理组织模块。包括财务战略管理、财务治理与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等内容;(4)财务管理功能模块。包括资产管理、资本或权益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成本费用管理、现金流量管理、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财,.务支持网络管理、价值及其创造管理、财务风险管理等内容;(5)财务管理流程模块。包括财务决策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反超等内容。 2.财务管理学研究视角之扩展。财务管理学的认识和研究视角需要转换,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至少包括管理学视角、利益相关者视角、战略视角、本土化视角、跨学科整合视角等。关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视角,我已在“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李心合,2004)一文中进行了解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四种研究视角。 (1)管理学视角。这涉及到财务管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西方,财务学的学科归属曾经历从会计学到应用经济学的转型。(Peter.Atrill,2004)由于公司财务学是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的,这导致了财务学与金融学的一体化状况。西方的学科划分传统显然不适用于中国。改革前,中国的财务管理学更多地是借鉴前苏联的传统,将财务管理学确立为具有微观性的管理学的分支。中国有将金融学与财务学分而治之的学术传统,我的看法还是继续沿用这个传统,也就是立足于从管理学的立场来研究和设计财务管理学科。 以管理学的视角来研究财务管理学,有两点需要引起关注:一是财务管理学的视野应涵盖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公司的财务业务,并将公司财务业务与公司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等要素连接起来;二是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而不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出发。后一点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设计很有意义。因为,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和实务工作来看,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选择通常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立场选择的,表现为控制程序的烦琐设计上。转换财务管理学的研究视角,需要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等概念纳入财务管理体系,以使风险性与效率性相统一。 (2)战略视角。20世纪管理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确立了战略导向,对此财务管理学也应当有所体现,以实现财务管理从战术管理向战略管理、从具体事项管理到整体管理转变。仅以财务分析为例,现有的四个板块(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分析体系是缺乏应有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确立战略导向的财务分析体系,需要以财务报表为基本依据,并整合有关的经营资料,将财务分析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联系在一起,系统考察公司的价值、实力、效率、质量、风险、成长性或失败性以及基于现金流和价值创造的公司战略分析等。 (3)本土化视角。会计是一种国际商业语言,会计的标准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这使得会计学的研究可以选择普世主义的或趋同的模式。财务管理有所不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管理活动,深受文化的影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证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管理方式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其中也包括财务管理方式,诸如财权配置模式和运作方式等,在大权距式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财务管理的研究应当考虑文化差异性的影响而选择特殊主义的或本土化的模式。也就是说,财务管理学的构建应当以文化为基石,充分考察和分析文化因子诸如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权力距离、风险意识、宗教、语言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在中国,一系列的文化特质诸如集体主义、大权距、政府主导、儒家伦理等及其对财务管理实务的深刻影响,是我们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 本土化模式的财务管理研究,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它需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环境因素相适应。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关注中国财务管理背景及其财务影响的考察分析;其次,这种研究模式是嵌入式的。也就是要将企业的财务问题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分析公司财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零嵌入性的财务立场或研究方式,只能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再次,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还是制度内生性的,它要求我们将制度 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而非外生变量来看待,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实际影响以及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化结构。 (4)跨学科整合视角。综合化和细分化历来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并存并交叉的趋势,这个趋势越来明显。体现在财务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就是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它的上游学科及旁侧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文化学、法学等)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避免陷入“就财务论财务”的困境。 3.财务研究领域之扩展。在细分模式的影响下,科学的发展已经显著的多元化了。诸如社会学,有文化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再如经济学,有数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心理学等等。回到财务学领域,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仍沿用单一的发展路径——数理财务学。其实,这应该也是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一个表征。问题是,财务管理学还可以寻找到别的发展路径吗?还需要寻找别的发展路径吗?拓展财务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勿容置疑的,因为公司财务行为当属最普遍、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明显地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等特征,且制度结构内生于其中。既然以经济行为为对象的经济学可以沿着多条路径发展,那财务管理学又何尝不可呢?我曾在《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上的一篇题为“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的认识与批判”论文中提出四种新的发展路径和研究领域,即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财务社会学和财务伦理学,这些都是可以也值得尝试和研究的新学科。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治理的财务管理学分析论文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西方财务管理学并非像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完美,贫困化依然是当今财务管理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财务管理学的贫困化,既体现在其内容的严重偏离实际上,也体现在其与相关学科的严重断裂和对环境性挑战的滞后反应上。走出贫困化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转换财务管理学研究的视角,并开拓财务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财务管理困境出 路 财务管理学①作为一门学科究竟产生于何时,理论界的看法不一,但多数的解释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过50多年的努力,财务管理学无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在有机的方法体系,并成为商科学生必需的主修课程。如同WilliamL.Megginson所指出的,财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而且将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进一步反馈,肯定还要被修正和更新,但它们绝对不会被完全否定或过时。财务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基本理论来分析并规划出具体方法,从而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中译本,2002)。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学科真的就已经成熟了吗?这个被公认合理有效的财务管理学体系真的能够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吗? 当人们热衷于去讨论具体的财务管理热点问题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总体上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并用整体主义的思路来思考和审视财务管理学科的发展时,也许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现象并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个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状况。而一旦我们沿着整体主义而不是局部很有意义的现象,那就会发现,这个学科目前仍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 一、财务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及总体特征之把握 财务管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此问题的表述各异。1994年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商学院12个顶级教授之一的AswathDamodaran(2001)在其《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前后一贯的表述是:公司财务的研究对象是公司所制定的具有财务意义的所有决策。这些决策可分为三大部分:与资源分配有关的决策(投资决策)、与项目筹资有关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与制定再投资或退出经营现金额度有关的决策(股利决策)。Brigham和Ehrhardt(2005)在《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大部分财务管理知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值通过什么因素产生;(2)管理者如何选择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3)管理者如何保证公司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不出现资金匮乏?Ross(2002)等人在《公司理财基础》一书中认为,财务经理必须关注三类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资本预算);第二个问题着眼于企业对支持其长期投资需要的长期筹资的获取和管理方式(资本结构);第三个问题着眼于对客户收款和向供应商付款等日常财务活动的管理(营运资本管理)。若进一步考察这三本及其他财务管理类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对财务管理学框架的认识还是大同小异的,即: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管理工具箱组成。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财务管理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②。 任何学科都是建构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Damodaran教授曾将建构财务管理学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四组,即经理与股东目标函数一致性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和社会成本为零假设。尽管Damodaran教授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发现,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西方财务管理学体系,其所具有和显示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的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包括: 1.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财务学所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着眼于解决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分派问题。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学实际上是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的财务学”。断言以资本市场为背景的财务管理学缺乏指导和应用价值显然并不合适,而断言这种财务管理学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遍的使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财务管理学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其适用性是很差的,而这些缺乏适用性的非上市公司通常要占到一国公司总数的90%以上。财务管理学的建构显然是关注了重点的少数。其次,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必然使财务管理学所关注的重点集中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问题,而被企业所实际关注的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问题,尤其是内部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流程问题,就很难融入财务管理学体系,或者占有它应该占有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了财务管理学而仍然不会设计企业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体系的重要原因。 2;以价值为主线展开。财务管理学体系设计的出发点是价值最大化,为使目标与手段相统一,在解决实际的投融资决策问题,所选择的基本方法自然就是能够体现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与效益比较分析法,诸如资本成本、净现值或现值指数、内部报酬率等,都是这种基本方法的具体体现。以价值标准作为投融资决策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与财务管理学体系在建构时所采用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或分析范式有关,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价值往往并不是公司决策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而在国有企业的使命结构中,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类目标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构成国有企业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的重要的出发点。即使是私营企业,非价值类的社会责任目标也是其使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其次,即使将价值视为公司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所定义的“价值”概念也是不完全的。对公司或股东价值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对社会价值或成本的忽视。而在现实世界里,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诸如环境污染成本等,是公司决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上,公司的许多决策对增进公司或股东价值是有利的,但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再其次,当我们过分强调以公司或股东价值作为决策的出发点或标准时,势必会把那些活生生的然而对决策有实际影响的人、制度、文化等因素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事实上也就是排除在财务管理学的体系之外,原本应该活生生的财务管理学因此而变成了“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 3.以决策为重心展开。所以如此,可能与西方学者对财务概念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司财务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与公司主管所做决策有关的一些内容(AswathDamodaran,2001)。以决策为展开虽便于定量分析,并使框架结构前后逻辑一贯,但显然易见的问题是,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无法反映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貌。尽管不同财务事项其工作流程会有很大不同,但财务管理的基本流程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个基本流程至少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评价与激励、财务预警等。很显然,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还不能涵盖整个财务管理流程,这也是财务管理理论偏离实际的重要原因。 4.强调定量分析:数字财务。当人们把决策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把价值标准作为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时,所有的财务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决了。检索一下财务管理的教科书和学术杂志,我们便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而与公司财务问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则被作为外生变量而被统统抽象掉了。这样的形式安排虽然易于构建数学模型 ,但依据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对许多公司财务现象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及究竟是否能够开出可以明确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的政策药方,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赞成Shiller(2001)的见解: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多地苛求精确,就有可能因过于狭隘而出现离题的危险。 二、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之表征 “贫困化”一词是经常见诸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公司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公司财务管理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财务管理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1.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安排严重偏离实际。我不否认现有财务管理学所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问题是现有财务管理学究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呢?其次,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现有教科书中提供的方法真的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吗?姑且不论前文已经阐释的财务管理学在指向上(上市公司)和重心定位上(决策)对解释和解决非上市公司和非决策问题上的软弱能力,仅就上市公司而言,现有的财务管理学内容安排也可能不是它们所期望的。即便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也不是它们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所发生和所关注的事项。这些事项,多少总有些“偶发”的性质。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而言,它们时时关注的“经常性事项”是什么呢?根据我在做多家公司的内部控制项目时的实地观察,可能主要是:(1)如何管好用好资产(资产管理)?(2)如何控制好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管理)?(3)如何确保经营和发展所需要的现金(现金流管理)?财务管理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 2.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严重脱节。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同理,财务管理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中,数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是其上游学科,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等以及公司管理的相关功能学科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是其旁侧学科,财务管理学正是在这种学科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效应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财务管理学发生和发展历史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开始弱化了,可以说,财务管理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管理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管理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网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应该在财务管理学中得到反应的研究,均未在财务管理学领域得到实际的反应。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可以说已经严重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③,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管理学领域?! 3.财务管理学对影响它的环境变化反应滞后。近一、二十年,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梅(2001)曾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降低成本的压力;新基础的冲击;战略联盟的出现;新市场的开拓;经济全球化;政府法规的增多;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此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等,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对财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管理学甚至会计学都已经做出了积极地回应,然而财务管理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进呢?让我们看看玛格丽特.梅的分析吧:进人新的世纪,我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用超过财务部门80%的资源和陈旧的计算机财务系统仅仅从事交易记录和控制工作,而没有使公司的价值显著增加。按照玛格丽特.梅的观点,财务职能必须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等内容连接起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很显然,财务管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职能转型有所反应。 我无意全盘否定西方财务管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所说的贫困化,意在指出迄今为止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在面对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变革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意在说明财务管理学体系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扩展。 三、再造和扩展财务管理学框架之思考 改造和扩展现有的财务管理学体系,无疑是一个十分迫切但又难度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涉及到对许多财务管理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很显然,主要“向内看”的前苏联版财务管理学和主要“向外看”的美国版财务管理学,都无法解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问题及其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整合,以搭建内外统一、结构完整、视角合理的新型财务管理学体系。围绕财务管理学的扩展问题,本文仅就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个方面作些概略性的说明。 1.财务管理学内容之扩展。“一个目标、四个模块、四把工具”架构的财务管理学,相对于内容丰富的财务管理实践属于“窄型”财务管理学,并且是主要是“向外看”的财务管理学,对公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是相当弱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需要寻找恰当的路径,我的看法是,可供选择的路径至少有:(1)功能扩展路径。我曾多次论证和强调,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培育、配置和运用财务资源,以实现公司价值创造与增值。实现这一功能,需要财务管理的内容能够涵盖三张基本财务报表,也就是涵盖四个板块的内容:资产管理(资产负债表左边的管理)、权益管理(资产负债表右边的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利润表管理)和现金流量管理(现金流量表管理)。所谓的财务管理,实际上也可以称为财务报表管理。现有框架中的三类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事实上是寓于四个板块的管理体系之中。 (2)主体扩展路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体显然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的公司企业,但现代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特征,要求我们要跳出公司企业主体、站在价值链甚至价值网的立场和范围上,思考和探索对公司企业主体的财务管理。当我们研究海尔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时,绝对不能就海尔公司谈海尔公司,需要考虑海尔公司的整个价值创造网络和财务支持网络。仅此而言,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又可以向财务支持网络管理和价值创造网络管理两项内容扩展。 (3)行为主体扩展路径。当问及“公司财务工作是谁做的”这一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显然不能局限于公司的财务部门。事实上,公司财务工作是分层次来展开的。若把公司财务工作分为决策和执行两项权能,则履行决策权能的行为主体显然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班子(合称“经营者”),履行执行权能的行为主体是包括财务部门在内的一些中间层次的职能部门,甚至包括营销部门、生产部门、技术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等。如果我们不 是将财务管理局限于现金流管理,而是将财务管理的重心界定为公司价值创造或公司增值的话,则履行执行权能的职能部门就不能再局限于财务部门,所谓公司财务也就不能再定义为“财务经理的财务”。尽管新的商业环境需要我们把财务管理纳入战略和经营框架之中,但财务与经营在公司组织体系中仍分属于不同的层次,相对而言,财务决策的组织层次要高些,这可以从《公司法》对董事会职责和权限的规定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决策实际上是融入于公司的治理框架之中,而经营决策通常在经理层面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公司治理结构应是在构建财务管理学体系时绕不开的话题。 (4)组织扩展路径。如果有人问你“公司财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你的解释显然不能局限于财务部门、岗位的设置及职责界定,而应当着眼于从四个层次上展开:一是制定公司及财务战略。战略决定组织架构;二是设计财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并进行职责界定;三是设计财务管理流程,甚至包括每一项具体的财务管理业务的流程;四是搭建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需要将财务与经营有机地整合一体,如ERP系统平台等。相对应的,财务管理学需要围绕财务战略管理、财务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扩展。 (5)流程扩展路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不同的财务事项显然有不同的财务管理流程,但总体看,基本的财务管理流程总是内含战略与目标、预算、执行中的控制、根据信息反馈进行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激励、前瞻性的财务预测尤其是财务危机预警等。如果预警下来公司出现危机的征兆或特征,公司还需要设计摆脱危机实现反超的战略和策略。在整个财务管理流程中,“风险”是贯彻始终的概念。诸如“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等概念,是整个财务管理体系流程体系所无法回避的。其次,预算管理已经从单项预算管理转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全面预算管理阶段。因此,按照流程路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就应当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风险管理、财务反超等。 (6)经营方式扩展路径。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与策略深受市场结构形态及其转型的影响,短缺市场结构和过剩市场结构的选择总是有所差别。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市场结构总体看是过剩,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商品经营总体上看是“微利型”的,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角度考虑,企业需要选择新的经营方式来扩展自己的盈利空间,于是资本经营应运而生并倍受重视,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公司专业地从事资本经营。相对于商品经营来说,资本经营的方式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大。德隆、科龙、中航油等资本运作的失败,足见资本经营的风险。因此,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顺应时代变迁,关注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 总结以上扩展路径,再加上管理所必备的“工具箱”,则扩展后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大体由五大模块组成:(1)财务管理概览模块。包括公司财务的性质、功能与目标结构、财务管理环境及其演进、财务管理理论及其发展、财务管理体系及其扩展等内容;(2)财务管理工具模块。包括财务会计报表与比率;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与报酬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3)财务管理组织模块。包括财务战略管理、财务治理与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等内容;(4)财务管理功能模块。包括资产管理、资本或权益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成本费用管理、现金流量管理、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财,.务支持网络管理、价值及其创造管理、财务风险管理等内容;(5)财务管理流程模块。包括财务决策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反超等内容。 2.财务管理学研究视角之扩展。财务管理学的认识和研究视角需要转换,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至少包括管理学视角、利益相关者视角、战略视角、本土化视角、跨学科整合视角等。关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视角,我已在“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李心合,2004)一文中进行了解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四种研究视角。 (1)管理学视角。这涉及到财务管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西方,财务学的学科归属曾经历从会计学到应用经济学的转型。(Peter.Atrill,2004)由于公司财务学是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的,这导致了财务学与金融学的一体化状况。西方的学科划分传统显然不适用于中国。改革前,中国的财务管理学更多地是借鉴前苏联的传统,将财务管理学确立为具有微观性的管理学的分支。中国有将金融学与财务学分而治之的学术传统,我的看法还是继续沿用这个传统,也就是立足于从管理学的立场来研究和设计财务管理学科。 以管理学的视角来研究财务管理学,有两点需要引起关注:一是财务管理学的视野应涵盖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公司的财务业务,并将公司财务业务与公司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等要素连接起来;二是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而不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出发。后一点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设计很有意义。因为,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和实务工作来看,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选择通常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立场选择的,表现为控制程序的烦琐设计上。转换财务管理学的研究视角,需要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等概念纳入财务管理体系,以使风险性与效率性相统一。 (2)战略视角。20世纪管理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确立了战略导向,对此财务管理学也应当有所体现,以实现财务管理从战术管理向战略管理、从具体事项管理到整体管理转变。仅以财务分析为例,现有的四个板块(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分析体系是缺乏应有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确立战略导向的财务分析体系,需要以财务报表为基本依据,并整合有关的经营资料,将财务分析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联系在一起,系统考察公司的价值、实力、效率、质量、风险、成长性或失败性以及基于现金流和价值创造的公司战略分析等。 (3)本土化视角。会计是一种国际商业语言,会计的标准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这使得会计学的研究可以选择普世主义的或趋同的模式。财务管理有所不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管理活动,深受文化的影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证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管理方式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其中也包括财务管理方式,诸如财权配置模式和运作方式等,在大权距式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财务管理的研究应当考虑文化差异性的影响而选择特殊主义的或本土化的模式。也就是说,财务管理学的构建应当以文化为基石,充分考察和分析文化因子诸如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权力距离、风险意识、宗教、语言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在中国,一系列的文化特质诸如集体主义、大权距、政府主导、儒家伦理等及其对财务管理实务的深刻影响,是我们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 本土化模式的财务管理研究,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它需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环境因素相适应。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关注中国财务管理背景及其财务影响的考察分析;其次,这种研究模式是嵌入式的。也就是要将企业的财务问题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分析公司财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零嵌入性的财务立场或研究方式,只能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再次,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还是制度内生性的,它要求我们将制度 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而非外生变量来看待,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实际影响以及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化结构。 (4)跨学科整合视角。综合化和细分化历来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并存并交叉的趋势,这个趋势越来明显。体现在财务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就是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它的上游学科及旁侧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文化学、法学等)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避免陷入“就财务论财务”的困境。 3.财务研究领域之扩展。在细分模式的影响下,科学的发展已经显著的多元化了。诸如社会学,有文化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再如经济学,有数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心理学等等。回到财务学领域,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仍沿用单一的发展路径——数理财务学。其实,这应该也是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一个表征。问题是,财务管理学还可以寻找到别的发展路径吗?还需要寻找别的发展路径吗?拓展财务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勿容置疑的,因为公司财务行为当属最普遍、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明显地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等特征,且制度结构内生于其中。既然以经济行为为对象的经济学可以沿着多条路径发展,那财务管理学又何尝不可呢?我曾在《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上的一篇题为“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的认识与批判”论文中提出四种新的发展路径和研究领域,即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财务社会学和财务伦理学,这些都是可以也值得尝试和研究的新学科。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创新管理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 全进行硬性规定。 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困境和出路 【摘要】西方财务管理学并非像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完美,贫困化依然是当今财务管理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财务管理学的贫困化,既体现在其内容的严重偏离实际上,也体现在其与相关学科的严重断裂和对环境性挑战的滞后反应上。走出贫困化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转换财务管理学研究的视角,并开拓财务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财务管理困境出 路 财务管理学①作为一门学科究竟产生于何时,理论界的看法不一,但多数的解释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过50多年的努力,财务管理学无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在有机的方法体系,并成为商科学生必需的主修课程。如同WilliamL.Megginson所指出的,财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而且将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进一步反馈,肯定还要被修正和更新,但它们绝对不会被完全否定或过时。财务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基本理论来分析并规划出具体方法,从而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中译本,2002)。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学科真的就已经成熟了吗?这个被公认合理有效的财务管理学体系真的能够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吗? 当人们热衷于去讨论具体的财务管理热点问题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总体上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并用整体主义的思路来思考和审视财务管理学科的发展时,也许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现象并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个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状况。而一旦我们沿着整体主义而不是局部很有意义的现象,那就会发现,这个学科目前仍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 一、财务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及总体特征之把握 财务管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此问题的表述各异。1994年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商学院12个顶级教授之一的AswathDamodaran(2001)在其《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前后一贯的表述是:公司财务的研究对象是公司所制定的具有财务意义的所有决策。这些决策可分为三大部分:与资源分配有关的决策(投资决策)、与项目筹资有关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与制定再投资或退出经营现金额度有关的决策(股利决策)。Brigham和Ehrhardt(2005)在《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大部分财务管理知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值通过什么因素产生;(2)管理者如何选择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3)管理者如何保证公司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不出现资金匮乏?Ross(2002)等人在《公司理财基础》一书中认为,财务经理必须关注三类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资本预算);第二个问题着眼于企业对支持其长期投资需要的长期筹资的获取和管理方式(资本结构);第三个问题着眼于对客户收款和向供应商付款等日常财务活动的管理(营运资本管理)。若进一步考察这三本及其他财务管理类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对财务管理学框架的认识还是大同小异的,即: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管理工具箱组成。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财务管理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②。 任何学科都是建构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Damodaran教授曾将建构财务管理学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四组,即经理与股东目标函数一致性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和社会成本为零假设。尽管Damodaran教授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发现,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西方财务管理学体系,其所具有和显示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的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包括: 1.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财务学所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着眼于解决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分派问题。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学实际上是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的财务学”。断言以资本市场为背景的财务管理学缺乏指导和应用价值显然并不合适,而断言这种财务管理学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遍的使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财务管理学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其适用性是很差的,而这些缺乏适用性的非上市公司通常要占到一国公司总数的90%以上。财务管理学的建构显然是关注了重点的少数。其次,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必然使财务管理学所关注的重点集中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问题,而被企业所实际关注的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问题,尤其是内部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流程问题,就很难融入财务管理学体系,或者占有它应该占有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了财务管理学而仍然不会设计企业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体系的重要原因。 2;以价值为主线展开。财务管理学体系设计的出发点是价值最大化,为使目标与手段相统一,在解决实际的投融资决策问题,所选择的基本方法自然就是能够体现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与效益比较分析法,诸如资本成本、净现值或现值指数、内部报酬率等,都是这种基本方法的具体体现。以价值标准作为投融资决策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与财务管理学体系在建构时所采用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或分析范式有关,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价值往往并不是公司决策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而在国有企业的使命结构中,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类目标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构成国有企业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的重要的出发点。即使是私营企业,非价值类的社会责任目标也是其使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其次,即使将价值视为公司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所定义的“价值”概念也是不完全的。对公司或股东价值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对社会价值或成本的忽视。而在现实世界里,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诸如环境污染成本等,是公司决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上,公司的许多决策对增进公司或股东价值是有利的,但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再其次,当我们过分强调以公司或股东价值作为决策的出发点或标准时,势必会把那些活生生的然而对决策有实际影响的人、制度、文化等因素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事实上也就是排除在财务管理学的体系之外,原本应该活生生的财务管理学因此而变成了“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 3.以决策为重心展开。所以如此,可能与西方学者对财务概念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司财务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与公司主管所做决策有关的一些内容(AswathDamodaran,2001)。以决策为展开虽便于定量分析,并使框架结构前后逻辑一贯,但显然易见的问题是,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无法反映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貌。尽管不同财务事项其工作流程会有很大不同,但财务管理的基本流程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个基本流程至少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评价与激励、财务预警等。很显然,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还不能涵盖整个财务管理流程,这也是财务管理理论偏离实际的重要原因。 4.强调定量分析:数字财务。当人们把决策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把价值标准作为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时,所有的财务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决了。检索一下财务管理的教科书和学术杂志,我们便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而与公司财务问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则被作为外生变量而被统统抽象掉了。这样的形式安排虽然易于构建数学模型 ,但依据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对许多公司财务现象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及究竟是否能够开出可以明确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的政策药方,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赞成Shiller(2001)的见解: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多地苛求精确,就有可能因过于狭隘而出现离题的危险。 二、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之表征 “贫困化”一词是经常见诸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公司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公司财务管理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财务管理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1.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安排严重偏离实际。我不否认现有财务管理学所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问题是现有财务管理学究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呢?其次,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现有教科书中提供的方法真的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吗?姑且不论前文已经阐释的财务管理学在指向上(上市公司)和重心定位上(决策)对解释和解决非上市公司和非决策问题上的软弱能力,仅就上市公司而言,现有的财务管理学内容安排也可能不是它们所期望的。即便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也不是它们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所发生和所关注的事项。这些事项,多少总有些“偶发”的性质。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而言,它们时时关注的“经常性事项”是什么呢?根据我在做多家公司的内部控制项目时的实地观察,可能主要是:(1)如何管好用好资产(资产管理)?(2)如何控制好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管理)?(3)如何确保经营和发展所需要的现金(现金流管理)?财务管理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 2.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严重脱节。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同理,财务管理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中,数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是其上游学科,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等以及公司管理的相关功能学科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是其旁侧学科,财务管理学正是在这种学科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效应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财务管理学发生和发展历史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开始弱化了,可以说,财务管理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管理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管理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网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应该在财务管理学中得到反应的研究,均未在财务管理学领域得到实际的反应。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可以说已经严重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③,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管理学领域?! 3.财务管理学对影响它的环境变化反应滞后。近一、二十年,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梅(2001)曾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降低成本的压力;新基础的冲击;战略联盟的出现;新市场的开拓;经济全球化;政府法规的增多;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此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等,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对财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管理学甚至会计学都已经做出了积极地回应,然而财务管理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进呢?让我们看看玛格丽特.梅的分析吧:进人新的世纪,我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用超过财务部门80%的资源和陈旧的计算机财务系统仅仅从事交易记录和控制工作,而没有使公司的价值显著增加。按照玛格丽特.梅的观点,财务职能必须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等内容连接起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很显然,财务管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职能转型有所反应。 我无意全盘否定西方财务管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所说的贫困化,意在指出迄今为止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在面对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变革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意在说明财务管理学体系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扩展。 三、再造和扩展财务管理学框架之思考 改造和扩展现有的财务管理学体系,无疑是一个十分迫切但又难度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涉及到对许多财务管理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很显然,主要“向内看”的前苏联版财务管理学和主要“向外看”的美国版财务管理学,都无法解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问题及其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整合,以搭建内外统一、结构完整、视角合理的新型财务管理学体系。围绕财务管理学的扩展问题,本文仅就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个方面作些概略性的说明。 1.财务管理学内容之扩展。“一个目标、四个模块、四把工具”架构的财务管理学,相对于内容丰富的财务管理实践属于“窄型”财务管理学,并且是主要是“向外看”的财务管理学,对公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是相当弱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需要寻找恰当的路径,我的看法是,可供选择的路径至少有:(1)功能扩展路径。我曾多次论证和强调,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培育、配置和运用财务资源,以实现公司价值创造与增值。实现这一功能,需要财务管理的内容能够涵盖三张基本财务报表,也就是涵盖四个板块的内容:资产管理(资产负债表左边的管理)、权益管理(资产负债表右边的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利润表管理)和现金流量管理(现金流量表管理)。所谓的财务管理,实际上也可以称为财务报表管理。现有框架中的三类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事实上是寓于四个板块的管理体系之中。 (2)主体扩展路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体显然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的公司企业,但现代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特征,要求我们要跳出公司企业主体、站在价值链甚至价值网的立场和范围上,思考和探索对公司企业主体的财务管理。当我们研究海尔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时,绝对不能就海尔公司谈海尔公司,需要考虑海尔公司的整个价值创造网络和财务支持网络。仅此而言,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又可以向财务支持网络管理和价值创造网络管理两项内容扩展。 (3)行为主体扩展路径。当问及“公司财务工作是谁做的”这一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显然不能局限于公司的财务部门。事实上,公司财务工作是分层次来展开的。若把公司财务工作分为决策和执行两项权能,则履行决策权能的行为主体显然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班子(合称“经营者”),履行执行权能的行为主体是包括财务部门在内的一些中间层次的职能部门,甚至包括营销部门、生产部门、技术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等。如果我们不 是将财务管理局限于现金流管理,而是将财务管理的重心界定为公司价值创造或公司增值的话,则履行执行权能的职能部门就不能再局限于财务部门,所谓公司财务也就不能再定义为“财务经理的财务”。尽管新的商业环境需要我们把财务管理纳入战略和经营框架之中,但财务与经营在公司组织体系中仍分属于不同的层次,相对而言,财务决策的组织层次要高些,这可以从《公司法》对董事会职责和权限的规定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决策实际上是融入于公司的治理框架之中,而经营决策通常在经理层面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公司治理结构应是在构建财务管理学体系时绕不开的话题。 (4)组织扩展路径。如果有人问你“公司财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你的解释显然不能局限于财务部门、岗位的设置及职责界定,而应当着眼于从四个层次上展开:一是制定公司及财务战略。战略决定组织架构;二是设计财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并进行职责界定;三是设计财务管理流程,甚至包括每一项具体的财务管理业务的流程;四是搭建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需要将财务与经营有机地整合一体,如ERP系统平台等。相对应的,财务管理学需要围绕财务战略管理、财务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扩展。 (5)流程扩展路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不同的财务事项显然有不同的财务管理流程,但总体看,基本的财务管理流程总是内含战略与目标、预算、执行中的控制、根据信息反馈进行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激励、前瞻性的财务预测尤其是财务危机预警等。如果预警下来公司出现危机的征兆或特征,公司还需要设计摆脱危机实现反超的战略和策略。在整个财务管理流程中,“风险”是贯彻始终的概念。诸如“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等概念,是整个财务管理体系流程体系所无法回避的。其次,预算管理已经从单项预算管理转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全面预算管理阶段。因此,按照流程路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就应当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风险管理、财务反超等。 (6)经营方式扩展路径。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与策略深受市场结构形态及其转型的影响,短缺市场结构和过剩市场结构的选择总是有所差别。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市场结构总体看是过剩,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商品经营总体上看是“微利型”的,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角度考虑,企业需要选择新的经营方式来扩展自己的盈利空间,于是资本经营应运而生并倍受重视,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公司专业地从事资本经营。相对于商品经营来说,资本经营的方式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大。德隆、科龙、中航油等资本运作的失败,足见资本经营的风险。因此,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顺应时代变迁,关注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 总结以上扩展路径,再加上管理所必备的“工具箱”,则扩展后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大体由五大模块组成:(1)财务管理概览模块。包括公司财务的性质、功能与目标结构、财务管理环境及其演进、财务管理理论及其发展、财务管理体系及其扩展等内容;(2)财务管理工具模块。包括财务会计报表与比率;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与报酬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3)财务管理组织模块。包括财务战略管理、财务治理与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等内容;(4)财务管理功能模块。包括资产管理、资本或权益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成本费用管理、现金流量管理、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财,.务支持网络管理、价值及其创造管理、财务风险管理等内容;(5)财务管理流程模块。包括财务决策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反超等内容。 2.财务管理学研究视角之扩展。财务管理学的认识和研究视角需要转换,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至少包括管理学视角、利益相关者视角、战略视角、本土化视角、跨学科整合视角等。关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视角,我已在“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李心合,2004)一文中进行了解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四种研究视角。 (1)管理学视角。这涉及到财务管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西方,财务学的学科归属曾经历从会计学到应用经济学的转型。(Peter.Atrill,2004)由于公司财务学是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的,这导致了财务学与金融学的一体化状况。西方的学科划分传统显然不适用于中国。改革前,中国的财务管理学更多地是借鉴前苏联的传统,将财务管理学确立为具有微观性的管理学的分支。中国有将金融学与财务学分而治之的学术传统,我的看法还是继续沿用这个传统,也就是立足于从管理学的立场来研究和设计财务管理学科。 以管理学的视角来研究财务管理学,有两点需要引起关注:一是财务管理学的视野应涵盖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公司的财务业务,并将公司财务业务与公司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等要素连接起来;二是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而不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出发。后一点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设计很有意义。因为,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和实务工作来看,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选择通常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立场选择的,表现为控制程序的烦琐设计上。转换财务管理学的研究视角,需要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等概念纳入财务管理体系,以使风险性与效率性相统一。 (2)战略视角。20世纪管理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确立了战略导向,对此财务管理学也应当有所体现,以实现财务管理从战术管理向战略管理、从具体事项管理到整体管理转变。仅以财务分析为例,现有的四个板块(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分析体系是缺乏应有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确立战略导向的财务分析体系,需要以财务报表为基本依据,并整合有关的经营资料,将财务分析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联系在一起,系统考察公司的价值、实力、效率、质量、风险、成长性或失败性以及基于现金流和价值创造的公司战略分析等。 (3)本土化视角。会计是一种国际商业语言,会计的标准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这使得会计学的研究可以选择普世主义的或趋同的模式。财务管理有所不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管理活动,深受文化的影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证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管理方式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其中也包括财务管理方式,诸如财权配置模式和运作方式等,在大权距式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财务管理的研究应当考虑文化差异性的影响而选择特殊主义的或本土化的模式。也就是说,财务管理学的构建应当以文化为基石,充分考察和分析文化因子诸如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权力距离、风险意识、宗教、语言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在中国,一系列的文化特质诸如集体主义、大权距、政府主导、儒家伦理等及其对财务管理实务的深刻影响,是我们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 本土化模式的财务管理研究,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它需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环境因素相适应。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关注中国财务管理背景及其财务影响的考察分析;其次,这种研究模式是嵌入式的。也就是要将企业的财务问题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分析公司财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零嵌入性的财务立场或研究方式,只能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再次,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还是制度内生性的,它要求我们将制度 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而非外生变量来看待,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实际影响以及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化结构。 (4)跨学科整合视角。综合化和细分化历来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并存并交叉的趋势,这个趋势越来明显。体现在财务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就是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它的上游学科及旁侧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文化学、法学等)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避免陷入“就财务论财务”的困境。 3.财务研究领域之扩展。在细分模式的影响下,科学的发展已经显著的多元化了。诸如社会学,有文化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再如经济学,有数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心理学等等。回到财务学领域,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仍沿用单一的发展路径——数理财务学。其实,这应该也是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一个表征。问题是,财务管理学还可以寻找到别的发展路径吗?还需要寻找别的发展路径吗?拓展财务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勿容置疑的,因为公司财务行为当属最普遍、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明显地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等特征,且制度结构内生于其中。既然以经济行为为对象的经济学可以沿着多条路径发展,那财务管理学又何尝不可呢?我曾在《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上的一篇题为“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的认识与批判”论文中提出四种新的发展路径和研究领域,即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财务社会学和财务伦理学,这些都是可以也值得尝试和研究的新学科。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学困境和出路 【摘要】西方财务管理学并非像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完美,贫困化依然是当今财务管理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财务管理学的贫困化,既体现在其内容的严重偏离实际上,也体现在其与相关学科的严重断裂和对环境性挑战的滞后反应上。走出贫困化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转换财务管理学研究的视角,并开拓财务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财务管理困境出 路 财务管理学①作为一门学科究竟产生于何时,理论界的看法不一,但多数的解释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过50多年的努力,财务管理学无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在有机的方法体系,并成为商科学生必需的主修课程。如同WilliamL.Megginson所指出的,财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而且将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进一步反馈,肯定还要被修正和更新,但它们绝对不会被完全否定或过时。财务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基本理论来分析并规划出具体方法,从而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中译本,2002)。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学科真的就已经成熟了吗?这个被公认合理有效的财务管理学体系真的能够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吗? 当人们热衷于去讨论具体的财务管理热点问题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总体上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并用整体主义的思路来思考和审视财务管理学科的发展时,也许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现象并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个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状况。而一旦我们沿着整体主义而不是局部很有意义的现象,那就会发现,这个学科目前仍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 一、财务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及总体特征之把握 财务管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此问题的表述各异。1994年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商学院12个顶级教授之一的AswathDamodaran(2001)在其《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前后一贯的表述是:公司财务的研究对象是公司所制定的具有财务意义的所有决策。这些决策可分为三大部分:与资源分配有关的决策(投资决策)、与项目筹资有关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与制定再投资或退出经营现金额度有关的决策(股利决策)。Brigham和Ehrhardt(2005)在《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大部分财务管理知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值通过什么因素产生;(2)管理者如何选择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3)管理者如何保证公司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不出现资金匮乏?Ross(2002)等人在《公司理财基础》一书中认为,财务经理必须关注三类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资本预算);第二个问题着眼于企业对支持其长期投资需要的长期筹资的获取和管理方式(资本结构);第三个问题着眼于对客户收款和向供应商付款等日常财务活动的管理(营运资本管理)。若进一步考察这三本及其他财务管理类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对财务管理学框架的认识还是大同小异的,即: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管理工具箱组成。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财务管理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②。 任何学科都是建构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Damodaran教授曾将建构财务管理学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四组,即经理与股东目标函数一致性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和社会成本为零假设。尽管Damodaran教授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发现,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西方财务管理学体系,其所具有和显示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的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包括: 1.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财务学所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着眼于解决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分派问题。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学实际上是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的财务学”。断言以资本市场为背景的财务管理学缺乏指导和应用价值显然并不合适,而断言这种财务管理学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遍的使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财务管理学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其适用性是很差的,而这些缺乏适用性的非上市公司通常要占到一国公司总数的90%以上。财务管理学的建构显然是关注了重点的少数。其次,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必然使财务管理学所关注的重点集中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问题,而被企业所实际关注的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问题,尤其是内部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流程问题,就很难融入财务管理学体系,或者占有它应该占有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了财务管理学而仍然不会设计企业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体系的重要原因。 2;以价值为主线展开。财务管理学体系设计的出发点是价值最大化,为使目标与手段相统一,在解决实际的投融资决策问题,所选择的基本方法自然就是能够体现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与效益比较分析法,诸如资本成本、净现值或现值指数、内部报酬率等,都是这种基本方法的具体体现。以价值标准作为投融资决策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与财务管理学体系在建构时所采用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或分析范式有关,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价值往往并不是公司决策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而在国有企业的使命结构中,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类目标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构成国有企业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的重要的出发点。即使是私营企业,非价值类的社会责任目标也是其使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其次,即使将价值视为公司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所定义的“价值”概念也是不完全的。对公司或股东价值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对社会价值或成本的忽视。而在现实世界里,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诸如环境污染成本等,是公司决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上,公司的许多决策对增进公司或股东价值是有利的,但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再其次,当我们过分强调以公司或股东价值作为决策的出发点或标准时,势必会把那些活生生的然而对决策有实际影响的人、制度、文化等因素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事实上也就是排除在财务管理学的体系之外,原本应该活生生的财务管理学因此而变成了“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 3.以决策为重心展开。所以如此,可能与西方学者对财务概念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司财务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与公司主管所做决策有关的一些内容(AswathDamodaran,2001)。以决策为展开虽便于定量分析,并使框架结构前后逻辑一贯,但显然易见的问题是,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无法反映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貌。尽管不同财务事项其工作流程会有很大不同,但财务管理的基本流程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个基本流程至少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评价与激励、财务预警等。很显然,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还不能涵盖整个财务管理流程,这也是财务管理理论偏离实际的重要原因。 4.强调定量分析:数字财务。当人们把决策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把价值标准作为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时,所有的财务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决了。检索一下财务管理的教科书和学术杂志,我们便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而与公司财务问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则被作为外生变量而被统统抽象掉了。这样的形式安排虽然易于构建数学模型 ,但依据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对许多公司财务现象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及究竟是否能够开出可以明确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的政策药方,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赞成Shiller(2001)的见解: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多地苛求精确,就有可能因过于狭隘而出现离题的危险。 二、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之表征 “贫困化”一词是经常见诸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公司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公司财务管理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财务管理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1.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安排严重偏离实际。我不否认现有财务管理学所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问题是现有财务管理学究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呢?其次,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现有教科书中提供的方法真的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吗?姑且不论前文已经阐释的财务管理学在指向上(上市公司)和重心定位上(决策)对解释和解决非上市公司和非决策问题上的软弱能力,仅就上市公司而言,现有的财务管理学内容安排也可能不是它们所期望的。即便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也不是它们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所发生和所关注的事项。这些事项,多少总有些“偶发”的性质。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而言,它们时时关注的“经常性事项”是什么呢?根据我在做多家公司的内部控制项目时的实地观察,可能主要是:(1)如何管好用好资产(资产管理)?(2)如何控制好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管理)?(3)如何确保经营和发展所需要的现金(现金流管理)?财务管理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 2.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严重脱节。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同理,财务管理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中,数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是其上游学科,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等以及公司管理的相关功能学科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是其旁侧学科,财务管理学正是在这种学科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效应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财务管理学发生和发展历史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开始弱化了,可以说,财务管理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管理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管理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网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应该在财务管理学中得到反应的研究,均未在财务管理学领域得到实际的反应。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可以说已经严重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③,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管理学领域?! 3.财务管理学对影响它的环境变化反应滞后。近一、二十年,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梅(2001)曾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降低成本的压力;新基础的冲击;战略联盟的出现;新市场的开拓;经济全球化;政府法规的增多;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此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等,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对财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管理学甚至会计学都已经做出了积极地回应,然而财务管理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进呢?让我们看看玛格丽特.梅的分析吧:进人新的世纪,我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用超过财务部门80%的资源和陈旧的计算机财务系统仅仅从事交易记录和控制工作,而没有使公司的价值显著增加。按照玛格丽特.梅的观点,财务职能必须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等内容连接起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很显然,财务管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职能转型有所反应。 我无意全盘否定西方财务管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所说的贫困化,意在指出迄今为止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在面对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变革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意在说明财务管理学体系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扩展。 三、再造和扩展财务管理学框架之思考 改造和扩展现有的财务管理学体系,无疑是一个十分迫切但又难度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涉及到对许多财务管理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很显然,主要“向内看”的前苏联版财务管理学和主要“向外看”的美国版财务管理学,都无法解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问题及其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整合,以搭建内外统一、结构完整、视角合理的新型财务管理学体系。围绕财务管理学的扩展问题,本文仅就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个方面作些概略性的说明。 1.财务管理学内容之扩展。“一个目标、四个模块、四把工具”架构的财务管理学,相对于内容丰富的财务管理实践属于“窄型”财务管理学,并且是主要是“向外看”的财务管理学,对公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是相当弱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需要寻找恰当的路径,我的看法是,可供选择的路径至少有:(1)功能扩展路径。我曾多次论证和强调,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培育、配置和运用财务资源,以实现公司价值创造与增值。实现这一功能,需要财务管理的内容能够涵盖三张基本财务报表,也就是涵盖四个板块的内容:资产管理(资产负债表左边的管理)、权益管理(资产负债表右边的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利润表管理)和现金流量管理(现金流量表管理)。所谓的财务管理,实际上也可以称为财务报表管理。现有框架中的三类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事实上是寓于四个板块的管理体系之中。 (2)主体扩展路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体显然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的公司企业,但现代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特征,要求我们要跳出公司企业主体、站在价值链甚至价值网的立场和范围上,思考和探索对公司企业主体的财务管理。当我们研究海尔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时,绝对不能就海尔公司谈海尔公司,需要考虑海尔公司的整个价值创造网络和财务支持网络。仅此而言,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又可以向财务支持网络管理和价值创造网络管理两项内容扩展。 (3)行为主体扩展路径。当问及“公司财务工作是谁做的”这一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显然不能局限于公司的财务部门。事实上,公司财务工作是分层次来展开的。若把公司财务工作分为决策和执行两项权能,则履行决策权能的行为主体显然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班子(合称“经营者”),履行执行权能的行为主体是包括财务部门在内的一些中间层次的职能部门,甚至包括营销部门、生产部门、技术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等。如果我们不 是将财务管理局限于现金流管理,而是将财务管理的重心界定为公司价值创造或公司增值的话,则履行执行权能的职能部门就不能再局限于财务部门,所谓公司财务也就不能再定义为“财务经理的财务”。尽管新的商业环境需要我们把财务管理纳入战略和经营框架之中,但财务与经营在公司组织体系中仍分属于不同的层次,相对而言,财务决策的组织层次要高些,这可以从《公司法》对董事会职责和权限的规定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决策实际上是融入于公司的治理框架之中,而经营决策通常在经理层面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公司治理结构应是在构建财务管理学体系时绕不开的话题。 (4)组织扩展路径。如果有人问你“公司财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你的解释显然不能局限于财务部门、岗位的设置及职责界定,而应当着眼于从四个层次上展开:一是制定公司及财务战略。战略决定组织架构;二是设计财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并进行职责界定;三是设计财务管理流程,甚至包括每一项具体的财务管理业务的流程;四是搭建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需要将财务与经营有机地整合一体,如ERP系统平台等。相对应的,财务管理学需要围绕财务战略管理、财务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扩展。 (5)流程扩展路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不同的财务事项显然有不同的财务管理流程,但总体看,基本的财务管理流程总是内含战略与目标、预算、执行中的控制、根据信息反馈进行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激励、前瞻性的财务预测尤其是财务危机预警等。如果预警下来公司出现危机的征兆或特征,公司还需要设计摆脱危机实现反超的战略和策略。在整个财务管理流程中,“风险”是贯彻始终的概念。诸如“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等概念,是整个财务管理体系流程体系所无法回避的。其次,预算管理已经从单项预算管理转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全面预算管理阶段。因此,按照流程路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就应当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风险管理、财务反超等。 (6)经营方式扩展路径。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与策略深受市场结构形态及其转型的影响,短缺市场结构和过剩市场结构的选择总是有所差别。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市场结构总体看是过剩,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商品经营总体上看是“微利型”的,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角度考虑,企业需要选择新的经营方式来扩展自己的盈利空间,于是资本经营应运而生并倍受重视,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公司专业地从事资本经营。相对于商品经营来说,资本经营的方式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大。德隆、科龙、中航油等资本运作的失败,足见资本经营的风险。因此,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顺应时代变迁,关注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 总结以上扩展路径,再加上管理所必备的“工具箱”,则扩展后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大体由五大模块组成:(1)财务管理概览模块。包括公司财务的性质、功能与目标结构、财务管理环境及其演进、财务管理理论及其发展、财务管理体系及其扩展等内容;(2)财务管理工具模块。包括财务会计报表与比率;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与报酬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3)财务管理组织模块。包括财务战略管理、财务治理与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等内容;(4)财务管理功能模块。包括资产管理、资本或权益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成本费用管理、现金流量管理、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财,.务支持网络管理、价值及其创造管理、财务风险管理等内容;(5)财务管理流程模块。包括财务决策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反超等内容。 2.财务管理学研究视角之扩展。财务管理学的认识和研究视角需要转换,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至少包括管理学视角、利益相关者视角、战略视角、本土化视角、跨学科整合视角等。关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视角,我已在“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李心合,2004)一文中进行了解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四种研究视角。 (1)管理学视角。这涉及到财务管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西方,财务学的学科归属曾经历从会计学到应用经济学的转型。(Peter.Atrill,2004)由于公司财务学是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的,这导致了财务学与金融学的一体化状况。西方的学科划分传统显然不适用于中国。改革前,中国的财务管理学更多地是借鉴前苏联的传统,将财务管理学确立为具有微观性的管理学的分支。中国有将金融学与财务学分而治之的学术传统,我的看法还是继续沿用这个传统,也就是立足于从管理学的立场来研究和设计财务管理学科。 以管理学的视角来研究财务管理学,有两点需要引起关注:一是财务管理学的视野应涵盖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公司的财务业务,并将公司财务业务与公司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等要素连接起来;二是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而不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出发。后一点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设计很有意义。因为,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和实务工作来看,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选择通常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立场选择的,表现为控制程序的烦琐设计上。转换财务管理学的研究视角,需要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等概念纳入财务管理体系,以使风险性与效率性相统一。 (2)战略视角。20世纪管理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确立了战略导向,对此财务管理学也应当有所体现,以实现财务管理从战术管理向战略管理、从具体事项管理到整体管理转变。仅以财务分析为例,现有的四个板块(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分析体系是缺乏应有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确立战略导向的财务分析体系,需要以财务报表为基本依据,并整合有关的经营资料,将财务分析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联系在一起,系统考察公司的价值、实力、效率、质量、风险、成长性或失败性以及基于现金流和价值创造的公司战略分析等。 (3)本土化视角。会计是一种国际商业语言,会计的标准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这使得会计学的研究可以选择普世主义的或趋同的模式。财务管理有所不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管理活动,深受文化的影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证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管理方式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其中也包括财务管理方式,诸如财权配置模式和运作方式等,在大权距式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财务管理的研究应当考虑文化差异性的影响而选择特殊主义的或本土化的模式。也就是说,财务管理学的构建应当以文化为基石,充分考察和分析文化因子诸如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权力距离、风险意识、宗教、语言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在中国,一系列的文化特质诸如集体主义、大权距、政府主导、儒家伦理等及其对财务管理实务的深刻影响,是我们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 本土化模式的财务管理研究,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它需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环境因素相适应。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关注中国财务管理背景及其财务影响的考察分析;其次,这种研究模式是嵌入式的。也就是要将企业的财务问题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分析公司财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零嵌入性的财务立场或研究方式,只能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再次,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还是制度内生性的,它要求我们将制度 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而非外生变量来看待,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实际影响以及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化结构。 (4)跨学科整合视角。综合化和细分化历来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并存并交叉的趋势,这个趋势越来明显。体现在财务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就是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它的上游学科及旁侧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文化学、法学等)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避免陷入“就财务论财务”的困境。 3.财务研究领域之扩展。在细分模式的影响下,科学的发展已经显著的多元化了。诸如社会学,有文化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再如经济学,有数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心理学等等。回到财务学领域,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仍沿用单一的发展路径——数理财务学。其实,这应该也是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一个表征。问题是,财务管理学还可以寻找到别的发展路径吗?还需要寻找别的发展路径吗?拓展财务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勿容置疑的,因为公司财务行为当属最普遍、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明显地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等特征,且制度结构内生于其中。既然以经济行为为对象的经济学可以沿着多条路径发展,那财务管理学又何尝不可呢?我曾在《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上的一篇题为“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的认识与批判”论文中提出四种新的发展路径和研究领域,即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财务社会学和财务伦理学,这些都是可以也值得尝试和研究的新学科。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发展道路探索 摘要:财务管理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讲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对自己的财产进行管理。最早在春秋时期出现货币,到后来秦的统一圆形方孔钱,再到后来的纸币,再到现如今的电子货币。可见,从古至今,人们对财务的管理不论是方式还是对象等都在不断完善跟进步。现如今,更多的体现的是对财务的投资、使用、运营及利润分配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注重方法与管理理念存在的学科,财务管理需要有清晰的逻辑思维和计算能力,在此当中包含着重要的学问学识。在此我们展开对财务管理学发展道路的探讨。 关键词:对象;演变;体现方式;手段;影响 一、财务管理的理念要素 财务管理理念主要有几点:一是以人为本,毕竟财务理念,财务经营每一点都是人为操做管理的,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跟这些人的知识跟财务能力是相关的。二是共赢,每一笔交易,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在共赢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进行发展。三是把握风险,有投资就有风险,要抵制每一次的风险,需要树立正确的理财风险观念,稳中求胜,不急不躁。四是借力使力,相互合作,学会借用别人的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五是信息理财,科技发展如此之快的情况下,信息传播更新的速度也在加快,只有不断的学习跟进最近数据才不会导致落后。六是战略理财,盲目投资理财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根据企业经济状况做出属于自己的经营方案才是正道。财务管理的要素自然就是需要管理的内容。 二、财务管理的对象演变 在最早的时候,刚刚出现货币,不管是用称重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其实在当时人们已经有等价交换的意识,说白了那就是财务的管理意识。对自己的财产进行投资,包括到后来出现当铺,有了抵押等都是实物的交易,只是当时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后来出现纸币的时候就相对改善,面额的大小就成了简单的标准。货币的出现标志着金融市场的萌芽—以银行为中心的市场初步建立,便有了以银行为中介的借贷市场—1602年荷兰世界第一个有形、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推动着金融市场—信用形势的股票和债券等便形成发展。所以后来有了虚拟的货币,便是实到虚的转换演变。再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的关注点是物,现在包含的就很多了,比如人的想法观点都可以用来交易,人的名誉、版权、著作权等也是现在财务方向的另一方向。社会在发展、经济也会发展、之前我们只是内部发展交易,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QFII制度在中国拉开序幕,中国资本市场向全球化体系迈出了第一步,跟国际的接轨,从内部的财务交易转换成了到国际性的外部发展。在古代用的是算盘,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发展,我们从人工转变成计算机的管理,更加快速方便。所以,不论是从方式、对象等方面都在随着社会发展在转变,之后必然也会随着社会发展来进步,财务管理是没有边际的,会永恒的进步发展下去。目前我们国家仍然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混业经营”是未来的必然选择,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2005年8月11日阿里巴巴并购雅虎,共同联盟。马云和阿里巴巴我们都很了解,是电子商务的开启者,阿里巴巴的目标是涉及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庞大的系统需要更好的引擎,毋庸置疑,雅虎成为首选,而当时的雅虎也正处于瓶颈期,他涉及的全面,想要在其他方面更好的竞争,阿里巴巴的能力能让他有更多的精力保留在其他方面,毕竟,电子商务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国等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团队有很强的能力去处理这些。雅虎成为阿里的股东占有40%的股权,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为了一家人。合作双赢,便是最明显的体现。1976年,苹果品牌的问世至今,一度成为人们追捧的力量。乔布斯和沃茨尼亚克创立了苹果公司,刚开始投资的时候由马古拉、美利坚银行、洛克菲勒家族等共同投资,现如今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苹果最大的成功在于很强的管理理念,不断的创新,一次次的创造惊喜,引领潮流。在跟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在不断创新。可能这就是苹果经久不衰还能一直在潮流前沿前进的原因之一吧。1985年,中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诞生—深圳特区经济专业证券公司。之后业务不断发展,公司扩大到一百多家,但就是因为太过心急,业务发展过快,在2002-2004两年的时间便有19家证券公司倒闭,所以说再大的企业都要关注一个财务管理,要有属于自己发展的战略管理。不管是对国家,还是企业而言,财务永远影响着本国或本企业的命脉,企业需要注重财务方面的管理,加强财务控制理念,合理控制公司成本,促进公司发展。 四、企业财务状况决定因素 马云说“不赚钱的企业是不道德的”,企业本就是创造价值的,企业的价值基本是用利润来衡量的,如果一个企业一直处于亏损,那么这个企业便是浪费人力物力,浪费资源,是不道德的。公司是否盈利首先看的就是成本和收入的准确,然而这只是数据,要从资本和经营业务两方面来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毕竟盈利能力的体现也就表示着财务的能力。资本就要看我们初期的投资和当期的盈利或净资产收益率。财务分析如果没有结合经营业务,那么就是两张皮,是没有任何说服力和价值的。一个企业首先要结合产品及市场、结合企业的发展经营策略、企业预算才能准确的分析盈利状况。债务常常成为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企业出现债务的原因有很多:内部原因有实力不够、资金不足、涉猎太广等很多原因都会导致债务的积累,外部原因也不能忽视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最后总有一天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直至倒闭。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偿债能力来进行投资。比如2001年的无锡尚德在2005年成功上市,短短10年时间成为行业第一,然而好景不长,2013年便宣布破产。最直接原因就是公司快速扩张,资金需求过大,大举借债,资金链断裂,直至倒闭。就算这样,还是有不少企业这样急于求成、前赴后继。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制定适合自己的战略,急刹车转战稳健发展型战略。企业周转销售快,营运能力强就是综合能力的提升,需要的是公司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共同努力。周转快还是要考虑行业的特征,不是所有行业周转过快是件好事。财务重要的是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并解决问题,这也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能力。宏碁创始人施振荣卖鸭蛋的故事和丰田老板创新供应链的故事都提出来了销售是关键,创新发展才是硬道理。企业持续经营发展要关注的有收入、利润的增长。企业发展能力提高必然资产规模就不断增加。时刻警惕莫陷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困境,资金链一旦中断,绝大多数企业就陷入困境,没有现金流的企业是无法生存的。导致资金出现问题的原因:一是销售量降低,囤货情况严重,应收账款大量占用流动资金,二是融资结构不合理或过度使用财务杠杆,三是企业出现泡沫经济,导致企业的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四是无节制、过度的为别人担保不考虑自身实力,不把别人的炸弹绑到自己身上。五是外面环境的负面影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当前的煤炭、钢铁、水泥等的行业都因为房地产的下滑纷纷陷入困境。李嘉诚作为商业奇才,说“一家公司即时有盈利,也可以破产,一家公司的现金流是正数的话,便不容易倒闭”,他的“现金流”理念非常值得借鉴:现金为王、低负债、互补行业的投资。 五、财务管理对企业的影响 金融行业是永久不衰的行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企业的发展看的还是经济,在一个不论是经济、网络、科技、信息都时刻更新换代的时代,只有不断完善经济机制,制定更严谨的管理制度。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配合。每个人的责任明确到位。现在很多小企业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人多职,这样会造成很多情况下走不了正常程序,资金出现差错。财务管理不只是财务的事情,是需要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遵守的,财务跟每个部门都有关联,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守配合,那我们出来的数据就是准确的,就能更好的了解到公司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大的企业自然有很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在财务信息不断更新的时代,大公司如果不进取,也是会被淘汰的,小公司需要注意的就更多了,所以企业要通过外部环境跟内部问题,了解行业的生存法则,了解竞争对手的战略,知彼知己,才能知道自己要改进的是什么,扬长补短,制定最适合自己的路径即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为公司获得更大的利益。制定长期战略目标,就要有短期目标,有步骤的完成每一个周期的目标,最后才能实现长期目标。战略是方向,没有战略的发展是盲目的,不会长久的,所以战略分析和决策相当重要。符合实际,不能过高到让人心灰意冷,也不能低到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在实行的过程中,需要对人、物、财产等各环节进行统筹安排,合理分配,对于方案要有绩效考核体系来支持,这是其一。企业的长久不单单是靠财务的,财务管理也不只是涉及财务一个部门。是每个部门,每个人员的责任,所以一个企业要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引导员工,鼓励员工,与其靠制度约束大家进步,不如让员工自己心甘情愿的去学习,员工跟领导之间没有什么高贵卑贱之分。如果每个人都能精诚所至的为长远考虑,为公司谋取利益的时候也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现金不会因为网络时代的发展就此消失,但是也不会影响虚拟货币的盛行。只是数据的变化,只是网络的操作,大多数情况下代替了人为的工作,这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要紧跟脚步,适者生存,适应社会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体化、证券化、创新的趋势。随着网络技术和卫星通信的使用,已经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经济贯穿在一起了,之间的传播调动尽是一个数据的转变,几秒之内便可完成的,不受国籍、货币面值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体化全球经济市场。在债务危机的情况下,银行贷款的收缩,让不少筹资者纷纷转向证券市场,一系列金融工具的出现,也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信息技术也能处理市场很大的交易,及时处理信息,对新情况作出反馈。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也在不断创新。在未来交易主体的变化可以是家人、企业或个人,买卖身份也可互相转换。21世纪后,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不少海外留学的学子选择回国创业,同时带回大批风险投资,极大催化中小企业的成长,促进国内创业热情。带动国内投资业的发展。金融行业发展也在进入高潮时期。 六、结束语 未来的财务管理方向我们也不能确定,但是肯定会收财务管理环境的影响,之后不管怎么样,财务都是在创新发展的路上,所以,之后,作为学生要更好的学习掌握财务管理知识,不断钻研。作为企业,要不断完善建全财务规章制度,不断培养人才,这样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财务管理也是一场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知识的对抗,是深不见底的发展和进步,取长补短,不急不躁,规避风险。战略是企业的梦想,是企业未来要走的路,做正确的事,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追逐企业长期利益最大化。从古至今,企业管理不断创新,但是万本不离其宗,就是坚持我们的文化,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文化和经济是相辅相成的。财务管理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文化的发展,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 作者:高播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财务管理学论文:高校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 一、原因分析 (1)教学内容多且对数理统计要求较高。《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学》课程,需要学生系统学习公共组织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的技术方法,熟悉我国政府组织、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会计规则,理论内容多,且涉及高等数学和统计学的相关知识,但其教学对象为非财会专业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该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对数理统计的要求并不高,再加上该课程的课时数少,以安徽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例,总课时数仅为51个课时,为了保证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授课教师不可能对涉及到的高等数学和统计学相关知识进行详细讲解,导致学生不容易学,教师不容易教,学生缺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理论教学内容多,实践教学内容不足。《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型课程,实践教学是其教学过程的重要构成要素,但该课程实践课时数占总课时数的比例较低,以安徽师范大学2012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例,该课程实践课时数占总课时数的比例仅为17/51。实践教学内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实践教学需要投入较多的经费去配备模拟实验室、购置仿真软件、安排师生参观实习等,而纯理论教学的经费投入则相对较少;其次,实践型师资缺乏,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作为新兴学科,其师资队伍非常年轻,青年教师们大多从学校毕业后直接从事教学,没有机会接受系统专业的实践技能培训,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再次,开展实践教学的单位大多需要任课教师自行联系,而该课程的研究对象为政府组织、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其实践教学基地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上政府组织和事业单位管理的特殊性,单凭任课教师自身能力,很难争取到学生观摩和实践的机会。 二、改革现行教学模式的建议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学》课程应完善现行的理论教学加实践教学模式,综合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由机械死板地记忆转变为积极主动地思考,使学生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1.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不能偏废。《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学》是应用型课程,因而有人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认为实践需要什么理论就讲什么,这使得理论教学缺乏系统性[2]。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在该课程的理论教学过程中,应系统地教授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使学生掌握课程的整体框架;而实践,一方面可以使学生认识到理论知识对实际工作的作用,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调动自身的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使教师结合实际,完善自身对理论的认识,并结合用人单位的需求,调整教学内容,提升自身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能力。2.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课程本身并不具备教育的动力,它只有借助于讲授的方法才具有教育的效力[3]。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传统的教学方法大都是教师主导的填鸭式的课堂讲授,这种教学不能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要发展学生潜在的才能,必须在当前应用型大学的教学中开展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法[4]。任课教师应结合每个课时的教授内容,在传统的讲授法、练习法等理论教学方法基础上,灵活使用案例法、实验法、参观法等实践型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运用到实践中,使其认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其学习兴趣,培养其学习能力。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体系见图1。讲授法可以向学生系统讲授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练习法可以督促学生课下复习和巩固教师课上讲授的知识,促使学生独立思考,讲授法和练习法是该课程教学的基础,是灵活使用其他教学方法的基础。同时,由于学生缺少对政府组织、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了解,很难真正理解其财务活动内容,也不能深刻认识到学习该课程的重要性,所以通过参观法,带学生去公共组织财务部门实地观摩,并通过在实验室里利用仿真软件进行模拟操作,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动手能力。案例法是理论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方法的结合,学生通过课下查阅资料、小组讨论,课上讨论、发言,课后撰写案例分析报告等形式,和教师共同参与案例的分析讨论,可以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3.教师自身实践能力的提升。目前该课程授课教师多为青年教师,缺少社会实践经历,很难驾驭实践教学方法,不能解决实践教学活动出现的问题,因此,高校应出台鼓励政策,对教师外出参加社会实践给予经费支持,并制定相关考核机制,将教师参加社会实践作为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的硬性指标。教师可以挂职锻炼、顶岗培训、产学研合作、志愿服务、调查研究等方式参加社会实践,丰富其实践教学内容,提升其实践教学能力。4.建立校地合作的校外实践基地。借鉴国外校地合作办学的成功经验,在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地方高校必须改变过去相对封闭的教学模式,加强与地方合作,才能全面提高教育质量[5]。由于该课程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单凭授课教师个人能力,很难联系到去公共组织实地参观的机会,需要高校领导充分整合校友资源,与当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联系,为该课程搭建实践教学的平台,建立起互惠互利的校外实践基地。各类公共组织为学生提供参观、实践场地,为教师提供挂职锻炼、顶岗培训、志愿服务、调查研究的机会;高校利用自身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为公共组织进行人员培训、提供咨询服务,还可以聘请公共组织的相关人员来进行实践指导。 作者:钟颖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学论文:双语教学对财务管理学的价值 我们目前的高校数量不少于1500家,开设财务管理或经济类专业的高校占到总数的20%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高校的财务管理专业教学大纲基本雷同,没有高校特色,国际接轨性较差,因此有部分高校开始尝试其他方式比如用其他语言进行专业课的介绍,希望学生能够掌握专业知识,同时还能够具有一定的专业英文知识,能都用英文看,听,读相关的专业文献和专业知识,培养现代化的新型人才。目前,我国高校开设的双语财务管理教学都处在摸索阶段,暂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因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经验,教学实践和学生反馈的基础上,针对双语教学提出自己在教学中的几点看法。首先,国家高等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为社会培养大量准财经人才,然而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只是单纯的记忆公式,模型和定义,对公式,模型的来源根本不了解,练习考试只靠平时记忆,考过就完全忘记,完全不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公司的来源,推导的过程,那么学生的记忆将会保持较长的时间。 但是财务管理的相关知识大部分是由国外传入我国的,大量的模型等都是采用英文字母表达的,很多学生不了解专业英语的知识,因此对于这些专业模型很头痛。如果引入双语教学,这些问题就能被很好地解决,学生能了解知识的基本起源,能对知识保留较长的记忆时间,还能根据相关的知识,自己推导相关的模型。国内教材侧重于演绎———即从基本的概念、原则或公理出发一步一步地推理,而国外的教材侧重于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因此引导学生逐步往自主思考的方向发展,利用双语教学的机会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告诉学生题目应该怎么解答。其次,现在很多企业不光“走出去”,还能把国外的企业“引进来”,不管企业处于国内还是国际的环境,财务管理和会计学的发展都逐渐和国际接轨,需要财务人员不仅仅熟悉我国的会计制度,还要能够了解国际会计制度,编制英文状态的财务报表。而专业的财经词汇的翻译和普通的大学英语的词汇翻译往往相差很远,比如“balance”这个单词,一般普通的词典给出的意思就是“平衡”,而实际这个单词在财经中特指“资产负债表”,两者翻译结果大相径庭,不是专业人员根本不了解。因此,为培养专业的财会人才和国际接轨,我们有必要开设财务管理的双语教学,帮助学生尽快的熟悉国际财务的基本流程。 第三,我们的大部分学生对英语本能的就有一种抵触情绪,很多同学都基本不敢开口英语,跟有甚者直接说看见英语就头疼,这和我们平时没有机会开口说英文,学习英语就靠死记硬背有很大的关系。其实英文很好学,只要我们多加练习,多开口,英语就和我们的母语一样简单。因此,我觉得开始双语教学的同时,还能锻炼学生的听力,同时尽量给学生创造练习口语的机会,使得他们不仅能够用英语表达日常生活,还能够用英语做专业的称述。目前很多大型跨国公司招聘都是采用英文面试,从日常交流到专业介绍,因此,开始财经双语课程也是迎合时代的人才发展需要。前文我们论证了开始双语教学财务管理的必要性,下面我们论证开始双语教学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目前经济发展迅速,大量跨国公司进入,大量的国外的财经专业知识被带入我国,同时我国也有大量的学者出国深造,能过接触和学习到较为系统的西方财务管理知识体系,因此从知识储备的观点看,我国高校不缺乏能够用双语进行教学的专业人才。同时,各种翻译的书籍在市场上也能被找到,教材的选取非常丰富,而且互联网极大的帮助了我们,各种我们需要的知识都能在互联网上被找到,同时当面选取大量英文教材的时候,还能帮助我们吸收国外教材的优点,尤其是吸收最新的教学内容。 其次,各个高校目前的教学环境有很大的改善,计算机的运用在教学中屡见不鲜,听力,图片,影视文件等各种崭新的教学工具在教学中也被屡屡使用,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教学,也能让学生更好地自学,培养学生的主动阅读能力,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利用多媒体教学一方面可以节省时间,加快教学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信息量,并且形象生动,加深学生学习的印象,有助于学生对讲授内容的理解。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通常国外原版教材配有相应的教学软件、光盘和网上教学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拓展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同时设立互联网,网上有中英文课件、英汉对照词汇表、习题集、模拟试卷等学习资料,建立了师生交流平台,学生可以在线相互提问,相互回答,也可以向老师提问,老师在线回答。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增加学生与老师交流的机会,提高了学习效率。 第三,目前有很多高校和海外的高校开设了联合办学的项目,不管采用“半外型”还是“全外型”教学,都力争使学生能够熟练的掌握专业财经英语的知识,这对高校采用双语教学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因素。综合以上的几点,我们觉得高校既具有开设财务管理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也具备双语教学的可能性。但是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存在的几个问题。 首先,教师的匮乏。目前开展双语教学的高校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高校依然使用中文开展财务管理的教学,能够熟练使用双语教学的高校教师人数比例很小,所以能后被双语教学的学生数量很不高。 目前高校的教师中,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能胜任双语教学的教师不超过10%,而在不发达地区,情况更不乐观,因此,小班教学不现实,基本大班教学。第二,资金的匮乏。双语教学最好需要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或材料,而英文原版的书籍价格一般较高,一般都在三位数以上,不管对学生还是对高校都是一笔比较大的开销。双语教学所需的成本远高于普通教学,学校方需付出更多的成本,学生方也同样。第三,学生的基础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同,导致对英语的教学投入也有所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普片英语基础较好,能够快速的适应双语教学,而经济不发达,特别是农村或者偏远地区的学生英语基础普片较差,有的甚至完全听不懂简单的英文,因此,大班教学效果很差,但是由于师资力量的匮乏,小班教学也很困难。因此,我们面临两难的地步。如果从教学效果来说,尤其是双语教学的教学效果,小班教学的效果肯定要高于大班教学,能够给学生充分的机会去锻炼口语和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 综合我们目前面临的各种情况,我们认为,全面推行财务管理的双语教学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但是如果有条件的高校能在适当的基础上推广财务管理的双语教学,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同时掌握两门知识,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双语教学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是一个挑战。一方面,教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相当的英语水平。给学生树立很好的典范;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给学生营造出一种互动环境,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来。双语教学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必然趋势,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在进行财务管理双语教学的探索中,要认识到教学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教学改革中要不断总结经验,深入实践,逐步探索出高效的财务管理双语教学模式。 作者:翁旻徐仲达单位:淮阴师范学院经管学院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的举措 一、财务管理课程的建设目标 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的目标是吸收国内外名校的财务管理前沿观点,运用新的教学理念,充分利用网上资源,在教学内容与体系、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与改革。主要包括:第一,在教学内容上,吸收国内外名校的财务管理前沿观点,反映财务管理理论和实际应用的最新动态,不断进行更新,不断拓展财务管理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实现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合作,从理论知识、技术能力等方面不断丰富教学内容。第二,在教学方式上,以目前的多媒体授课、在财务实验室开设的财务管理课程设计为基础,充分利用网上资源,在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与改革,与不断丰富的教学内容相适应,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教与学的互动性,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二、财务管理学教学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财务管理的教学内容财务管理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财务管理的内容应该与财务管理的实践紧密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但是财务管理已经脱离中国实际。如何让财务管理的理论更加贴近实际,这是目前对我国财务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挑战和要求。 2.财务管理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传统上,在财务管理教学中教师往往采用讲授法或注入式教学方法,主要以教师为中心,以黑板和粉笔为工具,侧重教学内容的讲解与传授。虽然教室能够比较容易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效果并不好,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讲,而不能很好地融入到课堂中去。对于这种单方面的信息传输方式来说,其最大额问题是缺乏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创新精神。学生的学习潜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结果必然无法满足社会对应用型财务管理人才的需求。为克服讲授法的缺点,不断推进财务管理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师应该尝试多元化的财务管理教学方法。 3.财务管理的师资建设目前,教师大多缺乏实践经验。由于财务管理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它对财务管理的授课教师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那就是除了应该具备一定的相关专业的理论功底以外,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把财务管理课程的内容讲深讲透。 三、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的内容 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要运用新的教学理念,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该将学生作为主体,才能与现代企业对财务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相适应。应着重完成以下几项工作:教学资料建设;教材建设;实践环节建设;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学课程的网上教学系统和教学管理制度等。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应把握专业发展趋势,不断丰富与完善教材建设。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坚持科学务实原则,编写或选择适合本校学生使用的教材。根据教材配备相应习题与案例等。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应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改革教学内容。跟踪和搜集国际学术最新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环境,积极开展财务管理前沿问题的研究,及时把教改成果、科研成果和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同时根据实务界的反馈意见及时进行教学内容的更新。 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应结合课程特点与变化,创新教学方法。积极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交流,使双语教学、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等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应积极创造条件,完善实践教学,完善实验室的建设。有针对性地购买国内外上市公司数据库、公司财务管理应用软件,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环境,不断丰富与完善财务管理课程网上资源;形成一个体系完善的财务管理教学案例库;进一步优化课堂教学条件。 另外,还应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不断提高中青年教师的专业业务能力和外语水平;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加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培训;继续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财务管理课程建设的具体内容应包括: 1.教学内容方面(1)教材建设。在选择了适用的财务管理教材之外,还应该有配套的辅导资料,便于学生自主学习,掌握重点,解决疑难,拓展思维。在教材的相关章节还应附加有财务热点问题、著名案例分析和最新财务制度等等,便于激发学生兴趣,了解最新动态。对于教材的系统性结构、现实性范例、思考题等等方面都应严格把关,应适合本校本科层次教学,有利于传授基本的财务理论与知识,培养基本的财务技能与技巧,同时还应将已取得的财务管理方面的科研成果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2)财务管理实践教学教材。配合“财务管理学”课程教学,针对财务管理的特点,加强财务管理的实践教学,应积极编写财务管理方面的实践教材。(3)课外参考书籍阅读指引。为了促进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地学习,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应该不断丰富给学生指定的参考书籍目录,在校园网上建立财务管理课程网站,并将书籍信息、评价和相关资源链接公布在课程的网站上,方便学生学习和查阅。 2.师资队伍方面(1)学术成果。可以由学科带头人带领课题组成员,跟踪和搜集国际学术最新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财务管理前沿问题的研究。(2)教学能力、教师授课质量。组织讲授同一课程的老师相互听课、观摩教学,交流心得体会;建立集体备课制度。结合学校每学期期中学生评教、专家听课以及同行听课等环节的成绩的反应,在教研活动中对突出的问题查找原因,及时提出解决措施,保证教学效果的稳步提高。(3)培养计划。注重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不断提高中青年教师专业业务能力;继续加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培训;继续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3.教学管理制度方面(1)建立完善集体备课制度。(2)不断提高教师专业业务能力和外语水平。继续加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培训;继续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学术交流;保证教学效果的稳步提高。(3)建立教学效果监测和反馈。结合学生评教、专家听课以及同行听课等环节的成绩,在教研活动中对存在的问题查找原因并及时提出解决措施,保证教学效果的稳步提高。 4.教学媒体方面(1)多媒体教学。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根据学生的特点,继续完善PowerPoint电子教案。课题组准备巧妙地结合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的特点,在财务管理课件设计中大胆地尝试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体的先进技术,比如,采用超文本技术、动画、视频播放、水晶易表、流媒体技术等。(2)借助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实现网络教学。制作财务管理课程网页,开发一系列网络学习资源,如课程介绍、课程特色、教学大纲、教学教案、课后作业、模拟试题、参考文献、相关案例等,为学生自我学习和完善提供良好的条件。(3)案例教学。财务管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强较强,除了掌握理论内容之外,还应让学生掌握其实际应用。基于此,应该针对不同知识点设计案例,进一步完善案例库。总之,通过财务管理课程建设,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和体系,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以便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较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的经济管理人才,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刘春王晖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管学院 财务管理学论文:小议财务管理学教学方式的梳理 一、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模式的梳理 笔者综合了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并结合财务管理课程的特点和教学经验,认为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和方法包括课堂授课式、课堂讨论式、虚拟现实式和ERP沙盘对抗实训等模式。 (一)课堂讲授式 课堂讲授式是指教师在课堂通过情景案例的讲解以传授课程内容。课堂讲授式的本质就是案例与基本理论相结合,构成一个完整有机的教学体系。依据教学内容的不同,课堂讲授式可以分为案例讲授式和理论阐释式两种形式(王家启,2009)[3]。案例讲授式是通过典型性的案例,与学生共同分析、逐步引出所蕴含的理论,用案例来说明基本理论;理论阐释式是由教师先讲透基本理论,然后通过案例对照分析,印证理论的正确性,以理论阐析案例。具体到财务管理教学实践,课堂讲授式可以采用列举式、讲评式和讨论式等形式进行。列举式最为简单一般,就是在讲授基本理财原理时,根据理论需要枚举相关案例,结合情景案例进一步深化理财原理。列举式教学所需案例虽然简单明了,但却能直接明白地说明理论内涵所在。我们在讲授资金时间价值、风险价值等理论时,可采用这种方式。讲评式是指为了使学生深入理解理财原理的深刻内涵,掌握理财活动的内容和理财方法,以及让学生熟悉财务决策的程序和决策方法,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所引案例进行深入细致地剖折,并在剖析案例的过程中说明相关财务理论的运用和实现,以及财务原理和财务方法的逻辑推导过程。在讲授筹资方式的选择、资本结构的决策、财务杠杆的运用和股利分配政策等内容时,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讨论式是引导学生讨论案例,让其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见解,然后老师总结理财理论。 (二)课堂讨论式 课堂讨论式是指为了实现培养学生表达能力、创新能力和理财能力等综合能力和素养,教师根据相关教学内容,选择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的教学模式。根据讨论方式的不同,课堂讨论式可以分为理解式讨论和研究式讨论两种形式。理解式讨论一般是在系统性财务知识讲解之后,为了巩固和加深理财原理和理财方法的重点和难点,教师根据知识体系中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选择内容完整、结构简单的情景案例,组织学生讨论和分析。讨论式教学一般可分为教师讲授课程基本内容、提出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讨论和教师总结点评三个阶段。研究式讨论的情景案例一般难度较大,波及的相关财务知识也较多,教师一般会在课堂讨论之前进行事先布置,提供难度大的综合性案例的相关素材;学生要在课下充分获得相关资料,进行小组之间的讨论分析,根据分析结论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各小组或个人再进入课堂进行专题讨论(罗真等,2005)[6]。相比较而言,研究式讨论更多地具有研讨课的性质,其在实施的过程式包含教师提出案例、组织学生讨论、学生发表见解、教师总结点评等四个基本步骤。可以说,不论是哪种形式的课堂讨论,都是传统教学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产物;课堂讨论也更加关注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对传统“填鸭式教学”的突破。当然,教师的引导作用,要始终如一地贯穿在课堂讨论过程中,要使课堂讨论始终围绕相关财务原理和知识,并能解决相关的财务问题,同时达到预期财务管理教学目的(宋媛媛等,2006)。在讲授公司治理问题、资金的筹集管理、营运资金的管理和企业并购等财务管理内容时,均可采用课堂讨论式。 (三)虚拟现实式 这是一种虚拟理财现场的教学形式,即组织学生模拟假想企业中财务管理人员,在模拟的市场环境下进行各项理财活动,以追求假想企业价值最大的目标。在虚拟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学生要进行市场调查,要仔细分析来自企业内外部的数据资料,在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动态环境下做出各自的判断,经过不断的讨论磋商、会议协商等集体决策的程序后,从而做出虚拟企业现阶段理财活动最优决策方案。虚拟现实式的教学模式实现了学校与社会相结合、课堂知识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理财知识与理财实践相结合,其真实、直观、感性的特点不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使学生在理财实践中更加清晰明白实践知识的来源与出处,强化了对财务原理的题解和认识。在虚拟企业的感召下,学生熟悉了理财过程和决策程序,锻炼了财务技能及驾驭能力,明白财务人员的角色地位,把理财原理和方法等的学习与实践企业理财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建立了模拟股票市场,供学生体验证券投资之情境,我们也可以建立筹资谈判、投资分析、财务分析等模拟实验室,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学习感受。 (四)ERP“沙盘”对抗实训 EPR(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沙盘”对抗实训就是以独特直观的“沙盘”来模拟企业生产经营运行全过程,让学生在虚拟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从事筹资、投资、分配等一系列财务活动的一种竞赛式教学方法(王颖梅,2006)[7]。在沙盘之上,学生被分配在若干个相互竞争的模拟公司里,分别担任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销售总监、采购总监、生产总监等重要职位,根据对市场需求的预测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决定模拟公司的产品、市场、销售、融资、生产等方面的长、中、短期决策,年末用财务报表的形式体现公司的经营成果,经营成果又决定下一年的市场份额,这样年复一年地进行持续经营。ERP沙盘对抗实训基本再现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将“企业”搬进了课堂。在沙盘之上,企业的现金流量、产品库存、生产设备、银行借贷等指标清晰直观,学生感受到现场逼真的实战气氛;学生在模拟企业实战时,会遇到企业经营中经常出现的各种典型问题,如充满风险的市场(产品)定位选择、生产时序优先安排决策、市场信息综合分析决策、市场竞标策略选择、资源配置与规模发展的平衡等等。针对出现的问题,学生必须通过团队共同分析、找出对策和组织实施。ERP沙盘对抗实训融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和专家诊断于一体,其最大的特点是“在参与中学习”。在接近企业实战的对抗中,学行经历了企业经营中常出现的各种典型问题;在团队的合作中,加强彼此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突显了团队的协作精神,培养了他们作为企业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上述四种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模式各有特点,也各有侧重,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具体内容,自行选择某一方式,也可以综合运用。财务管理案例教学没有固定的模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更能切实地提高教学效果,更能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模式的共性 (一)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综合素质 财务管理学教学目的之一是让学生了解企业真实理财情境,了解财务决策的过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团队协作的能力。案例教学正是将企业的管理情境带入课堂的一种载体。案例教学的优秀就是创设一种情境。理财原理和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财问题的讨论、理财方案的制定等都是围绕着案例进行的;财务个案让学生更加清晰地理解了相关财务理念、和财务管理方法,同时财务案例问题的解决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在案例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学生在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促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能够高度投入到事先安排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案例中,也能在教师的组织下分析企业系统特征,根据案例所提供的信息,身临其境地进行思考、讨论与决策,从而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的巧妙结合(潘广伟,2012)[8]。 (二)解决开放性问题,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这是与传统“填鸭式”教学的本质区别。案例教学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案例教学将学生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中,学生要在信息不对称和动态变化的复杂环境中作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不划框架的自由讨论锻炼了学生综合运用财务理论和财务方法的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张惠娟,2007)[9];不受限制和没有标准的答案,使学生富有创造性的能力得以表达和发现,使学生与众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得以展示;第二,案例教学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参与式学习”,是强调学生“会学”了多少,而非“学会”了多少的学习(赵洪,2006)[10]。无论是案例分析,还是问题的解决,都没有标准答案。在教师有意识的引导下,学生个人或者是通过群体合作方式积极寻找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的过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与挑战他人观点的过程,都强化了学生的“深度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案例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其更为关键的主旨在于让觉学生学会如何学习(tolearnhowtolearn)。第三,案例教学的过程,通常是一个由个人小组大组的有效合作和相互沟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学生都要学会与他人进行有效地沟通,要学会尊重他人观点与不同意见,还要学会聆听和说服他人,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学生个人的沟通能力和说服能力、也锻炼了学生团队合作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三)转变了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的行为方式 案例教学是对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老师讲和学生听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方式的变革;也是由“授人以鱼”被动学习到到“授人以渔”主动学习方式的转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就是教师在讲台上自我表演,学生充当看客或听众。所谓知识也好、信息也好,都是从教师到学生的单向流动(别敦荣,2009)[11]。这种方式缺少民主、平等的师生互动,教师因为优先掌握知识而成为课堂的优秀,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从而使教学的关注点偏向教师的“教”,而忽视了学生的“学”。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他们是案例的设计者和引导者,是教学的促进者、推进者和辅导者。这样,教师由知识的输出者逐渐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者,教师由传统和法定的“外在依附”权威向由感召的、专业的“内生生成”权威转移(张良才等,2003)[12]。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对财务理论的硬性灌输和抽象宣讲变成了一个个蕴含丰富理财务原理和理财知识的案例情境,学生也由之前的宣讲式教学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探究知识的“主导者”。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要独立思考情景案例的缘由问题所在,要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去分析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遇到自己知识不能解决的难题时,学生可以通过小组讨论、亦或是团队合作的方式积极探索,不断地超越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以找到更加合理的、更为见解性的和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所以,案例教学使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迁移,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三、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的挑战 (一)对教师的权威心理和执教能力提出的挑战 传统的财务管理教学注重理财知识的传授,课堂教学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者”,他们习惯于自己是知识的拥有者,认为自己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他们认为只有在知识储备方面优于学生,才能驾驭学生和课堂。案例教学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它是借助于情景案例进行“教”与“学”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的情景案例不仅对于教师来说是新的,案例中所波及问题的解决方式和解决办法,也因其多变性和多元性,让教师处于不断地学习过程中;案例讨论的分析与辩驳对于教师来说,也是一次次新的尝试。所以,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先知者,也不再是问题的解决者,更不是课堂的操纵者。学生可以利用先进和资源与渠道获得更多的知识,学生也可以学习和掌握更多的信息,甚至是一些教师都不具备的信息与知识。这样,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与主导,师生之间的交流由自上而下的交流转变为的探讨式的平等对话;师生之间的关系也由权威性领导转为向非正式的平等对话。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学习运用财务知识、提出和解决财务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中如何设计恰当的案例情境,如何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思索和探讨,如何把握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团体合作,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对教师来说是新的挑战。首先,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不但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财务管理理论知识,同时也要求他们精通财务管理的实践经验,只有具备了这些知识和能力,教师才能对财务案例有准确的把握和恰到好处的分析,才能对学生的案例剖析进行画龙点睛的点评;其次,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案例分析的组织者、引导者,是课堂讨论的参与者和控制者;是案例分析讨论结果的评判者,多重身份与角色对教师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有效组织、积极引导、适当参与,并对进度做有效控制,才能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最后,案例教学还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和沟通技能。案例教学是教师口头表达、语言功底、非语言行为举止和现代化教学设备运用等综合能力和与学生沟通力的体现,教师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才能驾驭好案例教学。 (二)对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学习方法提出的挑战 传统的教学过程,也是教师把“包装”、“封存”好的课程内容和书本知识原封不动地“填倒”到学生嘴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老师灌输的知识,而不必独立思考与自主构建(张良才,2003)[12]。学生接受的知识是封闭式的,所完成的作业是具有标准答案的,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我判断完全被限制,学生的主动能力和想像能力也被圈禁。案例教学不同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他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可以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天马行空,也可以在没有规定资料的情况下涉猎大量与专业有关或是无关的知识;还可以通过团结协作和相互沟通寻找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可以大胆存疑、大胆论证自己的观点和辩驳他人的观点,所有这些问题,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新的挑战。财务管理案例教学的课堂讨论,要求师生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探讨,这对于已经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学生来说,要让他们有效地参与讨论与研究,不仅需要教师的引导,更需要学生自己转变已有的思维习惯,改变自己的惰性,突破自己的胆怯与被动,让学生从听讲到对话,从盲目的接受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这些学习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对于学生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作者:王艳林李平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分析 财务管理学课程,是进行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的优秀课程。为适应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需要根据当前的形势进行创新改革,其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也随之应不断改变。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对于学生的学习,是一项创新型的学习观念,是一种建立在知识形态上的教学,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交互中完成教学探索。 1.财务管理学课程交互式教学设计 建构主义,其实质就是一种关于知识以及关于学习的一项理论,这项理论主要包含的要点为:什么是学习?如何进行学习?通过这两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学生能够汲取的知识,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建构的,不是单纯的依靠记忆学习的。本文主要就是基于建构主义的理论,将财务管理学课程,进行创新型的设计,进行教学目标、创设教学情境、设计学习策略、设计学习资源的一整套的教学设计模式。1.1确立教学目标交互式教学模式框架下的第一步为确立教学目标,也就是建构主义含义中提出的第一点什么是学习,先围绕主体提出问题。例如,在学习财务管理学知识时,要注重对学生知识的积累以及基本技能的培养。但是,对于高级财务管理知识而言,其主要就是针对学生的应用能力而言的。学生能够通过学习,真正的将其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对于今后解决实际的财务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教师对于一些财务领域中,最新的、最前沿的知识,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渗透,通过这些材料组装成实际案例,更好的实现财务管理的教育目标。1.2创设教学情境财务管理学的交互式模式,对于教学设计中,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也就是说,要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就需要和实际情况相结合,避免出现类似情况的发生。例如,对于财务管理学这一课程中财务分析这部分的内容而言,可以选择青岛啤酒作为教学案例,对一些有积极欲望的同学,按照相应的要点进行分配。对该公司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以及今后的发展进行综合的分析,每个小组可以自由的发挥,可以选择横向对比方式,也可以纵向对比,也可以从新的角度进行。通过这个教学案例的情景分析,学生就会对财务管理学的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不断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探索力以及学习力。此种模式,生活化较强,对于学生的实际生活也异常贴近,由此助于学生理解教学目标,消化教学目标,进而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问题的探究,获得活学活用的能力。1.3设计学习策略财务管理学课程,其综合性以及系统性特征明显,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进行设计中,教师应当作为学生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对于学生在学习中的学习过程,要不断的渗透,不断的教学,进而保证学生主动性的发挥。俗语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一些学习上的障碍,作为教师,就应当是一个帮助者的身份,促进学生进行问题的解决。在学习策略设计中,主要分小组进行讨论,然后由小组代表发言,不同学生对问题的看法和理解经常是千差万别的,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答案或思路,形成了一个交互式的学习环境,这种差异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学生在相互交流中能够得出最正确的结论,或掌握多种解题思路,取长补短,体现各自的价值。1.4设计学习资源财务管理学课程的学习资源设计内容包含两大部分,一是包含信息资源,二是认知工具。信息资源主要是指信息传输的形式,多媒体就是财务管理学课程应用最多最广的一个信息资源,因为多媒体具有充分展现情景教学的优势,让学生一目了然,更加便于理解。认知工具主要包括数字图书馆和财务活动模拟软件。这里主要强调财务活动模拟软件的重要性,虽然它是简单的模拟软件,但对实践性教学来说非常重要,一般此类软件在很多企业中被使用,或者各方面功能接近或类似与企业所使用的ERP软件,学生对于一些应用软件,应当熟练地掌握,这对于今后进入实际的企业中工作,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交互式教学,还要结合企业独有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背景。 2.高校财务管理学课程采取交互式教学的举措 2.1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财务管理学交互式教学,其目的就是对学生的主体地位进行强调,保证学生在角色活动中,属于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以及知识的构建者。通过和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参与到实践中,通过讲述形式,发问式提问,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思考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明白知晓此种实践应用的是何种原理,此种实践培养的是何种能力。为了给学生创设教学情景,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准备一些必备的资料,下发给学生,引导学生边学边做,在积极的交互式的学习环境中完成他们的学习任务。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由于学生的起点,以及学生的接受能力,有着很大的差距,为保证整个课堂内容都能够被学生理解和接受,教师在教学设计中要注意分层次导入,使基础差反应慢的学生能够跟上大部分学生的节奏,促进学生与学生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更好的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2.2建立轻松的师生氛围财务管理学交互式教学对师生定位是一种更科学的定位,打破了传统的学生对教师怀有的敬畏的心态,而是更多的以平等的身份,以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加入到教学活动中。这样,学生就会处于一种宽松的状态,更好的对其思维进行发散式展开,使得在情感上促进学生,早日的完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教学过程中,教师卸下权威的包袱,学生摆脱服从式的被灌输的模式。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成为学生在学习道路上的组织者和领路人,通过课堂提问,分组讨论等方式大胆地进行师生交互式交流,教师通过听取学生的观点和在问题上的出现的分歧,师生齐心合力进行进一步分析探究,促进学生生成对意义的建构。这样一来,一方面实现了教学目标,达到了教学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把握教学设计的重点。2.3财务管理学课堂以多媒体技术为辅助多媒体教学应用是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实现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机器之间的交流,相比其他教学手段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通过教师的教学设计,综合运用文字处理、图片、声音等进行图文并茂地将教学目标及内容展示出来,更好的为学生进行教学情景的创设,这样对于一些枯燥的学生环境,也就带来了很多生机以及活力,更好地为学生的思维提升了更广阔的空间。将多媒体技术应用到高校财务管理学交互式教学模式中,进行辅助课堂教学,是广大教师频繁运用的教学手段之一。多媒体教学给予了财务管理学交互式教学课堂直观的学习氛围,大大节约了教师板书时间,使得学生在笔记抄录上更便捷。特别是像ERP软件之类演示性的教学内容,方便,直观,清楚,明了,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2.4实行校企合作,让学生参与企业实习体验财务管理工作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学生上课不在状态,开小差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学生上课玩手机,睡觉屡见不鲜,也成了很多教师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不仅有学生的责任,教师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备课依然沿用传统的学科体系的课程教学,知识传授以填鸭式教学为主线,学生只是知识的被灌输者,枯燥无味的教学内容和方式,难免提不起学生兴趣,导致学生听课注意力不集中,玩手机,睡觉,聊天等。久而久之,教师和学生都形成了应付了事的态度,达不到课程的教学效果在情理之中。所以,教师可以适当改变教学策略,引导学生进行一些行之有效的实践性教学。例如,可以多开展一些校企合作的实习活动,让更多的企业为学生的实践学习搭建平台,让学生不会觉得财务管理学这门课程是只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让所学知识能够学以致用,而不是纸上谈兵。在企业的实习过程中,教师应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对学生需要实习的企业背景进行讲解,掌握工作岗位的要求,让学生事先应了解工作岗位上中会用到哪些教学内容,然后动手操作,参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流程。2.5改革考核制度当前阶段,财务管理学课程考核,主要依赖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考评,这种考核标准统一化归,没有针对性,这样的考核制度显然是不合理的。在比例上,平时考核占得比重太小,所以很多学生认为平时偶尔逃学,不写作业之类是小事,把重心放在突击对付期末考试上。试问平时都没学好,期末考试的效果能理想吗?更别提专业技能能得到提升了。因次,调整好平时学习过程与期末考试的比重,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促使学生加强对平时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学生出勤好,学习热情高,学习过程交互探究,自然也会促使教师教学方案的不断优化,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结束语在财务管理学课程教学中,交互式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其主要理念就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及自主学习,更好的创新学生的学习理念,符合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下对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可以行之有效地提高学生财务管理的综合应用能力,是推进学生学习进程的重要手段,也对教师在教学设计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它的全面普及,需要各大高校相关教师和教育部门的检测与认可。 作者:李爱娥 单位:湖南信息学院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课程交互式教学模式分析 一、前言 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具体要求可知,高等学校在组织专业教学的过程中需要体现出教学的“个性化”和“自主学习”的两种基本思想,就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来看,需要对国家的教育理念进行更新,由此培养出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喜欢创新、善于沟通且十分注重实践的应用型人才,注重培养复合型的财务管理业务的专业人才,提升人才的管理水平。财务管理类课程学习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人为本、自主学习和创新型教育理念的导入,以上三点十分有利于学生的课程学习。建构主义属于一种创新性十足的学习观,其主要特色是将学习者当做是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一个能动性因素。财务管理课程具有多学科、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需要学生具备应用能力,因此不断研究建构主义理念下创新型的教学模式是时展的必然,也是提升财务管理了学生综合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客观需求。 二、交互式财务管理学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指出,知识不全是单一的通过教师的力量传递的,多数情况下是很多学习者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利用获取知识的过程或者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利用专项资料的学习或者通过意义建构的形式获取的。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指出,学习环境四个重要的组成要素主要是“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部分,情境主要是利用学习情景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建构起度知识意义的构建;协作的作用发挥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利用学生来组建学习小组的方式,教师和学生之间利用协作的方式来搜集和分析学习资料,根据学习资料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会话环节是学习过程不可缺少的内容,同时也是知识意义构建的重要方式,学习小组成员主要通过会话的方式来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将不同学生的思维成果进行分享,在此基础上完成学习的具体任务。意义建构是学生学习的最终目标,利用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的形式,使其认识到新知识,由此建立起新知识和旧知识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意义建构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才。 三、基于建构主义的交互性财务管理学教学模式设计 根据以上建构主义的分析可知,建构理论的优秀思想在于学习的主动性和交互性,文章根据建构主义的内涵,设计出一种创新性交互式的财务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该模式的建构中心在于确立教学目标,学习教学情境的创设,有助于帮助学生学习滋苑设计和学习策略的设计,根据以上四点的分析和拓展设计出来的交互式教学模式服务目标是高等院校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 (一)教学目标确立 交互式教学模式设计出发点是问题的提出和对学生学习特征的分析,建立在财务管理课程学习上的目的主要体现在阐明并解决企业资金管理过程中的问题,数据分析,由此对学生群体的特征和学生的具体学习内容进行分析,分析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尊重课程教学中教学目本身具有的体系特征,将其和预备技能、目标技能和学习态度等联系起来,锻炼学生的初始能力,由此确定能合理使用的教学起点和教学目标,根据教学的具体内容和学生的认知结构来决定是否继续采取交互式的教学模式。 (二)学习情境创设 就交互式教学的学习情境创设部分来看,该体系十分注重教学设计内容的凸显,在把握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特征基础上设计出和学习主体有关的且真实性较强的任务情景,例如,创设出真实的任务场景,生活化很强的企业融资情景,投资情景和股利分配的情景。在相对真实的环境中督促学生外化内部的知识。利用真实性很强的财务工作任务设计来实现任务的分析,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强的学习课程,由此提升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提升学生主动探究问题和获取深刻学习体验的能力。 (三)学习策略设计 由于财务管理课程的实用性很强,设计学习策略的过程中需要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启发作用,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监控教师的教学过程,在教学中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体现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进入学习进城之后的主要学习措施是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挥学生自主性,提升学生学习企业资金管理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此体现出学生在学习认知上的主体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帮助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协作学习环境的设计作用在于基于学生资助学习的基础上选择小组讨论或者角色扮演的不同形式,利用不同的教学措施来帮助学生理解和深化其对资金时间价值、投资决策等认识;学习效果评价主要是评价学生和教师在教学中的价值体现,评价工具分别是学习自测和成绩管理的方式、作业评分、网上访问、学习反馈等,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评估教学模式的不足,及时补充其他类型的教学模式,由此完善交互式教学。 (四)学习资源设计 就财务管理课程的学习资源来看,其中包含信息资源、认知工具两方面,同时还需要会话和协作工具的支撑,信息资源主要包含信息传输的多种形式,多媒体的利用展现了情景教学的优势,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来强化教学效果,将财务管理过程呈现在学生面前,形象化资金管理的具体运作过程,简单明了,帮助学生理解。认知工具主要包含财务活动模拟软件、数字图书馆等。会话与协作工具主要包含共享文件、在线聊天软件等。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还需考虑到使用交互式教学和企业理财背景、社会文化背景等层面的联系,分析以上几部分能够为交互式教学提供的帮助,充分利用学习资源充实教学。 四、结语 就交互式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来看,其十分关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注重学生的课堂讨论,注重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想象空间,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自主能动性,符合我国对人才的需求。 作者:蒋甲樱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策略 摘要:财务管理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高度紧密结合的学科,在高职经管类专业中被普遍认为是一门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课程。为了更好地提高高职财务管理学的教学质量,本文从教学材料的选取,教学体系的安排以及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财务管理学;教学质量;高职教育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务管理的重要性日渐体现,财务管理学作为高职经管类专业中的优秀课程,同时也是一门与实践紧密相连的学科,却在实际教学中被普遍认为难教难学。一方面,教师认为上好这门课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学生学习过程中更是觉得难以消化,继而形成恶性循环,造成了难教难学的刻板印象。为了更好地让学生掌握相关的财务管理学知识,作为教师,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教学材料的选取 教学材料是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原材料。教学材料的质量直接决定了财务管理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因此在教学材料的选择上,教师必须十分谨慎。目前,市面上的财务管理学教材十分丰富,但质量良莠不齐。选用合适的高质量的教学材料显得尤为重要。同时,高职教育中财务管理学教学材料的选取有着自身的特点,具体来说,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实践性强。高职教育突出的特点就是实践应用性极强。因此高职的财务管理学教材必须突出强实践性的特点,使得学生不仅能够获得理论知识,更能够在实践中正确并有效地应用。其次,紧跟时代步伐。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使得财务管理工作者们的知识能够随时更新进步,财务管理学的教学材料也是如此。财务管理学是一门与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与时俱进的精神更要贯穿始终。再次,具有新颖性。脱离实际的枯燥的理论知识必定被学生和老师厌弃,良好的财务管理学教材必须具有新颖性,能够引人入胜,吸引学生更好地学习。尤其是案例的列示,更应该具有新颖性。最后,系统性。尽管财务管理学是高职会计专业的优秀课程,但是它也涉及了金融学、经济学、投资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因此在教学材料中除了体现财务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外,也要注意其他学科的统筹规划。 2教学体系的安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财务管理学的教学体系安排也是如此。由于课程课时数的限制,教师在财务管理学开课之前需要做一个详细周密的教学体系安排。一般而言,财务管理学运用最多的事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先期掌握牢固的专业基础知识,之后能够运用到相关案例中去,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对教授财务管理学理论知识的课时安排。课程教授的课时量安排和课程教学内容量的安排需要老师在熟悉学生学习能力和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统筹规划。其次,在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安排中,需要搜集相关的财务管理案例,教学案例的选取应该紧密结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学知识,能够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加以应用和分析,案例的搜集应该尽量做到新颖合理。最后,教师在案例讲解过程中应该鼓励学生积极阐述各自的观点,使课堂形成积极讨论,互相辩论的良好教学氛围。同时,教育学生积极听取他人的观点,从而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达到互相学习的目的。老师在最后应做一个高度概括和准确的总结,使得学生的学习得到完整系统的梳理。 3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重要人物,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财务管理学教师,需要不断学习以下知识来充实自己。第一,专业知识。相比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财务管理水平越高。作为财务管理学教师,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向先进国家的先进知识学习,积极吸取其他国家优秀的财务管理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第二,充分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现在的教学手段异常丰富,教师可以不仅仅局限于课本知识的学习,更可以鼓励学生运用手机和电脑的互联网进行学习,丰富各种学习途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综上所述,作为一名财务管理学教师,我们需要在教授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摸索,这样才能成为受学生喜爱和尊敬的老师。 作者:郑丹丹 单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案例实训实施及效果评价 摘要:本文从财务管理学案例实训的实施及效果评价、差异对比进行分析,得出了案例实训在培养财务管理学应用型人才方面的突出作用,对该课程的教学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财务管理学;案例实训;实施;效果 一、财务管理学案例实训实施情况 (一)实训内容 本实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筹资决策案例分析实训。(2)项目投资决策案例分析实训。(3)营运资金管理案例分析实训。(4)利润分配决策案例分析实训。(5)综合案例分析实训。(6)案例分析结果汇报。以上前四个模块讲义各附3个大型案例。 (二)组织实施 每班学生根据指导教师要求,以8-10人为一组成立财务管理案例模拟实训小组,组内再进行合理分工,推举一人为小组负责人,负责组内实训任务协调和实训结果汇报。 (三)模拟实训进度 学生的课堂实训时间是8课时,课后需要有20课时的时间去完成讲义的各模块案例任务,写在实训报告册上。 (四)考核内容与方法 财务管理学案例模拟实训成绩分为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档。根据学生在模拟实训期间的实际表现和作业成果进行评价,强调实训过程管理,综合考查学生的课堂实训情况、课堂案例完成情况和综合实训报告编制质量评分。(1)平时成绩占20%。(2)课堂范围内小组案例作业及表现占30%。(3)综合实训PPT汇报、实训报告书、实训总结占50%。 二、财务管理学案例实训使用效果对比及差异原因剖析 (一)实训参与度对比 从上图可以看出学生的参与度教改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改优化后学生总是参与实训和经常参与度都有了显著提升。主要原因总结如下:(1)案例实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们普遍认为老师在实训阶段运用大量国内外现实案例,启发了学生运用财务管理学已学过的理论去解释具体案例并找出财务问题的解决方法,这种案例实训的方法通俗易懂并且实用,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乐意参与到实训中来。(2)团队精神的督促作用在实训中成效显著。教改前采用每个学生各自做题目训练的方式,这样他们只负责“各扫自家门前雪”,由于每个学生自控力不一样,对自己学习的要求高低不一,造成大家的实训参与积极程度不一样。教改优化后采用分小组的“头脑风暴法”对实体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强化训练财务管理各模块的学习,通过模拟实践来提高学习效果。 (二)成绩对比 (1)组织实施上,教改前没有明确实训课程的具体组织方案,各个学生按照指导老师要求做自己的实训作业,做完提交即可。教改优化后每班学生根据指导教师的要求,小组协调实训任务,以强带弱,共同进步。(2)考核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成绩提升。教改前成绩以学生的到课率作为平时成绩,最终提交的实训作业作为课程成绩,考核方式单一。前述教改后考核方式有助于学生成绩的提升。 (三)掌握程度对比 (1)教改优化后,本课程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将相关知识与现实案例相结合,鼓励学生自我学习、发散思考、集体讨论,避免了学生学习较为抽象的财务管理学知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死读书,读死书”的尴尬境地,真正的做到了学以致用。(2)案例实训借助教改优化项目将相关的教学资源分享到网络平台,便于学生在实训中查找理论依据。找上市公司近三年数据进行分析的方式也激发同学搜集实时数据,进入角色,主动学习。(3)会计学专业作为经济系的应用型专业,符合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结合更为优化的课程建设,为历来学风浓厚的会计学专业掌握理论知识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 三、结语 总之,案例实训不仅符合财务管理学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特点,更顺应了整个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实施意义重大。本文只是根据一届学生的应用,设置教改前的实训情况作为参照组,结论难免偏颇,希望能抛砖引玉,以学习同行更好的教学经验,将教学做精做好。 作者:陈兰艳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平反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很多,不过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科学方法类型的,二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问题。这是两大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到科学方法类型的主要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强、可预测性和清晰性的特点,因而它们可以采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检验的手法,客观性似乎更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具备上述特征,特别是人文科学更差些。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该搞清楚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具体学科的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最具有个性,它可能只是被某个学科所特有,企图在这个层次追求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在后两个层次去追求统一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医学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它为中医学既提供理论基础,又提供哲学层次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系统论等一般科学的方法几乎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系统论最初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是一个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统一。其次,人文科学的可预测性和逻辑性确实要差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由于自然科学率先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远比社会科学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科学形象的思维定式,似乎逻辑性和可预测性等只有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程度才能称为科学。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可预测性也不一样,甚至连物理学内部也做不到同样的可预测性,不然就不会有几率论和决定论之争。当然科学正是为了寻找规律,规律要求有可预测性,否则不成其为规律。我们只是要求改变对规律的机械看法,允许不同的事物在规律的可预测性上稍有区别。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两大科学的统一问题,既涉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同的,人们只能得出对规律的近似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虽然同属物质世界,但是两大物质系统的确各有个性,因而我们既不能要求两大物质系统的规律在某些性质上完全一样,也不能要求在认识方法上完全一样。此外,关于说明(explain)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解或解释(interpret)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问题,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观察渗透理论,任何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样必然具有前见,同样拥有解释学循环,这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说明方法不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理解方法也不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独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是在多层次多视角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吞并另一个,也不是完全等同。 作者:沈云龙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现代化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应有不同的思想理论 它们为现代化进行辩护、论证,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或为现代化进程出谋划策,规范典章,或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抨击,揭示其弊端。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既有快速发展,也有危机滞缓。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经济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互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学说。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延续至19世纪初(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尤为凸显),不断激励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60-1894)”,但被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所中断。康梁变法(1895-1898)实际上是一次推动现代化的维新运动,但被封建王朝扼杀。20世纪初辛亥革命(1911)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现代化机遇,但是,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系列的探索、挫折、失败之后,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型的计划经济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转折,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政治和外交能量已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优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优秀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性欲,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性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性欲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性欲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优秀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性欲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性欲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性欲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性交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性交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性欲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性欲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性欲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性欲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性欲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性欲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推翻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6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三大思潮,这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渗透融合,是20世纪、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内涵。笔者曾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三角”(《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当然,不能将这三者等量齐观。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一场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革命、改造和建设,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历史、思想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从学术研究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和思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和职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从现代化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演化而来的两种思潮。数百年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论证、辩护、谋划,其中也包括尖锐的批评、抨击;马克思主义则肯定现代化而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目标。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而资本主义的体系、制度出现了严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前景黯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经历种种挫折失败之后,终于在中国生根结果,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遭遇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至今尚未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道路和途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口号式的概念性的条文中的词句,而是适应国情世情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当然有不同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决不能因此而蔑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单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优秀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面对现实面向实际,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星球上的两大历史潮流,两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方面既有不同的制度、体制、发展方式、途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某种文化、理论学说的专利品,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产生形成的思想、概念。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内涵和外延,它们的表现和实施,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演化发展的,因不同的空间、时间、地域、人群、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方式,不是用统一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它们是否正确、得当、合理、合情、合法,不是凭借权威、权力、强力,归根到底要由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来检验。 作者:黄颂杰单位: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政治性分析 一、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作者:王俊和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瑦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瑨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瑩(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Eyal)和赛勒尼(Ivan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瑑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瑑瑨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瑑瑩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作者:周晓虹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类社团的管理 一、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一)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组织内外不确定性的环境,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谐管理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为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优秀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1.和谐管理的含义管理活动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者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特定的管理问题或者任务受到组织目标、资源、成本与时效要求等内外环境的约束。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及利用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问题。在这一新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将放弃传统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紧密依赖于环境的“围绕和谐主题的问题解决学”。2.和谐管理的基本内容(1)和则与谐则和则与谐则是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套人嵌入组织的规则或主张。它们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专门装置,以调整人际间的“共处”,人群间的共处,乃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的共处。“规则、契约、文化、舆论、社会观念等等”是这些装置的现实对应物。“和则”主要是为了不确定性的消减。“谐则”是指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方程”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结果的最大化。它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过程或流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其主要特征在于确定性中的效率问题(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的双规则,是指“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优化设计”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物的有效配置,使得系统更为协调与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类似“谐”。组织中人的“和睦、融洽、同心共济”是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类似“和”。因此,和谐管理理论把“优化设计”对应“谐”,把“人的能动作用”对应“和”。于是,把“谐则”界定为“优化设计”的机理、规律、主张等,把“和则”界定为“人的能动作用”的机理、规律、主张等。(2)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机制,是“和则”与“谐则”耦合后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规律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和”是指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只有当两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一步确定性和优化性”的必要时,“和谐主题”才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管理问题,如图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均会或应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和则、谐则变化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则、谐则曲线表示,和则、谐则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围绕“和谐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1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关系图 (二)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和谐管理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对于组织管理的认识途径,不是已经疲于解释管理现实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而是组织在“和谐主题”下的“问题的解决”,而“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并置,使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广泛性达到了传统理论所没有的高度,因而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它对于社科类社团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社科类社团创新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的和知识类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社科类社团要发展,就必须从现有的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上予以突破。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的经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是综合普适性和局部性管理原理的管理理论,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是社科类社团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发展。二是发挥社科类社团自身优势,激发活力的需要。大多数社科类社团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多年来社团组织领导和活动计划开展已形成了依靠业务主管和管理单位的惯性思维,独立自主能力差,活力不强。面对复杂多变化的外界环境,利用和谐管理“和则”原理,才能充分调动社团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和谐管理机制”,形成管理效率和绩效,激发社团活力,提高应变能力,才能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三是优化社科类社团发展环境的需要。社科类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力军,成为社会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阀”。但自身各项服务社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适应社科类社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通过和谐管理的“谐则”原则科学建章立制,才能充分激发社科类社团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社团革命”,各类社团迅猛发展。受其影响,我国各类社团曾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科类社团数为68639个,其中:部级社团557个,省级社科类社团4842个,市(县、区)级社科类社团63240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26%,占全国社团总数的48%。社科类社团发展规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科学的强与弱密切相关,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在20%-30%之间。从中央、省、市、县社科类社团分布情况来看,是呈金字塔状态,越往下社科类社团数量越庞大。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社科类社团重数量扩张、轻社团质量提高,重发展规模、轻监督管理,重业务联系、轻法规培训,致使社科类社团出现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有依赖性思想。改革开放后,党委、政府逐渐从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领域退出,鼓励和支持一些社团建立和并承担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由于这类社团是由上而下从原党委、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原来的行政性运作方式的惯性作用太大,致使一些社科类社团保留着较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社团行政化”特征仍然相当明显。一是社科类社团有的是原党委、政府的翻版机构,承接着某些政府工作职能,对所属成员有强制性的管理权;二是社团大多数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正式工作人员基本来自党委、政府部门,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三是经费来源于原党委、政府的拨款或行政性收费,其业务多来源于指定,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对党委、政府负责,而不是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如一些地方的一些政法或司法系统的学会或协会就是如此。正是这些“社团行政化”特征,导致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产生了依赖性思想,也不利于社团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发挥,其先天的不足十分明显。 (2)社科类社团干部思想观念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团运行方式开展工作,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社团的办法不多,思想不解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3)社科类社团联合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资源、人才资源整合不够;精品力作与传世之作不多,学术成果转化性差;围绕中心,把握大局,服务当地党委、政府决策力度不够。 (4)社科类社团干部队伍建设滞后,部分社团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后继无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从事社团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有能力推动社团工作发展的高级人才。 (5)有些社科类社团背离学术性社团宗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 (6)社科类社团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自律性差。有的社团内部议事规则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章程履行不到位,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不力,社团活动随意性较大,存在管理弱化的问题;社团凝聚力不强,过分松散,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对其管理不严,存在管理失控的问题。 (7)管理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级社科联对社科类社团的管理地位,国家没有成立中国社科联,地方社科联尤其是县级社科联组织不健全,部级社科类社团和一些市、县级社科联分散在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单位,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因为忙于自己的主业,往往没有精力或不愿意对挂靠的社团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一些社团各成体系、独自活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对社科类社团的方向把握、科学管理、组织协调、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是极为不利的。 (8)社会支持不力。社科类社团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认可,社团得到社会资助和捐赠不多。更缺少像国外一些由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基金会支持的有重大成果和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从以上情况综合来看,社科类社团发展面临着主要是自身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改变和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的问题,可见,要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目标,应该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认识,加强党对社科类社团的领导,进一步规范社团管理,整合人才资源,促进社科精品成果产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央接连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推进科学管理,健全完善包括组建县(区)社科联组织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等方针,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成为了当前社科类社团发展的和谐主题。如何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和则”和“谐则”思想规范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与“和谐主题”一致性分析“和则”与“和谐主题”具有一致性。“和则”适应“和谐主题”是其内在的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和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级省委、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各级社科联领导班子得到了优化、社科类社团活动经费得到了补充,“两会”委员的社科专家代表数百分比得到增加,党委、政府的决策也注意听取和采纳社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社会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网络,纷纷开设学术专栏、专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学术理论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理论频道、求是理论网、新华网理论频道网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咨询论证会比较“热”,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讨论与创新。一些高校在开设公共管理课程中,将社团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教材相继出现。三是社科人才不断涌现。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青年理论人才加入到社科类社团,其中不少教育科研单位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家也直接参与社团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 2“.和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的和谐主题对“和则”要求是:党委、政府重视,社会扶持,自我发展和自律意识强,活力旺盛。“和则”的现状和前面提到社科类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社科类社团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激励机制,形成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发展局面。一是形成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社科类社团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又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线。社科类社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二是树立大局和时代意识。(1)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将各级社科联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之中,总体规划社科联的工作,加大对社科联工作的指导力度。社科类社团在开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科学普及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思想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自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发生色变,成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2)按市场规划营作意识。社科类社团必须要抛开依赖政府、行政化发展思想,创新思维,独立自主,运作市场化。社团要正确处理好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防止别人打着社团旗号谋取私利,严重违法违纪。三是建立建全激励机制。设立“国家最高社科奖”及相应省、区级奖项,填补社会科学奖励体系的空缺,进一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勇攀社科研究高峰。各社科类社团也从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设计和形成学术成果转化、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多出人才和精品。 (二)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谐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谐则”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分析“谐则”是“和谐主题”实现的重要形式。“谐则”是“和谐主题”发展的对策性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谐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分级、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社科类社团既有全国性(中央级)的,又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市级的,更有县(市、区)一级的基层社团。各级社科类社团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但在工作上,上一级社科类社团对下一级有指导关系。(1)分级管理体制。部级社科类社团分别归口各自的业务主管部门,地方社科类社团则在归口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时,按行业统一归口到各级社科联,成为社科联团体或直属会员。(2)双重管理体制。即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侧重日常业务管理,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从各省、市、县社科类社团运行看,各级社科联是各类社科类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二是建立了章程和制度。社科类社团《章程》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一些理事人数较多的社团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一些大型社团还设立了分会、办事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社科类社团能够坚持依法办会,按制度办事。三是形成了学术理论研讨、课题研究和服务社会氛围。社科类社团成立的宗旨一般是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为己任的,把学术性是社科类社团的首要任务。随着学科分类不断丰富,社科类社团学术研究成果益见丰硕;开展公益性的科普、政策咨询、扶贫帮困活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了很多工作。 2“.谐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进入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界对社科类社团的认同也还处于较低认知阶段。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社科类社团与发达国家的社科类社团相比,还非常稚嫩、非常弱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依然有大约31%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的财政扶持下开展各种活动的。尽管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社科类社团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发展的空间日益广阔,前景看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跟踪社科类社团发展态势,切实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将党和国家关于社科类社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工作机制。(1)学术研究和交流机制。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凝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为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2)服务民主决策机制。各社科类社团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合科研资源,组织重点攻关,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要积极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增强社团发展后劲。(3)服务公共文化机制。社科类社团要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充分分享文化建设成果。(4)学科管理体制。重视学术型社科类社团在推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吸收具备条件的社科类社团中(会长)知名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学科建设管理体系,组成建设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开展优秀成果评奖,推动学科发展。二是组建国家社科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将社科类社团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责由各级社科联统一组织实施。法律应明确授予各级社科联组织对本级社科类社团的管理权限,具体负责社科类社团的申请登记和业务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中国社科联组织,具体对部级社科类社团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工作,统筹规划社科类社团的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实施精神产品购买政策。政府要加大扶持社科类社团力度,出台购买精神产品的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购买政策,主要用于社科类社团组织的公益性讲座、政策咨询、社科普及、研究成果评价、扶贫帮困等;实施重大课题招标购买政策,鼓励社科类社团参与竞标,对中标者给予资金支持等等。四是完善社科类社团政策法规。比如:实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度,褒扬社科类社团的真善美,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社科类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增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社团资金运行情况,使社会团体活动设计、活动开展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出台《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办法》单行法规,围绕社科类社团的目标定位、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社会捐赠、社会保障、监督惩罚等具体问题,制定配套的法规体系,使社科类社团尽快融入法制社会轨道,依法依规规范运行。 作者:廖翔单位: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 1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优秀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评价体现社会科学论文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劝说同行专家接受其观点,同时避免冒犯前人研究的一种努力。借助建立小型语料库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本文描述了4种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特征。从评价词汇的使用来看,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评价词汇频率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从学科论文内部来看,简介和讨论部分的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样正好体现了各个部分的交际功能和语类特征。本研究无疑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语言学理论指导,加深其对科学论文的理性认识,提高其写作能力。当然,后续的研究还须要增加更多的学科,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另外,对评价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评价对象、评价来源进行细致描写,当然也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评价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比较。 作者:郝向利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1.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幸福观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消极、抱怨的声音不绝于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百姓解疑释惑,使全社会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2.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国家的文化做强,而是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优秀性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始终坚持“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国民素质”的科普工作宗旨。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特点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强,使社会科学普及对象的主体性凸显和理论权威性弱化,交互性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显著特征,受众不但随时收听、收看传播内容,而且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与传者或其他受众产生互动,因此其开放性、平等性更强。 2.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广泛性和辐射力新媒体技术可以海量存储,所以它的传播内容信息量大且丰富。如登陆国家图书馆在线视频就可以随心所欲观看828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等许多方面。而且,新媒体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新媒体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辐射力。 3.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针对性传统的社会普及工作由于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阅历和文化水平,所以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科普及。而新媒体技术使受众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这样社科普及的针对性更强,普及效率更高。 4.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普及的社会成本传统社科普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普及对象的范围还有限,普及时效性也较短,同样的普及内容面对不同的对象还需要重复组织、社会成本高、效率低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却大大缩减,而且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可将普及内容反复使用,扩大了传统社科普及成果的影响范围。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媒体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第二,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三,新媒体传播方式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1.高等学校有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所需的丰富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高等学校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数分别为28678项和3826项,其中高校系统均占比86%。高校除了拥有强大的社科研究师资力量,还有朝气蓬勃、富于创新的年轻学子。带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并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的网站———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2004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即创办了果壳网的前身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目前开设了MOOC学院、流言百科等栏目,涵盖了科技、人文、娱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科普网站。到2012年11月,该网站每月有600万用户访问,拥有1000名科学作者,在新浪微博拥有近60万粉丝。在物力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5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众多的科技馆、文化馆。如大连大学博物馆是大连大学实现多学科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于2004年9月正式挂牌开馆以来,现已分别被辽宁省、大连市认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大连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10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高校虽然拥有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优势,但普遍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供给端,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游。社会科学普及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处于社会科学研究下游,是消费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式主要有:第一,公开,出版著作,在报纸、网站等发表文章,通过读者的学习而吸收转化。第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资政报告、研究决策等。这两种是目前高校主流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专家学者普遍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高校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公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法最终得到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实现,所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长期性,并且是不可或缺。只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工作不断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2.高校有着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之际,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11月1日,网易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共1200集课程上线。用户可以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这些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集西方发达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科类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我们国家社科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来展示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3.各级政府和教育、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传统观念中,高等学校开展科普宣传工作有大材小用之嫌,教授、专家更多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认为科普更多则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从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亲自参与撰写的小学课本至今畅销不衰可以看出,用最浅显的文字写最重要的文章,很多时候是非大家所不能为的。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社科司面向全国著名学者、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承担过部级及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知名专家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两年来先后资助了75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厉以宁、温铁军,顾明远等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的名字。辽宁省、大连市社科联从2004年起组织在连高校、学会等单位,于每年五月举办“社科普及周”宣传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十一届。各级政府部门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的教授、学者走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这些政策包括借鉴教育部社科普及专项基金的办法设立省、市社科普及专项课题,选取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在其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在课题进行阶段完成一定量的讲座等科普活动。另外,在省市各级社科进步奖的评选中,也可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向优秀的社科普及读物倾斜,鼓励教师在这方面能出精品。 4.应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社科普及资源,利用高校优秀人才,结合新媒体技术,创新社科普及新模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讲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就启迪了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现在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图网站开设了在线视频讲座,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均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截止目前,已推出文津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等系列讲座共828部,其水平之高、范围之广,使如此优秀的文化盛宴为大众所共享。又如,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从2000年8月创办至今已有13个年头,截止2013年8月底,已经成功举办了传统文化、寻找大连记忆、“开卷”市民读书会、市民文化系列、视频讲座5个系列一共75场讲座。再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利用其先进的设施条件也定期开展外语角、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和家庭教育的热点专题开展了系列讲座,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5.新媒体也应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优势互补做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媒体不仅仅是信息,还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因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传播迅速、信息量大、交互式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源,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目前,包括中央电视、各省级电视台都拥有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曾被称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媒体现在因为利用新媒体技术,不再靠单一声音传播,也不再“稍纵易逝”了。由于借助新媒体非但能够与其他媒体竞争,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如大连广播电台的“爱家新主播”,是一档以健康营养和医疗服务为主,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的生活服务性节目,兼顾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教育成长、人际关系等内容。该栏目就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微信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广泛与听众互动,及时了解听众动态和社会热点,同时定期邀请高校、医院等专家学者举办听众见面会,使该栏目办的有声有色,成为大连早间最受欢迎的生活资讯类节目。 作者:李杰罗洪单位: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1构建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 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大都隶属于不同的社科研究机构,着力于为本单位的社科研究提供信息服务及保障,而不面向社会。加之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图书馆各自为政,馆际间缺少必要的协调,致使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表现出小、散、弱的整体特征,其目前的实力状况与高校系统图书馆和公共系统图书馆相比较均差之甚远,面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以及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提升,图书馆大多强调提升竞争实力,以实力促发展。然而,基于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如果单纯地着眼于增强本馆实力,期望通过提升本馆绝对竞争能力满足读者需求,实现事业发展,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其目标和结果却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特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成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将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的本质是共生单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弥补单一单元在功能上的缺陷。在互惠共生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能量和利益的交换并实现能量增长与共同进化。图书馆联盟是指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联合相关的信息资源系统,根据共同认定的协议和合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合作项目的联合体。资源共享、利益互惠是图书馆联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性组织,正是众多原本分散自治的个体图书馆(共生单元),为适应今日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选择的一种最佳共生模式。通过联盟的建立,形成图书馆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相关知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策略,致使联盟成员的竞争实力得以整体提升。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生物圈中的一员,从直观上看,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联系当前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图情服务事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研创新的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需求,我国的社科信息服务应尽快打破馆际壁垒,谋求构建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走信息服务事业共生发展之路.通过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利用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需要,实现事业发展。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谋求构建互利互惠的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困境,同时亦可与其他共生单元(参与联盟的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事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2设计合适路径以践行信息服务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成员之一,开展文献信息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带头践行与推广这些先进的服务方式自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文献信息工作理应走在科研工作的前面,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广、快、精、准地提供信息服务。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专业化特点,适时推出适应时展、符合创新需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利用先进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措施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立更为强大的信息服务支撑。近10多年来,有关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走向高潮。虽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但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方向、服务内涵、服务特征、服务目标已基本清晰,学科馆员制度、个性化服务、虚拟馆藏建设等先进服务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然而,综观全局,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实践却远远落后理论研究的进程,例如,特色化馆藏建设、学科馆员制度等一些早已为实践证明适应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服务特点和服务需求的新型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目前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中还仍然停留在计划中、放置于空中楼阁的地位,极少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尽快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当务之急是要抓落实、抓践行,要设计构建合适的路径,让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在理论上已经思考得很周全,操作性也很强的先进信息服务方式尽快付诸实施,早日发挥实效。 3研究和探索社科信息服务新方式和新手段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伟大实践,社科信息服务机构同样需要凝聚精神、砥砺图新,发扬改革突破的锐气,深入了解和掌握科研创新动向,抓紧研究探索符合科研创新信息需求特点的新型服务方式,通过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业务创新,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努力开创社科信息服务新局面。 3.1确立服务重心和开展新型对口服务王伟光同志指出“: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他强调“:实施创新工程,就是要在用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为了改进科研管理与资源分配方式,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实行的是通过课题形式重组资源和人力,借以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社科信息服务部门为适应当前科研创新的这种新动向、新特点,应将“课题”服务确立为当前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课题制”设计开展专门对口的课题服务。开展课题服务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申报以及在研课题基本情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主动深入重点课题,分析研究其信息需求,指定专人全程参与到重点课题当中,为课题研究提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第二,满足课题研究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课题申报阶段,提供查新服务;课题在研阶段,做好课题信息跟踪服务;课题结题和申报奖励阶段,提供查新及成果引用检索服务等。第三,将重大课题服务成果转化成专题数据库资源。课题服务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专题文献信息资源,尤其当某个重大课题服务项目完成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专题资源库。图书馆应将这些形态各异、无序的课题服务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以丰富本馆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并形成课题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3.2针对跨学科研究引进新型服务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越来越多的问题又难以在单一学科领域寻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如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读它们,却又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自身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挑战的重要研究模式,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社会科学的未来是跨学科研究”。最近,中国社科院领导在分析当前科研工作与创新工程的主要差距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较为薄弱”列入其中。“LivingLibrary”起源于欧洲,是一种基于“对话”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搜集、整理、提供信息资料供人参阅不同,“LivingLibrary”被译作“图书馆借人活动”,就是因为在这项服务中,图书馆所推出的是被模拟成书的人。图书馆创造机会,让形形色色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相互借鉴,消除隔膜,增加理解和包容。如果从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就是开发与利用储存于人脑中的智力资源供他人分享并造福于人类。针对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社科信息服务可以尝试开展“LivingLibrary”(图书馆借人活动)。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读者档案,为需要提供跨学科服务的科研项目发掘合适的对话与交流对象,创造条件让不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整合与利用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智慧,跨越学科界限,帮助研究者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白云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考 一、打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机制要求必须打造一支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应该强化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培养选拔品德好、专业精、水平高的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以科普课题立项、科普成果评奖、科普能力培训等吸引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参与;③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兼职人才网络。只有通过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性提供人才保障。 二、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 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实施重点计划和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各个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和社科联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科普阵地,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性特点,制订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活动,争取打造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如重庆市设立的“三峡大讲坛”,电视台设置的“人文天下”“重庆掌故”等④已经成为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品牌,同时《改革》《探索》《现代法学》《西南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期刊也成为社科普及重要品牌载体。第二,探索多种渠道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利用网络平台整合社科普及资源。第三,坚持社会科学普及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积极培育新的水平高、影响大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专家义务咨询”“科普读物展示”“重庆历史文化行”“中国梦重庆梦”“重庆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还可以与出版社、重庆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网络等合作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形成强势的普及效果,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常态化和长效性。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 要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必须重视对社科普及工作成效的积极评价,完善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首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制度,制订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奖励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完善多种奖励方式,可以根据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采取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形成系统的奖励体系。再次,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奖范围和精神文明创建评价体系,改变和完善科普工作表彰方法,变“软指标”为“硬任务”。⑤每年都要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而且把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同等看待,可以设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设置单独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奖,通过多种方式奖励,充分调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良好环境的形成,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 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必须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科普及工作正常的经费投入机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渠道,社会筹资、单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渠道的投入体系,不断改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条件。⑥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财政拨付机制;二是中央和地方宣传部要建立相应的年度重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费划拨机制;三是社科联建立相应的社科普及经费筹集机制;四是各高校、党校、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等各界社科普及单位也要完善经费自筹机制,形成一个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保障机制,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创建系统协调的法制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相适应的法制保障机制。《科学普及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将自然科学普及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立法提供良好的契机。⑦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有效开展,确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职责、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建立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普及法》,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建立相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构建一个上下统一、左右衔接的法律保障体系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全面普及提供法制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认识,牢固确立社科普及工作的战略地位,努力构建社科知识教材体系,⑨架构省市之间以及与外国之间的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交流机制等。 总之,要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现长效化,就必须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机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巩固活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法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上下协调左右衔接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普及工作之路,才能让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华光单位: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重建社会科学理论的用心良苦,也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吉登斯的研究生涯中,他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是贯穿吉登斯思想的主线。吉登斯为什么这么看重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并且在研究它之前,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在吉登斯的眼中,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危机的失控时代,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和张扬。科学的快速发展,知识的高速膨胀,使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极端自负起来,人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都与启蒙思想家们原先预想好的美梦背道而驰。他们原本坚信,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就能越好地掌控它们,然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的预想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优秀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最后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对国家统治和军事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填补了过去社会学领域过重关注经济而忽略战争的空白,在现代社会中,暴力工具和工业的结合,使得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威胁也在增多和加剧。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虽然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特性,却又彼此联系,不可或缺,他们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和现代社会。 作者:刘琳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詹森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詹森主义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的具体影响:首先,统治地位的政府迫于无奈开始不断地革新,维持自身通知的法律法规,在维持统治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为新兴的思想带来了默许式的承认。但是最终都无法阻止自身灭亡的趋势。然而各种法规的提出从侧面给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18世纪是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而由詹森主义带来的论战过程中,公众舆论开始逐步地在我们上层建筑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公众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王权和教会为优秀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和教会的统治根基。公众舆论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和人们心中向往的新权威。公众舆论代表了国民正当的、无上的需求,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奠基石。公众开始不断坚信自己是社会和自身生存的主宰者,新的解放式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开始沉淀,使得社会科学兴起和现代性的形成更顺应潮流。 第三,随着詹森主义带来的争论不断地深入,政治层面的术语开始在公众面前大肆传播,一种政治氛围不断形成,政治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中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兴起的政治学开始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吸收中不断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个显著趋势(各学科开始逐步繁荣,并且交织着发展)。最后,由詹森主义带来的各种思潮对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由于基督教神学是存在着一种主宰和被主宰关系的,它长期阻碍了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断向前。受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在面对宗教和专制皇权的严密统治,开始逐步寻找契机去改变现状,詹森主义(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由作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大区别,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带来了思想的拓展力量。 二、社会科学兴起时期,詹森主义和王权的论战,演变到最后,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这使得各个学科的规律和法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宽容”在詹森主义的影响下,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信念。由于人们思想性的不断解放,新兴的学科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宽容”成为不同目标或者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之间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正是由于“宽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在詹森运动过程之中,“社会”概念不断在人们心中滋生、发展,“社会”概念开始超过国家的范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需要就显得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起源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詹森主义,打破了原有人们对王权和神学推崇至上的社会发展模式,詹森主义所以起的争论最终进入公众领域,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开始更具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型的思潮在人们生活的构建,也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氛围和平台。詹森主义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革命,毋宁说是个社会的革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革命。 作者:陈昊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究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 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考 一、高校社科处与早期科研处的异同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优秀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以江南大学为例,社会科学处是在学校党政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管理工作,各文科学院有分管科研的院长并多数配备有一名科研秘书,可见层级结构比较健全,为金字塔式管理层形。管理各层级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奖励制度不可或缺。从奖励机制的本质来看,需依凭一套完善的效能评价体系,综合管理工作中必需的各要素:人、财、物、空间、时间等发挥的效能,以“人”为优秀要素,人的效能评价就是对各层级的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根据其劳动性质与劳动内容进行相应的效能评估。从奖励机制的内涵来看,建立集体奖励机制和个人奖励机制,不但要表达对集体的肯定,而且要逐层奖励分管领导、科研秘书、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从奖励机制的意义来看,是一种能更好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向心力的管理辅助机制,强调人及人的劳动价值(范俊英.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和谐机制之我见[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25)。 如江南大学近年来一直执行对年度科研教学优秀成果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为学校在职教职工及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部门为人事处。根据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进行分档奖励,同时按照工作完成量给予相关集体奖励。评奖程序公开规范,首先由个人申请,学院核实后,向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推荐申报,并提交成果材料;人事处再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初审并公示;最后由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汇总报学校考核聘用委员会审定并发奖。奖励机制也顺应时势不断做出修订,以支撑管理水平逐渐完善,管理目标共同实现。 作者:邓理单位: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开放与内生化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禁区”,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戚攻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元化原则的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依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页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 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形成了“方法论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趋势,我们在以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方法的多元,以多元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作者:陈凯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微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文献探新 一、数据采集与文献计量数据库结构设计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机构文献和作者分布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作者群分布严重失衡,主要作者集中分布在省内的两所高校中,由于人才密集度过高和岗位编制有限,必然导致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位居二线、三线机构的十多所省属高校中,人文社科类人才缺口较大,文献产出量较低,学科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才分布失衡的现状也是造成省内高水平社科人才不断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结果必然会削弱相关学科的竞争优势。从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同样可以看出,近5年的文献产出总量虽然处于高位,但一直徘徊在1300篇以下,年均增长率趋缓甚至降低。从我省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角度考量,完善省内社科人才调配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省内人才资源共享流动体制,真正留住和用好人才,不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值得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伯阳张科王钢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探析 一、研究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在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正因如此,产生了对同一个现象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其次,无论异文化的研究还是自身文化的研究,研究者价值影响上,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基于人类现有条件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事实,选择尽可能地把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而依靠理解和诠释法,追求相对客观、相对公正的研究结论。 作者:多杰热旦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论探新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包括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在以多学科为基础构建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在相应的人才数量和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在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丁翔盛昭瀚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
法律认识论文:高速经济时代群体性事件法律认识论文 【摘要】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秩序控制模式下,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走出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困境的最终途径在于厉行法治。 【关键词】群体性冲突事件;法社会学;危机;法治 近期以来,媒体公开报道了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冲突事件,例如贵州翁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江西铜鼓事件、安徽砀山事件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是孤立的、偶然的,但仔细审视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性:即事件发生的原因多数基于基层官民的对立与冲突,且事件的处理过程一般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笔者认为,如何处理这类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新时期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道德的一个严峻考验。由于此类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应对与法、法律实施、法的实效等有关,因此,从法理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找出根源并寻求解决的途径,以期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折射出政府危机 1、基层地方政府权力运行脱法失控的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之所以发生,多数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在经济利益趋使下,官商勾结,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事务中突破法律规定,滥用公权力,出于权力的自负,不断挑衅民间,甚至突破当地民众容忍的底线。由于群众受侵犯的权利在体制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受伤害的感情不断积累,遇到偶发事件作为群众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的渲泻口,遂导致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例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翁安事件教训时指出,翁安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1] 2、解决冲突的路径依赖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之初,当地政府通常都会通告,将事件定性为少数黑恶势力、不法分子教唆、煽动、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哄闹事,要求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全力做好稳控工作云云(将事件定性为是对政权的威胁,可以合法采取暴力手段),行文间充满了主客体际思维支配下的训诫语气,而不是通过主体际间平等的沟通、对话来解决冲突。这种把群体性事件简单、模糊定性的思维,反映了在基层官员的思维里传统专政思维的惯性仍然十分强大。后由于事态的严重以及中央政府的介入,一批对事件的发生负有责任的官员被撤职,对事件的总结一般都定性为有关责任官员党性不强、服务群众的意识淡薄,然后开展官德教育活动。事实上,这种程式化的冲突解决模式并未走出传统压制型治理模式下泛道德化、泛意识形态化以及传统中国“对行政权力恣意行使的遏制不是由于公民能够对违法过程提出效力瑕疵的异议,而是借助于高一级行政权力对下级僚属的惩戒予以保障”[2]的路径依赖。 3、政府的诚信危机。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政府和中央媒体介入之前,当地媒体经常处于失声或与当地政府一个声调的状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网络上往往却是民意汹汹,民众对官方单方面的信息持普遍的质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事实上,民众之所以如此,往往基于自身的经验。由于我国没有西方国家发达的民间协会和私人传媒,民众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政府,因此,政府公布的信息如果不实,将会对公众的信心构成致命的打击,而这在近年的实践中却是不乏其例的。例如,非典初期,有官员声明“北京没有‘非典’”;股市印花税上调前,有财政部官员还在公开声称“不会上调股市印花税”;山西尾矿溃坝事件,当地政府瞒报伤亡人数,不顾当地根本没有降雨的事实,竟然公然撒下弥天大谎声称事故原因在于洪水;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故意犯罪的企业居然持有“国家免检产品”证书,这不仅是商业信用的破产,更严重的动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使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本质是一场社会的法治危机 1、权力者违法导致法律空转。近年来我国立法一直处在快车道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初步建成,改革开放之初的无法可依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但是,现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有法不依的现象大量存在。特别是由于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在逐利目标的支配下,一些地方政府充当企业的保护伞,在企业破坏当地生态资源、污染当地环境、严重侵犯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权的情况下,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动用公权力对群众合理、合法的诉求予以压制。特别是近年来在征地、拆迁等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与房产商、企业结成利益同盟,动则动用公权力,突破法律规定,侵犯公民权利。这正应验了学者所言,“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权力未受到控制时,可以把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力的行使,常常以无情的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它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在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夺弱者。”[3] 2、事件处理过程中程序正义的缺失。“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4]“合理而公正的程序是区别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偏执的群众专政的分水岭”,[5]威廉姆•道格拉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断言,“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6]程序正义要求“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必须听取另一方的陈述”。[7]但是,在很多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结论无一不是由官方,甚至媒体往往采用的是全国统一的通稿,很难听到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民众的声音。因此,事件的处理往往会遭到公众普遍的质疑,人们之所以怀疑“真相”,主要原因在于事件处理的程序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原则。 3、司法的苍白与无能。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堡垒,司法独立是出自司法权属性的本质要求,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保证判决的公正,换言之,司法独立是判决公正的必要条件,虽然独立的司法不能保证所有案件的判决都必然公正,但不独立的司法产生公正则纯属偶然。虽然司法必须独立在法治国家里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真理,但在我国由于司法改革的滞后,迄今为止法院的人、财、物都还事实上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被定位为“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角色实为必然。因此,大量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征地、拆迁等类型的案件在当地法院诉讼往往难以得到公正的救济,由于我国司法审判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终使得这些案件的审判难以跳出当地政府所能影响的范围。由于通过诉讼难以获得公正的救济,权利被侵犯的群众只能被迫转入非法治化、非程式化、成本高昂、或然性程度高、人治化特色明显的“上访”。亦即,由于司法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的缺位或无能,而使中央政府承担了在一个司法能正常发挥功能的社会里,中央政府本可以无须承担的政治压力,甚至会产生使执政合法性资源一点一点流失的严重后果。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 (一)官员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 1、体制的不完善,党的领导在实践中往往演变成为各个地方党委书记的个人领导。由于地方的党政官员事实上由上级任命,长久以来,官员们养成了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习惯。特别是基层的县委书记,拥有人权、财权和事权,三权独掌,而且一般兼任人大主任,可以动用公安、城管甚至武警等暴力或准暴力力量,事实上其权力处于无有效约束的状态,在所辖区域内处于权力的峰顶,其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绝对权力容易导致绝对腐败,因此,近些年来,县委书记一职往往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有个别县委书记一手遮天,为追求任期内“政绩”最大化,把任职地方弄得环境恶化、民生凋敝甚至民怨沸腾。至于不受约束权力的蛮横,则可以从近期的“彭水诗案”、陕北志丹县“短信诽谤案”、辽宁西丰“抓记者案”、山东高唐“网络诽谤案”等一系列所谓的“诽谤领导”的案件处理中可以窥见一斑。[8] 2、权力监督机制失灵。在我国,权力监督机构之多,实为当代世界各国所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民众对腐败的痛恨以及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例如,体制内正式的机构即包括:党的系统有纪委;立法系统有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行政系统有监察局、公安、信访等机构;司法系统包括检察院反贪污局、法院;综合的有预防腐败局等。但是,正式的体制内监督模式存在以下缺陷:(1)同级监督模式独立性差,难以奏效。在我国,由于监督部门事实上听命于地方党委和政府,故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对后者的监督职责。而上级监督部门又由于距离远,难以了解下级地方的实际情况,故事实上也难以对下级地方进行有效的监督;(2)在运作方式上,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模式。例如,对于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的查处,往往是在纪委“双规”之后才进入司法程序,这使得司法的威信大打折扣,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 除了体制内正式的监督机制外,还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但是,由于新闻媒体的体制化与地方化,以及人民群众监督无严格的程序性保障,法律化程度低等原因,都难以有效地负担起监督的职责。对于这种缺陷,学者指出:我国的监督是以非诉讼的信访、视察、批评、建议等手段为主的,“这种监督手段生效是以监督对象的自律为前提的,一旦监督对象缺乏自律,法律监督就难以生效。事实恰恰是违法主体大都是缺乏自律的。如能自律就根本不用法律监督。”因此,“这种以非讼形式为主要手段的法律监督其实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理论之上的:它的成功依赖监督对象的自律,同时监督又以对象的不自律为前提。”[9] (二)秩序控制模式下社会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或被阻隔 1、权力-公民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被阻隔。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与民众的对话机制被阻隔,“民声”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渠道。原因在于:首先,一刀切的官员问责制,事实上起到了鼓励官员压制舆论的作用,官员们出于自保的侥幸心理,出事即本能地拼命捂住;其次,新闻媒体的体制化和地方化,便于地方官员控制当地的信息;第三,法律规定了公民信访的权利,但实践中信访数量却同官员的政绩直接联系,如此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规定,催生出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地方政府运用公权力在北京、在省会城市设办事处,派员进驻,专事对本地上访群众进行拦访、截访。另外,《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属地管辖”原则,实践中直接导致推诿。事实上,正是由于涉及当地官员的利益而无法在当地得到公正处理,群众才会“越级上访”,但“属地管辖”却将上访材料“批转”回地方,正是在不断的来回之间,上访群众的忍耐力到了极限,极易导致暴力性冲突;第四,公民基本权利受到过多的限制。例如,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事实上工会、妇联、甚至连律师协会、消费者协会、作家协会、各种学术团体等都被纳入了体制内管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对公民行使以上宪法自由权利予以了过多限制,实践中难以操作。 2、资本-劳动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我国宪法中迄今尚未确立罢工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经济已占国民经济总量过半的今天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当前国内劳资纠纷主要围绕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展开,并不带有政治色彩,事实上这种诉求往往合理、合法,在市场经济国家纯属常见,通过法制化的劳资博弈完全可以正常应对,政府实无必要对之予以包办或干涉。但在秩序控制模式下,工人自愿的结社被禁止,一方面导致资方可以任意践踏劳方的权益,劳资矛盾日积月累;另一方面,由于正常的劳动者团体交涉程序的缺失,劳方只能采用中国式的无序罢工来回答。 3、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失灵。首先,司法不独立,法院事实上的地方化,在涉及一些征地、拆迁等地方政府所认为的“敏感”案件时,往往不予立案,即使予以立案,这类案件也难以得到公正的判决。由于司法判决不公现象严重,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同度较低;其次,社会弱势群体在体制内获得救济的成本太高。例如,《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至于整个社会的成本则至上在三倍以上。[10]由于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失灵,受伤害的群众容易在趋于暴戾化的社会群体心理影响下走极端。 总之,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控制模式下,我国市民社会缺乏必要的成长空间,官与民之间处于直接接触的状态,社会缺乏中间缓冲地带,一出事就把政府推到最前面,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将直接考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由于传统思维及处理方式惯性的存在,在官民博弈中,官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民众的自由空间受到挤压。透过众多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可以发现社会群体心理有趋于暴戾化的趋向,这是一个社会断裂的危险信号,必须对之予以深刻的反思。 三、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 市场经济的基础在于法治,市场经济社会和法治社会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公民权利一律平等,政府负有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定义务。社会经济上的事务主要由市场自由竞争来解决,政府原则上不予过多参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由纳税人通过法定的由公民按照各自纳税能力所承担的税收所供养,政府的科学定位应当为市场交易规则的供应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以及通过税收来调节市场自由竞争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负担起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存照顾”的义务,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严守中立,不应有任何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法治的不完善,遂导致政府在履行职能方面经常处于缺位和越位的状态。 1、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为:(1)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观念的主导下,不顾一切保增长,集中一切资源用于拉动增长,成为政府的主导思维。“这种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思维,它把发展经济当作一场在总量上赶超竞争对手的经济战争”。[11]在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维支配下,以及在片面的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下,各地政府纷纷热衷于“招商引资”,甚至充当企业的看家护院角色,不惜以牺牲当地环境、破坏生态资源为代价去追求GDP的增长;(2)由于我国分税制度存在的缺陷,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剥夺过多,地方财政上难以为继,[12]一些地方政府转而依靠“卖地财政”来维系运作,长久以往遂形成与房产商、企业的利益共进退的关系,由于公权力约束的不到位,在利益催使下容易产生官商勾结。特别是,国务院颁布的《拆迁条例》不分“公共利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一概由政府负责拆迁,使得地方政府为企业、房地产开发商“保驾护航”变得“有法可依”,在公开报道的众多暴力性征地、拆迁事件中大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影子;(3)违反行政伦理,利用公权力直接谋利。长期以来,在中国“吃饭财政”现象严重。由于冗员过多,许多政府职能部门设机构,但是财政却不全额拨款,甚至全部由收费、罚款来解决,称“设机构,给政策”。在具体渠道上,或者为自收自支,或者为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导致相关职能部门产生并维护自身的部门利益,同时利用我国“部门立法”模式的弊端,使得“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公平正义的品质,沦为维护部门利益的手段,同时也使得部门利益因此而尾大不掉甚至形成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众多部门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收费指标”、“罚款指标”,执法活动在相当程度上被商业化,由此而导致乱象环生的景象则不难想像。试举公路交通为例:有学者指出,由于权力的垄断,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租车行业已演变为一种畸形市场化的特殊行业,只有官方特许的公司才可以经营。出租车公司把车租给司机,收取高额的一次性押金,然后每月收取租金,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剥削,一般都达到了80%,甚至更多,实际上,只要获准开办出租车公司,就可以凭空每月收取大笔的租金,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出租车公司像吸血鬼一样的盘剥才是当前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罢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真正原因所在。[13]另外,从公开报道的情况看,选择性执法、诱使他人违法而进行罚款的“钓鱼执法”大量存在。[14]各地公路收费站林立,运输成本高昂,公路运输超载罚款,不超载亏本,但由于超载被罚具有或然性,其发生有一定的概率,因此,许多运输者不得不被逼超载。法之违反,其根源竟然在于政府的竭泽而渔,不得不发人深思并引起执政者警惕![15] 2、政府的缺位表现在:片面追求效率,忽略了公平,部分出台的社会政策过度不公,整体上忽视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照顾义务,财政支出直接投放到教育、医疗等方面比例过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供应严重不足,导致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基尼系数在2007年已经达到0.48,已经远远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过家,甚至超过了一向被认为“贫富差距很大”的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41左右的美国。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成为人民群众的“新三座大山”,社会大众未能充分地从经济发展、GDP高速增长中享受到应当享受的利益。 由于一些垄断行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和经济利益过多地纠缠在一起,容易形成自身的利益,故在出台一些重大的、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政策时,往往不能充分考虑民众的意愿,甚至部分政策逆民意而为。例如,举民众反映强烈的汽油价格来说,近年来,中国汽油价格一直处于不断上涨的态势,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国内的立即跟着上涨,名为“接轨”。可是,当国际石油价格下降时,国内的价格却并不“接轨”而下降;又如,当前民众苦于房价高腾久矣。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作为商品,房价起落属正常市场规律的作用,政府本不应对之过多操心。但是,由于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财政上过多依赖“卖地财政”,故不愿意房价下落,于是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房产“救市”政策。此举违反了行政伦理,严重伤害了民意,对社会道德、政府的公信力构成公然挑战。事实上,当前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频发,当从此寻找深层次的根源。 四、厉行法治,走出传统中国“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怪圈 当前,在中国发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并未突破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16]的命题范围。在该命题下,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直在周期震荡中循环,每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每当社会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情绪的极端和暴戾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发展到顶点,然后马上来一次大的震荡,把几乎所有积累一扫而光,接着一切从头开始,从零甚至是从负数开始。[17]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有理论上最先进的制度,有宪法、法律及完备的法律实施机构,但为什么会宪法、法律会空转?那种出了事后靠严惩个别腐败官员、然后组织官员进行政治学习等传统应对的方式实践证明效果有限。笔者认为,必须直面民意,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理性对待、积极回应各类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通过现代性的观念与制度变革,踏踏实实的厉行法治,才能使中国最终走出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怪圈,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一)改革传统观念 1、从秩序至上到人权至上。去除传统国家主义观念影响,确立国家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人权才是优秀和最终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及确立保护公民依法维权就是保护法律的尊严、保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保护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理念,尊重并切实保障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实践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重承诺。 2、从压制型治理到自治型治理。在自治型治理模式下,政府无须大包大揽,越是离民众近的事务,越是应当通过民众自治来进行,因为只有民众自己才了解自身的需求和偏好。全能的“家父主义”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由于包揽过多而造成的冗员过多、效率低下、腐败现象。实行自治型治理,由于大量的社会性事务由社会自治团体完成,这样可以为政府机构改革挪出空间。同时,伴随着自治型社会的建立,我国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宽容、和谐的社会氛围势必得到进一步培育和发展,这样可以为整个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必要的空间。 3、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假如我们相信政府具有永远正确的秉赋且永远不会走极端,宪法便没有必要设定这些限制了。”[18]因此,应当放弃计划经济年代秩序控制模式下政府包办一切的习惯性做法,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严格地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奉行中立、谦抑原则,回归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 4、从效率至上到公平至上。在当前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衍生出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对社会安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必须转换思路,将重点放在发展社会保障、提供社会福利方面,改变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重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化解当前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 5、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首先,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上某个具体党员干部的个人领导,体制上要保证党中央的权威,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权责必须平衡,防止官员在地方上独大而滥用权力;其次,权力分立在当代世界被称为优越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组织之原理”,[19]因此,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其中所蕴藏的公理性成份完全可以成为制度建设借鉴、参考的对象;第三,去除公务员性善论的制度前提预设,制度设计从人性发出,“假如不把人预设为恶人,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一个共和国制定宪法或法律”,“不信任是每个立法者的首要义务。法律自然不是用来反对善的,而是用来对付恶的,所以,某个法律对它的接受者预设的恶行内容越多,其本身反而显得越好”;[20]第四,从政治性思维转换到法律思维,依靠公正的执法和司法来解决社会纠纷与冲突,这要求政府应当摈弃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那种充当社会万能“保姆”角色的观念及做法,避免成为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心,应当定位在地位中立的社会纠纷调停者的角色;第五,转换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阶级斗争惯性思维,抛弃暴力性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众所周知,革命党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人民有武装革命的权利;而执政党的合法性则在于宪法、法律的确认、授权、以及人民对党执政的普遍认同。因此,角色的转变,必然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新时期的工作应当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而展开。 (二)突破解决冲突的传统路径依赖 当代世界,由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政府、环境的资讯充分暴露于网络通讯中,决策的速度、品质势必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政府包办一切、垄断资讯、单方面公布信息的做法,势必引起公众的质疑,当公众质疑累积到相当程度将可能造成合法性危机。按照发展社会学的观点,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区间,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社会矛盾由隐性转为显性而直接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如何处理群体性冲突事件,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效,因此,突破解决冲突的传统路径依赖极为必要。 1、在处理群体性冲突事件过程中,不但要公正,而且要让人们明白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公正,因为,原因很简单,公正来源于信任。“正义不仅要被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这并不是说,眼不见则不能接受;而是说,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21]因此,应当改变当前对群体性冲突事件的调查、鉴定由政府部门一手包办的现状,为保证事件调查、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公正性,必须建立一个独立、透明的事件调查、鉴定的机制,整个事件的调查、鉴定完全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负责实施。对于有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进行。在调查、鉴定的过程中,应当平等地听取双方的声音,同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及时公开信息,接受媒体的公开监督。 2、对于事件的处理,地方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应当保持中立,对群体性事件的最终处理通过公开、公正的审判进行,允许媒体进行公开的报道,让所有人知道事件的真相,“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一切都能够在阳光下运作,相信人民的信心、信任感也会不断的增加,社会的基本共识亦会得以重建。 (三)保证社会理性交往渠道的畅通 首先,当前一刀切的官员问责制做法弊端明显,往往驱使官员出于自保而封锁信息。因此,有必要将行政首长问责纳入法制化渠道,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及被问责官员的实体及程序性权利,在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问责。 其次,只有公民充分地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才能使下情及时地上达,形成公民与政府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必须认真对待权利,认真对待宪法,放松具体法律、法规中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保障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宪法中有必要确立公民罢工自由等权利,保障劳动者团结起来和资本进行谈判协商、平等博弈的能力。此外,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保障新闻自由,同时新闻媒体必须在体制上进行改革,摆脱地方化控制。 第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取消“越级上访”的禁止性规定。同时,信访制度的科学定位应当被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机构,而非纠纷解决机构。[22] (四)政府权力产生与运行法治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其名著《权力与繁荣》中,指出经济成功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是没有掠夺行为。他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只有这种“强化市场型政府”才能保证经济的持久繁荣与社会的稳定。笔者认为,所谓“强化市场型政府”实质就是法治化的政府,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以及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迫切需要权力产生与运行的法治化。 1、改变官员事实上的行政任命方式,使权力产生真正做到民主化。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降低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例,减少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以提高效率,逐步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以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及明确其参政责任。 2、完善我国财政制度。(1)大力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坚决裁撤冗员,彻底告别“吃饭财政”的现状,减轻人民的负担;(2)政府机构公务人员由财政全额供养,严禁通过罚款、收费谋取部门私利。废除相关罚款、收费单位“提成”的财政制度规定,执法行为必须与执法部门、具体执法者的利益完全隔绝;(3)税收在中央与地方分配是极严肃的宪法问题,属宪法保留内容,因此,有必要从宪政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分税制,从地方事务与财权统一,从财政收入与支出两方面一并考量来完善分税制度,加大地方法定的税收分配比例;(4)完善罚款、收费制度。目前,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二章“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中的规定: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规章均可设定罚款行政处罚,但是该法对设定罚款行政处罚的原则、条件及限制等却缺少必要的规定。至于收费,从法律性质上,收费具体可以分为规费(行政规费与使用规费)、受益费、特别公课三种类型,目前在我国尚缺少统一的《规费法》予以调整。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实践中乱罚款、乱收费现象严重,处于混乱不堪的局面。笔者认为,由于罚款、收费涉及对公民宪法财产权的侵犯,属于法律保留的内容,必须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作为依据,法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具体的规定,但授权必须符合明确性原则,而不能采用概括性授权。 3、政府在出台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时,必须充分尊重民意。众所周知,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型,客观上造成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利于利益集团。这种状况必须予以改变,政府在出台政策时,一方面,政策的内容要接受伦理正当性的拷问,即必须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另一方面,政策出台的程序要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即保证决策程序的公开、透明以及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具体而言,决策的有关内容应当提前向社会公众公布,决策应通过代表民意的人大表决,或通过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听证会来进行。惟如此,才能使决策具有民主正当性,获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服从,减少执行政策的成本。 4、政府依法行政。马克斯?韦伯指出,在理性化方面取得进步的社会中,“合法的”统治权威必须是“非私人”的,它需要恪守统治规则和制度程序。“如要使‘法律规则’得以坚持,宪法就必须确保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同受其权力管辖的那些人一样服从法律程序。这一点对于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来讲,其重要性十分明显。”[23]而事实上,“强制私人尊重法比较容易,国家在此可起举足轻重的仲裁人的作用,而强制国家尊重法比较不易,因为国家掌握着实力”。[24]因此,必须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完成从人治型到法治型模式的转变,具体而言:(1)完善权力之间监督和制衡的分权机制;(2)必须保证权力监督部门的独立性;(3)权力监督通过诉讼的法治化方式进行;(4)保证新闻独立与自由,充分发挥法治社会中“第四种权力”的监督作用。 (五)通过司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整合社会 在法治社会里解决纠纷的地方是法院,而不是其他机构,“司法使法律降临人间”,[25]法院代表着法律,象征着公平与正义,法院负有保障法律的正确、有效的实施,通过保障权利、对任何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行矫正和惩罚、让被侵犯的权利得到及时救济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司法作为一个缓冲带,其有效运转可以及时分解掉社会中的大量冲突,缓和对立情绪、消解社会矛盾,负有在现代多元社会里整合社会,防止社会分裂,防止由于政府直接介入冲突解决过程而使官民之间直接产生冲突从而使冲突有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以及防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冲突解决不公而影响政治制度合法性之责。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多元利益与多元思想并存,各种冲突大量涌现,矛盾错综复杂,透过群体性冲突事件,可以看到当前社会阶层在扩大,社会存在断裂的危险。因此,通过司法及时地、公正地解决纠纷,化解民怨,医治社会的创伤,整合社会利益冲突,以达到基本的社会共识构成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题任务。笔者认为,为达此任务,应当充分地发挥法院的功能。而充分发挥法院功能的前提在于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通过司法公正来树立法院的权威。 1、司法独立。“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权力的时候。”[26]“没有这种独立,就无法防止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滥用,也不能防止强化行政权力的强制力量的滥用。”[27]司法独立作为当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当代世界宪法性惯例,其价值为文明社会所公认。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必须去除那种将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简单地对立的观点。在我国,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的方针、政策通过转化为法律而为全国人民所遵守,而法院审判则是通过具体适用法律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更好地适用法律,而更好地适用法律本身就是在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两者实质上是统一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司法独立属当然的其中之义。因此,必须在制度上保障司法体系独立于政府体系而运行,同时接受公众舆论及人大等权力机构的法治化制约。同时在制度上保障法官身份的独立,使法官在判决时能无须顾虑任何外在的压力,做到只服从法律和良心,作出公正的判决。 2、建立司法违宪审查制度。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以限制政府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为优秀内容,规定了各项国家最基本的制度,是治国的总章程。同时,就功能而言,“宪法的功能不同于位阶在宪法之下各种法律,宪法不但明定立法者之裁量范围及界限,同时对于不同法律间因不同之评价标准所造成之漏洞与差异,负有整合及统一之功能。”[28]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必须被严格遵守。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宪法保障机制。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践证明,“违宪审查制度乃是宪法保障制度中的一个主要的,最具有实效性的机制”,[29]当代世界各国,违宪审查方式有多种,但通过司法(宪法法院或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是普遍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对于司法违宪审查的意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独立的、拥有司法审查权的、容易接近、能实施这些权利的司法机关,那么,包括平等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保障就只是一堆空洞的浮词丽句”。[30]当前在我国,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行。但遗憾的是,迄今违宪审查程序尚未被启动过,这与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违反宪法现象得不到纠正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借鉴法治国家的做法,建立我国司法违宪审查制度显得十分必要。 法律认识论文: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范围认识论文 内容提要: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需同时具备法定违法行为、有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等四个条件。离婚损害赔偿法定原因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题只限于无过错配偶,承担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只能是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并导致离婚的过错配偶。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民事责任方式宜采用非财产责任和财产责任两种方式。离婚赔偿金韵数额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法官酌定。 关键词: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 2001年4月28日颁布实施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新增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适应了我国新形势下调整离婚关系新隋况的需要,反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为正确贯彻实施这一法律规定,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界不少同志撰文,探讨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大家对很多具体问题存在不少分歧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往往会造成实践中执法的混乱,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因此亟待我国有关部门做出法律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工作。本文拟对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为我国有关部门制定有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解释提供一点参考。 一、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第一,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完善我国婚姻法律制度的需要。保护婚姻家庭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方针。我国刑法、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对于夫妻、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在婚姻家庭中权利义务关系都明确给予了法律保护的。但由于我国1980年《婚姻法》的离婚制度中缺少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过错配偶实施违法行为如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配偶等导致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的损害,不能依法追究其赔偿责任。这使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婚姻家庭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损社会主义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新形势下保护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随之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因夫妻一方当事人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的数6096以上。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过错配偶上述侵害婚姻关系的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却得不到法律救助,发出了强烈要求填补“法律漏洞”的呼吁,以期有效地保障婚姻家庭、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据报道,北京市妇女法律援助分中心从2000年10月至2001年5月短短7个月内受理的200余例来访和咨询中,婚姻家庭类咨询占总数的8496,其中,“在796件离婚咨询中,离婚损害精神赔偿的问题相对集中,咨询者希望通过新设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现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第三,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使司法部门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从我国司法界看,由于我国婚姻法未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因此,离婚时对于离婚过错方对无过错方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的和非财产的损害,法院一般未责令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例如,根据2000年6—8月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的调查:“1998年和1999年全年的涉及婚外恋的124起离婚案卷进行统计,这些离婚案,无一例责成离婚中的过错方或第三者对无过错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例。尽管有些已“证据确凿",但由于法律对无过错方的救济手段明显滞后,所以执法者对明日张胆践踏“一夫—妻制"的行为,显得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可见,这不仅放纵了离婚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不利于保护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而且不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故基于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依法追究过错配偶违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和功能 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根据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须有法律规定违法行为。这里的法律规定违法行为,指新《婚姻法》明确规定的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且已导致离婚的四种违法行为。这些是严重违反婚姻义务或严重侵害配偶他方的人身权益,并造成离婚的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实施的是法定违法行为之外的其它违法行为,如赌博、吸毒等,或虽实施了前述法定违法行为尚未导致离婚的,均不属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 第二,须有损害事实。即因配偶一方实施了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无过错配偶由此受到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何谓离婚财产损害,在我国学者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离婚财产损害,是指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致配偶他方现有财产利益受到损失等,如拒不履行家庭扶养义务,造成配偶他方现有财产利益的损失或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造成配偶他方人身或精神上的损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如医药费、误工费等。即包括所持财产的减少和可能失去的利益,后者如可预期利益的丧失。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之一就是填补损害,故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当然既包含财产方面已发生的现实损害;至于可预期利益之丧失即消极损害是否包括在内,则应当区别对待。凡属于过错配偶违法行为造成的夫妻共同财产可预期利益的损失,应包括在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内。但配偶继承权的丧失,则不应包括在内。因为,配偶继承权的实现,除以配偶身份的存在为前提外,还需同时具备其他法定条件。如夫妻一方死亡、留有遗产、生存配偶未被取消继承权等。也就是说,配偶继承权将来实现与否尚不能确定:保险受益权亦同,故均不宜包括在内。至于夫妻抚养请求权是否应列入赔偿范围,亦应区别处理:无过错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已经具备抚养条件,实施法定违法行为的过错配偶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如尚未具备受抚养条件的,不宜列入抚养范围。因为,在我国夫妻一方是否对他方在经济是上给予抚养,取决于是否具备法定的抚养条件。凡具备法定的抚养条件的配偶一方,即使离婚后也享有他方给予适当经济帮助的权利。 离婚非财产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前者指人身受到的伤害,后者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权、自由权、贞操权等)的损害和精神创伤两个部分。精神创伤指因过错配偶实施重婚、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等行为,致使婚姻的破裂而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 第三,须有因果关系。配偶一方实施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使无过错配偶遭受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的直接原因。离婚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均属于物质损害,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是发生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精神损害,只需确认配偶一方有上述违法行为已导致离婚的,就可以认定,但是如果违法行为未导致离婚,受害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提出追究过错配偶责任的,应按婚内侵权行为处理,不适用离婚损害赔偿。 第四,须有主观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以配偶一方有故意的过错为主观要件,即配偶一方故意实施上述违法行为。但请求人无过错。如因过失伤害家庭成员等导致离婚的,因不具备主观要件,故不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以上四个要件同时具备,即构成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主要具有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填补损害。补偿损失,使受到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第二,精神补偿。精神损害之补偿金,是一种特殊赔偿金,兼具经济补偿和精神补偿双重功能:一是从经济上填补损失,二是补偿受害方因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之痛苦。以为,对于精神补偿而言,不能完全客观地以金钱计量和赔偿。所以,给付赔偿尽可能填补损失外,更主要的是受害人心理上得到了慰籍,平息怨恨、报复情感。第三,制裁、预防违法行为。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填补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抚慰无过错方的精神创伤,预防、制裁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以维护合法婚姻关系和保护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 必须指出,关于损害赔偿的功能,我国有些专家认为,实行离婚损害赔偿,除前述功能外,还可以保障离婚后妇女儿童的生活,对于单亲家庭生活保障,特别是子女的健康成长,会起到积极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离婚双方特别是经济上处于劣势一方的后顾之忧,从而使离婚自由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诚然,通过离婚损害赔偿,能够减少离婚配偶一方及其子女的生活困难,有利于提高单亲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适用离婚损害赔偿时必须明确,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填补损害、预防、制裁违法行为。只有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导致离婚而引起的损害,才能请求赔偿。如果不是因为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导致离婚的,即使离婚配偶一方及子女生活困难,也不能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在我国,离婚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及子女的生活保障,主要是靠离婚后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育等法律制度予以救济的。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 根据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包括重婚、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四法定情形。但我国有些学者和司法界的同志认为,新《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范围太窄,应将通奸、有配偶者票等危害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包括在内。有的学者还认为还应该包括违反婚姻自由的过错行为,如一方婚前故意隐瞒结过婚的历史等骗婚行为。笔者认为,上述意见不妥。因为行为通常是秘密进行的,主要是危害社会公共秩序,我国刑法和有关行政处罚条例对其已规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至于一方婚前故意隐瞒有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而结婚的按新《婚姻法》的规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至于一方隐瞒其已婚史、性生理缺陷而结婚的并非所有的配偶他方都不能原谅而导致离婚,故不宜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因,但如果因此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可以依法请求离婚。 四、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及行使时间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仅限于无过错配偶。根据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无过错配偶,才能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成为请求权的主体。至于什么是“无过错”,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违法行为。但是我过有些、学者主张,在物质损害上,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如双方均有过错,当一方提起赔偿之时他方也可以提起反诉,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过错抵消,抵不足的部分可以要求赔偿”笔者认为,这里如果配偶双方故意实施了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的,其违法行为性质相同,只是在数量上可能有“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由于违法行为数量的多少往往较难查证;并且基于离婚损害赔偿的功能之一,就是预防、制裁侵害配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故不宜实行过失相抵。从国外立法看,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仅限于无过错配偶。如瑞士、墨西哥、法国亦原则上限于无过错配偶。所以,我国新《婚姻法》将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无过错配偶,而不采取过错相抵原则,这有利于促使公民严肃认真对待婚姻关系,预防侵害配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的发生,也可避免为证明离婚配偶双方过错大小之举证困难,是合理的。 至于因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由此受到损害的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是否也可以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在国外,如日本有司法判例在特别情况下允许未成年子女提出损害赔偿。但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因配偶一方婚内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过错配偶因此造成无过错配偶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害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和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不宜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如因离婚受到损害,只能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时予以考虑的一个情节。如果成年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造成物质和精神的损害,受害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有关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侵权之诉,依法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是否仅限于离婚时行使?我国新《婚姻法》未作规定。目前我国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离婚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既可以离婚时提出也可以离婚后提出,但时效以一年为限。笔者持第一种观点,因为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宗旨在于填补无过错配偶的损害及抚慰其精神,并制裁违法行为,仅限于离婚时行使请求权,“既可以避免因时过境迁,法院难于调查取证,也可以促进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 五、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除过错配偶外,是否应当包括插足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对此,新《婚姻法》第46条未予规定,我国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三者应当是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作为共同侵权人而负连带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并导致离婚的过错配偶,不能包括插足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因为“离婚及离婚过错赔偿是配偶之间的纠纷,解决的是配偶之间身份关系及民事赔偿责任问题。不宜将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和民事赔偿责任规定进来。”“对于第三者的行为,更适宜用道德来调整,只有在第三者插足严重,损害重大时才规定第三者赔偿责任。受害者可另行提起侵权的损害赔偿之诉。"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这时首先必须说明“第三者”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通常是指介入他人婚姻,与夫妻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其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如果第三人有配偶者秘密地发生两性关系,属于通奸;第三者与有配偶者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公开共同生活,属于姘居;第三者产生原因也很复杂,有的属于上当受骗,不知对方有配偶;有的是有配偶者的关系早已破裂,甚至已经分居多年,但配偶对方就是坚决不同意离婚,在此情形下,继续这种婚姻关系已是不道德的;有的是第三者贪图享受“金钱"等。所以,对第三者“不宜一概用法律加以惩罚。对于这些不同形式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应当根据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予以区别处理。第三者如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构成重婚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他与有配偶者姘居、通奸的第三者,一般可以通过道德谴责,行政处分治安处罚以及批评等方式处理。但如果第三者实施违法行为,侵害合法配偶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造成损害后果的,受害人可依《民法通则》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六、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程序和赔偿范围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程序,新《婚姻法》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既适用于行政登记离婚程序,也适用于诉讼离婚程序。因为,基于婚姻法的私法性质,在夫妻双方同意行政登记离婚的情形下,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必进行干预;如果双方就离婚损害赔偿问题不能达成协议,则可以通过诉讼离婚,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另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只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而不是物质损害赔偿。因为如果被侵害的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或人身自由权,”民法上已有规定,要求赔偿,也不需导致离婚。如果因为过错方的过错而导致对方物质利益减少,则属于财产返还的范畴。只要有过错行为,不问结果,受害方即可提出损害赔偿。笔者持第一种意见。因为,第一,如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侵害配偶他方的人身或财产权益,依照我国《民法通则》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规定,受害配偶有权请求婚内侵害赔偿。但是,如果受害配偶基于维护婚姻关系的考虑,未在婚姻期间提出侵权损害赔偿的,离婚时对其因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导致离婚所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均应有权依法提出损害赔偿。这才是合理的。第二,新《婚姻法》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蔽、转移、变更、损毁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是对离婚时夫妻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违法行为的处理措施,而不是赔偿损害,因此,对于因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所造成的财产损害,不能援引此条规定予以处理。第三,按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要有过错行为,不问结果,受害方即可提起损害赔偿。这并不意味着离婚损害赔偿仅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而否认物质损害赔偿。从立法精神看,在离婚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填补受害配偶的精神损害与物质损害,维护其合法权益,并制裁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 七、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 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是否仅限于财产责任方式?从国外立法看,大多只规定对离婚所受的损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瑞士民法除规定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外,还规定可请求给付抚慰金。前者填补财产损害,后者着重抚慰精神创伤。笔者认为,从现实生活中看,离婚无过错方所受的损害,往往以精神损害为多。因此,瑞士立法值得我国借鉴。建议我国今后在制定民法典时,在民事责任中增设给付抚慰金之规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违法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并且,根据该法第120条规定侵害名益权等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和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两种方式,才能更好地维护受害的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即基于过错配偶对其所受的物质损害,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过错配偶所受的精神创伤,可以请求给付精神损害补偿;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等如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八、离婚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和给付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立法是否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我国有些学者主张,立法应对离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统一规定“下线”或“起步价”或“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以确保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有效地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广东省人大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做出的具体规定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即赔偿起价5万元。这一规定,不妨在过错离婚中,作为给予精神赔偿的起价也可采用。"笔者认为,鉴于过错配偶的主观过错程度不同、违法行为导致离婚造成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手段、情节及后果往往不同,并且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离婚赔偿责任主体的经济负担能力亦有差异。因此,我国立法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宜统一规定一个“起步价”或“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离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再由法官酌定,可能会更合理。 法院判决离婚损害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应当考虑哪些因素?笔者认为,原则上物质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应当按照赔偿实际损失原则,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宜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酌定。 离婚损害赔偿金的给付方式如何?笔者认为,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综上所述,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时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基于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从而依法追究过错配偶违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法律认识论文:刑事诉讼法律观的再认识 内容摘要: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为我们重新认识刑事诉讼法的本质、任务、职能及相关制度提供了思想基础。由于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权的保护应当一直指引立法和司法的行为,那种把刑事诉讼法仅仅看作是专政工具的认识有悖时代精神。刑事诉讼首先要控制犯罪,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要强调控诉和辩护的平衡,保护人权,保证我罪者不受追究,健全并落实救济机制,追求公平,实现司法正义。刑事诉讼立法及其司法实践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人权保护了观念,强调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思想。具体而言,应坚持控制犯罪与保障权统一的原则,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原则,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坚持被告人、被害人权利保障平衡的原则。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司法文明的需要,更是建设法治民主、公平正义,富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关键词:人文关怀 刑事诉讼法 特质 我国刑事诉讼法自创制实施以来,在追究、惩罚以及控制犯罪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了观念的重大变化,我们需要对既有的、似是而非的刑事诉讼观念重新进行审视,对刑事诉讼法的职能、任务、本质和证据采信原则等再行考量。而今,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对人的关爱,对人的尊重和保护应该在刑事诉讼立法及其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有相应制度保障。本文试从四个方面论述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具备文关怀的特质,以期能为我国司法文明法治民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建设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一、平衡控诉、辩护和审判三项职能,创设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秩序 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它关涉社会生活形式;正义则强调公正性、共同福利及社会审美要求,追求安全、平等、自由等价值实现。“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①“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②顺着这一思路,我们不难理解,法律秩序乃属手段层面,社会正义则是目的范畴,“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惩罚与压制,而是为人类共处和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提供规范安排。使用强制制裁的需要越少,法律也就更好地实现了其巩固社会和平与和谐的目的。”③ 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在有组织社会中存在较多的犯罪行为和犯罪者,其动作功效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它的各项职能的平衡与否则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我们所理解的刑事诉讼法的职能主要是实行专政的工具,或仅仅是专政的工具。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开篇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④这使得我国司法机关所开展的刑事司法活动完全围绕专政来进行,中心工作便是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这也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基本定式。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指导思想上作了调整,“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⑤此中,既强调了该法作为专政工具的属性,又突出了它的程序法属性,即必须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既然作为程序法,它的职能就不仅仅再是为追求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而进行控诉和审判,其包括的职能应是三项:控诉、辩护和审判。 新的刑事诉讼法为这三项职能的平衡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它也是我国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和表现。然而,司法实践中,我们很难从过去的专政定式中摆脱出来,仍然漠视其中的一些重要职能,过分地强调另一些职能,导致诉讼法律关系的倾斜。这种倾斜的诉讼关系一般只强调控诉方的利益,漠视辩护方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是由专政方主导的诉讼关系。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漠视辩护方利益的倾向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刑事案件辩护率较低的现象应该是前述倾向的直接表现。它不仅反应在审判阶段,当然这是较为显见的一个阶段,被告人委托辩护律师较为困难,或辩护意见难以得到法庭的关注。同时,在侦察阶段和检查起诉过程中,刑事诉讼法职能的偏差更为突出,只不过那是隐性偏差而已。而此种隐性偏差比显性偏差所造成的危害及对被告人直接损害可能更为严重。刑讯逼供的幽灵挥之不去,司法文明前进的步伐当然就要受到羁绊。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更与时代潮流相悖。因此,强调控诉,辩护和审判三项职能的平衡是势所必然,刑事诉讼法专政职能的唯一性应该予以改变。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曾对社会的各种控制力量进行分析,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那些以某种具体的和妥协的方式将刚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它们把稳定连续性的优长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一种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要实现这一创造性的结合……要求立法者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具有传统意识以及对未来之趋势和需要的明见,还要求对未来的法官和律师进行训练;……同时还不能忽视社会政策和正义的要求。只有在法律文化经历数个世纪缓慢而艰难的发展以后,法律制度才能具备这些特征,并使其得到发展。”⑥这一结论性意见意味深长,对当代中国的刑事司法现状犹有警醒意义。 二、强调惩罚犯罪、保证无罪者不受追究和教育公民遵守法制三项任务并重,追求司法效能的最大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地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⑦概括来说,就是三项任务:其一,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其二,保证无罪者不受追究;其三,教育公民遵守法制。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就上述任务在完成方面差距较大。其中,惩罚犯罪的任务被强化了,而另两项任务被弱化了,可谓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便如此,惩罚任务在实践方面也打了折扣,因为很多情形下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达到惩罚的目的。例如震惊全国的石家庄爆炸案就很能说明问题。该案犯罪人于此前因犯他罪在监狱服刑10年,出狱不久便容到云南作案杀死二人,随后潜回石家庄制造了死亡108人的血案。就此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0年的监禁惩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达到了怎样的效果?所以,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了,事前的犯罪预防和事后的改造教育被淡化了。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对犯罪一味地打击、惩罚并不能真正减少或杜绝犯罪,还可能适得其反。“预防犯罪的最可靠的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不于科目繁多而无成果,而在于选择上的准确,当偶然性和随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灵提供道德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摹本时,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他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提供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和暂时的服从。”⑧我们应该抛弃非教育刑罚观和刑罚目的观,这种抛弃不是口头或形式的,而是真正意义的。联邦德国每年以国民经济生产总值20%用于预防犯罪的做法值得借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⑨ 而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李斯特在其《刑法的目的和观念》一书中就主张,刑法及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以防卫社会、预防再犯、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他认为,刑罚不应该是对罪犯的报应,而是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无法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⑩ 三、强调维护国家安全、追求社会效率和保障个人人权三项本质同等重要,体现人本思想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是国家本位主义。这一思想有其一定的历史源渊,也有其现时的必要性。国家垄断刑事司法权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国家本质的要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刑事诉讼法的国家本位思想越来越显现出固有的缺陷。由于一味地强调国家安全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往往会造成社会效益和效率以及人权保障的缺失。实现国家利益不惜牺牲巨大的社会效益和人权代价,这便大大背离了现代国家的目的。国家实现政治统治和建立良好而稳定秩序,必须最终能体现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社会保障条件的完善,必须体现在社会全体成员个人价值、个人自由、个人安全的充分实现,个人需要的极大满足,个人尊严的维护,以及全社会人道精神的实现。刑事诉讼的过程当然应以此主宗旨。那种只强调或一味追求国家利益的思想和做法便有悖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我们再不能为了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不择手段。而在今天,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些群众含冤告状的现象,为什么一些侦查机关还专门在夜间讯问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一些超期羁押的现象还迟迟解决不了?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我们对刑事诉讼法本质的重新界定。那么刑事诉讼法的本质应是什么呢?它应同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实现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利益,追求社会效率;保障个人人权,维护社会公正。 于此,我们应推动诉讼法价值的转型,即由一元论而为三元论,不能再把刑事诉讼法仅仅认为是实现专政的工具。它当然具有工具的价值,这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而除此之外,还应实现另外两种价值:其一,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刑事诉讼法要能够保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体现出民主、进步、文明、法治的精神,使之成为高度的法治水平的标志。刑事诉讼活动始终能渗透着民主思想,其本身就是传播民主思想,追求社会进步,推动社会文明水平提高的活动。诉讼活动的一切参加者置身其中,都能深深感知其民主文明的精神和氛围。其二,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价值。刑事诉讼法保证每一诉讼案件及其每一阶段的处理都能够是高效、正确、准确和及时的,必须有效地力避人们为申冤而告状,消除超期羁押,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力避人民群众为司法腐败而怨声载道的现象;力求维护司法公正体制和司法机关的权威,确保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解决纠纷中至上性作用的发挥。 四、抛弃客观真实,树立法律真实的证据采信观念,禁止非法取证,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体现尊重人权 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一直是本着客观真实的原则,所以如此,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的形式为7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⑾此中“真实情况”和“查证属实”显然是极有份量地两个词,其实问题也正在这里。“真实情况”需要“查证属实”这一法律规定当然成了司法实践中采信证据的至高无上的信条,从而导致形而上学的证据制度的出现。 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却忽略了重要的两点:其一,每一诉讼活动的进行都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一定时间条件的,司法机关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结案。案件却是过去发生且不能重复的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弄清过去的事件的点点滴滴,的确存在着时间和技术方面的障碍,正如一只打碎了的杯子,我们是不可能使之回复到完好的原始状态。刑事案件中的真实有如打碎了的杯子,要做到百分之百地查证属实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一切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所认的“事实”都是推论的结果,而还有一些事实连推论的可能都没有,更不可能做到查证属实。其二,诉讼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是任何人、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从事的活动,它要求有特殊的人员、特殊素质、特殊的程序,在特殊的条件限制下才能开展。所以,不同的人员,即使是不同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进行证据的调查、搜集、认证、取舒、采信中,难免因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证明效果和不同的司法结论。而另一方面却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做到这些,这使得司法机关处理一些案件时左右为难。比如,怀疑某人犯罪,又无足够证据作为立案依据,那么,立案还是不立案?此时的做法一般是既不说立案,也不说不立案,只是对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实施长期羁押,或以刑讯逼供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立案依据。这样司法机关工作效率便非常低下,也不可能不犯错误。 要解决长期困据司法机关的这些问题,必须抛弃证据制度的客观真实观念,树立法律真实观念。证据制度法律真实的基本内涵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即能够证明主要的犯罪或违法事实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如杀人案中的杀人者被确证无疑。而次要事实不必要求充分,如杀人案中的杀人者如何杀的人,诸如手段、工具等细节问题允许有个别不清楚的地方。但同时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必须排除一切合理地怀疑,保证没有任何新的证据使得主要事实能受到丝毫动摇或怀疑,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其他解释余地的,则决不能立案,只有等待新的证据出现。 2005年5月 26日,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公诉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义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以证据为本,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凡是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依法坚决予以排除。所以如此强调,是尊重人权的体现,也是我国刑事审判从传统思维向现代司法审判标准转变的体现。疑罪从无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审判原则,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证明或认定被告人有罪,就应该推定被告人无罪,尽可能少出冤案。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有”或“疑罪从轻”的现象时有发生,即使证据并不确凿、充分,但司法机关仍定其有罪。比如,“命案必破”,这仅是一种理想,现有科技手段并不能实现,警方不能为了“破案”而违背法律原则过分强调“破案率”,这样会使执法机关忽略对犯罪人权利的保障。 疑罪从无原则的贯彻实施,也意味着对我国司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求侦查机关不能“重口供、轻证据”,证据链必须扎实有效;其次,要求检察机关加大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第三,要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罪定罪,无罪放人,而不能“疑罪从有”或“疑罪从轻”。如此,既要疑罪从无,排除非法证据,又要做到尽量不放过任何一个不法分子。实际上,这是在考量我国的司法质量和人权保障。 法律认识论文:重婚的法律认识与思考 论文摘要 这篇论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重婚这个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比较。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重点在于横向的比较。包括不同法律学科对于重婚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界定;不同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共同看法与区别之处;以及重婚与事实重婚的区别与联系。纵向的比较也就是重婚问题的历史与渊源,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重婚问题在当前社会下,突出表现为认定困难。因为我们国家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社会的变革,各种思想的斗争,阶级矛盾的存在,新思潮的出现与经济的发展。这些都决定了重婚问题的出现是带有很强社会性的,很多重婚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例如一些是在建国以前就形成的一夫多妻重婚关系;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夫妻失散,之后再次嫁娶造成重婚的事件;还有些是出国之后,在与原配偶未进行离婚登记,而在国外再次结婚的重婚现象。总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重婚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其次,重婚是和文明背道而驰的,从历史的研究来看,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它们要么是生产力发展低下的产物,要么是剥削社会男女不平等的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重婚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消亡,只有在一些宗教或落后的国家与地区才部分存在;重婚孳生丑恶,为大众而不容,重婚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辨证的角度看,重婚来源于社会,被社会所制造所决定,但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只有对重婚问题有很清楚的认定,我们才能很好的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对于重婚的处理,是建立在认定基础上的,严重的触及刑法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要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一些社会原因形成的重婚,注重区别、严格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一些事实重婚是我们研究重婚问题时不能忽视的问题,重婚罪中所指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而且给社会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不由得我们不重视。 关键词:重婚 事实婚姻 一夫一妻 重婚罪 一夫一妻制度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制度。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得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配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关系是男女两性基于爱情的结合。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必然要求一夫一妻的结合。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前那些对于重婚的认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重婚问题在新的社会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事实重婚也成为我们考虑重婚问题时必须研究的内容。 一、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 (一)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婚姻法上,重婚是被归于无效婚姻的。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没有做过多的涉及。一般意义上认为,相对于重婚罪,婚姻法上的重婚范围要更广。首先,一些重婚行为并不严重,没有达到罪的级别,不认为是重婚罪,但在婚姻法上认为是重婚。还有一些事实重婚,虽然婚姻法还没有具体的把这些行为认定为重婚,但把其划为重婚的呼声很高。 (二)刑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1)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主义婚姻关系。重婚罪破坏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现实的婚姻家庭关系。它不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屈辱,而且对子女的抚育和成长也带来不利的影响,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2)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两种人:一种是有配偶的人在没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的;第二种本人虽然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其本身来说,他(她)是初婚,并不是“重”婚,但因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就成为重婚罪的共犯,他与重婚者共同破坏了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以也要以重婚罪论处。 (3)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有配偶而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结婚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办理结婚手续,取得结婚证,夫妻关系才算合法建立。要解除婚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领取离婚证书;非双方自愿离婚,而只是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一般是由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在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准予离婚还是不准离婚。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后,未经合法程序解除婚姻关系前,如果一方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则构成重婚罪。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也构成重婚罪。二是事实上形成非法婚姻关系。我国《婚姻法》虽然早有明文规定,但由于多年来一些陈规陋习习惯势力影响,群众法制观念不强,一些部门执法不严,一些偏僻地区登记不便等等因素的存在,还不能使每一对结婚男女都能自觉地执行婚姻登记的规定,以致在目前的社会中,未经合法登记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尚占一定的比例,它不会因《婚姻法》的颁布,施行而在短暂内消失。如果对事实婚姻从法律上不给于承认,将会脱离实际,也不符合婚姻法保护一夫一妻,自愿结合,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原则。因而重婚罪中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就是符合重婚罪主体条件和主观要件的人,虽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因此,重婚罪的两个婚姻关系,可是是两个登记婚姻,可是是一个登记婚姻,一个事实婚姻,也可以表现为两个事实婚姻。 (4)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表现为自己已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或明知对方已有配偶而仍然与之结婚。因此,无配偶的一方如不知对方有配偶而受骗与之结婚的,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的一方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出于喜新厌旧,玩弄女性;有的是贪图享受;有的是家庭不和,受到虐待而引起的;有的是封建思想作祟,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有的是因生活困难,外流谋生困境所迫使。一般来说,重婚的动机不影响案件的定罪而影响量刑。 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现实状况和重婚案件的复杂性,在处理重婚案件中,主要是正确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要注意区分: ①.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一些地方拐卖妇女的犯罪较为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自己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所以该妇女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②.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罪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不以结婚为目的,临时或含约定期限在一起非法同居生活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③.掌握重婚行为的情节是否严重的界限。重婚行为的情节有轻重,危害有大小之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重婚行为,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不宜认为为重婚罪。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由于他人结婚的,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较小,所有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二是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在我国一些地方,确有因遭受洪涝,天旱,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现象。有时夫妻一方外流后,直到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有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故意,但其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三是男女双方进行了婚姻登记,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一起同居,但其合法夫妻关系已经成立,如果双方或一方未依法解除该婚姻关系而由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属于重婚行为。四是由婚姻关系的男女一方,已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要求,在案件审理期间和上诉期间,当事人就同第三者登记结婚或者形成事实婚姻的,也是重婚行为。五是男女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而非法同居的,因这种关系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其中一方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同居,通奸或姘居的,均不构成重婚罪。六是有的配偶出于某种需要办理了假离婚的手续,以后弄假成真,一方面借此再婚的,因这种离婚并非双方真正的意愿,本来是假的,应视为无效离婚。其后某一方的再婚,应视为重婚行为。 ④.重婚罪与强奸罪的界限。在实践中,有的男子本来有妻子,但却利用某种关系,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长期与其他妇女过性生活,对外也毫无顾忌,以夫妻关系同居,而女方却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屈从。对于这类案件应按强奸罪论处,不应定重婚罪。区分是重婚罪还是强奸罪,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侵犯的客体。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二是在客观方面。重婚罪在客体上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自己有配偶又与别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第二种是凡是符合重婚罪主体,主观要件的人,尽管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这里既包括经济生活,也包括性生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强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 二、对于重婚的处理 (一).婚姻法对于重婚的处理: 婚姻法给人的感觉是弱惩罚法,有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婚姻法,但对其浑不在意。因此对于婚姻法的责任追究应加大力度。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在民事上应负的责任包括:一是停止侵害。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判决当事人解除重婚、同居关系,停止继续侵害合法配偶权益;二是损害赔偿。重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可以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三是离婚时分割财产和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时,无过错方应得到照顾。如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改房,离婚时,如果是过错方取得房屋产权的,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按该房屋市场价一半金额以上的补偿,或对产权按照顾无过错女方及子女作分割。对有证据证实固定资产或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属于过错方购买给第三者的,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刑法对于重婚罪的处理: 重婚罪的刑事责任:《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犯重婚罪的行为人量刑时,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手段,情节,影响,后果等综合考虑。对那些一贯玩弄女性,喜新厌旧,腐化堕落而重婚的;采用伪造证件,欺骗单位,欺骗对方等手段而重婚的;犯重婚罪,屡教不改的,应当从重处罚。同时宣告解除其非法婚姻。 构成重婚罪的当事人要负刑事责任。刑法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追究重婚罪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公安机关依报案、举报或其他线索自行侦查,或是法院、检察院发现有重婚嫌疑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侦查终结后通过检察院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审判。配偶发现另一方有重婚行为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二是由受害者收集证据后,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可以向法院控告重婚的,除合法配偶外,受欺骗而与有配偶的入结婚的也是受害者,也可以提起诉讼。 (三)关于重婚诉讼的一些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建立了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追诉机制。危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以及侵犯社会公益的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追诉,而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情节简单轻微的犯罪案件的追诉权则由被害人行使。重婚案件就其本质而言应属于公诉范畴,因为重婚案件不仅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它破坏了公民之间的合法婚姻关系,给合法婚姻关系的一方及其子女造成伤害,而且侵犯了我国婚姻法所保护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严重败坏社会道德风尚,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故对重婚案件的审理应区别于一般的自诉案件。 (四)重婚的管辖问题: 审判管辖包括级别管辖、地区管辖和专门管辖。重婚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重婚案件的审判管辖问题主要是指重婚案件的地区管辖,即同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地。” 就重婚案件而言,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由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引起的,重婚案件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1)被告人,也即重婚行为人通常有二人,一人不可能单独重婚;(2)被告人的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3)重婚的犯罪行为地有可能为多处,即多处重婚。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在对“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理解不一,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故由被告人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应指被告人重婚前最初居住地,也即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故由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对管辖权理解的差异易导致同级人民法院互相推诿管辖责任,既不利于被害人行使自诉权,又不利于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查明案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人认为,基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更为适宜”应理解为更为有利于被害人起诉,在重婚案件中,被告人居住地应包括有重婚犯罪行为的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各重婚犯罪行为地。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对被害人选择其中之一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而不应互相推诿。对被告人多处重婚,被害人向多处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自诉的,应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其它已受理的人民法院可将案件移送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若从法院的角度来理解“更为适宜”就易导致管辖权的互相推诿,若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更为适宜”,及时受理重婚案件,则不仅便于重婚案件被害人及时行使自诉权,而且可以避免管辖权的推诿,提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效率,还有可能防止和制止因重婚纠纷导致的一些不法行为及犯罪行为。 三、重婚的横向思考 (一)重婚在不同的部门法中的比较: 重婚在婚姻法和刑法上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在主观方面当事人都表现为故意,都是明知一方或者或者双方有配偶而以夫妻名义进行生活。他们重婚破坏的对象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合法婚姻关系秩序。而且在社会危害上是一致的,这些重婚都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但是两者对于重婚的规定和处理也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同: 第一,《婚姻法》与《刑法》对于重婚惩罚度不同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理由,《婚姻法》保护的是公民合法的婚姻关系,这就决定了《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婚姻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婚姻家庭法》中对于重婚,主要是制止其存续,使其不能继续破坏社会主义婚姻秩序,要求重婚造成离婚中的过错一方给予无过错一方损害赔偿。而刑法对于重婚的要追究重婚者的刑事责任,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主体不同《婚姻家庭法》的主体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自然人,刑法上除了这种人之外,还包括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刑法对于破坏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当事人都进行追究责任,而婚姻法仅仅是保护婚姻秩序不被破坏。 第三,《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范围不同《婚姻家庭法》对于重婚认定的范围相对比较广,只要是破坏了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形成法律重婚或者事实重婚,都认为是重婚。而刑法上对于相对比较严重的以重婚罪论处,而一些社会危害小、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重婚。对于那些因为胁迫、违背自身意愿,或者由于特定原因而重婚行为的不以重婚罪论处。 (二)法律重婚与事实重婚的比较: 在比较重婚和事实重婚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事实重婚和法律重婚的概念。事实重婚是指一方或者双方现存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形成被其他公民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发生重婚关系的双方并没有在国家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没有采取骗取的手段登记、领取结婚证。法律重婚则是指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现存的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了结婚证而成就婚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显著不同点在与是否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在主观上,法律重婚有着更强的犯罪故意,在了解一方或者双方有配偶的情况下,为了使他们的非法的同居关系为社会所接受。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欺骗,从而在国家登记机关拿到结婚证,达到他们的目的。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它们发生的环境一般有所差别。事实重婚往往出现在交通相对闭塞,积极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在一些我们国家的婚姻法律登记制度还无法很好贯彻的地区,事实婚普遍存在,事实重婚隐藏其中,更难于被发现。而法律重婚多出现在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管理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因为意识、经济、管理严格等多方面的原因,促使当事人采取欺骗的手段去的结婚证。 其三,这和当事人也有很大的关系,法律重婚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有一些法律知识,为了维护他们之间非法的关系,他们考虑到要有证明他们婚姻关系的国家证明。而事实重婚的双方,往往文化素质比较低,对他们之间的非法婚姻关系采取顺其发展的态度。 (三)事实重婚与同居的比较: 重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事实重婚,而事实重婚中,就是当事人之间没有去骗取结婚证而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被人民大众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它与现在社会中的同居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到底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对他们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重婚与一些不正常的两性关系的区别。 这里所谓的“同居”,指的是男女双方并没有依法缔结正是的婚姻关系而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它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双方均为无配偶者的同居。其中有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仅以一种单纯的同居关系或者以“试婚”为名义的同居,另一种是双方以夫妻互待的共同生活。另一种是有配偶者又在婚姻关系之外与他人同居。 对上述各种“同居”应按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 没有配偶的一男一女出于自愿而同居生活,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人对待两性关系采取了轻率放任的态度。虽然这种行为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容易产生各种纠纷,侵害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同居而没有财产或者子女抚养方面的纠纷,它就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减少以至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依靠道德制约和行政规制。如果因为财产或者未婚同居生育的子女抚养而发生纠纷,首先应当由双方协议解决,协议不成时可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按照《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没有配偶且又没有婚姻障碍的一男一女以夫妻互待同居生活的,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应当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如果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而又没有补办结婚登记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其非法同居关系。如果涉及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人民法院因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解决。如果因为同居期间的财产问题发生纠纷,应按一般财产关系处理,即同居生活其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各自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应按个人财产对待;同居生活期间,因为共同生活和经营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在非法同居期间,一方死亡,另一方要求继承财产的,可根据互相扶养的具体情况,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分的适当的遗产。 修改后的《婚姻法》明文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双方应当解除同居关系,必要时可以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如果属于包养暗娼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对配偶他方或者子女、父母有遗弃、虐待行为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基层组织予以劝阻、调解,或者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干预,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支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无过错配偶要求离婚以及请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四)国内外对于重婚问题的比较: 重婚,多重婚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是无效婚姻,而且州刑法对重婚亦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确认一夫一妻制的司法判例是在1878年。最高法院在审理摩门教徒雷诺兹的案件时,认定雷诺兹犯有重婚罪,因为他同时娶了几个妻子。雷诺兹称,根据摩门教教义,上帝要求其信徒实行多妻制,在某些情况下,不娶多妻还会被罚入地狱。最高法院为此宪法第1修正案:法律可以干预宗教活动,当宗教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故雷诺兹犯有重婚罪。 多重婚是指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同时有几个配偶,而重婚是指在前婚未解除时又缔结第二个婚姻。传统上,州的重婚法对承担刑事责任不需要有特别的故意,但是现行的刑法和几个最近的判例要求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为了防止善意相信他方配偶已经死亡的无辜者婚后违反州的传统的重婚法,许多州制定了被称为“Enoch Arden”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一段时间后,一般是5-7年,配偶一方就可以以失踪一方已经死亡为由再婚。然而,这一法令并不能使后婚有效,它只是是重婚者不承担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绝大多数的司法部承认重婚和多重婚的法律效力,还是有些州通过推定婚姻实际上不承认重婚和多重婚,,并在法律上给予保护。 虽然重婚和多重婚在绝大多数国家遭到禁止,但这种婚姻在穆斯林国家和非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依然得到认可。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原因这一现象已日益减少,但仍然有专家认为,重婚和多重婚有利于道德和法律。其理由有以下四点:(1)多妻是宗教赋予男人的特权;(2)多重婚在妻子不育或不能多育的情况下,允许丈夫多妻以生育子女,同时又不离弃第一个妻子使其流离失所;(3)多重婚可以防止不道德行为。例如嫖妓,强奸,通奸以及在许多西方国家存在的高离婚率;(4)在战争和灾难期间,多重婚可以保护寡妇和孤儿。 四、重婚的纵向思考 重婚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明问题。在阶级社会中,男女间的地位一般难以平等,重婚往往被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或诏令所允许;另外在社会不发达的阶段,一个人有两个以上的配偶被普遍所认同,只有随着人类逐步走向文明,重婚禁止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 (一)在原始社会时期 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在这个阶段普遍采取走婚,原始的婚姻还没有形成,所以更谈不上重婚问题。父系氏族社会中男子地位由原来的从属上升为统治,原始的人类“占有思想“使得那些在氏族公社中有地位的男性以拥有更多的妻子作为自己地位的体现。重婚多婚乱伦现象严重,婚姻基本上表现于混乱。在这个时期,掠夺婚盛行,掠夺婚又叫抢婚,是指男子以暴力劫夺女子为妻的婚配形式。他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从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转变的过程中。 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迫切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在这个阶段,走婚或者多婚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人类数量的增长,虽然原始野蛮,但是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掠夺婚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当时婚姻制度正在往一夫一妻制转变,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是进步的,相对于原始的混乱婚姻制度,这种制度野蛮,但是一种观念进步。抢到的妻子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能被他人所侵犯,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出现的产物。 (二)在奴隶社会时期 夏、商、西周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在礼的规范指导下形成的,主要体现的是宗法伦理道德精神和男尊女卑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虽然实行一夫一妻的原则,但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一原则对各级宗主贵族而言是没有约束力的,他们之间广泛盛行一夫一妻制形式下的一妻多妾制。 (三)封建社会时期 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基本上延续了奴隶社会的婚姻制度,有创新也基本上都是程序上的。在这个时期,婚姻家庭的法律原则包括包办买卖婚姻、男尊女卑、维护家长权利和亲属等级关系、实行等级内婚等。在中国宗法制度下,礼制和法制都要求“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必有“主婚”和媒妁才能成立婚姻;实行“一夫一妻”;要求女性服从男性,在夫妻关系中,“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强调“人各有偶,色类须同”,严禁良贱为婚。 (四)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建立以后,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婚姻家庭法律原则,包括个人本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等。但中国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使得这种婚姻制度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象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等也都是封建主演变而来,他们依旧是沿袭旧的婚姻制度。即便是新兴的资本家,养小妾现象也很严重。 (五)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婚姻以男女双方的感情为基础。恩科斯曾经指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因此,“以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在我国,一夫一妻原则意味着一个人在一个期间内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允许任何多偶关系的存在。重婚被法律所严格禁止。重婚行为人要承担形势和民事的法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重婚是一种婚姻家庭领域的犯罪行为;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事由,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 重婚是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不允许。因为其一方面破坏了一夫一妻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破坏了家庭幸福,侵害了广大弱势群体的权益,另一方面遗留给社会种种问题,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重婚是一种犯罪,打击它是社会主义秩序稳定和保障,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 法律认识论文: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的调查报告 介绍经验的调查报告跟工作通讯中那些以反映工作成绩为主的类型有些近似。下面就是为您精心整理的调查报告的相关内容,希望可以帮到您。 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的调查报告一 秉承学院团委实践真知,提升自我,服务社会,共建和谐的宗旨,今年我选择了社会调研活动作为我的实践内容。众所周知,法律是我们维护正当权益的武器,只有充分运用法律,才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而拥有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是运用法律的前提。大学生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21世纪高级人才,其法律意识是否健全呢?于是我对汕头大学留校过年的50名外地大学(非本科法学专业)进行了调查。 一、 研究方法,问卷调查 调查时间为xx年年2月10日,在我的高中同学的帮助下,对汕大未返乡过年的50名非法学本科专业的外地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方式是无记名填写调查问卷,人工进行调查结果分析,从而得出调查结论。 二、 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了基本了解,调查情况如下: 1、85.13%的大学生认为法律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还有少数14.87%认为无关; 2、54.87%的大学生秉信法律能为他们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纠纷,维护切身的利益,8.21%却认为不能,还有36.92%认为目前不能,但相信以后会逐渐完善; 3、23.59%的大学生对法律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了解不是很清楚,73.33%大学生了解一般,只有3.08%了解很透彻; 4、通过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渠道获得法律知识的学生比例居多,占76.41%,12.82%是自己通过看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了解,通过国家普通法宣传这一途径的占最少数,为10.77%; 5、问如果你在网上买到一件伪劣的电子产品,70.77%的人采取要求退货的措施,13.85%大学生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好自认倒霉,15.38%表示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问:某人经过一栋楼,刚好被楼上掉下的花盆砸中,大脑受了伤,导致下半身瘫痪。他的家人去了那栋楼挨家挨户地问是谁家掉下来的花盆,但大家都不承认。那他该怎么办? 其中1.54%认为找不到肇事者,只能自认倒霉,88.72%赞成报警,让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此事的方案,9.74%的大学生主张把整栋楼的居民全告到法院; 7、12.31%学生认同违法行为一定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一定是违法行为的说法,其余87.69%则反对; 8、只有少数14.36%大学生有过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经历; 9、83.08%大学生认为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自己的照片被他人用于商业宣传属侵权行为,8.21%大学生持相反观点,另有8.72%表示不清楚侵权与否; 10、如果被侵权,5.13%大学生认为无所谓,反正对自己也没多大的影响,26.15%表示要私下和平解决,甚至有1.03%坚持私了不行,要用武力解决,67.69%大学生则希望通过老师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11、对于大学生闯红灯或骑自行车载人的行为,15.38%以为不必大惊小怪,10.77%认为要严格禁止,甚至8.72%的大学生主张应加以处罚,65.13%认为应加强宣传教育; 12、50.26%大学生认为法律的执行在新闻、报刊、电视、广播等舆论的监督下最有效,18.97%认为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领导机关的监督下行之有效,23.08%认为群众监督更有力,4.62%认为这取决于执行机关的自我监督,最后有3.08%表示说不清; 13、79.49%大学生同意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说法,14.36%则不认同,6.15%觉得得看钱数目大小,如数额较大则同意,数额小就无所谓; 14、80%大学生认为任意毁坏公共垃圾桶的行为属违法行为,13.33%则认为不违法,还有6.67%表示不清楚此种行为是否违法; 15、2.05%大学生表示从来不会关注日常生活中社会发生的法律案件及从中汲取法律知识并尝试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一案件,90.77%承认很少有这种自觉性,只有7.18%大学生经常关注这种法律案件且有汲取法律知识的热情。 备注:本次调查问卷共200份,有效填写人次为195。 三、原因分析 (一)、学生方面的因素。 (1)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主动性。根据调查了解到,仍有14.87%大学生认为法律知识与他们的生活无关。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普遍认为专业知识才是他们应该努力与花放精力的方向,不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把时间浪费在学法律知识上并不能获得什么实质性利益,是极愚蠢的行为。据我切实了解,多数大学生认为法律枯燥乏味,法律课上基本卧倒一大片,更谈不上会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也只求考试过关,大多数学生重学分轻实效,也是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之一; (2)传统的妥协性与劣根性。调查表明,占很大比例的大学生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妥协观点,得过且过,不采取任何法律措施;(这将助长了违法分子的气焰) (3)缺乏实践性。关注日常生活中社会发生的法律案件及从中汲取法律知识并尝试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一案件的学生仅占调差人数的7.18%,微乎其微。且只有少数14.36%大学生有过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经历。大学生极少参加法律实践,是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教师、学校方面的因素 (1)重视程度不够。除了法律专业的以外,其他院系的有关法律的课程,老师都不会严格要求学生,对于学生在课堂看其他与课程无关的读物或睡觉或听音乐等一切做与法律无关的事的现象,也司空见惯,这似乎也是近年各高校的教学传统了,这师生默契潜滋暗长,发展得顺乎自然。由此,学生得到的法律知识更加贫乏了; (2)课堂气氛沉闷。法律知识相对于其他学科,确实比较枯燥,老师授课方式又缺乏生动性,导致课堂气氛呆板,学生昏昏欲睡,鲜有积极性; (3)学校宣传力度不够,学生不能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以及其与生活的密切性。 四、调查总结及应对措施 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维权及守法自觉性不高。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灵活多样的方法。为此,我建议学校可有针对性地从三方面入手。 (一)进行普法教育 1、教学内容的选择: 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与需要,有针对性地突出重点,应讲授与学生有一定联系的法律,容易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普法效果,从而也使学生通过普法教育获得值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观念; 2、,教学方法的改革: 原本枯燥的法律课加上教师死板的教学方式更使学生上课提不起精神。因此,加强对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是真正提高普法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在教学中应采用多种方式方法,比如课堂讨论,多进行社会著名案例分析,结合录像等多媒体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才能使普法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效果。 (二)实践性的增强: 多组织学生进行与法律有关的活动普法教育毕竟过于抽象,要真正唤醒学生的法律意识,应采取一些更具体,更行之有效的办法,针对大学生年龄及性格特点,把法律意识的培养同组织活动相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学生通过自己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被告等角色,能更加深刻地把我国一些诉讼法程序掌握,也通过模拟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对旁听的学生起到震慑作用,提高他们守法的警惕性,从而自觉守法; 2、组织一些有关法学方面的知识智力竞赛; 3、组织学生去法院旁听,达到开拓视野,深入社会,更深切地体会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重要性的效果; 4、请有关办案人员或著名法学专家来校开讲座,既能让学生了解时事,也能使学生更深切体会法律的权威。 目前,公民法制观念还是比较淡薄 ,成为推进法治进程的障碍 ,所以 ,树立法制观念 ,增强全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 ,是实现我国法治化的前提,更是我们大学生的义务。 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的调查报告二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从法律上来说,公民年满18岁以后,父母的监护职责已经结束,不需再承担子女的生活。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时,基本都已经年满18岁,进入大学是其独立生活的开始,也是其学习承担责任、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开始。 大学对于学生来说,尤其对于家庭有困难的学生来说,虽然还没有完全步入社会,但却需要独立承担一定经济责任。因此,在大学阶段,打工兼职,是很多大学生特别是贫困生补贴微薄的生活费用的主要方式。据了解,约有10%到15%的在校学生有固定兼职,40%到60%的学生曾有兼职经历。1 大学生打工兼职的普遍,与他们劳动性质的尴尬处境形成鲜明对比。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大学生兼职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而大学生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与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笔者针对这些情况对在河北师范大学二学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形成了这份大学生兼职权益维护调查报告。 一、学校概况 韶关学院,位于韶关市浈江区,是一所重点大学。建校五十一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人才10万余人。现有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21573人,成人教育在校生8565人。建校五十一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人才10万余人。现有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21573人,成人教育在校生8565人。 二、调查方法 1、样本的抽取:由于本报告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我校大学生兼职时权益维护的情况,因此,问卷的发放对象主要为曾有过兼职经历的大学生,没有兼职经历的大学生不包括在调查范围之内。 2、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本报告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本校大学生,由于针对的是曾有兼职经历的大学生,本次调查选择在学校兼职信息集中的学校进行发放,共发放100份问卷,回收83份,回收率为83%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该校大学生兼职中存在的问题 1、大学生兼职权益受到侵害现象较为普遍,但最后权益得到维护的比重较低。在 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认为在兼职过程权益受到侵害的占46.99%,其中33.73%的同学认为所受到的侵害较小,基本可以忽略,认为在兼职工作中经常受到权益侵害的同学有10.84%,而受到严重侵害甚至是被骗的同学占2.41%。 与权益受到侵害的普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权益侵害发生后,最后 得到维护的大学生在所有样本中仅占6.02%,在受侵害同学中占12.82%。 这些数据说明,大学生在兼职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比较普遍,需要 1 李建明.暑期要打明白工[EB/OL].记者观察. //www.people. com. cn/ GB/ paper53/ 6749/ 658415.htrn120xx. 5 学校和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和提出解决办法。 2、大学生兼职类型主要为家教和促销,类型比较单一。调查结构显示,选择家教 作为兼职的大学生比重最大,占36.14%。其次,选择促销的大学生比重仅次于家教,占25.3%。选择服务业作为兼职的大学生占9.63%,企事业单位ʵϰ占8.43%,而校园占4.82%,其他占6.02%。 从调查结果可看出,大学生兼职的类型比较单一,即社会给予大学生业余兼职的选择途径较少,这一点可从企事业单位实习的人数较少看出,正规的企事业提供的兼职机会较为可靠,学生也可以从中得到锻炼,但是由于大学生本身也受到课业和时间安排的限制,难以从事全天候的工作,也会给企事业管理带来一定难度。因此大学生尽管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较高,却也较难受到企业青睐。 从事家教和促销的大学生之所以比重很大,首先因为家教和促销机会较多。其中,家教符合大学生本身的知识能力,加上家教多以小时给付工资,在课余时间从事家教是学生较为理想的兼职工作。其次,因为大学生是比较廉价的劳动力,而促销无需工作经验,大学生形象青春活力,因此十分符合促销的要求,这方面的机会也比较多。 校内勤工助学的机会可以照顾到学生的上课时间,同时也更有保障,但是学校所能提供的机会较少,报酬也相对较少,所以所占比重并不大。 从大学生选择的兼职机会来看,大学生兼职与专业学习关系不大,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和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有46.99%的大学生在兼职中曾遭遇侵权。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对大学生兼职类型以及从事何种兼职时遭遇侵权进行了交叉分析,发现从事促销兼职的大学生遭遇侵权比重最大,占侵权总人数的33.33%,家教次之,占30.76%。服务业占10.26%,企事业单位实习占7.96%,校园占5.13%,勤工助学占2.56%,其他占5.13%。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促销兼职机会虽然较多,但保障性低,容易遭遇侵权。家教和服务业的雇主一般都是个人或者商户,信誉程度不高,侵权情况也较为容易发生。勤工俭学的机会是由学校提供,保障性比较高,所以发生侵权的几率较低。 3、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兼职侵权类型主要是工作时间过长,待遇过低,但克扣 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所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认为兼职工作时间过长、工作量大,而待遇相对来说较低,抱持这种想法的大学生比重约83.13%。遭恶意拖欠和克扣工资的情况占12.04%,人格或身体受到伤害的情况较少,只占1.2%,其他类型占3.61%。 经调查显示,家教是所有兼职类型中每小时收入最高,每小时平均收入为15元,但家教按小时算,一般一个下午是按2小时计算。其余兼职工作的每小时收入平均在6到8元不等。因此,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收入水平较低,基本属于廉价劳动力,并且还存在拖欠和克扣工资的情况,这种情况并不合理。 4、维权方式单一,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面对权益遭受的侵害,43.37%的大学生 选择主动与对方交涉双方协商解决,24.1%的不采取任何措施忍气吞声,10.84% 的求助学校或政府相关部门,9.63%找家人或他人帮忙,有7.22%的采取其他途径解决,只有4.81%的提起仲裁或通过司法解决。 大学生权益受到侵害时首先想到的是主动找雇主协商解决,但是问题是否解决决定于雇主一方的态度。由于大学生兼职的雇主多为个人或者商户,他们考虑到自身经济利益一般会让协商难以达成。 但是大学生能够采取维护自己利益的措施很少,加之对此不熟悉,相当一部分的大学生在面对雇主的强硬态度只好忍气吞声,不采取任何措施。如果采取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大学生需要面对诉讼周期长、成本高、法律程序繁琐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让很多大学生望而却步。 四、原因分析 1、难以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劳动法保护的对象主要是与雇佣方签订合同的 劳动者,而大学生只是利用课余时间打工,不属于就业,一般以口头协议为主,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不属于劳动法保护范围。 2、由于大学生兼职方式的特殊性,其雇主多为个人或者私人商户、企业。无 论是安全保障还是劳动保障,都可能由于雇主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而难以得到保障。 3、教育系统的保护不利。大学生兼职已经是校园里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当 大学生在校外兼职权益受到侵害时,劳动纠察部门难以管辖,而学校也没有相关部门替学生主张。同时,对学生兼职最低小时工资原则上不低于每小时8元的收入水平限定过低,校外兼职以此为参照,也尽力压低大学生的兼职收入。 4、大学生维权意识淡薄,对于如何避免被侵权以及在侵权有哪些途径可以选 择没有很清晰的概念,在自己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往往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 (二)建议意见 1、修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大学生兼职的权益。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无论是缓解其经济压力还是锻炼其工作能力,都对其成长有很大帮助。因此,有关部门应该顺应社会发展,修改想干法律法规,对大学生的兼职劳动予以承认,并进行切实的保护,比如在政府或政府下属机构成立专门的保护大学生兼职的权益机构,制定相关条例,规范兼职市场等。 2、增强大学生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意识。在没有相关政策与组织的帮助下,学会利用自己的个人的力量挣取权益。 3、教育系统应该成立可以提供法律咨询和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的校内法律组织,切实保护学生的权益,在学生个人力量不足以保护自己的情况,利用集体的力量帮助学生维护自己的权益,利用各种渠道帮助学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解决办法。 法律认识论文:认识合同违约金防范企业管理法律风险 认识合同违约金防范企业管理法律风险 企业管理的目标就是用最小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值。经营中的企业要健康成长,必须建立完善、长效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正如花旗银行总裁瑞斯顿先生所言:“我们的一生是在管理风险”。法律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如能发挥良好的合同风险防范功能。在管理中注重审查合同方约定的各自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违约应承担的责任。帮助企业维护自身利益,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法律风险存在于公司经营发展中的每一个事前、事中、事后的环节,如果不及时加以重视和规避、化解,风险一旦发生,会给公司带来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作为企业,在对外交往中涉及的大量的合同中会不可避免的经常遇到违约金责任条款。所谓的违约金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预先约定的当一方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时,由违约的一方支付给对方的一定金额的货币。违约金的标的物是金钱,但当事人也可以约定违约金的标的物为金钱以外的其他财产。 违约金既具有赔偿性又具有惩罚性,对督促合同方诚信、充分履行合同具有重要意义。充分认识违约金,也可以极大的防范企业管理法律风险。 一、违约金和定金、订金、赔偿金的区别 (一)法学理论上的违约金有法定违约金和约定违约金之分 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违约金为法定违约金。在我国现行的《合同法》施行前,有关买卖合同的法律及条例中都有逾期付款支付违约金的规定,属法定违约金,如1993年9月2日公布的《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1984年1月23日国务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1984年1月23日国务院的《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十八条第五项等。 我国《合同法》颁布施行后,上述法律条例被新法代替而自然终止,该法第11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同时规定“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故现在对违约金的适用只能从当事人的约定,如当事人对逾期付款没有约定违约金,则不得适用给付违约金的法律责任,判决或调解逾期付款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 (二)所谓定金指合同当事人为保证合同履行,由一方当事人预先向对方交纳一定数额的钱款,是担保的一种方式 我国《担保法》第8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定金罚则。第90条规定,“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第91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 综上从法律角度看,定金有双重性质。第一,它可作为合同的担保,以保证合同履行。第二,可以起到合同成立的证明作用。定金作为一把双刃剑,还具有惩罚性。即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要双倍返还定金。定金作为法定的形式,法律有其具体的要求:(1)形式要件,必须签定书面的形式;(2)数额的限定,定金的总额不得超过合同标的的20%;此外在选择赔偿时只能在定金和违约金中选其一。 (三)订金与定金仅一字之差,在法律性质上却有天壤之别 订金在法律上属于预付款的性质,是当事人的一种支付手段,不具有担保性质。合同履行的只作为抵充合同款,不履行也只能如数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118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当事人在合同中写明“订金”而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则不能适用定金罚则。因此,签订合同时一定要认真仔细不要写错,否则到时将后悔不迭。 (四)赔偿金是合同当事人一方因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时,依照法律规定支付给对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用以补偿对方所受到的损失 赔偿金的性质是赔偿损失。而违约金责任不以发生实际损害为条件,即使违约的结果并未发生任何实际损害,也不影响对违约人追究违约金责任。违约金数额在一般情况下与实际损害的是否存在及损害大小无关,法院也不要求对损害举证,因而在追索程序上比损害赔偿责任简便,也免去了适用损害赔偿责任时当事人无法回避的举证困难。 我国《合同法》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114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赔偿损失的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只限于财产损失。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失的赔偿要求,法律不予保护。在计算损失赔偿额时应注意减去当事人因合同未履行而减少支出的费用,防止双重计算。 二、违约金和霸王条款有本质区别 “违约金”条款是合同双方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按照私法自治的理论,民事主体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主体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这一原则已在私法领域普遍适用,也就是契约自由原则。这在我国民法基本原则中体现为“自愿原则”。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不存在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和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当事人应严格履行。 违约金与“霸王条款”有本质的区别。“霸王条款”指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公告或者行业惯例等,主要存在于消费领域内的一些公用企业和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仅从行业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惯例,对消费者权利多方限制的规定。 违约方一般不能将“违约金”视为“霸王条款”进行抗辩。 三、违约金既具有赔偿性又具有惩罚性 我国根据《合同法》第114条规定,违约金是当事人通过约定而预先确定的,在违约后生效的独立于履行行为之外的给付。从法律审判、仲裁的实践来看,也是尊重当事人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 我国《合同法》的立法本意是鼓励诚实守信、制裁违约行为,该法对违约金的规定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即违约金在实现补偿性作用的同时,还应发挥惩罚性作用。惩罚性就是为了遏制违法,达到事后教育和警示的最终目的,使许多潜在违法者不敢冒法律和合同义务之大不韪。 所以实践中违约金并不以当事人实际过错为其适用条件,只要发生了违约行为就应当支付违约金(法定的免责事由除外),违约金的承担也不以必须有实际损失的发生为条件。所以违约金既具有赔偿性又具有惩罚性。 本文认为违约金具有担保属性的特点(虽然违约金不属于我国担保法中的担保方式)。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那么拟违约的一方就会衡量其违约的后果,如果违约金超过了因违约而带来的利益时,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会在权衡利弊后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因此,违约金具有担保属性,且惩罚性越强,担保效力越强。 四、违约金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公平原则”法律冲突的调整 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违约金毕竟是以补偿为主,兼具一定的惩罚性,授权法定单位对其做一定程度的干涉相当必要。 如果违约金数额过低不允许增加,将导致违约的成本低,从而间接纵容债务人违约,与完全赔偿的衡平观念不符。 如果违约金数额过高不允许减少,则不仅会使受害人获得不正当利益,而且会在相当程度上恶化违约方的财产状况,使其丧失正当竞争的条件;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任由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且以意思自治为由予以支持,在有些情况下,无异于鼓励当事人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取得暴力,也可能促使一方为取得高额违约金数额而故意引诱对方违约。 所以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该款的文意表述,“违约造成的损失”无疑是法律规定最为明确且最为重要的衡量违约金高低的标准,因此自应以此为衡量违约金过高的基础标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条规定第2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法定单位在法律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将约定的违约金做了调整就较为合理,体现了民法基本原则的“公平原则”。 在这里,企业管理中签署相关合同时一定要认真审核合同条款,最好有专业法律人士帮助审核,做好风险防范,以免承担不利后果。日常管理工作中做到: 第一,管理者要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树立依法决策机制,对决策和经营管理全过程进行风险控制。完善公司各项管理制度,重视合同范本制定、公司教育培训、宣传公司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等。 第二,重视内部法律培训。加强对员工的风险管理培训,全面提高公司各级人员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第三,养成法务专业人员参于决策的习惯。律师更懂得如何防范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帮助管理者提高素质。发现、识别经营生产和管理活动中的潜在法律风险。在公司做出重大决策、签订重大合同、谈判之前,应由专业律师进行风险评估,合理预见潜在的法律风险,并提出修改、解决方案,防患于未然。具体实施过程和结果也应由律师参与,进行监督、评价、更新、决策。 法律认识论文: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及其规避的认识 [论文关键词]审计责任 会计责任 法律责任 规避 [论文摘要]正确区分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是注册会计师规避法律责任的前提:注册会计师如果不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业务,那他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不断地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强化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意识,严格规避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是保证其职业道德和执业质量的前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商品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即将面临国门的全面敞开,为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迎来了方兴未艾的发展,注册会计师审计备受重视并被广泛应用。随着注册会计师社会地位的日渐提高,其所负担的法律责任也在不断增长,这在世界各国已成为一种趋势。 一、在认识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之前,应先清 楚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的区别《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中规定:(1)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会计责任是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产安全和完整;保证提交审计的会计资料真实、合法和完整。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应写入审计业务约定书中以示负责。(2)审计责任是注册会计师对委托人应尽的义务,是审计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清楚地表达对会计报表整体的意见,并对出具的审计报告负责。注册会计师审计责任也要写入审计业务约定书中予以明确。 这使我们认识到:注册会计师审计(又称独立审计)是注册会计师依法接受委托,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及其相关资料进行独立审查并发表审计意见,即对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出具恰当的审计报告,以增强会计报表的可信性。也就是说,审计报告只是注册会计师表述审计结论的手段,它本身不能替代会计报表。由于审计报告与会计报表是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报告文件,那么,注册会计师的责任就应只限于检查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只对出具的审计报告负责;而会计报表编制是否正确、是否完整,最终责任应由管理当局而非注册会计师承担。由此可见,审计责任是有别于会计责任的,不能将两者简单地混淆在一起。正确区分两者,是注册会计师规避法律责任的前提。 二、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成因及判断标准 随着注册会计师审计不断的应用,注册会计师被控告起诉的事件也呈递增趋势。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不外乎这两种:被审计单位方面的责任和注册会计师方面的责任。 两种责任的类型及成因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可看出: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审计时,只要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保持职业上应有的认真和谨慎态度,充分考虑审计风险,通过实施必要和适当的审计程序,就会将会计报表中的重大错误与舞弊揭示出来,这是注册会计师应尽的责任。但由于审计测试和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固有限制,注册会计师即便完全根据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也不可能将所有错误与舞弊揭示出来,只能合理确信会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误与舞弊。至于重大错误与舞弊未能查出的原因,关键要看是否源自注册会计师本身的过错。如果注册会计师有过错,那么他就要承担表2中所述的责任;即使注册会计师没有过错,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通常也会将错报、漏报及舞弊未被查出的风险转嫁到注册会计师身上,特别是当公司发生经营失败时,管理当局往往会指责审计失败,而起诉注册会计师,主要原因是他们不了解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和管理当局的会计责任;其次是将经营失败与审计失败混淆了。所以,正确区分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对注册会计师非常重要,否则注册会计师有可能要无辜地替管理当局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指注册会计师未尽职业责任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主要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注册会计师被起诉后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判断标准为:检查注册会计师是否严格地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审计业务并出具恰当的审计报告。如果注册会计师不按照独立准则的要求执行审计业务,那么,他就必须承担法律责 三、注册会计币如何规避法律诉讼 注册会计师职业本身就决定了它是一个容易遭受法律诉讼的行业,如何规避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注册会计师来说,在执业过程中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首先,要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因为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灵魂,保持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是杜绝产生过失行为和欺诈行为的根源所在。 其次,应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不但要熟练掌握审计业务的知识要领,更要熟悉会计、法律、税务、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标准与实务。因为审计是对会计认定的再认定,如果注册会计师本身不是会计高手的话,就很难查出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的错报、漏报事项,那么他面对的审计风险就太大了,随时都有被起诉和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性。 再次,注重提高职业判断能力。专业判断来源于平时知识的全面和经验的积累。只有具备了高水平的判断能力,才能出具合理的、恰当的审计报告。最后,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注册会计师应严格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审计业务,在审计过程中发现有错误或舞弊的可能性时,应对其重要性进行评估和判断,并确定是否修改或追加审计程序;如证实错误或舞弊确实存在,应提请被审计单位适当处理,并考虑其对会计报表的影响。必要时,应征求律师的意见或解除业务约定。注册会计师采取的这些措施,均可避免审计过失的发生。 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在开展日常业务时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1.严格遵循职业道德和专业标准的要求。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时,必须严格遵循《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严格按照《职业道德准则》的要求,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专业能力。 2.建立、健全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质量控制是保证独立审计准则得到遵守和落实的重要手段。质量控制是整个注册会计师职业赢得社会信赖的重要措施。 3.与委托人签订业务约定书。在业务约定书中,应明确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一旦发生法律诉讼时,它可将纠纷降到最低限度。 4.审慎选择被审计单位。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拒绝不正直的,特别是已陷入财务和法律困境的被审计单位的委托。这样可以降低审计风险,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5.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业务。熟悉被审计单位的经济业务和生产经营实务,可帮助注册会计师发现某些错误,以提高审计质量,降低风险。 6.提取风险基金或购买责任保险,可防止或减少诉讼失败时会计师事务所发生的财务损失。 7.聘请熟悉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律师来帮助解决纠纷。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注册会计师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如果注册会计师工作出现失误或有欺诈行为,将会给会计报表使用人带来巨大的损失,会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因此,不断地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强化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意识,严格规避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是保证其职业道德和执业质量的前提,也是注册会计师行业迫在眉睫、急需整顿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法律认识论文:对公交车上扒窃犯罪及法律适用的几点认识 摘要:近年来,扒窃犯罪活动突出,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出行安全感的热点问题,且这种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但由于目前扒窃犯罪作为盗窃犯罪的一种,在定罪量刑标准上,与盗窃犯罪完全一致,造成打击处理力度较低,较难控制扒窃犯罪的发生。必须引起立法、行政,司法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充分考虑扒窃犯罪的主观恶性,提高对扒窃犯罪的定罪率,有效打击扒窃犯罪行为,最大限度地预防乖减少扒窃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扒窃犯罪;法律适用;定罪;量刑 在公交车上进行扒窃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大多数为乘坐公交车的普通百姓。对于这一群体来说,如果发生被侵害,往往会在他们的生活上、精神上造成极大损害,甚至影响到家庭的安定和稳定,这类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打击不力,就会使得百姓对外出乘坐公交车失去安全感。 近年来,扒窃犯罪活动突出,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出行安全感的热点问题,日益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本文重点分析当前扒窃犯罪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研究提出法律适用相关见解。 一、扒窃犯罪的概念及构成 扒窃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不同的掩护方式,采取一定技术性手段或者其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构成具有以下特征: (一)扒窃犯罪的客体,是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主要是随身携带的公私财物。扒窃犯罪与盗窃犯罪不同,将扒窃犯罪的侵犯客体归于公私财产所有权并不合适。这里所讲的“财物”应是指便于携带的物品。 (二)扒窃犯罪的客观方面,一般表现为秘密窃取的方法,将他人的财物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非法占有的行为。表现形式有徒手扒窃作案;利用刀刃等工具割破进行作案:利用剪刀剪断进行作案。 (三)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扒窃犯罪的主体。《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 (四)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犯罪,即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过失行为则不构成本罪。行为人明知是他人所有或持有财物,基于非法据为己有的目的,采取一定的掩护方法,利用技术手段予以秘密窃取的行为。 二、当前扒窃犯罪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近年来,扒窃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打击处理,在进行扒窃犯罪活动的更加诡秘,在作案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在作案手段上有了新的特点。 (一)扒窃犯罪趋于结伙作案 以往扒窃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单独作案,虽然依靠一定的技术作案,但常常被侦查员连人带脏一并抓获。近年来,他们为逃避打击,大多以亲缘、地缘或其他关系为基础结成团伙,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共同实施扒窃犯罪活动。 (二)扒窃犯罪趋向职业化 扒窃犯罪成本小、见效快、处罚轻、风险小,所以成为扒窃犯罪分子从事的主要犯罪活动之一,甚至成为他们谋生的一种职业。据统计,在2003年北京市某分局抓获的扒窃犯罪嫌疑人中,有劳动教养以上前科的扒窃惯犯就占抓获总数的30%左右,曾被治安拘留的人数占比例更高。 (三)扒窃犯罪出现暴力化倾向 在扒窃犯罪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员,作案时都携带匕首、折刀等凶器,一旦被害人、群众或侦查员发现,他们先是语言威胁,当被抓捕或扭送时,即由暗偷转为明抢,孤注一掷,行凶伤人。 三、当前扒窃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 目前,扒窃犯罪作为盗窃犯罪的一种,在定罪量刑标准上,与盗窃犯罪完全一致。 (一)最高司法机关对盗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施行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二)公安部对盗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 公安部1993年3月颁布的《关于修改盗窃案件立案统计办法的通知》中规定,已将扒窃犯罪的立案标准提到“不论盗窃财务数额多少,均立为刑事案件”的高度,可见扒窃犯罪的主观恶性,在执法实践中已经得到普遍的共识。但是此立案标准与现行《刑法》在对扒窃 犯罪的定罪量刑上存在巨大差异,致使根本无法有效实施。以北京为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盗窃数额在1000元以上的,才认定为犯罪。 四、对打击扒窃犯罪的法律思考 (一)现行刑法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扒窃犯罪主体的主观恶性 扒窃犯罪为故意犯罪。结合扒窃犯罪的特点,笔者认为扒窃犯罪与一般的盗窃犯罪有着较大区别,特别对窃取财物的数额和价值取舍上,主观意志难以起到决定作用,基本上是相机而动,能偷多少偷多少,偷盗什么算什么。主要取决于被害人随身携带财物的多少和行为人自身扒窃技术的高低。所以,以实际窃取数额来认定犯罪,因为行为人客观上窃取财物为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而不作为犯罪处理,就显然放纵了扒窃犯罪嫌疑人。 (二)对扒窃犯罪定罪量刑应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在刑法理论上,对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争论。客观主义认为,定罪量刑应以外部行为及其危害结果论断。主观主义认为,定罪量刑应注重的不是行为人的行为及其危害性结果,而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人身危险性。笔者认为,扒窃犯罪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盗窃犯罪,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对将要窃得财物的价值和数额没有明确的认识,主观恶性并不能决定最终的客观危害结果。换言之,扒窃犯罪窃得财物的多少的客观结果不能反映出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而现行法律对扒窃犯罪这一特点未给予充分考虑,将扒窃犯罪等同于一般意义的盗窃犯罪,以盗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扒窃犯罪进行量刑,就使主客观原则在扒窃犯罪的定罪量刑上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在定罪量刑上把扒窃犯罪与一般意义盗窃犯罪区分开 笔者认为扒窃犯罪在定罪量刑上与一般意义盗窃犯罪明确区分开来十分必要,提高定罪率比单纯增加刑罚量更能有效地控制扒窃犯罪的发生。由于扒窃犯罪的特殊性,特别是由于多数扒窃犯罪的实际损害结果难以确切体现出扒窃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在对扒窃犯罪定罪量刑时,应按照主观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仅考虑“数额较大”的实际损害结果,还应适当在对行为人主观恶性上相对有所倾斜,明确“是扒即罪”,不论数额多少,均认定为犯罪。“数额较大”应作为扒窃犯罪的量刑情节,而不应作为定罪情节。 综上所述,扒窃与一般盗窃不同,这种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极易在人民群众心理上造成不安全感和对司法机关打击、防范犯罪能力的不信任感,必须引起立法、行政、司法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应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充分考虑扒窃犯罪的主观恶性,提高对扒窃犯罪的定罪率,以“是扒即罪”为定罪标准,明确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均应认定为犯罪。通过提高对扒窃罪定罪率,有效打击扒窃犯罪行为,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扒窃犯罪的发生。 法律认识论文:论法律认识错误——德国禁止错误理论的变迁及其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改造的启示 法律认识错误,也称违法性认识错误,指行为人在行为时对与行为有关的法律存在不正确的认知与理解。法律认识错误的意义在于,它对行为在刑法上的认定会产生何种影响。在德国刑法中法律认识错误被称为禁止错误(verbotsirrtum),即对法律的禁令所产生的错误认识。行为人存在这种错误认识而行为,其行为与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在事实层面上仍然是已经发生的客观现象,并无改变。但是因有法律上的错误认识的存在,是否对已经发生的客观行为与后果在规范层面上的意义应予重新考量以及进行何种刑法上的处理,即是法律认识错误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存在对与行为有关的法律不正确的认识,与不存在这种不正确认识相比,其主观世界的景象必定是不同的,因而可能会影响到行为的故意与罪责,因而在刑法上的处理也可能会有不同。 一、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构成中之地位 (一)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中之地位 欲明确法律认识错误对行为产生的刑法上的效果,则须首先确定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位置,然后才能在犯罪构成要件这一评判体系中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评判。认为违法性认识不属于构成要件的要素,却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影响责任的要素,显然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对于刑事责任的评价只能根据构成要件来进行,因为构成要件是决定不法与罪责的全部评价体系。何以存在构成要件之外的影响责任因素?如果存在这种构成要件之外的责任评价要素,那么要构成要件又有何用? 根据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只可能将违法性认识纳入行为的主观方面这一要件之中。而行为主观方面包括故意与过失,那么违法性认识的位置在哪里?在我国的构成要件理论中,只有如下三解是可能的: 解一:违法性认识属于故意的要件。如果将违法性认识置于故意之中,违法性认识就成为故意的要素,缺乏违法性认识时则排除故意。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关于故意的定义仿佛也提供了对这种见解的支持:“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但是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社会危害性”似乎是违法性的同义语,因为很难想象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不具有违法性的情形,如果存在这种情形,也只能是待修补的法律的缺漏,只是极其例外的情况。但是,刑法上对于故意的定义是有问题的,故意实际上是对于行为的知与欲,而违法性认识作为对行为是否违法的认知,虽然二者有平行存在和同时缺乏的可能关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故意所指向的对象,仅仅是行为与行为相关事实,是以事实为对象的主观活动,而违法性认识指向行为与法律的关系(符合或者违反的关系),是包含规范的判断。例如在大义灭亲的例子中,行为人虽然以为杀死罪有应得的亲戚不违法,但是很难否定他不具有杀人的故意,因为他不但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亲戚的死亡,而且希望行为所导致的这种结果发生。如果他不以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是杀人,难道以为他杀的是一只狗么?除非他以为犯了法的“人”就不能再称其为“人”,这时似乎可以肯定他不具有杀“人”的故意,而是发生了事实认识错误,将一个事实上是人的人误作其他生物而杀死了。在这个极端的例子中,解一的不可信不言自明。 解二:违法性认识属于过失的内容。毋庸赘述,这种解答显然是不正确的。过失犯中虽然也不排除具有违法性认识,但是大量的过失行为是在不存在违法性认识时实施的。因为过失犯行为人疏忽自己的注意义务或结果避免义务而行为,对行为本身的理解尚有缺失,更勿论行为的违法性了。 解三:违法性认识属于故意的内容,但是故意与过失之间的调节阀,故意的成立以违法性认识为条件,不具有违法性认识或者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则排除故意,成立过失。这种观点的纰漏,也至为明显,可说是同时兼具了解一与解二的错误,具体见解一与解二的论述。不具有违法性认识或者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并不会使故意的行为转变成过失的行为。例如,行为人误以为只要女方同意发生性关系,即不构成强奸罪,而无论女为的年龄是否已满14周岁,在这种错误认识之下得到13周岁某女同意之后,与之发生性行为。此时行为人的法律认识错误并不能使其故意强奸行为转化为“过失”的强奸行为,当然也不存在“过失”的强奸行为。在不存在对应的过失行为时,对于行为人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行为如何处置?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对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本质尚没有准确把握。故意的认识内容为行为构成以及与其相关的情事,是事实上的认识;而过失犯中的注意义务也并非是违法性认识。 可见,在排除了以上可能性之后,违法性认识的地位问题在我国构成要件理论中不仅是难题,甚或竟成了无解之题了。构成要件理论在解决违法性认识问题上所受的挫败,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对其进行反思与重建的契机。 (二)违法性认识在德国刑法构成要件中之地位 在德国刑法理论发展史上,学者也曾对违法性认识的地位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为篇幅起见,也为现实性考虑,本文对违法性认识在德国刑法中的梳理,舍弃19世纪以前的状况,而是仅回溯至帝国法院时代(1879-1945)。 1.帝国法院时代的司法实践 在帝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不法意识(unrechtsbewusstsein)既非故意的构成部分,也非罪责的要素。①与故意以及罪责相关的只是对于描述性的构成要件和刑法以外的规范的构成要件所发生的错误,以及对于刑法规范构成要件的事实基础的错误。② 德国帝国法院时代将错误区分为事实错误(tatsachenirrtum)与法律错误(rechtsirrtum),前者是关于纯粹的事实问题的认识偏差,而后者是指对于法律问题的认识偏差。这种区分与当今德国学界与司法判例中盛行的构成要件错误(tatbestandsirrtum)与禁止错误(verbotsirrtum)之分③,虽然形式上存在着对应的关系,但实质上有其不同,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总是能够成立(如盗窃中对拿走他人之物的“他人之物”的理解发生错误,是规范的认识错误,而非事实认识错误)。帝国法院时代的事实认识错误,是对于纯粹的事实发生的错误认知,不包括对规范性的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这种错误属于法律错误之列。④发生事实认识错误,如果该事实属于法定构成要件的事实或者加重处罚的事实,对这一情形不能够进行归责(nicht zuzurechnen)。⑤对于法律错误的处理,区分刑法上的法律错误和刑法以外的法律错误。刑法以外的法律错误不影响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而刑法上的法律错误与事实错误相同,能够发生排除故意的效果。 但是帝国法院的这种做法受到学界广泛的批判。其一是涉及事实认识错误与构成要件错误的区分问题,由于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例如在规范构成要件场合,这样会带来区分的困难。其二是刑法上的认识错误与刑法以外的认识错误分界模糊,例如物品的所有权是由民法典所规定的范畴,对于物品所有权认识有误,一般认为属于刑法以外的认识错误,但是因为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拿走他人之物”也涉及这个概念,因而也可以认定为刑法上的错误。⑥ 帝国法院时代对于认识错误的处理,在19世纪的社会状况下或许可以胜任,那时刑法作为基本的法律门类规范着最为基本的社会行为,市民对于处于市民社会中心地位的刑法,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和深深的敬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区分刑法与刑法以外的法律认识错误,对市民对于刑法法律规范的认识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可行的。但是在作为法律的背景的社会和国家生活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和转型时期,法律本身的存在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因此人们对于法律存在的反映和把握也必须被重新认识。在大量行政生活与经济生活的规范被刑法吸收,刑法规范经历了广泛的扩张以后,刑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不再泾渭分明。刑法的禁令不再以“共同的道德风尚的价值观,而是以社会的或纯粹国家的目的为基础。”⑦如果仍然沿用帝国时代法院的判例,对于刑法上的认识错误一律视为不影响行为的认定,而对刑法以外的法律认识错误却认为可以排除故意,在刑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区分之间原来分明的沟壑已经淡去的情形下,显然不妥。 虽然帝国法院时代终结以后,其在认识错误上的司法实践仍然被沿用,甚至1948年黑森州高等法院尚沿袭这一见解,将对于填补空白立法内容的法律条文视为“刑法以外的认识错误。”⑧但是许多上诉审法院在“二战”后都不再跟随帝国法院的司法见解,而是开辟了新的路径。 2.“二战”后的故意理论与罪责理论 基尔州高等法院在1946年的判例中确立了禁止错误的地位,宣布“违法性的意识(das bewusstsein der rechtswidrigkeit)属于故意”⑨,从而在司法上肯定了学界所提出的故意理论(确切地说是严格故意理论)。 (1)故意理论 故意理论为binding在1916年全面建立,该理论主张行为人只有在对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时,才能够实施故意的犯罪行为。因而在此不法意识(unrechtsbewusstsein)是犯罪成立的一个条件⑩,是“定性的和构成性的故意要素”。(11)若行为人缺乏不法意识,则无法构成故意犯罪,仅承担行为的过失责任,如果刑法上对该行为科以过失责任的话。如果刑法上不存在该过失行为的责任,则对于该行为不予追究。学者最先发展起来以及得到司法认可的是严格的故意理论。 严格的故意理论(strenge vorsatztheorie)要求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具有现实的不法意识,即知道其所为违法,始承担故意的责任。仅仅存在认识到不法意识的可能,但实际上未有认识,则仍无法构成故意行为。(12)在上述1946年4月份基尔州高等法院的判例中,一农夫被告错误地以为纳粹时期的关于无照私自宰杀牲畜的刑法规定已被取消而私自宰杀牲畜,该法院否定了帝国法院时代的做法,认为关于违法性认识,无论是否是刑法上的还是刑法外的认识,属于故意的内容,因而认定该农夫不具有故意。(13) 但是,严格的故意理论仍然存在着重大缺陷,尤其是行为人不具有不法意识不能以故意行为论,而刑法对相应的过失行为又未提供刑法处罚的可能性时,产生可罚性漏洞。由merzger创立的限制的故意理论(eingeschraenkte vorsatztheorie)试图对严格故意理论进行改良,以修正该理论的缺陷。限制的故意理论主张故意行为不仅仅以现实的不法意识为前提,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具有认识行为不法的潜在可能性,仍以故意论。主要针对具有法敌对意识(rechtsfeindschaft)和法盲目性(rechtsblindheit)的行为人而言,如果行为人基于对法律整体的敌意与漠视,对其行为的不法没有认识而行为,仍然构成故意行为,承担故意的刑事责任。(14)限制故意理论在严格故意理论得到司法认可大概四个月之后,受到了柏林高等法院(kammergericht)的推崇。1946年8月,柏林高等法院在安乐死案件中提出是否应该遵循帝国法院判决或者严格故意理论认定不法意识的质疑,尤其是在基于违法普遍认可的道德风俗法律(sittengesetz)的态度而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场合。(15)但是限制故意理论将导致受到惩罚的不是具有罪责的具体行为,而是刑法未予规定的行为,即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对于法律的无知,加之限制故意理论也无法避免故意理论的体系与构造上的缺点,因而也未得到学界的接受。(16) 当限制故意理论在试图修正严格故意理论的缺陷以捍卫故意理论的地位时,整个故意理论的存在却岌岌可危,受到了罪责理论的挑战。对于故意理论的批判,大致可以归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故意理论被认为误解了“犯罪的本质”。犯罪的本质并非是对遵守法律要求的违反,而是特殊的对共同体价值的不重视。(17)因此犯罪的故意无法包括对违反法律的认识,而应该指向具体的被侵害的价值。 其二,根据故意理论,只有当行为人在行为的刹那意识到其行为的不法时,才能够被处以故意的刑罚。而现实生活中,行为人在行为时往往不对其行为的违法性进行追问与思考,尤其是在临时起意的犯罪或激情犯的场合。(18) 其三,故意理论的适用务必引起刑事可罚性的漏洞,造成放纵犯罪。因为在缺乏不法意识的时候否定了故意,而将对行为的追究推移至过失领域,在不存在过失责任的时候,则造成宣布无罪的后果,这是故意理论最受学者诟病之处。即使是限制的故意理论,也无法医治这一理论固有的内伤。 其四,故意理论不利于区分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混淆了欠缺注意力(unaufsamkeit)与价值判断错误(wertungsfehler)之间的差别。(19)对事实领域与规范领域的分野,在故意理论之下变得模糊不清。 (2)罪责理论 罪责理论最坚决的拥护者当属welzel。welzel在1947年和1948年间的两则著述中详细探讨了不法认识在刑法上的意义,指出:“人们不是对其思想的纯粹性承担责任,而是对其行为事实上的正确性承担责任”(20),即错误的法律认识并不影响行为的故意性。welzel对罪责理论的支持,实际上是其目的行为论立场在法律认识领域的逻辑延续。在welzel看来,“违法性是对意志实现(willensvervirklichung)所作的法律上不应如此(nicht sein sollend)的评判;这一意志实现(行为——注:原文如此)是违法性判断的对象;故意作为目的行为过程的客观的构成性因素(der objektiv gestaltende faktor des finalen geschehens)属于行为的一部分。罪责(schuld)是对意志形成(willensbildung)的评判(即故意在形成决断方面的意志形成),它是对意志形成所作的因规范上能够如此而不应如此的评判……在此存在……个别地根据规范而得以进行决断的具体可能性:即人们标语似的称为不法意识的东西。”(21) 罪责理论将违法性认识从故意之中剥离,认为缺乏违法性认识仍可构成故意。行为人行为时发生法律上的错误认识,在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层面上不发生影响,仅在罪责层面发生影响。违法性认识,只是反映了行为人的内心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行为人认识到行为具有违法性,仍然决定实施该行为,属于罪责的要素。行为时对于行为有关的法律存在错误认识,如果该错误不可避免,则行为人不具有罪责,因而不成立刑罚;如果该错误可以避免,则对于行为人可以减轻处罚。罪责理论能够弥补故意理论的可罚性漏洞,将刑事处罚的关键建立在错误是否具有可避免性上,而不是建立在对故意行为的减等过失行为的处罚上,不会产生刑法中没有过失处罚时而放纵犯罪的情形。 在1919年后的德国立法与司法活动之中,故意理论与罪责理论并行发展,各有其踪迹。1931年的《帝国税务条例》(reichsabgabenordnung)第395条与1938年的《外汇法》第71条第2款遵循故意理论进行立法,而1949年的《经济刑法》第31条与1952年《违法秩序法》第12条则采纳了罪责理论。(22) 但是随后,联邦最高法院1952年的判例由于故意理论的刑事可罚性漏洞“在刑事政策上非常不受欢迎”(23)而抛弃故意理论,全面采纳了罪责理论。联邦最高法院热情地赞颂了罪责理论的优点,认为其不仅可以弥补该漏洞,而且具有较大的操作弹性,在存在可避免的错误时给予法官根据行为人具体的罪责程度(往往是错误可避免的程度)选择性的减轻处罚的可能性。(24)1975年罪责理论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在《德国刑法典》之中,形成今日关于禁止错误的第17条。(25)从而宣告了罪责理论的彻底胜利。至此,罪责理论战胜故意理论,全面取代了帝国时代法院关于错误的司法见解,也成为学界在禁止错误方面的通说。 虽然罪责理论取得了主流地位,但是在对于免责事由(rechtsfertigungsgruende)认识错误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见解,形成了以下数个流派: ①严格的罪责理论。dohna,maurach,welzel,armin kaufmann(26)等人持此观点,认为所有法律上的认识,包括对免责事由的认识,都属于罪责的范畴,法律认识错误不发生阻却故意的效果,而产生或者阻却罪责或者减轻处罚的效果。 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对于免责事由方面的错误认识应该区别对待,对于免责事由的法律界限的认识错误,以及误认为未得到认可的免责事由存在(即单纯的允许错误blosser erlaubnisirrtum)应视为与故意无关的错误,属于责任范畴。相反,行为人误以为某些不存在的免责事由存在(即允许构成要件错误,erlaubnistatbestandsirrtum),则不属于故意行为。在允许构成要件错误的归类与处理上,具体又有以下几种观点存在。 ②限制的罪责理论。代表该见解的主要有h. mayer,merzger,gallas,stratenwerth等人(27),该理论认为允许构成要件错误可以排除故意,应适用《刑法典》第16条关于构成要件的错误的规定,按照相应的过失行为进行处罚,如果刑法中不存在过失行为的责任,则不予处罚。但是在共同犯罪场合,往往导致具有犯意的共犯不受处罚这样不可接受的结果,因为对共犯的处罚以共同犯罪行为的故意为前提。 ③指明法律后果的罪责理论。为修正限制罪责理论在共犯责任方面的缺陷,dreher,blei,lackner等人主张指明法律后果的罪责理论(28),认为允许构成要件错误,即误以为不存在的免责事由存在,是一种独立的错误种类,不影响构成要件的故意,但由于其在罪责上的特殊性,应以过失论,其刑事可罚性也以过失为限。但是对于不存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共犯,则肯定罪责的存在。(29) 《德国刑法典》第17条对于这一点未予以规定,但限制的罪责理论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所垂青,也被学界视为主流观点。(30) 二、违法性认识的内容 关于违法性认识的内容,在我国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的分歧:一种观点是广义违法性说,主张违法性认识是对广义的法律规范的认识,包括刑法、民法以及行政法上的认识。(31)另一种观点是狭义违法性说,将违法性认识的内容限制在对刑法规定的内容方面。(32)实际上,违法性认识错误,因为发生在刑事不法行为的过程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刑法规定上的认识错误。即使这些错误涉及(或者往往集中于)民法或者行政法的规定,但是往往也同时会涉及刑法上的规定。当然也存在仅涉及刑法之外的法律认识错误的情况,而这些情况之中,多属于事实上的认识错误,而不是法律认识错误。债权人误为在某种情形下自己得依债权占有债务人的债的对象之外的其他物品,是对债权效力或者行使方面发生错误认识,但这实质上属于构成要件认识错误,即行为对象的认识错误:误以为债务人丧失所有权,而自己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因而是对物的所有权发生事实认识错误。这种情况下,不具有盗窃的故意。(33)而对于行政法上的法律认识错误,体现在刑法上往往是对于空白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因而这种认识也属于刑法上的认识范围之内,因为在行为认定时,这些规定通过被援引而纳入刑法构成要件之内,对之或者以事实上的认识来处理,或者以刑法上的认识来处理。因而纯粹的民法上或行政法上的不涉及刑法规定的认识错误,非常少见。 而德国刑法学界对法律认识错误内容的探讨,采取了不同的考察视点。不法意识的内容与对象(gegenstand oder inhalt des unrechtsbewusstseins)一直是从行为认识角度来被分析的,虽然也进行刑法上或者刑法外的认识的区分,但是这种区分不是以法律规定客观上的属性,究竟事实上是刑法上还是刑法外为依据的,而是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依据,即行为人所认为的民法行政法上,而是刑法上的。一方面是因为既然探讨法律认识错误,则自始都无法撇开行为人的认识角度,另一方面概出于上述实用性的考虑。 根据德国刑法的罪责理论,将违法性认识作为完整罪责(volle schuld,即认定行为人完整罪责)的前提条件的。(34)主流观点将违法性认识的内容表述为,行为人必须认识到他所违反的价值的普遍的约束力与不可破坏性,即他所违反的规范的法律特征。(35)相反,违法性的认识的内容不包括行为人内心良知与道德的谴责,因而信仰犯或者良心犯行为时仍具有不法意识。违法性认识也不等于对行为形式上的违法性的认识,而是行为的实质上的价值违反性认识。(36)社会伦理上的价值违反与道德风俗违反也不是违法性认识的对象(37),因为这并无法反映对行为涉及的法律规范的轻视。根据通说与长期以来的司法判例,违法性认识不仅涉及对违反刑法规范的认识,也包括对其他法律规范违反的认识,因此行为人只要认识到行为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对立关系,不论其将这种法律规范理解为具有刑事的或者民事的与行政的性质,都视为具有违法性认识。(38)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1990年斯图加特高等法院作出裁决的一则判例中更加具象地予以把握。此案中一名身为律师的被告a为一起麻醉品交易的案件中的嫌疑人r提供咨询,然后又接到同一案件的另一嫌疑人k的委托,两名当事人在刑法上关于检举立功的规定方面互有利益冲突。在律师a的咨询建议下,k提供了不利于r的信息。后来k也被提起控告,该律师拒绝了r的委托,而接受了k的委托。被告误以为r与k不属于第356条中“同一法律事件的双方当事人”,在为k的中作出了不利于r的言辞。该律师被控以《德国刑法典》第356条的背叛当事人罪。斯图加特州法院肯定了被告a的背叛当事人行为,但是以被告存在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法律认识错误)而拒绝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39) 斯图加特州法院之所以认定被告人禁止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错误,原因在于,在何种条件下刑事诉讼中的多个参与人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可以被作为对方当事人理解,在文献与判例中都不甚清晰。之后检察院提出申诉得到肯定答复,斯图加特高等法院认为该认识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应当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学者在此看到的不是认识错误的可避免性问题,而是违法性认识内容的问题。当时的《联邦律师费用条例》(40)中有禁止在同一法律事件中为存在利益冲突的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咨询和业务的规定,在此关键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违法性认识不以刑法规定的不法认识为限,因而律师纪律法上的违法认识也应该被考虑。被告a作为律师,必然熟悉该职业纪律性质的法律文件上的规定,至少知道其行为在职业纪律上是违反义务的行为。纪律法与刑法仅存在量的差别,而“不存在法律上的价值违反性的质的差别,在两种规范的约束性上也无差异”(41),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仍正确地理解了其行为的实质不法。至于其将行为理解为会引起了纪律惩罚还是会引起刑罚,是属于对行为结果的判断,不影响行为人的不法意识。(42) 关于违法性认识的内容,也有持不同意见者。也有学者主张,违法性认识应该以对于违反刑法规定与违反秩序(ordnungswidrigkeitsgesetz)的认识为限,认为应当区分可制裁的(sanktionierbarkeit)与可纠正(korrigierbarkeit)的认识。(43)行为人民法与行政法方面的违法认识,是可以纠正的认识,行为仅因此发生民法上的或行政法上要求更正的效果。而刑法与违反秩序法性质的错误认识则是可以惩罚的,因为行为的后果是刑罚制裁。对于仅发生更正效果规范的错误认识,不会引起刑法上的谴责,因而不属于禁止错误的内容。(44) 笔者以为,反对意见值得进一步推敲,这种意见实际上在重复帝国法院时代在法律认识错误上区分为刑法上的认识错误与刑法以外其他法律规范认识错误的做法,只不过在结果处理上不同而已。帝国时代的刑法上认识错误能够排除行为故意,此处主张的罪责理论范围内的刑法上认识错误,属于违法性认识内容,因而根据其是否能够避免,决定行为人是否有罪责。而正如上文所述,在社会生活条件发生巨大的变革,大量调整行政生活与经济生活的规范被刑法吸纳而成为刑法规范以后,刑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区分已经变得模糊,仍然坚持这种区分,虽然是在确定行为人罪责的领域,而不是在以往确定故意存在与否的领域,并不比一个世纪之前的法律理论有多大的进步,而在当今德国刑法界的发展情况下来看,则不啻为一种倒退。 正如rudolphi在1969年即已所言:“他(指行为人)究竟如何预计为他所正确认识到的不法,至于他是将其视为可处以刑罚的不法,还是把他看作引起损害赔偿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的不法,对于他以相关规范的被正确认识到的价值内容进行行为的自由决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45)就行为人的内心世界来说,与整体法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对法整体的敌视或者漠视的态度,即可以成为罪责成立的前提,而不论所敌视或者漠视的法律规范,究竟属于哪一个部门。采取这种立场,也不会导致刑事责任追究的扩大化,因为构成要件可以起到保障的功能:罪责的判断总是发生在行为构成要件的判断之后,在客观上肯定了构成要件行为之后,才进行罪责的判断,而不是相反。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并且在实施该行为时具有对具体构成要件的知与欲,尽管不知其意识到行为违反刑法,但是因为意识到行为在民法或者行政法上不被许可,内心具有对整体法秩序的敌视或者漠视,因而具有构成要件的罪责。这种见解不仅在逻辑推论上缜密有序,而且符合在罪责概念构造上的预防理念(praeventive ueberlegungen auf die inhaltliche ausgestaltung des strafrechtsdogmatische schuldbegriffs),在刑事政策上有助于预防功能的发挥。 当然,如果行为人意识到行为违反刑法规范而仍然作出行为决定,与行为人仅意识到行为违反民法或者行政法的规范相比,其对于法秩序的敌意应该更强,实施违法行为的决心也应该更大,因而具有程度更大的罪责。roxin指出了不法意识性质不同而引起的罪责的量的差别,但是同时也看到,这种程度更轻的罪责在一般的量刑中即可以解决,而不需要在法律认识错误所引起的特殊的刑法幅度下予以考虑。因为对刑法上的错误认识很少是可以避免的,因而也不会导致减轻处罚。(46)而民法或者行政法的认识错误如果可以避免,则直接导致排除罪责的效果,自然体现了二者之间罪责的差异。因而通说仍然是成立的。 笔者以为我国违法性认识上的狭义说与广义之争,并无多大实益。如上所述,绝大多数刑法以外的法律规定的认识,都因为与构成要件的关联而可以被认定为刑法上的认识,或者被认定为事实上的认识,因而这种争论,多半是予学者以口舌龃龉之乐,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即使存在纯粹的刑法外的认识错误,对该错误的考察也不会发生在刑事责任领域,因为没有构成要件作为关联点被触及,行为也没有在刑法上进行评价的必要。如果确有必要对这种伴随错误认识而刑法上又无相关规定的行为处以刑罚,则首先考虑的是刑事可罚性的问题,必须在填补刑事可罚性漏洞之后,才可以进行处罚。而在填补刑事可罚性漏洞,设立新的罪名与行为构成之后,则原先刑法外的法律认识又成为刑法上的认识了。 而对于德国在违法性认识以行为人角度出发进行的狭义说与广义说来说,这种争论的基础是存在的,因为虽然大多数行为人在行为时根本未考虑自己的行为产生刑法上的疑问,还是产生民法行政法上的疑问,但也不能否认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对于其行为情况,如果不是非常清晰地,也是潜在地有所认识,例如对自己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预估,也可以反映行为人对行为法律属性的认识。如果以德国法的这种区分出发,则结论已经存在:广义说的通说是正确的。 笔者以为,违法性认识应为对法律规定的整体认识,是对整体法规范的认识,不必区分刑法上的认识与刑法以外的法律认识。如此一来,也不存在以行为人视角的对违法性认识内容进行区分,与以法律规定的客观属性作为依据进行区分这种视角选择的问题了。 三、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法律后果 根据遵循罪责理论的《德国刑法》第17条,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缺乏实施不法行为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错误不可避免,则其在行为时没有罪责,如果错误能够避免,则对其所处刑罚可以根据法定的特殊减轻处罚事由予以减轻。(47)因而禁止认识错误可发生两种法律效果:一为阻却责任,二为减轻罪责及减轻处罚。 (一)责任阻却的效果 禁止错误如果不可避免,则行为人行为时不具有罪责。因而错误的可避免性成为判断这种错误是否排除罪责的依据。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之前或者实施行为时,如果存在具体的机会(即对行为的合法性发生怀疑)进行关于自己行为违法性的思考,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或者通过查询而得到关于行为违法性的知识。如果行为人进行了这种努力而且努力是足够充分的,例如在可以期待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查询了有关法律(该法律一般应当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参考判例时也应当是最高审级的司法判决,但是对于司法判决实质上的正确性与合法性,行为人没有义务进行查证),咨询值得信赖的法律专业人士或者有关当局得到将要实施的行为合法的错误答复,该错误可以认定为不可避免。(48) 在禁止错误不可避免性判断中,存在一个基本的立场问题,即从客观的事实情况出发,还是从行为人在行为时的具体主观立场出发,进行不可避免性的判断。这个基本立场问题在刑法中毫不陌生,在过失中的结果预见义务的可避免性问题上也出现两种立场的对峙。虽然在民法与其他部门法中也存在这个立场问题的踪迹,但是其地位远没有在刑法中具有基本性。原因在于刑法的个人责任与最后手段性的强烈特征,在国家向个人落实其国家刑罚权时,总是要在个人身上寻求惩罚的原因,而不像在民法中那样在规责原则上还有公平与责任分担的考虑。在刑法领域,个人立场与国家立场,主观角度与客观角度之间,具有持久的紧张关系。在违法性认识错误可避免性的判断方面,这一紧张关系体现于如下争论之中。 1.关于行为时是否存在违法性疑问的具体机会 行为人产生违法性认识错误之前,往往对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发生疑问,而之所以产生这种疑问,一般是由于存在着具体的机会,如本能地思考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其行为将会引起他人的损害。但是如果行为人根本未对其行为的合法性发生过疑问,而是径自认为自己所为合法,那么如何解决行为人的法律认识错误可避免性问题?因为这种情况下,从行为人方面来看,错误在行为时是无法避免的。此处即出现行为人主观立场与国家客观立场的对立,也是德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之处。 采取主观立场的学者肯定这种情况下行为人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49),因为不可避免性的本质在于对个别行为人的主观能力的判断,而这一点除了要求对于行为人来说客观存在的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以外,也以行为人具有这种机会,去利用客观上给他的这种查明行为是否违法的可能性为前提。(50)持此见解的学者所举出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仅以客观上存在的通过查询与咨询来消除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为依据进行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不可避免的判断,则仅能够在极少数例外情况下认定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例如在一些不作为犯罪之中,行为人不会想到对其不作为的合法性进行长时间的思考与查询。而这样一来,违法性认识错误排除罪责的实际意义几尽丧失,刑法中的违法性认识错误规定也将形同虚设。(51)第三点理由是,如果要求行为人在行为之前总是要思考及查明行为是否与法律相一致,则会无疑加重了行为人行为的负担,尤其是在法律条文纷繁复杂的今天,将导致阻滞行动能量的后果。(52)对此roxin也表达了相同的忧思,认为这是一种不现实的苛求,产生妨碍社会生活的负面后果。(53) 而客观主义的立场受到了判例的推崇:只要客观上存在澄清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可能性,判例即倾向于认为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而无论行为人是否有机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疑问,是否觉察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上的疑问。在上文中提到的德国联邦法院案例中,大刑事委员会即明确地表达了其客观主义立场:“人们因为具有自由的道德风俗上的自由决定能力,因而时刻都为承担责任的决定所要求,以法律共同体的一员的身份而行为,避免实施不法。他应该在进行他所能控制的行为时,弄清楚该行为是否与法律的应然规定相一致。如有疑虑,应该通过思考与查询消除之。”(54) 在1958年的一则案例中(55),联邦最高法院再次重申这一立场,在对一位被告的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性进行判断时——该被告在行为时未思考事故发生地的三角路标的含义因而对其行为的违法性也未发生怀疑,并非以事实上被告是否对行为违法性进行怀疑为依据,而是以他是否应当被允许对其行为不发生怀疑为依据。即采取的是应然层面上的客观立场。联邦最高法院的一贯立场是,只有在被告仔细查明了法律问题之后仍然能够和被允许认为其观点是正确的,其实际上的错误认识才是不可避免的。”(56) 该观点虽然多受学者诟病,但是为保障法律安全性起见,判例仍然坚持了这一立场。 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立场的冲突之间,roxin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调和。他主张只有在如下几种情况下才应该肯定存在具体的机会,以促使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进行思考:即当行为人通过他人即时的指示或者自己的思考,或者阅读专业读物而产生行为合法性的怀疑时;或者行为人虽对行为没有发生怀疑,但是他在个别法律特殊规定的领域内活动时;以及当行为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人或者社会造成损害时。(57)只有在这三种情况下,行为人必须查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因未作充分努力而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时,该错误即是可以避免的,无法排除行为的罪责。除此之外,对行为人在行为时未对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思考而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应认定为不可避免的错误。 roxin虽然对行为人发生合法性疑问的机会进行了限制,但是仍然是从主观主义的立场出发构造这种限制的。roxin对这一立场的维护,与其功能主义的刑法思想是一致的:如果除上述三种情况之外,行为人在行为时不存在对自己行为发生合法性疑问的机会,而发生法律认识错误的,应当肯定错误的不可避免性。虽然这会导致更多的无罪判决,但roxin认为对之不需要顾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的必要性就会很小,警告与教育即可使他获得正确的法律认识,避免这种行为的再次发生;而法秩序也不会因为放弃对他的惩罚遭受任何损失,因为对于这种认识错误,任何事先不具备这种法律知识的人都难以避免。(58) 2.客观上的法律信息的正确性vs行为人可被接受的主观上的认识程度 另外一个体现行为人立场与客观立场之争的问题是,对于法律认识错误可避免性的判断,是以客观上的法律信息的正确性为准,还是以行为人主观上可被接受的认识程度为准。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比较容易,按照逻辑推论即可得出答案:当然是以后者为判断的依据,因为如果以前者,则所有的法律认识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也自无法律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可言了。但是仍需进行以下说明: 判断错误可避免性的关键之处在于,行为人是否尽了最大努力,以消除其对法律上的疑问,从而实施其所认为的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原因似乎在于,行为人在进行充分努力的过程中,已体现了其尽量与法规范保持一致的愿望,从而能够抵消(至少从刑事政策上的处理结果上来说)他所完成的构成要件的不法,进而排除罪责。因而可以推论的是,关键的不是通过查询或者咨询所获得的信息内容的正确性,而是从行为人的角度来说,这些信息的权威性与可信赖性,因为后者中体现的是行为人消除法律疑惑的努力程度。 另外,因为法律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而排除行为人的罪责,也只是在行为人通过努力消除了法律上的疑惑而实施行为的场合。如果行为通过充分地查询与咨询,未能得到值得信赖的答案以消除其对于行为合法性的怀疑,但是仍然决定实施该行为,则根本不存在法律上的认识错误,而只存在法律上的疑惑。这时行为人仍然存在罪责。因为,在存在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疑问之时而实施行为,仍然体现了对行为不法的放任,因而存在行为不法的罪责。 (二)罪责减轻的效果 根据《德国刑法》第17条第1款,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发生禁止错误,但是该错误可以通过认真思考,查询法律规定与咨询法律专业人士等努力之后避免,那么行为人在行为时就是具有罪责的,但可以对之酌情减轻处罚。因为禁止错误的存在一般会对行为人的行为产生一种促进的作用,因而行为时的罪责比起不存在这种错误时应该有所减少。因而,存在可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在《德国刑法》上属于一种法定酌情减轻处罚事由。《德国刑法》上虽然规定对行为人酌情可减轻处罚,但是在司法判例中一般都会考虑对行为人处以较轻刑罚。只有在行为人因为对法的敌视态度而导致法律认识错误时,才不予减轻处罚。(59)正是罪责原则的这种弹性处理,给予法官针对行为人量身度定的罪责与刑罚裁量空间,为它赢得了广泛的喝彩。 需要指出的是,违法性认识错误所具有的罪责免除与减轻的法律效果,与罪责能力瑕疵方面的罪责免除或减轻,虽然在结果上是相同的,但是不应混淆。罪责能力方面,如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精神障碍所致的刑事责任能力减轻,是对行为人进行的普遍的客观上的判断,而违法性意识则是对行为人行为时的内心世界的考察。前者是罪责的前提条件,而后者是罪责的内容。 四、结语 鉴于发生违法性错误认识时行为人在罪责上与不发生这种错误认识责任的区别,应在我国刑法上给予违法性错误以必要的地位,这也是罪责原则(schuldprinzip)的要求。而如前所述,对违法性认识在构成要件中进行定位,是解决违法性认识错误时的罪责确定与量刑的前提。 由于在我国犯罪四构成要件体系中无法对违法性认识进行定位,必须在对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进行反思与重构的基础上,确定违法性认识的位置。当然违法性认识的定位问题,只是要求重建犯罪构成要件诸多因素之一,构成要件的体系本身的矛盾,也多为学者诟病,其内在的缺陷不仅妨碍对犯罪行为的逻辑而科学的理解,作为一种评价体系也会导致对行为的不正确的评价(如错误的归责等),因而最终导致刑事政策上不受欢迎的结果。德国犯罪成要件理论发展至今,虽然仍存在不同的争议点,但是其逻辑构造的缜密,作为行为评价体系的巨大优势地位,无可撼动。以对违反性认识的地位问题的探讨为契机,也可以引发我们对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进行反思。如何调整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使其成为一种在规范层面判断犯罪存在与否的理性工具,将是我国刑法理论发展的中心课题。 而就本文来说,其真实的主旨不在于倡导径直接受德国关于禁止错误的相关法律制度,而在于以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彰显我国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体系性缺陷,提示我们思考大陆法系三构成要件(行为构成该当性—违法性—罪责)逻辑体系上的优越性,并结合德国禁止错误法律制度追随德国刑法思维脉络的细致展开。从纯粹忠诚于逻辑的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应该在接纳三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将违法性归属为罪责,与罪责能力一道作为判断罪责的要素。但是这需要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我们相信这种思维模式或者说这种“逻辑”已被抽象纯化到接近科学的程度,也就是说,它如果被来自于另一个文化体的一群接受了这种思维训练的人使用,会得到相同的推理结果。另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是从结果功利的立场出发,果真想得到这个思维推理过程的终端,一个具有可信性的推论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推论的结果能够被我们的法规法适用者和法规范对象所接受和信赖,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形:在漫长的推论之后一个结果被呈现在法规法适用者和法规范对象面前,而这种结果因为与法规法适用者和法规范的简单的法情感不相容,径直被拒绝。本文仅在此提出这两个前提,对其成立与否,不在此处进行检验。 至于另一个问题,即我国刑法是否能够接受这种来自于另一个文化体的逻辑习惯的“侵袭”,容纳相应的变革,本文就更无意于进行某种预测,或者进行法律继受可行性的考察。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规范学的范围,恐怕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逻辑性优劣较量的问题,而是朝向社会学的方向发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与上述第二个前提的预示有着内在的联系,其间涉及对我国既有刑法思维的整体性反思,涉及特定思维习惯的接受、生成与培育。 法律认识论文:论刑法中的法律认识错误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关系的传统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笔者认为应立足于现实社会,尊重历史的精神,坚持客观、全面的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认识错误 法律认识错误 刑事责任 一、法律认识错误的概念 法律认识错误的上位概念是刑法上的认识错误,因此界定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进一步研究法律认识错误的前提。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刑法性质、后果和有关事实情况的不正确认识,也就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的法律意义或者事实情况发生的认识错误。根据这种理解,刑法学中的法律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在有关法律性质和法律意义的评价上的不正确认识,又称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简称法律错误。 而在西方刑法理论上,法律错误是与事实错误相对应的概念,违法性错误或禁止错误是与构成要件错误相对应的概念。不过学者们一般认为,法律错误与违法性错误、禁止的错误具有相同的意义,因此三者往往互相替代[1]。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三者还是有差别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外延上。法律错误是对法律规范的认识错误,即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规范上应受何种评价存在不正确的观念。而刑法规范除了包含犯罪构成的条件外,还包括对犯罪如何处罚的内容。因此,法律错误既可能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认为是犯罪发生了错误认识,也可能是对其应受的处罚有不正确的认识。而违法性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存在错误认识,即把本来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不违法或非犯罪的行为;或者是把本来不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但不包括对其行为应定的罪名或应受的处罚存在错误认识的情形。禁止的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存在不正确认识,即把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误认为不禁止,把刑法不禁止的行为误认为禁止。其含义与违法性错误大致相同。总之,违法性错误或禁止的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是否违法、是否为法律所禁止存在不正确认识;法律错误除了对这种“违”或“禁”的认识错误外,还包括在明知法或被禁止之后,对应受惩罚的认识错误,所以法律错误比违法性错误、禁止的错误范围更宽、外延更广。 二、法律认识错误的种类 关于法律错误的分类在中外学者中存在争议,我们认为,传统的对法律错误的三分法准确的包含了法律错误的各种情形,排除了应作为事实错误的情况,在体系上更为完备,因而更为可取。按通行教科书的表述法律错误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行为人出于不知或误解法律把自己实施的非犯罪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 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通常被称为“假想犯罪”或“幻觉犯”,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律的积极错误。这种法律错误一般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正当合法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例如把正当防卫行为当作犯罪的情况;二是把具有一般社会危害性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例如把盗窃价值不足500元人民币财物的行为当作盗窃罪的情况。 2、行为人由于不知或误解法律把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误认为不是犯罪,即通常所说的“假想不犯罪”或“错觉犯”,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律的消极错误。 这种法律错误一般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但认为未达到犯罪程度,不是犯罪。例如,行为人与军人配偶同居,行为人认为这只是违反《婚姻法》或违反道德的行为,不是犯罪,而实际上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259条规定的破坏军婚罪。二是行为人把自己实施的通常情况下构成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合法行为。例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 认为只要对方同意就不构成犯罪,而实际上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 3、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对应成立的罪名或应受刑罚的轻重产生错误认识。 这种法律错误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对自己行为应成立罪名的误解,例如盗窃后被失主发现,为逃逸对失主使用暴力的,行为人认为是盗窃罪,实应定抢劫罪;二是对行为应处刑罚轻重的误解,例如行为人不知刑法对加重或减轻情节有从重或从轻处罚的规定而受到与自己预想不同的刑罚。对于后一种情形,有学者认为在实践中不会产生刑法适用的问题,因此理论上没有必要将其列为法律错误的一种。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第一,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领域,其联系表现在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其区别则是二者所处领域不同,方法自然不同,实践中无意义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也放弃,虽不影响指导实践,但对于理论自身的完备却是一个损失。有缺陷的理论用哲学标准来衡量就不是科学。况且,我们的法学理论基本秉承了大陆法系重视理论自身建设的传统,不能因为实践中无疑问就放弃理论上的研究;第二,如前所述,刑法上的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的法律意义或情况的认识错误,对刑罚轻重的错误虽不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错误。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方式,关系受刑人的切身权益,特别是人身自由权等权利的行使,怎能说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意义。 三、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1、刑法理论中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关系的争论 法律认识错误对刑法的意义在于行为人是否因法律认识错误的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认识错误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对犯罪的事实有正确的认识,但对这种事实在法律上的评价发生误解。在刑法理论上,法律认识错误一般可分为犯罪认识错误和刑罚认识错误,当然还可以有其它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七分法等[2]。从立法史上看,在不容许认识错误的诺曼底时代,“不要求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的绝对责任原则”[3]。19世纪英美法系国家为维护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有效实施刑法,通过判例确立了“不知法律不给任何人提供免责理由”的铁则。进入21世纪后,文明进程的发展迫使古板的规则作出了历史让步,社会对犯罪的考察和惩罚由犯罪行为转向了犯罪行为人。1975年德意志联邦刑法典规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对其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而且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则不负刑事责任。如果是可能避免的,得减轻处罚。”[4]此条款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刑法关于对法律认识错误情况下的刑事责任最宽容的立法。刑法界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古已有之,在理论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1)否定说。认为刑事责任的承担不要求行为人具有违法性意识,即违法性的认识错误并不能够成为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正当理由。“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丝毫无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只须有对事实的认识即可”[5]。罗马法中曾有过这样的传统原则:“不知法有害”“不知法不赫”这其中的含义就是市民如果不知道法律对自己是有害的,当自己在无意中触犯法律时,不得借口不知法而开脱。这里暗含的条件是市民可以且应当知晓到法律,这显然是加重了市民的责任。在否定的论者中最为彻底的论述可能就是德国学者洛克辛的这段话了,他说“如果把违法性意识作为处罚国民的一般条件,就等于国家为轻率者、梦想家、狂唁者和愚蠢者提供了违反法律的通行证,就等于国家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6]。 总的来说,采取否定立场的学者的理由是:法律是生活的规则,市民应当知晓;违法性的证明难度太大,若承认则会给刑事司法带来困难;实证派学者认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人身的危险性,与违法性认识没有关系。我国采取否定立场的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的规定中体现了我国是不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可以影响刑事责任的。而且若采纳违法性意识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的话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会造成对懂法之人的不公平的现象。 (2)肯定说。该说认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使个人决定其作为和不作为的依据,知法犯法是行为人“对法有敌意”,国家有权对其处罚[7];违法性认识错误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这其中又有几种不同的见解:严格故意说主张成立犯罪故意不仅要具备对犯罪事实的认识,还必须具备违法性的认识。德国的贝林格、宾丁,日本的小野清一郎、大冢仁等人都主张这种观点。他们以道义责任为依据,认为若行为人不具有违法性的认识,就缺乏对其以故意的刑事责任来处罚的依据;限制故意说认为不是违法性认识而是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犯罪故意成立的条件。只有当违法性错误不可能回避时,才能阻却故意。但是这样就实际上是把过失的要素引入了故意的概念之中,如此以来法律上的过失就和故意没有区别了,因此这种学说的漏洞较大;还有一种责任说的支持者认为违法性意识的有无与故意的成立没有关系,但与期待可能性有关,在欠缺违法性认识时就不存在对行为人的合法行为的期待,从而阻却责任。 (3)基本否定说。此观点认为“认识行为的违法性一般来说并不是故意犯罪的内容,但是不能排除个别例外的情况”[8]。 (4)折衷说。折衷说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可否阻却或减轻刑事责任不可一概而论,对违法性缺乏认识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如果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缺乏认识则可排除主观故意。上述各学派虽然都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其观点都有其偏颇性:肯定说和否定说都以牺牲部分行为人的自由和生命或放纵部分以法盲为辩护理由而逍遥法外的犯罪人为代价,其解决问题的方式过于简单;基本否定说因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而失于笼统;折衷说由于疏漏了对过失中认识错误的讨论,给人以不全面之感。笔者认为认识错误及其刑事裁量应遵循“不知者不罪”这一有着传统的精神且具有法理根据的基本原则。在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认识脱节的情况下,只应该要求人们依据其行为违法与否的认识来决定其行为。在刑法的领域里,刑罚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公民唯一的行为依据,承当刑事责任是需要违法性认识的。只要承认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条件就是当然的逻辑理论,违法性错误不管是出于对法律的不知还是误解,都应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解决违法性认识问题,应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作为司法最终的裁判标准,以避免刑法的“专横”,同时注意发挥刑法裁判规范对应然价值及未然秩序的导向作用。 2、我国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在前面所述的三种法律认识错误中,第一种法律错误一般均认为不改变行为本身的非犯罪性。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行为人定罪量刑时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而在假想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虽具有“罪过”,但在客观上却不具有危害行为或危害行为未达到严重程度,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主客观并不统一,不符合犯罪构成,因而不能定罪。而且,刑法中也无假想犯罪的规定,对其定罪也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对于第三种法律错误,行为人已经认识到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只是对应定罪名或应处刑罚存在误解。在主观上,行为人对犯罪已有清楚认识,并进而实施该行为,其主观故意不言而喻,而且他所实施的行为也已达到了严重的危害程度,构成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所以行为人的行为已具备了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犯罪已经成立。至于对罪名或刑罚的误解,因不属于故意的认识内容,既不影响主观罪过也不改变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因而对其刑事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对上述两种法律错误的处理,理论界已形成共识,只是对第二种法律错误的处理存在较大的争议。这种法律错误的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也有所认识,主观恶性已较明显,一般认为该情形不影响故意的成立。至于第二种情形,即行为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一无所知,完全缺乏认识的情况,日本学者称之为最狭义的法律错误。对这种错误的处理才是争论的焦点。 3、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影响的必要性法律认识错误是否影响刑事责任这是研究法律认识错误所要重点回答的问题。行为人把本来不构成犯罪的的行为误认为是犯罪(即假想的犯罪),把本来应构成此罪的的行为误认为构成彼罪,或者对应处刑罚轻中产生误解,这几种法律认识错误都对定罪量刑不产生影响。那种对犯罪事实本身有正确认识,但对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是最狭义的法律认识错误,可能存在影响刑事责任裁量问题。 在当代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变动加快,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新的法规不断涌现,人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那么多的法律,特别是有些专业性条例和行政性法规,它们同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联系很少,不容易凭社会习惯和生活常识来判断这种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官对相同的法律持不同见解的情况也在增多,专业法官尚不能统一对法律的理解,更何况一知半解的行为人呢?刑法作为一种法律和生活的准则,其应当之条件就是让人们能够了解和掌握并以之而生活。倘若无法获取该法律,或因其他正当原因不知法律而受法律制裁,这是违背刑法正义的精神的。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理论界对这一条的解释(即裁量的依据)是因为这类人群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大大低于正常人,所以应当不同于常人。但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低于常人的部分能力正是影响他们了解法律,培养法意识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类人群的违法性意识是低于正常人的,因此需要特殊对待,这也是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那么同样,当一个人在正常的状态下无法了解法律时,他又何异于上述人群呢? 长期生活在国外、居住在港、澳、台地区的人,往往不知道大陆的有关法律,在他们来到大陆初期就可能出现因不知法而犯法的情形,还有生活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在进入其它地区的初期,因不知国家的法律而按自己落后的民族风俗习惯实施了某种行为,结果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律;还有行为人为了弄清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善意的征询公务机关的意见,在公务机关明确答复某种行为合法的情况下,实施了该行为,但实际上公务机关的解释是错误的。 在美国,当政府未能将制定的法律公布于众时或行为人违反法律是因为信赖官方作出的声明时,法院可以接受为可得宽恕的辩护理由。可见,在有着“不知法律不可恕传统的普通法国家中也已经开始考虑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了。美国学者曾提出在贫民窟里长大的青年人由于没有机会接触到外部的社会造成“文化隔离”,从而不能把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观念。行为人因此而犯罪时,就不可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这其实反映出了一种公平的观念,即当国家不能给予某些人以正常的生活条件时,就不应该以一般人的要求去规范他们。 刑法的谦抑性也告诉我们,必须强调刑法的宽严相济,不能使不应受处罚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这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现代刑法中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的统一,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使真正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合理化的本质所在。 法律认识论文:探析刑法中的法律认识错误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关系的传统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笔者认为应立足于现实社会,尊重历史的精神,坚持客观、全面的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认识错误 法律认识错误 刑事责任 一、法律认识错误的概念 法律认识错误的上位概念是刑法上的认识错误,因此界定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进一步研究法律认识错误的前提。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刑法性质、后果和有关事实情况的不正确认识,也就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的法律意义或者事实情况发生的认识错误。根据这种理解,刑法学中的法律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在有关法律性质和法律意义的评价上的不正确认识,又称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简称法律错误。 而在西方刑法理论上,法律错误是与事实错误相对应的概念,违法性错误或禁止错误是与构成要件错误相对应的概念。不过学者们一般认为,法律错误与违法性错误、禁止的错误具有相同的意义,因此三者往往互相替代[1]。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三者还是有差别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外延上。法律错误是对法律规范的认识错误,即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规范上应受何种评价存在不正确的观念。而刑法规范除了包含犯罪构成的条件外,还包括对犯罪如何处罚的内容。因此,法律错误既可能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认为是犯罪发生了错误认识,也可能是对其应受的处罚有不正确的认识。而违法性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存在错误认识,即把本来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不违法或非犯罪的行为;或者是把本来不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但不包括对其行为应定的罪名或应受的处罚存在错误认识的情形。禁止的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存在不正确认识,即把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误认为不禁止,把刑法不禁止的行为误认为禁止。其含义与违法性错误大致相同。总之,违法性错误或禁止的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是否违法、是否为法律所禁止存在不正确认识;法律错误除了对这种“违”或“禁”的认识错误外,还包括在明知法或被禁止之后,对应受惩罚的认识错误,所以法律错误比违法性错误、禁止的错误范围更宽、外延更广。 二、法律认识错误的种类 关于法律错误的分类在中外学者中存在争议,我们认为,传统的对法律错误的三分法准确的包含了法律错误的各种情形,排除了应作为事实错误的情况,在体系上更为完备,因而更为可取。按通行教科书的表述法律错误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行为人出于不知或误解法律把自己实施的非犯罪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 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通常被称为“假想犯罪”或“幻觉犯”,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律的积极错误。这种法律错误一般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正当合法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例如把正当防卫行为当作犯罪的情况;二是把具有一般社会危害性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例如把盗窃价值不足500元人民币财物的行为当作盗窃罪的情况。 2、行为人由于不知或误解法律把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误认为不是犯罪,即通常所说的“假想不犯罪”或“错觉犯”,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律的消极错误。 这种法律错误一般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但认为未达到犯罪程度,不是犯罪。例如,行为人与军人配偶同居,行为人认为这只是违反《婚姻法》或违反道德的行为,不是犯罪,而实际上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259条规定的破坏军婚罪。二是行为人把自己实施的通常情况下构成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合法行为。例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 认为只要对方同意就不构成犯罪,而实际上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 3、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对应成立的罪名或应受刑罚的轻重产生错误认识。 这种法律错误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对自己行为应成立罪名的误解,例如盗窃后被失主发现,为逃逸对失主使用暴力的,行为人认为是盗窃罪,实应定抢劫罪;二是对行为应处刑罚轻重的误解,例如行为人不知刑法对加重或减轻情节有从重或从轻处罚的规定而受到与自己预想不同的刑罚。对于后一种情形,有学者认为在实践中不会产生刑法适用的问题,因此理论上没有必要将其列为法律错误的一种。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第一,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领域,其联系表现在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其区别则是二者所处领域不同,方法自然不同,实践中无 意义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也放弃,虽不影响指导实践,但对于理论自身的完备却是一个损失。有缺陷的理论用哲学标准来衡量就不是科学。况且,我们的法学理论基本秉承了大陆法系重视理论自身建设的传统,不能因为实践中无疑问就放弃理论上的研究;第二,如前所述,刑法上的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的法律意义或情况的认识错误,对刑罚轻重的错误虽不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错误。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方式,关系受刑人的切身权益,特别是人身自由权等权利的行使,怎能说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意义。 三、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1、刑法理论中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关系的争论 法律认识错误对刑法的意义在于行为人是否因法律认识错误的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认识错误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对犯罪的事实有正确的认识,但对这种事实在法律上的评价发生误解。在刑法理论上,法律认识错误一般可分为犯罪认识错误和刑罚认识错误,当然还可以有其它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七分法等[2]。从立法史上看,在不容许认识错误的诺曼底时代,“不要求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的绝对责任原则”[3]。19世纪英美法系国家为维护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有效实施刑法,通过判例确立了“不知法律不给任何人提供免责理由”的铁则。进入21世纪后,文明进程的发展迫使古板的规则作出了历史让步,社会对犯罪的考察和惩罚由犯罪行为转向了犯罪行为人。1975年德意志联邦刑法典规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对其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而且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则不负刑事责任。如果是可能避免的,得减轻处罚。”[4]此条款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刑法关于对法律认识错误情况下的刑事责任最宽容的立法。刑法界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古已有之,在理论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1)否定说。认为刑事责任的承担不要求行为人具有违法性意识,即违法性的认识错误并不能够成为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正当理由。“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丝毫无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只须有对事实的认识即可”[5]。罗马法中曾有过这样的传统原则:“不知法有害”“不知法不赫”这其中的含义就是市民如果不知道法律对自己是有害的,当自己在无意中触犯法律时,不得借口不知法而开脱。这里暗含的条件是市民可以且应当知晓到法律,这显然是加重了市民的责任。在否定的论者中最为彻底的论述可能就是德国学者洛克辛的这段话了,他说“如果把违法性意识作为处罚国民的一般条件,就等于国家为轻率者、梦想家、狂唁者和愚蠢者提供了违反法律的通行证,就等于国家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6]。 总的来说,采取否定立场的学者的理由是:法律是生活的规则,市民应当知晓;违法性的证明难度太大,若承认则会给刑事司法带来困难;实证派学者认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人身的危险性,与违法性认识没有关系。我国采取否定立场的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的规定中体现了我国是不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可以影响刑事责任的。而且若采纳违法性意识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的话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会造成对懂法之人的不公平的现象。 (2)肯定说。该说认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使个人决定其作为和不作为的依据,知法犯法是行为人“对法有敌意”,国家有权对其处罚[7];违法性认识错误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这其中又有几种不同的见解:严格故意说主张成立犯罪故意不仅要具备对犯罪事实的认识,还必须具备违法性的认识。德国的贝林格、宾丁,日本的小野清一郎、大冢仁等人都主张这种观点。他们以道义责任为依据,认为若行为人不具有违法性的认识,就缺乏对其以故意的刑事责任来处罚的依据;限制故意说认为不是违法性认识而是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犯罪故意成立的条件。只有当违法性错误不可能回避时,才能阻却故意。但是这样就实际上是把过失的要素引入了故意的概念之中,如此以来法律上的过失就和故意没有区别了,因此这种学说的漏洞较大;还有一种责任说的支持者认为违法性意识的有无与故意的成立没有关系,但与期待可能性有关,在欠缺违法性认识时就不存在对行为人的合法行为的期待,从而阻却责任。 (3)基本否定说。此观点认为“认识行为的违法性一般来说并不是故意犯罪的内容,但是不能排除个别例外的情况”[8]。 (4)折衷说。折衷说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可否阻却或减轻刑事责任不可一概而论,对违法性缺乏认识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如果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缺乏认识则可排除主观故意。上述各学派虽然都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其观点都有其偏颇性:肯定说和否定说都以牺牲部分行为人的自由和生命或放纵部分以法盲为辩护理由而逍遥法外的犯罪人为代价,其解决问题的方式过于简单;基本否定说因没有提出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法而失于笼统;折衷说由于疏漏了对过失中认识错误的讨论,给人以不全面之感。笔者认为认识错误及其刑事裁量应遵循“不知者不罪”这一有着传统的精神且具有法理根据的基本原则。在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认识脱节的情况下,只应该要求人们依据其行为违法与否的认识来决定其行为。在刑法的领域里,刑罚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公民唯一的行为依据,承当刑事责任是需要违法性认识的。只要承认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条件就是当然的逻辑理论,违法性错误不管是出于对法律的不知还是误解,都应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解决违法性认识问题,应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作为司法最终的裁判标准,以避免刑法的“专横”,同时注意发挥刑法裁判规范对应然价值及未然秩序的导向作用。 2、我国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在前面所述的三种法律认识错误中,第一种法律错误一般均认为不改变行为本身的非犯罪性。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行为人定罪量刑时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而在假想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虽具有“罪过”,但在客观上却不具有危害行为或危害行为未达到严重程度,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主客观并不统一,不符合犯罪构成,因而不能定罪。而且,刑法中也无假想犯罪的规定,对其定罪也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对于第三种法律错误,行为人已经认识到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只是对应定罪名或应处刑罚存在误解。在主观上,行为人对犯罪已有清楚认识,并进而实施该行为,其主观故意不言而喻,而且他所实施的行为也已达到了严重的危害程度,构成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所以行为人的行为已具备了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犯罪已经成立。至于对罪名或刑罚的误解,因不属于故意的认识内容,既不影响主观罪过也不改变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因而对其刑事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对上述两种法律错误的处理,理论界已形成共识,只是对第二种法律错误的处理存在较大的争议。这种法律错误的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也有所认识,主观恶性已较明显,一般认为该情形不影响故意的成立。至于第二种情形,即行为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一无所知,完全缺乏认识的情况,日本学者称之为最狭义的法律错误。对这种错误的处理才是争论的焦点。 3、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影响的必要性法律认识错误是否影响刑事责任这是研究法律认识错误所要重点回答的问题。行为人把本来不构成犯罪的的行为误认为是犯罪(即假想的犯罪),把本来应构成此罪的的行为误认为构成彼罪,或者对应处刑罚轻中产生误解,这几种法律认识错误都对定罪量刑不产生影响。那种对犯罪事实本身有正确认识,但对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是最狭义的法律认识错误,可能存在影响刑事责任裁量问题。 在当代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变动加快,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新的法规不断涌现,人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那么多的法律,特别是有些专业性条例和行政性法规,它们同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联系很少,不容易凭社会习惯和生活常识来判断这种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官对相同的法律持不同见解的情况也在增多,专业法官尚不能统一对法律的理解,更何况一知半解的行为人呢?刑法作为一种法律和生活的准则,其应当之条件就是让人们能够了解和掌握并以之而生活。倘若无法获取该法律,或因其他正当原因不知法律而受法律制裁,这是违背刑法正义的精神的。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理论界对这一条的解释(即裁量的依据)是因为这类人群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大大低于正常人,所以应当不同于常人。但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低于常人的部分能力正是影响他们了解法律,培养法意识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类人群的违法性意识是低于正常人的,因此需要特殊对待,这也是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那么同样,当一个人在正常的状态下无法了解法律时,他又何异于上述人群呢? 长期生活在国外、居住在港、澳、台地区的人,往往不知道大陆的有关法律,在他们来到大陆初期就可能出现因不知法而犯法的情形,还有生活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在进入其它地区的初期,因不知国家的法律而按自己落后的民族风俗习惯实施了某种行为,结果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律;还有行为人为了弄清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善意的征询公务机关的意见,在公务机关明确答复某种行为合法的情况下,实施了该行为,但实际上公务机关的解释是错误的。 在美国,当政府未能将制定的法律公布于众时或行为人违反法律是因为信赖官方作出的声明时,法院可以接受为可得宽恕的辩护理由。可见,在有着“不知法律不可恕传统的普通法国家中也已经开始考虑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了。美国学者曾提出在贫民窟里长大的青年人由于没有机会接触到外部的社会造成“文化隔离”,从而 不能把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观念。行为人因此而犯罪时,就不可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这其实反映出了一种公平的观念,即当国家不能给予某些人以正常的生活条件时,就不应该以一般人的要求去规范他们。 刑法的谦抑性也告诉我们,必须强调刑法的宽严相济,不能使不应受处罚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这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现代刑法中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的统一,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使真正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合理化的本质所在。 法律认识论文:浅论刑法中的法律认识错误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关系的传统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笔者认为应立足于现实社会,尊重历史的精神,坚持客观、全面的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认识错误 法律认识错误 刑事责任 一、法律认识错误的概念 法律认识错误的上位概念是刑法上的认识错误,因此界定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进一步研究法律认识错误的前提。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刑法性质、后果和有关事实情况的不正确认识,也就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的法律意义或者事实情况发生的认识错误。根据这种理解,刑法学中的法律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在有关法律性质和法律意义的评价上的不正确认识,又称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简称法律错误。 而在西方刑法理论上,法律错误是与事实错误相对应的概念,违法性错误或禁止错误是与构成要件错误相对应的概念。不过学者们一般认为,法律错误与违法性错误、禁止的错误具有相同的意义,因此三者往往互相替代[1]。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三者还是有差别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外延上。法律错误是对法律规范的认识错误,即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规范上应受何种评价存在不正确的观念。而刑法规范除了包含犯罪构成的条件外,还包括对犯罪如何处罚的内容。因此,法律错误既可能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认为是犯罪发生了错误认识,也可能是对其应受的处罚有不正确的认识。而违法性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存在错误认识,即把本来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不违法或非犯罪的行为;或者是把本来不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但不包括对其行为应定的罪名或应受的处罚存在错误认识的情形。禁止的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存在不正确认识,即把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误认为不禁止,把刑法不禁止的行为误认为禁止。其含义与违法性错误大致相同。总之,违法性错误或禁止的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是否违法、是否为法律所禁止存在不正确认识;法律错误除了对这种“违”或“禁”的认识错误外,还包括在明知法或被禁止之后,对应受惩罚的认识错误,所以法律错误比违法性错误、禁止的错误范围更宽、外延更广。 二、法律认识错误的种类 关于法律错误的分类在中外学者中存在争议,我们认为,传统的对法律错误的三分法准确的包含了法律错误的各种情形,排除了应作为事实错误的情况,在体系上更为完备,因而更为可取。按通行教科书的表述法律错误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行为人出于不知或误解法律把自己实施的非犯罪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 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通常被称为“假想犯罪”或“幻觉犯”,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律的积极错误。这种法律错误一般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正当合法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例如把正当防卫行为当作犯罪的情况;二是把具有一般社会危害性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犯罪行为,例如把盗窃价值不足500元人民币财物的行为当作盗窃罪的情况。 2、行为人由于不知或误解法律把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误认为不是犯罪,即通常所说的“假想不犯罪”或“错觉犯”,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律的消极错误。 这种法律错误一般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但认为未达到犯罪程度,不是犯罪。例如,行为人与军人配偶同居,行为人认为这只是违反《婚姻法》或违反道德的行为,不是犯罪,而实际上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259条规定的破坏军婚罪。二是行为人把自己实施的通常情况下构成犯罪的行为误认为是合法行为。例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 认为只要对方同意就不构成犯罪,而实际上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 3、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对应成立的罪名或应受刑罚的轻重产生错误认识。 这种法律错误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对自己行为应成立罪名的误解,例如盗窃后被失主发现,为逃逸对失主使用暴力的,行为人认为是盗窃罪,实应定抢劫罪;二是对行为应处刑罚轻重的误解,例如行为人不知刑法对加重或减轻情节有从重或从轻处罚的规定而受到与自己预想不同的刑罚。对于后一种情形,有学者认为在实践中不会产生刑法适用的问题,因此理论上没有必要将其列为法律错误的一种。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第一,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领域,其联系表现在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其区别则是二者所处领域不同,方法自然不同,实践中无意义的问题 如果在理论上也放弃,虽不影响指导实践,但对于理论自身的完备却是一个损失。有缺陷的理论用哲学标准来衡量就不是科学。况且,我们的法学理论基本秉承了大陆法系重视理论自身建设的传统,不能因为实践中无疑问就放弃理论上的研究;第二,如前所述,刑法上的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的法律意义或情况的认识错误,对刑罚轻重的错误虽不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错误。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方式,关系受刑人的切身权益,特别是人身自由权等权利的行使,怎能说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意义。 三、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1、刑法理论中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关系的争论 法律认识错误对刑法的意义在于行为人是否因法律认识错误的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认识错误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对犯罪的事实有正确的认识,但对这种事实在法律上的评价发生误解。在刑法理论上,法律认识错误一般可分为犯罪认识错误和刑罚认识错误,当然还可以有其它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七分法等[2]。从立法史上看,在不容许认识错误的诺曼底时代,“不要求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的绝对责任原则”[3]。19世纪英美法系国家为维护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有效实施刑法,通过判例确立了“不知法律不给任何人提供免责理由”的铁则。进入21世纪后,文明进程的发展迫使古板的规则作出了历史让步,社会对犯罪的考察和惩罚由犯罪行为转向了犯罪行为人。1975年德意志联邦刑法典规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对其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而且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则不负刑事责任。如果是可能避免的,得减轻处罚。”[4]此条款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刑法关于对法律认识错误情况下的刑事责任最宽容的立法。刑法界关于法律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古已有之,在理论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1)否定说。认为刑事责任的承担不要求行为人具有违法性意识,即违法性的认识错误并不能够成为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正当理由。“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丝毫无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只须有对事实的认识即可”[5]。罗马法中曾有过这样的传统原则:“不知法有害”“不知法不赫”这其中的含义就是市民如果不知道法律对自己是有害的,当自己在无意中触犯法律时,不得借口不知法而开脱。这里暗含的条件是市民可以且应当知晓到法律,这显然是加重了市民的责任。在否定的论者中最为彻底的论述可能就是德国学者洛克辛的这段话了,他说“如果把违法性意识作为处罚国民的一般条件,就等于国家为轻率者、梦想家、狂唁者和愚蠢者提供了违反法律的通行证,就等于国家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6]。 总的来说,采取否定立场的学者的理由是:法律是生活的规则,市民应当知晓;违法性的证明难度太大,若承认则会给刑事司法带来困难;实证派学者认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人身的危险性,与违法性认识没有关系。我国采取否定立场的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的规定中体现了我国是不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可以影响刑事责任的。而且若采纳违法性意识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的话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会造成对懂法之人的不公平的现象。 (2)肯定说。该说认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使个人决定其作为和不作为的依据,知法犯法是行为人“对法有敌意”,国家有权对其处罚[7];违法性认识错误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这其中又有几种不同的见解:严格故意说主张成立犯罪故意不仅要具备对犯罪事实的认识,还必须具备违法性的认识。德国的贝林格、宾丁,日本的小野清一郎、大冢仁等人都主张这种观点。他们以道义责任为依据,认为若行为人不具有违法性的认识,就缺乏对其以故意的刑事责任来处罚的依据;限制故意说认为不是违法性认识而是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犯罪故意成立的条件。只有当违法性错误不可能回避时,才能阻却故意。但是这样就实际上是把过失的要素引入了故意的概念之中,如此以来法律上的过失就和故意没有区别了,因此这种学说的漏洞较大;还有一种责任说的支持者认为违法性意识的有无与故意的成立没有关系,但与期待可能性有关,在欠缺违法性认识时就不存在对行为人的合法行为的期待,从而阻却责任。 (3)基本否定说。此观点认为“认识行为的违法性一般来说并不是故意犯罪的内容,但是不能排除个别例外的情况”[8]。 (4)折衷说。折衷说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可否阻却或减轻刑事责任不可一概而论,对违法性缺乏认识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如果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缺乏认识则可排除主观故意。上述各学派虽然都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其观点都有其偏颇性:肯定说和否定说都以牺牲部分行为人的自由和生命或放纵部分以法盲为辩护理由而逍遥法外的犯罪人为代价,其解决问题的方式过于简单;基本否定说因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而失于笼统;折衷说由于疏漏了对过失中认识错误的讨论,给人以不全面之感。笔者认为认识错误及其刑事裁量应遵循“不知者不罪”这一有着传统的精神且具有法理根据的基本原则。在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认识脱节的情况下,只应该要求人们依据其行为违法与否的认识来决定其行为。在刑法的领域里,刑罚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公民唯一的行为依据,承当刑事责任是需要违法性认识的。只要承认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条件就是当然的逻辑理论,违法性错误不管是出于对法律的不知还是误解,都应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解决违法性认识问题,应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作为司法最终的裁判标准,以避免刑法的“专横”,同时注意发挥刑法裁判规范对应然价值及未然秩序的导向作用。 2、我国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在前面所述的三种法律认识错误中,第一种法律错误一般均认为不改变行为本身的非犯罪性。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行为人定罪量刑时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而在假想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虽具有“罪过”,但在客观上却不具有危害行为或危害行为未达到严重程度,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主客观并不统一,不符合犯罪构成,因而不能定罪。而且,刑法中也无假想犯罪的规定,对其定罪也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对于第三种法律错误,行为人已经认识到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只是对应定罪名或应处刑罚存在误解。在主观上,行为人对犯罪已有清楚认识,并进而实施该行为,其主观故意不言而喻,而且他所实施的行为也已达到了严重的危害程度,构成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所以行为人的行为已具备了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犯罪已经成立。至于对罪名或刑罚的误解,因不属于故意的认识内容,既不影响主观罪过也不改变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因而对其刑事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对上述两种法律错误的处理,理论界已形成共识,只是对第二种法律错误的处理存在较大的争议。这种法律错误的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也有所认识,主观恶性已较明显,一般认为该情形不影响故意的成立。至于第二种情形,即行为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一无所知,完全缺乏认识的情况,日本学者称之为最狭义的法律错误。对这种错误的处理才是争论的焦点。 3、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影响的必要性法律认识错误是否影响刑事责任这是研究法律认识错误所要重点回答的问题。行为人把本来不构成犯罪的的行为误认为是犯罪(即假想的犯罪),把本来应构成此罪的的行为误认为构成彼罪,或者对应处刑罚轻中产生误解,这几种法律认识错误都对定罪量刑不产生影响。那种对犯罪事实本身有正确认识,但对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是最狭义的法律认识错误,可能存在影响刑事责任裁量问题。 在当代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变动加快,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新的法规不断涌现,人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那么多的法律,特别是有些专业性条例和行政性法规,它们同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联系很少,不容易凭社会习惯和生活常识来判断这种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官对相同的法律持不同见解的情况也在增多,专业法官尚不能统一对法律的理解,更何况一知半解的行为人呢?刑法作为一种法律和生活的准则,其应当之条件就是让人们能够了解和掌握并以之而生活。倘若无法获取该法律,或因其他正当原因不知法律而受法律制裁,这是违背刑法正义的精神的。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理论界对这一条的解释(即裁量的依据)是因为这类人群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大大低于正常人,所以应当不同于常人。但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低于常人的部分能力正是影响他们了解法律,培养法意识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类人群的违法性意识是低于正常人的,因此需要特殊对待,这也是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那么同样,当一个人在正常的状态下无法了解法律时,他又何异于上述人群呢? 长期生活在国外、居住在港、澳、台地区的人,往往不知道大陆的有关法律,在他们来到大陆初期就可能出现因不知法而犯法的情形,还有生活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在进入其它地区的初期,因不知国家的法律而按自己落后的民族风俗习惯实施了某种行为,结果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律;还有行为人为了弄清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善意的征询公务机关的意见,在公务机关明确答复某种行为合法的情况下,实施了该行为,但实际上公务机关的解释是错误的。 在美国,当政府未能将制定的法律公布于众时或行为人违反法律是因为信赖官方作出的声明时,法院可以接受为可得宽恕的辩护理由。可见,在有着“不知法律不可恕传统的普通法国家中也已经开始考虑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了。美国学者曾提出在贫民窟里长大的青年人由于没有机会接触到外部的社会造成“文化隔离”,从而不能把 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观念。行为人因此而犯罪时,就不可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这其实反映出了一种公平的观念,即当国家不能给予某些人以正常的生活条件时,就不应该以一般人的要求去规范他们。 刑法的谦抑性也告诉我们,必须强调刑法的宽严相济,不能使不应受处罚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这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现代刑法中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的统一,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使真正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合理化的本质所在。 法律认识论文:论高校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识与认可 一、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知 第一个问题,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区别的认识情况。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方式的基本认知情况,也可以反映大学生对现代以诊所法律教育为代表的实践教学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主观态度。关于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实践教学的关系、特别是区别的问题上,受调查的60名大学生中,有34名认为区别很大,占受调查人数的56.6%;有26人认为区别不大,占43.4%。因此可知,大学生对于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区别的认识,基本上认为有区别,同时认为区别不大的人数也不少。这表明,我们的诊所法,对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方式不应当否定,而应当发挥其优点,传统法律实践教学与诊所法律教学,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是互补的关系。在实际教学方面,传统法律实践教学与诊所法律教育的目标是相同的,同时以实践的方式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第二个问题,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以及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理想方式问题的认知与意愿情况。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方式以及传统法律实践教学方式的认证情况以及主观评价,可以作为未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在方式选择上的参考。此项调查的问题是:你所在的学校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是诊所法律课程,法律诊所,律师所实习,公检法实习,社区法律服务,义务法律咨询。被调查的60名大学生的回答是:28人选择律师事务所,占46.6%;22人选择法律诊所,占33.6%;有12人选择诊所法律课程,占20%;有6人选项社区法律服务,占10%。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开设了专门的诊所法律课程,由律师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专门任教,学生反映非常好,同时可设立了法律诊所、有专用办公室但却很少开展活动。从大学生的问卷回答上看,多数学生还是倾向于传统的律师实务方面的法律实践教学。对诊所法律课程与法律诊所的认知与认同程度还不够高。 大学生多数选择律师事务实习所作为法律实践教学的方式,是因为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学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处理法律实务,直接面对法律现实问题。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方式,又是传统的法律实践教学方式,可以做为当前的诊所法律教育方式之一。这表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与诊所法律教学,不是没有联系的,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有效方式应当延续。这启发我们,今后还应当加强诊所法律课程以及法律诊所的工作,以获得广大学生的认知与认同。同时,我们也客观地发现,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方式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不准确成分,我们在对大学生的访谈调查中得知,大学生对于已经开展了的诊所法律课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访谈调查中的信息表明,诊所法律课程如果能够理想地开展,在法律实践教学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作用。由富有法律实务经历的教师从事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学工作,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可取方式,也是在现有的教学环境、教学条件下具有可行性的方式,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大学生所认为的与法律实践教学有关的课程或者实践活动情况。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有关法律实践教学课程的认识与评价,可以作为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参考。关于已经学习过的课程中与诊所法律教育相关的课程问题,受调查的60名大学生中,有36人认为是律师实务课程,占60%;有30人认为是司法考试讲座课程,占50%;有58人选择义务法律咨询,占96.6%。可见,在以往的有关法律实践教学的课程中,学生认为实践性强的课程是律师实务,同时大学生普遍认为传统的义务法律咨询是法律实践的方式。因此,对于律师实务课程,或者与律师实务有关的司法考试课程,应当成为法律实践教学的基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也应当突出实践性。对于已经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可以把律师实务课程作为诊所法律课程之一,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标,以实践教学的方式,以真实的案例为素材,从律师的角度认识与处理法律事务。律师实务课程,用实践教学的方式来进行,与其他诊所法律课程并不矛盾,一般的诊所法律课程可以是全方位的法律实践教学,而律师实务课程可以开设为是专项的法律实践教学。对于还没有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院校,律师实务课程,可以作为传统实践教学课程的代表,同样采用实践教学的方式开展。 二、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同 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同情况,表明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主观意愿与价值判断,能够反映大学生对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态度。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是否认同,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重要问题。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不应当是教育者的单方面的意愿,更主要的是学生是否意愿接受,我们所采取的教育方式应该能够为学生所接受。我们通过以下基本问题的问卷调查,活动有关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主观认同情况的信息并予以分析讨论。第一个问题:你是否希望所在学校采用诊所法律教育以及是否希望加强诊所法律教育。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选择、基本态度,可以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意愿。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被调查的60名学生中有54人选择希望,占90%,选择都可以的有6人,占10%,没有人明确选择不希望。这种情况表明,大学生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愿望非常强烈,学生的热情很高。学生的意愿、学生的实际需求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动力。 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普遍愿望,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并且应当在今后的法律实践教学工作中,大力加强诊所法律教学形式的实践教学。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对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法学研究生阶段是否希望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问题,受调查的30名一年级法学硕士研究生中,有28人选择希望,占93.3%,有1人选择没有必要。可见,法学硕士研究生也普遍希望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他们对提供实践教学方式来学习法律知识、提供实践能力的愿望非常高。我国目前开展的诊所法律教育普遍是在法律本科层次以及专科层次进行,本科普通法律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目前国内还没有开展的报道,今后可以探索与尝试。第二个问题:你对诊所法律教育实际意义的评价。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肯定性或者否定性价值判断,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所应当掌握的重要信息。 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肯定或者否定,反映了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同情况,同时也是对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工作的一种实际评价。这个问题,接受调查的60名大学生的回答分别是:选择有意义的44人、占73.3%,选择意义一般的有14人、占23.3%,选择没有意义的有2人、占3.3%。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意义是肯定的,是普遍认同的,对于诊所法律教育是否有意义、是否有必要开展的问题上,被调查的大学生普遍表示有意义,希望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对诊所法律教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表明诊所法律教育是有价值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结果与上一个问题的结果有明显的不同,有23%的人认为意义一般。同样的问题,我们对30名一年级的法学硕士研究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是,认为有意义的23人、占76.6%,选择意义一般的有7人、占23.3%。这两个不同受调查群体的结果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接受调查的本科大学生是已经上过诊所法律课程的法学高年级学生,而接受调查的一年级法学硕士研究生中多数在本科阶段是没有接受过诊所法律课程等形式教育的学生。这样的调查结果表明,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意义还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这要求我们在今后的诊所法律教育工作中,应当更加注意提高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作用,多在实效方面下功夫。 通过以上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知与认同情况的调查,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前我国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有所了解,他们更希望通过律师所实习、诊所法律课程的方式开展法律实践教学,同时大学生普遍肯定诊所法律教育在实践教学方面的意义,普遍希望加强诊所法律教育。这些情况,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基础与动力。 作者:孙春伟 赵桂华 孙彬生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法律认识论文:当前电子银行业务的法律认识研究论文 一、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给传统法律带来的挑战 传统个人金融业务使用的是纸质流通工具,与此相适应,传统法律也是建立在对纸质流通工具进行调整的基础之上的。而个人电子银行业务使用的是以电磁信息为载体的流通工具,因此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的发展给传统的法律原则、法律规则带来了挑战。 基于平等性、自愿性、互换性为基础的,以特定主体的特定交易为前提的传统民法,由于金融电子化的发展,已越来越不适应以集中交易、不特定主体为基础的金融法发展的需要,传统民法中的平等主体、契约自由原则正受到限制。在金融法领域,金融机构与其客户之间(如银行与客户)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主体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异上,而且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拥有法律赋予的特许权即行业垄断权,以致客户不得不与金融机构打交道。同时,在传统民法中,交易和交易主体都是特定的,因而大陆法系民法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并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要约、承诺为优秀内容的合同法规则。而个人电子银行业务中,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权力干预,这种严格监管和权力干预,都属于对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限制,从而产生了新的调控金融领域的法律规则。 许多个人电子银行业务交易采用金融电子化数据交换(EDI),也就是无纸化的电子合同的方式进行,即在EDI电脑网络上按事先约定的编码进行,这与传统法律中的书面和口头合同有着显著的不同。合同形式往往是作为民事法律行为能否产生预期法律后果的形式条件,但各国传统的合同法中并未对这种电子化的合同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基于因特网上的金融业务没有地域限制,因特网为金融交易的全球化提供了交易平台,形成金融虚拟市场全球一体化。在因特网上达成的金融电子化合同通常难以确定合同的签定地和履行地,从而很难确定电子化合同的管辖权;而且即使确定了合同的管辖权而在选择准据法时也会发生强烈的法律冲突,这就向因特网上金融交易适用一国国内法律的规则提出挑战,从而迫切需要立法的全球化。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也为金融立法的全球化、国际化、一体化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国外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的法律规制 个人电子银行对法律带来了空前的挑战,法律只有改变自身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同时也只有通过法律的规制,才能严格把好从事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的新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关,才能确保不致于产生法律真空,才能严厉打击破坏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的犯罪分子,从而确保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的安全,保证个人电子银行业务走上良性运行轨道。同时也只有通过制定全球一体化的法律,才能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市场全球化、网络化的要求,确保各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保护弱小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成长。基于上述原因,各国及联合国均对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立法十分重视且作出了积极不懈的努力。 在美国,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立法分为调整小额电子资金划拨和大额电子资金划拨的法律。调整小额电子资金划拨的法律有:联邦《电子资金划拨法》(ElectronicFundTransferAct),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颁布的D条例(FederalReserve`sRegulationD)、E条例(FederalReserve`sRegulationE)、Z条例(FederalReserve`sRegulationZ),《借贷诚实法》(TruthinLendingAct),各州关于电子资金划拨的法律,联邦及各州的关于设立分支机构的法律(branchinglaws)以及反托拉斯法等。调整大额电子资金贷记划拨的法律主要是美国《统一商法典》的4A编。 在英国,调整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的法律框架是建立在19世纪中期的商业管理和调整纸面工具的支付系统的法律之上的。这些法律和管理包括1879年《银行薄记证据法》(Bankers`BooksAct)、1957年《支票法》(ChequesAct)、1968年《民事证据法》(CivilEvidenceAct)、1974年《消费信贷法》(ConsumerCreditAct)、1977年《不公平合同条款法》(UnfairContractTermAct)、1982年《货物和服务供应法》(TheSupplyofGoodsandServicesAct)等法律,以及1992年由民间团体共同公布、并于1994年修订的《银行业惯例守则》(CodeofBankingPractice)。《银行业惯例守则》虽然不是法律,但实际上具有了法律效力。 1992年5月15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25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UNCITRALModelLawonInternationalCreditTransfers),供各国在进行电子资金划拨立法时参考。此外,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还通过《电子贸易示范法》,WTOl32个缔约国签署了《电子商务宣言》等国际公约和惯例。超级秘书网 三、我国现行个人电子银行业务面临的立法滞后制约 个人电子银行业务改变了传统银行业务的运营模式,改变了银行交易的过程与方式,相应地也改变了业务的规范原则及法律责任归责基础,这样就要求有新的立法来规范新的业务行为。没有相应的立法,行为各方当事人权责不清或权利、义务不对等,不仅影响业务的快速发展,也客观上造成大量纠纷,并且在纠纷处理中司法裁判容易产生一定的随意性。我国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立法相对滞后,尚未采纳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电子贸易示范法》以及WTOl32个缔约国签署的《电子商务宣言》等国际公约和惯例。目前该领域尚没有专门调整国内个人电子银行业务的法律,仅有200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行政部门规章《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而且上述办法属于金融行业行政性业务管理规章,其立法宗旨是为规范和引导我国网上银行业务的健康发展,重点在于规范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业务行为,对网上银行业务中商业银行和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没有涉及,因此,可以说,目前我国个人电子银行业务法律规制方面存在较多空白。 在实践中,个人电子银行业务一般都是依据银行的一些内部规章、银行制定的格式合同进行的,但是银行内部的规章和一些格式条款都是按照本行制定的相应管理办法进行的,其业务管理办法及章程中不免过多强调自身的利益,对银行操作设定若干免责条款,其法律效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个人电子银行业务涉及金额巨大,法律关系复杂,涉及当事人众多,包括客户、参与电子资金划拨的金融机构、通讯线路提供者、计算机软件、硬件供应商、电力公司等。一旦发生纠纷,如何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责任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法律认识论文:道德和法律基础的认识对比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实践教学教学实践 [论文摘要]思想道德修养-9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这门课程,需要执教者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内容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问题;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即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坚持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基本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是把原“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容整合为一门新的课程。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如何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是值得执教者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1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联系 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又反映和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问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们都是为了确认和维护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服务;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内容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思想道德建设为法律制定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法律贯穿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精神,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培养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现状和内容,把某些道德规范转变成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促进整个社会法制建设水平的提高。 1.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区别 思想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而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来调节控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从社会主义法律表现形式上看,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国家认可的习惯;而道德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之中。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在结构关系法律调节的层面来看,思想道德主要涉及个体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法律主要涉及人们行为层面的问题。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调节方式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主要依据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体内在的信念起作用,是一种“软调控”;法律是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发生作用,是一种“硬控制”。从思想道德与法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思想道德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相对模糊;法律作用的范围较为具体,十分明确。从思想道德与法律调节控制的结果来看,思想道德着重要求人们内心世界的善良与高尚;而法律则着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具有不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混淆。 2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2.1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 当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是突出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而忽视了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淡化了思想理论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与中小学强调养成教育不同,在高等教育中应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要进行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宣讲,解决思想理论认识问题,培养大学生理论意识的自觉性。同时,大学生处于思想意识逐渐成熟阶段,他们一般具有自己的审视行事标准。因此,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要重视思想理论知识的学习。然而,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却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教育课不是单纯的知识课,它是具有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程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发展知识,它需要通过教育对象个体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实践证明,淡化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会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功能和任务。…可见,思想理论教育必须坚持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 2.2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 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优秀,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新世纪,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要具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献身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素质,是保民族之本,扬民族之威的有力保障,而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是其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可见,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2.3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层次人才素质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在坚持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是一讲学科建设,就把它朝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上靠,把思想理论教育课程当作一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知识课程;二是一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就把它等同于传达党的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同于“政治德育”。由于视角不同,高校德育确实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人强调学科德育,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建设德育,突出了德育的学术色彩;有人主张生活德育,努力体现一种与生活本身一致的道德教育的特色;有人强调心理学德育,从价值中立和无批评原则对德育的借鉴出发,使德育诠释在心理学的模式之中;也有人从文化德育的角度,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中诠释德育,政治德育则由于凸现德育的政治功能成为特定年代的标志。高校德育教育模式作为学术问题,各种研究实验和设计都应当鼓励,但是德育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能由于不同德育模式的存在被消解,不应当回避价值观问题,不能淡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将来势必会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担当责任,或者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建设者和劳动者。探讨思想理论课程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一学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理想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等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全面加强课程、教材和队伍建设的学理支撑,又是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手段必须围绕的根本。不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只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质出发来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提升它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其师资队伍也难以得到稳定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借助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又要潜心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开拓学科的研究空间。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兼顾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大学生成才需求,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以育人为本,贴近学生;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理论课的属性,又贴近生活,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构建教学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践教学 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标不仅要解决学生对社会道德基本要求和法律规范的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完全依靠理论教学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教学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取得这类课程的实效性,必须在教学方法和途径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实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知识点,通过开展学生亲身参与、体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包括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和有关德育活动等。 3.1实践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使其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内在心理要素发生变化,通过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该课程的实效性。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与行为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是指外在于受教育者主体的体现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社会舆论,加上学校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形成的合力,在主体知、情、信、意等内在心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使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被受教育者主体所接受和认同,并通过实践体验和感悟内化为其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即精神力量。外化过程是指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将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转化为行为实践,相对稳定地调节主体外显的行为。这一过程是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量变到质变,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动态过程。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法律行为作用于外部环境,往往会产生某种社会评价,即人们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依据社会道德法律的准则和基本要求,对其行为实践所作的价值判断。其功能是以善恶和法律规定为标准,形成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的正确价值观。其实质是对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动机、效果和价值的判断,是人们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和坚持正确行为习惯的外在力量。 3.2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两个飞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激励、促进受教育者主体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基本要求的内化和外化两大飞跃。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的内在心理要素,包括认知、情感、信念、意志等,属于意识或精神的范畴,在它没有客观化、外在化时,还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是内在心理要素和外在激励要素的统一,是观念、意识和行为实践的统一。它需要经过两个飞跃:一是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原则、规范、基本要求等内化为道德和法律意识,从而实现从社会的外在力量到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即精神力量的飞跃;二是实现从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到客观化、外在化的行为实践的飞跃。实现这两个飞跃离不开人们的行为实践。受教育者主体只有通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和外化的整合才能实现上述两个飞跃,从而形成其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x,-t稳定的特质和倾向。 上述两个飞跃并不是一次实践教学或理论教学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反复多次,分层次、分阶段的实施才能够实现。其中,认同、信奉是重要的层次与阶段。 认同,即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及其精神需要。它是行为主体在认知、情感上,对外在于主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的实施价值、意义的认识趋同,并指导自身自觉行为的一种心理倾向。认同阶段的重要功能是受教育者主体将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内化为自身意识、自身需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并转化为其自身内在的知、情等心理要素。该阶段是确定更深层次内化的基础,是完成内化和外化运行过程,实现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两大飞跃的动力源泉和心理基础。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觉性即受教育者主体实施道德或法律行为的主观动机发自其个体的自我需要,并使这种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趋同,它区别于特定情势下的盲从,也区别于在特定外部压力下的被动服从。超级秘书网 信奉,即个体人在认同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通过行为实践的情感体验,建立在道德和法律价值信念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道德和法律价值信念是人们在内化和外化运行机制的作用下,对转化为内心信念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价值及其真理性坚信不移,它是系统化的道德法律认知和相对稳定的情感体验的结晶,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的较高层次和阶段。信奉阶段除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高度自觉性、主动性外,还具有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坚定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信奉的关键是“信”,其特点是对道德和法律有关理论知识的深刻理解,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实践感悟、情感体验,坚信其认识的正确性、科学性和真理性,并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烈的情感,它是激励人们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和法律信念坚定,则认识必然深刻,情感必然强烈,意志也就愈坚定,行为则愈自觉。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对稳定性,是指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转化为其自身意识和自身需要后,不会因为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动摇,相对稳定并持续地实施某种符合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行为。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进入信奉阶段,标志着两个飞跃的阶段性实现和完成。在信奉阶段,受教育者主体不仅能够依据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对稳定的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而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 诚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片面强调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或者片面强调实践教学而忽视理论教学的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法律认识论文:国家法律与民间法的认识和关系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民间法国家法司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本文从司法角度探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融合。民间法通过多种方式或途径被国家法接纳,其中包括国家法对民间法中的具体制度予以吸收、司法机关的暗中妥协及默许等。但是由于外界的条件及民间法自身的原因,国家法与民间法也存在冲突。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整合国家法与民间法,应以国家法为主导,保留民间法生存的空间。文章结尾提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 一、民间法概念 苏力先生在《法治及本土资源》一书中将民间法简练地表达为在社会中衍生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规则。梁治平主张“民间法主要指这样一种知识传统,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它具有多样的形态,“他们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形诸文字,也可能口耳相传;他们或是认为创造的,或是自然生成,相沿成习;或者有明确的规则,或者更多地表现为富有弹性的规范;其实施可能由特定的一些人负责,也可能依靠公众舆论和某种微妙的心理机制。”本文中所用民间法主要是它与国家法相对意义上的,相当于法社会学的“非正式的法”或“活的法”。它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长期生活生产中形成的,对这个地域的人们产生一定约束作用的风俗、习惯、礼仪、乡规民约等的总称。这是一种很宽泛的用法,当然也包括了在一定地域中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情感、道德。 二、司法实践中国家法对民间法的认可 司法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机制,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此过程中,仅靠国家法并不足以解决全部纠纷。在中国,民间法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被国家机关和国家法弃之如敝屣。相反,民间法通过多种方式或途径被国家法接纳。 (一)国家法对民间法中的具体制度予以吸收 在民意基础广泛的前提下,国家法将吸收民间法中能被自己所接受的一面,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秩序的控制,将其纳入到国家法的体系中。比如为当代中国国家法律所认可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比如在制定收养法时,有人提出,我国民间有传统良好风俗,即亲属朋友为已故的父母抚养子女。法律对此在《收养法》中增加了第16条“孤儿或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 (二)国家法对民间法的默许 有些民间法实质上是违背国家法律的,但当地国家机关却默许其存在。这实际上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消长的一个表现。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民间法根深蒂固,难以祛除;另一方面在于它们的实用性,它们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是当地人们所熟悉、了解、接受并视为当然的规范。刑事领域的犯罪,国家法自然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管辖。因此加害人在已经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以后,他还必须依当地习惯向受害方支付“赔命价”后,才有可能获得安宁。 (三)司法机关的暗中妥协 中国法律的适用不可能脱离情、理。维护国家法的法官们也深切体会到其中的利害关系。法官处理案件,不仅仅关注案件本身,还要考虑到民风民情,公序良俗、道德观等,并且要注意到判决的结果对社会道德的引导力。这样的情形往往使国家法向民间法做出一定的妥协。 (四)民事司法过程中,民间法是对国家法的补充 民间法所调整的婚姻、家庭、继承、买卖等内容,基本上与现代民法的内容相对应。因此民间法与国家法中的民法关系最为密切。国家法接纳民间法,主要是通过民法进行的。 三、民间法在司法适用中的困境 (一)民间法自身的局限性 1.内容上良莠不齐 民间法在司法适用上的困境,最大的问题来源于民间法本身良莠不齐。民间法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很多民间法属于恶俗类,惩罚的方式相当残忍。 2.适用范围有限 地域性是民间法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基于地缘、业缘和血缘,民间法在特定的区域内发挥作用,一旦离开它得以生存的环境,民间法不再有公认的效力。就现在的法治环境来说,更多的是陌生人的社会,人们来自不同的地域与文化。民间法可能无法满足调整新的社会关系的需要,效力会被削弱。 3.系统性的缺乏 民间法的内部规范是断裂交错甚至是互相冲突的,“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民间法,均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与弥散性,前者是同一民间法内容的规则过于简约、抽象,造成理解的极大任意性……后者则指不同民间法之间对相同内容的规定出入甚大,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便是其极好的写照。究其缘由,不外是民间法所体现的价值特殊主义和生成规律所致,民间法正是因此在形式合理性相当程度的失效。” (二)外界原因导致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困境 1.司法制度上的限制 我国对司法的界定和对法院,法官地位的定位影响了民间法的适用。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之一,司法作为法律的实施方式,司法所司之法就是国家法。司法法治原则被认为是司法的首要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法律”仅仅是指国家法。在办案过程中的法官,很少有自由裁量权。法官有时候被形象地比喻为“自动售货机”。 2.司法观念上的限制 国家主义法律观通常表现为立法中心主义法律观,使立法者拥有无限的权力。针对立法中心主义,很多学者认为法学研究应该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而当我们采用司法者立场时,我们的视角就会截然不同。民间法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法源。正如陈金钊教授所说,在法官对法律解释的过程中,“舆论、民族感情、学术权威的意见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非理性因素都在悄然地作用于法官的解释。”超级秘书网 四、司法过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和谐发展 (一)善待民间法 民间法是重要的本土资源,善待民间法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孕育了一套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长期以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内在的为广大民众所了解和接受的生活逻辑和礼治秩序。在我国一些落后的乡土农村至今还普遍沿袭、使用着大量的习惯、习俗等民间法。,它通过被人们反复适用和博弈而被证明是有效的,从而逐渐为人们所采纳和认同,民间法有其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动力。 (二)在司法过程中整合国家法与民间法 在司法过程中整合国家法与民间法,解决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必须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是多元的,因此纠纷解决机制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可以说在司法途径上根本解决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因为既然不是诉讼解决纠纷,那么所依据的并非一定要是国家法。国家法在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中可能不再承担主要的作用,民间法就可能有更多可以发挥的空间。情、理、法达到很好的融合,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不同的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相得溢彰,互相促进。当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不仅仅能使民间法发挥作用,而且更能有力推动法治建设。 法律认识论文:法律的基本认识和缺陷研究论文 前言:法律规则是以高度抽象、概括的规范和概念的形式出现的,而规范和概念又是以文字的形式表达的。因此许多法学家认为自从有了成文法,就有了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然对成文法的解释绝非一件易事。欲使成文法能够最大限度的释放其光芒,解释者不仅要解读法律规范和法律体系的各个层面,亦需要以犀利的目光直视和剖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自身的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因此法律解释学以其实用性、技术性和知识性的特点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荣登历史的舞台,改变了以往将法律解释仅仅局限在简单的文本解释的情况,而将视野投向以司法适用中的规则和事实的互动关系为内容的深度阐释。本文作者通过阅读数本专家名作,对法律解释、法律漏洞以及法律漏洞的补充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遂作此文。 一、法律解释 “法学之目的,实不应仅以研究成文法为己足,而应研究探寻居于指导地位之活生生的法律,据以论断成文法之善恶臧否”。故法律解释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地理解既存的法律文本、解释法律规则,而在于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的个案事实,由法官得出有说服力的判决”。也就是说法律解释的目光应驻足于现实中的成文法,同时应该兼顾法律的稳定性和法律的理想即公平、正义,最终使成文法的功能在司法中得到最大的发挥。我认为法律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一)、狭义的法律解释 传统的法律解释亦即狭义的法律解释,是指当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时候,以文义、体系、法意、比较、目的、合宪等解释方法,澄清法律疑义,使法律含义明确化、具体化、正确化。狭义的法律解释重在在文义的限度内探究立法者的意图,分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及合宪解释。文义解释是指依照法律条文的表面意思以及通常的使用方法所作的解释。其依据是法律规范属于社会规范,由于其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因此除了个别的专业用语有其特有意义作解释外,应当以文句所具有的通常意义作解释。文义解释在法律解释上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因为无视于法律条文就会使法律有名无实,法律也将失去其安定性。但是拘泥于文义解释,固步自封,奉法律文字为金科玉律,就会导致法律僵化,使法律成为“死法”。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即依其编章条款目的前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的意思阐明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可以分为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当然解释四种。体系解释能够维护法律体系之一贯及概念用语的一致,在法律解释上确具价值。但是如果利用解释过于机械,拘泥于形式,就会忽略法律的实质目的。法意解释又称历史解释或沿革解释,是指通过探求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价值判断以及其作此价值判断所希望实践的目的来作解释。法意解释要参考立法过程中的一系列记录、文件、备忘录等,对立法者意思的理解不应为立法者当时之意思,而应为立法者处于今日所应有的意思。该解释具有“范畴性功能”,可划定文义解释的活动范围,使文义解释不至于离经叛道。比较解释是指参酌外国立法及判例学说,作为诠释本土法律的参考资料,以实践其规范目的的解释方法。比较解释并非仅比较多国的法律条文,且更多的是比较各国相关的判例学说,从而窥探法律的本意,进而适应时代的潮流。目的解释是以法律规范目的阐释法律疑义的方法。法律规范的目的在于维护整个法律秩序的体系性,个别规定和多数规定都受规范目的的支配。通过目的解释,各个法律条文间的不完整性、不完全性均能完整顺畅而且没有冲突。目的解释与法意解释的不同在于,前者从法律目的着眼,重在阐释法律的整体意旨,法意解释则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出发,重在探求个别规范的法律意旨。合宪解释是指以较高级别或宪法的意旨对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意义解释的方法。这种解释方法意图通过实践位阶较高的法律规范的目的,使法律秩序井然有秩。 此外还有论理解释。“典型的法律解释是先依文义解释,而后再继以论理解释。非如此解释,为非典型的解释方法”。论理解释又称社会学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相同,是以文义解释为基础的,当文义解释有多种结果时,为使法律条文明确化而使用的一种操作方法。论理解释与体系解释的区别在于“乃体系解释在确定文义的涵义时,需考虑法律条文间的各种关联关系,使条文的体系完整,不胜矛盾或冲突情事;而社会学的解释则偏重于社会效果的预测及其目的之考量”。论理解释的这种社会效果的预测属于经验事实的探求,它以社会事实的调查为依据,具有科学性,符合时代潮流的需要。 (二)广义的法律解释 广义的法律解释不仅包括狭义的法律解释还包括法律补充。法律补充分为价值补充和法律漏洞补充两个部分。 1、价值补充 价值补充是指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及概括条款而言的一种解释方法。价值补充作为广义的法律解释存在的前提是法律是有价值目的取向的。也就是说“人类在这里利用规范追求某些目的,而这些目的又是基于某些(基本的)价值决定所选定。这些目的即(基本的)价值决定便是法律意旨所在。是故,法律解释应取向价值乃自明的道理。”人类并非为有规范而作规范,而是为了以规范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不确定的概念和概括条款在民法和刑法等实体法律中均有所体现。“法院就不确定的规范或概括条款予以价值补充,须适用社会上可以探知认识之客观伦理秩序、价值、规范及公平正义之原则,不能动用个人主观的法律感情。”法官运用价值补充解释法律时,应对具体案件依照法律的精神、立法目的和实质的公平与以具体化,不可僵化。 2、法律漏洞补充 法律对于应规定的事项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或情势变更,致就某一法律事实未规定或规定不清,且依狭义的法律解释又不足以使规范明确时,法官应探求法律规范目的对法律漏洞加以补充。这里的法律漏洞补充作为法律漏洞的一种补充方法,仅限定为在法律可能的文义之外和价值补充以外的补充。法律漏洞的补充从目的的角度将有利于权衡各个不同主体的利益,创造和维持共同生活的和平;从体系的角度讲,有利于清除秩序中的“体系违反”,使法律所追求的价值得到圆满地实现。 二、法律漏洞 “法律的功能在于帮助人类将正义实现在其共同生活上。所以只要一个生活事实正义地被评定为不属于法外空间的事项,亦即法律应予规范的事项,那么如果法律(A)对之无完全的规定或(B)对之所作的规定相互矛盾或(C)对之根本未作规范,不管法律对与它类似之案型是否作了规范或(D)对之作了不妥当的规范,则法律就该生活事实而言,便有漏洞存在。” (一)法律漏洞的产生有如下几个原因: 1、立法者对所涉案型未予考虑或考虑得不够周详; 2、社会现象的日新月异,现行环境及其价值判断不断的发生变化,原有法律规定对现实不相适应; 3、立法者对于认识不成熟的问题不做规范,而有意让诸司法机关和学术界来逐步完成的事项。 (二)文献上有关法律漏洞的重要分类 1、有认知的漏洞和无认知的漏洞 这是针对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对系争的规范的不圆满状态是否有所认识为标准的。如果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对系争法律规范的不圆满状态已经有所认知,但是立法者唯恐操之过急会使法律规范对系争案型作出不成熟的规范进而妨碍法律的进化,而让诸司法机关在学术界的支持下逐步完成的法律漏洞属于有认知的法律漏洞。反之如果由于立法者思虑不周,对应予规范的事实未予规范或未完全规范或者规范有矛盾,则这种漏洞为无认知的法律漏洞。无论是认知的漏洞还是无认知的法律漏洞,都是立法者在立法时就已经存在的,因此均称为“自始的法律漏洞”。 2、自始的法律漏洞和嗣后的法律漏洞 这是以系争的法律漏洞是在系争的法律制定时存在还是在制定之后存在为标准的。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就已经存在的法律漏洞为自始的法律漏洞;如果制定法律时系争的法律漏洞并不存在,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伦理价值观念或其他事实的变迁而发生的漏洞为嗣后的法律漏洞。 3、部分法律漏洞和全部法律漏洞 这是以对认为有必要规范的问题是否完全被规范为标准所作的分类。如果对被判断为有必要规范的问题完全没有规范则为全部漏洞;如果虽已经作了相应的规范,但是规范的不完整的则为部分漏洞。 4、真正的漏洞和不真正的漏洞 真正的漏洞是指对法律应当予以规范的案型根本就未加以规范;而不真正的漏洞是指对应当予以规范的案型虽有所规范但是规范的并不适当,具体表现为其规范的过于宽泛,未对一般规范作适当的限制。这一用语在法学上已经被运用得过滥,并常不指称同一之内容,以至于在法学上已失其传达消息的能力。 5、明显的漏洞和隐藏的漏洞 如果法律对依该规范的意旨应当予以规范的行为未加以规范,则为明显的法律漏洞;如果法律对应当予以规范的案型虽然加以规范,但是却未对该案型的特别情形在规范上加以考虑并相应地予以特别规定,则这种应有而未有的特别规定就是隐藏的法律漏洞。这种类型的划分是被相对的确定下来的,其划分的标准是看它的发生是否因对一个相对的一般规定的应存在而不存在的限制来定的。 6、禁止拒绝审判式漏洞、目的漏洞及原则的或价值的漏洞 禁止拒绝审判式漏洞是指法律提出一个法律问题,但却没有给出相应的答案,它的特征在于一个生活事实被确定于法定空间,法律应当予以规范,法院也应当予以审判,但是事实上实证法中却没有相应规范支持。目的漏洞是指禁止拒绝审判式漏洞以外的基于法律的目的所要求的法律的补充。这种漏洞通过类推适用、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等被认定。原则的或价值的漏洞是指某一法律原则或法律价值已经被证明为现行法律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实证法中却未获得足够的具体化。 三、法律漏洞的填补 本文将法律漏洞定位为法律没有完全规定或对之规定相互矛盾或完全未作规定。对法律漏洞中无完全规定或规定有矛盾的事项,采取狭义的法律解释的方法予以填补;对法律完全没有予以规范的事项,则应采取法律补充的方式予以补充。 (一)关于法律漏洞的性质,黄茂荣先生在其《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将其界定为“(一)法律解释活动的继续;(二)造法的尝试”。具体言之: 1、法律解释活动的继续 作者认为此“法律解释活动”为本文所说的狭义法律解释活动,这种法律解释活动在法律“可能的文义”范围内位置;而法律补充是狭义的法律解释活动的继续,是在法律“可能的文义”范围外对法律所作的填补,是对狭义的法律解释活动的继续和深化。法律补充在法律生活中的作用体现在:其一,法院通过裁判对不适当的法律解释进行变更,使其符合成文法的立法意旨;其二,在根据狭义的法律解释仍然会有多重意思理解时,通过法律补充确定该法律解释的具体意义,从而排除原有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 2、造法的尝试 杨仁寿先生在其所作的《法学方法论》中,认为“漏洞补充一言以蔽之,实即‘法官造法’,此在英美法系国家殆视为当然,在大陆法系国家,其判例的效力虽不若英美各国所具权威,为无可否认,其亦具造法的功能”。而黄茂荣先生在其所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则认为法官所作之法律补充只是造法的一种尝试。本文采后一观点。其理由为:(1)法官所作的法律补充是其司法权的行使,追求的是个案的公正。也就是说“法官所作的法律补充的功能是将裁判存于具体案件的争执,而不是为与该案件相同的案型补充的制定一个一般的规范”。(2)当一个裁判被选为判例时,并不使存在于判例中的法律见解取得法律的地位,当然不具有强制的规范效力。判例先例中的法律见解在规范上的意义反映在法院的裁判上是法院对其的斟酌义务,而非遵循义务。(3)当一个判例中的法律见解不正确时,法院可以直接依据其职权在新判例中予以变更;然而认为法律规定不正确时,法院通常不能直接予以修正。综上所述,法院所作的法律补充只是造法的尝试而非直接的造法。“由法院之造法的尝试所表现出来的‘判决先例中之法律见解’将来可能通过惯行的形成,即一般的法律确信的产生而转化为习惯法,但也可能或早或迟地被抛弃”。 (二)法律补充对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主要有四种,即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以及创造性的补充。具体言之: 1、类推适用 类推适用系基于平等原则,以“相类似之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为法理依据,亦即将法律的明文规定适用到虽没有法律直接规定,但其法律的重要特征与该法律明文相同的类型。 依据德国学者库德格在《法律上逻辑》一书,类推适用的运用具有三个特点。日本学者碧海纯一另外加了一个特点,共计四个特点。兹详述如下:(1)类推适用是间接推论的一种,用一般三段论理论表示为:M是P(大前提),S类似M(小前提),故S是P(结论)。在此推论中,必须经由“S类似M”这一命题穿针引线才能成功地完成S是P的结论。(2)类推适用是“特殊到特殊”和“个别到个别”的推论。它不同与演绎和归纳推理,其前提必须是“个别”或“特殊”的命题,不能是一般的命题。因此其大前提不能为“凡M都是P”,因为M只是一个特殊的命题。(3)类推适用所获得的结论并非是绝对可靠的,一般的三段论推理中如果前提为真,则结论莫不为真,但是由于类推适用中的三段论推理中的大前提只是一个“个别”或“特殊”的命题,且类推适用的基础又涉及人的价值判断,因此其所得到的只是一个不太确实的结论而已,有时甚至会导出错误的结论。(4)类推适用是基于“类似性质”或“类似关系”所得出的推论。依“类似关系”所为经验科学上的类推恒要求结论具有“真实性”,而根据“类似性质”所为法学上的类推适用,则重在结论的“妥当性”,至于推理结论的真或假则在所不问。 2、目的性限缩 目的性限缩仍然是基于平等的原则,所不同的是其以“不同之案型应为不同之处理”为法理依据。意即法律文义所涵盖的案型相较于立法意旨而言过于宽广,为了消除这种缺失,则对该文义所涵盖的案型类型化,然后将与该立法意旨不符的部分排除于其所适用的范围之外。目的性限缩与限制解释的区别在于限缩的程度是否损及文义的优秀。如果已经损及文义的优秀则为目的性限缩,如果没有损及文义的优秀,则为限制解释。关于目的性限缩在逻辑上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目的性限缩属于间接推理的一种,其逻辑命题的形式为:凡M都是P(大前提),M1非M(小前提),故M1非P(结论)。(2)目的性限缩的推论是演绎式推理而非归纳推理,也就是说其推理的过程是从一般到特殊。(3)目的性限缩是以规范的意旨为考量的,也就是说其视法律目的将案型分类,将不符合规范意旨的予以剔除。(4)目的性限缩作为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有利于被告,在刑法中亦可使用。超级秘书网 3、目的性扩张 目的性扩张是指法律文义所涵盖的类型相较于立法意旨而言,显然过于狭窄,以至于立法意旨不能完全的贯彻。因此通过越过法律规定的文义,将法律适用的范围扩张到原法律规定文义不包括的案型。目的性限缩和目的性扩张都是以立法意旨作为其调整系争法律规定适用范围的依据。目的性扩张所要处理的案型与法律的明文规定并非相同,它是由于立法者立法时思虑不周而对其所欲规范的案型太过具体以至对符合立法意旨的部分未予规定的案型。因此为贯彻立法意旨,应放松法律规定的类型化,以兼容其他适当类型。目的性扩张在逻辑上应注意以下几点:(1)目的性扩张也是间接推理的一种,其逻辑命题的形式为凡M都是P(大前提),M1为M(小前提),故M1为P(结论)。(2)目的性扩张也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3)目的性扩张以法律意旨为考量,将原文义未涵盖的而合于规范意旨的案型包括其中。 4、创造性的补充 创造性的补充是指拟处理的案型依据法理应当加以规范,但是实证法上纵使经由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都不能找到规范的依据时,则可以根据法理和事理,试拟规范。这一补充方法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其适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例如各国民法上有关“法律有规定的适用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依据习惯法;没有习惯法的,法院依法理断案”的规定就是这一方法适用的体现。这里所说的法理是就法律的原理而言的,是从法律规定的根本精神演绎出来的经学说和判例长期经营,并利用社会学、历史学、分析比较等方法业已成型的存在状态。由于社会现象变化万千,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当其他法律解释和补充方法不足以弥补法律的漏洞时,授权法官运用法理贯彻法律意旨是至为重要的。 结束语 由于成文法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法律漏洞的存在在所难免,如何通过法律的解释来填补法律漏洞实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笔者但求在漫漫的求学途中,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指导下,能对此一问题有更加深刻地认识。
新闻学专业论文: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论文 一、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人和人之间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大学生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亲人、朋友的依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人的异化。海量的信息裹挟着我们,承载多样化信息的媒体“掌控”着我们。 1、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互联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对象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络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信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信息,信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信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信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招聘信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信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互联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信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络应聘为主,网上招聘信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信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信息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索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信息(可以搜索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信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信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络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信息、传销组织欺骗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在线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等重要事宜都与移动互联网息息相关。他们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学习资料,通过移动互联网购物、休闲,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的招聘信息求职就业,他们的生存高度虚拟化了。这种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对于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方便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无限制”沟通,有利于老师对学生的管控;另一方面,虚拟交往中信息真伪的不确定,也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回避它的存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者必须着力加强师生间的移动互联,密切师生关系,以期为干预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提供依据和工具,最终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 作者:马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论文 一、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2010年11月启动,经历了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讨论、媒体单位实地调研、校内外专家反复分析论证等过程,于2014年6月完成。与该专业2006版的教学计划相比,2014版的教学计划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突出了应用型专业的特点,适当压缩了理论课学时。专业必修课中新增了电视专题片创作、视听语言训练2门实验课,专业必修课中实验课程合计25学分,占专业必修课程总学分(57学分)的43.8%。任意选修课中新增灯光技术与艺术、录音技术与艺术、影视片头制作、网页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5门应用性较强的实验课程。其他实践类课程含专业实习8周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社会实践2学分,军训2学分,新增课外创作2学分,合计18学分。实验课程与其他实践类课程合计49学分,占该专业总学分(168学分)的29.1%。不仅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有明显增加,而且实践类课程的手段,如实验教学、实习实训、课外创作、毕业设计等也日渐丰富。 (二)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 1.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对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保证该专业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2003年10月,人文学院筹建了器材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购置了少量摄像机、功放、组合音响等急需的设备。2006年6月,学院正式成立了广播电视实验室。当年人文学院和学院各出资11万元,购买联想开天计算机31台,筹建了非线性编辑实验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夕,学院采取应急措施,购买专业摄像机10台,约30万元设备。2008年11月,日元贷款项目索贝编辑机等价值66万元的专业设备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专业设备总值已经超过120万元。2011年8月,由该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下拨的专项资金300万元。2013年12月,项目完成,共新建专业实验室5间。其中,新闻编辑与播控实验室购置了索贝节目编辑工作站、节目上下载及播出控制工作站、节目播出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设备,能够完成新闻采集、素材下载、剪辑制作、节目审核、节目上载、节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闻节目制作流程;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拥有苹果影视后期工作站、数据采集工作站、服务器等设备,既可以对虚拟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视音频信号进行录制和编辑,也能够完成电视节目及广告作品的剪辑、特效处理、包装、渲染等;虚拟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厅构成,主要设备由图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抠像合成色键器、演播室摄像机、蓝箱、存储设备、监视监听设备和灯光系统构成,并有虚拟演播和实景演播两个功能区,能够满足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种电视栏目录制实验和电视节目主持实验的需要;配音实验室有两间,主要设备有录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调音台、高保真录音话筒等设备,它能够满足所有实验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录音与配音需要,能够提供兼容性高和数字化的高保真声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广播节目的录制实验。可以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平台的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办学条件,而且为相关专业进行媒体仿真训练、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以及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实习基地建设为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学院加大了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学院分别与伊犁州、伊宁市、兵团四师、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兵团七师、奎屯、博乐等地的媒体合作,建立了22家专业实习基地。目前,该专业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仅为该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加强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所边远的地方高校,尽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对于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也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宏观上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已经相对稳定,并能结合本校实际形成自己的特点。就笔者观察,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即在专业课教学中,将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环节结合起来。对于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策划等课程,该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学时,要求教师将课堂上的理论讲授与课上、课下的实践实训操作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课堂融入了实践课的内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2.实验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即围绕该专业优秀技能的培养,以强化学生某项实践操作技能为目标,开设独立的实验课程。如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播音、主持艺术、非线性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视听语言训练、纪录片创作等。3.专业见习即低年级阶段的短期认知实习,分为校内和校外专业见习。校内专业见习通常是指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参与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园新闻网等校内传播媒介的实践活动,对记者、编辑、播音员等工作进行初步的见习。校外专业见习主要指学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新闻媒体对媒体工作流程进行观摩、体验和学习。专业见习是专业实习的热身和准备阶段,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学院不作统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专业实习即高年级阶段的媒体综合实习。专业实习既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学生即将“上岗”就业的一次实战演练。专业实习列入该专业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二学期,时间为8周。在专业实习的准备阶段,一般由院系作实习动员,明确该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习单位原则上由学生自己联系,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院系负责联系安排实习单位。院系按实习生地域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教师或委托媒体单位进行具体指导。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针对一些学生单纯以毕业和完成学位为功利目的,拼凑、粘贴内容空泛的论文现象,该专业要求集体开题,严把论文选题关。引导学生尽可能结合媒体尤其是新疆传媒业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毕业论文环节进行改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将毕业设计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大胆地尝试。尽管毕业设计的相关要求、评价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项举措无疑将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6.课外创作即以兴趣为导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和创作活动。该专业曾经组织学生成立过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参与学院校庆、运动会、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拍摄;也曾经依托学生社团,成立主持艺术协会,举办过多届校园主持人大赛;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6年承办了学院大学生校园DV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独立创作的欲望。近年来,先后有6名学生在自治区主办的各类主持人大赛中崭露头角;2011年10月,该专业2007级学生刘毅龙拍摄的纪录片《锡伯文化的传承》荣获第二届全国校园摄影作品展示活动DV赛项大学组二等奖;2014年5月,该专业2011级学生迪力亚尔创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原生态生活的人文纪录片《游牧人家》一举夺得第九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国际分组赛西部组纪录片类金奖及“科讯杯”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总决赛“最佳音效大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整体观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又互为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该专业自办学以来,在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深化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一)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 从2001年开办之初没有1名专任教师,发展到今天拥有8名专职教师,该专业师资紧缺的情况有所好转,且80%的专职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8名专任教师中,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仅有3名。可以说绝大多数专职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老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严重缺乏。为避免照本宣科,纯理论背景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法加以弥补,但因为其自身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与媒体实际并不相符。这样一来,课堂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的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他们所开设的实验课程,也往往是依托实验课教程,一般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的布置或实验教材指导书上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也有实验能力的培养,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的,教师自身缺乏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然导致学生“创造性”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由此观之,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是目前直接影响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最为关键和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该专业也曾经倡导专职教师去媒体观摩、见习或进行专题调研,但因为目前学院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只承认学时,即课堂教学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学工作量的工作(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等),教师因而缺乏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主体单一,缺乏与媒体行业的深层次合作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实践教学的主体比较单一。高校与媒体行业的交流还停留在依托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层面,缺乏较深层次的合作。与媒体对接、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尚未展开,人才培养脱离媒体实际的矛盾比较突出。 三、相关对策 (一)培养“双师型”教师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通则和共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学用结合。在国外,新闻学专业教师通常要有较长时间的媒体从业经历,很多人甚至认为,新闻从业经验而非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先决条件。但在我国,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高校专业教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实际上,教师的学历层次越高,实践经验往往也越少。目前,内地高校新闻院系为解决此问题一般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到新闻单位实习或在新闻单位兼职。我院也可以借鉴此类做法,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专职教师到媒体见习或在本地媒体做一些兼职工作。当然,为调动教师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应考虑将教师去企业(含媒体)观摩、见习、兼职工作等与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一样,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总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培养既熟悉媒体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教师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的矛盾。 (二)积极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的机制 2012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协同创新的理念。简而言之,协同创新是国家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旨在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与各类创新力量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创新要素有机融合的新机制,以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机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走在了前列。早在2001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在全国首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和高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模式。部校共建“推动记者编辑进课堂,教师学生进媒体”,打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促进了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充分利用业界资源,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人才的同时,进一步整合发挥了复旦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对新闻教育教学改革作出了可贵的探索。2014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将课堂搬进央视《今日说法》演播室,开展“法制报道案例分析”课的现场教学,使新闻课堂与实践进一步接轨。以上案例在高校新闻院系教学改革中尽管并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它预示了未来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无疑为我们探索地方高校与媒体行业如何建立协同创新的机制,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作者:曹丽虹 关清泉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伊犁电视台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双语教学论文 一、双语教学的定义及教学模式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美国传统词典(双解)解释为“①能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使用或能使用两种语言的,尤指同样或几乎同样流利地;②用两种语言的:恰当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以便促进那些掌握母语而正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学生的学习”。《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认为双语教育的最低标准应该是一种在教学的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教学用语的教育。教学使用两种语言,不一定同时使用,不必在同一学期内使用,而是在各年级连贯地使用两种语言。对于双语教育一词,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西格恩(Siguan)和麦凯(Mackey)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指一个把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其中的一种语言往往是——但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①将“双语教学”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它则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系统中老师、学生、教学媒体、教学内容的四个基本要素同样也是“双语教学”的四个基本要素,②这样有利于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双语教学的设计、评估及优化。双语教育英语为“bilingualeducation”,但国内几乎是将“bilingualeducation”翻译成“双语教学”,也就是说国内学术期刊中提到的“双语教学”其研究的就是“双语教育”,而不在是“BilingualTeaching”。 我国高校双语教学一般是指高校试图通过大量运用外语(当前主要指英语)进行学科教学以达到培养双语人才目标的教育。它以外语应用为目标,实现语言形式与学科内容统一,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外流行的双语教学模式有三种,浸润式(immersion)、过渡式(transitionalbilingual)和维持式(maintenancebilingual)。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双语教学不但使学生掌握双语,还连带着使学生理解、认同和掌握两种不同的文化。浸润式(immersion)是在实施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条件下,让学生完全沉浸在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环境之中,完成学习任务;过渡式是一种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逐步导入教学全过程,即学生进入学校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维持式是指在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同时,继续用母语来维持学生理解的一种教学模式。二、高校双语教学的特点 我国的“双语教学”与国外的“双语教学”相对比在有着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①国外的双语教学的目标是解决少数民族及移民通过学习第二种语言融入其主流社会,国内高校的双语教学主要是以“加强英语,提高英语习得的效率”为出发点的;②语言环境不同,国外双语教学都是在以英语为社会主流或官方语言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我国双语教学基本和是在没有语言环境情景下进行的;③师资配备不同,以美国为例,双语教学基本上都由操本族语(母语)的教师授课,而汉语均由讲汉语的华裔教师教授,华裔教师不仅能讲两种语言,更能同时用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进行教学。回顾我国的双语教学历程,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1.层次性 由于我国高校数量及办学规模差异性大,教育资源的配备、及地域等条件的制约,双语教学无论从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的选择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硬件上的差异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行政及市场手段得以解决,但软件上(学生水平、师资水平等)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教学效果。要在吸收国外成功双语教育经验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课堂英语渗透力度因所处地区,学校财力,教师水平,学生水平,使用教材,学科要求和应试权重的不同而异。这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应当容许渗透力度有大有小,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我国双语教学的层次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的改变。 2.多样性 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双语教学,其内涵应当是双语教育,实际上双语教育是更加广阔的一个概念。推行双语教育,不仅仅是第二语言的习得,恐怕更是一种综合文化素质的习得和人文底蕴的提高,双语教育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之中,更应当贯穿在学生的课外学习之中。中国的外语教学在课堂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从儿童时期持续到大学毕业,而效果并不理想,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反思,并在双语教育中注意解决的东西。中国以往的教育过多地注重了课堂教学及教师的主宰作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及教育观念的更新,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双语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应当选择不同的教学策略,不论是什么模式的“双语教学”,能起到加强英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就行。 3.连续性 知识更新的加快,终生教育成为现实。随着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有些地方在小学、中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双语教学,这使双语教学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校学习之中,双语教学从时间上来看是连续进行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从大学英语到专业外语再到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从大学生的课程体系来看,大学英语、专业英语可以视为双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的双语教学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三、对新闻传播专业双语教学的思考 新闻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最早的是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的新闻系,由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优秀人才。在高校的实践起源于1983年,由、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过度到普及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由94年的66个急剧增加到2006年的661个,双语教学也在各学校展开。新闻专业的双语教学工作受到学校及教师的高度关注,高校新闻专业的双语首先要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规模,办学类型、层次、学科专业、服务面的向的定位,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只有定位准确,才能事实求实地运用现有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将双语教学做实、做好,对双语教学提出过高的,立竿见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鉴于师生外语水平的局限性和差异性,以及外文教材选用中的现实状况,在教学要求、建设目标上应当注意结合实际,体现双语教学的层次性;③其次,要认真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由于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更应当充分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展多样化的双语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新闻学专业的双语教学应当根据各校的人才培养计划,本着层次性、多样性、连续性的原则展开,办出自己的特色。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研究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教育分析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优秀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在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在英国,新闻专业与传播专业界限严格。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RodAllen)认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35]。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则界限模糊。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JoeFoote)说,美国的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36]。应当说,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吴信训感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人培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界限颇为模糊”[37],恰好表明了这一现状。 诚然,美国确有人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结合表示不满。《纽约时报》前总编辑基恩·罗伯特认为:“人文学科,如文学和历史是新闻学的天然伙伴,更贴近新闻实践和媒体实践。而从社会科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实践没有密切关系和实际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聚合’或新闻学‘陷进’传播学,制约了新闻学这门学科的价值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38]这样的看法,正是李希光用来抨击传播学、传播教育伤害了新闻学、新闻教育的主要依据。其实,罗伯特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不刊之论,大有商榷的余地.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新闻学探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启蒙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媒介的生态环境”。1学者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关系,进而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域。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创立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摘要 “新闻无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比起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哲学、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学科,新闻学的确是缺乏深厚的学科积奠,缺乏精致填密而独立的理论体系;比起在现代科技理性指导下兴起的建筑、医药、机械、化工等学科,新闻学似乎又缺乏了那样强有力的现实功效性和不可替代的技术指导性,流于空泛的理论。于是,这样一来,新闻学是既不够“学”,也不够“术”。 那么到底是因为新闻不足以建“学”,还是因为新闻学的历史还太短,还没有能够从那些基础学科金碧辉煌的学科大厦之下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渐发展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坚固而严谨的学科体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学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并不是要脱离于人类思想成果的发展之外,独立于思想史之外重新浇铸智慧的砖瓦。相反,它应该和谐地融入进整个人类的学术发展中来,成为整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思想、科技的发展也是前后相继因果相连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找到新闻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合理的位置,并采用适当的方法,为起搭建可靠的根基。 在本篇论文中,作者试图以现象学的思想方法重新整理、建立新闻学的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展开新闻学理论的探讨。重新建立关于新闻的本质和要素;新闻的认识;新闻的价值和守护几方面的内容,建立独立而统一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新闻学界都尚有欠缺。因为是新闻基础理论的体系大纲,所以对具体操作上的新闻实践诸问题不作过多探讨,并且有别于以往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本,对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体知识、具体的业务类别等也不涉及。 关键词:现象学;新闻学;悬置还原; 1.引言 何谓“新闻无学”?新闻能否“有学”?如果可以的话,那新闻作为一“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如何建立? 1.1传统新闻学的误区在哪里? “新闻”不同于“太阳”,不是纯粹客观的实在物;新闻也不同于“三角形”,不是纯粹主观和先验的表象。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它的本体设立为一个主观或者客观的“物自体”,以为不停地向上追溯就有可能不断接近新闻的“共相”,也无法将它看成一个遵循逻各斯的有严格内在规律或者规范的存在。一言以蔽之,新闻没有被建成形而上学或其分支的基础。以往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得新闻学探讨的领域一超出经验领域也就同时超出了学科边界,跨入哲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等所探讨的范围。“与多学科交叉”的说法实际上正是表现出了新闻学没有自己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无学”是真的。于是,真正属于新闻学自己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退守为不需要太多学理根基的新闻实践经验的罗列,或者,还有人以类似宗教教条的方式建立新闻学,更是不必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1.2新闻如何“有学”? 然而,被消解了存在的新闻,并不是无意义的、散乱不可收拾的现象。人们之所以要为它建“学”,也首先是内在地感受到它包含着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以某种方式被人的理性统摄起来。从其发生的意义来讲,新闻来源于人类历史性的活动;从其内涵的心理基础上讲,新闻建诸于人的可约定的主体间性;而从认知的层次上讲,新闻既是人审美的对象,也是知性的对象,它可以同其他一切人造自然一样,被看成是人格的对象化客体,因此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多变的。若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眼光,的确是不屑于把新闻当成一门崇高的、深奥的学问来对待的。但是,现象学的方法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性化的视角,悬置“存在”而关注多样化多层次的心理表象,关注丰富的感性和知性直观,关注此时当下,这种方法和尺度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多非基础性“显学”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1.3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 1900年,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提出“现象学”的命名及其理论与方法。随即,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转折由此拉开序幕,一场轰轰烈烈的现象学运动席卷了欧洲,其后几十年间,一大批现象学家如普凡德尔、舍勒、海德格尔、帕托契卡、梅络庞蒂和萨特等等崭露头角。他们相互之间差异甚大,完全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这也正体现着现象学以“方法”反“认识中心主义”的特征,体现着这一方法所彰显出来的开放性。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现象学在人类思想史中也有着它深厚的渊源。 .3.1理性主义的症结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人就有着从个别事物中寻求一般原理,从可见事物中发现看不见的规律,排除现象和意见而不停探求永恒和绝对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人类的思想获得了极快的速度,在形而上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物理等等领域都取得了足以照亮后世几千年的辉煌成果。智慧的成果不停地累积,经过几起几落和几次脱胎换骨之后,各学科的知识大厦一天比一天更加宏伟、坚固、精巧、华丽。特别是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实证方法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地球日渐成为村落,知识不断膨胀,人类的智慧超越了自然环境,驾驭了自然规律,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诸多障碍,直观地展示为巨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力量爆发的结果,不仅足以摧毁坚固的大地和人类的肉体,就好比核弹,更加足以反过来对抗人自身,使人“异化”,使人沦为自己的工具。而到了这一步,人类理性可以说是生病了,变得冰冷、生硬、独断专横。当学科细化,可操作化和功能化越来越明显之后,人们往往专注于这些经验的、枝节的次一级科学可能带来的现实成果,并对其确信不疑,而忽视了对它赖以建立的假定性基础的反思;忽视了对认识之认识和科学之科学的追问;忽视了对最直观、最可确定的起点的审视。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关键词:新闻学基本概念传媒职能客观公正作为商品的新闻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1978年以后几个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本学科的历史进程,说明对新闻、新闻传媒的认识是否科学,对于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作者认为,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的动力,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现在研究“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文章很多,专著都出版了数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等词写出来、说出来本身,也是要冒风险的。 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是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痕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时只是在指导思想上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很多具体的观念认识,不可能,也来不及一一清理。像如何评价这样的大事,一年前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还在说这是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仍然对它持肯定态度,当然不能指望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能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明确结论。“”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三年,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尚要经过数年的党内思想交锋才能最终得出结论,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学科领域内的事情了。 我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在“”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完全控制这个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随着人民大学在“”中被解散,新闻系当然亦不存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存在,大批判亦全部否定了解放后的前十七年。所以,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从零开始,恢复学科的建设。我们不得不从讨论“什么是新闻”开始学科的建设。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新闻、报刊、广播(当时电视不普及,还未被列入考察对象)的观点都深深浸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级报刊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根本区别等等,此前曾经是新闻学研究者绞尽脑汁思考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种回答中,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由此带来的常识性谬误。 例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大约十几年,才逐渐淡化,最终消失的。 “”时期的1967年1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得到的支持。《人民日报》1月19日社论《让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文章说:“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68年9月1日,经批示“此件可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力宣传思想,用思想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概念被推广。 197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出版的《新闻理论讲话》(本人当时作为工农兵学员参与写作[1]),将这个概念列为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这本小册子写道:“承认不承认报纸、广播、通讯社是阶级斗争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及要不要在新闻阵地上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新闻战线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2]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对“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提出质疑,认为是“”的理论。然而,1980年代初期新闻学界的几篇权威文章,一方面批判了“”通过传媒迫害群众的罪行,一方面坚持这个概念是正确的。文章写道:“经过批判、的谬论,并经过正确解释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还是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3]显然,我们当时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实现对新闻业的认识回归到新闻业和新闻学本身。1988年,一位作者对此评论说:“批判者费了老大劲,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却仍然在理论上没有实现从对象——新闻事业本身出发,也没有回归到对象,结论不得不继续以对象的伦理功用取代对象本身,只不过对功用的现实作了一些价值调整。起点未变,轨迹照常”。[4]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实现认识观念的转变,其实很艰难,传统的思维惯性表现得十分顽强和抗变。 经历长时间转变的新闻学概念 1980年,北京高校新闻系,当时职称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师中,讲师最长的有20多年了,因为评职称的工作停滞了十几年)。于是,甘教授被请来请去授课,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新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里,主语“新闻”这个概念用错了,应该是“报刊”(当时没有传媒、媒介这样的概念),不然,后面作为第二谓语的动词“报道或评论”无法与主语“新闻”匹配。这个关于新闻的理解,压缩为主谓宾结构就是:新闻是手段(实际意思是:报刊是手段)。显然,这个对新闻的认识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印记。我在1981年底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陆定一1943年说过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内容为比较、分析当时的各种新闻定义,包括甘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回到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去!其实,我对陆的定义并不满意,但它没有显示工具论思想,又是我党历史上已有的说法,提出来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然而,就是陆定一的这个老观点,亦被当时的文章温和地批判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多少少涂脂抹粉”。[5] 再如“出版自由”这个概念,我们一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体制。1978年以后,我们获知这样一个数据:世界上出版最多的图书之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大部分版本是由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红旗》杂志1981年第七期的一篇文章的解释思路是:他们出版《资本论》是为了批判它、歪曲它、围剿它,所以,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虚伪的。 传媒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当时已经查出来马克思说过,但是若要把这个观点作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既定观念。想来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报刊是阶级舆论的反映者”,待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再进一步说,阶级舆论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6]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是1979-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次新闻学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说出,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应当有自身的基本职能,但是当时讨论来讨论去,这个问题一直被表述得“犹抱琵笆半遮面”。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报总编辑的会上,一位中央级报纸的副总编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然而,即使提出来了,这个说法也得在较长时间内要与“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起说,以避免遭到指责。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刘少奇1956年提出,新华社的新闻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有立场。这个观点在“”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新闻要“客观”,再次被肯定。但是同年和以后几年内观报道,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界标榜的信条”。[7]1991年,“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被列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八条的第五条,似乎问题在认识上解决了。但是,1997年该文件第二次修订时,这一条被删除,对此没有任何解释。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最早的讨论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闻学会通讯》上进行的,跨越两个年头,总共了五篇文章,三个人参与,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赞同,各两篇文章,我写的第五篇实质上赞同,但鉴于当时的环境,说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开的学术会上,有的研究者说,把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作为研究对象,是不严肃的和不科学的,会降低我国新闻事业的水平,导致新闻事业迎合低级趣味,改变我们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8]既然事情被上纲到这个层面,后来的数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均以否认新闻是商品收场,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文件把新闻业视为是服务业,所以新闻是服务,不是商品。围绕这个说法的讨论,其实就在于该作者不知道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9] 关于报纸为读者服务,提出以后争议不大,但仍然有分歧。依照“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那么这样说就可能降低报纸的政治职能。只要看看1982年涉及的禁载内容,就可以想象那时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徐惟成说:“有些信息我们的报纸是不应传播的,比如口红哪里有卖,理大包头在哪家理发店等。”[10]1998年,在中央五部委召开的纪念刘少奇诞生100周年的研讨会上,一位参与者的论文针对刘少奇说的“为读者服务”写道:“刘少奇的提法有缺陷,表述不准确。读者、人民群众是两个概念。无产阶级报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都是人民群众。读者、人民群众在这里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宜混为一谈;混淆了会引起歧异和混乱。正确的提法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看了文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样的观点还停留在1957年,而现在发生了多么大的社会变迁啊! 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观念的变革 30年过来了,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观念的转变重要,但是转变本身又是多么的曲折。而观念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学科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1876年,美国发明了电话。英国议会请来邮政部的总工程师询问:英国是否需要发展电话?这位工程师回答:英国有的是邮差,我们不需要电话。因为这个接近决策层的人认识落后,结果,英国出现电话比美国晚了整整十年! 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最终变化到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例如,当“传播媒介”、“信息”这样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与我们常说的“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工具”的说法差距太大,以至当时有人批评“传播学的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现在怎样呢?“传媒”的概念不是普及了吗?当传媒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为国家提供滚滚财源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准说新闻是商品,就变成了“皇帝新衣”的故事了。真理有时候很简单,但是束缚我们头脑的原有思想却十分顽强。因此,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些党的十七大一再强调的要求,对于保证我国沿着1978年开始的历史进程继续前进,十分及时和重要。 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认识,也伴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不言而喻地要承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此前的1998年,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待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国际公约对于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给予了科学的表述,现在公认的最科学的关于表达自由表述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还是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媒介。3.行使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限于由法律所规定并为下列所必须: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现在,我国新闻学界关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表达自由的研究,已经在这样的国际公约基础上进行了,与30年前对此的认识相比,观念进步是十分明显的。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他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些话语中,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学的概念。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新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 从和刘少奇1948年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到现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时代和环境不同了,话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错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现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学科发展的未来。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长期以来,业界、学界和一些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新闻无学”。以至于近年来,新闻教育在全国似乎出现从未有过的繁荣,新闻类的教学点已达到661个(据2005年底数字统计),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办新闻教育,什么人都可以教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学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做新闻。那么,新闻到底有没有“学”,“学”在哪里? 那么,如何建构当下我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呢?我以为,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学科体系模型,特别要在理论新闻学方面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因为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体系里面最重要的支撑内容。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主要内容:其一是概念体系,其二是方法体系,其三是价值体系,其四是效果评价体系。如果用一个表格来表示新闻学科的理论新闻学学体系,拟作出如下图形: 为什么要做如上建构呢?它的道理在哪里?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概念体系 一门成熟的学科,一定要先有一组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概念是什么?如前所述,概念是定义,概念是设定,概念是一种约定,概念是共同讨论问题的前提和依据。 我一直认为,数学与哲学是同宗同源。新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念,完全可以从数学与哲学中借鉴一些东西。类比我们的新闻学学科,新闻学的诸多定义是什么?它有没有“公设”,有没有“公理”,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呢? 每个学科的概念,都有其不同的形态和范畴。我认为,新闻学的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元”概念和“衍生”概念。 (一)关于“元”概念 给出这样一个概念的分类考虑,主要是基于想把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区别一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理论的概念与新闻实践的概念有时是亦此亦彼的,很难分清。所谓“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是起统领作用的。比如:关于新闻、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定义等。关于新闻的定义是新闻学学科中最重要的定义和范畴。据说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有上百个之多,以至于有多少人去解释新闻,就有多少个“新闻”的定义。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几条最根本的东西,在国内外学界、业界还是比较认同的: 其一,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其二,新闻必须是广泛传播的; 其三,新闻必须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 这三条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闻文本最主要的基本优秀内容,随你怎么变,都不会离开这三条,且缺一不可。 关于新闻事实,它属于“元”概念的范畴。所谓新闻事实,就是构成新闻优秀要素的那些东西。比如,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n),原因(what),为什么(why)和一个“H”怎样解决(how),即我们通常讲的五个“W”和一个“H”。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里,这六个东西都是构成新闻事实的优秀要素。 所谓新闻价值,实际上就是衡量新闻事实的尺度、标准,像我们通常讲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等。但对一个具体的新闻事实来说,看它是否时新、重要、接近、趣味、冲突,都是要靠人去判断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尺度和标准。 (二)关于“衍生”概念 “衍生”概念是相对于“元”概念提出来的。“衍生”概念是小概念,是在“元”概念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比如:关于新闻,我们一般是这样定义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衍生”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定义下,去考虑何类报道或怎样去报道的问题。再如像新闻真实性、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舆论、深度报道等都属于这一类。对“元”概念中的新闻价值,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要求的具体体现。 对新闻学科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需要认真梳理一下,真正区分好“元”概念与“衍生”概念的范畴、意义和内容。一般讲,“元”概念主要是强调其初创性、定义性、共识性、普适性,而其共识性和普适性是一种舍弃了社会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衍生概念就不如“元”概念那么客观,它夹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因此,衍生概念具有非统一性、多样性。 二、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实现有机联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特殊的学科内容,没有方法,这门学科就运转不起来。比如,孔子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论等。 新闻学的方法论是什么?我以为很难用一句话或几个简单概念去表述,这是由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普适性、大众性所决定的。概而言之,我以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宏观层面上的方法。这是大方法,指导性的。比如: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主客观统一以及新闻是一种调查研究等。这些都是大方法,带全局性、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方法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新闻实践起指导性作用。 比如:采、写、编、新闻策划①等方面的方法。这类方法是支撑新闻学的每一个分支,起一种承上启下作用,承上是指在宏观视野下,启下是说它要对一些具体的东西起一种指导作用。 采访方法论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采访与环境,成功的采访均是创造了一个和谐的采访环境,和谐出真知,和谐出事实,和谐出新闻。 二是采访与事实,如何把握事实,如何理解事实,怎样获取事实。 三是采访与思维,这是贯彻始终的。特别是要掌握采访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 写作方法论主要是解决描述事实的问题。包括事实与主题的问题,事实与角度的问题,以及事实与背景、结构,通读写作过程中的借鉴等内容。写作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如何生动地陈述事实、描述事实,使受众获得最佳阅读、理解效果。 编辑方法论主要解决一个如何把新闻文本变成一个受众易于接受的好文本。删选稿件有一个取稿的价值标准,处理好审稿与知文、润色的问题。要突出主题,提升价值。编辑方法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编辑工作视作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是事半功倍的工作。 策划方法论就是要寻求和找出新闻策划的意义价值、一般规律。概而言之,新闻策划的要旨就是要实现新闻传播的价值最大化,如果一个新闻策划没有实现新闻传播价值最大化,那这个策划就是失败的。新闻策划的一般规律主要是四条:调查研究是基础,创新思维是关键,找准选题是突破,社会效果是目的。近年来,新闻策划已经成为媒体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比如,我曾在研究新闻写作思维方法时提出过十个关系如何统一的问题②,那十个关系的处理,就是在宏观层面前提下的中观层面上的方法论的具体化。这十个“关系”是: 1.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2.逻辑与非逻辑的关系; 3.传统与非传统的关系; 4.经验与理性的关系; 5.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6.创意与选择的关系; 7.主流与界缘的关系; 8.时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 9.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的关系; 10.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党报改革问题,一直是我国新闻改革的最艰巨任务之一。最近,我在思考党报改革时,借鉴了有些同志的意见,经自己认真思考,又提出了六个统一和六个服从的想法③,即: 1.坚持政治家办报与报人办报的有机统一,报人办报要服从政治家办报。 2.坚持按党的纪律办报与按新闻规律办报的有机统一,新闻规律要服从党的纪律。 3.坚持新闻宣传主旋律与新闻宣传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要服从主旋律。 4.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5.坚持新闻规律与执政规律的统一,执政规律要服从新闻规律。 6.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性要服从人民性。 关于第六条,我是这样理解的,温总理于200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四个“一切”的归宿最终落脚在“人民”上,“党性”为什么不可以服从“人民性”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新闻宣传离开了“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可言。 对上面的这些思考,其立足点都是在中观层面上。 其三,微观层面上的方法。这类方法是在中观层面意义上的一种具体化。比如:新闻写作中的白描法和春秋笔法;新闻写作中的逻辑思维、灵感思维、抽象思维;通讯采访中的形象思维法;一般消息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法。采写过程中的采访与环境,材料与事实,角度与事实,主题与事实,予与取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事实与主题,角度与主题,编辑过程中的删繁就简等,这类方法侧重操作实务,侧重技巧。 三、价值体系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往,我曾在研究新闻学学科体系时,借鉴数学上的“三点共圆”,明确提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三元价值”结构④,即由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并由这三者构成一个新闻文化的完全的价值观体系。见下图: 这个三元价值体系,当时主要是从媒介生态学意义上去考虑的,或者说是从新闻本体论的框架结构上去理解的,应该说是抓住了新闻传播最优秀的东西。我以为,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人去研究新闻或去从事新闻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处理好这三个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去进行的,舍此别无他途。它们之间的关系,常谈常新。 (一)自在性价值观 主要是指新闻事实本身。哲学意义上的新闻事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对客观事实反映以后,通过一种符号再现的新闻文本中的事实;三是对真理性的认识或真实性的描述。这里讲的也就是那些可以使事实成为新闻的那部分东西。一般讲,这部分东西主要是“新”和“真”的内容。新闻姓“新”,不管在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何种地区、何种民族、何种时空条件下,新总是新闻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属性。离开新,无从谈新闻的价值。一般讲,“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近,不管是事件本身,还是人物、思想、行动、经验、成果,都应当是新近发生的。二是内容新,不然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越是首创的,人们不曾料想到的,就越有价值。求“新”是人们的普遍欲望,新则为人喜;求“真”是人们的本分,真则为人信。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我认为至少应当在三个方面给予充分体现: 其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 其二,对新闻报道事实的概括必须真实; 其三,新闻报道的事实与这类事实的总体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讲的是新闻的自在性价值,但事实上,在任何新闻实践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自在性。因为自在性本身也是靠人去定义的,它当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部分个人的主观好恶。 (二)制约性价值观 体现在传播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里。新闻只有传出去,才能产生价值。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均已完全超出狭隘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大的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角色,使得它必然成为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代言人。诚如赫伯特·阿特休尔讲的: 新闻发展的历史证明,报纸以及形形色色更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已日趋满足掌握新闻媒介经济命脉者个人利益的需要,同时又通过服务于新闻消费者的利益来确保新闻媒介的形象。期望新闻媒介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并对其经济命脉操纵者的愿望嗤之以鼻,无疑是一种最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⑤ 离开政治的报道是不可能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⑥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也说过: 新闻报道者不是简单的传播者,他们的作用远不是纯然被动的,相反倒是有决定意义的。⑦ 这些都说明,不管在东西方任何地方,新闻文化的传播效果都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制约性价值有大小道理之分。比如就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而言,大道理就是大的原则,这主要是指党性原则。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是一个中间环节,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而是受到多方面制约后的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语境呈现。媒介反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技术层面上的载体,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马克思也曾把印刷术称之为“新教的工具”,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当下,除报纸以外,其他诸如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都表现得更加充分。作为符号系统的传播载体的网络新闻文本带给我们的思考更是多方面的,因为它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新闻的深层背景和相关信息,更有利于新闻的价值实现。媒介的制约性反映在各个方面,英国学者J·科纳就说过: 大众传播是通过大型组织的工业生产活动产生出来的,这种生产组织的政策和职业规范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结构之中。⑧ 在制约性价值中,新闻自由是不能不涉及的。因为新闻自由问题是对传播价值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内容之一。美国的杰克·富勒在分析新闻自由时说: 在这些对言论自由的颂扬中,你找不到提及新闻界应承担何种职责的只言片语。让我们正确无误地认识这一点:除了在某些范围狭小的情况下(例如欺诈和诽谤),言论自由体系并不对从事表达工作的人强加任何特别的义务。事实上在大多数话语领域,言论自由向人们提供了撒谎的许可证。因此,一个开放社会的政府无权强制他人执行新闻工作准则,即便是必须讲真话的准则。⑨ 自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与信息资源紧密结合。因而,在制约性价值观里面,市场经济影响的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哈贝马斯说: 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观念。⑩ 曾有专家设计了如下一个表格,专门把主要的社会制约性因素列出,这对我们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我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部分修改、增删,见下图: (三)效果性价值观 与其他价值观不一样,一般讲,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效用,新闻的效果性价值主要是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包括其反馈效果。这样,由自在性价值、制约性价值和效果性价值三位一体,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结构最主要地体现了人类传播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目的性结果,体现了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效果性价值是文本后价值,是指新闻事实经传者到受者那里所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人们的态度变化体现出来的。比如,从它对人类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来讲,是一种精神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价值;从对世界的解释方面,它具有认识价值和信息价值,因为它把真理告知人们,把事实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资讯服务;从政治学的视野看,是一种宣传价值;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借助“议程设置”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来达到预期目的;在审美视野里它可以使人的灵魂、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总之,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以其有用性为前提的。当然,新闻文化的效果性价值有些是显现的,有些则是潜在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确定传播效果先要从大的方面去考虑:一是社会效果,二是经济效果。从传与受来讲,评价传播效果,最根本的是要看受众评价和他们的认知程度。从传播效果的层次分析,一般认为有几个层面上的效果,比如,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较广泛,它是以基于定量基础之上以定性的形式出现的;心理、意识、态度方面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认知层面要进一步,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意识这个比较深入的层面上了;再就是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它是信息传播的终极效果。正是这些效果,对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实现、社会进步等起着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播效果。 (四)关于功能体系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在传播效果的意义下,新闻学还明显具有另外一个“三元”结构的功能体系,即:信息功能、文化功能、整合功能。见下图: 这个功能体系是从新闻学对社会的功能实现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这个“三元”功能体系也是新闻学所独有的,是新闻学这门学科生生不息、壮大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1.信息功能。这是新闻学的最本质属性之一,新闻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传递有效信息的学问。 2.文化功能。这一点无需再做详细解释,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文化实际上是传媒对关于当下人们生活样态的一种生动、有效、客观的描述,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它不仅具有文化内容,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传承。 3.整合功能。这种功能属性是舆论文化所具有的,是舆论文化引导性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其他载体文化所不具有的。新闻文化是置于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的一种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舆论文化,它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整合性是大张旗鼓的,铺天盖地的登高一呼,具有一种典型的鼓动性。它不仅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给人们提供娱乐服务,同时还可以在整合人们价值观念上发挥重要作用。 评价效果性价值观一般要看其社会效果,这个社会效果是由两个“优秀价值观念”构成的,它充分体现了政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关联性。在社会主义的利益机制下,严格讲来二者应是统一的、一致的。政党利益与公众利益就如同是一个椭圆上的两个焦点,当这两个焦点隔得较远时,这个椭圆就很偏,当这两个焦点趋于重合时,它就接近一个圆了。如果从V[,1]至V[,2]的长度等于W[,1]至W[,2]的长度,即F[,1]与F[,2]在原点(0,0)处重合,那这个椭圆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圆了。见下图: 理想的传媒价值体系,其两个优秀价值应该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因为,对政党的维护,并不一定以损害公民利益为前提,而对公民利益的维护,也不排除对政党利益的更高维护。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没有冲突的价值体系的,特别是在分配机制不公,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多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愈加显得突出。 四、效果评价体系 新闻学学科过去很少涉及效果评价体系,以往的理念就是我讲你听,我登你看,效果怎样,全然不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学引入,有同志借鉴传播学的方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系统。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受众对于媒介的发展,特别是受众对媒介的消费,其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美国的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谈到“报纸影响力”问题时,就曾引用过美国长老会牧师、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话来说明其重要性:“你曾停下来设想过上百万人没有文学,没有学校,没有布道台,而只有报纸的情形吗?10个人里没有一个会看书,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极端贫穷无助的人,每天都用报纸来塞满自己的头脑。它是我们的父母、学校、大学、剧院、布道台、榜样、顾问,(所有这些角色)它都集于一身。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响。”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媒体已远远不止报纸,还有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通讯等。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建立效果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传”,二是“受”,“传”是影响力之源,“受”是影响力的效果。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甚至悲观地说过:“没有人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最多只能得到个大概。”(11)不过,他还是为这个问题建构了一个数学公式: 影响力=可信度+说服力/偏见+惰性 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评价,必须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像以往的子弹论模式,有限效果论模式,温和效果论模式,强大效果论模式,都要进行扬弃,吸收其合理的内核。 研究新闻传播效果,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既考虑到定性,又要考虑定量,从定量中去看定性,从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完整的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应当是建立起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体系。 建构新闻学的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这样一篇短文是难胜其任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只能是一个初步的论纲,更深入的研究,只能俟诸来日,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化运动和新闻学研究论文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4)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5)。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会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袁世凯和两大强权的时空地带,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对这一时期,不少论著反复谈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却忽视了“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相当多的论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和西化、中化的论题上,却没有着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朽建树;近年的一些论著所重视的五四风云人物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这位具有中国式的温良恭俭让风度、推崇古希腊精神的美育、倡导希伯来平等意识的五四风云人物。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也”(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贯穿其中。试看谭嗣同《 湘报 后叙》(下)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证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确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里的语态显然都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退,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6)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发的一系列与新闻学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实际上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传播铺平了道路。这些论证无一不与人的自我觉醒相关。陈独秀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学术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陈词:“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18)“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20)“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五四时期普遍而强烈的自由意识,在陈独秀、的论证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 第一,对言论思想自由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2)“谋个性之发展也“。(23)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24)“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25) 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写道:“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26)陈独秀也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27)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一栏之地。陈独秀把它称为“讨论自由之自由权”。(28) 或许会有人说,难道言论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见。他指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基于这种强烈的反省意识,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29)他对中国文化的“静”的特点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动”,对“静”进行了一次冲击。从自身的现在跳出来,站在将来的位置反观自身,永远认为现在需要改变,这种在西方新教传统下才可能有的意识,出现在中国五四新青年中,实在是一大进步。言论思想自由在这里不再纠缠是否允许讲某些话,而是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论述,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陈独秀的论证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30)显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用这个观点批评普鲁士政府对舆论的钳制;陈独秀则要用这个观点唤起人民认识不具备自身反省机制的中国传统文化。 或许还会有人说,难道诽谤、泄密的言论也自由吗?作了回答。问题在于除了诽谤、泄密的明条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从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经验十分重视。指出:“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谤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31)显然,努力要人们扭转中国传统法制的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郑观应首次提出“善订报馆章程”的朦胧认识,到这里,这种认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现代化了。 第二,对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多次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理解进行了辩正。许多刚刚接受民主观念的人,常常将自由政治简单地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从这种粗陋的认识导出凡多数人统治合理的结论。则指出:”愚尝论之,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不同。”(32)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33)“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使多数者挟其意志之总计以制少数,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断其徒劳而无功。”(34)他赞同“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类尊重多数人意见的概念,但一再强调:“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译的差异。--引者注)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35) 在这场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的论战中,的视点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如果在多数人的势力和少数人的理性之间选择,他宁可站在后者一边。基于这种立场,他赞同密尔(旧释穆勒)的观点,写道:“穆勒著《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综其要旨,乃在谓‘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36)“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37)在看来,衡量自由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在于看多数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数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压制,因为多数本身已经给予了自己自由。 对比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的这个认识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卢森堡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38)与卢森堡的思路显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学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政策的批评)。在五四以前的中国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中,象这样的“自由信念”,是绝不会出现的。 第三,对党见舆论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论证颇为出色,其要点是区分党见与舆论,反对将党见与舆论完全视为一物。他写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39)陈独秀本人是有鲜明“党见”的,并且很热心于政治。他提出区分党见与舆论时,谈的虽然是宪政,实际上这一认识贯穿《新青年》前期的整个活动,它使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不过问),促进了各学科在兼容的氛围里得以创建和发展。即使论战中包含一定党见,也绝无后来人们用“两条路线斗争”观察的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客客气气,称兄道弟,学术研究高于党见。“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40) 陈独秀、的以上论述,对新闻学的创立而言,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认识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里,便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办学方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1)为培养学生的自由意识,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便要求学生摒弃旧传统的仕途之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被蔡元培从《晨报》编辑部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的,同时他还是校长室秘书。若只有五四时期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和追求内心自由的新思潮,而无蔡元培对新闻学的热心提倡,依当时新闻学在国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不亚于陈独秀、在新闻学基础理论方面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在北京沙滩那座蜚声中外的红楼三层,由蔡元培发起组织、徐宝璜帮助筹建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中国的报纸,“全持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闻学之意也。”成立大会上,徐宝璜作了题为”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也到会讲了话。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1919年2月,蔡元培当选为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 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如、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高尚德,杨晦等,都曾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会员的,在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学课,他当时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写道:“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42)新闻学研究的响应者和倡导者在认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闻学的创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学术论战。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潜藏着新闻学经不起摔打的天生弱点。 就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连载。第二年,该著的第四稿成书出版,书名《新闻学》。几乎同时,任白涛在日本写完了他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出版)第一稿。“几未,学潮勃发,踉跄回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在蹉跎复蹉跎中,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任白涛自序)显然,尽管任白涛没有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新闻学著作同样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强大影响。王拱璧在该书的成书上、胡适在该书的出版上予以了关注。 蔡元培称徐宝璜的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称任白涛的书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使中国新闻学在启蒙以后,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获得了一次独立生存的天赐良机。 “以新闻为本位” 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其意义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创立时期的新闻学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象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和通讯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说:“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为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尽管在以后的时代里,动荡的世界政治不断地使这一转变趋势中断,以致很多人摒弃了这种认识,然而,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显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这种表达。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架子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音机器”的说法讲得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呼唤,而是五四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能够理解他们的话,那么就不应过于责难(用“阶级斗争”批判)他们对官报和党派机关报的厌恶,也不要指望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有很多当今作为政治术语流行的“舆论监督”(有,但不多,是从新闻职业角度谈的)。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 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的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范畴。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还谈及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写道:“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特方面之不同,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之意义言之,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大孰小。故推测人群进化之趋势,将来殆只有社会问题而无所谓政治问题。”如果说圣西门预见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远大眼光”(49)的话,那么,并非社会学家的邵飘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将包容政治问题和政治新闻,至少够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为病夫也。”(50)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同样出于对人类精神交往的关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珍视言论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对“天职”的横蛮干涉。例如关于新闻与法律,邵飘萍的主张是:“余个人颇觉,关于新闻纸之特别法为不可少。惟必须由新闻界联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机关制成保护之法。庶几新闻事业之地位,可以益臻于巩固。既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机关引用刑律之蹂躏,则言论界之尊严,方为一般社会所认识”。戈公振的主张与五四时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说:“我国宪法应仿美国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显然,仅仅是论证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见,从中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愿望,以及对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按照传统的认识,这不过是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说:“西化”。其实,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学才从“东化”转向”西化“。但这时用简单的“东化”、“西化”无论如何说明不了问题。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表现为两种文化的渐进的交流和影响。新闻学创立者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留学美国,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都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中国本没有新闻学,如果仅仅因为中国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来自西方而责难它照搬照抄,无异于在孩子出生之前窒死他。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学是否做到了蔡元培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从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通览初创的五部新闻学著作,除任白涛的“中国特色”稍嫌不足外(因为他在日本写的),其他四部都完全做到了现代新闻学原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的融会贯通,其结构设计和论证形式都是中国式的(正名、起承转合等等),绝大部分例证也都是中国新闻工作(包括作者本人)中已发生的,每部著作在新闻学的一个领域构成了独立的结构体系。他们从外部汲取了足够的有关新闻学的信息,以我为主,俯视一切,充满自信地进行着创造。 具体说来,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仅一万余字,提及的参考书和文件(中国的不计)就有英、德、日三种文字,22部(件)。整篇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 就系统的新闻学著作的结构体系而言,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先进之列。对英文版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中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成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无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上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并不过份。《新闻学》虽然仅六、七万言,但从理论到实践,从业务到经营,包括前辈国人从未论及的通讯社,都有所论证,自成体系,做的确是开创性工作。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相当出色。看来,对中国新闻学当时在世界新闻学的地位,蔡元培1919年的看法是公正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51) 不少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但至少对新闻学来说,是裂而不断。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象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带有学究式考证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商品化生产的讨论,等等。然而,在他们的著作里依然留下了新闻学启蒙者的某些认识痕迹。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开篇引证松本君平(他把新闻学看作政治学的一部分)的话,对报纸政治作用的描述显然有夸大的成分;新闻纸职能中“提倡道德”一项,也显然是中国伦理化社会的产物。即使在倡导新闻学的蔡元培那里,当他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题字时,也免不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写道:“飘萍先生立德立功立言”。 最近的一些文章,责备五四缺少对“毕先生”(business)的重视,这在总体评价上也许有道理,但对新闻学来说,重视新闻生产的商品化,却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与它的经营形式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在他们当时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经过近几十年对“毕先生”的讨伐,在人们的选择性记忆里已经被筛掉了。不仅如此,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在人们的记忆里还留下多少呢? 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视为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终结。就在这部著作的最后几行,作者对世界新闻事业进行了三点预测:一、“日趋于平民化”,即信息日益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普遍享受。二、“日趋于艺术化”,即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日益都要作为科学供人们研究。三、“日趋于世界化”,即新闻事业日益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当然,新闻事业本身亦即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准斯三者,以观往来,测将来,则于报学,思过半矣。”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天才之见。然而,它被埋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自豪感埋没了它。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新闻学是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5世纪开始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经济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崛起和新闻学的诞生。然而,中国是在大炮的威胁下被迫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的内心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环境,中国新闻学诞生了。尽管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产物,且有创立者自身丰富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为依据,但日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所发生的作用,却几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现代报刊的主题,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辛亥革命以后的报刊,在失去政治斗争目标后,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的历史炼狱。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记者的血,在中国唤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新的对新闻学理的倾心;中国多数新闻从业者从中领悟的不是抗争,而是新的禁忌。现代形式下的传统舆论控制观念体系,几乎没有声响地吞没了独立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演说。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他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看法,与新闻学者们关于新闻纸主要职能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 1924年,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他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他还指出:路透社为此造谣的成就,一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在这里,他看问题的视角已完全脱离了新闻学领域,而进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其民族气概和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清晰可见。 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成为分析新闻学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从认识论上给五四新闻学一个下马威,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简单而有力地否定了当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实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中国报界新纪元”的气魄。这种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话(1943年):“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个W”、记者实地踏查等技术性观点,以及对外从政治上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基本上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从事政治宣传的经验总结。这种宣传的指导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性、组织作用等等论述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从现有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学论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新闻学观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领域;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党报工作的话,则随处可见,还有《列宁主义与党报》的专门论文(1931年)。1933年纪念《红色中华》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笔很漂亮的文章,其结语便是这样两句诗一般的口号:“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57)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 以战争为特征的整体社会生活,强调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识的封闭,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从于精神鼓舞的实效目的,稍稍的偏离都将不被允许。丁玲第一次受到怀疑,便仅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披露了延安医院的一些阴暗面。新闻工作如此,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绍“五个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封闭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似乎更加残酷和更具排它性。作为党的代表派到新闻学领域的王中教授,讲了一些似乎与传统的党报理论略有差异的话,1957年这些话转眼间就变成了“思想”和“反动的新闻理论”;刘少奇1956年关于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的设想,最终也没能躲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帽子,并且至今这样想也是犯忌的;当年在延安具体领导改造新闻学的陆定一,决没有想到,他批判“旧社会的新闻学理论”时肯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事,会在40年后,被指责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年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他开篇承认“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条新闻定义,讲到许多人生疏的新闻价值、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等。他是企图将五四时期的新闻学与解放区的党报理论融合起来的第一人。然而,这仅是一种机遇造成的,作者诚惶诚恐地一再解释:”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是我首先讲《新闻学概论》,接着由范长江讲《人民的报纸》。因为这样分工,所以我讲的内容就尽量减少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避免与范长江同志讲的重复。由于这两个原因,有许多讲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某些地方是错误的。“(66)可惜的是,恽逸群从50年代起就陷入冤狱,1980年彻底平反时他已离开人世。《新闻学讲话》这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唯一新闻学基础知识著作,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 新闻学主题转变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果当事者、特别是领袖人物,能够意识到这是新闻学以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特别对一个整体的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看来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规则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却是灾难性悲剧。 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使新闻工作和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甚至把偏至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从40年代末起,已经转变了主题的新闻学,在已有的“偏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得到丰富,如反客观主义、本质真实论,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理论(作为一项制止反抗的措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成为“理论”)、政治家办报、新闻事业反映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公有制基础上集体经济的反映),报纸“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的强调,直到“”中反复讲的“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等等,军事上的一切战略策略,在和平时期的新闻工作中被人们运用得相当娴熟。在这种情形下,党的新闻工作所常有的战争组织模式及其观念,横扫一切,一往无前,直到10亿人口剩下40家报纸,一个声音为止。 如果不是由于讲话人“出了问题”,下面这段“”中被新闻工作者背得烂熟的话,是会持续到“”结束的:“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67)这种新闻学的偏至达到了峰巅,也就走到了终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历史经常两度出现。中国新闻学主题的这次转变,似乎是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时期的再现,除了政治局势的必然性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规律、因素、习惯和力量,几乎都可以透过新的时装隐约看到或感觉到。但是,这第二次出现的表演,确实过头了。 当人们重新看到整个世界时,尽管时时感觉到已经变成传统的新闻学观念,象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但新的视野带来的兴奋是抑制不住的,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中国新闻学在世界上的尴尬位置,过去编织的“水深火热”之类的神话变得荒唐可笑。这已是一个信息过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新闻早已冲破政治见解的樊篱而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生活必需品,新闻学已被人类信息沟通现象的研究所替代。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看来,不论怎样阻挡,对中国新闻学的重新思考是不可避免了。 这是对五四新闻学的回归吗?形式上也许是这样,因为从1978年开始的新闻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其武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思想外,便是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著作。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等常识,但这不过是补课,以便迅速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
民办高校在我国教育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他教育团体一样,担负着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报告中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而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教师们的共同奋斗,更离不开青年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 1发挥民办高校青年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性 青年党员教师是民办高校发展的生力军,作为教师队伍中的先进分子,青年党员教师应充分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履行角色赋予的历史使命,为构建和谐校园,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1.1有助于体现党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政党,青年党员教师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要代表者应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身体力行,提升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和威信力,使广大青年学生和党员教师团结一致,共同实现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历史重任。 1.2为和谐校园建设贡献了力量 和谐校园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营造和谐校园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必然要求。青年党员教师是和谐校园主要建设者,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不仅有利于明确和谐校园建设的政治方向,促进校园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引导学生三观的树立,为社会发展培育出更具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才。 1.3促进党建工作的有序进行 作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主要参与者,青年党员教师是学校党建工作建设与发展的中坚力量,有责任也有义务了解学生身心发展近况以及非党员教师的思想动向,并及时向党组织反馈所获信息,有效地促进党建工作有序进行。当然,充分发挥民办高校青年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对未来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发展任重道远。 2民办高校青年党员教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存在的问题 当前青年党员教师在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中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使得部分党员教师也存在着理想信念淡化、缺少责任意识等问题,致使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能充分展现。 2.1理想信念淡化 开放的中国不仅提升了人民生活质量,也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日趋多元化。当前,高校部分青年党员教师是由学生身份转换而来,缺少成熟的思想认识,党性领悟不深,容易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忽视集体利益。此外,改革开放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传播使得部分党员教师易动摇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产生拜金主义和享乐思想,更有甚者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未来,导致政治立场不稳定,不能充分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2缺少责任意识 青年党员教师要勇于挑起重担,不推卸责任。但社会环境日趋复杂给包括青年党员教师在内的人们带来了较多的负面影响。当前,一些党员教师常以收入多少和职位高低来定位自己,急功近利,将个人名利放在首位,在教学工作上却缺乏热情,缺少责任心,只教书不育人。在科研工作上闭门造车、论文造假,严重背离师德,导致教师责任意识难以树立。 2.3党政宣传缺乏积极性 党员应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使非党员群众及时清楚地了解国家治国理政的新思路,了解党建、民生、反腐、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主张和取得的重大进展,从而增强对党执政的信心和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但当前青年党员教师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积极性不高,不少青年党员教师对先锋模范的桥梁作用认识不清,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意识不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疏于教育和管理,从而使青年党员教师逐渐淡化党员意识,产生懈怠心理。 2.4未能充分发挥桥梁作用 青年党员教师是桥梁和纽带,党员教师的存在就是积极帮助党组织了解非党员教师及学生的思想动态,以便党组织在掌握充足信息的基础上,更好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但当前部分青年党员教师在反馈过程中存在疏漏,不了解非党员教师以及学生的思想动态,导致一些潜在问题不能及时解决。 3当代青年党员教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到位的原因分析 针对青年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应该深刻剖析问题背后有哪些原因需要我们深思。 3.1青年党员教师受自身因素的影响 青年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充分主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因素导致。第一,价值取向出现背离,偏离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工作、学习及生活方面缺少集体荣誉感及责任意识。第二,对角色自我认知度低。部分青年党员教师入党时并没有真正理解党员这一角色的真正内涵,经常忽视自己的党员身份,忽视应当承担的责任,更有甚者在入党之后思想滑坡,违法乱纪,无视纪律,给周围的同事和学生带来不良影响。 3.2民办高校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训与管理方面存在疏漏 学校作为青年党员教师工作的地方,其教育责任不可推卸,但由于疏于管理,使得部分党员教师不能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第一,忽视党员教师后期的继续教育,党员作为党的重要组成者要深刻保持先进性、纯洁性,但部分高校在顺利完成党员发展工作之后,往往忽视对党员的后期培训及教育。这不仅妨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更不利于学校党建工作的完成,使得已经入党的青年教师在工作和学习上态度马马虎虎,工作敷衍了事。第二,缺少多元的教育形式。目前,部分高校在进行党课培训时多数采取刻板单一的传统教育模式,较难激发青年党员教师学习党章、党规的兴趣,导致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较难引起青年教师的内心共鸣,唤醒先锋模范意识。 3.3社会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复杂的社会环境也强烈地冲击着青年党员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一,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导致社会内部矛盾的凸显,使得部分教师对工作和生活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和认知。第二,网络信息的冲击。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不仅方便了人们了解社会,更能够影响人们价值观的树立,这极大程度地影响党员教师政治信念的树立。 4提升青年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的对策 民办高校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校党员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可以带动周围非党员教师对党的认知,同样可以促进学校基层党建工作的顺利落实。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逐渐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袭,部分思想意识薄弱的党员教师也同样受到影响,出现思想意识淡化、缺乏责任心等现象。那如何解决问题提升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就成为了党员自身、学校和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4.1青年党员教师应不断增强党员意识,提升角色认同感 增强党员意识,首先应该明确党员意识的概念,认同党员身份,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当代青年教师党员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要是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缺少认同感。所以青年党员教师应该不断加强道德情操的培养以强化自律意识,同时还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严格按照党章规范行事以强化自己的理想信念。当然作为青年党员教师,还应该在工作中讲奉献有担当,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提升党员角色的认同感。 4.2学校应丰富党员培训内容,强化党员意识,提升党性修养水平 有效的党支部活动与培训,不仅可以充分发扬民主,了解党员思想、学习、生活、工作等情况,还可以有效地提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目前,部分高校在党员培训及党支部活动方面流于表面,没有充分体现培训活动的内在价值,因此丰富培训内容就成为强化党员意识、提升党性修养的关键举措。所以,学校在进行党员教育培训及开展党支部活动时,应学会创新,科学合理地安排教育培训内容,从青年党员教师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党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培养和党员意识的提升。比如开展一些贴近专业的职业道德、学术道德、学术精神、心理健康、共建和谐校园等方面党日活动;举办“先锋讲坛”,使广大青年党员教师能够在先锋人物的感染下接受更好的思想熏陶以充分调动党员教师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党性修养水平。 4.3净化网络环境,营造和谐社会 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决定了青年党员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学会运用互联网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但互联网的开放性也导致了网络信息的复杂化。特别是一些道德败坏的言论、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等严重侵害着党员教师,所以净化网络环境,加大监督与控制,打造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至关重要。如构筑党建网络平台,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党员评论队伍,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网络评论,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正确的引导,以提升党员的先锋模范精神,创造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汪良.高职院校青年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的探究[J].科技视界,2018(4):110-111. [2]唐献玲.充分发挥高校教师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思考[J].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121-122. 作者:侯波 单位:大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清水江文书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摘要:不同的文献系统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民间文献则体现了普通民众的行为逻辑。民间文书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间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利用清水江文书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中去解读。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历史叙述;民间文献 2002年,我随张应强教授等一行10余人前来锦屏,去文斗及隆里诸处考察,在百姓的家里见识厂令人惊叹不已的大量契约文书;在寨子里、崖壁上看到的碑刻,一直是我多年来上课时提及的内容;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民国《隆里所志》,则是难得的对明代卫所系统的基层社会遗存的记录。时隔10年,2011年夏,我再次随张应强教授———确切地说,是随张应强教授的学生们来清水江流域考察,发现对这—地区的研究已有极大拓展和深化。到今天,无论是学者们的论文、专著,还是学生们的学位论文,都已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关于这些研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综述和评说,对未来的研究走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①*令我这个完全未曾涉足这一领域研究的人目不暇接。诚如一些学者所概括的,目前利用清水江文书所进行的研究和相关成果,大体集中在文书、文献学、社会经济史、法制史以及人类学等方面,对于改变和深化各自领域内的某些传统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历史学者,我更愿意强调这些文书以及通过这些文书对清水江流域社会历史的了解,对重建整个中国历史叙述的意义。以下我即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为什么要重建中国历史叙述?其实,这正是职业的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新史学》,批判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就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从社会史大论战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土义史学的确立,也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就是因为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中存在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并且一直影响到具体的历史研究。问题之一是“宏大叙事”或“主导性叙事”的影响。在对清水江流域的山林土地所有权甚至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中,明显具有20世纪50年代“五朵命花”中关于土地所有制讨论的余绪。这并不是说这类问题不需要讨论,而是说需要反思讨论这类问题的起点,即不是从既有概念出发,将讨论限制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或领主制到地主制的框架内,或者根据契约所反映的情况判断这里是自耕农所有制或农民所有制,而非地主所有制,等等。相反,应该从特定时空中的人的具体动机出发,去理解他们的行为———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面临怎样的问题,他们最后形成了怎样的社会制度。其实,在讨论中,不少学者也已发现具体的个案与试图论证的“道理”之间存在极大张力[1]。其实,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发掘和利用民间文献所做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先入为主的宏大叙事,如果利用民间文献所做研究不是挑战、而是回到宏大叙事的窠臼中,无疑就会成为新瓶装旧酒。贵州的文化研究和展示经常喜欢用“原生态”这个概念,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民间文献也属于“原生态”,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应该是“原生态”的。这个“原生态”就是从本土经验出发的研究。问题之二是以国家为历史主体或出发点的历史叙述的影响。最近,刘志伟教授在—本颇具思想性的小册子中着力区分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和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之间的区别,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学与传统的历史学的分野所在[2]。他认为,由于历史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从属于国家的,因此一切历史必然成为国家行为的叙事,现代史学也没有完全走出历史以国家为主体的套路。 实际上,无论是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史学还是年鉴学派所代表的世界现代史学,都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倡导摆脱“国家”的历史,帝王将相也好,知识精英也好,都是“国家”的代表。梁启超批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当然是切中时弊的,是朝向“人的历史”逼近了一步。但我们认为,无论以朝廷还是以现代国家为主体,都同是国家历史;梁启超与“群体”相对立的所谓“个人”,是指帝王将相的个人,而我们强调的“人”是包括仟何人在内的、有血有肉的能动者,这种强调是人文学研究的本质要求,是对梁启超时代的超越。利用清水江文书所做研究,显然不能做成国家历史的地方版,即不以国家的行为逻辑作为历史的逻辑,代之以特定时空中的人的行为逻辑作为历史逻辑,或者“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比如说,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忽略“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变化,是不是—定是“改土归流”的结果?还是由于商品化、市场以及这里的人们因应这一情势而做出的生计模式的改变,导致了国家的“改土归流”?我们也都知道,明清时期国家的“改土归流”在不同地区或早或迟,但这究竟是国家战略的安排措置的结果,还是不同区域内人的能动行为导致与国家关系的差异所致?当然这些都需要研究,但提出问题的不同方式可能导致倒因为果或倒果为因,导致历史叙述的重心变化。如何估计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地方民间文献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意义呢?这个问题—方面说很简单,否则就没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花大气力去搜集和整理这些文献,国家也不会为此设立重大研究项目,也不会迅速将其列入“记忆遗产”的部级名录。但另一方面也不那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将其视为“新史料”的“发现”去理解其意义,如同以前对待敦煌文书、秦汉简牍那样,就有失偏颇了。我们知道,不同的文献系统其实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历史;文人的私修史书往往表现了知识精英的立场,与国家历史多有重合。但即便如此,它们的历史叙述也多有差异。比如地方志,虽然亦属官修,但多反映地方文人的看法,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从地方出发、而非完全从国家出发叙述历史的态度。民间契约文书的意义,就在于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空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很多研究者已经发现,清水江文书中的山林契约多为白契,红契很少,与徽州文书中的契约有所不同。我在清代山西契约中见到的红白契之比大概是—半对一半,这或许说明官府权威在不同地方民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契约在不同地方处理私人事务中的不同角色等等差异。但也许这些都不太重要。我以为重要的是重现这些契约缔结的情境:张三和李四之间为什么要缔结契约?缔结契约的张三李四和作为中人的王五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通过缔结契约他们是否造成了原有社会关系的改变?等等。在重现这一情境之后,许多制度的、社会的变化就比较容易得到理解。进而,基于各地不同民间文献的情境再现,显示出来的是为何制造出这些文献的人的动机、行为和后果,最后呈现出的是不同区域或同或异的历史过程。由此,中国的历史叙述得以重建。当然地方民间文献绝不止契约文书一类,族谱、碑刻、账本、书信、日记、科仪书、会簿、日用杂书等等,类别繁杂,可以说有多少生活侧面,就有多少民间文献的类别,它们都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实态。问题是,它们不像史书、档案或者文集、笔记那样,本身往往就是比较完整、成系统、有逻辑的历史叙事,而是零散的,呈碎片状的。如果不能找到这些文献的内在逻辑,不能重现其产生的情境,据之所写历史就很容易被讥为“碎片化”的历史,据之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就会成为一句空谈。不久前我和刘志伟教授在川南与云贵交界的山区跑了几天,发现那里没有“村”的概念,无论是汉、彝还是苗,都呈散居状态,与华南、华北都有很大不同。那么人们是如何形成相互的联系、并结成一个社会的呢?施坚雅当年关注的“场”便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已经衰落多年的、当年的山间商路的场上,我们听到这样的歌谣传留至今:“尖山子,波浪滚滚;谢连山,杀气腾腾。新房子的场合喝得呛人,陈树清是提刀血盆。河坝头矮矮小小,伪保长穿的衣服长短不巧。”从这短短的歌谣中,我们已经可以朦胧地感到一个处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场,具有着怎样的社会关系结构。由此呈现出的人的生计模式、社会组织等等都与这种散居形态有关,而这又使我们对清末民国时期本地普遍编纂的族谱有所理解。总之,要理解这些看似散碎的民间文献,一力面要将它们视为构成整体的民众生活的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与理解特定时空下人们的生活逻辑互为表里。 清水江文书将首先在重建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上起重要的作用,而要想重建元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叙述,重建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要理解宋代的中国,不重新认识长江中游地区的历史就会出现偏颇一样。我们现在很重视历史上“文字下乡”的过程,这不仅是因为由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级之间有了勾连起来、也就是所谓“文化大一统”实现的可能,而且也使我们这些人得以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但是,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比,西南是“文字下乡”程度最低、或比例最小的地区之—,因为这里许多族群是没有自身的文字传统的。所以,这里既有“文字下乡”的问题,也有“汉字入边”即“以夏变夷”(此处并无贬义或汉人中心论的意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水江文书就更有意义了。目前这—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同类文书是明代成化初年的,到清中叶就很普遍了,为什么下乡的文字最初是这些,而不是族谱等等别的?但在西南某些地区,最早下乡的文字可能是经书一类东西,而在云南大理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碑刻也很早就下乡了。沿着清水江向下游走,到湘西的苗族、土家族地区,这类契约好像就不是发现很多。说到这里,我想到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历史上的3个土司所在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的许多同行和朋友为之欢欣鼓舞。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个说孩子以后会死的、很讨厌的人一样,当时就兜头泼去一盆冷水。我说这3个地方我都比较了解,基础性研究做得很不够。—旦被批准列入名录,热情和动力都会用在商业开发上,更不会做基础性研究了,因此这未必是件好事。这3个地方差不多都是讲西南官话的,也差不多都与苗族、土家族有关。但无论是对这些土司还是这些地区的土司社会,至今还没有出色的研究。在我看来,除了研究视野、方法等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地区的地方民间文献缺乏有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明代继承元朝制度,在设立土司的地区往往都兼以卫所进行管理,形成了二元的边疆管理体制。在清水江流域同样是这样。隆里是个守御千户所,按民国所志的记载,这里65%的人口是土著,30%是来自江苏、安徽、福建的卫所军户,还有5%是后来从湖南来的客籍。在明代,土著的比例应该更高,所以所城经常被攻破,一被攻破,所城里的人便逃出去,事态平息了再跑回来。这个所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设的,是明朝打进这个地区较早的一个楔子,但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里的地方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如何,怎么变化的,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土司也同样,清水江支流新化江沿线的亮寨司、欧阳司、新化司等等蛮夷长官司都是怎么回事,比如隆里所与隆里土司的关系如何,我们也不清楚。据说亮寨龙氏土司留有同治《龙氏族谱》,留有《长官司图册式》,这些都没见过。所以,对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利用它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项卖木头的研究,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理解中国所有权关系或者民间纠纷与诉讼的地方例证。我们需要以这批文书为基础,形成一个更丰富的区域性地方文献的系统,需要把这批资料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中的作用。 作者:赵世瑜 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历史论文:重典之中国历史论文 在《尚书》的《吕刑》中最早出现“刑罚世轻世重”。《吕刑》规定道“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刑罚也是有所区别的,应当依照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打击犯罪的目标;有区分的去使用刑罚,正确的执行刑罚,才能保证社会安定和谐的需求。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也有着与《吕刑》相通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这一刑法思想也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的阐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 韩非的思想是指统治者制定刑法的根本是为了爱护百姓,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刑罚,要考虑到治理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制定刑法是为了治理好社会,所以法律的制定要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假如时代转变但是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必定会有法律无法涵盖到的社会问题,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法律,刑罚的轻重应当适时采用,这样才可以实现把国家治理好的目标。由此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从两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汉代在初始之时由于经历了太多战争的摧残,国家已经是十分脆弱,统治者奉行黄老的休养生息的哲学,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可见在汉朝的治理中,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法宝之一。 宋朝王安石在主张变法时曾明确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并且强调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意思就是,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实现社会稳定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历代统治者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司法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客观的社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这也就说明,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并非是一味正确和有道理的,只有建立理性客观的刑法制度,才能够起到社会治理的作用。而在一开始提到太祖皇帝奉行重典,在他之后的万历年间,海瑞在起复任用,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之际,曾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条陈,条陈中提到要恢复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并指出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法。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招惹了许多是非。按照洪武的祖制,一位御史在家中找一班伶人排戏是应受到杖责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类事情已属司空见惯,海瑞一味要求要重典来惩治,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又如唐代律令的制定,从《武德律》到《贞观律》,正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制定的法令太过于严苛,旧律用刑太重,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便令大臣修律,《贞观律》从此成为唐律定本。其中,主要大量减死,流刑,《旧唐书刑法志》对此做出概括性的总结:“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所以,我们看到“乱世用重典”也并非绝对的良方能解决问题。 重典可以在一个朝代失去秩序,民心混乱之际起到一种警示或是约束的作用,但其本身是不适合于社会的长足发展的。就如同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就提出以重典治世,但其后一代代君王都是在不断的改革重典,在这个过程中,轻刑慎罚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够长久的存在,不是靠武力镇压,也不是靠暴力的威慑,应该是依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严明有力但却张弛有度的法制。重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看到它所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改弦更张都告诉人们,只有从本质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制度,才是一个王朝能稳定存在的根基。 作者:袁昕仪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和谐之美中国历史建筑论文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者,它如实地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建筑将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一一写照,并悄然地陈述着人类文明演进的故事。当人们开始步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之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生态学、环境美学于一身的中国传统建筑之绿色生态观,不难成为建筑生态艺术的典范。人们在美的世界中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和谐,建筑艺术也体现出以和谐为主要内涵的审美特征。从中国文化史中的哲学范畴来看,“和谐”一词标志着中国哲学的智慧理念。和谐一词在我国各个学派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儒家学派中,“和谐”一词多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或者“以和为贵”的以人的本身个体与其他外在客观事物的和谐发展,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家将“和谐”一词理解为人与自然规律、宇宙万物的和谐,弱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则强调只有人融入自然才能达到和谐统一的本质。尽管“和谐”一词在不同学派中意义有别,但和谐的思想作为我国传统理论精髓的优秀价值是恒久不变的。在中国传统建筑范式中,建筑的和谐性深受传统文化哲学的濡染,具有诗意的本真性、审美的直观性、哲理的深远性与生态的持续性。这种“美”将人导向自然生态以及精神文化生态无比丰饶的理想境界,从而帮助受非自然化和精神异化侵害的人们实现双重“补益”和“修复”,是一种最佳意义上的人性复归和人文关怀。 一、中国历史建筑哲学———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的哲学定理是中国建筑哲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之一,对我国建筑营造观念的各个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和”这一观念一直指导着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传统的古代师徒制度将建筑工匠们的经验以及技术口口相传,加之灵活使用和思维的拓展,古代设计、规划与施工等营造活动则显得更为丰富多变,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智慧形态。如战国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叙述了有关城市建设的完整规划思想;在建筑规划的选址、布局、规划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地形地貌、水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如“辨方正位”、“相土尝水”等理论的流传,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独立建筑中,我国特有木架结构将建筑本身的结构相互“锁住”。使整个框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并利用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独有结构特性,达到“墙倒屋不塌”的建筑水平,可谓独树一帜。在整体的建筑中,中国建筑多以组合而有序的排列为多数,讲究各个独立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廊柱等结构联系起来;而在建筑色彩、建筑方位以及建筑形式及空间等结构方式中,也常常杂糅“天干”、“地支”、“八卦”、“五行”、“阴阳”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充分显示出华夏子民对整体构思的重视,而并不是注重条分缕析的思维特点,将人与自然、建筑等构成有机的和谐整体。难怪李约瑟在游览和研究清代皇陵后由衷地赞叹道:“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深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会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二、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历史建筑美学之和谐 中国建筑的和谐美,同时体现在建筑形制的和谐上。儒家学派的思维特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浸透于生活中的每个领域,也必然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与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尤其体现在宫殿、坛庙、陵寝等皇室建筑形态之中,这也变相地表明中国古代建筑用自己的“身躯”与“血液”写下了当时帝王社会的“政治伦理学”,并通过建筑形式的尺度、均衡、对称等形式美学原则以及色彩、线条、体块等手段将本是抽象的伦理道德符号的演绎,变为具象化的“礼乐和鸣”。 (一)“中正无邪”的布局构造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对称形体的构成体现了尊严和重要的特性。从结构与功能上区分,大致分为正堂区、休寝区、苑囿区三个功能区域。根据传统儒家哲学“中庸之道”的价值观,在建筑领域里也能看到强烈的“尚中”情结,表现了我国建筑领域的设计者们清醒的世界理性精神,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传统理念之一。集中体现在中轴对称的运用和强化以及中心对称的以攒尖式屋顶来强调的建筑形式。正如《乐记•乐论篇》所言:“中正无邪礼之质也”[4]。在周代时期,中国院落空间布局已经呈现出对称的建筑形态,重要的建筑空间处于中轴线或中心点上。这种以方正的院落空间为基础,于其中营造各式对称秩序园林建筑形态的方法,已然成为城市、宫殿、坛庙、庭院建筑布局的主要模式。中轴线南北贯穿,建筑物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左右交轴线则往往被忽略。西方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耶那曾从人的视觉角度说明对称对人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对称所以投合我们的心意,是由于认识和节奏的吸引力。当眼睛浏览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每隔相等的距离就发现引人注目的东西之时,一种期望,像预料一个难免的音符或者一个必需的字眼那样,便油然涌上心头”[5]。 (二)“高大为贵”的审美态势 中国传统建筑中,功用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体量。在王权建筑中,常常通过巨大的体量感来突出王权的尊贵和震慑力。所以建筑物本身的体量感便成为华夏传统建筑艺术的又一个和谐美的重要品质。只有通过强大的体量感,才能彰显王权的秩序性和人与当时社会的礼制的“和”。作为古建筑中重要类型的宫殿、都城、陵寝等建筑形式多是通过“高大为贵”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建筑本身的恢弘气势。《周易•彖传》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者,阳刚、威壮、雄大、壮美之谓也。就是传统建筑“高大为贵”之观念的深刻反映。建筑的尚“大”之风,在建筑史上一直保持着一脉相承态势。如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前殿阿房,东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这一描述将阿房宫的体量之大、气势之恢弘、面积之广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再如唐都长安,据考古工作者的初步实测,唐长安都城的外郭城东西宽9 500米,南北长8 470米,周长35.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其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西安城的10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万里长城的建造无疑是中国建筑的卓越表现,它蜿蜒盘旋的身姿如同飞舞磅礴的巨龙,盘卧在中华大地上,在沙漠戈壁的广袤无垠和千古岁月的时空交错中舞动着,向人们传颂着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故事。 (三)打破绝对对称的“均衡之美”与“礼乐韵律”之美的呈现 传统建筑中的均衡之美是与中轴线或中心点建筑形式相关的建筑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又一基本美学特征。“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的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2]12。均衡感从建筑形象上来讲,具有安慰、灵境、坦然、持重之感。但是,建筑布局的整体效益还受制于很多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等,如具体的场地、交通、地形、山势等因素。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国劳动人民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他们往往通过多变的艺术处理形式,将建筑在绝对对称形式被打破的情况下使设计依旧保持良好的均衡性,使建筑仍然具有良好的均衡审美效果。如我国著名传统帝王建筑十三陵,其中长陵是整个陵区的中心,本在神道的设计中用纵深笔直的道路铺设才能合于中轴观念,但由于神道两侧远山布局体量变化所致,便将神道走向做了偏东北方向的艺术处理,使神道在略有弯曲的基础上靠近东部形态较小的山峦,远离西部形态较大的山峦,这样便在视觉上使人感到更符合均衡之美的建筑构图。“礼乐韵律”之美是中国建筑美学中的重要语汇,是塑造意境美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大自然中,韵律美随处可见,起伏的山峦、荡漾的波纹、绵绵的细雨都是韵律美的体现。而建筑艺术中的韵律美则是通过相同或相似的构件装饰等按照一定规律规则排列成的。整齐的韵律美将建筑的外在或内部在布局或形态上获得完美统一,进而达到和谐的境界。“韵律是使任何一系列大体上并不相连贯的感受获得规律化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比方说,一些散乱的点,我们要想记住它,虽说不是不可能,那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点所仅有的效果,是混乱或单调,别无其他。如果把同样数量的点分成组,这样一来,整体效果就是可以认识的一种重复了,这些系列马上就变得有了连贯性,我们说它已经图案化了。眼睛常常会本能地把自己的感受归类成为一个有韵律的系统,所以在看星星时,人们常常趋向于把那些距离大致相等、光辉大致相当的星星看成一体,从而建立起一种星座图案,一种美学上的满足就会应运而生。”[6]在传统建筑布局中,中国建筑韵律是通过建筑群落以横向铺排布局而在平面上展开的。如故宫的部分房屋设计,用统一的柱子等距离排放,柱后窗门样式相同或相近,每隔一段距离便是一间屋室。屋室多为左右对称,或是在柱边放置大小齐一、数量齐一的台基。有序不乱的固定模式定期重复,宛如音乐的不同声符的和谐交织,既显示出了王权的壮观景象,又不失庄严中的韵律感与节拍感,在心理上使人得到统一排序的震撼效果。 三、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的和谐之美 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必然对中国建筑哲学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其所表现的美学意义依附于“礼”的特点十分明显。而中国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派———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建筑美学中为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对中国建筑艺术也具有深远的美学意义。在哲学范式中,儒家与道家学派都讲求“天人合一”。但究其侧重点,却各有不同。如果说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思想与情理统一的审美理想被宫殿、陵寝、庙宇所呈现,那么道家的心物相通、追求自然和谐的审美之道便在我国古典园林景观中淋漓地体现了出来,更在文人士大夫中获得了自由的升华。在古典园林中,建筑是被赋予其中的,构成园林所必要的条件就是建筑。山水中的亭台楼阁,小河边的拱桥轻跨,百花中庭院点饰的美学意境随处可见,它们都是园林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园林的每个角落都闪烁着建筑美的光辉。道家将“无为”作为“天人合一”的道法,人只要以“无为”的态度回归自然,便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强调自然与返朴归真的情怀,也正是这种情怀奠定了中国建筑美学的深厚的哲学基础。园林是人们亲近自然,从“内”向“外”的重要媒介,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之所。它把建筑变相地运用于现实的自然环境,是建筑向室外空间的有机延伸和拓展。中国园林美学讲求意境之美,意境之美是中国园林建筑的灵魂。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和谐为美的审美意境,意境为中国园林美学之灵魂,是中国园林追求的对美的事物的审美的创造,其和谐是由多元化和不同差异杂糅而成的优美。在园中,只要角度稍作变化,就能将庭院的景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进入“人动景变”的情景中去,产生一种虚实相生、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也是中国园林艺术追求的审美意境,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将无限的景致囊收其中。在传统园林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造园者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将空间组织调整,圆满地解决了“无限于有限之中”的矛盾,将美的感受不断丰富完善,创造出园林艺术的意境之美。在传统园林中,造园者以景观为物质基础,以“天人之际”为表现形式,以“心与境契”为理想境界,从有限到无限,创造出了无穷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意境。 四、历史传统建筑中“和谐之美”的精神传承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实地记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深邃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美丽丰姿。在古代,和谐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和审美追求。崇“和”、尚“和”、重“和”、求“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几乎涵盖一切、贯穿一切。可以说,在中国各种传统艺术形态中,建筑最具象化地体现了中国人“和”的意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物化表现形式。以和谐为美的精神品格,正是在这种审美理想中体现的。宫殿建筑,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智慧结晶。传统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中的对称、均衡、尺度、韵律等的追求一直延续不绝。大至故宫、天坛、十三陵、颐和园,小至一处园林、一座小亭,无论是惊叹其伟大巍峨,还是流连其清丽婉约,都使我们感悟到美。建筑和谐美的取得,也主要是依靠这些外在的形式美的原则体现出来的。关于儒家、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著名作家安德鲁•博伊德也曾评论:“中国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这种相反的二重性清楚地表现在中国的建筑和中国花园上。……房屋和城市由儒家的意念所形成:规则、对称、直线条的、等级森严、条理分明、重视传统的一种人为的形制。花园和风景则由典型的道家观念所构成:不规则、非对称、曲线的起伏和曲折,表现了对自然本源一种神秘、深远和持续的感受。”儒家伦理的物化手段和物化模式,成为人与社会之“和”的最好表征,将人的情感与理想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优秀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在道家思想作为重要补充之后,又揉合了释家文化的中国园林建筑,更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感性因子。中国建筑美学的“天人合一”,在儒、道、释诸家的哲学理论的阐释与深远影响下,诠释出中国传统建筑美学与浪漫互相交织的和谐美的旋律。希望这种美学原则能在中国现代建筑中呈现光彩,延续传统的和谐生态原则,让“和谐之美”的美学原则融入建筑之中,从而使华夏子孙寻找到精神复归的家园,而不是被遗忘和淡化。 作者:姜欢笑 王铁军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历史论文:戏剧的振兴中国历史论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但就说河南的戏曲舞台,也涌现出了不少的优秀作品,如20世纪5O年代后期的《朝阳沟》、八九十年代的《倒霉大叔的婚事》、《老子•儿子•弦子》、《香魂女》,还有近几年的《新版白蛇传》、《程婴救孤》、《常香玉》等。虽说近些年来出的精品戏也不少,也曾获大奖,但整个戏剧市场仍不景气。与其说观众冷漠了戏剧,不如说戏剧疏远了观众。改革的大潮在席卷着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艺术家们必须紧紧追随生活前进的步伐,努力地为广大观众去开拓艺术的新天地。所谓“戏剧危机”,只是旧的艺术观念的危机,是戏剧繁荣的胎动和阵痛。这些年来,我目睹着艺术家们带着汗水、辛酸和兴奋的泪,踏着荆棘的路朝前走。他们的体会非常简单:遵循艺术的质朴原则,大胆探索和创新。 众所周知。戏剧艺术应充分体现通过美的形象.唤起人们美学深思的基本屑性。任何艺术作品,特别是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戏剧.都是“他人参与”的艺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只是通过观众的体验和想象,借助演员同观众的交流,引起观众的共鸣,才能真正为人接受。产生永久的艺术魅力。艺术家应该也只能向观众提供审美趋向和范围,引导人们在规定的艺术情景中对人生的思索,得到美的享受和启迪,如果无视艺术审美的心理过程。把剧作家的主观意念硬塞给观众。填满其美学深思的时空,这样就令观众倒胃口。为了避免重现过去一个时期的弊病,我们在进行创作的审美把握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了两个原则:一是戏剧的表层俏丽与深层的哲理内涵和谐统一,做到雅俗共赏。不同层次的观众进入剧场,首先需要的是感兴趣。这就要求戏剧在剧情、表演、氛围、情趣等诸多方面有一定的通俗性和世俗性,以增强戏剧的普遍感应性,产生扣人心弦的魅力。同时,还要引导那些审美层次较高的观众,触摸戏剧的深层内涵,唤起美学深思,产生对世界和人生的哲理认识。二是使现实题材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使历史题材体现对现实的关照。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现实矛盾关系越是复杂激烈,它打下的历史印记也就越深刻。对于现实题材深广内涵的开拓,往往有赖于对历史深层积淀的挖掘。现代豫剧《香魂女》和新编历史剧《程婴救孤》的创作过程,初步尝试了这样的审美把握和美学思考。通过对“戏剧危机”状况的反思,我们越来越感受到,随着观众思想文化和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已不至于从戏剧欣赏中得到喜怒哀乐的情感满足,并且越来越增强对于戏剧说教的逆反心理。他们要求艺术家给予应有的想象空间,对戏剧所提供的丰富生活和多义主题独立进行思考,而不需要别人做出现成的结论。戏曲是综合艺术,一部好的戏曲作品,离不开编剧、导演、音乐、演员、舞美、灯光等主创人员的努力,而剧本显得首为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一出戏的灵瑰,剧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和内涵,往往决定了一个剧团的艺术方向和水准。然而,正如很多业内专家指出的,目前戏剧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正在削弱,不少作品虽然辞藻华丽,但剧本的艺术品位、思想含量及人文意识缺失,作品缺少对人生、生存、欲望、理念和信念这些本质东西的思考和关注,很难表现时代的诉求和传达人民的心声。当然。这并非说只要描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会具有时代感。比如,豫剧《朝阳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虽然反映的是2O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149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现在看来仍不觉得过时。原因在于,它不是对某个时期某个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融入了剧作家对历史、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尤其是及其生活化的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戏剧艺术应充分反映审美思想的民族性,做到时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几年来,我们非常强调艺术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艺术,其审美理想的民族性,决定其艺术的生命力。抛弃了对文艺民族性的追求,一味去拥抱所谓时代新潮,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今天,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既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又要坚持文艺的民族化方向,并以它作为振兴戏剧的基本美学原则之一。由于各民族在审美思想上有一定的共同性,因而各个民族艺术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历史特征。为了振兴和繁荣我们的戏剧艺术。完全应该加强对外文化的交流,吸收一些外来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以增强我们戏剧的艺术表现力。这对满足观众多层次的审美需要,发展多种戏剧风格和流派是必要的、有益的。不过在接受当代文艺新潮大胆进行艺术创新的时候,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土壤,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美学理想,反映民族之声。只有个性鲜明的民族艺术,才是最有国际性和开放性的艺术。 戏剧艺术的民族性审美品格。往往是同民族的地域性紧密相连的。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种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地域性文化支流汇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巨流。因此,振兴和繁荣戏剧艺术,还必须保护和发展其地方特色。 作者:黄敬 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新闻出版局戏研所 中国历史论文:太武帝灭佛运动中国历史论文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中国历史上最暴力最严酷的一次灭佛,太武帝即位后,灭佛前对佛教有个崇信、亲近、疏远、限制、打击、彻底消灭的过程。其灭佛的原因应该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是简单从反佛思想,经济土地的争夺,佛道冲突或者是政治事件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倾向归因于佛道之争和崔浩、寇谦之的掩掇;王仲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 认为,因拓跋魏王朝对佛教不了解,同时又掺人了佛道斗争的因素,于是发生了灭佛教事件;郭朋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认为是因地主阶级内部世俗地主与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和冲突;任继愈等先生的《中国佛教史》论述得相对最为详细。它又强调其原因一是争夺控制人口劳力、二是佛道之争、三是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反魏;四是儒佛之争)经济因素并不是太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太武帝灭佛毁佛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引发血光之灾的导火线。《魏书•释老志》记得较清楚,是他亲征镇压卢水胡盖吴起义时,途中在长安一家大寺院发现了所藏匿的大量兵器,地方官和富人藏在寺中的大量财物,以及所藏的许多酿酒具,还有僧人与贵族妇女淫乐的密室。太武帝疑僧人与盖吴通谋造反,憎恶沙门敛财、贪酒、好色,遂在崔浩的支持下颁布了严厉残酷的灭佛诏,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佛教。而以前只是抑佛、限佛、排佛。在发现的四大类违禁品中,兵器是最大的罪证,通谋造反是最重的罪行最令太武帝仇视,是刺激太武帝决心立即灭佛的最强烈的刺激物。此外,佛教和本土道教的矛盾,佛教和儒教的矛盾都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灭佛事件的发生(下文有论述)。 二、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偶像崇拜与破坏 武帝初期。对于佛像还是很推崇和敬重的,这可能是出于对太祖的尊重和继承,造像活动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世祖初即位,亦尊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举诸佛像,行于广衙。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魏书•释老志》)。可以看出,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并不是刘乐(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广东深圳518026)一开始就反对的,而是一个从信佛,尊重佛教到怀疑佛教,反感佛教,再到彻底否定佛教,灭佛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道教对佛教偶像的压制作用也渐渐体现出来,太武对佛教的抑制是伴随着对道教的倚重而发生的。世祖即位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其术。(《魏书•释老志》)北魏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族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很大影响,并逐渐以此为正统文化和思想,魏、齐大臣魏收著的《魏书》就列有《儒林》、《文苑》、《孝感》、《节义》、《烈女》、《礼志》等篇章记载和弘扬儒家文化。人世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教义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冲突。在太武帝灭佛的过程中,其亲信崔浩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官僚士大夫,三朝元老、世家大族,大学者的崔浩灭佛的动因,很明显是崇儒抑佛。崔浩对佛像进行了曲解和诋毁来达到偶像破坏的目的。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魏书•释老志》)这里崔浩所说的胡神显然指的就佛,崔浩觉得佛教信徒对佛像顶礼膜拜的行为很可笑,将佛教称为“胡神”,这是以中原儒家为中心的眼光来看作为他者的佛教,是一种排斥和否定的眼光,佛儒的冲突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严厉打击佛教诏、最后灭佛诏都是经崔浩润色修改的,甚至是他起草的。太武帝下诏灭佛,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强迫僧人还俗,捣毁寺庙,破坏佛像等等。非常严厉,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魏书•释老志》)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同上)恭宗言虽无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魏书•释老志》)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肤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魏书•释老志》)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太武帝灭佛的对象不仅包括僧人,寺院集团,佛教的经义和思想,佛教典籍,对佛教造像和图像也采取了破坏毁灭的政策,这和八九世纪的拜占廷破坏圣像运动是有几分相像的。灭佛导致了大量的佛像被毁灭,同时也抑制了佛教美术的发展。在此时期,石窟造型和壁画的创作都处于了停滞的状态。在灭佛结束之后几大石窟都迎来了各自的营造高潮。虽然诏书严厉彻底,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灭佛活动还是受到了很多的阻力,这些阻力往往来自对佛教笃信或者抱有同情心理的贵族和官僚。太子恭宗就是其中之一。《魏书》上记载了太子恭宗是如何将灭佛和捣毁佛像的概念分开,从而保护佛像的。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索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魏书•释老志》)太子的意思是缓禁、少杀、不烧、不破。让它自然消亡。而且太子说的很清楚,他将太武帝为沙门定下的罪过痛图像分开,“又非图像之罪”,图像的存在和意义只是对佛教教义的阐释或者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并没有参与谋反之事,所以太子主张不去主动破坏图像和寺院,而是让其自然毁灭。在灭佛期间,太子恭宗保护了大量的沙门、佛教经典以及寺院,佛像。《魏书•世祖纪下》还记录了一件同情佛教的人士巧妙地利用佛像为佛教求情开脱的事件:邺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日:“魏所受汉传国玺”。(《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谦之死。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力主严厉镇压消灭佛教的崔浩因文字狱等原因被诛杀。两年后的三月,太武帝被太监杀死。同年六月,太子恭宗病死。至此,太武帝太平真君年灭佛的几位最重要、最关键、最优秀的人物都想继去世。太子恭宗拓跋晃之子,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兴安元年(452年)冬十有--Yl乙卯,“初复佛法”。(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有司失旨,一切禁断(太武帝灭佛)(《魏书•释老志》)。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魏书•高宗纪》) 至此,太武帝灭佛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佛教又重新在北魏流行起来,被毁坏的佛像得到的修复。主持复兴工作的主要有师贤和昙耀。昙暇主持在平城武州塞开凿石窟五年,雕造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此为大同云岗石窟营造之始。从太武帝灭佛到北周武帝灭佛这段时间,佛教在北朝迎来了他传人中原以来的第一个高峰,造型活动也极为兴盛,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佛教美术作品。 作者:刘乐 单位: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 中国历史论文:凤纹演变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1凤纹的演变过程 商朝的青铜器上凤纹的形象不尽相同,在冠上就有多齿冠、长冠、花冠,分别代表了凤纹在商朝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西周玉器上的凤鸟纹,既继承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鸟形,又改掉了商朝凤纹的质拙写实,朝着装饰化,图案化,艺术化,程式化的方向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西周人在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的基础上,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更加的别致。西周的雕刻着鸟纹的玉器,不仅起了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作用,更加是西周人民思想,精神的一种寄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龙凤这两种分别代表阴阳的鸟兽大量地出现工艺美术作品中。凤纹常常成对地出现在楚系青铜器中,有时两种纹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到战国中期,楚系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进一步线性化、图案化。纵观商代至战国时期这一千多年青铜器凤鸟纹饰的发展与变化,展现出一些阶段风格与演变特征。这段时期的凤纹由繁缛变简洁,由具体变抽象,由静止变跃动。秦汉时期凤鸟纹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形态越来越多,并且在材料的运用、艺术的表现、技术的提高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创新之处。秦瓦当凤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具象写实、现实直观、灵活创新、整体平衡。秦凤纹巧妙地与龙、虎、龟、蛇组合,造型上从过去的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段逐渐发展成了形象的具体刻画。所有的这些艺术特点使之成为开创具象凤纹的始祖,其艺术创新与价值是后世无法比拟与超越的。汉代的凤纹艺术较之前朝都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他的形象更加丰富,线条越发流畅。汉代凤纹的形象不再试静止不动,不再是呆板烦人,而是运动着的,跳跃着的,给人的感觉积极向上,身心愉悦。汉代凤纹被运用到了瓦当,画像砖,石刻等多种地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凤纹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袭汉代以来的风格外,线条的设计趋于粗犷,给人一种壮实之感。这个时期的凤纹不仅仅是追求某一个局部的优美,而是从大局出发,关注的是整个图案,装饰性的图案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凤纹的表现中。唐朝凤纹的造型更加的具象化,与鸟的形象越发的接近,唐朝的凤纹常常是成双成对的出现,有着美好的寓意。唐朝的凤纹可谓是集大成于一体,吸取了前几个朝代凤纹的发展,广泛的使用了花卉的图案,使得唐朝的凤纹样式显得更加的雍容华贵。出土于西安大明宫的唐代金银凤纹图,风鸟的造型精巧、细密,头、冠、颈、躯、翅、尾、爪等精雕细琢。晚唐时期的纹样更为精巧美观。这种造型和富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凤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女性象征。宋元时期的凤纹开始进入了一个规范化使用的时代,这是一个凤纹流行的时期,凤纹被广泛运用在了妇女的头饰,建筑物的装饰,各类瓷器家具中。宋代装饰艺术在观念形态上偏重寓意,在其表现上都注重艺术性,赋予了吉庆如意的民俗思想愿望和气息。例如,政和年间的“凤穿牡丹”纹,就赋予了富贵吉祥的寓意。明清时期,是凤纹的鼎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凤纹的使用更加的丰富,各类建筑装饰、家具、瓷器上都有凤纹的身影出现,并且独具特色。这一时期的凤纹被人们看作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整体纹样的表现上也更加的富丽堂皇。 2凤纹象征意义的演变 凤凰作为神鸟存在于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最开始是东夷部落的图腾。同时期黄河一带的文明图腾是龙,合并统一后龙凤都成为中国的图腾,被称为“龙凤呈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把凤凰看作是吉祥的象征。孔子临死时,曾哀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4]秦汉时期凤纹被赋予祥瑞、兆庆的象征意义,出现了“鸾鸟”“、朱雀”“、朱鸟”等多种命名。秦朝时期的凤纹退去了神秘的主题,开始转向对于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因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凤纹也被带上了宗教的意味。隋唐以后,凤纹逐渐摆脱了宗教的背景,而开始成了皇室的专用图案,代表了权利的象征。唐朝时期,武则天率先使用凤纹作为了自己的象征,从此以后各个朝代,凤纹都被作为皇权的象征保留使用了下来。 3结论 凤凰身上既有丰富且美好的吉祥含义,又有许会让人感到崇拜的虚无和皇权的沉重,但是它的美好寓意却让人为之迷恋。而凤纹,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性传统纹样,极具东方韵味,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图案的艺术魅力。凤纹作为装饰纹样,其艺术的装饰生命力也将长存不衰。 作者:章慧凰 王芝湘 单位:天津工业大学 艺术与服装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叙述视角”及其选择 在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中,对历史真实理解、发现、叙述及展示角度的差异,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媒介真实”,继而给受众建构出不同的“想象真实”。从视界结构上讲,可追溯到不同的叙述视角。所以叙述视角是探究纪录片深层创作理念的重要考量对象之一。叙述视角,也称为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观察和讲述故事的特定角度。按照结构主义批评家兹韦坦·托多洛夫的观点,叙述视角可分为三种形态:(1)全知视角———叙述者>人物;(2)内视角———叙述者=人物;(3)外视角———叙述者<人物。它们体现了叙述主体对事件或故事观察角度的差异以及与事件和故事关系的差异,从而呈现出事物不同的面貌和意义。这三种视角在表达时各有侧重,如全知视角体现出俯视的全知性、权威性,视野开合度大;内视角的叙述者身处故事之中,以普通人的感观“得知”和讲述,可信性和亲切性超越前者;外视角比内视角知道更有限,对内情毫无所知,即跟在人物后面告知受众其言行,但其“不知性”反而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引人入胜,尽可能地调动追问和想象的参与。不同视角既代表了纪录片叙述风格的选择,也体现了创作者之于受众的姿态以及希望受众采取何种姿态进行“阅读”和解读作品信息,从而引起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而无论选择哪一种视角,都无法克服该视角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超越的实证权威对故事信息及材料可靠性负责,任何一个视界都有其独立的代言个性”。叙述视角的选择得当与否,也会直接导致观众采取不同的立场解读和评价作品信息。霍尔认为,在假定读者具备发现传播者“制码”能力的前提下,根据读者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是否一致,读者的解读方式可分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与对抗立场(oppositionalposition)。这三种立场体现着读者对编码者权威和主导地位不同的认同程度。持主导―霸权立场的受众类型随着信息和文化产品买方市场的形成必将逐渐减少,而更多的是会经过自己的经验部分接纳甚至颠覆性解读作品的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的解码者,尤其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在网络传播时代,面对媒介经验日趋丰富、自我意识日趋强热的传播对象,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叙述视角选择就更需谨慎,如全知视角就极易使已形成自我观点的受众产生对抗立场。但若纪录片完全陷于纯客观表象之中,没有合适的主观意见和意义解读的自信,又易囿于“当局者迷”的局限而难以使受众信服,从而降低纪录片的认知水平与格调,同样容易引起对抗立场甚至轻视态度。于是,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均衡比较了多种叙述视角的长短利弊,向“多元化”视角的方向探索,以协调上述矛盾。 二、中国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作品中的多元叙述视角分析 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从表现元素上看,作品中的多元视角主要包括:代表创作主体的叙述———解说、口述者(专家、见证人、相关事件的当事人等)和再现的历史人物。 (一)解说视角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尤其长于传达抽象信息。解说作为纪录片抽象符号系统的重要主体之一,与被访者口述和表演者对白(及独白)共同表现视觉信息难于传达的概念、观点和意义。在力图输出一定意义的纪录片作品中,解说历来是贯穿作品的最常见的主线和链条,在其节点上再安放影像、采访等其他信息板块。它赋予作品逻辑性,同时,其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特点符合该类纪录片主要目标受众群的书写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能更有效地构建出深层意义体系。解说作为诉诸听觉和视觉的符号,以索绪尔的理论分析,其“能指”包括解说员的声音符号和相应的字幕文字符号,其“所指”则直接代言创作主体的价值判断,承担了描述事实、抒发感情、表明态度等多种功能,声音符号中的副语言及字幕的字体、大小、位置都承载了特定的涵义。受众借助影像本体形成对事物感性的认知,可以说画面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解说着文本,同时观众又能借解说避免画面解读的多义性和表面化,语言的逻辑特性更易于构建出结构、脉络、意义和情感。解说还是纪录片的重要美学元素。首先,渗透于解说的字、词、句和整体结构的文学美能营造出令人陶醉和回味的丰富意境,受众能借助文学语言联想出超出“画框”的宏阔而绮丽的时空并心驰神往。这种审美感受通过时间的积累使受众逐渐形成对表现主体较稳定的认知态度与情感共鸣。其次,解说蕴含思想、哲理的思辨美。语言能表现出远大于影像具象世界的思维领域,展示历史智慧和思维成果,揭示表象背后的价值与规律,发人深省。如《大国崛起》不仅有对具体国家的兴衰、具体历史事件的总结分析,而且其对葡萄牙、英、美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的选择、排序以及作品的整体结构也都体现出创作者的历史观点,展现了创作者包容的胸襟和气魄。最后,听觉美。该类优秀作品体现出对人声之美的重视与挑剔,解说员圆浑有力、充满色彩和韵律的声音,与影像和音乐一起,营造出纪录片或深沉庄严或欢欣雀跃的意境美,给观众一种流连忘返的听觉审美享受。与以往作品相比,这一纪录片群落中的优秀作品在解说方面体现出一些变化或趋势,这些变化从深层反映了创作主体话语姿态的改变。其一,淡化的“脂粉气”———抒情性文字的减少与改进。主旋律的作品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慷慨激昂、直接而厚实的情感渲染表达和词藻的铺陈让人应接不睱,但却难以溶入。纪录片的纪实本性和客观信息量一度被主观化的抒情文字所包裹,甚至让位于后者,历史叙述带着浓厚的“脂粉气”。例如《话说长江》中有许多类似的表达:“古往今来,有多少著名的诗人,为您的魅力,寻访名胜、昂首歌唱啊!数千年间,有多少杰出的文豪,为您的风姿,写出了优美的篇章!”这种抒情化的表达方式曾受到一个时代的推崇。抒情,《现代汉语词典》将其释为“表达情思,抒发情感”,即用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文学活动。据此,笔者对比了《话说长江》、《故宫》、《敦煌》、《舌尖上的中国》等多部代表性作品的解说文本,据情感表达和修辞特点统计了其中的典型抒情性文字,选择其中几例,作如下比较(表1)。由表1数据可见,同性质媒体创作的同类题材纪录片作品中,抒情性文字比例在新时期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且这种下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是某部作品的偶然表现。创作者对解说文字的美学追求发生了理性、平实性、客观化的转变,这与国际纪录片故事化的风潮不无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创作者居高临下的精英教化心态向与受众对话心态的转化趋向,使该类纪录片表现出真诚、质朴的态度。其二,纳“他者”之见———注重引用他人观点与一手资料。解说更加注意引用他者话语,多方引证,以求更加全面、立体地构成与评述事件,减弱主观性,从而提升受众对作品的接纳和信任程度。例如《敦煌》第一集中便以探险者斯担因的个性化独白简洁而真实地描述了探险历程,暂时脱离了对“解说员视角”的依赖。这比解说员极描述之能事传达的效果可能更直接而动人。此外,解说中也更多地引用研究者、亲历者的观点,有时甚至借助对创作者亲身体验的原始纪录———考察笔记、拍摄、走访手记等,削弱雕琢感,丰富审视角度,更显真实。其三,“不知为不知”———全知语气的和缓。在人们的印象里,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如卷轶浩繁的史册一般谈古论今,无所不知,拥有与受众的巨大信息位差和文化优越感。但在当代作品中,解说中出现了“我们无从考察”、“我们不知道”、“或许”等词句,这些非但不是创作者的不自信,反而证明了创作者正在以一种平易而朴实的面孔与观众交流,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口述者视角 说到口述者,不得不提史学研究中搜集历史的途径之一———口述历史,它源于史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其历史资料源自于人的记忆,通过访问和记录(文字笔录、录音、录像等)曾经身处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获得原始资料,从中抽取有用史料,获取历史真实。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学的术语(OralHistory或称HistorybyWordofmouth)正式产生。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推广运用[5]。相对于书面正史资料,口述史更能够深入到民间,在社会生活史、风俗史、灾难史等方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该史学方法也集中地体现在纪录片家族的特定类型———口述体纪录片中。中国也产生了大量代表作,如《20世纪中国女性史》、《神鹿啊,神鹿》、《百年小平》。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口述者,多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亲历者和各类知情者,把其讲述与评论的视听觉信息作为纪录片的直接构成部分,其特殊身份、特定经历以及本人影像增强了确认作用和大于语言本身的感染力。口述者视角主要具有以下传播优势。其一,权威性。历史信息久远的历时性意味着对普通人的门槛和“知沟”,于是,对其进行讲述及价值评判,学术研究者往往能凭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经验和文化地位引发“意见领袖”效应,提升作品的学术高度和说服效果。其二,多元性。当代作品中的口述者并不局限于专家学者,其来历既有“庙堂”也有“乡野”,创作者观念的包容带来口述者选取标准的多元。非正统的、私人的、群体性的观点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态度立场能折射出多面的历史,为靠近真实提供参考。“历史影像叙事结构的逻辑性及其现场,建立在这种多元的、个体的和局限性视角共同组成的口述见证基础之上”[6]。例如表现陕西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作品《望长安》中的口述者涵盖各级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高校教授、文化学者、作家等30余位,他们的讲述针对自己对陕西文化最熟悉、最热衷、最津津乐道的方方面面,将宏观的地方文化风貌与个性化的体验认知相结合,在口语化表达的同时又不乏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与规律独立的深层思考。这种口述相对于解说词一元讲述或专家群体口述者的一元讲述,更能显示深层创作理念中的包容性、差异性和客观性,也更容易实现传播意图。其三,感染力。口述者借大众媒介实现了类似人际传播的效果———面对面交流下的直视与“靠近”,把影像背后上帝一般的讲述者“他”转化成了一个促膝而谈、有生动表情、有肢体动作、有丰富情感的表达意愿强烈的“你”;而大众媒介借口述者成功地把久远的历史事件拉近为受众“在场”的当代事件;“教化”变为“交谈。”《望长安》第八集《鼓舞风神》中,陕西籍作家高建群以极具特色的方言、质朴的外表、憨直的神态,一下就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厚重的文化表达顿时变得亲和与轻松,他动情地讲述着自己理解的陕北民歌信天游,“陕北民歌就是它的那种赤裸裸的表达感情的方式,那种热烈那种真诚”,然后,语言也不足以表达这种“热烈”与“真诚”,情到深处他便自然而然地吟唱了起来:“(唱)六月里日头,腊月里个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口述者兴至而歌、手舞足蹈,奔放豁达的人性释放真正充分利用了影视媒体的多通道和“零距离”,实现了信息与情感的双重交流,并且彰显了纪录片创作者回归人文本性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对口述内容选择及节奏把握的探索。口述视角虽然有以上优势,但也不能不分主题、风格的滥用,在当前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形成的大致规律是:口述信息多用来表达事件和史实的细节性信息、未成定论的各家之言、个人化的身心体验等。且口述部分的剪辑节奏要与作品整体风格统一,避免节奏拖沓和视觉疲劳。由此,有的创作者会借音乐及转场设计等元素进行多位口述者的快速剪辑,形成片断信息拼合和递进的紧凑感和“疾风暴雨”式的信息流。 (三)“情景再现”中的历史人物视角 情景再现,是目前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广泛使用且争议渐小的表现手法,又称“搬演”或“重演”,是由他人扮演时过境迁的特定重要情节,或者运用光影声效造型再现某种历史环境氛围[7]。这种手法可以追溯到美国纪录片先驱弗拉哈迪1916年的经典作品《北方的纳努克》。导演通过真人表演的方式再现了爱斯基摩人行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当代很多题材的纪录片中,情景再现都逐渐成为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创作理念。笔者在此先搁置学界对其合理性的长期争议,仅讨论其叙述视角问题。虽然“再现”的控制者仍然是创作主体,历史人物不可能真的穿越时空,但“再现”的历史人物的行为、动作、语言(内容与风格)均基于文献资料和专家考证,有史可查,力求客观真实。而且,其表现力不局限于历史人物的言行本身,服装、礼仪、建筑、环境等形成的信息“场”,都在参与表达,其直观效果是解说和口述都无法企及的。历史人物的生命通过史书、传说、遗迹的初次复制,而后又在后世的现代影像媒介里再次实现了巴赞所说的“人类延续生命的幻想”和“木乃伊情结”,这本身就是历史人物视角下的一种“发言”,对他同时空同命运的人们具有使命般的代言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作品中,史书上的主体———帝王将相等强势阶层不再是唯一的主角,对普通人尤其是平凡甚至苦难的个体的关注上升,比如《敦煌》中对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塑匠、舞女等的大篇幅再现。这些历史人物通过特殊的方式,获得了表达的一席之地,穿越古今的时空巨壑,诉说或无言重演着自己的命运,触动着当代人的情感神经和现世困惑。创作者不仅为古人“失语”作了改善,通过历史人物的视角实现了民族历史情感化的古今对话与中外对话,同时借用新历史主义“history———his-stories”的观念[8],体现出将抽象化思维向具象世界和真实人物生活还原的创作趋向。 三、多元视角的“合力” 上述三种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容的体系,共同构建历史叙述的完整性与多面性,多点、多层面思维形成较全面的历史“拟态环境”的立体感,通过传者一方的多元(涵盖创作主体自身、学界、艺术界精英阶层、大众阶层,甚至历史人物)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这三种视角借助不同的表现方式可以使纪录片作品集可视性、情节性和思辨性、抽象性为一体,根据不同的侧重而在创作中分工与合作,创作者也通过向其他媒介的借鉴使之优化,例如新闻写作华尔街体(DEE)的理念便常被应用于纪录片创作中[9],由个人故事、细节、事件或口述者引入(Description),由解说语言概括、梳理、深入剖析,结合专家及口述者的多元阐释(Explana-tion),最后实现价值揭示、理性升华(Evaluation),这种剥笋式地层层深入地由历史局部向全貌延展的创作方法在《大国崛起》等偏政论型作品中均能找出痕迹。可以说,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多元视角的探索体现出当代独特的历史解读方式,它能够在“小人物—大历史”、“小事件—大背景”以及“理性阅读—视觉商品”间寻求一种平衡。借助历史话语表达了对不同社会成员的人文关怀,凸显了创作者的人文精神,也体现出对视听语言规律认识的深入。但同时要警惕创作中模式化以及因追求戏剧性、传奇性对真实性、深刻性的消解等潜在危机。 作者:王月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优秀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优秀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作者:闫石 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思考 一、教学内容的设计 “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课程,我校在课程设计时,定为36学时,因此要想在这有限的学时内把文献学的定义、范围,文献的载体,文献的形成与流布,文献的收藏与散佚,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辨伪、类书、丛书、方志、家谱、出土文献等一一详细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献学》教材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也作为文献学的教学内容,虽然这些内容作为文献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不能回避的,但是由于《文献学概要》这本书没有列入,且这三门学科对于学生们来讲又确实太难了,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只能割舍掉了。虽然不再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作为单独的讲解内容,但我会在讲解其它内容时,凡是涉及到相关的内容,均予以简单的讲解(我校中文系开设了“文字”、“音韵”、“训诂”学等课程,建议学生们去中文系选修相应课程)。即便如此安排,也不可能详细地介绍上述内容的每一个章节。因此要根据本课程的内容和难易程度来合理安排课程的讲授:相对容易的章节,除了必讲的内容外,安排学生课后自学,而相对难的章节,则进行重点讲述。如在讲述“文献的载体”的时候,讲解“甲骨”、“金”、“石”、“竹木”、“帛”、“草纸”、“羊皮纸”、“贝叶”、“纸”的时候,可以利用相关图片,简单讲解。而在讲到“文献的辑佚与辨伪”的时候,则会重点讲解文献辑佚的方法、作伪的主要手段和辨伪的方法等内容。合理组织教学内容,必须对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有一个总体把握,同时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不仅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同时可以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 不同课程,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教学方法。而历史文献学又是一门讲求运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特性。笔者在长期的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除了传统的课堂讲授的方式,更应当注重以下一些教学方式的使用: 1.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课堂讲授方式,进行启发式教学。 有关启发式教学,专家学者们都进行了较为精辟的阐述,笔者在此不予赘述。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知识,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如何才能让学生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呢?如在讲“出土文献”里敦煌、黑水城文献的时候,我会拿出一篇黑水城文献,让大家去释读、断句、文献断代。在释读文书的时候,我会提醒同学们注意“证圣元年”、“则天大圣皇帝”等一些关键词。然后提示他们根据“证圣元年”这个年号,在《中国历代纪元表》中,查找这是谁的年号。经过查找,发现这是武则天的年号,这正好和“则天大圣皇帝”相吻合。然后我又提示同学们再根据“则天大圣皇帝”这个封号,在《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全唐文》等唐代史料查找武则天什么时候得到“则天大圣皇帝”封号的,如果这个时间能确定,那么基本上就能断定这件文书的写作时间。经过不断的启发提示,同学们不仅完成了对文书的释读,同时也完成了对文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锻炼了学生阅读文献和利用文献的能力。通过这种实践教学的方式,启发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并不断地解决问题,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成就感,使他们感觉到所阅读的再也不是枯燥无味的古文,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记载。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2.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能过多地依靠多媒体。 由于我校以前特别重视和鼓励教师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因此大多数教师都采用多媒体教学。毋庸置疑,多媒体教学有多媒体教学的优点,这一点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也是较为突出的,特别是在讲述文献载体、版式等问题的时候更是需要借助多媒体课件。如在讲文献的载体的时候,很多教具我们是没有办法准备的。这时候多媒体教学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可以把文献的各种载体,用图片的形式予以显示,并对每种载体的形式进行讲解,这样同学们不仅见到了类似于实物的图片,同时对文献的载体也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教材所写的那些枯燥的名词了。但是多媒体教学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大多数教师,课件做的都非常精致,内容也非常翔实,安排也较为合理。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完全是依靠课件进行教学,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比如我在教学过程中,引用的古文,我会直接就把加上标点符号的古文打到屏幕上去。其实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环节。我可以把白文打到屏幕上,然后让学生来加标点;或者是把白文写到黑板上,让学生到黑板前来加标点,这既增强了师生之间的学习互动,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正是因为没有师生之间的互动,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教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课,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地听课,基本上达不到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要过多地依靠多媒体课件。 3.教具的使用。 由于中国历史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教具的使用。比如在讲述文献装帧形式,如“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梵夹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的时候,这些图书装帧形式,学生基本没有接触过,也没有见过,有的同学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利用自制的教学道具来演示讲解。在自制教学道具的同时,我还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我自己搜集的一些资料。如我在讲述地方志的时候,就把图书馆里的《天一阁地方志》借出来,让学生传览。在讲出土文书“玺印”、“砖瓦”的时候,把自己的“印章”和收藏的一些有关古印的图片、以及瓦当等的拓片拿出来,让大家观看。通过这些教学道具的使用,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献。 4.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以前我在讲课的时候,往往忽视这一个重要的环节。由于学生们不断地反馈课程内容较为抽象、难懂,因此我不得不改变以前的那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注意学生们的实践教学。在讲“版本”的时候,我把同学们带到了图书馆的古籍书库。虽然我校图书馆古籍书库藏书数量无法同重点高校相比,但是亦藏有一定数量的古籍。然后依据古籍,讲解古籍的版式等相关问题。在讲到版本的鉴定的时候,让学生自己找书的牌记、字体、版式、收藏章、序跋、刻工、装帧等内容。同时在讲解古籍装帧形式的时候,可以让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等模型。而这种实践教学的尝试,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纷纷反映,他们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既增长见识,又对古籍版式有了较深的了解。总之,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不要死搬硬套。在教学方法上,要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实践教学,让学生充分地加入到教学过程中来,激发学生们学习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作者:吴超 单位:包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辽西地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 一、辽西地域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从考古学文化看,辽西地区史前古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不落后于中原,有时甚至更先进。辽西地域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4]下面主要从文明起源的精神层面略述辽西地域古代文明起源及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一)社会组织形态方面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从兴隆洼文化开始,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由氏族到部落,再到“古国”,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从查海、兴隆洼遗址揭露的村落房址看,当时人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同一血缘聚居一处,为一个基本单位,社会以这些平等的村落组织联系起来。到赵宝沟和红山文化时期,在彼此分散的平等村落基础上,出现了中心聚落,并进一步形成聚落群。人们的关系不再纯粹以血缘来维系,而是突出了政治、经济和地域的关系,说明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发展。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由“环壕聚落”向“环壕石城”演变,这是早期城邑的雏形。至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进入到“古国”阶段。辽西地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具有“早熟性”和“先导性”,率先在中华大地上放射出第一道文明曙光。(二)崇龙与尚玉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很早就形成崇龙、尚玉观念。在查海遗址中,就出现了用石块摆塑的龙形堆石,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玉龙、石龙。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还出土有泥塑的猪龙,这都说明红山文化居民的龙崇拜。夏家店下层文化,崇龙由自然崇拜向政治礼仪过渡,从而礼制化。辽西地域古文化崇龙观念对中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红山文化崇龙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辽西古文化的尚玉传统也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玉器,制作精细。这些玉器主要用于表达某种观念,服务于宗教或政治目的,说明兴隆洼文化已经出现礼制的萌芽。人们通过“礼”这种形式向神灵献玉。玉具有“神性”,专门用于宗教礼仪活动,所谓“玉亦神物也”“,行礼以玉”。玉成为社会等级地位高低的标识。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的主人兼有巫———王的身份。辽西古文化形成以玉为神、以玉礼神、以玉别人的“巫———玉———神”的直接联系,[5]说明“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三)祭天祀地与崇祖尊王礼制的形成是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在辽西古文化序列中,红山文化的礼仪性建筑坛、冢、庙最具有典型意义。从坛、冢、庙结合看,牛河梁遗址是辽西地域规格最高的祭祀整体,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6]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祭祀各有侧重,东山嘴遗址侧重祭天祀地,牛河梁遗址重点在于崇祖尊王。牛河梁积石冢体现了“一人独尊”的等级制,女神庙已具有“宗庙”性质,说明此时“王”已经产生。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这种反映中国传统礼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与文明起源的其他要素,如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相比,更具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7]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区与全国其它同一时期文化相比,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和超前的地位。在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社会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率先出现文明社会的曙光。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辽西地区与周边文化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流,创造了远古辽西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 二、多民族起源与汇聚之域———民族主体流变与民族融合 辽西地域是诸多民族(部族)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原汉族与北方东胡族系、东北肃慎族系、秽貊族系等民族迁徙、聚居的重要场域和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历史上起源于辽西地域的民族主要有先商、孤竹、屠何、山戎、俞人、东胡、肃慎、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过的部族、民族众多,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渤海、女真、蒙古、满族、锡伯族和汉族等。有学者认为,辽西地域的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文化区,其时空框架与黄帝部族相吻合,红山文化即黄帝时代的遗迹。当以“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先民们和以“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先民们在辽西地域相遇时,作为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纹相结合的新的文化。苏秉琦先生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认为“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可以说,红山文化先民就是华夏族的直系之一。商人也是从辽西大地走向中原的远古民族。有学者认为,商人祖先起源于辽西,并从辽西走向中原建立商王朝。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分布着众多的商子姓方国,如孤竹。孤竹的疆域很广,一般认为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营州柳城县,古孤竹国也。”在喀左北洞曾出土刻有铭文“孤竹”的商代铜罍,说明辽西的大、小凌河流域是其主要活动区域。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辽西地域的少数民族(部族)有“山戎”“令支“”屠何”“孤竹”“肃慎”“俞人”“东胡”等。史载齐桓公曾“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8]山戎活动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其强盛时多次侵燕。“令支”也在辽西,是“山戎之与也”。“肃慎”与先商相邻而居,据傅斯年、陈梦家、邹衡等学者考证,肃慎原居地在燕山南北地区,居于辽河、山海关之间。“屠何”亦作“徒河”,西周至春秋时期活动于小凌河下游锦州一带。“俞人”生活在大、小凌河流域,有人认为“俞人”就是后来023建立“扶余国”的扶余人的先祖。战国时期,东胡活跃于辽西地域,与燕和匈奴经常发生战争。战国末至秦汉,中原汉族大量进入辽西地域,改变了这一地域的民族主体。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迁至辽西地域,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隋唐时期,奚和契丹族崛起于老哈河和西辽河地区。奚亦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同类”,属于东胡族系。奚和契丹最早游牧于松漠之间,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游牧生活。辽亡后,奚人曾一度立国,但很快灭亡。契丹于916年建国,称契丹国,后改称大辽。契丹政权占据北部中国,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不同民族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碰撞融合。山戎、东胡吸收、融合其他部族,建立部落联盟。燕秦汉时期,匈奴、乌桓、鲜卑在辽西往来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辽西地域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如鲜卑、高丽、夫余、契丹等迁入辽西并从辽西古廊道进入中原。隋唐时期,营州汇聚了汉、高丽、突厥、奚、契丹、靺鞨、渤海、杂胡等诸多民族,营州同西北的敦煌一样,乃“华戎所交一都会”,呈现“胡化”趋势。辽金元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辽西地域奚、契丹、女真、汉人、渤海、高丽、蒙古等杂居,出现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明、清时期辽西地区主要聚集着汉族、蒙古、满洲和朝鲜等民族,汉人与蒙古、满族等杂居通婚,文化上相互吸收,最终形成满、蒙、汉一家的民族大融合。辽西地域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不同民族通过辽西走廊迁徙往来、聚居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正是民族之间的迁徙、交流和融合,使东北民族不断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辽西地域的诸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亦颇有建树,其中有的民族不仅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还征服了许多其它民族,在辽西、东北乃至北中国建立了辖域广阔的多民族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对开拓东北边疆,沟通中原王朝,推动东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进而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疆域的奠定起着先导作用。”[9] 三、“诗书之路”:辽西走廊与文化交流传播 走廊具有地理和文化两层含义,是民族迁徙、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自古就有西北河西走廊、西南藏彝走廊和东北辽西走廊,这些走廊通道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沟通东西方、农耕与游牧和中原与边地的重要民族-文化廊道。在各走廊通道的连接下,不同民族通过走廊而迁徙往来,不同文化得以传播交流,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和壮大。“辽西走廊”指的是分布于辽西地域的连接中原和东北的交通廊道。辽西古廊道在历史时期形成,并不是单指傍海通道,而是包括傍海通道在内的几条古代交通孔道,总称为“辽西走廊”。辽西古廊道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从辽西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分布看,辽西优秀区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基本连成一线,[10]形成交通廊道。这些廊道也是后来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部族多次迁徙和南进的最主要的孔道。汉魏以后,经辽西地域由中原通往东北的古廊道主要有四条,即古北口———平刚———柳城道;卢龙———平刚———柳城道;无终———平刚———柳城道;临渝关———锦州傍海道。前三条古廊道的枢纽是平刚(今凌源市)和柳城(今朝阳市)。从中原出发前往东北,一般都是穿过燕山关隘,沿瀑河、青龙河河谷北上,进入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重镇平刚。由平刚北上,沿老哈河可直达赤峰以北;由平刚顺大凌河东北行,经柳城越医巫闾山抵达辽东,北上便进入东北腹地。辽金以前,这三条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辽、金时期,傍海道(碣石-锦州段)得到进一步开发,地位逐渐提升。明清时期,傍海辽西走廊“扼山海之冲要,为京师之樊篱”,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11]历史上,沿着辽西古廊道,中原汉族与东北诸民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但与西北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相比,辽西古廊道更突出的是文化交流。辽西地域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属于玉器崇拜和玉石信仰时代。玉作为礼器而传播,形成了具有精神信仰的玉石之路。“玉文化传播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史前信仰观念的传播。”[12]夏家店上层文化南山根等石椁墓中都出土有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所代表的部落首领或贵族仿效中原诸侯国的礼俗,辽西地域与中原通过辽西古廊道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13]商周之际,箕子从辽西去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14]即“诗书达于礼教”。辽西是商周时期中原人主要迁徙地,也是从陆路到东北的第一站。在喀左发现的商周青铜器看,一部分从中原传来,属于礼器,说明商周的礼乐文明沿辽西古廊道传播。汉晋时期,中原汉文化通过辽西古廊道不断向东北传播扩散。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渐慕华风”,而佛教也传入辽西朝阳,慕容皝在龙山建龙翔佛寺,[15]这也是东北第一座佛寺。后佛教传向高句丽,前秦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佛教通过辽西走廊传入东北腹地并传至朝鲜半岛。辽西走廊不仅是地理交通廊道,更是一条承载文化的“诗书之路”。辽西古廊道的文化符号更具有特殊意义。“诗书之路”侧重于强调和突出文化与精神层面,包括信仰观念。玉器、青铜礼器、典籍和佛教等都表现为文明与文化,属于精神层面,要高于物质层面。辽西古廊道这条“诗书之路”对于汉文化圈的拓展起到重要作用。不同民族文化认同越多,文化的冲突就越小,矛盾就越少,最终由民族心理上“非吾族类,其心必异”而实现“车书一家”。这种超越地理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正是“诗书之路”精神文化传播的结果。 四、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的转换 辽西地域处于农耕、游牧和渔猎交汇区,自然生态、气候宜农宜牧,不论农耕还是游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由于气候变迁、民族分布和经济方式等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经济类型并不是单一的农耕或游牧,而是农耕与游牧等经济类型并存,且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从考古学文化看,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域农耕、畜牧、与渔猎等经济类型并存,属于混合经济,但原始农业占有较大比重,说明辽西地域农业起源较早并达到一定水平。西周以后,整个北方气候趋向干旱寒冷,森林减少,草原扩大,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大约到西周晚期,北方进入以骑马为标志的半游牧-游牧经济阶段。[16]在老哈河流域的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遗存三号墓出土的铜环上有骑马射猎立雕,说明当地人已懂得骑马,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做出“专化游牧业”的抉择,由农耕定居逐渐向游牧转变。到战国晚期燕文化全面到达辽西之前,这里已经转变为游牧业。战国秦汉时期,以长城为标志的南北民族、经济和生态分界线最终形成。长城以南,为汉文化区,长城以北,属于游牧世界,农耕与游牧两大世界长期并存与对立,生产方式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不可避免,辽西地域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冲突、碰撞的前沿地带。影响辽西地域经济类型和特点的原因很多,主要有气候变迁、民族分布、人口流动和国家政策等。大体说来,辽西地域经过几次农牧转变。西周春秋时期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业。燕秦西汉时期,设置燕北五郡,由游牧转向农耕。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下长城塞内外,此地由农耕转为游牧。慕容氏迁居辽西后,“教以农桑”,又由游牧转向农耕。隋唐时期,营州农业经济集中分布在柳城及其附近汉人、高丽人聚居区,其余地区主要是游牧业。辽金时期,由于不同民族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辽代辽西地域的农牧业北、南有别,北部以游牧业为主,南部以农业为重。金代辽西地域的原契丹等诸群牧多得以保存,但牧业所占比重恐不如辽代那么大,当地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垦田增加。元、明时期,辽西地域再一次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为主。蒙古南下,大片良田沦为牧场。明朝时,辽西地域成为蒙古人的驻牧地,如赤峰地区有蒙古乌梁海部,承德地区有喀喇沁部,朝阳、阜新地区有东土默特部。清朝初期,柳条边以西辽西地域仍主要是游牧区。清朝中期,对东北封禁政策有所弛懈,大量流民进入蒙地垦田种地,“借地养民”使这里由半农半牧区逐渐变成农耕区。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承德平泉地区景观大变,“井庐相望,禾黍盈畴与内地无异矣。”乾隆皇帝曾感叹曰:“昔原蒙古游牧地,今作齐民耕凿场。”清末以来,大量汉人涌入辽西地域,基本形成现代以农耕为主、农牧交错的文化景观。辽西地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同根同源。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辽西地域成长、发展、冲突、融合。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转换意味着民族主体、经济类型、生产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变化,农耕与游牧交替转换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裂变-聚合这一形成、发展的辩证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17]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对于理解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意义重大。 五、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文化特质 辽西地域多民族杂居,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一方面,随着汉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为辽西地域文化奠定了基调与底色;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反复交叉构建着辽西地域文化,形成辽西地域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辽西地域文化以汉文化为底色。从考古学文化看,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些文化因子是中华文化根系之一,如尚玉崇龙、聚落形态、祭天祀地、丧葬礼仪等直接成为汉文化的观念与制度源头,而由此演生的诸多文化层面构成了汉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辽西地域的汉文化不是外传的,而是扎根于辽西本土的。从文化传播看,汉文化对辽西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汉族人口的不断迁入和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决定着汉文化的比重。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夏商时期就已出现。箕子率商民携诗、书、礼、乐、百工去朝鲜,这是华夏系汉文化在辽西、辽东地域大传播时期。战国后期,燕国袭破东胡,筑长城确定农牧分界线。这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更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整合,汉文化在辽西占据主导地位。秦、西汉进一步巩固这一成果,奠定了辽西地域汉文化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乌桓、鲜卑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丰富着辽西地域文化内涵,但受汉文化影响,他们“渐慕华风”,被汉文化所同化。辽金时期,在“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汉文化占主导地位,契丹人制度“大略采用唐制”,“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辽西地域的奚、契丹人也转向农耕。辽朝皇帝还尊奉孔子,儒家伦理道德对其产生影响。[18]清中期以后,汉人不断涌入辽西,辽西蒙地得到开发“,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辽西地域文化充分体现多民族文化色彩,有时甚至色彩浓重,局部湮没汉文化底色。燕国占领辽西地域后,燕文化亦深受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从燕山南北地区出土的燕国青铜器看,表现出强烈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色。隋唐时期,辽西地域为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地,胡文化对汉文化产生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有胡化倾向,体现出强烈的胡风和多元文化因素特点。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民族文化也影响汉族文化。辽时,北方还呈现出汉民族的契丹化,很多汉族人从事农耕兼畜牧,在居住、饮食、风俗、服饰、婚丧嫁娶和性格、精神生活等方面都呈现更多的北族因素。[19]蒙元时期,辽西地域成为游牧之地,蒙古族文化成为主流,在某些方面,汉文化底色被遮盖。明、清时期,蒙古、满洲文化亦影响着汉文化。汉人因久居蒙地,亦“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等等不齐。”[20]所谓“人杂牛羊气,山多虎豹声。家家番字帜,寺寺梵文旌。”[21]辽西地域在不同时期因民族主体的不断变化而呈现文化的“汉化”或“胡化”,但随着汉族不断迁入,汉族文化的底色一次次被凸显出来,形成多元一体的新的地域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辽西地域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一是文化悠久连续,底蕴丰厚。辽西古文化具有悠久性与连续性,从兴隆洼文化中经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呈现文化传承关系,具有很强的文化连续性。漫长的农耕与游牧文化积累,底蕴丰厚。二是文化内涵丰富而复杂。各民族文化碰撞、冲突和互补、融合,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三燕文化、契丹文化、避暑山庄文化、佛教文化、蒙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等,构成了辽西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创造了复杂的文化景观。三是开放与兼容并蓄。辽西地域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辽西古廊道沟通南北,草原丝绸之路贯通东西,从而形成开放与兼容的特质。四是剽悍与创新。剽悍尚勇是东北各民族的基本特征,辽西地域是多民族汇聚之地,更强化了这种性格特征。“广宁,古幽州地。迨元置广宁路,其地广袤,汉胡杂处,人性犷悍,冠裳异制,习俗尚武”。与此同时,多元民族文化也使辽西地域文化富含创新精神,穷则思变,勇于进取。五、先进与落后杂陈。由于辽西地域民族成份复杂,发展水平不同,在辽西“这一特定文化场相遇的文化,不仅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着领先与落后的发展进程上的‘文化差’,因此,从相遇之初的碰撞,走向最终的融合或同化的艰难历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先进和落后杂陈的过渡阶段。”但经过痛苦的冲突、选择,最终向先进的文化融合,共同创作新的富含多民族因子的文化。 六、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活标本 人类活动于特定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中,人类活动受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影响和改变生态环境。从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看,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由对自然环境的被动性适应到对自然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和对自然环境的全面改造三个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体现了人对自然支配能力的提高,但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气候和人类经济方式选择是影响、改变生态环境的两大因素。辽西生态环境变迁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但人为的过度开发、破坏是造成辽西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辽西生态环境经历了巨大变迁。据研究,全新世气候和环境经历了多次变化,在全新世大暖期,辽西地域气候温和,雨水丰沛,生态环境良好,表现为森林、草原和原始农业景观。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凌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成为人们从事农牧业的重要场所,黄土台地成为人们居住的最佳选择,因此逐渐发展为农耕定居。进入历史时期,辽西地域的生态环境并不像现代这样恶化。隋唐以前,辽西地域森林密布,水草丰茂,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奚、契丹等民族游牧其间。唐朝时松漠西部称为“千里松林”或“平地松林”,原生植被覆盖率极高,野生动植物种类很多。《新唐书·地理志》载营州柳城土贡有人参、麝香、豹尾等。辽金元明时期,由于气候变得干旱,森林减少,同时由于移民垦荒,出现土地沙化现象。但整体来说,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如西辽河冲积平原上“高原多榆柳,下湿饶蒲草”。明朝时“锦州各边,山险陡峻,树木稠密”。朝阳山深林密,“水草肥美,游牧无边”。清代中期以前,敖汉一带尚“沙柳浩瀚,柠条遍野,山深鹿鸣,黑林生风。”大凌河在辽金时期可以行船,明末清初仍可泛舟,蒙古人在大凌河上游砍伐木材,顺大凌河漂流而下,直到义州。清中期以后,随着关内大量移民迁入,辽西地域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木本植物速减,草本植物增多,气候进一步干旱化,河流水量减少,沙地扩展。如朝阳地区到处是“垦遍山田不见林”,加之官民乱砍乱伐,造成辽西森林资源枯竭,水土流失严重,昔日绿色山野变成荒山秃岭,奔涌的河流变成了干河套,土地严重沙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呈现残破之相。“在不改变发展模式的情况下,辽西地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形成恶性循环,辽西地域由原来的先进变得落后,这是造成辽西地域落后的根本原因。”①在此以东北虎在辽西地域的退却来说明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从远古到清代,辽西地域属于东北虎分布区。在喀左鸽子洞遗址、凌海市沈家台遗址、黑山县姜家屯遗址等都有虎化石发现。西汉时,右北平郡有老虎出没,郡守李广“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东汉时,辽西乌桓“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24]说明有虎存在。辽金元时期,史籍中多有在辽西地域猎虎的记载。“这一时期,狩猎的地域从辽西地区的医巫闾山到西辽河流域的炭山、黑山,再到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附近地区,范围相当大。”[25]明代及清代中期前,虎在辽西地域“诸山皆有之”,凌源东南窟窿山“树木阴翳,狼虎成群,居民常见有数大虎率小虎往来于洞中”。[26]喀左大城子一带“树木成林,虎狼群聚”。清代史料中多有皇帝在辽西一带打虎的记载。清中期后,由于移民大量迁入,开山垦荒、砍伐山林,给东北虎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东北虎的活动区域日益向北退却。自1912年后,辽西再未见虎的踪迹。至20世纪50年代,东北虎分布区的西南缘已退到吉林省辉发河流域和集安、浑江一带。[27]人类在特定的地理与自然环境中创造历史,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们必须尊重生态环境,处理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典型案例,研究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辽西地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者:崔向东 单位: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摘 要:文章分析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体现的主要特点,全面回顾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状况及特征,并指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方面亟待改变。 关键词:遗产;文化;保护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据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社会。大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国家――夏朝。在这之前的新石器晚期,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青铜器铸造业、陶器与玉器业以及文字符号相继出现,居民点也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中心聚落和城市雏形,并且开始建造大型祭祀场所与礼制建筑。这些以冶炼、器皿制作、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为标志的早期文明发展要素和带有古代国家组织及其权力集中的特征,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摆脱了自然的野蛮状态,迈进了古代文明社会。在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按照自己特有的国情创造历史,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凸现了中华文明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从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别具风采,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荟萃了中华文明,主要特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五千年持续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这种状况与其他文明古国迥然不同。虽然世界上有如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并不是孤例,除了中国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以外,北非的尼罗河下游、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古希腊半岛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都孕育了古代文明。位于这些地域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历史比中国更早,但是都曾出现过中断,形成古代文明的断裂。唯独只有华夏文明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一脉传承。关键在于文化传承的同一性。中国的语言、文字、历法、人生哲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乃至政治理念等,很早就实现了大一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生生息息、代代相传的立身治国之本。正是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才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积淀异常丰厚深邃。 其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在世界上像中国这样56个民族并存、和睦相处、共同生活的国度绝无仅有。几千年来中国多民族互动的过程始终没有停止,民族关系相当密切。伴随着民族融合,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吸纳、放射和更新中持续融入了新鲜血液,升华成为灿烂绚丽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中国史前文明呈现多元萌芽演进和以黄河流域中原文化为主体发展的轨迹,也颇为罕见。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演进与中原文化发展互为补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内容和文化内涵。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历史发展嬗递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兼收并蓄,共同走过了五千年,使文化遗产异彩纷呈,辉煌璀璨,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二、党和国家向来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为了保护这座古都,中央军委决定同北平守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1949年1月16日发出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电报,指示前委 “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要求前线部队“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同时为避免一旦被迫攻城造成文物古迹破坏,解放军特地登门拜访梁思成先生,请他在北平军用地图上标出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位置。北平解放后,又将梁思成先生主持编写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印发给南下部队,用于各地作战和接管时保护古建筑,表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1950年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很快政令,作出了《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批示》,并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和《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1956年国务院着手组织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1981年和2004年先后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40万处,为发展中国文物事业奠定了基础。紧接着1958年将“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正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61年国务院依据宪法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从此为建立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同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开始实行以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制度。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城市规模一再扩大,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因为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注意保护历史文化古迹,致使一些古建筑、遗址、墓葬、碑碣、名胜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基本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城市和文物古迹的环境风貌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文物古迹继续遭受破坏,以免断送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成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鉴于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关系十分密切,必须依法规范各类建设活动,确保文物免遭破坏,国务院于1984年1月颁布了《城市规划条例》,规定城市规划应当切实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1985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标准在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启动了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确定将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较完整地保存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与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履行国际公约和实践中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全国人大于1989年12月审议通过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第一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法律明确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城市新区开发应当避开地下文物古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开始步入快车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蓬勃兴起。长期因资金紧缺而起步艰难的旧城改造,由于推行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体制改革,出现了生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开始了大面积的旧城改造,导致出现了大量“建设性”破坏。鉴于此,经国务院批准,199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1994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通知要求抓紧编制、修订和审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印发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依据。经过在十年实践中积累经验,建设部于2005年7月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进而为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制定了国家标准。 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把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继2002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更将弘扬中华文化,“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为中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接着又于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再次决定修改并重新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从而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切实保护好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建立起法律构架,使保护方针和原则更加清晰明确,保护内容和措施日臻完善。在此短暂期间,国务院于2003年5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条例》),2005年12月22日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并首次决定在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普及活动。2006年11月,文化部公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不久依据《文物保护法》规定,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又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名城保护条例》)。至此《文物保护条例》和《名城保护条例》两部行政法规相继公布施行,以及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配套制定,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走上了健全的法制轨道。 三、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及特征 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集中体现在保护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终没有停止,经历了长期艰苦的开拓过程。回顾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道路,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81年。这一阶段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实行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致力于推进工业化发展,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采取完全由国家财政负责的体制和政策。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基础比较脆弱,不可能安排更多的资金和经费用于保护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尚处于初始阶段,认为保存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目的仅仅在于体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进行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三十多年里,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局限在文物古迹个体保护的范畴,同时由于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相当多的人们心目中,甚至将文物古迹、老建筑和历史遗存的古城街道当作旧社会与旧制度的产物,采取了漠视和排斥的态度。尤其“”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在破旧立新中彻底割断历史,否定文化遗产,使中国大量文物古迹遭受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消失殆尽。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以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为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形成,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首次提出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现了两大特征:一是把保护的对象从文物本体拓展到了文物赖以存在的历史环境;二是把保护的内容从单个的文物古迹扩大到了成片的历史地段和更大范围的古城,包括古城的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 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的若干年。这一阶段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摆在了增强综合国力竞争的突出地位。党和国家强调“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通过大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两次修订《文物保护法》,设立文化遗产日,颁布《文物保护条例》与《名城保护条例》,促成一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目录》和《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进而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使命,极大地唤起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开创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局面。 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多达40多万处。先后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约9300处、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000多处。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11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08年底,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了143个历史文化名镇和108个历史文化名村。 在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中,有37项入选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目录》,数量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居世界第三位,也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 如今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是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由早期保护文物古迹个体,逐步扩大到了保护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建 筑;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途径更加清晰,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经济总量连续三十年保持着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社会生产力强劲发展的势头和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创造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好机遇。不过,中国的文化生态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 过去几十年,受计划经济体制禁锢,中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长期紧缺,始终困扰着各级城市政府。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居民住房、道路交通、生活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尤其旧城区改建起步尤其艰难。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推行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房屋商品化制度以及多元化投资和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等项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逐步形成,从而为城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广阔渠道。城市建设因此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万马奔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与此同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居住水平的汹涌大潮中,人们已经来不及思考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意识不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历史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环境下,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纷纷破城开路,拆除古老的城墙,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从而带来了“建设性”的破坏。一些地方在引进资金开发建设中,违反城市规划,任意选址定点;随意改变规划确定的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肆意开发历史文化名城的黄金地段,大拆大建历史街巷和传统民居、商铺;甚至擅自拆除文物建筑以及已经明确保护的古代建筑和近代建筑。正是因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加之利益驱动,所以有些历史文化名城过度开发,造成不少古建筑、古遗址岌岌可危,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遭到了严重毁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热和资源掠夺式的文化旅游开发,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村镇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状况,在地域分布上具有显著特点:越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越是文化旅游火热的名城名镇,破坏的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不仅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当猖獗,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历史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使得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下,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不断出现的严峻挑战,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更加现实的紧迫性,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的缺失亟待改变 目前,中国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虽然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实施这些法律法规却存在着很大困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直接伤害自身利益,人们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往往熟视无睹,表现得麻木不仁。这些现象反映了现阶段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和国民素质还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去甚远。 出现这种状况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特殊国情下长期形成的认识和理论上的严重缺失,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的诞生,建立在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国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很快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一段很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来解决资源配置和亿万人口的温饱问题。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国民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群众尚未摆脱衣食之虞,自然不会产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动机和需要。恰恰相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有的事物和言行都毫无例外地被打上了“阶级烙印”。历史文化遗产也被当作旧社会和旧制度的产物,遭到排斥与否定。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建筑宗师和大家对于保护古城、保护文物的大声疾呼,就被淹没在了“复古主义”的批判浪潮中。这种极左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两代人的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须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人们的思想认识顾此失彼,关注点和着力点出现了偏差,因此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为代价,拼经济,上项目,引资金,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达标,造成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损毁,使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直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整个社会和国民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才产生了质的飞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05年至2008年,在短短四年里,中国先后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公布了《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第二次修正)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保护文化遗产还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标志着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认识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要想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特殊的国情,也使保护文化名城的理论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迄今中国公布了上百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依靠名城所在地有限的专业技术力量,各自为战,进行实践探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尽管经验层出不穷,学术交流不断,但是很大一部分内容停留在政策、资金、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很少涉及理论上的探讨研究。况且自从1993年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后,时隔十五年,中国再也没有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成就、问题、基本经验进行回顾总结,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加以概括提炼,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固有的特性、规律以及新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缺乏分析判断。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涉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规划设计单位渐渐多了起来,即使这样,在专业技术队伍总量上也还只是凤毛麟角,影响极其有限。而且研究比较多的是对物质文化遗产个案的评价分析,侧重在形态保护的方法及规划设计的成果,而对其文脉传承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探索明显不够。如今,在国内尚未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成熟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理论。这也是目前对保护工作缺乏指导性和不足以唤起社会保护意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原因。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承载着不同历史阶段的信息。它们的产生与演化势必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因此保护好这些名城名镇名村,必须大力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要把历史、考古、规划、建筑融为一体,从当地历史文脉切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哲学、文化、艺术、建筑、规划、法律、行政等多学科知识,深入发掘它们的属性特征、演变过程、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特色,以及如何服务当代社会,创造现代文明。 中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通过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对理论的积淀创新,才能端正思想,科学指导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应对在新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着的严峻挑战;才能抓住机遇,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同时,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得到永续发展。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文化对法律监督的影响 【摘 要】从近年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滋长的势头来看,综合治理职权,加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从建立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法律监督更是一个必须加强的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探讨和解决。 【关键词】监督;御史;礼;王权至上 一、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产生、发展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官制上就已经有了御史之称。御史当时是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档案和记事的工作,同时还兼有监督官吏执法的职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置并赋予其监察职责,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执法在旁, 御史在后。”虽然那个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不具备现代监督的基本特征,但在当时封建社会“诸法合体”、审判权和公诉权不分的情况下,却已经包含了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的因素。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其主要职责是“典正法度”,即负责监察百官和司法工作,同时,还掌管图书文件。这时,御史大夫地位列于“三公”之中,处于国家中枢地位。但是,此时的御史大夫还不是完全的监察官,而是对内实行监察权,对外实行行政管理权的兼任官,即行政官兼任最高监察官。 到了两汉时期,国家逐步制定了一些有关监督的法规,最主要的有《监御史九条》、《刺史诏六条》。由这两个法规来看,两汉的监察法规主要是监督官吏在司法审判中违法渎职的行为。而此时,国家的言谏制度也得以发展,这就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封建监察制度格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国已经形成组织完善、分工清楚、职责明确的监察机构和谏官组织。其监察机构格局为,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分别掌管弹劾中央百官、纠察违礼之事及监察地方官吏等监察事宜。其谏官组织在唐代称为御史台,专职监察弹劾行为。 到了宋朝时期,监察制度较之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其言谏机关由过去的对君主的过失行为进行劝谏扩大到对大臣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谏正,使封建言谏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期;二是御史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对违法失职的官吏不仅可以监察纠举,而且有权侦训,增加了司法职能。同时还实现了“台谏合一”制度,强化监察机关对权力的监控职能。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监察院,其基本监察制度相对前朝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组织设置及实施方面更加严密。 二、监督制度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者认为,社会各阶层人等,按照礼的要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天下之治即可实现。因此,对于作为社会和谐安定的一种辅助机制的监察必然会以“礼”为标准来实施监督。故我国古代御史监察的主要对象有:无礼失敬行为;侵害百姓行为;恃强霸朝行为;贪污行为;泄密枉法行为;违法司法行为。正是从监察的主要对象――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出发,我国古代监察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王权至上”为优秀,并以“礼”为约束的监督理论。而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无论是对哪一个阶级群体进行监察,还是对哪一种行为进行监察,它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缓和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封建王朝的统治屹立不动。 首先,封建社会都是实行专制统治,那时的君主把握着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这种统治制度中,皇帝一人处于最高层,其下是层层官僚机构及其官吏,最下层才是广大劳动群众,皇帝是万万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治理国家时,需要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吏忠实地贯彻自己的意图,尽力为自己效劳,这就决定了御史监察的必要性。因为上文提及的六种监察对象都会有损于统治者的形象,以至于最终危机封建专制统治。然而,由皇帝一人对数量庞大的官吏进行监督是很难的,因此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国家机构代替皇帝来行使监督权,而御史台及其相关部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机构。特别是在一个朝代的特殊时刻,御史通过肃清贪官污吏、惩戒违法行为、追究侵害百姓权益的行为等等来确立封建统治阶级的良好形象,稳固社会秩序,最终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 其次,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时,皇帝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必然会要求御史采取一定的行动,对官吏进行监察以削弱官吏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早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我国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百姓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要安抚百姓,必定要从统治者自身抓起,也就是说,必须约束统治阶级的一些“非法”行为。这就必然导致皇帝建立御史监察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们相互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对立。当一方的权力极度膨胀时,就必然会产生恃强霸朝等违反礼法的行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皇帝必然需要御史对官吏进行监察,并根据监察结果随时对权力分配的格局进行调整。 三、监督制度存在的弊端 当然,从我国的御史监察制度来看,由于它受到王权与礼的约束,它也就当然的会 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御史为了在朝廷中生存并获得权力,他们必然要依附于权贵(或是皇帝,或是当朝重臣)。因此,他们的监察行为也必然要受制于他所依附的权贵。皇帝讨厌的官吏如稍有犯规则深究其则,甚至株连九族,而皇帝欣赏的官吏即使犯下弥天大罪也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监督者们对直接侵害最高统治者利益的职务犯罪从严追究,而对于侵害百姓利益的职务犯罪则听之任之或者从轻发落。第二,御史在行使监察权时,为了不得罪权贵,必然会明哲保身,从而导致其监察行为的不彻底性。他们的监察行为只针对阶级地位低、官职小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疏远的官吏,而很少甚至从不会针对阶级地位高、官职大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密切的官吏。 四、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影响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逐步引入了西方国家那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把“礼”约束权力的监督模式所抛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国的法律监督制度。 (一)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消极影响 1.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构的设置受到“王权至上”的影响。法律监督权是为了保证国家权力在合法的轨道上正常运行,是为了保障法律在正常的范围内统一正确地被实施。这是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权力。因此,作为行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也就必须出于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地位。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给予了明确的定位。该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此后,虽然我国宪法又多次修订,但对于检察机关的这一清楚明确的定性和定位却没有再作任何改变。但是在实际中,行政机关对于检察院干预甚至侵犯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司法界人们早已认识到的,行政机关掌握着监察机关人、财、物的配备、调拨权,没有物质保障的法律监督是难以对立行使的。 从历史上考虑,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强调“王权至上”。御史的权力来源于王权、服务于王权、受制于王权。并且他们的升迁、奖励、俸禄,甚至生死完全取决于王权所有者的决定。因此,他们没有独立的监督权,也就不能更好的发挥法律监督在社会中的作用。 2.对于“政治权威”的监督受到“王权至上”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从理论上说,现代政治学已经论证,监督指向实际上与权力指向相一致,任何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其监督指向都应当是自上而下、平行制约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平行配置,不能轻畸重或强弱过分悬殊。但是,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监督的实践来看,我国的法律监督只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以及平级之间的相互制约。而这种状况形成监督在失衡的条件下运行,从而加大了“政治权威”的权力(当然,这里的“政治权威”也包括法律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例如:人大对于司法机关有监督权,但是,我国《监督法》却没有规定司法机关对人大的监督权。这样就会导致对人大监督的空白,从而使得人大及其成员的行为违法成为可能。 而造成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原因有两种:第一,我国自古以来的“王权至上”对其的影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尊君”是儒家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而对人民的一种思想控制手段。他们强调:人民必须忠君报国。在这种长期的思想控制下,人民在内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作出违背“政治权威”命令的行为或侵害“政治权威”利益的行为。而在现代社会中,人民内心仍然存在着这种服从的思想。第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其的影响。自古以来,儒家认为人心本善,“既然人心本善,则庶民可教化,明君贤相亦可返身自求,故修身便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而古代的官吏除世袭外,一般均采用举荐贤能的制度来选拔。通过这种程序而成为官吏之人也均被认为是“德行道艺”全面合格的人。因此,在百姓眼中,他们不会有违法行为之可能。既然没有违法行为,就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监督。 3.法律监督在立法上的规定受到“性善论”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在规定监督权限时,出现条文不明确、操作性差、任意扩大或缩小权限范围等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规定过于笼统。例如,行政诉讼法全篇共有75个条文,但关于法律监督的规定只有2条,且都只是“有权对……实行法律监督”、“有权按……提出诉讼”等极为原则性、概括性的表述,至于这些权的具体内容、操作程序、效力如何,难以从字面上获得明确的解释,又没有立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统一协调。(2)监督出现空白。例如对劳动教养的监督方面,依法律规定,目前劳动教养委员会是政府的下设机构,以政府名义对劳教案件进行审批,检察机关无权直接实施监督。而在实践中,劳动教养委员会与公安机关的劳教承办部门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检察机关无权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审批行为,实际上也使劳动教养案件成为了监督的“空白带”。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受到我国传统中“人心本善”的思想影响。正因为人心本善,官吏则不需要外在的约束条件,只需要内在自律就可以正确且正当地行使监督权,特别是那些通过“德行道艺”全面考核地官吏,更能在行使监督权时自动受到“礼”的约束。因此,对于这些监督者在行使监督权时就没有必要设置外在条件的约束。 (二)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积极影响 1.在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修养方面,儒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强调的人伦道德,自人类摆脱野蛮、迈向未来以来,它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就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精神、行为制约,这集中表现在儒家推崇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在这个“八字方方针”的指导下,在人们内心中逐渐形成一种观点:不管是何人,谁在思想及行为上被判了这些道德规范,不仅其本人会感到内心谴责,更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就会受到社会的唾弃,就会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这种观点经历了几千年,仍然影响着我国现今的人民群众及领导干部,促使他们不断的用“八字方针”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并且尽可能的不去做任何违法行为。相对地,对违法行为地法律监督也就相应地减少。 2.在政令贯彻实施方面,“王权至上”与“礼”发挥着它地积极作用。由于上文提及的,在人们心中的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当国家决策者们制定了一个政策、命令时,人们必然会绝对的对其进行贯彻实施,使政令畅通无阻,并且能够彻底发挥政令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宇,女,硕士,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诉讼法、刑法学。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语境下关于契约自由的几点思考 【摘要】英国法学家梅因曾做过著名论断:“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这堪称揭示社会发展动因的经典论断。在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契约一直扮演着一个无处不在,有时却又无影无踪的神秘角色。有学者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出现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最早的国家”。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本身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契约关系出现最早并不意味着就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契约制度。在中国特殊历史语境下,契约自由和契约制度才初见端倪。 一、契约要旨 在中国古代,契,本意为刻;②约,本意为绳索,亦有缠束之义。@契、约两字相连,在古代人生活之中,就是指事先约定好一些事项,然后用刀等工具,将这些约定的事项刻在树木或者金属之上,以此作为约束双方信守承诺的凭证。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契约的称谓有很多,比如:判书、质剂、书契、约契等等。这些最早在《周礼 《易经》《战国策》里而都有零星记载。 在西方法文化中,历来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受此影响,法律意义上的契约也有“公法之上的契约”和“私法之上的契约”两大类。公法之上的契约意指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是将契约观念引入政治领域的结果。公法之上的契约当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代表。而私法之上的契约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不涉及国家公权力,是处分和行使私权的结果。 笔者认为,白人类社会产生时起,就会因人与人之间生活交往的频繁化,以及身份关系的复杂化而出现契约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契约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故,要断定哪个国家最早出现契约关系是很难考证的,学者们不能妄下定论。正如前述,契约制度有别于契约关系,契约制度必须是契约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由国家制定或者虽未制定,人们在生活中普遍实践并认可的惯例所形成的一种规则。 二、中国历史语境下的契约自由 中国现代契约自由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端。为何刚刚初见端倪,笔者以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中虽不乏契约关系的存在,但现代意义的契约自由在中国的产生才刚刚开始。 (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法制 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法制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有身份差别的,比如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种架构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使人们不能自由平等的进行商品交换,随意的“讨价还价”。封建时期的身份关系到现在就演变成学者所称的“熟人社会”,尽管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比如,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差别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身份关系依然存续。在熟人社会里,同样缺乏讨价还价的空间,也没有国家法律全方位的“侵入”。 (二)封建社会“天下为公”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出现契约自由和契约文明的最大障碍 在封建集权统治之下,皇帝居高临下,社会结构分成三六九等,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和自由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是磨灭个人意识,忽视私权的。为什么千百年来,在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因为,历来中国就处于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态,政府主导型社会磨灭了个人私的意识。④整个社会对私权保护不够,而又过于偏袒公权。在国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压制之下,做为个人哪里还有充分的白由进行商品交换,平等的进行民事活动。 (三)几千年落后的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压制了资本社会的萌芽,人与人之间进行契约交易的空间严重受限 虽然,中国古代曾出现过“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极盛时期,但是这样的极盛时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改变的结果不过是人们生活变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束缚白由和平等的制度和观念依然存在。即使人们生活丰衣足食,有更多的剩余商品可以进行交易,但盛世在历史长河中往往昙花一现,屈指可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终究成为了束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出现的罪魁祸首。 当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清政府为挽救危在旦夕的统治政权,在国家立法和制度建设等方而做出了“垂死挣扎”。其中,就包括《大清民律草案》,但由于完成时间已是1911年,因清王朝的迅速崩溃而夭折。民国时期,也有一些民法典的颁布和施行,但都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局限,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并未形成。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全国性的立法工作开始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但民法方而的立法仍相当有限,民事基本法只有一部《婚姻法 ,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零星的法规和条例。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条文,如果没有切实得到实施,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法律将形同虚设。所以,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制订了再多的法律法规,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民法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等价值仍受到制度的严重阻碍。 改革开放之后,民事方而的法律法规开始大量制定和实施,国家权力的触角逐步从社会的各个层而逐渐退出,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华大地。人与人之间才开始有了较为白由的经济交往,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初见端倪。为何是“较为白由”呢?笔者认为,虽然社会开放了,人们可以走向国际社会,商品可以进入国际市场,但阻碍人们自由交往和制度并没有被完全废止,比如城乡身份差别制度、严禁农民进城、收容制度等等。广大农民不能白由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结果只能是城乡差距日益拉大。 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背景下契约自由的再思考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原理,社会上的每个人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共同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以此保卫自己的权利。换言之,国家是全社会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让渡白己的一部分权利而组建的。这在西方法文化中,叫做“公法意义上的契约”。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国家就是民主社会的雏形,人民可以根据白己的喜好选择白己的国王,罢免白己的讨厌的君主。其实,此时的国王和君主并不是国王和君主,而用人民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守卫者”更为贴切。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常见的情形却是:政府由人组成,他们在保护人的同时,也在“吃人”。在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赶农民上楼”“强拆队”“唐福珍”屡见不鲜。这样的称呼已不仅仅代表着其原本的意义,它己成为一种符号,成为历史的脚注。当这样残酷的命运降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时,我们能做的就是改革。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而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议的背景下,所谓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层而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层而的。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改革,优秀都可以理解为契约自由。在经济体制方而,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残存的缺陷,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让更多的民事主体有权利白由进出国内和国际市场,让人们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在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改革方而,就是要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让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有发言权,让国家和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同时政府要简政放权,“重新发现社会”的力量。因此,这既包括公法的契约也包括私法的契约。尽管改革开放为全社会的经济交往扫清了诸多障碍,契约自由开始初见端倪。但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依然对契约自由的产生和发展形成威胁。如何做出进一步改革,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而: (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大政府小社Aj’过渡到“小政府大社会” 目前,最能概括中国发展状况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处于转型期”,确实,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全方位的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正在从权力主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而最为关键的就是政府职能转型,这是从上而下的改变,只有体制转型了,人民才有途径救济权利,为自己谋幸福,才不会出现诸如以死相抗的唐福珍的悲壮惨剧。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过渡意味着,国家权力触角的收敛,人民能有更多白由和平等的空间。 (二)完善立法,清退国家干预私法自治的权力触角 《行政许可法》可以说是一部限制行政权力的法律,其颁布和实施对于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立法上的不足,依然为数不少。比如,《合同法》规定一些合同必须经过国家有关机关审批或者登记后方能生效、法院有对原告撤诉的请求予以驳回的自由裁量权等等。这都是国家权力干预私权,干预契约自由的法律规定,对于那些可有可无的审批程序,应当通过立法予以废除。法律不仅仅要减少国家权力对契约自由的干预,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倡导和保护契约自由,让社会成为一个自由有序,诚实守信的公民社会。倡导和保护契约自自,何尝不是改变当前社会诚信体系崩溃,人人白危的一剂良方? (三)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对人们心灵的禁锢,彻底打破传统身份体制对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营造自主平等、生动活泼、宽松和谐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这是契约社会形成的必要前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仍然是民事主体参与社会经济交往活动和进行物质利益交换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形式。契约社会是充分体现自由和平等精神的自治社会,它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允许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我国已经放宽“农转非”的政策,但是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依然存续,有差别的对待就意味着歧视,“同命不同价”便是明证。排除这样的障碍,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拆除经济生活中种种身份体制的樊篱,使进入市场的民事主体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参与市场竞争,真正实现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通过权力身份关系来配置社会资源,切实给各种民事主体创造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缺乏这一重要前提,契约自由就不可能生成。而且,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是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人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语境下,为建立契约自由所做的努力必须是全方位的,既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更多的则是从上而下。契约自由的精髓就是自由和平等,只有自由和平等得到实现和保障,才谈得上契约自由。市场经济的要旨也是自由、平等竞争,所以市场经济和契约自由是相通的,没有契约自由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反过来又促进着契约自由的深化和契约文明的新纪元。 眼下的中国,社会生机初现。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而了。”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观念 [摘 要]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人类文化。从人类发展之初,中国的休闲就已经产生,逐渐地发展演变开来。文章通过中国古代、现代对休闲的认识,研究了中国人的休闲观念,并对中国休闲的一些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休闲;中国;观念 休闲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当今,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每个人都在以各种方式从事着休闲活动,来娱乐身心。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来说,休闲不仅仅是指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的娱乐与放松,它其实是一种积极有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个体的生命与其心灵的和谐。在人类发展之初,中国休闲就已经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漫长历史进程而逐渐发展演变开来[1]。从最初以采集野果和捕鱼打猎为生的原始生活到后来的农业社会,人们逐渐从繁重的劳动生活中解放出来,于是,人们便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其他活动,古中国休闲活动的原初形式(即“礼、乐、射、御、书、数”)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随着工业社会突飞猛进地发展,工业化为人类的传统生活带来了彻底的变革的同时,也最终实现了休闲产业化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休闲的商业化使得休闲愈加贴近大众,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的丰富自身的休闲娱乐生活,随着社会大众对休闲运动的关注加深,多数社会大众都希望休闲运动能变得更加良好、更有建设性,于是,休闲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2]。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优秀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3]。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 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4]。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 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优秀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中国历史论文:谈对外汉语中的中国历史文化教学 作者简介:管悦,中南大学12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 摘要:对外汉语教学虽为语言教学,但与其国家文化密不可分。来华留学生学习汉语会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导入和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必将对提升对外汉语教学水平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对外汉语;教学; 近年来,随着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赴华深造。其中多数学生选择以汉语言作为专业。对于这些学生,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字词句学习和会话练习上,还应使其进一步了解汉语的发展历史、文化内涵其内在规律特点。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对汉语的表达方式和言语构成有着深远影响,所以要学习好汉语,深入理解汉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一、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始,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规模明显增加,目前已经成为国外学生的一种对外求学潮流。其中中国古代历史对于绝大多数留学生而言,既博大精深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及哲理。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军事力量,科技力量,金融力量上的不断强大,这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和科研人员来到中国进行学习的现象。只有当了解了一个国家过去的经历、兴衰胜败,一个国家的历史,才能更好地一个国家真实面貌,故此,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国际影响方面 何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如此吸引人眼球,以下简单归结为三点。第一,文学影响。众所周知四大名著是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即《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这四本书浓缩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与生活中的种种领悟,其中一些著名的典故和场景甚至连很多外国人都能脱口而出,其魅力可见一斑。第二,科技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火药可以说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些发明的出现,不仅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加促进了世界科技水平的发展。第三,军事影响。欧洲学者们曾把孙膑所著的《孙子兵法》列为三大奇书之一,此书对于战法的总结概括是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的,其书主旨“攻心”一词更是一语道破了战争当中最为有效、最为重要的胜之玄机。总结来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地位不容小觑。换言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语言教学方面 中国的语言,最为精髓的要数其意义的复杂多变性,而其复杂多变性源于其语境的多变性,所以只有了解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相关历史故事,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汉语所要表达的意思。例如古乐府《子夜歌》中“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中“娘”这一字便指的是对秀外慧中的女子的爱称,这一含义始于晋代。以此同时,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旦辞爷娘去中“娘”一词却意指母亲。同样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娘”字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字所处在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如某留学生只明白“娘”字释义为母亲,那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中国俗语对其而言就会造成严重的误解,误以为是母亲要嫁人,但只有了解其“姑娘”这层含义,才会将此句话进行通顺的理解。可见汉语的含义其根本是多变的,而要准确了解其不同意义,就必须掌握相关的历史文化。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历史文化元素的选取原则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这对留学生自身的汉语知识水平是有所要求的。历史文化因素教学要求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汉语知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汉字会话知识,对中国文学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在字词句不熟悉不通顺的情况下,对所学的内容完全无法吸收领会,这样不仅耽误学习进程,还会减弱学习兴趣,所以对外汉语中历史因素教学应把起点放在中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上。其次,在教材的选取上也应有所讲究,概括为三个原则,渐进性原则、实用性选择和系统性原则。 (一) 渐进性原则 教学素材的安排要由易到难,这是共识,所以决定教材的难易程度的各种因素,诸如教材的长短,冷僻字词的多少,背景故事的深浅,“构词频度”高的字的出现先后,以及教材思想内容理解的难易,都是在安排篇目的顺序时必须认真考虑,周密设计的。此外,在教材的选择上,还要考虑兼顾各类形式,以及在语言结构上的追源溯流。 在教材选取的共识大前提之下,渐进性原则对于历史文化元素的选择则有其独特的涵义:教学最初选取的历史文化内容应优先选择在世界范围内熟知度高的题材或典故,其次题材和典故中也应尽量避免生僻词汇的过多出现。这样就会具备学习效率高,进度快,接受人群范围广的优点。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典故出自三国时期,而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故事在世界领域内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这就为对这则典故及其中文字的完整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在以上例举的成语中也没有出现太过生僻的字词,如按照现代中文的理解方式去解读也并不困难,同时解读出的含义也不至于和其本意大相径庭。与此相反,若是教材中历史故事一开始就选取一些不为国际领域所熟知的内容,如“西北望射天狼”取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其中“狼”一词就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由于国外留学生缺乏这种知识背景就极容易将其表象的理解为天狼星座,而不是外族入侵,这样一来他们对其内在含义以及诗中的真正所指将难以获悉,这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可说是大忌。 (二) 实用性原则 语言是用来交流沟通的,是一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载体,所以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便是能够使用这种语言去表达,去交际,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秉持实用性的原则。在渐进性原则中我们已经提到,教材的选取,教学的过程应当由易及难,由浅入深,那么难要多难,深要多深,而这个标准又该如何界定呢?这里可以将实用性原则作为参考标准。如在学习成语时,若选取的是一些晦涩难懂又已经不用了或者甚少使用的词语,这不仅给教学过程增加了难度,更会导致学无所用的坏结果。举个例子韩愈的《进学解》中有一句话“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其意思是句子读起来不顺口。首先不要说外国留学生,许多中国学生都不很了解韩愈的《进学解》一文,在内容的理解方面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困难,其次“佶屈聱牙”这一成语中“佶屈”“聱牙”在字形和语音上都存在难度,这些都给学生的学习识记造成困难,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学生学习了这类生僻的字词之后,却很少能在生活中应用到,这本身就违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所在。 (三) 系统性原则 即学生可以仅通过一篇完整的历史故事了解并学习到其中所包含的多个词汇、成语,从而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词汇一次性系统的进行记忆、掌握。例如在介绍到了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时,对于曹操的众多儿子必会有相关叙述,而这之中不但有曹冲那广为人知的“曹冲称象”,同时也有源自曹植而流传开来的“才高八斗”。这两个词语虽然意义不同,但其都出现于曹操儿子们的历史故事之中,那么教师就可以一并进行讲解,学生也可以一并进行记忆理解,不单节约了教学时间,同时还深化了学生对于词汇的记忆理解。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参照英语单词的词根记忆法,通过近音近形,同义反义的整合,扩大学习者的汉语词汇量,形成有效的记忆链。 三、对外汉语中历史文化元素教学的具体策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历史文化元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但不能回避,而且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有计划有选择地实施历史元素教学。依据上述原则,我们将历史元素教学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 适当选取教材 历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国外的汉语课程并不要求中国历史课,但其重要性广泛地体现在教材,观念中,比如在讲解诗词,成语故事,历史事件中,如何诠释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就成为了重中之重。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教材的选取,之前已经谈到选材应遵守的原则,此处不再赘述。其次,教材选取过程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对学生们普遍接受过的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所了解,学生有可能在没上过课之前就已从书本,互联网等渠道了解过中国的文化,而那些材料多数来源于中英翻译,或者外国人所撰写,出现误差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选材的时候,应当以中国本土的正史为依附,从根源上预防学生可能出现的错误观念和理解偏差。 (二) 场景模拟 此步骤首先要求教师先以留学生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将所要叙述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下大致情节描述。然后以此为前提让学生们扮演其中的人物角色,以学生们自己的亲身感受去理解故事内容。接着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进一步对故事当中所要重点记忆、理解的词语进行明确地解释,最后通过将这些词语应用到或者转换到外国留学生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常遇场景当中,以达到巩固深化学生对于这些词汇理解的教学目标。例如:本次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理解“负荆请罪”是表达一种诚挚的歉意,并使学生学会应用到中文学习生活当中。那么依照上文所述,首先教师以台下留学生们便于理解的方式大致介绍“负荆请罪”所取自的《将相和》这一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紧接着教师要求两名学生分别扮演其中的蔺相如和廉颇,让他们以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来进行现场演绎,结束之后教师对其中主要需要表达的“负荆请罪”一词的含义着重讲解,最后教师举出一个国际熟知的使用范例――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下跪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这一行为就可以被称作负荆请罪。 (三) 强化巩固 由于之前提过,本教学策略适用范围为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所以在基本字词的发音和书写的问题上,这些学生并不会出现太过明显的错误。故此步骤主要通过教师在讲解某一词语时运用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加之模拟场景所带的渲染力,以及不断地重复训练来实现使学生对于这一文字、词汇的发音和书写有更为准确识记的教学目标。例如教师在讲解“掩耳盗铃”一词时,一只手捂着耳朵,另一只手去模仿拿东西的样子,并且带着暗自窃喜,不被人知的表情。这样一来学生不仅仅只是理性的去生硬记忆它的读法,而更是感性的对其有了较为深刻的记忆。不过要学会准确熟练的对汉语进行发音,还是需要学生本人大量重复性的练习,毕竟语言的学习就是对音形系统的识记与运用。文字的书写没有捷径可取,尤其是中国的文字是音形分离的符号体系,很难做到知其音而晓其形,所以书写的重复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在中高年级的留学生中开展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学习可以加深他们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和掌握,使他们充分感受到汉语的美感,领会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构建,培养出更多的汉语人才,把汉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中国历史论文:论固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摘要]宁夏地区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同时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固原地处宁夏南部,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更为突出,它不仅是历代中央王朝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堡垒,而且是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关键词]固原;军事重镇;丝路要道 固原地处黄河中上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关中四镇之北险。古人云:“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自古以来就是边陲要冲、塞上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历朝历代的交通要塞。周秦以来,固原地名不绝史书。 一、军事重镇 宁夏地区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同时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之一。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固原大部分地区纳入了秦的版图。“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①秦昭王时,宣太后灭义渠,至此秦有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为维护统治,“筑长城以拒胡” 。秦长城从宁夏西吉入,经将台、马莲入固原城,越清水河,进彭阳县,去甘肃镇原县。在固原境内绵延200多公里。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示疆威,服海内”,开始巡游全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开始第一次巡视,从咸阳出发“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取河南地,利用黄河天险,筑起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此期间,秦兵对固原境内的战国长城加以修缮,作为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屏障,东西横贯西吉、固原、彭阳三县。并利用黄河天堑向西向北沿河设障,关障处派兵把守,其中在固原地区筑有瓦亭关和萧关,屯兵驻守。秦汉之际,匈奴已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趁着楚汉之争,连年混战,控制了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西汉时期,固原是汉王朝的边关要塞,同时也是匈奴侵扰中原的根据地。汉初,经济凋敝,政局不稳,无力北伐,统治者多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汉文帝时期,和亲政策已经满足不了匈奴的欲望。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领14万骑兵攻入朝那、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劫掠百姓和牲畜甚多,随后到达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威逼长安。汉文帝大惊,“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城以备胡寇”,同时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两军相持不下,月余之后,匈奴退去,汉兵追其到塞外未敢逗留便立刻返回。之后,匈奴日益骄纵,“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多”,②固原地区也多受匈奴侵扰。为此,汉王朝加大兵力,加强固原地区的防范。武帝即位后,“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③自马邑之谋后,汉、匈失和,匈奴再度南下“入盗汉边,不可胜数”。汉武帝自忖国力恢复,经济殷实,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具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走出陇西,攻打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同年夏天,霍去病率数万骑兵出陇西、北地进行第二次西征,河西匈奴损失惨重,故“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继而,汉武帝“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④元鼎五年(前112),天子巡边,北出萧关,随从万骑,狩猎新秦中。西汉时期,宁夏地区(包括固原在内)是汉王朝防止匈奴南下的边防要塞,因此,在瓦亭关和萧关驻军严加防守。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汉王朝对宁夏的控制力减弱,宁夏北部成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居区。因此,固原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是汉王朝抵御少数民族入迁的一道重要防线。 三国时期,固原属曹魏统治,设高平、朝那、乌氏三县,均属雍州安定郡所辖。从曹魏开始,北方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固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先有羌族起义,再有诸葛亮攻魏,后有匈奴起义。十六国时期,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大夏六个政权先后在此角逐。 隋初,突厥沙钵略可汗打着替北周复仇的旗号,率领40万大军兵分两路,从木峡(今固原西南)和石门(今固原西北)南下攻隋。“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整个西北地区受到骚扰,严重威胁隋王朝的统治。当时宁夏是隋朝政府重点防御突厥的地方,尤其是灵州和原州的军事地位更为重要,在此设了边防重镇。自薛举起兵后,灵、原二州经常受到突厥的侵扰。到了唐中叶后,皇权衰微,党项羌豪酋拓跋氏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后因“勤王”有功,被唐朝赐予李姓,逐渐掌握了夏、绥、银、宥四州的大权,成为西北地区的藩镇。⑤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内侵,原州、安乐州、秦州、渭州等地被侵占,宁夏大部分地区落入吐蕃之手。之后,吐蕃“修原州城,屯据之”,原州成了吐蕃的军事要地。对此,唐朝也制定了一些防御策略。大历八年(773),吐蕃入侵宁,元载出策说:“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并附上地图,派人秘密实施筑城的前期工作。 赵宋王朝建立以后,固原便处于宋王朝与西夏国的接交处,也是两国战争中的必争之地。宋将李继隆“先是,受诏送军粮赴灵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刍粟始集。继隆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 ,“太宗许焉” 。至道三年(997),李继隆“遂率师以进, 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登城之,是为镇戎军”。⑥ 元朝建立之初,宁夏地区遭受战争破坏,民不聊生,继而又爆发了浑都海、阿兰答叛乱。元世祖开始意识到宁夏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宁夏南部地处西陲军事要塞的重视。至元九年(1272),封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次年,加封忙哥剌为秦王,在开成建府――安西王府,为其行都。⑦ 明朝时,鞑靼势力强大,明王朝无力据守,所以将宁夏北部人民迁往西安一带,在宁夏北部形成防御带,以抵御其入侵。“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明朝在北方地区先后置有辽东、宜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关及固原九个边镇,史称“九边重镇”。固原为关中门户,地处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中间,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成化十年(1474)置延绥(榆林) 、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府于固原,“总陕西三边军务”,使固原成为一个在北方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军事要镇。⑧清代,固原的军事地位继如明代,陕西三边总督仍驻固原。 二、 丝路要道 固原为关陇要塞,是古代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线路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在中西交通史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宁夏境内的其他两条线路也都由此分出。 自汉代开启以来,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魏晋时期,尽管社会处于纷争和战乱之中,但没有完全阻断中西交往。东段固原段,从北朝开始,在丝绸之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茶叶、丝绸以及先进生产技术通过这里带到中、西亚,同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珍奇异宝通过这里带到中国。固原南郊北魏墓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币面中央有萨珊王卑路斯(459~484)的图像,两侧有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凸钉玻璃碗和金戒指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遗珍。其中,鎏金银壶壶柄铸两个兽头与壶身连接,把上方铸一深目高鼻带盔帽的人头像,面向壶口,壶身腹部一周装饰有三组男女相对人物图像。壶身形状、人物外貌着装均反映了波斯的风俗习惯。凸钉玻璃碗,内壁光洁,外壁饰以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周,上下错位排列,使用烧吹技术制造,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玻璃器。金戒指,环形,界面正中镶嵌一块圆形平面的蓝色青金石,石面上雕刻一人,双手持一弧形花环。这些珍品充分印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性。 隋唐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中西交往。宁夏南部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少数民族开始与唐王朝抢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经过多次战争,丝绸之路上的障碍被扫除,长期控制丝绸之路的突厥人退至西域,吐谷浑也归顺了唐朝。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极度繁荣。杜佑在《通典》谈及开元年间长安到平凉的交通时说,“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固原南郊小马庄隋代史射勿墓出土萨珊波斯银币,以及唐代史道洛墓出土的罗马金币,就是粟特人从西亚带来的珍品。 经过战乱纷繁的五代十国,到了宋元时期,丝绸之路东段分出一条新线:行至瓦亭关后,经隆德县及甘肃会宁县、定西县至兰州市,这条线路的出现,使原来路线不再使用。至此,固原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也开始下降。 从历代王朝的军事建置看,固原在中国历史上军事地位十分显赫,是中央王朝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重镇。从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看,中原汉族不仅通过固原向西北少数民族传入了丰富的物产和先进制度文化,而且还向中西亚国家传递了华夏文明。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的新探索 [摘 要]目前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存在教学课时较少、教材信息量大、教学方法单一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比如科学选择教材、课下辅导交流、多种教学方法合理运用等等,在实践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关键词]历史文献学;教学;探索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是对历史文献的形成发展、整理利用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从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学问,它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近三十年来,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历史文献学也成为了高校历史系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与基础课。 中国历史文献学在新疆大学历史系被确立为专业基础课,多给大一新生设置,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总结了教学的不足和缺陷,同时也在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做简要的探讨。 一、把握教学进度,做好课下交流辅导。 随着很多大学公共课如英语和政治课的不断增多,很多学校的专业课的课时相对被压缩,在新疆大学,英语和政治课挤压各学院专业课的现象比较突出。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每周的课时仅为2课时,一门课的总课时数是36课时。就课堂教学时间而言,师生一年内接触的时间不到40小时,十分短暂有限。然而,中国历史文献学实际上是一门包罗万象的课程,它包括中国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史源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是一门带领学生走入历史的入门基础课,掌握了它,就等于有了做历史研究的工具,但学生要想真正学好这门课程,所需要解决的疑难和问题是很多的,需要教师对课程的讲解细致有序,可是课时的严重不足使得教师无法对教学中任何一个学科知识系统详细地讲述,这当然会影响到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 为应对课时不足,笔者在每学期开课之初,就给所带班级学生布置了整学期的学习任务,包括对课程涉及到的各学科如目录学的产生时代、发展过程、研究内容、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和贡献等等,每次上课抽出一定时间请学生来介绍他所预习得到的知识,然后再由教师进行有针对性地对教学难点和重点的阐述讲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学生利用课余课下时间来有计划地学习,同时课堂上也能与教师有较好的互动。 二、教材选择科学化 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获得知识的主要读物。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先后出现了20多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有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罗孟贞《古典文献学》、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等,每一本著作都各有其优缺点及内容的侧重性。但有的著作对课时与课量要求较多,不太适应教学的要求,因此选择合适的教材对教学是至关重要的。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定为我系历史文献学教材。该书结构安排周密合理。全书分为三编,每编各有侧重点,上编是概论,从历史文献学的定义讲起,直至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等诸多理论问题,均一一扼要阐发。中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从先秦两汉到20世纪,抓住重要人物、重要典籍和重大事项,将基本线索梳理地非常清楚。下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系统介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若干方面的原理和内容。全书文字深入浅出,对刚刚入校的大一学生来说较为适合。 三、教学内容设计合理化 由于课时有限,课程中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深入、全面、透彻地讲授是不现实的。这需要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安排,哪些内容必须讲,哪些内容简单提及、哪些内容学生自己可以课后学习,做到学生每课都有所得,对教学内容的重点熟记于心。比如,讲解“时代治乱与历史文献的聚散”一节时,重点是文献聚散的特点和历史上文献散亡的原因。在课程教学中要能深谙历史文献学全局,做到各章节内容安排合理,重点、难点突出,能很好的提高历史文献学教学的效果。 四、教学方法多元化 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方法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板书教法,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即以教师注入式讲述为主,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很少,多局限于对简单问题的一问一答,课堂气氛单调乏味,这种将知识强行授予学生的方式无法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同时教学的场所过分局限于课堂之内,教师只在教室完成教学过程,极少有创新的形式,这种单调的教学方式又使前面所说教学内容单调的矛盾更加突出。学生的视角受到限制,难以接触到课堂外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只是机械被动地学习教材内容,学习的方法只有死记硬背,这样的教学方法是达不到课程的要求和目的的。 对于这种教学方法单一,笔者认为需要利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将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性传授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知识探索性教学,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而不是做被动的听众。 1、互动式学习 这也是激发学生兴趣的有效手段。每次课前预留思考题。每次课上,围绕思考题,师生互动,展开讨论,启迪并开拓思路,并找出新的问题,从中引出新问题的讲解。这种情况下的课堂气氛都及其热烈,学生们各抒己见、各有立场,就好像在辩论场,学生充分享受到辩手的乐趣。如进行“辨伪学”一节的讲解,前提是学生带着“什么是伪书”、“辨伪学和我们有多大关系”这样问题的思考进入课堂,上课时,就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教师则从中将讨论引导深入,将伪书伪文出现的原因和带来的危害做细致深入的分析,让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辨伪学的必要性和学术地位,从而达到学生和教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2、设计试讲 全面测试学生学习水平。学期中会给学生一次试讲的任务。试讲题目由学生自己从教材中寻找。讲授前,给学生3-4周的准备时间,要求学生尝试转换角色,指导学生备课时所应留意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学生通常接到任务都很兴奋,也很紧张,每位学生试讲后,及时点评,点评包括教学内容的点评,还有学生的教态、板书。语速等方面。试讲锻炼了学生的业务技能,更融洽了师生关系,通过亲身体验学生能了解教师的职责,也能体谅到教师的辛苦。 3、多媒体课件及相关材料的使用 全国各高校为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强调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将多媒体课件作为教学辅助手段是很有必要的。制作图文并茂,知识与趣味性合一的课件用来辅助教学目前看来效果较好。 除了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外,在教学中还向学生提供给大量与学习内容相关的视频、动画、图像、文字、声音等。如在古籍装帧形制讲解时,提供相关形制古籍图片,讲解经折装、蝴蝶桩、旋风装时,除了展示相关图片,还采取了手工展示的方法,现场在教室给学生表演蝴蝶装、旋风装的装帧办法,学生对此很感兴趣,同时鼓励他们和教师一起动手做经折装、卷轴装、包背装等书籍模型。这些使教学充满了感官上的强烈刺激,也可使教师借助多媒体工作平台和丰富的资源库,整合教学素材,丰富教学内容,使教学手段更加灵活便利。 4、培养学生利用网络学习能力 在教学中要向学生介绍与教学相关的网站,供学生课后学习研究使用。如历史专业网站等。还告知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网上的学术期刊网以及超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电子网站来查阅文史资料。网络还给师生之间搭起了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由于大学师生关系松散,,为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在历史文献开课之初,就将自己的QQ号,电子信箱告知学生,和学生开展课下的相互交流。师生之间就专业问题、学习方法、考研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相互交流,在交流中即调动了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也锻炼了学生为人处事的能力,教师也从中体会到了为人师者的快乐。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对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为此,教师必须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总之,只要师生协作努力,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面貌定然会焕然一新。
本科毕业论文: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 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还是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国一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得益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一)商事法律制度与商法 商法是商事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它是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之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同的法律部门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其中,商法承担着调整商事关系的任务。换言之,商法通过调整平等商事主体(即市场经营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规范商事主体及其商事行为,确认交易顺利、可靠、安全的原则,保护商事主体实现营利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商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法律部门。 商法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和实质意义的商法。形式意义的商法是以商法为名称制定的法典,它着眼于规范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的编纂结构。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和法律编纂的原则不同,形式意义的商法也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实质意义的商法则是从规范的,总和上把握的一定的法域。它着眼于规范的性质、规范的构成和作用理念的统一。从实质意义上考察,商法不仅可以存在于商法典中,也可以存在于其他形式的商事法律、法规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商法典,但不可以没有商法。我国虽然没有商法典,但在1992年以来,相继制定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此外,国务院还颁布了相应的商事法规。这样,存在于这些法律、法规中的商事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是我国的商法。 (二)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特点前已述及,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曾有商事法律制度。 因为,商事法律制度的存在土壤是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之后,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并载入了宪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商法在我国扎根、发展的土壤,因而商事法律部门快速发展起来了,并且形成了它自己的特点: 1、它调整的商事关系是人们基于营利目的而发生的经济关系。商法之所以能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有商事关系的存在。无疑,商事关系和民事关系具有共性,它们都是平等主体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但是,商事关系在民事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它的特性,即营利性。所谓营利性,是指谋求超出投资的利益,并将其依法分配于投资者。商事法律制度不调整全部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只调整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发生的具有营利性特征的商事关系。 2、具有私法的性质,但渗透着公法的因素。商法和民法一样,是私法的一个重要领域。首先,作为商法对象的企业,或是公司、合作社,或是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它们都是私法的主体,因而是私法对象的一部分;第二,商法调整的上述商事关系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缔结这种关系的个人不仅有自然人,也包括法人等,因而它们都是平等的主体。并且,这一关系是围绕企业(或自然人)经营发生的。这种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事关系,无疑是私法调整对象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三,商法所保护的权利是企业从事商事活动的权利,其优秀是保护企业的经营自由,其本质是保证企业实现其营利的动机。为了使企业实现其权利,必须确保企业的经营决策自由。这些,都是商法作为私法的任务。当然,我国商法也和其他国家的商法发展趋势一样,渗透着公法的因素。如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登记、对公司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都表现了公法性质。这表明,商事权利需要多种法律规范的保护。 3、采用“民商合一’”的编纂体制。就世界范围而言,商法的编纂体制有两种:一是采用“民商分立”的体制,即民事、商事分别立法,于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使民法典与商法典各自独立存在。如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均采此制。一是采用“民商合一”的体制,即民事、商事统一立法,有关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或以单行法颁行之,如瑞士、荷兰等国均采此制。立法的实践已表明,我国在商法编纂方面,也采用“民商合一”的体制。我国已有民法通则(应被视为现行的民事基本法),并已制定了合同法,正在草拟物权法。在此基础上,将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商法的编纂则不采取制定商法典的作法,而是采用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海商法等分别颁布的作法。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商事法技术性强,适应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需要,适时修改将是十分必要的。相对其他法律部门,其修改是较频繁的。因此,商事法以单行法颁行较以法典颁行适应性强。换言之,采用“民商合一”的编纂体制较采用“民商分立”编纂体制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商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将是引人注意的。尤其是商法和民法、经济法的关系,更加引入注意。 1、商法和民法的关系。商法和民法是私法中的两大领域,关系十分密切。民法是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作出规定的一般法,商法则是对其商事关系作出规定的特殊法,两者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以企业为中心形成了许多特殊物质生活领域,从而出现了许多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商事关系。这些关系的调整需求,要求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予以满足。而这些规定,不可能完全在民法的框架内完成,需要以特别法的形式实现。所谓商事法的特别规定,主要是: (1)对民法个别规定的补充、变更。如票据法关于时效的规定。 (2)对民法一般制度的特殊化规定。如公司法关于公司的规定就是对民法通则中企业法人的特殊规定,或者说,它是为了实现企业法人制度作出的更具体的规定。 (3)创设民法所没有的特殊规定。如海商法关于共同海损的规定等。 基于这些特殊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1)民法的一般适用和补充适用。在商事关系的调整中,民法的一般适用是一个原则。同时,凡商法对某些商事事项未设特殊规定者,民法的规定均可补充适用。 (2)商法的适用优先于民法。依照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特别法的适用应先于一般法。凡有关商事事项,应首先适用商法。如商法未予规定者,则依照前述的民法补充适用的原则,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 (3)商法的效力优于民法。商事法律中关于商事登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规定,涉及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此类规定,其效力优于民法。 2、商法和经济法的关系。商法和经济法都是规范有关企业经济活动的法律部门。因此,历来有将商法和经济法统一把握的主张。但是,商法和经济法在具体性质上是不同的。商法虽以企业为对象,但仅调整商事关系即企业经营关系,注重商事主体个别利益的保护;经济法则确认和规范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仅调整政府及政府部门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进行经济管理中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注重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将两者分别把握的主张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二、中国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制度包括两个方面,即规范商事主体的商事组织法律制度和规范商事行为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一)商事组织法律制度 规范的商事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有关商事主体的法律规范是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商事主体法律规范,除规定个人从事商事活动外,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商事组织法,即各种企业法律制度。 1、公司法律制度 公司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为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它是规范现代企业形式——公司的重要法律。该法规定了公司种类、公司的设立、公司的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发行与转让、公司债券、公司的财务会计、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公司法的颁布使我国企业立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标志着我国企业立法从主要按照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进行立法转向主要按照企业出资人的责任和资金组成结构的不同进行立法。我国公司法以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为其宗旨,摈弃了股份制试点中定向募集等不规范的作法,明确规定公司设立的条件,吸收国外通行的原则和作法,诸如股东平等原则、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公司组织机构合理分工与相互制约的原则、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等,都为我国公司法所采用。公司法还突出了公司信用在市场交易安全中的地位,明确规定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强调公司资本的真实性和不得任意减资,注意维持相当于公司资本额的财产。这些,都为保护公司债权人、股东的合法权益,提高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各国的通例,采用公司形式法定的原则,仅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价有限公司两种公司。但是,这两种公司为投资者建立公司和国有企业改建公司提供了制度框架,即公司法人制度的结构: 第一,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的分离。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财产权利结构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不同。依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产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这意味着,包括国有出资人在内的公司的股东在出资后仅享有股东权,公司则对出资人出资形成的财产享有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因此,公司可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实现了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的分离。 第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依照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样,公司法就确认了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其含义是: 股东仅对公司负责;股东以出资额为限负责;股东不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这一原则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所有股东,包括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股东。由此,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以法律形式解除了实际存在的国家对国有企业承担的连带责任。 第三,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依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价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法人。又依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换言之,公司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公司法还依照合理分工、相互制约的原则,规定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内的公司组织机构。 这些,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提供了组织构造的模式。 2、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1997年2月23日颁布的合伙企业法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系统规定合伙企业法律关系的法律。它规定了合伙企业的设立,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入伙、退伙,合伙企业解散、清算等。合伙企业是我国企业形态的一种,它是依照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企业虽然是多投资主体举办的企业,但它不同于公司,其本质特征是出资人(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该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合伙企业法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也可以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一名或者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合伙企业可以吸收新的入伙人,但新合伙人入伙时,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协议。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合伙企业法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退伙人对其退伙前已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与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 3、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个人独资企业法,是前不久才颁布的一部商事法律。它的宗旨是规范个人独资企业的行为,保护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独资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古老的一种企业形态,它是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实行准则主义,其设立本身不需经过审批。但是,某些领域个人独资企业必要的营业审批是需要的。个人独资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出资人控制严,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和继承;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二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4、其他企业法律制度 除上述三种企业法律制度外,我国还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企业暂行条例、农村集体企业暂行条例以及为特别公司——商业银行的运营制定的商业银行法。这些,都是规范市场经营主体的法律。不同的企业法律规定了不同的企业法律形态,为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法律框架,也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各种投资者自由选择企业组织形式提供了方便。 (二)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是商法中的重要分支,它是规范和引导商事行为的规则。我国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主要由企业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预防和分散商业风险的法律规则、票据与票据交换的法律规则以及海上运输法律规则构成。除由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一些重要的商事行为法律规范含于民事法律(如合同法)之中外,主要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有: 1、证券法律制度 1998年12月29日制定的证券法全面规定了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国证券法实行一系列重要原则,包括: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证券发行、交易的当事入地位平等,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统一监管与证券业协会的自律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证券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上市公司收购,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业协会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等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依照我国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发行公司债券,也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 证券交易当事人依法买卖的证券,必须是依法发行并交付的证券。非依法发行的证券,不得交易。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买卖。经依法核准的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有证券交易均以现货进行交易。 证券法还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发行公司股票、债券,应当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公司发行新股或者公司债券的,应当公告财务会计报告。上市公司发生可能对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并公告说明事件的实质。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这样做,可以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实现公正交易创造条件。 2、票据法律制度 1995年5月10日颁布的票据法,是我国第一个全面规定票据事项的法律。它的宗旨是规范票据行为,保障票据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历来,票据立法体制有“分离主义”和“包括主义”之别。票据立法的“分离主义”是指将汇票、本票归于一项立法,将支票归于另一项立法;票据立法的“包括主义”是将汇票、本票、支票合于一项立法。我国票据法属于“包括主义”的立法,其特点是采用汇票、本票、支票三票合一的编纂体制,即以汇票为主,将汇票、本票、支票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等规则统一规定于票据法之中。票据是出票人依照法律规定签发的、约定自己或委托他人在见票时或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有价证券。票据有多种功能,包括支付功能、汇兑功能、信用功能、抵销债务和融资的功能。因此,票据交换是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票据仅作为支付、汇兑手段。票据法的颁布和实施,为票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它的各种功能创造了条件。 3、保险法律制度 保险有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种。1995年6月30日颁布的保险法是规范商业保险的基本法,对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保险法通过对保险关系和保险业管理关系的调整,充分发挥保险作为经济补偿制度的功能,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安定。我国保险法主要实行下列原则:第一,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分业经营的原则,即同一个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第二,保险利益原则。所谓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在于,限制损害填补的适用,避免赌博行为和防范道德危险。在人身保险中,则还在于维护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第三,有利于弱者的原则。保险法实行法定解除机制度,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同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第四,保险公司稳健、安全运营的原则。保险公司的经营涉及千家万户,必须做到稳健、安全运营。适应其需要,保险法规定了保险准备金提取制度、偿付能力维持制度、资金运用制度等。 4、海商法律制度 海商法律制度是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商事法律制度。我国1992年11月7日颁布的海商法是第一部规定海商制度的法律,它是我国海商法律制度的集中体现。该法系统规定了船舶、船员、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船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为调整海南关系、解决海事纠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海商法是国内法,但由于海上运输具有较强的国际性,因而各国在制定海商法时不得不参照国际立法和国际惯例,以求得国际海上运输法律规则的相对统一。我国的海商法是第一部大量将国际公约的规定引入国内立法的法律。其中,有些部分将公约的实质性条款全部引入,有些部分有选择地吸收。海商法还引入了国际惯例,诸如共同海损的确定、分摊和理算,均采用了国际惯例。由于海商法吸收了当前国际立法、国际惯例和国际海运实践的最新成就,受到国际海南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好评,被人们认为是同国际社会接轨最好的一部法律。 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发展起来的。但它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规范商事主体和其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公司法人制度框架,指明了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之路。 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来自:书签论文网三、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迅速的。但是,由于商事立法大发展的时期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商事关系变动性强,不容易把握,加之时间较短,因此,表现商事法律制度的商事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一是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一方面,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国际性,我们在商事立法中借鉴了许多国外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还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不可能完全吸收国外商事立法的先进经验。并且,在立法中不得不反映经济体制转轨的痕迹。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具有过渡性特点的商事法律制度不可能完全适应商事关系调整的需要。二是在形式上,条文简单,不够详细,可操作性不强。因此,我国商事法律制度需要改革和完善。 (一)制定商事主体的一般规则如前所述,我国在实际上实行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因此,民事主体法律制度是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基础,完善民事主体法律制度也是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寄希望于将来制定民法典。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表明,民事主体不能够都成为商事主体。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搞“全民经商”。之所以多次纠正司法机关经商、军队经商、公安机关经商,而仍出现反复,除了认识问题、管理问题以外,缺乏商事主体规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同时,我们在经济法律中课以市场经营者更多的注意义务(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民事主体,而是在民事主体的基础上具备一定条件后成为商事主体了。所以,应该制定一部关于商事主体一般规则的法律,使人们明确什么是商事主体?什么是商事行为?等等。在这方面,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已作了一些探索,他们制定了一个商事条例,对商事主体(商人)等一系列一般规则作出了规定,值得认真总结。 (二)完善商事组织法 如上所述,我国已经有了各项商事组织的法律,各种企业的组建和运营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不能说都很健全。许多企业方面的法律,亟待修改。尤其应特别提及的是,公司法需要尽快进行修改,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公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制度不完整。一是公司立法本身留下了空白。譬如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批公司设立无效的案件,但现行公司法没有对公司设立无效作出规定。二是公司法多处授权由国务院另行作出规定,但国务院一直未作出规定。这表明,这些必要的规则需要由公司法直接作出规定。 2、公司制度不统一。现行的公司法律制度实际是两套:一是1993年底颁布的公司法,一是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确认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虽然公司法中表述了两者的关系,但两者冲突甚多,需要统一。 3、公司法分设股份有限公司规则和有限责任公司规则的必要性,应充分突出出来而未充分突出出来。尤其是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则,虽然是分别规定的,但差别性不大,使人难以感到分设的必要。甚至,区分这两种公司的意义被淡化了。 因此,有必要对其作出修改。如何完善和修改公司法? 首先,应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即借鉴制定统一合同法的经验,彻底修改公司法,实现公司法律规范的统一。一是废除公司法律制度上的双轨制,不再保留外商投资企业法。适应这一要求,在实现公司法的一元化同时,制定外资法,规定关于对外资进行管理、引导、监督的规则。二是将有关企业集团的规则纳入公司法框架之内,不对企业集团单独立法。 其次,完善公司法的重点应放在公司的设立和公司组织机构上。 在公司设立规则上,应进一步健全公司设立中责任的规定,补充公司设立无效的救济规则。 在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则上应突出解决以下问题: (1)完善董事、监事的产生程序。所谓董事、监事的产生程序,包括董事、监事的提名程序和选举程序。现在,董事、监事的提名不规范,有政府部门提名的,也有在换届时由董事会提名的。显然,这些作法是和公司法的精神有距离的。前者,是政企不分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后者,等于自己提名自己为董事侯选人。公司法应明确规定董事、监事的候选人的提名权属于股东。股东认为必要时,可以授权他人提名。 (2)完善股东大会制度。进一步充实股东大会召集、举行和作出决议的规则,包括股东出席会议法定多数的规则和多种表决方式的规则。就我国股东大会运作的实践而言,现在既有股东如何有效实现权利的问题,也有如何防止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闹事”的问题,两者都需要加以解决。但两者相比,前者更重要。必须方便股东行使股东权,这是健全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第一着眼点。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公司运营的核。心,也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最重要的目标。要提供各种有效途径,使股东能比较容易地行使表决权,要使股东有充分的机会,及时、定期地获得公司相关的信息,特别是公司经营中重大问题的信息。公司控制的市场运作应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进行。在完善公司收购制度的基础上,应及时披露证券市场上争夺公司控制权的程序、以及公司购并、重要资产出售等特殊交易,从而使投资者了解其权利。交易应该在透明的价格和公平的环境下进行,以保护所有股东的利益。在反公司收购中,不能让经营管理者逃避它对股东的诚信责任。应完善股东向董事质询的规则,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充分保护公司的利益,并进而保护股东的利益。 (3)增强董事会规则的密度,强化董事责任。董事会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相对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的基本决策而言,它是业务执行机构,因而必须接受股东大会监督并对其负责;相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而言,它是经营决策机构,经理由它聘任并对它负责。因此,董事会的质量如何,董事是否积极主动地履行义务,将是衡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劣的标志,也是保证公司业绩,实现股东利益的关键。因此,必须进一步健全董事会制度,强化董事承担责任的机制。首先,必须改善董事会的结构,强调由懂经营、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的人担任董事。采拥“累计投票制”,使中小股东能有机会选出他们信任的董事;大中型股份有限公司应有一定比例的外部董事。这样,加之依法产生的职工代表的董事,就能实现董事会的多元结构,有利于发挥公司治理的机制。其次,在强调董事会,对董事长、经理的监督同时,应健全董事之间履行相互之间监视义务的规则,譬如非执行业务的董事可对执行业务董事的监督,执行业务的董事有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工作的义务等。再次,应制定董事长因重大过错致他人损害,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则,以使董事长为自己的过错与公司共同承担损害他人利益的责任,也避免董事长滥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最后,必须强调董事(实际上也应包括经理)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统一。现在,一方面,公司董事应该从公司得到的没有得到;另一方面,公司董事应该承担的责任特别是赔偿责任没有承担起来。为了改变这种既无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又无必要的约束机制的现状,应将现在大部分公司实行的经营者工资制改为公司法上规定的报酬制,并按照董事的贡献大小,分别由股东大会确定他们的报酬,包括奖励他们一定的公司股价。同时,要落实董事因自己的过错对公司的赔偿责任。鉴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董事赔偿责任制度执行困难,有必要建立相关的辅助制度,譬如设立董事责任保险,即董事向保险公司交保险费,待董事赔偿责任发生时,由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或者,设立董事股权期权,将作为董事报酬的股份的一部分冻结起来,在董事任职期间不行使相应的权利,任职期间发生对公司的赔偿责任时,由其股价充抵;如任职期间没有此类责任,则任期届满时如数解冻。这样,既有对公司经营者的激励,也有对公司经营者的约束,则可鞭策他们为公司利益尽职尽责的努力工作。同时,应和合同法规定的精神相衔接,规定表见董事长的责任,以保护着意第三人的利益。 (4)完善公司监事会的监督机制。目前,我国的公司普遍存在着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力的现象。甚至,许多被监事会监督的董事都认为监事会是“花瓶”。近几年,一些曾经享誉全国的企业家侵害公司利益,甚至堕落为犯罪分子的事实,也表明公司监督的链条上有空白。如何完善公司的监督机制?首先,充分利用和开发监事会的监督资源,是健全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监督是公司法规定的法定监督方式,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监事的构成不合理,在选择监事候选人时,没有注意到监督工作的特殊需要,导致监事会无能力监督;二是监事会缺乏监督手段。因此,公司法虽有监事会职权的规定,却被流于形式。为了有效地发挥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必须从注意外部监督转到注意内部监督,充分挖掘、利用和开发监事会的监督资源。一是要强调选配具有专业技能的懂经营、财务会计、法律的人,经过法定程序进入监事会。二是应强化监督手段,包括赋予监事会聘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检查公司财务的职权,以使对董事、经理的财务监督成为可能。三是赋予监事会在特定情况下代表公司的职权。当董事特别是董事长的利益和公司发生冲突,并因此而酿成诉讼时,董事长无法代表公司,也不可能由董事长指定副董事长、其他董事代表公司,只宜由监事会代表公司。四是建立外部监事的制度,即经过法定程序,由股东代表、公司职工代表以外的监事进入国有股控股的公司的监事会,特别是大中型公司的监事会。 (三)尽快制定信托法、期货交易法,填补我国商事行为法的空白 信托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个新的产业,信托公司设立和其行为的不规范,表现的很突出。虽然信托业已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整顿,但如无健全的信托法律规则,将会重新出现信托业的混乱。因此,必须尽快制定信托法,规范信托公司和信托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门已在信托立法方面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过一次信托法草案,建议在此基础上加快步伐。信托法不仅在我国,即使在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也是一个较新的法律领域。在立法模式上,可借鉴我国制定保险法的经验,将信托业立法和信托行为立法合并进行,以利于在立法精神上的统一。关于信托业是否可以与其他业种一起经营,国外有不同的模式。但是,应注意到这些模式都有自己的背景。因此,结合我国金融业经营和管理的水平,似应以与其他业种分别经营为基本模式。 期货交易是商事活动中具有高度风险的快速交易,它较其他形式的交易对法律规则的需求更迫切。无庸讳言,我国期货交易曾经在几乎没有法律规则的环境中运作了一个时期,其期货市场出现混乱是难以避免的。由于期货交易没有必要的法律规则,以致出现期货纠纷无法解决,期货案件大量积压。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了期货市场的发展。最近,国务院颁布了一个期货交易的法规,它无疑是至今规范层次最高的法律规则,为期货交易和期货市场的管理提供了法的依据。但是,期货交易是一种商事交易,需要通过商事行为法的完善解决。而这种需求,很难在行政法规的构架中满足。因此,应将已有的期货交易法草案加以完善,加快其立法步伐。由于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和健全期货市场是统一的,因此,我国的期货法应将期货交易行为法和期货市场管理法合并立法,借鉴证券法制定的经验,对期货交易程序、期货合同、期货交易所等作出系统、详细的规定,为期货交易提供充足的法律规则。 (四)制定调整范围较宽的破产法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由企业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中的破产还债程序构成,缺乏系统编纂,并且规范的范围偏窄。根据实践的经验,应该打破现在按所有制界限分别制定破产法律规则的作法,制定一部调整范围较宽,能覆盖多种民事、商事主体的破产法。新的破产法应在调整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中,注重贯彻企业维持原则,重视破产重组在破产法中的地位,不要单纯追求满足破产还债的需要. 本科毕业论文: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 摘要:由于证券市场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地位不断提升,证券投资成为商事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商事登记制度中,证券登记制度应是重要的内容之一。随着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证券登记制度也发展了传统的商事登记制度。即传统的商事登记制度专注于商事主体地位的确立,而证券登记制度则注重于商事(证券)主体权利状态的确认和商事(证券)行为状态的确认。 关键字:证券登记商事登记商事登记法 一、证券登记涵义界定 研究证券登记制度,首先需要对证券登记进行定义。但从目前的研究文献中,尚未发现对证券登记进行定义的。如果从法律渊源上追溯,我们可以发现《证券法》第146条是关于证券登记的出处。该条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的登记、托管与结算服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证券登记,实际是证券交易登记。即证券登记是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 如果单从前述《证券法》的文字表述来进行演绎,上述结论是恰当的。但证券市场飞速发展的实践,使得上述表述范围太窄了。证券登记的实践表明,证券登记并不仅仅限于对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首先,证券登记并不仅仅因为证券交易活动而产生,也可能发生在证券交易活动之外,比如非流通股股权登记、股权质押登记;其次,证券登记也可能表现为对证券交易活动过程中的行为状态确认,而不仅仅是行为结果的确认,比如收购要约登记。 因此,本文认为,证券登记是证券登记主管机关对证券行为状态和证券权利状态进行确认并记载的法律行为。而证券登记制度则是调整证券登记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证券登记范围 哪些权利和行为需要进行证券登记?《证券法》没有对此也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规定。因此,证券登记的范围主要体现在证券登记主管机构根据证券实践所进行的规范。证券实践中,证券登记范围包括: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证券质押登记、证券交易过户登记和要约收购登记等。根据登记的标的不同,我们把上述证券登记事项划分为证券权利状态的登记和证券行为状态的登记。 (一)证券权利状态的确认和记载 根据权利是否受到限制,我们将证券权利登记事项划分为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权利未受限制)和证券质押登记(权利受限制)。 1.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 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法定职责之一,[1]它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持有人名册服务[2]。持有人名册主要内容包括证券持有人姓名或名称、证券账户号码、持有证券数量、通讯地址等。在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的法律关系中,我们可以从主体角度去考察相关问题。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涉及两类主体:一是登记提供人,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一是持有人名册取得人,这包括证券发行人和主办证券公司。[3]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其义务表现为:第一,依法向证券发行人提供持有人名册服务;第二,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的结果,进行持有人名册的维护,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篡改、毁坏持有人名册;第三,于每个工作日结束后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份公司的主办证券公司发送该股份公司的持有人名册(股份公司可以向其主办证券公司取得持有人名册);第四,在提供持有人名册时,发现同一证券持有人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情况,可对其通过多个证券账户持有的证券予以合并统计。在持有人名册取得人,其义务表现为:第一,证券发行人应当妥善保管持有人名册,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使用。因证券发行人不当使用持有人名册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由证券发行人自行承担,名册提供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二,名册提供人仅对证券发行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核,证券发行人应当确保所提供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第三,证券发行人应当在办理初始登记时向名册提供人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代表作为与名册提供人的指定联络人,办理持有人名册事宜;未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代表前,应当临时指定人选代行指定联络人职责。指定联络人或其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证券发行人应当自变化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名册提供人,并及时在指定网站更新相关注册信息;第四,证券发行人申请领取持有人名册,应当在申请文件中注明申请领取的理由,并保证所述理由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名册提供人不对证券发行人所述理由进行合规性判断。[4] 我们还可以从登记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考察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法律关系,即初始登记和变更登记问题。 (1)初始登记。此为证券发行之初的原始登记。我国证券市场开办之初,并没有强制性进行股权初始登记,只有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才强制登记并托管(非流通股可不登记)。其弊端即是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份出于无序状态且无法监管。有鉴于此,中国证监会于1994年8月16日了《关于在深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股份全部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托管的函》(证监函字〔1994〕40号)和《关于在上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股份全部在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托管的函》(证监函字〔1994〕41号),要求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全部股份均要进行托管登记,否则即暂时停牌。[5]自此,中国证券市场开始了证券初始登记制度。即证券发行人在发行证券时在登记主管机构进行的登记。这包括了股票初始登记、企业债券初始登记、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登记、证券公司债券初始登记等。[6] (2)变更登记。初始登记之证券发生了变化,即须进行变更登记。比如股票在首次发行(IPO)后进行配股、增发后的再行登记。 2.证券质押登记 证券质押包括股票质押和债券质押两大类,其实质是对证券流通权利的限制。[7]在债券质押,主要在国债回购行为中有所体现。[8]本文主要讨论股票质押。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分置,有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所以股票质押也体现为流通股的质押和非流通股的质押。 (1)流通股质押[9]。从民商法理论上说,做为权利质押的典型形态,任何股票均可质押。即无论谁持有流通股,基于质押的商事目的,均可将自己持有的流通股进行质押并向登记主管机构进行登记。但在实践中,个人持有的流通股无法进行质押,因为在目前登记主管机构的流通股质押登记业务中,只有证券公司自营的股票可以进行质押登记。[10] 应当看到,在流通股质押登记法律关系中,存在两方面法律关系。一方面是流通股质押法律关系,我们称之为基础法律关系。在此法律关系中,特别要求质押双方当事人必须具备特别资格条件,即质押权人商业银行和质押人证券公司,在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时,必须具备《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规定的资格。并且证券公司用作质押的股票,也必须符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流通股质押登记法律关系。在此法律关系中,也有其特别的规则。即登记主管机构在办理股票质押登记业务时,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有权拒绝接收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的登记申请[11]:(1)证券公司用作质押的股份,不符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要求。(2)一家商业银行接受的用于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于该上市公司全部流通股票份额的10%。(3)一家证券公司用于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于该上市公司全部流通股票份额的10%,或高于该上市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5%。(4)被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于该上市公司全部流通股票份额的20%。 (2)非流通股质押。由于我国特有的股权分置现象,非流通股的质押也有特殊的规则。这些特殊性主要体现为:质押标的物的股份性质若是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的,出质方必须提交国资委或省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上市公司国有股质押备案表》;国有股东用于质押的国有股数量不得不得超过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国有股总额的50%;金融类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质押达10%(含10%)以上的,应当有人民银行总行批文等。 (二)证券行为状态的确认和记载 1.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和记载:过户 在证券登记主管机构的登记业务中,对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和记载(即过户登记)是最为经常的活动。证券交易活动只有经过过户登记,才使得其交易行为最终完成,没有过户登记,则证券交易活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在实践中,过户登记在交易日次日完成,即T+1。 2.证券交易行为过程的确认和记载:要约收购登记 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自南钢股份要约收购以来,要约收购事件在我国越来越多。为规范要约收购行为,中国证监会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登记主管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范设置了要约收购登记程序。其程序包括:要约收购人委托证券公司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对收购人交付的履约保证金(证券)的保管、拟收购股份的临时保管、要约收购中的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的受理和有效性确认、收购股份的过户登记及其对应资金(证券)的支付。 三、证券登记的法律调整 证券登记制度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由单纯登记到登记和托管相结合的历程。在1990年以前,大多数国家证券的登记由专门的股份登记机构办理股权登记;结算则由证券经纪商或托管银行办理。1990年以后,中央证券登记存管体制在各国证券市埸兴起,以证券无纸化存管与非流动性交收为基础的中央登记结算体制大大提高证券结算效率与安全,同时也使证券的中央登记成为潮流,分散登记体制的作用逐渐减弱。但由于这些历史演变的途径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表现在各个国家对中央证券登记存管体制的法律规定也各不相同。例如,美国的中央证券登记存管机构为“存管信托公司”(DTC)是依据美国《银行法》设立的公司;英国中央证券登记存管机构为CREST,是依据《公司法》设立,香港结算公司以证券和期货条例(结算机构条例)作为设立法律依据。我国中央证券登记存管机构的设立与运行则由《证券法》规定。 我国《证券法》第146条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的登记、托管与结算服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至此,在中国证券市埸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是经过法定机构批准设立的法人,这个机构既负责证券集中结算,又负责证券中央登记。集中证券登记与结算是中国证券结算体系的主要特点。 四、证券登记的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证券登记的法律效力,一方面体现为对证券权利状态的记载和确认。即通过证券登记,可以确认证券合法持有人和处分权人的资格,[12]也可以标明该证券上的权利限制状况。另一方面,体现为对证券行为状态的记载和确认,以判断证券行为结果是否确定(过户登记)和合规(要约收购登记)。 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赋予证券登记法律效力的渊源是什么?是法律规定还是当事人的约定?从朴素的法律观念来看,任何法律行为的效力渊源都是法律的规定,因此证券登记的法律效力渊源当然源于法律规定。就此,我们可以在《证券法》上寻找到相应的规定。但本文认为,还应该从法律背后去寻找证券登记的效力渊源,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实际上,在证券实践中,证券登记都是通过协议来实现的。[13] 五、证券登记制度对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 传统商事法认为,商事登记制度是对商主体资格的确认,是导致商主体设立、变更或终止的法律行为,其目的在于获得商主体资格和能力发生变化的结果,其结果在于导致商主体资格的变化[14]。国内仅有的商事单行地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1999年6月30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04年4月16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改)也是持该种观点。其第三章《商事登记》第八条规定,“商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依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第九条规定,“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商人的登记机关(简称登记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办理商事登记”,第十条规定,“商事登记分为有限责任商人的登记和无限责任商人的登记”。 但正如本文所表述的,在证券登记制度,其范围远不止对商主体的资格确认:其对证券权利状态的确认和记载中,未受限制的权利状态与商主体资格的确认是一致的,即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是对股东资格的确认。但其他类型的证券登记如证券质押登记、证券行为状态的登记等内容则远非传统商事登记制度所能涵盖的。笔者称之为是对传统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而不是否定。 由此可以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是否需要统一的商事登记立法?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胡炜等33位代表认为,商事登记法是规范企业和其他经营组织市场准入行为的一项重要法律,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市场主体法律颁布施行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尽早出台商事登记法。同时,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商事登记法列入立法规划,而国家工商总局正在对该法组织起草论证,并根据国务院法制办的意见,拟先起草条例,待条例实施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法律。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也同意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安排,建议在起草条例草案的同时,着手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争取尽早通过法律来规范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15]但笔者认为,正如本文所表述的那样,商事登记制度正在发展过程之中,商事登记制度的调整范围尚未完全确定,目前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法》时机并不成熟。 本科毕业论文:商事登记制度研究 [摘要]商事登记制度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商事登记的价值对优化商事登记立法具有重要意义效率和安全 是商事登记的两大价值效率应服务于安全通过分析我国现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中有违效率价值的问题就完善我国商事 登记法律制度实现效率与价值最佳均衡提出几点立法建议 商事登记又称商业登记现代意义的商事登记是指商主体或商主体的筹办人或负责人代表人为设立变更或终止商主体资格依照商法典专门的商事登记法或其他法律法规中的相关内容及程序将法定登记事项向登记主管机关提出经其审查核准登记于登记簿并公布于众的行为商事登记法是规定商事登记的法律从广义来讲包括一切有关商事登记的法规除以商事登记法命名的狭义法律外其他法律中如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银行法等有关商事登记的规定都包括在内故从广义来看我国已经建立了数目繁多的商事登记具体法律制度一商事登记的价值分析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产生和确立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都有其一定的价值取向法律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还必须按照一定的理想模式来塑造社会生活反映立法者执法者及守法者期望追求的价值目标它应符合一定的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价值观念保持一致蕴含一定的内在道德性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亦是如此研究商业登记的价值有助于商业登记立法的优化选择充分保持其科学性及合理性使立法能够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地促进商业繁荣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曾经说过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为法律价值论及法律的价值取向至少应具备两层含义一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法律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可以是一元价值目标也可以是多元价值体系二是当法律所追求的多元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诸目标的阶位序列尤其是终极价值目标的选择 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作为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体现商法的价值而商法的终极性价值是实现商主体的营利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表现在商法上就是从法律制度上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保护商主体的营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 的经济效益营利性这一商法的优秀理念决定了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作为商主体的管理制度必须以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和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效率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具体化为经济效益办事效益生产效益学习效率等等所有这些词都体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学上的观念即以较小的成本生产出等量的产品抑或以相同的成本获得较多的产品伦理学家们常常将效率视为功利而经济学家们却说此乃以价值极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资源而在法律的视野中效率被解释为通过对某些行为的规制限制一些自由从而扩大更大的自由使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流转快速化以实现最大价值的目标追求[1]商事交易以营利为目的对商主体来讲简便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着交易周期的缩短交易次数的增多交易成本的降低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为了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商法确立了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这一基本原则通过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力求交易方式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和贯彻短期时效主义来实现此目的商事登记作为交易的前置程序虽然要求商主体在从事商事活动前进行登记并应在实体上达到登记内容的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商主体以及商业登记机关进而社会的成本支出但从社会整体角度分析经过登记和公告商主体的各项信息商主体设定出资履行组织变更合并增资减资以及解散等显然有助于交易相对方便地获取交易信息这对交易相方而言意味着交易成本的直接减少并为防范交易风险创造了条件对进行登记公示的商主体而言交易相对方迅速作出交易决策意味商主体实质是以有限的登记成本支出换取了一个由公权力奠定基础的让交易相对方了解自己的平台以各次交易的迅捷争取到交易周期的缩短赢得他次交易的商机促进交易次数的增多进而实现整体交易成本的降低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可见商事登记法律制度通过公权力强制性的限制有效防止在自由竞争中由于商人的逐利本性而可能引致的信息披露的缺失性与虚假性从而不仅在局部上保证了市场秩序的稳定也为整个社会商事交易效率的提高提了基础保障[2](P29)效率固然重要安全是人类所共同需要的社会性状因此法律的价值同时也在于维持一种安全的态势正如台湾学者张国键称商事交易固贵敏捷尤须注意安全如果只图敏捷而不求安全则今日所为的交易明日即可能发生问题甚至于遭受意外的损害[3]商事交易的安全是保证商主体营利目的实现的基本价值之一商法为维护交易安全已经确立了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和严格责任主义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中的登记公示制度就是确认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之一商事登记作为一种要式的强制性法律行为要求商主体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和法定格式将商事经营的内容及事项登记注册使商事营业相关信息采用法定的形式固定化有助于交易相对人对商主体的资信及能力的了解从而预测交易的风险提高交易的安全度尤其是商事登记中的公示主义原则商事登记机关将已记有关主体事项以规范格式登载于事先确定的布告栏报纸杂志等之上向社会公众公开使众所周知从而保护商事交易的快捷与安全各国商事登记法均要求商事登记必须公告否则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2](P30)各国商事登记法还对各种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这既是维护商业登记制度的重要保障也反映了商业登记制度体现的保障交易安全的理念效率与安全作为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对区别冲突因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安全的因素二者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没有效率的安全是无价值的没有安全的效率也将时刻使交易处于危险的状态[4]从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应真正地反映营利性的终极目的要求来看交易安全应服务 于效率因为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商法进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如果为了安全而动摇了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存在的客观基础那么它将失去自身的存在根据二商事登记的价值对制度构建的影响1我国现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价值取向的问题从我国现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来看效率与安全的矛盾冲突是十分突出的大体上表现为过分注重安全价值的保障并以加强国家干预的各种机制做保障而对效率价值重视不足这也是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不成熟的一种表现之所以形成现在这种状况追根溯源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过于强调统一大和团体托付等观念而对于风险自由自治往往认识不足此种民族性格并非中国一国存在包括我国台湾地区东南亚众国日本等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着这一现象[1](P85)私法领域本应以自治原则袁晓波.商事登记的价值分析及其对制度构建的影响第3期93为主要的立法理念商主体从事商事交易应自负交易风险具体在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上就是商事交易者对于交易相对方的商业信息应主依自力搜集而以政府的有限登记资料为辅而不应依赖国家管理苛求政府对交易相对方的主体资格进行实质审查为交易人担当风险回避责任二是中国自汉代以来确立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大都是在统治者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思维形势下采取的对商事活动进行控制和抑制的手段充斥着统治者武断专权的意志和对商人阶层自始至终的偏见中国古代高度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又使得大规模的商品交易行为显得既无必要又无可能缺乏近现代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必须的原动力商品经济这些对我国今日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特点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以服从国家管理和强化行政权力为主[5]故我国至今仍有相当学者坚持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公法管理法的性质纵览西欧商事法的历史演进包括商事登记法在内的整个商事律制度皆是因商人阶层而起以维护商人阶层利益为己任滥觞于具有冒险开拓精神的商人阶层持之以恒地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行中伴随商事活动泛化商业社会成型的现实商事登记法律制度还逐渐演绎出为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利益服务的其他功能[5]综观现代商事发达国家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多采用比较自由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对于注册资金经营范围专职人员等要么不作任限制要么要求相对较低商事组织的登记注册相对较自由其中尤以美国最为突出美国对商事组织注册没有最低注册资本额限制不需要对注册资本验资也不存在虚假出资和抽逃资 金等问题对商事组织经营范围也放得很宽商事 组织可以任何合法的商业目的从事经营活动即所谓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征税你倒闭我同情你违法我处罚[6]很少限制新企业的开办以及老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的规定相较之下我国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国家积极介入私法领域的商事活动为商主体进入市场交易设置了复的程序以许可主义辅之特许设立企业高度重视商事登记的事前监督对商事登记申请者实行实质审查这对保障商事交易者财产安全有效监管市场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维护社会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烦琐程序的制度设计妨碍了商事申请人投入商事活动的便捷性许可乃至特许的设立原则限制了商主体交易的自由事前静态管理的过当重视在为未来交易安全打基础的同时扩大了商事交易者从事商事活动的事前成本支出增加了登记机关事前督察的工作量其实质审查名号下的门槛性质还为相关登记部门的腐败创造了条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后的动态监管严重不足年检制度聊胜于无却又流于形式而实际上商事活动中的各种欺诈和违反登记法规的行为往往发生在事后足见我国现行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偏重安全而安全不足忽略效率致效率低下2立法建议基于上述问题寻找安全与效率的均衡点完善我国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登记程序中各环节时限控制缩小登记管理中登记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防止登记机关故意或失职性的拖延拒绝而增大申请者的成本支出现代法治社会据有限政府理论维护商事登记主体合法权益必须限制登记机关的自由裁权这一点国外的立法做得较好往往采取硬性的时间标准注重保障申请人的效率如法国关于商事及公司登记的法令规定法院书记官在收到申请的5个工作日内即应进行登录此种申请的提交日式的规定显然比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的登记机关在受理登记申请后即发出公司登记受理通知书日起30天内作出核准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而对于何时受理并无明确时间限制的收到全部文件后的时间标志要客观且富于操作第二商主体设立方式上坚持以准则主义为主以申请审查核准登记及公告为基本的登记程序限制和减少行政审批的前置程序简化商事登记中的登记程序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受到行政作用的抑制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的全面管制行政权力在商事登记中极度膨胀通过国有企业和政府专营排斥私人经营的领域商主体的设立方式普遍采用许可设立并辅之以特许设立商事登记几乎被扭曲为行政上的营业许可几乎不体现私法功能[7]审批核准前置程序过于繁杂过度加大申请人的交易成本妨碍了商主体以便捷方式投入商事活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商主体的成立经营范围乃至从业人员住所注册资金投资人等均需一些部门预先许可的现象[8] 采用准则设立申请登记者不需要报请有关行政主管机关批准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设立条件就可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登记经审查合格后予以登记注册取得主体资格准则设立使依法设立对任何人均敞开大门任何人都可以采用法定形式平 等自由地进行经营活动消除特许设立和许可设立中行为人通过设立牟取经营特权的可能性它使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94商主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法主体并能凸显商事登记创设商主体资格的私法特征因此我们应借鉴英美法的一些做法设立方式上坚持以准则主义为主仅对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重要行业的商主体和实现国家产业政策有特殊意义的商主体仍采用核准设立或特许设立简化商事登记程序以申请审查核准登记及公告为基本的登记程序限制和减少行政审批的前置程序第三在登记审查上与准则主义为主要设立原则相一致采用形式审查缩短登记程序关于审查行为存在着形式审查实质审查和折衷审查三种立法例形式审查即登记机关仅仅对申请者所提交的申请从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的角度进行审查而不对登记事项的真伪进行调查核实实质审查则要求登记机关对申请者所提交的申请不仅从形式上审查其是否合法而且要对申请事项的真伪进行审查折衷审查则是登记机关对登记事项有重点地进行审查尤其是对有疑问的事项予以审查如果发现有不实之处得依职权拒绝登记登记机关只享有实质审查的职权而不负有实质审查的义务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全面审查制也即实质审查制对于实质审查制的情形类于我国司法传统对实 体正义的偏重我国理论界一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结加之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确难使人 的私法性质又要求实体性责任为私法责任则申请人登记不实给相对人所造成的损害由谁来承担责任此种任的性质又如何理解放弃对登记机关相关责任的追究行政权力就成了单纯的权力要避免实质审查流于形式权力寻租只能强化登记机关及登记人员的责任而这又会使登记机关为登记申请设置更多的限制效率更为低下如此看来实质审查制忽视市场淘汰机制对虚假现象的惩罚作用以政府审查代替市场主体评判凭借政府权力严把市场准入关卡确立信用秩序的理想不但无法实现反而扩大商主体的事前申请支出损害了商事交易的效率还要承担致使政府失信于民的风险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 经济法律制度健全的社会诚信体系强大的信息网络富有成效的事后监管和我国当前幼稚的市场。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体系 藤冈信胜在批评战后日本历史教育的时候曾经说:日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是集中了世界上一切反日的资料而对日本进行惊人的颠倒黑白的描绘的产物。(21)他在1996年11月26日在东京大学教育学部学生研讨会上还提出:“教科书的目的是把下一代日本人培养成日本国民,日本的年轻人不应当以日本为耻辱。培养民族主义意识是国家教育的最基本的义务。所以不能让与日本的国家目的相反的教科书流行。对教科书的审查关系国家的尊严,所以必须坚持。(22)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成立之际发表的宣言中也说:“我们编写的教科书,是要把日本国与日本人的形象与品格均衡地展示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的祖先们奋斗不息、努力追求,经历失败与痛苦,那就是我们日本人。我们的书不仅要在学校的教室中使用,而且要成为父母们向孩子讲授历史故事的教科书。”(23) 上面的表述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新历史教科书,是立足于对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进行全面反扑的基点上,所以是根本体系的问题,不仅仅是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否认和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的歪曲。 首先,该教科书在前言中一开始就说:“所谓学习历史,并不是像人们一般认为的是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其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在该教科书的送审本上,竟公然地写道“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为了夸大日本历史的悠久和独立性,这本教科书大量地随意使用毫无根据的神话传说,狂热地宣扬“皇国史观”和“神之国”的观念,同时,对于许多必须加以批判的历史问题,作者则以“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为名,进行所谓“客观”的描述,故意不予以评论。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教科书完全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 其次,这本教科书全文刊载了天皇的“教育勅语”。人所共知,明治天皇的“教育勅语”是与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紧密结合着的,是日本战争时期的重要的代表事物。所以在日本战败后消灭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时,天皇的“教育勅语”是首先从教科书中被删除的内容。战后50多年的历史教科书,也都没有公然地全文刊载“教育勅语”的。对天皇“教育勅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认识水平的标志。而扶桑社教科书不仅全文刊载天皇的“教育勅语”,并且在书中介绍说:“(教育勅语)教育日本国民作为近代国家的国民,应孝敬父母,必要时为国捐躯。所以一直到1945年,学校的课本一直是刊载(教育勅语)的。”(24)这样的介绍根本没有说明“教育勅语”与战争的关系,相反,却给读者一个肯定“教育勅语”的印象,从而也就表明了作者肯定军国主义和肯定侵略战争的态度。 第三,在这本教科书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毫无自省的意思,相反,竭力说明战争的合理。如“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在东北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强化,关东军北有苏联的威胁,南有国民党的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25)“日中冲突”(卢沟桥事变)则是因为不知什么人向根据条约驻守在北京郊外的日本军队开枪引起来的;(26)“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在ABCD包围圈的经济封锁下不向美国屈服的选择,(27)等等。这些认识,与战后一贯拒不承认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的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依然是所谓的“解放亚洲”理论。这就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在教科书上面的具体表现。 上述三个问题,可以说概括了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的体系。也就是说,这是一本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鼓吹军国主义,鼓吹战争的教科书,是日本历史上“大亚细亚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回潮。这种体系的教科书的出笼,是对日本战后教育制度的反动,是向战前教科书体系的回归。所以有识之士认识到,这本教科书的危险性在于其走向战争的体系。 我们之所以特别指出该教科书体系的问题,是因为迄今为止的许多对该教科书的批判,大多注重从该书中寻找篡改历史,歪曲事实的地方有多少处。当然,这本书中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的地方比比皆是,从数量上是无法统计的。即使选取大的方面,也有相当的数量,对这些谬论的批判也是必要的。但是,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实质问题决不仅仅是单纯地否认侵略历史事实,而我们批评新编历史教科书,也不能仅仅指出其中若干处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地方,决不能选择一些具体问题加以批判就可以了。 必须看到,教科书问题反映出的是日本的政治与社会走向的趋势,所以在这一问题出现后,不仅引起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各国的批评,而且也在日本的思想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也引起很大的震动,构成日本战后教育思想史上重要的一页。教科书问题的出现暴露出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日本社会面对国际化的挑战种种反应。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针对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历史社会教育,历史观教育的问题,是日本社会将走向什么方向上的重大问题。应当说,日本社会对于教科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的表述,其实是有许多不同认识的,赞成扶桑社教科书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的人也不少。但是为什么采用率那么低?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危险的体系。 以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而闻名的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刚刚出版的专著-《南京事件与日本人》中指出::教科书问题有两个侧面,一是对现行教科书的攻击,特别是对侵略、加害记述的攻击,一是对日本历史教育的修正。正是为了实现后一目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才在日本展开了对教科书的攻击的国民运动。(28) 如果仅仅满足于选择具体问题进行批判,而忽略教科书的体系,不注意从这本教科书与战前、战后教科书体系的对比上思考问题,就等于容忍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体系,就有被导入解放亚洲的理论体系的危险,有落入编纂会设置的圈套中的危险。 在对教科书问题的进行深层思考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实际是与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各种不同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斗争的过程。 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战后对教科书的三次攻击以及反击的全面情况比较来看,战后50多年来,有值得我们欣慰的地方,也有许多值得警惕的地方。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右翼和保守势力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比以往的两次更有准备,投入了更大的力量,但是,在采用的时候,毕竟遭到了挫折。特别是在同右翼与保守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人有了新的觉醒。 但是,更令人们警惕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日本很有历史渊源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的倾向。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在向国际化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从“国粹主义”出发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确找到了突破点。而和平与进步力量如何与之应对,采取有效的方法,仍需要认真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对教科书问题的深层的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在对教科书问题的进行深层思考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实际是与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各种不同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斗争的过程。 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战后对教科书的三次攻击以及反击的全面情况比较来看,战后50多年来,有值得我们欣慰的地方,也有许多值得警惕的地方。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右翼和保守势力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比以往的两次更有准备,投入了更大的力量,但是,在采用的时候,毕竟遭到了挫折。特别是在同右翼与保守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人有了新的觉醒。 但是,更令人们警惕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日本很有历史渊源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的倾向。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在向国际化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从“国粹主义”出发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确找到了突破点。而和平与进步力量如何与之应对,采取有效的方法,仍需要认真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对教科书问题的深层的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2 二、三次攻击教科书的历史背景的比较 近年发生的日本国内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一般被认为是战后继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两次攻击以来的第三次。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都与日本不愿接受战争失败的现实而努力再次成为军事大国的梦想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对战后日本宪法的修改动向联系着。三次对教科书攻击各有特征,而第三次的攻击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反映出的问题更值得警惕,这是我们应当认真分析的。 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中期,当时美国同日本之间占领与被占领的状态结束不久,日本的经济逐渐恢复,而且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开始向海外发展。以岸信介为首的日本政府上层人物认为终于摆脱了被占领和被审判困境,头脑开始发热。特别是由于冷战的激化,基于冷战理论的旧金山对日讲和条约签定和旧金山体制建立后,不仅日本在政治上得到了相对的独立,而且美国也转变了对日政策,把日本视为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日本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保守势力狂妄起来,上层的政治家们又开始做起军事大国的梦。 与此相应的对教科书的攻击是以恢复战前的“国定”教科书为目标,因为要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必须首先要压制当时已经有一定影响的和平教育,必须将编写教科书的权力掌握在保守的“五五体制”的国家手中。为达到恢复教科书的“国定”的目的,保守党内成立了教科书问题特别委员会,从1955年8月起,在全日本范围内发行了名为《值得忧虑的教科书》的宣传品,学术界里的右派学者相应地公然提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建立了攻击教科书的理论基础,掀起了对教科书的第一次攻击。 在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中,来自日本防卫厅和财界的压力是相当明显的,日本防卫厅力促与美国实现军事合作,在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成立的背景下,强化向日本国民进行“国防教育”,防卫厅提出了《关于教育的呼吁书》,强调在学校中进行“爱国心”和“保卫祖国的气概”的教育。这说明来自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力量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要求恢复军事大国梦想的倾向渗透到日本的教育领域,而教育领域内部也受到这些力量的左右,发生新的变化。 不过,在日本刚刚战败,审判刚刚结束的这一时期,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倾向还是比较厌恶和有警惕性的,和平主义思潮对军国主义思潮有一定的制约能力。特别是当恢复军事大国的梦想与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许多人还是站在维护和平宪法的一方。同时,日本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复活军国主义的程度。所以在岸信介内阁在坚持签署了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被迫下台。 总的看来,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是与日本保守派狂妄地恢复军事大国的梦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可以看出来,在当时日本经济刚刚恢复,仅仅有所发展的前提下,就露骨地提出“军事大国”的目标,至少在策略上是失策的,所以没有得到日本社会强烈的反响,相反,却招致来自和平主义的反对。有的学者称之为“复古性的军事大国”梦想。 第二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时日本的国情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综合实力比50年代是大大提高了。这时,日本的GNP占世界的1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因此,一些日本的政治家就提出要应使日本在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具备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地位,要跻身于世界上大国行列的狂热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思想再次抬头。 当时,首相中曾根在1983年第一次提出日本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要求,其实也反映了日本许多国民的“大国意识”。接着,在1985年,即日本迎来战后40周年之际,中曾根又提出了“战后总决算”的主张,他在自民党轻井泽研讨会讲演时曾经说:关于日本侵略和加害的批评是奇谈怪论,日本要从“东京审判战争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等“自虐”的思潮中摆脱出来,必须对审判原则和判决做出重新评价,确定日本人自己的意识(19) 第二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实际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的。先是以自民党组织推动在学校的开学、毕业的典礼上升国旗和唱国歌的活动为前兆,接着,1981年6月,文部省公布了对82年高中社会科教科书的审定结果。被审定为合格的教科书,都被提出大量的必须修正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求教科书在侵略战争的表述上将“侵略”等态度鲜明的表述改为“进出”等含混模糊的表述。 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在亚洲各国以及本国国民的抗议浪潮面前受挫,1982年8月26日,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以谈话的形式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场:“对于我国来说,出于同亚洲近邻国家的友好和亲善,应当倾听这些国家的批评,政府有责任纠正这些教科书的记述”。此后,文部省决定在审定基准中加上:“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有必要考虑近邻亚洲各国国家对近现代史的历史问题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教科书审定的“近邻国家原则”。(20) 分析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之所以受挫,一方面是来自亚洲各国的抗议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的结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经济势力固然强大,但是与其它大国相比,对海外的投资刚刚开始,以出口贸易为支柱的经济结构使其不能不重视亚洲大市场的反响,也就是说,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尚未得到企业界和财界的积极响应和配合。 与前两次对教科书攻击的背景相比,第三次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首先,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日本资本在这一趋势下迅速地向海外发展,在亚洲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国际形势依然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大量资本在海外的现实使企业家对军事大国化的动向不再冷漠,甚至抱有期望。对于这一情况的有力证明就是在90年代后半期相继在日本国会通过的与“日本防卫合作新指针”有关的法案和“周边事态法”等法案。这些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日本终于向军事大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次,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企业的竞争力低下,社会问题丛生,种种神话破灭,暴露出社会结构与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的人自豪感遭到了沉重打击,而“世纪末心理”蔓延。在这样的形势下,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就是必然的了。利用这一机会,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日本“国旗、国歌”的问题终于在国会通过,针对多年来“犹抱琵笆半遮面”的修改宪法的问题,也终于在国会中成立了“调查委员会”。 以上的情况说明:在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时候,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的目标已不是空洞无物的口号,而是有了实际的行动,而对和平宪法的修改,也已经跃跃欲试了。这种局面对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来说,是极其有利的时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有利的背景下,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也仍然接受了前两次攻击教科书的教训,即采取迂回的方法,竭力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面目掩盖起来。具体来说,是通过所谓“国际贡献”论到“保卫国家利益”论,进而再从批判“自虐”论到建立“光明的日本”论,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就是通过所谓“健康的民族主义”,逐步地向战后改善的教科书发起攻击。 “国际贡献”论说强调日本作为大国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应的责任,为派自卫队参与国际维护和平活动做辩护,宣扬那就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这一命题看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这一观点的后面,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实际真正强调的是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日本的国家利益,是在调动日本年轻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接受了这一看来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利益的原则,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立即“理直气壮”地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将侵略行为美化为对亚洲的贡献,即解放亚洲的战争。而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则被他们指责为违背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的“自虐”,“自虐”的教科书当然要受到批判,编写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描写“光明的日本”的教科书就是必然的了。这就是右翼和保守势力推出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的逻辑。 上述情况说明:右倾保守势力与右翼势力这次对教科书攻击是在对其十分有利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且又建立了关于其理论的系统工程,至于在组织上发动日本国民的具体策划和准备,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更具体的披露。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他们的活动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如这次在教科书审定前,就有北海道议会、千叶县的议员联盟等提出取消“近邻国家原则”的主张。 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既然对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有如此有利的条件与准备,他们当然不可能在小试锋芒后就立即鸣金收兵。人们已经看到,就在教科书的采用率局势明朗化的时候,也就是在扶桑社教科书遭到惨败的时候,小泉首相不顾日本国内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公然去参拜靖国神社,显然是起到了给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打气的作用。美国的9·11事件发生后,又给日本政府强调国家利益及向外派出自卫队,进而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口实。从这些在教科书采用局势明朗化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日本社会今后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是有增无减的,因此对教科书的攻击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我们不可放松警惕。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一年前,日本的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对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称“编纂会”)编写的《新编历史教科书》(扶桑社出版)的审查,从而掀起了教科书的风波。到去年的8月,全日本130余万中学生中选择使用这本《新编历史教科书》(以下称“扶桑社教科书”)的比率只有0·039%,使得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学校采用的环节上受挫。近来,教科书的风波表面上似乎有所平息,但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骨干也制定了“复仇”战略,准备在下一次的教科书审查时卷土重来。根据日本出版劳连教科书对策部提供的信息,采用结果出来后,“编纂会”重新确定了会长等人选,制定了第二阶段的三项“复仇”目标,即一是在今后4年里改变教科书的采用制度,二是努力推行扶桑社的教科书,三是掀起重新认识日本文化价值的运动。新会长田中英道宣称要把修改教科书的范围扩大到小学的社会科教科书以及中学的国语教科书。(1)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从更深的层面思考教科书的问题是很必要的。 一、对教科书问题的误解或片面理解 此次发生的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实际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是战后以来关于日本教育方向的第三次大的争论,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日本社会思想面对国际化挑战而产生的剧烈动荡。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针对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社会教育,进行历史观的教育,是关系日本社会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关于日本社会就教育方向问题的争论,我国学术界从一开始就予以关注。但是,对于许多媒体来说,特别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在2001年4月由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的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新编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之后。针对《新编历史教科书》,媒体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其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以及对侵略事实的否定。有的媒体还具体列举该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篡改的地方有多少处。应当说,“扶桑社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歪曲是严重的,对侵略事实的否定也是相当恶劣的。但是,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深层的思考上,仅仅关注“扶桑社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还是比较片面的。需要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实质,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刻的研究。 1、不仅要注意扶桑社版历史教科书,更要注意其它出版社历史教科书的整体变化 此次在2001年4月公布了结果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涉及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实际是来自八个出版社。其中有七个出版社是多年来一直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只有扶桑社是首次出版历史教科书。去年以来,媒体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报道几乎都关注于“扶桑社教科书”。当然,“扶桑社教科书”的问题固然是明显的,集中力量对其进行批驳也是需要的。但是,从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本教科书所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0·039%的采用率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论断。而采用率占99%以上的其余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有什么样的变化,恰恰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如果不了解另外七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在这次审查后有哪些变化,就难以了解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整体的“改恶”现象。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即教科书不再是“国定”,而可以“自由”编写,但是需要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尽管与完全的自由编写制度有距离,但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毕竟有了选择教科书的余地。教科书问题是在这样的教科书制度中发生的。战后的进步力量与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斗争,就表现在各自都要编写教科书,并且都要争取教科书的采用率。 战后,经过艰苦的斗争,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出现了“改善”的局面。从揭露侵略战争罪行的角度看,面向初级中学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全部都记载了“从军慰安妇”的历史事实,而其中6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尽管七种教科书对上述历史事实的记述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能够承认历史事实这一点毕竟是一个进步,这是经过多年的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这次在与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时送审的时候,记载慰安妇问题的出版社就只剩下“日本书籍”、“帝国书院”和“清水书院”三家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一家维持了原来的记述,其它各家出版社的教科书都发生了变化:有的回避了被屠杀的人数,有的回避使用“屠杀”的概念。(2)关于“侵略”一词,“大阪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中几乎全面删除,其他如“帝国书院”、“日本文教”、“日本书籍”等出版社的教科书中也有相当多的改动。据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事务局长石山久男的分析,这样的变化使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某些问题上的表述倒退了20年。而从这个意义上看,编纂会的目的至少已经实现了一半。(3)从七种教科书2002年的采用率与1997年采用率中可以看出,对侵略历史事实揭露相对更充分,被“编纂会”攻击为“最自虐”的“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采用率的减少更加明显(4),即从原来的12·9%急落到现在的5·9%,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一事实说明: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冲击与影响下,本来在揭露侵略历史事实上比较努力,即有“改善”趋势的原来的七种历史教科书,也发生了很明显的退步,即出现了明显的“改恶”倾向,而这些教科书是为99%的日本中学生所选择的课本。另一方面,学校对揭露侵略历史事实充分的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明显减少了,说明了日本历史教育潜在的问题。这些教科书的政治倾向性对日本教育方向的影响更大,而这些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是日本社会历史认识的晴雨表。编纂会在对采用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的时候,藤冈信胜就特别看重这一情况,他认为七种教科书的变化已经预示了4年后的胜利。(5)所以我们更要十分关注另外七种教科书的变化。 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可能反映了一些媒体不了解日本的审定教科书制度的现状。仅仅抓住《新编历史教科书》,一方面容易使不了解日本教科书制度的多数人产生误解,以为那样的教科书已经完全占领了教育阵地,另一方面则容易从根本上忽略对日本历史教育方向问题的关注。 2、不仅要分析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而且要分析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 “编纂会”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和扶桑社《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目的决不仅仅是针对历史问题的翻案,而是针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民主化与和平主义的倾向。为推动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右翼和保守势力竭力想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特别是修订限制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宪法第9条。修改宪法是很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历史教科书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而更直接的手段,则是通过编写公民教科书。所以,在扶桑社推出《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还推出了《新编公民教科书》。历史与公民这两种教科书共同构成中学的社会科的课本。 《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样在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审定,在那之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故意避开日本关于教科书不得在书店发售的法律规定,特地印刷成扶桑社的历史与公民两种教科书的“市贩本”,在社会上贩卖,以扩大影响后。(7)据“编纂会”事务局长高森明公布的数字,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市贩本”已经出售了54·5万册,《新编公民教科书》的“市贩本”出售了16·5万册,数目是相当客观的。(8) 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还没有引起媒体的特别的关注。其实,这本教科书中涉及日本的“国旗、国歌”问题,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PKO)的问题,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关联法案问题,特别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意义等问题,都是日本社会当前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与当年的侵略战争历史密切联系着的问题。 例如,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PKO)协力法,因此日本的自卫队终于能够到海外参加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活动。但是,许多人认为日本自卫队派到海外,容易使人联想到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亚洲的活动,而根据日本宪法的第9条,这样的活动是被严格束缚的。因此,在日本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对通过《PKO协力法》有疑虑,主要是担心日本宪法第九条被架空,进而使日本的和平宪法被否定。而现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日本在战后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基础,一旦被否定,又与肯定明治维新后充斥了军国主义精神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有关,与对历史的翻案有关。出于这样的心理,多数日本国民人为应当维护现行的日本宪法。而《新编公民教科书》则将这一问题放在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一节中,称日本向海外派出青年协力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都是日本对国际社会提供的与其大国地位相应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也应当体现的军事上,这就是将自卫队派往海外。这样一来,本来是相当严肃的涉及宪法原则的问题,就被淡化为日本的国际贡献的问题,其实是在强化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其结果是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接受修改宪法的意图。(9) 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一直把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视为实现其目标的重大障碍。“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后,就竭力鼓吹明治时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1996年12月《产经新闻》连载藤冈信胜的《教科书不教历史》一文,对明治宪法大加赞赏,认为是日本民主的标志,甚至说:“明治宪法中规定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是天皇当然不直接指挥军队,实际是由陆军参谋长,或者是海军的军令部长行使权力。天皇的统帅权,仍然是形式上的。”(10)他还认为当时西洋各国都对日本的宪法给予很高的评价。平成国际大学教授高乘正臣赞说那是“从天皇主权向国民主权的转换,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一节中特别引用当时国内外对宪法的赞扬,表明了作者的感情。(11)而在《新编公民教科书》中,竟然用一页的篇幅介绍“(和平)宪法的议论与第9条”,说这一宪法制定已有50年以上,至今仍没有修订,言外之意当然是说需要修订了。该教科书中在介绍宪法第9条的时候,竭力给学生建立这样的认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必须有必要的自卫权和对国际社会积极协力的能力,不能被宪法第9条束缚。其言外之意,当然是在说:宪法第9条必须修订了。(12) 可见,扶桑社的《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是在同一思想体系下编成的,证明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从历史问题入手,而真正的目标则是针对日本社会未来的发展。对于这一“醉翁之意”,我们应当看清。 3、对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要进行具体分析 在论述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的时候,有的媒体将其笼统地称之为右翼势力,我认为这是不够妥当的。因为在日本,“右翼”是一个有专门涵义的概念,是有组织的一种势力,但并不能够代表日本社会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全部右倾保守势力。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应当对右倾保守势力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 第一种势力是日本的国会议员等政治家阵营中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他们对日本教科书在战后的“改善”倾向不满,在教科书问题公开发难。但是在日本,人们并不将其称为“右翼”。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来自自民党保守派,另外一部分来自新进党。早在90年中期,他们就针对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要求对战争责任进行反省,要求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活动组织了起来,在自民党内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新进党中则建立了“传播正确的历史国会议员联盟”。自民党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以经常发表狂妄言论的奥野诚亮为会长、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板垣正为事务局长,联络了众参议员116人。那本明确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由保守的学者们炮制出来的。 “不战决议”的风波过后,这些人又把“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改名为“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开始把矛头对准历史教科书,表示支持编写“光明”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奥野诚亮和板垣正还在参院自民党中成立“教育问题研讨会”,搜集教科书问题,对文部大臣施加压力。1996年6月5日,奥野诚亮发表了“从军慰安妇不是强制的,而是商业行为”的言论(13),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而对他的批评正在激烈的时候,1996年12月11日,板垣正在预算委员会上仍然说:“从军慰安妇并不是强制的,但是却写进了教科书,文部大臣应根据自己的权限将那一内容删除”。 上述自民党和新进党的议员联盟,从1997年1月开始联合行动,成员人数当年统计为177名,实际超过200名。在国会的预算和文教委员会上9次发难,给政府施加压力,还要求政府取消宫泽喜一在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中关于“审定教科书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讲话。 第二种势力是自称为“自由主义史观”学者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以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组织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多来自日本的知识层面,在教科书问题的风波中起了“理论领袖”(14)的作用。但是在日本,人们也不称他们为“右翼”。 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是这些人对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立性的标榜。他们声称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大胆地修正历史认识,改革历史教育,推进多样性”。(15)也就是说,在战争历史的认识上,他们不同意来自美国的“东京审判史观”,也反对来自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史观。他们推崇战后初期日本的自由主义外交路线,所以称自己的历史观是“自由主义史观”。 直到80年代末,以“自由主义史观”论的优秀人物藤冈信胜为代表的一些人一直是“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教育运动中的骨干力量。藤冈信胜自己承认:在苏联解体以及海湾战争后,特别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读了保守派的富士信夫、江藤淳的著述,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他说:苏联东欧解体使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了,而海湾战争的发生,也使他对在―国能否实行和平主义的问题产生怀疑。由于原来的理想一一地破灭了,所以建立在那一理论基础上的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建立在战后民主教育基础上的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是把日本错误地置于被审判的地位,所以导致“反日”、“自虐”的史观流行;对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以及日本军队的暴行的揭露是“虚构”的“谎言”。这就证明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实际是战后一直是民主教育的对立面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站在同一立场。(16) 从这一立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要为“建立民族自豪感”而努力;要为21世纪的日本年青一代编写历史教科书;要从慰安妇问题入手批判现行教科书的错误。 “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的活动与上述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们殊途同归,所以奥野诚亮兴奋地发表议论说:“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学者终于出来了”,“到现在为止,藤冈先生同我的感情是一致的”。(17) 第三种势力是典型的右派学者和《产经新闻》系的媒体,这一势力在日本一贯被认为是“鹰派”,其思想基础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之上的,但是在日本也不称之为“右翼”。 这一种势力在战后就逐渐形成了,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当代典型的右派学者如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电器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漫画家小林义则等,他们大多是“编纂会”的骨干力量。 中村粲自称“大日本帝国的辩护士”,一贯坚持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始终对《朝日新闻》和《NHK》的报道方向进行攻击,是《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形成的优秀人物。1996年,他成立“昭和史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第一号《会报》(1996年12月15日)就批评日本战后的教育方向是在战后恶劣的风潮下,放弃对历史的研究,导致了反日和自虐的国民性。 西尾干二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会长,也是右派学者的“领军”人物。他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编写了《国民的历史》,否认日本的文明发展阶段中曾经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杜撰出所谓的“日本列岛的文明圈”。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实际就是以《国民的历史》为蓝本的。 在教科书问题的认识上,这一势力与“自由主义史观”是相同的,但在日本,人们都知道,他们是传统的右派势力,而不是像“自由主义史观”那样的“转向派”。这一势力把握的如《诸君》、《正论》、《文艺春秋》、《サン-サラ》、《Voise》、《SAPIO》等一些舆论阵地,也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所充分利用。 这些“鹰派”的学者和媒体,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甚至与日本政府也相抵梧。例如,对于这次扶桑社教科书在采用问题上的失败,这些人认为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指导”,是由于小泉首相为了在10月的访韩和访华中修复对外关系,故意对地方自治体施加压力而送给对方的礼物“。(18) 第四种势力就是右翼团体的势力。在日本,至今存在的右翼团体有许多,其组织繁多复杂,思想五花八门。在教科的问题上,有与“日教组”公开对立的右翼团体如“日本青年协议会”及其下属的“日本教育研究所”等,他们一直鼓吹打破现存体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国家体制。另外还有“日本会议”(1997年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与“保卫日本会”统一而成)等,都是以反对教科书和修改宪法为目标的。 右翼团体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性的主张,但是往往采取极端的激烈行动,而且暴力团的系统的山口组、稻川会等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符合右翼传统的轻思想重行动的特征。 比如,1996年7月以后,右翼团体开始对教科书发行者寄送威胁信,接着在10月29日,出动40台街宣车进行抗议宣传,把教科书指责为卖国。12月,署名“关西日本原理主义剧团”的右翼团体三次将威胁信送给七家出版社社长和教科书执笔者,第三次信特别送给藤冈等强调指责的4家出版社(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书籍和东京书籍)。在信中有收信人住宅的照片,还附有赞扬刺杀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的文书。以后,凡是藤冈信胜文章中提到的个人和出版社,均会收到右翼的威胁信。 1997年2月4日后,右翼团体大行社每周有三天到出版社前抗议,4月8日,150台右翼的街宣车集中向出版教科书的“大阪书籍”示威。这一年的日教组教研集会时,右翼团体特地将街宣车开去,在车上大书“学习藤冈史观”的字样。 综上所述,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般认为的“右翼势力”其实有由多种势力构成的。他们固然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在组织上甚至有联系,但是在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的时候,必须对这些势力进行具体的分析。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原因 [摘要]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本文对日本最新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问题进行了述评,并分析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战争记述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激起了各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中学教育是一个国家公民教育的最重要阶段,在教科书中向学生传授怎样的历史知识,不仅是日本社会如何认识过去的问题,更是日本如何面对未来的关键.在此,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史的记述问题及其背景作一评析,以供同仁参考. 战争历史记述问题事态 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按惯例是每隔4年修订一次.上次日本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审定是在2001年,今年重新审定,教科书将于2006年四月起采用(新学年于四月份开学). 目前,日本共有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帝国书院,清水书院,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及扶桑社等8家出版社拥有初中教科书发行权.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审定通过准备发行的8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内容虽然良莠不齐,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把日本对中国,韩国等的侵略战争历史简略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还是扶桑社出版的由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属于日本专事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文人"自由主义史观派".这个组织近年来十分活跃,不仅大量著书立,而且还专门编写"新历史教科书",其目的是把日本社会右翼的历史观,通过教科书传授给日本的青少年学生.尤为突出的是这种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战争责任的记述,集中体现了其右翼史观和特征: 在平成18年(2006)版《新历史教科书》的第五章"世界大战的时代与日本"中,在记述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历史时,该书在"中国的排日运动与协调外交的挫折"标题下称:"随著中国国内统一的进行,排外运动也跟著高涨.中国人对于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惠的列强十分排斥,除了民族的反感之外,受到以武装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思想的影响,运动有急进的倾向.对势力日益扩大的日本,除了拒买日本商品之外,也时常出现攻击日本人的的排日运动.……然而,中国的排日运动却仍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因此以日本军部为首,开始有人认为对中内政的不干涉政策不足以解决问题,批评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的声音逐渐高涨."这样的表述,似乎是日本的进攻是由于中国的"排外",为其开脱随后的帝国主义侵略做好了铺垫. 接着这本历史教科书在"从卢沟桥事件到日中战争"标题下称:"在外国人权益集中的上海发生的二名日本人将兵被射杀事件,成为中日之间的冲突一发不可收拾的导火线.日本军原来以为只要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便会降伏,于是于12月占领南京.然而却迁都到后方的重庆,持续抗战."其荒谬逻辑是如果中国不抵抗,就没有战争了. 关于南京大屠杀,该书在第199页图片说明中称"日本军造成了中国军民多数的伤亡(南京事件).此外,此事件的牺牲人数资料受到质疑,并且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 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记述上,这本"新历史教科书"刻意美化侵略,甚至反复强调日本的进攻有助于亚洲各国的独立.该书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下,以"大东亚会议与亚洲各国"为标题宣称:"扩展到亚洲的独立希望日本首战的胜利,带给了东南亚及印度人民独立的梦想与希望.如果没有当地人民的协助,日本军在东南亚不可能有势如破竹的进展.更有被日本军俘虏的英国印度人士兵结成印度国民兵,协助日本军进攻印度.不论是印尼或缅甸的军队都是在日本军的指导下组织而成的."并称1943年11月的"大东亚会议"历史地位在于"会议中发表了和同盟国大西洋宪章对抗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宣扬各国的自主独立,相互提携相互发展,撤消人种的差别.会议之后,日本以排除欧美势力,建立亚洲人的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战争更明确的目的." 该种历史教科书进而更在"亚洲各国与日本"标题下强调"日本败战撤退之后,这些殖民地在十数年间相继以自己的力量完成独立,当中也有留在当地参与独立战争的日本士兵.日本往南方的进出,原先是为了获得资源,却成为加速亚洲各国独立的楔机之一."按照该历史教科书中的逻辑,几乎等于说希特勒侵略波兰是为了帮助其独立于苏联. 这样一种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省宣布审检"合格",并将于2006年面向中学生,实际上是日本社会近年来右翼史观膨胀的体现.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他各家出版社虽然没有完全采用右翼史观,却也明显"自律".从2002年度以来的各种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看,相对于1997年以前的版本,各家出版社均大幅削减或淡化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的史实,尤其是大幅度减少甚至删除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三光政策"及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记述. 二,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日本出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教育曾经进行了改造,采取了包括修改教育内容,禁止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实行政教分离,禁止教育单位参预祭祀和参拜活动等措施.这些有力地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实施利用日本牵制前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其对日本的控制改造政策发生逆转,右翼史观在战后日本教育领域内又重新滋长. 朝鲜战争时期,在日本右翼势力影响下,日本文部省在1951年将历史教科书审定标准《学习指导纲要》中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了"日本对中国的进出",直至2002年4月.1956年,日本政府废除了原来的《教育委员会法》,实施《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和管理法》,把教育委员民选制改为任命制,又向战前的教育制度靠拢,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右翼思潮在日本教育界进一步抬头.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文部省对《文部省设置法》第五条(文部省权限)作出重大修改,明确规定文部省具有对教科书的审定权和对义务教育学校所用教科书的发行权,同时还规定文部省拥有学校教科书的著作权,教科书出版单位也须由文部省指定.这样,文部省由战后初期的"指导,建议,助成机构",变成了全面控制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垄断机构.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中,要求删改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史实,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等也被淡化成战争时期由于混乱而发生的行为.这激起亚洲邻国和日本国内的强烈批评.中国和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表示愿意倾听意见,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并随后在相关的教科书审定条例中增加了"邻国条款".但这并不能解决教科书中的历史观问题,. 此外,日本政界也不断出现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言论.一些高级阁僚如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樱井新,岛村宜伸,江藤隆美等人纷纷因就历史问题"失言"受到谴责而离职.1993年8月,日本细川内阁成立后,才公开承认以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1995年再度审定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期间,也是社民党委员长村山富士出任首相期间,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有反省表示.但随后日本社会和政界便出现了声称反对"自虐"史观的"国民运动",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组建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团体,正式编写贯彻右翼史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政界,右翼势力上升.日本执政者刻意以历史问题来刺激因多年经济不振而消沉的国民情绪,并达到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目的.日本决策层内,小泉及其未来的继任者,在历史问题上会更强硬.日本很可能会因历史观问题与亚洲邻国陷入新的政治冷战和对立.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中,也会在有关战争历史的内容上,更加右倾.与此相应,中,韩两国的反日情绪可能增长.针锋相对的历史观,可能会成为东亚和平,和谐格局的死结.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的社会意识和理论思维,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日本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的要素,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联系到当今日本在对华战略乃至国际政治上日趋强硬政策的思想背景和渊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使人们愈益关切. 三.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第一,日本在政治上并没有与旧时代完全割裂.将日本与德国比较可见,德国旧国家机器完全被粉碎,其战后的政治与纳粹时代完全划清了界线,德国人可以超脱于旧时代之外而对其战争历史加以无保留的反省和批判.而在日本,旧时代的一些成分在战后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续了下来,战时的天皇在战后虽然失去了权利,但对其战争责任并没有追究.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国人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希特勒那样将罪责归于天皇,不能与旧时代完全分清界线,旧历史仍是日本人现在所生活时代的一部分,这样日本人就一直背负着历史的重压和罪责.德国人批判过去的历史不等于批评现在的国家,而日本人批判历史则意味着批评国家本身.与旧时代无法割断的联系使日本人难以对仍然与他们现在生活相联的历史加以彻底的批判. 第二,在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上,日本右翼史观的理念是认为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这样的观念必然导致对战争历史的歪曲.与德国对战争历史的反省相比,诚然,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感到对战争有罪,但作为一个民族它感到有责任.日本右翼人物的史观则表明他们既不觉得有罪,也不觉得有责任.而没有责任感便不可能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 第三,在历史观念上,由于欧洲一体化思想的影响,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将本民族的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而亚洲一些国家,尤其如中国和日本,有时则倾向于将亚洲历史看作是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如同中国对于古代亚洲历史的一些观念,日本对于亚洲近现代历史的观念也倾向于以本国为中心,强调日本本位文化的确立.以这样从本民族角度而不是从整个地区大历史角度出发的观念去回顾和看待历史,便自然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等偏差和错误认识. 第四,在对亚洲大陆的观念上,自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就一直存在着"脱亚论"的潜意识,认为就像欧洲历史发展有脱离伊斯兰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一样,日本历史发展也有脱离中国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认为日本应追求欧洲文明而脱离亚洲文明."脱亚入欧"的意识使日本思想界摇摆于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之间.而事实上日本既不可能融入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割断与亚洲传统的联系.现代日本科学很发达,文学也发达,而哲学却不发达,原因可能就在于其文化没有明确的定位,彷徨于东方文明于西文明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脱亚论"的思想导致了日本的岛国思维和对亚洲大陆的对立意识,导致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敌视,和敌对.这样的潜意识过去是引发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思想因素之一,现在也是日本保守势力歪曲侵略亚洲历史的重要原因. 四,我们如何面对 首先,面对历史教科书问题,我们应该超越民族的仇恨,而从整个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大业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应坚持理性的原则,如果只是以一种极端去取代另一种极端,那么,东亚只会在思想上变成另一个中东.对战争历史的认识,需要在观念上要冲破民族的限制和人性的狭隘,现在东亚各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态度,除了政治和社会因素,更需要面对很多人性的弱点,这无论对于中国,日本都是一个挑战.如果能勇敢面对这一挑战,而不是继续在人性的漩涡中怨天尤人,那么通过这一问题在理智上胜利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文明的民族.历史问题应该也能够促进两国走向更加文明之路. 其次,应将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主流学术界区别开来,增强交流和合作.应深入了解和理解日本学术界的真实状况和理念,理清问题的根源,并构筑亚洲学术界相互支持和信赖的关系.在这方面,日本也确有责任努力去取得邻国的信任,日本对于自己的战争历史,必须通过自己的诚意向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展现自己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是最首要的.对过去的历史作深刻的反思,不会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只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第三,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各方争论的是过去,但其实真正担忧的是将来.因此,我们的批判与争论不应只重于一时一事,而更重要的应是找到面向未来的解决之道.不能让过去的历史撕裂未来的亚洲.应努力建立有关教科书问题磋商和交流的正常渠道和机制,致力于建立亚洲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认识.如果在未来亚洲国家要象欧盟国家一样走向一体化以求共同的更大发展,那共同的历史认识就是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本科毕业论文:中学历史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的转换 伴随着新课程的推行,高中教学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新的课程理念呼唤新的学习方式、教学模式,而新的教学模式的实施,又靠扮演者教师,这就要求教师迅速转变角色,以更好地适应新课程的教学。角色应如何转换?笔者就此谈谈自己初浅的认识: 一、由重知识结论的灌输者转为重学习过程的谋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重结论轻过程”是传统教学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传统的教学的主要活动就是讲述、板书和布置练习。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把学生看成了接受器,课堂中的问答多半是复述教材中的文字,教师充当了知识和结论的灌输者的角色。 新课程要求教师的角色已不再是结论的灌输者,而是引导学生体验学习过程、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在强调学生“主体”意识发挥的同时,对教师“主导“的要求更高了。就历史课而言,如何优化课堂教学过程,如何为学生创设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如何找准教学的切入点,激发学生提出有思维价值的问题,并能积极寻求问题的答案;如何淡化“教”突出“学”,把教学过程变为“培养学习者”的过程,使教师自身由知识传递者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如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从凌驾于学生之上的讲台上走下来,和学生融为一体,共同活动,消除师生间的距离感,使学生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与才能;如何使班级、小组合作和个体学习各环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达到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这都需要教师的精心策划和组织。 如在学习《金与南宋的对峙》时,课前预习1、你知道多少岳飞的故事?你知道岳飞《满江红》吗?2、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历史名将,为何北伐不能胜利呢?这两道预习题可以拓展学生知识面和启发他们分析思考能力,避免学生在课堂上仅仅靠教师灌输的学习的被动局面。上课时在沉郁激越的《满江红》背景下,学生的情绪异常激昂,他们急于要把自己知道的岳飞的故事与同学们分享,有的学生还拿来了在将军山拍摄的岳飞“还我河山”的图片。教学中师生互动得到很好的体现,教师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有的提出:“老师,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可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北宋的金为什么竞能灭宋呢?”学生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探究。激烈的讨论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而且发展了学生的思辩能力。这样的课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表现了学生丰富的创造力,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也达到了教学目的,完成教学要求。 二、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转变为课程的开发者 在传统教学理论中,课程(包括教材)是政府和学科专家关注的事,教师无权也无须过问,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也就是说,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阐述者和传递者,这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很容易使教师走上“照本宣科”的教学老路。新课程给了教师发挥的空间,倡导教师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向课程的开发利用者转变,为基础教育改革又提供一条探索之路。如在上唐朝历史时,我们给学生布置的分析讨论题:观点一:“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杨贵妃足以败之”。观点二:说:“唐玄宗前期会做皇帝,后期不会做皇帝,”你同意哪种观点,为什么?学生必须在课文中找出相关史实归类,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问题做出分析评价。经过深思熟虑,学生纷纷发言,说了很多,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令我很受触动。 三、由传统的知识“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过去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截然分开的。教师的任务就是按照教材、“教参”、试卷的“标准答案”教。至于为什么要教这些,为什么要这么教,绝大多数的教师没有深入地思考,因为学校的评价体系就是教学升学率的多少。可见,教师成了完全游离于教学研究之外的旁观者,成了知识的“搬运工”,这显然不符合新课程对教师角色的期待。新课程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作为研究者,教师要不断增强教学研究意识。研究重点和方向是:1、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强调探究性学习。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那种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提倡自主、探索与合作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得到发展,成为学习的主人。主张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历史实践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开放式教学,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历史教学为基础,不拘泥于历史教材本身,打破学科界限,借鉴不同学科的教学成果,重新去体会历史、感悟历史。 如我们为了让学生“了解身边的历史”,布置了探究性课题“走进沙县小吃”,“中国古钱币”等。由于这种学习活动,是学生自由选择的自主学习的过程。他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与生活空间之中,通过迁移各种所学知识,把学习过程变成了主动探究的过程。学生对自己身边的历史进行调查、收集、分析、研究、处理有效信息,从而形成对历史的真实感受。在展示成果时,学生做了课件并运用多媒体手段把成果展现出来,对学生的能力是一个全面的锻炼和培养。从收集到的学习成果来看,学生们涉猎面非常广泛,学生表述历史事实、整理历史事实的能力显著提高。通过这种新型的学习活动,学生的观察力、注意力、感知力和思维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2、建立发展性评价体系。以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社会探究技能和实践能力、沟通与合作、社会责任感等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发展性评价体系。 综上所述,新课程的实施使教学面临许多根本性的挑战,要顺利实施新课程,首先就要求教师从传统角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塑造自己的新角色,这是实施新课程成败的关键 本科毕业论文:法律本科毕业论文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 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是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同步发展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在法学中的独立地位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随之关于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各种探索和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作为一个法学分支,同其它部门法一样,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而且由于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特殊性,其价值目标也和其它法律部门有一定的差异存在。在这里探讨经济法的价值本质,笔者认为可以遵从这样一种逻辑谈起:价值――利益――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一“价值”的阐述 “价值”一词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经济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对价值的概念,有多种认识,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有如下两层涵义:1、是指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2、是指客观事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在这里,笔者认为作第二种解释较好。 “价值”作为客观事物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应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产生,包括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外在的表现为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即对人有用的、有利的、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东西。这里的物应作哲学范畴理解,即其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物,还包括一切社会观念性的东西,如:正义、秩序、平等、安全等。有学者认为:“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系”,“它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物的价值是基于其根本属性产生的,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多种多样,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每个人可能只会同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建立起价值关系,而且,这些有用的属性,有的会自动暴露于人们面前,为人们感知而满足人们,而有些则不会自动的暴露出来直接展现于人们面前,不能为人们意识到,或即使意识到它们有用,但未能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人们不能主动的和客观物建立起一种价值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该物是否就失去了其价值的存在?如果失去了价值,是否就意味着该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不存在了呢?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更进一步意味着该物的灭失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价值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它离开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和源泉。所以,笔者认为:价值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而产生,它外在的表现未一种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 此外,价值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它又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了、发展了,人们的价值标准或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构成迟早也要发生变化,而且,作为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社会属性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也造成价值的历史变化。所以,价值还是一个历史范畴,根本不存在永恒的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 二“利益”的阐述 利益是和价值相近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则完全把利益等同于价值,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在笔者看来,二者虽意义相近,但与价值相比,利益还是具有自己显著特征的,依然可以区别开来。首先:利益表征的是一种关系,建立在人与客观事物之间,这里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利益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价值,所以,笔者认为利益就是一定程度上物的价值的实现。其次:利益具有实践性,利益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人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作用于客体,同客体建立起价值关系,这时才产生利益。第三:利益具有主观性,客观事物对主体有无利益、利益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的主观需要,及需要程度的大小。利益不会脱离于客观物存在,更不会脱离于主体存在,而且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没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最后:利益具有相对性,利益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其外在的表现为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但这种有用性只对有需要的、并通过实践与之建立起价值关系的主体发生作用,并非对所有社会主体都发生作用,只相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所以,笔者认为,利益是客观事物的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实现是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基于自身某种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主动的建立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方式是社会实践。 利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 三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对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法所要实现的价值,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法所中介的价值,即法的目的价值,包括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安全等。2、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指法律在形式上所具备的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质。3、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所发挥的一种评价性作用。对法的价值的认识,学术界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法的价值的本质,笔者想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就法的产生来看,法是阶级利益分化的产物,从这一视角分析的话,可以说利益是法产生的基础,利益的分化是法产生的前提。而法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它所体现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的意志必然要体现和反映该阶级的利益。“法的功能则在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质上也即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统治阶级将法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工具,在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做出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协调各方的利益,维护一定的利益秩序,通过法这一制度来降低执政成本,巩固其统治地位,其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其自身的利益。在这两种利益界定和分配得以实现的同时,法的价值也得以实现。法的诸多目的价值,如正义、平等、秩序、安全、效益等,在笔者看来,都无一例外的可以视为一种利益,而且它们也正是一种以社会观念形态存在的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相应的划入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等范畴。而正义、公平、秩序、效益等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各种利益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和表象而已。所以,笔者认为:法的价值的本质,即是一种利益,但具体是何种利益,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根据利益冲突的双方、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冲突利益的类型等具体情况考虑。 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体的多样性、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多样性等这些都决定了利益的多样性,更造成了利益在各主体间的剧烈冲突,同时也决定了各种利益的必然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在冲突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取舍,取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舍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在制定、适用、解释法律时,必然会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利益如何评价?用什么原则来决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分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那些利益应该让位?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的利益本位问题,或者说法律在调整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发挥作用时,调节的前提是什么的问题。 不同的法律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之上的。因此,对于法的各目的价值,笔者认为应当做出一定的价值梯度的划分,而且,法的各目的价值是应该具有价值梯度的。如果从法的整体性或抽象性来看,正义、平等、秩序、效益等各法的目的价值应是平等的,都作为法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地位平等的相互依存,但法作为利益调整的工具,其作用体现在“社会失灵”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来发挥其作用的,而且,作为抽象概念上的法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具体发生作用的,它的作用的实现则要靠具体的各部门法来实现,而各部门法,都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每一部门法如果都将这些目的价值作为其平等的价值目标而存在的话,则会陷入一种自我纠缠、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所以,笔者建议在各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对象等具体情况对法的目的价值做出一定梯度的划分,这样有利于目的价值的系统化,有利于各部门法的立法和实施。有学者认为由于不能对法的目的价值足够精确的量化,因而不能建立和划分价值梯度。但笔者认为:该论断理由是正确的,但结论却绝对化了。诚然,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正义、秩序、安全等法的价值是无法量化的,但是,无法量化并不意味无法进行比较。在利益冲突没有发生时,冲突双方和利益类型是不确定的,但在具体利益冲突发生时,冲突利益的类型及冲突双方就确定了,这时,作为法的价值本质的利益就可以相对量化进行比较,“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并不是要将其绝对数量化以后才可比较。也并不是要拿出一套绝对顺序化的书面的1、2、3、4……的东西来展示给大家。所以,价值梯度的确立应作为一种原则性的指导,不能陷入教条之中,更不能死搬硬套,而且,这种划分,要根据冲突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切忌“一刀切”。 四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它的价值如法的价值一样有如下三层含义:1、经济法所要表现的价值,即经济法的目的价值,它要表现和促进哪些价值。2、经济法自身的价值,即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本身的特殊价值。3、经济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经济法在其所调整的领域内发生利益冲突时,它所发挥的评价作用如何界定各方利益。 对经济法价值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一是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二是经济法的体系。 一经济法产生的背景 早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社会,社会的每个主体在经济生活中都是完全自由的。这种社会模式的形成与建立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重农主义思想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亚当·斯密基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由主义提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是人的天性,凡是人都有这种要求,人类的利己心促成了变换”,他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没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追求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级的,“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般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在斯密看来,政府对自由秩序的干预都几乎是有害的,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他们好像为“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的重农主义,把农业中的“自然秩序”推崇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崇尚“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利益”。在这几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举行完全竞争,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只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生活完全放任,相信其可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思想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也就作为一个“夜警政府”,除赋税外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职能,因为他相信,他所统治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以自动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就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几种思想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们犯了一个共性的错误,他们都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看作是绝对独立的个体,而社会是一张“关系之网”,每个人都处在这张网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自然秩序”的神话。社会经济过度集中,各种形式的经济垄断大量出现,工人大量失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市场秩序遭到“理性经济人”的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处于近乎瘫痪状态,这时,充当“守夜人”的政府发现,他们所推崇的“自然秩序”原来只是一种理想,放任主义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反而对其造成了破坏,于是,应运而生的凯恩思主义通过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也促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诞生。同时资本主义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法”也应运而生。所以,从这一时期看,经济法在诞生之初,就承担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利益,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它最后所要维护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两大部分。 市场管理法究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依法适度干预,而其根源则是市场失灵。它的宗旨在于重现和复制公平的市场交易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促进和维系市场自由竞争,而要实现这一点,最根本的在于赋予和保障市场自由竞争权,作为市场管理法优秀和基础的市场竞争法很好的承担了这一职能,它的建立旨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通过禁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为社会各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提供给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实现竞争民主。 宏观调控法其本质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法律手段,和市场管理法不同的是他的干预是间接的,他主要通过一些诸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经济性的政策来影响市场主体的具体经济行为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宏观调控可以校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协调市场经济的总体平衡,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维护市场经济的宏观秩序,抑制市场主体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到凯恩思的全面干预,走到了今天的自由基础上的干预和干预下的自由相结合,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不是个人利益绝对最大化所能实现的,社会利益也不再局限于经济上的利益,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已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它应当包括经济秩序,社会公德,经济资源与机会的共享,人类文明等各方面。而且,社会利益是处在社会中的个人实现其利益的基础,没有社会利益的存在,个人利益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基于社会利益,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才是自由的。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其本质又是个人利益,不过它所强调的是每个社会个人的个人利益,是相对于单个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的,具有极强的涵盖性、广泛性和更强的整体性。 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及其体系看,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良好的经济秩序、经济民主、社会公正。1、经济秩序。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主体才能“最自由”的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二、经济民主。经济法通过维护经济秩序,建立良好的经济环境,赋予社会主体平等的、自由的竞争权,机会均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自己的利益。经济法通过国家干预,保证每个社会主体的最大民主,从而实现了社会的最大民主。三、社会公平。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均衡社会财富,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对弱者的利益的保障,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代际之间的公正。经济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对利益冲突双方进行调整和评价时,无不依据其价值进行,而其价值就其本质来看乃是属于社会利益的范畴,所以,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本质,乃是社会利益至上。 本科毕业论文:司法实践能力培养目标下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模式探讨 摘要: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训练目标,应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转换。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转换。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转换。本文基于该认识,详细设计了论文写作的具体训练目标、训练流程和评价标准。 关键词: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模式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导向的转换 在传统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训练中,选题偏重立法论角度,而缺少解释论角度;论证方式采用教科书式的阐发,而不是严密的推导;论证结论难有价值。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学习资源,而且,使得学生对法学研究乃至对法学知识留下了恶劣的感性评价。而司法实践中真正需要的法律论证能力,由于没有教师的系统指导,只能留待学生到工作中自己进行碎片式的摸索和碰壁后的自悟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可能有很多种,但是,从目前国外法科学生的培养方法来看,普遍性的规律在于,法科毕业论文,甚至是学习中间的论文写作,都应该树立以司法适用为导向的培养目标,而不是树立以培养法学家为导向的培养目标。具体而言,需要改变以下三个方面的观念。 第一,法科论文的写作价值目标,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所谓立法建议导向,指论文的论述结论,是建议法律的立改废。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体系基本完备,法律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从研究法律的立改废进入研究法律的解释适用规律,立法建议导向的论文写作,难有价值。 第二,法科论文的训练能力目标,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从培养法律适用能力导向上看,司法适用中,找法、解释法律、事实辨认和法律说服能力等才是学生最为急缺进行系统训练的能力。 第三,法科论文的成果形式,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要求仅仅进行了四年法学初步训练的法学本科生,进行著书立说式的论文写作,不仅高估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低估了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和严肃性。要求学生进行案例研析式的写作,才更加符合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步骤 本文主张的案例研析型学术论文写作训练,是大陆法系法科学生的传统做法,德国、日本、韩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中,教授将具体案例交给学生,由学生根据该案例写出分析报告,报告要求学生找法准确、解释合理、论证深入、符合司法习惯,并且要考虑案件解决的其他社会影响因素。因此,论文写作不仅要求学生翻阅查找大量法律法规、学术文献,还要求学生根据本案调查法官和律师的司法心理和判决习惯。本文主张在我国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中,引入这种培养方式,并就该方式具体的运作流程设计如下。 第一个环节,案例材料的选取。案例材料应该尽量遵循实例原则,在教师自己从业的判例中选取适例为佳,因为这种案例,第一手材料最为丰富,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基本经过,也能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文书,有利于训练学生从最原始的材料中认定事实,发现问题,查找证据等能力。 第二个环节,论文题目的确定。案例研析型论文,并非简单的案例研析。而是要在案例中,选取案例所体现的重要争议点,在此基础上论证。所以在选取案例之后,还要选取与研判案例中的争议点,并且确定论文写作的立场(控方、辩方还是裁方),这都需要指导教师的指导与分工。另外,还要注意判断学生选题的题目的大小与难易。不宜选取太大或太难的题目。 第三个环节,法律、相关案例与学术成果的获得。这是一个广义“找法”的过程,司法实践中,如何获得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包括现行法、相关判例以及权威学者的学术成果,至关重要。需要指导学生熟练运用各种工具和方法。 第四个环节,对司法习惯和案外因素的调研。影响案件判决的,绝不仅仅是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法官判决中的司法习惯和判决心理以及其他案外因素,都会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识别,也会影响法官对法律解释的立场,进而影响最终判决。一篇有价值的案例研析型论文,不仅要通过文献资料法搜集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还要通过调研的方法搜集司法习惯和案外影响因素。并评价其影响的方式(影响事实认定还是影响法律解释,抑或影响量刑或赔偿数额的量定)程度和合理性。 第五个环节,论文写作与修改。这是最基本的环节,这个环节中,训练最基本的谋篇布局、论证方法和语言运用能力等。 三、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训练目标和评价标准 案例研析型论文,应该遵守其特定的,符合司法实践标准的论文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案件事实类型化准确。即对案件争议问题性质的归纳准确,能够明确属于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属于民事案件的,是侵权还是违约,侵犯哪种权利;刑事案件的,属于哪个罪名范围的问题。 2.找法全面、准确。能够查找到全部现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查找到最高院以及本省级高院的相关权威判例;如果没有上述两种依据的,能够找到其他省份的判例,或者找到多名权威学者的论著。 3.解释合理:对所找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正确运用法的解释方法,恰当处理法律中的模糊冲突与空白,能够有理有据地选取合理的解释结论。 4.理论论证充分:理论点选取、论证充分,司法判例选取充分、准确,理论与司法判例运用恰当。 5.案件攻防点选择合理:能够从同一案件的不同立场思考,选取控辩双方可能最为关注的焦点,选取本方最有利的攻击点,并能够充分准备好对方最为薄弱的防卫点的防卫。攻防点选择,符合法官接受程度、符合司法习惯和社会接受能力。 6.论证推导,逻辑严谨:证据链条、法解释、逻辑判断过程严密,能够得出唯一的结论,不存在漏洞。 7.术语运用标准、体例规范,法言法语运用得当,论文体例符合学术标准。 8.表达流畅,不违反诉讼参与人和社会的基本情感和表达方式,可接受性强。 完成上述论文指导,不仅需要学生的努力,也对指导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指导教师不仅应从事法学理论研究,也要从事司法实践,才能具备选取恰当案例,熟练进行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等能力。只有指导教师熟悉司法习惯、法官心理和社会心理,论文的指导和写作才不至于闭门造车、坐而论道。 作者简介:王韬(1976-),男,河北泊头人,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执业律师,研究方向:刑法学,经济法学,经济刑法学。 本科毕业论文: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改革初探 摘要: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面临着毕业论文与就业、考研、出国的冲突,完成时间仓促,指导资金不足,学生水平层次参差不齐,部分教师缺乏责任心,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等困境。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毕业论文工作时间,设置“本科毕业论文专项基金,加强学生监管、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加强对指导教师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 关键词:地方高校;旅游管理;本科毕业论文;论文指导 本科毕业论文是中国本科教育中的一个综合性实践环节,是检验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和鼓励学生勇于创新的重要平台。2004年教育部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部门)和各类普通高等学校都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制定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处理好与就业工作等的关系,从时间安排、组织实施等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管理,决不能降低要求,更不能放任自流”。[1] 一、本科毕业论文的界定 本科毕业论文是大学本科学生运用本科所学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对实际中的一两个问题进行分析、解决的实践锻炼过程,也是学生对大学四年本科学习成果的一次综合性总结,是高校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毕业论文不仅是高校教学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对学生进行考核的一个重要方式,对培养学生素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体现,也是学生进入社会从事专业工作之前的预演。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2004年修订,沿用至今)中,对于学士学位已明确了两条考核标准: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2](P4) 二、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取得的成就 (一)旅游管理专业论文指导教师队伍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 以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旅游系旅游管理专业为例,2001年指导本科毕业论文时,共有专业指导教师11人,指导教师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讲师6人。而到2013年,共有专业指导教师14人,指导教师中教授有2人,副教授6人,讲师6人。其中,博士研究生2人,硕士研究生4人。此外,还从学院地理系、教师教育系等聘请相关教师参与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教师队伍不断扩大,职称、学历不断提升。 (二)旅游管理专业论文选题逐渐向细致化、具体化转变 由于旅游管理专业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广,理论知识基础宽且实践性强,所以,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进行毕业论文选题时范围相对较宽,增加了选题的难度,导致学生选题出现空泛的问题。如“我国旅行社人力资源的现状与对策”、“中国旅游市场营销策略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研究”等。从2002年开始至今,从各届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来看,已逐步向细致化、具体化转变,多以中国、云南的某一县市、某一区域的区域旅游开发、旅游产品开发,抑或某一酒店某一类型服务项目的开发,抑或某一旅行社产品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现状等进行探讨研究。 (三)旅游管理专业论文指导工作已实现了从重结果向重过程的转变 论文指导工作从第七学期学生教育实习回来后的11月初开始直至第八学期的5月中下旬,历时6个月的时间中,对学生毕业论文召开专门的动员大会,交代毕业论文撰写工作中的整个流程、具体要求、注意事项并分旅行社管理、区域规划与开发、酒店管理三个方向要求学生报名,按照学生报名情况进行分组并安排指导教师,各指导教师按计划进行各组开题,要求学生提交开题报告、论文研究综述,之后再进行论文撰写及一、二、三稿的修改工作,同时学生还要对指导教师论文每一稿的修改意见进行整理记录,提交论文指导记录表。论文指导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按程序环环相扣,如果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后面的工作将无法顺利进行,这种论文指导工作重心的转变,也说明了论文指导工作正逐步迈向规范化。 三、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面临的困境 (一)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与就业、考研、出国的冲突 统计数据表明,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在逐年增加,2006~2009 年,高校毕业生分别为413 万人、495 万人、559 万人、611 万人,而就业率分别为77%、70%、68%、68%;2010年高校毕业生增至630万人。扩招与就业的双重压力使大部分学生奔忙于找工作、考研、考公务员、出国等,无法专心致志地完成或更好地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 (二)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完成时间仓促 毕业论文的撰写一般安排在大四下学期,从学生参加各种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师范类学生)等返校后仅6个月或8个月时间,在仅有的这几个月时间里,学生既要确定选题又要参与一系列的实证调研、收集文献、撰写等工作,时间非常紧迫,加之找工作、考研等,论文质量往往不尽人意。有的学生为节省时间,干脆省略了实地调研的环节,使论文空泛、缺乏论证数据。有的学生甚至从网络或其他途径大篇幅抄袭他人论文,学校对此虽三令五申并采取将学生毕业论文上网、学术不端检测等手段,但抄袭现象仍屡禁不止。 (三)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指导资金不足 资金不足是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指导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毕业论文的指导无形中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但教师除了论文指导费用外,没有其他经费的支持。学生为撰写论文的实地调研、实习等经费也十分有限。[3](P17) (四)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水平层次参差不齐 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入学门槛的降低,大学已由以往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截至2009年底,我国高校在校生为2900 余万人,居世界第一。[4](P23)旅游管理专业由于是面向全国招生,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学生间本身在学习水平方面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学习态度和对自身要求的不同,使得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对专业基础知识的把握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有的学生一、二稿就可通过,有的却需要五、六稿甚至更多。此外,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偏差,排除时间的仓促外,有的学生虽已找到了工作,但考虑到毕业论文并未对今后的工作产生直接影响,依然不会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完成论文撰写。[4] (五)部分教师缺乏责任心 在高校论文指导教师学历、职称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增强的同时,仍有部分教师由于主客观原因不能高度重视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出现学生找不到教师或教师不能及时修改学生提交的论文;论文选题不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论文缺乏新意、条理不清、论证不充分等论文质量问题。 (六)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 在整个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学校虽让指导教师通过网络完成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的审核工作,但这些做法流于形式,除了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外并未产生真正监督的作用。另外,在奖惩机制方面,除对为数较少的优秀论文进行奖励外,对出现质量问题的论文却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严重挫伤了那些责任心强,认真指导论文教师的积极性。 四、 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改革的措施 (一) 调整毕业论文工作时间 将毕业论文撰写时间调整至大四上学期,在大三时就确定论文研究方向,明确指导教师,布置科研任务、阅读材料,大四下学期学生便可专心进行实证调研、收集资料数据,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论文的撰写,也能与指导教师进行充分沟通、交流,有利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同时也能减少大四下学期中论文撰写与就业、考研的冲突。 (二) 设置“本科毕业论文专项基金” 随着高校的扩招,学生人数的增加,教师指导论文的学生人数也有增无减,一个教师指导8~10个学生已是家常便饭。通过学校和学院共同承担的方式,可设置一个“本科毕业论文专项基金”,根据教师指导工作量给予相应的报酬。同时也可增加学生论文调研、实习中的经费。 (三) 加强学生监管、提高学生专业素质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提高的关键在于从思想上提高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除毕业论文动员大会教育学生重视毕业论文、了解毕业论文外,还应对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增加“论文指导”之类的课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论文写作的能力。与此同时,指导教师也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让所指导的学生参与到自己的科研项目中,为学生提供科研训练的机会。 (四) 加强对指导教师的监督检查 学校以及学院各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教师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方面的教育,为教师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提供条件。对论文指导工作的监督必须实现具体化、量化管理,如修改次数、与学生见面次数等都必须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 (五) 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 借鉴研究生的教学模式实行“导师负责制”,从大三开始组织学生确定专业研究方向,明确指导教师,由指导教师通过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引导其进行研究课题的选择,布置调研任务、推荐阅读材料,到大四上学期,对学生论文的撰写进行具体指导。学院负责本科论文工作的领导、应对教师完成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在奖惩机制方面,除了评选学生优秀论文并给予奖励之外,还应对指导优秀论文的教师、指导学生论文整体水平较高的教师给予奖励。而对缺乏责任心、指导的多数学生论文存在质量问题的教师予以惩罚。 此外,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还可结合专业特点,突出其实践性强的特征,采取多样化形式。如某旅行社旅游产品营销方案、某区域旅游规划方案、旅游专业相关调研报告等均可作为毕业论文的形式。 总之,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作为教学实践中的重要环节需要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提高对本科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才能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机制,切实提高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毕业论文水平乃至本科人才培养的质量。 本科毕业论文:经管类本科毕业论文现状调查与质量提升路径 【摘 要】 文章以经管类本科学生为例,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分析了毕业论文现状与影响质量的关键因素。研究提出,完善培养方案中相关环节实施过程的设计,充分调动和组织各方资源,以求从态度、能力和制度上提升论文质量。 【关键词】 毕业论文; 影响因素; 质量提升 一、引言 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了大众化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质疑之声,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文件指出通过对毕业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的加强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毕业论文整体质量下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科教学质量有所下降,究其原因是生源质量因大学扩招而受到影响,相应对师资队伍建设的要求也未能达到。另外,硕博层次人才培养的增加对本科生就业带来冲击,社会也改变了对本科生能力的一些要求,本科生培养目标随之有所变化,学校不够重视毕业论文。还有,学生做毕业论文时应付了事,把主要精力用于找工作、考研上。针对这些情况,有些学者提出本科毕业论文已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应该取消它。 本人认为,本科毕业论文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仍是其他课程无法完全替代的,是本科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和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本文通过对经管类本科毕业论文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等做实践的验证,而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分析假设,并且期望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手段和方法作为提升质量的关键路径。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为本校2012届本科毕业生,对会计、金融等专业发放了调查问卷280份,回收问卷251份,有效回收率为90%。 调查问卷的设计运用全面质量管理思想,与本校及其他国内外几所院校教师和学生做了访谈后,充分考虑了写作不同阶段中影响毕业论文的主要因素,并结合相应的信息进行汇总。 (二)统计分析 1.“写作前”基本情况 从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情况来看,不考虑交叉重复,也只有约1/7的学生初步接触过科研工作,主要为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参加创新性实验计划或挑战杯和撰写。在这些专业的培养方案中,都设计了一些课程是要求做课程论文或分组报告的,认为这些课程活动的开展对毕业论文有帮助的占90%以上,具体在查阅文献资料、分析比较与处理数据、撰写论文这几个方面。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内容要求及写作格式的了解主要来自教务处网站上的规范文件和所在学院发放的指导手册、指导教师的指导,学院组织的相关讲座和课程论文或报告在这方面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2.“写作中”基本情况 选题方面,论文选题性质有86%属于应用研究类,理论研究类、案例研究类所占比例很低;题目来源中结合社会生产实际的占80%,来自于教师课题的只有7%,其他为学生自拟和其他情况。选择选题时,学生主要考虑的是选题资料易收集且具有普遍性和易撰写、与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有关、选题具有新颖性和前沿性这三个方面,选择比例都至少达到一半。 学生方面,很少通过平时和毕业实习积累来获取毕业论文写作所需资料,半数以上的学生主要通过上图书馆和上网查阅、由指导教师提供。学生完成论文的时间有约10%在一个月内,约30%在三个月以上,其余在两到三个月内,时间投入还是存在差异的。毕业论文中约5%的学生整篇文章都是自己的观点,约80%的学生对别人的文章进行裁剪并融入自己的一些观点,约15%的学生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撰写论文。学生认为有助于完成毕业论文的主要因素是扎实的专业知识、方便的网络和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便于找到资料和指导教师的责任心强,可以看出学生认为论文质量取决于自身、学校和老师,选择参与过课外创新实践的训练、通过毕业实习积累的实践技能这些因素的较少。 指导老师方面,与学生交流的方式主要是毕业论文系统、电话沟通和短信交流,占大多数的是一周一次和半个月一次。约85%的学生认为指导教师给予毕业论文的帮助很大;约90%的学生认为指导老师指导态度认真。学生认为论文撰写中思路设计和论文撰写环节最需要老师指导,而在实际过程中老师指导最主要的正是这两个环节。另外,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实习单位带教老师对学生有无指导的约各占一半,有指导的主要在思路设计和数据等资料提供上,指导作用一般、几乎没作用或不好说的占2/3。 3.“写作后”基本情况 学生认为学校、学院毕业论文写作的组织管理工作做得很好或好的约占80%。学生认为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原因有:没有提高论文质量的动力,其好坏与找工作关系不大;无心认真做论文,忙着找工作,就业压力大;平时缺少写作锻炼,自身能力较低。学生认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难点在文章结构方面、案例分析方面和联系实际方面。学生认为毕业论文对找工作乃至走上工作岗位作用一般的约占70%。 4.学生论文成绩基本情况 学生论文最终成绩优秀只有2%。论文成绩三部分中指导老师评分中创新与成效、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内容的正确性和撰写规范性程度这三项为主要失分点,评阅老师评分中创新与成效、内容的正确性和撰写规范性程度、难度与工作量这三项为主要失分点,而答辩小组评分中主要的三项失分点为回答问题的正确性、逻辑思维能力和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由此可以看出,学生论文失分点主要是由于创新能力缺乏、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欠缺及对论文内容论述不充分等造成的。 根据以上统计分析,把“毕业论文成绩”作为被解释变量,设定为二分类变量:“优秀与良好=1”与“中等及以下=0”,用logistic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方面,选取“学生对待毕业论文的认识”、“是否参与过科研活动”、“课程论文与分组报告和写作课程是否对毕业论文有帮助”、“完成论文时间是否在三个月以上”、“所需资料是否来源于平时或毕业实习中积累”五个变量作为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 从实证结果来看,所有因素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除“课程论文与分组报告和写作课程是否对毕业论文有帮助”这项除外,其他因素与论文成绩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学生参与过科研活动对于论文质量可产生一定的提高作用,但因为项目少,大多数学生都没有机会参加,从而导致了统计的不显著。而“课程论文与分组报告和写作课程是否对毕业论文有帮助”方面,这些课程的开设存在一些问题,流于形式,要求不严,未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学生有重要的思想认识,但在写作过程中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未真正认真投入,因态度的不稳定性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还有,一篇质量较好的文章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精力完成,因此写作时间与论文质量没有必然的显著联系,写作时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论文所需资料如果来源于平时或在毕业实习中积累,应当对论文质量产生有利的影响,但还是缺乏普遍性,论文写作与平时课程的衔接提升、与实习过程的有效结合都没有很好地进行。 三、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 从以上的调查统计来看,影响论文质量的因素诸多,可归纳为: (一)写作态度 一个人心理与行为会受到态度的影响。写作态度直接影响论文写作这一行为的状态和质量。学生如果有正确的写作认识,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写作,就能提高写作效率,激发创新性思维,改善论文质量。否则,就会马虎了事、大量抄袭、逻辑混乱等。近年来就业形势严峻,写作阶段不少毕业生忙于实习、就业招聘、考研等,不稳定的状态使学生情绪常有波动,直接影响到写作态度。因此,在写作前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科研和写作能力,再加上指导教师认真耐心的指导态度,从而不断地修正学生的写作态度,这样学生态度的波动因其事先的准备和具备的能力而使论文质量不受到太大的影响。 (二)专业能力 论文写作体现了文献检索、研究设计、应用调查与分析方法、文字表达、计算机操作运用及与教师沟通等多方面能力,综合要求较高。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缺乏知识积累,相关书籍和论文阅读少,忙于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经管类专业学生还要考会计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等,花费了大量时间。在研究方法方面,经管类学生缺乏定量分析方法应用方面的训练,数学和统计学基础相对较薄弱,因此有必要调整专业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改变只重视专业知识传授的传统局面。 (三)管理制度 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学校和院系通过规范教学管理制度约束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从而影响论文质量。除了每一个环节都规定进度、格式、内容、评分标准等具体规则来发挥规范机制的作用外,还应积极引导和有效约束。学校和院系通过建立相应制度,应积极调动和组织教师、学生参加各种科研活动,教师的科研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引导学生创新。在约束机制方面,各项规范制度的实施应严格执行,不应过流程走形式,如为保证评价的公平性,可考虑在互评环节组织两名教师进行匿名评阅。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在对毕业论文现状和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综合性质量提升路径。 (一)完善培养方案中相关环节实施过程的设计,形成以培养学生科研意识与能力的良性循环体系 从学生入学开始,可通过定期开展专家讲座、专业课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座谈会等营造良好的氛围,引导学生认识到大学阶段的学习不仅仅是掌握专业知识,还应了解学术发展前沿和具备综合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培养方案中大学二、三年级是学习专业课的关键时期,为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应完善有关课程的开设,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尤其是那些安排做课程论文或分组报告的课程,更要精心设计、有效组织和严格考核。论文或报告具有陈述的严谨性和研究的规范性,需要一定的积累与训练,否则很难写出符合要求的文章;可针对性地开展有关的专题讲座,让学生了解要求和系统掌握写作规范和方法。通过前几年的多渠道多形式的锻炼培养,学生才有可能具备一定的科研和写作能力,运用专业知识去综合论述论题。论文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学生某一方面能力的欠缺,可在以后的课程实施设计中加以考虑以改进对学生的培养。 (二)充分调动和组织院系、教师和实习基地各方资源,配套建立相关制度,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学生的实践能力无法依赖课程学习这有限的途径来完成,应通过院系有计划地组织,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实践活动中,结合所学专业知识确定一个研究方向,日常注意收集有关资料信息,为完成论文做到“有备而来”。院部应建立一套完善的考核激励制度来引导和调动教师和学生。系部组织扩大学生参加各种科研实践活动,包括教师申报的各项课题。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自参与科研活动,通过“干中学”的方式真正深化掌握专业知识,培养发现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清楚地了解科学研究的规范和流程,形成一定的科学思维方式,这对论文质量的提高会带来帮助。另外,院系建立的实习基地应在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日常专业课教学中,可请实习基地的专家“现身说法”,让学生了解实际工作情况,激发他们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在论文选题阶段,可更早地让学生去实习基地做短期实习,让选题从实际中产生,得到实习基地专家的指导,让学生的实践能力真正得到锻炼。 尽管本文探讨了经管类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为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提出了一些措施,但是并没有陈述穷尽,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 本科毕业论文: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毕业论文是全面检阅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整体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状况一个至关重要的教学环节,搞好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对全面提高大学生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为例,以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为抓手,研究提高本科教学水平的途径。 关键词: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实践 一、基本情况 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2013年应届毕业生289人,共完成289篇毕业论文。为切实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高学院整体教学水平,我院从组织领导、过程管理、最终考评等几个方面下功夫,着力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经各论文答辩组严格评审,评出优秀毕业论文42份,占全部论文的比重为11%。 二、实施过程 1.指导老师的选派:2012年11月遵照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安排表的安排,经过学院考察和认定指导教师指导资格,填写毕业论文设计书。这也为学生撰写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选题:为使学生能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我院根据学校的规定、专业教学大纲要求和专业特点提出了对课题的要求,鼓励实验性、动手性强的论文选题,压缩简单综述性选题。要求研究生导师以实验性选题为主,鼓励学生广泛查阅资料进行自主遴选,指导教师面对面加以指导,全面落实选题,保证学生所选题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学术性,难易程度适中,做到学生一人一题。 3.论文撰写:为方便学生正确写作毕业论文,我院特制定了《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日程安排表》、《毕业设计(论文)开题审查表》、《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要求》等,以系部为单位召开毕业设计开题讲座,对毕业论文的格式、写作要求、成绩评定等进行了统一的要求及讲解,力求规范、严谨。进行中期检查和硬件验收检查,找出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修改论文,形成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意见。 4.论文答辩:学院成立了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毕业论文的评阅及答辩总体安排,确定论文评阅老师。对于论文评阅,要求教师按照论文的学术水平、使用的研究方法、规范性、结果等进行全面、认真地审阅和评分。答辩委员会对学生毕业论文答辩资格进行审查。要求全体毕业生学生准备PPT参加论文答辩。并在答辩前召开答辩组成员的培训工作会议,把答辩的安排和程序提前发放到学生手中,确保答辩能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为答辩工作的顺利开展做了很好的准备。 三、创新点与效果 1.强化选题环节,让学生想好再下笔。针对以往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学生论文选题变更较多,且写作过程中多次重新来过严重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情况,学院领导及时调整2013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工作思路,将毕业论文选题环节作为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初始阶段的重点工作来抓。首先在开题前组织各系部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以讲座的形式介绍如何准备开题报告;要求各毕业设计小组组织开题答辩,使学生通过陈述自己的选题理由以及设计设想明确了毕业设计思路,而指导教师也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以及认识误区有了全面的了解,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修改意见,从而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在相同问题上的思维角度和思想深度。 2.严抓毕业论文规范,“成文先必有形”。对学生毕业论文规范性的要求既是为了提高学生毕业论文水平,也是为了培养学生严谨治学、踏实做人。为此,学院在部署毕业论文工作之前就制定了《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日程安排表》、《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要求》,要求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格式规范务必熟记于心。 3.加强过程管理,让学生“有压、有解、有为”。为了全面提高毕业生毕业论文质量,学院加大了毕业论文工作的管理力度,一方面要求学生严格按照毕业设计进度进行,另一方面,根据学院的工作部署,要求指导老师有毕业设计指导周记,经常性地、及时地跟学生联系,就毕业论文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指导意见。 4.全面答辩,增强竞争力,提高了毕业论文水平。毕业设计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考核。由于学术论文的陈述、答辩也是一名毕业生能力的锻炼,因此我院实行PPT答辩的办法,既保证了毕业生能够有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又给指导教师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以便进一步整改,以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5.把好论文质量关,保证了毕业论文质量。答辩前的评审是对毕业论文定稿前权威的审阅和评定。为此,在毕业论文答辩前的评审过程中,我院实行集中指导教师、评审教师制度,为切实把好毕业论文的质量关,真正起到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作用。 四、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尽管我院严格要求毕业设计和答辩工作,但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个别学生的论文质量不高,缺乏深度、力度和创新点,知识面比较窄,思路不够开阔;二是虽然禁止了抄袭,但仍有个别学生参考他人成说过多,致使论文较少新见,少数学生持敷衍的态度等;三是选题中缺少专业术语,部分同学出现口语化内容;四是少数论文注释、参考文献标注不规范;五是外文摘要、关键词错误较多;六是少数学生的答辩水平不高,回答不准确、不简洁、不流畅,对如何撰写论文了解不够等。针对以上问题,我院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1.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提高学生对毕业设计(论文)的认识。良好的学术氛围的营造需要在平时教学中渗透,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撰写科研论文的能力,组织有科研实力和经验的教师在学生中认真开展撰写学年论文的教学活动,让学生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毕业设计前,要给学生作动员,强调毕业设计的重要性,制定严格的考勤、考核制度,让每个学生明确自己的任务、职责。能够积极主动与指导老师联系并完成毕业设计。 2.强化选题训练,从源头上保障毕业设计选题的价值,杜绝选题太偏现象。选题是毕业设计的关键,选题的性质、难度、分量,对能否达到本科教学环节所规定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从学生毕业设计过程来看,出现问题最多的是选题没有选准,有些选题大而空,难以驾驭;有些选题不切实际,无法研究。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务必把好选题关。 3.开展毕业生毕业论文技能培训。从近3年毕业生毕业论文写作实践来看,毕业生毕业论文写作能力不够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知识储备不够,文章写作难出质量,难上档次;二是学生文字编辑与处理能力较差,基本格式规范掌握不好,计算机技术不强,这就给毕业论文写作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为此,我们建议在启动毕业论文工作之前和过程中,要适时对毕业生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要提高学生使用计算机(包括索取信息、计算机绘图、数据处理、多媒体软件应用等)的能力,以及对资料、信息的获取及独立分析的能力。 4.严抓过程管理,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纵观毕业设计的整体情况,我们发现一部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较高,毕业答辩的整体评价较好;而也有个别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水平不尽如人意,不仅不能准确驾驭选题,在毕业论文写作态度上也存在问题,往往喜欢投机取巧,从网上或别的期刊上大量摘录他人文章,我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求指导老师加强优秀论文的指导的同时,尤其要重视不合格论文的整改工作,决不轻易放过任何一篇不合格论文,指导学生修改直到合格为止。在以后的毕业论文工作中,我们将要求指导老师务必及时监控每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根据毕业论文初稿、二稿、三稿的质量层次,做好优秀论文的进一步指导工作和不合格论文的整改工作。 作者简介:刘华旭,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教务科研办公室主任,经济学硕士,工程师;杜京义,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副院长,主管研究生、本科生教学,工学博士,教授。 本科毕业论文:地方高校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的调查与思考 [摘要]笔者通过对所在院校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做初步调查,探索了前人研究的几个问题。调查的内容涉及本科论文的种类、写作论文时遇到的困难、需要的帮助、花费的时间、对做论文的认识以及是否实习、实习是否对写作论文有帮助等,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本科生地方高校商学院毕业论文调查 一、引言 我国自1981年开始实行学位制度,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论文。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获得学位。本科毕业论文是指本科生申请学位需要提交的论文,是衡量大学生四年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不断下滑,甚至引发了其是否应当废除的争论。笔者也参与了毕业论文的指导,发现这一教学环节有很大的特殊性,许多问题有待思考。为使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提升,从而推动教学、科研水平,本文针对所在高校商学院师生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并对商学院三个专业的部分大四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70份。 二、调查 访谈及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扩招导致指导教师不足,这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2.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保证制度是否完善,这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3.撰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与考研复习、就业冲突,造成时间不足,这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问卷的内容涉及本科论文的种类、写论文时遇到的困难、需要的帮助、花费的时间、对做论文的认识以及是否实习、实习是否对写作论文有帮助等。 三、访谈及调研结论分析 访谈结果显示,只要是本科毕业班的学生修完全部课程,都可以参加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答辩通过后,就能拿到毕业证书。做毕业论文的人一般都能通过,不及格的人数极少。 (一)指导教师人员不足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本科生的招生人数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685万,13年间招生规模增加了4.28倍。但教师增长的比例远低于学生的增长,这就导致了师资比例失衡。一个教师至少要带七八个学生,甚至更多。笔者所在的系,教师人均需要带12个学生。由于指导教师精力有限,无法保证每个学生都指导到位。在问卷调查中笔者发现,100%的学生认为教师给予的指导时间是充足的。访谈中笔者也发现,只要学生有要求,指导教师都会予以耐心指导。34.28%的学生在写论文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数据统计,31.4%的学生提到写论文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建立模型,21.4%的学生反映写论文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料查询。这也体现了商学院专业论文的特点:模型和数据是学生在写论文时的难点。只有11.4%的学生反映在选题时遇到困难,17.1%的学生提到会在写作时遇到语言组织方面的困难。学生最想得到的帮助依次为资料收集、思想交流和论题知识。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大部分学生在写毕业论文之前并没有接触过专门的学术训练。 由上可知,论文指导过程中反映的教师资源不足,主要是指教师在论文内容结构上的指导不足,而不是教师指导时间的不足。也可以说,指导教师人员比例下降并不会直接导致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下降。如果教师变换指导方式,从资料收集方法、论题知识讲解等集中入手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二) 本科论文质量保证制度是否完善 本科毕业论文一般要经过选题、初拟大纲、论文写作、论文修改、论文定稿、论文答辩等环节,时间一般为半个学期。这个时间对一篇本科论文来说是绰绰有余的。本科毕业论文除了程序上的严密外,还要通过检复率来保证论文的质量。但访谈中笔者得知,大多数学生写论文只是为了交差,为应对有些学生甚至任意删减词语、打乱语句排序,造成论文词不达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的懈怠和教师管理的不严格。再有答辩流程,基本上参加答辩的学生都能通过,这就容易造成学生对论文答辩的不重视。由此可见,整个论文质量保证制度是不完善的。 (三)撰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与考研复习、就业冲突,造成写作时间不足,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调查统计学生在论文写作上花费的时间如下: 75.7%的学生写作论文的时间是1-2个月,理论上学生论文写作时间应当足够,但事实并非如此。毕业生一般在大四下学期甚至更早就开始确定下一步目标,或考研、出国学习或找工作。随着高校扩招,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直接转嫁到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考研复习也会导致学生无法安心写作,甚至考研失败后,学生还得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可见,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受挤压和学生精力被占用,的确会造成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四、思考与建议 商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作为本科教学阶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不同于其他课程。因此,要提高其质量,它的评价过程与教学方式应当与一般课程有所区别。 (一)对论文评价过程进行改革 笔者对商学院学生论文进行统计后发现,其毕业论文的类型有以下5种: 这5种类型的论文写作难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可以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让其选择适应难度的类型,并进行评价。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也有学生反映他们写作论文是为了模型而模型,失去了学术论文探求真理的本性。因此,可以让学生根据论文内容选择论文类型,进而分层次、分类型进行评价。 (二)鼓励学生将论文与实习内容相联系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商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应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调查表明,有82.8%的学生参与了实习,其中46.55%的学生毕业论文与自己实习内容相关。这些学生都表示,实习对他们论文写作有帮助。学生的毕业实习往往与今后的工作相关,如果将以后的工作与论文相联系的话可以获得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因此,可以建议学生选取综述型或调研型论文进行写作。 (三)对论文培训过程进行改革 经调查,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想得到的帮助如下表: 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首要困难是找资料,而找资料一般是可以统一培训的。可以在学生之前的课程中增加文献检索的相关知识,进行初步的学术锻炼。其次是思想交流和论题知识的缺乏,而这些是可以通过不断积累获得的。 (四)严格论文评价结果 由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入口变宽,论文评价过程理应相应做出变化,要建立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学制,并尝试建立多个出口。美国《高等教育编年史记》(2009-2010)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45%~65%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但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率只有57.3%。德国、法国、丹麦等其他西方国家的本科毕业率都在70%以下。为了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必须严格论文评价结果,分层次评价,不合格的论文坚决不给通过,这样对提高论文质量是有帮助的。 五、结束语 本文对笔者所在商学院的三个系的毕业论文情况做了初步调查,探索了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需要的帮助,并根据调研结果做出分析和建议。但笔者调查范围较小,涉及问题有限。今后,笔者还将继续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与从事本科生教学的教师们一起,努力使本科生的论文水平有个飞跃。 本科毕业论文: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防范及控制措施 【摘要】近年来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下降是各高校普遍的问题,除了质量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外,时间安排过于简单和粗陋,没有细化每个阶段的具体任务,学生和老师都不能科学地运用时间,导致时间不知觉地过去而任务还多,最后时间到,慌忙收交并进行答辩,是论文质量下降的关键因素。本论文设计了详细的时间风险防范与控制表并详细说明,可有效防范和控制时间风险。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防范与控制 【基金项目】本文是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2013校级教学改革课题编号:N201340 “国际经贸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与时间风险控制研究”的研究成果。 一、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的原因及表现 本科毕业论文是进行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是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重要教学课程。然而,由于课堂教学外的各种干扰和冲突,如实习、考研 、考公务员、考各种证件和找工作等,占用了相当多的论文调查和写作时间;更为主要的原因,完成论文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多数学校没有把应该完成的任务进行各时间段的具体细化和监督检查,多是简单的几行规定安排,没有时间风险控制的具体措施,论文写作只在文件粗略规定,过程流于形式,老师无法有效指导,学生没有经验,错误认为时间还多,没有考虑到写作过程的复杂性,加上自觉性差,没有进行时间风险控制,面临毕业,时间仓促,急忙收交,很快答辩,应付差事走人,这是目前毕业论文不能按时按质完成的关键原因之一。 二、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控制表及其说明 下文中的论文完成进度表,是总结多年来论文写作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而编制的,它清楚地说明了每个阶段的任务和完成的时间段落,应该让学生和老师在论文进程中,经常对照检查。总的原则是:细化、针对、落实、经常检查、及时纠正、不断完善,尽可能把问题消化在交论文之前,每个时间段任务完成都要早一点,留下补充修改和意外事情干扰造成的时间耽误。不要只有大的时间段落和大任务,没有小的时间段和小任务,在时间上不能保证,最后只好仓促交稿,问题成堆,应付过关而毕业,遗憾留到社会上去。 论文写作各个阶段主要工作及时间安排细表 (来源:王建邦根据20多年指导实践的经验、教训总结编制。) 此表是按照正规的教学时间,以一个学年完成论文而设计的。制定了严密的工作计划和时间流程表,严格防范和控制时间风险。 上面对论文选题设计了共10天,是保证选择题目要经过调查研究并谨慎,才能达到合适和准确,防止匆忙定题而不当,今后再不要改变。给予了充分的文献查找和初步调查时间。 文献综述前后有20多天,是考虑不是一次就可以做好,要做多次,充分让学生知道别人是如何研究此问题的,自己如何与人有所不同,如果完全与人相同,则没有选择的必要,全是综述或抄写他人成果,文章写出来没有自己的东西。 完成开题报告前后有近一个月时间,考虑到国庆放假和秋收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所谓开题,不是才开始,而是对文章前期工作有了基础,并保障今后能完成任务的表白书,其中包括了研究的详细大纲,是在充分占有课题资料和思考后,能够按一定的方法、理论和材料,把论文进行下去。 期中检查到初稿上交,也有一个月时间,考虑到各种因素,特别是写初稿是艰难的,必须让学生自己动手,不是抄写他人的,不能快速完成。 二稿三稿,设计2个多月,强调必须反复补充修改,不是一、两次可以写成。其中,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证,各种支持材料的补充核实,文字加工,都需要时间。 交终稿前,也给予近一个月的时间,要完善各要件的统一,格式等技术性完善,意外的补充和改动,学生各种考证,实习,找工作,春节等都会占用时间。 检查到打印上交正式论文各要件,共五件,也是用20多天时间。这中间考虑到学生前面的错误,现在检查纠正,电子稿与打印稿的不同,前后交的时间有别。 准备答辩及答辩后修改,也明确给予一定时间,让大家知道,答辩中也许才能发现问题和不足,然后可以修改补充,最后把完好论文各件保存到学校,供检查评估等用。 多年实践证明,实际进度都是拖后的,应该预计提前1到1个半月,按现在学生就业和毕业程序实际需要,应该提前1到1个半月进行答辩。从三年级就应该提醒学生注意选题,有意识把书本和社会中的专业问题摆出来让其思考,或以暑假调查报告或小的中期论文锻炼写作,前提是不耽误其他课程的学习。各阶段安排合理,不与其他重要事项冲突。特别是留下修改的时间,应该提前安排为好,等到修改完善刚好完成此阶段任务。 传统安排实习时间与论文写作和学生求职找工作及考证都集中在一个时间段,这是造成时间风险的重要原因。可以调整毕业生产实习的时间,实习安排在第六学期和暑假,与假期共约4个月, 其后时间是做毕业论文的时间和其他时间。 三、检查与监控注意事项 要把学校和学院管理文件与前面制定的时间进度表相配合,把任务分解到每个时间段,段段检查,及时纠正和弥补,把时间风险化解到规定的时间来到之前。这是防范和化解风险最为关键的过程管理,其中,必须加强监控过程: (一)是选题:选题存在过宽、过大、过难难以完成,过虚没有应用价值,过于简单工作量不足,与专业不符,没有新意,无研究意义,重复率高等方面问题要提前纠正。由指导老师、督导共同进行。 (二)是调查研究:这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和考察学生独立调查能力及诚信的重要方面,①要通过指导老师检查,②要院办检查,以实习日记和报告为证,③是单位和家长证明,这是学生良心和诚信问题,督促只是形式,主要是从论文内容中检查,可以判定是否亲自调查了和调查的如何。由指导老师和院办进行。 (三)是写作:按要求,按时间,一步一步进行,不合格和不及时,要在时间段内纠正。要进行多次督促检查,由指导老师和院办进行。 (四)是中期检查:由指导老师和学院办公室共同进行,当然,也要检查指导老师是否按要求做了,不合乎要求,及时补救。 上面两个都属于过程监控,针对学生和老师,按要求及时检查,有效防止漏洞,及时弥补。 (五)是收交:检查所有要件是否完好,特别是正文是否合乎要求,由指导老师和院办进行督促、检查、验收、催交。 (六)是答辩和归档:针对老师和学生,看是否答辩前审阅论文并有详细的纪录,学生是否认真准备了,做得如何。答辩是否正规,出现问题及时纠正。答辩后检查成绩评定如何,存在何问题,是否修改补充,第二次答辩是否按要求进行,最后如何处理,严格要求,确定不能通过的论文和优秀论文,检查入档,等等。这些都由院办和督导共同进行。
新闻史论文:编写“新新闻史”的一次尝试 近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李彬教授应笔者之约,就其《中国新闻社会史》一书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该书的写作“其实是无心插柳”。2001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调入清华大学传播系时,他没想到自己会跟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扯上关系。当时系里新闻史方面的师资很缺乏,他也“被迫”从比较熟悉的国外新闻传播学领域转入相对陌生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而这一干就是八年。在这八年的教学过程中,他先后经历了从“匆匆忙忙的应付”到“兢兢业业的备课”,从“教学实践的尝试”到“理论探索的准备”,从“学生交白卷抗议”的课程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市精品课程”、“学生爱戴的‘良师益友’”,等等。在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和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新新闻史”的设想,并身体力行。2007年、2008年、2009年相继出版再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就体现了这种努力。他坦言:“这只能算是一种尝试,不敢期望得到每个人的认可;而且主要是用于教学,因此学生认可就是最大的满足。”面对外界的一些质疑,他依旧坦然而坚定地走在自己的学术之路上。他一再表示:“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勇气。 从“无心插柳”到“八年抗战” 曾维康:从国内同类著作看来,您的书名别具一格――《中国新闻社会史》。为什么想到写这样一本书? 李彬:说起来,这部书可谓无心插柳的成果。其实,我的其他著述,有些也是如此。比如《传播学引论》,最初就是开课、搜集资料,哪想着出书啊!《全球新闻传播史》没想到最后还评为“国家精品教材”。在上课的过程中,除了把新闻传播史的大体框架、关键节点告诉学生外,为了调动学生的兴趣,我总是会有针对性地找一些有趣的、好玩的故事和史料,拿来与学生分享。为什么说“好玩”呢?我觉得它至少传达出两个意思:一是兴趣,二是非功利性。正是浓厚的兴趣往往在驱使学者和学生去探索学问和真知。 至于最后成书,有这样一个契机。大概2005年夏,上海大学的戴元光老师来北京找到几位新闻传播学者,包括我,准备策划一套“传学跋涉者丛书”。没有具体的题目,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怎么写都可以,交稿时间是2007年元旦。那时我刚出版《全球新闻传播史》,准备歇口气,所以还真没什么想法。后来忘了一个什么契机触动了我,现在记不住了。当时就想,在清华各种各样的新闻史我已经讲了好几轮,这些年也一直不断地在补充完善授课内容,有没有可能系统地讲一遍,让学生记录下来,整理成一本课堂实录式的书稿呢?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都知道,当堂讲授同正襟危坐的写作,还不是一回事。授课需要临场发挥,可能会临时迸发出好多思路、灵感和想法。这些东西往往都是稍纵即逝的,不是坐在书斋里能想出来的。所以,从2005年9月开始,我对“中国新闻传播史”这门课投入了大量精力,每次都很下劲地准备。一学期下来后,学生们分组记录和整理,最后形成的初稿大概有20来万字。学生们都很用心,我很感谢他们。后来我又花时间对这些记录稿进行了系统整理、加工和修订。这就是2007年上海交大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这个版本比较仓促,留下一些问题。我也不满意。所以又进行了反复调整、补充和增删,这样就有了2008年和2009年清华版的两个修订本。 曾维康:您刚才提到“有趣”、“生动”、“好玩”,并且也把这些活泼的元素融入到了课堂里。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么“好玩”的方式去上这门课? 李彬:这就要谈到“教学相长”了。清华的学生都是“人精”,不好对付。其实刚开始时,我用的就是那种挺传统的教学方法,但是清华的学生不买账。举一个例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中国新闻史这门课。期末考试时,有位同学正经的卷子没怎么答,却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一份长长的信,质疑我们学这些、记这些陈糠子烂谷子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说得很激愤。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就力图做了一些改动和尝试。实际上,我自己同样不喜欢那种传统的新闻史模式和教学方式,这也是我做学生时的感受。就像我在《百年中国新闻人》的前言里写的:“那时(1980年)以至现在的新闻史,不管是课堂讲授还是教材内容,仿佛都是一种模式,即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出版了某份报刊……于是,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的流水账,里面很难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而满目都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初登讲台时,也曾向一位讲授中国新闻史的老师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新闻史不能像文学史那样,以作家作品为主线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多讲讲新闻人的有趣故事,多谈谈新闻人的传世之作呢?总之,就是希望新闻史能够更加丰满,更加生动,更加立体。当然,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和教学模式,我们承认在新闻史学以及新闻学研究中,有不容置疑的学术价值;但是我现在面对的是课堂,是学生,关键还是要让学生接受,让学生喜欢,让学生理解。 我读博士时写过几篇文章,比如《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等,其实已经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希望去突破、去尝试。回过头来看,那时写的这些文章,虽然是为了完成导师交待的作业,或围绕博士论文而展开,但没想到那也是“无心插柳”,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总之,这本书的写作是“无心插柳”式的,后来自己通过教学的实践、学生的质疑,理论方面的思考等,才一点一点地汇集成型。从2001年调入清华到现在,总共花了八年的时间。 “‘新新闻史’更能体现学术追求” 曾维康:我发现您在这八年中始终有“一条线”――最初可能看不出来,现在看就很清晰了――就是您倡导的“新新闻史”观。您2007年在《新闻大学》上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包括您在这本书里也一直强调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特别强调史学的思想性、当代性和叙事性。 李彬:你说的这篇文章是《“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也有不少人认可。相对于现在的“中国新闻社会史”,有人认为,这个书名可能概括得未必那么准确,而“新新闻史”或许倒是容易体现我的这种学术追求。所谓“新新闻史”,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讲了两点,其一是新闻与社会的关联。2010年招考博士生,我新增了一个方向,就是“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更强调、更注重新闻传播与社会历史这种更广泛的、更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单纯的就新闻论新闻。单纯的新闻史事叙述也可以,我也承认它的价值,我只是说自己更喜欢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的、综合的、全面的方式。这跟每个学者的偏好和性情是有关系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治学的特点。当然它的优劣利弊也都在其中。第二点就是“新新闻史”的叙事性。新闻史学或新史学的共性,就是想复活历史,能够全面展示历史那种生动的、洋溢着生气、生机与活力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复现历史。这跟我刚才提到的学生不满甚至抗议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从我个人的兴趣、追求上来讲,简单的归纳就是这两点。 曾维康:相对于第一版和第二版,您在第三版的时候把1919―1949年的新闻史分成了三块――革命报业、“党国”报业和民间报业。您在书中说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把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我觉得这里您采用的就是“民族国家的写作范式”。为什么不是革命化范式或现代化范式? 李彬:你问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要分成三块?这跟我一贯的教学思路是一致的。如果理解了我所说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联系,你就会发现我不太在乎那些细枝末节的新闻史料,而是试图将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进行综合的审视。从1919―1949年这30年,一眼扫过去,主要就是那么几大块,像三国演义似的。一是自居“正统”、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党国”报业,二是共产党人搞得如火如荼的革命报业,其三则为前两家共同争夺的第三势力,即民间报业,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这是一个问题。 至于“民族国家范式”,是另一个问题。它涉及到全书整个的体例怎么去把握。传统的新闻史著述大多是按照革命化的范式展开的,甚至分期都跟党史、革命史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后,革命化范式有所式微,现代化范式开始复兴,这里面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我觉得革命化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都有它的偏颇之处。譬如革命化范式,就有容易陷于简单化、刻板教条等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认同革命化范式在最关键问题上所讲的那些内容,如反对列强、反对军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因为它确实抓住了中国近现代最优秀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凝聚、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着一个目标去奋斗。至于现代化范式,则纠正了革命化范式的一些弊端,开出了一种新的思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些地方确实不无道理。可是它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中国的国情。因为,现代化范式的前提就是走向西方,与国际接轨,隐含的是用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来套中国的情况,这又产生了更大的偏差。所以,我希望能用相对中性,或更加包容的方式来整合那些不同的范式或内容。而民族国家的范式,其便利就在于既可以把解放前、解放后打通,又可以把不同的价值立场打通。这里面隐含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其实都是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传统中国被打碎以后,现代中国需要重建。不管你走的什么道路,用的什么主义,但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讲,目标都是一样的。 对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要有大的关照 曾维康:书中选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篇优秀新闻作品,是怎么选出来的? 李彬:没有太严格的标准,总起来就是代表性、影响力和完美度。代表性就是典型性,大家公认这个文本在历史上、在新闻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它在整个国家、社会中所起到的非同一般的作用,影响了一代人,或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还有完美度,就是在同类的作品中,它兼具典型性、影响力,文本本身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当然也会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不同的时代、不同性质的媒体、不同的体裁等,尽可能地完善一些。 曾维康:书里面讲了很多故事,比如您对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等新闻人着墨甚多。您如何看待人物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 李彬:历史都是人创造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以往新闻史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容易见物不见人,所以我和学生曾编过一套《百年中国新闻人》。其实是把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个样本。《史记》是什么意义上的样本呢?一方面是以人为中心,讲了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从始至终多是那种鲜活的历史场景;另一方面,其实里面也隐含着司马迁对历史的一些宏观的思考,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就是他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我个人觉得最突出的两点。 曾维康:您在书中没有回避“”、“”等时期的新闻社会史,也没有一味的批评和否定,反倒结合一些目前已有的研究,对一些批评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李彬:不是“质疑”,是“纠偏”。其实大家都知道,“”也好,“”也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赞同(甚至可以说是反感)那种“一边倒”的说法。我在书中的努力,多少是有一点纠偏的。因为有些说法偏得太厉害了,偏得太厉害就容易背离史实,至少不能比较理性地、客观地去审视这段历史。我在书中和课上都反复强调:我们所关注和讲述的,是亿万人民的社会历史,不是少数精英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吗? 对于新中国60年新闻史,去深刻检讨或批判,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都是可以的,合理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的观点都很一致。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如何全面地去把握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课题。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种更高远的历史眼界、更全面的历史感,是很难把握新中国60年如此丰富又如此复杂的历史的。我在进行中国新闻史研究时,往往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越弄越觉得不敢轻易下结论。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邵华泽有个观点,我是比较认可,也比较赞同的。在2008年北大新闻学教育90年纪念大会上,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说新中国60年这段历史是成功的,那么就不能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也是成功的”。不论是前提也好,假设也罢,这个问题始终在拷问着不同的人。如果你认可它的成就,你就很难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这是掰扯不开的,就像我说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肯定这6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而另一边却说它的新闻事业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想再次说明这一点,就是在进行新闻史研讨和教学时,我一直很强调、很重视的是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而像这种涉及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最好还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框架下去理解、去分析和去把握。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政治史的思路无疑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因为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言,政治问题始终是统揽全局的。但另一方面,除开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史的套路之外,还需要关注由下而上的、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和历史作为。 文化自觉对每个中国学人的首要价值 曾维康:我在阅读时有种感受,您在写作时除了要处理好“新闻与社会”、“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外,可能还要处理好“新闻与思想(或思潮)”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进入新中国时期的写作时,看得出来您力图对各种思潮、各家各派的观点做了一些有益的介绍和描绘,但我读看起来还是感觉错综复杂、乱花迷眼。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会感到力不从心? 李彬:对,确实不容易。用你说的就是“乱花渐入迷人眼”,“横看成岭侧成峰”。跟万花筒似的,稍微一动就变了,再一动又变了,好像总是很难去把握,去抓住它。这么讲也说得通,那么说也有道理。所以面对这些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内容、观点和角度,我只能求其大概,像画一幅新闻史的草图,让大家感觉这60年的精气神是这么回事就行了。完全形似目前做不到,只能尽量求其神似。就好比是写意画,而不是工笔画。 曾维康:当代史写作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离作者本身的年代越近,越难把握。您的书一直写到2009年,那您如何保持一种比较公允的态度? 李彬:一方面自然是尽可能多地涉猎和参考各种资料、观点,但不管怎么样毕竟还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虽然像我们这样的当代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好多问题毕竟和个人都是丝丝相扣、息息相关的,但心里至少要有这种自觉和意识。 曾维康:最后一个问题。您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问题,那么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您怎么看待学术研究与文化自觉之间的关系? 李彬:最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它从客观上表现了这么一种意识,这么一种追求: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怎么去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探索中国自己的新闻传播道路。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也就是我常说的关注“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至于“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按照费老的理解,“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思想的提出,对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意义是格外深远的。这里头可能也隐含着对中国学人的一种期待。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下思想家、学术界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同中国的文明传统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譬如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分析,虽然目前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往往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与发展需求严重脱节,无助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自2004年起,有个每年举行一次的“中国文化论坛”。在活动组织者编辑的年度报告前言里曾谈到:文化自觉就是“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命题中的“文化”,实际上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以及其他领域;而“自觉”则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里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总之,文化自觉的前提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信仰,这个信仰又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一方面,中国是个古老文明的国家,近代以来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这是一个立足自身传统与现实而展开的变革与创新过程,而各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上导致了失误或灾难,而且也难免将现实中国及其变革引入歧途。另一方面,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逻辑和同质化趋势,虽然中国的变革应该也必须向其他文化与社会学习和借鉴,但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共同体不能不确立和保持自身的自主性(见有关报告的前言)。所以,文化自觉既为中国发展所必须,也为世界文明所期许,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经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李漫、博士后刘宪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特致谢忱!) 新闻史论文:问题意识在新闻史学研究中的意义 摘要:新闻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阻碍了学术创新,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以问题贯穿整个研究。本文分析了目前新闻史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并对如何加强问题意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对研究的创新提供帮助。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创新 新闻史学研究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所以关于新闻史的研究必然会受到同时代史学思潮的影响。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目前研究生的学习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些误区。 一、缺乏问题意识的主要表现 (一)进行史料的堆砌 谈到新闻史研究,老一辈的新闻史学者经常做的是严谨的实证研究。“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于不厌其烦地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新闻史学在细目上精益求精,务使详备,在微观的事态上考证落实,虽一丝不苟,但在总体上却忽视深层的透视、宏观的把握和有机的联系”很多报刊的个案研究和一些断代史研究都是如此,因为实证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以确凿的史料来解释此前我们还不甚清楚的问题。而我们的同学在做研究时仅仅满足于堆砌史料,缺乏思想蕴涵,对新闻事业发展背后的深层原因探究不够。这样的研究基本上是按报刊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络,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表面看起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但却容易形成“一盘散沙”式的研究。 (二)形成错误的体例 1.形成思想史的体例。在分析一份报纸时,很多同学为了分析媒介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媒介的走向,强调个体、即办报人或者编辑对媒介的影响。从他们的生平到他们的经历,他们思想的变化。以时间线索来讲述一个报纸的发展过程。沿着这样的思路做出来的研究很像是思想史,仿佛和新闻生产相脱节了。主要还是思想背景出了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政治思想斗争作为新闻史的主线来研究;二是将“宣传什么”作了研究的重点;三是将办报人报纸的政治观点直接与新闻实践挂钩,忽视对办报思想的研究。新闻史是新闻媒介的历史,应该以媒介为主体,始终从研究对象出发。2.形成“教科书”体例。在实际研究中,很多人的研究更像是“教科书”式的介绍,并不是提出问题、解释问题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没有新意,也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教科书只是引入某些概念,而研究生必须要将这些概念为己所用。研究和教学的区别在于教学主要是以告知为主,把和某个报刊相关的内容或者某个时期的事件告诉给大家,而研究则不同,它需要知道每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三)不会综述,只会翻译和概括 在研究一份报纸的新闻业务时,要从它的新闻采写,新闻评论出发,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但很多人都只是从字面上翻译过来,而不能把它描述出来。这也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要知道编辑记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想通过文字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不会综述还表现在,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往往是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在研究开始之前,就要进行有材料和线索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整体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阅读之后,要进行描述,而不是概括,概括有可能导致所提炼出来的东西放在另外一个场景就是错的。描述不是事物对象所有零件的拼凑,它是具有一定贯穿性的有序的揭示。有了相互关联才能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关联度怎么找?这也需要有问题意识。一个描述很难,是因为一个好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追问。好的描述一定要有问题,换句话说,要有问题做指引做追问。 (四)套用传播学模式、研究僵化 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后,很多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都对传播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开始在国内展开传播学的研究,同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反思,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尽合理的现象,如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从五个方面构建了传者分析、受众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的框架,但很多人在研究中把5W当作万能的公式来看,只是简单的套用这五个方面。可是我们知道,报纸的发展是很复杂的,包括办报人的转变,环境的变化,办报方针的变化等等因素,而5W只适用于一个传播过程,只适用于一个报纸的一个传播过程,是有可能采用的一个方法。但并不是万能的方法。5W其实是“4+1”模式,因为其中的效果不是从传者发出的,而是从受众发出的。传播史的研究内容包括产品(报纸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套用格式导致新闻史的研究僵化不前,缺乏新意和深层次探究。 二、怎样加强问题意识 (一)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大量阅读 研究生要善于提问,同时也要提出有水平的问题。那么怎样提问?问题从何而来?这是很多人困扰的。其实问题总是产生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研究生要大量的阅读文献,不断的思考与对象相关的所有前人的理论,看前人针对这样的对象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发现前人的研究对象中还有所剩余,这个问题就可以锁定成你的问题。如果没有剩下什么,但是可能研究对象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就要考虑理论对于这种新的变化适用不适用?适用说明这个理论弹性很强,适应面很广,如果不适用说明你还有可能继续研究下去。卓南生先生指出“产生选题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看书太少”对年轻学人来说,读书要带着求知欲,求解,求达,训练并保持一种敏感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在学习中发现真问题并解决函待解决的问题,创造出新知识。学术研究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创新,而解决新问题应为学术研究最大的创新之处。 (二)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追本溯源 包括新闻是如何发生的,新闻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新闻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等等。比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的价值在于用传记体的方法说明了一个理论是如何诞生的。当我们从源头上知道了一个是事物怎么来的时候,就会很难忘记。这也可以避免研究生学习中走马观花的现象。 要溯源,史学方法是一个基石。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颇富历史眼光的视点进行论述。他说“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方汉奇也说“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细小分支,它永远都不可能与史料隔绝,同样也离不开实证研究的方法,但为了避免新闻史研究成为“史料汇集”,我们必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围绕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挖掘它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三)从研究对象出发,借助其他理论 新闻史的研究要以新闻自身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的脉络,然后借助其他的理论如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传播学理论。我们必须承认,新闻或传播本身并未诞生过任何研究方法。一是因为新闻和传播现象历时悠久,但成为专门的学科时间较短。二是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强。所以,目前世界范围内较为通用的新闻学或传播学研究方法都是从其它学科引进的。但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要有问题意识,都要学会提问。 1.社会学视角。所谓新闻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相结合,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舒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就是一本突破传统新闻史研究困境,引发新闻史研究新思考的经典之作。舒德森在研究中总是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2.传播学视角。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不能简单的套用模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思考:首先,媒介组织内部所包含要素之间是如何协调的?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组织的特性影响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其他社会组织类似,媒介组织内部也有科层结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程,因此,传播活动贯穿于这些结构、分工和流程之中,并且具体演示了这些结构和流程,体现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其生产者往往被视为专业人员,其产品则是一种文化制品。那么,媒介组织内部是如何协调的,人才的选用和培养是如何进行的,报纸的发行和经营之间,采访和编辑之间是怎样配合来完成每一条具体的新闻生产的呢?其次,媒介与社会是如何互动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何给媒介提供条件和环境,让媒介去发展的?媒介是如何吸收社会的方方面面去办报?比如技术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法律的保障、人才教育方面以及国家制度是如何影响媒介的?有学者认为“媒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它子系统也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在早期的媒介研究中,研究者的视野多集中在媒介内部,社会条件虽然也被提及,但多是作为媒介运作的背景,这样的视野虽能有效地处理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以社会系统论来看,如果离开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就不可能对媒介有完整而透彻的理解。因此,从媒介的生态环境出发,媒介研究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化。”再次,媒介是如何进一步塑造社会、影响社会的?任何一份报纸的创办都有办报宗旨,如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宣传作用;政论性报纸通论文章来引起强烈的社会震动;私营性报纸也为抨击军阀混战、动员抗日救国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启蒙报刊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可以说这些报刊都用自己的办报实践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有助于增加研究的厚度。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就可以明确研究的切入点,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否则,一旦起点错了,后面的研究就很难做下去了。总之,在新闻史的研究中,加强问题意识可以使我们突破传统的与各时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更多地从新闻传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论述和研究新闻史。加强问题意识,可以完成从单一的新闻史到丰富的新闻传播史的转向。再次,我们可以借鉴其它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样,才可以在新闻史研究有所创新。 新闻史论文:浅谈民间报纸收藏对新闻史研究的意 厦门华侨博物院曾于2006年8月至10月间举办“历史的天空――中国老报纸大型收藏展”,期间吸引了近5万观众。中国新闻史学会泰斗方汉奇教授也亲临开幕式。方教授坦言,他实际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看一看研究多年、但一直无缘谋面的展品,如《宫门钞》《阁钞》《辕门钞》以及晚清至民国初期的珍稀新闻报。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许清茂教授更是三次带研究生到馆观展,进行现场讲课。许多学生都表示,学习了几年的理论,第一次亲眼看到实物,对理论的理解更深了。 为本次展览提供展品的是北京世纪阅报馆,馆长李润波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集报,80年代初期开始收集历史老报纸,由于他的艰苦努力,加之市场上很少有人对老报纸光顾,以至于他能够在二十几年里搜集到4000多种50000多件中国近现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报纸,而关于这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报纸更是丰富。 作为一名民间收藏家,李先生从兴趣收藏发展到了职业收藏,并在北京市平谷区设立了世纪阅报馆,馆藏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老报刊达4000多种,是我国民间最大的老报馆。2006年10月22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将世纪阅报馆确认为教学研究基地,李润波先生也在2007年3月被增选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笔者有幸在《厦门晚报》实习时,被报社安排到世纪阅报馆厦门展参加义务讲解活动,一个月的实际接触,使我不仅对历史老报纸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还从中切实地感悟到民间收藏报纸对新闻史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老报纸的史料价值 方汉奇教授明确表示:“没有必要的史料,新闻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难乎为继的。”他总结自己治学的最大特点即是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并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方老访英时,特意去大英图书馆东方及印度部调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外新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最早的一批近代化的中文报纸。尽管这些报刊国内都有缩微胶卷可供借阅,但方老还是觉得原件有“从一般复制件上得不到的真实感觉”。比如,方老通过仔细翻阅《神州日报》的原报,才发现于右任主持《神州日报》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80天,一场火灾把《神州日报》烧光之后,接着主持的是杨笃生。而以前的二手资料都说于右任在该报工作过很长时间。 厦门老报展览的有些展品弥补了新闻史空白。如《京报》地方翻印版一般人很难一见,这次厦门展览不仅展出了4种北京报房所印的“黄皮京报”,而且还有两件河南和陕西翻印的封面带有“加官晋爵”字样和木刻图像的“白皮京报”。而展出的《辕门钞》更属稀见。据李润波先生介绍,这份《辕门钞》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安徽一个商人为了取得参加“高考”的资质,向户部捐助400两白银后,由户部知照礼部,然后由内阁发文给安徽省府衙门,再由省府发给该商人家庭的。这3份“执照”构成一组完整的发行格式。3份执照上分别盖着“内发”“京发”和“省发”字样,中间还盖有“飞星捷报”印戳。表明这3件中一件是官方《京报》,一份是《阁抄》,还一件就是闻名已久的《辕门钞》。尤为难得的是,还有一件当时的朱红信封,上书黑体大字“辕门省报”字样。 有些藏品则纠正了新闻史记载中的错误。如有一件《晋报小人图》把《晋报》的历史提前了12年。一般新闻史类书都记载,《晋报》是山西出版的官报,1902年8月4日创刊。而李先生收藏的这份《晋报小人图》则出版于1890年,上边还标明“随主报附送”字样。从报头的隶书风格比较,该画报与1902年的《晋报》完全一样。可见原来民间不仅出版过《晋报》,而且还有画报附刊。事实上,这一份小画报也将单页画报史向前推了十几年(有新闻史书籍记述,《舆论事实报图画新闻》为最早随报附送的画报,创刊时间是1908年2月29日)。 李先生藏有一件民国初《民舌报》,该报因反对袁世凯驱散国会而被封杀,辽宁新闻史料记载的这份报纸是根据老年人记忆记录的,一直称《民生报》,直到见到李先生编著的《老报纸收藏》,人们才恍然大悟。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根据亲自搜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才得以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然而新闻史研究者杨瑾铮和宁树藩、王凤超等人通过复查原件史料,仍然发现考订如此精详的专著还有两百多处错误。 据李馆长介绍,他所见过的新闻史料中有许多错误之处,以后将利用自己收藏的原件尽量作以订正。 官方报纸收藏之不足 由于旧中国图书馆大多喜藏书而不喜藏报,因而各地图书馆留存下来的老报纸很少,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即便到现在,报纸的收藏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国家图书馆为例,1996年第30次馆长办公会议通过的《北京图书馆书刊文献采选条例》中,规定的中文报纸入藏范围极小,报纸收藏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得不到体现。 方汉奇教授认为,国家馆藏老报纸不足有几个原因:一是各地图书馆历来不重视藏报;二是报纸不易储藏,人为破坏的较多;三是借阅困难。在这方面,民间收藏显示出重要的弥补作用。因为民间报纸收藏家以此为业,不仅对收集到的每一张报都很珍视,而且还对每一张报作反复研读揣摩,从中发现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而且老报纸收藏的地方性也很强,那些难得一见的地方老报更有独特价值,是研究地方新闻史的珍贵资料。方汉奇教授认为:“中国最早的报刊史著作就是地方新闻史,各地的地方新闻史搞出来以后,一个多卷本的中国新闻业史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民闻报纸收藏的现状 据李馆长分析,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集报活动已脱离了原始的以报易报的阶段,进入到有价交易阶段,这标志着集报活动的成熟。 笔者认为,当代的民间报纸收藏更多的是源于商业利益。但市场经济中,老报纸不仅具有商品属性,作为社会活动的载体和媒介,它更具有文化属性。老报纸应该而且必须更多地用来为历史研究做贡献。因此民间收藏家应担负起这个责任。李润波先生在近些年来已经由兴趣收藏发展到专业收藏,从集报进入研报,利用自己收藏的老报刊撰写了300多篇藏品介绍和收藏论文,并在浙江大学连续出版了《故纸遗音》《老报纸收藏》《民国期刊收藏》等专著。 被誉为“晋报收藏大王”的王海勇先生,不仅大量收藏报纸,还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研究所藏报纸发表了大量山西报史方面的文章。2000年《太原新闻史》编著时,他为该书提供了9种民国时出版的报纸实物,还为其增加以往为人鲜知的老报纸15种。同时他还完成了《山西清代、民国报简介(第一辑)》的编写,该书已经通过太原市新闻出版局的审核。 鉴于李润波先生收藏之丰富,已有很多所大学把世纪阅报馆作为学生学习新闻史知识的新课堂。 民间报纸收藏的未来 随着全国集报活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收藏家协会集报专委会和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等全国性的官方组织以及省级、市县级集报组织先后成立。这将使民间报纸收藏由零散走向统一化管理,有利于收藏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更有利于中国集报事业的发展。 笔者查阅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章程,章程中明确表示会费来源有3个渠道:一是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是本会举办的各项事业收入;三是国内外团体、个人的捐赠和资助。由此可见,官方资金尚未注入。 被集报界誉为“中国集报大王”的石天柱,从1942年开始集报,至今藏有古今中外各类报纸4万种42万余份。其中仅创刊号、试刊号、终刊号就有7000多种,是我国收藏报纸种类与数量最多的人,2002年获得“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他拥有自己的家庭藏报馆,但老人反复强调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所报纸博物馆,藏品由他提供,让更多人看到珍贵的历史资料。像李润波这样能幸运地获得政府支持从而建报馆的毕竟是少数。最近有可靠消息证实,世纪阅报馆已被平谷区作为特色文化项目来打造,政府将筹集5000万元资金,在平谷的中心地带世纪广场新建一座新馆,2009年可望投付使用,届时社会各界都可以自由来到报馆参观,新闻学院学生甚至可以直接调取文字资料和图片在那里撰写论文。 由此可见,民间报纸收藏之意义重大。除了民间收藏家自发地举办展览服务于社会外,官方也完全可以给民间收藏以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更大限度地为社会做贡献。 责 编 潇 然 新闻史论文:供给侧:问题导入式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从而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关键词 供给侧 问题导入式 新闻史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如何改变这种境况?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先生指出:“新闻史是能够讲好的。”因此,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有助于提升新闻史课教学的实效性且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1贯通教学中的“供给侧” 新闻史教学如何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其思维,引导其思考的方向,使其正确合理地理解问题,培养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强化教学中的问题意识,是新闻史教学“供给侧”的关键。胡适先生曾多次强调“问题是一切知识学问的来源,活的学问、活的知识,都是为了解答实际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困难而得来的。”在教学中需要灵活地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将师生之间的“供给侧”贯通起来,推动新闻史教学的实效性。 在新闻史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教学情况,提出并探索普遍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在教学案例设计时,教师通过对学生普遍疑惑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问题,以便让学生进行思考。如讲授近代著名记者黄远生提出“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等“四能”新闻理念时,教师可以联系当今记者培养现状,并延伸到新媒体使用方面。另外,在讲授邵飘萍、林白水时,教师可以用“萍水相逢百日间”来解释其中的故事。“狗肉将军”张宗昌先后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及《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先生。当时京城两位报界名流时间相距不过百日,皆因“说真话不说假话”都在同一地点惨遭军阀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悲怆的一幕。通过这些案例激发学生的兴趣后,教师适当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思路方向。 在课堂学习中,师生之间通过交流不断自我修正问题,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自我的努力探索与思考能力,达到对问题的合理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创新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学生提出问题的动机。因此,教师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才能增强学生的参与程度,提高课程的生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这些均充分体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供给侧教学理念。 2真正满足“供给侧”条件 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时,教师应反思当下高校新闻史课程设置中的问题。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提升新闻史课堂教学的亲和力与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一,在新闻史课教学中,以问题为中心调动师生之间互动,讨论问题的深度,提高课程吸引力,满足学生学习的欲望。具体到在讲授张季鸾先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念时,教师除了根据教科书及民国史等书籍提出问题之外,还播放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设计相关问题满足学生学习的兴趣。其二,讲授新闻史课程时,教师不仅要考虑该课程的问题设计,而且从宏观角度考虑以新闻传播学专业领域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的问题系统,这样有助于专业课程系统中问题的相互解答,形成专业发展的课程群协同效应,增强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体系的整体理解与掌握。其三,除教材内容问题外,教师要善于扩充教学资源及运用资源渠道,组织学生参与新闻事业发展有关的历史问题思考,有助于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媒体发展规律。其四,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故问题式教学必须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在新闻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社会现实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较强现实性、针对性的问题,从而提高新闻史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3协同实现教学相长 灵活的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不仅能够调动新闻史课程教师的教学热情,提升其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而且能协同实现教学相长。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实现师生全面而深入的互动,并充分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这些需要新闻史课程教师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的过程中,秉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教育思想,做好相应的工作。首先,充分熟悉课程教材及相关教学材料,才能设计新闻史课程的若干问题;二是在课堂内外,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及组织其讨论、交流;三是在问题设计及讨论后,教师应该对教学情况反思与总结。 从客观上看,这些工作要求教师阅读大量新闻史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与研究的教学问题,从而不断研究与推广问题式教学法存在的问题与成果。这是因为这些工作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及相关科研能力,实现协同成长的重要一点。当然,学生有对某些问题认识不清的时候,教师应运用具有说服力的教学案例引导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体现教师具有优良的媒介素养、高超的教学技巧及深厚的科研实力。 总之,新闻史课程应坚持问题导向,倡导问题意识,引导学生解读新闻史上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此,我们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既是新闻史教育的重要保证,也是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的一种创新路径。 新闻史论文: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之奇葩 摘要:白润生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学者,在民族新闻学的路上,他孜孜不倦,勇于探索,作为民族新闻学领域的带头人之一,为我国民族新闻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是白教授推出的又一力作。白老师主编的这部书洋洋洒洒100万字,收集到了70多幅图片,25篇少数民族报刊发刊词,具体到书中提到的每一种报纸,都历尽详实地记录了它的创办人、创办时间、发刊词及版面内容等等,其心血付出可见一般!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少数民族;新闻史 一、探寻历史,追根溯源 在《通史》中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时代的各个部族之间,已经存在了信息传递和交流。只不过开始的时候,由于文字还没有出现,只是口头上的传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出现,史官的作用得以发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而在客观上使古代的史官成为了历史上重大新闻的记录者和某些重大新闻的者。作者的难能可贵在于不光给出了这个观点,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做支撑,让我们知道其论点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二、思路清晰,章节连贯 《通史》一书按照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具体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主要内容为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清末民初的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第二编:峥嵘岁月(20世纪20―40年代末),主要内容为少数民族现代报刊萌芽与雏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初步发展阶段。第三编: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叶)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叶―70年代中叶)。第四编: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包括以党报为优秀的多层次、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民族报刊体系,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的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的形成,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初创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三、内容详实,历尽全面 本书不仅研究少数民族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还兼及网络、新闻教育、新闻传媒的经营管理以及为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人物。内容之广泛,在同类书籍中也是非常少见的。《通史》分门别类,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等地的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史》内容的丰富还体现在对于具体的每一张报纸的撰写上。 此外,还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通史》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做了介绍,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文报刊也做了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了对民族新闻的定义问题。什么是民族新闻?作者在《通史》中搜集到了10个关于民族新闻的不同定义,这些个定义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不过是每一个侧重点不同。 四、研究方法,独辟蹊径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自己古老而原始的礼仪风化,然而,于此同时也有很多珍贵的民族文化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如何抓住这些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也就成为了我们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通史》中所提到的民俗研究的方法,都是我们今天对于民族新闻研究的颇具潜力和特色的发展方向,其独到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五、紧跟潮流,与时俱进 《通史》作者对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兴起和发展做了详细的介绍。少数民族新闻网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现在有200多家。它年轻而富有朝气,依赖于信息产业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突飞猛进向前发展。有的民族网站的发展甚至走到了中国网络媒体的前列。在《通史》中,作者就以天山网为例,同时插入了天山网汉文版、维吾尔文版和俄文版等3个版的首页插图,使读者生动形象的了解到了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发展状况和特色。而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介绍还不仅止于此,他们还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挖掘。 总之,这部《通史》是以白润生老师为首的50多名来自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等10多个民族的作者的集体结晶。它详尽的阐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在经历兴起、发展、繁荣几个历史时期后,已经形成了一支空前壮大、日益成熟的民族新闻工作队伍。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形成了以党报为优秀的多层次、多地区、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报刊体系。 诚然,在笔者看来,这部《通史》不仅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客观上也起到了介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作用。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史》的50多位作者,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播者。正是由于他们数十年来在民族地区辛勤耕耘、笔耕不辍,才有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灿烂辉煌的今天。而少数民族新闻教育事业体系的日益完整,也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新闻事业的锦绣未来! 新闻史论文:翻转课堂在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中的应用与探索 摘要:中国新闻史的传统教学模式已逐渐被互联网时代的全新学习方法所取代,翻转课堂正是其中的典型。它代表着学习更主动,更富有效率,更能引人思考、传递思想。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以往的考核方式,将翻转课堂应用到实际教学中,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知识的引用效率,也为探索更科学的教学模式做出基础性的尝试。 关键词:翻转课堂;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 1 翻转课堂产生于美国并迅速在全球流行 如今中国的许多高校也都普遍使用翻转课堂来推进教学改革。相对于传统的老师讲授、学生听课,翻转课堂将学习的主动权转移到学生一方,通过设定不同的项目学习方案,在课前布置作业和需要阅读的文献材料,学生把基于项目要求的学习成果带到课堂,将原有的知识讲授替换为师生的交流讨论,从而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对各种文献材料的阅读分析能力。这种教学方法有效地改变了原有的“重教轻学”、“你问我答”的孤立学习状态,课堂成为了学生独立思考、深入交流的平台,让学生真正融入教学、主动学习。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学质量优劣的评价标准也从教师的讲课质量,转变为学生的学习效果。 2 中国新闻史教学实施翻转课堂的重要性 2.1适应互联网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冲击 中国新闻史作为新闻专业的优秀基础课程,已经形成的固有教学模式大多体现为教师收集各种资料和历史轶闻在课堂上讲授给学生。但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通常会更依赖,也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取知识,甚至教师在引用材料时出现的细节上的差错,都因为被学生在课堂上直接指出来而显得尴尬。在技术因素和学生行为的共同影响下,教师作为知识口述者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也亟待转型。在获取知识的渠道多样且便捷的情况下,能够将知识整合,通过自主学习过程中的深度思考,梳理知识体系,拓展视野,这是一种宝贵的智力资源。因此,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更有利于把学生从浅层的知识吸收引领到探寻深处的历史规律和智慧,教师的地位也从单纯的脱口秀表演者成为思想流动碰撞的引领者,将互联网有机的融入教学活动,重塑课堂教学体系。 2.2挖掘中国新闻史的课程价值 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很多学生也是以能否“学而即用”作为评判一门课程价值的标准,因此对该课程并不重视。但新闻史对刚入门的大学生来说,在了解新闻传播规律,塑造对专业的正确认识,以史为鉴树立良好的新闻理念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目前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让学生感受到课程的价值,大部分学生听课时欢乐,课后却领悟不到历史的真谛,缺乏自主的思考沉淀。因此新闻史的教学要通过翻转课堂引发学生主动沉浸,进入到辽阔的历史深处,溯源而上汲取营养,从前人的新闻从业经历中挖掘出新闻专业的内在规律,指导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同时对于教师而言,摆脱了单纯的知识讲授,进入到系统开放的针对个案和问题的研究,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先于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体系架构,将系统的知识转化为可讨论的开放性问题,这也是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3在新闻史教学实践中对翻转课堂的应用 笔者所在的传媒类高校主要是艺术类专业,因此学生的学习特点叫综合性大学略有不同。由于教学资源的局限性,目前仅对部分教学内容使用翻转课堂的方法。在教学设计上通过对原有知识体系的整合提炼,将部分重点章节的优秀内容设计成为翻转课堂的讨论问题,其中也包括对教师和学生的任务划分。 3.1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准备 针对艺术专业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行为特质,尽量将讨论问题设计的开放且能够和新闻实践相结合,以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在教材的各个章节中,我选择了一些重点内容,在问题设计上具有包容性和可讨论性,避免一个话题最终的讨论结果是引导学生进入条框思维。同时在开放性的讨论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梳理交织复杂的知识体系。以下是部分讨论的题目:《中国记者职业的演变》、《读报为何是晚清留学生的潮流》、《民初舆论界议政还是不议政》等。 在进行问题讨论之前,教师首先要明确题目内容讨论的大致方向,只有教师具备足够的知识积累和全方位思考能力,才能在讨论中游刃有余的应对学生的各种提问,便于引导。其次,教师要先行布置讨论该题目所需要阅读的文献资料,让学生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并总结出观点。另外,在讨论之前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概括制作成PPT以备使用。 3.2教学评价体系 目前我所设计的中国新闻史课程考核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互动讨论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在问题交流环节的表现,包括对知识的总体掌握情况,对问题的解答能力和多元思考,主要在运用PPT发言时体现; 第二,书面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对准备过程中阅读整理的文献资料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每一个问题讨论结束后的总结梳理能力,主要以文字作业方式呈现; 第三,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60%,采用闭卷笔试,内容以开放性问题为主,结合教学过程中所讨论的问题,考察学生对新闻事业发展的认识和从中汲取到的经验,体现在对试卷给定材料的分析思考。 3.3教学环节设计 第一,在每一次专题讨论之前,由任课教师先就本次讨论的问题作简要陈述和背景介绍,之后由学生小组上台发言并接受提问; 第二,教师要制定提问的规则和时限,要求学生围绕优秀内容提问,不赘述前面同学的发言内容,不能反复追问或一人多次提问,尽量满足大家参与的愿望和积极性,并在每一个环节结束后适当总结,提炼学生发言的优秀内容; 第三,在互动中由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的进程,把握方向和讨论边界。教师也要适时进行补充总结,避免现场出现过度争执或偏题命题的情况; 第四,教师在讨论过程中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面对学生,在不违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给学生自由的讨论空间,尽量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只有充分的讨论,才有全面的思考和认识,这也是翻转教学所要实现的目的。 4 总结 通过两学期的教学实践,学生借助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有了明显提升,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教学设计只覆盖了少部分重点内容,而学生小组的发言采用的是一个主题一个小组的发言方式,没有让每一个学生都充分投入到话题的思考、研究和讨论当中,因此这方面的设计和调整将是未来的重点。另外,如何改变少数学生只求及格的态度,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翻转课堂带来了全新的课堂互动模式,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在教学实践中对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传统的考核方式,都在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未来我们将培养出什么样的新闻人,而这种教学模式的应用探索也将继续下去。 新闻史论文:记取新闻史上的几起经验教训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新闻战线的历史上,有几件事情值得记取: 时期的反 “客里空”运动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作了不懈的努力,反“客里空”运动就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尤其在1942年运动开始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更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中央宣传部和一些中央局为此作出许多决定。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党的报纸开展了一场反“客里空”的运动。 “客里空”是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又译科尔内楚克)的剧名《前线》中的一个人物,他的职务是特派战地记者。他搞报道的特点是:闭门造车,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弄虚作假。《前线》发表于1942年9月,剧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吹牛说谎的记者的形象。1944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分7天连载。配合《前线》剧本发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那是不好的。”这是我们的报纸第一次指名道姓批评“客里空”作风。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的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对整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党新闻事业史上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解放后,新闻战线曾不间断地同不真实的新闻报道进行过斗争,这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客里空”作风的继续。“”期间,、“”一伙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胡说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事实没有的可以加上去”,使得假、大、空报道流行。粉碎“”后,新闻界拨乱反正,肃清、“”的流毒,在真实性问题上,首先从“假”字开刀,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客里空”作风在我们记者队伍中不占主导地位,尽管每一次同“客里空”作风的斗争都收到很大成效,但反对这种作风,还是需要树立长期作战的观点,不能存一劳永逸的幻想。这不只是因为“客里空”作风危害甚大,而且因为它是个顽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单位,不断揭露出一些失实的报道,便是证明。“客里空”作风之所以是个顽症,反复出现,是因为有滋生的土壤。唯心主义世界观,非无产阶级思想,遇事不调查研究,都是滋生“客里空”作风的土壤。 考虑到新闻失实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1984年6月由全国记协和山西省记协在太原市联合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的《纪要》,提出综合治理的方针。就记者这一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的原则,增强工作责任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同时,把认识提到这样的高度: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仅仅是个工作需要的问题,而且是个职业道德问题。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物质条件极差,规模也很小,但它却能赢得人心,并击破国民党的谣言和攻击,一是靠我们的新闻事业为人民说话,二是靠真实取信于民。人民决不会担心上当受骗,义无返顾地按照报纸上指点的去行动。报纸能够得到人民如此信任,那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那的确是“一支笔抵上十万支枪”。而报纸上只要有一个事实失实,人们就会怀疑九十九个事实的准确性。一旦人们对报纸心存戒意,将信将疑,“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报纸的宣传作用就将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只有坚持真实,才能切实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才能使人民和党心连心。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就要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客里空”作风。 “”中的“放卫星”报道 在1958年全面“”“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思想路线引导下,全国各地、包括张北县在内曾作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违背科学、严重浮夸的事情,“放卫星”运动就是浮夸风的一个方面,新闻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放“卫星”原本是借指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把自己创造的许多奇迹称作“卫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走了样,其后果完全背离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损害了党的威信。 “放卫星”运动的起因。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为了打开中央和全党的新思路,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为,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 “放卫星”运动是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运动的产物。1958年夏天,各地报纸宣传各种各样离奇的高产记录,敢想、敢说、敢干成了胡吹乱说,破除迷信成了不要科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从1958年6月到9月,先后报道了河南逐平县卫星农业社等许多生产单位粮食高产的虚假消息。报道中的粮食平均亩产量简直成了天文数字。8月3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创36956斤的记录时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我们都做到了。”8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通栏标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亩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致几十万斤红薯,要产1―2万斤玉米、谷子。很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传遍全国,成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动员性口号,使只讲主观愿望,不讲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到处泛滥,严重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粗暴地践踏了科学,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 有关张北县“放卫星”的报道。 1958年9月3日《河北日报》刊登了《坝上放出两颗高产卫星》的报道,其中一颗高产卫星是:张北东方红社九分五蚕豆亩产2315斤。 1958年9月12日《河北日报》又刊登出《“低产”作物也放高产“卫星”――张北东方红社莜麦亩产3012斤》的报道。 1958年10月1日《张北县报》在《捷报连连频传,高产不断出现》专栏内分别刊登出《东风公社莜麦亩产1313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7363斤》和《东风公社莜麦亩产891斤》3篇报道。 1958年10月7日,《张家口日报》发行《号外》放“卫星”报道,内容为“怀安、张北、怀来粮食喜获丰收连放卫星, 张北东升公社山药亩产24759斤和21970斤”。 1958年10月9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在《看!草原上大放卫星》的通栏标题下,整版套红刊登了3篇报道,分别是:《山药卫星上了天,亩产突破两万关――东升公社亩产24759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15023斤》《红星第二生产大队糜子放卫星,亩产1114斤》。 1958年10月29日《张北县报》刊登题为《战役接着战役,争取更大胜利――奋夺全省大购大销、粮食入库元帅县》的报道说: 张北县在“”中,1958年报原张北县90万亩粮食作物基本田总产37080万斤,平均亩产412斤。加上草粮田总产40735万斤,比1957年提高1.75倍。被省批准为先进单位,成为闻名全省的粮食“元帅县”。12月25日,以县委书记处书记刘云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据张北县统计局后来统计,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全县实种粮食作物149万亩,总产16703万斤,平均亩产只有112斤,与1957年持平,低于1952年以来历年农业总产水平。 同时,《张北县报》和上级报纸还登载出张北县发放出了畜牧业、深翻地、钢铁、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卫星”。如1958年8月10日《张北县报》在《畜牧生产放卫星,要夺全国第一名》的通栏标题下,刊出3条创记录的消息: (1)《一羝配千羊,加速良种化》 我县永丰社绵羊人工授精员、全国劳动模范李淑梅,今年绵羊人工授精工作再创全省一只种公羊配种1029只的新纪录(全省记录为一只种公羊配种不到1千只)。 (2)《马匹改良红旗迎东风招展,平地脑包平地上大放卫星》 平地脑包配种站鏖战40天,服务区的9个农业社422匹适配母马达到全配,已到妊娠检查期的393匹母马有387匹受了胎,受胎率达到98.4%。 (3)老母马已四世同堂,母女儿孙代代强壮 二眼井乡面草沟农业社培育出“四世同堂马”。一匹24岁的老母马在解放后10年内孳生了马、骡子18匹,其中有12匹是“张北马”,4匹土种马、2匹骡子。12匹孙子马个个膘脊肥,一代赛过一代,现在母马都是满怀大肚,老母马今年又怀上了一匹“张北马驹”。 1958年,在“钢铁生产是压到一切的任务”的“跃进“氛围中,张北县开展了大炼钢铁的战役和钢铁高产周运动。出现了“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地搞,“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的现象。 1958年10月13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特刊(第四期),在《钢铁前线传捷报,高产卫星飞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登报道说: “从10月10日6时开始的第二次钢铁战役,万名钢铁大军以拼命的干劲奋战一昼夜,取得了辉煌战果,炼出灰、白口铁75吨,超额完成了任务。放出了17小时产铁8吨的小平炉、12小时产铁4.08吨的土高炉和日产5.4吨的小高炉高产卫星。县机械一厂第一号小平炉,从10号下午7点30分开始点火,到11号中午12点30分,17个小时内产铁16000斤,平均每小时产铁940斤,打破了以往产铁的记录,放出高产卫星,中了状元。县第一炼铁厂的11号阳城式土高炉(0.6立方米)在10月11日12小时内产铁4.08吨,其中最多一次产铁1638.5斤,放出了一颗高产大卫星。” 记取“放卫星”报道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58年“”时期出现的“放卫星”运动及由此产生的浮夸风,制造了中国人民只要想得到,就什么都能做得到的假象,对我国政治、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力,为党的各级领导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留下了深刻的反思。就像(下转第63页) (上接第21页)1961年刘少奇同志曾严厉批评的那样: 我们从张北县中有关“放卫星”的新闻报道中,得到的主要教训就是,在新闻宣传报道中一定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切实做到“不浮夸”、“不跟风”、“不发热”、“不虚假”、“不片面”。“”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民幸福,尽快地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是良好的愿望。问题在于实际操作中背离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客观规律,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应该从“”运动中总结反思这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包括在新闻宣传中的教训,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和偏差。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研究 摘要2015年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仍延续了往年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态势,主要集中在报刊个案研究、著名新闻史人物个案研究领域,但亦有两个新的生长点值得关注: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关于抗战时期新闻宣传事业的相关研究,出现一个小高潮;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上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王明亮,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周怡,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山东威海264209 2015年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20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节点,逢十进行纪念是中外共有的传统:伴随着有关纪念活动的密集开展,与此有关的新闻史研究在本年也多了起来。学术研究的发表途径,通常由四种方式构成:1.学术期刊或报纸;2.图书专著;3.学术会议;4.硕博士论文。本文将以上述四种文献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对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做一整体性描述和回顾。 一、2015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性面貌 本年的新闻史研究在多个层面上都有涉及,但仍主要围绕个案研究展开,在新史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的使用上有不少突破。带有整体思维和宏观视野的研究亦有所增加。 (一)新闻史研究问题与方法的回顾或反思研究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在内外部因素的促动下,开始了一轮新的反思:这轮反思主要集中在方法论、问题意识和书写方式上。以笔者观察,这一轮讨论似仍未结束,今年仍有数篇文章,对新闻史研究的走向或出路进行反思。 著名华人传播学学者李金铨教授在中国新闻史学会2014年年会暨换届大会(2014年11月于暨南大学)上发表主题演讲,后这一演讲经整理以《社会科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为题在今年初发表。作者认为新闻史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缺乏问题意识,材料交代不清;二是叙述单线条,不注意多方求证和多视角看问题;三是喜欢用政治话语和道德标准发表议论,臧否人事。作者建议借助社会科学的理论来发展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用社会学概念烛照新闻史料。蔡斐批评近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未见太大改观,几乎陷于一种学术内卷化的状态,他建议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可以跳出戈公振开创的“纵向按时序梳理、横向以门类划分”的史志编修模式和革命报刊史范式,从大历史的视角、本体性的视角、互动式的视角展开尝试和突破,以进一步体现新闻史学科的独立性。此外,蔡斐还呼吁,学界应更多地关注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认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还有学者建议,当代新闻史研究不仅应该研究微观,更应该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宏观历史规律进行探寻。 (二)新闻史人物研究和媒介研究 个案研究一直是新闻史研究者较为熟悉和常见的研究方式。在人物研究方面,本年多数作者仍围绕新闻史上较为典型的人物如张季鸾、成舍我、邵飘萍、邹韬奋等展开,此类研究每年皆有不少,但鲜有新见和创意。刘宪阁以《雅言》杂志为线索,对报人张季鸾在欧战中的态度进行了考察,视角独特,不落窠臼。郭恩强则从遗体政治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对张季鸾逝世后各方的纪念活动进行审视,认为新闻界与地方政府积极互动,官方高层参与祭礼,共同塑造了张季鸾爱国报人的形象,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爱国报人象征符号。李红祥则认为胡道静1946年提出“一切发明跟进展是人体器官的扩张”,比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提法早8年。有学者对民国时期三位女记者浦熙修、杨刚和彭子冈作为一个类型进行了考察,将她们与同时期其他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职业认同与职业素养方面与中共根据地女报人群体比较,从宣传策略与新闻观念上与国统区中共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与其他群体的区别与特性。 在媒介个案方面,学者仍多围绕《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常见报纸展开,题材单一,创见不多。俞凡和孙晓丽利用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对新记《大公报》与蒋政权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定,作者认为新记《大公报》并非像其标榜的那样完全独立自主办报,而是紧密配合国民党和的基本对内和对外政策。新闻史研究者向不注意档案的使用,该文也提示研究者进行新闻史研究时,不应该只关注某个人或某个报纸说了什么,写了什么,然后摘章择句,进行发挥和阐释,编缀成文,而应该透过表象直追新闻生产背后的原因和动机,更应揭示为什么这样说,甚至要探究没有说什么,这才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此外,在外文报刊研究方面,今年也有所突破。郑保国对美商《密勒氏评论报》的从业者进行了研究。历史学者李珊则对英商《北华捷报》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报并非传统上认为的仅仅是在华西人独霸话语权的新闻媒介,中国人亦能通过撰写或翻译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学术环境不断宽松,新闻史研究者已经逐渐摒弃党派成见,对国民党新闻人及其新闻机构取得的成就能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学者对国民党报人程沧波抗战时期经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经历进行了还原,还有学者对程沧波在抗战中的宣传努力予以了充分肯定。有两位学者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对战时新闻事业格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另有学者从媒体外交角度,对中央通讯社的战时功绩进行了研究。还有研究者则对国民党新闻管理工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行关照,考察他们从记者到“新闻官”的职业抉择历程,认为他们深陷体制泥淖,成为不能思想的“技术官僚”。倪延年则对新闻史人物研究进行了整体性反思,认为评价新闻史人物既不能隔断与阶级阵营、政党意识和学术派别的关系,也不能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研究模式”,更不能落入“”的陷阱,而应从“国家观念”“民族利益”“社会道德”“行业发展”和“阶段表现”等不同维度进行认识和评价,使每个新闻史人物都能留下“各得其所”的一笔。 (三)新闻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 新闻观念史和新闻思想史一直以来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今年仍复如是,建树不多。操瑞青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出发,从另一角度来解读“有闻必录”的兴起,提出两个新的观点:一是“有闻必录”在19世纪70年代已较为兴盛,其概念形成不晚于1876年;二是早期“有闻必录”不仅是规避言责的策略,它还发挥了另一更为根本的作用,即建构报刊话语在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这与《申报》作为商业报刊的媒体属性有关。涂凌波通过观念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路径,考察了19世纪一部分中国人对于现代报纸的认识和理解。他的研究发现,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等“自西向东”的办报者不同,一部分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主动地发现了现代报纸,作出了相应的观察和叙述,并形成了他们的新闻观念。清廷派遣的使臣直接接触过西方的报纸,他们看到了报纸具有“内外通情”和“上下通情”的功能,是一种代表民意的“公论”,是议会制度运作的重要环节,亦是西方国家“富强之本原”。身处通商口岸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将报纸看作是重新参与政治的“庶人之清议”,是“通今”之术和一种治国之道。源自西方的关于报纸的新知识和新观念,在与中国传统知识和思想对接中产生了冲突与紧张。经过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改造,最终形成了“中体西用”框架下的新闻观念。王天根对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转向中,报刊、报人及舆论精英与以军政利益集团形式呈现的政党组织等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1919至1925年间,面对军阀混战及国家统一舆论,国民党、北洋系等各个利益集团往往主动而又恰如其分地在社会变迁的大潮巾利用报刊传媒在政治空间上定位自己,充分发挥本集团的优势与特色,从而更多地攫取政治资本邓绍根系统考察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后,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无意识到自觉状态的历史过程。 (四)区域新闻史研究 历史研究除了纵向的历时性考察外,在以空间地理为区隔进行研究也是常见的分类方式:朱至刚以戊戌时期两广的政治、社会状况为考察的起点,探讨了在《知新报》与《广仁报》的创设过程中,彼时彼地的区域心态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这两份报刊所以能得两广士绅的大力援助,实有相当部分是基于他们所持有的地域情结。此外,朱至刚还通过对1936年和1946年战区与后方18个省市报刊类型和层级分布的定量分析,发现国民党依托其“超经济化”的党部网络,在战前即已完成向县级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县级这一基层单位的延伸和填充,抗战导致的地域分割,为这一优势的持续作用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使得国民党的党报系统相比民营报刊,能更加迅速地实现数量上的恢复。孙晨颖对抗战时期浙江沦陷区特别是浙西报刊坚持抗战和反奴化宣传的壮举进行了研究。同样是聚焦浙江地区的基层报纸,李骏则将时间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梳理了建国后浙江基层报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分析了中国报业层级设置的情况,提出报业层级设置的“填桶理论”。王咏梅对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报纸的风格进行了考察,她发现许多报纸办报内容偏重理论、方式比较呆板,文字不够通俗,但自运动后,有了很大改善,报纸通俗化取得了很大进步。还有学者对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了细致研究,作者发现宣传工作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华北沦陷区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但在抗战初期受日寇打压,十分脆弱,到相持阶段后,逐步恢复和扩展,在机构设置、人才延揽和基层工作拓展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五)港台地区中国新闻史研究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话题近年来一直不是港台学新闻传播学者的重点关照领域,但仍有少数学者对此给予了学术关怀。邱家宜以“报人感知结构”为理论视角,研究了迁台文人齐世英借助《时与潮》杂志投入与国民党对抗的新党运动,并成为后来党外运动最早一批的外省籍参与者的生命史历程。另一位台湾学者黄顺星则考察了民国报人成舍我对报业垄断问题的思考和反省。 二、2015年新闻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两个新的研究热点 今年新闻史研究相比以往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两个新的研究热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多有一个自觉的学术关怀,即从抗战史角度关照新闻史研究,许多研究都以抗战为时代背景或脉络展开。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报刊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 (一)抗战与新闻事业 本年许多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和主题置入抗战背景下进行考察,成为本年新闻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有学者关注了抗战时期新闻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亦有学者对新闻团体的抗战进行了关照。还有民族学学者对少数民族和边疆新闻事业在抗战中的作为进行了研究,这是以往新闻史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视角。如马广德对回族抗战宣传的形式、内涵及特点进行了研究,钟银梅则对回族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宣传实践进行了研究。 战争的道义性常与传媒议程设置有内在联系,战争往往对报刊等传播格局的时空分布有影响,尤以抗战及其舆论场域重组为代表。王天根分析了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三个空间场域下舆论的互动关联关系。唐小兵则对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机制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民族主义在《大公报》《申报》等民间报刊空间急剧升温。在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期间,两家报纸通过消息、通讯、评论等各种方式进行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舆论动员,并形成了一套专业主义的新闻信息写作和传播方式,全方位地将战争区域的各方面信息尽快而真实地传播到读者层面,以达成全民族同仇敌忾的集体心态,最终实现了现代中国报刊空间的新闻事实与评论意见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有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宣传进行了研究。而王润泽和肖江波的研究视野则不仅仅局限于中共,还考察了国民党媒体和民间媒体的国际宣传,将其视作民族救亡的另一战场。 以往新闻史研究对根据地和国统区关注较多,而沦陷区和伪区则较少受到关注。本年沦陷区和伪区新闻事业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齐辉利用“满铁档案”,以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广播殖民活动为中心,探讨了日本在殖民地进行广播侵略宣传的过程、策略及其实施效果。李杰琼则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宣传战”及其在华北沦陷区的新闻统制进行了研究。陈永忠和王建伟分别对日伪在浙江和北京的文化侵略进行了研究。 (二)报刊阅读史 阅读史研究在历史学研究中已经存在有年,而新闻史研究者则较少涉及阅读史研究。蒋建国认为读报既是私人化的仪式与体验,也是融入社会的方式与途径,阅读本身包含了观念系统、行为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晚清时局的变动,与报刊之间存在互动互证的关系。新式报刊从西方移人之后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对读者的阅读历史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卞冬磊…受西方阅读史启发,探索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可能性。他在研究中指出,报刊与书籍拥有不同的知识特性,报刊偏向刊登“知晓”类型的知识,具有关注当下的现实性和公共性,因此,与书籍传达的知识类型及阅读效果不尽相同。依此认识论,文章从阅读史的背景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新闻史领域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等初步想法。目前报刊阅读史研究仍在探索和尝试阶段,值得学者继续深入探讨。 三、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专著、译著 学术专著是除论文以外最重要的学术发表载体作为历史学、新闻传播学乃至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新闻史研究专著在学术出版市场一直有其重要位置。 本年新闻史研究出版领域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系列图书的出版。该系列图书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和新加坡华裔学者卓南生教授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ll本。收入本文库的报刊史著作有4本,分别是:卓南生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一l 874)》(增汀新版)、程曼丽著《蜜蜂华报研究》(简体字版)、阳美燕著《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1896-1900)研究》和李杰琼著《半殖民主义语境巾的“断裂”报格北方小型报先驱与报人管翼贤》。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第一手史料的发掘、考辨和使用,是报刊史个案研究的典范。此外,本文库还收录邓绍根著《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史论班历届学员优秀习作编纂而成的《北大新闻史论青年论衡》。 地方新闻史方面,今年最大的成就是《天津新闻史》的出版,本书由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马艺主撰,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天津新闻史》钩沉了近代以来的天津新闻业的整个历史,号察了英敛之的《大公报》、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庸言》、雷鸣远的《益世报》等天津大报,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 加拿大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的博士论义《Prinl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的翻译出版,是本年翻译出版界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著作 本书中文名《印刷与政治: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以《时报》为研究对象,揭示晚清社会现实,探讨出版业与政治改革、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为我们重新反思后续的20世纪中国开辟新的路径。日本学者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今年也由国内学者翻译出版,本书本书以1931年至1945年日本国内及中日关系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详细有据地叙述了日本主流报纸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报道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可作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参考资料。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余敏玲的《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是今年港台出版市场比较重要的一部新闻史研究著作。本书从政治、外交、社会和文化的多重视角,阐析中共如何借镜苏联经验,运用小说、教科书、歌曲、电影等媒介及劳动模范和女拖拉机手典型,塑造“新人”、传播“新人”: 四、小结 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一是有意识地破除单线条、单向度的描述性和介绍性研究,开始以理论视野关照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一如邓绍根借助“概念史”视角,对“电视”概念在民国的传播和普及进行了研究。田巾初和刘少文则从“生活史”角度对民国记者的职业收入和职业意识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 二是跳出新闻史研究新闻史,将记者、媒介放置到特殊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把报刊和媒介视作社会系统中的一环,来考察记者与时代、媒介与政经环境的互动关系。陆鹏程考察了1920到1930年代上海报人与帮会的关系也指出,因新闻竞争的需要和社会压力的胁迫,以及帮会势力的威逼利诱,致使报人结帮人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徐基中通过考察民国《出版法》的修汀过程,来探讨国家与报界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上述两种变化是近年来新闻史研究者不断反思和尝试突破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有这种理论自觉和反省意识的研究者还只是少数,更多研究者仍然停留在描述性研究阶段,缺少思想性和真知灼见。未来新闻史研究朝何处去,仍需要研究者的集体探讨和反思:共识远未达成整个新闻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仍亟待整体提升。 新闻史论文: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要:课堂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传播空间,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以实现教学相长,有赖于这一传播空间中传受双方的共同努力。教师传授知识、启发思考与学生接受信息、探寻真理相结合,从而做到良性互动。从教学实践及其效果来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应改革大量填塞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网络资源,抓住有效时间提高课堂效率,并时刻关注外媒发展动向,引导学生以发展的眼光来领悟和学习新闻媒体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 关键词:媒介技术;外国新闻史;课程改革 外国新闻史是一门重点学习和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事业历史、总结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的新闻理论、探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新闻发展现状和规律的课程,通常是高校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方汉奇先生多次强调,新闻史的教学是必要的,学新闻史,就是以史为坐标。张允若教授也指出,学习新闻史,可以了解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养不可或缺,应该把新闻史看作是全部课程设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认真对待,努力教好。但即便重要如此,在时下许多新闻专业的年轻学子心目中扔存在这样的偏颇认识,总以为业务课更重要,学史无用,外国新闻史课程听听就好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时下新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的内容与形式都得到充分发展,传统媒体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日渐式微,除有个别突破重围之外,绝大多数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在内,或改弦更张,或另起炉灶,或关门大吉,或苟延残喘。欧美国家一些百年大报亦难脱走向没落之命运。面对如此窘境,难免有学子质疑,我们还要不要学习曾经为这些优秀传统媒体树碑立传的外国新闻史呢?另一方面,新闻专业学子的就业状况不尽如人意,在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用人单位往往希望毕业生来了就能上手,要求记者不但具有采写编评摄的基本专业技能,最好关键时刻也能顶上,报道突发事件及时出镜,能给网站、报纸同时供稿,最好还能制作视频、撰写博客、微信,能写能说能拍能剪,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在此种就业导向之下,新闻史论课程更是门庭冷落,而全媒体技术的培训和学习日臻喧闹。学生难免更重视业务课程的学习,希望尽快提升更受用人单位青睐的专业技能,难免有学子抱怨,我们哪有功夫去学习“没什么实际用处”的外国新闻史呀? 毋庸置疑,培养能说能写能拍能剪的“全能记者”是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但对于帮助学生了解新闻事业发展脉络,认知当下新闻发展走势,捕捉新闻事业规律,完善知识结构,提升从业素养的外国新闻史课程来说,终极目标仍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当前,传统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已经无法保证教学效果。如何调试课程重心,在导入新媒介环境之下以全新角度重新解读外国新闻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任课教师应该认真思考、下功夫解决的问题,对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和改进已是箭在弦上。我们结合近些年的教学实践,并多次就教学方法与听课学生及同行交流,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做如下思考。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及形式 外国新闻史课程所涉及的国家不同、人物众多、历史繁杂、资料有限、渠道极少,目前掌握的很多史实资料只是二手资料的反复兜售,缺乏一手资料的鲜活生动性。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丰富的网络资源已经成为教学的好帮手,师生应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在内容方面,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在谷歌、维基、百度等搜索引擎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外国媒体及人物的数据库资料。在许多境外知名媒体的官方网站上,除随时可翻阅当日及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报纸版面外,还呈现有“Review”或“History”的栏目内容,自该媒体创立以来的重要时间点、重要人物及大事记都会图文并茂详细罗列。除此之外,更丰富的文字和图片素材会散落于报纸杂志、历史传记、人物访谈、手写日记或家族笔记之中,通过搜索引擎会让有心人从浩瀚的数据库海洋之中披沙拣金、沧海拾遗。具备这样的搜索能力是当下环境高校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而这些生动鲜活、真实厚重的史实内容,是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资料的有力补充。 在形式方面,PPT教学在大学课堂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如何使PPT呈现的信息最大化,且用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呈现,是真正掌握多媒体教学方法的灵魂所在。充分应用图片资料,使形象生动的历史图片服务于静止不动的文字表述,比如,在讲解作为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纸《牛津公报》时,用图片呈现三百多年前的报纸版面,通过现实生动的图片资料,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这样一份机械手段生产、形式上为纸而非册、且已有报分两栏意识的《牛津公报》缘何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新闻纸。此外,恰当利用视频及音频资料,帮助学生将记忆中静止的图景鲜活为生动的形象。比如,在讲解如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沃尔夫通讯社等世界上最早的几家新闻通讯社在“二战”期间被法西斯力量接管的历史命运时,播放由莱妮・瑞芬斯塔尔执导的战争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可以让同学们身临其境,深刻理解“二战”期间法西斯政府执行的“谎言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新闻是战争的武器,新闻的目的是帮助战争而不是提供信息”这样的传播理念。 二、提升授课技巧,加强课堂互动 坦白地说,新闻史论课程容易枯燥无趣,教学常出现以填鸭式教授为主的现象,且内容庞杂,课时有限,能留给同学们讨论互动的时间很少,一堂课两小时的满堂灌,学生难免感觉乏味又辛苦。因此,在有效的课堂教学中,如何拓展课程内容,提高授课技巧,也是在访谈交流中学生多次提到的问题。历史上的一些知名媒体人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语言表达的技巧。美国广播业的一代宗师爱德华・默罗曾提到过,“广播没有别的技巧,唯一的技巧就是当你广播的时候,你想着你是到了一个酒吧,喝了两杯酒以后,向你的朋友谈论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用这样的语气来广播新闻,你的听众一定爱听。”电视业的泰斗沃尔特・克朗凯特也这样说,他每一期电视节目的宗旨就是“给我讲一个故事”。平等的交流,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是他们获得受众欢迎的有力武器,这一武器用在课堂这一教学空间中同样适用。事实上,当下美国新闻专业课堂会特别强调以个案故事和数据展现为表现手段,而这两者的优秀其实都是“讲故事”。借鉴到我们的课堂中来,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新闻史中,比比皆是传奇故事和历史细节,针对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历史事件或风云人物,用故事化叙述呈现课程内容,实现鲜活生动的历史还原,进而透过历史的面纱寻求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帮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历史、获取知识,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当然,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互动过程,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一定要激励学生参与课堂,加强互动,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教师重点讲述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新闻改革、优秀报人,让学生了解事件始末,尤其了解事件中人的角色和作用,把人放在主要位置,关注新闻人的灵性与创造力。在教学中可以组织学生分小组自选课题,深入解剖外国典型媒体,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挖掘更多史料,搜索当年报纸的版面呈现及报道内容,收集有用素材,梳理发展脉络,从史实中发现问题,在史料中分析问题,并用历史事实予以证实,并组织学生以PPT形式进行课堂提报,将本组所选的相关课题进行演示,通过这个过程鼓励学生充分查找资料,运用资料,互相交流课题成果。将教师课堂讲授和学生的自主思考结合起来,对课程内容进行拓展,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能力。 三、关注业界最新动态,增加课程时效性 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等欧美大报,历经百年沧桑仍如常青树一般屹立在今天的报坛。浩瀚百年间,瘟疫、战争、变故、技术乃至人心的变化都会改变一份报纸的命运。但在经历政局更迭、市场压力、读者取舍的起伏之后,百年大报历久弥新,在新媒体环境之下又有新的调试,老树又发新花。这样的报纸每一个都是人间宝库,留给我们大量可以继续学习参照的宝贵资源。外国新闻史课程的终极目标仍是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其中,诸多超前的思维、锐意的革新、出奇制胜的做法,至今仍然闪光似金,对我们有着价值不菲的借鉴意义。在授课中,必须让学生领悟到其中的真味,从而改变轻视这一课程的偏向。因此,不能单纯就事论事,空讲云烟往事。而是应该时刻关注外媒发展最新动向,尽可能增加史论课程的时效性。立足当下,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报纸杂志,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今天媒体的发展,拉近课堂上新闻史所学与现实中新闻实务的距离,注意外国新闻史“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处理,力求达成一定的平衡。 综上所述,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日益冲击着原有的外国新闻史教学及研究格局。教师必须正视行业现实,深刻理解新媒体媒介形态发展变迁的历史逻辑,因材施教、增加互动、启发思考,用新媒体技术服务课堂,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在当下发现问题,从历史寻找答案,从而提高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作者均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新闻史论文:西柏坡时期新闻史研究 摘要: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在宣传中坚持群众路线观点、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奠定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石;建立完善新闻制度,利用新闻手段宣传、推动解放战争胜利等,为中央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党中央还善于总结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新闻机构,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在物力和人力等方面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西柏坡;新闻理论;新闻工作;宣传政策制度;机关报;新闻机构;专业人才 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反攻、战略决战阶段。这时党的新闻工作以宣传和军事战争为主,涉及经济、文化、群众生活等各个方面,协助党中央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新闻工作在推动全国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这一阶段的新闻宣传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与新闻工作进行业务上的交流和沟通,总结新闻理论,指导新闻工作者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提升新闻思想水平和境界。 一、新中国新闻理论在西柏坡奠定基石 西柏坡时期是党的新闻工作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和刘少奇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这两篇文章论述了新闻工作中所必须坚持的群众思想理论和实事求是的宣传理念成为了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 (一)新闻工作中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更加注重群众利益。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点。 在西柏坡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明确论述了我们党办报的目的和作用。党的报纸是靠人民群众办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好地教育群众。在谈话中指出,我们报纸上讲群众路线,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执行群众路线;要办好报纸,就应该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密切同群众的联系,这是我们党一项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在谈话中,还强调:“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工作,这是很必要的”。①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才能更好地教育人民认识真理,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讲到,新闻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工具,新闻工作者要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就必须要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一天也不能中断,叫做“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② 在群众路线理论的指导下,党的新闻工作有了很大改观。1948年4月7日发行的《晋察冀日报》为了便于广大群众能经常看到党报,报社特别印刷出版了单面大张报纸,供城镇、集市等一些公共场所张贴使用。③这样便于党更好地联系群众,不仅能使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前线战场情况,也能征集广大群众意见,赢得群众支持。新闻工作在报道战役胜利进程的同时,也对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给予了关注与报道。1948年11月20日,华东总分社曾专门对各分社发出加强支前报道的电报,提出报道内容有:继续报道动员组织民工上前线,报道粮食弹药的运输,民工站建立,修桥、修路、邮电、交通等;报道前方民工英勇、顽强、艰苦、迅速地在复杂的情况下追随军队及时完成任务等。如《迎接淮海战役的胜利,山东人民紧张支前》《华中人民响应总动员令,热烈支援淮海战役》《部队打到哪里,民工支援到哪里》《四百里风雪淤泥荡》《运粮路上》等新闻通讯,都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战役的大力支持,激励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解放战争事业中。 (二)新闻工作中反对客里空现象、坚持实事求是,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生命和灵魂。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针对报道中出现的虚假新闻、不真实报道进行了深刻地检讨与反思,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西柏坡时期,刘少奇在检查晋绥解放区工作时,发现了党报报道中存在明显的“右”倾偏向以及农民对党报的某些不信任心理的问题。当时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晋绥日报》首先开始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6月15日的《晋绥日报》在第4版整版刊载了有关“客里空”的内容。④《晋绥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编者和作者都应该更加警惕,并敢于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影响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一定要肃清“客里空”现象。《晋绥日报》首先公开揭露了检查出来的新闻报道中的不真实现象。中共中央给予了肯定,决定在解放区新闻界推广这一运动。1947年9月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号召解放区新闻界向《晋绥日报》学习,“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解放区新华社总社及各分社、其他各家报刊,均全面检查了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客里空”的问题,由此在解放区掀起了一个反“客里空”运动的高潮。1947年10月9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客里空”致晋绥分局、东北局,新华总社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工委及新华总分社:“反客里空指示表扬了《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精神,要求全党学习这种精神。”⑤这场运动中,我党充分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检查并及时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的现象,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在宣传中的右倾错误,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 二、新中国的新闻宣传政策制度起源于西柏坡 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先后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整顿新闻工作,更好地发挥新闻的宣传作用。1948年6月3日,在《对华东局关于华东近一年来办报情形报告的批语》的文件中就指出:“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必须坚决改正。”⑥还指出了,中央和各地区党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日出版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报纸大样看一遍,及时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再出版。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党报机关领导的责任、规范了党报宣传思想和观点。出版前看大样的制度,更是体现了党对新闻事业严肃科学的工作态度。 由于无政府、无纪律的地方主义倾向也渗透到了党的宣传工作中,为了消除这种不良现象,在1948年6月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文件中明确了:“各地党报必须执行所指示的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委所指定的专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或者是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党的原则和政策的同志。”⑦这在6月3日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了党报看大样的制度,并规定负责看大样的同志所必须具备的思想素养。对于党报中的重要社论、按语和读者的问题,文件中指出,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在答复读者对有关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的问题时,必须由党委负责同志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如果遇到该级党委不能回答的问题,必须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不应轻率答复。这样形成了中央和各地新闻机构有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给中央的制度,防止错误性宣传带给群众思想误导,确保了新闻宣传中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194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之前从4月底到9月底的宣传工作情况,文件中写道:“关于统一宣传工作的指示电发出后,经常的报告制度逐渐建立。……各地宣传工作中有重要问题来请示的已经多起来了。”⑧可见,在各地新闻宣传部门中,请示报告制度已经开始贯彻执行,并解决了一些宣传中的问题。 在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大中城市陆续被解放,在宣传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宽待国民党人员与俘虏、保护宗教自由与外侨安全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时刻警惕某些新闻机构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宣传时出现的右倾主义倾向,在1948年11月18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华总社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⑨文件中,党中央明确指出,对于一般国民党员和一般俘虏应该宣传宽待,是对的;利用他们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是有必要的;但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们一放下武器,所有罪过都已经被我们一笔勾销了,就可以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觉悟立功了;此外,对起义部队的宣传把握好分寸,不要去夸大他们的作用和觉悟性。文件中还强调了在新闻工作中对被俘虏的蒋军军官的宣传应注意的原则,不易夸大其功劳。在各项宣传或报道上,也必须防止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此种偏向在宣传工作人员中,在全党中,已经时常发现,必须注意纠正。 三、新闻专业人才培养始于西柏坡 1948―1949年,西柏坡新华社总编室集训新闻工作者,主要负责集训工作的是胡乔木。集训工作主要是选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两次重要讲话稿作为指导文件,主要使来集训的新闻工作者能准确理解我党办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所应坚持的立场、工作原则、办报路线及党报队伍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有关无产阶级性质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集训方法主要是在胡乔木的指导下编稿、改稿和评稿,编发新华社新闻、评论的实践,领会和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多方面的迅速地了解解放区、国统区和国际情况,掌握新闻和评论选材、选题、立论、布局的基本方法,并加强遣词造句、文字修饰、标点符号等基本训练。集训的主要方式――开评稿会,主要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最新精神、分析当前战局和政局及评论当天的发稿清样等三项工作。胡乔木还就新闻工作的特点和性质,专门讲授《记者的工作方法》《新闻学》《写作方法》等专题,使前来学习的人员获益匪浅。华野前线分社、中原总分社、西北野战军分社、二野总分社、华东总分社等,也都先后举办过新闻培训班或新闻学校。 在集训过程中,指示要“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引起了胡乔木的高度重视。为贯彻的指示,1948年12月6日,胡乔木代表、新华总社起草致新华社各总分社并转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等部门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对于你们打算宣传的事物(包括你们发来的资料在内),说明它的背景、它的过去情况,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为何要如此解决及前途的展望等。在新闻通讯中,不但必须有思想政策作骨干,而且必须有实际的社会生活和生动的、典型例证作血肉。”集训工作在党中央关心重视和胡乔木“三严”的教育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这样集中紧张、严格又生动的政治和业务培训,新华社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性和新闻工作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为在解放战争中新华社的宣传工作和新中国成立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这一时期也被胡乔木称为是“新华社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时期”。 在即将离开西柏坡之际,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修改电报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等十个单位各派一名干部于1949年2月28日前到北平新华总社学习。电报指示指出:“为了把党的通讯社和报纸工作提高一步,适应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要求“各中央局和东野、华野、中野、西野及华北军区等十个单位,应即各派一个主要的新闻工作干部来新华总社”。“他们来新华总社的主要任务是向新华总社报告各地和各单位的通讯社工作情况和报社工作情况(有党外报纸和通讯社的地方,应将它们的情况一并报告),讨论新条件下的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如有可能的话学习一个短期再回去,如果不能则谈毕即回去。”这次报告对前来学习的人员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并要求前来新华总社学习的人员准备和携带充分材料。在对编辑行政人员(包括从组长到总编辑)的管理上汲取过去新闻事业中编辑行政人员脱离编辑业务的教训,注重提升行政编辑人员的新闻素质,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写稿编稿上。 四、党中央机关报及各地党办刊物创刊于西柏坡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时期,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合并为华北解放区。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村创刊,社长张磐石、魏克明;副总编辑袁勃、安岗。在西柏坡亲自为《人民日报》题写了报名。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承担起了中央机关报的任务。《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华北解放区正式成立的消息,就是从这一天起编排期号,延续至今。由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许多重要社论、重大消息几乎都来自西柏坡的中央指挥部,1948年8月1日,中央将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在《人民日报》上首发的关于前线的战况、国内政治形势、党的政策方针等许多权威消息和重大报道,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广大军民的士气。 1947年底到1948年,解放战争逐渐进入的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共产党在接管建设城市过程中,为了增加宣传的力量,开始创办地方党报和杂志。《石家庄日报》《新洛阳报》《新民主报》等党报相继创刊,《中国青年》复刊发行。 《石家庄日报》是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刊最早的城市报纸之一。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从晋察冀日报社和晋冀日报社成建制地抽调一批新闻干部、管理人员、电务人员、印刷工人到新解放的石门市创办城市报纸。11月18日,《新石门日报》创刊出版,报头由《晋察冀日报》抽调来的洪群同志书写,该报头使用至1947年12月31日。1948年1月1日,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同日《新石门日报》更名为《石家庄日报》,邓拓同志题写报名。1948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城市机关报《石家庄日报》发行。 1948年4月9日,洛阳解放的第四天,洛阳市委机关报《新洛阳报》伴随着新生城市而诞生。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洛阳报》是河南省第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肩负着为我党摸索城市办报经验、办报方向的艰巨任务。该报的发刊词明确提出:“本报宗旨: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致力于新洛阳的民主建设,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10月1日《新民主报》创刊,是济南解放后中共济南市委的第一张机关报。市委书记刘顺元任党报委员会书记,下设编辑委员会,恽逸群任社长兼总编辑,党报委员会和编委会统一领导《新民主报》和新华通讯社济南分社。该报为对开4版,日发行1.2万份,是当时在解放区创办的第一张省会大报。《新民主报》版面分为四版,有要闻版、地方新闻版、专版和国际新闻版,主要以“复工、复业、复课,巩固秩序”为报道的中心内容。1949年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迁来济南。与此同时,上级决定抽调新闻干部南下,《新民主报》便于1949年3月31日停刊。 1948年12月,《中国青年》在平山复刊。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在石家庄出版,次年迁北平。《中国青年》在思想政治上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到工农运动中去”,关心青年的学习与生活。为其题写刊名,并专门题写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四题词也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新局面的指导思想。1949年4月起,《中国青年》成为了团中央的刊物。《光明日报》的创始人胡愈之曾在1948年到西柏坡,曾对胡愈之说过,新中国应办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进北平后,胡愈之筹备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光明日报》。 为了接管和规范新解放城市中新闻事业的发展,1948年11月18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⑩文件对新解放城市中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的处理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决定和指示。在接管城市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改造旧社会的新闻事业,积极建立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具有承前启后性。在解放战争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犹如强有力的武器一般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运动、推进战争胜利进程,形成的新闻工作方法、路线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西柏坡的新华社总编室从各地来稿和编辑工作中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及时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进入北平,总社(有些是与联名)发出了许多有关新闻工作的指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关于改进军事报道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新闻要说明必要的背景》《关于加强综合报道的意见》《关于改善新闻通讯写作的指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关于克服新闻迟缓现象的指示》《关于用语的指示》《关于使用统计数字的意见》等。这些指示对于新华社以至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新闻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闻史论文:再论新闻史的哲学意蕴 摘 要:新闻报道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对社会历史事实的再现或重复,从历史看新闻就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折射,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和时代价值。本文从史学中“历史是最好的哲学”的角度,辩证地探讨新闻历史呈现,得出新闻史是最好的新闻哲学之观念。 关键词:历史;新闻报道;新闻史;新闻哲学 什么是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历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可是,若是仅仅只用于记录、解释和映射,那么历史自身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就不具备存在的价值。历史的问题在于可以让后人不间断的地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而根据这一目的所记载下来的事件,才是历史存在的意义。 从历史演绎的角度来看,历史是一种记录,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方法。历史还是一种脉络,它让每一个朝代都相互街接起来。历史也是一种哲学思考。思考的前提是我们如何按朝代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导入一种哲学的思考,即让历史符号产生哲学元素。 哲学系有一句话:“历史是最好的哲学”。作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指真实的发生在当时的事实,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被有选择、有立场的记录下来的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历史是经过淘汰整理后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而编写的事件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与当时统治利益不相符的部分,但是由于其显著性等原因也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这一部分属于另外的情况。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记载历史是为了让后世的人们了解之前所发生的事实,并能从中获取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从而我们就能够得出其中隐含的哲学观点:经过选择淘汰后的历史记载,是对现实生活最具指导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最具参考和实际操作价值的处理办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对此,人类思想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哲学。 换句话来说就是,经过大浪淘沙后保留下来的历史记载,才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指导哲学。也是人类进步反思的依据所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被记载下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哲学。 回归到“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上,我们同样先来看新闻的定义。我们的《新闻学》教材中使用的新闻的定义,是陆定一于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文中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也就是说新闻报道本身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和发生的事实用以观察和记录的一种传播过程。这就说明,新闻在诞生之日起,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与历史著作相比,新闻的写作过程中就掺入了更多的人文色彩。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新闻,都是经过当时的“守门人”们精心选择把关过的事件,这也就是使新闻史相对历史来说,更有它本身存在发展的哲学原理。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新闻哲学理解成为什么要发表这条新闻,该从什么角度阐释事实,阐述中我们应该站在哪方的立场上进行说明,这些可以为今后我们进行新闻工作提供非常重要的经验。 每一种事物,都起源于一个阶段的特定条件下,新闻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看,时间给我们提供了充分呈现反思历史得失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从梳理历史既定条件的角度,研习特定条件下的新闻历史。 新闻是什么?从概念上解释,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当新闻形成历史条件时,当时的新闻事件就是对当时的社会政策,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情景及民情风俗的一种记载。新闻史与一个社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特征紧密关联。每一个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就是对新闻的密集关注。新闻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环节,肯定有哲学元素的存在。 比如刘海贵所著的《中国现代新闻业务史》中第十三章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节的新闻写作概述:“”时期的新闻写作,就其积极方面来说,反映了当时广大入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反映了入民群众奋发自强的高度积极性。但是,愿望并不等于现实,积极性也不等于科学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创奇迹,不下火线。’,等宣传,纯粹是唯意志论……’,这就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已经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而期间的新闻也就印证了前面在历史记载中我们提到的,被记载下来的历史都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更是为当时统治者所服务的。所以,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可能根本就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写出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新闻”。 在今天看来,这一切似乎不可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置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可以充分理解类似这种的新闻是如何被创作出来。但是可以理解不代表可以接受,新闻毕竟由它本身的属性决定,我们要尽可能的还原事情真相,尽可能的摘除作者的主观看法,做到尽量客观公平的记载所发生的有价值的事件。所以之前在新闻史上所走的弯路,正是给今天的从业人员敲响的警钟。被流传下来的新闻史也是对当时社会客观情况最好的记载哲学,也是现实生活中最具价值的指导哲学。 所有的文化,都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新闻报道也不例外。历史不仅仅是一种记录,也是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注解。当历史通过哲学反思时,历史也就具备了还原当时历史情景的理论依据。当哲学通过历史被记录时,哲学就有了观察社会的方法论。纵观整个被记载下来的历史,我们发现,每一种新闻史的存在,都有其根本的社会存在根源。这种社会根源就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发生衍变的一种历史折射。这种折射就是哲学。延伸到新闻史领域,当时的新闻价值观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最直接的折射,这种折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哲学。所以,可以理解的是,至今为止所有被记载的史料包括新闻史,虽然可以被有选择的重视或者轻视,但是毕竟是相对完整的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件,所以“历史是最好的哲学,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就可以充分的显示顺此而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 新闻史论文:地方抗战新闻史的力作 [摘要]《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新闻本身,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各大报业繁荣发展景象背后的两股力量,及其独特的创新之处和当时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此外,这部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于它不同于以往新闻史研究的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 [关键词]新闻事业 抗战 桂林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靖鸣教授和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徐健教授共同克服多重困难、经过不懈努力共同主编完成的一部抗战新闻史力作。这部著作共分九章、四十一小节,全书共40万字。该书首先以抗战时期为背景,以政治生态和新闻生态为视角,肯定了《广西日报》(桂林版)在宣传新桂系的抗日主张,报道前方战事的最新战况,在鼓舞人心士气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阐述了《新华日报》的涉桂活动,推动了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建设及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三,介绍了《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的办报特色、宣传方式、及其肩负的历史使命。第四,该书还选取了不同于大报的小报,揭示了新闻业发展的自由程度与市场化的运营状态。第五,该书讲述了抗战时期桂林的通讯社和电台设立的意义以及新闻界知名人物在桂林投身新闻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可或缺少的一部分。之前已有赵玉明、梁宏霞、黄品良、徐健等人对桂林抗战新闻史进行了研究, 笔者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是如何发展的。 研究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因为那样的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发展。作者翻阅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中有关于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新闻统制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以及在此期间创办的《扫荡报》,还有共产党创办的《救亡日报》、新桂系创办的《广西日报》等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整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从两个方面来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外部力量 1、特殊的历史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国民党方面进行了积极抵抗,但是接连失去了华北、华中大片土地。此时,地处西南的广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领导的新桂系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并在中、日相持阶段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勇气。由于国民党采取片面抗战路线,使得武汉、广州未能避免沦陷的命运,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广西成为西南抗日的大后方。作为广西省会的桂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大批文化名人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而汇集桂林。 2、特殊的政治因素。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桂系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参加北伐。1927年4月12日,新桂系联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西进行“”,处决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内部的左翼人士和工农群众,使得新桂系与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呈现出了新桂系与国民党合作、与共产党敌对的关系。1929年蒋桂之间由于争夺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而出现了裂痕,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随着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新桂系决定出兵抗日,双方又重新保持合作关系。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共产党表现的较为温和并且希望通过共产党来遏制国民党,这也为后来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报人齐聚桂林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3、特殊的文化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方面为了建成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桂系多次进行磋商,桂系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此外,为了大力加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曾三次来到桂林指导工作。为确保战况信息的及时播报,中国共产党选派了大量优秀的报人如范长江、夏衍、胡愈之等到桂林工作。伴随着华北、华东、华中和广州和香港相继沦陷,众多有识之士奔赴桂林为桂林建成抗战文化名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力量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业的繁荣主要有三大创新之处:一、拥有品牌意识。以《救亡日报》为例,该报为在报业争得一席之地,通过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关系分别约请在桂林和重庆、昆明、香港等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写文章。出于保护本报的知识产权考虑,该报在发行时特意在每篇文章上标注“本报特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救亡日报》在运营中所采取的策略,不仅提高了报纸本身的质量,而且收获了大批的阅读者,为报纸的发行打开了市场。二、管理制度较为灵活。以《广西日报》为例,该报社的管理方法是“只管人,不管事”。广西日报的三任社长对报社的具体事务一般都很少插手,尤其是对编辑采编的事务几乎不插手。与该管理方法相对应的管理机制是“社长制”,社长在报社拥有最高的权力,而在这三任社长中有两任是兼任,韦永成兼任社长时职务是第五路军总政训处主任,韦贽唐兼任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后任广西财政厅厅长。韦贽唐任社长时,对编辑工作表面上不大管,连编辑部每周例会,有时他也不参加。而黎蒙任社长时虽然没有身兼它职,但是却得到了李宗仁给的“办事和任人自主权”承诺。他每天到报社批几张条子,处理一些事务,便回家。三、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该报是一份民营的综合性报纸,它不像其他民营报纸一样以营利为根本目的,而是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后,凭借其出色的社评和新闻报道,数月之后,发行量便跃居桂林各报及西南各省之首。随着桂林市商业的不断繁荣,广告收入也逐渐增加,第一年勉强能收支相抵,自1942年下半年起,大有起色,除去各项开支,每月略有盈余。 出色的广告经营,给《大公报》(桂林版)提供了经济支撑和保障。抗战时期的桂林,其他各报均忙于筹款,财政捉襟见肘。而《大公报》(桂林版)不但可以保证职工工资按时发放,而且还根据物价的涨跌浮动及时调整,几乎月月都不同。报社不仅免费提供职工伙食和住房,外勤记者还可以由报社出钱用个人名义送礼物。这无疑给记者工作很大的支持,对发展业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发展的意义 首先,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使我们对这段历史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其次,通过这部作品使我们认识到了桂林新闻事业的繁荣绝非偶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最后,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使我们意识到对待一段历史应该以历史的眼观来看待,在这部作品中提到了代表国民党政治意志的《扫荡报》,我们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评价它所发挥的价值,不应该以个人的喜好及当前国、共两党所形成的政治生态格局来对国民党妄加评论。 结 语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这部著作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抗战新闻史的一个空白,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了众多同仁的认可。这部作品不单单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还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使作品严谨而不失生动,增加了它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就整部作品的内容安排而言,我认为是“粗中有细”,“粗”指作者选取了几份有代表性的大报,换句话说是指几份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官报。“细”指作者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影响桂林新闻事业繁荣的所谓的官报而且选取了几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小报。这部作品对学科、学界、新闻产业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并未对这几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报纸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做的成功的地方和有待改进之处,这需要我们的新闻专家和学术团体继续跟进。 (施平: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闫旭: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闻史论文: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改革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课程改革以应用为导向成为发展趋势;对于新闻专业,新闻史课程改革尚未被给予足够重视,也缺少改革的路径,对此,教师应转变教学理论、大胆创新,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的原则,开展“专题式”和研究性教学,注重课程整合,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调查实践,切实培养学生贴近新闻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关键词]新闻史 教学改革 地方高校 当前许多地方高校致力于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技能型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新闻专业而言,传统的教学方式与行业需求有着明显的差距,2014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就业率较低的15个本科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赫然在列,而在各地相继公布的难就业本科专业名单中不乏新闻学。这表明,地方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改革迫在眉睫。 新闻专业课程大体可分为新闻史、理论、实务三大领域。新闻专业课程的改革大多以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论等实务课程为切入点,许多教师对于新闻史(包括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不同高校课程名或有不同)仍然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也未给予足够重视,认为今后如果进入媒体工作,新闻史知识是可有可无的。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新闻史课程绝大部分的知识点正是以“史”或“人”作为脉络,其与新闻实践应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些联系正是新闻史课程改革着力挖掘的资源。 一、当前新闻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重“史”轻“新闻”。 在传统的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以时间为脉络进行知识的讲述,这种线性的教学方式优点是能够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缺点则是在课时有限的前提下,大多数知识点只能蜻蜓点水,教学内容停留在教科书。许多教师将新闻史的重点放在“史”,而没有放在“新闻”,只告诉学生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哪些人物,但对这些事物为当前新闻业提供的借鉴缺少思考,缺少与行业实际、新闻业务的联系,学生没有得到思考和实践的体验,而这恰恰与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格格不入。 (二)忽略新闻情怀的培养。 当前很多新闻学子认为“新闻无学”,本专业从事媒体行业不具备优势,或是嫌弃新闻行业累、苦、收入低,不愿意入行,即使有些学生原来满怀热忱,历经四年枯燥的新闻专业知识磨砺和专业实习,热情也消磨殆尽。如果不开专门的课程(如中外名记者研究),或教师只注重照本宣科而不重视引入实例,学生就只能从新闻史等少数课程中体验新闻人物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在教师的讲授中往往都是浅层次的,这显然不利于学生新闻情怀的培养。如果学生没有投入新闻实践的热情,其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就会艰难许多。 (三)缺少实践环节。 在传统的新闻史教学中,教师偏向知识的传授,基本上全部课时都是“一言堂”,即使有专门的讨论课,也非常有限,教师布置的作业也缺少灵活性,学生往往在课本上就能找到答案,不必去主动查找课本之外的信息。部分教师对“实践”的理解也较为狭隘,认为到课堂外的训练才是实践,新闻史的教学没有办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整合。这最终导致学生对新闻史课程应付了事,靠死记硬背获取学分,思维能力和新闻技能均得不到提升。 二、新闻史课改应遵循的原则 基于应用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改革必须致力于解决以上列举存在的问题,应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遵循的总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均以此作为导向。“实践”即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这里指代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囊括了操作能力、思维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职业素养等;“参与”即学生融入教与学的过程,而不是课堂的旁听者,以团队合作、发表见解、评价他人等方式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情怀”即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讲述要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其体会到名留史册的新闻人具有的新闻情怀,培养职业理想。其实,新闻史作为与历史学有交叉的课程,可供拓展的内容非常宽广,在课改的过程中,教师要发挥创新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多涉猎、研究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媒体的发展史等,多关注学术成果,多观察、思考新闻现象,将其与新闻史建立联系,这样讲起新闻史来才会生动有趣,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丰富知识涵养和个人魅力,在教学中游刃有余。 三、教学方式的创新 (一)“专题式”教学。 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师要做到重点突出,切忌平均用力,要大胆摒弃非重要的知识点,如古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近代诸多“第一份”报纸等学生容易产生名词混乱的内容,将其规定为学生自学。打破传统“线性”的教学方式,将新闻史教材的内容进行重新整合,以新闻人、媒体、新闻现象作为主题进行专题式的讲述,一个专题安排1~2个课时。如梁启超的新闻活动跨了数个章节,传统教法中按教材内容线性地讲述,学生接收到的知识是碎片化的,思路不清,如果以“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为主题,整合数个章节的内容,其中重点讲述《时务报》和《新民丛报》的历史背景,从中管窥其新闻思想和概览其办报生涯轨迹,显然这更易于学生学习。类似的专题如“《京报》的前世今生”,重点讲述邵飘萍,并介绍当前《新京报》的发展;“百年‘大公’”专题,重点讲述“四不”方针和张季鸾,介绍当前《大公报》的发展;“我国的新闻改革”专题,讲述以1942年《解放日报》与1956年《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改革,并重点当前我国新闻战线持续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等等。 (二)参与式的研究性教学。 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创设有利于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分运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成果,产生新的观点,从而建构和完善个人的认知框架体系。在“专题式”的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组,教师提前布置研究的项目,学生领到任务好有2~3周的时间进行信息的检索和整理,在课堂上以小组代表发言的形式汇报研究成果,作为对某个专题讲述的补充,教师和学生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专题教学。如针对“《申报》和史量才”专题,教师仅对申报的大致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作简要介绍,其他信息,如史量才的经营理念、其报业托拉斯差点得以实现的原因、史量才的故事及其思想转变等,则由学生在课堂上补充介绍;如“百年‘大公’”专题,则由学生补充《大公报》在建国后的发展和现状。学生在此过程中重在提高文献的检索能力和信息归纳能力。 (三)强调课程融合。 将新闻史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将各门课程融会贯通,在新闻史的学习过程中享受到更多乐趣。如在讲述“远生通讯”专题时,重点分析其通讯作品特色,并设定一个新闻写作主题,引导学生思考:如果将此特色沿用在自己的通讯写作中,该如何进行采访和写作?在“《华尔街日报》与华尔街日报新闻体”专题中,事先推荐学生阅读布隆代尔所著《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结合作品,帮助学生理解在新闻写作中使用“故事体”的好处,并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应用,课后推荐学生阅读赵兴林所编《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并与《华尔街日报》的故事体进行比较;在“黄色新闻与‘受众本位’”专题中,先介绍黄色新闻的产生、发展、成因,结合当前娱乐节目泛滥、新闻报道娱乐化的例子进行讲述,并就新闻低俗化、娱乐化与“受众本位”新闻观的博弈提出自己的思考,并推荐学生阅读波兹曼的《娱乐致死》,从而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深化对相关新闻理论的理解。 (四)融入调查实践。 在新闻史教学中让学生进行课外实践,一直是教师比较头疼的难题,腾出有限的课时专门用于学生进行课外实践显然不现实。因此,可以在课程之初就给学生布置以“媒体历史”为主题的调查任务,让他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在一个学期的时限内完成该调查实践。调查的内容可以根据学校所在地而定,如果当地有较丰富的新闻史,如桂林,可以让学生到图书馆、史料馆、历史建筑旧址等地收集、整理抗战时期新闻事业的资料,完成一份图文并茂的调查报告;如果当地目前有较丰富的媒体市场,如南宁,可以与相关媒体协调,组织学生赴媒体参观和调研,了解该媒体的历史沿革,随后学生完成一份心得;如果受限于当地媒体资源,则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媒体或新闻行业名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在期末以汇报会的形式完成班级内的交流,鼓励学生寻找当前新闻行业的热点人、事、物,如新生的澎湃新闻网、传统媒体官方微博等。在此过程中学生能提高信息处理、口头表达、团队合作等能力。 (五)案例对比讨论会。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学习新闻史课程的意义所在,其价值反映在联系当前新闻事业发展现状,理解某类新闻现象,领悟新闻理论在实际的应用和体现,并指导在新闻行业的实践。对于某些教学专题,内容与当前某些媒介现象有相似之处,此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对其进行对比,思考在不同背景下出现此类新闻现象的缘由。例如,对比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的“开天窗”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尤其是后者,题材新奇、敏感,这样的内容学生感兴趣,愿意去深入了解,分析的领域涉及新闻史、理论、业务,引导学生从时代背景、宣传政策、编辑方针、传播理论等方面进行探讨,强化以理论解释新闻现象的能力。又如《华尔街日报》新闻“故事体”与我国当前开展的新闻改革要求之一“改文风”有怎样的异同,引导学生在对比的过程中发现规律,思考适用于自身实践的方式,从而更好地指导新闻写作。 四、考核方式的优化 传统的新闻史考核方式大多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期末以理论考试为主,期考成绩占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30%,学生的复习方式普遍采用死记硬背。改革后的考核方式在细节方面必须有较多的调整,以体现应用的导向。 首先,提高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而期末成绩所占比重则适当降低占总成绩的比重,可以是平时成绩占60%,期考成绩占40%;而平时成绩的评定标准包括课程实践环节表现、研究性教学完成情况、课堂讨论表现、完成作业情况等,分数由小组长和教师根据学生平时表现来加权评定。 同时,在期末考试的试题设置方面,改革以往全部是客观题的方式,增加主观题的占分,例如,在大题中设置类似“根据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新技术的出现会导致旧形态媒体的消亡,以后报纸会消失吗?请给出你的看法”的开放式问题,这些题目可以不设所谓的正确答案或标准答案,教师根据学生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深度打分,重在考量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意识。 五、结 语 以应用为导向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教师的转变观念和勇于探索是成功的关键,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只是手段,教改要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教师积极投入、大胆创新,院(系)也要与地方媒体单位做好协调,为学生的实践创造条件,切实培养学生贴近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百色学院中文系) 新闻史论文:外国新闻史上新闻记者的身份演变 【摘要】人类传播史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之后,在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中,新闻记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当前的电子传播时代,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开始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甚至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传播史中的身份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伟大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新闻记者;身份演变 新闻记者通称记者,是指新闻传播机构的专职采访报道人员,泛指新闻工作者。在当前电子传播时代,尤其是互联网传播的狂飙突进,使得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新闻从业者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不同时期新闻记者的历史性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一、新闻记者的原始雏形 新闻记者的产生依托于新闻的产生,最早的新闻形式为手抄新闻或书写新闻。现在已知的最早也最著名的手抄新闻是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闻》。除《每日纪闻》外,古罗马时代流行的“新闻信”也颇有影响。如果说《每日纪闻》是“历史上第一份官方的报纸”(科瓦略夫),那么“新闻信”就是最早的民间报纸。[1]在中古这样一个信息洪荒时代,第一批向新闻这个未知领域进发的开拓者源自古罗马时代一些早智的奴隶。美国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著作《权力的媒介》中曾写道:“驻扎在省里的罗马权贵委派一个或几个私人记者去首都……这些‘记者’常常是些聪明的奴隶,他们较早地识文断字……他们通过新闻采写赚钱,有时是用来赎回他们的人身自由。”[2] 中古时期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新闻业只是初露端倪。但即便是这“冰山一角”,也催化了早期新闻记者的诞生,正如法国新闻史学者彼・阿尔贝和弗・泰鲁在其合著的《世界新闻简史》中所言:“从古希腊的行吟诗人,到中世纪非洲的行吟艺人,人类的好奇心曾经造就了无数讲述历史故事的职业艺人。他们担负着人类交流的重任,往往还负有传播新闻的使命。”[3] 古典时代的手抄新闻断裂一千年后,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威尼斯兴起。威尼斯商人发现采集、传播和交换新闻的活动有利可图,于是开始出售新闻纸,其内容有船只的启航抵达、海盗歹徒的肆虐危害、贸易商情以及至关生死存亡的政治事变的消息。这批威尼斯商人,就是继古罗马时代早智奴隶后的第二批“记者”。 当然,当时的新闻活动并不成规模,也毫无体系可言,这些靠出售信息盈利的人的商人身份的意义远大于“记者”身份。 1566年,世界上第一份近代报纸《威尼斯新闻》诞生,出现了专门以办报提供各种信息为职业的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成立了“新闻记者公会”――真正的记者开始出现。同一时期,许多诗人、作家、传教士也偶尔客串记者的角色,对重大事件进行记录。如“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就曾写过一篇新闻信记述1364年威尼斯海军的凯旋盛况,其内容和风格颇像现代新闻体裁中的“印象性报道”。 二、外国新闻史上的三次浪潮催生新闻记者的历史演变 (一)第一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一次浪潮源于德国,以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为发端,人类传播史在告别语言和文字时代之后,正式进入大众传播时代。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陆续出现了新闻传单、小册子和新闻书等简易的新闻印刷物。这一时期的新闻采集活动由印刷商承担,印刷商实质上就是当时的记者。这里不得不提16世纪意大利的一位印刷商皮特罗・阿伦蒂诺。当时,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能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 17世纪初,定期报刊的兴起标志着新闻事业正式亮相,荷兰和德国则是其两大策源地。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客观上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 前天梅克伦堡公爵阁下(华伦斯坦)与瑞典国王之间的大战发生于一年前在莱比锡附近冲突过的那些堡垒所在处。战争从上午10时进行到黑夜以后。双方死在战场的足有1.5万人,国王也战死。陆军中将霍尔卡大人获得他的印象指环和一对踢马刺,而且一名枪兵获得他的指挥刀。我方军官多人负伤。伯爵哈本海姆大人死于初次猛攻时。敌人夺得我方军旗五或六面,但我们夺得他们的军旗约三十面。所以敌人的损失比我们重得多,并已向淄姆堡方向退却,而阁下(华伦斯坦)则向莱比锡前进。详情待续。[6] 这篇报道无论是从新闻意识还是表达形式来看,都足以同当今的战地报道相媲美。从这篇报道的内容来看,当时虽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记者,但新闻撰稿人的专业性已开始体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新闻业的快速发展。 随后新闻业的种子又飘向英法两国。17世纪初期,新闻对英国人民开始显得重要起来。一开始的新闻记者是被称作“报信者”的手抄印刷品的出版商们,随后英国最早的英文报纸《科兰特》出现,新闻工作者或者说报人的身份由出版商转为文具商,英国的三大报业先驱――阿切尔、巴特与伯恩的身份都为文具商,他们和“德国报业之父”艾莫尔、“法国报业之父”雷诺多特一道,为早期新闻业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其中雷诺多特更是被誉为17世纪上半叶欧洲最出色的报人,他的一些有关新闻的论述充满了新时代的气息,是“一位颇具现代新闻意识的先行者”。 (二)第二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二次浪潮源于英国,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发端,西方报业正式崛起。从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报刊集权主义理论”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其中革命前骤然出现的铺天盖地的小册子、新闻书功不可没。当时的英国新闻业正积蓄着喷薄欲出的力量,并在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中爆发出来,席卷了整个革命进程。而新闻记者在其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正如英国报业史学者哈罗德・赫塞在《新闻事业历程》中写到的:“1641年星法院废除后,报业获得出版自由――但只是暂时的,此时新一代报人成批涌现,不准刊登国内新闻之禁令的取消大大刺激了他们的热情,从而为新闻书的写作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这股报业解禁浪潮的推动下,以印刷商约翰・托马斯出版的《国会纪闻》为开端的新闻小册子大量流行。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报刊的诸多要件,如社论、特稿、标题、插图、广告等也纷纷问世,报刊逐渐从初始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新闻记者”一片沸沸扬扬的讨论声中走向了高潮。由众多“新闻记者”所践行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报刊活动,不仅把英国的新闻事业推进了一大步,也为其他国家的新闻事业树立了样板,注入了生机。在这场激昂的报业交响曲的余音之中,历史走入了18世纪这个高涨理性的启蒙时代。“光荣革命”后1694年《印刷管理法》的废除,使得英国新闻事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创办报纸、编辑期刊蔚然成风。英国第一张日报《每日新闻》创办,并在塞缪尔・巴克利手中崭露头角,他对报道内容和版面形式均做出重大改进。如,将原来的单面印刷改为双面印刷,并用地图、表格、数据使报道内容更加明确易懂等。英国报坛中和巴克利同样闪耀的还有被誉为“英国报业之父”的笛福,其创办的《评论》杂志名噪一时,开英国“评论”体裁之先河。继《评论》(1704)之后,又有《闲谈者》(1709)、《检查者》(1710)、《旁观者》(1711)、《绅士杂志》(1731)等杂志问世,尤其是艾迪生和斯蒂尔创办的《旁观者》杂志,其文体和笔风甚至影响了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 (三)第三次浪潮 1.商业报刊的问世 外国新闻业的第三次浪潮源于19世纪的美国,以商业报刊的出现、通讯社的产生和大众报业的崛起为发端。在此之前,美国经历了政党报刊的“黑暗时期”,直到1833年《纽约太阳报》创刊,曙光才得以显现。《纽约太阳报》的零售价是一便士,故称为“便士报”。这种廉价报纸其实就是商业报刊的最早代表。 除了《纽约太阳报》,19世纪另外两大便士报分别是《纽约论坛报》和《纽约先驱报》。如果按照梅里尔的“高级报纸金字塔”来划分,《纽约太阳报》和《纽约论坛报》的级别显然低于《纽约先驱报》。前两者均致力于报道的刺激和轰动,后者则以内容严肃、格调纯正著称。在商业报刊大红大紫的时期,《纽约先驱报》的创始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他的一位传记作者甚至称他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记者,他的一句名言――“记者一半是外交家,一半是侦探”也几乎成为西方记者的座右铭。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曾对其有过这样的评价:“贝内特第一个宣称‘客观性’是他的办报目标……他反对附庸风雅或装腔作势的文风,绝不‘矫揉造作’是他的座右铭……正是《纽约先驱报》采用了现代新闻事业的一套标准做法,贝内特首创了记者‘报道独家新闻’的做法……” 另一位需要介绍的报人则是《纽约论坛报》的编辑查尔斯・达纳,他的“达式新闻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可谓家喻户晓。但不管是《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的刺激,还是《纽约论坛报》的偏激,它们似乎都游离于感情冲动和道德沉沦的两个极端之间,纽约缺乏一份走中间路线的报纸。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雷蒙德和他的《纽约时报》出现了。雷蒙德在新闻上力求报道客观,《纽约时报》也给人不卑不亢、庄重大方的印象。 2.通讯社的兴起 美联社的真正发展是在进入20世纪后,而支撑这个庞大新闻机器运转的仍是那个时代众多出类拔萃的记者,如唐・怀特雷德、威尔・格里姆斯利、威廉・瑞安、阿瑟・埃弗雷特等。美联社之所以享有巨大的声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新闻记者坚持客观性的报道原则。美联社派驻华盛顿的第一位记者劳伦斯・葛布莱特就曾说过:“我的工作是报道事实。我得到的指示不允许我对所报道的事实作任何评论。我发的消息是提供给不同政治色彩的报社的……我只限于采发我所认为是正当的新闻……我所要做的是努力保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我发的消息都只是干巴巴的事实和细节。” 通讯社的产生是托夫勒口中人类文明的“三次浪潮”中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新闻事业经过经济、技术的发展之后已逐渐向专业化、规范化方向靠拢。伴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同步化趋势,新闻传播也告别小农时代的各行其是,而越来越趋于统一的专业化操作,这就是工业革命以来日渐盛行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其中包括一系列专业理念、职业操守、行业技能等。 “新闻记者”也终于作为一门独立职业,从社会分工中确立下来。 3.大众报刊的出现 20世纪的新闻业进入了大众报刊时期,但迎接它的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普利策与赫斯特的“黄色新闻大战”。普利策是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赫斯特则是美国“黄色新闻大王”。美国的黄色新闻浪潮到1900年达到顶峰。据统计,当时三分之一的大都市报刊都成为黄色报纸,另外,其他报纸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黄色新闻的污染。这股黄色新闻浪潮不仅席卷了美国,而且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 “黄色新闻大战”是对新闻业的一次践踏,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在这一阶段受到广泛质疑,新闻记者的形象也极大受损。最好的佐证便是美国哈金斯委员会对美国新闻界的调查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问世,这一报告引发了公众对于新闻行业的广泛关注,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在此期间被广泛讨论。事实上,“黄色新闻”就像伊甸园中的禁果,它从新闻业诞生之日就存在,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这场“黄色新闻大战”之前,也有许多报纸存在报道失实、内容过于追求刺激等问题,但从未如此严重。“黄色新闻”如今仍然存在,它对任何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都像是一个诱惑的“禁果”。抵制这份诱惑,恪守新闻行业底线,直到今天仍然是所有新闻从业者必须坚守的。 三、新闻记者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将《泰晤士报》办成英国首屈一指的权威报纸的托马斯・巴恩斯,也不能忘记享誉世界的《费加罗报》创始人亨利・德・威尔梅森,还有第一位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第一位战地女记者萨拉・威尔逊……正是像他们这样的大批新闻记者,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让我们至今可以仰视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 目前,大众传播已由报刊等传统媒体逐渐走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领域。这种转变,夹杂着新旧媒体的利益冲突,也夹杂着新闻记者的迷茫与困惑。但不论怎样,新闻记者作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其报道的立场和层面直接引领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的走向。新闻记者绝不是特权阶层,记者手中的笔,是正确书写的工具,而不是滥用话语权的幌子。 普利策曾对新闻记者有过这样的比喻:“倘若一个国家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那么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t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范敬宜先生曾写道:“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当老一辈的新闻人逐渐逝去,面对新媒体时代,新一代的新闻记者不能妄自菲薄,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坚强前行,一如既往地坚守这份职业的崇高与伟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四方会谈”教学模式分析 史学家傅斯年坚信“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①新闻史教学亦不例外。传统新闻史教学却是新闻史料严重缺位的知识灌输性模式,这种以教材为纲、教师讲授的线性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强化了学生对新闻史知识的记忆,其最大弊端则在于新闻史知识的应试性记忆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乐趣,背离了历史教学的根本宗旨。历史教学旨在养育学生的历史兴趣与感觉,提高其历史思维与观念,达到借历史传承文化,陶冶学生情操,使学生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与智慧的教学目标。随着数字报刊库的建设及使用,以数字报刊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史文选,解决报刊史料无法进课堂的问题有了现实可能。笔者基于使用晚清民国期刊库等数据库的教学经验,对此问题做些探讨。 数字报刊库对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意义 目前,我国报刊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已有一定规模,各大院校均购买部分报刊库以满足教研需要。主要有: (1)国家有关部委和企业开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933~1911)》、《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等综合库及《中国财经报刊数据库》、《中国体育报刊数据库》等专业库; (2)《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及香港《大公报》等新闻单位自主研发的自家报刊库; (3)港台及国外企业开发的《慧科报刊新闻数据库》、《中央日报数据库(1928~2006)》及《EBSCO-Newspaper Source》等数据库。 上述报刊库,若按收录内容可分为单一报刊库、多种报刊库、文摘库、专题库及综合库;按检索方式可分为标题检索、全文检索等;按年代可分为晚清库、民国库、当代库;按地理区域可分为大陆报刊库、港台报刊库及英美报刊库等。可见,将数字报刊库纳入教学已有可行性。而这一新元素的加入,对新闻史教学既有重大意义也有不少挑战。具体而言: 首先,报刊库弥补了新闻史文选不足的客观缺陷,②解决了不能将浩瀚史料搬到课堂的技术难题,为教师(学生)节省了一半以上的教研时间。据估计,在前报刊库时代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的时间约占其总研究时间的80%以上”。③其次,报刊库有助于改变教材为纲、教师主讲的线性模式,对构建基于网络多媒体技术平台的“四方(教师、学生、教材、历史)会谈”教学模式创设了现实可能。最后,报刊库解除了教师拥有报刊史料的特权,对教师的学术涵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教学观念、方法与技巧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建构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是指教师引领学生与无声教材及在教材指引下与“消失的历史”之间的多元的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这是一种既平等又不平衡的四方沟通模式。“平等”在于四方在真理面前都不拥有特权;“不平衡”在于历史声音(以报刊库为代表,是历史真相的化身)被浩瀚、零碎、残缺的史料所淹没,永远处于被解读状态,教材声音(对历史声音的有限解读)虽以文字形式参与对话,却不能回答学生疑问,且又潜伏着对历史的诸多误解与偏见,故它们处于“会谈”被解读的弱势地位,教师因拥有超越教材的学术能力,故在“会谈”中是唯一拥有强势话语权者,但其职责是要引领尚未进入“会谈”的学生学会如何通过教材、报刊库与历史进行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使之从中获取经验与智慧。这一教学模式如下图所示。 如图1所示,这一教学模式将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线性教学结构改为基于网络多媒体课堂教学环境下的教师、学生与“沉默”的教材、数字报刊库“四方会谈”的教学结构。即拥有高阅读量与理论水平的教师虽处于引领学生学习、传授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权威地位,但报刊库也使学生在某个方面阅读到教师尚未阅读,或教材尚未涉及的新史料,从而可以对教师、教材的权威性提出挑战与质疑。另一方面,即使有教材的无声指引,学生也会在史料海洋中迷失方向,所以急需教师给予恰当的学术引领,使之能尽快参与“会谈”。这就对教师的教研水平与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其除增强学术涵养,达到“学生要一滴水,教师给予一碗水”的学术水平外,还应调整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与技巧。具体而言,除提高学术涵养外,教师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做足功课。 首先,教学理念上视学生为知识的分享者、创造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这要求教师以平等姿态对待学生,尊重、引导学生的各种想法与质疑,倡导学生向教师“开炮”,向教材提问题,并鼓励其将想法与质疑付诸实践,使之能借助数字报刊库做理性思辨的能力操练。如《邸报是古代报纸吗?――中国古代报纸发现线索再梳理》④一文,就是北京大学本科生廖基添在课堂听邓绍根老师讲解古代报纸起源问题时,因质疑教材观点并在教师指引下撰写的高质量论文。 其次,教学内容上设置好议程,巧妙地将学生对新闻史的学习与对当下新闻现实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使其在有限课堂学习中,体会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体验到“以史为鉴”的历史功效。 这就要求在教学内容设定上向新闻史学观念与方法及新闻史学的本体、新闻对社会的互动等方面倾斜。如, (1)突破教材中的“革命史范式”解释模式,结合所讲内容选择恰当的诸如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史学、社会史、传播史等史学理论与方法重新解读史实,打开学生思考史实的新视野与维度,培养其学术质疑精神。(2)对王韬、梁启超、黄远生、张季鸾、范长江、邓拓等新闻人物的讲解注重于其职业精神与理念的弘扬,侧重于不同人物在相同或相似的职业理念与外在压力的内在张力之中的不同抉择,及由不同抉择导致了不同人生结局的讲解,使学生能借助新闻人物思考新闻人生的荣与乐,增强其新闻职业的高尚性及自觉性,为其甘做人类利益 “看门狗”的个人意识形态的成功塑造打下职业根基。(3)对苏报案、史量才遇刺案、《解放日报》改版等重要新闻事件的讲解,注重新闻事件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能借助历史中的新闻事件思考当下的新闻事件等。 再次,课堂讲解的主要目的不再仅是教给学生“是什么”,而是通过故事化、问题化的课堂叙述勾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其产生“为什么”的求解动力。 这要求教师能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好叙事学理论,在有效地讲解“为什么”的同时巧妙地留下悬念,以激起学生的历史遐想。如在讲解苏报案时,笔者采用了历史解释学的范式,讲解了历史原貌、当时报纸呈现、后来历史记忆三个层面的苏报案形象,将学生对苏报案的思考从教材锁定的单一历史空间,引向了历史真实、历史媒介镜像及历史记忆景观的三维思维空间中来。 最后,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保证“会话”畅通。 主要有:(1)提前通过公共邮箱或班级QQ群将多媒体课件、阅读材料、讨论问题发给学生。(2)将数字报刊库及纸版新闻史料的馆藏情况告知学生。(3)列出经典性教材和代表性著作,让学生任选一本教材或著作做读书笔记,培养学生与教材“对话”的基本能力。(4)将学生分组,让其自选题目,做课程论文或课堂PPT演讲,训练其与史料对话的基本能力,等。如,笔者为研一新生开设的《新闻史专题课》即采用了以下教学手段:(1)课程第一堂课上与学生讨论学习新闻史的意义、价值及方法。通过梳理新闻史学史的方法,提出“问题意识+理论工具+史料收集与分析”的研究范式;将学生分组,布置课程作业,给出参考书目,介绍学生可资利用的报刊库:大成老旧报刊全文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库、全国报刊索引网络版等。(2)每次上课前将课件和阅读材料上传至公共邮箱。(3)课堂讲授中侧重于问题化,并有意留下若干问题供学生思考。(4)课程进行到约1/3时,要求学生上报课程论文选题,并对选题一一点评:分析该选题的研究现状、意义及可行性,指明选题的史料分布情况。(5)课堂讨论借鉴“学术论坛”形式,即学生小组10~15分钟的PPT演讲,指明一名学生点评,其他学生提问与小组成员回应,教师总结性评论的讨论模式。(6)结课时要求学生上交一篇课程论文、一份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纸版和电子版,纸版用于存档,电子版便于将评语和修改意见反馈给学生)。 从学生事后反馈看,笔者的授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如,改变了学生对新闻史的陈旧观念,拓宽了学生思考新闻史的维度,初步培养了学生的新闻史思维。个别学生将课程论文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是最好佐证。但因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笔者尚未完全达到预期的“四方会谈”模式。其原因在于:(1)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熏染,一些学生的问题意识比较淡薄。(2)36课时每次2节课90分钟的课时设计及部分学生不能有效阅读课前资料,影响了课堂讨论的效果。(3)数字报刊库与网络多媒体课堂的衔接方面存在着诸如学校购买的报刊库有限等问题;已购买的《晚清民国期刊》处于试用阶段,许多文档下载受限;《大成老旧报刊库》不能下载原文及下载速度过慢等问题,使课堂上直接展示原始报刊仍有较大不便。因此,“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有序展开须根据院校的教学设施、课程设置及购买报刊库等客观情况及学生新闻史素养的基本概况而定,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 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窄化”、“泛化”、“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泛化”;“浅化” 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é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 [1 ]之后,他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第四个“十年报告”,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焦虑”、“死亡”、“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W,1996)、《比较文学身处危机中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risis?,Miroslav Beker,1998)、《比较文学准备好迎接21世纪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Kushner,Eva,2000)、《失败的预言过时的药方》(Failed Prediction and Outdated Prescription,Cao Shunqing Wang Lei,2009)、《永恒的危机,比较文学能否或应该在历史、理论以及区域研究中继续存在?》(The Permanent Crisis,Or Can,Could or Shoul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Survive? Between History,Theory and Area Studies,Pospisil,I,2009)、《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Liu Xiangyu,2010)、《危机或未来?德国比较文学》(Crisis or Future? The Germanic Compared Literature,Roloff,HG Pabisch,P,2010)、《比较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Pokriv■ák,Anton,2013)等文章。W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命运的讨论不仅广泛而且经久不衰。 从以上例子来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持悲观态度,另一部分则相反。有趣的是,还有些学者在这两大阵营中改变立场或游移不定。比如,在其异见者的启发或压力之下,2006年,危机论首倡者之一的巴斯奈特写了一篇名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她在文中承认其先前断言比较文学将被翻译研究取代是不妥的 [7 ]。最近,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观点变化的原因:“变化总是令人不解,有时还令人痛苦。但是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和进步。” [8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是否正濒临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而异,也因个人而异。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警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无疑值得学界三省其身。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和总结不同学者对该学科前途命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通过鉴古知今和贯通中西我们可以看到警钟正为三种错误理解比较文学学科含义的研究者长鸣:那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窄化”、“泛化”与“浅化”的人。 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窄化” 众所周知,尽管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事实上这门学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Posnett,H.M)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1886年出版时,他详细地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国家文学等角度阐释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心态容纳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范式,外部和内部文学特质两种研究对象。可见,这门学科的理论在史前史阶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在意大利学者克鲁齐对该学科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发起猛攻之后,法国学派中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巴尔登斯伯格(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基亚(Guyard)率先扔掉比较文学实践中倍受诟病的“任意性”而试图获得当时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倍受推崇的“确定性”与“科学性”。这门学科因此开始从原先广阔的研究领域撤回而退缩到一个狭窄的封闭小圈子里。法国学派放弃了开放自由研究的良好开端和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投身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窄化成功地使该学科避开了克鲁齐的攻击,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研究对象的过紧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作为老牌文学强国的法国在影响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在文学方面而言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来说得益不多。尤其是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崛起但却并无傲人文学传统的美国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无任何可取之处。把研究对象窄化到仅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影响与关系,令该学科很难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繁荣,这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除此之外,对比较方法论的抛弃又使该学科与名称不合,导致圈外人的误解。还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获得了“科学性”,但却剥离了这门学科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这正是文学相关学科的本质以及韦勒克“内部研究”中的优秀元素。当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批评史》(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提出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 [9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时,法国学派仅以实证的外部关系建立学科理论和对研究对象的人为设限就日益让人难以忍受。除此之外,巴斯奈特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她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曾研究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影响。在最近谈到影响研究时她直言:“作者的话并不可靠,他们都是一些观点的表达,有时还存在刻意的欺骗。影响是可以被加工改良的。” [8 ]在从对“文学性”的重要性的提升与对“实证性”的可能性的质疑两个方向发起的猛追猛打之下,法国学派基于实证范式的影响研究最终被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王位推翻而结束了它的专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为那些试图对该学科研究对象不当设限的人提供了教训: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窄化无疑会导致学科的发育不良。 事实上,窄化不仅只存在于法国学派,尽管美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比起其前辈更为宽泛,它同样也犯过窄化的错误。就研究范围而言,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把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无处不在并持续长远的影响研究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尽管表面上看来美国学派的研究脱离了民族主义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倡的平行研究虽看上去是把被比较的双方毫无倾斜地放于天平的两端,但被称量的对象却仅限于西方文明圈中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只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文学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甚至连韦斯坦因这样有洞见的学者都曾质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的可比性。他说:“我对于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10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把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圈同邮且恢直J刂饕遄龇ā6美国学派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之窄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体而已。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西方文明圈背离了1827年歌德(Goethe)所设立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学科目标。事实上,1993年,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就呼吁在“超国家”领域(“supernational” realm)内进行文学研究。他所言的超国家文学概念是超出国家甚至国际文学以推翻欧洲中心主义所体现的沙文主义 [11 ]。在21世纪之始,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也借着重新定义“世界文学”而倡导比较文学突破原有的局限:“这个从文学视角和新的文化意识凝结而成的术语是一种由歌德所预言而我们正身处其间的年代所正在形成的全球现代性意识。” [12 ]他的评价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比较文学的目标不仅仅包括研究西方文明中的文学或以西方视角研究文学,还包括研究非西方文学和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视角研究文学,以及以宽容之心接纳全世界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研究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新纪元中,被窄化的学科视野是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的。只有从“世界文学”这样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使这门学科跟上时代,得到国际学者的尊崇。 除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窄化之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窄化”还体现在对该学科基石之一的“可比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建立在“同源性”这一可比性上。如果没有不同国家文学所共有的相同文学渊源这一假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就如无本之木无法存在。因此,法国学派的主要成就都是通过对同一起源的母题、主题、情节、人物等探索而取得。没有了“同”这一前提,影响研究将不复存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建立在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作品或理论的“类同性”之上的。“平行”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类比”――相似对象之间的比照或对比――的意蕴。然而,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尽管文学作品和理论展现出不少共同之处,但更常见的是它们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差异性。根据美国学派所建立的学科体系,既然世间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相同,因此差异性是不可比的。他们认为可比性应依附于同质性而不是异质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学派对于将研究范围从西方文明圈扩大到东方文明圈感到迟疑不决的原因。但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中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证明:那些顽固地将自己局限于“同质性”研究的人很少能在自己所在的文明圈之外产生影响。而那些将目光投向与自身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学的研究者则越来越获得国际性声誉。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为他们的追随者树立了楷模并铺平了道路。在其所付出的努力的鼓舞下,在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启发下,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创建者探索出一条放弃过时的“简单求同”模式而创建基于异质性为可比性的比较研究之路。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所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对该学科新动向的广泛讨论。在书中,曹顺庆教授充满信心地宣称:“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基于实证的影响研究新视角。它客观地研究文学的动态发展,以变异来贯穿文学发展,把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变异相结合,这可以校正法国学派的缺点,可以使影响研究的模式得到丰富和补充,也可以极大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13 ]佛克玛(Douwe Fokkema)在为此书作序时坦言:“变异学是对之前存在于法国学派单方面强调影响研究和受新批评启发的美国学派关注美学阐释的研究范式中的问题的解决之法,此二者都很遗憾地忽略了非欧洲语言文学。” [13 ]2015年,斯文德・艾瑞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发表书评:“这本书是对业已确立的西方比较研究方法发出对话的邀请。” [14 ]他还在书评结尾处补充到“由于世界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类研究、政治研究、后人类研究、数字媒体和文学研究等部分研究的兴趣交叉重叠,对话的时机已然成熟。变异学可谓正逢其时” [14 ]。独特而新颖的变异学理论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异质性文学研究的实践之上而建立的,它正吸引着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同时,反过来,它的建立又可以为全球这一研究的实践指引方向。另外,除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发现之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异质性这一可比性。比如,韦因斯坦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1973)中就提到:“文学模仿的例子可能比起创造性嬗变或多或少更为少见。” [9 ]曹顺庆认为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嬗变”其实“接近于变异这一概念” [15 ]。2006年,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在评论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用“树”和“波浪”来隐喻性地阐释比较文学其实是过分强调了“同一性”之后,他质问道:“然而,如果比较文学的任务本身就是生产差异性那会怎样呢?如果如其所是地接纳现实的多样性可能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种多样性无法被规范在某种统一的标记之下那会怎样呢?” [16 ]显而易见,中西学者都日益认识到了由跨文明文学交流带来的“异质性”可比性问题。建立一个既基于同质性又基于异质性可比性的完备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东方和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共同的最终目标。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化” “比较文学”这个名词词组是由中心词“文学”和修饰语“比较”构成。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20世纪晚期的人文研究学术潮流中出现了一种“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当比较文学学科被裹上“文化”这件大衣之后,文学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文化”的含义如此广泛,几乎所有被一个社会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都可以被囊括其中,这导致“文学”这个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在与性别、政治、后殖民和意识形态等别的研究对象并列时显得相形见绌。伯恩海默(Bernheimer)就倡导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要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转换到文化上去 [17 ]。用安东・伯克利瓦萨克(Anton Pokriv■ák)的话来说,伯恩海默是提出一种与韦勒克完全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放弃文学的内部世界,让比较进入传媒、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18 ]。不过,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还仍有一些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比如,2006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比较文学何去何从?》(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把自己从渊源与影响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加入到互文性研究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广阔但却界限不明。” [19 ]卡勒对于把比较文学研究扩张到全球文化研究将招致新一轮危机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2009年,捷克学者伊沃・波斯皮西尔(Ivo PosPí■Il)在其论文中总结到:“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会比以前更加被其他学科所消解,或者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区域研究框架中作为一个被紧缩的学科而发挥作用” [20 ]。抛却其论证的过程不提,仅就他的结论而言还是有些道理的。正如以上分析,如果比较文学用更宽泛的“文化”取代“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可能被其他学科消解的预言听上去是站得住脚的。2010年,张隆溪也表达了和卡勒同样的焦虑。他说如果没有文学,“比较文学”将失去其特性而遭遇“身份危机”。在《世界文学的来临》一文中,他断言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喧嚣与骚动之后,“回到文学去”是文学研究往后发展必须踏出的一步 [21 ]。同年,王宁也注意到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侵略性,他说:“许多原来属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现在要么被文化研究学者要么被文化批u家所占领。” [22 ]2013年,安东・伯克利瓦萨克否定了用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研究的手段,他认为“文学性”才是找寻在“仍然意识到文学的制度化定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术语的文学情境化”中的平衡的可能途径。他建议如果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想“自寻死路”,不想把对人类生存中的艺术手段从严格的批评中剥夺的话,“文学性”这个僵化的术语最好还是保留下来。而且他还建议如果比较文学要保留其比较的精神,并且不愿在对普世性的研究中放弃特殊性研究的话,有必要把“文学性”发展为“文学间性” [18 ]。从克劳迪奥・纪廉、乔纳森・卡勒、伊沃・波斯皮西尔、张隆溪、安东・伯克利瓦萨克等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来看,被泛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乱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由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日益威胁和粗俗化具有特殊性的“文学”,后者在前者的阴影笼罩之下有消失不见的可能。因此,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意识到文学与文化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避免由泛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新危机。另外,尽管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等学者通过将文学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一范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既不可能在完全抽离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真空环境中进行,也不可能在被剥离了文学的状态下进行,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种相生相克的“共生”现象的复杂性导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然被不少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悬而未决。所谓的“界限不明”或“被消解”的新危机其实就是泛文化研究过度渗透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后遗症,而这一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以中国的接受研究为例,由于一些明显的历史原因,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长期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自愿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甚至在倾听和模仿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独白”的过程中患上“失语症”。中国学者王宁最近的发言表达了对独白式影响研究的不满。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西方理论的阴影之下,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 [29 ]显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独白式研究模式在大多数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那里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当一国的文学随着其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崛起之际。 另一种“浅化”是把“比较文学研究”等同于它的方法论“经由比较进行文学研究”。事实上,任何特有学科的研究把自己降级到其方法论都毫无意外地会导致“浅化”的恶果。就算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它多么强调科学性,都还仍然会保有其学科的一些浪漫主义理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学当然不能被剥夺其理想――“世界文学”。如果比较文学者只沉浸于琐碎繁杂的比较研究而无一个实现“世界文学”的远大理想的话,他就会像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为自己书虫的可怜命运哀叹,就会难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丧失探索和在其研究领域创新的热情。“世界文学”,在歌德时代还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而现在随着文化垄断的解体,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崛起,经济的全球化,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轻松获取,这一理想正变得越来越可以触及。如果没有“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理想,比较文学学者将沦落为迂腐的书呆子而鲜能为人类的精神做出贡献。那些对比较文学学科命运感到悲观的人就部分地是由于缺失了“世界文学”这一盏指路明灯。 在20世纪中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钱钟书的《谈艺录》序言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30 ]。他的话表达了对于发现指导人类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共同的“诗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也宣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1 ]。21世纪初,佛朗哥・莫瑞提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学的猜想》(2000)中认为世界文学不能看成是文学,而是更大:“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因为还没有人通过大量阅读文本而找到一种方法。这不是理论形成的途径。理论需要超越,需要假设――从假想开始。” [32 ]显然,莫瑞提已经把“世界文学”从一种简单抽象的理想塑造为解决目前全球后工业时代文学研究乱象的具体范式了。捷克学者埃娃・库什纳(Eva Kushner)观察到“在整个历史中,比较文学已经内化为它自身目标的一部分,这给我们指出一个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更新课程设置来应对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文学多样性问题。” [33 ]她开始注意到学界有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材料的趋势。最近,2003年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7年杜威・佛克玛(Douwe Fokkma)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2009年戴维・戴姆拉什的《如何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10年王宁的《比较文学危机与世界文学的崛起》(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World Literature),以及2012年西奥・旦(Theo D’haen)与凯萨・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的《世界文学:读者》(World Literature:A Reader)都思考了由歌德所造的这个古老词语所具备的解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死结的可能性。现在,“世界文学”被比较文学学者作为握在手中用以加速分解“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利器。这种对“世界文学”的全新理解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拥有强大的武器以击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虚无的普世主义的进攻。 结 论 尽管早在三十年前,季羡林就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34 ],十几年前,苏源熙也宣称它在西方具有了不争的合法性并扮演着“为乐队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 [6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居安思危。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它的过去与现状,预测它的未来与发展。警钟长鸣,正鸣响给误解了“比较文学”含义的人和不能在新时期跟上这门学科发展的人听:他们是从研究对象、范围与可比性三方面“窄化”该学科的人,以泛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或抛弃比较方法论而“泛化”该学科的人,以及把这门学科等同于“X+Y”的简单比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文学的“独白”,或者丧失“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不能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使这门学科长存的人。在这些错误认识与不当尝试的警醒之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需要从以下几点来避免陷入危机:首先,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把研究对象从过紧限制中解放出来,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文学以使这门学科具备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国际性胸怀。第二,承认异质性的可比性,采用变异研究展现跨文明文学传播的巨大研究价值。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阳而异品”,通过挖掘中西文明在文化模式、民族品格、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同性而异品”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共识。第三,用跨文化研究取代泛文化研究,避免比较文学被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所吞没而陷入身份危机。第四,回到“比较”中去并丰富它的内涵。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定义关键词的“比较”不应被轻易放弃。我们应该遵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建设的“涟漪式”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其原来包含的“类比”和“对比”的含义的基础上丰富它的内涵。第五,在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中以对话取代独白以彰显被比较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以西释中、以中就西、以西彰中等单向阐释的研究范式,真正做到中西文学交流的互释互证和互补互动。最后,用“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高屋建瓴地解决学科中的争议。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导致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确定性”和“中心”被消解,而“世界文学”恰好能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化解目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发的危机。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作者简介: 赵真华,女,1985年4月17日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韩语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优秀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优秀,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优秀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优秀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优秀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著者在新小说的优秀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著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 鬼之声 序》(1907年),《 行乐图 后记》(1912年),《 碧芙蓉 后记》(1912年),《 明月亭 后记》(1912年),《 江上月 后记》(1913年),《 云外运 后记》(1914年),《 金刚门 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著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著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著”(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著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著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著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著,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著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著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新闻评论论文:个性化特征下的广播新闻评论论文 一、评论的角度更新颖和独特 广播新闻评论通过有声语言来传递,传播速度快,既要内容有一定深度、针对性强,又要形式短小精悍。广播新闻评论要吸引听众,评论的视角要新颖,要以新见长、以情见长、以活见长。评论员要站在时代前列,以深刻的分析,前瞻性的思索,鲜明的立场和观点,对听众进行有效引导。广播新闻评论以抽象思维为主,是一种对新闻事实和社会现象作理性的和深刻的分析,需要作者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思考能力。要想让听众听得懂评论的内容,就应该把抽象的论题具体化,分散的论点条理化,以利于听众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握评论的中心论点。“广播评论中的事实有何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依托打靶,即运用事实—有关的新闻材料作为由头,生发议论;二是以事明理,即以事实为由,说明道理,发表意见。”②广播新闻评论的角度要新,选择的论据也就是事实也要新。评论员在评述时所依据的事实材料新,能相应提高广播新闻评论的附加值,增强广播评论本身的新闻性和新鲜感。当然,广播新闻评论属于议论性文体,观点是主导,论据只居从属地位。假如以事代论、叙而不议,那么也不能称之为评论了。广播新闻评论在列举新闻事实(论据)时,也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把新闻的故事性与客观性、评论的说理性和公众的参与性有机结合起来,在对新闻事件进行评析的同时,联系事物发生的各要素,解剖事件根源,预测事件的走向和趋势,使广播新闻评论真实可信,说服力和可听性更强。此外,还要放低广播新闻评论的角度,采用与听众进行平等交流与沟通的语言,说平实的话,讲平实的理,这样听众才会接受你的观点。假如你高高在上,以一副教师爷的样子来训人,那么听众就会不买你的账。广播新闻评论靠逻辑力量来说服听众,因此,在注重语言平易和通俗的同时,也要注重形象化表达。如可以引用新闻当事人的典型语言和新闻背景音响或者直接采用听众的观点。广播媒体在重大事情面前,应该及时地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在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话题面前,准确又深入浅出地阐明观点,在听众需要答疑解惑的时候,热情又设身处地地指点迷津。“广播可以没有独家新闻,但不能没有独家观点。”③好的广播新闻评论既要角度新颖、立意独特,又要据事论理、以理服人,不能生硬说教、冷漠点评。要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广播新闻评论就必须要有既合乎常理又新颖独到的见解。 二、评论形态更突出广播特色 广播新闻评论要从广播的固有优势出发,丰富和完善广播新闻评论的个性化特征,让接受能力相对较低的受众也易于理解、乐于接受。因此,广播评论要发挥“短、浅、软”的特点,短,就是短小精悍,短而有物;浅,就是浅显明快、平易近人,以平等的态度、从听众最关心的角度,带着感情说理,让听众一听就懂;软,就是语言通俗、轻松、风趣、娓娓动听。在网络评论势头很猛的现实面前,广播新闻评论更需要快且准。快,就是开展即时评论;准,就是几句话就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广播新闻评论靠声音传播,带有广播传播的优势和局限。优势表现在传播迅速、接收便捷、易于理解、传播面广、感染力强和对受众文化水平要求较低、群众性广等,而稍纵即逝、不留痕迹又成为其不可避免的弱点。”④音响作为广播的特殊语言之一,对于增强广播新闻评论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感染力有很大作用。广播评论与其它媒体新闻评论的区别是音响优势明显,以前广播新闻评论几乎不用音响,现在却在广泛运用音响,其中录音评论已成为广播新闻评论的常态。实际上,音响最能体现广播特征、彰显广播优势。要恰到好处地引用音响素材,让音响说话,让音响说理。音响材料在广播新闻评论中,也可以作为一部分重要论据,起到支持和说明论点的作用。音响是广播新闻评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是能引出话题、渲染气氛、回溯背景、叙述过程、参与议论等。记录事实发生、发展动态的音响,能为广播评论的论点提供部分论据。长期以来,广播新闻评论基本上是报纸评论的声音版,书面化的语言、僵硬的表述,都影响了收听效果。新闻事件是鲜活的,蕴涵在其中的道理也应该是具体和鲜明的,所以广播新闻评论要尽量做到口语化,在语言语调的表述上都要平和平易,娓娓道来,不生硬照搬,不冗长拖沓。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广播新闻节目在尝试用两人对话的方式播发评论,这种模式使主持人的个性化日益明显。两个人在配合默契的同时又各有自己的特色,或犀利或麻辣,语言风格也相当口语化、地方化。广播新闻越来越注重各种声音的运用,好的广播音响能体现报道的真实性,让人如临其境。广播新闻评论可以引用新闻当事人的典型语言和新闻背景音响,也可以采集观众的观点,充分发挥广播“以声、以声达意”的传播优势,让广播新闻评论从“我播你听”走向双向交流。近年来,从记者现场口头评论到连线嘉宾的访谈评论,从纯文字评论到丰富的表达方式,广播新闻评论的天地已豁然开朗。 三、评论员队伍更壮大和稳定 建立一支稳定的评论员队伍,是时代对广播媒体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广播媒体重视话语权的具体体现。广播媒体要借助社会各界力量,通过高素质评论员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来强化本台的新闻评论。2014年5月,绍兴台新闻综合频率组建了一支有10多个人参加的评论员队伍。在这些人中,即有高校的专家学者,也有机关事业单位的时评和其它媒体的资深记者编辑。为了方便相互之间的联络与沟通,频率还在网上申请了一个QQ群,当遇到一些新闻热点事件时,频率的值班编辑会把新闻稿发到群里。评论员看到后,就会进行即时评论,有的是把评论文稿发给编辑,有的则是直接打电话给编辑部,让编辑直接将评论员的话语录下来后进行播出。这样的广播新闻评论制作工序少、流程短、传播速度快。广播新闻评论区别于其他文字评论的最大特征,就是广播新闻评论依赖新近发生的事件、现象和问题发表意见,因此广播评论也要讲究时效。一是新闻事实与新闻评论写作之间的时间要短;二是新闻评论写作与传播之间的时间要短。对于广播媒体来说,提供意见的方式就是“即时评”。“即时评”是主持人或评论员,乃至听众对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迅速做出的、简短的广播新闻评论。它一般由“新闻事实+评论”组成,广播的电话连线是“即时评”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在广播评论中,主持人的作用也非常重要,要把主持人也逐渐培养成评论员。要在对广播新闻节目编辑和主持人进行评论能力培训的同时,建立广播媒体自己拥有的、更壮大更稳定的评论员队伍。新闻评论历来被人们视为衡量媒体新闻专业能力和舆论引导力的主要指标,也是媒体提升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的重要工具,因此被称为媒体的灵魂与旗帜。随着移动听众的不断增多,广播新闻评论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视。相对于报刊、电视、网络,现在的广播评论仅从量的方面来说,仍然显得落后,有的台每天一条的“本台评论”都难以保证,高质量的广播新闻评论更无从谈起了。广播新闻评论创新的余地还很大,其潜力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结合广播媒体的传播特征,在服务中心、贴近民众、抓住热点、增强时效、观点鲜明、形式新颖等方面去进行探索,以强化广播新闻评论的话语权。而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媒介市场,谁有很强的话语权,谁就会有很强的传播力。 作者:宋怡单位:浙江省绍兴广播电视总台 新闻评论论文:公考申论与新闻评论论文 一、从两者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分析 1.两论的论证方式基本一致论证中运用到的各种推理形式的总和叫做论证方式。公考申论在论证观点的时候常用而有效的论证方法包括:举例论证,运用典型事例来证明论点的方法;对比论证,把两种事物加以对照、比较后推导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使论点映衬而出的论证方法;引用论证,引用公理、名言警句等作为论据,分析问题、说明道理的论证方法;比喻论证,用比喻的方法对论点进行证明的论证方法;反面论证,直接从论点的反面进行证明。而在新闻评论的写作过程中也常用到这些论证方式。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公考申论与新闻评论在论证方法上存在很多相同之处。 2.两论的功能和作用不同新闻评论是一种有着鲜明针对性、指导性和时代特色的政论文体,能够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进步,对民众、对社会起着安定团结的作用。一般而言,新闻评论有着宣传鼓动、配合中心工作的作用;释疑解惑、研究社会问题的作用;针砭时弊、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提供讲坛、增强公民参与意识的作用。申论则是根据公务员工作的实际需要,针对某个社会问题阐明观点、论述理由、提出对策、辅以论证,专门用于公务员考试的一种应试文体。故新闻评论和公考申论各自的作用是不相同的。 二、对两者的意义 通过将新闻评论和公考申论进行一次较系统的比较和探析,对新闻评论和公考申论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1.有利于加强对两论的理解通过对公考申论和新闻评论的比较,我们可以对新闻评论、公考申论有较大面的了解,也进一步深化了对公考申论或新闻评论的认识与理解,并在分析公考申论和新闻评论的过程中相互联系,比较、探析两者各个方面的相同点及差异,以更全面了解这两论,为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它们提供了有利的帮助。 2.有助于扩展两论的关注群体公考申论和新闻评论都有着自己特定的关注群体。例如,对公考申论的关注群体就是以公考考生为主,兼有申论的培训老师、阅卷老师等,除此之外也就鲜有人关注。而通过将新闻评论与公考申论进行比较,则可以为公考申论和新闻评论找到一些新的关注群体。通过对新闻评论和公考申论的比较之后,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可以让一部分原来只关注新闻评论或公考申论的人,转而对两者都有关注。 3.有助于申论写作提高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公考申论的确在很多方面与新闻评论有着共通之处。这些共同点对人们学习公考申论和在公考申论应试中有着积极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对两论的共同点进行分析,总结出新闻评论与公考申论之间的联系,在熟悉了解新闻评论的性质、特点等情况下,借鉴新闻评论中成熟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技巧,来进行公考申论的应试、作答。这种通过熟知和了解其他文体的特点,进而达到为公考申论应试写作提供帮助的做法,是学习公考申论的重要方法之一。 比较、分析公考申论与新闻评论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学习这两论提供了帮助,两论的比较也拉开了公考申论研究和新闻评论研究的新视角,有积极的学术意义。比较和了解两论也为更好地研究两论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同时熟悉两论的特点与联系,也将使两论的传播和应用进入到一个阶段。 作者:胡隆军单位:吉首大学文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增强感染力的新闻评论论文 一、“晒主题”:点面结合启示人。 新闻评论要吸引受众并产生共鸣,除观点睿智、犀利外,其贯穿通篇的“三个面”需要着重把握:一是把握主题思想的深与浅。首先要注意及时把握不同时期群众的脉搏,抓住热点、难点问题,使评论具有一定的深度;其次要注意由浅入深,深入浅出地从群众最能接受的层面去点评。二是把握评论所涉及领域的宽与窄。要跳出过去那种僵化、封闭、俗套的思维定势,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分析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三是把握评论题材的大与小。抓住群众生活中貌似“小事”的东西去评论,群众感受深刻,容易理解和接受,且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例如,短评《是谁给了罪犯站着赚钱的机会》说的是在福建漳州南靖县,两名被当地镇政府雇请来负责无公害处理病死猪肉的工作人员,将捡来或以几毛钱一斤买来的病死猪私自屠宰后,运往湖南、广东等地,最终流向了餐桌。短短三个月,两人竟卖出近40吨病死猪肉,案值达300余万元。监管无所作为,犯罪才会无所顾虑。大字不识的几个农民,几乎是站着就把黑钱赚了。评论分析后指出:在有些地方,不法分子干一些违法犯罪的事,其实是非常容易的。至关重要的是政府职能部门在这里表现为双重缺失:既缺失了对病死猪流向的监管,也缺失了对工作人员行为的监管。没有了监管这一环节,相当于消费者直面奸商,别说40吨,再多的病死猪流向餐桌也不是不可能的。通篇点、面拿捏精准、到位,字里行间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二、“微视角”:眼光独到告诫人。 新闻评论需要独特的观察视角,受众对有着独特视角的评论总是情有独钟、津津乐道。只有角度新颖、眼光独到的评论,才能达到“一滴水见太阳”的功效。进入“微时代”,随着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长篇大论、拖泥带水的社评人们不屑一顾,而有的短评百十来字却感人至深,看后满眼生辉,回味无穷,给人有益的启迪,这当中评论的角度至关重要。例如短评《对夜幕下的交通“活闹鬼”管理部门得瞪大眼睛》,这篇短评从容易被忽视的微角度进行观察分析,把发生在夜间的醉驾、疯狂的后八轮、工程车和违章运货车称之为“活闹鬼”,不仅十分贴切,也引起人们的警醒。它告诫有关部门,虽然有严厉的管理条例,但如果不关注夜间的“微空当”,条例就形同虚设。这篇短评的“微视角”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力,随后警方和城管部门开始24小时上路查酒驾和违规后八轮、工程车,不给“活闹鬼”有一席之地,群众拍手称快。 三、“说人话”:善接地气打动人。 评论要接地气、说人话;装腔作势、隔靴搔痒、人云亦云、不讲真话,触及不到问题痛处的评论有谁爱看?写评论讲真话就是要有思辨色彩,而光有“看”是不够的,必须有“想”,讲真话、接地气要有勇气和胆量,它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要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秉笔直言,提出真知灼见。例如“科技下乡”活动,总体上来说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在一片叫好声中,记者细心观察发现有些活动却表现的十分冷清,这当中一些部门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是主要原因。随后撰写了《农民欢迎的科技下乡为何冷清》的评论,摆事实、析原因、讲道理,提出:科技下乡,关键是要重质量、讲实效,要根据农民的种养实际,诚心诚意地为农民传经送宝、排忧解难,使农民真正得到想要的科技知识和致富门路,并希望有关部门真正转变观念,深入农户和田头,不打“官腔”、少一些“花架子”,多一些接地气的服务,这样才能真正受到农民的欢迎,才能使科技兴农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评论播出后,反响强烈,许多农民高兴地说评论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有关部门则高度重视,专门研究,制定措施,予以整改,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四“动真情”:情理交融影响人。 写评论切忌无病呻吟,而应有感而发。笔尖常带感情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宣示。评论要特别注意发掘人在事件中所蕴含的情感因素,让受众在体验某种情感氛围中接受所披露的事实和观点,这种体验和感受往往比灌输式的说教有更好的传播效果,让受众陷入思辨的理性。例如短评《敬爱的老师,请别……》对一些教师补课收钱的行为进行了抨击。作品没有一味地严厉指责教师收费行为,而是用充满感情的言语拉近彼此的距离,开始的语气是谈话式的,接着说到“敬爱的老师,在钱的问题上,那么确实也有难处……”实事求是的说明教师的清贫和不容易,继而点出了“教师的形象在孩子心中是很高的,如果把老师巧妙地赚钱、拉关系等方法也接受下来,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可怕的。”如果有的老师初时还以补课收钱属家长自愿而自慰的话,此时都会扪心自问了。 五、“擅手法”:发挥优势吸引人。 广播电视评论仅靠文字解说是不够的,必须具有强烈冲击力与说服力的画面内容、同期声和音响效果。利用并发挥广播电视优势,在表现手法上通过用事实说话,使摄像机、采访机成为思索的眼睛和耳朵。如电视评论《靠山吃山也要有章法》开篇把镜头对准一座乱石成堆、树木枝折根裂、山路堵塞的荒山,加上一群挖石的农民,为划地盘在争吵的场面,并运用大量的音响和同期声。记者从这个场面中提炼出“靠山吃山也要有章法”这个主题。靠山吃山在人们的心目中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靠山吃山也是一条直接致富的门路,可怎么个吃法值得研究。现场同期声中有的说,山是祖宗留下的,在自己的家门口,愿意怎么开就怎么开;也有的说,再不管一管,这种乱开、乱采的趋势发展下去,会断子孙路的。两种不同的意见,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评论抓住破坏荒山这一典型事例作为切入点,使得全文顺理成章,一气呵成,引人深思。现场同期声中大众的评说、专家的评说,多角度、全方位镜头的使用、现场音响、同期声的配合,深化了主题,使靠山吃山上升到一定理论、政策的高度,加上正反典型所带来的不同结果,给受众一个明白并从中受到启迪。 作者:卢斌昌汉单位:南昌广播电视台 新闻评论论文:教育新闻评论研究论文 一、教育新闻评论写作中的常见问题 通过阅评分析2010年、2011年度湖北省高校新闻奖言论类260余件参评作品,结合10多年选读校外各类媒体上的教育新闻评论积累的经验,笔者对教育新闻评论写作中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纳。 1.体例不对。一是把只有标题和正文的简化版论文归为新闻评论。如某高校校报2011年参评作品《弘扬“延座”讲话精神,重建理想信念教育———从美术创作看高等艺术教育的社会功能》,仅看标题,该文就应属论文,而非新闻评论。二是将新闻评论与杂文,特别是随笔混为一谈。这一类问题在教育新闻评论中最为常见。众多作者、编辑常常把一些应归为杂文的文艺性社会评论,或者应归为议论性随笔的借事抒情、夹叙夹议的随手笔录,都视为新闻评论。也有一些作者、编辑把谈体会、提要求的讲话稿、发言稿误为新闻评论。 2.不够客观理性。最常见的是:作者在表发评论前不先核实“新闻事件”的真伪,不学习相关科学常识,不探询新闻背后的故事,而是只要有肤浅的表面“来源”,只要有“不平”、有“兴奋点”,就会快速板砖参与“群殴”,助推形成强势舆论。2010年轰动海内外的肖传国教授“锤打”打假名人方舟子案,从中央主流媒体到非时政报刊到网络媒体,以评论《从“抄论文”到“抄家伙”》为典型代表,迅疾不问青红皂白、一边倒地认定肖传国是因为抄论文遭揭露而雇凶抄家伙报复伤人,谴责他乃至学术界“学术道德沦丧”,直至质疑、批评国家的科技评价体制。科学允许、鼓励有意义的探索,肖传国的探索事实上也得到了国内和国际同行的认可。《从“抄论文”到“抄家伙”》等,评论员自我判定肖传国抄论文了,在立论上即成为了一个莫须有的伪命题。在这起媒体的极度喧嚣中,众多新闻评论的职业道德底线失守了。其二是失之浮躁或者带着成见,对新闻报道断章取义或者曲解原意进行评论。社会生活中群体和个体利益诉求出现多元化、复杂化已成为显性现象,评论者因而可以有法律规范内的,甚至逾规的评论;媒体市场化竞争也带来了发行量、流量、收视率等利益诉求导向,一些媒体的编辑、记者们愿意甚至乐于放行各类浮躁、带有成见的教育新闻评论,甚至推波助澜,做“标题党”人和在显著位置处理。其三是以偏概全,无限上纲,以不带有普遍意义的个案来诘责全部,来批评体制机制。一个大学生没钱上大学,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高学费,教育投入、救助体制出了问题;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扩招,人才培养模式出了问题;一个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坠楼,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出了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大学、政府管理部门和各相关方都应该反思、改善、提高,但有人、有人群、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就会有包括以上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出现,评论者应客观地、结合历史的和世界的眼光来分析评论中国的教育问题。其四是评论过于学术化、理想化,现实性、系统性、操作性不强。 3.选题陈旧。主流媒体、校内媒体习惯于老生常谈、泛泛而谈教育时政、学风教风、师德师魂、社团发展、各种浪费、占座位等,都市类报刊及新媒体则常年比较关注考试、贫困、腐败、意外伤亡、亚文化行为等。二者叠加,很容易导致教育的主流声音、优秀价值不彰,群口骂教育。 4.新酒入旧瓶。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不断会有新政策、新举措、新成绩、新鲜事涌现,评论却时时找不到一个新角度、站不到一个新高度,时时落入“旧闻旧论”,而得不到受众的关注。比如,评论者习惯于做口号式、标语式立论,体现在标题上,如,“抓实抓好”“真抓实干”“重在落实”“为……叫好”“为……努力奋斗”“也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等等。 5.标题不点睛。标题是评论的“眼睛”和“灵魂”,它与评论立论的高度、论证的质量和传播的效果呈直接正相关。教育新闻评论,特别是时政类媒体、高校校内媒体上的评论,在做标题方面还很显不足。一是用辞陈旧不新鲜大气,二是把评论标题做成典型的消息标题,三是标题没有表明态度或立场,四是标题散文化、抒情化、情绪化。 6.不得其解。一些评论,受众读得很费力甚至读几遍也揣摩不出作者的意图。一是一些作者爱用网络潮语,或拿网络潮语来说事隐喻,但作者选用潮语时应先看看评论的受众定位人群,要有所针对性,非大众化的潮语不一定适合随意随心使用。二是一些评论用典过滥,让受众阅读吃力、理解费力,甚至晦涩难懂,似懂非懂。三是概念表达不清,同一概念在同一文章中指代的内涵不一样,让受众发懵或者产生文不对题的判断。某高校校报一篇《中医之魂在传承》的评论,文中的“中医”,在不同的地方,可理解为“中医学”“我校”“中医药文化”等,从而成为一篇不知所云、缺陷明显的评论。 二、教育新闻评论怎么写 1.紧扣关键词,区隔开杂文。在当代,一些文体的体例呈现出交叉交叠、界限模糊的现象。但新闻评论与论文、杂文之间的界限还是有迹、有章可作分隔的。教育新闻评论,属性是新闻作品,也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述评、短评、专栏评论等,是对教育领域发生、发现的重大或鲜活新闻事件、话题、现象的分析和说理。②它的关键词是“新闻性”。其他几种文体没有或者不讲求“新闻性”。论文是学术类作品,是用来描述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也是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③它的关键词是“学术性”。杂文是散文类作品,是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多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称。④它的关键词是“文艺性+讽刺性”。议论性随笔,为散文的一种,有学者也将其归为杂文。是随手笔录,不拘一格的文字,一般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为其特色。⑤关键词是“自由性+抒情性”。新闻界著名学者邵华泽先生曾列出了8种常用的新闻评论形式:一是以中央和上级指示为内容写评论。这种评论能起到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的作用。二是配合中心任务和重大决策写的指导性评论。要求任务要明确,道理要讲清。三是针对一种错误倾向、错误思想或者是模糊观点来写的评论。要求问题要抓准,说理要透彻。四是为突出新闻的思想性为其配发的评论。要求结合紧密,要画龙点睛。五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评论。六是有关节日、纪念日以及重大活动的新闻评论。七是对敌进行论战的批驳式的评论。八是对某个问题进行理论阐述的评论。⑥ 2.强化引导性,捕捉好题材。一是要心存敬畏,坚守底线。教育是一项管未来,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个家庭、每位公民最切身利益的神圣事业。评论者、编辑、记者从内心里应时时对教育存有敬畏感,爱护、支持、监督、促进教育的发展。可以监督、批评教育,但要客观理性、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改革创新写作思路方法,提高教育新闻评论的质量和传播效果,弘扬教育的主流价值,更多地释放出教育新闻评论和教育的“正能量”。二是要关注、用好四类题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先进典型、热点事件、教育(校园)新现象、改革新动态是教育新闻评论弘扬主流价值,释放“正能量”的永久题材,就看作者以何种角度去立论,去论证,去打动受众,引导舆论。 3.立论求新,做亮标题。立论新与标题亮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立论新,即为思想新,思想新往往体现在标题上。标题亮,则意味着立意新、旗帜明,意味着“吸引人眼球”,媒体喜欢,受众喜欢,传播效果好,引导力强。 4.语言求准,言简意赅。评论作者及媒体编辑、记者都应善于学习,不断地增加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与科学素养,不立“谬论”,不说外行说;要勤于学习、补充新闻评论写作的专业技能,给受众不留紊乱的逻辑层次,不留多话、闲话、废话。做到立论科学,态度明确,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言简意赅、吸引力强。 作者:周前进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文学学士 新闻评论论文:广播新闻评论论文 进入九十年代后,处于我国广播最前沿位置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各地方台也争相效仿。在我国广播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央台及一些发达省市的广播媒体走出低俗,重振雄风。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王者归来的气魄不是对以往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广播节目进行的大胆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评论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各电台的新闻频率,增加了新闻评论的份额和比重。并在新闻实践中积极探索,走出一条适合广播媒体自身发展,体现广播媒体特色的新闻评论发展之路。 从我国广播媒体目前的节目构架来看,广播新闻评论的形态大致有四种。 1.附着在新闻资讯后面的短评。这类评论篇幅较短,字数较少,与前面的新闻信息互为一体,互相补充,是对前面新闻资讯的深入剖析和解读,起到一语中地,画龙点睛的作用,并具有鲜明强烈的观点,入情入理的分析,正确及时引领舆论的作用,向社会传递主流媒体的声音和正能量。比如,我们现在经常可以听到,在中央人民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对一些能够引起听众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都要及时的配发短评,引导舆论,弘扬主旋律。但直到目前,有些地方台播出的这类短评,仍然无法做到生动晓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教成份严重,明显有报纸遗风,这种广播评论方式是比较传统的新闻评论方式之一。 2.以整档广播节目为主的新闻评论栏目。以评说社会上新近发展的新闻资讯为主。在这样的新闻评论节目里,主持人的话语代表媒体的声音,对在受众引起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进行评说。一般先由主持人叙述新闻事件原形,然后再对新闻事件进行简短的、富有特色的点评。比如我们呼伦贝尔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的一档新闻评论节目《大飞说事》,主持人大飞首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资讯进行叙述,然后再运用具有个性化的口吻进行简短评说,以引导舆论。由于整档节目定位为新闻评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档以主持人的声音传递媒体思想的广播新闻评论性栏目。 3.新闻调查式广播评论。广播记者对一起广受关注的新闻事件进行采访、调查、追踪,如剥洋葱皮一样,层层拨开新闻事件的迷雾,还原事件的真相和本质,然后再配以新闻记者鲜明的观点和对事件真相的解读,让听众随着记者采访的脚步,步步深入,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了解和把握,对于新闻事件的是非曲直形成自己清楚明确的分析、判断,达到让受众了解新闻真相和本质,以正视听的目的,这类的广播新闻评论,大多是调查、监督类的报道,采取的是边叙述边评论的方式。 4.专家点评。专家点评式的评论节目可以说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以及一些省市台的广播新闻节目,都有大量的评论员的声音,这些广播媒体都培育并拥有一支自己的新闻评论员队伍,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立即到场,阐达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态度和观点,引导舆论,告诉听众新闻事件的本质真实。听众对专家的解读更加信服和有说服力,从而增加了媒体的权威性和舆论引导作用。虽然经过几代广播人的不懈探索和实践,广播新闻评论正在日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但是距离让广播新闻评论真正能够成为媒体的号角、旗帜、灵魂的目标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就需要我们在广播新闻实践多思考,多动脑筋,在撰写评论的过程中,更多的、创造性地展示广播媒体的特色和优势,让广播新闻评论更加鲜活生动,达到受众入耳入心的目的。在这里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广播新闻评论的特点,广播新闻评论依赖广播媒体而生,所以,广播新闻评论离不开广播具有的鲜明的优势和特色,由此,广播新闻评论大致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快、新、活、短。 所谓的“快”,在各媒体对新闻争夺激烈的今天,广播评论要做到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解读,每一时间表态,以便吸引更多的听众,及时引导舆论。广播人要对于社会上形成的新的热点资讯,在百姓莫衷一是,难辨真伪的时候,告诉受众新闻事件本身的真实情况,以及新闻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广播新闻评论能够做到快字,就会很好的契合听众的心理需要,去伪存真,解疑释惑,让受众明辨是非,以正视听。 “新”是指广播新闻评论发出的声音是独特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据充分,论点新鲜,在众多媒体中独树一帜,耐人回味,言之有物,经久不忘。所谓的“活”,是指的广播评论要写得鲜活,生动,通俗易懂,感情流畅,条理分明,能够感染人,鼓舞人。“短”是指广播新闻评论无论是短小精悍的短评,还是层层剖析的述评,其中评论的篇幅一定要精短,一语中地,不能长篇说教,言而无味。既然我们明白了广播新闻评论不同于其它媒体评论的特点,那么如何写好广播评论呢?要写好广播新闻评论,必须具备以下素质,首先,必须具备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心胸,有客观公正的立场,有透过现象,窥视本质的敏锐,要对新闻事件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要对新闻事件发生的领域有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并具备专业水准和眼光,这几种能力都具备,才能作到力透纸背,分析到位,观点正确,写出的评论才以令受众信服和满意。另外,在评论的表述上,要展现广播的特色,要有别于报纸和电视,体现一家之言。语言要通俗流畅,简单易懂,感情要充沛淋漓,能够感染受众,并且多用短句式,多用动词,让听众听得明白清楚。特别是在调查式述评中,还要充分体现广播媒体的特点,多运用一些典型音响,关键段落,要用大量丰富的现场音响和被采访对象的采访录音,增加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使新闻评论更有说明力。 以上是对于广播新闻评论的一些粗浅的认识,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经过广播人的共同努力,广播新闻评论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表述上,都会更加完善更加能够体现广播媒体的特色,让广播媒体真正因广播评论而增色生辉,受到受众的喜受。 作者:刘波崔蕾单位:内蒙古海拉尔区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 新闻评论论文:新闻评论实践教学论文 1当前《新闻评论》课堂实践教学中的问题 1.1实践教学形式单一 当前大多数高校在《新闻评论》的实践教学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在相关理论的学习之后布置课堂练习或者课后作业,让学生进行写作练习。笔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能够锻炼学生的思考与写作能力,但是难免一些学生为了应付作业像中学生写作文一样,拼拼凑凑几百,完成任务便了事;另外,由于接触的评论作品少,评论的思维也未形成,简单的几次写作锻炼,实际上对学生来说能进步的空间不大。更多的还是每次按照原来的认知与思维在写作,甚至有些学生上完一门课程都没有看超过10篇评论文章,指望通过几次写作锻炼就能获得这项技能是不切实际的。 1.2课堂实践锻炼前后割裂 每次的实践锻炼前后断裂是新闻评论实践教学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讲完短评让学生练习写短评,讲完编者按语让学生写编者按语。有的学生刚刚知道什么是短评,然后赶鸭子上架完成了一篇短评写作任务,老师点评几句便没有下文了;有的学生刚刚开始对这个“编者按”产生兴趣,想要深入了解,却又马上开始了下一个内容的学习,而学生自觉性大多不高,如果没有老师引导和要求,比较少同学愿意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去看、去写。学生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去摸索、去熟练,这样的设计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与提高。 1.3教师忽略自身的实践 像《新闻评论》这样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教师在教学的同时应该非常注重自身实践能力的提高,但目前的《新闻评论》教学,教师大多是负责理论的讲授,实践环节以布置任务、点评的形式来完成,很少主动参与到实践锻炼中去。事实上,教师自身的实践锻炼不仅指去到专业的媒体单位从事采写编评工作,也包括在教学中与学生共同参与实践,完成实践任务,而在实际教学中,这一环节往往被忽略了。有些教师上了几年的《新闻评论》,自己却没写过一篇评论作品,这也是目前《新闻评论》教学中存在的较为明显的问题。 2新型实践教学形式的运用 2.1渐进式任务———习惯的培养 《新闻评论》的课堂实践教学首先应该是培养学生关注评论的习惯。笔者在第一节课上先用许多同学们感兴趣的案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告诉学生并不是想大家想的那样无聊,随后提供较为著名的评论媒体与网站,并布置任务:以后每次上课都会叫同学起来问问最近看了什么评论,跟大家分享。渐进式的第一步就是评论复述,每次上课前花10-15分钟让学生复述最近看了什么评论及评论的主要内容;进行2-3次课程之后,随着相关理论的学习,第二步由复述评论渐进到解析评论———说出评论的论点、主要论据、评论的结构及你对评论的评价;第三步让学生追踪自己喜欢的一到两个媒体或作者的评论,观察他们的评论选题特点与评论写作,同样利用每次课程的前10-15分钟让同学们自己说。三步走的形式可以贯穿在整个学期的教学过程中,通过渐进的、持续的三步走让学生养成关注评论的习惯,熟悉评论的思维,让学生熟悉评论就像熟悉新闻报道一样,看见一篇评论标题便能够立刻知道这种评论大致是什么样子的,为新闻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2.2交互式课堂———形成兴趣 2.2.1互动与竞争 课堂实践教学采用互动的形式是充分激发学生能动性和兴趣的形式,对于《新闻评论》教学来说,互动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在笔者的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的是分组互动与竞争的形式,小组内成员利用课余时间互相讨论自己看到的评论,互相推荐自己认为有意思的或者写得特别好的评论,教师在课堂中可以通过不定时抽查的形式检查小组的完成情况,也可以为小组提供指定的讨论题目,比如以新近发生的事件为由头,让小组成员收集对这一个事件的各种评论,并按照一定的逻辑归类,指出有哪几类评论,选出其中你认为较好的评论与同学们分析;小组之间的竞争包括每周检查时看哪个小组看的评论多,对同一选题的评论谁的认识更深刻,更有创意,而小组间也可以互相为对方选题,刁难一下对方,互相评价,指出对方的优缺点,调动学生们的互动性与竞争心,能使学生学习更有动力。 2.2.2课堂辩论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将辩论的形式引进课堂的效果十分明显,课堂辩论也非常适合新闻评论教学,因为新闻评论一个重要的选题来源便是有探讨争鸣的现象与问题,随着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这种众说纷纭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将这样的问题或现象引入课堂辩论之中,能够充分发挥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之余,也锻炼了学生学会一针见血的看问题,找论据来论证己方的观点。比如在笔者的教学过程中,引入课堂辩论的既有“上课交手机支持还是反对”这样更学生本身密切相关的辨题;也有类似“学校悬挂祝贺校友李易峰《古剑奇谭》大获成功横幅你这么快”这样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辩题;还有像“春晚小品看本山支持还是反对”这种有新闻由头,社会讨论度较高的辩题。在笔者的教学过程中,每次课堂辩论最后都是下课时间到但是学生们意犹未尽,争论得面红耳赤,走出教室还在讨论刚刚的辩题,还有学生下课堵住笔者让笔者选支持正方观点还是反方观点。辩论不需要专门选取双方辩手,仅按照座位分成正反两方,这样既不用太多时间准备,同时也给每位学生作为辩手发言的机会。师生共进式练习———有引导、有参照《新闻评论》的课堂实践教学目标最终还是要指向学生的评论写作能力,因此在形成习惯和兴趣之外,对学生写作能力的锻炼与培养仍然是重中之重,笔者在对学生评论写作锻炼的实践中,采用了“师生共进”的方式,即每次课堂评论写作锻炼或课后评论写作作业,老师都完成与学生一样的任务。通过这种师生共进的形式,一方面能让学生对老师更有信任感,更加认真的完成这一任务;另一方面,每一次对学生的评论作业进行点评时也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点评,好或不好,事实求是与学生共同进步。对学生来说,有一个自己熟悉的人的作品参照,比起媒体上遥远的、冷冰冰的作品更加有人情味和吸引力。换言之,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需要有一个实践过的老师而非一个会布置任务的老师。 总之,对《新闻评论》这样非常注重实践性,但是内容却不能很好的吸引学生的课程,应该改变原有的枯燥、断裂的教学模式,采用渐进式的,持续性的,以兴趣带习惯,以习惯养兴趣,在接触大量的评论实例、作品基础之上,将思维能力与写作能力并举对学生进行培养。 作者:王敏利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体育新闻评论多元化创新技法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认为体育新闻评论的新趋势有:“新闻化”特色不断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各行其道、“解读”趋势——深度评论发展迅速。 关键词:体育新闻评论趋势写作手法风格 随着体育事业与体育媒体的发展,作为新闻评论重要分支的体育新闻评论独树一帜,非常繁荣。平面媒体特别是报纸为体育新闻评论提供了一个广阔且有稳定受众的生存空间,网络媒体的兴起更是进一步扩大了体育新闻评论和“评论员”队伍的数量。体育新闻评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进步。几乎任何重大体育事件体育都会从各个角度进行评说。随着体育新闻评论的影响力的扩大,体育新闻评论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也在不断适应读者新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体育新闻评论的新趋势有: 一、“新闻化”特色不断增强 新闻媒介的性质决定了新闻性是所有新闻体裁的共同特点。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增长,使得体育新闻评论的新闻性特征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评论新闻化,使新闻与评论互相延伸,互相深化,加重报道的分量,大大增强传播效果。体育新闻评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 1.追求强烈的时效性 体育新闻报道讲究及时性,而传统的新闻评论对于时效性并不苛求。如今,体育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就是评论的生命,体育新闻评论本身所具有的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力量,与时间是成正比的。时效性对于引导舆论至关重要,也是争夺“眼球”的法宝,追求时效本身已成为体育媒体竞争的主题。新闻性要求体育新闻评论与体育新闻报道一样,讲究时效。 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体育媒体在新世纪更为重视体育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了加强时效性,许多体育报纸开辟了评论员专栏或专版。这些言论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体育新闻事件、现象、问题进行评论,言论与新闻常常是同步见报。而网络上的体育评论其时效性就体现得更为突出,往往是比赛一边进行,网络们的评论就已经“出炉”,不受刊发时间和版面的限制。 2.讲究现实针对性 新闻竞争已由独家新闻之争进入到独家观点或独家视角之争的态势,言论已经成为提升媒体品位,打造传媒竞争力的力点之一。“体育时评”盛行,是体育新闻评论讲究现实性的一大表现。一些市场化报纸如《体坛周报》等新能取得成功,体育新闻时评功不可没。 从评论的题材上看,触及现实是体育新闻评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体育新闻评论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人们对于“高、大、空”的体育评论兴趣不在,需要的是针对现实社会中的新鲜的、敏感的、热烈讨论和大众关心的体育事件与话题进行评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闻背后的缘由和体制因素;迫切需要传媒去伪存真,帮助受众梳理与解析体育事件。 3.“新闻性信息”与评论相结合 随着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体育新闻评论和体育新闻报道正由各自独立呈现出相互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传播“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有机地结合。 在版面编排上,体育新闻评论常常与体育新闻报道同时见报。言论与新闻同步见报,说明体育新闻评论突破旧新闻观,重视新闻性信息对评论的作用与影响,重视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的结合。体育新闻评论依托体育新闻报道而发表,如时评、评论员文章、按语等,以发掘体育新闻背后的深层价值和意义,从而提高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力。 在写作手法上看,报纸体育新闻评论常常在写作中直接输入作者所见所闻的新闻性信息和事实,以此作为立论的由头和依据,缘此引发议论。体育新闻评论运用事理交融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这种难度较大的论述方法在体育新闻述评等评论写作中常用。有时很难区分新闻稿件与评论的界限。 二、“多元化”趋势明显 体育新闻评论的多元化特色具体表现在: 1.体育新闻评论的话题广泛,“评论员”身份“多元化” 现在体育新闻评论的话题不仅有体育赛事方面的,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医疗、保健、娱乐等等内容。评论员队伍除专业人员和学者外,还会邀请名人,明星或者业余撰写评论。同时注重吸引体育迷参与评说,各媒体也把受众参与作为刺激销量的重要手段。 2.体育新闻评论的角度和意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各种各样的选题立论敢于面对众所关注的各种的话题,进行释疑解惑的积极引导。有正面的,也有批评谴责的,既有阐释说明的,也有建议、探讨、争鸣、商榷和研究的。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倍受受众欢迎。 三、“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各行其道 如今,新闻媒体面对的是越来越成熟的公众,面对的是越来越多样的媒体群。这对体育新闻评论写作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专家型”的评论员是各大体育媒体竟相争夺的对象。“专业化”程度高的体育新闻评论是体育媒体的标志和旗帜,也是体育媒体树立“品牌”的重要手段。 “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并存是体育评论的一大特色。两者的目标受众群并不重合,传播目的也不相同。体育专业人员,专家,职业记者所做的评论针对的是资深的体育迷和体育专业人士的受众群体,目的是体现媒体的专业水准。,而“平民化”甚至“娱乐化”的体育新闻评论针对的是更为广阔的普通受众和市场,目的是为了普及知识,培养受众以及增加评论的趣味性,开发体育新闻评论的多样价值。许多大型赛事举办期间,报纸都会策划风格各异,适合不同层次读者的评论专栏。专业人员侧重理性分析,而非专业人员的“感性宣泄”也会获得很多读者的欢迎。 四、“解读”趋势——深度评论发展迅速 新闻信息已经由“传播”时代进入“解读”时代。解读,就是媒体分析、说明、解释新闻的意义。即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或问题,或政策法规等进行针对性地解读——在评论中对于新闻事件进行切中时弊、鞭辟入理的分析,并提出独到的深刻的见解。深层解读与提供观点相结合,是新世纪体育新闻评论突出的特点。观点深刻、公正与否,解读深入、准确与否,决定着评论的成败优劣。例如,“对艾东梅不得已出售体现自己过往人生价值的奖牌一事,公众普遍表示了同情。不出意外,艾冬梅将能赚到她所预计的租个柜台卖童装的启动资金。然而,此事虽然有光明的一面,更多的却是带给人们的沉重思考。目前我国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在非奥运年有近万名运动员退役,奥运会年的退役规模则更大。但得到“妥善安置”的却仅有千人左右。其他都只能进行所谓‘一次性补偿’,补偿金额由各地方体育局自己做主。可以说,艾冬梅的境遇很有代表性。许多运动员在“举国体制”下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这篇评论由一个运动员的经历,引申到对于我国体育体制的探讨,对于事件发生的根源和造成个人境遇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观点深刻且独到。 述评性的体育深度报道由于结合了新闻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两者的长处,在实现“解读新闻”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写作周期长,在体育杂志上,这类稿件较多。报纸和网络媒体较少。 评论的力量在于理性的力量,在于它的思想穿透力,理性的力量最终要靠深刻独到的观点取胜。信息时代的媒体竞争,不仅是新闻题材的竞争,更是在对新闻事件、新闻题材总体把握上的新闻解读之争,进入新世纪的报刊体育新闻评论更追求对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全局性的、前沿性的体育新闻事件作深度解读,为公众提供“独家”观点、“独家”角度。 新闻评论论文:新闻评论的再认识分析论文 【摘要】新闻评论的特点需要根据发展了的新闻评论实践进行重新认识。把新闻性、政治性和指导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是不合适的。新闻评论有五大特点:以新闻事实为依托、时效性、思想性、论理性和大众性。 【关键词】新闻事实;时效性;思想性;论理性;大众性 究竟什么是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对它的认识直接关乎新闻评论的发展,但是,学界对此问题仍然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认识水平上,未能根据新闻评论实践的要求进行更为科学的概括,以致形成了对新闻评论实践的阻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重新审视。 一、中国大陆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认真探讨,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 笔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概括,出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范荣康先生登载于《新闻战线》1984年第3期的《新闻评论的一般特征》一文中。在此文中,范先生这样界定:“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者最近报道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和问题,所发表的政治性的,面向广大读者群众的评论。”后来,在其专著《新闻评论学》中,范先生进一步明确界定:“新闻评论是一种具有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等显著特征的评论文章。”“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离开了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都不成其为新闻评论。” 后来,范先生概括的“三性”成为一种比较公认的经典认识。 在丁法章先生主编的教材中,曾提到“指导性”,不过没有专门列出来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新闻评论“是就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实和重大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政论文体,是所有新闻传播工具的各种形式评论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后来,吴庚辰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新闻评论学通论》一书中,在原有的“三性”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指导性”,成为“四性”。 随着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新闻评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于是,对新闻评论特性的认识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所以,后来出版的一些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著作中,大都沿用“三性”来概括新闻评论的特性。 “三性”是80年代人们对于当时的新闻评论实践的总结,应该说,这一概括,对于新闻评论学科的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大陆的新闻评论学正是在80年代中期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80年代至今,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新闻实践迅速发展,新闻改革不断深入,人们的新闻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起来,“三性”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二、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新闻性”。 从上举定义来看,论者们所讲的新闻性实际上就是指新闻评论的对象是新闻事实。不过,因为它的对象是新闻事实,就说它具有新闻性,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从来没听人讲过体育评论具有体育性,经济评论具有经济性,文学评论具有文学性。 我们说新闻性时,一般指的是新闻本身的特性。新闻性起码包括了真实性、新鲜性、客观性、时效性等特性。在新闻评论中,我们当然要求新闻评论的对象——新闻事实要真实。但是,这里要明确的责任是,事实的真实与否是新闻报道的问题,而不是新闻评论的问题。我们也要求新闻要具有新鲜性,要求事件必须是新近发生的,或者虽不是新近发生,但别人从未报道过。但新鲜性仍然是新闻报道者的问题。例如,一个记者报道了一则真实性不足、新鲜性不够的事件,而评论者迅速给这则报道加了个评论,此时我们只能说问题出在记者身上,不能说出在评论者身上。 不管报道是真是假,它都与评论者无涉。评论者只对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过程负责,不对新闻的真实性负责。核实新闻的真实性,是记者的任务,抓取新鲜的事件也是记者的任务。评论者没有时间、没有责任、也没有办法去对新闻再进一步核实。他将视报道出来的新闻为已经证明是真实的新闻。当然,如果一则新闻并未见诸报道,是评论者将它加以陈述,然后做出评论,此时,核实新闻真实性的责任当然在评论者。但是,这是评论者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或者说,是他所兼的记者的身份的要求,而不是作为评论者身份的要求。我们在谈论评论者时,当然不能把这一责任交给他。 如果硬要说新闻评论具有真实性,那么,这种真实性只是评论者意见的真实性,即评论者说的是自己内心所想的,而不是心中一套,文章中一套,说些违心话。但这样的真实性其实说的是真诚性,与新闻的真实性根本不相干。 至于说客观性,若要加到新闻评论头上,那就更荒唐了。新闻评论发表的就是主观的意见,如果要客观化,就没有新闻评论了。 只有时效性是报道者要注意,评论者也要注意的问题。但是,这里所说的时效性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是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指的是记者要把新闻及时地加以报道,而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指的却是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间的时差要校二者的时差越小,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强。如果记者报道得很真实,很新鲜及时,但评论却很长一段时间才搞出来,那么问题就在评论者身上。一篇新闻评论,如果不注重时效性,发表出来已成为对旧闻的评论,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失去了新闻评论的意义。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已经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在电视新闻评论中,往往是一边报道,一边评论,许多时候,评论的“及时性”变成了“即时性”,同步评论在新闻评论中所占有的百分比越来越大。 即便是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问题,也不仅仅是评论者的问题,时差的大小与媒介的特性、与编辑的过程都紧相关联。比如,互联网上的新闻评论时效性就要强得多,因为互联网具有即时互动性。再如,一篇新闻评论投到报社后,可能因为编辑的疏忽、送审过程的漫长等原因而使其时效性弱化。 新闻评论的特点要求作者创作要快,媒体处理要快,否则就成了明日黄花。 总之,新闻评论讲求时效性,而这里的时效性又不是新闻性中的时效性。所以,说新闻评论具有新闻性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政治性,它无疑是构成新闻评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很简单,新闻评论作为意识形态中的特殊部分,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或民族、集团的利益。新闻评论工作者时时刻刻要讲政治,要注意自己的新闻评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意维护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去引导大众的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评论就是政治性评论,仅仅是就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当前具体的政治活动作出评论;而是只要是有价值的新闻事实都可以做出评论。新闻评论也不一定是从政治角度所做的评论,不管从什么角度,只要它是对新闻事实的评判,它就构成新闻评论。党报和市级以上电台、电视台作为党的喉舌,作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解释政府的法律法令,积极反映群众的政治要求,政治性要更强一些。但即使是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舆论工具,也会发表一些政治性较弱,甚至看不出有政治性的新闻评论。比如第三届全国优秀广播评论《致富路上说养猪》: 农民朋友!今年上半年,咱县生猪存栏数比头年下降不少。原因是一些农民觉得眼下来钱的道有的是,养猪是零钱凑整钱,没帐算。说起来,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凡出手一头猪,总得个一年半载的功夫,少说也得用四、五百斤苞米,确实是零钱凑整钱。可话又说回来,零钱也是不能小看的,零钱能堆金山。这个理儿过去咱都经着过,不少人不就是靠养猪的零钱凑成的整钱娶了媳妇,渡过难关了吗?今天,咱们走上了致富路,也有养猪的一份功劳。 像这样的优秀评论,政治性在哪里?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推论说农民听了评论后多养猪,市场猪肉供应就不会紧张,便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志说,搞好经济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不过,这已超出了狭义的政治性评论的含义。现今出现的一些专业性媒体、商业娱乐性媒体中,更是大量地出现了非政治性评论。当然,商业娱乐性媒体、专业性媒体中的新闻评论工作者也要讲政治,也要注意政策界限,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党纪国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范内发言。他们也要积极地为推进社会进步、国家安定作出贡献,但要每篇新闻评论都带上明显的政治性却有点苛求。事实上,有一部分新闻评论属于政论,还有一部分则不属于政论。同样,有的政论属于新闻评论,有的政论则不属于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和政论属于有交叉的两个概念,在定义中强调政治性特点很容易让人把新闻评论与政论混同。 事实上,现代的新闻评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财经走势、证券风潮、影视动态、体坛风云、家教天地、追星族、婚外恋、保健经等等,有什么样的新闻焦点,就有与之相随的新闻评论,几乎无所不评,无所不论。 之所以有人会把“政论文体”作为新闻评论的属概念,这既与我国的新闻评论文体沿革有关系,也与社会形势不可分离。就文体沿革说,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政论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不少政论名篇,后来历朝历代,人们都把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诸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苏洵的《六国论》等,都成为后人文章的规范。在中国报刊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19世纪末时,宣传变法维新又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任务,以至于在那个时展起来的报刊政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论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又在强调阶级斗争,新闻评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很少想到新闻评论与政论的区别。 群众性是新闻评论的大众传播特性决定的。新闻评论之所以要把它作为一个特点提出,不仅仅是因为相对于新闻来说,评论是讲道理、发议论,如果不注意群众性,就会使人们看不懂,不愿看,不愿参与;它还包括了新闻评论的内容与群众的相关性、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介入性等方面。 把“指导性”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特点也不适合今天的情况。它带有时代印记,是在传统的新闻评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过去,人们看社论,要把它当作党中央精神的传达,用以指导工作。那时的新闻评论都是指导性,但如今的新闻评论已经逐渐跳出了传统的樊篱,人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即新闻评论最终要靠从思想上说服读者而发挥作用,评论是说服人的艺术。即使是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包括党的机关报代表同级党委发言的社论,也是新闻评论,不能同党和政府的决议、文件等同起来。如今,还出现了许多个人专栏评论、群众评论,这些都难以说是指导性评论,更多是属于引导性评论。它们并不以权威身份发言,而是靠其评论的见地而建立起权威。“指导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对接受者指手划脚的人,一个高踞于群众之上发号施令的人。如今,观念大解放,面对同一个新闻事实,人们会发表各自的观点,群众是在对这些观点的权衡中实现自己的认同的,或者说,真理是在观点的碰撞中显示自身的力量的。 三、我认为,新闻评论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以新闻事实为依托 新闻评论是对于新闻事实的评论,失去新闻事实,新闻评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不以新闻事实为依托的评论就变成了非新闻评论。有的学者认为,新闻评论不一定是对新闻事实的评论,它还可能是对重大问题发言(如前举丁法章先生的定义),这种观点其实是把新闻评论的对象与新闻评论的选题弄混了。对新闻事实的评论不能就事论事,而要从中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问题”是从新闻事实中发现的选题。有些评论确实是针对着重大问题,但它没有新闻事实作依托,不能算作新闻评论。比如梁启超先生,他的文章大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针对一个国家兴亡存废的大问题而发,并且多是发表在报刊这种大众传媒上的,但他的着眼点不在新闻事实,而是要利用报刊去呼吁维新变法。所以,严格说来,他的大多数文章是政论,却不是新闻评论。比如《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进步》,看题目就不是新闻评论,因为前者的主旨是谈中国是怎么逐渐走向贫弱的,后者则是谈社会发展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都是典范的新闻评论,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思想精英,是“时务文体”(报章文体)的开创者。面对的是不是新闻事实,这是新闻评论不同于其他评论的鲜明特点。 当然,新闻评论以新闻事实为依托,并不是说在新闻评论中一定要出现新闻事实。正如我们平时说话时经常省略掉一些彼此都知晓的前提一样,新闻事实在评论中经常被省略。例如《光明日报》2002年3月20日署名黎广铭的评论《“**”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今年2月3日晚发生的辽宁朝阳“**”痴迷者董立杀妻害女惨剧再次表明,“**”邪教所标榜的所谓“真、善、忍”是彻头彻尾的骗人的幌子,它对生命的虐杀,对家庭的危害,对社会的犯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淋淋的事实一再警示世人:邪教不除,民无宁日;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因为人们已经从媒体中了解了那个**痴迷者用镐头杀妻害女的新闻事实,所以,这则评论就没有交代事件过程,而是一开头就直接说那个事件再次表明了什么。显然,评论依托的是那个事件,是对那个事件的评论,尽管这里省略了对新闻事实的叙述,但谁也不会不清楚的。 2.时效性 由于新闻评论是针对新闻事实的评论,所以,它就带上了时效性特点,因为若不对新闻及时加以评论,时过境迁,就变成了旧闻评论。旧报馆有句话,叫做“看完大样写社论”。每天的新闻排好版之后,留下一块版面空在那儿,主笔的人看看新闻大样,觉得哪一条新闻的价值更大,更值得议论,便大笔一挥,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社论。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政论家都十分重视评论的时效,他们所写的许多新闻评论都是在紧迫的情况下赶出来的,及时配合了形势,发挥了新闻评论的战斗性。现在,我们的许多媒体常常是发了一篇新闻之后,在后面直接配上一篇评论。就是某一媒体对于别的媒体所发的新闻的评论也是快速跟进。比如,中新社200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则题为《教育腐败甚于司法腐败,沈阳人最不满教育行风》的报道:由沈阳市民参与投票的全市行风评议活动爆出大冷门,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第二天,《工人日报》就发表社评《教育行风“最差”令人难过》。 随着新闻媒体的进步,交通、通讯器材的不断改进,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来越强,即时性新闻评论得到了大发展。在广播电视中,已经有一些主持人能够做到现场采访、现场评论,启发听众(观众)对新闻事实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迹象进行深入思考。这种即时性的深度报道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3.思想性 新闻评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评论者对新闻事实发表的看法、观点,它必须亮明评论者的立尝态度,旗帜鲜明地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评论者不是单纯的新闻记录者,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事实的准确记录,不能浮在事件的表层,而要透过新闻现象,洞察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 例如2001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所刊署名宋庆光的评论《为啥一升官就长学问》。文章在叙述了新闻事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官本位现象,这就是“一升官就长学问”的根源所在。官就像从前黄金那样的硬通货,几乎在流通领域里畅行无阻。黄金可以兑换成各种有价证券,官也有类似的属性。只要有了官,不但可以兑换成像银子、房子、车子等实惠,也可以兑换成专家、教授等名誉和头衔。而且官比从前的黄金还要“硬”得多,因为这种兑换根本不需要动用本金。官具有如此神通,必然导致一些人的“权力至上”和“权力崇拜”心理,乃至头脑发胀,忘乎所以,既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人,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人们说:“新闻评论是传媒的灵魂。”确实,有没有评论者的观点,是区分消息和新闻评论的一个关键。消息一般是忌讳者站出来说三道四的,而新闻评论恰恰就是要对新闻事实说三道四。 许多新闻评论,很难用政治性加以全面概括,但思想性却是明摆着的。政治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政治思想性(政治不仅仅有思想层面,还有行动层面——人们常说政治行为、政治生活,而不说思想行为、思想生活——而新闻评论中的政治是属于思想层面的,所以,说“政治思想”比说“政治”要更准确一些),经济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经济思想性,这些都可用思想性来涵括。正是因为有了思想性的存在,新闻事实与新闻评论才得以分开,新闻评论才可以说是“灵魂”,才真正具有了“深度”。 历史的转变在产生着新思想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新的评论。从新闻评论发展的历史来看,思想解放是新闻评论解放的前提。越是变革剧烈的年代,越需要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当今,人们的金钱观、时间观、风险观、效益观、开放观等都处在剧变中,所以新闻评论的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大。无疑,思想性是新闻评论的一大特点。 4.论理性 新闻评论不但要亮出评论者对于新闻事实的看法,而且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道理去支撑自己的看法,从而说服别人,影响舆论。若少了讲道理的环节,仅仅是亮出观点,做出判断,就无法保证评论的有效性,无法真正切实地去影响舆论对于某一新闻事实的看法,无法使接受者对新闻评论者的观点心悦诚服。新闻评论必须靠讲道理使人折服。比如2001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专栏署名金陵客的评论《论“差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先用一系列新闻说明,我们的老师中确实有一些差师:“隔离专家”,“用刀专家”,“打骂专家”。作者进而论证:“从教学过程来说,学生之所以沦为‘差生’,责任基本上应该归之于‘差师’”。他分析了学生沦为差生的3个原因,而每一个原因都与“差师”有关。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要正视“差师”现象。在这里,作者不是不负责任地随便做判断,而是认真讲道理,以理服人。文章发表后,人们纷纷加入对“差师”问题的讨论。作者又发表了《再论“差师”》、《三论“差师”》,从多个角度对“差师”现象加以剖析,使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仅仅确立了观点,只能算“评”,只有讲了道理,才能叫“论”,有“评”有“论”,“评”“论”结合,才能叫评论。 有的著者认为新闻评论应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这话没错,评论没有科学性,不讲逻辑,所论之理就会走向片面化,甚至会歪曲新闻事实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这是对于新闻评论的要求,而不是新闻评论的特点。特点者,存在的根据,与他物的不同点,即没有了它就构不成新闻评论的那些东西。新闻评论若不阐述道理,就不成其为新闻评论。但是,有的道理可能讲对了,有的可能讲错了;有的可能讲得较科学、全面,有的可能讲得不科学,讲得较片面。我们不能因为哪篇新闻评论道理讲错了,或讲得不全面、不辩证,就否定它是新闻评论。如果一则新闻评论已经把真理完全占有了,也就没有别人参与讨论的余地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由于其所站立场不同、理论背景殊异、知识水平有限,他的观点总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共时性地看,真理有诸多侧面,历时性地看,真理又在不断发展,以有限的生命去解读无限的真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论是“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如果这样来审查新闻评论作品,那就没有了新闻评论。这样的说法只能把大众拒绝在新闻评论大门之外,而由少数所谓“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家们去垄断新闻评论话语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前人的新闻评论,发现谬误实在太多。比如《人民日报》曾有一篇题为《不要当官,要干革命》的评论,曾经被一些学者当作优秀新闻评论看,这篇评论从题目上看就是不科学的。“当官”和“干革命”本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要照论者的观点推论下去,岂不成了当官的都是不革命甚或是反革命的了?事实上,、、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他们也被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当官”和“干革命”对立起来,这样的评论,别说“严格”的科学性,就连不严格的科学性也谈不上。当然,我们不是要苛求他们,恰恰相反,我们承认他们在写作当时所做出的求科学的努力。但他们的错误又说明,我们不能苛求新闻评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所以,应该说,新闻评论的特点之一是“论理性”,而不是“科学性”。“论理性”使新闻评论既区别于单纯的新闻,又区别于党和国家的政令,区别于文件的转发与传达。新闻评论都要以评论者对社会人生中诸多新闻事实的判断和认识去发言,去影响舆论,引导舆论。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闻评论虽讲求论理性,但它与学术论文有很大的区别。它是就新闻现象提出看法,说明道理。比如记者采访被殴现象,评论者可能会认为它与专门的新闻法的缺失有关,认为由于无法可依,就使殴打记者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呼唤尽快制定专门的新闻法。但是,新闻法如何制定,中间要考虑哪些因素,具体的新闻法条文应包含哪些内容,就不是评论所要阐述,而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去思考的问题了。当然,某则法律条文也可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新闻事实。比如新《婚姻法》中对“包二奶”、“第三者”的制裁条文就曾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此时,对那个条文提出看法,说明道理,就成了新闻评论。 5.大众性 新闻评论的大众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评论是借助了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逐渐形成,才有了新闻,继而在新闻发展的前提下,在大众对各种新闻事实议论纷纷、自发评论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新闻评论。没有大众传播,就没有新闻评论。 (2)新闻评论是对同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加以评论,是大众舆论的反映。它通过对大众中的各种舆论进行筛选,将分散的、零乱的、互相矛盾的,甚至片面的、不正确的社会舆论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分析,变成比较正确、系统的意见,从而反映大众舆论。 (3)新闻评论的目的是影响和引导社会大众全体的看法,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作用于舆论(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言论)。新闻评论不是给少数人看,让少数人听的,它要对大众舆论产生影响,制约大众舆论,引导大众舆论朝着评论者所期望的方向进行。 (4)大众性还有一义,即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新闻评论有别于专业性评论,是对大众共同话题的评说。有了大众的参与,形成双向对话交流,新闻评论就真正有了生命,成为有源之水。 新闻评论论文:体育新闻评论发展前景论文 摘要本文认为体育新闻评论的新趋势有:“新闻化”特色不断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各行其道、“解读”趋势——深度评论发展迅速。 关键词体育新闻评论趋势写作手法风格 随着体育事业与体育媒体的发展,作为新闻评论重要分支的体育新闻评论独树一帜,非常繁荣。平面媒体特别是报纸为体育新闻评论提供了一个广阔且有稳定受众的生存空间,网络媒体的兴起更是进一步扩大了体育新闻评论和“评论员”队伍的数量。体育新闻评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进步。几乎任何重大体育事件体育都会从各个角度进行评说。随着体育新闻评论的影响力的扩大,体育新闻评论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也在不断适应读者新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体育新闻评论的新趋势有: 一、“新闻化”特色不断增强 新闻媒介的性质决定了新闻性是所有新闻体裁的共同特点。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增长,使得体育新闻评论的新闻性特征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评论新闻化,使新闻与评论互相延伸,互相深化,加重报道的分量,大大增强传播效果。体育新闻评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 1.追求强烈的时效性 体育新闻报道讲究及时性,而传统的新闻评论对于时效性并不苛求。如今,体育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就是评论的生命,体育新闻评论本身所具有的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力量,与时间是成正比的。时效性对于引导舆论至关重要,也是争夺“眼球”的法宝,追求时效本身已成为体育媒体竞争的主题。新闻性要求体育新闻评论与体育新闻报道一样,讲究时效。 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体育媒体在新世纪更为重视体育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了加强时效性,许多体育报纸开辟了评论员专栏或专版。这些言论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体育新闻事件、现象、问题进行评论,言论与新闻常常是同步见报。而网络上的体育评论其时效性就体现得更为突出,往往是比赛一边进行,网络们的评论就已经“出炉”,不受刊发时间和版面的限制。 2.讲究现实针对性 新闻竞争已由独家新闻之争进入到独家观点或独家视角之争的态势,言论已经成为提升媒体品位,打造传媒竞争力的力点之一。“体育时评”盛行,是体育新闻评论讲究现实性的一大表现。一些市场化报纸如《体坛周报》等新能取得成功,体育新闻时评功不可没。 从评论的题材上看,触及现实是体育新闻评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体育新闻评论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人们对于“高、大、空”的体育评论兴趣不在,需要的是针对现实社会中的新鲜的、敏感的、热烈讨论和大众关心的体育事件与话题进行评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闻背后的缘由和体制因素;迫切需要传媒去伪存真,帮助受众梳理与解析体育事件。 3.“新闻性信息”与评论相结合 随着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体育新闻评论和体育新闻报道正由各自独立呈现出相互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传播“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有机地结合。 在版面编排上,体育新闻评论常常与体育新闻报道同时见报。言论与新闻同步见报,说明体育新闻评论突破旧新闻观,重视新闻性信息对评论的作用与影响,重视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的结合。体育新闻评论依托体育新闻报道而发表,如时评、评论员文章、按语等,以发掘体育新闻背后的深层价值和意义,从而提高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力。 在写作手法上看,报纸体育新闻评论常常在写作中直接输入作者所见所闻的新闻性信息和事实,以此作为立论的由头和依据,缘此引发议论。体育新闻评论运用事理交融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这种难度较大的论述方法在体育新闻述评等评论写作中常用。有时很难区分新闻稿件与评论的界限。 二、“多元化”趋势明显 体育新闻评论的多元化特色具体表现在: 1.体育新闻评论的话题广泛,“评论员”身份“多元化” 现在体育新闻评论的话题不仅有体育赛事方面的,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医疗、保健、娱乐等等内容。评论员队伍除专业人员和学者外,还会邀请名人,明星或者业余撰写评论。同时注重吸引体育迷参与评说,各媒体也把受众参与作为刺激销量的重要手段。 2.体育新闻评论的角度和意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各种各样的选题立论敢于面对众所关注的各种的话题,进行释疑解惑的积极引导。有正面的,也有批评谴责的,既有阐释说明的,也有建议、探讨、争鸣、商榷和研究的。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倍受受众欢迎。 三、“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各行其道 如今,新闻媒体面对的是越来越成熟的公众,面对的是越来越多样的媒体群。这对体育新闻评论写作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专家型”的评论员是各大体育媒体竟相争夺的对象。“专业化”程度高的体育新闻评论是体育媒体的标志和旗帜,也是体育媒体树立“品牌”的重要手段。 “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并存是体育评论的一大特色。两者的目标受众群并不重合,传播目的也不相同。体育专业人员,专家,职业记者所做的评论针对的是资深的体育迷和体育专业人士的受众群体,目的是体现媒体的专业水准。,而“平民化”甚至“娱乐化”的体育新闻评论针对的是更为广阔的普通受众和市场,目的是为了普及知识,培养受众以及增加评论的趣味性,开发体育新闻评论的多样价值。许多大型赛事举办期间,报纸都会策划风格各异,适合不同层次读者的评论专栏。专业人员侧重理性分析,而非专业人员的“感性宣泄”也会获得很多读者的欢迎。 四、“解读”趋势——深度评论发展迅速 新闻信息已经由“传播”时代进入“解读”时代。解读,就是媒体分析、说明、解释新闻的意义。即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或问题,或政策法规等进行针对性地解读——在评论中对于新闻事件进行切中时弊、鞭辟入理的分析,并提出独到的深刻的见解。深层解读与提供观点相结合,是新世纪体育新闻评论突出的特点。观点深刻、公正与否,解读深入、准确与否,决定着评论的成败优劣。例如, “对艾东梅不得已出售体现自己过往人生价值的奖牌一事,公众普遍表示了同情。不出意外,艾冬梅将能赚到她所预计的租个柜台卖童装的启动资金。 然而,此事虽然有光明的一面,更多的却是带给人们的沉重思考。目前我国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在非奥运年有近万名运动员退役,奥运会年的退役规模则更大。但得到“妥善安置”的却仅有千人左右。其他都只能进行所谓‘一次性补偿’,补偿金额由各地方体育局自己做主。……可以说,艾冬梅的境遇很有代表性。许多运动员在“举国体制”下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这篇评论由一个运动员的经历,引申到对于我国体育体制的探讨,对于事件发生的根源和造成个人境遇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观点深刻且独到。 述评性的体育深度报道由于结合了新闻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两者的长处,在实现“解读新闻”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写作周期长,在体育杂志上,这类稿件较多。报纸和网络媒体较少。 评论的力量在于理性的力量,在于它的思想穿透力,理性的力量最终要靠深刻独到的观点取胜。信息时代的媒体竞争,不仅是新闻题材的竞争,更是在对新闻事件、新闻题材总体把握上的新闻解读之争,进入新世纪的报刊体育新闻评论更追求对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全局性的、前沿性的体育新闻事件作深度解读,为公众提供“独家”观点、“独家”角度。 新闻评论论文:中国电视新闻评论的必要性论文 关键词:电视新闻评论误区大众话语舆论场 摘要:当今中国电视新闻,电视新闻评论举足轻重,必须发出时代的强音!本文认为:电视新闻评论要遵循电视传播规律,化整为零,走出误区,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结合中传递意见性信息;同时通过大众话语,多元表达,在评论要素与视听元素相结合中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面对新媒体的挑战。中国电视要主动出击,在社会转型和媒体竞争中构建强大的电视新闻舆论场。 人们在批评电视新闻浅层化简单化的时候,无不对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寄以厚望。然而,从平面媒体搬来的救兵——新闻评论却没有在电视上展示出足够的威力。迄今为止评论在电视新闻大家族中仍然是一个弱项,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界定仍然是一个扯不清楚的问题。评论是一个媒体的旗帜和灵魂,评论在引导新闻舆论中举足轻重,难道中国电视能够缺失或弱化自己的新闻评论吗?显然不能!电视新闻评论要在社会发展和新闻改革中发出时代的强音!如何才能发出这一强音?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化整为零,走出误区 新闻报道以传播事实性信息为主,新闻评论以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这在报纸上是泾渭分明,但在电视节目上却难以区分清楚。长期以来,我国的电视新闻评论基本上是《焦点访谈》式的,由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人们早已习惯以这种节目形态来界定电视新闻评论,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从节目形态上来看,《焦点访谈》其实属于新闻专题,只是由于它的出生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就此被贴上新闻评论性栏目的标签。然而,这种单一的述多评少的节目形态严重的制约了电视新闻评论的发展。 近年来,人们发现电视上有影响的新闻评论节目屈指可数,有时甚至淹没在网络舆论的喧闹之中。事实上单独设立的新闻评论性栏目收视率并不高,传播效果也不好。近年来,我们发现此类评论节目悄悄地“关停并转”,化整为零是电视新闻评论走出误区的开始。一些电视台果断地撤并和周密的策划让新闻评论重新焕发出青春。江苏电视台《江苏新时空》和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都把原来单独设立的评论节目打包进栏目,实现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的无缝链接,大大提高了电视新闻评论的传播效果。正如孙玉胜所说:“评论应该是一种内容,而不应该是一种形态。”电视新闻评论不应拘泥于单一节目形态,从新闻栏目中的互动板块到现场直播中的时空连线,评论无处不在,而且从荧屏内延伸到荧屏外。广西电视台《新闻在线》在60分钟的直播过程中,辟出四个时段供观众发表见解,名曰“新闻即时评”,观众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通过短信平台即时对播出的某则新闻发表看法,点评事件。最高峰时,一则新闻有800余人参与评论。直播时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共生状态,受众在同一时间内接受现场报道与新闻评论,达到感性形象与理性思维的综合调动,加深理解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 近年来,民生新闻中的电视新闻评论开始大展脚拳,新闻主播也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的阿丘和广州电视台《新闻日日睇》的陈杨,都以他们的睿智与魅力在新闻报道中找到各自的评论天地,他们的点评言简意赅,幽默风趣,受到观众的喜爱。虽然,时下大多数电视新闻评论还是浅尝辄止,一时难以满足观众解读新闻评析事实的需求。但从长远来看,从敢于评论到善于评论是中国电视新闻评论发展的必然过程。 要加快这一进程,我们还要重新审视电视新闻评论的传播功能,由于《焦点访谈》强大的舆论监督及影响力,加上它贴上新闻评论节目的标签,所以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为舆论监督就是电视新闻评论的主要功能,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对社会弊端和不良现象进行的批评报道主要是传播事实性信息,应该说新闻舆论监督是电视新闻报道的主要传播功能。如果在事实性信息的基础上,再加上意见性信息的传播,对新闻事实加以评论亮出观点表明立场,就会强化舆论导向,加强舆论导向才是电视新闻评论的主要传播功能。或许有人会问,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对批评报道的把握难道不是一种舆论导向吗?当然是。但在事实的基础上,意见性信息的传播对舆论导向的影响更大。因此,笔者认为舆论导向才是电视新闻评论的主要传播功能。 那么,如何发挥电视新闻评论的舆论导向作用呢?笔者认为:一要正确地把握舆论导向,二要遵循电视新闻评论的传播规律。电视新闻评论的传播机理是这样的:主持人与嘉宾、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人际传播形成一个吸引受众注意力的“谈话场”,这个“谈话场”在观众中的传播便形成了大众传播。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认为:“电视的一个重要特征似乎是它引起交谈、鼓励谈话的功能。实际上,电视似乎常常是关于谈话的。作为一种媒体,它确实是由可视的谈话构成的。”谈话节目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评论节目形态,它以平等对话的双向交流代替宣传教化的单向传播。国外并没有电视新闻评论这一节目形态,但无论是CBS的《60分钟》还是半岛电视台的《针锋相对》,难道会有人说这里面没有评论吗?电视新闻评论的传播特点之一,就是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中传播意见性信息。 二、大众话语,多元表达 当今电视,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新闻评论与电视评论的界线日趋模糊。在这个模糊中产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个是话语方式的改变,一个是表现手段的丰富。长期以来,我国电视新闻评论更多的是传递一种居高临下和国家话语和曲高和寡的精英话语。然而在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在2007年的“两会报道”期间,更具平民彩色的崔永元又来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小崔会客》让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相聚一堂,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与江西资溪面包经营户王信文一家共话全民创业,电视评论就在这一对话中实现了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换。 作为软新闻的评论,它在表现形式上更能推陈出新。山东齐鲁电视台的《拉呱》和广州电视台《时事查笃撑》就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拉呱》创造性地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进行民生新闻的播报和评说,具有很强的贴近性和娱乐性。或许《拉呱》不是地道的新闻评论,主持人小么哥说的一些事新闻价值也不大,但在山东省的许多村子里是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广州电视台的《时事查笃撑》是一档以情景短剧形式播出的时评节目,在极具广州地方风味的“TV茶吧”中“嬉笑怒骂论时事”,节目中还加入了一些动画、漫画、MTV等特技。《时事查笃撑》选取的题材多为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热点,如《公交车乱改道,市民好难受》、《如何睇的士拒载》等,这些大众话题反映了市民的社会诉求。但由于节目表演大于评论,收视情况并不理想,这也说明了电视新闻评论还是有自己的边界的。 电视新闻评论的叙事方式也有不少创新。扬州电视台《时评新语》是一档以社会新闻评论为主的栏目。这个节目有两大特点,即叙述方式的改变和多媒体的应用。《时评新语》的叙述方式受到了扬州评话的启发,其评论语态的改变是从人称开始的。传统的新闻叙事一般多用第三人称,但在《时评新语》中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使用频率很高。比如在《“圣诞”究竟是个啥?》中,主持人在描述了圣诞这一天的热闹之后说:“快乐归快乐,我倒想刨根问底地问一句,在咱们扬州人心目中,‘圣诞’究竟是个啥?要我说呀,圣诞就是‘贺卡节’。”“评论不仅要亮出矛盾双方的观点,更要旗帜鲜明地亮出媒体的观点,否则,就不能叫做评论,充其量只是深度报道。”或许有人担心,这种以我为主会不会带来主观和偏见。其实只要掌握分寸、不偏不倚,“我”的存在就不会影响新闻的客观公正。 如何让电视评论过程化?戏剧冲突和悬念设置是实现过程化的重要手段。辩论就是一种充满强烈冲突的话语方式。美国电视观念认为:“争论”是电视新闻的一种方式、一种语言。电视新闻的话语应该是多元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观点应该要相互不断地撞击。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便是切合了这样一种电视新闻传播观,以辩论的形式评论时事,以思辨的色彩引导观众,其创新之处就在于主持人和现场嘉宾之间那一场舌剑唇枪,火花四溅的争论。不少辩题多为时下的社会热点,如《全国高考分省录取到底公不公平?》、《孔子究竟是圣人还是丧家犬?》、《房价只能由行政手段调控吗?》、《现在进入股市是风险大还是收益大?》等。然而,评论尺度难以把握,辩论似乎风险更大,如何拿捏?这是许多电视人所担心并为此裹足不前的原因。前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指出:“很多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讲,而在于你怎么样讲。”怎样讲?这取决于电视新闻评论的准确表达。 电视新闻评论要在评论要素与视听元素相结合中发挥其政论性,寓思辨于形象之中是电视新闻评论的另一个传播特点。视觉化、过程化、多元化和碎片化是当今中国电视新闻评论呈现的基本走势。 三、迎接挑战,主导舆论 在急剧变革的转型社会和激烈竞争的媒介环境,电视新闻评论如何才能发挥其强大的舆论引导作用呢?零敲碎打是不行的,要打“组合拳”,要形成一个电视新闻舆论场。“场”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是指物质运动相互作用的空间。在电视观众和电视媒体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空间:电视新闻评论是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中传递意见性信息,在评论要素与视听元素相结合中发挥其政论性,并在这两个结合点上构建起一个电视新闻舆论场。然而,电视新闻舆论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人际传播的口头舆论场和网络传播的网络舆论场。 当今世界,中国已是手机拥有第一大国,网络用户第二大国。手机短信借助传统媒体的平台,点播变广播,个人媒体聚合成大众媒体;以新浪为首的门户网站,在没有新闻采编权的情况下创造了一种“新闻超市”。据2007年6月的统计,中国网民总人数已经达到1.62亿,仅次于美国,这为网络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庞大的参与者。中国互联网的舆论平台已经十分发达,几乎每个门户网站都设有BBS论坛,中国目前约拥有130万个BBS论坛,数量为全球第一。博客虽然是小众的网络媒介,但越来越多的博客已经从心绪记录转变为时事评论,经常阅读博客的活跃读者已经超过5000万。日益强大的网络新闻舆论场正冲击着电视新闻舆论场。 从“最牛钉子户”到“华南虎照”,形形色色的网络事件爆炒,传统媒体无不趋之若鹜,都想在这场视觉盛宴中分一杯羹。问题是电视新闻就甘心做报纸新闻和网络新闻的“二道贩子”吗?电视新闻如何由跟风变为引导,关键在于有无独家新闻和权威评论,只有让更多的资深记者坐在新闻主播台上,让更多的意见领袖走到镜头前面,电视新闻才能在传媒新闻大战中争得第一话语权。凤凰卫视的影响力就在于它拥有一支人数不多但素质很高的评论员队伍。其实,近年来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也出现一些名牌主播和资深记者,完全可以也应该组成一支有影响力的评论员队伍。当然,电视评论员还包括话语级别较高的社会精英。作为网络舆论的制造与传播者,一些资深网友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在一些复杂的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够左右网民的判断并最终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电视媒体只有汇集、引导和影响众多意见领袖,才能加大主流新闻的传播力,才能保持对舆论导向的影响力。 在新媒介生态环境下,面对更多的传播渠道,面对更开放的受众参与,一个严峻形势和重大课题摆在电视人面前:电视新闻如何主导新闻舆论的话语权?电视新闻评论如何有效地掌控正确的舆论导向?从电视读报到电视读网,从网络链接到短信互动,电视新闻评论吸纳各方言论,搭建一个数字化多媒体视听传播平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电视新闻节目如果过分倚仗读报和读网,必然会造成独家新闻和评论内容的缺失,从而丧失电视媒体自身的传播优势及对新闻舆论的影响力。面对网络这一最大的民意表达平台,电视新闻评论是随波逐流?还是主动出击?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央电视台在媒介融合中的步伐加快了。“两会”期间央视国际开创“名嘴两会博客”,囊括了央视主持人、记者和央视国际网络记者关于“两会”的博文。这一平台既充当了新闻传播渠道,又是影响广泛的意见互动空间,包括征集、评论、预告等,他们以网民留言为素材共推出十期特别策划,涵盖了网友对房价、教育、医疗等热点的建议和意见。王小丫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将“网民建言册”递到总理手中。这一传递实现了新闻言论与公共事业的成功对接。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和《焦点访谈》创始人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写道:“还是在《焦点访谈》创办的初期,我就提出要‘多报道、少评论’,其实这就是一种选择中的平衡。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中国电视新闻还只是处于报道阶段。分析与评论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时至今天,中国电视新闻的评论时代还是遥不可及吗?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我们的电视宣传工作如何做到“有效”和“主动”?在新旧媒体竞争与融合的今天,电视人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电视新闻已进入转型期,中国电视必须走出认识的误区,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必须构建一个强大的电视新闻舆论场,电视新闻评论不在媒介大融合之中涅磐,就在媒介大融合之中湮没! 新闻评论论文:体育新闻评论分析论文 一、“新闻化”特色不断增强 新闻媒介的性质决定了新闻性是所有新闻体裁的共同特点。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增长,使得体育新闻评论的新闻性特征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评论新闻化,使新闻与评论互相延伸,互相深化,加重报道的分量,大大增强传播效果。体育新闻评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 1.追求强烈的时效性 体育新闻报道讲究及时性,而传统的新闻评论对于时效性并不苛求。如今,体育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就是评论的生命,体育新闻评论本身所具有的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力量,与时间是成正比的。时效性对于引导舆论至关重要,也是争夺“眼球”的法宝,追求时效本身已成为体育媒体竞争的主题。新闻性要求体育新闻评论与体育新闻报道一样,讲究时效。 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体育媒体在新世纪更为重视体育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了加强时效性,许多体育报纸开辟了评论员专栏或专版。这些言论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体育新闻事件、现象、问题进行评论,言论与新闻常常是同步见报。而网络上的体育评论其时效性就体现得更为突出,往往是比赛一边进行,网络们的评论就已经“出炉”,不受刊发时间和版面的限制。 2.讲究现实针对性 新闻竞争已由独家新闻之争进入到独家观点或独家视角之争的态势,言论已经成为提升媒体品位,打造传媒竞争力的力点之一。“体育时评”盛行,是体育新闻评论讲究现实性的一大表现。一些市场化报纸如《体坛周报》等新能取得成功,体育新闻时评功不可没。 从评论的题材上看,触及现实是体育新闻评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体育新闻评论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人们对于“高、大、空”的体育评论兴趣不在,需要的是针对现实社会中的新鲜的、敏感的、热烈讨论和大众关心的体育事件与话题进行评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闻背后的缘由和体制因素;迫切需要传媒去伪存真,帮助受众梳理与解析体育事件。 3.“新闻性信息”与评论相结合 随着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体育新闻评论和体育新闻报道正由各自独立呈现出相互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传播“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有机地结合。 在版面编排上,体育新闻评论常常与体育新闻报道同时见报。言论与新闻同步见报,说明体育新闻评论突破旧新闻观,重视新闻性信息对评论的作用与影响,重视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的结合。体育新闻评论依托体育新闻报道而发表,如时评、评论员文章、按语等,以发掘体育新闻背后的深层价值和意义,从而提高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力。 在写作手法上看,报纸体育新闻评论常常在写作中直接输入作者所见所闻的新闻性信息和事实,以此作为立论的由头和依据,缘此引发议论。体育新闻评论运用事理交融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这种难度较大的论述方法在体育新闻述评等评论写作中常用。有时很难区分新闻稿件与评论的界限。 二、“多元化”趋势明显 体育新闻评论的多元化特色具体表现在: 1.体育新闻评论的话题广泛,“评论员”身份“多元化” 现在体育新闻评论的话题不仅有体育赛事方面的,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医疗、保健、娱乐等等内容。评论员队伍除专业人员和学者外,还会邀请名人,明星或者业余撰写评论。同时注重吸引体育迷参与评说,各媒体也把受众参与作为刺激销量的重要手段。 2.体育新闻评论的角度和意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各种各样的选题立论敢于面对众所关注的各种的话题,进行释疑解惑的积极引导。有正面的,也有批评谴责的,既有阐释说明的,也有建议、探讨、争鸣、商榷和研究的。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倍受受众欢迎。 三、“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各行其道 如今,新闻媒体面对的是越来越成熟的公众,面对的是越来越多样的媒体群。这对体育新闻评论写作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专家型”的评论员是各大体育媒体竟相争夺的对象。“专业化”程度高的体育新闻评论是体育媒体的标志和旗帜,也是体育媒体树立“品牌”的重要手段。 “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并存是体育评论的一大特色。两者的目标受众群并不重合,传播目的也不相同。体育专业人员,专家,职业记者所做的评论针对的是资深的体育迷和体育专业人士的受众群体,目的是体现媒体的专业水准。,而“平民化”甚至“娱乐化”的体育新闻评论针对的是更为广阔的普通受众和市场,目的是为了普及知识,培养受众以及增加评论的趣味性,开发体育新闻评论的多样价值。许多大型赛事举办期间,报纸都会策划风格各异,适合不同层次读者的评论专栏。专业人员侧重理性分析,而非专业人员的“感性宣泄”也会获得很多读者的欢迎。 四、“解读”趋势——深度评论发展迅速 新闻信息已经由“传播”时代进入“解读”时代。解读,就是媒体分析、说明、解释新闻的意义。即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或问题,或政策法规等进行针对性地解读——在评论中对于新闻事件进行切中时弊、鞭辟入理的分析,并提出独到的深刻的见解。深层解读与提供观点相结合,是新世纪体育新闻评论突出的特点。观点深刻、公正与否,解读深入、准确与否,决定着评论的成败优劣。例如, “对艾东梅不得已出售体现自己过往人生价值的奖牌一事,公众普遍表示了同情。不出意外,艾冬梅将能赚到她所预计的租个柜台卖童装的启动资金。…… 然而,此事虽然有光明的一面,更多的却是带给人们的沉重思考。目前我国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在非奥运年有近万名运动员退役,奥运会年的退役规模则更大。但得到“妥善安置”的却仅有千人左右。其他都只能进行所谓‘一次性补偿’,补偿金额由各地方体育局自己做主。……可以说,艾冬梅的境遇很有代表性。许多运动员在“举国体制”下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由艾冬梅卖奖牌谈“举国体制”》2007年04月12日,来源:新华网) 这篇评论由一个运动员的经历,引申到对于我国体育体制的探讨,对于事件发生的根源和造成个人境遇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观点深刻且独到。 述评性的体育深度报道由于结合了新闻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两者的长处,在实现“解读新闻”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写作周期长,在体育杂志上,这类稿件较多。报纸和网络媒体较少。 评论的力量在于理性的力量,在于它的思想穿透力,理性的力量最终要靠深刻独到的观点取胜。信息时代的媒体竞争,不仅是新闻题材的竞争,更是在对新闻事件、新闻题材总体把握上的新闻解读之争,进入新世纪的报刊体育新闻评论更追求对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全局性的、前沿性的体育新闻事件作深度解读,为公众提供“独家”观点、“独家”角度。 摘要本文认为体育新闻评论的新趋势有:“新闻化”特色不断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各行其道、“解读”趋势——深度评论发展迅速。 关键词体育新闻评论趋势写作手法风格 新闻评论论文:体育新闻评论论文 一、“新闻化”特色不断增强 新闻媒介的性质决定了新闻性是所有新闻体裁的共同特点。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增长,使得体育新闻评论的新闻性特征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评论新闻化,使新闻与评论互相延伸,互相深化,加重报道的分量,大大增强传播效果。体育新闻评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 1.追求强烈的时效性 体育新闻报道讲究及时性,而传统的新闻评论对于时效性并不苛求。如今,体育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就是评论的生命,体育新闻评论本身所具有的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力量,与时间是成正比的。时效性对于引导舆论至关重要,也是争夺“眼球”的法宝,追求时效本身已成为体育媒体竞争的主题。新闻性要求体育新闻评论与体育新闻报道一样,讲究时效。 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体育媒体在新世纪更为重视体育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了加强时效性,许多体育报纸开辟了评论员专栏或专版。这些言论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体育新闻事件、现象、问题进行评论,言论与新闻常常是同步见报。而网络上的体育评论其时效性就体现得更为突出,往往是比赛一边进行,网络们的评论就已经“出炉”,不受刊发时间和版面的限制。 2.讲究现实针对性 新闻竞争已由独家新闻之争进入到独家观点或独家视角之争的态势,言论已经成为提升媒体品位,打造传媒竞争力的力点之一。“体育时评”盛行,是体育新闻评论讲究现实性的一大表现。一些市场化报纸如《体坛周报》等新能取得成功,体育新闻时评功不可没。 从评论的题材上看,触及现实是体育新闻评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体育新闻评论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人们对于“高、大、空”的体育评论兴趣不在,需要的是针对现实社会中的新鲜的、敏感的、热烈讨论和大众关心的体育事件与话题进行评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闻背后的缘由和体制因素;迫切需要传媒去伪存真,帮助受众梳理与解析体育事件。 3.“新闻性信息”与评论相结合 随着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体育新闻评论和体育新闻报道正由各自独立呈现出相互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传播“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有机地结合。 在版面编排上,体育新闻评论常常与体育新闻报道同时见报。言论与新闻同步见报,说明体育新闻评论突破旧新闻观,重视新闻性信息对评论的作用与影响,重视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的结合。体育新闻评论依托体育新闻报道而发表,如时评、评论员文章、按语等,以发掘体育新闻背后的深层价值和意义,从而提高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力。 在写作手法上看,报纸体育新闻评论常常在写作中直接输入作者所见所闻的新闻性信息和事实,以此作为立论的由头和依据,缘此引发议论。体育新闻评论运用事理交融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这种难度较大的论述方法在体育新闻述评等评论写作中常用。有时很难区分新闻稿件与评论的界限。 二、“多元化”趋势明显 体育新闻评论的多元化特色具体表现在: 1.体育新闻评论的话题广泛,“评论员”身份“多元化” 现在体育新闻评论的话题不仅有体育赛事方面的,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医疗、保健、娱乐等等内容。评论员队伍除专业人员和学者外,还会邀请名人,明星或者业余撰写评论。同时注重吸引体育迷参与评说,各媒体也把受众参与作为刺激销量的重要手段。 2.体育新闻评论的角度和意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各种各样的选题立论敢于面对众所关注的各种的话题,进行释疑解惑的积极引导。有正面的,也有批评谴责的,既有阐释说明的,也有建议、探讨、争鸣、商榷和研究的。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倍受受众欢迎。三、“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各行其道 如今,新闻媒体面对的是越来越成熟的公众,面对的是越来越多样的媒体群。这对体育新闻评论写作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专家型”的评论员是各大体育媒体竟相争夺的对象。“专业化”程度高的体育新闻评论是体育媒体的标志和旗帜,也是体育媒体树立“品牌”的重要手段。 “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并存是体育评论的一大特色。两者的目标受众群并不重合,传播目的也不相同。体育专业人员,专家,职业记者所做的评论针对的是资深的体育迷和体育专业人士的受众群体,目的是体现媒体的专业水准。,而“平民化”甚至“娱乐化”的体育新闻评论针对的是更为广阔的普通受众和市场,目的是为了普及知识,培养受众以及增加评论的趣味性,开发体育新闻评论的多样价值。许多大型赛事举办期间,报纸都会策划风格各异,适合不同层次读者的评论专栏。专业人员侧重理性分析,而非专业人员的“感性宣泄”也会获得很多读者的欢迎。 四、“解读”趋势——深度评论发展迅速 新闻信息已经由“传播”时代进入“解读”时代。解读,就是媒体分析、说明、解释新闻的意义。即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或问题,或政策法规等进行针对性地解读——在评论中对于新闻事件进行切中时弊、鞭辟入理的分析,并提出独到的深刻的见解。深层解读与提供观点相结合,是新世纪体育新闻评论突出的特点。观点深刻、公正与否,解读深入、准确与否,决定着评论的成败优劣。例如, “对艾东梅不得已出售体现自己过往人生价值的奖牌一事,公众普遍表示了同情。不出意外,艾冬梅将能赚到她所预计的租个柜台卖童装的启动资金。…… 然而,此事虽然有光明的一面,更多的却是带给人们的沉重思考。目前我国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在非奥运年有近万名运动员退役,奥运会年的退役规模则更大。但得到“妥善安置”的却仅有千人左右。其他都只能进行所谓‘一次性补偿’,补偿金额由各地方体育局自己做主。……可以说,艾冬梅的境遇很有代表性。许多运动员在“举国体制”下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由艾冬梅卖奖牌谈“举国体制”》2007年04月12日,来源:新华网) 这篇评论由一个运动员的经历,引申到对于我国体育体制的探讨,对于事件发生的根源和造成个人境遇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观点深刻且独到。 述评性的体育深度报道由于结合了新闻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两者的长处,在实现“解读新闻”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写作周期长,在体育杂志上,这类稿件较多。报纸和网络媒体较少。 评论的力量在于理性的力量,在于它的思想穿透力,理性的力量最终要靠深刻独到的观点取胜。信息时代的媒体竞争,不仅是新闻题材的竞争,更是在对新闻事件、新闻题材总体把握上的新闻解读之争,进入新世纪的报刊体育新闻评论更追求对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全局性的、前沿性的体育新闻事件作深度解读,为公众提供“独家”观点、“独家”角度。摘要本文认为体育新闻评论的新趋势有:“新闻化”特色不断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专业化”与“平民化”的体育新闻评论各行其道、“解读”趋势——深度评论发展迅速。 关键词体育新闻评论趋势写作手法风格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论文 第一,电视新闻评论的选题需要具有典型性、异常性和建设性。 这是从新闻价值的层面上来谈的。新闻理论普遍认为,新闻价值包含六个因素,即时效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时宜性、趣味性,而作为电视新闻评论,它担负着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职责,这就决定了它与普通新闻相比较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新闻价值上主要表现为:典型性、异常性和建设性。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电视新闻评论中的事件、事实,都必须具备这些因素,因为各因素在不同的新闻事件或事实中的分布和数量不是也不可能等同。 所谓典型性,就是指电视新闻评论要选取那些具有代表性和时代特征的新闻事件进行剖析和评说,因为,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以及许许多多的国内外大事,电视新闻评论不会也不可能一一予以评说。但是电视新闻评论可以把握住那些有代表性的人或事,以个别来反映一般,通过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方式影响受众。实践表明,电视新闻评论的社会反响如何,社会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抓住了典型的新闻事件。 所谓异常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它指那些特定的社会行为,这些行为违反了应该遵守的社会准则与规范,破坏了特定的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了危害。这种行为既有道德层面的,也有法规层面的。它还包含那些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但又暂时不为大家所熟悉或者无法理解的新鲜事物。对前者,电视新闻评论通过对社会上这些不正常的、不合法的、假恶丑的行为和现象进行评论、批判,引起广大群众的注意、警醒,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能明辨是非、善识美丑,起到激浊扬清的功效。对后者,电视新闻评论追根溯源,并通过严密的分析论证,告诉广大人民群众: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对我们周围的人有什么影响,我们该如何看待和对待它,以及它将如何进一步发展等等,有利于消除人民群众面对不熟悉或无法理解的新鲜事物时所产生的怀疑或焦虑,有利于人民生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所谓建设性,就是指电视新闻评论评说过的事件能产生积极的效应。在电视新闻评论中,正面的、表扬性的或中性的新闻事件,在受众中较容易产生积极的效应,如褒扬好人好事等。电视新闻评论同时也担负着新闻舆论监督的重任,是党和人民扶正祛邪、激浊扬清、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有力工具。所以,从群众的观点出发,揭露问题的题材不可或缺。批评鞭挞不正之风等不良行为乃是社会正义的体现。选择这类题材时,要考虑节目播出后的社会效果,选题必须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增加凝聚力,必须考虑社会承受力。我们所说的“建设性”,即对于某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揭露问题入手,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认识问题,找出产生问题的根源及症结之所在,并及时地采取措施纠正之,力争以后杜绝这类问题的再次发生,从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概括地讲,电视新闻评论的这种建设性,是以舆论监督的方式扬善抑恶,倡导正确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和信心,引导人民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去。 第二,电视新闻评论的选题要注重效果、讲究方法。 电视新闻评论是通过电视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它借助于电视这样一种传播媒介,声画文有机结合,现场感、立体感和纵深感鲜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感染力,易被观众接受,并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这决定了电视新闻评论在选题上,要更加注重效果、讲究方法,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统一,眼前与长远的统一,促进难点与热点问题的解决,树立和鼓舞人民的信心,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具体到每一个选题,就是要追求反馈,凡事最后得有个交代。对于那些问题确实存在,但由于时机、环境、经济条件等诸方面原因,其解决难度太大或者现时情况下不可能有结果的选题,哪怕再炙手可热,也不妨暂时放一放,等待恰当的时机。否则,凭一时冲动做下来,会发现它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因为观众通过观看电视新闻评论,在关心每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不由地想知道: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这件事情现在如何了?这个人如今怎么样了等等。当看到自己关心的问题在眼前被最终解决了的时候,他们会对这档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产生强烈的信任感和亲近感。反之,电视新闻评论只将一个个问题或事情摆在观众面前,却迟迟没有或鲜有结果,那么观众自然会对它的印象大打折扣,最后可能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第三,电视新闻评论的选题要立足自身,又要有突破。 这是从电视媒介自身属性上来谈的。处在不同层次的电视台开展新闻评论,它的选题范围自然受到地域限制。 县、市电视台作为一个区域性电视台,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本地区受众对新闻的信息需求,打破旧的自我束缚、画地为牢的意识和框框,建立了一种更加开放的新闻视野和新闻触角,将新闻办成一个包括本地新闻、省、市重大新闻、社会新闻的总汇,这其中当然包括作为电视新闻的旗帜和灵魂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众多节目中拥有绝对高的收视率,并成为收视的惟一高峰。 故而,县市电视台的新闻评论节目在选题时,不妨也考虑多加突破,大胆尝试,跳出地域性,适时选择一些大视角、大手笔的选题。这一点对于应对电视“触网”后的激烈竞争尤显重要,因为面对各个不同地域的受众,只有能引起普遍兴趣的选题才会有较高的收视率。 第四,根据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内容编排来确定宜于表现的选题。 电视新闻评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每期节目只讲一件事;另一类,每期节目说两件事以上。 前者在选题时需要找那些影响巨大、受众波及面广泛、发生根源比较复杂、有较多新闻背景的事件,如,延寿电视台《百姓看法》节目,每期大约8分钟,一般只讲一个话题,或揭露某地主管部门与非法奸商互相勾结生产劣质钢材,扰乱市场经济秩序(2006年4月3日《追踪地条钢》)。或披露某考区师生共同舞弊问题(2005年10月17日《里应外合闹考场》)。 后者在选题时灵活性较大,既可以找那些影响较大、发生根源较为简单、三五分钟就可以说清楚的事件,也可以间或地选一些在地区或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哈市电视台《新闻观察》在2006年4月的一次节目中既表扬了雪夜救人的马警官,又批评了某小区管理者私减增容线,还对医院绿色通道被堵表示了担心。在另一次节目中,则通过小区业主私自开门、未交停车费车胎在小区内被戳、小区内废旧吉普车无人负责、小区居民怒而罢黜物业管理等几件事,全方位透视了城市物业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面对激烈竞争,电视新闻评论该如何选题,这是对广大从业者的严峻考验。也是一道永无完结、常变常新的话题。广大电视新闻一定要扎实工作,不断探索,不断出精品,以满足广大电视观众的精神需求。 摘要:电视新闻评论是运用电视制作、传播手段做出的新闻评论,是电视传媒对当前重大新闻事件或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做出分析判断或评述的一种节目形式。经过广大电视新闻者的不懈努力,电视新闻评论不断得到探索和改革,新闻评论栏目从形式和内容日渐丰富和创新,在观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受到了普遍好评。 关键词:电视;新闻评论;传播手段;研究方法;选题 新闻评论论文:报刊新闻评论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新闻评论是新闻媒体阐述立场观点和态度,影响引导舆论的“旗舰”,进入信息化时代,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新闻评论在各媒体蓬勃发展,研究它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报刊新闻评论为研究对象,从“新闻化”、“多元化”、“平民化”、“形象化”等等七个方面分析其在新世纪里的创新特色。 关键词:新世纪新闻评论新闻观念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要塑造有利于和谐发展的舆论环境。新闻评论是媒体阐述立场观点,影响引导舆论的“旗舰”,进入信息化时代,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现代国际新闻的话语权,乃至某些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在新闻评论中表现得最直接、最快速、最有力。新闻评论对社会舆论和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外部世界,公众需要信息,更需要传媒提供分析、判断和见识,信息越丰富,信息消费就越费力。如何更有效地引领群众在纷繁复杂的多元世界中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如何在渗透力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地增进干部群众的共识,最大限度地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成为当今新闻评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几年,新闻评论在各媒体日渐兴旺,报纸已不满足于言论专栏,而不断涌现言论专版,形式也更为多样,新闻评论已成为各媒体的重要需要,看重新闻评论是时代的要求,是世界的潮流,新闻评论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下面仅从七个方面探讨它的创新特色: 一、“新闻化”特色 新闻性是所有新闻体裁的共同特点,这是由新闻媒介的性质决定的。新闻评论作为新闻体裁,进入新世纪,由于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由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增长,它的新闻性特征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进一步发展为“新闻化”特征。评论新闻化,使新闻与评论互相延伸,互相深化,加重报道的分量,大大增强传播效果。主要表现为: 1、更强烈的时效性 新闻性要求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一样,讲究时效。评论的时效性就是评论的质量,新闻评论本身所具有的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潜在作用,与时间是成正比的。时效性对于引导舆论至关重要,它已成为争夺总编辑眼球的“武器”,因它而竞争程度更为激烈,追求时效本身已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永恒主题。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体的咄咄逼人,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时空的距离被打破,使任何新闻信息的传播十分容易,因此,报刊在新世纪更为重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了加强时效性,报刊开辟了《今日社评》、《新闻时评》、《时评》等评论专栏或专版。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也注重新闻的时效性。这些言论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现象、问题进行评论,言论与新闻常常是同步见报。例如刊发在200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二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抢抓机遇促振兴》,就是配合当天头版发表的通讯《科学发展看东北》而发的评论;又如2005年7月6日《人民日报》五版的社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配合当天头版刊登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而发表的。都是当天新闻信息的深入,有助于提高新闻报道的影响力,也能更好地吸引公众的眼球。 有的是随着新闻事件的继续,刊发系列评论,这些系列评论同样也很重视时效性。如2000年3月江西萍乡爆竹厂发生爆炸事故,又过了3个月,广东江门市外海镇烟花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严重地威胁着广大职工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已任的工人日报,认真贯彻中央精神,面对上述流血事件,仅隔两天便撰写了一组评论,于2000年7月3日至7日连续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在全国广大职工中反响极大。 2、更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新闻评论的新闻化表现在另一方面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进入新世纪主要体现在“时评”的大量涌现。触及现实,是新闻评论的生命力之所在,它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 在我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时评热”是1986年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掀起的;第二次“时评热”是20世纪40年代,以《大公报》“星期社评”为代表掀起的;当前兴起的第三次“时评热”是从1998年开始的。新闻时评为什么会中兴?其原因我认为:一是随着媒体之间新闻同源化的增多,新闻竞争已由独家新闻之争进入到独家观点或独家视角之争的态势,言论已经成为提升媒体品位,打造传媒竞争力的力点之一,一些市场化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新兴媒体能在短期内成功,时评版的功劳不可没;二是近年来党和国家顺应时代潮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新闻时评的中兴创造了发展条件;三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闻背后的缘由和体制因素;迫切需要传媒去伪存真,帮助梳理与解析;迫切希望媒体有一个公众和专家参与并发言的阵地,人们渴望拥有话语的平等权,在大众传媒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时评的“时”是时事的“时”,更是“时代”的“时”。有的新闻时评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要求,但是新闻评论所强调和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时评就是“因时而评”,“合时而著”的新闻评论,也就是时事短评。如针对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广州日报》在《今日时评》发表了本报评论员苏宁的评论《大学生真能结得了婚吗?》1;针对高考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大事件”,四面八方“优待”考生的事实,《人民日报》发表姜泓冰的时评《从“优待”高考到关注成长》2;针对《广东省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出台,《人民日报》发表郝洪的时评《国企,七十二万年薪高不高》3;针对一些党政干部参加境内境外的赌博活动,社会和国际影响恶劣,可是许多人对干部参赌的严重危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民日报》及时推出士心的时评《干部“沾赌”不可小视》4;不胜枚举。这些时评直面现实、关注民生,新闻性与针对性强,有力地表现了评论的“新闻化”。 二、“多元化”特色 新闻评论的多元化特色具体表现在: 1、新闻评论的话题丰富多彩,打破了多年由上而下的单一声音。现在国内话题不仅有经济建设方面的,还有经济生活、政治、文化、军事、体育、法律、医疗、保健、娱乐等等内容。尤其是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评论如“时代热评”、“人民论坛”、“冰点时评”、“巴蜀小议”、“街谈巷议”、“都市早茶”、“今日谈”、“虚实谈”、“杨柳青”等等五花八门的专栏评论或专版评论层出不穷,而且采用群言型的开放形式,评论队伍除专业人员和学者外,注重吸引群众参与评说,各媒体把为民众鼓与乎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至于国际话题的内容也较以往丰富得多,如美国“9.11”事件,俄罗斯莫斯科人质事件、哥伦比亚飞船、伊拉克战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等等不一而足,涌现出许多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以及分析研究探讨类的国际评论。 2、新闻评论指向的内容不同、对象不同、角度不同。现实生活百花齐放,千奇百怪,众多社会热点、焦点、冷点、疑点、难点常常包含于现实生活发生的各类新闻事件、现象、问题中,而这些,正是备受公众关注的。例如非典型肺炎2003年突然在我国爆发,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也给经济建设带来很大冲击,如何处理好抗击非典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在全力抗击非典的同时毫不放松经济工作?在这关键时刻,《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5,辨证地分析了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全面论述了两手抓的重大意义和如何坚持两手抓等重要问题。再如,近几年学术腐败相当严重,社会上权学交易几成热潮,这一现实人们忧之,于是2003年刚刚结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高官落选院士想到的》6一文抓住“高官落选院士”这一新闻点,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评论,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再如,《中国人过中国节》7从“情人节”之夜长沙街头玫瑰火爆,而元宵节红灯冷清的新闻事实为切入口,以捍卫民族的传统文化;《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8以年末评比各种奖杯的新闻事实入题,旨在转变领导机关作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理解拥护支持参与》9则以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农村税费改革入题;再如《急于动武,缺理少据》10则以伊拉克战争入题……新闻评论指向的多元化还表现在对同一事件、同一现象、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评论,如《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马加爵事件的言论;又如各级党报从不同角度发表对“神六”飞天成功的言论。综上述,各种各样的选题立论敢于面对众所关注的多姿多彩的话题,进行激浊扬清、释疑解惑的积极引导,既有赞美歌颂的,也有批评谴责的,既有阐释说明的,也有建议、探讨、争鸣、商榷和研究的。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倍受群众欢迎。新闻评论指向的多元化是时展进步的产物。 三、“平民化”特色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并强调新闻宣传要“三贴近”;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也指出:“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应准确、鲜明、生动地宣传中央的精神,应及时、如实、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是衡量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闻评论将弘扬主旋律的出发点和归宿定位在“实际、生活、群众”上,以实现主旋律宣传的平民化、大众化、多样化。我还是以《人民日报》为例。 《人民日报》评论的最大魅力就是平民化,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不分老幼尊卑,大家可以平等地交流思想和看法。就拿我最近读的几篇评论说吧:《查禁“苏丹红”切莫一阵风》、《老虎与牙签鸟》、《引种大有学问》、《破坏环境者该受罚》、《“无声热线”暴露了啥》、《警惕——代表“光环”下的“黑暗”》、《好一个“馒头神”》、《有感于“市委书记公开手机号”》、《用好刘翔》,这些言论话题和素材来自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选题宽,有感而发,或赞叹、或感慨、或愤怒、或不满,针对性极强,往往从某一种现象、某一个“个例”,某一种事由入题,对其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解析,揭示出某种事物的普遍价值和意义,揭示出某类现象所反映的本质问题,站在平民的立场“代民者言”,或民者参与评说。例如黑龙江五常市市委书记肖健春将手机号告知群众,对每一个电话,他都仔细听、认真答,随时处理,使天天有群众上访的市政府,现在面貌一新,一个上访的也没有了,从日接300多个告状上访电话,减少到20多个的事实,评论《有感于“市委书记公开手机号”》高度赞扬了肖健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公仆精神,言论旨在说明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道理:“关键是要让民情民声能够有‘给个说法’的地方,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答复。”真是一言中的,发人深省,这样的分析情理相融,理在事中,其逻辑力量和震撼力、说服力都很强。有的言论是针砭时弊,如《警惕——代表“光环”下的“黑暗”》,针砭的是时下有的人追求人民代表的种种“好处”,把代表资格变成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的“护身符”;《“无声热线”暴露了啥》切中的是一些政府部门公布了举报投诉电话,却无人接听的形式主义时弊;有的是于分析和论述中点出问题,如《老虎与牙签鸟》,从自然界合理的奇妙“共生现象”,抨击社会生活中制假、造假、行贿、受贿等等巧妙的“同生行为”,又如《查禁“苏丹红”切莫一阵风》,褒扬中以相关的时弊作背景,通过“扬清”而“激浊”。以上诸篇就事论理,言简意丰,文浅意深,都是百姓关心的问题,都是为百姓利益说话。体现出一股生气、正气、锐气,涌动着一种社会舆论的正面力量。 我们处在急剧变革而又竞争激烈的历史时期,新闻媒体要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更好地担当起引导舆论的重任,必须对“三贴近”有新的认识和突破。现在的贴近与过去相比,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媒体面对的是越来越成熟的公众,面对的是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媒体群,稍一懈怠,就会有失去市场,失去地位和声音的危险,新闻媒体必须关注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开阔新思路,办好新闻评论。评论的话题不仅要有指导性,注重导向价值,同时还要注重服务价值,从思想观念、方针政策、科学知识、生活消费等体现其服务性,让群众满意、受惠,得到启发。这,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四、“解读”特色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标志着新闻信息由“传播”时代进入“解读”时代。什么是解读?解读,就是媒体分析、说明、解释新闻的意义。即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或问题,或政策法规等进行针对性地解读——在评论中安排一节或几节精彩的、切中时弊、鞭辟入理的分析,并提出独到的深刻的见解。深层解读与提供观点相结合,是新世纪新闻评论突出的特点。观点深刻、公正与否,解读深入、准确与否,决定着评论的成败优劣。 全球信息化,经济一体化,由于社会的复杂多变性,使今天的人们难以单凭个人知识和经验对所发生的万事万物做出解释和判断;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的社会决策需要上升,他们要求媒体分析信息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明确信息的意义,帮助群众发现信息之间的联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因为对新闻信息的深入解读,给受众提供了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观照与参考,使人们对其复杂内涵能有更深更远的理解,对其内在意义和价值能有更准确的判断,使之做出趋利避害理性的最佳选择。例如《免费西湖的启示》是针对一些文化遗产景点门票涨价后,不少景区景点也争相效仿,在门票价格“涨”声一片里,杭州却推出“免费西湖”,二十四小时免费为游客开放,此举使杭州市旅游收入大幅增涨,西湖免费开放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该文解析道:“景区景点是一些地方的‘金饭碗’,但怎么用好这个‘金饭碗’,眼界不同,思路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一些地方提高景区景点门票价格,也能增加收入。但一味提高门票价格,往往会适得其反,不仅增加游客经济负担,也未必能发挥‘金饭碗’的作用。风物长宜放眼量,思路一变天地宽。杭州人正是用一种全面的、发展的、长远的眼光看待西湖这只‘金饭碗’,看到了‘免费西湖’聚‘人气’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力,靠精明的经营,带动整个杭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里,我们也不是倡导旅游景点都‘免费’,而是说,杭州的‘旅游经济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景区景点综合效益最大化的有益思路,值得借鉴。” 评论的力量在于理性的力量,在于它的思想穿透力,理性的力量最终要靠深刻独到的观点取胜。理性倡导的是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科学精神,理性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复苏和高扬是新世纪新闻评论的可喜变化。所谓“批判”就是发现、分析、鉴别时展中的问题。面对困惑人们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新情况,新闻评论要不盲从,不跟风,不炒作,不虚浮,坚持思想的独立,人格和精神的独立,凭借评论自身魅力体现高度,体现深度,体现生命力,竞争社会影响力——这,应是媒介言论发展的一个方向。如《从马德卖官说“机制”建设》一文,见解十分深刻、独到。该篇从引人注目的马德卖官案入题,为什么马德一方面非常“重视”干部制度建设,一方面又大肆卖官?为什么有关制度在“一把手”面前频频失灵?甚至起到了使卖官“合法化”的反作用?言论对这一触目惊心、令人深思的问题进行了独立思考,深层解读,进一步探讨行之有效的“选人用人及监督的机制”。 信息时代的媒体竞争,不仅是新闻题材的竞争,更是在对新闻事件、新闻题材总体把握上的新闻解读之争,进入新世纪的新闻评论更追求对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全局性的、前沿性的新闻事件作深度解读,为公众提供“独家”观点、“独家”角度、“独家”方法。 五、“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相结合的特色 在新闻传播中,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是两种基本的传播手段,在引导舆论与反映舆论等方面二者各有特色,不可替代。随着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新闻评论和新闻报道正由各自独立呈现出相互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传播“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有机地结合。常见的形式是: 1、配合 配合就是指言论与新闻同时见报的形式。传统的新闻观点认为评论只是就新闻发议论,最重要的是表达观点,传达意见性信息。言论与新闻同步见报,说明评论已突破旧新闻观,重视新闻性信息对评论的作用与影响,重视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的结合。有道是新闻评论是以新闻为前提,有了新闻方有评论,一实一虚如鸟之双翼,不可或缺。言论依托新闻报道而发表,如评论员文章、短评、按语等,以发掘新闻背后的深层价值和意义,从而强化新闻宣传的导向效应,提高新闻传播的有用性与有效性。 刊发在2005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一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在改革中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就是针对北京歌舞剧院由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成功改制为多种经济成分的股份制企业,专门为同日发表的通讯《歌舞旅游结合盘活存量资源开拓演出市场(引标)让“北歌”插上腾飞翅膀(主标)》配发的评论。“北歌”在国内外文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探索出一条发展文化产业的新路子,“北歌”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人民日报》抓住这个关键时机发言,旨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以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再如,2005年4月5日《人民日报》一版的短评《沉甸甸的分量》就是配合当天的通讯《一位基层共产党员的答卷》发表的,该言论不仅为新闻报道“点睛”提神,也增强了言论本身的新闻性和可信度,强化了引导效应,延伸了报道思想。 2、融合 最常见的形式一是新闻评论中直接输入作者所见所闻的新闻性信息和事实,以此作为立论的由头和依据,缘此引发议论;二是在新闻评论中运用事理交融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这种难度较大的论述方法在新闻述评等评论写作中常用。 例如发表于2005年1月20日《团结报》“今日杂谈”专栏陈鲁民的言论《金庸辞职与高校“追星”》,篇中输入了武侠小说名家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的新闻信息,盛赞金庸激流勇退,有自知之明,杂谈以此为由头,对国内高校热衷于“追星”、攀名人,而明星又喜欢当教授的媚俗之风进行了有力的针砭,进而联系世界上著名大学哈佛,牛津等不媚俗的风骨进行深刻的解读,把传播新闻性信息和意见性信息有机地结合,由事入理,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新闻与政论融合一体,渗透力强,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 再看融合的第二种形式----事理交融夹叙夹议,即在叙事的基础上生发议论,又在议论中穿插叙事,使具体的事实与抽象的议论有机地结合,以体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和升华的过程。如《大科学时代呼唤大科学家》是一篇体现时代特色的佳作、力作。新形势科研工作注重强调团队化和组织化,因此有人断言,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个人的作用已经不甚重要了,该文有力地论述了大科学时代不仅未削弱科学家的个人作用,而使个人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和突出。言论从“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提出“大科学时代呼唤大科学家”的深刻观点,并列举了“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等几个典型事例,运用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在点与面的结合上开掘深度,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充分揭示和论证中心论点,深化报道思想。 六、“小型化”、“版面化”特色 传统的新闻评论以大型为重,动则几千字。八十年代后,新闻评论开始呈现出小型化的发展态势,突出表现在专栏小言论兴起,进入新世纪,新闻评论小型化、版面化趋势更强,主要表现在: 1、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小型化、版面化 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作为代表报社、刊物或通讯社编辑部,就当前国内外重大事件、事变或问题表明立场观点的指导性言论,写作时当然需要一定的篇幅,传统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短则二、三千字,长则数千言,如今,报纸对社论进行革新,降低“门槛”,把社论从节庆日或重要事件的“专贡品”回归到新闻评论的初始功能,改变报刊评论唱“独角戏”、垄断话语权,“大而长”、“论而不争”的局面,打破“栏”的界限,让言论版面化、小型化,尤其是市场化报纸。就拿广东说吧,《南方日报》增设了“观点”版,《羊城晚报》增设了“时评”版,南方都市报言论占了两个版,由“社评”和“来论”组成,《南方周末》开设了“众议”和“视点”专版;就全国而言,《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北京青年报》的“每周评论”,《北京晚报》的“新闻快说”,《工人日报》的“新闻评论”,《检查日报》的“法制评论”周刊,《新京报》的“社论•来信”和“评论”版,《21世纪经济报道》还辟有两版的评论专版,等等。各媒体主动吸纳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使言论版或言论栏目成为意见多元、观点丰富、思想活跃的开放论坛,评论文章以中小型为主、大中小结合,积极向“短而精”的方向发展。 2、小言论受重视 小言论又称为袖珍评论,微型评论,因其篇幅短小,取材广泛,有的放矢、事理融合、以小见大,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倍受读者的青睐。1980年1月2日《人民日报》开办“今日谈”小言论专栏后,全国各地新闻媒介纷纷仿效,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小言论专栏,长的五六百字,短的二三百字,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神奇魔力。除新闻性小言论外,思想性或经济类的专栏小言论也日渐兴旺,如点评,随感、漫笔、琐谈、杂谈、絮谈等小言论走俏各报报端,使受众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新闻评论向小型化、版面化发展,究其原因: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更欢迎短小精粹的言论;而小型化、版面化的言论也适应了当代社会新闻媒体自身激烈竞争的需要。如今新闻已很难“独家”获得,而“观点”可以“独家”产生——这样一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都要在言论上大显身手,崭露头脚,张扬个性。时代呼唤着具有直接而鲜明的指导意义的新闻评论的强化。 各种新闻评论文体小型化趋势会越来越强,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是可喜的,不过小言论要写好亦非易事。言论小型化易犯言之无物,缺乏深度的毛病,作者须善于概括、精心提炼、舍得删改。我们强调新闻评论的小型化,并非唯“小”就好,唯“小”就高,不可因短害义。一篇评论,从选题到写作,从地位到作用,都应有自己的特点,有了特点,才有优势。 七、“形象化”特色 人们都爱看电视、电影,因为电视、电影是以视觉形象为主的艺术,展示的内容都是用画面,具体可见,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金牌专栏,一方面靠央视的公信度权威,另一方面就是靠其形象的吸引力、冲击力,常常一两个画面胜过千言万语,把难以言说的事实表现得清楚明白,为了实现有效传播,我们要把形象化引入新闻评论写作中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论家胡乔木在《要加强地方报纸的评论工作》中说:“形象的思维是回忆、想象,逻辑的思维是判断、推理。艺术家靠形象的思维,科学家靠逻辑的思维。我们报纸工作人员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科学家,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科学论文,而是面对着广大的群众说话,写的是有关当前问题的评论,所以就要两样都有点——既要有形象的思维,又要有逻辑的思维;既要有抽象的说理,又要有具体的形象。”如果作者能在言论中寥寥几笔勾勒一两个形象,或者在篇中加“故事”,寓理于事,顺事成理,就可使评论满篇生辉,增千钧力,使受众在阅读过程中获得道理、知识、情趣等多种启迪和愉悦。 请看2003年5月2日《新民晚报》发表的评论《国旗分外红》中的两节文字: 出租车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上海的出租车上几乎都出现了五星红旗;鲜艳的国旗很快也在众多的私家车上出现,商店、小巴,甚至于工地……那一片特殊的红色,染遍了整座城市。 ……双休日,孩子手里的气球变成了一面小小的国旗;上班族的西服上,一枚鲜红的国旗胸针格外引人注目;办公室的案头,精致的国旗与家人的照片并排而立;特殊的日子里,巨幅国旗自大厦顶端悬挂而下……形象思维通俗地说,就是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把它生动活泼地描摹出来,使之具有可感性。上面寥寥几笔勾勒的各个红旗画面,有力地表现了非典时期全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评论中形象思维用得好,可使艰深的理论通俗化,把事物复杂的关系形象化,其感染力胜过逻辑的说服力。再如《中国主权不容侵犯》,为了说明中国人民的感情不可侮,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针对美方的霸道行径,连用三个比喻说理:“中国领土绝不是哪家军队随便溜达的‘后花园’,中国领海绝不是哪家舰船随便游弋的‘游泳池’,中国领空绝不是哪家军用飞机随便进出的‘空中走廊’。”一个严肃的论题竟然写得如此生动形象,其感染力胜过多少逻辑的说服力! 我曾在专著《艺术与创新》中写道:“文字新闻中的视觉形象,是当前与电视,广播新闻竞争的强有力的‘武器’。”报刊新闻评论面对广播评论、电视评论、网络评论的严峻挑战,单靠逻辑思维的说理论述是难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难以满足群众化的需求,在新闻评论中重视形象思维,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在渗透力上下功夫,可大大地提高传播效果。 新闻评论论文:新闻评论根本特性论文 内容提要: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中国与世界交往日趋频繁的形势下,广大公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也越来越强,新闻评论作为人们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有效形式,越来越受到媒体的重视。如何定义新闻评论,本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根据定义提出了新闻评论的根本特性,即新闻评论依赖事实的新闻性,新闻评论传播的时效性,新闻评论论说的理论性,新闻评论内涵的思想性,新闻评论传播知识的有益性。 关键词:新闻评论定义新闻评论特性 一、新闻评论定义新解 什么是新闻评论的特性,一直是新闻评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自然,从来也没有统一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各持己见,我以为也属正当之事。但是,了解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找出其中的差异,我以为是有好处的。 新闻评论的特性是依新闻评论的定义所产生的——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先生认为:“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⑴ 1996年3月出版的《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则表述为;“新闻媒体或作者个人就新近发生的事件、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现象或思想倾向、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等阐述自己观点、立场的新闻文体。” 丁法章先生在2002年出版的新版《新闻评论教程》中给出的定义是: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最新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和有普遍意义的紧迫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引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是现代新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和述评等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⑵ 时代是在发展的,特别是当网络媒体迅速发展之后,我们是否可对新闻评论作一番新的定义(“定义”实为不定之义,作为“表述”可能更准确):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新闻评论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文字、或声音、或音像结合、或图文并茂,在新闻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定义是从两个方面界定的,第一,从新闻评论的内涵着眼,即新闻评论与其他新闻形式的区别、它的生产过程、它的内容要求等;第二,是从新闻评论的外延指示,即指出新闻评论在当今时代有哪些表现形式。外延是从内涵引申而来的,但是,这种引申在新的形势下又有特别需要强调的意义。所以,在此定义里,这两者是相互联系,共为一体的。 提出这样的定义是想强调以下几方面意见: 第一、如今的新闻评论大都是借助于大众传媒来实现的,这里的作者不仅仅是写家,他更是一位传播者。传者与写家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一位现代传播者,他不可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需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学习和接受广博的知识与信息,同时他还需要掌握和了解大众传播的一般规律。只有这样,他的生产产品才能做到“适销对路”。这和旧时的文人已经截然不同了。本定义中特别提到“借用大众传播工具”,这是因为,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表意见,但这些私下议论是不能算做新闻评论的。只有那些在大众传媒上公开发表的意见(通过一定的文字、声音、音像等信息符号表现)才算得上是我们所研究的新闻评论。这是当今传媒时代的新要求。 第二、新闻评论是一种传者意愿的直接表达,或代表传媒单位,或是代表传者个人,他的所文所言,都是一种有形意见的表达:反对什么、批评什么,赞成什么、表扬什么,都是主观反映于客观的一种直接的真实的思想表白。它比消息报道更深刻,更理性,因而也更能打动人说服人。这是新闻评论的本质属性使然。 第三、新闻评论必须依赖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或现象,它有别于小说家的创作和理论家的演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和现象是第一性的,新闻评论是第二性的,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思想反映。新闻评论的写作不能同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它不能杜撰事实,也不能夸大或缩小事实,丁是丁,卯是卯,在新闻评论依赖的事实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同时,它也不是理论家纯粹的逻辑演绎和推理,仅仅研究和传播一种理论。新闻评论需要有理论作支撑,但是,它必须反映事实反映时代,以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为依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针对性。这是新闻评论有别于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根本所在。 第四、新闻评论是一种说理的传播知识的表现形式,在现代传媒发展的形势下,它的表现形式也日趋丰富多彩、生动活泼了。新闻评论早先是从报纸上的政论文开始的,所以很多的教科书都把新闻评论称作“政论文”,它是一种文字的书面表达形式。一般来说,这种认识是不错的。但是,时生了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新闻评论走出了报纸的版面。广播里有它的声音,电视里有它的音像,网络里更是有众多的网民发议论、跟帖子,新闻评论已经成为一种传者和受众相互交流思想、传播知识、沟通有无的论说形式了。这种形式的广泛多样性变化,对从事新闻评论事业的工作者和工作部门来说,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在内容和形式、设备和技术上作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是时代对新闻评论发展提出的要求。 二、什么是新闻评论的根本特性 由于对新闻评论的定义不同,因而对新闻评论的特性理解也就有不同——范荣康:“新闻评论是一种具有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等显著特征的评论文章。……离开了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都不成其为新闻评论。”⑶ 秦圭、胡文龙:“新闻评论的主要特点为: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新闻性、广泛的群众性和严格的科学性。”⑷ 于宁、李德民:新闻评论“应该有这样四个特点,即:鲜明的党性、较强的时间性、明显的指导性、广泛的群众性。”⑸ 邵华泽:“党报的新闻评论,究竟有些什么特征?……我想有这么五条。第一条是导向正确,第二条是有的放矢,第三条是讲究科学,第四条是平等待人,第五条是简短生动。”⑹ 吴庚振:“新闻评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新闻性、政治性、群众性和指导性。”⑺丁法章在他的新著里将新闻评论的特性归纳为三点,即论题的新闻性,论理的思想性和论说的公众性⑻。 看看上面关于新闻评论特性的种种说法,我们可以发现,因受着时代的影响,因受着自身工作媒体的限制,因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产生差异是很自然的事。所谓新闻评论的特性,实际上就是要找出它与其他新闻形式的本质属性上的区别或需要特别强调的地方。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一般的广泛的表现形式来讲,而不能只讲刊登在党委机关报上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特性;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论题的广泛性来讲,而不能只举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评论员文章。已经出版的许多新闻评论的著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更应该取名为“党报社论、评论学”,因为,它们主要是针对党报的评论而论述的,对于其他媒体,特别是大众评论谈及较少。而本文要强调的却是十分广泛的新闻评论,它既包括党报的社论也包括其他媒体的评论,既包括代表媒体的评论,也包括大众参与的个体评论。于是,新闻评论的特性也由此产生。 在这些特性中,我以为有两点是不能作为新闻评论的一般特性的,一是政治性,一是指导性。 关于政治性。把政治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性,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产物。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提新闻评论的政治性,我以为是不妥当的;把政治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性,是将新闻评论狭隘理解的表现。现在的评论不仅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入世界大家庭的行列,民众的议题涉及越来越广泛,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有更多的文化、教育、学习、生活等议题需要评论。在这些评论文章里是很少或完全没有政治性的;把政治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性,是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要求与刊播评论混为一谈。新闻工作者要讲政治,但并非新闻工作者所做的一切都要打上政治的烙印。这也是与我们的时代所不符的。 关于指导性。新闻评论的指导性,是长期以来我们新闻报道中“一面宣传”的结果。好像报纸上刊登的文章特别是评论文章,都是党的声音,都是上级的批示,都是完全正确的,它是指导人们行动的“灯塔和旗帜”,受众是丝毫不能有半点怀疑和迟钝的。这种将受众作为“靶子”的传播方式是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在我们的报道中,不仅需要有“一面宣传”的文章,同时也要有“两面宣传”甚至是“多面宣传”的报道。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信息的多元化,受众自主意识的增强,我们的媒体提供受众选择多样信息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多。在我们的媒体上,有很多评论,不仅没有指导性,而且也没有多少引导性。它只是一种意见、一种观点、一种想法而已,它不需要任何人去遵守它遵循它,按它的旨意去思考去行动。在很多情况下,它只为受众提供一种谈资,一种想问题的思路,仅此而已。此时此刻,再提新闻评论的“指导性”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对于党报和主流媒体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来说,还是要强调政治性和指导的,这也是不容不得置疑的。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 综上所述,从新闻评论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活、国内、国外等广泛内容上看,从新闻评论传播的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的多种形式上看,我以为,新闻评论的特性大致有以下几点,这就是新闻评论依赖事实的新闻性,新闻评论传播的时效性,新闻评论论说的理论性,新闻评论内涵的思想性,新闻评论传播知识的有益性。 (一)新闻评论依赖事实的新闻性 新闻评论,顾名思义就是评论文章中所涉及的事实具有新闻性,这也是区别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根本属性。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袭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最终取得抗击非典战斗的胜利。但是,在抗击的过程中,却有以借口抗击非典而耽误了日常工作的现象发生。为此,新华社记者写了《不要借口非典误了日常工作》的“新华时评”文章。评论所依赖的事实是:记者近日到河北省一家机关办事,没想到,偌大机关大门紧闭,传达室竟铁锁把门、空无一人,只有两名武警和一名干部模样的人戴着口罩守在门口。因为要找的人不在,记者要求进办公室送份材料,对方以“非典时期、严禁外人进入”为由予以拒绝。记者问是否可以将材料暂时放在保安值班室,那名干部模样的人一脸冷漠地拒绝:“我们没这个责任和义务。现在单位都几乎不上班了,等你联系好了人改天再来吧。”无论记者怎样请求都被拒之门外。 针对这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评论员文章指出:“非典时期事难办,眼下已成了许多到政府机关办事人的共同感受。”“防非典是至关重要,但防非典不能变成机关唯一的事,中央现在一再提倡‘两手抓’,咱们政府机关怎么能抓了非典,忘了生产呢?”据记者了解,虽说眼下全民防非典,但在一些机关,真正抓非典具体工作的领导干部微乎其微,机关大多数工作人员既不上街查岗、打药,又不入街区宣传,仍然呆在办公室,表面谨慎防非典,内心却逍遥自在起来。份内的、该干的事可干可不干,还一边打着防非典的旗号推诿责任,将前来办事的人拒之门外。时评文章指出:“到底谁在防非典?是不是‘衙门作风’在作怪?”(据新华社石家庄2003年5月13日电) 这个评论所依赖的事实是在非典期间发生的,没有非典,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实,没有这样有代表性事实发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评论文章。先有事实,后有评论,这是新闻评论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 新闻评论所选用的事实还需要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只有这样才有针对性,才有说服力。本篇评论中所举事例可能是河北省某一个部门机关的所见所闻,是“这一个”。但是,在抗击非典期间,像评论中所列举的“这一个”现象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着。正因为如此,作者才撰写这篇评论,新华社才向全国播发这篇评论。选择有典型意义的新闻事实作评论,是写好一篇评论文章不可少的基本前提。 新闻评论依赖的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类:新近产生的事物、新近消亡的事物、新近发现的事物、新近变动的事物、新的经验和新的问题等。 不论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还是新近发现的事实,我们在确定选题时都要从读者市场的需求来判断。一般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可予考虑:①受到这一事件影响的人数。不论是自然事件不还是社会事件,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一部分人或大多数人。那么,我们在选择评论的事件时,涉及的人越多,越是评论者首先考虑的选题。如火灾、水灾在一个城市来说,都会涉及不少人,选择这样的话题做文章,就会受到读者的欢迎。②关心这一事件的人数。有些事件影响的人数可能并不多,但由于事件的恶劣或特殊,人们关心的很多,这样的事件也应予以考虑。如恶性车祸事故,如多胞胎平安降临人间等。③和大众利害关系的密切程度。生死存亡是这种关系的最高表现,其他涉及人们生活、享受和发展的事件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如环境污染问题,售假打假问题,吸毒贩毒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这些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利益关系密切,是评论的好选题。④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新闻评论作为一种社会舆论它总要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越大,它价值就越大,这种评论就越有意义。对于那些预示的一种社会方向,代表着一种时代进步趋势的事物,新闻评论应予关注。⑤最后,在决定某一事实是否予以评论时,还必须考虑它的宣传效果。这是我们的新闻传媒性质所决定的。 这里讲的大都是新闻工作的一般规律,凡是新闻人都不能例外,做新闻评论也该遵守这一法则。 (二)新闻评论传播的时效性 所谓新闻评论传播的时效性,包含以下两方面意思: 一是新闻事实与新闻评论写作之间的时间最短,也就是说,当新闻事实出现后,写作者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评论写作。大千世界,社会现象纷纭复杂,变幻多端,其中有很多事件、现象和问题是可以和需要评论的。但是,只有那些最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才是新闻评论需要写作的对象。只要是条件允许,新闻评论都要追求这种最快的新闻事实。 二是新闻评论写作与传播之间的距离最短,也就是说,作者写出的作品能够在最快的时间里传播出去。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现在不少的著作都能在十天或一周内抢印出来成为畅销书。新闻传媒更需要在时效性上大做文章,如不少的报纸都开辟了“新闻热线”等直接与读者联系的栏目,尽快将新闻出去;广播、电视更是开辟了现场直播等节目,将正在发生的事实告知大众。中央电视台于2003年5月开播新闻频道,有不少评论就是在新闻事实发生后及时予以评说的。 2001年7月13日,是中国人民等待申请举办2008年奥运会结果的日子。由于有了上一次申办失败的经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为此人民日报当天发表评论:《今晚,让我们静静地等候》。文章说:“今晚十点,一个世界瞩目的时刻。在投向莫斯科的全球数十亿双眼睛中,五分之一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华儿女。与1993年申奥相同的是,我们期待着成功。不同的是,不管是作为申办城市北京的千万市民,还是神州大地所有支持关心申奥的中国公民,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坦然和从容。人们按部就班地上班、上课,马路上依然车畅人行,池中的莲花依然在悄悄开放。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虽然大家谈论很多,气氛热烈,但情绪平静,言语自然。” 作者在阐述中国人的平静出于一种自信心后,接着说明了它的成熟:“我们已不再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简单地同一场大型体育赛事相连。即使我们暂时不主办奥运会,中国一样可以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样可以实现现代化,一样可以提高民族的总体素质。我们仍然有其他更多的机会来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经济建设蒸蒸日上,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正向着更加富裕的小康社会迈进。北京此次将申奥同为市民办实事、改善城市设施结合起来,也是一种务实的表现。不论今晚的投票结果如何,北京都会把更加成熟的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2001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7月13日是一个令国人上下关注的日子,尽管是平静,但也少不了几分紧张和激动。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发表这样的评论,与新闻事件联系更紧,与人们的心连得更紧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既要写得快,更要发得快,当然适时是很重要的。2004年8月,第28届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除了消息报道是现场直播外,有许多评论也是即时发表的。正是这些即时报道和现场评论,才吸引着那么多的体育爱好者不惜熬夜也要坚守在电视机前。 (三)新闻评论论说的理论性 新闻评论常被人们称为新闻传媒的灵魂和旗帜,足以说明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目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媒体通过有效的新闻评论,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帮助人们把分散的、个别人的议论,化为系统的、集中的、科学的意见;把人们创造的改革形式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去认识、执行和推广,从而形成一种能联系和调动全体人民奋发向上的社会舆论,为人们的改革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动员群众,团结群众,扫清一切阻碍人们前进的思路障碍,提高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和投向改革的自觉性、积极性,将改革顺利地推向前进。 我们说新闻评论的重要,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代表传媒的立场和态度。不可否认,这些文章中一部分是代表传媒,甚至是国家、地区、部门的立场和态度的,但是,也不可否论有不少文章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当然是得到传媒认可的)。新闻评论文章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根据现实中反映的问题,运用一定的理论知识,采取论理、分析的方法来反映作者的有形意见(即通过对事实的分析、说明、论证。揭示事物的本质,解决现实所提出的问题,直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提出希望、意见和要求),达到明辨是非,释疑解惑,相互交流,为读者服务之目的。而消息报道,则是依靠事实,运用感性、叙述的方法,来反映作者的无形意见(即思想观点包含在事实的叙述之中)。相比之下,新闻评论文章的理论性和深刻性要强于一般的消息报道。 新闻评论告知大众的不是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法,而是一种理念,一种思维,一种思想,一种观念。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在探索之中;面对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前没有碰到过;如何有效地扩大内需,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教科书上找不到答案,其他国家也无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发扬创新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本地的实际努力探索。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探索,在这个不断努力的运动之中成熟起来,成长起来。 新闻评论为人们提供鉴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思想准则,激发人们追求高尚的理想和情操,既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和整个社会的风尚,又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它可以使人的精神充实,视野开阔,情操净化,进入新的境界。新闻评论主要靠理性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一种理论要能说服人,必须讲出道理,使人信服,它不像法制和行政命令,强迫人们接受。为了说服人,就要使理论符合实际,理论自身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新闻评论具有其他新闻体裁没有的优势。它着重从思想、政治、伦理的角度分析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又以说理为主要手段,兼有逻辑的力量和严密的论证,在以确凿事实为论据的基础上,直接得出或引出明确的结论,从而达到明辨是非的目的。 新闻评论论说的理论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它的论说要有科学性,即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论述时遵守论说的一般规律;二是它的论说要有理论根据,而这种理论也是经过历史的检验,是科学的。对此,范荣康先生深有体会:“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而决不允许对所要评论的问题作主观、唯心、随心所欲的分析。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解答问题。这样的分析,才是科学的分析。这样的解答,才是有力的解答。”⑼新闻论说的理论,不仅包括革命导师、经典著作里的科学理论,同时也包括经过人类社会的实践检验被认为是正确的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和人类思维科学理论。新闻评论论说的理论性,不仅对是对党报新闻评论的要求,对其他的新闻评论也该有这样的要求。 (四)新闻评论内涵的思想性 我们常说新闻评论是媒介的灵魂。所谓灵魂就是思想意识,在一篇文章、一块版面、一个媒体中起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一篇新闻评论哪怕它的新闻性再强,它的时效性很快,也很有文采,但是,空洞无物,没有思想或思想观念错误,干瘪无味,也是没有益处甚至是有害的。干新闻工作的,时常想抓一些有深度的报道,什么叫有深度,说白了就是有思想,有见地,能够一语中的,能够技高一筹。在新闻评论中就是要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会说别人不会说的话,善于说别人说不好的话。评论的力量不在于它在版面上的位置和字号的大小,而在于它字里行间所渗透出的思想性和这种思想的深刻性。 2004年2月2日,《南京日报》发表了该报资深评论员刘根生写的一篇评论《由上海今年不提新口号想到的》。文章由新华社发表的消息谈起。消息的内容是:上海主要领导表示,今年上海不提新口号。所有工作重点就是结合上海实际,贯彻落实好十六大精神和中央一系列重要精神及部署。 评论指出:“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方也好,在发展中通常要制定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和目标,即发展蓝图。绘制发展蓝图是基础,实施蓝图是关键。要把发展蓝图变成发展现实,最需要凝聚力量,按照发展蓝图,‘一以贯之’去干。上海今年不提新口号,无非是为了集中精力在落实大政方针上下功夫,把‘一张蓝图绘到底’。上海把2004年定为‘落实之年’,原因也就在此。” 文章在论述中阐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天天有新精神,就证明我们不成熟,我们的经济建设没走上正轨。经济建设有其固有的规律,新精神多了就说明那个地方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越是大政方针成熟,经济建设走上良性发展轨道,越是不会动不动就提新口号。 “口号,是文字简短、具有鼓动性的标语。好的口号,往往凝结着人们共同发展目标和愿望,易于记忆和传诵,能振奋人心,鼓舞斗志。问题是在现实中,有些地方提口号实在过多过滥,几乎开一次会就要诞生几条新口号,根本不管能不能做到;一事当前,不是先考虑怎样把它干好,而是先挖空心思推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口号。好像口号越响越多越新,干劲越大、气魄越大、行动越快、跟得越紧、越有创造性。调子过高过虚,纲领脱离实际,所以许多工作都是‘落实难’。” 评论接头指出滥提新口号带来的消极后果:一是变化频繁,随意性强,基层无所适从,难以应付。二是"一个将军一个令",决策失去了稳定性,很难把"一张蓝图绘到底"。三是失信于民。口号变动频繁,花样翻新过滥,也让老百姓觉得领导说话没个准头,最后也就渐渐失去了跟着干的劲头。 评论最后从上海今年不提新口号与中央“求真务实”的要求联系起来论述—— “今天一个新口号,明天一个新口号,恰恰是不"真"不"实",而是在出虚招、求表面热闹。这是浮躁,是形式主义。我们提倡创新,但创新绝不等于是不断提新口号。原则性和创造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讲原则性,就是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一以贯之"地去落实大政方针,实现既定目标;讲创造性,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解放思想,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讲两者统一,就是要在坚持基本路线、坚持正确方向前提下求创新,通过不断创新更好实现发展目标。邓小平同志说过:一个领导者没有主意不行,主意太多也不行。‘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会天下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这段话饱含哲理,今天依然有很强针对性,我们当切记。” 评论发表后受到广泛的好评。南京市委书记批示,认为此文写得好,有针对性,有思想性,可供广大干部参考。他还指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文不在长,有魂则行。这个魂就是以真理感召群众的力量。好的时评起的作用,比开一次会议还重要,希望多发表这样的好评论。 这篇评论没有列出改革发展的具体措施,但是,却从上海没有提新口号的报道中揭示了普遍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不仅对南京,对全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就是评论的力量,这就是评论中内涵思想的力量。 (五)新闻评论传播知识的有益性 新闻评论以理论以思想凸现它的特性,这是它有别于消息和通讯报道的根本所在。与此同时,在当今信息传播迅猛发展的时代,新闻传播还有责任和义务在自己的工作中传播知识、传播有益的知识。这是时代对新闻评论提出的新要求。 植树造林是中国每年大地回春后的一项“保留节目”。如何把这件事做好,常是新闻评论中的话题。有篇评论在阐述植树造林重要性时,除了讲述道理外,还讲了一个有关“左公柳”的故事:在西北的旷野上行车,有时猛然发现地平线上突兀出那么一大片杨柳,排成一溜,参差错落,昂首挺立,给戈壁沙漠增添一片浓浓的绿荫。这,就是“左公柳”。清朝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指挥大军赴新疆作战时,在东起潼关,西到新疆,沿途数千里路上,他让土兵们遍植杨柳。至今,在平凉、阿克苏等地,还能看到几个人合抱的柳树。人们为铭记左公光复疆土,屯垦戍边的功绩,便将这些左公手植,更多的是左公部属所植的杨柳称为“左公柳”,并有诗赞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红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接着,作者又介绍了这样一个知识:“有一位科学家曾经用多种公式对古树的价值作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棵生长五十年的老树,一年对人类的贡献相当于十几万美元的价值,其中包括产生的氧气、防止大气污染、防止土壤侵蚀、增加肥力、涵养水分等等。”(2002年3月25日《人民日报》)植树造林,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作者用“左公柳”和科学家作出的结论,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骤增的时代,各种信息、知识扑面而来。这是一种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挑战。新闻传媒有责任有义务将一些现代的或过去的,自然的或社会的,人类的或思维的知识信息有选择地传播给大众。特别是在新闻评论中,我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这些事实有很多就属于知识的范畴。上面的这篇评论,用了一个过去的故事,一个可能被人们遗忘的故事或一个对很多人来说不曾听过的故事,说明了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同时又举了一个现代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说明植树造林的好处。这些知识都是正面的,也是有有益的。 在目前知识骤增的时代,新闻评论在选用知识实例时,一定要慎重,不可将那些已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东西误传给大家,也不要将道听途说未经认可的东西论说给大家。知识的力量是巨大的,巨大的力量是有方向的。新闻评论一定要选择那些有益于大众,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长远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论据,精心选择,有效使用,同时加强自身的知识修养。这是时代对新闻评论的新要求。 新闻评论论文:报刊新闻评论创新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新闻评论是新闻媒体阐述立场观点和态度,影响引导舆论的“旗舰”,进入信息化时代,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新闻评论在各媒体蓬勃发展,研究它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报刊新闻评论为研究对象,从“新闻化”、“多元化”、“平民化”、“形象化”等等七个方面分析其在新世纪里的创新特色。 关键词:新世纪新闻评论新闻观念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要塑造有利于和谐发展的舆论环境。新闻评论是媒体阐述立场观点,影响引导舆论的“旗舰”,进入信息化时代,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现代国际新闻的话语权,乃至某些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在新闻评论中表现得最直接、最快速、最有力。新闻评论对社会舆论和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外部世界,公众需要信息,更需要传媒提供分析、判断和见识,信息越丰富,信息消费就越费力。如何更有效地引领群众在纷繁复杂的多元世界中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如何在渗透力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地增进干部群众的共识,最大限度地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成为当今新闻评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几年,新闻评论在各媒体日渐兴旺,报纸已不满足于言论专栏,而不断涌现言论专版,形式也更为多样,新闻评论已成为各媒体的重要需要,看重新闻评论是时代的要求,是世界的潮流,新闻评论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下面仅从七个方面探讨它的创新特色: 一、“新闻化”特色 新闻性是所有新闻体裁的共同特点,这是由新闻媒介的性质决定的。新闻评论作为新闻体裁,进入新世纪,由于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由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增长,它的新闻性特征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进一步发展为“新闻化”特征。评论新闻化,使新闻与评论互相延伸,互相深化,加重报道的分量,大大增强传播效果。主要表现为: 1、更强烈的时效性 新闻性要求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一样,讲究时效。评论的时效性就是评论的质量,新闻评论本身所具有的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潜在作用,与时间是成正比的。时效性对于引导舆论至关重要,它已成为争夺总编辑眼球的“武器”,因它而竞争程度更为激烈,追求时效本身已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永恒主题。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体的咄咄逼人,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时空的距离被打破,使任何新闻信息的传播十分容易,因此,报刊在新世纪更为重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了加强时效性,报刊开辟了《今日社评》、《新闻时评》、《时评》等评论专栏或专版。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也注重新闻的时效性。这些言论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现象、问题进行评论,言论与新闻常常是同步见报。例如刊发在200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二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抢抓机遇促振兴》,就是配合当天头版发表的通讯《科学发展看东北》而发的评论;又如2005年7月6日《人民日报》五版的社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配合当天头版刊登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而发表的。都是当天新闻信息的深入,有助于提高新闻报道的影响力,也能更好地吸引公众的眼球。 有的是随着新闻事件的继续,刊发系列评论,这些系列评论同样也很重视时效性。如2000年3月江西萍乡爆竹厂发生爆炸事故,又过了3个月,广东江门市外海镇烟花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严重地威胁着广大职工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已任的工人日报,认真贯彻中央精神,面对上述流血事件,仅隔两天便撰写了一组评论,于2000年7月3日至7日连续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在全国广大职工中反响极大。 2、更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新闻评论的新闻化表现在另一方面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进入新世纪主要体现在“时评”的大量涌现。触及现实,是新闻评论的生命力之所在,它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 在我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时评热”是1986年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掀起的;第二次“时评热”是20世纪40年代,以《大公报》“星期社评”为代表掀起的;当前兴起的第三次“时评热”是从1998年开始的。新闻时评为什么会中兴?其原因我认为:一是随着媒体之间新闻同源化的增多,新闻竞争已由独家新闻之争进入到独家观点或独家视角之争的态势,言论已经成为提升媒体品位,打造传媒竞争力的力点之一,一些市场化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新兴媒体能在短期内成功,时评版的功劳不可没;二是近年来党和国家顺应时代潮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新闻时评的中兴创造了发展条件;三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闻背后的缘由和体制因素;迫切需要传媒去伪存真,帮助梳理与解析;迫切希望媒体有一个公众和专家参与并发言的阵地,人们渴望拥有话语的平等权,在大众传媒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时评的“时”是时事的“时”,更是“时代”的“时”。有的新闻时评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要求,但是新闻评论所强调和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时评就是“因时而评”,“合时而著”的新闻评论,也就是时事短评。如针对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广州日报》在《今日时评》发表了本报评论员苏宁的评论《大学生真能结得了婚吗?》1;针对高考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大事件”,四面八方“优待”考生的事实,《人民日报》发表姜泓冰的时评《从“优待”高考到关注成长》2;针对《广东省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出台,《人民日报》发表郝洪的时评《国企,七十二万年薪高不高》3;针对一些党政干部参加境内境外的赌博活动,社会和国际影响恶劣,可是许多人对干部参赌的严重危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民日报》及时推出士心的时评《干部“沾赌”不可小视》4;不胜枚举。这些时评直面现实、关注民生,新闻性与针对性强,有力地表现了评论的“新闻化”。 二、“多元化”特色 新闻评论的多元化特色具体表现在: 1、新闻评论的话题丰富多彩,打破了多年由上而下的单一声音。现在国内话题不仅有经济建设方面的,还有经济生活、政治、文化、军事、体育、法律、医疗、保健、娱乐等等内容。尤其是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评论如“时代热评”、“人民论坛”、“冰点时评”、“巴蜀小议”、“街谈巷议”、“都市早茶”、“今日谈”、“虚实谈”、“杨柳青”等等五花八门的专栏评论或专版评论层出不穷,而且采用群言型的开放形式,评论队伍除专业人员和学者外,注重吸引群众参与评说,各媒体把为民众鼓与乎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至于国际话题的内容也较以往丰富得多,如美国“9.11”事件,俄罗斯莫斯科人质事件、哥伦比亚飞船、伊拉克战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等等不一而足,涌现出许多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以及分析研究探讨类的国际评论。 2、新闻评论指向的内容不同、对象不同、角度不同。现实生活百花齐放,千奇百怪,众多社会热点、焦点、冷点、疑点、难点常常包含于现实生活发生的各类新闻事件、现象、问题中,而这些,正是备受公众关注的。例如非典型肺炎2003年突然在我国爆发,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也给经济建设带来很大冲击,如何处理好抗击非典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在全力抗击非典的同时毫不放松经济工作?在这关键时刻,《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5,辨证地分析了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全面论述了两手抓的重大意义和如何坚持两手抓等重要问题。再如,近几年学术腐败相当严重,社会上权学交易几成热潮,这一现实人们忧之,于是2003年刚刚结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高官落选院士想到的》6一文抓住“高官落选院士”这一新闻点,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评论,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再如,《中国人过中国节》7从“情人节”之夜长沙街头玫瑰火爆,而元宵节红灯冷清的新闻事实为切入口,以捍卫民族的传统文化;《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8以年末评比各种奖杯的新闻事实入题,旨在转变领导机关作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理解拥护支持参与》9则以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农村税费改革入题;再如《急于动武,缺理少据》10则以伊拉克战争入题……新闻评论指向的多元化还表现在对同一事件、同一现象、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评论,如《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马加爵事件的言论;又如各级党报从不同角度发表对“神六”飞天成功的言论。综上述,各种各样的选题立论敢于面对众所关注的多姿多彩的话题,进行激浊扬清、释疑解惑的积极引导,既有赞美歌颂的,也有批评谴责的,既有阐释说明的,也有建议、探讨、争鸣、商榷和研究的。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倍受群众欢迎。新闻评论指向的多元化是时展进步的产物。 三、“平民化”特色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并强调新闻宣传要“三贴近”;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也指出:“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应准确、鲜明、生动地宣传中央的精神,应及时、如实、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是衡量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闻评论将弘扬主旋律的出发点和归宿定位在“实际、生活、群众”上,以实现主旋律宣传的平民化、大众化、多样化。我还是以《人民日报》为例。 《人民日报》评论的最大魅力就是平民化,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不分老幼尊卑,大家可以平等地交流思想和看法。就拿我最近读的几篇评论说吧:《查禁“苏丹红”切莫一阵风》、《老虎与牙签鸟》、《引种大有学问》、《破坏环境者该受罚》、《“无声热线”暴露了啥》、《警惕——代表“光环”下的“黑暗”》、《好一个“馒头神”》、《有感于“市委书记公开手机号”》、《用好刘翔》,这些言论话题和素材来自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选题宽,有感而发,或赞叹、或感慨、或愤怒、或不满,针对性极强,往往从某一种现象、某一个“个例”,某一种事由入题,对其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解析,揭示出某种事物的普遍价值和意义,揭示出某类现象所反映的本质问题,站在平民的立场“代民者言”,或民者参与评说。例如黑龙江五常市市委书记肖健春将手机号告知群众,对每一个电话,他都仔细听、认真答,随时处理,使天天有群众上访的市政府,现在面貌一新,一个上访的也没有了,从日接300多个告状上访电话,减少到20多个的事实,评论《有感于“市委书记公开手机号”》高度赞扬了肖健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公仆精神,言论旨在说明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道理:“关键是要让民情民声能够有‘给个说法’的地方,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答复。”真是一言中的,发人深省,这样的分析情理相融,理在事中,其逻辑力量和震撼力、说服力都很强。有的言论是针砭时弊,如《警惕——代表“光环”下的“黑暗”》,针砭的是时下有的人追求人民代表的种种“好处”,把代表资格变成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的“护身符”;《“无声热线”暴露了啥》切中的是一些政府部门公布了举报投诉电话,却无人接听的形式主义时弊;有的是于分析和论述中点出问题,如《老虎与牙签鸟》,从自然界合理的奇妙“共生现象”,抨击社会生活中制假、造假、行贿、受贿等等巧妙的“同生行为”,又如《查禁“苏丹红”切莫一阵风》,褒扬中以相关的时弊作背景,通过“扬清”而“激浊”。以上诸篇就事论理,言简意丰,文浅意深,都是百姓关心的问题,都是为百姓利益说话。体现出一股生气、正气、锐气,涌动着一种社会舆论的正面力量。 我们处在急剧变革而又竞争激烈的历史时期,新闻媒体要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更好地担当起引导舆论的重任,必须对“三贴近”有新的认识和突破。现在的贴近与过去相比,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媒体面对的是越来越成熟的公众,面对的是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媒体群,稍一懈怠,就会有失去市场,失去地位和声音的危险,新闻媒体必须关注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开阔新思路,办好新闻评论。评论的话题不仅要有指导性,注重导向价值,同时还要注重服务价值,从思想观念、方针政策、科学知识、生活消费等体现其服务性,让群众满意、受惠,得到启发。这,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四、“解读”特色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标志着新闻信息由“传播”时代进入“解读”时代。什么是解读?解读,就是媒体分析、说明、解释新闻的意义。即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或问题,或政策法规等进行针对性地解读——在评论中安排一节或几节精彩的、切中时弊、鞭辟入理的分析,并提出独到的深刻的见解。深层解读与提供观点相结合,是新世纪新闻评论突出的特点。观点深刻、公正与否,解读深入、准确与否,决定着评论的成败优劣。 全球信息化,经济一体化,由于社会的复杂多变性,使今天的人们难以单凭个人知识和经验对所发生的万事万物做出解释和判断;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的社会决策需要上升,他们要求媒体分析信息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明确信息的意义,帮助群众发现信息之间的联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因为对新闻信息的深入解读,给受众提供了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观照与参考,使人们对其复杂内涵能有更深更远的理解,对其内在意义和价值能有更准确的判断,使之做出趋利避害理性的最佳选择。例如《免费西湖的启示》是针对一些文化遗产景点门票涨价后,不少景区景点也争相效仿,在门票价格“涨”声一片里,杭州却推出“免费西湖”,二十四小时免费为游客开放,此举使杭州市旅游收入大幅增涨,西湖免费开放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该文解析道:“景区景点是一些地方的‘金饭碗’,但怎么用好这个‘金饭碗’,眼界不同,思路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一些地方提高景区景点门票价格,也能增加收入。但一味提高门票价格,往往会适得其反,不仅增加游客经济负担,也未必能发挥‘金饭碗’的作用。风物长宜放眼量,思路一变天地宽。杭州人正是用一种全面的、发展的、长远的眼光看待西湖这只‘金饭碗’,看到了‘免费西湖’聚‘人气’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力,靠精明的经营,带动整个杭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里,我们也不是倡导旅游景点都‘免费’,而是说,杭州的‘旅游经济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景区景点综合效益最大化的有益思路,值得借鉴。” 评论的力量在于理性的力量,在于它的思想穿透力,理性的力量最终要靠深刻独到的观点取胜。理性倡导的是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科学精神,理性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复苏和高扬是新世纪新闻评论的可喜变化。所谓“批判”就是发现、分析、鉴别时展中的问题。面对困惑人们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新情况,新闻评论要不盲从,不跟风,不炒作,不虚浮,坚持思想的独立,人格和精神的独立,凭借评论自身魅力体现高度,体现深度,体现生命力,竞争社会影响力——这,应是媒介言论发展的一个方向。如《从马德卖官说“机制”建设》一文,见解十分深刻、独到。该篇从引人注目的马德卖官案入题,为什么马德一方面非常“重视”干部制度建设,一方面又大肆卖官?为什么有关制度在“一把手”面前频频失灵?甚至起到了使卖官“合法化”的反作用?言论对这一触目惊心、令人深思的问题进行了独立思考,深层解读,进一步探讨行之有效的“选人用人及监督的机制”。 信息时代的媒体竞争,不仅是新闻题材的竞争,更是在对新闻事件、新闻题材总体把握上的新闻解读之争,进入新世纪的新闻评论更追求对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全局性的、前沿性的新闻事件作深度解读,为公众提供“独家”观点、“独家”角度、“独家”方法。 五、“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相结合的特色 在新闻传播中,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是两种基本的传播手段,在引导舆论与反映舆论等方面二者各有特色,不可替代。随着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新闻评论和新闻报道正由各自独立呈现出相互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传播“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有机地结合。常见的形式是: 1、配合 配合就是指言论与新闻同时见报的形式。传统的新闻观点认为评论只是就新闻发议论,最重要的是表达观点,传达意见性信息。言论与新闻同步见报,说明评论已突破旧新闻观,重视新闻性信息对评论的作用与影响,重视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的结合。有道是新闻评论是以新闻为前提,有了新闻方有评论,一实一虚如鸟之双翼,不可或缺。言论依托新闻报道而发表,如评论员文章、短评、按语等,以发掘新闻背后的深层价值和意义,从而强化新闻宣传的导向效应,提高新闻传播的有用性与有效性。 刊发在2005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一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在改革中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就是针对北京歌舞剧院由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成功改制为多种经济成分的股份制企业,专门为同日发表的通讯《歌舞旅游结合盘活存量资源开拓演出市场(引标)让“北歌”插上腾飞翅膀(主标)》配发的评论。“北歌”在国内外文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探索出一条发展文化产业的新路子,“北歌”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人民日报》抓住这个关键时机发言,旨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以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再如,2005年4月5日《人民日报》一版的短评《沉甸甸的分量》就是配合当天的通讯《一位基层共产党员的答卷》发表的,该言论不仅为新闻报道“点睛”提神,也增强了言论本身的新闻性和可信度,强化了引导效应,延伸了报道思想。 2、融合 最常见的形式一是新闻评论中直接输入作者所见所闻的新闻性信息和事实,以此作为立论的由头和依据,缘此引发议论;二是在新闻评论中运用事理交融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这种难度较大的论述方法在新闻述评等评论写作中常用。 例如发表于2005年1月20日《团结报》“今日杂谈”专栏陈鲁民的言论《金庸辞职与高校“追星”》,篇中输入了武侠小说名家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的新闻信息,盛赞金庸激流勇退,有自知之明,杂谈以此为由头,对国内高校热衷于“追星”、攀名人,而明星又喜欢当教授的媚俗之风进行了有力的针砭,进而联系世界上著名大学哈佛,牛津等不媚俗的风骨进行深刻的解读,把传播新闻性信息和意见性信息有机地结合,由事入理,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新闻与政论融合一体,渗透力强,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 再看融合的第二种形式----事理交融夹叙夹议,即在叙事的基础上生发议论,又在议论中穿插叙事,使具体的事实与抽象的议论有机地结合,以体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和升华的过程。如《大科学时代呼唤大科学家》是一篇体现时代特色的佳作、力作。新形势科研工作注重强调团队化和组织化,因此有人断言,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个人的作用已经不甚重要了,该文有力地论述了大科学时代不仅未削弱科学家的个人作用,而使个人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和突出。言论从“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提出“大科学时代呼唤大科学家”的深刻观点,并列举了“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等几个典型事例,运用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在点与面的结合上开掘深度,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充分揭示和论证中心论点,深化报道思想。 六、“小型化”、“版面化”特色 传统的新闻评论以大型为重,动则几千字。八十年代后,新闻评论开始呈现出小型化的发展态势,突出表现在专栏小言论兴起,进入新世纪,新闻评论小型化、版面化趋势更强,主要表现在: 1、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小型化、版面化 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作为代表报社、刊物或通讯社编辑部,就当前国内外重大事件、事变或问题表明立场观点的指导性言论,写作时当然需要一定的篇幅,传统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短则二、三千字,长则数千言,如今,报纸对社论进行革新,降低“门槛”,把社论从节庆日或重要事件的“专贡品”回归到新闻评论的初始功能,改变报刊评论唱“独角戏”、垄断话语权,“大而长”、“论而不争”的局面,打破“栏”的界限,让言论版面化、小型化,尤其是市场化报纸。就拿广东说吧,《南方日报》增设了“观点”版,《羊城晚报》增设了“时评”版,南方都市报言论占了两个版,由“社评”和“来论”组成,《南方周末》开设了“众议”和“视点”专版;就全国而言,《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北京青年报》的“每周评论”,《北京晚报》的“新闻快说”,《工人日报》的“新闻评论”,《检查日报》的“法制评论”周刊,《新京报》的“社论•来信”和“评论”版,《21世纪经济报道》还辟有两版的评论专版,等等。各媒体主动吸纳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使言论版或言论栏目成为意见多元、观点丰富、思想活跃的开放论坛,评论文章以中小型为主、大中小结合,积极向“短而精”的方向发展。 2、小言论受重视 小言论又称为袖珍评论,微型评论,因其篇幅短小,取材广泛,有的放矢、事理融合、以小见大,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倍受读者的青睐。1980年1月2日《人民日报》开办“今日谈”小言论专栏后,全国各地新闻媒介纷纷仿效,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小言论专栏,长的五六百字,短的二三百字,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神奇魔力。除新闻性小言论外,思想性或经济类的专栏小言论也日渐兴旺,如点评,随感、漫笔、琐谈、杂谈、絮谈等小言论走俏各报报端,使受众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新闻评论向小型化、版面化发展,究其原因: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更欢迎短小精粹的言论;而小型化、版面化的言论也适应了当代社会新闻媒体自身激烈竞争的需要。如今新闻已很难“独家”获得,而“观点”可以“独家”产生——这样一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都要在言论上大显身手,崭露头脚,张扬个性。时代呼唤着具有直接而鲜明的指导意义的新闻评论的强化。 各种新闻评论文体小型化趋势会越来越强,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是可喜的,不过小言论要写好亦非易事。言论小型化易犯言之无物,缺乏深度的毛病,作者须善于概括、精心提炼、舍得删改。我们强调新闻评论的小型化,并非唯“小”就好,唯“小”就高,不可因短害义。一篇评论,从选题到写作,从地位到作用,都应有自己的特点,有了特点,才有优势。 七、“形象化”特色 人们都爱看电视、电影,因为电视、电影是以视觉形象为主的艺术,展示的内容都是用画面,具体可见,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金牌专栏,一方面靠央视的公信度权威,另一方面就是靠其形象的吸引力、冲击力,常常一两个画面胜过千言万语,把难以言说的事实表现得清楚明白,为了实现有效传播,我们要把形象化引入新闻评论写作中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论家胡乔木在《要加强地方报纸的评论工作》中说:“形象的思维是回忆、想象,逻辑的思维是判断、推理。艺术家靠形象的思维,科学家靠逻辑的思维。我们报纸工作人员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科学家,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科学论文,而是面对着广大的群众说话,写的是有关当前问题的评论,所以就要两样都有点——既要有形象的思维,又要有逻辑的思维;既要有抽象的说理,又要有具体的形象。”如果作者能在言论中寥寥几笔勾勒一两个形象,或者在篇中加“故事”,寓理于事,顺事成理,就可使评论满篇生辉,增千钧力,使受众在阅读过程中获得道理、知识、情趣等多种启迪和愉悦。 请看2003年5月2日《新民晚报》发表的评论《国旗分外红》中的两节文字: 出租车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上海的出租车上几乎都出现了五星红旗;鲜艳的国旗很快也在众多的私家车上出现,商店、小巴,甚至于工地……那一片特殊的红色,染遍了整座城市。 ……双休日,孩子手里的气球变成了一面小小的国旗;上班族的西服上,一枚鲜红的国旗胸针格外引人注目;办公室的案头,精致的国旗与家人的照片并排而立;特殊的日子里,巨幅国旗自大厦顶端悬挂而下……形象思维通俗地说,就是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把它生动活泼地描摹出来,使之具有可感性。上面寥寥几笔勾勒的各个红旗画面,有力地表现了非典时期全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评论中形象思维用得好,可使艰深的理论通俗化,把事物复杂的关系形象化,其感染力胜过逻辑的说服力。再如《中国主权不容侵犯》,为了说明中国人民的感情不可侮,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针对美方的霸道行径,连用三个比喻说理:“中国领土绝不是哪家军队随便溜达的‘后花园’,中国领海绝不是哪家舰船随便游弋的‘游泳池’,中国领空绝不是哪家军用飞机随便进出的‘空中走廊’。”一个严肃的论题竟然写得如此生动形象,其感染力胜过多少逻辑的说服力! 我曾在专著《艺术与创新》中写道:“文字新闻中的视觉形象,是当前与电视,广播新闻竞争的强有力的‘武器’。”报刊新闻评论面对广播评论、电视评论、网络评论的严峻挑战,单靠逻辑思维的说理论述是难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难以满足群众化的需求,在新闻评论中重视形象思维,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在渗透力上下功夫,可大大地提高传播效果。
新闻传播论文:接受美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接受美学和《非常静距离》 《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访谈节目,每天23点首播,每期节目主要是邀请各类领域的明星来接受主持人近距离访问,是一档具有李静个人鲜明特色的深度访谈节目,下面我们以《非常静距离》为例,来分析接受美学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一)节目选材贴近受众 首先,在嘉宾选择上,《非常静距离》中每期的嘉宾有影视的、体育的、话题的,还有歌唱界的;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有老一代的前辈,又有最新的小童星;在节目访谈中,主持人采访的嘉宾大多是时下很出名的明星,该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播放节目也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次,在节目形态上,先是对嘉宾进行短片介绍,或有配以DJ形式来引出嘉宾,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的访谈节目中是独有的,可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轻人的制胜法宝,从一亮相,节目给人的感觉便是轻松愉快的,也正与主持人李静的风格趋于一致。与此同时,主持人在访谈中的问题大多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持人担当的角色可以说是广大受众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响应。 (二)诙谐幽默的节目语言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奔跑,在闲暇时间,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一些轻松、幽默的话题,《非常静距离》正是抓住了受众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质疑中成长》这期节目中,当王珞丹的恩师霍老师被邀请到现场后,李静向霍老师问道“:刚才王珞丹说您把她比喻成一张白纸,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如何拥有慧眼就看上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现场笑声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变皇妃》中,林心如说自己喝醉酒后爱亲人,李静说到“:亲人好,别咬人就行啊!”诸如此类的话语,李静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普通语言来进行提问、讲述,大大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三)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主持人李静会通过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问题,通过筛选后对嘉宾进行现场提问,这样不仅让嘉宾感到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自己,也会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产生一种认同感。除了网络互动外,该节目还注重对嘉宾的现场互动。例如,让现场嘉宾下台与观众互动,观众上台表演。此外,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再次强调网友的互动和参与,并通过抽奖、送礼的方式来提高受众积极性。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网络上的,《非常静距离》都是力求最大程度地与受众交流。尽量避免主持人和嘉宾的封闭交流。一切节目的关注点都在受众身上,这也是接受美学所倡导的。 二、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卫视的《非常静距离》这档栏目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是因为该栏目以观众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来策划制作自己的节目。同时主持人李静又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进行访谈和交流,使得观众在忙碌之余可以享受休闲娱乐的轻松感觉。因此,该节目的成功可以将其归功于接受美学研究法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完美结合。最后,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重视新闻传播的受众,找准自己节目的受众定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重视新闻受众的研究,策划出受众感兴趣的节目。研究受众是一门学问,它包括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受众心理规律的探索、受众的审美教育等,只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以受众为中心,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才能使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也是接受美学所提倡的。 作者:刘泽晓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的概念和特点 (1)新媒体的概念 首先,新媒体的发展是基于互联网这一前提之上的,在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双重条件之下,新媒体逐渐应运而生。新媒体的产生是与传统媒体相比较而出现的,一般来看,新媒体是一种可以向受众提供更多丰富的信息,通过更多全新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信息推送的媒介。例如,网络、手机、平板、数字电视等智能产品的出现,都可以称为新媒体。它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要求和生活特点,进而可以更为有效的满足当代人对于信息的获取要求,从而有效地实现和弥补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的不足和劣势。 (2)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也是新媒体顺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关键所在。它所具备的特点包括:传播主体普遍化、传播方式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丰富化。首先,传播的主体已经不局限于电视观众,它可以使得人们在任意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更多的人都可以接收到相应的电视新闻内容。其次,在许多的传播平台都可以有相应的新闻获取,甚至比电视可以更早了解这些内容,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及时了解信息,从而掌握更多的新闻内容。最后,传播内容的丰富,传统的新闻传播主要就集中在文字、图片传播上,而新媒体背景之下的传播,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对内容的丰富,包括动态图、视频等,都成为激发人们获取新闻兴趣的重要保障。 二、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问题 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是新闻传播的根本,并不是说将要被取代,而是应该更好的发展,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首先,要明确传统电视新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新闻的播出时间受限,许多时候都必须要观众在固定的时间点,选择固定的频道来观看新闻内容,这就导致了时空的局限性,以及对于观众自身积极性的一种抑制。其次,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内容相对枯燥,观众对其认识和理解也比较有限,并不能够兼顾到全部的受众。所以受众的范围不能够扩大,很多时候也很难真正地实现新闻传播的意义。 三、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的变化 (1)传播方式的变化 新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电视新闻的发展和传播。首先,促进了大众对于新闻内容的接受。传统的新闻内容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视或者传统的纸媒进行传播的,而新媒体的崛起,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媒体传播的渠道。手机、平板以及网络终端,都成了传播新闻的途径,所以人们可以更加随意地在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内进行新闻内容的获取,再也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相应的电视新闻时间安排。这种传播方式的变革实际上也是新媒体在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新的传播方式,要不断地进行推广,这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新媒体平台的推送。 (2)传播方法的变革 在新媒体发展的今天,传播方法与从前相比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传统的传播方法具有许多的弊端,而新媒体恰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传播方法的变革,可以有效地推进电视新闻的传播。人们可以在更多的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也可以有效的把握电视新闻传播的方向。现在的传播方法包括互联网传播,这样的一种传播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传播方法,从最初的报纸、杂志、广播、影视、网络,实现了很大程度的一个跨越,同时这也反映出了传播方法的不断深入变革,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进行新媒体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这样的传播方法背后,电视新闻的传播更加具有推广意义,人们获得的新闻内容,也将更为全面、真实与直观。 (3)传播内容的变化 在传播内容的变化上,确实新媒体视域之下,具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首先,传统的电视新闻内容,主要就是有关于国家大事或者政策法规的,这些与许多观众的实际生活都是具有较小关系的。所以许多时候观众并不能够带着更多的积极性来看待这些新闻内容。其次,传统媒体播报的新闻内容过于死板和单调,人们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有自身息息相关的内容。而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与从前相比,确实有了许多突破。新闻内容除了文字、图片、插图,更是有了许多的动态图或者短小视频,这非常符合当今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满足传播的特点和要求。另外,作为全新的一种新闻传播手段,更是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将新闻内容按照板块进行分类,一方面便于人们的查找;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不同要求。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的变化与丰富,是改变人们对于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弊端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人们电视新闻传播效果的重要保障。 四、结束语 在新媒体背景之下,电视新闻传播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要想更好地为观众带来满足观众需求和口味的新闻内容,就应该实现传播手段的创新,将一些新媒体的平台和手段融入其中,推广新闻内容的同时,满足新闻的不同内容发展要求,进而有效的提升电视新闻的整体发展水平,将新媒体这一背景更好的应用起来。 作者:符岩 单位:洛阳广播电视台 新闻传播论文:传统新闻传播论文 一、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相同之处 (一)均是对新闻事件的详细分析 无论是什么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均会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舆论监督及引导作用。在报纸的一些专栏新闻中,会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一些看法,对舆论导向会起到一定的引导式作用。而在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社会公知对于某些新闻热点事件的看法也会对网民的新闻意识及行为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由此方面看,两种新闻传播均会对新闻事件进行较为详细分析解答。 (二)新闻娱乐化较为常见 在网络及报纸新闻传播中,均存在着新闻传播娱乐化的特点,也正是因为此特点,对于新闻传播的改革工作开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曾在对两会进行报道时,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报纸媒介均在对基本的会议议程内容报道的同时,对于一些热点话题人物的提案也进行了采访。对于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会议提案,广大网民也进行了评论,且评论大多带有调侃色彩。新闻传播的娱乐化色彩使得在新闻传播中多样化热点得以突显。 二、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不同之处 (一)网络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内容性更强 在互联网刚开始兴起时,网络媒体传播的时效性便极为突显。在1999年的5月8日凌晨,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坠落了3枚来自北约的导弹,最终造成3人死亡、20人受伤。在42分钟后,网络媒体便将这些消息传播至互联网之上,我国人民也迅速得知此事。而当时大部分报纸对于此新闻消息的传播在次日,比网络传播晚了24小时。另外,与报纸媒体相比,网络传播新闻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化。例如,在对克林顿绯闻消息进行传播时,报纸无法将长达78页的反驳报告完全刊登出来,445页的调查报告自然也无法出现在报纸上。但是在互联网上便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容纳此事件的内容。网络与传统新闻传播之间存在此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在报纸新闻传播时会受到其版面大小的限制。而在网络传播中,新闻者中有较大部分为网民个人,无需经过道道关卡,只需点击鼠标便可完成新闻的。 (二)传统新闻更加注重专业性 与报纸新闻传播相比,网络新闻的专业性较低。由于在网络新闻者中,有较大一部分比例为网民,其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具有丰富的内涵修养,而有些是尚未成熟的学生。有些正直的网民乐于传播社会中的一些正能量新闻及揭发丑陋事件。而一些素质较低的网民,可能会为了提升自身微博的阅读量而去编写一些假新闻,欺骗民众。还有一些网民,在网络上肆意谩骂,污染了网络环境。与网络媒体相比,报纸在进行新闻传播时,虽然其时效性相对较弱。但是大部分的报纸编辑、记者作为新闻工作人员,其专业素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民众在获取到网络上的一些新闻信息后,只有在报纸等传统媒体上得到认证后才会相信。就此点而言,报纸等传统新闻的专业性、权威性还是较强的。也正是因为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专业性使得一些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新闻问题得到解决。例如,在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件,最开始是在网络上传播,随着其转发量的迅速增加,人民网进行了相关报道的转发,从而使得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关注此事,并将其妥善解决。 (三)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特点存在不同 网络新闻在传播时的互动延伸性较强。在2011年底,方舟子对韩寒的作品原创性提出了质疑,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的浪潮。广大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运用微博、论坛等渠道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且由此进一步延伸开始对韩寒其他作品进行挑错及韩寒反击行为的探讨。虽然事件的最终发展、结果尚且等待证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大网民在此事件上的互动及延伸化讨论对推动事件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形式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现今对于重大新闻的传播报道,只有充分展示出真实的场景,满足民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才能够真正得到其关注及青睐。在现今这个网络、传统新闻传播并存的时代,报纸新闻传播还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的。在2011年的3月,日本突发9.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对当地民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损伤。日本当地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均参与至新闻传播工作中。无论是海啸已蔓延至日本东部还是震后当地民众的自救,均是当时报纸、电视等媒介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三、结语 在现今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在报纸等传统媒体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时,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之处,并开始注意灵活运用网络优势去弥补报纸传播的缺陷。在现今互联网之上,也有一些报纸媒体开始打造网络上的阵地,建立、维护相关网站的运行。读者也可在网络平台上阅读电子版的报纸信息,并在信息下发表自身的看法。不仅仅是报纸媒体,电视台媒体也开始开展官方网站的建立、维护工作。可以预见的是,现今不仅仅是我国还有全球范围内的传统、网络媒体均会聚在一起弥补自身不足,充分发挥优势,以此为广大读者带去更为优质的服务。 作者:郭晓野单位:吉林日报社 新闻传播论文:传统研究下新闻传播论文 一、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套路 要想有效创新新闻传播学术,首先得转换研究角度,认真反思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套路,为创新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仍在应用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一是政策解释式。主要是解释党和国家政府所谈及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术工作的指导性政策和精神,进而引领当下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总结经验的对象是新闻传播业的务实工作者,他们自身根据对当下各式学术工作进行总结,然后互相交流经验增长工作经验。三是建构体系式。是理论工作者依据与新闻传播学术相关的各项理论研究,总结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规律。四是历史阐述式。此处的历史指的就是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史,学术研究则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和阐释传播学术的历史进程。五是问题研讨式。主要是针对各类理论研究成果提出问题,实现边探讨、边发现的目的。六是对策建议式。这是一种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从而得出具有详尽理论分析的对策建议报告。七是媒介批评式。主要是对各种媒介行为及现象进行评估,主要是批评媒介上的评论文章。总的来说,以上几种新闻传播研究套路或多或少均挟有一定的滞后性,这需要研究者的更正与革新。 二、探析问题意识与科学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上文已简要分条列举,但从研究套路实际发挥的价值来看,建构体系式、历史阐述式、问题研讨式、媒介批评式这四种研究套路更具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价值,仔细观察这四种研究套路可以发现,这四种套路能够归纳出两种不同学术倾向:一是学科体系倾向。二是问题研究倾向。然而,创新新闻传播学术十分需要问题意识和科学问题两方面内容。科学问题是指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处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科学问题的概念更加深化。其指的是认识主体在了解一定的新闻传播科学知识与理论背景的前提下,为了解决学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矛盾冲突所提出的疑难解答任务。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研究者们不应轻信、盲从所要认识的学术对象,而是应该秉持一种质疑、批评、探索求真知的态度,进而便形成了问题意识,既然问题意识已经真正形成,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做好准备工作。但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些研究者在提出问题这一学术训练阶段不够成熟,甚至有些人还不了解提出问题的基本功,那就更无法很好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新闻传播学术不但要创新,而且要督促研究者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随即加大对某些价值问题的研究力度,才有可能突破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瓶颈。 三、基于传统研究的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问题意识的产生到提出问题,再到真正地解决问题,除了研究者亲身去寻找新的研究热点以外,还不能忘记传统研究的成果,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保证研究成果的精准度,同时提高研究成果的新颖度,保障整个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进程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大放异彩。但究竟什么是学术创新呢?经笔者个人的总结与归纳,认为学术创新指的是保持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精髓始终不变,但从新的视角或者新的领域发现新的问题、找出新的答案,这就是学术创新。那么,新闻传播研究应如何实现学术创新?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便是:创新,必先融入传统研究。这里所说的传统研究别无他物、绝不单一,指的是一系列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相关的理论知识,或者知识谱系。立于这般学术创新大背景下,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者可以妙用传统研究或者知识谱系的光亮,照亮自己新晋研究的学术问题,从而获取新的感知与认识。例如,“民生新闻”这一名词概念及其内涵自产生之日起便广受关注,但是其真正的本质精髓,却也是众说纷纭,对此,可以从新闻传播学术知识的角度进行思考,便可得出其实质上是一种新式的新闻传播范式,或者说是一类新闻的集合、总称,挟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传统研究尚处于较低阶段,且传统研究层面的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导致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推进进程较为缓慢。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便更应该加大对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拓展学术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而研究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贡献,最终有效推进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发展进程,保证新闻传播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 作者:胡娜单位:滕州日报社 新闻传播论文:网络时代新闻传播论文 一、充分利用微博平台 利用微博体育新闻资讯不失为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在这里,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地信息,用户也可以通过微博及时接收、查看,传播效率可见一斑。记者可以利用微博将撰写的体育信息或者拍摄图片发到网上,不用因为编辑、校稿和排版问题耽误时间。由于微博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将体育新闻在微博上,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用微博看新闻。在浏览时,还可以对新闻进行及时评论、转发,让更多的人以更快的速度参与进来。这就是网络时代体育新闻传播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不少体育明星以微博引导体育舆论,他们因为高知名度而被人们所重视,并且对体育事件的言论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反响,让更多人参与、交流,让体育舆论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通过规范标题提高网络新闻报道 深度和传统媒体不一样,网络新闻的读者需要先点击标题才能进行资讯阅读,而传统媒体则恰好相反。所以,网络新闻标题的好坏直接影响新闻点击率,进而影响传播范围。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体育网站的新闻传播对标题很重视,往往出现了言辞浮夸、标题深奥的报道。这是在损害新闻的真实性,对体育网站的信誉度是一种玷污。而国外诸如天空体育之类的体育网站的新闻标题都是很规范的、不带夸张与渲染的陈述式,大众一眼就能够从题目中了解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网络时代的体育资讯异常丰富,大众对新闻传播中的信息有着更高的欣赏水平与审美品位。他们想要了解的不仅是体育赛事,也更加希望了解某支球队、某个体育明星的信息。这就需要新闻传播中的报道要具有深度,才能满足大众的多元化需求。通过深度报道,人们会对某个球队及明星的过去、现在、未来、逸闻趣事等有全面了解。所以,体育新闻的传播要注重视野拓展,认真做好深度报道,在丰富报道内容的同时,提高其可读性,以特色化的深度报道为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奠定基础。 三、以精品栏目塑造特色品牌 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媒体需要重点加强质量模式革新,着力打造与众不同的精品栏目,以特色品牌为发展目标。这方面我国的网络体育媒体做得不如国外网络体育媒体好,因而需要不断通过借鉴、融合、创新的方式打造自身的精品栏目。例如ESPN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体育电视网,其经营方式和理念都独树一帜。该电视网的“NBA世界”、“英超联赛专栏”等精品栏目在世界上有为数不少的受众,传播效果很好,也正是这些精品栏目成就了今天的ESPN。相比我国,不少网络体育媒体都缺乏特色化的精品栏目。原因在于我国体育网站运营还不成熟,缺乏资金和实力,更缺少奔赴各个体育赛场的专业记者,尤其是国际足球频道、NBA频道,尽管有众多的观众,却缺少独家新闻,很多消息都是通过国外体育网站转载,信息同质化现象突出。所以,要想走出这个尴尬的境地,就一定要长期坚持特色化品牌塑造。网络媒体的竞争极为激烈,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就一定要做出别人没有或者比别人更具创新实力的精品栏目。品牌特色、个性化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在体育新闻传播中,各个媒体也必须找准自身的发展方向,不能随波逐流。 四、结语 网络时代,网络媒体渐成主流,网络体育媒体参与的重大体育新闻报道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已经能够和传统媒体进行对抗。体育媒体必须依靠网络的的超强信息整合能力,抓住网络时代体育新闻传播的新特点、新途径,通过独特的传播方式加强体育新闻的影响力与关注度。谁能够在重大体育新闻报道中占据优势,谁就能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获益匪浅。尽管我国已经有一批比较成功的专业体育新闻网站,相互之间在通过竞争强化自身的优势,但是也需认真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打造出影响力广泛的品牌,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独树一帜,为我国的体育新闻传播事业作出突出的贡献。 作者:邸静单位:榆林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电视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存在的问题 (一)传播形式单一缺乏互动性 对于新媒体的出现,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与传统的电视新闻相比,电视新闻由于对人们的舆论和社会生活能够带来更多的信息。因此,受政策、传播理念以及各种体制的束缚,给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空间带来了巨大的限制,尤其是不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像网络一样与观众实施互动,只能通过电视直播和网络形式进行播放,并不能够对于某一新闻某一话题针对观众的反应做出及时的反馈,而是在后期的制作过程中才能够得到信息的反馈,这种传播形式的单一性限制了电视新闻的传播。 (二)国内外新闻报道内容不平衡 新闻报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时代日益发展的今天,新媒体对于网络和手机电视都带来了更多的信息传播。而对于电视媒体的新闻传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电视新闻主要侧重于国内的新闻报道,对于海外新闻、国际新闻缺少评论和各种报道,尤其是在互联网速度发生之快的状态下,电视新闻对于国际新闻报道的欠缺造成了观众缺乏对国际新闻的了解,从而使得国际化之间的交流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电视媒体的新闻传播还应该加强海外新闻的针对性和包容性。从新闻报道上更多地了解国际新闻,国际新闻也成为电视媒体传播的内容,从而使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世界,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三)内容更新速度较慢新闻最重要的特点 之一是对于新闻内容的“快”。但是电视新闻由于具有固定的播放时间,并不能够将刚发生的事件通过电视及时地传达给观众,尤其是对于突发事件的爆发,使得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播出时间产生了时间差,这有可能对于观众的预防措施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应对突发事件报道的能力不如新媒体的更新快,直接失去了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基本特点。 二、加强新媒体环境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措施 (一)加强电视新闻的互动电视新闻 在为观众提供重要的新闻内容外,还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元的话语空间。在数字媒体和网络媒体发达和普遍的情况下,能够使数字化时代下实现多元化的舆论形式,在于观众的互动和舆论的发表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将新闻变革的理念实现社会的创新,从而加强电视新闻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发展,使得电视新闻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互动理念在电视新闻中的应用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革新,是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理念变革的必然结果,只有加强与观众的互动,才能使电视新闻节目更真实、更体现民众的思想。从而将大众的声音反映到新闻节目中,能够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舆论压力大的情况下,民众的声音最能反映新闻的真实程度。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中文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普遍,有更多的人去学习中文,我们在关注世界母语的同时,国际上也在关注中国的声音。在互联网日益迅猛发展的今天,这需要电视新闻改变传统的媒介环境和新闻的生产模式,才能呈现给观众以新颖的传播方式。在当下,社会大众在新媒体的情况下,会从报纸、电视台和网络进行多方面的接触新闻,但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互联网更多的是以手机的形式进行传播,这对于传统媒体的应用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这就需要电视新闻针对社会的发展在新闻的节目安排上能够给予国际新闻更多的空间和播放,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使得更多的人继续关注电视新闻节目。 (二)及时更新内容新闻的及时性 能够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动态,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地采取应对措施。新媒体不断冲击着新闻传播格局,新闻信息过载和传播渠道过剩使电视新闻频道的生存空间受到了空前的挤压。因此,在对于电视新闻进行安排的情况下,要将电视新闻的播放时间尽可能缩短,或者设置专属的新闻电视节目,才能将新闻及时地反映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同等重要,而不是等待播音员进行时间上的整理后才能播出,这样的效果远远落后于网络的更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三、结语 网络的信息量和资源的整合,是目前大多数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以及报纸的冲击给电视新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实现电视新闻的新颖度,如何充分地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是电视新闻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众多新媒介应运而生,对传统的电视新闻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体传播不可能脱离世界电视新闻发展的大趋势。新闻的追踪报道、时事评论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在新媒体下的电视新闻应该具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才能在与观众和网民的互动中以此增加收视效果。利用电视和网络各自的优势,把观众吸引到电视屏幕和新视频媒体前,共同建构大电视、大传媒的观念,真正做到共生共荣。 作者:祝亚军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时期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相互影响 (一)人文主义是新闻传播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新时期之前,人们处于““的思想枷锁中,而新时期人文主义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象,使人们突破了陈旧的思想,解放了自己,冲破了过去的种种不合理的规则制度。人文主义思想对群众的思想转变作用是这样的:首先,在人文主义思想形成初期,某一特定阶层的人们与之相遇并能够理解、支持;然后,这一阶层的人们互相交流使得这种思想在这一阶层中广泛传播。随后,在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认同之后,他们开始发起思想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人文主义思想,从而引起全国人民观念上的改变,至此,人们的心里接受了这种想法,思想运动取得成功。人文主义思想重在强调“人”的重要性,解放自我。基于这种转变,人们,特别是新闻工作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新闻的一切,新闻的传播形式首当其冲。人文主义就这样给新闻的传播打下了群众的心理基础,新闻传播也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 (二)人文主义为新闻传播指明了发展方向新闻 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转变,大步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这个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被提出并确定之后,新闻业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传媒业逐渐走向大众,被大众更加了解,新闻业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前的新闻业是由政治来指引,围绕着政治展开,而在新时期,在市场经济被高度重视的时候,新闻业的重心是否将从政治转移到经济上,是新闻业面对的首要难题之一。然后和政治一样,经济只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是重点,却不是全部,若以经济为新闻发展的中心,则会像过去一样比较片面、笼统。在这个关键时刻,人文主义成了新闻业发展茫茫迷雾中的指明灯。跟随人文主义进行改革后的新闻业,以人为中心,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工作与生活等多方面来进行对人文的关注。新闻传播开始对普通的个体进行关注,不再只是关于某一个人。 (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闻传播观念的转换 对比20世纪和如今的新闻内容,最显著的感受就是如今的新闻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将新闻和读者放在了平等的地位。在这一改变过程中,“受众”的观念被提出,认为新闻的形式与内容应该根据群众的需要来决定,这是新闻业的改变中强有力的一笔。但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20世纪80年代,受众的需求仅仅停留在表面,主要体现为改变报纸的版块排列,增加互动内容等方面;到了90年代,才将传播者的姿态降低,和受众处于同等地位。观其发展历程,对“人文主义”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得越来越彻底,除了将传播者和受众放在同等地位,还能够把每个人当成独立的个体,正视每个人的权利,人文主义已经不断渗入新闻业。从根本上来说,新闻传播观念的转变就是从漠不关心,到无限关注“人”,将受众的需要放到最高的地位上,无处不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新闻已经能够走进群众生活,贴近群众,更能被群众所接受,都是人文主义促进了这种转变。 二、传媒新技术 对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交互影响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网络技术的新的媒体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互联网以及手机的普及,新媒体逐渐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的传播因其传播方式的高度自主性、广泛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互动性等特点,使广大民众参与到信息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虚拟生活方式,对新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提出,2012年以来,中国新媒体用户持续增长、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而新媒体应用也不断推陈出新、产业日趋活跃,特别是微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活跃度极高的新媒体应用平台和信息传播空间并频频引发热点。微博、微信都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只要用户下载微博、微信软件并进行注册即可登录使用,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微博、微信的使用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手机即时通信的移动化、碎片化和随时在线的特点,符合当代人们的使用习惯;微博、微信等媒体地出现在改变着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等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新闻传播的方式。微博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微博的特性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和智力发展的需要,深受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微博手机客户端和电脑客户端都可以随时随地信息,更新迅速,交互性传播快捷、信息海量,成本低廉,而微信则融合了腾讯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使关注和分享性更强,再加上微信资费便宜,只花费很少的流量费用,并且支持语音、图片、文字等各种信息的发送,让受众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丰富有趣。“微”软件除具有网络媒介信息传播量大、速度快、超地域性等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传播即时互动性强、高度自由性、信息内容与方式多样性、语言表达方式简捷性等特点。这使得新闻传播更具个人化,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并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新媒体技术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模式,新闻传播又传播了人文主义的发展。 三、结语 本文探究了大量新时期的人文主义和新闻传播的关系,其优秀就在于对“人”的关注,人文主义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过程曲折艰辛,但人的主体性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社会的主体是人,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新中国的人们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立性,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懂得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潮流即是社会主体的意识觉醒。新闻传播的变革,正是去传播这种意识,促进思想觉醒,改变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使人的进步带动社会进步,人与社会能够更加和谐。 作者:胡芳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一、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等刊物少量刊载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实践活动、分析其新闻作品的文章。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集,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1958年8月出版)。“”期间,国内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1978年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等相关文集出版。总的来说,80年代之前的研究较为零散,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的分析梳理,可以说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 二、发展成熟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 进入80年代后,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教学单位的一批研究者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发展脉络,使之系统化,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学者们所研究的文献中纳入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论著。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年出版);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年出版);陈力丹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1987年出版);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年出版)等。90年代以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拓展,纳入并重视中共各代领导人的新闻观点。同时,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融入研究之中。例如,陈力丹所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年出版),“借鉴西方传播学的学术体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和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 三、进一步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基本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部分出现。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一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总结过去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拓展的专著。例如,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05年出版),选编了25篇论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年出版),扩展了原有的研究,并以思想体系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吴飞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2005年出版)、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2007年出版),则以集中梳理、呈现原文的形式,成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的经典文本;此外,还有范敬宜、李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2007年出版)等著作,以不同形式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此外,新世纪以来,许多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呈现。以“马克思”和“新闻”为主题关键词搜索“新闻与传媒”类目下2000年之前的论文,一共有782篇;以同样的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新世纪以来所收录的相关论文,共检索到2001篇(时间区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1日,下文中“新世纪以来”所指区间均为此区间)。单独看这个数据,不到15年里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大约是之前51年总和的2.56倍。然而如果以同时间段“新闻传媒”类目下的论文总量比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论文数是之前的4.75倍(新世界前后能检索到的论文分别为103600篇、491218篇),比值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1.85倍之多。可见,虽然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在绝对值上增加了,相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其他课题,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热度并不算高。作为常谈常新的课题,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恒温”的态势。由于论文相对专著更为轻巧,更容易采取新的视角、拓展研究视野。例如,将目光投向以往的研究中论及较少的话题,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新媒体与互联网等等。现有的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主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多是针对当时新闻传播活动遇到的问题而发的。由于经典作者们所身在的具体环境差距不小,对同一话题亦会有不同见解。学者们为求全面性,在呈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就不得不采用较低的概括层次,对其当代意义的追寻亦较为薄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贵财富解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使研究成果既体现出实际价值又体现出学术价值,这是需要学人继续探讨的问题”。 作者:张冰清张国伟单位: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论文:量化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优秀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量化研究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优秀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 (一)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 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是由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互动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等决定的。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适应时代潮流,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在新闻报道中,可以专门开设自媒体版块,可命名为“亲历者说”等,用来作为网友新闻的阵地。同时,设置相应的负责该版块的新闻编辑,对有价值的、有重大意义的新闻进行核实和追踪报道,予以在其他相应版块,以供对严肃的新闻有阅读需求的读者进行阅读。在对有价值的新闻进行核实之后,可以对新闻的第一者进行适当的奖励等,以鼓励更多的人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加入到新闻报道之中,鼓励自媒体的蓬勃发展。 (二)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 在新媒体的影响之下,新闻内容呈现出同质化的现象,为了刺激读者,一些新闻机构开始使用一些哗众取宠、措辞浮夸、观点偏激、内容严重失真的新闻。这严重地影响了新闻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新媒体时代之下,要想进行新闻传播模式创新,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以促使读者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而非只受到一些偏激的言论的刺激。首先,记者和编辑要有发现有价值新闻的能力,坚持报道对人们生活有切实影响、对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对国家发展有一定作用的新闻,避免一味地通过各种奇闻逸事来刺激观众的好奇心。其次,记者对于新闻的报道要有深度。新闻的深度体现在,对于新闻的挖掘能够启发人们进行思考、能够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真实的社会。因此,记者应该坚持对新闻进行深度报道,要坚持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做到报道新闻事实、了解新闻事实发生背后的原因、对新闻事实的处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报道,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等。如此,新闻才算完成了其使命,记者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 (三)新闻要与读者的阅读习惯 相契合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发展的社会,新闻量上升的同时,给人们造成的是一种阅读负担,使人们找到所需要的新闻越来越困难。因此,我们在进行新闻时,一定要使新闻与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契合,尽量缩短读者对新闻进行筛选的时间,只有如此,才能够获得读者的忠诚。首先,新闻需要进行分类,可以将新闻按照新闻事件的种类、新闻发生的时间等来进行分类,便于读者进行新闻的筛选,并且供读者进行分类订阅,方便读者进行个性化阅读。其次,新闻应该尽量清晰简洁。在新闻的页面,可以采用标题罗列的方式来向读者展示各种新闻,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点击标题进行新闻内容的阅读,这样,能够有效地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最后,在新闻的内容页底端,附上新闻专题以及相关性较强的新闻的链接,供有阅读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度阅读和扩展阅读。所以,新闻应该是标题内容页相关专题、相似新闻链接的模式来进行,这样,读者能够方便地按照个人的阅读习惯进行阅读,有效地节省了阅读时间。 二、结语 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特点进行充分的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充分地把握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然后在这两点的基础之上提出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我们相信,只有深切地把握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模式的特点,不断地了解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才能够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新闻传播模式,才能够促进新闻传播效益的大幅提高。 作者:袁敬舒单位: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新闻传播论文:人才培养新闻传播论文 一、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共建新闻学院的实践探索 “共建”新闻学院,正是通过交流与互动有效地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让教学人员和媒体工作者产生知识和功能的互补,共同从理论抽象和基础学术层面来深入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用正确理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跟上时展的步伐。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前期反复调研、论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下面选取了共建方案的部分主要内容,作如下推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立足于资源共享、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加强高校新闻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水平,着力培养一批具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传播创新”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成都市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共建任务 1.建立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机制 建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教育局、市广新局,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成都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市记协及各主流新闻单位等共同参与,成都学院组织实施的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机制,推动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在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方面的共建,鼓励成都学院与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 2.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师生始终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加强新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师生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履行新闻工作社会责任,增强做好党的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3.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按照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更加注重现代技术运用的原则,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三)共建内容 1.办学设计 结合现代媒体业的发展,顶层设计新闻学院的教育教学,努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推进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学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提高教育。切实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支撑成都市作为首位城市,在领跑全川发展中对各级各类新闻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 2.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结合学校自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切实加强专业建设,完善培养计划,致力于把成都学院的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建设成省级、市级普通高等院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切实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入媒体实战项目置换现有学校课程,推进实战型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力求在部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方面有新突破。在教材选用和编写中强化教学与教改建设,体现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系统性(职前职后一体化)、广泛性(学生涉猎的知识面)。学校加大投入,组织教师、行业专家合作编写出版培养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相关教材。 3.开展师资队伍建设 成都市委宣传部每年定期从新闻单位挑选1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成都学院兼职或挂职任教,从成都学院选派1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1~2年,或到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习。派出单位在人员职级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每年推荐1~2名学界知名学者、业界知名专家、媒体精英、优秀从业人员到成都学院兼职授课或从教。引入“双导师”制,聘请业界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在选课、实习、撰写毕业论文、就业等方面指导学生,推进教学与行业的接轨,让学生与行业“零距离”接触,加强学生一线体验和业界专业训练。 4.推动资源共建共享 共建“成都市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开展新闻传播趋势研究,指导成都市新闻传播行业的实践。成立“成都市新闻传播培训中心”,开展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建实训、实习基地,成都学院与市新闻单位合作,共建5~10个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建设校外实践平台,强化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从业技能。 5.构建评估机制 健全成都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级相关单位、专家阅评组、市级媒体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对新闻学院开展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办学效果。 (四)保障措施 1.组织领导 成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相关市级单位、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成都学院共同参与的院务委员会;制定共建新闻学院章程,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在多方面加强深度合作。院务委员会要发挥共建优势,加强和完善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领导机制建设,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为成都学院新闻学院实施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的提质升位、新闻传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智力支撑。 2.政策支持 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给予成都学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所需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支持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的合作,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新闻学院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校与新闻宣传单位从业人员的互聘制度;支持参与“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新闻宣传单位与成都学院共同建立大学生校外实践平台。3.稳步推进。强化统筹,有序推进,根据各项工作特点,做好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引进工作规划,科学安排工作步骤,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二、取得的主要经验 1.加强重视,凝聚共识,突出制度建设 组织机构是工作运行的平台,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有效保证。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高度重视新闻学院建设工作。成都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以副部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闻学院筹备工作组;成都学院在学校党委书记统筹安排下,成立了以主管副校长牵头,学校宣传部、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认真贯彻国家文件精神和中央、省、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要求的基础上,双方结合地方新闻事业发展实际和学校新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通有无,凝聚共识,有力有序推进新闻学院建设工作。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双方在全面调研、研讨的基础上,详细规划了新闻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共建方案、领导小组、共建章程等。这些规章制度既考虑了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又考虑了各级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会议精神;既考虑了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要求,又考虑了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既考虑了学校当前的自身条件,又考虑了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 2.找准定位,“计划”驱动,打造特色品牌 成都学院在主管副校长的组织下,先后多次召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学单位负责人、各专业负责教师、学界和行业专家等召开了共建新闻学院研讨会。专家们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城市型综合大学的定位,并结合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优势,从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就校地共建新闻学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方案展开研讨,并形成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成都学院坚持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驱动,在办学设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等都有新突破,为培育、造就一批高素质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成都市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效保证。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共建新闻学院,全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国家的改革精神,符合国家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成都特色、“成大”特色,将以共建新闻学院为契机,打造一批学界与业界的特色品牌。 3.汲取经验,追求卓越,推进改革创新 俗语说,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纳百家之长以厚己。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在2013年已率先实施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并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积极正视和借鉴。成都学院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多次向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知名院校进行调研,搜集了大量参考资料,汲取了国内知名院校在新闻学院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有益经验和主要做法,并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融入到了成都学院新闻学院的各项制度中。成都学院在汲取这些好经验的基础上,力争顶层设计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构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新闻人才教育培养、地方新闻事业的改革创新。 4.强化过程,及时反馈,注重内涵建设 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在认真学习国家、省、市的有关要求和学校的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在学院内就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和理论设计;并就下一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进行了初步规划和调研。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还积极联系新闻单位的行业专家,就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方案征求了业界的行业建议,并为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吸收了一些业界知名人士参与。在整个过程中,两个二级学院积极正视目标与要求,及时反馈问题,适时做出了一系列规划与调整,注重内涵建设,力争在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过程中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推进管理、课程、教学、师资、科研五方面的有机互动,充分实现学界与业界联动、教学与科研贯通、理论与实践结合,走出一条政产学研合作互动、深度融合的新路。 作者:黄进杨琨李勇单位:成都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勤于思考大学阶段的学习 一方面要对前人已有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吸收和继承,同时又不能就此满足。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曾讲到“: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不能得出的结论。”世界高等教育会议(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真正会学习的学生是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进行独立思考、带着挑剔的眼光看待和接受前人成果的人。要自觉培养、锻炼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精神。不要以为书上的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名人权威。在科学上,是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而言的的。要勇于发现前人理论、知识中的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不断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通过学术问题上的讨论、争鸣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有个叫鲁希才的电大学员曾对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袁行霈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研究的论文提出商榷,他著文《试论创作自由在唐诗繁荣发展中的地位》,提出袁先生强调的诗坛兴衰与经济相长相消,是经济繁荣导致了唐诗繁荣的观点,值得再讨论。他通过对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大量事实尤其是唐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分析,并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文学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得出结论:导致唐诗繁荣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自由。他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被不少写作教材和相关学术论著选作典范学术论文。今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就对当前学界存在很大分歧看法的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获得了学校优秀博士论文。 二、重视实践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生命与活力 全在于传媒业的实践及其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学习离不开与新闻传媒业实践的密切结合。重视专业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自觉关注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积极参与、承担传媒业如报刊、图书、网络、广播、影视等业界的实际工作,一方面通过实际工作锻炼独立从事传媒业务的能力,同时,通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巩固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二要进行专业领域里理论、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我以为这是同学们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科研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硕士博士阶段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科学研究实质上是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是与本学科专业领域里最权威的学者、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种对话。优秀的学术论文应该达到“新、深、美”的要求。所谓新,是指论文的选题要新,提出的观点、理论要新,运用的资料要新,研究的方法要新;所谓深,是指论文研究的问题要专深,提出的见解要深刻,论证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问题深入充分;所谓美,是指论文的逻辑要谨严、有雄辩力,文字表述要准确、生动,语言要清新、朴实、流畅,写作要规范。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认真学好各门课程,重点打好专业基础,同时,也要积极参与科研,进行科研的训练,努力争取在毕业时能够公开发表一篇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论文。而对硕士、博士生来说,一定要在系统、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理论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按学校规定写作、发表答辩所要求的论文,并竭尽全力完成好学位论文的写作。在做学问上,我们既不赞成只埋头读书,不思考、研究问题,懒于动手写作的倾向,也反对只读了几本书,仅懂得一点皮毛而没有坚实专业基础就匆忙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做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目标和追求,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现象。 三、严守学术规范 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术活动虽是人的自由思想的活动,但亦有规矩需要遵守。学术规范是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总结形成的学人共同认可的规则。学术规范涉及道德、法律和技术等诸多层面。其优秀部分是道德规范,根本的是要老老实实做人,坚守诚信。在做学问上,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任何浮躁、抄袭、剽窃都为学界所不齿。凡学术成果都应由自己辛勤劳动的汗水所换来,“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在我国,许多前辈学者都把“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当做治学的座右铭,从而才攀上了学术的高峰。关于学术规范,还有许多操作层面上的规定,譬如,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如何借鉴他人研究成果,进行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著录等等,都有规则需要遵循。对此,教育部曾组织编写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认真读读,自觉践行。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一代青年,都应当经过努力拼搏进入大学学习,且最好能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这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光。期望青年人不负国家的希望、父母的嘱托,树雄心、立大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奋力拼搏,掌握过硬的本领,以在将来回报社会,报答父母,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贡献。我们期待,在未来,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同学中能走出范长江、穆欣那样的大牌记者;邹韬奋、范用那样的杰出编辑家;方汉奇、童兵那样的著名教授;郑君里、张艺谋那样的著名导演;夏青、赵忠祥那样的名播音和名主持。 作者:张积玉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论文:国际化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优秀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为英语非母语的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优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作者:曾凡斌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公共关系论文 1.新闻传播运用公共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质上来说,公共关系属于一种传播活动,它会利用各种传播手段与公众进行双向沟通。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媒体表达形式,具备双重意义:一方面,新闻传播是开展各项公共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新闻媒体,公共关系活动得以良好发展;另一方面,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公共关系的影响,因此,在新闻传播中运用公共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树立品牌效应,媒体经营亦然。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说,品牌代表了企业的品质和形象,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除了注重新闻质量外,还要有自我宣传的意识,提升媒体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在新闻传播中,加强公共关系的运用,打造良好的媒体形象,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提升社会影响力,对新闻媒体的发展大有裨益。 2.公共关系在新闻传播中的具体应用 引导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公共关系在新闻传播中最为主要的应用便是引导其价值取向。在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已形成一定的价值导向。新闻传播本身便是舆论,它代表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然而长期以来,媒介与媒介之间缺乏竞争,传播者往往只需要按照自身的价值观进行传播即可。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迈入了信息时代,公众逐渐形成自己的媒介价值观,新闻传播需要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影响新闻传播的题材选择。公共关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体现在对新闻题材的选择上。受公共关系的影响,新闻传播的题材在选取时一般会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为例,在每日的播出中,该节目都会与公众进行互动,不仅保证了公共关系的良性循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影响媒体机构的发展方向。新闻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所秉承的价值理念不同,则传播的内容也会不同。一个只会追求眼前利益、娱乐大众、忽视公共关系的媒介,最终的结果是被社会、受众所淘汰。因此,新闻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从媒介自身还是新闻人角度,都要注重公共关系的运用。 3.公共关系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发展 新闻工作应积极引入公关意识,吸收积极因素,弥补自身不足,促进新闻工作的长效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其中,要想从根本上促进新闻传播的有效发展,需要遵循以下几点:新闻工作者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对新闻事实进行真实报道,积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不能因为团队以及局部小利益,使整个新闻工作失去客观性,使其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坚持双向交流,在多方参与下,让新闻报道更加可信、可亲。由于播发载体的局限性,传统媒体在过去基本是单向传播,很难与读者、观众、听众进行互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实现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平等交流。新闻报道在运用公共关系时,不仅能够避免新闻传播的片面性,也能使新闻传播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使整个报道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加可信。丰富新闻报道方式,吸引读者深入其中。要想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新闻追踪以及策划。很多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往往将新闻作为一个已然结束的事件进行报道,常常采用总结式,致使新闻性较差。而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要将新闻传播看做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仅要将事实传递给受众,还要拓展报道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对新闻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在加强舆论引导的同时,促进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精心组织,紧抓时效性。要想做到这一点,要树立“战役意识”,进入“临战”状态,要在第一时间内获知新闻事件,及时调动各个方面资源,从根本上保证新闻报道的时效性。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公共关系与新闻传播之间不仅有着密切联系,也存在区别。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新闻传播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能够对新闻事件进行表述。公共关系发展至今,给我国各行各业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作用于新闻传播,既有优势,也有劣势,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新闻传播的正常运作。因此,我们要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坚持相关原则,从根本上促进新闻传播的发展。 作者:金辉单位: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高职全媒体新闻传播论文 一、建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全媒体实践带动教学改革 一个中心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宁波电大文法系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致力于培养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掌握全媒体信息采编技能的一线技术人才,培养的是多能复合操作型人才,要求学生具有全媒体的意识,了解不同媒体的特性,掌握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能够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采制工作,并能根据不同媒体特点相互融会贯通。两个基本点解决的是如何培养的问题:一是坚持全媒体实践为主的课程体系建设,改革课程教学和考核方式;二是坚持校内外实践平台搭建,以项目产品推动提升学生全媒体采编能力。两个基本点相互促进,开始前者搭建基本框架,现在后者进一步带动前者。 (一)建立强化全媒体实践能力的课程教学体系 1、改革课程设置,建立适应全媒体发展的高职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体系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从2004年创办以来,逐步摸索出一套符合高职层次的课程体系,不分具体媒体方向,突出全媒体采编技能培养的实践课程,相互融合互补。课程体系以专业技能课程群为主,涉及全媒体采编的各方面。主要有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摄影、报纸编辑、电视摄像、电视编辑、图像处理与动画制作、网站开发与管理、平面广告设计、播音主持、网络新闻实务、广告实务、公关实务等。这些专业技能课程群分布在第1-4学期,层层递进,由易到难,相互融合。整合新闻理论课程,将原来的新闻学概论和传播学概论课程合并为新闻传播学概论课,将新闻史的相关内容整合到新闻传播学概论课程及其他实践课程里面,精要教授必要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让学生具备全媒体的理念。同时辅之以应用汉语、中外文学经典等人文知识课程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其能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作出正确的价值和文字判断,还有社会调查研究与方法、秘书实务、企业文化等辅助知识课程,让学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2、改革课程教学,教学手段全媒体化,突出全媒体实践能力培养在教学手段上,充分利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网络等各种多媒体教学手段,实现全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室、摄影棚、录音室、演播室等实现采编播教学全面数字化和网络化,使用电子教案、网络课件、各种音视频案例、蓝易思多媒体控制系统等多媒体教学技术手段,让教学更加形象生动,易于让学生接受,也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多媒体的魅力。建立教学资源点播系统,把历届学生做的视频作品、音频作品、Flash动画作业放在上面,供大家交流学习。新闻摄影课开发新闻图片系统,让教师和学生上传和浏览新闻图片。教师可以在线评阅,也可以邀请同学共同评价,整个教学评价过程透明公正。学生则可以观看其他同学的作品,相互学习,从而激发学习热情。在教学方式和内容上,精简理论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练习、小组讨论、现场练习、作品主导等方法,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一味灌输和讲授,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全媒体融合意识。不同的实践环节有机统一,围绕专业实践培养目标,以项目产品推动课程设计改革。专业优秀课程体系以“一幅动画、一本杂志(纸质、电子)、一张照片、一档音频节目、一个视频短片”为“五个一工程”项目导向,建立起全媒体融合的课程内容,较好地训练了学生的全媒体思维。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上注意融入全媒体的思维。比如采访课让学生学会网络采访、手机拍照和写稿,最快速采制信息,并能考虑不同媒体的特性采写有差异性的内容。写作课采写适用于不同媒体形态的稿件,尤其是及时关注最新的移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稿件特点。播音主持课让学生明白现代播音主持人要会自己策划采访制作“微节目”,既要注意语言的规范性,还可以适当使用网络用语让节目更有亲民特色。 3、改革考核方式,最终以毕业设计可视化改革全面展现学生全媒体采编能力考核方式的改革是为了让学生更重视全媒体实践能力的培养。本专业课程考核或结合平时实践作业;或直接用作品进行考核;或以考级考证为契机,以证代考;有些课程结合学生在系“新文人工作室”里的实践表现,作为加分内容。鉴于视频作品能较全方位考查学生的采编写全媒体技能,2012年起启动毕业作品可视化改革,要求学生组队制作专题视频短片,考核他们对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网络等各种媒体的掌握情况和整合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实干能力,各门课程所学都能在此得到充分考察展现。2013年继续完善毕业作品操作流程,完善开题答辩、中期检查、验收评定、分组答辩等环节,加强指导和过程监控;2014年增设毕业设计指导课程,每组指导老师分设文案指导和技术指导,制定更完备的流程册让学生和指导老师全程填写,考核更加科学。这几届学生制作的视频或展现宁波历史文化、或反映社会现实、或与实践基地合作,在提升全媒体采编技能的同时也增加了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二)搭建全媒体实践平台 1、系内创建“新文人工作室”全媒体仿真实践平台新文人工作室是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的专业实践工作室,从本专业创立不久就创建了。十年来,工作室的组织架构随着媒体发展态势而不断调整,原来只制作平面杂志,后增加网站,仍以文字图片采集为主。2009年开始制作视频新闻,但量比较少,2013年创建官方微博,2014年开始制作演播室节目,创建公众微信号,并将部门调整为平面媒体部、网络新闻部和电视媒体部,分设平面媒体部、电视媒体部、网络媒体部,制作平面杂志、电子杂志、视频和音频新闻及节目,管理系网站信息、系官方微博和公众微信号,学生实践全媒体化。每个部门都有专业课程老师提供指导,由同学们自己策划选题,报道校内外新闻,展现自己各种多媒体原创作品。工作室模式创新了教育教学载体,让学生将课堂所学转化为自主实践,融合各种媒介的采编技能,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全媒体思维和技能,是专业实践教学的第二课堂。在这里,信息的生产是个完整的全媒体融合流程,项目化的管理让学生的全媒体采编能力得到了可视化的呈现。尤其是2014年创建的“今日文法系”公众微信号较集中融合了全媒体的运作流程,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报道在这里集中展现,并通过手机移动终端发送。同学们锻炼了策划管理、团队合作和各种媒体的采编技能,掌握了最新的移动社交媒体形态的特点。因为有了公众微信号每天快速便捷的终端展现,学生的视频新闻制作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电视媒体部打破了原来采编组、配音组、技术组和主播组各自分工干活的机制,所有实习记者都从基础的采编工作做起,全面掌握视频采编技能。自2014年9月以来,共制作165个视频报道,有些还使用了虚拟演播室系统,有主播播报。新文人工作室还通过表彰先进及出台《新文人工作室关于记者(编辑)业务考核及等级评定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制度,加强对工作室记者编辑们的管理考核,激发同学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也是现代化媒体管理手段的仿真模拟。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实践的过程中也能得到各种反馈,更好地调整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和各指导老师相互间协同作战,相互促进。由此,工作室的全媒体仿真实践带动了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2、积极开创校外实践和实习基地本专业在寻找校外实践基地时,注意选择可以锻炼学生不同媒体形态采编能力的地方。先后与宁海县文化馆、中国宁波网、天一阁博物馆、人民网浙江频道、江东区百丈街道、江北区芝红社区、新侨报、鄞州电视台新闻中心、搜地网、81890求助服务中心、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江东区档案局等单位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开展实习实训活动,受到合作单位好评。为了增强和业界的联系,本专业还建立一支由业内专家组成的校外导师队伍,聘请了宁波大学、宁波日报社、人民网、江东区档案局、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海曙作协和影视家协会等单位的15位专家,校外指导或来校讲座。 (三)取得的成绩 本专业在2012年成功申报宁波市高校重点建设(特色)专业,是宁波市唯一一个高职新闻传播类重点建设特色专业。已培养了一批适应社会需要的实用型新闻传播人才,受到用人单位好评。新文人工作室在2008、2010和2013年被评为宁波市先进大学生集体。本专业老师一起做的《创高职高专新闻采编实践教学之路》、《创新载体丰富平台拓宽渠道教学相长——宁波电大以新文人工作室促进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教学》、《轴心驱动可视呈现——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实操体系的创新探索》分获宁波市第七、八届高校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和第九届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学生的毕业作品在校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宁波及全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学生多人次在省市的征文、演讲、播音主持、公益信息传播比赛中获奖。 二、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思考 (一)全媒体技能融合的教学实践还需深入 全媒体采编能力不只是掌握各种媒体的采编技能,关键还要有全媒体的思维,能够迅速判断适用于不同媒介的信息采制角度,能对资源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整合。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精通。高职的学生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如何让学生既有全媒体的思维,在综合掌握全媒体实践技能的基础上突出掌握某些采编技能,这是高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时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强训练和实践。每门专业课程要密切关注媒体发展的最新状况,研究最新媒体形态的特点,及时更新课程教学内容,加强全媒体思维训练,阐述在全媒体背景下,本课程内容所需要变化和注意的地方。相关课件可和学生网络共享,供学生随时自修。目前本专业的工作室虽已有各种媒体形态,但还是分部门各自运作。今后可以做进一步改革:建立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各部门采集的信息都发到这里,实现信息共享,然后各部门根据各自的需要,选择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深度报道或制作音视频报道,可以彼此合作。公众微信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向各部门进行约稿,包括提出对已知信息做怎样的进一步报道的要求,由此提升报道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信息资源的全媒体有效配置。 (二)全媒体师资培训仍需加强 虽然本专业有系内外专业教师21名,高级职称比例占43%,部分教师毕业于复旦、浙大、中国传媒等名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也有具有媒体从业经验的教师,但要真正掌握全媒体的特点,具备全媒体思维和相应的教学能力,仍需要不断接受培训。目前本专业双师型教师所拥有的证书主要是高级秘书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书、专业普通话测试员证书、MACROMEDIA授权的网页设计师资格证书等,离全媒体采编专业优秀技能仍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加强全媒体采编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通过考取相关证书来提高自身实践能力。如何让教师转变思路?如何创造进修培训机会?如何提高教师的培训积极性?如何协调繁忙的工作和培训之间的关系?这都需要校系出台相应政策进行保障,为老师培训创造条件。再艰难,也要保证老师不断进步,这也是学生能学到更多知识技能的源头。同时,要建立校外导师的定期指导或讲座制度,目前的联系仍较松散,缺少针对提升学生全媒体实践能力的交流计划。 (三)全媒体教材亟待建设 虽然本专业教师有编撰过《Premiere基础实用教程》、《宁波历史文化读本》等教材,但离全媒体教学所需教材的差距还较远。要进行适应高职全媒体新闻传播教育的教材改革和建设,一是广泛收集业内各种相关教材,取其精华;二是要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关注业界的最新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然后进行资料梳理,总结归纳,编撰相应的教材。 (四)全媒体设施设备需要资金投入 全媒体采编设备都是数字化网络化的,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已建立大洋非编实验室、摄影实验室、虚拟演播室。另有摄影摄像仪器设备、平面媒体排版软件等,各类专业实验室固定资产总值近150万元,全面实现数字化采编播一条龙装备,为专业的实验教学提供了条件保障。但现在还缺少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来实现学生多种媒体形态作品的平面、网络和各种移动终端的同时全方位。而且,现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器材设备需要更新换代,仍需不断的资金投入,光靠学校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申请以外,还可考虑争取和企业合作,目前国内校企合作建设的传媒学院亦有一些,如果能为企业输送人才,双方可以双赢,这也要求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全媒体采编人员。同时,还可想办法争取创收,比如目前大洋非编实验室已挂牌大洋非编系统培训认证中心,可考虑向社会开放相关培训。 作者:邬晶晶 单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文化解读论文:大众文化解读论文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解读二律悖反阐释观照 [论文摘要]在许多人看来,“大众文化”是与大众性、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联系在一起的。但如果我们以哲学反思的视界和文化视野的身份观照大众文化,便会给予大众文化产品以全新的阐释。为世人所熟悉的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除了具备熟知的“大众”功能外,还是一部追求与幻灭的交响,体现了永恒与短暂的二律悖反,对生命本体意义作出了整体观照。 一 提起“大众文化”,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它的大众性、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特征:对于大众文化对意义的消解、价值的削平、深度的瓦解、本质的颠覆等,人们虽不乏深刻的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却也能够站在“反精英”的立场上给予足够的理解。的确,对于大众文化的许多作品,我们无法甚至也没有必要按照传统的精英文化阐释模式加以学院化的解读。人们欣赏和接受大众文化作品,期望和实际得到的也许更多的还是工作时间以外的身体放松、精神愉悦和思想休闲。 美国电影大片《泰坦尼克号》为许多人所熟稔。将其归为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电影界、文化界的共识。人们之所以将其划归“大众文化”,可能基于如下原因:一是影片以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期待视野”,容易引起轰动效应:二是电影从构想、制作到发行、宣传、播映的全过程完全按照市场化规则运作,从演员选取到镜头安排,从画面创意到技术投入,都显示出了导演的良苦用心:三是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大都带着一颗平常心,以一种消遣、放松的心态对待,大可不必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地考虑它有什么审美功能和政治功能:四是影片在全球范围内大获成功后,又相继带来了歌曲热(一曲《我心永恒》唱遍全球)、演员热(主要演员一炮走红)等“效应链”。 但是否就意味着,所有这些便代表了《泰坦尼克号》的全部?对于《泰坦尼克号》,我们是否有且只能有这唯一的解读方式?当然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对于一部大众文化作品,我们不仅可以从传统的娱乐功能、消费功能、休闲功能等角度加以习惯性地解读,还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或以精英化立场进行阐释。比如,对于穿牛仔裤这一大众行为,在美国著名大众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看来,却成了一种文化表征:“牛仔裤被视为非正式的、无阶级的、不分男女的、且对城市与乡村都适用的:穿牛仔裤是一种自由的记号,即从社会范畴所强加的行为限制与身份认同的约束中解放出来。”[1]法国学者德塞图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和阐释大众文化,提出了著名的“抵制”理论,认为大众文化是以“游击战”的方式在抵制和颠覆主流意识形态。他指出:“大众文化不但具有创造性.而且这创造性具有颠覆意味,代表弱者对强者的胜利。”[2]而事实上,当前一些大众文化产品如通俗电视剧亦非纯一色的庸俗、纯粹为了娱乐、专门投观众所好,而具备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如琼瑶、金庸的许多影视作品虽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十分强调作品的娱乐、休闲功能,注重收视率和经济效益,但如果我们能够从情节的复杂曲折引人、人物性格的矛盾多元丰富、人情世态的展示体验思考、人的价值尊严的重视揭示等方面加以解读,便会觉得这类大众文化作品并非如常人想像的那样俗不可耐。在这种意义上,“大众文化”便不仅仅狭义的“大众的”(与文化层次较高的精英阶层相对,相当于英文中的mass)文化,还属于广义的“大众性”(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r)。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以外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的身份,以“大众文化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大众文化视界,更冷静、更深入地给予大众文化产品以全新的文化解读。这也正是许多人特别是一些文化研究者,虽然并不看重一些通俗电视剧(如美国的《豪门恩怨》、中国的《还珠格格》等)的质量和品位但仍很有耐心地观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电影《泰坦尼克号》便有这方面的哲学文化命意。 二 许多人看了影片《泰坦尼克号》后,都不知不觉地为其场面的宏大而惊叹。其间男女主人公缠绵而曲折的爱情故事又不知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一曲《我心永恒》更是使许多青春少男少女如醉如痴。然而,惊叹、震撼、痴迷之余,我们不禁要说:“泰坦尼克号”绝不是一只普通的船,而是一只生命之舟、哲理之舟。 1、追求与幻灭的交响 追求——幻灭——追求,是人类生存境遇的生动写照。人类正是在追求与幻灭的不断交替中实现自身的终极超越和永恒发展。追求与幻灭也因此成为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经常性话题。正是因为不断追求,保尔才在困境中实现生命意义的升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因为追求生存的权利,“老井”村民才世世代代不忘找水,尽管是历经磨难(《老井》):正是因为追求人性自由和做人的尊严。“我奶奶”才不顾世俗的反对和道德的谴责,果敢地与“我爷爷”野合于那片高梁地: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毅然地冲向日本军车(《红高梁》)……然而,有追求就有幻灭。人类正是在一次次的幻灭中走向理性和成熟(当然也不排除“幻灭中的绝望者”)。人类无法回避幻灭,所幸的是人类并没有为幻灭所羁绊,而是在幻灭中不断地追求。老渔民圣地亚哥外出捕鱼,尽管遇到了鲨鱼群的攻击,但是他并没有主动放弃,而表现出了不畏艰险的“硬汉精神”,与鲨鱼群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虽说那条特大马林鱼最终只剩下了空空的骨架。谁又能说这是一种失败?(海明威《老人与海》)“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俨然,这正是人类不断战胜自然、超越自身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向度和思想支撑。 影片《泰坦尼克号》正是一部追求与幻灭的交响曲。在人类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伟大进程中,“设计周密,永不沉没”、被誉为“梦想之船”的“泰坦尼克号”终于诞生于世:船上的乘客,正是出于某种内在的或外在的追求,才在众人充满艳羡的目光中离开了爱尔兰西海岸,出于人性的张扬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追求,女主人公露西置母亲的苦口婆心于不顾,自愿放弃有钱有势的富家生活,甘心爱上偏爱绘画的“穷小子”积奇,并许下终身誓言:若不是为了某种“追求”。人们又何必花上十年功夫去挖掘“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呢?无疑,《泰坦尼克号》意在歌咏人类的不懈追求。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主旨思想。都因为有了“追求”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突出、强化和升华。 然而,《泰坦尼克号》并不只单纯是追求的颂歌,同是也是一曲幻灭的挽歌。“连上帝也难叫它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竟在处女航中意外地撞上了冰山,给人类的智慧和理性当头一棒,似乎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在顷刻间化为“断井残垣”:男女主人公之间一见钟情式的美好情缘,在突如其来的海难面前也只能长久封存于幸存者的记忆中:船毁人亡的那一刻,老船长的经验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乘客们起初的激情降到了冰点……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昭示:人类的追求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船撞冰山的确是个悲剧。但是老船长那刚毅的眼神、露西对真爱的执著、乐队的临阵不乱和对岗位的坚守、落水者的苦苦挣扎、发掘队十年的艰辛努力等,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人类不会在幻灭面前低头.人类绝不会放弃追求。只要信念执著,不断追求,继续奋斗,人类就会铸造真正“永不沉没”的“生命之舟”。 2、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 “永恒”与“短暂”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对立统一于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有时可以在短暂而有限的一生中实现对生命的永恒超越,有时却又不得不面临其带来的巨大困惑。许多作家、艺术家正是在“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中为其作品寻求哲学命意。我们可以在悠美的《蓝色的多瑙河》中尽情领略自然界的伟大胸怀,在凡高的《向日葵》中感受到生命的灿烂和对生活的执著: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王勃)的审美空间时,定会引发人生的短促和对生命的焦灼。影片《泰坦尼克号》正是在“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中,传达出了导演的时空观和哲学观。 人类的追求是永恒的,“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不会丧失人们对追求的信念:自然规律是永恒的,人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实践不能肆意而行:美好的爱情是永恒的,尽管仅发生在刹那间:真挚的感情是永恒的,哪怕是深埋心灵深处,历经百年也会历历在目:真正的艺术是永恒的,虽然经过海水的长年侵蚀,但风采依旧。影片中老船长和乐队在关键时刻的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更说明了生命虽然短暂却可以实现永恒。可以说,回荡影片始终的一曲《我心永恒》,歌咏的绝不仅仅是爱情的永恒。 人生又是短暂而不可测的。谁也没有预料到“泰坦尼克号”会意外地撞上冰山:积奇能够去成美国,似乎得归功于他在财博中的好运:露西与积奇的相识、相知、相爱,没有经历太长的时间考验,而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因素:一见钟情的一对年轻人,认识不多久便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有的人在海难中即便是寻回了一条生路,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片刻的“逍遥”和生命短暂的“永恒”。导演意在歌咏“永恒”,但潜意识中又无法回避其对立面。 世界既是永恒的,也是短暂的:既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有的人能在短暂中实现永恒:有的人虽然达到了肉体上的相对永恒,但得到的却只能是精神之域的短暂和贫乏。笔者认为,这正是影片《泰坦尼克号》哲学命意的关键所在。3、生命本体意义的整体观照 艺术家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从特殊的视角。去表现他眼中(外在世界、有形世界)和心中(内在世界、无形世界)特有的世界。影片《泰坦尼克号》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惊心动魄的宏伟场面,以艺术的形式对外部现实世界作出了直观反映,同时还把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了人的心灵世界,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境遇,思索着人的价值与尊严,充斥着强烈的人文精神。 首先,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整体观照。人类既有追求又有幻灭,既有成功又有挫折:人生在短暂与永恒的二律背反中演绎着一幕幕悲喜剧。影片所表现出的既有人类驾驭自然、追求永恒、期待成功的欣喜与梦想,又有不遂人意、失却永恒、归于失败的无奈和惆怅。影片客观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生存空间的特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是停滞的而是变化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一维的而是多元的,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其次,是对人类生存价值的整体观照。人的价值是什么?尽管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尽相同.影片自始至终也没有正面地给予明确回答,但却在不断地在向观众作暗示。价值的判断和判断的价值潜在地贯穿着影片的始终,导演在善与恶的较量中嵌入了关于人类生存价值的宏大主题。毋庸置疑,人类离不开追求,人们只有在追求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男女主人公正是在追求中实现爱情和生命的永恒。为了追求,人类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露西与家庭决裂、“泰坦尼克号”梦断冰山等),哪怕是遇到了冰川火海。然而,人类的追求既是功利的,又是非功利的。人类的某些追求有时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追求是向善的:有时却又难免带有自私和唯我的一面,甚至建立在对另一些人尊严、价值、生命的蔑视和践踏上,因而带有不义性,及至失去价值意义。为了追求人性自由,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露西宁愿放弃豪华和高贵: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们还是优先考虑了妇女和儿童:在人们正想方设法逃生时,老船长和乐手们却坚守岗位,恪尽职责,与船同沉(难道他们就不想活吗?)相比之下,一些富贵之家却凭着权势和地位置其它人命于不顾,“逃之夭夭”:为了自己更好地生存,20只救生船只有1只回来。致使千余条性命葬身鱼腹……我们不禁要问:“泰坦尼克号”仅仅是一只普通的船吗?俗话说:“社会大舞台,舞台小社会。”“泰坦尼克号”不正是一个包容了“众生相”的小社会吗? 恩格斯在谈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时,曾要求作家要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3]影片《泰坦尼克号》通过描述一桩奇崛浪漫的爱情故事、再现船沉人亡的惊险场面,传达出了对生命的体验和人生的观照,娓娓叙述中蕴含了哲理,情节变幻中体现着思辨,既有对外部世界的俯瞰和形而上的整体观照。又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把握和人的价值的思索,从而使“泰坦尼克号”超越了普通船只的意义,成为生命之舟、哲理之舟。 三 通过对影片《泰坦尼克号》的文本分析和哲学命意的挖掘,我们不难领会大众文化的另向阐释性。不过,这里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大众文化具备另向阐释性,是否就意味着它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经过如上的解读,《泰坦尼克号》是否就不属于大众文化产品了?第二,如此这般的阐述是否带有生硬的“精英文化”立场?第三.大众文化的这种另向阐释性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深刻启发?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首先,如前所述,就总体而言,无论就导演的初衷还是实际的收效而言,恐怕我们没有理由将其划归其它文化类型。将其归为大众文化,没有人会提出什么异议。其次,文化产品能够引起共鸣、轰动。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论其是娱乐性的、休闲性的,还是兼有文化性的、审美性的,均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时,似乎再去生硬地将其划归哪种文化类型已没有太大必要。 对于第二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不管是否带有精英文化的立场,只要这种阐释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作品的意义生发和延伸,就是对作品的公正对待。那种把一些大众文化产品视为浅薄、庸俗之物的人,自认为是抓住了本质,击中了要害,其实也只是一种文化偏见和意义误读。即使退一步来讲,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所谓作品的意义更多地生成于读者的解读实践中,因此便产生了不同于原本文的“第二本文”。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说得好“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4]照此看来,如上对《泰坦尼克号》所作的文化阐释,正是作品意义本身的一部分,并非是出于精英立场的一种文化偏执。 至于这种多向阐释性对大众文化研究和发展的启示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好的大众文化产品,不应仅仅向大众提供普泛性的娱乐和消费的功能(这当然是必要的),还应当具备“敞开性”,提供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方面的思考和收获。其二,作为大众文化的解读者,不仅仅可以与常人一道收获身心上的娱乐和休闲,还可以进入作品的另一个维度和另一个世界,进入“另一种生活方式”(马尔库塞语)。这个世界是和世俗世界迥然不同的文化之域、审美之域。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得到的可能是精神的愉悦、审美的享受、境界的超越、人格的升华、灵魂的净化,也可能是一种文化警省、文化反思,或是一种文化的否定、批判和超越。而且某种意义上,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后者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对文化产品提供的既定生活现实和强加的生活秩序一味信赖和被动接受,而缺乏应有的否定、批判和超越,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就是一种只有物欲而没有精神追求、只有现在而没有未来、只有顺从而没有批判的“单向度的人”,就是最终忘却了人的真正需要的人。[5]也许有人会说。对大众文化产品和消费这种产品的文化大众提出这样的要求未免有点过分,因为担负这样的文化职责原本就不是大众文化的任务。其实这种担忧隐藏着明显的二元对立模式,认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不可能达成一致和共识。但是,二者最终实现殊途同归完全有可能,而且这种局面正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文化解读论文:民主非文化解读论文 内容提要:凭着经济与政治霸权,西方人构筑了做陵的文化与学术霸权。在这一霸权理论的支配下,西方人对民主作了貌似科学、公正、客观的垄断性解释: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征,民主在全球的扩张便是西方政治文化在全球的胜利。在这一单向度的解释中,民主被误解了: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民主被曲解成为西方文化的创造。由于这种误解,人类各个文明群落之间特别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酿造了太多人为的对立与不幸,加上西方总体上是以武力推行着这种解释,致使民主的扩张给整个文明世界制造了太多的折磨与苦难。在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人们应当消解这一误解,以减少民主在非西方世界发展面临的观念上的障碍。本文力图简略地澄清这一误解,以为人们正确地审视民主及其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民主市场经济文化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大胆预测,民主必将成为文明世界的普遍选择,尽管当时的民主国家廖若辰星。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巨变后,美国学者福山断言人类的政治文明历史将终结于民主。前后超过一个半世纪的两位西方学者对世界政治发展的预言,虽然各自所依托的人类的政治背景呈现巨大差异,但他们的结论却具有一致性,人类将全面走向民主。当然,托克维尔的预言理性而友好,福山的预言则十分霸道且为民主之后的政治发展预设了休止符,人类似乎不再能够进化出比民主更先进的政治形态,人类只会定格于民主的政治框架内无限发展。今天,当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仍在全球的各个文明群落涌动的时候,人们尤其非西方人也许不再怀疑民主必将在整个文明世界普遍获胜。 一、民主被误解为西方文化的创造 然而,对于主要来自西方的关于民主的种种颂扬,虽然今天公开反对的声音日渐微弱,并且人类各个文明群落的政治走向日益强劲地验证着这一政治形态的普世性,但这一来自西方的充满文化优越与学术霸权的声调,却向非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出的是有丧自尊的信息,亦向他们传递着一个似乎必须接受?quot;真理":这是西方的胜利,包括西方文化与西方政治价值观的胜利--"植根在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思想中的自由民主是一个西方的产物"[1]民主在全球的扩张被西方人与非西方人共同地理解为,它是西方文化孕育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统治世界的过程。可是,正是在西方人首先对于民主所作的种种垄断性阐释中,民主被误解了,西方人与非西方人一同误解了。因此,人类的各个文明群落,西方与非西方共同需要消解对于民主的误解:民主是文化的产物吗?民主是西方的专利吗! 第一个误解引导着西方人坚信,西方文化创造了民主,而民主优越于任何其他政体,因此西方文化亦优越任何其他文化,民主在世界的传播是在传播西方先进的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非西方文明没有理由不接受,否则当然要用拳头叫你接受。由于这种误解,非西方人认为,既然是西方文化创造了民主,凭什么叫我们接受,你要输入我们当然有权拒绝,拒绝不了只好叫你的民主走调或失败。可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近现展史似乎从深层的意义上否证着这种误解--托克维尔凭什么预言民主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而且这种预言恰恰获得了历史的验证,难到托氏完全凭借着西方文化的优越与先进做出了这种"精妙的预言"? 凭着第二个误解,西方人傲慢地欣赏着民主的每一次胜利,并认为这都是西方的胜利,全球的各个文明形态将在全面接纳民主的过程中全盘西化,最终完全统一于西方独创的民主政治的统治之下。在这种误解中,确立了民主与没有确立民主的非西方国家都视民主为西方之物:确立民主的非西方国家深信,他们虽然采纳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只要它有益于本国的发展与进步没什么不好;未有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则认为,拒绝民主是在拒绝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在否定什么先进的政治形态,同时是在维护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可是,既然如此,作为西方文化特产的民主,其基本价值和制度为什么能够在非西方的文明世界没有差别的植根?难到它凭借的完全是西方民主专利的先进,并且是凭着这一专利的强大摧毁了全世界的非民主政体而实现的唯我独存? 可以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误解可以归之于人们误解了民主的来源。历史的事实是,现代民主制度最先产生并成型于西方;但同样的历史事实是,西方最先产生了现代市场经济,相应现代民主才在西方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然而,也许正是以此作为强有力的经验根据,人们特别是西方人自豪地坚信民主不仅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因为既然民主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确定的,而市场经济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因此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理应被逻辑地理解为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文化亦被应然地解释成为目前正在向全球扩展的现代民主之母。可以说,这一解读最具代表的人物之一当属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基督教文化在孕育、催生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同时以一种并非挑战的口吻得出结论:由于缺失基督教精神,一切非西方文明未能自主生成资本主义[2]是可以理解的。在此,由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把市场经济归之于西方文明的特产,相应使内生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形态--民主直接归之于西方文化的创造。民主在人们对西方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文化解释中,被错误地理解成为西方文明的特产与西方文化的创造。民主被西方人西方化了。 当然,这一来自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理论推论与经验判断不能说没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但其论证在逻辑上似乎偷换了论题,有利于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文化当然有益于民主的形成,但它却将民主源于市场经济置换成了源于西方文化即基督教文化,市场经济并不具有本体的作用,至多是西方文化孕育民主的一种助推器和条件。由于作了这种文化上的论证,民主的产生机制被曲解了。凭着这种学理的曲解,西方人向非西方人所作的宣示是狂妄的: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产,它在世界的扩张便是西方文化的输出。而在输出这一政治文化的过程中,西方凭借了由他们首先采用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显然,这种论证在曲解民主产生的真实源头的同时,玷污了这一先进的政治形态在全世界张扬的人类意义。 民主不是西方文化的创造物,而是市场经济创造的一种与此相对应的政治形态,就像专制政治是小农经济创造的一样。对于这一命题,人们不仅能够逻辑地证明,而且人类社会的文明历史也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持。鉴于本人曾专门撰文论证过民主的市场经济创造[3],因此逻辑证明在此从略,仅简略地对这一命题作些历史论证。回顾人类各个文明形态的历史不难发现,民主能够在政治实践上运作的时代和地方,总是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生产方式运行的时代和地方;而民主在实践上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则与其市场经济水平的高低和持续时间关系紧密。古希腊与古罗马有建立在城邦经济基础上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他们因此形成了早期的民主制度。后来,在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中,这一生产方式解体了,其民主制度也因丧失了经济基础而覆亡;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共和国形成了发达的商业贸易,民主则成了他们现实的政治生活。与此相反,同样文化传统下的西欧,中世纪一千年基本是城堡式的农耕经济,民主照样不肯光顾这块土地,并且具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基督教文化,面对西欧政教合一的专制政体同样无可奈何;至于其他文明形态,一直没有出现过商品经济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持续发挥主导作用的时代,民主亦没有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形成制度并投入运行。 与此同时,纵向地回顾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与政治形态对应发展的文明史,更会历史地坚信民主是市场经济创造而不是文化创造的价值判断。不论人们怎样看待历史,从经济与政治的双向互动关系角度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发现,人类的需要和智慧双重地推动着各个文明群落不断地通过先后采用从低级到高级的生产方式来发展经济,又选择与各自运用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服务于经济,而且不同的文明群落虽然在进化的过程中采用同一生产方式的时间不同,但他们依次采用的生产方式在性质上却具有共同性。在此,将这种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生产方式之共同性进行概括可以抽象出如下规律:人类文明依次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三种形态完备的生产方式,相应人类文明依次经历了神权政治、专制政治、民主政治三种独立的政治形态[4]。这一规律似乎在任何文明群落都不能改变,可以改变的可能是因为地域、环境和民族性格的差异,各文明群落在进化过程中依次从低级到高级采用同一性质生产方式的先后及在每一经济生产方式中滞留的时间不同,相应与其对应的政治形态在实践上出现的时间与各政治形态发挥作用的时段长短不同。以这一基本的发展规律为依据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形态,民主是由先进的生产方式即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必然出现后由其自主创造并适应自己发展需要的政治形态。 二、文化没有能力决定或阻止民主的扩张 虽然人类的进化历程经验地告诉人们,市场经济才是民主的源头,民主不应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创造,西方文化没有能力创造并支持起民主。但令人感叹的是,人类的各个文明群落进化的速度与程度是如此悬殊,以至于当非洲和美洲还整体处于自然经济发展阶段时,西欧却已踏上了市场经济的旅途;而在同一人类历史时段,当自然经济的文明群落还是各种形式的神权政体或半神权政体时,欧洲已经开始了民主政治的构建与建设。不过,如果我们坚信民主只能为市场经济创造,我们仍能以此为依据作出解释,这种进化的差异仅仅说明的是,西方因先期选择了市场经济而能够先期地选择和建立民主政体,却并不能证明民主是西方的专有物,假定其他文明群落在进化过程中先于西方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那么他们也许同样会使市场经济创造的民主在其文明形态中先期地植根并形成制度。相反,在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在西方产生之前,即或西方同样不能建构并支撑起民主的政治形态。所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讲,民主在各个文明群落产生、形成并确立的历史差距,仅仅证明了市场经济在不同文明群落植根与成形的时序差距,而不能证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就是西方的特产。 现在,作为最先发端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因为代表了人类各个文明群落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因而它在各国代替其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决定着它将忽视各国的传统差异而扩张并在各国最终取得统治地位。显然,面对市场经济的扩张,各国的固有文化没有能力拒斥,因为市场经济能够在各国植根并扩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文明群落的民族具有共同的人性,这种共同的人性将抹杀他们的文化差异而必然地推动各个民族选择、采用与接纳任何优越于本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发展经济以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与文明程度。市场经济因为优越于任何文明群落传统的生产方式,使之能够在任何一个民族成长、壮大最终取得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这种共同的人性亦决定着市场经济创造的民主在各个文明群落中生成及扩张具有了共同的根基,民主的政治形态在全世界取得统治地位因此在所难免。 当然,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文明群落进化的过程中,因为西方最先发展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时代;因此可能西方文化最有条件促进市场经济的产生,也最有利于民主形成制度。但是,它也只能在促进市场经济产生后,由这一全新的生产方式自主地创造民主,并以这一生产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战胜传统政治支撑起民主在国家层面确立。这里,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化在促进民主这一政治形态形成上发挥着两个方面的辅助作用:1)致使西方最先选择了一种能够创造民主的生产方式即市场经济。[5](2)与市场经济自我创造的包括民主这一政治文化在内的市场经济文化具有最亲密的关系,因而与这一文化最容易溶为一体而一同推动市场经济创造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地发展、壮大。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内生于西方传统中的市场经济在西方植根与发展更顺畅、更稳定,相应以市场经济为母体生成的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扩张更为正常、平稳。 与此相反,非西方国家是以移植发端于西方的先进生产方式而开始市场经济历程的,因此成长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在其土地上的扩张遇到了本国传统文化的明显滞碍,甚至这种滞碍作用十分巨大。而且在民主随着市场经济在非西方国家扩张的过程中,无论是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共同错误地认为,由于是西方文化孕育了民主,当西方人将西方的政治特产--民主以救世主的姿态向全世界推行时,非西方民族更是把这一政治形态在非西方各国的扩张与落户归之于西方的胜利而在观念上给予了强烈排斥。结果,民主在非西方国家的扩张遇到了强劲的文化挑战。 但是,非西方文化未能最先催生市场经济而未能最先产生民主,进而对民主的扩张具有一定甚至很强的滞碍作用,并不能反证非西方文化完全无法与民主这一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文化溶和,亦不能证明它能够阻止民主在其地域上的必然扩张,这里的关键在于这种文化能否接纳市场经济。对此,历史的发展已经做出了强有力的回答。自市场经济在西方首先确立而在全世界扩展以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未能最先产生市场经济的任何文化都具有接纳市场经济的能力,只是接受的快慢、强弱存在差异而不能绝对地拒斥市场经济在本国植根。既然如此,作为市场经济自主创造的文化在非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植根则具有了经济上的必然性,相应民主作为由市场经济创造的总体文化中的政治文化部分也就没有了被非西方文化拒斥的可能。当然,也许市场经济在非西方世界的植根过程因受其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显得困难,其发展进程亦较为缓慢,进而导致民主在其传统文化中的成长缓慢。但是,这不是传统文化拒绝民主的理由,也不能够证明非西方文化有能力拒绝民主,因为它不能将孕育民主的母体--市场经济拒斥在外,它也就无法抗拒民主在市场经济植根的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土壤上必然地成长及扩张,虽然这一成长、扩张过程因受到其传统文化的强大干扰而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并呈现本国特色。可以肯定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任何传统文化无法扼制的,也不是任何传统政治能够长期扼制的,市场经济因自身的优越性而在全球各个文明群落的必然扩展是民主在各个文明群落落户最强大的推动力。这里,任何接纳市场经济的非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民主政治,因为它接纳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文化。 三、民主扩张不顺的非文化解 由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创造物,因此民主在非西方国家的扩张,并不是在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而全盘接受着西方的文化,而是在接受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文化。因此,非西方国家应自豪地相信她接受的是一种优越于本国传统政治并在任何文明群落中都能植根与成长的先进的政治形态,只是创造这一政治形态的生产方式率先在西方形成了。对此,人们应当采取理性的态度,市场经济虽在西方先期产生,但它是全世界的;民主为市场经济所创造,而不是西方文化孕育的。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民主在非西方世界的扩张是不顺的,以至于在今天有些非西方国家已经确立了民主,有些还末有民主化,有些则确立民主之后又被推翻,而且有学者把民主与各个明形态的文化的溶和易难进行了排位,认定有些文化容易接纳民主,有些文化几乎没有接纳民主的可能。不可否认,民主在非西方世界扩张过程中遇到了文化障碍,而且这种障碍有时因非常强大而抑制着民主在其文明形态中的正常扩张,但民主在非西方世界扩张不顺的主要原因仍然不是文化而是市场经济的扩张不正常。 历史的事实是,市场经济最先在西方成型之后,它在全世界的扩张采取的方式是不幸这一方式使几乎所有非西方的文明国家在接受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承受了巨大的折磨与苦难,这一方式就是征服与殖民。西方在最先采用了市场经济并被其创造的先进武器武装起来后,他们便开始了用枪与炮向一切非西方国家输出这一生产方式的历史,而这一生产方式的本性亦决定了它必然要向生产方式落后的文明世界扩张。但这种用血与火实施的扩张,首先不是为了提升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为了西方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己的利益导向,推动着西方人选用了枪炮为市场经济的扩张开辟道路。由于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扩张采用的几乎都是武力,致使这一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各文明群落落户时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政治上主权丧失,经济上超强奴役,国格上整体贬损--市场经济在一切非西方国家植根的过程,几乎成为非西方国家传统经济被市场经济殖民的过程。而在这一殖民过程中,基于本能的生存需要,非西方国家虽然落后尚能为它的民族习惯操作的生产方式,不是对市场经济产生强大的反抗,就是被市场经济挤压而进一步退化。至于市场经济则凭借西方强大的政治势能和经济优越被植入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经济土壤之中后,便开始发挥经济殖民的作用。这时,各个殖民地国家的经济逐步演化为一种由殖民性的市场经济和落后的传统经济构成的混合经济,而这种混合经济则在西方强权政治的控制下表现出了整体畸形运行的态势:超强剥削性,极度压榨性,严重腐朽性。一种本来优越、先进的生产方式在西方用枪炮输出的过程中扭曲为令非西方世界惧怕、厌恶而又无可奈何的经济怪兽。正因如此,尽管孕育民主的市场经济在各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中能够植根并有所发展,但它的成长是如此艰难、不幸、曲折并且变态,以至于这一畸形的市场经济难以正当地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民主也因为没有健康的经济基础而难以正常成长。 更有甚者,象非洲大陆被西方纳入市场经济的殖民体系之前,各国经济还基本处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水平上,它与市场经济在生产方式上存在两个级差。因此,当西方殖民者全面占领非洲大陆之后,整个非洲对市场经济当然缺乏接受的基础和条件,虽然从长远看这一生产方式加速了他们的进化过程,亦加快了他们生产水平的提升速度,但在被殖民过程中他们承受的则主要是这一生产方式制造的盘剥、欺压和摧残。这一以殖民方式在非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宣告,被西方奴役的非西方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国家独立,而不是发展市场经济,因为没有政治上的独立,他们几乎不具备自主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政治保障,至于建立民主政体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政治奢侈。 问题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先后赶走殖民主义者获得国家独立后,由殖民统治制造的经济畸形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导致本国脆弱而根基不深的市场经济自主发展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缺乏正常、强大的市场经济支撑民主在国家层面确立,以至于独立后的各国政治陷于了既不能回到传统又难以建立民主的两难之中。可是,由此引发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却是,各种非常规的过渡性政体自然地填充了常规政体不能发挥作用而留下的政治真空,并由这类政体理所当然地控制了本国的经济与政治,本国经济与政治关系再次陷于非正常的互动中:经济恶化,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二次大战后,先后推翻殖民或半殖民统治的不少民族国家,相当时期未能摆脱新一轮经济与政治非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便是证明。与此相反,西方国家在放弃殖民统治后,本国已经形成的成熟而稳定的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现代科技的强大推动下保证了其经济、政治与社会继续发展,西方国家与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里,值得深思的是,结束殖民统治后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仍然面临如此艰难的发展局面,难到是市场经济的过错,难到是市场经济创造的政治形态--民主的过错? 更令非西方世界反感的是,基于制度的偏好,西方国家力图以种种手段强制一些独立后的非西方国家建立民主,但由于缺乏坚实的市场经济基础而无法扎根,最后他们仍然回到了既非民主又非专制的集权统治的范畴。市场经济是先进的,民主是先进的市场经济创造的,可它们以并非正常的方式在非西方国家的扩张,却使这些国家在接受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政治形态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是非西方世界的日本,由于在主权没有丧失的条件下主动积极地移植最先产生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就使其进入了与西方国家一样发达的行列。这里,日本的成功耐人寻味并说明着一个真理,只要政治独立,非西方国家就能够正常地接纳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以此推动本国快速实现现代化,但条件是平等积极地引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全球非西方世界似乎唯有日本是以这样的方式接纳先进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结果也唯有日本代价最小地获了成功。 目前,综观各个非西方国家的现状发现,他们大多先后度过了独立后经济与政治非良性互动发展最为不幸的时期,市场经济在各国大多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民主政治在各国的发展大多度过了寒冷的冬天,一个明朗的未来已经确定--亨延顿总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各个非西方文明群落的涌动,昭示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不少非西国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全世界完全获胜不可避免,虽然它目前在各国的发展程度仍然存在差异,虽然它打上了强烈的民族印记,虽然谁也不能判断代替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未来生产方式与政治形态会是什么。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十分自信地证明着,人类的各个文明并不会因为接受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而相信它会是西方的胜利,但也不要否认西方因最先步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时代所发挥的引导作用,虽然这种引导曾经给广大非西方国家制造了巨大灾难,人们还是应当承认这种引导的作用--我们需要谴责的是西方引导的方式,不是引导的内容和目标。而在此人们应该十分武断而自信地说,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全球的胜利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的胜利,是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证明,它不是西方的胜利,也不能证明是西方的胜利。 四、民主不会遗漏中国 作为文明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中华民族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3亿的人口,她独立地创造了近5000年的文明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上曾经长期处于各个文明形态发展的前列。可是,进入小农经济时代后,种种因素约束着中国长期滞留于这一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中怡然自得。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虽然给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一生产方式也被中华民族提升到了它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或许是中国的人口、民族构成、地理结构特别有利于小农经济的生存与发展,以至于建立在这一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国,未能内生出一种能够代替它而又优越于它的生产方式--中华民族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选择一种优越于小农经济的经济生产方式时落后了,过于成熟与发达的小农经济抑制了这一生产方式的自我质变。与此相反,曾经长期落后于中华文明的西方文明,虽然小农经济的发达程度未曾超过中国,但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口、民族和固有的地理结构等主客观因素,可能更有利于先进生产方式的产生。结果,西方文明在其自然进化的过程中,在并不十分发达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内生出了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他们的文明也因此迅速强大起来而超越了中国的农业文明。显然,这种超越已经不是同一生产方式的量的超越,它是西方选择了优越于小农经济的市场经济并由这一生产方式推动其经济迅速发展的质的超越。正因如此,这种超越是迅猛而不可阻挡的。 可是,一旦这一超越使西方靠市场经济创造的物质财富武装起来足以征服各个落后于它的文明国家时,曾经辉煌的中华民族被纳入西方的整体征服之中不可避免了。这里,尽管中国曾经强大,曾经不可一世,但她在更强大的文明面前,同样要被纳入到象其他更落后的文明国家一样遭受奴役的征服之中。所不同的只是,在整个征服过程中,中华民族未曾被彻底殖民。但这不能证明,中华民族在以被奴役的方式接受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受的苦难更轻些。一百多年来,象许多落后国家一样,中华民族同样走过了被西方强行移植市场经济,长期反抗列强的入侵和奴役,完全独立后拒斥资本主义,最后又回过头来接受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发展路径。然而,中国的这一漫长、曲折、艰难的经济发展之路,不仅使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自主创造出代表自己的强大文化,而且因其畸形发展而难以为民生政治的健康形成创造条件--畸形而弱小的市场经济,既承载不了民主,也难以主导整个政治的正常发展,中国长期陷于权威政治与畸形经济非良性互动发展的态势之中,甚至这种非良性互动至今仍在强烈地影响中国的发展。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长期紧张,致使民主这一只有健全、健康的市场经济能够承载的政治形态难以在中国的国家层面确立。 但是,自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中国重新开启了曾被整体封闭的市场经济之路,而且在1992年更是重新确立了它正统合法的地位。曾经给中华民族制造了无尽苦难的生产方式,这一次被中国人真诚地请了回来。但这一先进的生产方式再次光临中国,已经不是象昔日主要是欺辱中华民族那样发挥作用了,因为统一而强大的政府承担着通过控制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以保护和推动重新开启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伟大使命,而昔日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却未获得这一政治保障。所以,正是今天中国政治上的统一、秩序、独立和强大,才确保了十几年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获得的是迅速发展,而不是经济的苦难、政治的混乱和民族的灾难,强大、统一的政府为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一方面说明了市场经济代替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是一种这一生产方式快速发展的必备条件的必然,一方面反映了国家的统一、稳定和秩序是尽管创造这一条件的是权威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但由于它具备这一能力它就能发挥这种作用。 但这是否说明中国不会达成民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权威政治能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并不能证明它是能够永远适应这一经济发展要求的不变的政治形态,也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必然内生出民主并最终支撑起这一政治形态的国家化,它只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秩序、独立与稳定的政治环境。而当市场经济在本国植根、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因自身力量弱小无法自我创造出强大的民主力量提供这一保障时,只能由权威政治发挥这样的作用。当然,在这一时期,如果权威政治恰恰发挥了保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作用它就会快速发展,反之它的发展必然缓慢甚至倒退。但随着市场经济在传统政治的保护下逐步强大后,由其内生的民主政治就会发展并强大起来。而在民主力量逐步强大的过程中,民主政治就会与曾经保护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权威政治发生冲突。这时,权威政治虽然仍会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会本能地抑制民主政治的成长。问题是这种抑制必然导致不利后果,权威政治保护与促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功能与作用下降,权威政治或者成为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间接障碍,或者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直接障碍。当然,这一状况的出现预示着代替权威政治的民主政治最终取得统治地位为期不远了。而这种替换如果是理性的,政治民主化就和平进行;如果是非理性的,民主政治的到位就可能伴有动荡。不过,这种动荡将不可能是全民的,而且这一过程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不论这一过程如何,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统治地位的确立,民主政治在我国国家层面最终确立将不可阻挡,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必将形成。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越政治的积极作用正受到越来越大抑制的时期。因此,民主的到位在中国会否会伴随动荡,目前还不得而知。 所以,现实的中国迈向民主之路的旅途仍旧是沉重的,虽然市场经济在中国走向强大的不可阻挡,预示了民主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不可避免,但目前的市场经济与现实政治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使人们有理由担心中国为民主的到位将要支付的代价。现在,这种代价能否降低人们没有把握,因为它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由这一经济整合的民主力量与权威政治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并不相同:在这些国家,已经形成的民主力量一旦强大到能够强制权威政治结束自己的统治后,它便能够迅速承担起控制国家稳定、秩序的政治职能:中国目前没有建设性的强大的民主力量,权威政治仍然全面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与秩序并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功能。同时,目前权威政体政治上日益严重的腐败,正在严重消蚀它的积极功能与作用,甚至在这种消蚀中很可能严重削弱权威政体控制国家与社会的能力使权威政体自我软化而引发社会混乱,进而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有鉴于此,中国的权威政治能否有效抑制腐败维持社会的稳定,并在积极承担统治和治理职能的过程中和平地迈向民主其路径是十分艰难的。与此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国土及地域的巨大差异,也为中国和平地迈向民主设置了难题。中国的民主之路令人向往又令人忧虑。 造成这种关系紧张而民主发展风险日增的症结何在呢?产权虚置。1978年以后,中国逐步确立起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且迅速发展,但由于产权虚置的制度障碍,市场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整个经济运行态势则日益畸形。这种畸形发展的政治后果就是:腐败迅猛扩展严重削弱着政府的统治与治理功能,民主政治难以正常成长,市场经济的发展没同比例地有带来民主力量的增长。问题是,随着权威政治的统治能力和道义基础进一步削弱而不断软化,在民主政治因力量弱小不能迅速到位以控制政局,社会又需要政治力量维护稳定与秩序的情况下,社会很可能不是陷于混乱,就是再次出现强权政治而且是严重的强权政治控制局面,而绝不可能是人们企盼的民主。如果中国今后的民主化道路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代价是巨大的。这样的民主化代价,中华民族应当避免。 当前,避免的办法主要是,尽快扭转市场经济畸形发展的趋势,优秀是产权改革,而不是立即进行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如果现行的权威政府能够确保市场经济尽快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正常地运行与发展,那么市场经济在正常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必然会以自身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承起民主政治日益发展,最后由强大的民主力量适时地代替权威政体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可是,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以公有为主体的产权制度不仅严重混乱,而且导致整个经济运行严重病态而使目前的产权改革障碍重重,相应民主和平理性推进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因此,中国今后政治的民主化能否和平实现的关键已落脚在产权改革能否和平进行这一环节上。显然,现实告诉人们,在目前民主力量十分弱小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国家稳定与秩序的情况下,政府仍要承担起维护政治稳定与积极推进产权改革的双重使命。可以说政府是否承担积极改革产权的使命,现在已不是一个认识与利益问题,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一职责,市场经济有可能在进一步的畸形发展中冲毁现行的政治秩序而使社会陷于混乱;如果如政府主动履行职责把握不当,也许它会自我削弱稳定社会的能力而引发混乱,但积极操作也许会使产权改革和平实现的可能。应该说中国的现实政治、经济之间的结构与关系,迫使政府主动推进产权改革的压力在不断增大,但要增强政府积极改革产权的动力,有赖于人们寻求有效途径降低产权改革的风险以增强政府积极改革产权的信心。 从现实考虑,中国采取全面产权改革的方案风险很大,政府没有能力在控制政局的情况下和平地实施这一方案,因此逐步改革产权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而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行最具操作性:沿海的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力量强大,市场的吸纳能力强、空间大。这些优势,能够大大降低积极推进产权改革引发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震荡。所以,中国需要确立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产权改革的路径与方案。当然,如果产权明晰逐步实现,市场经济内生的民主力量也将逐步强大。同时,市场经济的水平在中国已经明显不平衡的现状,将使产权逐步明晰后的市场经济在地域上的不平衡发展更为突出,民主力量地域上的不平衡亦会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可以在先期逐步梯度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梯度推进民主。 文化解读论文:我国文化解读西方哲学论文 中国首先出现的是比较哲学,在比较哲学的预设中才产生了中国哲学。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以哲学的眼光审视中西方哲学的中国人,都是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输入西方文化的意义在于引进一股新鲜的思想空气,为中国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正因如此,这些西学的译介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用一种中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的语言把西方文化的观点表示出来。所以在介绍西方思想的时候,中国学人就往往用中国人惯用的词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专业术语去翻译、解释西方思想。 严复就是用中国人的观点看西方、学习西方的典型。严复的一系列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地震般的震动的译著,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亦译亦著,在翻译中注入自己的思想、见解。从解释方法上看,严复常常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西方文化思想。例如《天演论》的序言就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而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⑵这里严复就是用中国学人所熟悉的“格物致知”这样的名词,《易》、《春秋》这样的典籍去比附《天演论》。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发表了几篇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的文章,把卢梭、培根、笛卡尔、康德、边沁等人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学界。梁启超对这些外国思想的介绍,基本上接承了严复的解释方法,就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看待西方哲学思想,尽可能用中国思想的术语去解释西方哲学内容,用中国思想家去附会西方的哲人,以此使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大致认识西方哲人和西方思想。 说到培根的时候,梁启超这样解释: “综论倍根(今译“培根”——引者)穷理之方法,不外两途:一曰物观。以格物为一切智慧之根源,凡对于天然自然界至寻常粗浅之事物,无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观。……朱子之释《大学》也,谓必使读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论精透圆满,不让倍根。但朱子虽然略言其理,然倍根乃能详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谈,倚虚而不征诸实。此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⑶ 在梁启超笔下,培根的“新工具”居然成为朱熹“格物致知”之法的深化和实化。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因为“穷理”这个词及其内涵自朱熹注《四书》被元朝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参考书,便已经在中国知识人之中被广泛认识。以“穷理”释培根,中国读者无疑能够迅速在头脑中浮现二程朱熹的格物穷理学说,并以此去理解培根。梁启超用“穷理”解释培根方法论的更深刻的原因缘于比较哲学中的语言问题。语言是理解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外的语言差异导致翻译中一旦语言发生偏差,就会面目全非。梁启超立足于中国文化,在他的知识视野(包括他所掌握的词语,以及词语背后的思想)里,实在找不出什么词语比中国文化的优秀词汇之一的“穷理”更能够阐释培根的思想,也就是说,培根的这种被梁启超称为“穷理”的思想,在中国固有思想中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思想,因此也找不出完全相对应的词语,在无法准确恰当地表述的时候,梁启超只能用附会的办法,也就是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穷理”这个词去附会培根的那种意思。在比较哲学中,几乎一切思想移植的偏差和失误都来自词汇移植的错误。梁启超用“穷理”介绍培根思想,中国读者在阅读梁启超的文章的时候,他们看到“穷理”、“格物”这样的词汇,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宋明理学的那一套知识论,紧跟着的是整个理学的基本框架,而这恰恰无法准确地理解培根的学说。人们在梁启超的语义环境中认识的培根,已经和真正的培根相差甚远。 梁启超在解释培根的时候,既然已经认定了培根学说是“穷理”学说,便自然可以和中国思想大系中的朱子“格物穷理”学说相比较。在这里“中国哲学”就在“比较哲学”的过程中凸现出来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朱子也有西方公认的哲学家培根的格物致知学说,这样,朱子的学说获得了“哲学”的合法性。然而,在梁启超的比较中,他认为朱熹、培根的不同,即在朱熹只是懂得格物穷理,培根还能详言其法,朱熹格物仍空谈心性,培根则能亲自实行。于是梁启超得出一个结论:“此所以格致之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这样,培根的实验论,居然成为朱熹格物致知论的深化,是朱熹抛弃心性空谈便可达到的科学方法。这样的结论在今天无疑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但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却值得深思。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是两个关心的领域完全不同的系统,语言,作为一种思想载体和思维方式,承载着丰富的哲学内容。在中国文化中,“道”,“仁”、“天”、“理”等等专业术语都有其独特的思想含义,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家的体系中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在翻译中,这些词往往无法准确恰当地翻译为相应的外文。如果用这些术语去解释外国思想家的思想,偏差就会更大。同时,人们是用词语进行逻辑思考的,也就是说,逻辑思考只有以语言为载体才能得以进行。所以在中西语言翻译上一旦出现问题,词汇的力量就会把人的思维推向错误的道路并越走越远。例如梁启超一旦认定培根的实验哲学是“穷理”学说,在他的思维中培根学说立刻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和朱子哲学探索着同一话题的一部分,因此他自然而然的把培根和朱熹放在一起,凭着语言的相通性用逻辑思维进行语言比较。梁启超对培根的解释,是把培根学说视为中国文化主题的一个内容。 梁启超在介绍西方哲学家的时候,同样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西方哲学家进行中国式的评述。在讲到康德的时候,梁启超说: “以康德比诸东方古哲,则其言空理也似释迦,其实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贯实行也似王阳明。”⑷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叙述背后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中(孔子、王阳明)西(康德)哲学对等的精神。这种对等精神与后来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以孔子、孟子、荀子比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较便更加明显。冯友兰认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元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亚力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沈博亦似之。”⑸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的公认的鼻祖,冯友兰的比附,就是为了说明孔子、孟子、荀子的哲学地位,并证明中国也有西方所说的哲学。而这种论说背后的价值判断,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家绳之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已经失去了和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而从梁启超的中国哲学立场到冯友兰的西方哲学立场的转变,主要是从胡适之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及一系列论文开始。 三、胡适之:站在西方文化立场解读中国哲学 从王国维到蔡元培都认为,只有深刻认识西方哲学,才能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在1903年就预言:“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⑹而蔡元培则认为,对中国古代哲学史,“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观照、比较下出现的,如果没有西方的“哲学”的观念,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内容,中国“哲学”就没有相应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因此,只有了解西方哲学是怎样的面貌,才能判定中国哲学的内容,以此构建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要解释中国哲学便非得具备西方哲学素养不可。 胡适是被蔡元培称既于西方哲学史很有心得,又有兼治“汉学”功力的哲学史家。1919年2月胡适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成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著作,一举创立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体系。 与梁启超站在中国文化立场解释西方哲学相比较,胡适完全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以西方的“哲学”观念为唯一准绳以剔取中国哲学史料,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些典籍进行梳理解读。胡适的教育背景,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此他也是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史。当我们回头去看百年来中国人解释中国哲学史的经验,一方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哲学史写作提供了一种经典范式,后来冯友兰的哲学史写作的大体范式主要还是来自胡适。蔡元培对这部哲学史做出了准确的评价:“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⑻另一方面,由胡适哲学史模式带出后来的一系列的哲学史,出现了很多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可以在胡适的哲学史找到源头。我所着眼的是,在解释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到了胡适这里如何实现从中国文化立场到西方文化立场的翻转,又带来什么样的负面效果,乃至今天仍在发生作用。 我们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庄子”一篇为例。在全书中这一篇最能体现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方法,也最能暴露以西方哲学立场看待、裁剪中国思想的弊端。 “庄子”篇分为二章,第一章是“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第二章是“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其中最为新鲜的是以生物进化论解释庄子哲学的第一章。 胡适之先生认为庄子中的“哲学”主要是生物进化论。《庄子·秋水篇》中有言:“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胡适认为“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庄子说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更被胡适说成对生物进化的描述,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⑼接着,胡适又取《庄子·至乐篇》末章,附会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产生“种子”到一层一层进化成最高等的人类。最后胡适还指出庄子的“进化论”的缺点,就是“《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⑽所以不如达尔文的理论,而只是一种被动的、天然的进化论。 胡适对庄子的解读,让读者对庄子的印象,简直就是一个生物学家,并且和达尔文从事相同的工作,只是成就比不上达尔文。对胡适的这种解释方法,时人就已经多有批评。梁启超在为北京大学哲学社所作的题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演讲中就说: “胡先生讲的庄子,我也不甚佩服。……《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两句,章太炎先生拿佛家‘业力流注’的意义来解释,胡先生拿生物进化的意义来解释,我想还是章先生说得对。章先生的名著《齐物论释》用唯识解庄子,虽然有些比附太过,却是这个门庭里出来的东西;胡先生拿出唯物观的眼光看庄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⑾ 直到50年代,胡适检讨他以生物进化论比附庄子,结论居然是“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对此,陈平原先生评论道:“适之先生为何不反省其‘辱没了’《庄子》这部同样不朽的大著作呢?须知先生治的是‘哲学史’而非‘生物史’,要道歉首先是面对庄子而非达尔文。”⑿由此可以看出,胡适以西方哲学标准裁剪中国思想一直没有改变。 然而我们应该追究的是,庄子在中国历史上提供的是一种出世哲学,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了中国文化史,而胡适为什么不讲庄子的典型的道家人生哲学,而把他和西方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联系起来,以和庄子思想风牛马不相及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庄子。 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及后来的《先秦诸子进化论》等解释中国哲学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完全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整理中国思想。在比较哲学的背景中,胡适通过他对西方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领域的了解,把西方的整个哲学史模式搬到中国,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统统套到这个体系中进行剔取、整理与评估。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把中国 哲学中一切他认为不符合西方“哲学”主题的内容全部剔除,而特别注重那些和西方哲学主题相似的内容。正是凭着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胡适建立起了一个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写作的模式。正是由于胡适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哲学,看待庄子,庄子的大量思想的光辉都变得不再是“哲学”的,因此得不到哲学的整理和挖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有各自的精彩之处,而“哲学史”的责任无疑就在于凸现历史上的哲人智慧与深刻思想。虽然哲学无论中西,固有其共通之处,但是东西哲学的着眼点精彩之处却不尽相同。如果没有把这两种哲学置于对等的地位,而是纯粹以西方哲学的观念为标准去裁剪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的特性和精彩便会被哲学史排除出去。这样,一部中国哲学史,展现的不是中国哲人的思想精华,而是西方哲学主题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异域变种,从而把中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一个特殊部分。余英时先生曾经这样批评现代学人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现代中国学人用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研究自己的思想传统时往往不免流为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症结,便在于他们不但在语言和技术层面上接受了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而且不少人还毫不迟疑地视西方的理论和观点为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可以用来直接诠释中国的思想传统。其典型的表现便是把中国传统看作材料而安置在西方的理论模式之中。”⒀胡适以进化论解读庄子,使人不禁想起古希腊神话中那个著名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故事:恶魔普洛克路斯忒斯守在路边,把行人抓到他的床上,太长的就用斧子砍掉行人的脚,太短就把人拉长,总之就是不论死活,一定要把人弄得和床一样长度。在这里,胡适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西方哲学概念是那张固定不易的床,而庄子哲学则是那个被抓到床上的可怜的路人。 胡适之所以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绳中国哲学,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胡适当时的基本思想,和他后来明确提出的“充分世界化”没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价值不大——甚至直到1961年,他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中还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⒁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调,他认为必须全力输入西方哲学文化,以西方哲学文化去解放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因此,他在对中国哲学进行解释的时候,不惜完全搬用西方哲学的整个架构,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从而实现中国思想的西方化。在比较哲学的历史上,思想家引进外来哲学的内容、方法,往往是根据本国实际和他自己思想的需要,把外来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朱谦之先生曾考察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们对新传入的中国哲学的解释情况。伏尔泰以中国的有神论为根据去攻击基督教,而狄塞罗则赞美孔子的理性教,“狄氏承认中国文化的价值,其实最使他钦佩的还是孔子的理性教。他赞美孔子学说为简洁可爱,赞美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暗底里以此否定基督教存在的理由。”⒂胡适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意味着在中西“冲击-回应”的文化交流背景中他站在西方哲学立场上,全盘引进西方哲学观念,并为这些观念在中国固有文化中寻找“根”,从而使这种由西到东的思想移植获得坚实的基础。例如胡适以进化论释庄子,其主要目的就是说明中国固有生物进化论的理论发轫,从而扫除人们对进化论认识的障碍。可以想象,有了胡适的解释,中国人接受西方的生物进化论理论便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由于胡适的解释过于牵强,无法令人信服,因此无法被广为接受,人们所认识的进化论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会是庄子的进化论,人们所认识的庄子还是人生哲学大师的庄子,不是提出进化论的庄子。 梁启超所写的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完全是中国人看西方哲学,而胡适之写的介绍中国哲学的文章,却完全是西方人看中国哲学。金岳霖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有一个评价:“我们看那部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像,有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⒃从梁启超到胡适,对哲学的解释的整个预设立场已经翻转过来:由中国哲学的立场转向西方哲学的立场,由对西方哲学的解释中国化转到对中国哲学的解释西方化。这一历史的翻转是影响巨大的,它意味着中国的学术从此重走一条新的路向。而它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由胡适、冯友兰开始的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衡量中国哲学所建立起来的哲学史写作模式成为权威模式,并成为后来哲学史写作的唯一典范,极大的影响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 文化解读论文:电视文化解读管理论文 [本文提要]作为一个意义传播体系,电视媒体各种符号的运用都有其表义的功能,只不过这些功能多隐藏在娱乐的表象下。本文以星空卫视的电视男人秀节目《美人关》作为案例,通过对这档节目的文本内容及隐慝意义的分析,从仪式、性别及狂欢这三种视角对该节目进行一种文化解读,指出电视男人秀在文化意义上完全可以被解读为通过媒介仪式而实现的一次性别狂欢。 [关键词]电视男人秀;仪式;性别;狂欢 自从《流星花园》捧红了四个长相出众的男生,电视圈中便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美色改革,美男开始取代美女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的赏识,大众媒介正着力打造一个新的男色舞台。在这股潮流中,星空卫视闪亮登场的电视男人秀节目《美人关》首当其冲,自2002年开播以来,凭借新颖的创意与定位,独特的内容与包装,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其他媒体也纷纷开始了这类节目的制作。对于电视男人秀这一新节目类型人们褒贬不一,或批评电视走向庸俗化,或赞扬它创造了崭新的性别视角。但无论如何,电视男人秀的红火,至少为电视荧屏增添了一道新的亮点,更为电视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笔者以为,一种新电视节目类型的出现,与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是分不开的;电视男人秀的出现与火暴同样具有深厚的社会与文化成因,本文选取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仪式、性别与狂欢——以《美人关》为例对这类电视节目进行一种文化解读。 仪式:隐藏的意义共享体系 作为一档周播电视娱乐节目,《美人关》每周六晚隆重登场,其男主持人周野芒带领着十位美女助理主持,向台下起首翘盼的三百名女性观众逐一介绍本期的闯关选手。笔者在仔细跟踪考察了《美人关》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节目的内容按流程基本可以细分为六个环节,即自我介绍+童年照片、情趣问答、才艺表演、真情表白、展露身体以及最后的冠军加冕;另外环节与环节之间存在着淘汰程序——把落选者推入水池。整档节目对男人的评判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相貌和身材当然首当其冲,即使偶有个别身材走型、其貌不扬的人混入参赛选手中,无论他的童年照片多么可爱,自我介绍多么尊重女性,台下的女观众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淘汰他。其次,为了增加电视节目的观赏性,才艺表演显然是必要的。选手们纷纷拿出浑身解数一显身手。再次是选手对异性的理解能力。十位女助理主持会设想各种针对两性差别的话题来向选手发问,让选手们回答,比如会问“如果你的女友是女强人,你会有压力吗?”考查的是选手的情商。最后是展示选手的体魄和胆魄。男选手们一个个赤裸上身,展现强健的肌肉,甚至还要与危险动物来个亲密接触。总之,相貌好、能体恤女性、有胆魄、才艺俱佳的选手,才能赢得美人的喝彩,从容不迫地通过“美人关”,避免被推下水池的厄运。由于每期节目都是固定的参赛人数,固定的淘汰环节,固定的节目表演,甚至连主持人的串词也高度程式化,这样整档节目完全成了一种仪式,变换的只是参赛选手的面孔和表演罢了。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常用“仪式”这个词来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简言之,仪式即是有规律的象征性活动。它出现在媒介上就成了媒介仪式,即重复通过同一个模式输出内容,以达到使众多受众共同参与活动的目的。像《美人关》这样程式化的媒介产品可谓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仪式。《美人关》的录制现场就是仪式举行的场所,仪式的参与者是现场观众与电视观众,仪式的内容则是选美男。不同的是,这种仪式凭借电视这种大众媒介作为传播手段而影响空前。 人类社会中的仪式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生命仪式再到世俗仪式的过程,就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神、英雄到人的过程一样:宗教仪式是对神灵的祭祀,生命仪式强调审美境界,而世俗仪式往往是宣泄某种情感的娱乐活动。[2]媒介仪式则兼具了这三种功能模式。首先,《美人关》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当然是社会的一种世俗产物,一般受众的观看目的绝非出于对男女平等意识的高度认同,而是出于观赏男性表演的愉悦性。然而,探讨节目类型产生的根源以及受众的观看心理,不难发现节目的主旨是对原始美的回归,是重新发掘美的另一面——即对男性的审美。节目对男性“力”的英雄气概的展示,正是源于对生命的崇拜。而这种审美情趣的上升,可以最后归结为现代人心中的拜物情结,因为男色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俨然成为了某些事物的宰制体。 《美人关》的主创人员看到了女性地位在当今社会的崛起以及性别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转变,意识到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问,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好男人、最能得到女性赏识的男人是什么样的人?与以往相比,身份地位的差别在今天看来已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男人的可观赏性似乎被女人推到了前台,至少F4之流的走红就说明了这一点。于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对女性讨巧卖乖的男性就成了今天对好男人的新定义。这种抽象的价值标准,通过《美人关》主创人员对节目的设置,表现为具象的评比环节。在那里,相貌普通的男人被《美人关》排斥,长相的差别成了对人评价的重要维度;此外,才艺、体魄、胆魄等也构成了男人的评选标准,通过它们来构建一个差别体系;最后,节目中的女评委们把最为认同的“好男人”推上了领奖台。每一个环节事实上节目都在设置一个议题,每一次淘汰都是观众参与议题讨论的结果。媒体通过这种议题设置,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对男性评判的新价值观念,并通过周复一周、期复一期的反复播出,不断加以突出强调,最终让受众共享这种意义。《美人关》的节目现场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着价值评判体系的信息场,而这个“封闭的场信息通过电波的传送而获得了开阖性”,“使能够接受到这个媒体信息的范围内的受众,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仪式现场的信息圈内”。[3]人们在媒介仪式的参与过程中不仅体验到一种共同的情感,而且还培养出共享的价值观。 大众媒介是一种意义共享体系,虽然各种立场和观点在这里汇总融合,但是它总是特定利益的代表,或者是特定意义的表达平台。《美人关》不仅体现了当今社会对男性的一种新评判标准,它同时也展示了一种新价值观念,它对男色的强调就如以往我们对男人社会身份的强调一样。媒介仪式正是传播这种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中介,受众处于媒介所构造的环境中,被媒介所传播的意义所包围,其价值取向自然因为耳濡目染而逐渐被同化。由此可见,大众媒介传播的不仅仅是内容,其本质是在构建意义。 性别: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英雄难过美人关”,该节目的名字明确地提示我们性别是节目定位的起点,而且很明显,女性处于优势地位。一直以来,男女性别的碰撞与冲突就是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处于屈从地位,属于男人讨论评点的对象。在媒介所塑造的形象中,妇女或者缺席,或者被按照性的吸引力或家庭劳动中的性别角色来加以表现。女性主义学者塔奇曼把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4]而《美人关》似乎打破了这种传统。节目中仍然存在着对立的两大性别阵营,但阵营的位置却被调换了。以往对女人品头论足的男人成了被注视者,他们的外貌成为女人们被评点的对象,而以往媒介所着力表现的男性的职业化、效率和理性,都被抛诸脑后。女人们坐上了评判席,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动的和权威的角色,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男性,再次强化了男性作为“被看者”的身份。可以说,男人秀节目即是把传统选美节目中的性别角色来个大转换。从形式上看,这类节目的创意走的是反常思路,通过标新立异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企望破除大众媒介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一个男女平等的展台。毫无疑问,这是对传统性别陈规的冲破和颠覆。从节目内容来看,设立四个感性的评判标准来选择男人,的确与以往表现男性的节目的角度大不相同。男人在这里展示的不再是过人的头脑、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理性的思维,而是女人眼中所谓的“男性美”,节目也由此成为告别维纳斯之后的男人秀。而男选手们面对美女的刁难,回答的对不对并不重要,但选手们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时,表现出来的对女性行为的敏感和理解,将会为其赢得台下的支持。在2003年11月1日播出的《美人关》中,编导似乎有意刁难其中二号选手,为他安排了一位年龄相差很大的中年女性作为他示爱的“梦中情人”,但这位沉着的选手并没有因场面的尴尬而失态,他微笑着表示满意,并落落大方地对这位“梦中情人”唱起了情歌。他的风度赢得台下所有女观众的倾倒,实至名归地成为了这期的冠军。 在考查过这档节目的文本与结构要素之后,我们再从意义层面上对它们进行另一种透视。从表面上看,在父权制社会的大众媒体中,《美人关》对男女地位的颠覆的确具有深远的意义,至少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引导了娱乐方式的又一次变革。但是冷静地反思这类节目,可能会得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节目开启的恐怕是又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在其所倡导的性别革命与男女平等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传统性别角色意识中的陈规陋习。 从节目形式上看,女人是在选男人,是主动者。但是,仔细回味节目设置的各个环节,又无处不在散发着男权思想的信息,这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媒介并非简单迂回地用老一套的角色来表现妇女,而是有一种远为基本得多的角色,来帮助确定和塑造女性与男性的基本意义”。[5]比如,节目中设置了在观众席中为选手选择梦中情人的环节,女性在此时仍旧被描绘成接受异性求爱的对象。选手大胆地向未知的对象表白,而灯光所投射的一刹那,女性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与被选择的对象。这些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在充当男人的择偶道具。因为从选手们描述梦中情人的话语中,我们很容易听到外貌对于女性的重要。在11月15日播出的节目中,三位选手是如此描述他们各自的“情人”的:“短发”,“小个子”,“眼睛放出钻石的光芒”,“身材好”,“前凸后翘”,诸如此类。而对于女性的性格、爱好、兴趣、志向等等根本没有谈及。在女助理主持与男选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再次验证类似不平等的性别陈规。在有一期《美人关》中,一位女助理主持向一位男选手提出了“你约会的女朋友为你买单,你会在意吗”的问题。这位选手很坦诚地回答道,他会在意,会觉得没有面子,并说明自己和异性约会时都会主动要求买单。从现场看,这种回答显然赢得了大多数女观众的赞同,最后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选手成为了这期节目的冠军。又如,男选手要闯过“美人关”,成为本期节目的冠军之前,有一场决定性的角逐是当众拨开衣裳,展示强健的胸肌或是矫健的身姿。这种力量与胆量的展示无疑是炫耀男人所能带来的安全感,他们有保护女人的能力;而这一点恰巧是对男性强大地位的尊崇和对女性柔弱地位的维护。男性仍然处于绝对优势,而女性依旧要附属于男性。除此之外,美女主持的出现反而吸引了大批男观众的眼球,节目中似乎又隐含着对女性的再次审视,而美女又无可挽回地恢复到了“被看者”的身份,网民在《美人关》的论坛里大呼“都看十大美女助理主持!”这似乎成了对节目最大的反讽。[6]大众媒介在娱乐中不露痕迹地又一次重申且强化了性别角色的差异和性别不平等的传统,让受众在狂欢的过程中被一些由来已久的性别陈规潜移默化。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除了性别以外,还有阶级和种族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与某个民族,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电视男人秀节目想探索的当然是性别上的变革,但它恰恰又在不自觉中维护了男权社会的传统,这也注定了这种探索是不彻底的与不成功的,它决不可能带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作为最受欢迎的大众媒介,电视确实对受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目前来看,它对提高女性地位的影响远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大,甚至它经常有意无意地扮演着维护男权传统的角色。 女性主义者缪尔曾经论证说:“男性视点的流行,完全是因为男人们控制了那一工业。”同样,男性对媒介工业的控制,必然导致大众文化中男性视点的流行。《美人关》这类节目的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脱离传统观念中妇女从属地位的窠臼,它们所谓的革命宣言也不过是大众媒体在现实语境中创造乌托邦的一种尝试,是通过媒介仪式实现的一次女性狂欢,是一种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狂欢: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曾经将拉伯雷的小说创作与西欧中世纪的狂欢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进而对中世纪的民间狂欢节文化作了深入研究。此后,狂欢现象一直受到分析家的重视。作为原型的狂欢节具有大众文化的鲜明特征,它是在公众广场上举行的节日宴会,充满了笑骂嘲讽,追求着感官愉悦的满足。到了现代社会,传统的狂欢节已不多见,但大众媒介却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重构狂欢,《美人关》等参与型电视节目就是一种表现。 参与型电视节目最大的特点是庞大的现场观众群。综艺类、益智类等各种娱乐性节目在现场都设置了宽阔的观众席,甚至为了突出热闹的场面,把舞台延伸到了观众席中,或让观众进入舞台两侧的席位,这样可以构建一种强烈的互动。这种技术安排在本质上迎合了构建狂欢的需要,因为在狂欢中,所有人都不是作为观众观看,而是积极的参加者,要参与到狂欢中。[7]拿《美人关》来说,这种互动与参与体现在节目的各个环节中,比如让观众现场对选手提问,从现场观众中抽选选手的梦中情人,有意经常切入女性尖叫欢呼的画面和音效,其狂欢特色也因此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得到充分的展现。 另一方面,巴赫金也指出,狂欢节作为文化转型期离心与向心力冲突的宣泄口和语言杂多现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个联结、沟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鸿沟的枢纽作用。[8]换句话说,狂欢代表着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一种颠覆与反叛。《美人关》毫无疑问体现了这一特质。对于传统精英文化来说,女性才是审美的对象,女性的观赏价值是男权社会的一种产物。如今,对男色的推崇却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热点,这显然与长期占主宰地位的男性视点格格不入,而要想颠覆这种把女性作为被观看对象的传统,要想反叛由来已久的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就需要用狂欢来完成。只有在狂欢的表象下,人们才能够接受对性别秩序的颠覆,对男尊女卑的神圣体系的消解。于是,英雄自古救美人的神话在这里完全破灭,英雄不再是满腔豪情地成就霸业,而是成了在美人面前搔首弄姿的“小丑”,男性的神圣色彩被无情地一笔抹杀。 此外,《美人关》的狂欢显而易见建立在一种身体的展示上,在节目中,男性健美的身体同样具有了观赏性,它可以象美女那样成为“被看”的对象。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男性美可以分为两派,一为阴柔之美,如日本偶像;另一为阳刚之美,如史泰龙。《美人关》所推崇的男性美更多是二者兼具,选手们既要有俊美的面孔,也要有健美的体形。这种完美的身体除了说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外,还能博得女性的好感,激发女性的欲望。有学者早已指出:“在如今这个消费文化盛行的年代,身体愈发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观赏性和享乐性。”[9]当然,作为挑战与反叛传统性别观念的一档电视节目,《美人关》的身体展示也同样具有文化属性,比如在巴赫金看来,这种对肉体感官欲望的大胆追求并不具有鄙俗、低级、下流和淫糜的特点,而是积极向上、富有生机的,表现了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离心力的强大而健康的主导力量。[10]事实上,身体在历史上从未如此明显地进入了对男性的评判体系,也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成为女性审视的对象。男性身体这种符号借助于狂欢的平台成为打造新价值观的一种工具。 如果说狂欢节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一个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机会,那么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年中民众也只有一个狂欢节。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性的生活常态“倒置”:在节日之外,体制化的“严肃”的生活是常态的生活;而在节日之内,非体制化的、快乐的(这些在平时被视为非常态的)生活,才暂时被允许当作“常态”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狂欢表现的其实是与真实生活对立的一面,是脱离体制、脱离常规的非常态。它塑造的是一个虚拟的小生态环境,申张的是常态下被视为异端的价值取向。拿《美人关》来说,女性在这里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她们可以大胆正视男性的身体,直白表露对男性的爱慕,一些平时被认为是出格的行为在这里被当作是正常的、合理的。这是一个女性狂欢的时刻,如果没有狂欢,就缺少了冲破传统规范的力量,就缺少了颠覆与反叛的勇气,那么节目就又会回复到往常死气沉沉的性别陈规中。然而,这类电视节目至多也就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潜意识中的一种需求,她们对男性美的欢呼也无非是一种精神上的无意识释放。正如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狂欢节中,狂欢节后会生活会依然如旧,电视节目所张扬的颠覆性的性别观念也无非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一种手段,节目之外的真实生活中女性想要摆脱从属地位的路依然漫长,我们欢呼的其实是一个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意义传播体系,电视中各种符号的运用都是出于表义的需要。在我们所考察的《美人关》节目中,狂欢是为了颠覆性别陈规而构建,而性别陈规的颠覆又依赖于媒介仪式的运用。仪式、性别、狂欢,说到底只不过是编导手中的三种工具,通过它们来组合各种视觉与听觉符号,并运用这一系列符号来完成向观众灌输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任务。这样,《美人关》在文化意义上完全可以被解读为通过媒介仪式而实现的一次性别狂欢。 文化解读论文:宋代文化中的牡丹情结与文化解读 内容摘要: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文学类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期间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诗词类的人才,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牡丹这一花卉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有的深深的联系,在此为对牡丹与宋代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简单的探究。 关键词:牡丹 文化 古人有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自古以来,牡丹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作为富有、高贵、美丽的象征。古时,我国的文人骚客好以物自比,或寓情于景,或托物言志,牡丹作为花中最为美好的代表,就成为各个时代中被文人骚客用以自比的代表。通过对我国各个时代的文献的考察,从唐代以来,牡丹作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钟爱的花卉种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之后的宋代,其越发的被到人们的喜爱,尤其是那些文人骚客,在抒发对牡丹的喜爱之情时,从不吝惜文墨,故,牡丹也代表着一种文化的底蕴。 一.宋代文化与牡丹情结 1.宋代地域文化中的牡丹 洛阳地处我国黄河中下游,属温带区域,极为适合牡丹的种植,且在李唐时期,其作为当时的京都,所以成为我国的种牡丹、赏牡丹的圣地,到了宋展到高峰时期。在宋词当中,有陆游的“洛阳春色擅中州,檀晕红总胜流。憔悴剑南人不管,问渠情味似侬不?”也有欧阳修的“更值牡丹开欲遍,酴压架清香散。”其中,不难看出各个文人对牡丹深深的爱恋之情。经过唐朝几百年的培育,宋代时的牡丹花的种类已极为繁多的了,尤其是品牡丹的圣地洛阳,这里几乎囊括了我国大江南北所有品种的牡丹,“洛阳牡丹名品多,自谓天下无能过”就形象的描述了洛阳牡丹品种数量繁多。通过对宋词的研读,那时的牡丹已不仅仅是作为上层建筑的领导阶层才能够赏玩的花种,牡丹已遍及我国大江南北,成为老百姓们共同赏玩的花种。 2.宋代诗词文化中的牡丹 牡丹作为宋代所有阶层的人民所喜爱的花种,诗词当中不乏出现诗人词客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牡丹的喜爱之意。如果你仔细研读宋代的诗词,你就会发现,宋代的文人骚客大多喜欢牡丹,栽植牡丹并且精心呵护,在赏玩牡丹时也总是会歌咏赞美牡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有“更值牡丹开欲遍,醉醚压架清香散”,用牡丹的高尚品质来自比,表达自己对高尚生活的向往之情和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宋代进士寇准曾被皇帝要求为牡丹赋上一曲,其张口就来,“培终得近天家,有芳名出众花。香遽暖风飘御座,叶笼清霭衬明霞。”词人用牡丹的高贵来衬托出皇帝贵为九五之尊的地位,亦用牡丹表达了自己因被皇帝钦点而兴奋不已和对牡丹的喜爱之情;“牡丹亲植锦堂前,回首光阴二十年”这句诗表达了词人因酷爱牡丹亲自在锦堂前栽植牡丹,随着光阴的流逝而独爱牡丹,表达出对牡丹深深的喜爱之情。栽植牡丹,需要对牡丹进行精心的呵护,及时锄去杂草,以使牡丹有好的花枝。在宋代文人中,对牡丹的喜爱并不仅仅是对牡丹的赏玩,还有在牡丹栽植过程中所得到的体会,甚至升华为一种人生价值追求。 3.宋代潮流文化与牡丹 宋代无论是诗人骚客,亦或是平民百姓,亦或是达官贵族,其皆是爱牡丹之人,他们不仅喜爱赏玩牡丹,而且喜欢栽植牡丹,牡丹,在宋代就犹如如今的流行音乐一般,被人们广为传颂。与此同时,人们也酷爱种植牡丹,种植牡丹,需要对牡丹进行悉心的呵护,捉虫,锄草,修剪,以使牡丹长势良好,如此一来,本就美的不可方物的牡丹成为了花中之王。人民在酷爱牡丹的同时,其不仅仅只是会去赏玩牡丹,在赏玩之时,其亦会反省自身,使自己的情操越发的高尚,由此一来,赏牡丹,咏牡丹就成为了宋代不分男女,老少皆宜的一种潮流文化。 二.牡丹情结对文化底蕴的影响 1.花开富贵,美艳昌盛 古人有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每个时代的人们皆是向往富贵繁荣之人,牡丹花在众多的花卉种类当中,其意为富贵祥瑞,面对美丽大方的牡丹,诗人们更是尽情的吟咏,伴随着文化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宋代的牡丹已成为文人骚客们的社交媒介,他们赋诗作对,饮酒高歌,总是有着牡丹花的陪伴。在宋代的诗词当中,不乏诗人为向往富贵繁荣,或是希冀国家日渐昌盛而歌咏牡丹,尤其在宋代出现双头牡丹时,当时的诗人皆为之表达了深深的喜爱之情,牡丹在诗词当中出现的频率明显要高出一截,在之后的诗词当中,甚至出现了三头牡丹的身影,皆是表达了人们对富贵繁荣,祥瑞昌盛的向往之情,花开富贵,美艳昌盛。 2.花之贵族,心之所向 古时,每一种花卉代表着不同的寓意,牡丹花属芍药科植物,其色泽艳丽,种类繁多,牡丹作为花中之王,其寓意着尊贵,富有,这就难免使人们引起其对高贵的向往。宋代南方经济文化水平高度发达,达官显贵皆在南方定居,而北方与南方恰好相反,北方年年战乱,人民流离失所,难以正常生活。这样的社会现状造成了人民对安居乐业,富贵安逸的生活更加的向往,于是象征着富贵昌盛的牡丹花就成为了人们的最爱的花卉。牡丹成为了人们寄托对富贵昌盛的愿望的物品,人民都赞美她,歌颂她花之贵族,心之所向。 3.花之品性,文人楷模 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中,诗人们作诗大多讲究托物言志,诗当中的牡丹或是忧愁,或是高雅,或是欢快,其皆是表达了诗人的处事态度和为人原则。例如宋代的诗人寇准的“不堪花下听歌处,却向长安亿洛阳”,表达了作者因被贬长安而郁郁不得志,看着牡丹花,听着商女的歌声,不由得思念起来洛阳的繁华和美丽;穆修的《雨中牡丹》“黄金期胜赏,三月破夥肌忌巫娥雨,摧残洛苑香。怨啼甄后玉,寒出贵妃汤。掩敛无聊极,谁来替断肠。”表达了作者在雨中欣赏牡丹之时,不由得想起了杨贵妃的凄凉故事,充满了对未知的未来生活的希冀和胆怯。几乎每首诗中的牡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赏花的人的性格不同,所以诗中花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但美丽的花却一定有着高尚的品格,花之品性,文人楷模。 三.宋代文人的牡丹情节 1.边塞诗人与牡丹 宋代的北方连年战争不断,有不少诗人因官场失意而被贬北方谪守边疆,故,就有了边塞诗人这一称呼。边塞的生活条件恶劣,不比中原的繁华,且还要提防边疆的战事,诗人本就是文人出身,原来的生活负担较轻,哪能受得了这苦,致使诗人不得不通过诗词来抒发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和希冀国家安定兴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情感。牡丹作为花中最美好的一种,且是中原文人皆喜爱的花种,其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边塞诗人抒发自己的情感的媒介,无数的边塞诗人赞美牡丹花的美好,或是充满希望,或是对自己的际遇愤愤不平,或是求见伯乐之情。 2.仕途坦荡的诗人与牡丹 宋代的南方与北方处于两个极端,南方的经济高度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无忧无虑,汴京周围皆是各种商业场所和娱乐场所,无论是初入官场的毛头小子,亦或是官场上呼风唤雨的达官显贵,在顺风顺水之时,总是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放浪形骸之外的情感。牡丹在南方确实处处可见,在当时也有“牡丹花会”,吸引着各种文人骚客接踵而至,他们赞美牡丹花的美丽,以牡丹自比,向往着自己以后能够时时刻刻都如今日一般,春风得意。如宋代诗人陈襄的“逍遥为吏厌衣冠,花谢还来访牡丹。颜色只留春别后,精神宁似日前看。雨馀花萼啼残粉,风静奇香喷宝檀。只恐明年开更好,不知谁与并栏干。”其就表达了作者在春风得意之时,赏牡丹花,表达了自己对自己仕途一片坦荡的欣慰和希冀自己能够岁岁有今日,年年有今朝的情感。 3.抑郁不得志的诗人与牡丹 生而为人,人生当中难免有诸多不如意,诗人也是如此,无论是官场失意,亦或是情场失意,人们总是难免唏嘘,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当诗人面对诸多不如意时,诗人总是借助诗词歌赋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情感和抑郁不得志的愁闷之情。如宋代诗人张至的《题姚氏三头牡丹》“姚黄容易雒阳观,吾土姚花洗眼看。一抹胭脂匀作艳,千窠蜀锦合成团。春风应笑香心乱,晓日那伤片影单。好为太平图绝瑞,却愁难下彩毫端。”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在抑郁不得志之时,应邀到好友姚黄家欣赏三头牡丹,其笔下的牡丹虽然颜色艳丽,但却有着一种英雄迟暮的感觉,表达了自己的仕途不如意,看着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却壮志难酬的愤懑情感。 四.结语 宋代是每一个文人最想穿越过去的时代,那时的文人皆文采斐然,文学高度发展,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牡丹作为花中之王,就成为了每一位诗人争相歌咏的对象。牡丹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的眼中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有的表达了词人对自己的高尚品格的约束之情,也有忧国忧民的愁闷情感。宋代文化与牡丹之g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大多都体现着中华民族最朴素真挚的情感,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追求,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发展。 文化解读论文:藏族服饰艺术的文化解读 摘 要:藏族服饰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从一定意思上说是传承民俗文化的载体、显示地域文化的“标志”;是藏族人民审美心理的物化,是和谐艺术的展示。在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藏族服饰展示出其独有的纯真和天然,以百倍的身价搏得各族人民与现代艺术家的青睐。 关键词:藏族;服饰艺术;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文化特征 藏族服饰艺术作为人类服饰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与一般服饰所共有的审美功能与特征,生动地反映了藏族人民共同的审美心理。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藏族服饰还具有与其他服饰文化不同的多种属性与特征,其丰富多样性,既体现了习俗的传承性、历史的延续性,又适应着不同的地域与环境,体现了藏族人民独有的艺术精神世界。 一、传承民俗文化的载体 当今世界上所有地区的人们,无论其文明程度、宗教信仰、自然环境、经济模式以及人种民族有着何种区别,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生活习俗――利用一切可能的装饰手段来美化自己。这种美化自身的观念不仅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初始阶段中最早形成的审美意识之一。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就是一个自古至今都非常注重装饰美化自己的民族,从石器时代就已形成人体装饰习俗和审美情趣,如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窟文化中,该文化陶器上的人面、人形的种种彩绘图案被认为表现了当时的人体装饰习俗。当然,象地处高寒高海拔地区的藏民族这样一个古代部族,其美化自身的主要装饰习俗更多的还是使用丰富的装饰品,而人体装饰品出现,是源于石质工具的制造过程中,因为“如果没有在二百至三百万年的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灵巧的手和欣赏韵律美的眼睛,装饰品的出现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说,藏族先民审美意识的产生,是在工具制造中分化出来的非工具产品――人体装饰品的出现中萌发出来的。这种与独特高原环境紧密相关的装饰艺术心理,随着高原文化的演进而不断沿续发展至今,而且形成了高原民族体饰艺术的独特风格,成为藏民族审美习俗和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 地处高寒高海拔地区的藏民族,自古至今都非常注重装饰美化自己,他们以特有的形象思维来体现本民族的审美取向。从石器时代开始,藏族先民就已形成美化自身的装饰习俗――人体装饰习俗。即便在现代藏民族的装饰习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藏民们对于面部和双手的装饰所倾注的最大心智和感情。 藏民族的装饰习俗及审美观念传统的形成表现出高原地理环境方面的特征。人们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上和严寒的气候条件下,特别注重对于自身的装扮和美化,他们身处色彩相对单调的冰雪高原,必然要以色彩艳丽的服饰、丰富的佩饰来装点打扮自己,也给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所以即便是最普通的牧童也在身上挂有美观的饰物。 二、显示地域文化的“标志” 藏族是在大约公元六世纪前后,由西藏土著人同青藏高原的一些部族,主要是活动在青海、甘肃、新疆一带的羌族,长期交往、分化、融合而形成的。甘、青等地羌人与西藏土著之间的结合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由于西藏高原所处的特殊的文化地理位置,四周都是亚洲古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东边有源远流长的黄河、长江文明;西面是历史悠久的西亚河谷文明;北面为强悍的中亚游牧文化;南面是植根于热带沃土的印度文明。正是由于这种地缘因素的影响,藏族人既受中华文化的养育,也经历过外来文化的冲击,创造出不同的物质文化,故而表现在服装方面也各有千秋,丰富多彩。据有关资料统计,藏装种类多达200多种,在我国服饰中居首位,其多样性在世界民族服饰中也是罕见的。 藏袍是藏族服装的主要式样,它的结构是肥腰、长袖、大襟,无论是牧区的皮袍、夹袍、还是农区的长袍,乃至过去贵族、官吏的锦袍和僧侣在宗教节日活动中穿的服饰,都具有这种特点。各地藏袍的结构虽然基本相同,但在穿着方式、细部装饰和质料上又是千变万化。不同地区的藏民都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和实用目的,赋予藏袍以独特的地方特色,使藏袍显示出千姿百态。 甘肃省的藏族男子袍服特别肥大,女子袍服略为贴身。冬天的皮袍大多用羊皮缝制,并用很宽的豹皮做边饰,有的在袖口、下摆上滚有红、绿、黑三色宽边,领口用红色或绿色带做边饰。穿着方式也独特,束腰带时,往往把结打在背后,并留出较长的结头,垂于臀部,穿袍时一律袒露右臂,右侧的长袖有的扎在腰带里,有的自然垂下及脚面。 青海省藏族服饰亦以右襟袍服为主。根据季节可分为夏服和冬服,根据场合可分为便服和礼服。冬季,他们穿羊皮羔挂面皮袍,夏季穿氆氇袍。礼服多用锦缎挂面,在袍边、袖口饰以彩色氆氇花边,高级礼服则饰以水獭皮宽边。女子长袍多用红色、黑色、海蓝色布料或绸缎,以兽皮做边饰,兽皮边饰的宽窄甚至还有显示家庭富裕程度的意义。 藏北草原地势高寒,冬季风雪弥漫,牧人们逐水草而居。女牧民是草原的花,她们的穿戴在粗犷中又有一种娇媚,在苍茫牧野中显现着生活的亮色。她们的藏袍一般是光板羊皮做的,但比较轻便合身,衣襟和下摆用黑绒镶边,然后用红、绿、蓝平绒装饰。腰间挂着奶钩、针盒、火镰、小刀,还有其他心爱之物,她们的袍子放得比较长,甚至拖着地,跑起来饰物丁丁当当作响,成为草原牧场上一曲欢快的音乐。 在雨量充沛的森林地区,如工布等地,藏民们则创造了一种叫“古秀”的外衣。这种服装一般用氆氇或皮革制成,由于肩宽无袖,既便于散热又便于自由活动,以适于林中伐木等劳动,同时,它又可防避小雨。节日或庆典上穿的“古秀”讲究在领口、腰间、下摆处镶上大小不同的锦锻片,显得非常华贵、美丽。 藏族服饰是藏族人民美学观念的集中表现。其种类繁多,形制各异,千姿百态,变幻无穷,生动地表现了各地藏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心理。 三、审美心理的物化 人类最早的审美意识的出现,是在漫长的工具制造过程中对自然形态和人工形态的心理感受比较中开始萌发出来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去创造或感受任何具有审美意义的所谓“装饰艺术”。人体装饰品是人们在制造工具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最早脱离了功利性质的精神产品,是物质产品向精神产品转化的标志。 人是万物之灵长,服饰既是人类物质劳动的成果,又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积淀,因而人类在创造服饰的过程中,就将自己对美的感知和理解融于服饰之中,创造服饰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美的过程,服饰的形成,也就是美的形式的完成,人类的审美情趣,也就积淀于物质的服饰之中,所以说,服饰是人类审美心理的物化。这种审美意识受人类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时代的变迁所制约。历史的积淀为人类的审美心理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藏族较晚进入沉闷且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社会,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原始特征,较多地保留了人类本能的浪漫习气。因此,他们更喜欢用服饰来展示自身的健康与漂亮,其服饰就具有更多个性化的特点,更多鲜活的生命力。 服饰的审美心理还受时代的影响,是时代的映照。“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人类的自我装饰标志着艺术美的起源,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最高形式――艺术,是在人类进化的这一历程中产生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政治、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特定存在,“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是与当代的社会思潮、审美观念和技巧、科技发展水平密切关联的。”② 这些都给人类的服饰审美心理以深刻的影响。在唐吐番时期,对作战勇敢的军人,赏赐虎皮袍,表彰他象老虎一样勇猛;对胆小怕事临阵脱逃的懦夫,在他们头上强行挂一条狐狸尾巴,以示羞辱。而到了后代各个藏区,人们却都特别喜欢狐狸皮帽,讲究头尾齐全,并作为勇敢和美的标志。因此,随着时日的推移,藏族服饰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四、和谐艺术的展示 服饰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同样体现了服饰的审美法则。人体装饰艺术标志着艺术美的起源,人体装饰品是最早的造型艺术产品之一。人体装饰品在造型上的发展,使模拟、象征等艺术表现手法得以实现并拓宽了藏族先民们形象思维的创造力,他们将若干具有独特造型的物品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识进行重新组合,使之成为既有变化又有统一的艺术品,直接、生动地体现了造型艺术变化统一的最基本原则,同时原始先民在制造和使用装饰品的过程中形成了追求完美形式概念的心理,人们认为有变化的统一才是最完美的形式概念,才能体现他们最高技术水平和能力。 藏族服饰的美,是一种和谐的美,体现在辽阔的地域环境背景与宽松大气的藏袍的和谐,以及藏族人粗放豪爽的个性与浪漫多彩的服饰的和谐,特别是在节日或喜庆场合,更是一种盛装的展示,他们很爱跳弦子和锅庄舞蹈,歌声起落、彩袖翻飞,展现出独特的风韵。在一年一度的康巴艺术节上,藏族服饰表演总能吸引最多的观众。在桑科草原、玉树草原、果洛草原和那曲草原等地,每年的赛马会也是服饰展示的盛会,展示了他们尤其是藏族女性卓然不群的智慧和对美的追求。 从整体美的角度来说,讲究服饰的韵律,即变化、节奏、秩序,也会给人以整体美的视觉效果。藏服一般袖管较长,除了御寒以外,可以使长袖阔带,伴而起舞,借助长袖可以显示富有节奏的优美舞姿。在藏族服饰中,往往以相同颜色的图案分别作为衣领、袖口、襟边、下摆的边饰,重复使用,以获得一种节奏美,从而使人体在运动过程中获得一种韵律美。 总之,藏族服饰通过面料、色彩、款式、装饰等因素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体现了服饰艺术美的形式法则,塑造出美的形象,从而美化了人,美化了生活。 民族服饰作为少数民族特定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产物,本身又是不断丰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藏族服饰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它具有与其他服饰文化不同的民族性、区域性等多种属性特征。我们只有文化上的沟通和认同,才能促进各民族间情感上的交流,从而更好地挽救、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在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藏族服饰展示出其独有的纯真和天然,以百倍的身价搏得现代文明与现代艺术家的青睐,实际上它已默默地超越了自身,实现了向新的文化氛围与审美境界的跨越。 文化解读论文:孔雀东南飞的文化解读 摘要:安徽潜山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潜山县史上第一座大型人物雕塑,这部雕塑是依据中国古代史上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建塑的,它向观众展示着潜山又一历史文化资源。本文从潜怀大地的历史沿革和民俗风情的角度,客观地考证了汉末的庐江郡就是如夸的安徽潜山怀宁一带的历史事实,并通过对这部爱情长诗的较详细的解读,揭示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较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刘兰芝;焦仲卿;雕塑 在有着近万件藏品的潜山县博物馆内,有一件藏品非常引人注目,它是一尊纯白色的人物雕塑,雕塑最宽处4米,高8米。雕塑下部以孔雀双飞为造型,线条简洁流畅,图案突出了“生死相依”的主题,上部则由双飞的孔雀变换为男女主人翁焦仲卿、刘兰芝手拉着手向世人倾诉着干古凄美的爱情故事,雕塑基座用黑色大理石砌成,正面是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题词“孔雀东南飞”,底部刻有磐石和蒲苇图案,“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象征着两人纯洁而坚韧的爱情,基座背面刻录了诗作全文。当观众来到风光秀丽的天柱山,进入博物馆,映入眼帘的首先便是这尊塑像。作为一个陈展内容,它链接着长诗《孔雀东南飞》“焦家园遗址”“庐江府遗址”“孔雀台”“孔雀坟”“惜字亭”等遗迹、遗址(这些遗迹、遗址是县文物保护单位),已成为潜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可或缺的人文景观。2006年底,民间传说《孔雀东南飞》成为已安徽省政府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安庆市又将其申报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千古爱情绝唱《孔雀东南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了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这尊初建于1993年,县史上第一座县城大型人物雕塑就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具象载体之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部长篇叙事诗故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它取材于汉末建安时期民间天柱山脚下一对有情人感人的爱情故事。诗中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为了爱以死抗争,演绎了中国最早的生死之恋,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该诗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陈国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宋朝侍读学士郭茂倩编入《乐府诗集》,改题《焦仲卿妻》,1956年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取诗的首句为题,一直沿用至今。它是我国古代继《离骚》后最优秀的文学杰作,是汉乐府诗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作品,它与南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及“叙事诗双璧”。后人把《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全诗357句,连诗前小序1838字,被古人誉之为“上承风骚,下启唐诗宋词的长诗之圣”。这样一篇“叙事如画,叙情若诉”的光辉诗作,当观众慕名来到博物馆,伫立在雕塑前,我们又如何向观众解读诠释好其中丰富的内涵呢? 一、故事发生地释疑 《孔》诗的发生地历来被人们争论不休,浙江有学者依据该省有桐庐县,认定诗的产生地在浙江;江苏有学者有以该省有华山,认定其发生地应在江苏;广州有学者以诗中有“交广市鲑珍”之语为由,争该诗产生地在广东自矜,本省的庐江县也有作者津津乐道庐江县是《孔雀东南飞》的故乡,其地域的归属问题众说纷纭,却无不反映了人们对这份民族文化遗产关注和珍爱。事实真象究竟如何呢?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在著作《乐府诗笺》中云:“汉庐江郡初始在安徽庐江县西一百二十里,汉末徙治今安徽潜山县。”上世纪50年代,余冠英等教授在对《孔》诗进行注释时,也赞同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指出《孔》故事的发生地在今安徽省潜山县一带。国家权威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以及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作品选读教材关于《孔》故事发生原产地的注释,均保持着“今安徽潜山一带”的字样不变。尤其是出生于怀宁县小市镇求雨村,曾任政协潜山县常委、文史委副主任和潜山中学高级教师的李杏林先生,几十年来深入民间,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孔雀东南飞》;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炎贵先生也写了《长诗(孔雀东南飞)与潜山之缘》,以富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孔》诗故事原产地在今潜山、怀宁一带,“在明代,小市港(即小吏港)是属于潜山县管辖的”,“到了清代,小吏港显然变为潜(山)怀(宁)两县共管”,故事的主要人物刘兰芝是怀宁县小吏港刘家山人,焦仲卿是潜山县焦家畈人,两家仅隔了一条皖河。“焦家畈与小吏港一河之隔,那时的小吏港直属舒州,怀宁与潜山尚是一个县,而怀潜分设乃是元朝至正年间的事”。《怀宁县志》卷五《山川志》(清康熙版本)载: “小吏港者以汉末庐江小吏焦仲卿得名”;《潜山县志》(清道光版)卷二《山川志》说:“(下县城)南十五里日小市港。小市港即小吏港,汉末焦仲卿妻刘氏投水处。”《安庆府志》也有专文介绍刘兰芝。唐代诗人李白在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客居舒州时,曾来到焦、刘合葬墓前凭吊,写下了极其深沉壮美的诗篇《谒庐江主人妇》:“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为客裁缝君自见,城乌独宿夜空啼。”从文物古迹看,潜怀两地的“焦家园遗址”“庐江太守府遗址”“万年台”“孔雀坟”“惜字亭”“永镇庵”等等文物保护单至今仍在以实证向人们诉说着这段千古遗恨。另外,本地流传的民间故事和广为流传的方言也可见端倪:如潜、怀一带人们习惯把折磨媳妇的恶婆婆叫焦八叉,这是影射焦母的;把受苦受难的媳妇称作苦芝子,这是暗喻刘兰芝的,(有“苦芝井”为证:这口井位于兰芝的出生地刘家山嘴,“孔雀坟”的南面,相传兰芝生前常常从井中打水,刘兰芝死后,井水变苦,故名“苦芝井”);把懦弱无能的老好人称为焦二,这是怜惜焦仲卿的,(潜、怀一带流传有“马吃三棵麦,免除一年粮,糯米官人好,糍杷作心肠”的故事。“焦二”成为了懦弱者的代名词);将趋炎附势的人称为刘大,这是讽刺刘兰芝哥哥的;将能干要强的小姑娘称为能小姑,这是赞美焦仲卿妹妹的等。总之,有关正史、地方史、历史遗迹、民间传说均有力地证明了《孔雀东南飞》这首诗产生在今安徽省潜山县与怀宁县交界处的焦家坂、小市港一带,孔雀东南飞文化已深深植入了这片热土。 二、思想与艺术价值 《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文学大师鲁迅指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吃人”的历史,它的吃人性就在于“逼迫”。下面我们看看《孔》诗是如何叙述这种“通杀史”的: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就这样,婆婆便一定要赶兰芝回娘家。焦母又凭什么休兰芝呢?《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 言去,窃盗去。”“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只简单用第一条“不顺”。这在现代人眼里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却是平常和合乎礼义的!仲卿为了缓解矛盾冲突,百般求告,却反遭母亲槌床痛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焦母压制焦仲卿还是用的“不顺”这一条。仲卿无奈之下,只得让兰芝暂回家门,并相约“誓天不相负”。但兰芝回娘家后,同样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但其兄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先嫁得府吏,后嫁得自日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在封建家长制的压迫下,兰芝被迫选择允婚,其实义无反顾作了以死抗争的打算,“黄泉下相见”,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闻讯,也“自挂东南枝”。故事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双双化鸟,“夜夜相向”。这个故事,从表面上看,焦、刘之死,是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他们以为只有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最后却成为封建礼帮凶。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他俩的死,是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这种向封建礼教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必将赢得后人的赞美与尊敬。 这朵艺葩,是历史的镜子,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它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成功地通过几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表现了反封建礼教、反抗封建恶势力的主题,在广阔的背景下演绎和展示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歌颂了光明、纯真、善良的人文精神。诗中通过“遣归”“求婚”“合葬”等情节,再现了刘兰芝聪明美丽、善良能干、知书达礼、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焦仲卿虽深受封建建礼教影响,性格较软弱,但是非分明,忠于爱情,与刘兰芝情真意笃,不为丑恶势力的威迫利诱所动摇,这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本诗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就是通过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沈德潜在《古诗源》卷四中评:“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全诗用兴开篇,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刘、焦合葬的墓地上,松柏梧桐叶叶覆盖,孔雀双双日夕和鸣,这既象征了爱情的不朽,又象征了这对夫妇永恒的悲诉,从而表现了人们对自由幸福的热烈向往,这种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使全诗有了质的飞跃,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 三、民俗学价值 刘兰芝和小姑话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其中“初七”即指七夕,农历七月初七晚上为七夕,又称乞巧节。乞巧习俗是伴随着有关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而形成的,七月七日,为牛郎织女聚会之夜,乌鸦为这对男女于天河上搭桥,俗称“鹊桥相会”。乞巧主要是妇女的活动,所以又叫女儿节。这天夜里,妇女们张灯结彩,拿着各式各样的针线,在庭院中摆好瓜果,祭祀牛郎织女,此时如有人能见到天河的白气和五彩颜色的鹊桥,就可得到吉祥;妇女们希望借助神的力量使自己心灵手巧。七夕晚上的另一项活动是守夜,人们对天下拜,并说出心愿,主要是乞富、乞寿,没有孩子的乞子。守夜活动男子也可参加,目的是为全家乞福。牛郎织女的传说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生活方式。 《孔》诗还生动记叙了昔日占皖大地流行的婚俗:刘兰芝被婆婆赶回娘家后,只十多天,县令就派人来给自己的儿子说亲;县令的媒人离去几天后,太守又以主薄为媒来为儿子说婚。被谴回娘家的刘兰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求婚,且求婚者的身份较高?从文章的表现来看,这丰要是衬托刘兰芝的貌美才高,另外也是由当时的婚俗决定的。汉时,社会上对妇女的贞节问题不太在意,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也不因娶这样的女人而羞耻。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西汉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后汉的蔡文姬也嫁过多次。另据史书记载,汉景帝把有过婚史的王氏立为皇后,王皇后即汉武帝的生母。 人问悲情万古传。走进_尊物馆,伫立花园式庭院中《孔雀东南飞》雕塑前,我们不是可穿越时空隧道,透视这一古老的爱情故事的现代意义吗?古人尚能不为礼教所屈服,今人岂能为物欲与世俗所累,牺牲自由爱情! 博物鉴,思古鉴。当为现代爱情婚姻所鉴。 文化解读论文:时装会视听符号的文化解读 【摘要】时装会以前瞻感和风尚性视听符号为主要交流方式,通过会主题,舞美,音乐,时装以及模特来传递设计师的时尚理念,表现时装的文化张力。 【关键词】时装;会;视听符号;文化 时装会是将每个流行期收集的设计师作品,以时装表演的形式公之于众,每年进行两次,一是春夏时装,一是秋冬时装。新的流行元素,新的设计理念,新的面料材质,新的穿着时尚,新的表演手法,融合为作品本身的魅力。 一、会主题的文化色彩 会主题是时装的灵魂体现,凝聚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和品牌精髓。设计师对生活经历的感受,对艺术形态的体悟常常成为时装主题的源泉。 2008秋冬Alexander McQueen会的主题为“住在树上的女孩”,其设计灵感来源于设计师花园中的古榆树,以及印度旅行的体验,T台中央更以一块硕大无比的富有想象和未来感的树冠诠释主题。 2009 E.XUN“蜕变”时装会主题分为“草原奇遇”、“雪域魅惑”、“异域风情”、“脱茧成蝶”四个部分。 “草原奇遇”通过豹纹、条纹印花图案,层叠、混搭等手法展现秋季非洲大草原的美妙画卷。 “雪域魅惑”以蓬松的羽绒棉衣,挺括有形的大衣,温暖的皮草,编织的围巾和经典的贝雷帽,展现寒冷却又温暖的北国冬天。 “异域风情”以1970年代波西米亚风格为灵感,通过飘逸的印花细褶长裙,大量刺绣和手工线迹,金属腰带,层层叠叠的设计,镂空的花边和纷乱的珠串装饰表达对自由生活方式的向往。 “脱茧成蝶”更以浓烈的波西米亚元素重现七十年代意境,森林、花卉图案装饰在罩衫连衣裙、薄绸或其他细致面料上,仿佛吸引了五彩的蝴蝶,美丽的蜕变在刹那间绽放。 二、T台舞美的创意 装置艺术:时装设计师与艺术家跨界合作渐成风潮, 利用原创艺术或装置物渲染艺术氛围成为T台设计的新视点。 纪梵希2010秋冬高级定制系列时装秀于今夏在巴黎上演。设计师Riccardo Tisci以墨西哥超现实画家Frida Kahlo的作品为灵感,以舞台装置艺术的方式,突显高级定制时装精致繁复而天衣无缝的工艺。 自然材质:Burberry2008秋冬会的T台上洒满树叶,模特穿梭其上发出的“飒飒” 声,为现场营造了浓郁的季节氛围。同季Lacoste的秀场以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胜地为灵感,铺满洁白的羊皮,暗示了即使在冰雪天地也不会寒冷的品牌特点。 灯光设计:灯光是T台造型的动感元素,主要有天幕光、面光、逆光、追光和特效光。时装会通过灯光节奏及光色变幻显示环境,渲染氛围,创造舞台空间感、时间感,表现设计师的设计风格和艺术创造力,突出时装的肌理感、层次感、造型感,巧妙写意主题内涵,营造与现实异质的流动的世界。 三、音乐的精神印象 音乐是最具心理深度的心灵的艺术,同时也是时间的艺术,以在时间上流淌的音响、旋律、节奏、调性、调式、和声等要素,表现内容,抒发情感,并经由听觉感受和联想进入心灵。时装是空间的艺术,在一定空间内表现,主要靠视觉来接受。从时装风格到音响效果、从表演韵律到音乐节奏,基于音乐的想象力增加了美的厚度,与设计师产生共鸣,达成审美共识。 时装会的开场,往往先以音乐作为一种无形的背景,营造情绪氛围和听觉环境,诉说主题思想,提示流行元素,洋溢设计师的创作风格,把控观赏者的时尚感受,引导模特的“角色”融入和表演节奏。 四、时装的本体美 法国时装设计大师克利斯汀・拉夸(Christian Lacroix)在1997年5月接受《ELLE》杂志采访时说道:“时装是一种艺术,而成衣是一种产业;时装是一种文化概念,而成衣是一种商业范畴;时装的意义在于刻画概念与意境,成衣则注重销售与利润”。就审美形式而言, 时装的美主要体现在色彩、设计、材质三个方面。 时装色彩美:泰戈尔说“美丽的东西都是有色彩的”。色彩是创造时装整体美感和审美价值的特殊语言,是一种表达的力量,富于联想和想象。色彩抒发的情感是全人类的, 又是最私人的, 往往是内心情绪的外现和设计师风格的表达。色彩含有无限丰富的色相和深浅浓淡的色阶, 色彩搭配同时关涉理性和感性,变幻出各种各样的色彩美感和色彩情调形成美的平衡、美的协调、美的对比、美的节奏。 时装设计美:时装设计美是指时装的外部线形、内部结构及附加装饰等构成的视觉形态美。时装虽受形式美法则的约束,但不能完全以此来概括和解释。时装通过身体来表达内涵和审美,随风尚而动,广受艺术形态的熏陶。早在1966 年国际“佛罗伦萨艺术节”上,关于艺术与时装问题的探讨,为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提供了思辨和灵感。 时装材质美:科技进步创造了科技时尚,纳米、生物技术新时代的到来,新环保纤维、温控纤维等新产品的问世更开阔了时装设计空间,在面料的审美性、舒适性、伸缩性、透气抗菌性、多功能和易制作等方面实现了飞跃。现代面料设计已与时装设计融为一体,面料处理手法与工艺形成不断出新,时装的材质已成为时尚界的风向标。 五、模特身体的解读 身体理论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论述空间。女性通过家务劳动,时尚化消费,外表与形象,日常娱乐与礼仪性活动等建构自己的身体。在这种建构中,时装是一种重要的道具,如同鲍德里亚所说,“女人已经和她的服装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种女性身体的时装化过程。时装体现并建构着人的身体.并通过这种体现与建构,塑造着人的活动形态、特征与规范,从而打造出人的基于其身体的主体性。 身体是有关感性的、属于美学的优秀范畴。伊格尔顿认为,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 传统意义上单一的身体概念已经解构, 演化为一种审美创造,模特身体作为能指符码,成为纯粹关注的形式对象。时装表演被称为“流动的雕塑”和“形体语言的诗篇”, 模特审美意象积累的多少、深浅对时装角色的捕捉有着直接的影响。以意生象、以象生意、传情达意,千姿百态的肢体语言,透视出时装的审美价值,演绎着能指链的时尚游戏。 文化解读论文:谍战剧热播的受众心理诉求与文化解读 近年来,各大电视荧屏上枪声不断,谍报频传,频频亮相的谍战题材电视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和追捧,一度成为收视新宠。从《暗算》到《敌特在行动》,从《剑谍》到《潜伏》,从《誓言无声》到《誓言永恒》,接连创造收视佳绩。谍战剧热播并非偶然,依托宏阔的历史背景,谍战剧以其人文的英雄叙事和精致的人物造型向观众展现了隐蔽战线特殊职业的光彩与魅力,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讲述了一桩桩鲜为人知的幕后“旧闻”“战事”。观众通过影视剧反映的重要年代和重大事件来不断解读特殊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和赤诚情怀,进而激起对那段激情岁月的集体追忆,极大程度地契合了观众追新求奇的收视心理和革命情结。 一、谍战剧缘何如此火爆 事实上,谍战剧一直以来就是国内电视剧市场上的热门题材。从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到近年来的《誓言无声》、《数风流人物》、《暗战》、《潜伏》、《特殊使命》、《重庆谍战》、《蓝色档案》、《51号兵站》、《誓言永恒》等一批作品,均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剧市场,谍战片何以能“突出重围”,开辟自己独有的发展空间呢? 一方面,谍战剧的出现是军旅题材影视文化的一种复归和回潮,谍战剧受宠是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时展的需要。谍战剧的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曾经成为一代又一代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前些年,红透半边天的清宫剧、秘史剧、“戏说”剧占去大半荧屏,随后家庭亲情伦理剧和日韩剧也轮番粉墨登场,都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但由于这些剧作一味地或戏说调侃历史,或关注家长里短、夫妻琐事,对生活的肤浅解读渐渐让观众失去耐心,以至产生的审美疲劳,当受众亟须调换口味之时,紧张刺激、悬念丛生的谍战剧便吊足观众胃口,因其更加符合广大观众的观赏趣味而一发不可收拾,掀起阵阵收视狂潮。 另一方面,在古装剧、涉案剧逐渐淡出黄金档,亲情剧让观众看得厌烦之时,谍战剧趁机而入,为自己创造了播出空间。进入新世纪以来,谍战剧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格特色,更有其深层次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义。相比于涉案剧的低俗立意,谍战剧贯穿始终的爱国情怀更具主流文化价值,也更容易带动公众的观赏热潮。另外,目前较为开放的文化政策为谍战剧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加之部分国家档案和历史资料逐渐被公开,为谍战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和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使得谍战片再度兴起并魅力不减。 二、精妙的英雄叙事架构契合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和心理诉求 对于观众来说,任何一部影视剧的内容都是备受关注的,没有好看的故事情节,就是有再强大的演员阵容和夸张的视觉效果,观众也是不会买账的。长期以来,看惯了现实生活剧的平淡叙事和情感偶像剧的缠绵悱恻后,谍战剧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剧情和复杂多变的人性反倒让人耳目一新。从理论角度讲,谍战剧热播是观众对“革命时代的崇尚,对革命英雄的怀念,是一种革命情结的折射,是一种欣赏情趣的回归”[1]。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受众更倾向求新求奇,偏好紧张、悬疑的影视剧作品,从而为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平添了几分惬意和宣泄。 对于谍战类电视剧而言,特殊的历史背景、复杂的人性挣扎、紧张刺激的悬念叠起、惊险玄妙的情节推理向来是其标志性特征。深入虎穴、与狼共舞、敌我莫辩、忠诚与背叛、真情与假意等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要素。一方面,从当前的社会环境出发,某种程度上它暗合了当今社会受众在重重的社会压力下,真实自我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之间在现实生活的裹挟之中所产生的那种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人性的弱点、社会的逼仄、情感的纠葛、生活的浮躁都仿若谍战剧在现实生活中淋漓尽致的再现和演绎,给人一种虚实难辨的错觉。另一方面,从观众审美心理的视角来讲,在观剧过程中观赏者都会有一种保守和创新的期待视野,谍战剧中贯穿始终的革命情结和峰回路转,正契合了受众内心深处的心理诉求和审美期待[2]。 谍战剧在情节架构和悬念、对抗、冲突的叙事技巧上,充分运用多向度的发散情节,营造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和扑朔迷离的氛围。如《暗算》,全剧分为“听风”、“看风”和“捕风”三个部分,三者看似相对独立,但其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整部影片通过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谍战活动,不断增加观众的观赏兴趣和审美期待。《潜伏》以每10分钟一个危机,每5分钟一个意外的悬念密度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使观众在“突转”的叙事策略被不断抛向浪尖又被卷入谷底。事态无常、命运莫测,主人公在行动的过程中变故不断、疑云密布,究竟谁是卧底,任务最终能否完成?观众在观剧过程中积极地思考判断,与剧中的角色一同体验处境的艰难与斗智的快感。观众在接连不断的猜测中忽而兴奋不已,忽而出乎意料。对观众来讲,他们看了“因”就一定会被吸引着看“果”。正是因为有悬念,观众才期待“柳暗花明”的谜底,而危险能让观众体验到一种身临其境的紧张,悬疑得释、化险为夷能帮助人们释放焦虑情绪,与观剧的焦虑相伴随,现实生活工作中产生的焦虑也得到转移或适度缓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在高潮将近的时候剧情中断,就是在这种突变和悬念的牵引下增强了观众观赏的主动性,保持了观众持久的观赏兴趣和心理期待,这正是经典谍战剧的魅力所在。 谍战剧中通常都会设置善恶两大阵营。一方面,它把政治阵营的对立和个体的道德善恶结合在一起,如在《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和《潜伏》等剧中,反面角色的“恶”必然激起人们对“善”的向往,而“善”的实现必然要经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击败“恶”,让观众认同“善”,赞扬“善”,跟随“善”,为“善”的成功而高兴,为“善”陷入困境而焦急。让观众大喜、大快必然要大惊、大险。在这一过程里革命的正义性得以确立和张扬。另一方面,在大风大浪的险恶斗争中,正面角色的大智大勇得以充分展露,这不仅突出了人物形象的可敬可爱,实际上是在更深层次上进一步增强了当前大众对于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心和热爱。因此,谍战剧一方面满足了观众对于悬疑、惊悚、智斗等故事情节的兴趣和期待;另一方面又往往在残酷激烈的革命斗争里,通过塑造“红与黑”,表达了受众主流意识形态和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三、人文内涵和革命信仰彰显谍战剧的精神内核 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英雄的渴望与赞美乃是普遍的文化心理。谍战剧延续了文艺创作中的英雄主题,它着力描绘了“潜在”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是平凡的,又是特殊的,他们在坎坷磨砺中慢慢成长为英雄,他们不可能如那些“显在”的英雄一样,张扬个性,金戈铁马,叱咤风云,他们只能默默无闻,隐忍牺牲,他们从来不显耀在公众视线中,但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却因此而更加值得颂扬和崇尚,更加值得人们永远牢记。谍战剧一方面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的价值和理念,另一方面在英雄的塑造中,结合时代审美品位,勾画“平民英雄”的形象[3],镌刻在平民叙事结构上的人文内涵和革命信仰使观众感到亲切,产生由衷的认同和敬仰。 《特殊使命》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编导几度把主人公的个人“信仰”推向一种极致。导演彦小追表示:“在展现敌我双方高智商的斗争中,用情节表现出了高手与高手的对话,而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志存高远的坚定者,这些正是本片所着力张扬的人文主题。”[4]而“信仰”这个主题对今天的观众来说尤为发人深思,《特殊使命》的制片人李功达也表示,“人能够在天地间这样堂堂正正地生活,不是单纯地追求成功、追求名和利,而是把这些都放在一边去追求自己的真理,追求自己的信仰,这应是谍战剧带给现代观众的启示”。当余雪瑶劝巩渭平退党时,他说,“我想告诉你,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在接受“特殊使命”后,巩渭平改名巩向光,深含特殊寓意。余则成的信仰是在“潜伏”中不断成长和成熟的。应该说余则成开始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信仰,在和左蓝谈起信仰时只是说,“我没有信仰,认识你之后,我只信仰你,信仰生活”。这时候他的思想是单纯的,生活是平静的。在左蓝和吕宗方的导引下,他逐步地向进步组织靠拢,左蓝临去延安的谈话,使他决定投向共产党,正式踏上自己的信仰锻造之路。在复杂险恶的斗争中,余则成的信仰才逐渐得到提升、净化。最后他高诵《为人民服务》,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也自然是水到渠成。余则成通过革命体验告诉观众,“人活着得有信仰”。很显然,余则成的人格就其底色来说,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普通人,余则成并不完美,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我们看到了英雄身上丰富的人性内涵,通过承载在平凡英雄身上的大众意志,更能够唤起观众的记忆和认同,从而使创作者更易用故事里的情境来带动故事外的人,实现其意义引导,而这正是信仰和精神的力量。 从更深层次上讲,谍战剧的英雄人物大都通过人文视角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挖掘其成长过程中复杂多变的人性内涵,把个人生死同国家安危、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在包涵着巨大牺牲的曲折、跌宕的命运中表现主人公矢志不渝、执着追求信仰的坚强意志和心路历程,从而展现一种对于革命信仰无怨无悔的追求,在可亲可近的人物常态中展现他们复杂多变、隐忍顽强的品格,对于革命英雄的塑造突破了以往概念化和脸谱化的固有形象[5]。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演绎,谍战剧实现了受众对智慧与力量的尊崇,对冒险的渴望,对革命岁月的向往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潜意识里的英雄情结和心理期待,使观众获得心理共鸣与认同,从而在“拟态环境”的想象中完成了对英雄形象的个人体验和对人生价值的探询与追问。 四、谍战剧的现实隐忧及发展路径 不可否认,在已经播出的众多谍战剧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足以让观众惊喜的作品。然而,随着大量“跟风”和粗制滥造之作的出现,谍战剧渐渐身陷“模式雷同”的泥淖中。“美女特务+帅哥卧底”的组合,已成为绝大部分谍战剧的通用法则。人物配置、故事结构、叙事技巧的不断复制中,观众开始出现审美疲劳。谍战剧经常被指责为情节雷同、题材抄袭、格调不高,“特务多为美娇娘、恐怖起来吓得慌、敌我之间恋爱忙、动作枪战齐上场”的说法,被舆论概括为该类型剧经常跳不出的俗套。为此,国家广电总局在《关于2008年12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中指出:“近期上报备案的谍战剧目,部分出现故事情节雷同,甚至自我克隆、抄袭的现象,且部分格调不高,严重影响该类题材剧的整体质量。”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谍战剧多以商业价值为第一诉求,多按照传统经验进行模式化生产,在人物和故事层面开掘不深,缺乏突破和创新,基本上都是人物被动服从故事情节,多为满足娱乐。从艺术角度来看,一些作品为刻意追求情节的惊险离奇,不惜极大程度偏离历史事实,从而伤害了作品本应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由于一些创作者缺乏对主流文化的审视和反思,甚至于在不知不觉中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从而极大地消弱了谍战剧的文化力量和精神高度。因而艺术和认知价值不高。 谍战剧要走出当前不正常的同质化竞争,获得长足发展,不应仅盯着收视率和市场需求,要从类型剧的思维方式和制作模式上追求突破和创新,在结构故事时要力避刻意渲染恐怖、暴力、猎奇、惊悚、怪鸷;要致力于“复杂人性的深度开掘,保持观赏性、加强思想性、提升艺术性”[6],从信仰、智慧上寻找推进故事的依据和力量,撬动整个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建设;要确立高尚的审美格调、正确的价值取向、积极的主题思想和深刻的人文内涵,促进此类题材创作的不断创新和健康发展。 文化解读论文:社会戾气的文化解读 戾气,或曰暴戾之气。这种遇事即爱使狠斗勇、取径极端的心理或风气,会以多种暴力形式体现出来,如话语暴力、行动暴力以及其他各种隐性的暴力与强迫。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印]阿马蒂亚•森著,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过于闭目塞听,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今日中国社会暴力流行,戾气弥漫。大街小巷,人们憋着莫名的火气,细微的磕碰都可能引起一场骂战。回家打开电视,没几分钟你便会听到主人公痛断肝肠的哭喊――“我要报仇”。接通网络,各式有关暴力与怨憎的新闻扑面而来:有人开车冲撞行人,有人持刀杀幼儿园小孩,有人冲进讲堂朝老者扔鞋……即使是你量身订做的微博,也会因为某个不合时宜的观点“听取杀声一片”。早上一个与多数人相近的观点使你成为“社会栋梁”,晚上一个与多数人相悖的观点又让你化作“民族败类”,被人喊打喊杀了。 回望词语的江山,这优雅的汉语,形神兼备,凝练丰盈,曾是多少人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青涩程旅,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故国情怀,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温婉别离,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悠远,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寂寞安宁。即使一旦归为臣虏,也有“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人生壮阔。 传统儒家文化不忘熏陶中国人如何知书达理,风范儒雅,修齐治平。林语堂在《中国人》中强调中国人注重人格培养,诸如和平主义、知足常乐、稳重、耐力等等构成中国人“老成温厚”的性格。在他看来,中国人欢乐、幽默、大度、心平气和,具有那种在艰苦环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无与伦比的天赋,正是这些精神使他们得以享受这种平凡的生活。而这一切,恰恰是当年欧洲人所欠缺的。 然而环顾当下,人们不再就事论事,动辄暴戾相向。此情此景,你忍不住要去叹息要去寻问,这世界怎么了?这古老而优雅的汉语,何以戾气缠身,落魄至此?那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优雅中国,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转型期的社会戾气 戾气,或曰暴戾之气。这种遇事即爱使狠斗勇、取径极端的心理或风气,会以多种暴力形式体现出来,如话语暴力、行动暴力以及其他各种隐性的暴力与强迫。 当说,社会戾气首先反映的是诸多社会成员的情绪,其次才构成或者反映所谓的社会心理。而若要探讨社会心理之形成,就必须对此一时代特征有所把握。今日中国社会仍处于“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途,即我们通常说的转型期。无论社会转型还是政治转型,变身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30余年改革开放,至今已经积累大量社会矛盾与政治问题,并在近十年来得到充分发酵。 具体到当今社会戾气的形成与发展,除了以往尤其是革命年代的暴力思维、暴力崇拜影响犹存,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权力的不受约束与社会公正的长久缺失。而社会戾气、弱者心态只不过是由政治失序与社会失序诱发的一种反抗形式。 贪官倚权自重,民权意识觉醒,以致官民对立愈烈,社会戾气日增,二者成水涨船高之势。谈到官民之间的分野与对立,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贪官污吏“以权(力)谋私”不被有效禁止,底层社会“以权(利)谋生”却不得不时刻遭受城管的暴力驱逐,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在城乡改造与建设中,一连串触目惊心的自焚事件也阻止不了种种恶性强拆的发生。 如此日积月累,不仅让民众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安全感,也对权力部门缺乏信任感。加之政府的越位与缺位,社会的失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并且“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与精英阶层,以及他们可能结成的同盟。社会随时可能分化、组合成“我们―他们”两大阵营。正气被戾气裹挟前行,这种紧张态势渐渐发展为“见官即仇”、“逢官必反”乃至“逢不同意见即反”的心理和事件。 社会成员之间,互害型社会成形,“阴谋论”泛滥,世界一分为二,没有中间地带。独立表达意见的中间阶层,也难免被贴上各种标签加以声讨。正如扎米亚京的《我们》所揭示的世界,那里只有直线,因为所有曲线都是不文明的。当强者继续肆无忌惮的时候,弱者隐蔽的暴力倾向也被激励。即使像马家爵那样锤杀数位同学者,也被有些人视为“底层英雄”,事实上被杀的同样来自社会底层。社会溃败、社会暴戾化似乎变成了对吏治腐败、公权暴力化的一种回应与反制。 网络上的戾气螺旋 一个社会,面对经年累月的不公平与非正义,如果没有基本的愤怒与憎恨,自然不正常。但若是只剩下愤怒与憎恨,甚而发展为一个戾气弥漫的互害型社会,将正义的诉求扭曲为一种以血还血的报复、仇恨的宣泄,乃至殃及无辜,只能说这个社会不仅失去了爱的能力,也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 关于这个时代的“杀气重”、“戾气重”,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取景器。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自媒体时代正在到来。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它见证了普通民众公共精神的成长,许多人忙里偷闲,开始关注公共事务,试图表达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网上喊打喊杀的话语暴力也让我们看到许多言说者缺失察纳雅言、包容异己的公民之德或君子之风。 每个人似乎都急于表达,而非倾听;急于征战,而非协商。在嘈杂的广场上,相遇的不是人,而是各式各样的噪声。网络的匿名性与便利性使许多人断章取义,借题发挥,最终汇流成一股股“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话语暴力。“汉奸”、“走狗”、“卖国贼”、“爱国贼”、“五毛党”、“美分党”、“倒贴党”、“装X犯”、“意淫犯”、“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各种帽子满天飞舞。有好事者甚至成立网站,虚拟了沾着血色的绞刑台,声称要绞死他们所要反对的人。 为什么网上会有那么多人喊打喊杀,破口大骂?遇到自己不赞成的观点,一些无能力表达的人会借着简单粗暴的谩骂表达内心的不满以及对言说者的蔑视,而有能力表达的人也常常会在具体交流过程中因为“树敌太多”而心灰意冷。网民需要网络意见领袖表达他们需要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视自己为“意见领袖总司令”,希望被他们钦点的意见领袖能按他们的意思排兵布阵,只表达符合他们意愿的观点,否则便是对民众的背叛,甚至被怀疑身份。 传播学有个“沉默的螺旋”的理论,意思是指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或被群起攻之),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最后结果是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由此可见,“沉默的螺旋”并非只有沉默一端,亦有鼓噪一端,会促成“戾气的螺旋”。当一个人因为某个观点触犯众怒而被讨伐,即使是同意其观点的人,也会退避三舍,而反对者会被互相激励,社会戾气由此螺旋上升――这也是网络上中间意见阶层严重缺位之根本原因。极端情况下,有些网民自成正义之师,甚至急于行动,将网上的暴力延伸至网下,不只是对异己的言论不宽容,甚至出现人身攻击。而这种攻击性及排他性群体的形成,正是基于“我者―他者”的模式。和历史上的许多悲剧一样,被攻击者被单方面赋予了单一身份,被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 单一身份与暴力 阿马蒂亚•森试图通过《身份与暴力》一书为我们剥开许多难解之结。在他看来,人们因“我者―他者”征战,无异于“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无所谓进军与撤退,泥淖之中只有自相残杀。如此场景足够可怕,茫茫黑夜,就像行走于影片《大逃杀》里的荒岛之上,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敌人,暴力无所不在。 回到社会生活,身份本是一个中性词,身份认同也并不必然带来灾难。甚至,它还是一个好东西,因为身份认同会给人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是人类生活丰富性与友情的源泉。然而阿马蒂亚•森同样看到,“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因为单一的别无选择的身份认同同样会杀人。”回顾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当那些黑人被告知自己是胡图人,而且“我们憎恨图西人”的时候,“无知的民众实际上是被套上了单一而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刽子手带领着酿造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人爱自我标榜,也爱给别人贴标签,喜欢以局部代替整体。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标识一件物品,通常是为了增加其辨识度。然而,当我们将某个人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并且将其简化为唯一身份的时候,暴力便已经在酝酿。因为别无选择的单一身份抹杀了人的多元群体特征与多重忠诚。它像海水一样,可以将每个族群、每个人围成一座座孤岛,从此孤立无援。 阿马蒂亚•森说,“诋毁他人做法的基础,一是对他人予以错误的描述,二是制造这些是这个可鄙弃的人的唯一身份的幻象。”回顾人类历史,路易十六被杀头,因为在革命者眼里他的唯一身份是暴君。犹太人被赶杀,因为在纳粹分子那里他们的唯一身份是犹太人。同样,在中国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当一个人因为“地主”、“黑五类”、“阶级敌人”等别无选择的单一身份而被批斗时,他身上所有其他关系或者身份属性便立刻消失了。此时,他不再是一位父亲、儿子或者丈夫,不再是乡亲邻里,甚至也不再是劳动者。他只是“寄生虫”、“剥削者”、“伟大事业的破坏者”等污名的集合体,其他归属关系的消失切断了他应得的一切救济渠道与同情心。 从反抗到自由,另一种可能 中国自古并不缺正义的诉求,也不缺反抗,然而血流成河的反抗并没有换来美好社会,反而往往加重了社会的互害。为什么? 从热爱反抗到热爱自由,这恰恰是一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现代意义上的反抗,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走完臣民与暴民的钟摆,而是为了建立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如米奇尼克所说,“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 自由需要反抗,但反抗并不必然带来自由。以自由为目的的反抗,指望建立的是人人可以享有自由秩序,而被戾气包裹的反抗,你死我活的反抗,不能包容异己的反抗,没有慈悲的反抗,不尊重他者权利的反抗,往往会因为抛弃了权利原则而走向自由的反面。 在此意义上,身处转型期的国家,若要减少社会暴力与戾气,除了在政治上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外,更重要还在于培育公民。而培育公民的关键,就在于培养其权利观念,做到托克维尔当年所期许的,“能使人们用以确定什么是跋扈和暴政的,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换句话说,能够拓展并捍卫自己的自由,同时不对他人喊打喊杀的,正是权利观念。无媚骨,无戾气,有的只是权利观念下的高贵与优雅。在那里,完成我者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即承认自己与他人都属于某个“命运共同体”或者“权利共同体”,同时又拒绝单一身份认同,即承认个体身份丰富性的,也正是权利观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 文化解读论文:浅谈普希金创作的文化解读 摘 要: 18世纪伟大诗人普希金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他的作品深深的影响后人,古往今来,人们对普希金作品的赏析数不胜数,本文将从文化角度对其作品进行解析,希望能够多样化继承与发扬普希金作品中的精髓。 关键词:普希金 作品 文化解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1-0373-01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生于1799年,卒于1837年,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是俄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以浪漫主义为主,通过优美的语言鼓励人们追求自由和光明,他坚信理智终将战胜偏见。直到现在,普希金在文学上的影响依然存在,对我国文学影响也很深远,他的作品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鼓励更多人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只要经历风雨总能见到彩虹。 一、诗体小说中的文化 在普希金作品中真正属于诗体小说只有《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通过小说中的奥涅金刻画了一个受到当时进步思想影响,但是最终未能突破贵族封建思想束缚的悲剧人物,成功的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他所要表达的正是当时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很多贵族知识分子都有小说主人公的特点,他们虽然都出身在高贵家族,受到良好文化教育,但是他们好高骛远、脱离现实,不与基层群众互动,他们不愿意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是也不愿意与群众站在一起,最终他们只能是孤立无援。从普希金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对当时俄国文化进行解读,当时的俄国人大部分都是不满国家现状,他们渴望能够得到向西方国家的自由,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又没有能力改变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表达了俄国知识分子对光明和自由的追求,真实的反映了当时俄国青少年苦闷、探索、觉醒的心理,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状态,成为映照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二、中篇小说中的文化 普希金中篇小说只有《上尉的女儿》,这部作品以其朴素的语言、简洁的风格,将10世纪俄国的风俗人情全面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果戈里称之为“俄罗斯最优秀的一部叙事作品”,同时它也是第一部反映俄国农民斗争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创作的背景是当时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事件,自从起义失败之后,俄国沙皇对基层人民的打击就越来越严酷,颁发的一系列残暴制度,使得人们生活苦不堪言。阶级力量很薄弱,基本上是无法与沙皇抗衡的,但是在这样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人民暴动、军阀起义事件还是频有发生,与此同时,俄国贵族将在政治斗争中取得的阶级利用进一步转化为自身对财富的追求和霸占,从而扩大自身的力量和势力。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揭竿起义属于一种正义行为,作者通过对农民起义的描述,表达了当时俄国基层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状态,作者在搜集大量战争起义细节后在小说中真实的反映了农民起义的经过,歌颂处于水深火热中人民奋起反抗、不屈不挠的精神。 三、短篇小说中的文化 在普希金的一生中创作了很多短篇小说,包括《彼得大帝的黑奴》、《书信小说》《亡人伊凡・彼得洛维奇・别尔金小说集》、《射击》、《暴风雪》、《棺材老板》《驿站长》、《村姑小姐》、《戈琉辛诺村源流考》、《罗斯拉夫列夫》、《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基尔沙里》、《埃及之夜》、《宾客聚集别墅》、《我们在别墅里度过了一晚》,本文将以《黑桃皇后》为例对其作品中的文化进行解析。在19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想受到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冲击,启蒙主义对俄国宗教独立地位构成威胁,以宗教世界观作为精神创作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发生改变,理性主义在俄国社会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同时资本主义开始奉行享乐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形成享乐之风,严重影响俄国社会的稳定,导致格局动荡不安。作者在那个年代亲眼目睹了社会思想的改变,以及上流社会贵族思想的侵蚀,《黑桃皇后》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趋势。 四、诗作中的文化 普希金诗作包括《巴奇萨拉的喷泉》、《致大海》、《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迟开的花朵更可爱》、《十月十九日》、《枉然的馈赠》、《你和您》、《当我以臂膊》、《当我紧紧拥抱着》、《哀歌》《茨岗》、《为了遥远的祖国的海岸》、《歌者》、《够了,够了,我亲爱的》、《我的朋友,时不我待》、《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我的名字》、《青铜骑士》、《我羡慕你,大海勇敢的船夫》、《自由颂》、《致恰达耶夫》,本文将对《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进行解析,普希金创作这篇是个的诗歌时正处于被流放的状态,那时的俄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没有放弃斗争,他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理想,相信光明终将会到来,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当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不顺心的事,不要悲伤、不要绝望,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美好的生活最终会眷顾每一个人。 小结 诗人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很多对世人影响至深的作品,为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文化传播与继承提供了很好的载体,他对于文化、文学、历史的发展都有突出贡献,相信他的作品将会一直流传下去。 作者简介:邓楚萱(1999-)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族:汉族。 文化解读论文:安塞腰鼓多元文化解读 0引言 安塞腰鼓文化是当地人们生活的反映,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也是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己,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安塞腰鼓思想和理论是安塞腰鼓文化的优秀、灵魂,没有思想和理论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安塞腰鼓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由此,对安塞腰鼓多元文化的解读,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创新有着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1安塞腰鼓发展多元文化背景综述 安塞腰鼓源远流长,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据有关资料记载,远古时代黄河流域各部落的男性,常用一个中空之树杆包上羊皮,携于腰间,击之以驱赶野兽。后来,又用于报警和作战。到春秋战国时达到鼎盛,且以秦国为最[1]。安塞腰鼓的形式与发展,和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及民情习俗是分不开的。安塞位于陕西省延安地区的北部,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延河在境内蜿蜒流过,属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历史上就是军事重镇,素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为抵御外族入侵的边防要塞之一[2]。随着时间的流逝,腰鼓从军事用途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民众祈求神灵、祝愿丰收、欢度春节、强身健体的一种民俗性舞蹈,从而使腰鼓具有更大的群众性,但在击鼓的风格和表演上,继续保留着某些秦汉将士的勃勃英姿。80年代以来,腰鼓是陕北各地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鼓舞形式,在陕西民间舞蹈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舞种之一。 2安塞腰鼓多元文化阐释 腰鼓有如此大的生命力能发展到现在,与它的形式、内涵、价值是息息相关的,而被国家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腰鼓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历史肥沃土壤中的种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必然烙有历史的印迹,展现出它的恢宏的历史文化信息。腰鼓是社会的产物,它是这个社会大熔镂锻造的,经历了社会的考验,有着社会价值功能的作用。腰鼓是民族的鼓,是某一地域民族的群体品格和民族特性的反映。鼓舞动的价值产生体育文化,鼓的影响力产生社会文化,鼓的发展产生历史文化,鼓舞的内涵产生政治文化研究。 2.1 安塞腰鼓的体育文化体育文化活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在其创造、演进和实际开展中,融入了各个时期当地人民的诸多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安塞腰鼓的体育文化来自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是由当地群众自己创造的;其中包含了当地人们的思想意识、风俗观念、信仰追求和审美情趣,蕴含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多元文化。经过长期的流传和各个时期人们的加工创造,它具有历史性、传统性、民族行和文化性等体育文化特性;也具备健身娱乐、教育培养、表演宣传等体育文化功能,在学校、农村和社区开展这项文化娱乐活动可以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和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等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所以,安塞腰鼓作为我国民间体育文化的优秀代表,它不仅传承了我们民族的体育文化,而且对文化的交流、发展和推广,提高人民身体素质、丰富人民业余文化生活和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开展,可以满足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素质,也对我国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2 安塞腰鼓的民族文化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带动着文化艺术的广泛交流,使得腰鼓作为乐器或者道具被广泛用于宫廷歌舞表演中,它的形式、结构和用途也发生变化。在宋代,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民间,腰鼓活动十分兴盛,发展至清代,腰鼓已经成为农村、庙会和节庆日活动的主要形式,它的内容不断充实,表演形式更加丰富,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多种形式和风格。安塞地理位置特殊,秦汉以前,安塞一直是畜牧区;打腰鼓有草原人那种豪放的气势。宋代,安塞是宋与西夏激烈争夺的战场,腰鼓在助战上显示威风。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腰鼓在安塞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安塞腰鼓中的“蛮劲”和“牛劲”正是多民族文化意识在生活和个性上的表现,并在腰鼓艺术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成为安塞腰鼓的艺术精华。 2.3 安塞腰鼓的政治文化安塞地理位置特殊,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劳动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落后,人们寻求超越自然的神灵成为必然。打腰鼓是为了敬神、祭天、祈福,腰鼓作为道具,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延续和发展下来。这些活动都包含了我国传统的思想习惯和宗教信仰习惯,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把各个时期人们的思想和信仰都延续到活动中来。所以,这些活动中无不体现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今天,安塞腰鼓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当地人们庆祝佳节和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腰鼓已经成为当地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是当地人们思想内涵和情感的重要体现。 2.4 安塞腰鼓的历史文化据史料记载,远古时候黄河流域各部落的男性,由于对民族部落图腾的信仰和崇拜,对黄帝的朝圣,以及精神和生活实践的需要,制造成便于携带可供敲击的腰鼓,击之以驱赶野兽。后来,又用于报警和作战。到春秋战国时达到鼎盛,且以秦国为最;在这种风俗的熏陶下,安塞腰鼓的动作中就融入了这种精神,体现了人们主宰和超越自然的愿望,坚忍不拔的意志,勇往直前的精神,粗犷豪放的性格。 2.5 安塞腰鼓的艺术文化腰鼓艺术文化历史非常悠久,从黄河上下到长江流域,几千年来,腰鼓文化早已融入了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血脉之中。它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鼓声可以鼓舞人心、鼓舞斗志,给人以勇气和信心,达到人们健身、和谐作用。通过对传统民族体育陕北腰鼓的历史渊源、技术特征,表演的多维艺术、表演的价值进行分析,得出腰鼓本身是一种乐器,它带来的不只是节奏和欢快,其实它也孕育着一种艺术文化。包含了从视觉角度的体育艺术和绘画艺术;听觉角度的音乐艺术;视听觉角度的腰鼓表演的整体艺术和想象艺术角度的文人墨客的文笔艺术。 文化解读论文:李娟散文的民族文化解读 内容摘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李娟”这个名字可能还比较陌生。然而,从《九篇雪》到《阿勒泰的角落》,从《羊道》系列到《冬牧场》,这个没有炒作、没有背景的女子行走在北疆草原,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阿勒泰”之风。她的作品,以一颗真诚纯净的心书写着自然和生命,勾勒出天山外哈萨克族聚居区的风情和文化,用一个平凡普通的女性视角展示了她的生活和北疆,在散文中构筑了一个行走的世界。而其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描写和思考,则值得进行探究和解读。 关键词:李娟 散文 民族文化 行走 瓦雷里曾说,散文是行走式的。阅读李娟的散文,仿佛在参阅一部哈萨克民族文化风情卷,好像也跟着这个四川女孩游走在新疆广袤的土地,看着她随着母亲过着飘荡而满足的生活,一边成长一边记录着自己眼中的民族,生活和变迁。李娟自然地书写着阿勒泰地区的风俗事物,同时也感受着高速发展的社会浪潮给自己的第二故乡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而这些风物变迁在李娟的笔下就表现出了更深层的思考和忧虑。这些并不仅仅停留于简单的描绘和“意义”的诉说,而是融入了作家本人的思想――它不是一次简单的“行路”,而是用心、用情所构筑的真正的世界,是一场心灵的无声的行走。 一.异族视角下的哈萨克文明 虽说自小跟随母亲从四川辗转新疆,李娟早已深谙少数民族风俗、融入了草原生活,但骨子里她仍是漂泊在草原上的汉族姑娘。对于感官敏锐、情感丰富的作家们而言,身份认同一直是一个容易带来困扰的问题。而这对于李娟来说,似乎在带来迷惘的同时也带来了便利――她可以更加自由地看待草原上的生活,更公正地评价哈萨克的文明。没有民族和宗教视野的限定,李娟记录下的民族文化能够用异族视角发掘更多价值。 首先,是异族视角带来的新鲜感。当李娟以汉人的身份闯入哈萨克人的生活圈时,所接触到的那些早已被少数民族看做习以为常的东西――不管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甚至平凡小事都带上了新鲜的色彩。牧民原生态的生活,扫雪、做饭、无线电视等细节在李娟笔下娓娓道来,无论是乖巧伶俐、以家务为乐的哈萨克小孩,还是严肃庄重、盛大欢快的哈萨克节庆,抑或是哈萨克牧民款待过路人的习俗,都被李娟信手拈来写入文中,她用自己的好奇和观察发现了原本被淹没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开启了一个神奇的天山外的世界。 其次,异族视角也将带来客观性。作为受宗教信仰和民族心理影响较少的汉族人,李娟对于哈萨克民族文化和草原生活可以以旁观者身份做出更为客观的观察和判断。相较于生活在其中的当局者,李娟可以感受到民族传统的长(待人友善、尊重老人等)与短(重男轻女、婚姻干涉等),可以发现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震动和流失――牧民心态的变化和传统生活的瓦解。这种深入却客观的视角带来了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和研究资料。 然而,李娟散文不同于作家的采风类型文章,她带着一种“浸入”的方式融入到草原的游牧生活,“以一种渺小而卑微的视角进入并沉浸其中”,对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怀有深刻的爱和理解,又因移民身份带来游离感和距离感,使得李娟散文的“行走”呈现多元化、多民族的融合型心态,带来全新的异族视角。 二.遗弃与消逝 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文明,在当今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都免不了被剥离侵蚀。远离都市文化的内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震动。在外人看来,草原和游牧都是诗化的存在,就像张承志在《黑骏马》开头写的那样:这些只是一个误解。李娟和哈萨克牧民一起生活,并参加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而随一家牧民辗转冬牧场,深切地体会到发生于牧民日常生活中最切身的改变,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论题――在传统游牧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交锋中,如何看待古老民族文化的异化和消逝。 区分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特征便是民族心理和文化风俗。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便是同质化。古老的民族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了几千年,抵御了外部文明的冲击,却难以抗拒新式文明的软性渗透。追求简单方便的思潮使得牧民抛弃了许多传统生活细节和礼数,先进生产工具的引进令传统生产方式和技艺被束之高阁,都市的生活和繁荣吸引着年轻人,大批年轻人放弃牧区的游牧生活迁移到城里,带来了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传承人的空缺和断层……李娟曾在《羊道》系列中用较大篇幅描述过自己对于传统逐渐弱化的现象的忧虑。 “更多更宽广更强烈的冲击,是再偏远的角落,再执拗的心灵也无从避免的。”传统世界被打开一个缺口,牧民们通过这个缺口平等地进入眼下的世界,传统在其中进进出出,每一次出入都有些许流失和替换。 而这也是所有古老民族在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大危机。李娟面对传统哈萨克在生活之河上的搁浅,产生了深深地忧虑的同时也看到了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最大的危险不在于传统和现实的交锋,而在于牧民们在丢失传统的时候却浑然不觉,甚至产生异化,他们的心灵闭上眼睛,而传统则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继续延续下去。例如,李娟提到按照哈萨克习俗,牛是不被买卖的,哈萨克族以牛作为招待亲友和路人的礼物,而并非用其谋取利益。然而,商品经济的渗透带来了传统思想的变更,牛逐渐变成了商品,与之同步的是哈萨克好客待客习俗的淡漠和流失。除此之外,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哈萨克人在运用新技术的同时也越来越朝向商业化方向发展,甚至出现了使用化工制品生产干酪素等盲目追求利益的方式,这让李娟感到痛心――是的,外在力量固然蛮横,它带来的改变却不及心灵的缓慢闭上眼睛。但是谁也不能对此诟病: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更轻松愉快的东西又有什么错呢?而谁又能在奔腾的洪流之中停下前行的脚步呢? 可是,一个更大的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在前行和发展之中,在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改革的过程中,人类和文化该如何调和。传统很可能代表一种落后、不发达的文明形态,从人类学角度并不适宜人类长久生存;现代化将提供极大的便利,但从文化学角度上看,则是对多样文化――尤其是弱势文化的摧残。荒野被遗弃了,现代化生产方式带来了更稳固的居所和生活,但随着荒野被抛弃的是游牧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如何调节如何选择太难权衡,这也对李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在《冬牧场》中,李娟见证了政策规划之下哈萨克游牧民族的最后一次转场搬家,但她的惊讶却遭到了哈萨克老人严厉的质问:“你觉得我们哈萨克受得罪还不够吗?”然而,传统的过度、过快萎缩所带来的震动和影响则是在未来才能被缓慢发现,但到那时却再也难以找到补救方式,而这也是现代化和民族同化过程中所带来的永恒议题。 这些问题以不能简单地从好与坏或愚昧上寻求解释,在生存和文明的搏斗中,心灵的醒悟永远滞后于头脑的选择。发现问题需要时间,而找到平衡点则需要更漫长的年月。李娟只是草原上一个普通的见证者,只能无力地看着这一切发生,见证着她所熟知的哈萨克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越行走,越寂静无声。 三.方向和未来 关于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在现代社会的方向和未来一直争议颇多。在散文中,李娟也以自己的观察和体悟描述了她所预见的哈萨克民族走向。不同于高高在上的论调和感情化的控诉,李娟显得颇为平静,也更客观:长期的共同生活令李娟发现了哈萨克民族的心理特征,那就是坚韧、沉默。草原的生活是单调、艰难的,然而这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一直延续着它骨子里的特质,在贫瘠大地上的每一处褶皱都播撒下生命的种子,在这里“青春啊,财富啊,爱情啊,希望啊,全都默默无声”(《冬牧场》)。但却正是这种默默无声,才有深入骨髓的坚定,这无声的力量在无数普通的牧民身上传承,也让焦虑的、不安的李娟看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即便传统被冲刷,文明被挑战,哈萨克民族依然将顺着自己的轨道向前行驶,一些蕴含在血液最深处的东西已成为民族烙印,在每一代年轻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 所以,不要苛责年轻人的选择,不要诟病传统的遗弃,这些都是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必然要走的道路。怎样保护文明冲撞中的哈萨克新生代,怎样留存传统中的古老文明,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东西,而不是以冷眼旁观的态度一味地开发这个民族的资源,却忽略他们精神的危机。 散文家韩小蕙曾说,散文“是作者用心血、用困境、用蹉跎的生命历程所换来的――沉甸甸的感悟、厚重的思想和崇高的人格。”李娟就是用这样一颗经历磨难却依然坚强乐观的心,用真诚和热情书写新疆草原上哈萨克人的故事。她的文字清新质朴,单纯有力,拥有一种无声的力量。而正是这种无声却凝聚心血的观察和体悟,将这个默默无声的民族文明以一种亲近又深刻的方式展现出来,让而李娟的作品,也抵达了它作为散文的“意义”和“行走”的终点。 (作者介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文化解读论文:水族端节文化解读 古时候,水族先民扶老携幼,背着铜鼓,挑着生产用具,牵群结队地逃荒。不知走了多久才到三都县的三洞地方。有位叫拱登的老祖公,看到这一带周围几百里有山水树木,就让本家族的几支人分散居住下来。分散时大家约定三年后的年底再到三洞来团聚。三年后的年底,大家用马驼着糯米、高粱、小米、南瓜、黄豆,从四面八方来到三洞,看望老祖公拱登。 水族端节的由来 古时候,水族先民扶老携幼,背着铜鼓,挑着生产用具,牵群结队地逃荒。不知走了多久才到三都县的三洞。有位叫拱登的老祖公,看到这一带周围几百里有山水树木,就让本家族的几支人分散居住下来。分散时大家约定三年后的年底再到三洞来团聚。三年后,大家用马驼着糯米、高粱、小米、南瓜、黄豆,从四面八方来到三洞,看望老祖公拱登。大家高兴地把各种花糯米饭和酒肉摆开,互相唱歌敬酒,青年人欢快地敲起铜鼓和皮鼓。当大家吃喝得正香时,官员带着一队人马过来,他们说这一带是官家的领地,地下有金银财宝,要人们马上搬走。老祖公拱登不慌不忙地说:“有金银财宝,我们就挖出来对证!”于是大家用锄头在地上挖,挖了好宽的地方都找不到金银财宝。官方指挥手下的人马动起刀枪。虽然最后大家齐心协力把官方赶跑,但双方都伤亡不少人。大家把死者掩埋,用糯米和炖鱼祭奠。 过后,为了避免官员再来袭击,拱登让大家扶着老人、背着小孩往坡头去避难。到了坡上,大人们谈古论今,小孩呆不久就哭嚷,拴在树下的马匹也嘶鸣踢腿,看马的后生管束不住。拱登在坡上转了一圈对后生们说:“这里有荒坡,你们何不跑马比个高低,让娃娃们看看热闹嘛!”后生们齐声赞同,纷纷牵马去跑,大家都来看热闹,痛快地玩了半天。后来,积风成俗,每年端节人们都要到坡上跑马。而后每逢水历年底,人们也照旧用马抬着果实汇集到三洞团圆。头一晚和第二天早上摆上炖鱼、豆腐、瓜果和糯饭来祭奠捐躯的弟兄。祭桌边还在一侧摆上犁耙、镰刀、衣服、首饰、谷穗等,表示托祖先的福份才有个好日子。每年一次的这样聚会,大家就称为“端节”。 每到端节,人们都扶老携幼挑着丰富的果实到三洞聚会,久而久之,大家渐渐感到了厌倦,要求把“端节”分开来过。由于在商议时就过节时间达不到统一,拱登就叫人下田去抓鱼来放在水里,然后由各支族派一个代表去摸鱼,按鱼的重量来定先后。结果,住在都匀内外套头的老大哥抓得的鱼最重,他就过第一批,拉右、水东地方过第二批,水婆、天星和水龙过第三批,中和三洞过第四批。端节的先后定好后,大家又来择选吉日。熟悉水书的六铎公,翻遍几十箱水书也找不到理想的吉日,大家急了,拱登想了想说:“远祖过世的那天是戌日,安葬那天是亥日,我们就以亥日为过节的日子,水历十二月第一个亥日为第一批过节日子,往后就照旧推下去吧!”大家听拱登说得有理,都欢呼起来。是年因为水潘受旱灾,没有去团聚,直到听说定了日子过端,才急忙赶到三洞。大家很同情水潘家族,纷纷过来安慰。这时水气地方大寨老开玩笑说:“水潘受灾,我们帮不了什么忙,要是他们愿过端,只要拿12头白水牛来,我们就把端节卖给他们。”水潘家族父老听了,悄悄派人回去凑钱买了12头白水牛。水气的寨老便卖了端节,另选“苏宁喜”节来过。谁知水婆和水气原来合过一批端节,担心卖端节对他们不利,要求另选日子给水潘过。这样在第三批和第四批之间增加了一个水潘端节,使端节排成了第五批。后来中和三洞地区的人发展多了,先后搬到兰岭、牛场、水昂地区居住,为了便于走访,端节又增加了两批。水族分期分批过端习俗,就这样一代传一代传到今天。 水族端节文化习俗内涵 水族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热情好客,内部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为加强亲戚、朋友、兄弟之间的感情联络以及庆祝丰收,特在旧岁之末新年之始(水族人民以万物凋敝、果木零落之割禾时节为岁之尾,以翻田地种麦种菜的时节为岁之首)杀猪宰牛告祝天地,拜祭鬼神,欢庆丰收。 水族人民过端节期间,客来亲往,铜鼓、木鼓一起敲动,群情亢奋,狂歌劲舞,十分隆重和热闹。 端节,水族人民称“借端”(“借”水语“吃”的意思,“借端” 即吃端、过端之意,端为岁首),是水族人民欢庆团聚、辞旧迎新、庆祝丰收最盛大的节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都匀、独山、荔波、榕江等水族人民聚居区大部分地方都有过端节的习俗,节日期间主人以最丰盛的形式招待来客。 按水族历法来推算过端日期。水历一年12个月,分“黏盛”(暖季)“黏糯”(寒季)两季,日数按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纪日,以秋实为岁首,水历正月(即端月)对应阴历九月为岁首,水历十二月对应阴历八月为岁尾,亥是地支的末序,故以正月的第一个亥日为一岁的终了和新年的开始,有继往开来之意。水历十二月(阴历八月)至水历新年二月初(农历十月初)期间,以亥日为主要端节,每个端节节期为十二天,古老惯例按区域部落分期分批轮流过端节。 水族各地过端节的日期不一样,周覃镇水东、水龙乡马联等村的水族人民在水历旧年十二月最后一个亥日过端节,称“水东端”(水龙乡称“拉佑端”);都匀套头(现在的都匀市阳和、基场、奉合三个行政乡)在水历旧年十二月“水东端”之前的亥日过端节,称“端套”(如水历十二月有二个亥日,套头就以当月的第一个亥日为端节日,若是这个月有三个亥日,那就选前两个亥日中最吉利的过,套头端与水东端之间有时间隔十二天,有时间隔二十四天,各年过端节的日期都不像其他地方过端节那样恒定);廷牌,恒丰,水龙,三洞水维,塘州扬猛、安塘,独山塘立、羊场,合江尧吕,荔波水江等地过新年端月第一个亥日,称“端博”(廷牌镇、恒丰乡一带的部落称“博”,故该地过端节称“端博”。又因该端节过的地方多,阵容庞大,有十六个地方一起过这个端节,故又称“端十六”);三洞、中和等地过新年端月第二个亥日,三洞兰岭、扬拱水昂等地过新年端月第三个亥日(该亥日有时在端月之尾,有时在水历二月之初)。 此外,还有几个非亥日端,如塘州乡潘姓在廷牌端节之后的午日过端,都江一带一些地方的潘姓在塘州端节之后三洞端节之前的申、酉、戌日过端节,三都县三合镇的牛场一带在三洞端节之后兰岭端节之前的未日过端节。水族端节持续时间前后总历五个亥日共60天,节日持续时间之长,堪称世界之最。 水族人民过端节,有素食祭祖供神的习俗。祭祖供神主要用鱼包韭菜供奉,在水族人的世界里,他们认为鱼虾等水生物是素品,用这些素品供奉祖上最为虔诚与圣洁。三都韭菜为特有大叶韭菜,家家皆有,营养丰富,因而鱼包韭菜就成为水族端节祭祖的特制佳品。每年过端节,首先要办的一件事就是开塘捉鱼制作鱼包韭菜和打豆腐,用以祭祀祖先;第二件事就是杀猪宰牛,庆祝丰收,款待来客;第三件事就是打扫家里卫生清洗碗筷擦抹桌凳,寓为辞旧迎新之意。 过端节之前,洗刷碗筷要用柴草灰磨洗,桌凳要用稻草等擦洗,务求彻底清除油腻污垢,堂屋要清扫亮堂,绝不容留一点蛛丝陈迹。神龛的清扫特别讲究,不能用硬物触碰损坏以免触怒神灵。过端节,破碗烂筷是不能上桌的,并且桌凳要全部擦洗干净,特别是供祖用的桌凳碗筷,洗涮要特别讲究。申日开始打扫家里卫生和清洗盘碗桌凳、打豆腐;酉日捞鱼,戌日上午杀猪宰牛,下午开始铺开案板破鱼。 水族端节,最具特色的菜,算是鱼包韭菜了。鱼包韭菜是水族端节家家户户不可缺的最珍贵的祭祖菜肴。据说,水族先人为避祸乱从睢水流域南迁,跋山涉水,道饥而渔,得鱼佐之以韭菜填饥健行,故水族端节以鱼包韭菜供祀先人,缅怀祖恩。 鱼包韭菜的制作是一项极为细腻的工作,破鱼特别讲究。三寸长的小刀,刀尖要特别锋利,左手食指和中指紧紧夹住鱼的腮部,刀从鱼头的正中央直插下去破开,然后左手一翻紧紧夹住鱼头,尖刀从鱼头处顺延鱼的背脊直接破到鱼尾,取去鱼腹中的杂碎等物,将鱼翻开整齐地摊放在案板上。待鱼全部破开以后,沿鱼背翻开,将用姜蒜、花椒、盐粉等调制好的新鲜红辣糟铺到鱼的腹中,接着将韭菜、广菜盖在辣糟上面,然后将鱼背合拢,包住韭菜,用糯米草茎细致捆扎几道,再用红辣糟涂抹在鱼的身上,顾名思义,称“鱼包韭菜”,又称“端节鱼”。 水族有“无酒不成礼仪,无鱼不成端节”之说。每年每家每户过端节,必须有鱼供祀祖先,一般蒸的鱼大约三五十斤,包好的鱼排放在堂屋中央的案板上,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 烹调供“端”的鱼包韭菜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煮鱼。鱼包好后,放到一口大锅里,再放上一些韭菜、广菜、生姜,放些盐巴和辣糟,配适量的水,用锅盖扣在上面,然后放火烹煮。第二种是蒸鱼。在大锅上架上蒸隔,再在蒸隔上安上甑子,甑子里整齐地装上捆扎好的鱼。第三种是“焖”鱼,这是最为讲究的一种烹调方法。设一个陶瓮,将一些韭菜和广菜铺垫在瓮底,上面撒上一些调制好的辣糟,然后依次将包好的鱼整齐地放入瓮内。每放一层鱼,就洒上一些家酿的米酒,再在鱼的上面铺一层薄薄的韭菜、广菜和辣糟,直到将陶瓮装满为止。鱼装好后,用一木板或竹板盖住瓮口。接着在大灶上置一口大铁锅,锅内设一木架,将装好鱼的陶瓮置于木架上,再将清水注满锅里,适量放进一些调料及料酒。继而用一圆体空心的大木桶放在铁锅上将锅和陶瓮罩住,然后用一块木盖或竹盖盖住桶口,这样就可以烹煮了。 鱼包韭菜烹饪的时间从戌日晚七时开始放火,约到翌日(即亥日)上午七时左右烹煮结束,烹制时间约需一个对时,即十二个小时左右。用火要大小适宜,不可过急或过微。急则火势过猛,致烹煮不匀;火势过微,则火候不够,味道不正。一般比较讲究的人家都采用“焖”制的方法。 戌日那天晚上,主人家在堂屋中央安上一张八仙桌,桌上设七只碗、七双筷子、七只杯子(或九或五,按家人多少而定,但只取单数),杯子里斟上家酿米酒。在靠近神龛的那一面,设一盘预先用小锅煮好的鱼包韭菜,一盘糯米饭,置几碟果品,设八杯茶水,神龛上安一座香炉点上香。供桌四周摆上八张椅子,以等待列祖列宗的魂灵回家入位就座,享受后人的礼拜。符“端”席面一切布置停当,烹鱼灶堂开火,接着全家齐集饭厅吃团圆饭,团圆饭可荤素结合,但荤油绝不能沾染供祖席面。团圆饭后,寨子里的青年男女少年儿童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各家各户观看各家过端节情况,并与主人家共同分享席上果品,光景甚是热闹。 临到夜间子时,家中男性长者带领众子女代表祖上享食供品,然后从蒸瓮里取出正在蒸煮的鱼包韭菜拿到供席上,重新斟上酒茶继续供祀祖先。接着,女性长者在楼梯口设席供祀过往亡灵游鬼,然后带领家中小孩享食祭品。 夜间,堂屋亮堂,大人灶间煮鱼,小孩堂屋职守供品,水语称“苏端”。 翌日清晨(即亥日清晨),先由家中长者简食桌上供品,然后从蒸瓮里取来鱼包韭菜,摆放在长方形的木盘里,再换上一盘新蒸的糯米饭放在供桌上,酒茶亦重新斟满。 供祖席上的鱼包韭菜色泽鲜红,犹如一条条鲤鱼、草鱼从红辣池里翩然跃出,十分引人;着七彩的糯米饭热气腾腾,香气扑鼻,酒香则未闻而先醉。厅堂里呈现出一派热烈的喜庆气氛,同时也表现了水族人民对传统节日的热爱之情。 天大亮后,族中长房或位尊者通知全族的大小老少来享用祭品,然后依次顺延到各家各户,一起品尝各家的鱼包韭菜和享受端节,水语称“端”。“端”结束后,把吃残的鱼取走,重新拿鱼包韭菜放到木盘里等待来客。 过端节,最热闹的当数“端”坡赛马。人们在马头上挂着用绸缎扎成的大红花,牵到马坡,几百匹马齐集马坡上竞技较狠,奋蹄扬鞭,好不热闹。一年四季,各家各户养马的目的就是要到端坡上一展雄风。 亥日中午,族老在端坡上主持祭“端”仪式,设席告祝天地,然后由族老骑马开趟,众马齐奔。马坡上没有具体的评委,一切由观众评判。谁家的马跑得最好最快,人马齐荣,连整个寨子乃至亲戚朋友也一齐沾光。若是哪个的马连年夺冠端坡,出尽风头,那就别提多荣耀了。 马坡散场之前,客人来了,不能食荤,须全部用鱼包韭菜招待。马坡散场之后,肉煮菜粥敬供祖上仪式完毕,方才可以食荤。 鱼包韭菜标志着端节的品位与待客的礼数,即使是在苦寒的岁月,水族人民也总会想办法烹制精美的鱼包韭菜以飨食来客。 水族大部分地区以端节为年节,源远流长,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和浓郁的民俗风情。传统的庆典活动主要有家族祭祖、端坡赛马、文艺表演、体育和马尾绣技艺比赛、铜鼓和木鼓演奏等。端节戌日(亥日前一日,相当于汉族大年三十晚)吃团圆饭,亥日(相当于汉族大年初一)上午忌荤吃素。 端节期间,铜鼓声、木鼓声此起彼伏,优美的歌声和欢乐的笑声从早到晚回荡在水家人的吊脚楼里,水族人民沉浸在温馨而祥和的节日气氛之中。 作者单位:三都水族自治县民研所 文化解读论文:文化共生视域下的陕西电影文化解读 摘 要:全球化语境背景下,异质文化相互对立、冲突、了解、接纳、和而不同、互敬共生;中国文化属阴性文化,美国文化属阳性文化,世界文化需要阴阳文化的共生共存,才能保持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地方文化具有文化养育性,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需要、相互滋补;中国地域文化需积极参与全球化,个体意识与集体行动保护与传承地方民族文化, 并保持地域文化特色。 关键词:文化共生;地方文化;文化互敬;民族性格 一、故事梗概 《孙子从美国来》(另一中文名为《当孙悟空遇上蜘蛛侠》,英文名A Grandson from America),反映了中国老年人与美国小男孩之间的跨国代沟、具有浓郁中国地方文化特色。电影演绎着陕西华县皮影戏老艺人杨树德和一个美国的小男孩布鲁克斯之间“中国地方文化遇见美国强势文化的耐人寻味的文化沟通处理”,老杨头崇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孙悟空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鲁克斯则崇拜西洋文化中的蜘蛛侠,是美国文化的代表者。老杨头和布鲁克斯在生活习惯、语言形式、心理文化、思维方式及文化观念等方面相互排斥,经过曲折的碰撞和相互之间的磨合、接纳以及人性美好的升华,最终老杨头和布鲁克斯成为老少朋友,体现了中美文化的合璧;布鲁克斯在老杨头的熏陶下,也喜欢中国华县的皮影戏和皮影雕刻,老杨头在布鲁克斯将要返回美国的时候,还特意为布鲁克斯精心雕刻了一个蜘蛛侠模样的皮影,作为礼品赠送。一个孤僻的美国孩子和一个脾气乖戾的中国陕西老爷爷,两个人都为对方而改变,还有对各自国家文化的坚持,体现着文化互敬。 人物对话生活化、演员把握角色心理活动到位、观影有极强新鲜感,小电影带给观影者大感动,简约而不简单。文化内涵丰富,内容新颖、一部出色的小成本国产电影。皮影蜘蛛侠也算中西文化结合的完美体现,昭示着东方遇见西方跨文化交际过程:对立、了解、接纳、包容、换位思考、尊重、和而不同,最后走向文化互敬共生。投资80万的一部小成本电影,没有大牌演员和大制作,没有刻意的说政治,没有宏伟的背景烘托,跨文化冲突解决的精彩体现. 二、文化理论梳理 Antonio Gramsic 提出文化霸权理论,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思想文化价值观存在强加行为,体现着文化强权和文化殖民;Fredric Jameson提出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将自身占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看作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意识和价值观编码在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后者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使其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致使文化处于边缘地位;Edward W.Said 提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世界话语权力结构中,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明显二元对立,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Francis Fukuyama 指出文化趋同论:西方文化改变非西方文化,强势文化欺凌弱势文化,以西方为中心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Mike Featherstone 提出文化融合论,强调文化的地方化,主张文化在相遇之后可以相互借鉴;Edward W.Said 文化异质论文化相遇后的冲突与对抗,主要表现为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冲突[1]。 三、电影特色推介 (一)电影人物平民化关照 这部电影具有强烈平民关照意识,体现着导演和剧作者创作观。当下中国电影业商业驱使下比拼电影票房,电影在和平年代需发挥草根阶层生存关怀和文化引领作用,文化源于生活,服务生活、关照生活、引领生活。朴实的中国民间平凡的面孔,是地方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形象最美的诠释者。韩日等国由于欣然接受现代草根文化的发展,从而增加了自身对全球文化的影响力。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中过度强调精英文化,违背了美国受众的审美心理文化,过度粉饰反而起到“反面映衬”的不良后果,缺少人文关怀和平民关照[2]。 (二)陕西文化符号勾起观影者浓烈的乡情 祖国传统文化和浓郁地域文化渐渐淡出了中国青年人的视野,祖国传统文化和浓郁地域文化是灵魂、是血液。中华民族繁衍不息,是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代代传承分不开的。传统文化正面临传承的危机。由于传统文化缺少传承,中国人已逐渐找不到“根”。浮躁的社会已难以找到中国五千年沉淀的 沉稳[3]。电影《孙子从美国来》呈现出关中人听着秦腔、过着闲适的生活,展现了陕西人的面食文化情结,这一饮食习惯造就了陕西关中地区人民鲜明的地域人格精神和性格品质:人质朴、倔强、直爽、憨厚。陈忠实关中文学作品也彰显着陕西农耕文化的深厚积淀,关中人生存的诉求为“成家、生子、置地、盖房”,关中人保守,走不出,缺乏创新精神[4];这部电影凸显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和中国人文化心理符号,如中国年文化、孙悟空等,也植入若干陕西地域文化符号,如陕西生活习俗、厕所文化、服饰文化、水井文化、民俗文化等。方言精彩对白也为电影增色不少,如“中国人从来都不是被吓大的,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一句dog sun陕西风味英语很出彩,对白富有哲理、令观影者忍俊不禁,影射了中国陕西乡土民众对地域文化自信、自娱、自爱的一面,也显示了东方适应西方的生涩。本片编剧保持着一种朴素的平民意识,保持着与农村、草根的联系,显示着强烈的平民关照,具有民间化立场和拍摄视野,扑捉到草根百姓的淳朴、憨厚、平实,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传统已经融入中国老人生命里,浓烈的乡情,在岁月的沧桑中显得愈久弥香。整部电影洋溢着浓重的黄土文化气息。陕西人由于受传统农业生活方式影响,喜静不喜动,重亲情和乡情。陕西有十分深厚和独特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类型极为丰富,有些文化资源是别人无法重复和模仿的。陕西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本,启动这些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就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可以说,文化产业是陕西最具潜力的优势产业。加速发展陕西的文化产业,对陕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增长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5]。家乡文化具有人文养育性:生活在home culture,个体才会有幸福感;文化不能强加接纳,一定地域人们表现出家乡文化自信、文化自爱、文化自享。传承地方文化需组建团队,形成集体保护与参与。 (三)中美跨文化交际趣味实例 起初东方接纳西方的吃力、西方接纳东方的尴尬,历冲突、尊重、共生、和而不同,异质文化交流需经历接触、对峙、理解、共享、融合。文化不可能被异质文化取代,费孝通提出的“美美与共”,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它民族的文明,地球上不同文化、种族、国家之间就会达成一种持久、稳定的、和而不同的和谐[6]。西方接纳东方需要时间,布斯接纳陕西厕所文化、饮食文化、方言文化、陕西人格精神。电影也通过沟通和理解,表达了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兼济包容。传统的中国地方皮影戏和西方文化的交融,尤其是爷爷熬夜为布鲁克斯做蜘蛛侠的皮影的时候,着实让人觉得文化无国界,从一开始的语言、行为、思想观念的不同,到相处之后的包容。剧本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 美国汉堡饮食文化与陕西面食文化比照、西方卫生间文化与陕西地域厕所文化、孙悟空与蜘蛛侠的比照、中美择偶标观念、美国志愿者文化与地方野生动物保护、黑头发与黄头发、姓名文化比照等。布斯是美国文化的符号,布斯妈妈取名为爱华,体现着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吸引力,杨树德与杨栋梁父子俩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集体主义、重家国文化的集中体现。爱华与杨栋梁的结合说明了西方与东方文化的互相接纳,不由得赞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爷孙的感情深厚。这部电影也体现着中国群体文化意识,群体的价值就是个体价值,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个人的人格只能依附于群体的共同人格,爱华体现着个体文化意识,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每个人的幸福都要考自己争取[7]。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相对比较鲜明,国际影响力巨大,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家族为优秀、乡村文化为(农业文化)为特征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以家为依托,个体在家中寻求、获取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家国的意义重大,弱化了个体的意义与价值[8];美国文化倡导的个体主义探求个体价值和竞争,自主、独立、奋斗。 (四)人性善良的美好主题 中国乡村空巢老人孤寂的生活因为美国孩子布斯的加入有了色彩,照顾孩子也是一种精神寄托,生活的给予也是一种享受和幸福。真爱无国界,大爱无国界,真爱和大爱可以跨越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国家文化心理差异,实现异质文化和谐共处。电影也展现了人活着就是一种责任,一种支撑他人和给予他人关爱的担当。老杨头对小布鲁布克斯的爱,更是对儿子的一种深深责任。 结语 文化交际会出现文化殖民、文化霸权、文化自我贬损、文化对立与冲突,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相互需要、和而不同,美美共生,各民族文化只有保持民族本色,不断创新,在全球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亮出自己独有的文化风景才会促成世界文化的丰富性。文化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文化差异性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认同文化多元化的过程。 (作者单位:西安医学院英语系,陕西 西安 710021) 文化解读论文:成都城市旅游文化解读 【摘 要】成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城市性格。本文基于对城市旅游意象理论的理性思考和笔者自身旅行体验所产生的感性观察,从成都名片、成都性格、成都形象三个方面对成都城市旅游文化进行全面解读和分析,以求把握其精髓和优秀。 【关键词】成都;城市旅游文化;城市性格;城市形象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聚焦点和现代文化的摇篮,也是区域旅游文化的重要载体;旅游,是个体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一种体验。当你在某个城市放慢脚步去体会她的节奏的时候,或许会突然觉得你是城市的一部分,感受城市的同时也在感受着自己,而这种归属感和亲切感是无法言语的。成都,就是如此,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因此,任何硬性指标都不足以描述这座城市的精髓,必须在理论基础上加以感性体验和思考。 一、城市旅游文化和城市旅游意象 1.城市旅游文化。文化是旅游的本质特征,其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能,而且是旅游业提高竞争力的法宝。而城市是旅游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城市旅游文化是对城市文化和旅游文化的进一步限定。从城市文化的角度,城市既是客源地又是目的地,而城市旅游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精华和浓缩,是视觉文化,更是体验文化,甚至代表城市形象。从旅游文化的角度,城市旅游文化同样具有旅游文化本身包含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等三个层面。 2.城市旅游意象。关于城市意象的研究,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其著作《城市意象》中认为,它是人们对物质环境的知觉以及形成的心理意象和反映,其中物质环境应具有强烈的易识别性,以明显的节点做区分。但显然,城市意象和城市旅游意象的观察主体是不同的,前者是城市居民,后者则是旅游者。因此,城市旅游意象是旅游者对城市旅游要素所表达的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和时代特征所形成的公众感知和综合评价。那么,旅游者对城市旅游文化的体验形成了个人的旅游意象,而这种意象是对城市文化、社会风貌等无形资源的深刻感悟,从而汇集成城市印象和形象。正所谓,历史文化造就了城市的独特性格。笔者在几次游历成都亦有深切感受,按照城市旅游意象理论,将成都城市旅游文化的代表要素总结为三部分,即成都名片: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成都性格:城市民众性格和城市精神;成都形象:城市形象定位及形象宣传。 二、成都名片――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成都是我国西南开发最早的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自然状况孕育了极富魅力的城市文化,也形成了众多历史人文旅游景观、饱含地域特色的川西民俗风情、丰富的餐饮文化;成都人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造就了成都张弛有度的休闲文化,这些丰富的旅游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成都名片”。 1.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成都作为古代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一直处于蜀文化的优秀地位。古代蜀人在实践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演变为现代成都地区独特而极具吸引力的旅游文化,而成都人文旅游资源便是“蜀文化”的综合体现。主要表现为:以武侯祠为代表的三国文化,武侯祠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从中延伸的三国文化已深入到成都的大街小巷,无论是旅游纪念品商店还是武侯大道的建筑风格,无论是街道名称还是墙体雕塑,都将三国文化体现的淋漓尽致。以杜甫草堂为代表的诗歌文化,成都杜甫草堂因诗歌名扬天下,借诗圣而后世流芳;也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演绎凤求凰的琴台路、薛涛的望江楼等诗歌文化胜迹。以都江堰、青城山为代表的山水文化,都江堰诠释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开拓精神,青城山是道教文化圣地,和都江堰交相呼应更体验了古人对山水理想的解读。此外,还有以宽窄巷子、锦里为代表的古建筑及仿古建筑群,将原有的历史文化注入现代元素,融汇成都独一无二的三国文化、熊猫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休闲文化等文化形式,综合展现成都城市旅游文化。 2.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良好的历史传承使成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广泛涉及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尤其是茶馆文化以其地方性、大众性等独特魅力吸引旅游者,茶馆内往往附带茶艺表演和川剧表演,满足了异地旅游者了解和体验成都民间文化和传统风俗的需要,而茶馆正是最具平民性的公共娱乐场所,浓缩了成都人的市井生活和喜怒哀乐。除此之外,近年来川西民俗也通过不同主题的民间庙会和节庆活动得以集中体现,元宵灯会、三国文化节、桃花节等都吸引着游客去观赏和参与了解老成都,将民俗文化不断传播。 3.闻名世界的餐饮文化。“最成都”的生活大概莫过于打麻将、喝茶、摆龙门阵,最重要的当然是吃火锅。延伸开来,成都饮食三大代表就是川菜、成都火锅和成都小吃。川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注重滋味、选料广泛、制作讲究色香味形,并且川菜基本都是大众菜,水煮肉片、宫保鸡丁等都是普通人家的家常菜。成都火锅花样百出、包罗万象,热情似火而又平易近人,并且根据现代的饮食习惯不断追求创新,让人们百吃不厌、其乐无穷。成都小吃则深入到大街小巷,甚至全天不打烊,种类繁多,龙抄手、钟水饺、夫妻肺片等已成为成都小吃的名片,餐饮文化为成都增添了一种活色生香的独特魅力。 4.张弛有度的休闲文化。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富饶的物产让成都的休闲气氛达到极致,人们享受生活、享受自然、享受文化的性格,让成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休闲之都。尤其是节假日,著名的春熙路、盐市口等商业区以及锦里、文殊坊等仿古街区都成为人们出游的选择,较为完善的综合服务商业区为人们提供了游购娱吃住等综合消费服务,历史景观与现代景观融合,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衔接,达到处处有休闲的境界和效果,因此,成都也被称为“耍都”。 三、成都性格――城市民众性格和城市精神 2009年,由中国网评出的“城市性格榜样”中这样描述成都:俨然一个耍家天堂:不怕好耍,只怕耍不好。身处天府之国,生活滋润兼好耍。成都人有好耍的性格,但在好耍中延续传统又敢为人先去追求新鲜,忙中偷闲,乐享生活。这种“闲”由来已久,唐时有“扬一益二”(扬:扬州;益:成都),当时成都被誉为音乐之城,可见成都古时就与娱乐结缘了。成都人敢为人先,追求创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追求自由恋爱为后世所赞叹,为纪念才子佳人,成都至今还遗留着琴台路和驷马桥两个地名。秦代李冰父子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造福后代,堪称经典。唐宋时期,成都的造纸、印刷、蜀锦、茶艺等就已闻名全国。即使是到了近代,敢为人先的性格依然保鲜,被孙中山誉为立下辛亥革命第一功的保路运动引起全川起义,至今“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依然屹立于成都人民公园。解放后及改革开放以来,成都更是发挥这巨大的潜力,成为西部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 成都人乐容天下,进退自如。成都这座具有强大休闲功能的城市,悠然恬适的生活理念,让她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态度。从历史上看,成都是一座移民城市,本身就具有胸怀宽广、兼容并蓄的性格。这种性格或许和成都茶文化也有关系,成千上万的各式茶馆贴近人们生活,雅俗共赏、闹中有静,聚三教九流、知休闲之道。因此,成都人的性格便可以用“喜为人先,乐容天下,进退自如,浮沉自安”来描述。而成都在经历了“5・12”地震的洗礼后,更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坚韧、仁爱、从容。笔者认为,成都是有资本骄傲的,2009年,成都正式其城市精神为: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历经劫难涅再生,成都不负众望。 四、成都形象:城市旅游形象定位 1.形象标识。2011年12月30日,成都城市形象标识正式揭晓,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为成都市城市形象标识,代表永远翱翔的动力(见图1)。另外,还专门设计了四种不同颜色的辅助图形,分别用于宣传城市整体形象、宜居形象、投资形象和旅游形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城市旅游产品发展日益同质化的情况下,鲜明而独特的城市形象将对城市旅游业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成都正式公布统一的城市形象标识,将会在旅游者心中形成生动、鲜明而深刻的感知意象,从而推动成都旅游业的深入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直以来熊猫形象已形成大众印象,户外宣传大多以熊猫为主角,体现熊猫之乡的特色。旅游品牌开发较为成功的熊猫屋其商品全部以熊猫为创作元素,还附加一个温暖的宣传语“Take Chengdu Home”(把成都带回家)。可以说熊猫已成为成都的代言人,也被用于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可见其珍贵之处。然而,熊猫被广泛应用于标志设计且形式多样,共享性或相似性极强,如果成都总是以熊猫为形象标志的话,一方面识别性不强,另一方面熊猫在外国旅游者看来往往是代表中国名片的一部分,无法区分。此外,自2001年成都发掘出太阳神鸟文物以来,该标识就开始广泛使用,天府广场太阳鸟雕塑、出租车车身图案等逐渐为市民所接受,不仅极富历史内涵而且很好地诠释了包容、进取的气质,这是熊猫图案所无法体现的。而以太阳神鸟图案为城市形象标志也让成都成为了全球唯一以本地出土文物为城市标志的城市,意义深远。 2.旅游形象宣传。确定了城市形象之后,通常会针对形象的不同侧面进行差异化设计和宣传。所以,旅游形象定位和宣传需要根据区域旅游文化特色及内涵挖掘其精髓和优秀,还要综合考虑旅游者的心理偏好和需求,进而将旅游形象从视觉、意象转化为脍炙人口的口号和宣传语,达到迅速传播的效果,也就是将旅游形象视觉识别转化为行为识别,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成都旅游形象的定位一直以来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都经历了形象模糊、形象类同的过程。历经了“天府之都”、“熊猫故乡”、“休闲之都”等缺乏统一性的旅游宣传语后,2008年“5・12”地震后,为树立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宣传成都精神,成都充分利用全市各大媒体、户外电子广告、居民区墙体电视、交通工具等资源,投放震后宣传片和平面海报,宣传语为:因为有你,成都更美好!并不间断播放以《I Love My City》为主题曲的形象宣传片。每个震后进入成都的人应该都能体会到她依然极具魅力,这座城市有浴火重生的力量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人们乐观向上、自信生活,这是对成都最好的诠释和解读。而这次形象宣传十分及时又恰到好处地彰显了成都的城市精神,让旅游者放心入川,这无疑是成功的,堪称危机事件中成功树立形象和进行文化营销的经典。 但随着震后伤口慢慢的愈合,依然播放此宣传片已显得不合时宜,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正常轨道后,应重新定位旅游形象和宣传语,向世界展示历经洗礼后的成都新形象,以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值得赞许的是,2011年成都形象宣传片在CNN、BBC等国际著名媒体播出后,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2011年8月1日,成都城市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电子屏,宣传语是“Where Pandas Live.Chengdu,Real China”,即:典型中国,熊猫故乡。展示了杜甫草堂、三圣花乡、成都老茶馆、春熙路等极具成都韵味的代表景点,向世界诠释了一个文化底蕴与时尚气息完美交融的中国城市形象。至此,成都城市形象海外版宣传语最终确定,该宣传语不仅体现了成都作为中国特色城市的一面,浓缩了中国特色且独一无二的元素,而且进一步确定了熊猫故乡这一定位。当然,在面向国内宣传的形象定位方面,仍需要深入挖掘和调研,以期与其他国内城市宣传主题区分开,形成自身独有的形象。 五、总结 成都城市旅游文化不仅体现在其丰富而形式多样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上,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其本身的城市精神和民众性格里,有形的旅游资源特色和无形的城市精神相互融合和作用,共同形成了成都城市旅游形象。当然,本文只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文化元素,真正深刻全面地论述成都城市旅游文化仍需要做许多努力和尝试,在此只做重点分析,若能为读者理解成都城市旅游文化作出一些贡献,于我将是一大幸事。 文化解读论文:传播学视域下的广场文化解读 【摘 要】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广场也越来越多,广场文化应运而生。所谓广场文化,主要是指在广场举行的能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文化艺术活动。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对广场文化的产生、特点及广场文化的功能进行分析,认为充分发挥广场文化的各项功能,对于提高市民文化生活质量、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广场文化 传播 特点 功能 一、“使用与满足”――广场文化的产生 “广场文化包含了广场建筑艺术和在广场上所开展的各类文化、艺术、体育等活动内容,综合了专业文化、群众文化、体育保健等活动形式。它是以群众文化为基础,以专业文化为引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满足自身的精神生活和知识需求为目的的社会文化现象”。① “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各个城市建设的扩大和功能的完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文化娱乐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提升,需求也日益增多,具体可以概括为:(1)信息需求,通过与广场上的市民沟通交流可以获知外界消息;(2)娱乐需求,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开展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人们在广场文化中自娱自乐,高雅文化与大众娱乐活动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3)社会关系需求,通过广场文化的传播,市民们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建立社交圈子,从而满足了人们对社会互动的心理需求;(4)精神和心理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提出当人们低层次的需求达到满足后,人们便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群众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各类娱乐活动,使群众从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自我表现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 二、广场文化的特点 1、学习娱乐“两不误” 娱乐性是广场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中老年人参加广场活动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是为了娱乐身心,笔者在妈妈的带领下走出家门跟着大叔大妈们跳起了广场舞,和笔者一起跳舞的叔叔阿姨们可能没有年轻人曼妙的身材,也没有专业舞蹈演员优美的舞姿,可是笑容常挂在叔叔阿姨的脸上。有阿姨告诉笔者,“只要不下雨,我都会来跳舞,如果不跳舞的话就感觉浑身不自在”,阿姨朴实的言语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广场文化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入人心。 虽然广场文化活动最吸引人的特点是它的娱乐性,但是广场文化活动不单纯是为了娱乐,广场文化活动的形式繁多,既可以有业余、通俗艺术,又可以有专业、高雅艺术;既可以有传统和现代的舞台演出,也可以有乡风民俗、民间艺术的广场群众表演;既可以是音乐、舞蹈、戏剧,又可以是武术、体操、演讲等,总之,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在广场中融合,广场文化不断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同时也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培养市民的审美情趣。 2、自发性与规范性“相结合” 随着城市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聚集在广场参加健身活动。在广场文化活动中,人们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可以参加广场文化活动,也可以不参加任何活动;可以是活动的参与者,也可以是活动的欣赏者或是旁观者。“传播学中,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与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称为‘意见领袖’”③在广场文化中同样存在“意见领袖”,人们参加的各种文化活动虽然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但是总有一位信息全面、精通某个领域的人指引着大家,就拿广场舞来说,广场舞老师起到了“意见领袖”中间桥梁的作用,她通过网上视频学习,将舞蹈传授给普通市民,在这一教学过程中,舞蹈由大众传播意见领袖(广场舞蹈老师)一般受众(普通市民),传播学中的“两级传播”概念得到深刻体现,总之人们以自己最喜爱的方式参与其中,娱乐身心。 广场文化虽然是开放式的、自发组织的,但绝不是无原则、无组织、无纪律的。“由于广场文化是一种新型载体,在我国发展发展的时间还不长,对于建设广场文化没有相关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在我国目前的广场文化建设中,由于广场文化的运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对于广场文化的内涵不能够很好的认识,因而导致市民公众的互动性、参与性低,不能很好满足公众需求”,④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应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规范广场文化活动,确保广场文化的内容和质量,让广场文化健康、有序发展。 3、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雅俗共赏” 鉴于广场文化的审美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广场文化来不得“阳春白雪”,恰恰需要“下里巴人”的大众口味,“阳春白雪”固然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由于他的“和者寡”,而与广场文化的需求“和者众”大相径庭,自然不能成为广场文化的审美客体,⑤但笔者认为,广场文化既需要“下里巴人”,也需要“阳春白雪”,在如今的广场文化活动中,既有市民们自发组织参加的群众表演,如广场舞、扭秧歌、大联唱等娱乐活动,也有比较高雅的艺术活动如广场交响乐、专业的文艺晚会。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以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各自形成的条件和区分的界限开始打破,随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正确处理两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关系成为重中之重,总之不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我们都应秉承和谐包容的理念,雅俗共赏。 三、广场文化的功能 王浩在《“以人为本”视域下城市广场文化的功能》一文中指出,广场文化具有提高人们审美鉴赏能力;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广场文化充满人文关怀,促进人的情感沟通等功能⑥,施拉姆曾在1982年出版的《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一书中,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进行概括,广场文化也类属大众文化传播。笔者试从“施拉姆的社会功能说”角度对广场文化功能谈谈自己的认识: 1、政治功能 政府可以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广场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宣传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广场不仅是一个聚会活动之地,也是一个良好的大规模宣传教育中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利用广场这一平台,将文化活动与宣传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运用歌舞、小品、快板等各种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之成为与群众联系的纽带”,⑦政府将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融进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中,市民们在喜闻乐见中接受政府传递的信息,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 2、经济功能 有学者认为,“广场文化在推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塑造城镇整体形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凝集人心,增强向心力;二是营造好的环境氛围;三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四是推动现代化形象建设”,⑧经济发展与广场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城市广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第二,随着广场文化的发展,市民参与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这片天地,企业通过赞助或是广告的方式扩大产品知名度、宣传企业文化,树立企业品牌形象,从而促进了企业经济的发展。 3、娱乐功能 显而易见,广场文化具备为广大市民们提供娱乐的功能,广场文化丰富了市民们的日常生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市民们通过参与广场活动不仅获得了身体和心理的满足,而且陶冶了情操,提高了文化素质。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研究生) 文化解读论文:司法私益化的文化解读及制度性对策 摘 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现象进行简单解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和合性文化对司法私益化的诱发作用以及英国社会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遏制作用,并提出在当前中国语境下,从制度建构的角度而言,可以通过完善体现程序正义价值的诉讼制度来发挥注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天然遏制作用。 关键词:司法私益;化和合性文化;fairplay精神;程序正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多名高级司法官员相继“落马”,一系列司法腐败案件逐渐浮出水面,日益严重的司法私益化问题开始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导致司法私益化现象猖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法人员法律素质和道德水平的低下、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等因素都从不同侧面导致着司法私益化问题在中国的滋生,社会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目前中国司法私益化现象严重的现状与中国社会重人情的和合性文化的影响以及相应的fairplay精神的缺失有着莫大关系。 一、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问题 司法私益化即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谋求和保护不正当的私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利用司法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情交易、权色交易,以致司法不法、司法不廉、司法不公,从而损害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本质是司法权的异化和司法权的滥用。 一切社会腐败莫过于司法腐败,司法是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保障公民权利受到非法侵犯后得以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司法私益化产生司法不公,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降低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挫败法律威严,甚至引发民众法治信仰危机,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法治之癌”。目前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问题十分严重,已构成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瓶颈,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及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国司法必须尽早走出“司法私益化”的怪圈。 二、社会文化对司法私益化的影响 (一)重人情的和合性文化对司法私益化的诱发 和合性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质,这种文化使中国人互相渗透、彼此依赖从而构成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以及重人情而不重规则的处事方式。 和合性文化的优点是社会富有人情味,中国因此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的社会,然而,这种可贵的人情味却在国家权力运作中极具腐蚀性。我国国家权力的运作常常受到人情干扰,促成了腐败现象的形成和蔓延[1]467,我国社会中的“隐形诉讼”现象便是其表现之一。“所谓‘隐形诉讼’又可称为‘地下诉讼’或者‘平行诉讼’,它是与正当诉讼活动相平行并隐而不现的与诉讼有关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1]467中国律师奉行所谓的“立体诉讼理论”,即通过“查法律、找证据、写文书”以及“找人情”两条线来处理诉讼案件,而且“找人情”往往是达到胜诉更有效的途径。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现象日趋严重。 (二)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遏制 中国人注重人情的和合性文化与英国人注重fairplay精神的社会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Fairplay被储安平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英国民族气质的字眼,其本来是运动场上的术语,意味着公平或者无偏无倚的对待,意味着公平的或者同等的机会,意味着正义。储安平先生认为,fairplay的精神,一方面是要在一队之前,有全队而无个人;另外一方面是要在整个游戏之前,大家应以整个游戏为重,而不以自己一队为重。我们不应忽略我们竞争的对方,我们同时还要尊重我们竞争的对方。先生进一步指出,fairplay是行动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活的精神,是一种做事方式,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中。 “Fairplay之所至,容易培养一种理性精神,是是非非,乃能全凭理性而不诉诸感情,在各项事物中,就容易做到不以私人恩怨和个人好恶掺入是非之中,不以一己利害蒙蔽对是非善恶的判断。特别是,fairplay精神,可以使人们在行事时不忽略且能尊重与之竞争的对方。”[1]11 在司法活动中,fairplay的含义是指竞技者真诚地信仰“法律的正当程序”(dueprocessoflaw),相信正当程序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理想方式。在这种真诚信仰的支配下,以法律允许的手段去追求胜诉,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尊重对手的权利和机会是公平竞赛精神的体现。在司法活动中法官消极中立、耐心听讼,当事人双方进行举证、辩论,都是在一种公平竞赛的气氛中进行的[1]13。因此,强调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有着天然的遏制作用,在这种精神的浸染下,英国社会司法私益化的现象远没有中国严重,其司法界鲜有高官“落马”情形的出现。 三、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发挥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遏制作用 (一)程序正义价值与fairplay精神的内在一致性及可借鉴性 既然注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有着天然的遏制作用,那我们是否可以在中国社会培育这种精神来引导中国司法走出私益化的怪圈与困境呢?应该说,特定社会文化的形成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并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样,新的社会文化的培育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不仅不可能自然地生发出fairplay精神,即使通过外部力量的引导来培育这种精神的难度也是相当高的。 但不同文化间仍然可以在充分考虑各自特性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制度性的借鉴,对于一些虽生发于国外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价值与制度,我们可以在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对其利弊进行权衡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吸收其合理内核,用于改进我们自身的制度。而体现fairplay精神的程序正义理念正是这样一种价值,由程序正义理念所支撑的诉讼制度也自然间接体现着fairplay精神,并能够为中国所借鉴。 (二)程序正义价值的内涵 程序正义根植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的思想,该思想包含两条具体规则:一是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而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在裁判做出前都有被倾听的权利。近代程序正义观念产生并完善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和发展。受英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律传统的影响,人们一般特别重视法律程序,相信“正义先于真实”,“程序先于权利”。程序正义的精神实质在于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判决结果公正与否,而是通过充实和重视程序过程本身来保证判决结果获得当事人的接受与认可,即“与程序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加该程序并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之主张和证据的机会”[2]11。 具体而言,程序正义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当事人地位的主体性 当事人地位的主体性主要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平等性和参与性。现代法律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即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而不再是被任意支配的客体,程序正义使当事人能够平等地参与诉讼过程并对裁判结果及其所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和接受裁判者对自身权益的处置。“程序主体性原则强调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对法院行为的约束,同时也要求法院在诉讼中平等地对待当事人”[3]164。要在诉讼审判活动中将程序的内在价值与人的道德主体地位相联系,就必须在设计法律程序时尊重主体的人格尊严并保证其获得公正的审判[4]81,为其提供影响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充分参与机会。 2.裁判者的中立性 戈尔丁为裁判者中立设定了三项规则,其一,任何人不得作为有关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冲突的结果中不能含有解决者的个人利益;其三,冲突的解决者不应有对一方当事人的好恶偏见。理想的诉讼模式应该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形模式,裁判者应当与双方当事人保持一定且同等的距离。例如,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就是为了确保裁判者的中立性而设立的,凡是属于可能影响法官中立地位的情形,相关人员就必须退出特定案件的审理过程。 3.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Justicemustnotonlybedone,butmustbeseent obedone)。这并不是说,眼不见则不能接受,而是说,“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1]187。程序公开指诉讼的过程应当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可以知晓的方式进行,其实质是通过审判的公开达成社会的监督从而保障审判的公正性。因此,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外,所有案件都应当公开审理,并且不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判决都必须公开宣告。 (三)程序正义角度的司法私益化之制度性对策 具体而言,结合程序正义价值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相应完善我国的诉讼程序制度来达到遏制司法私益化的目的: 第一,在加强当事人地位的主体性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更新必须以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建构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结构为方向。在具体诉讼制度的设计上,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和对裁判过程的充分参与,发挥当事人权利对法院职权的制动功能,遏制法官恣意裁判。通过完善诉讼的对抗机制来实现程序正义,进而追求实体正义的实现。 第二,在保证裁判者的中立性方面,首先需要完善我国的回避制度。在我国诉讼中,回避事由信息的发现模式属于偶然发现模式。这使得我国诉讼程序正义处在低水准状态。缺乏相应的信息,当事人意识不到需回避人员回避的必要性,当事人就没有申请回避的理由和依据。没有完善、充实的信息披露制度,回避制度只能处在被“形骸化”的窘境中[6]。要摆脱这一困境,可以考虑组合使用网络披露、院内披露、文书披露的回避事由信息披露方式,使我国回避制度实在化。 第三,在完善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方面,要进一步落实我国的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使法官在庭审中的言行举止与最终的宣判处在旁听群众与新闻媒体的注视之下,使法官基于畏惧非议的潜意识的作用自动校正自我中心倾向心理判断,对事实做出审慎、周全的衡量,对法律做出基于立法原意的解释[7]93。可见,公开审判制度的落实有利于限制法官恣意裁判,进而发挥遏制司法私益化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法院的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制度、不规范的公开宣判制度以及走过场式的庭审制度使公开审判制度的价值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以及遏制司法私益化的现实考量,必须对这些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规范。 注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有着天然的遏制作用,而程序正义理念正是fairplay精神的重要体现,因此,由程序正义理念支撑的诉讼制度也间接体现着fairplay精神并能有效遏制司法私益化的蔓延。相反,缺乏程序正义价值支撑的诉讼制度设计则会给法官与当事人提供更多的勾兑空间。通过完善体现程序正义理念的诉讼制度,不仅能够对司法私益化起到相应的遏制作用,而且可以避免直接的文化移植所面临的长期性和可行性等一系列问题,有利于促使中国司法早日走出私益化的怪圈,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和进步。
政治经济学论文:教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2]。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1]。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优秀,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主体除了教师,还有就是学生。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课程的考核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在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课程的考核方式。比如,在有些学校政治经济学作为副科,不需要学生参加闭卷考试就可以取得学分;而在一些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校,课程考核往往比较严格和科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另外,也可以进行分解考核,比如学到期中进行考核,学到期末再进行考核,同时将平时的学习成绩计入最终考核,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也可以督促其在平时认真学习本门课程。 作者:刘冲宇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FDI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服务业 FDI政策的典型特征本部分首先对不同于西方的,如类似中国这样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进行描述,以便分析政府角色、行为和政策制定的意图、过程和结果。然后,对比货物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影响,概括服务贸易中的特殊模式———服务业FDI(商业存在)保护政策及影响的特征,以便为理论模型构造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经济环境。 (一)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的界定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2001)认为,国家政体和经济秩序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忽视对国家政体或政权体制、相对应的经济秩序以及政府角色、行为的界定和区别,而直接引入理论模型,其解释力会受到影响。盛斌(2002)按照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的假设,将其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仁慈的政府”由于不受选票的影响,在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不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左右,可以独立地根据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贸易政策。“自利的政府”将政府看作一个较为特殊的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寻求政治稳定、选举概率的最大化或者个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民主的政府”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社会福利,既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到民主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又须最大程度考虑整个社会福利,以反映普通选民的意愿。瓦尔特•欧根认为存在三种对应不同政权体制的经济秩序:一是集中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或中央集权型,即中央政府拥有最大经济政策决定权,但不排除私有制;二是集团调节经济,或权力集团性,即自由市场造成团体成为主要的价格参与者,他们拥有市场权力,进而逐渐拥有政治权力;三是完全竞争经济,或个体市场型,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相对平等的价格参与者。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其经济秩序已演变成为“集团调节经济”(沈建平,2008)。若按照上述界定,PFS模型中的政府对应“民主的政府”,其经济秩序类似于“集团调节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角色、经济秩序更符合“仁慈的政府”和“社会市场经济”,其政权体制表现出集权式特征,中央政府具有最后的经济政策决定权。尽管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其他利益集团和社会福利,但政府不受选票或选民的影响,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这样的院外活动机制,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博弈通常不成为政策的决定因素。在经济运行中,虽然鼓励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掌握一国经济命脉和维护国家安全④,这一特点在敏感的服务行业(如电力、通信、运输、金融等)尤为典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利益集团。由此伸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可能在某些产业和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时甚或较浓重的行政干预及垄断色彩,这一色彩通过政府较为重视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得以体现。但与此同时,如果过于重视国有企业,不仅影响消费者利益,且长期而言不利于该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在各种目标中寻求政策均衡。此外,这种特殊的秩序格局会扭曲市场价格,该市场并不符合PFS基准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假设。 (二)服务业FDI保护与货物贸易保护的区别及其影响由于服务和货物的性质不同,服务业FDI的保护政策及其影响与货物贸易存在着较大差别。首先,由于货物的有形性,贸易保护通常采用关税或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要么政府获得关税收入,要么不同群体根据配额形式获得配额租金,而关税收入和配额租金都可能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基于服务的无形性,政府通常对服务业FDI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大多为非关税壁垒)和国内规制⑤,如参股比例限制、经营范围和地域要求、资格与资质要求、行政管理的复杂度及透明度等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服务贸易壁垒,来限制服务业FDI的流入。在以往的研究中,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关税等值方法来近似刻画保护程度,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所以不直接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其次,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内涵更加复杂,限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按照GATS对服务贸易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服务业FDI)和自然人流动。货物领域中,贸易和投资是相对独立的行为,外国生产者可以通过FDI来规避贸易壁垒,根据自身生产率状况与利润率大小选择出口或FDI方式提供货物。而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贸易和投资按照GATS的界定是互补的,服务业FDI或商业存在作为服务贸易中的一种模式,受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与其他服务贸易模式有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或交互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服务业FDI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则无法以投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其结果是不进入或以其他服务贸易模式进入。最后,经验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国服务贸易市场往往存在甚于货物贸易领域的垄断性。且同货物相比,服务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异性。因而,服务市场往往表现为垄断竞争的结构特征,传统货物贸易理论中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建立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二、模型构建 由于典型特征的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服务业FDI政策时与PFS模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本模型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运用FDI进入的观测结果作为衡量贸易政策的工具(FDI进入的程度反映政策偏好),探讨服务业FDI政策中的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政府对各利益集团的重视程度,以增加模型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假设小国情形,该国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影响世界价格。本国不受选票影响,不存在政治捐献行为,经济秩序类似于“社会市场经济”,中央政府拥有最终的经济政策决定权。此外,服务业FDI政策包括歧视性限制措施(关税等值)和国内规制(利润税)。 (一)消费者假设一国由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组成,消费基准商品x0和一系列差异服务的集合商品x,消费者偏好形式为拟线性偏好。 (二)企业假设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S、cα,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为cm。根据关税等值方法,假设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等值为τm。同时,假设pf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的服务价格和世界价格。其中F为固定成本。为简化模型,假设πf为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且销售时的最大化利润。可以发现,λ=0时,上式束紧。跨国公司进入数量受到利润税λ和关税等值τm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数量可表示为函数m(λ,τm)。跨国公司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当(9)式等号成立时,有dm/dλ<0且dm/dτm<0。则有:命题1:服务业FDI的进入数量是服务业FDI政策实施的结果,该数量与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关税等值τm和非歧视性管制政策(利润税λ)成反比,即dm/dλ<0且dm/dτm<0。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越高,进入越难;利润税越高,进入越少。 (三)要素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且单位劳动可以生产单位基准商品,则工资是单位1。假设跨国公司要支付的工资溢价(w-1)>0,该溢价可以代表模型中不能体现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可能收益。该假设符合现实,因为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四)政府为了国有企业或自身的利益,政府一方面对服务业FDI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τm,以减少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在竞争上的潜在威胁,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在非歧视性国内规制上,对所有在国内经营的服务企业征收利润税,但需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其他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缴纳利润税。同时,政府重视社会总福利。政府根据其目标函数原则来选择最优政策。 三、结论与政策涵义 贸易保护和自由化的矛盾此消彼长,一国若要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就必然要深究服务贸易保护的根源。本文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研究基础上,对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业FDI政策进行分析,尝试建立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本文首次将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型应用于一国服务业FDI保护问题的研究,探讨模型构建中的典型特征,构建的政府目标函数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有着较大的差别,结论也有一些不同。首先,对于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政府而言,不受选举影响,所以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行为,政府拥有经济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其次,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利益实质上和政府是一体的,其利润归国家或政府所有,自由化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也对国有企业造成利益损失。再次,服务业FDI的进入受歧视性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的影响,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越严格,跨国公司越难进入东道国市场。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确阻碍了服务业FDI的流入,起到了类似货物贸易保护中关税的作用,但政府无法取得关税收入,不会直接影响政府目标效用函数的构建。本文结论的政策涵义是:第一,在“社会市场经济”情形下,政府是服务业FDI及其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审慎把握政策尺度显得尤为重要;第二,鉴于国有企业垄断与经营效率不高的现实,政府的服务业FDI政策有助于增加市场主体与加强竞争效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国有企业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政府超越国有企业保护需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目标导向性,要求政府具备更高的综合平衡能力;第三,基于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自由 化趋势不可逆转,国有企业须加快从行政性垄断主体向市场化规模经济主体性质的转变;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拆除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成长,意味着“社会市场经济”以国有企业利益为主导的政策模式逐步向多元利益集团权重博弈为基础的政策模式转化。本文对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仅仅只是个开头,但增强了原有模型对不同政体和经济秩序的国家、以及不同贸易模式的解释力度。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目前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但未来随着统计数据的完善,这一不足也将被弥补。 作者:谢慧黄建忠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电视纪录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政治是纪录片的主要素材 在纪录片中,政治素材不仅涉及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并且还涉及政治问题、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等。在这些政治性问题之中,不同的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能够反映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利益,从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以政治人物为主,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纪录片逐渐退出了荧幕,与此同时,电视栏目化以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并且逐渐引领潮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我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与创新,从而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奠定基础。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等众多革命领袖宣传片,纪录片通过对革命领袖的宣传,不仅可以让观众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并且能了解到领袖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除此之外,我国纪录片在对政治题材进行宣传时,主要的特点便是对矛盾处理得当,对冲突的焦点善于把握与处理,从而在彰显人物情感的同时,使整部影片的戏剧性得到加强。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处于保守的状态,并且也存在政治抽象化的重要现象。政治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具有感性,并且还较为具体,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成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像“法律”、“军队”、“医院”、“教育”等。因此,对于纪录片而言,要想使政治题材成功贯穿其中,就要放开思路,对社会现实进行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政治与纪录片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处于改革阶段,为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与背景,在纪录片中,观众能够看到中国真实的发展现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了解。 二、政治与纪录片之间相互依存 纪录片对原生态的记录,不仅是对新闻的展示,并且还是对时事的反映,从现实的角度而言,纪录片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存在着重大区别,而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纪录片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高层的思想,甚至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中国纪录片在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纪录片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进行反省时,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监督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都进行了自我批判,从而在批判中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望子五岁》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纪录片,不仅对生活的表层进行穿透,对人类生长的状态以及现状进行揭示,并且还对社会、对世界进行自审,在起到社会监督的重要职责中,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是纪录片具有这种社会功能,才促进了政治与纪录片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纪录片属于文化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纪录片要想在众多媒介中健康发展,就要积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中华民族鲜明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作为主要素材,积极反映党的方针与政策,不断听取大众的建议,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政治作为纪录片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最为主要的特征便是以政治性的专题片为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文化的不断出现,很多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出现在文化市场之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本质的改变。由于纪录片与大众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电视栏目化逐渐兴起,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浪潮。因此可以得知,在中国政治环境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发展,并且为非主流意识的缺陷进行弥补,与政治形成了赖以生存的发展关系。 三、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 在我国电视产业之中,纪录片不仅投入周期长,并且效益低。从经济利益而言,中国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突出。众所周知,经济不仅彰显了宏观上的经济实力,还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在微观上,纪录片创作中的经费、收视等因素对中国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创作者以及传播效果。从宏观角度而言,纪录片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而这种表现往往需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实现。针对这一点,经济状况对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也成为纪录片赖以生存的支柱。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都朝着现代化发展。纪录片在为大众宣传平民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大众文化形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电视产业逐渐平民化。这种变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意识,并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中国纪录片一般在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盛行,这类地区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雄厚,在该类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无论是教育人员还是普通受众,都成了纪录片的重要受众,从而使纪录片确定了发展市场。总体而言,受众的教育水平越高、知识面便更加广泛,对纪录片的认识与要求就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如果纪录片栏目办得非常成功,那么也会对栏目产生重要的经济收益,这种作用是相互的。 从逻辑角度而言,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政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但是,由于三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顾及彼此,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难同时实现共同发展。要想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电视媒介就要在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作为电视栏目发展的目标与基础,就要积极打造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纪录片栏目。除此之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决定了纪录片的产生与发展,对于纪录片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纪录片栏目发展的主要框架。 作者:杨明霞单位:集宁师范学院思政 政治经济学论文: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论文 现在在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在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课堂中西方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兴趣不太积极,教师宁愿教授实践和运用性比较强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太愿意教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并且,很多学生从小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抵触情绪。虽然许多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但其效果并不太理想。所以,如何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积极性,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课题。 1)突出教学内容的运用。 要运用经济生活中实际事例进《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进行说明分析。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讲到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融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随之上涨,这种现象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讲到通货膨胀时,可以以案例进行分析其原因和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通货膨胀,比如我国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是如何应对的。还有在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在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有无通货膨胀的影响。再比如《政治经济学》中讲到货币的职能时的世界货币时,美元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商品交易时结算货币,可以联系到美元与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之争,可以联系到如果触及美国的美元利益时,美国有什么对策,这就是“货币战争”,可以举例对“货币战争”时行分析说明美国是如何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利益的。这样举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拓展学生的思维。 2)布置任务进行学习。 课堂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学生很难在课堂45分钟学习到更有用、更多的知识,所以,教师应该布置学习任务,让学习在课后进行学习。老师可以联系基础理论的讲解,案例的运用,所涉及的书籍,推荐给学生在课后自行学习。比如可以推荐《货币战争》、《激荡三十年》、《金融的逻辑》以及《时寒冰说,经济在棋局,我们怎么办》等书籍,要求学生读一本书,然后上交读后感,理论和实际的生活联系起来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自主能力都大大提高。还有就是教师编制《政治经济学》的章节练习册,要求学生每学习完一章后,要做完一章的练习,并且要上交给教师进行批阅,这样,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就增加。 3)完善教学方式和方法。 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经常感觉到很抽象,特别是对理科的同学来说很难理解,关于观点、范畴、概念较多。如果教师只是用平铺式的原理阐述或概念诠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学生会感觉到课堂很枯燥乏味。加上现在通信设备很方面,很多学生都在玩手机,聊QQ、玩微信,如果教师的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很容易开小差。所以,教师运用多媒体、视频进行教学,联系案例进行说明基础理论。同时,教师还可以对案例进行问题设计或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讨论和演讲的机会,让学生参与课堂中来,从而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内容学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理解和掌握。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评定,由原来的“20%的平时成绩+80%的期末试卷成绩”改变为“20%的平时成绩+30%课外成绩+50%的期末试卷成绩”,这里增强30%的课外成绩的考核,比如推荐给学生的书籍,教师要评阅学生上交的读后感,试题库要完成章节练习,课堂上学生的参与程度和表现能力,这样让学生感觉到读大学不仅是为了期末考试才准备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课余时间的学习。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就调动起来了。 作者:陈小凤程海燕单位: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论文 1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1.1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新政治经济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融合,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研究政治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布坎南(Buchanan)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2〕。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阐释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遇,每一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偏好,运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自利和理性两个基本特征〔3〕。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4〕。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与东方社会水火不容。许多西方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同样适用于东亚国家,毕竟东亚国家是世界上接受西方价值观念最为容易的地区之一〔2〕。因此,笔者在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时,一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层面可以借鉴。 1.2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4〕。我们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等方面剖析,养老服务这类社会服务产品属于公共物品。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集体决策规则,公众在社会服务产品需求表达上存在投票动机和能力的缺陷,使多数投票决定规则产生变异,进而导致政府对这类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垄断。私人部门面对政府操纵需求,在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中的价格优势下降,从而使其供给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动机逐渐减弱,最终致使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垄断,形成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双重垄断局面。 1.3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人假设”特性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丹•C.缪勒(Mueller,D.C.)认为,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5〕。农村的空巢老人也不例外,也能在权衡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做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反应。面对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双重垄断,一方面,政府与农村空巢老人的利益偏好产生差异。政府的利益偏好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美丽乡村,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农村空巢老人则关注的是自身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政府和农村空巢老人在利益偏好的偏差使得养老服务不能完全作为农村空巢老人主动参与实施的行为。因此,如何让农村空巢老人的自利性养老服务行为产生更多的外部性,使社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 2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对策 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对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双重垄断状况下,政府如想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关键是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多方养老服务主体之间相互激励、共同协作、良性互动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体系;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转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从而使农村空巢老人在追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恰好实现政府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 2.1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的养老服务处于薄弱环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现状不容乐观。面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欠缺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法律法规体系的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首要举措。首先,完善现有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从2013年7月1日起,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始实施,在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是我国首次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但并没有以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因此,政府要逐步完善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法律法规,同时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行政以及刑事等法律责任,也需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改进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1〕。社会转型时期,我国67.7%的空巢老人生活在农村。在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农村空巢老人面对养老服务主体缺位、严重失衡的困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较低,发展较缓慢。因而,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法律,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步入法制化科学发展轨道,实现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目标。 2.2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社会转型条件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薄弱,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生态产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根本举措。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现阶段,农村经济落后是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的根本原因。因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产业,鼓励外出务工子女回家创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使得农村空巢老人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得到子女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实现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一是,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冀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多样,草原、丘陵、盆地、山地应有尽有,属于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气候资源独特,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如错季蔬菜、马铃薯、莜麦、蚕豆、胡麻等。其中错季蔬菜绿色农业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越夏彩椒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二是,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冀西北地区可以依托四季分明的独特气候资源,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品牌。坝上张北县、沽源县等地可利用广阔的草原资源、优越的环京津区位优势,建设融合草原光、休闲度假、草原音乐、草原体育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元化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坝下崇礼县、赤城县等地,群山起伏,森林茂密,景色秀丽,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冰雪覆盖,是避暑、休闲度假和旅游滑雪的理想胜地,逐步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链条,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效益。第二,广泛调动全社会各界力量,拓宽筹资渠道根据新政治经济学观点,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体现外部性经济特点,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一种公益性产品。可以一方面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力量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另一方面发行农村养老服务慈善基金、彩票等途径筹集更多资金,为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提供强有力地财政保障。 2.3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面对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自上而下的单一化供给模式,自2010年以来,在冀西北广大农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建互助幸福院,有力的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互助幸福院主要是利用村委会闲置房屋改建,免费供老年人集中居住。水电暖设施及费用由村委会集体提供,入住老人生活所需的衣、食、医等费用由子女负担,院内老人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不配备专门的生活工勤人员。互助幸福院的主要特点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这种低成本、广覆盖的新型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活动等问题,促进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创新,推动社会互助体系不断完善。 2.4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随着我国城镇化、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农村空巢老人已不可能完全依靠子女养老,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确有必要。一要教育他们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要鼓励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养老储蓄;三要引导他们走出家庭、参与村委会、社区及街道办组织的养老服务活动,积极应对老龄化,适应新的养老模式。 作者:闫晓静任亮肖守库袁铸李宝强单位: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者的互补性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优秀,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二、结语 当我们面对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本质这一事实时,我们更不能以西方经济学的私有制作为我们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而应当严格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为指导,重视分析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找出私有制中对我们的发展有帮助的部分理论,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李丽群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环境利益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异化,异化深化了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剥削 “异化”是哲学上的命题,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分别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异化概念进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克服以往异化思想的局限性,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阐释了异化概念,将异化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异化的根源,并论证了异化是无产阶级以及后代人等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严重剥削的深刻原因。 1.资本原始积累与异化的关系。异化与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资本原始积累将农民从获取生存资料的土地上完全剥离出来,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原始积累导致异化,在异化条件下,丧失生存资料的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能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即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需要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而要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者必须握有大量的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者。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前提条件,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大量的下层人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他们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推向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原始积累方式包括“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行赶走,夺取他们公有地的办法”、“圈地运动”、“掠夺教会的地产”、“清扫领地”,其结果是“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很多租地和大畜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下层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并加深了异化。一是土地的异化。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土地的异化在封建地产中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这种异化推向了极致。二是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失去生存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把劳动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上供求规律的支配。三是自然的异化,土地异化包含在自然异化之中。自然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对立,环境所产生的环境利益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由于异化,人类对环境的一般需要也异化了,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苦难的来源。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异化,二者不可分割,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与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关系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 2.异化与无产阶级环境利益被剥削。自然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由于自然的异化,土地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人类对环境利益的最基本的需要异化了。(1)异化与农业工人环境利益的丧失。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丧失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环境利益,土地不再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来源,劳动也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性需要,二者已成为控制农业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英国农业雇佣工人的状况。在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耕农,虽然有雇工,但雇工也拥有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他们实际上也是自耕农,主要“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但是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原来的小土地占有者与小土地租种者中一部分人成为农业工人,“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下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普赖斯博士)说,他们的工资只能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恶化,最后导致“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早期的农业雇工还能依赖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生存,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化,农业雇工的土地完全被剥夺了,他们已成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无产者,成为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作为农业工人,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对象,也是自己原有土地的剥削对象。劳动的异化是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农业工人的条件,而土地异化是剥削农业工人的工具。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在被剥夺了土地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同时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即经济利益,最后成了需要救济的、自己的劳动养不活自己的无产阶级,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2)异化与城市工人阶级环境利益的丧失。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农业人口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被资本统治和剥削。他们在被剥夺了土地提供的环境利益之后,再一次经受了环境利益被剥夺——大城市普遍污染的痛苦与恶劣劳动条件的折磨,原本属于他们的环境利益被转化为了资本家的经济利润。其一,城市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他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也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250万个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大城市的建筑形式本来不利于通风,加之人口聚集对氧气的大量消耗,导致居民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结果那里的人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已经对健康不利,而工人居住区污浊的空气危害更大,“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在那里聚集……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工人被赶到建筑杂乱无章、不能获得清洁水源的地方。“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是工人住宅”,加上饮食粗劣,“成了百病众生的根源”。在城里,工人容易得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直接诱因是住宅的通风、排水、卫生的恶劣情况引起的”。而资产阶级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乡村的豪华住宅里,那里空气新鲜,没有污染,交通便利。并且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在途经工人居住集中的街区时居然无视那里严重的污染,“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环境普遍污染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造成的,资本家用损害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了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对无产者环境利益的剥夺,使其失去本该呼吸的新鲜空气,本该饮用的清洁水源。正是因为这种剥夺,光、空气与清洁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构成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经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污染无处不在,由于环境利益的丧失,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力,而且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要素,甚至失去了健康与生命。其二,工厂劳动条件极端恶劣致使工人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干磨工平均很难活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活到四十五岁”。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磨刀叉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极细的金属屑被生产刀叉的工人吸入肺里,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危害,缩短了他们生存的寿命。英国当时纺织业发达,纺织工人在弥漫着浓密的、细小的纤维屑的环境里工作,极容易患肺部疾病,“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矿井里工作的工人由于氧气不足,长期呼吸充满尘土、碳酸气与炸药烟的空气,“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已经患肺部疾病的人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部结核”。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将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无视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将工人应该享有的环境利益转化为利润,以工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换取极度不道德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制度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并导致了异化,异化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根源,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无产者的条件与手段。在异化条件下,无产阶级第一次丧失了土地带给他们的环境利益——基本生存资料的丧失。一部分人成为土地剥削的对象,而大部分人成为产业资本剥夺的对象,并再一次遭受环境利益剥夺——普遍的污染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利益损失。由于土地的异化并与之相伴随的劳动的异化,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城市工人都遭受了经济利益剥夺——剩余价值的被剥削,并成为普遍贫困的阶级。 3.异化与后代人环境利益被剥夺。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大量的人口推向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特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致使土地肥力枯竭。在19世纪,土地肥力枯竭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关注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福斯特指出,当时的土地肥力枯竭足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与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慌相匹敌。马克思认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土地私有制,认为任何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运用“人与土地物质交换关系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人类消耗掉的物质本来应该回到土地补充土壤肥力,但是由于城乡的对立,这些物质非但没有回到土地,反而成了污染的源泉,对人类造成危害,这种异化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生存的基础,而且破坏了后代人的衣食之源,更是对后代人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权利的剥夺。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 (一)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靠从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来满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人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因此,人与自然必须进行人道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从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明显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但动摇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更强化了资本主义通过自然环境对无产者的剥夺。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就是实行联合劳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种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将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始终以人为本,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了维护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描述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全过程,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用“古怪的恐怖的法律”与“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的手段使被暴力剥夺土地的农村居民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本、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特有的法律来维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恩格斯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阶级因环境利益被剥夺而造成的恶果,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掠夺了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造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对工人阶级的身体造成了摧残、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一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进行疯狂掠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极大同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人道的批判。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体现了具有预见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首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马克思认为,土地肥力的衰竭会危及子孙后代,为了“人类世世代代”需要维持土地的肥力,这符合今天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合理农业之间存在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解决这个冲突。其次,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无产阶级由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被剥夺,深受贫困、疾病的折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口发展的不可持续。再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断裂发生在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内,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大系统中,资本主义物质变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使下层人民环境利益丧失,而且导致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重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所有异化的根源,造成了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口和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达到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所内涵的全部要求,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性需要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利润;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剥削与控制人类的手段。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内涵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对我国处理环境利益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1.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全世界关注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环境利益。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关注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马克思时代的这一现象在当代国际环境利益的配置中仍然表现明显,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环境利益的剥削对象。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进行资源掠夺,通过环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通过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通过貌似“善举”的国际援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环境利益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仍然处于环境利益被发达国家剥夺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强调共同环境利益关系,引起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加强南南联合,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早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保护本国合法的环境利益。2.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要求以人为本,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和国家在环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理论的深化,又是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伟大贡献。 (二)马克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环境利益角度的深层考虑。具体表现在:1.马克思时代引起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原因在当代农业中并没有消除,如今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时代的远距离贸易被当代的全球化贸易替代,这些情况更加大了人类与土地物质变换的裂缝。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当代农业问题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2.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多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的群体。通常,农民的文化水平较城市人口低,也缺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的社会资本,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差,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仍是谋生的手段。“民工”在城里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环境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以人为本,构建公平合理的保障机制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与环境利益。3.农村环境问题严峻且存在恶化趋势,应引起关注。农村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农村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包括居民居住集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集约化养殖造成的污染、农村耕种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向乡村污染物的转移导致农村环境污染;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三是乡镇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导致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要出政绩靠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保护。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间环境利益平衡,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构建一套系统、公平、长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环境问题,保障农村的环境利益。 (三)马克主义环境利益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之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论及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内容,也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仍然是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导致了沙漠化、洪涝灾害以及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环境利益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利益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袁红辉吕昭河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新方略。会议首次强调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有必要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笔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因此,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经典原理,又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性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绝非朝夕之功。中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无疑为经济工作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工作理念和行动指南。从学理上说,“原则”要高于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本身,是一种行动准则和理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说,它既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和本质特征,又要超出这一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内容。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作者:刘凤义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时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着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禁区,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教条主义是把别人的、前人的东西当作经典,奉为不能动摇的依据,不顾现实的变化,不愿意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其实质是封闭僵化,教条主义一定没有出路。但教条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用别人、前人的权威作为自己封闭僵化的挡箭牌,当你反对教条主义时,就给你“扣”上反经典、反传统、反权威的帽子。破除教条主义实际上要重新认识经典,破除权威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着力于理论创新: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是把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20思想理论教育2016.03学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中国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的基础,就缺乏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抽象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体的理论,具有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从书本出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哪些方面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今天的现实违反了传统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如对我们今天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前提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在改革实践中按中央的精神有效推进,需要认真研究。但是,在基本态度上应该对这一改革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症的有效举措。不能一涉及所有制改革这一优秀问题,就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特征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对党中央能够把握好改革的性质和大方向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改革的深化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改革中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是对改革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但不能动摇我们改革的自信。其次,把时代特征融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代变化是一切理论发展创新的依据,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一定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在这样的变化中,也一定会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体现时代特征才能体现其创新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简单地解读今天的现实,不能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和时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也一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随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丰富和发展,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体现并成为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包括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都面临着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迫切任务。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可以脱离世界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作为自身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止不前,不能因循守旧,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意义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两种制度合作交流、交融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映世界实际,解释当今世界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就一定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不能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是用理论的解释能力来确立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否立足世界和时展实际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学者以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得出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具有一定意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到积极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不研究、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但也不能不分析、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当作教条,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划等号。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占主流,属于少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有僵化倾向;二是没有切实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现实问题上有保守倾向。当然,更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只能是作为参考、借鉴、启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采取教条主义。特别要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断扩大,反而地位日下。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内容就不难找到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奉、随意引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特别还要看到中国正以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就更显示出现实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还是时代化发展,在思想观念上首要的任务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内涵。我们一贯反对不顾国情、世情、时代变化,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顾钰民 单位:复旦大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五)问题研究法。所谓问题研究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瑏瑣这就是说,开展学术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善于敏锐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开始,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对此,马克思也曾明确强调,“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瑏瑤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进学术进步。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各门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新旧问题的交相更替而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所以,对学术研究来说,有没有问题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质疑和挑战,日益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此,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强调问题意识,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挑战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面临种种质疑和挑战的原因,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挑战、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和对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刘雅静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地理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种方法论产生的背景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优秀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优秀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早期的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研究者,也成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方式。它认为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则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它坚持整体论,认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它从矛盾的运动中来理解变化,而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因果关系也必须置于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运用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的结果为一定的结构;对象在结构中的运动模式形成结构的内部关系,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它坚持多元论,认为世界是分化的或多样性的;承认世界的变化,但缺少矛盾的概念。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因果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具有包容性,例如,批判现实主义虽强调结构决定因果关系的属性,然而这种结构可以是历史结构或地理(空间)的历史结构,即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方式太一般,以致无法为实践中事物的发展提供直接帮助,而批判现实主义关于特殊情况的经验研究是其必要的补充。空间经济或资本空间布局的形成总是具有社会性,地理政治经济学需要揭示特殊的偶然情况如何在起初似乎是外在的和偶然的现象而后却转化为本质的和必然的资本逻辑的内部要素构建。在这种构建的探索中如何综合和恰当地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者需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来思考。 作者:陈秀山左言庆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优秀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优秀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作者:齐安静单位: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非营利组织科层政治经济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外部性委托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领导素质论文:领导干部素质与民主综述论文 摘要:干部必须在政治、品德、知识、科学、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修养。然而,少数干部借手中权力一边大肆敛财,一边恶意打击异己,为政之道令人发指。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实施真正的民主。 关键词:干部素质民主 1引言 一个单位,事业是否一帆风顺乃至飞黄腾达,其关键在于干部素质,尤其是一把手的素质。然而,“开会一言堂,财务一支笔,用人一句话,决策一脑装”的现象却比比皆是。直接影响了群众情绪,影响了该单位的效益,因此,谈谈干部素质非常必要。 2领导干部的必要素质 领导干部应具备一下基本素质:政治素质、品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科学素质管理素质等。 一)、政治素质: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决定领导的性质、方向和立场,决定领导者举什么旗和为什么人服务。因此,干部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创业精神;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二)、品德素质。它包括领导干部的伦理知识、道德规范、情操、品行、严于律己和正派的作风等。领导干部有良好的品德素质,才会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利用手中的权力,时刻想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须为人民谋利益,领导者有道德,才会有影响力、号召力,才能实现领导目标。优秀的道德素质包括:一是有责任心。领导者在享有相应的权利的同时,付出相应的劳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二是宽容。领导者只有豁达大度,能容人、容言、容事,才能团结上下、左右,成为一名成功的领导者;三是诚实。;四是信赖。领导者要充分信任下属,放心大胆地让他们去完成任务,以充分发挥下属的作用;五是廉洁。领导者要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真正弄明白“用权做什么,奋斗图什么”,切实做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而道德素质上的问题,是不正之风的重要根源,也是腐败的主要根源。确保不了道德素质的质量和品位,就一定会使领导者迅速走向腐朽和崩溃瓦解可能因为道德问题而自我毁灭。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依靠手中权力,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而沦为阶下囚。 三)、知识素质。主要包括:1、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这是一个现代领导者素质的优秀,各行各业的领导者,首先应当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2、一定的专业知识。现代领导者必须是本部门的内行和专家。3、扎实而全面的文化科学知识。相当水平的科学文化知识,既是领导者学习和把握其他知识的基础,也是领导者在群众中建立威信,获得群众尊重和支持的重要条件。 四)、科学素质。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作为领导者,如果不重视科学,不尊重科学,领导者必须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科技人才。 五)、管理素质。包括三个方面: 1、总揽全局的战略头脑。2、多谋善断的决策能力。3、指挥协调能力。 3某些领导干部的反差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尤其是某些地方的干部的任用制度,造成许多干部相比之下形成反差。 一)、干部的政治素质要求干部有良好的党性修养,清正廉明,一身正气,不搞特殊化。有些领导也教育手下:钱是身外之物,别为金钱多少而烦恼!而他自己呢?却是能捞钱出切捞钱:大揽工程建设、大揽经营项目、大揽进货渠道、大肆敛财、大肆改进“自己的办公”条件。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远。 二)、品德素质要求干部道德规范、品行端正、正确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群众谋利益、为单位谋发展。而且宽容大度、诚实有信。然而少数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安排在重要位置,作为耳线,到处探听群众的私生活,拿到把柄就肆意攻击、诽谤,这种手段成了他征服群众的唯一办法。 三)、知识素质。要求干部不但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扎实而全面的文化科学知识,还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而某些干部只有权利意识,没有专业意识。不管你有什么专长,只要在我手下,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专业。 四)、科学素质。要求干部尊重科学,尊重科技人才。然而,极少数领导尊重的是“自己人”,什么科技人才,不是自己人就得提防,一旦怀疑他对自己不利,就得狠狠打击,不能让他翻身! 五)、管理素质。某些领导干部知道自己应该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就绞尽脑汁,到处安插“自己人”,已掌握全局。殊不知这恰恰起到相反的效果,只有信赖群众,群众才真心实意为“您”服务,否则,广大群众是不好管理的。 4解决办法 之所以存在以上问题,关键在于干部的来源,这些干部并不是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于他们是当官的“自己人”,有当官的保护,一级又一级爬上来的。一旦自己当了大官,他又开始把它的“自己人”培养成“当官的”。所以,要解决这些毒瘤,必须实行民主,民主的根本意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官员才真正来自民主选举,才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受人民拥的护。 5结论 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坚决同一切腐败行为作斗争,用实际行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滥用权力、贪钱贪色不是党对干部的要求,因此,必须重视干部素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集中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措施。 领导素质论文:市场经济环境下领导素质提升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领导干部;素质;精神变换 论文摘要:社鲁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唤高素质的领导干部。文章有针对性地论述市场垃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应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廉洁公正的高尚情操、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敬业精神、竞争意识、法制观念等素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其领导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企业.领导干部都是各项政策的最终确定者和未来前景的设计者,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命运。古今中外,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一个睿智、英明的领导者,可以宦民一方,可以搞活一个部门,可以拯救一个企业;而一个平庸的、蠢笨的领导者,则可能搞乱~个地方,搞垮一个部门,断送一个企业。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挤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领导干部手中。这些人的素质高、能力强,领导得力,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得到健全和发展;如果这些人素质低下,能力差,领导无力,甚或盲目乱抓,瞎指挥,则会严重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也可能使其遭到某种程度的挫败。 一、现时期领导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一时的失误或缺陷在所难免。但是,有许多本不该出现的问题,却人为地出现了;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诸如,一些企业的盲目上马.设备的重复引进.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上当受骗,内部承包者的掼公肥私,以及一哄而起的股票热、经商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种种“发热”、“发烧”现象。这些问题会直接导致企业效益不高甚至严重亏损.使国家财政收入减退,物价失控,社会治安混乱这些缘于对形势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决策失当造成的失误.说到底,还在领导干部本身要么对中央政策理解不深.在落实过程中走形,要么认识上有偏差,在执行中没有及时予以纠正。那些因领导干部素质低下而形成的,备受群众指责的领导方式,归结起来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照抄照搬,生吞活剥。不是因地制宜.制订符台本地区、本单位、本企业实际情况的发展规划而是盲目地敝样画葫芦.别^修集贸大市场他也修.别人建开发区他也建.别^搞房地产生意他也搞,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使自己陷于被动的窘境。 二是心中无数,不求进取。不是积板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锐意开拓新局面,而是消极地满足于过去那种“步子不大天天走.成绩不多年年有的老规程。没有想过发展战略,说不清未来目标,固步自封,远远落伍于时代大潮 三是摘形式,走过场。不是实实在在、兢兢业业地干些有益于群众的实事·以优异的成绩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是走形式,讲排场,以所谓的“新点点”、“新经验哗众取宠,谋图个人升迁结果是;为官一任,误事伤民 四是拉帮派,搞投机在责与权面前,不求责任,而是拼命抓权}对待人与事,不是想方设法谋事,而是掏空心思搞宗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抓机遇求发展.而是伺机寻求个人私利。总之,这种领导对工作敷衍,对同志猜忌,对上级瞒和骗。 五是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只看目前.不计长远,但求能快出成效,早见“政续”,不管投入再大,收益甚微。 二、市场经济呼唤高素质的领导 当前,我们党正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变。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环境,对领导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在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D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也一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党,首先在于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②并指出:“必须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领导集体③因此,大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利的要求,已成为目前领导班子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首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取向,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原则性.必须全面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旗帜鲜明地站在党和人民一边。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力挽狂澜,稳定局势,及时把群众引向正确的轨道。 其次,要有高尚的情操。这里的关键是“廉洁公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私有、外资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显著特点,基本形成市场开放,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局面。这样一来,就会有一部分领导干部与资金接触的机会更多,实际的经济权力比过去更大。而商品交换原则又极易诱发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必须经得起这种考验,切实做到廉洁自律,清正为官,管好自己,管好家属子女.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坚决抵制和惩治腐败,做端正党风的模范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彳亍,更需要一大批不尚空谈的实干家,更需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更加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调动、保护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要像xl~d-.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自觉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领导干部,要悉心洞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像、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三.要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习建设有中国特邑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要熟悉和掌握蠹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基本知识,在领导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领导、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薛能力其次要有一定的统揽全局能力。“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垒局在胸,才能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盏与全局利益跟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要把握全局I必颁吃透本地区.本单位、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在领导工作中,统筹安排部署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到有条不紊。再次要有用人本领,自古至今,“得人才者得天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干部更要有容人容事的恢宏气度和兼取并蓄的政治胸怀。萄子有旬名言“君子善假于物”,④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方面.要善于用^所长,尽可能发挥部下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才,广招人才,在用人上螭“五湖四海,不搞亲亲琉疏,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会无往而不胜。 第四要有敬业精种。一是进取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武可资借鉴,只有勇于打破旧框框的束缚,大胆地甸,大胆地试,不断地撵索新路子;冲能保证甫场经济快速地向前发展,晟终将理想变为现实。二是长久性。专L-是千好任何事情的先决蒸件既在岗位上.就要力戒短期行为,不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要排除一切干搬,安下丹L下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三是预见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千好一项工作,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须经一番科学韵分析,严密的论证,并广泛征求意见。使计划不断充实完善议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第五,要有广博的知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之上的经济。因此,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科学文化素养,了解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趋势。掌握科技进步的一般规律,自觉运用科学理论、科技知识科学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效率要高.节奏要恢.设备要精,信息要新,l管理要科学,用人要得当。所以,领导干部又必须掌握比较全面的知识,除精通业务.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领导学、信息理论等知识外,还要懂得心理学,善于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渊博的知识-会使领导干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将比较容易地看清伺题的本质,迅速雨准确墙赴淫各种矛盾。公务员之家 第六,要唷竞争煮帜。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竞争促发展,竞争出效益竞争包括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产品的竞争,市场的竞争,当然还包括观=盘=的竞争谁的观念转变快.能跟上形势发展,他就可以走在别人前边,争取到工作的主动权。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竞争意识.摒弃封阿保守思想稽怕担风险的作风,确立机遇意识和时效观念。同时还要有危机感.随时使自己处于临战获态,以便大跨步地向前赶超要勇于创新,具有敢为人先.,敢胃风险的魄力,勇敢地面对挑战,荆吏竞争成为每个市场经济主体的自觉行动只有不停地竞争,才能不落人后,才能摆脱受销手的被动禺面,使我们的民族永立于世界强手之林。 第七,要树立法制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法律去规范和保障领导干部一方面要具有艟垒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善于通过法律手段来处理政治、经济等各种问题.自觉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从事领导工作和公筹活动另一方面又要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约束自己的部下和有关部门遵守法律规程秉公执法创遗出一种公平竞争、有和于各种经}弃成协共同发展的大环境、以充}}发挥市场经济的现有能量和巨大潜力,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地向前发展。总起来说,领导干部应具备思想家、理论家的一些素质。我们知道.领导干部的领导活动·需要以创造性的思想、理论和政策.进行非强制性精神变换为前提换句话说.领导干部所从事的领导,主要是依赖于品格因素、知识因素、能力田素,感情囡素等这些非权力性的因素,进行非强制性领导;而不是这些以外的权力性因素即传统因素、职位因素、资历因素等来进行强制性领导领导干部首先应从思想上入手.提出代表群众意志与利益的先进思想.用以策划人们的精神变换,使之转迷为悟,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领导干部的领导活动同时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只有创造符合客理规律韵系统理论.才能指导人们的精神变换.使之顺理成章..成少失误固之.领导干部更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不仅要提出自己的整套思想和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而且要将这种思想和理论变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教育群众.动员群众,达到启迪灵性、开发理性、把握规律、统一意志的目的.从而领导人民共同完成既定的远大目标。 领导素质论文: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素质策略论文 领导干部素质影响力是指在领导活动过程中,由领导干部自身的品德、知识、才能等素质所衍生出来的,影响改变下属群众的思想和行为的力量。它虽不像职位影响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但对下属群众能产生潜移默化、持久广泛的影响,对于树立、巩固领导权威起着关键性作用。作为下属群众的“领头雁”,领导干部的品德修养言谈举止、精神面貌,影响着下属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认同。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素质影响力,可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一要加强自身“官德”修养。’‘官德”即为官从政的基本道德,它是领导干部素质影响力的基础。 所谓“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只有建立在高尚品德基础上的才华、才干,才能造福于人民,也才能受到下属和群众的崇尚和敬重。领导干部加强自身‘.官德”修养,要着力从“公、宽、舍、勤、仆”五种居官德性上下功夫,严格要求自己。第一,居公无私、秉公办事。正确处理好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义”指的是思想和主义,即共产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的政治原则;“利”是指个人私利私欲。面对孰先孰后的价值选择,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能够超越自我,努力达到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融合一体,秉公办事,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第二,正大光明、胸怀坦荡。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涵养,务必做到豁达大度,宽宏雅量,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决策上发扬民主,团结上顾全大局,用人上任人唯贤;要虚心听取多方面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做到虚心纳民谏,真心集民智。第三,舍得放弃、敢于牺牲。能够正确对待个人自身利益,当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要视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不能私字当头,更不能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而且当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要敢于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第四,勤政廉政、勤俭节约。勤政廉政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立足自己的岗位,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干出实绩.既要干事又要干净。勤俭节约就是不奢侈不讲排场,在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提高的今天,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勤俭办一切事业。第五,以民为本、乐当公仆。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掌权、用权,都要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上不愧党,下不愧民,把对上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从实际出发,求实、惠民,做到使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二、加强学习增强自身真才实学:真才实学是领导干部从政为官的必要条件,也是构成领导干部素质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要求领导干部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还要有较丰富的经济知识,能掌握经济规律,有较强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同时还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内涵。领导干部不仅要加强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还要适应当前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从自己的工作实际出发,紧跟自己专业领域知识更新的步伐,求新求深,做到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使自己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通过学习把自己由单一的政治型人才塑造成复合的政治、经济、文化型人才,并且学以致用,把知识尽快地运用于实践,转化为能力。作为领导干部,要具备洞察力、自我扩展能力、自我组织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灵活应变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在实践中尤其要注重组织协调能力的锻炼,以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使下属群众信服自己、敬佩自己。新的历史时期,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领导干部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密结合党员干部队伍的重大变化,努力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努力掌握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 三、不断提高自身品位。为官要有高品位,领导干部作为下属群众的模范和榜样,务必追求高品位,拥有高素质,这样才能服众,并且对群众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首先要有高格调的言行举止。 一是语言要规范。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作报告不看对象,不分场合,语言不规范,词不达意,甚至满嘴脏话、粗话,与自己的身份相差甚远,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公务员之家: 二是行为要端正。领导干部要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首要的就是要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三是言行要一致。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为了盲目追求政绩,制造轰动效应,虚报浮夸、空话套话连篇,言而无信,只说不做,群众对此深恕痛绝,这极大地损害了领导干部自身的形象,更不用说对群众产生感染力、号召力。其次要有高雅的兴趣爱好。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爱好”广泛,但格调低下,在下属群众心目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有的对琴、棋、书、画不屑一顾,而对麻将、扑克却厚爱有加,“白天打到鸡进笼,晚上打到东方红”;有的则以下基层指导工作为名,利用双休日要下属公款请吃请洗请按;有的甚至洗头洗脸成了“业余爱好”,有事没事要往美容美发厅里钻。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多培养一些高雅的兴趣爱好,少一些不必要的社会应酬,多一点学习,少一些玩乐。再次要有高尚的精神境界。作为领导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努力克服几种不良心理,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一是攀比心理。一些领导干部今天与这个比位置的好坏,明天与那个比级别的高低,心里总是不平衡,而不是看自己的品德怎样,能力怎样,工作绩效怎样。二是狭隘心理。主要表现在不能容人容事,怕别人超过自己,危及“宝座”,而想方设法压制。决策上搞“一言堂”,不允许下属和群众提不同意见;用人上搞“小圈子主义”,任人唯亲;工作上凭感情亲疏,不敢坚持原则。 三是自私心理。有些领导干部,一当了“官”,就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把家属调到“油水大”的单位,把子女安排到重要岗位,把亲朋好友“扶上马,送一程”,编织同乡、同学、同事的“关系网”。所有这些,都不是领导干部应有的精神境界,也有损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威望。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素质影响力,必须正人先正已,以身作则,首先改掉自己身上的不良心理,努力培养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 领导素质论文:领导干部个人素质和班子建设的特征论文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素质;领导班子建设;个性与共性关系 论文摘要: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对领导干部素质与班子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领导干部应当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领导班子应当是团结进取的坚强集体,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必须理顺领导班子建设中的个性与共性关系。 新世纪新阶段,各方面的工作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也给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和领导班子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实践证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能不能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领导干部个人修养问题,培养一支素质良好、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是领导班子的整合力问题,建设一个民主议事、团结协作、默契协调的坚强领导集体。笔者仅就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作些探讨。 一、领导干部应是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个领域的活动越来越复杂多变,社会化程度也日趋提高,对各级各类领导管理人才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适应这一新形势新要求,领导干部应大力加强自身良好素质的培养,以应对社会的挑战和任职岗位的需要。结合当前实际,应特别强调以下几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一)思想品德和作风良好 班子中的成员都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应该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作风。其一,对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忠诚坚定,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地认真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所制订的各项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二,爱岗敬业,具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献身精神。这要体现在:热爱本职,忠于职守,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勤于思考,深谋远虑,不断进取;坚毅顽强,勇于创新,具有实现既定目标的自信心。其三,具有高尚的良好品德与情操,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其四,具有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这表现在: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办事公正,不主观武断,不形而上学;眼睛向下,扎根于群众,关心爱护群众,诚恳正派做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责人宽、责己严,“闻过则喜”,“过则勿惮改”。 (二)文化专业知识丰富 现代领导干部,应该具备良好的科学理论和文化专业知识素养,整个班子是一支具有党性意识和执政意识同时又具有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的干部队伍。表现在:其一,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能够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二,注重学习创新,积极求知进取,既要学历层次高,更要知识渊博扎实。其三,具有领导科学(包括科学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相关学科)基础知识,具备健康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 (三)领导能力强 领导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应是一个保持党的先进性,懂得运用政治、道德、知识、技能和经验等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比较强的领导者。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优秀内容抓紧抓好。”…早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纳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身为领导干部,理应具备这些方面的修养和能力。其一,在计划决策能力方面:善于依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区、本单位(或部门)的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方案和办法等,主要体现在观察敏锐,思考周密,想像和独创丰富,意志坚强和行为果断。其二,在组织指挥能力方面:有鉴别评审能力,精通人事管理,了解下属之所长并用其所长,容下属之所短并帮其所短;有协调沟通能力,善于用全局统一的目标和理想团结大家,使本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达到最佳的结合;有科学实施的能力,能根据工作的性质、特点及任务要求,科学系统地实施监督检查和指导帮助。 二、领导班子应是团结坚强的集体 领导班子建设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它所从事的领导活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实践。现代领导班子,应该是一个求真务实、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坚强集体。当前,要特别强调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一)民主议事,科学决策 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和决策能力,是领导班子建设的优秀。实践证明,领导班子决策能力如何,与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以及班子机体的和谐程度有直接关系。其一,好的领导班子是一个民主议事典范。只有在班子机制中坚持民主集中制,才有助于促进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贯彻民主集中制要求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策,班子每名成员都能在重大决策中开动脑筋、积极思考、互相启发、互相提高。通过讨论后,统一意识,博采众长,从而搞好团结,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决策能力。为了进一步提高班子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要明确议事范围、议事原则和议事程序,坚持做到会前充分论证酝酿,会中深入讨论、集中民意、统一思想,会后贯彻执行、落实到位。其二,好的领导班子是科学决策的团队。科学决策,是指领导班子作出的决策(这是一种有选择的、有组织、有目标的活动)必须来源于客观实际,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采用科学的程序、方法、技术和手段。古往今来,成功的领导者,无不重视总结决策的实践经验,研究决策的学问,追求决策的效益。 (二)团结务实,开拓进取 领导班子应该是团结战斗的堡垒,是求真务实、不断开拓创新的团队。各级班子应该营造一个“团结协作、顾全大局、争创一流、亲政爱民”的良好风气。防止各行其是、上下梗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的发生。在领导班子中分工不同是一种工作需要。但当主官的要真正信任班子其他成员,放手让他们工作,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和认可。班子成员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严格律己、宽以待人,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以促进班子和谐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要坚持“以发展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原则,构建科学的干部择优选拔和领导班子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班子成员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比如年度考核、届中考核和届满考核等。除了对其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定性的考评外,还可以用民主测评方式进行定量分析,以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建设工作的整体水平,形成“班子成员齐努力,千斤重担大家挑”的良好工作局面。 (三)风清气正,民心所向 领导班子的执政能力强不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高不高,作风正不正,人气旺不旺。风清气正,形象就好,威信就大,政令就畅通,执政能力就强。反之则权力再大,威信也难以树立,政令也难以畅通,执政能力也难以施展。领导班子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抓作风、抓正气上。在用人问题上,注重从身边挖掘典型,积极倡导“干事业有位、干事业有功、干事业光荣”的思想和政策导向,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全力营造积极主动想事、扎扎实实干事、千方百计成事、廉洁从政不出事的良好氛围。建立健全工作奖惩机制,坚持以政绩论英雄,鼓励重用干事的、教育批评看事的、诫勉调整整事的、惩治撤换坏事的,通过制度来督促大家干好本职工作。在工作路线上,坚决走群众路线,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三、正确处理班子建设中的内部矛盾 领导班子应是一个和谐健康的有机统一体。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既要打好班子成员间这个班子建设的基础,更要抓好个体与整体间这个班子建设的中间环节,还应夯实整体和谐这个班子建设的要求和目的。结合当前班子建设实际,要特别强调处理好班子建设中的内部矛盾。 (一)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和谐共事 一个团队要团结协作,一个班子更要和谐共事。和谐:共事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好班子建设中的内部矛盾,尤其是正职与副职的矛盾。一个称职的正职,应把副职的积极性发挥到最大限度。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既要真正放手放权,通过高超的领导艺术把副职的内在潜力挖掘出来,使其内在的创造力释放出来,同时又要对副职进行有效有力的监督,将不良的倾向消除在萌芽之中。当主官的要谋划大局,提出思路,要对本地区、本单位(或部门)当前和长远的发展,提出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整体思路,这个思路要体现民意,集中民智,要凝聚班子各成员的集体智慧。作为副职,最基本的是要有负责意识,既要对一把手负责,也要对班子整体负责。虽说各负其责,工作互有交叉,但仍需要彼此间的沟通协调。副职之间要相互理解,在各自履行职责时,出于公心,力求公正,不能只顾所分管部门的利益而不顾相关部门的利益,也不能凭个人好恶和主观情感草率行事,要善于进行平衡和协调,尽最大努力去寻求各方面的“共赢”。副职之间更要相互信任,要有真诚感,不要兜圈子、耍手段,更不能下绊子。只要以诚相待,敞开心扉,就没有解不开的矛盾,没有处理不好的问题。公务员之家: (二)个人与班子之间要求大同存小异 领导班子不是领导成员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有序的结合整体。就班子整体而言,是由富有活力、创造力的个体按照班子整体的规范和要求有机组合而成。就班子中的个体来说,则要充分体现整体的要求,要按照整体的目标发挥各自的作用。换句话说,班子中的个体,不是孤立的个体,无不体现出整体因子,而整体是靠有活力的个体凝聚起来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工作只是大局中的一部分,要在大局中找好自己的位置,给自己定好位。在总的原则和目标之下,班子成员要各尽其职,各显其能,和谐相处,使班子的个体活力在工作实践中竞相进发,班子成员的指挥才能像源泉一样充分涌现。同时,又要充分展现个体活力,实现个人的价值,从而使班子整体更富先进性、更富活力、更富激情。常言说得好:“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班子成员应该和谐相处却又不盲同,互相补充配合但又不失自我,在共性前提下充分发展个性。 领导素质论文:基层领导干部素质提高研究论文 摘要: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培养过硬的理论素质和较高的管理素质,同时要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 关键词:基层领导干部管理素质理论素质精神状态 同志曾多次强调:“保证我们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当前,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石油石化行业在这场改革大潮中担负着重大使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基层领导千部队伍,是保证油田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迫切需要。基层干部应该努力培养以下三种素质: 一、必须有过硬的理论素质 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只有提高理论素质,才能明确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才能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掌握和运用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加强我们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各项生产经营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日益增多。在这种形势面前,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更需要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进而有创造性地解决和回答油田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开创油田发展的新局面。要努力在基层干部中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使基层领导干部自觉做到学习与运用、学习与探索、学习与行动、学习与创新的始终统一。 另外我们还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首先,要把理论转化为科学的思维方法。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最根本的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化为我们的思维方法,作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同时,我们要善于在理论的指导下,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升华为理论认识。其次,要把理论转化为指导工作的思路和办法。要坚持把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把上级的指示和要求,分解成具体的工作目标、工作思路、工作步骤和工作措施,努力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水平。三是要把理论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升华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善于运用科学理论经常剖析自己的思想,严格按照“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筑牢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以自己高尚的人格,过硬的素质,团结带领职工群众推进油田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必须有较高的管理素质 管理素质是形势发展对各级干部的基本要求。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只有具备出众的管理素质,才能带领职工群众实现事业的成功和发展。 第一是要提高专业技能知识。专业技能是领导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知识更新异常迅速,能否跟上时展步伐,及时学习和掌握油田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已经成为基层领导必备的素质要求。因此,一定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站在时代大局的高度来学习知识、研究现实、解决问题。要勤求新知,博采众长,注意扩大知识面。基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认清自己肩负的重任,越是担子重、责任大,越是要学习新知识;越是公务繁忙,越是要抽出时间学习理论和业务,全力投身到改革发展中去,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 第二是要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基层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组织和管理本单位、本部门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任。从全局来说,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作只是一个局部。“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合格的基层领导必须具备全局意识,把本单位和部门的工作融人油田发展的大格局之中。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必须从全局出发,把握大局,驾驭局势,牢牢把握诸多复杂条件和重大机遇,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这就要求基层领导干部要提高辨证思维能力,学会运用辩证法观察研究各项具体事物,观察分析各种矛盾,认识其特点和规律,把握其发展方向,以取得各项工作的主动权。 第三是要提高开拓创新能力。面对重组改制的新形势,油田企业既面临着新的机遇,又承受着巨大的挑战,只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有效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新问题,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基层领导干部应当敢想、敢说、敢干,努力使自己分析形势有新视野、研究情况有新见解、部署工作有新思路、解决问题有新办法。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提高创新能力,还必须善于创新。善于创新是智慧的发挥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善于创新,就是积极借鉴、利用前人积累的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使之转化为新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只有这样,基层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掌握创新的科学方法,提高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工作上的飞跃。公务员之家: 三、必须有良好的精神状态 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这是事业的基础。企业的发展任务要靠基层领导干部去落实,去组织,只有以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去努力工作,才能更好的完成组织赋予的重任。基层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以身作则,带头求实、求真、求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为油田发展和职工群众谋利益为目标去创造政绩;用正常人的心态和朴素扎实的工作作风一步一个脚印的组织好本单位的工作。 要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面对成功与挫折,能否做到宠辱不惊,这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能否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的重要环节。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经得起成功和失败的考验,敢于在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中摔打和磨练自己;以寻常心处事待人,积极投身实践,在实践中培养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始终以一种良好的竞技状态,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拼搏。 要有爱岗敬业的责任意识。事业心和责任感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是一个人前进途中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作为基层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深厚的感情,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明白,党组织给你一定的领导职务,实际上也就赋予了相应的责任。当拥有权利的时候,勿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在使用权利的时候,勿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决策办事情,应该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 领导素质论文: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素质途径论文 论文关键词:基层领导干部管理素质理论素质精神状态 论文摘要: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培养过硬的理论素质和较高的管理素质,同时要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 同志曾多次强调:“保证我们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当前,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石油石化行业在这场改革大潮中担负着重大使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基层领导千部队伍,是保证油田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迫切需要。基层干部应该努力培养以下三种素质: 一、必须有过硬的理论素质 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只有提高理论素质,才能明确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才能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掌握和运用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加强我们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各项生产经营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日益增多。在这种形势面前,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更需要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进而有创造性地解决和回答油田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开创油田发展的新局面。要努力在基层干部中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使基层领导干部自觉做到学习与运用、学习与探索、学习与行动、学习与创新的始终统一。 另外我们还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首先,要把理论转化为科学的思维方法。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最根本的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化为我们的思维方法,作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同时,我们要善于在理论的指导下,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升华为理论认识。其次,要把理论转化为指导工作的思路和办法。要坚持把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把上级的指示和要求,分解成具体的工作目标、工作思路、工作步骤和工作措施,努力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水平。三是要把理论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升华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善于运用科学理论经常剖析自己的思想,严格按照“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筑牢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以自己高尚的人格,过硬的素质,团结带领职工群众推进油田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必须有较高的管理素质 管理素质是形势发展对各级干部的基本要求。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只有具备出众的管理素质,才能带领职工群众实现事业的成功和发展。 第一是要提高专业技能知识。专业技能是领导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知识更新异常迅速,能否跟上时展步伐,及时学习和掌握油田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已经成为基层领导必备的素质要求。因此,一定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站在时代大局的高度来学习知识、研究现实、解决问题。要勤求新知,博采众长,注意扩大知识面。基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认清自己肩负的重任,越是担子重、责任大,越是要学习新知识;越是公务繁忙,越是要抽出时间学习理论和业务,全力投身到改革发展中去,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 第二是要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基层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组织和管理本单位、本部门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任。从全局来说,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作只是一个局部。“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合格的基层领导必须具备全局意识,把本单位和部门的工作融人油田发展的大格局之中。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必须从全局出发,把握大局,驾驭局势,牢牢把握诸多复杂条件和重大机遇,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这就要求基层领导干部要提高辨证思维能力,学会运用辩证法观察研究各项具体事物,观察分析各种矛盾,认识其特点和规律,把握其发展方向,以取得各项工作的主动权。 第三是要提高开拓创新能力。面对重组改制的新形势,油田企业既面临着新的机遇,又承受着巨大的挑战,只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有效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新问题,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基层领导干部应当敢想、敢说、敢干,努力使自己分析形势有新视野、研究情况有新见解、部署工作有新思路、解决问题有新办法。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提高创新能力,还必须善于创新。善于创新是智慧的发挥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善于创新,就是积极借鉴、利用前人积累的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使之转化为新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只有这样,基层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掌握创新的科学方法,提高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工作上的飞跃。 三、必须有良好的精神状态 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这是事业的基础。企业的发展任务要靠基层领导干部去落实,去组织,只有以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去努力工作,才能更好的完成组织赋予的重任。基层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以身作则,带头求实、求真、求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为油田发展和职工群众谋利益为目标去创造政绩;用正常人的心态和朴素扎实的工作作风一步一个脚印的组织好本单位的工作。 要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面对成功与挫折,能否做到宠辱不惊,这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能否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的重要环节。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经得起成功和失败的考验,敢于在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中摔打和磨练自己;以寻常心处事待人,积极投身实践,在实践中培养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始终以一种良好的竞技状态,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拼搏。公务员之家: 要有爱岗敬业的责任意识。事业心和责任感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是一个人前进途中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作为基层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深厚的感情,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明白,党组织给你一定的领导职务,实际上也就赋予了相应的责任。当拥有权利的时候,勿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在使用权利的时候,勿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决策办事情,应该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 领导素质论文:培养高校领导干部素质措施论文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校际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高校实力的竞争与高校领导干部管理水平密切相关。作为高校领导干部,应该进一步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增强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紧迫感,以高素质为目标,高标准要求自己,力求以观念更新加快素质养成,以素质养成促进观念更新,进而提高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以实现学校办学层次和综合实力的提升,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级人才。 关键词:高校领导干部干部素质干部素质养成 近几年来,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联系不断加强,高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等任务不断加重。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有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高校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高校领导干部要使学校的各项工作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符合高等教育自身的办学规律,有所作为,有所创新,就必须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其中观念更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观念更新是高校领导干部自觉提升综合素质的基础 “所谓观念,就是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导观念是领导者的世界观、立场、观点、方法的直接体现,是领导者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水平、工作、组织和管理能力等等的综合反映。”观念更新是指领导干部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意识。只有观念更新,才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摈弃不合时宜的观念,树立全新的符合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的观念,才会有一种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紧迫感。笔者以为高校领导干部应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实现观念上的更新,并努力实践之,才有可能成为成功的领导,从而也为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奠定基础。 1.人才是高校品牌战略的保证。人才观念,即以人为本,尊重人才、发现人才、爱护人才、重用人才是高校领导干部必须拥有并努力为之的基本观念。吸引考生靠什么?靠学校品牌。学校品牌靠什么?靠高质量人才。要打好高校品牌战略,提高学校办学水平,提升学校综合实力,必须依靠一支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和师资队伍。 高校建设需要大批人才,作为高校各项工作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高校领导干部,肩负着选拔人才的“伯乐”工作、培养人才的“园丁”工作和使用人才的“开发”工作。这就要求高校领导干部要有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知人善任,广纳群贤,以实现高校的品牌战略。 确立了正确的人才观念,高校领导干部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创造一个事业留人、环境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良好氛围。比如,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下功夫,努力创设一个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和校园环境,用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进行双重规范管理,坚持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用人制度,将干部或师资的选拔聘用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以史为鉴,惟才是举,任人惟贤。要坚持人才使用与培养教育相结合,绝不能重使用轻教育。同时应坚决避免和克服在用人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2.创新是高校提升品位的关健。高校人文荟萃,英才云集,是最具有创新能力的所在,社会的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往往首先源于高校。高校的创新不仅会促进高校的发展,也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教育思想创新是提升品位的前提。教育思想创新的意义远远大于教育发展。要坚持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思想,注意研究和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人探讨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更新教育观念,提出新思路,创造新方法,开拓新方向。一所创新氛围浓郁、品位较高的高校往往得益于一批创新意识强、敢想敢干敢闯的领导干部。理论创新、观念创新、知识创新、方法创新、科技创新应是高校创新的主要内容。 当前高校存在着诸多影响创新活动的因素,如: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观念,因循守旧;文化熏陶薄弱,学生的人文素养不高;功利主义导向偏重,学生基本技能训练不够;专业设置太窄,学生视野受限等。高校领导千部要确立创新意识和创新观念,克服上述存在的不利因素,努力营造一种创新的氛围,使创新成为每一个师生员工的自觉行动,落实到学校的每一项工作中,落实到每一次奖惩考核中。通过每一次讲座、每一项竞赛、每一个社团、每一本刊物来刺激校园里每一个创新的欲望和细胞,引导学生热爱科学,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创新意识强、创新机制健全的高校,必然是一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校,也必然会吸引各方优秀人才,不断提升学校的品位。 3.学习是高校内涵发展的基石。一所注重内涵发展的高校必须是一所学习型的高校。为了促进学校发展,我们不仅要注重学校建筑、设备等“硬件”的建设,更要注重思想、观念、管理、文化等“软件”的建设。纵观世界各国,没有哪所学校是仅以其独特的建筑规模而成为名校的。“学习一般是指人类生存过程中获取经验并导致行为变化的过程,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培养、知识和技能的获得、智力和能力的提高。学习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旷日持久,不断深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产生、传播、使用成为新的增长点,而知识本身浩如烟海,再加之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因此,学习成为直接影响个人或组织发展的工具。高校领导千部担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历史重任,除了要立场坚定,行动自觉,还必须要掌握基础理论,更新传统观念。而要达到这些目标,惟有坚持不懈,不断学习新知识。知识更新是观念更新的基础。有了勤于学习的高校领导干部,学习型的教师、学习型的学生也会应运而生,而高校的内涵发展也就能够顺利实施。 4.开放是高校充满活力的根本。随着国际化进程越来越快,中国加人WTO后经济逐渐融人全球化的浪潮,高校作为文化领域最为前沿的阵地也越来越受到世界文化的冲击。只有开放,只有交流,才是高校充满活力和希望、青春激情飞扬的根本所在,思想解放是学术自由与繁荣的前提。仅以南京大学为例,他们每年在校园里要举行数百场讲座,邀请的专家学者也早已不满足于国内,而是请来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请来了世界知名的文化大师,请来了世界名校的知名教授,这些人物的到来为南京大学的校园注人了永久的活力,对学生,对教师都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滋润。开放的内容还包括国际间的校际进修交流、师资流通、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只有将高校置于世界文化的大潮中,我们的眼界才能日益开阔,我们的办学才能日臻成熟。 观念更新可以使高校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始终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主动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情况,努力使学校发展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观念更新对高校领导千部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有较高素质的领导干部的观念相对也较容易更新,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提升综合素质有利于促进高校领导干部更新观念 素质的内涵一般是指一个人的品格、知识、毅力、兴趣、能力、气质和风度等。管理者的素质至关重要。国外对优秀管理者素质的界定一般指勤于思考、善于决断、言辞敏锐、宽容大度、公正精干等。作为高校领导干部,面对高等教育和学校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具备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积极探索、勇于改革等优良素质,才能不断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确立新观念,弘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做到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开放有新局面,各项工作有新举措。提升高校领导千部综合素质,可以促进观念更新,有利于提升学校管理水平,从而有利于提升学校办学层次和综合实力,实现学校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1.提高政治道德素质。良好的政治道德素质是高校领导干部立身之魂。政治道德素质强调加强党性修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增强历史使命感,提高思想觉悟,甘当公仆,勤政敬业,廉洁自律,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领导者的思想道德水准从某种意义上影响着下属的思想道德状况,影响着这个单位的风气。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知识层次高,对道德的要求更高,作为高校领导干部,更要以突出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为师生员工示范。高校领导千部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具有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能够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带头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工作;要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国家为民族勤奋工作;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科学民主、求真务实的作风;要有奉献精神,淡泊名利,将个人发展、学校发展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好领导,好千部,才能赢得师生员工的信赖。 2、增强业务技能素质。优良的业务技能素质是高校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业务技能素质强调不断拓宽视野,勤于学习、善于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坚持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列宁说过:要管理就要成为内行,就要懂得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技专业修养。作为高校领导干部,就要努力学习、勇于实践,要有真才实学,要树立现代高等教育管理理念,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富于创造性,熟悉高校现代化的管理技术、管理方法和管理程序。管理本身就是一门科学,要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待管理工作,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有所建树,成为本专业范围内的专家学者。 高校领导干部还必须了解新兴学科知识,掌握多媒体网络技术,对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科技发展史等学科也要有所涉猎。这样的领导者必然在具体工作中更有前瞻性、针对性,更能及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也更能得到基层人员的理解与支持。 3.培养综合能力素质。杰出的综合能力素质是高校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要求。综合能力素质强调战略思维能力,主要指领导干部深人实际调查研究,加强实践锻炼,不断研究解决现实重大问题的能力。综合能力素质可细化为领导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观察思辨能力、信息捕捉能力、创新开拓能力、自我调控能力、协调统筹能力等。这些能力是领导干部开展领导活动,完成领导任务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 综合能力如能在高校领导干部观念更新的基础上落实到具体实践,就会起到更好的效果。高校管理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实证调查,即“就某一研究对象,通过对高校管理的有关现状进行的广泛、深人和细致的实际调查,得到有关实际数据和调查资料,从中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并进而对症下药,提出相应的对策性措施。具体的调查方法有观察法、案例法、抽样调查法、测验法、座谈会法、文献法等。这些方法无一不是从实践出发,强调实际情况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高校领导干部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最有效最准确的数据往往都是亲自实践得来的。 4.优化身体心理素质。健康的身体心理素质是高校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必备条件。有关身体心理方面的素质往往是我们考察一个领导干部时最容易忽视的方面,但这又是高校领导干部素质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校领导干部从事的工作是一项集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于一体的繁重工作,需要长期超负荷的运转。健壮的体格与健全的心理是出色完成工作的前提保证。面对长时间的工作,身体要能扛得住;面对疑难问题,心理要能承受得住;面对种种诱惑,意志要坚强;心态要积极,心境要开阔;要有成熟的心理态度,敏锐的认识能力,卓越的思维能力,坚强的意志,健全祟高的人格力量;要有艰苦奋斗、务实肯干的作风,要关心体贴下属,有很强的亲和力。领导干部具有健康的身体心理素质,就能冷静理智地分析和处理工作中碰到的各种间题,这就有力地保证了高校管理工作不断上新台阶,不断达到更高的层次。公务员之家: 高校领导干部要提升这些素质,就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当前尤其要加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知识素养。综合素质的提升,能使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及时更新观念,从而敏锐地洞察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坚持正确的发展观,为学校的发展找到准确的定位,发挥优势,发挥特色,实现快速高效发展。 领导素质论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领导干部素质论文 【论文关键词】执政能力领导干部素质 【论文摘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一次重要任务,各级领导干部积极按照中央提出的总体部署,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统一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上来,体现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环节中,落实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为此,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是关键。 我们党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现民族复兴的执政党,党的建设,最终都应当体现到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和巩固执政地位上来,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时期的要求,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增长执政本领,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自身建设所必须抓好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按照中央提出的总体部署,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统一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上来,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环节中,落实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是关键。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干部素质是基础 干部素质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这是因为干部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国家政权工作的效率,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更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再则提高干部素质是贯穿党的建设始终,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一)从党的执政方式看,干部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国家政权工作的效率。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来实现和加强的。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骨干。只有高素质的领导干部,才能自觉地把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同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高度统一起来,把实践党的宗旨与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高度统一起来,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实现人民群众的愿望高度统一起来,把执政兴国与执政为民高度统一起来,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使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得到巩固。 (二)从党的执政使命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的领导干部。我们党的执政使命从根本上说就是富民强国,就是要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政之道,要在得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与时俱进的事业,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参照,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其成败关键取决于能否建设一支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既有领导水平、又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 (三)从党的执政经验看,贯穿执政党建设的任务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之所以始终能够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适应革命、建设和改革需要,站在时代前列的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正是因为他们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正确路线,我们党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优秀。但是,作为一个已经持续执政5O多年、并将长期执政的党,我们必须看到干部队伍的变化,要把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贯穿党的建设始终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来抓。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领导干部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十六大对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要求、科学内涵、重点任务和主要措施进行全面深刻的阐述。而对执政条件和执政环境的新变化,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一)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大环境中进行的。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工作的方式方法,都受到时展和环境变化的制约。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之间的合作、交流更加频繁,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断增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必然要融人国际社会,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践中必须加强战略思维能力的锻炼和提高。一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全面观察和审视世界,用世界眼光关注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善于从历史和世界发展的角度去考察和审视问题,在普遍联系中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局,从事物的不断变化中掌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二是要正确把握时展的新趋势,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是要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分析形势、解决问题,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确立科学的政策和战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站在历史与全局的高度进行理性思考、理论创新和战略规划,正确把握时代的特征,主动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 (二)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专博兼备、善抓机遇、智能决策。既要掌握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又要了解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既要懂得领导学、管理学、法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又要在钻研市场经济理论、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方面下功夫;既要熟悉工业、农业商业、外经外贸等工作,又要把握城镇规划、市镇建设、教育、政法等环节;既要搞清宏观经济的发展规律,又要知晓微观经济的运行法则。领导干部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善于学习和把握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努力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自觉运用市场的基本知识的规则和要求来规范经济行为。二是要善于强抓机遇,应对挑战,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期,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是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及时化解各种矛盾,解决各种问题。只有具备这些科学知识的素质,领导干部才能在通观全局中把握局部,在纵览全过程中,才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卓有成效地抓好全面工作;才能以科学的知识与正确的方法武装自己的头脑,在险处站得稳,在高处看得准,做到危急趋势早预测,防范对策早布置,实现决策与领导的智能化。 (三)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见微知著、处变不惊、应对有方。要立足自身的发展,关注国际风云变幻,始终牢牢把握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趋利避害,把机遇抓住用好,把风险规避化解。一是要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有所作为”的方针,积极应对复杂形势,有效抵御各方面的风险,争取有利的发展环境,集中力量搞好建设。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善于协调群体关系,帮助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困难和问题,引导群众自觉地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协调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保持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增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另外,要注意研究“四个多样化”背景下和各种社会矛盾呈现的复杂情况,以及由此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分析人民内部矛盾新的表现形式、特点和发展趋势,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提高协调和处理各种矛盾、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暂时困难,自觉地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形成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的强大合力。 (四)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用权、廉洁从政。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的治国方略。我们党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领导干部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一是要增强法制观念,牢固树立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念,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的法律的监督与制约的观念,树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知违犯法律就应受到法律制裁的观念,使自己自觉而坚定地做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模范。二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把这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的优势,是我们党依法执政的显著的特点,只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和处理好三者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党依法执政的能力。三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的方针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既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又善于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国理政。各级领导干部在牢固树立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监督和法律制约的观念,做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模范的基础上,更要积极适应依法行政的要求,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办事,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五)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立足全局、协调各方、勇于创新。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险和困难,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大局。一是要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牢牢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二是要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同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三是要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很大的创造性。没有创新,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坚持不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永葆党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先导。因此,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全局性问题上,各级领导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得到落实的前提下,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在不断创新中推进党的各项事业。 三、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有效途径 (一)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完善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机制。我们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党的集中统一性,这为实施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集中系统的培训提高奠定了组织保证。作为靠科学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历来特别重视干部的学习培训。今天,我们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建设学习型社会,既要继续发挥好这些优势,更要发展和创新,进一步适应时代的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健全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机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学习培训,使各级领导干部不仅受到系统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掌握指导工作实践的科学理论知识,还能学到胜任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应的历史、经济、法律、科技等知识。公务员之家: (二)发挥党的政策优势,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改革。政策导向,是最具影响力的。我们党始终重视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建设,不断地制定和完善干部培养、选拔、使用的制度和政策。随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调整,选人、用人标准也在进行着必要的调整和完善,这对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这既是我们党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党的政策优势。时代呼唤人才,在人才辈出的今天,如何正确识才、选才、育才、用才、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仍然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出路在改革。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坚持科学的标准,努力营造一个公开、公正、透明、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环境;重点在于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努力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通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真正让“提高素质”成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推进党的事业、谋求自身发展的终身追求。 (三)发挥党的传统优势,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我们党历来重视走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这是我们党长期保持的光荣传统。通过走群众路线加强群众监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加强派监督,对于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保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具有十分的积极的意义。党的各级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还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既要教育大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要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时,要把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活动纳入组织管理的视野,避免出现管理真空,实现对领导干部的全方位监督和管理。 总之,执政党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我们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党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增强“五种能力”作为重点,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我们党在激烈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成功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神圣使命。 领导素质论文: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提高;学习力;执行力;协调力;创新力 论文摘要:要推动西安科学发展,实现西安率先发展,就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是推动西安科学发展、实现西安率先发展的关键;提高领导干部素质,主要提高四个方面的能力,即学习力、执行力、协调力和创新力。 一、面对当前快速发展的形势,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学习力 学习力是一个人、一个组织学习的动力、毅力和能力的综合体现。纵览中外历史不难发现,善于学习。不断汲取人类社会发展的有益成果,始终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兴旺发达的强大动力。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所以经久不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具有勤奋好学、博采众长的优良传统。学习也能使一个政党始终充满蓬勃的朝气,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今天,执政地位不断巩固、加强和提升,也是与我们党一贯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分不开的。对领导干部而言,学习是领导干部成就事业的根本途径,学习力是领导干部首要的最基本的能力。从历史上和现实中看,凡是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是酷爱读书、重视学习的人。古人讲“非学无以广才,非学无以明志”,一个肯读书、肯学习的干部,总会给人以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涵养深厚的印象,其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精神境界,与不爱学习、不爱钻研的干部相比,往往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在现实工作中,有些干部之所以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畏难发愁,甚至束手无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知识恐慌、本领恐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平时不重视学习、不勤于学习、不善于学习,欠缺良好的学习力。 领导干部必须提高学习力,提高学习力应该着重把握三个环节: 第一,要自觉学习,有动力。学无止境。一个爱学习的人,越学习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和修养越不够,就会更加自觉的学习,就会有学习的原动力。在这方面,同志是最好的典范。无论是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途中,还是转战陕北期间,书籍都是最珍爱的宝贝。在延安时期,经常约10来个人开学习座谈会,窑洞里摇曳的烛光点亮了延安干部学习的热情,照亮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产生了思想,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苦难深重的命运。因此,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必须培养学习兴趣,把学习作为一种自觉、一种快乐、一种责任、一种追求,不断增强学习的内在动力,始终保持学习的钻劲、挤劲和韧劲,在学习中拓宽视野、提升能力、增强本领,在读书中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增强党性。 第二,要坚持学习,有毅力。学贵有恒。“一曝十寒”不是学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算学习,锲而不舍、滴水穿石才是真正的学习。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同工作一样,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只有意识到不学习的危机感,才能真iE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领导干部只有以顽强的毅力,不断坚持学习,才能紧跟时展的潮流,才能保持 思想上的先进性,这既是履行职责的需要,也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不坚持学习,就会失职;不坚持学习,就会有辱使命;不坚持学习,就难以成就事业,完美人生。 第三,耍善于学习,有方法。作为领导干部,平时工作比较忙,要搞好学习,就要采取多种方法,拓宽学习渠道,实现“全面学习”。首先要挤时间向书本学习。领导干部事务多、会议多、文件多、应酬多,占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但不论工作多忙,任务多重,都要挤时间学习。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领导干部应该学会同志所提倡的“挤”和“钻”的精神,先“挤”出时间来学习,然后再“钻”进去。没有一股自觉的挤劲和钻劲,是学不好的。欧阳修的“枕上、厕上、马上”读书作文的精神值得提倡。其次要深入实际向实践学习。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向实践学习。宋代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清代思想家廖燕提出“无字书者,天地万物是也”,讲要“与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处读书”。实践是最生动的课堂,蕴含着最丰富的知识和道理,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读好有字之书,更要读好社会实践这本“无字书”。向实践学习,就要深入到基层一线,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只有坚持向实践学习,才能见微知著,获得真知灼见,才能了解社会,体察民情,领会书本上、理论上从未讲授的社会和人生哲理,才能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增强自身本领,推动工作发展。再次要虚心向他人学习。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古人还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善于向身边的人学习,向知识道德修养高的人学习。在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许多难于解决的社会问题都是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找到解决办法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导干部要对群众有敬畏之心,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尤其是要注意向自己身边的人学习。一个人的知识和智慧是有限的,而群众的知识和智慧是无限的。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必须先甘当学生,善于向周围的人学习请教自己所不懂的问题,善于总结他人的经验,善于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胜任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 二、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执行力 领导干部的执行力就是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简单说,就是落实能力。对执行力重要性的认识,古今中外都有鲜活生动的事例。“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孔子在《论语》中最早提出的关于“执行”的思想。《致加西亚的信》一书中的主人公罗文,是一个普通的军人,在不知道送信地方的情况下,忠于职守,不怕艰难险阻,完成了“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任务,这是西方关于执行力的一个经典故事。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发展也是一样,光有意图、决策、战略不行,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执行。执行有力、执行到位,工作就会事半功倍、圆满完成;执行不力、执行不到位,工作就会失职、出乱子,去年下半年发生的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石家庄三鹿毒奶粉事件,深圳龙港9.20特大火灾事故等一系列重大安全事件的背后,既暴露出企业道德的缺失与企业诚信和社会责任的严重缺乏,更暴露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监管不到位、相关领导干部的执行力缺失。 同志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就是领导干部的执行力。领导干部在本部门本单位具有直接“带兵作战”的职责,同时领导干部正处于干事创业的重要阶段,因此,执行力是领导干部最优秀、最重要的能力。提高执行力,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要讲效率,追求一个“快”字。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干部身上存在这样一些现象:一是精神状态不振,缺乏干事创业的激情、气势和干劲;二是行动迟缓,效率不高,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三是遇事只从自身角度出发,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有利怎么干,致使一些工作迟迟得不到落实和推进。这些问题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如果不认真加以克服,任其滋生蔓延,就会贻误西安的发展。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强烈的效率意识,力戒优柔寡断、办事拖拉或推诿扯皮。对研究决定的工作,要立即干、马上办,对可预见的工作要早安排、早动手,做到主动服务、超前服务、高效服务。 第二,要求实效,讲究一个“细”字。细节决定成败。工作不抓细,就成就不了大事;不抓细,小事就会影响大事;不抓细,工作就执行不到位。在工作方法上,就是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具体问题抓起,使每一项工作都有具体的方向和标准。比如拿招商引资工作来说,如果因为领导干部在与外商洽谈中某些环节考虑得不细致,可能就会使良好的商机擦肩而过,给招商引资工作造成损失,进而就会影响西安的发展。此前,我市因为工作不细致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所以,只有在大政方针确定后抓好细节,才能真正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第三,要抓作风,突出一个“实”字。“打铁先要自身硬”。提高执行力,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真抓实干。目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各类棘手问题接踵而至,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很多。因此,抓好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切实解决少数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工作职责和思路不清、基本情况不熟、精神状态不佳、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对解决上述问题意义十分重大。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要做到“实”,一是必须讲实话,要对党、对组织、对同志讲真话,对工作成绩不夸大,对存在问题不回避;二是必须察实情,要在工作实践中多深入实际、多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克服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浮躁情绪,克服高谈阔论不见行动、轰轰烈烈不重实效的不正之风;三是必须干实事,就是要深入工作一线,雷厉风行,讲求效率,切实解决本地区、本单位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认真贯彻落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解决城市建设管理和民生中的突出矛盾。 三、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协调力 协调力足协调各个方面共同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是一种自我修正能力和推动部门各项工作落实情况的掌控能力。领导干部是机关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战略决策”的执行者和“战术决策”的制定者,起着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因此,领导干部所处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协调力是必备的主要能力之一。 在日常工作中,有的干部协调能力不是很强,主要表现在领会上级领导机关工作部署、工作意图不深、不透,在执行过程中,降低标准,出现拖拉、扯皮、延误、走样等现象,存在工作职责不明确,人员之间、部门之间缺乏沟通、步调不一致的情况。针对这些问题,领导干部重点要增强三方面的协调能力: 首先,要做好对上协调,确保单位和地区重大工作部署的顺利实施。领导干部要做好对上协调,一是要尊重上级,维护上级的威信,为上级分忧。在工作中要坚决支持上级领导的工作,坚决服从上级领导和指挥,坚决贯彻、落实、执行上级的决议,真实反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群众的意见、要求,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尽职尽责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二是要注意把握上级会议精神和有关领导的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工作的重点和方向,把上级的精神和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创新中干事,在干事中创新,掀“浪头”,起“浪花”,不断推动各项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为自己的工作、学习、进步等营造更加和谐有利的环境。三是要注意多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工作,坦诚地向上级领导亮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真诚地向上级领导汇报思想、交流看法、疏通感情,即使存在一些分歧和意见,也应该开诚布公地向上级领导讲明情况,说明原委,消除误会,赢得上级领导和上级部门的理解和支持,避免在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意图时出现偏差。 其次,要做好对下协调,确保部门内部正常高效运转。领导干部要有做好干部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善于把自己身边的干部团结在自己周围,集中大家的智慧,形成思想统一、精神振奋、廉洁高效的工作作风;领导干部还要有科学安排、统筹规划的能力,使下级能够明确不同阶段的工作职责和任务,调动下级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努力营造风正、气顺、心齐、劲足的工作氛围;领导干部更要有带好本部门队伍的能力,要树立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为下级部门发展和普通干部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领导干部要通过自己的带头表率作用,从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带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保证工作意图的实现和工作任务的完成。 再次,要做好同级协调,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关系。处理同级之间的横向关系,有助于进一步协调上、下级之间的纵向关系,使整个管理更加完善和高效,也有助于领导干部获得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同级与上、下级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同级之问不像上、下级那样具有领导权和统御权;另一方面同级之间既是天然的合作者,又是潜在的竞争者,由于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同级之间难以和睦共事。因此,协调同级关系比协调上、下级关系更难。所以,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在心理上要以诚相待,与人为善。同级之间都期望有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在心情舒畅的情况下工作。而要达到这个境地,同级之间就要以诚相待,与人为善,以自己的“诚心”和“善意”换取他人的“实意”和“友善”。古人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之所感,触处皆通”就是这个意思。同级之间是为着同一目标工作的,没有理由不以诚相待、与人为善。要以较高的思想境界,真诚地对待同级、关心同级。当同级取得成绩、得到发展时,应当真诚地祝贺;当同级受到挫折时,应当主动地关心;当同级遇到困难时,应当积极地帮助。把自己取得的成绩要看作是同级之间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总之,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同级之间应从心理上树立以诚相待,与人为善的意识,这样才能为相互间协调沟通奠定良好的感情基础。公务员之家: 二是在工作上要相互支持,积极配合。所谓相互支持,积极配合,就是同级之间工作上既要有合作精神,又要有“补台”意识,还应有原则立场。在工作中,同级之间常常会遇到一些工作上的交叉,也会有一些需要共同处理的事务,对于这些工作和事务,需要共同研究商量解决的问题,要多通气、多沟通,集中集体智慧,发挥团队力量,合作解决,不要擅自做主,否则就会影响同级之间的关系。工作上的相互支持,积极配合,还要求同级之间应强化“补台”意识,采取行之有效的“补台”措施。当同级有困难时,要热情地帮一把;当同级有问题时,要尽力的挽救一下;当同级出了差错时,要主动的弥补一下。而不要视而不见,更不能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欣赏”同级的困难、问题和差错。另外,同级相处也要讲原则,应当分清职责,不推卸责任,属于别人职权范围内的事,决不干预,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也决不推诿,特别是那种有利的事就干,无利的事就推的行为,即会严重影响同级之间的良好关系,更会造成工作上的困难。 三是在方法上要讲究艺术,巧妙应对。如果说协调是一种能力,那么善于协调就是一门艺术。实践表明,在同级相处中,光有美好的主观愿望和正确的行为准则,往往还不能完全收到良好的客观效果,还必须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掌握科学的协调艺术。在实际工作中,但凡善于协调的人,工作推进就快,工作效率就高,否则就慢就低。比如在需要其它部门协助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时,要语言委婉,态度诚恳,不能让协助方感到你盛气凌人;在其他同级部门需要你所在的部门协助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时,能协助的要积极协助,不能协助的要给对方讲明原因,取得对方的谅解,防止对方产生误会。再比如,面对工作中的分歧或矛盾,同级之间应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良好愿望,对于无关紧要的小事,“相逢一笑”就可“泯恩仇”;即使是非要辨清是非的“大事”,也要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如果分歧或矛盾比较严重,并且一时难以解决,不妨暂时“回避”、“等待”一下,暂时“回避”和“等待”不足逃避和妥协,而是为了防止矛盾激化,并在回避中等待解决矛盾的时机。这样做,随着问题的妥善解决,同级之间不但不会伤和气,反而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牢固的团结关系。 四、面对又好又快的发展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创新力 创新力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完成某种活动所具有的创造性的能力。创新力是现代领导的必备能力,是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综合反映。今天,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和不断创新的时代,一个单位没有创新力,就没有生机和活力;一个干部没有创新力,成长进步就没有希望和后劲。 在一些单位、一些部门,有的干部缺乏创新力,主要表现为:有的干部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犹豫观望,不愿意通过创新提高工作绩效;有的干部受一些传统落后思想的影响,怕人说闲话,怕惹麻烦而不去尝试创新;有的干部对别人的一些创新思想和创新做法,有着一种“先天性”的排斥心理,总是持怀疑的态度,总认为别人的创新做法是标榜和表现自己,对于别人的创新做法,经常嘀咕,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针对创新力不足的情况,我觉得主要应从以下几点改进: 第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所谓“法宝”,是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领导干部提高创新力,也要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人手,在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束缚的基础上,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变革,精神状态的振作。当前,西安发展面临许多机遇,也面临许多挑战,特别是在发展中面临许多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领导干部是否研究新情况,是否有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思想是否解放,观念是否超前,这都对西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从西安的实际来看,领导干部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方面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认清差距,克服小成即安、小进则满、盲目乐观的思想,增强又好又快发展的紧迫感。二是与时俱进,克服四八稳、怕担风险、因循守旧的思想,努力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成效。三是攻坚克难,克服害怕困难、缺乏胆识、没有魄力的思想,树立开拓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真正摆脱小农经济、盆地意识、本位思想的束缚,克服懒、散、慢的习惯,形成聚精会神谋大局、全力以赴办大事、持之以恒求发展的良好氛围,才能使西安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关注民生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第二,要博采众长,开阔视野。博采众长,开阔视野,这是提高领导干部创新力的重要条件,一个见识短浅、鼠目寸光的人是谈不上创新力的。要做到博采众长,开阔视野,一是要向历史学习,也就是学习前人所创造的知识,学习他人积累的经验,获取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二是要向先进发达地区学习,通过学习考察掌握发达地区的先进思想理念、科学管理方法,拓宽我们的思维,创新我们的思路。三是要向同行学习,建立同行之间的横向联系,注意学习同行的好做法好经验。 第三,要勇于探索,善于总结。勇于探索,是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不竭动力,没有探索精神,人类社会就不会走到今天,就不会实现现代化,没有探索精神,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变化,就不可能有神七飞船上天,中国人就不可能迈向太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一个领导干部,要不甘落后,要引领时代潮流,就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只有不拘泥于传统思维和做法,在尊重事实和科学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才能称之为有较强的创新力。领导干部既要勇于探索,又要善于总结。总结是激发创新力的重要基础.是推进事物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总结,才能发现问题和差距,才能发现和掌握规律,才能把思想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把工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否则,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思想和工作就会停步不前,就会失去发展的大好机遇。 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力、执行力、协调力和创新力,为推动西安科学发展、实现率先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领导素质论文:浅谈新媒体舆情对领导干部素质的要求论文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领导干部;舆情引导力;素质 论文摘要:当前,新媒体技术正改变着社会舆论场的生成方式,对各级领导干部舆情引导能力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新媒体环境特点对领导干部舆情引导力是个挑战。对此,领导干部不但要具备舆情引导能力的基本素质,还必须具有一些特殊素质,在新媒体环境中才能提高舆情引导力的有效性。 新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移动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形成的新媒体。对社会公众的思维模式、语言特点、行为方式、心理意识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媒体正改变着社会舆论场的生成方式.对各级领导干部舆论引导能力的素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一、新媒体舆情特点对领导千部素质的挑战和要求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在人民日报考察工作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如何正确规范、调控和引导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挑战。 (一)领导干部舆情引导力素质必须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复杂性。 在新媒体环境下,各种思想文化意识的传播,如同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每个人把自己得到的消息通过手机或者互联网转发给朋友,每个人都可以充当意见领袖。引导别人的倾向.不需考虑是否具有某种专业技能和社会角色的限制,每个人都是传者和受者的统一,在传播活动中都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今年2月9日晚20时27分,中央电视台新址园区在建的附属文化中心大楼工地发生火灾,随后159米高的大楼被裹挟在熊熊烈火之中,很多人将现场记录的第一手资讯在网络媒体上发出。最早反映这场火灾的,是网民“加盐的手磨咖啡”,他自称在事发时恰好路过现场,随即用带摄影功能的手机拍下火场照片。2l时04分,这些照片上传到博客空间.之后l2小时内,照片访问量超过37万次,跟帖1700多条,形成了舆论热点。可见,新媒体的自主性、开放性、互动性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人们在网上匿名表达自己的观点,呈现出舆情的多元与多变。例如,网络中的“盖楼”现象(即大量的回复同一个主题帖为“盖楼”)已成为网络文化诞生的源头。今年7月16日.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一位匿名网友发表了一篇标题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贴子,内容为空。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被“顶”到了近7000页,有近20万个回复,点击量超过450万!之后又出现了各种版本的“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贴子.让人哭笑不得。新媒体隐蔽性传播特点使言论者处于无身份、无顾忌的状态,也容易滋生一些信息造假者和谣言传播者,使真善美与假恶丑等搅在一起。如何甄别,并以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元舆情就是一种挑战。 (二)领导干部舆情引导力素质必须适应新媒体环境的风险性和艰巨性。 新媒体具有组织、引导、控制和制造公众舆论的功能,其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的特点,对公众行为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新媒体及时传达了党和政府的快速反应和正确决策,并以海量信息、即时更新、可检索、互动性、宽频多媒体的效果真实、透明地报道了地震的废墟、灾民的痛苦、伤亡的惨烈以及震区军民的顽强坚持.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可贵的民族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营造了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不畏艰辛、抗震救灾的良好氛围.党和政府借助新媒体传播所凝聚的赈灾力量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新媒体的作用如同一把双刃剑,其弊端也不容回避:同样在5·l2汶川大地震期间,一条谣传“成都市民饮用水源受污染”的消息,通过短信迅速“串联”,引发市民抢购饮用水,扰乱了社会秩序。新媒体“领跑”舆论的功能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异化”成谣言传播的扩散器,就会增加舆情引导的风险性和艰巨性。如何建立以新媒体平台的社会组织与管理模式。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服务大局是十分重要的。 (三)领导干部舆情引导力素质必须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冲击性。 以新闻跟帖、网络论坛(BBS)、博客/邮件/个人空间、即时通讯群(QQ群、MSN群)和移动电话短信等各种新形式聚集的舆论,对社会具有冲击性影响。2008年3月“两会”期间,新华网通过“两会手机报”和飞信服务,首创推出“亿万手机读者向总理提问,为总理分忧”大型手机互动活动,累计吸引上亿人次参与,提问达到26万多条,每一条短信都表达着一个普通国人对国家发展的期盼。同年6月20日.总书记通过人民网与网民在线交流,表示党和政府会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由此,领导干部网上问政成为新风尚。新媒体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方式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逐步扩大,而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却在下降。今年以来,湖北石首市骚乱事件、四川成都市“6·5”公交车燃烧事件、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改革、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浙江杭州市飙车案,重庆市高考状元造假事件和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等腐败问题,还有新疆乌市“7·5”事件等汇聚的舆论压力,时常冲击着现行的政府运作方式。如何引导新媒体舆情,是一道极为重要的现实课题。 二、新媒体环境下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 总书记在200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不仅需要显著增强把握正确导向的自觉性,而且需要显著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要提高领导干部新媒体环境下舆情引导力的有效性,必须正确认识领导干部舆情引导能力的素质。 (一)新媒体环境下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优良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智慧。当代领导干部有着政治性与时代性的双重意义。作为干部队伍中的一员,应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全面掌握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新时期的一员,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必须顺应时代进步潮流,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讲新话,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要不断把政治知识转化为政治智慧,顺应社会转型,把握机遇改革。要关注和协调三种冲突:这就是来自不同文明的优秀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冲突:不同社群之间因贸易关系而全球化了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还有基于旧式能源的生产结构向基于新式能源的生产结构转变时,经济组织之间的冲突和人口代群之间的冲突。领导干部要自觉地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聚焦重大主题,形成具有冲击力的舆论引导强势,化解三种冲突。正如列宁所说:“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夺取政权,可以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和夺取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夺取政权以后,能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益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2.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领导干部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掌握着政治决策权甚至是特定社会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就决定了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既要有能力也要有责任心。领导干部如果没有能力就干不好工作.如果没有责任心即使有能力,也很难做好工作.甚至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和酿成大事件。今年以来类似河南郑州市某副局长“替谁说话”和农民工“开胸验肺”等事件的发生.就充分暴露了少数干部严重缺失工作责任心的问题。因此.责任胜于能力.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是领导干部起码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品质。领导干部要有责任心,就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周易》中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忧患意识体现的是一种居安思危掌握主动、未雨绸缪锐意进取的精神境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面临着国际社会的金融风险、能源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严峻的挑战:国内关乎民生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多,少数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为此,一定要具备忧患意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3.高尚的人格魅力和良好的人际沟通艺术。在逆境中能把人心凝聚在一起的往往是信心和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危机中也最能体现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例如,在5·l2大地震发生后,当日深夜总理就代表党和政府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现场视察灾情,看望受灾群众。他以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明确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绝不会放松。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房子裂了、塌了,我们还可以再修。只要人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战胜这场重大自然灾害。”简单的话语温暖了每一个人的心,这不仅体现了伟大的人格魅力,而且表达了与群众共患难的公仆之心和息息相关的情感沟通。可见,“在一个组织中,当领导者用出色的语言、真诚的行动感动组织成员的时候.他将会得到人们的欢迎;当领导者巧妙地解决纷争、恰当地处理矛盾时,他将会得到人们的钦佩;当领导者理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搞活一盘棋,从而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提高经济效益时,他将会得到人们的敬重。可以说,大凡有领导艺术的高手,都是深谙沟通之艺的人”。 (二)新媒体环境下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独特素质。 1.要有果断的政治决策与处理危机的能力。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管理工作中的热点、难点、疑点和突发事件及敏感问题,领导干部常常面临能否果断决策的考验,从而体现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而那些问题往往也是群众最为关注的和最需要舆论来引导的新媒体环境下,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影响总是先人为主的.“一旦当政府的声音不能主动在第一时间传播的时候,……任何声音在第一时间占据了人的脑海,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后面想再用新的正确的声音去覆盖它是非常难的事情,你已经变得非常被动了”。例如今年6月,湖北石首市政府在对一名酒店青年厨师的命案处理过程中就错过了最佳时机:面对诸多疑问。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家属和公众。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信息、探寻真相。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里,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而一网站的贴吧中就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在一些播客网站,出现了不止一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可见,领导干部如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表现犹豫不决或不敢担当,甚至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面对突发事件只有快速了解和把握舆情脉搏,迅速回应公众疑问,才能掌握舆情引导权,控制事态的变化。 2.要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与反应能力。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国际斗争与国内斗争相互交叉,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渐呈现出来.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善于从大局出发去分析和研判问题,并在新媒体环境中作出快速反应,引领舆情,“先声夺人”,赢得主动。例如今年新疆乌市“7·5”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党委和政府领导在果断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处置的同时迅速组织媒体人员赶赴现场.收集拍摄了大批宝贵的资料,第一时间赶制出了“7·5”事件专题,及时、有效、准确地将事件的真相公布于众。并通过媒体公开指出,新疆“7·5”事件本身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公众通过新媒体了解到这一事件深刻的政治背景,明确了这是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破坏民族团结与维护民族团结的严肃政治斗争。7月7日下午,中国伊协会长陈广元大阿訇就“新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接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网、中国民族报、人民政协报和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记者的采访,陈会长明确要求新疆的穆斯林做到:不听信谣言、不上分裂分子的当,不参加打砸抢烧违法活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做一个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的穆斯林。通过舆论导向以正视听,穆斯林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司法机关以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打击暴力犯罪.维护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新疆各族人民也迅速行动起来,谴责和制止这种暴力犯罪的行为。由此“稳定是福,动乱是祸”成为共识,使民族团结更加牢固,形成万众一心反分裂、求稳定、谋发展的强大力量。公务员之家: 3.要有正确面对、充分驾驭新媒体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要消除认识上的误区,善待新媒体。如今的新媒体环境与改革开放前那种“两报一刊”的单一媒体状况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可能因领导干部的“一声令下”就达到“舆论一律”的程度。如果领导干部不正视这种变化,遇到紧急情况时,要么心中无数,被动地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要么仍用“封杀令”,强捂严盖,“一刀切”地管住新媒体,邪往往事与愿违,甚至激化矛盾。其次,领导干部要提升运用新媒体技术的能力,善用新媒体。要运用新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为科学发展营造声势;要学会公开、透明、坦诚地面对新媒体,接受新媒体的舆情监督.不断地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树立形象:要懂得在虚拟空间与网民“屏对屏”地互动,了解和引导舆情走向;要善于在发生公共危机性事件时,与新媒体和公众共同形成合力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再次,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驾驭新媒体的能力,善管新媒体。一方面要研究与新媒体受众接受的习惯和心理相契合的方式,形成“意见领袖”,巧妙地带动意见和引领言论;另一方面,要通过互联网舆情监控技术,对热点问题和网站信息比较集中的领域进行24小时监控,对社会有害信息进行及时干预和引导,不断探索符合新媒体特点的舆情管理新模式。 领导素质论文:领导干部素质重要性论文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素质;执政能力 【论文摘要】党的执政职能最终要落实到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队伍身上,他们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新形势下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主要有-组织培养,制度把关,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加强监督,自身努力。领导者本人要从学习、思考、实践、创新、团结、为民、奉献、律己、敬业九个方面下功夫。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并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一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这些问题影响了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一、面对当前干部队伍的现状,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刻不容缓 从总体上看,当前领导干部队伍素质与治国理政的要求是相适应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执政本领和执政作风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情况: 1、执政意识有待增强。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淡薄了,忘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缺乏”:(1)缺乏责任意识。在其位不谋其政,工作敷衍塞责,得过且过。(2)缺乏忧患意识。盲目乐观,骄傲自满,以为自己的执政资格是以生俱来,一劳永逸的。(3)缺乏创新意识。观念陈旧,按部就班,一切凭经验办事,缺乏创新精神。 2、执政本领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 (1)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不善于用世界眼光、全局观念和战略思维去关注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把握时展的要求,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强;(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增长新本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薄弱:(3)在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的“事故多发期”、“矛盾凸显期”,处理突发事件和突出问题时,手足无措,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较低;(4)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不善于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执政能力有待提高:(5)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能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揽全局的能力欠缺。 3、执政作风有待改进。存在有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政绩工程,为政不实;群众观念淡薄,“主仆”关系错位;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贪污腐化。 二、新时期领导干部素质的基本要求 1、政治思想素质。一是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要求领导干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保持高度的政治鉴别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培育高尚的政治品格,全力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二是有崇高的思想境界。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是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领导干部的道德形象是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高尚的道德修养如磁石,能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唤起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奉献精神服务于人民;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四是有现代法治意识。领导干部应掌握必需的法律知识、确立崇高的法律意识、通晓必要的用法途径,努力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本领,增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五是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才能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只有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才能抵制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和追求低级趣味的不良倾向。六是有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才能紧紧抓住“黄金发展期”的历史机遇,才能从容应对“矛盾凸显期”,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七是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条件。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应对繁重的工作、复杂的情况;才能力戒心浮气躁,潜心实干;才能容人、容事,集思广益。 2、综合能力素质。首先要善于分析判断。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高度的分析判断力,捕捉形势和发展中的动态变化,揭示问题的本质;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战略和全局上去研究思考,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明辨是非,做到深谋远虑,处事果断。其次要善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工作方法。要通过调查研究,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及时发现苗头,了解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把工作做到前头,提出相对科学的对策,掌握工作主动权。再次要善于组织协调。要求领导干部能科学、合理、高效地组织协调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充分发挥各地区、各部门以及每个人的积极性,使各部门高效运转,各环节丝丝相扣,工作有条不紊,最大程度地发挥效能。 3、基础知识素质。第一、扎实的理论功底。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融会贯通地而不是相互割裂地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理论素养,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坚持并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用好、用活马克思主义原理,做到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第二、较高的专业水平。“专业化”是干部“四化”方针重要内容之一。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精通有关的政策、方针、规定、方法,同时要掌握相关岗位和业务部门的必备知识和业务技能,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第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学习经济、法律、历史、人文、哲学、心理、科技等各方面的知识,学习一切反映当代世界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知识,以充实自己开阔眼界。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底蕴,拥有广泛的知识面,才能在工作中灵活运用,触类旁通,更有效地推进工作。 三、新形势下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 1、组织培养。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的学习培训。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对干部进行教育培训,是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制胜法宝之一。要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以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为目标,重点抓好理论和业务学习;制订更加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措施,使领导干部培训更加正规化、科学化、制度化,创新对领导干部的培训方法,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地区培训官员的好做法好经验,确保领导干部的学习更加有效,对提高素质起到实效。 2、制度把关。制度建设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保证“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高素质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关键在于坚持科学的标准,努力营造一个公开、公正、透明、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环境;重点在于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努力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通过深化改革,真正让“提高素质”成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推进党的事业、谋求自身发展的终身追求。 3、加强监督。加强监督是保证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两个《条例》的出台实施,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党的各级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还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既要教育大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要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4、自身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素质除需要“外因”,更需要领导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严要求自己,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学习、思考、实践、创新、团结、为民、奉献、律己、敬业”等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学习上下功夫。学习是素质的源泉,是知识的源头活水,是前进的基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在当今社会,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新业务、新情况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如果放松学习,就难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难以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是在思考上下功夫。理性思考是沟通学习与应用、实践的必要环节。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勤学,更要善思。要善于着眼实际,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求发展,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以寻求工作新举措和发展新思路,谋求改革新突破和开放新局面。 三是在实践上下功夫。在实践中接受锻炼,经受考验,增长才干,历来是我们党培养和造就干部的重要方法,也是干部成长的最广阔道路。领导干部强化抓落实意识,牢固树立“重在落实,功在落实”的观念,强化抓不出成绩不撒手的狠劲,工作不落实就不罢休的韧劲。 四是在创新上下功夫。创新是学习思考的实践升华和价值体现,也是促成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和关键环节。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要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对工作遇到的新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及时提出新思路、新方法、新对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公务员之家: 五是在团结上下功夫。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战斗力、凝聚力和新的生产力。不善于团结别人、不能与别人合作共事的人,能力再强,本事再大,也不是好领导、好干部。领导干部之间善于进行换位思考,遇事多商量、多沟通,坚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形成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信任支持、相互帮助关心、相互配合补台,真正做到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六是在为民上下功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同样,我们领导干部的执政资格也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党选择我们,人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像郑培民同志那样,始终信奉“老百姓比天还大”,坚持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行为准则,不断强化从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意识。 七是在奉献上下功夫。归根到底是要牢记“两个务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地位观,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让党放心,使人民满意。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重要的一点是,不是吃苦在前,而是享受在前;不是吃亏在前,而是占便宜在前;不是奉献在前,而是索取在前。只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群众才会相信你、理解你、拥护你。 八是在律己上下功夫。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打铁先要自身硬”,严才能树立好形象,才能受到群众的尊重和爱戴。作为领导干部,就必须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发挥骨干、示范和带头作用。“自身正”才能“自身硬”,这就是严以律己的重要意义。 九是在敬业上下功夫。敬业是党和人民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在其位、思其责、谋其政,忠诚党的事业,把主要精力和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事业上,爱岗敬业,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尽心、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领导素质论文:浅论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建设论文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素质;执政能力 【论文摘要】党的执政职能最终要落实到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队伍身上,他们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新形势下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主要有-组织培养,制度把关,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加强监督,自身努力。领导者本人要从学习、思考、实践、创新、团结、为民、奉献、律己、敬业九个方面下功夫。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并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一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这些问题影响了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一、面对当前干部队伍的现状,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刻不容缓 从总体上看,当前领导干部队伍素质与治国理政的要求是相适应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执政本领和执政作风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情况: 1、执政意识有待增强。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淡薄了,忘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缺乏”:(1)缺乏责任意识。在其位不谋其政,工作敷衍塞责,得过且过。(2)缺乏忧患意识。盲目乐观,骄傲自满,以为自己的执政资格是以生俱来,一劳永逸的。(3)缺乏创新意识。观念陈旧,按部就班,一切凭经验办事,缺乏创新精神。 2、执政本领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 (1)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不善于用世界眼光、全局观念和战略思维去关注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把握时展的要求,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强;(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增长新本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薄弱:(3)在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的“事故多发期”、“矛盾凸显期”,处理突发事件和突出问题时,手足无措,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较低;(4)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不善于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执政能力有待提高:(5)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能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揽全局的能力欠缺。 3、执政作风有待改进。存在有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政绩工程,为政不实;群众观念淡薄,“主仆”关系错位;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贪污腐化。 二、新时期领导干部素质的基本要求 1、政治思想素质。一是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要求领导干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保持高度的政治鉴别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培育高尚的政治品格,全力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二是有崇高的思想境界。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是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领导干部的道德形象是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高尚的道德修养如磁石,能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唤起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奉献精神服务于人民;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四是有现代法治意识。领导干部应掌握必需的法律知识、确立崇高的法律意识、通晓必要的用法途径,努力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本领,增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五是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才能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只有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才能抵制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和追求低级趣味的不良倾向。六是有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才能紧紧抓住“黄金发展期”的历史机遇,才能从容应对“矛盾凸显期”,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七是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条件。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应对繁重的工作、复杂的情况;才能力戒心浮气躁,潜心实干;才能容人、容事,集思广益。 2、综合能力素质。首先要善于分析判断。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高度的分析判断力,捕捉形势和发展中的动态变化,揭示问题的本质;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战略和全局上去研究思考,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明辨是非,做到深谋远虑,处事果断。其次要善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工作方法。要通过调查研究,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及时发现苗头,了解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把工作做到前头,提出相对科学的对策,掌握工作主动权。再次要善于组织协调。要求领导干部能科学、合理、高效地组织协调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充分发挥各地区、各部门以及每个人的积极性,使各部门高效运转,各环节丝丝相扣,工作有条不紊,最大程度地发挥效能。 3、基础知识素质。第一、扎实的理论功底。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融会贯通地而不是相互割裂地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理论素养,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坚持并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用好、用活马克思主义原理,做到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第二、较高的专业水平。“专业化”是干部“四化”方针重要内容之一。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精通有关的政策、方针、规定、方法,同时要掌握相关岗位和业务部门的必备知识和业务技能,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第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学习经济、法律、历史、人文、哲学、心理、科技等各方面的知识,学习一切反映当代世界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知识,以充实自己开阔眼界。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底蕴,拥有广泛的知识面,才能在工作中灵活运用,触类旁通,更有效地推进工作。 三、新形势下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素质的途径 1、组织培养。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的学习培训。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对干部进行教育培训,是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制胜法宝之一。要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以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为目标,重点抓好理论和业务学习;制订更加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措施,使领导干部培训更加正规化、科学化、制度化,创新对领导干部的培训方法,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地区培训官员的好做法好经验,确保领导干部的学习更加有效,对提高素质起到实效。 2、制度把关。制度建设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保证“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高素质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推进领导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关键在于坚持科学的标准,努力营造一个公开、公正、透明、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环境;重点在于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努力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通过深化改革,真正让“提高素质”成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推进党的事业、谋求自身发展的终身追求。 3、加强监督。加强监督是保证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两个《条例》的出台实施,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党的各级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还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既要教育大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要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4、自身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素质除需要“外因”,更需要领导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严要求自己,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学习、思考、实践、创新、团结、为民、奉献、律己、敬业”等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学习上下功夫。学习是素质的源泉,是知识的源头活水,是前进的基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在当今社会,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新业务、新情况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如果放松学习,就难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难以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是在思考上下功夫。理性思考是沟通学习与应用、实践的必要环节。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勤学,更要善思。要善于着眼实际,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求发展,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以寻求工作新举措和发展新思路,谋求改革新突破和开放新局面。 三是在实践上下功夫。在实践中接受锻炼,经受考验,增长才干,历来是我们党培养和造就干部的重要方法,也是干部成长的最广阔道路。领导干部强化抓落实意识,牢固树立“重在落实,功在落实”的观念,强化抓不出成绩不撒手的狠劲,工作不落实就不罢休的韧劲。 四是在创新上下功夫。创新是学习思考的实践升华和价值体现,也是促成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和关键环节。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要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对工作遇到的新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及时提出新思路、新方法、新对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五是在团结上下功夫。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战斗力、凝聚力和新的生产力。不善于团结别人、不能与别人合作共事的人,能力再强,本事再大,也不是好领导、好干部。领导干部之间善于进行换位思考,遇事多商量、多沟通,坚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形成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信任支持、相互帮助关心、相互配合补台,真正做到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六是在为民上下功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同样,我们领导干部的执政资格也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党选择我们,人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像郑培民同志那样,始终信奉“老百姓比天还大”,坚持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行为准则,不断强化从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意识。 七是在奉献上下功夫。归根到底是要牢记“两个务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地位观,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让党放心,使人民满意。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重要的一点是,不是吃苦在前,而是享受在前;不是吃亏在前,而是占便宜在前;不是奉献在前,而是索取在前。只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群众才会相信你、理解你、拥护你。公务员之家: 八是在律己上下功夫。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打铁先要自身硬”,严才能树立好形象,才能受到群众的尊重和爱戴。作为领导干部,就必须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发挥骨干、示范和带头作用。“自身正”才能“自身硬”,这就是严以律己的重要意义。 九是在敬业上下功夫。敬业是党和人民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在其位、思其责、谋其政,忠诚党的事业,把主要精力和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事业上,爱岗敬业,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尽心、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领导素质论文:提高边远地区领导干部素质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大学理念边远地区高校领导干部挂职重塑 论文摘要:大学理念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主体力量是大学的领导干部。由于历史、传统、地域环境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边远地区高校领导干部普遍缺失大学理念,这是制约这些高校管理水平提高的根本因素之一。而直接的文化撞击又是观念塌陷与重组的重要方式,因此,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选送边远地区高校领导干部到国内中心城市重点大学对口挂职进修,不失为一种重塑他们大学理念的有效途径。 大学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是与师资队伍建设同等重要的基础工程。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是各级各类大学党委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对于边远地区高校来讲,怎样将大学精神融入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更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任务。本文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迈克尔·D·科恩与詹姆斯·G·马奇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大学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不论其观点是否偏颇,是否道出了大学管理的本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学的管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管理,而是以大学理念为灵魂,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比较特殊的管理。这是因为“大学享有充分的自由;大学的知识属于人民;大学是崇高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捍卫者;大学既创造知识,也传播知识;大学对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给予了保障;精神和文化是人类尊严的实质内容,而大学则是维护精神文化的中心。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除了一般管理的原则和机制外,优秀的问题就是大学的管理者必须具有明晰而正确的大学理念。换句话说:“一所大学的理念是这所大学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它决定着这所大学的思维方法和发展方向,更决定着它的明天。”对于什么是大学理念这个问题,学界争议颇多,我们赞同如下观点:“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间之所以说大学理念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这是因为“知识及其学科(专业)是大学的组织基础,因而“文化性是大学的根本属性,也是大学区别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个性,它决定了大学应当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策源地,也应当把文化机制作为大学运行的主导机制。同时,“应当把‘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作为大学制度的根基和维持其活力的源泉,以人文、理性、品德和学术价值作为其应当追求的基本价值。所以,大学的本质决定了大学管理的基点是文化机制而非行政机制。因而,大学精神是大学管理的灵魂和统帅也就成为逻辑必然。 边远地区高校是指省会城市以外,远离中心城市,地处老、少、边、贫地区的高校;高校领导干部是指高校院(系)部(处)中层以上管理干部。这些高校一般来说,所处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交通、信息相对比较闭塞,学术文化环境差,传统观念、小农意识比较浓厚,很难吸引外地特别是中心城市优秀人才,因而其教师和管理干部长期以来主要靠本校毕业的留校生来补充,明显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甚至恶性循环的严重局面。具体而言,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校级领导到中层领导以至一般干部,大多数是本校留校的学生,学缘结构单一;二是学校管理干部包括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本专科学历,高学历者很少;三是学校的管理干部几乎都是来自学校所在地区,或者附近几个地区的农村和小城镇,地缘结构十分单一;四是这些学校的管理干部几乎都没有学习进修的机会,其管理思想和方法陈旧落后,甚至缺乏对大学管理基本常识的认识。许多学校实际上已完全用行政本位取代了文化机制,权力大于学问,官职大于职称,大学文化严重缺失,科研教学长期低水平徘徊。 这些问题还只是表面的现象,现象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危机,这种危机又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我国边远地区的高校一般都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或80年代因陋就简而创办起来的,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更谈不上大学应有的文化积淀。其初期的领导干部,甚至主要领导干部,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没有办学经历,甚至没有经历过高等教育,没有任何大学理念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所以,他们只能以管理机关的理念和模式来管理大学,而这种地方机关式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又陈陈相因,成为这些大学管理干部的思维定势,有着很深厚的观念和情感基础,这就使得用行政本位取代文化机制成为一种必然,形成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又直接造成了这些大学领导干部普遍而严重地缺乏大学精神。因此,边远地区高校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缺乏有意识、有组织、有力度的大学精神培育。 大学精神是一种观念形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观念的更新有赖于人们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文化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不同的文化只有在相互交流碰撞过程中,能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各自的长处和不足,有接触才有比较,有比较才能促进提高。同时,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们作纵向比较时,很容易对今天的成果感到自豪和满足,当人们作横向比较时,才容易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边远地区大学那种较为封闭的环境,没有鲜明的对比,没有强烈的反差,旧的传统、旧的模式、旧的观念很难经受由文化移入所带来的巨大撞击力和粉碎力,很难打破那种超稳定的结构和平衡。因为间接的文化撞击,总是以某种载体为中介,因而较容易受到人为的控制和阻断,其产生的影响必然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所以,观念的塌陷与重组,直接的文化撞击,应该说是一个较为迅速而有效的途径。所谓直接的文化撞击,是指载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对方面前展示出对方所不熟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形成较为鲜明的反差,产生较为强烈的震撼,因而直接的文化撞击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的直接撞击,对于落后文化的震撼力是难以估计的。对于载有落后文化特质的人们来说,在这种撞击中,就很可能出现一种洗心革面的效果,促使其固有的文化观念迅速地塌陷与重组,较快实现对新观念的吸收与对旧观念的扬弃。公务员之家: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选派边远地区大学领导干部到中心城市的重点大学挂职进修,是培育他们大学理念,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状况的一项比较现实的选择。 在我国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西安等大城市,集中了一大批办学水平、管理水平堪称国内一流的知名大学,如果能将地处老、少、边、贫地区高校的管理干部,特别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有计划、有系统、分期分批派往这些一流高校对口挂职进修一至二年,并长期坚持下去,将这些学校中层以上管理干部普遍轮训一遍。那么,对于提高这些学校领导干部素质,重铸他们的大学理念,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与水平,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对于提高这些高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为所在地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使这些高校成为所在地区新思想、新技术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真正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智力库、思想库、人才库、决策支持系统和创新基地,发挥智力、人才、科技、信息等方面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将起到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实行边远地区高校干部到中心城市重点院校挂职进修制度,是一项涉及面较为广泛的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协作。首先,国家和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宏观管理和协调工作,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还要有必要的经费投入。边远地区高校党委也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切实将管理干部队伍的建设放在与师资队伍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要将管理干部,特别是中层领导干部从事务圈中解脱出来。要将挂职锻炼作为干部晋升的必备条件,切实提高干部素质。接收挂职的院校,要建立正规的培养教育机制,将其视为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方式和途径。其次,教育行政部门和接收培养的高校,还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时间性,必须保证较长的挂职和培训时间。因为大学理念没有长期学习、研究与熏陶是难以形成的;二是必须“融入”,也就是说,那些对口挂职的干部必须是实质性进入职位,进入所挂职高校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不能“融入”就不能实现文化与观念的直接撞击,更不可能实现文化与观念的塌陷与重组。总之,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更新观念,重铸大学理念,提高管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素质为基础和突破口,努力将边远地区高校的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层次,使其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领导素质论文:西部大开发中领导干部素质浅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西部开发领导干部素质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几篇报道的启示,提出了提高西部太开发中领导干部素质的问题厦有关建议。 一、几篇报道的启示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人们常说的这句话反映r广大群众对领导干部的重视和期望。的确,领导干部,是国之中坚、民之所望,肩负民族振之重责,领导干部思想和行动无疑会在广大群众中起着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西部大开发中同样也是这样。前不久在《科技日报》上看了两篇报道,一篇题为“西部大开发到底需要什么的文章谈了百名博士西部行”在西部某省举行科技成果演示与项目洽谈会,轮到“压轴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吴敬东博士成果时,这里的企业家已走得寥寥无几,带着2o多个开发项目和满腔豪情来到这里,却无人理睬,吴敬东博士的心凉了另一篇题为“何时才能睡醒”的文章中谈到前不久,我国一位著名科学家应邀到西部某省作题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报告,当地省市常委极为重视,提前下发通知要求所属各部委、各厅局、各人民团体、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部分干部和科技人员、部分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和科技人员参加报告会,就在这样机会难得的精彩的报告会上,为数不少的领导干部很不珍惜这种机会,有的竟然四仰八叉头枕椅背昏昏大睡,有的还不时发出鼾声。还有报道谈到基层一些领导干部的科技素养更加堪忧,说某县的一位主抓科技的副县长,被邀请到市里参加一个工业科技项目论证会,回来后大为不满,说:“这么具体的一个小会,也让我参加。”言外之意.参加这样的小会,掉了他副县长的价;还有一个县委书记“实话实说”:啥‘第一生产力’?在我的议事13程中.能排到第六都算不错。”结合我们最近进行的科技发展现状与对策问卷调查”当问到“科技工作是否真正提到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回答只是一般号召的占绝大多数,即8405%,回答变为领导的实际行动的仅占I5.95%。可见,一部分领导干部的科技素质确实值得认真考虑了。 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抱着满腔热情,带着许多项目和成果.有的甚至飘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了西部,想为西部大开发献计献策、增光添彩,然而却遭到了如此的冷遇,不能不让人感到寒心。当然以上所谈到的场面可能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西音地区的绝大多数的干部形象,但是也不难看出.在西部开发中,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的素质亟待提高。在人类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越来越取决于知识因素的今天。试想,让对科技人才、科技成果如此淡漠、如此不在意的领导人去带领群众进行西部大开发,西部开发将会发展到什么方向?后果实在令人担忧! 二、西部大开发呼唤高素质的领导干部 在西部大开发中,不少人谈到要提高西部地区的人口素质,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而十分必要的。但是我认野.提高西部地区人口素质,首先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这是凼为琊大开发呼唤高素质的领导干部。 1、创新精神是大开发取得成功的灵魂。也是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 创新精神,也就是开拓精神,勇为天下先的精神。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领导干部是大开发的决策着和组织者,西部开发的好坏或成功与否.领导干部起着关键作用。大开发需要创新精神,创新精神首先要有思维剖新,而思维创新必须领导思维先创新。翻开人类历史,任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快的年代,无不是以思维观念创新为先导。总书记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开发西部地区,要有新思路”。什么是新思路?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传统发展模式想问题。这是西部大开发成功的灵魂,也是领导干部带领群众进行大开发必备的素质。 2、政治素质是领导干部最基本的政治业务素质。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保证。 领导干部首先要保证良好的政治素质。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实现“三个代表”要求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要箨人来实现、靠队伍来保证。以间志为核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党的高级干部,不仅要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并提出了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标准。具体地说,大开发需要先进的人才制度环境,如何用好人、管好人关键在领导。只有领导干部的良好的政治素质。才能在大开发中,讲党性,顾大局.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公道正瓣,任人唯贤,廉洁勤政,团结广大群众,特别是凝聚各种专业人才为西部大开发共同奋斗 3科技素质是大开发科学决策的根奉领导干部应在提高科技素质上下功夫。 提高西部大开发凑策的科学性,是西部开发的关键。科学的决策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的科技素质。联合国系统和西方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者、决策者和管理者个人基本要求主要为:高等数学在R D某一领域中的实践、计算机基础知识、现代管理方法、外语知识、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等等,而要具备这些知识,成为知识型领导干部,就必须加强学习在西部大开发中,不少领导干部在思维方法、决策手段、现代科学知识方面存在不小差距,这些现实的差距也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加强学习。正如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图书馆时指出的那样:社会发展,人类的进步l都离不开知识。我们要在全社会倡导人们多读书.大兴勤奋学习之风。如果十二亿人民中.读书的^越来越多.大家的知识水平提高了,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秘们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就大有希望按照江总书记的要求,领导干部尤其要走在前面,成为学习知识的带头人。同时也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把找们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落到实处。 三、西部大开发中提高干部素质的几点建议 I、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提高领导千部的政治素质。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迈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更是当前西部大开发中一件头等大事同时江总书记提出了对领导干部的五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第二,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第四,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第五.刻苦学习,勤奋敬业,不断加强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要求和三个代表”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达到领导干部的五个方面的要求,首先必须学习好“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以及新时期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西部大开发中,自觉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约束自己,用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纪律规范自己.增强各缓领导干部贯彻落实党中央进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要以“三个代表”为目标.规划和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措施的实施;并以三个代表”为强大思想武器.在西部大开发中.大胆探索与“三个代表”要求相适应的新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前进.让“三个代表”思想真正在西部大开发中落至实处。 2、加强科技知识学习.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科技素质。为加强西部大开发中决策的科学性.避免不必要的弯路和人、财、物的浪费.各级领导必须要成为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学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带头人:为此.各级领导要把加强科技知识学习提高科技素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身体力行。一要激发领导干部对学习的兴趣。有丁在西部大开发中创新的使命感、紧迫感,自然就有了明确的学习目的和动力.就会对新知识有一种永不餍足的爱好,这是所有好的革新者、创造者的特点=在学习的内容上要广泛、适用。 陈了学习必学的专业、科技文化知识、现代管理知识外,要特别把创造性思维与方法的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必修课,不断提高他们的创造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要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学以致j_fj三要注意学习方法的刨新。领导日理万机的工作重担和知识型领导必须学习的高标准、高要求形成锟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除了要求领导见缝插针及刻苦学习的精神外.学习方法的创新报重要,大家不妨看一看《学习的革命》一书中,使学习效率提高5倍的加个起始步骤,就会大大提高你的学习效率。四要创造知识化的学习环境首先应加大知识投资,尽快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体系.针对不同程度、不同职业的领导干部.采用适宜的组织培训、进修形式和方法,分层次培训和进修;其次要尽可能配备现代化的学习设施和手段.如电脑、网络等,使他们每天不停地接受最新的信息、最新的资料,学会用最新的处理程序过滤和加工变成知识和智能的本领,尽快成为知识型的领导干部。 3、在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强化领导干部的创新意识创新精抻,首先表现在思维创新,就是在加快西部开发中要有新思路。一是要在开发机制和开发模式上实现新的突破。西部开发所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要变计划经济下,政府投资为主开发自然资源导向为国内外厂商投资为主市场导向开发自然资源,政府转向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变过去由于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交通不便、观念落后、开放意识差的封闭式开发模式为多渠道、多类型、多侧面地全方位开放型开发模式;变过去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要在西部大开发中注重知识资源开发。知识资源是最重要的发展资源,今后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知识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要把知识资源开发放在重中之重。公务员之家: 使人们逐步跨越低知识含量的传统的资源定位观,确立知识创新,科教兴省的科学定位观;跨越靠资源导向、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落后的发展观,确立从资源型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发展观;跨越轻视知识、不重视人才的旧观念,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和回报创新的价值观;破除陶醉于“作日黄花抱残守缺、安于现状的保守观念,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三要在西部大开发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部分省区水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因此,西部大开发首先必须克服过去那种对有限的自然资源采取有水快流“、竭泽而渔,不注意资源保护以及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短期开发模式要科学规划,从长计议,把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科学地结合起来,实现西部开发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使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领导素质论文:新形势下领导道德素质建设途径探讨论文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对领导干部道德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主要内容,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优秀。其修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首要课题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任务,掌握着一定的权力,领导干部们自身的道德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和影响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关系和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文主要从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优秀、权力道德修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首要课题、领导干部强化权力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摘要: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主要内容,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优秀。权力道德修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首要课题。确立科学明智的权力观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根本前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加强学习、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基础,自觉接受教育、严格行为规范、主动接受监督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严格自律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关键。 关键词: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途径方法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对领导干部道德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任务,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其自身的道德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和影响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关系和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大量事实证明,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培养人,也可以腐蚀人;既可以构筑社会大众利益的丰碑,也可以开掘人类自我毁灭的坟墓。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强化权力道德修养,尤为重要。 一、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优秀 权力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现象,是属于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力量。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支配力量,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与重要标志。道德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以善恶为标准,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 所谓权力道德,就是指一定社会权力支配者行使权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是权力支配者在权力运作和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实践的总和。它既表现了社会对领导干部运用权力所提出的道德规范,又反映领导干部在权力过程中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特别强调对政治至善性的追求,认为权力在运行中合乎理想的道德境界所表明的是“一切社会团体均以善业为目的。”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则强调:“政者,正也”,所表明的也是要求权力为谋取众人之事服务,不要偏向从政者个人私的一方,一切掌权者都应本着公正的原则,正直地做人,在其为官的行为中做到公正、廉洁、为公、爱民、不阿等。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和决定者。共产党的干部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巴黎公社诞生后,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社会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权力直接属于普遍武装的工人和农民自己”。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公务员之家 权力道德亦称“官德”,也就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权力道德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优秀内容。首先,权力道德在领导干部职业道德中居于优秀地位。领导干部处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管理者地位,忠诚、勤政、公正、廉洁、奉献是其道德的基本要求。领导干部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手中拥有一定的权力是这种特殊的职业的最大特点,领导是权力的象征,没有权力,就无所谓领导。领导职务的高低,不是由其他方面决定的,而是由职位权力决定和体现的,因而,权力道德在领导干部职业道德中居于优秀地位。其次,权力道德决定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价值取向。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价值取向,就是领导干部当“官”为什么,掌权干什么?是利用掌握的权力为民造福,还是为自己谋取私益。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把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并以此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职业道德才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再次,权力道德是人民群众评价领导干部职业道德水准的主要标志。人民群众对领导于部职业道德水准怎么看,看什么?就是看他们为谁掌权,如何用权。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其他方面,如思想道德、政治品格等等,都可以通过其怎样对待权力和运用权力,即通过权力道德得到集中的体现。 二、权力道德修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首要课题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中,领导干部的道德要求是重要要求之一。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道德理论水平和加强道德修养指明了方向。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必须用政治的眼光看道德,其从政目的特别是权力道德,只有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同人民的命运、国家前途相一致,才是正确的、有前途的。 (一)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根本问题是解决领导干部的权力价值观问题 权力价值观是关于权力的目的、意义等问题的追求及其评价的根本观点,是领导干部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价值观决定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有什么样的权力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权力道德。权力价值观指导领导干部的权力运作方向,决定权力道德行为。它的优秀是以个人还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即权力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如果领导干部认为权力是人民的,那他就会正确运用权力,为人民办事;如果领导干部认为权力是自己的,是用来谋私的,那他就会滥用权力,败坏权力道德。共产党的干部、社会主义领导者的性质,决定了为人民服务是各级领导干部权力价值观的优秀。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而不能做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和官吏,权力是人民给的,就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而不能以权谋私。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价值观,才能在实际工作中遵守权力道德规范。 (二)领导干部强化权力道德修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日益突出等。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醒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肩负的历史任务更艰巨。要全面把握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因此,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尤其是权力道德,强化权力道德修养,用人格力量树立自己的权威,从而影响群众,感召群众,增强凝聚力和吸引力。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民群众树立典范,才能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被人民唾弃。 (三)领导干部强化权力道德修养,是新形势下权力道德的现实需要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特别要求每个领导干部要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要有正确的权力价值观和良好的权力道德。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价值观才能为实践党的宗旨奠定思想基础,也只有养成良好的权力道德才能为实践党的宗旨提供正确的权力行为保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开放性、竞争性、等价交换等原则直接、广泛地渗透和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之西方一些腐朽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一些领导干部经受不住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的考验而败下阵来,他们淡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权力道德滑坡,在商品、金钱、利益等物欲驱动和“从众”、“随俗”等消极心态诱导下,在公务活动、社交和处理人际关系上,放弃党性原则,冲破道德堤坝,产生社会生活中政治关系金钱化、人际交往唯利化、公务活动实用化、权钱关系市场化等非道德行为。一些领导干部把权力商品化、私有化,权力欲望膨胀,揽权、专权、滥权,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无视党纪国法,把个人利益置于党、国家、人民利益之上,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甚至腐败,堕落成人民的罪人。严峻的社会现实迫切要求领导干部要强化权力道德修养。 三、领导干部强化权力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所谓领导干部道德修养,就是指领导干部自觉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领导干部道德规范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的涵养锻炼,是领导干部养成高尚品德和情操、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的重要途径。道德品质形成规律表明,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可以通过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锻炼道德意志、实践道德行为,养成稳定的习惯来培养的。从根本上说,加强领导干部权力道德建设必须依靠领导干部主观世界的努力,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权力道德修养的自律对于防止与消除权力异化变质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各级干部都要自觉加强权力道德修养,努力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清正廉洁,严以律己,不计名利,淡泊人生,要善于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做一个具有高尚权力道德的人。 (一)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 领导干部必须遵奉更为严格的“道德戒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标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证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道德的本质特征。领导干部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权力道德修养的原则,其基本要求是:一要有勤政爱民,公正廉明的从政修养。每个领导干部都要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实。要克服官僚主义,切实增强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二要有忠诚积极、乐于奉献的奋斗精神。领导干部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畏艰难、奋力拼搏、克已奉公、甘于奉献,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人民好公仆。三要有以民为本、接受监督气魄和勇气。领导干部要做到以民为本,一切想做人民,一切为做人民,凡是有利于人民的事,就积极干;凡是不有利于人民的事,就坚决不干。以人民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为根本标准。同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评判。 (二)自觉接受道德教育,严格遵守行为规范,主动接受监督,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道德教育是培育人的内在品德,造就理想人格,调节人的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领导干部自觉接受教育,就是自觉接受有关部门依据领导干部道德规范,对领导干部有组织、有计划进行和施加的道德影响,使之了解、接受道德规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人格,这是把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品德的中介。通过自觉接受道德教育,掌握必要的道德知识,形成相应的道德情感,磨练自己的道德意志,最终使道德要求化为领导干部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愿望。同时,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从政行为规范。近年来,党和国家颁布实施的一系列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对其从政行为和道德,包括权力行为和道德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自觉遵守,不得违犯和越规。 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修养建立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大环境之中,监督是权力道德建设的重要保证。事实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极易导致腐败。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修养同其他道德现象一样,在本质上是他律和自律的统一,在自觉接受外在教育和遵守从政行为规范的同时,还要主动接受组织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虚心接受各方面的监督,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组织、群众和舆论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抑制权力私欲膨胀,杜绝权力腐败。 (三)加强理论学习,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基础 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把握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的大局,这是提高修养的基础条件。学习造就自己,学习完善自己。荀子曰:“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意为学习是一个陶冶性情、加强修养的过程,学习的目的不在于求得显达,而在于能够窘迫时不困惑,遇忧患时意志不衰退。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从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经验中汲取营养;要学习其他一切有用的知识,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武装头脑;还要认真学好历史知识,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权力运用行为才不会偏离正确的轨道。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明于心中,广博精深的知识文化融于脑海,积淀成明辨是非的道理,升华成催人上进的志向,凝聚成豁达开朗的品性,转化成勤奋工作的力量。思想境界高了,道德修养加强了,就会淡泊名利,就能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自觉地、最大限度地把精力奉献给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就会坦然地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而不去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更不会把手中的权力当做与民争利、牟取私利的工具。 (四)确立科学明智的权力观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根本前提 领导权力是领导活动的基础,没有领导权力,领导活动就无法进行。领导权力的作用,就是确保领导者和领导集团的领导活动正常进行,以完成历史和人民赋予的任务。权力观就是关于权力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最基本的思想基础。权力观问题,说到底是个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出了问题,就不可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确立正确的权力观,优秀是解决为谁用权,怎样用权和如何自觉接受对权力监督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也只能用来服务人民。权为民所用的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领导干部要用权力来实现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员。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防止渎职、失误和滥用权力。当前,领导干部的树立权力观应明确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力属于谁的问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权力属于人民群众,领导干部只是权力的运用与行使主体,只有运用手中的权力服务于人民,而不是将手中的权力用之于谋取私利。如果领导干部不能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人民是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的。二是权力与责任是对应关系。权力是承担责任的保证,责任是行使权力的目的。领导干部受人民之委托和信任,担负着相应的领导职责,这意味着对人民负有一种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如果不认真负责,不正确使用权力,就是对人民缺乏责任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会遭到人民群众的淘汰。三是不能搞特权,防止权力滥用。特权和权力滥用与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共产党的干部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和权力滥用作坚决斗争,自觉抵制、反对特权和权力滥用,自觉做拥权自重、受人民群众拥护和信任的合格“公仆”。 (五)严格自律,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关键 自律,就是领导干部按党纪、国法、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调整,这是权力道德修养的关键环节。康德有句名言:“我畏两样东西,一是头上的星空,一是心中的道德律”。道德律令不仅是个人行为的规范,也是行为评价的准绳。领导干部对从政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律令的敬畏、信仰、归服,实际上是一种庄重、神圣、深沉的自律意识和情感。有了这种自律意识和情感,才能将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自觉,想什么问题,做什么事情,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慎独、克己、奉公,并矢志不渝。 严格自律,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是领导干部权力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方法。自重,就是领导干部要自爱自尊,尊重自己的人格,注意自己的品行,珍惜自己的名誉。不滥用权力,不以权谋私,不为私欲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自省的实质上是不断扬善祛恶,逐步培植优秀思想品德,树立高尚情操的过程。自省,就是领导干部要经常自省、检讨自己的言行、权力运用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要求,是否符合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道德水准,是否符合从政行为规范和规则,是否符合当今社会公认的和共同遵守的社会公德。惟有经常自问自省,才能及时洞察自身的锈迹和斑点,把任何违反权力道德的行为扼杀在萌芽之中;自警,就是领导干部自我警惕、自我戒备、自我管束。随时自己警示、告诫自己,是为自己、为亲属、为他人,还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为民掌权,为民服务。自励,就是领导干部自我激励、自我鞭策。要明确自己肩上的重担,不断激励自己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不断为国为民建功立业。 领导素质论文: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思考论文 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就是指领导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法律精神要素,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由于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为首”的地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本文中笔者试图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为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法律素质的提高尽些微绵之力。 为进行本项研究,我们将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分解为法律知识、法律评价、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四个方面,围绕这四个方面设计了包括29个封闭式问题的问卷,随后对某省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50份,收回251份,收回率71.7%.在收回的251份问卷中,地厅级干部34人,县处级干部59人,科局级干部158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13.5%、23.5%和63%. 一、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及特点 1.普遍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从调查情况看,当前领导干部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对于作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有9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把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作为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学习过法律知识。多数被调查对象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普法,干部的法律知识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对“三五”普法规划中要求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法律法规重视不够。被调查对象中,除宪法外,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不足一半,学习过行政复议条例(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甚至不及30%(分别为26%和20%),系统学习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仅有37%.调查中发现,有27%的领导干部竟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堪忧的现象。 第二,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6%,除了1.6%的人回答不知道外,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却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以上情况表明,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组织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治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 2.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观念尚显落后。法律意识是人们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评价、观念的总和。法律观念是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现存的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和法律关系等法律现象的概括、抽象和总结。正确的法律观念的形成会指导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评价和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时也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法律心理。 调查显示,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建设的实践,领导干部的法律心理渐趋成熟,在立法目的、守法的内涵等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尤其在“民告官”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上,有了一种平等、平和的诉讼心理。但就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来讲,调查所显示的情况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例如在权威观念上,仅有67.3%的人认为,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甚至还有8%的被调查者选择“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种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力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国的优秀问题是“依法治吏”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 3.对实现法治国家寄予厚望,但对法制建设的现状评价不高。一个领导干部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和前景,这关系到他能否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又反过来影响他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因此,领导干部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应是其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 调查资料显示,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现存法律制度的作用,被调查对象均作了较为肯定的评价,如在回答“您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景有何看法?”这一问题时,只有10.4%的人选择了根本实现不了或说不清楚,其余89.6%人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在回答“您认为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选择否定性评价的仅有4.8%,其余95.2%的人作出了较为肯定的评价。但同时,调查对象也看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在回答上面第一问题时,仅有3.6%的人认为我国的法治国家目标会很快实现,而86%的人则认为虽然能够实现,但很艰难。在回答上面第二个问题时,只有48.6%的人认为,我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另有46.6的人认为,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用不大。作出这样的评价,主要由于被调查对象对目前的执法现状不满。例如,只有2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实践中一个行政执法案件能够以法定程序公正解决,另外的近80%的可能性不是权压了法就是钱买了法,而且,有51.8%的人认为权力对公正执法的干扰最大。可见,现实生活中尚存在的权大于法、以权压法和权钱交易现象,不仅亵渎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破坏了法制的统一,而且还会对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形成产生极为消极影响。 4.对法的公正价值有了深刻认识,但尚需树立信仰。法的根本价值在于公正,而公正价值的实现又有赖于实施法律的人们对这一价值的认识和信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不仅需要知识、观念,更需要信仰。信仰不仅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中内潜素质①的重要内容,也是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意识、观念表现为外显素质的桥梁。 从调查统计的情况看,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对社会主义法的公正表示信服和尊重,对法的内在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如当问到“您遵守法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时,有83.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公正的法律即可以创造一种公 平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在问到“对要求领导干部严格依法办事有什么想法”时,有73.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我赞成依法办事,并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可见,依法办事作为现代政府(广义上的)的工作原则,已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所接受。但是,这一比例比认识到法的公正性的比例却低了近10个百分点。在问到“您处理违法行为时,您的上司来电话说情,这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表示能继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进一步降低为66.1%.比表示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率又下降了7.2个百分点。准备迎合领导意图或为了给领导个面子而办事时而违心地打点折扣的占到了被调查对象的33.9%.这种情况说明,作为执法者的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一遇到权势的压力或与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发生矛盾时,其执法的坚定性将大打折扣。同时也说明,目前严重存在的以权压法、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等,对法律的公正实施和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的建立产生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5.提高干部法律素质任重道远,而基层任务更重。 本次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中三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呈现从地厅、县处到科局逐级下降的特点。例如在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方面,系统学习过宪法的比率,地厅级是85%,县处级是90%,科局级仅有65%;系统学习过民法通则的分别是56%、49%和36%;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的分别是68%、47%和44%;系统学习过行政处罚法的分别是59%、47%和39%.正是由于知识的不足,对法律问题的把握也存在着类似差别。例如,在回答“什么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时,地厅、县处、科局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91%、86.4%和78.5%.在回答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时,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23.5%、17%和12.7%.对当前执法现状的评价,基层干部显然要悲观得多。在有关法律的信仰和依法办事的坚定性方面,干部级别越低,赞成并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越低;在遇到权势的压力时,而准备放弃法律原则迎合领导意图的比例却越高,在科局级干部中,这个比率竟高达41.1%.看来,基层领导干部不仅法律知识较为欠缺,法律观念仍显陈旧,而且,由于其在权力结构中处在较低的地位,在权和法的冲突中,更易于屈从于权势的压力。 几点思考 从上面的调查统计资料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对当前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问题做更深层的思考。 思考之一: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是知识还是观念。当前,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是空前的,这一点从上至最高领导机关的法律知识讲座,下至基层的学法规划即可见之一斑。但是,十几年的普法过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法律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着许多错误认识。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干部的法制教育如何定位?即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知识还是观念?笔者认为,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是通过学习法律知识,领会法治的精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法治观,则是提高干部法律素质的关键。大量的现代实证研究表明,想通过法制教育使大多数官员都达到具有很全面的法律知识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代国家中都尚无先例。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发达的分工基础上的,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管理范围的拓展,使官员们无暇深入研讨汗牛充栋的法律文献和考察法制的运转。他们宁愿以交换的方式换取法律方面的咨询和而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全面、深入的法律认知。这种事实表明,在干部法制教育中,要想通过短暂的学习使他们全面地获得系统的法律知识实属不易。“努力向公众传播新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似乎比向他们灌输大量的法律条文更容易收到预期效果”。②从不少的普法文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法制教育机构还没有树立明确的法治精神导向意识。如果我们的法制教育、法制宣传能够在普及知识的同时,更注重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的培育,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在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上就会事半功倍。 思考之二:对干部的法制教育是重“管理主义”还是重“控权主义”。现代法治是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约束与规制为其逻辑起点的,没有对权力的一种制度化的理性约束与驾驭就很难有法治化。因此,法治的优秀问题是控权,对干部的法制教育也不应该离开这个优秀。在我国,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以控权主义为优秀的法制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大于法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政治文化。由此产生法乃治民工具的认识和消极守法观念,也造就了一大批被动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滥用法律的特权阶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通过修宪,确立了权力须在宪法和法律控制之下运作的法治原则,但作为一种文化,尚未在人民心中扎根。本这次调查显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是在工具意义上看待法的价值和功能。对这样一种法律观,有学者称之为“管理主义法律观”。③这种观念的形成当然有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当前干部法制教育中没有突出“控权”这一建设法治国家的优秀问题,也是造成“管理主义法律观”历经三五普法而“岿然不动”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三: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次调查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领导干部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与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之间的落差。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有关。什么叫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现行法所持的一种尊重、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法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但仅靠国家强制力是不能实现法所蕴含的全部价值的。况且仅建立在强制力基础上的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值得怀疑。国家强制力可以惩治不法,但无力塑造一种法治文化。真正能确立法律权威地位并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的,不在于国家强制力,而在于人们能理解并接受现行法律制度,在于人们对现行法的态度,“法若不被信仰,则形同虚设”④。有些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由于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缺乏那种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就很难顶住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上司的压力和干扰。可见,法律的至上权威,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在领导干部心目中真正地树立起来。当前我国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失却的原因,据笔者调查中的体会有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缺乏信仰法律的文化传统。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以仁政为优秀的德治等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除一段短暂的秦代以外,法律只占辅助的地位。秦灭亡后,法律的繁苛被归结为其迅速灭亡的原因。所以在秦以后我国很少出现对法律依赖的思想。建国以后,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⑤等导师名言的极端崇拜和对旧法统的义愤,造成了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同志甚至说:“法律那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⑥。在当时领袖对法律的蔑视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现行法律运行中的缺陷。一方面,处在由传统体制向现代化过渡中的宪法和法律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内在矛盾消融其内在的公正与效率,立法技术的粗糙使法律形同政策,缺乏应有的操作程序使执法者无所适从⑦。信仰本来是对一种稳定的、内在合理性价值的尊重与信服,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现状,使人们不由不对其神圣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不理想状态,也对人们的法律信仰产生了消极影响。可见,法治文化需要长期的实践来塑造,这就包括立法的规范化和执法严肃化,人们企盼着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出台。 思考之四:关于干部法律素质与体制。具备了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信仰,就一定能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吗?从调查的情况看,尚不尽然。调查结果还显示,领导干部们面对的问题越具体,其法治原则流失的越多。这种情况在基层,尤其是科局乡镇一级更为严重。这一级干部年青,其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按一般规律而言,他们的思想中更少人治传统,而更多法治理念,对实现法治应有更强烈的渴望。但是,在权和法的较量中,他们表现的更易于放弃法治的原则而屈服于权势的压力。这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述,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一种精神要素,其成长和发育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处在权力网络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其法律素质尤其是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往往被制度的不合理性所扭曲。王人博、程燎原两位先生指出:“任何法治观念在一定国家的传播及其对传统法观念的变革,都需要一种适当的制度模式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法治观的转变,必须以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转换为依托;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是法观念变革与启蒙成功的条件。否则,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新观念,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⑧当我们透过上面的统计数字,把目光注视在体制层面时就会发现,官员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的选择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无奈。何增科先生曾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基层政权体制存在的弊端:第一,上下级政权组织之间“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的压力型体制;第二,人事制度上各级领导干部事实上的任命制;第三,财政体制上的权能脱节;第四,领导机关(党委)、执行机关(政府)和监督机关(人大、政协、监察、检察)之间权力和责任配置不平衡,等等。⑨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有些领导干部唯上是从,唯权是崇,地方保护,藐视法律,滥用职权就不足为怪了。尤其当屈从于权力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起码是避免更大损失的时候,法治信仰、法治原则都会在这种选择面前低下高贵的头。看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以权力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对干部的法律素质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崇尚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是抑制法治精神张扬,影响干部法律素质提高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三个五年普法规划中对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提出的要求自不待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讲座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了以法治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干部法律素质的引导与塑造。如果说“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⑩的话,那么干部法律素质的现代化最根本的还有依赖于政治体制对法治精神的倡扬。
由于我国校办企业受到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束缚,在发展中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突出表现在校办企业产权不清,学校也为企业承担经营风险,企业领导缺乏自主经营的发展理念。因此我国校办企业与社会企业相比,发展规模较小,经济效益较差。只要将高校的科技成果进行转化,促使其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全新道路。 1高校校办企业的发展现状 1.1产权不清 1.1.1产权归属不清 随着高校事业的跨越式发展,高校的科技产业也随之兴起,一时间出现了很多社会高度关注的企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还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为社会起到了带头模范的作用。然而,高校校办企业在管理体制中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导致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其中产权不清就是其中一大问题。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高校的校办企业资产债务一般情况下都是没有经过法定允许就登记和评估,经营资产也属于非法手续办理。校办企业一般在刚开始运行阶段,院校需要给予一定的资产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取集资或者筹资的运营资本,然而这部分的运营资本在产权属性上比较模糊,而且还很容易出现产权归属不清的现象。企业对于高校的一些专项科技成果等一系列无形资产,通常情况下都是没有经过专业化的确定和评价预估,这样就会导致高校的无形资产出现隐形流失的情况。如此情况下,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就会完全不清不楚,高校与企业都没有自身固定的自主经营立场,也没有相互独立自主的主体,与高校的体质也完全不符。一旦获取盈利,利润都是属于高校的,出现亏损也是由高校承担风险,高校还要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因此高校校办企业就属于一种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并不是将资产作为纽带的一种产权关系。 1.1.2产权结构单一 高校校办企业大多都是一些全资企业,通过调查分析,我国高校校办企业的法人都是高校的相关领导,并且占全国校办企业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是这种校办企业一般都属于小型投资企业,产业结构也相对比较单一,产权构成没有固定的主体,在自主经营中就会存在很多风险。高校一旦出现任何的经营风险,企业就会全身而退,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债务风险。校办企业受高校文化的影响比较深远,会出现企业领导没有紧跟时展潮流和步伐的思想意识,更没有面向市场经济、追求更高价值利润的发展理念。高校对企业采取的管理方式属于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无法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的需求,企业只需要对高校及其领导进行负责,却无法承担起市场责任。 1.2产权不明 从高校的发展角度来讲,高校更希望的是面向社会、面向大众,不断的扩大经营,赚取更多的利润资金,这样才能为高校的事业发展增加一定的收入。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市场经营风险在不断提升,高校担心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因此经常会出现企业将债务责任甩给高校领导,越位事件也经常发生。 1.3校企不分 现阶段,很多企业与高校都是资产不分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资金占用问题、收益分配问题等,导致在财务工作中资产结算不够明确,企业只亏不盈,企业也缺乏自主权力,致使企业失去了发展的活力。 1.4激励约束机制有待完善 高校是企业的所有者,主要采用的是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来管理企业。企业的管理者一般情况下都是高校中的领导,除了兼备事业和企业的双重身份外,还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就会导致经营管理队伍中很多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高校领导的效用目标与企业经营之间的联系也不够密切,采取同样的选拔方式,可以选取优秀的高效领导,却无法选拔出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员。这种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够完善,还对企业的战略性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企业管理的选择权在高校领导的身上,因此就需要按照高校领导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完善,这样不利于企业的高效长远发展。在高校校办企业中采取的一些激励约束机制甚至与时代的发展严重脱节,既没有对企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还促使管理体制中存在更多的漏洞。管理人员的薪资与经营的业绩关系不大,导致这种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引起更多工作人员的不满,致使管理人员思想意识懒散,工作积极性不高,无法达到预期的经营效果。管理人员的收入与管理人员所处的岗位会出现不相称的情况,企业的内部结构设计缺乏合理的规划。管理人员的薪资报酬一般都与企业的管理规模、管理工作的难度、经营业绩以及承担的责任相符合,然而实际的工作现状却是相反,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很多不利的因素。 1.5财务管理体制有待健全 由于高校与企业的不分,就会导致校办企业在财务管理中存在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事业法人在财务管理中占据着主要的财务管理工作,企业就没有任何自主经营权,事业单位就会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第二种现象是高校经常会利用自身的财务管理模式来管理企业,企业仍旧没有自主经营权,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就失去了任何权力,这样就会造成企业的法人产权权力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高校在对校企单位管理中就会存在很多管理问题,甚至会出现利润损失情况。还有一点就是财务核算不够科学,产权出现隐形流失的情况,这种情况还比较严重。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高校校办企业长期使用高校的资金费用,然后在开展经营活动时又将非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混淆在一起,在计算投资收益时效率较低,核算工作中没有科学合理的方式。高校的部分领导对于财务管理体制不够重视,逐渐忽视了对财务管理体制的约束机制,也没有建立和完善相关的财务监督机制,促使在开展财务工作中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相互牵引,做到权责明确、分工明确,因此企业在财务管理体制中就存在很多漏洞。 2高校校办企业的积极作用 高校校办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科技强国战略计划的实施,要促使高校校办企业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才能发展高科技产品,不断实现企业产业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关心和重视、支持的问题,并且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展高校科技产业,加强高校校办企业,不仅为高校提供了更加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和科研中心,还能够为高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将自身科研成果转为生产力,加快高校科技成果的快速发展,还能够健康稳步的走向市场。高校产业的发展,更对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营体制实现了转换,有利于改善高校的办学条件,增强高校自我发展的能力。 3优化高校校办企业管理体制的有效策略 3.1积极转变思想观念,紧跟时展潮流,寻找适合的发展模式 校办企业在现代化的产业定位上,首先要建立一种长期发展的长远目标,还要不断积极参加各种国内外的合作竞争,这样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寻找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才能使企业走向国际性和规模化,还要依靠国家的院校的扶持,开始自力更生,将经济效益向多元化转变,做到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走上市场竞争的大舞台。 3.2明确产权管理,规范资产管理方式,制定现代化企业制度 校办企业在现代化企业的建立中,还要将各项资产、债券以及债务彻底解决清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以委托社会上的中介机构对校办企业的各项资产债务风险进行评估。高校由校办企业的创办者转变为校办企业的出资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有限责任,然后在高校与企业之间建立一道有效的防火墙,为企业和高校规避各种风险。高校校办企业要走上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发展模式,将校办企业管理部门的职能由有限公司或者控股公司来承担,将资产的管理方式进行规范化,提升经济效益。企业领导还要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体制,做好整个经营活动的财务核算和监督工作,尽量将企业的投资风险降到最低,这样才能为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3.3加快企业结构优化调整,走上集约化经营之路高校校办企业要结合企业的发展情况,时刻关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情况的变化,进行合并重组等结构优化调整,构建高校企业集团。对科研成果要合理利用,对资产人员要优化配置,对发展模式进行不断创新,走上集约化经营之路。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校办企业产业虽然发展起步比较早,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发展速度相对比较缓慢,还存在很多新老问题需要解决。在新形势下,我国的高校校办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也促使了我国高新技术的迅速崛起,对国民经济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更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蔡韦华.高校校办企业管理体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J].中国集体经济,2017(7):70-71. [2]张永杰.分析高校校办企业财务管理现状、问题及对策[J].前沿,2018(14):83-84. [3]吴朝阳.高校校办企业财务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7(12):166-168. [4]刘子斌.高校校办企业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问题及对策分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5(24):190,339. [5]蔡韦华.关于高校校办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J].中国商贸,2018(5):20-21. 作者:夏兆营 单位: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比较论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在如今行政管理实践追求以人为本理念的条件下,行政管理理论中出现的解释方法和批判方法对推动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对建筑在实证主义认知论之上的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结构一功能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检讨的同时,提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对行政管理研究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并共同促进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完善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改进行政管理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实证论/解释视维/批判视维 【正文】 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 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 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 柏瑞奥(gibsonburrell)和摩根(gareth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 一、解释的需要 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 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 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 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mead)和泰勒(steven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 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 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 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 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 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政府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 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 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 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 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 二、批判反省的需要 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 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 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 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 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 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 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 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 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 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政府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政府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 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 四、结论 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的论文 一、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现状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优秀主体相合。 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而王琪等编着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优秀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优秀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着作。 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七个方面。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着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 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着。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优秀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此外在美国学术界。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 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 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 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优秀,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四、深化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 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五、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思潮已经给自威尔逊、韦伯等就已确立起来的传统行政管理学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诚然,公共管理以其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的对话方式等特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公共管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范式,其中就有管理主体空心化的危险。有学者指出,西方公共事务管理经历了“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以上三种模式的协同互补出现的“元治理”模式则使得政府成为唯一主体,近年来金融危机、各类非传统安全等社会治理需求也使得政府重新扮演着应有的重要角色,这说明以政府为中心研究的行政管理学并没有丧失发展活力。与此相对应,海洋以其流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更加需要政府的良性介入与有效引导,加强对于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研究有助于国家海洋事业的顺利发展,海洋行政管理学未来也将有着长久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案例教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行政管理学课程开展案例教学必要性 1.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案例教学中,将生活中的真实典型事件引入课堂中,在老师积极引导的前提下,学生在案例中不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积极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师生角色交互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氛围,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且案例教学法也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这样,学生就成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能够积极思考、自主分析、独立创新,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同时,案例教学法也可以让学生进入案例描述中的特定情景和角色中去,独立思考问题、积极寻求答案,也提高了学生表达意见和沟通交流的能力。 2.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人际交往的沟通表达能力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充当了教学环节中的主要角色,学生需要摆脱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养成的对教师的依赖习惯。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须独立查阅有关资料和文献,通过独自或者与同学合作的形式对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从而获得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这种积极的自主学习方式,锻炼了学生自主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课前的大量准备为在课堂上发言讨论、思维的碰撞提供了可能,这种循序渐进的自主学习—发言讨论—解决问题的模式既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也锻炼了人际沟通表达的能力。 3.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和教学水平案例教学不仅需要教师在课前案例的选择上下工夫,还得在充分熟悉案例的基础上合理设置问题,案例分析中循序渐进地对学生加以引导,把握整个课堂教学环节的走向。教师除要系统地讲授专业理论知识之外,还必须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将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环节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由于行政管理类课程实践性较强,授课教师必须时刻关注国家行政管理理论发展和事实动态,这无疑会对教师的理论知识、结构框架及教学责任心等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这样无疑就会锻炼教师的教学思维,积累了案例素材,提升了专业技能和专业水平。 二、行政管理学课程案例教学的现状 20世纪30年代,案例教学法逐步在美国的公共行政领域中发展起来,该方法首先由哈佛大学创立。目前哈佛大学的案例库有一万多个案例,而且每年都有20%的更新,哈佛每年不菲的案例销售收入为其案例库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巨大支持。发展至今,哈佛的案例教学法形成了一套系统健全、操作规范的教学模式,给社会输出了大批商界和政府精英。在国内,行政管理案例教学起步较晚。因学科设置和划分合理性不够,行政管理学科以前隶属于政治学类,偏重于宏观价值,重视原理、轻实证,使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教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末,教育部才对高校的专业进行了全面调整,修订并颁布实施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行政管理学专业才在很多高校开始开设,借鉴工商管理学的教学模式,行政管理案例教学才被逐渐提上行政管理教学的日程。在专业领域,借鉴国外的先进教学理念,我国的学界专家、相关学者也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教学体会收集、整理、编写出一些案例集,如《公共政策学案例精选》(高等教育出版社)、《应用行政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行政管理学案例教程》(中山大学出版社)、《公共管理案例教程》等,为行政管理案例的教学提供了一定的导向作用。然而在案例教学上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一方面是案例库并没有系统化,不专业、不规范,案例的本土化稀缺,在师生中激发不出足够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差;另一方面是经费不足,对案例的调查、编写及整理耗费时间、财力和个人精力,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研究人员的个人积极性。在教学环节上,对大多数老师而言,案例教学虽说耳熟能详,但在实践教学中由于缺乏行政管理案例教学的系统培训,缺乏一定的教学技巧和经验,教师角色混乱,案例的选择针对性不够,没有很好地将教与学加以结合,加之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普遍较弱,使案例教学在行政管理教学中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三、行政管理学课程实施案例教学的途径 1.建设行政管理专业案例库从宏观上讲,领导应重视行政管理案例教学模式,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强化组织管理,大力鼓励各地方教育单位对本地方典型的行政管理案例进行整理编写,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对经典行政管理案例统一入库,并组织专门人员对其管理、更新,形成具有时代感、本国特色的经典案例库源。除此之外,还应做好行政管理专业案例库的推广,充分运用现有传播媒介,让更多的同行了解运用案例库的经典案例。 2.提高教师案例教学水平对课堂指导者进行定期培训,让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形成规范的教学模式。让教师明白在案例教学法下,教师不做课堂的主体,更多的是担任组织和协调的角色。首先,授课教师应摆正自己在课堂中的角色位置。“导航“”导演”“导游”,是教师在整个案例讨论中扮演的角色,不断强化自己的职责,充分调动课堂积极性,发挥师生的潜能意识及主观能动性。这就要求授课者不仅要善于倾听学生的积极发言,还要适当地引导学生思维,用提问或者提示的方式,争当讨论反角,使案例讨论的发言紧紧围绕中心话题顺利展开,绝不偏题或者跑题,使学生的讨论能够积极地深入开展,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次,教师要不断积累相关案例的教学经验。由于行政管理学具有很强的时政性,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发现问题,提高案例分析深度。 3.精选时代性强的课堂案例授课教师对案例的选择要合适,要具有专业针对性,按教学要求选择难易相当、繁简相宜的案例,且尽量选择具有本土特色,具有鲜明时代感的案例,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案例准备前老师应尽量设置可能出现的问题,案例讨论中要根据这些问题对学生进行引导,激发和培养学生敏捷思维能力和雄辩口才,课后要对学生的案例报告进行点评或评价,综合评估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杨翠碧宦书亮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我国当代教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的现状 (一)课程思想过于陈旧由于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行政管理学教学思想显得颇为陈旧。这体现在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我国的行政管理方式为政府主导国家、政府管理民众。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环境逐渐成熟,我国政府的职能已由主导型的政府变为服务型的政府。这种改变就要求行政管理人员不能以主导的思想去看待问题,而要从怎样做好服务工作的思想看待问题。而目前这种服务型的思想还未体现在行政管理课程中。 (二)课程内容过于偏颇由于受到陈旧的教学思想的影响,这使行政管理学的课程内容变得有些偏颇。这种偏颇体现在:重视政治而轻视管理,即学校培养的人才会说出各种政治概念,然而却无法结合现代管理的理论实现政治构想;课程内容缺乏系统性,我国当代行政管理学的部分课程内容与行政管理学知识结合得不紧密,这使学生难以整合学习过的知识。如学生要学好公共财政学这门知识,就要结合经济学相关的知识一起学习,才能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变得系统化,学生才能灵活应用这门课的知识,而在现有的行政管理学课程中,这门课程的知识是极孤立的。我国当代行政管理学的课程缺乏层次性,比如纵观硕士学的课程和博士学的课程,在课程内容上有很多重复,其课程内容没体现出课程的层次性。 (三)缺少综合实践教学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行政管理学的课程应是实践能力很强的课程,然而由于我国行政管理学教学的内容重政治理论的传授,轻管理技能的培养,这使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只擅长陈述理论,却不会结合理论解决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学生应当如何决择出最优的公共政策策略、应当如何用行政管理知识展开演讲、社交、谈判等,在目前我国行政管理课程中鲜有训练这类职业技能。 二、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学课程内容的革新 (一)教学思想的改革当代行政管理学,是我国吸收国外的文化以后开辟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中的理论思想以及所举的案例均以国外的行政管理现状为主。然而我国的教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中国所处的环境与国外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如果照搬国外的行政管理思想将无法解决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问题,所以很多学校的行政管理学课程从教学思想上开始改革,它要求学生能结合国内的环境入手,结合学习的理论知识,解决当前的行政管理问题。 (二)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思想的改革促进教学内容的改革,我国各学校在行政管理学课程中融合进自己学校的专门研究,形成具有独到特色的教学内容,比如某一所学校有自己更擅长的研究内容,这些独到的内容是吸引学生学习知识的关键。为了让行政管理学课程的理论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一些学校特别增设与行政管理相关的课程,比如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让学生能够更系统的理解行政管理学知识。为了让行政管理学理论具有可操作性,部分学校把企业管理学知识与行政管理学结合起来,让学生能借鉴企业管理学的操作方法理解行政管理学的操作。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信息化的发展,使行政管理学也向着信息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各类学校把信息技术与行政管理学课程结合起来。这体现在学校可使用信息化的技术引导学生学习,如部分学校要求学生能根据自己对行政管理学理论的理解,设计出一个电子政务网站。教师用这种项目式教学的方法,既能让学生理解到目前行政管理学知识是要用信息化的技术来实现的,又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信息化技术的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社会的需求接轨。 三、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的完善 (一)强化课程的方向性我国的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需要强化课程的方向性,即这门课程面对的知识是处理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如果方向性模糊,学生学习的知识就会过于零散,不能形成一套完善的知识系统。为此,学校开设与行政管理学相关的课程都要紧紧联系行政管理学的知识,让学生能通过学习各类课程形成完整的行政管理学知识系统。 (二)强化课程的科学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行政管理学知识已经不再是一种理论知识,它与各种科学结合起来。比如学生在分析一个公共政策时,要能用科学的方法做数据统计,要能用科学的思想做数据模型、要能用科学的分析技术分析数据结果。这些知识已经不再限于文科类的知识,它已涉及到理科类的知识。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解到科学的思想对行政管理学带来的重要变革,让学生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思考行政管理学方面的问题。 (三)强化课程的层次性要让行政管理学满足社会的需求,就要强调门课程能突出学科的层次性。比如博士级人才需能从宏观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抽象的思维提出行政管理学目前存在的问题,且能得出一套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模式;硕士级人才则要能分析当前我国行政管理问题存在的原因,能通过自主的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本科级人才则要能应用学习到的知识解决目前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它需强调学生的实践能力。分层次的培养方式能够挖掘出学生自身的潜力。 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存在一起问题,各个学校结合教育学家们的意见对该课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从总体上来说颇见成效,然而要让该课程体系能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就需要继续完善。 作者:张伟伟聂辉单位:南昌工学院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课程实践教学下的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理论依据 (一)实践教学是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教学方法是为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而设计的。作为一种人才培养的手段,教学方法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培养目标决定的,培养目标不同,教学手段也不同,培养目标发生了变化,教学手段迟早会随之进行调整。根据1999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方案〉指标内涵说明》中明确指出:“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既有密切联系,又有相对独立性,它对提高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有着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见,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我国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实践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方法。 (二)实践教学是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性质所要求的行政管理学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优秀基础课程,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中具有明显的基础和导向作用,也是法学、新闻学、档案学、财政学等与公共组织密切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作为一门研究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科学,行政管理学的原则、原理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作为系统总结了国家行政管理的科学方法的学科,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行政管理学“贵在有用”。作为一门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在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原理及方法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必须重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行政管理学这一鲜明的特征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把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教学,这是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能力的关键所在。 (三)实践教学是解决目前行政管理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培养新形势下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需要持续多年的,导致了我国人才培养的断裂,因此,随着高考的恢复,我国各方面的高等人才的培养急需首先补上理论匮乏这一课。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研究行政管理学理论,开设行政管理学课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和教学方法上以政治学作为价值取向,采用传统的研究型、学术型教学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满足了当时一个新的理论和课程最初建立和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由传统的研究型、学术型向应用型、操作型人才转变。据此,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科调整中把行政管理从原来隶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转到了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突出了行政管理学学科的管理性,即实践性。从学科的调整可见我国对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变化。那么,作为行政管理学科最基础的课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突出其实践性。但是长期以来,高校行政管理学教学的软肋就是实践教学环节非常薄弱,严重影响了行政管理学课应有的教学效果,也是导致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具体方法 本科教育培养目标、行政管理学的课程特点以及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决定了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方法上必须进行优化和改革,其中首先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和优化实践教学,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 (一)课堂实践课堂实践教学活动是指以课堂为教学场所,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为了深化和巩固学生的认知而开展的教学实践活动。课堂实践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从而深化学生对教师所传授的理论知识的掌握。课堂实践教学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1.案例分析法。这一方法是20世纪初哈佛大学创造的,即围绕一定的教学目的,把实际中真实的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案例,通过学生的独立研究和相互讨论的方式,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方法。行政管理学的实用性特别强,它的重点不在抽象的推理,而在指导解决现实的社会公共问题,以及这种解决方法在其他相关情形下的推广。这一特性决定了案例分析在行政管理学教学工作中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角色模拟”教学法。这一方法在于在课堂上人为地营造某种行政管理情景,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行政管理角色,从事相应的具体工作。通过这一方法,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直观地去感受、领悟所涉及的问题,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工作的基本技巧,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及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这一方法比较适用于涉及大量常规细节和现象、需进行较为复杂的综合方法技能训练的场合。行政司法、行政执法、公文处理、会议管理、机关物产材管理等内容非常适合运用这种方法。 3.课堂讨论。这种方法是在教师讲授基础知识后,为加深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理解,在教师的组织与指导下,学生通过充分准备,师生围绕一个主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既可以达到形成共识、求同存异的目的,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创造性学习的兴趣和能力。例如,在教学中针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历史沿革及其启示”“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路径“”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西方行政改革对我国的启示”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应该运用讨论的方法。 4.换位教学法。对于一些简单的章节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学的方式备课,然后在课堂上师生身份互换,老师随机点名,让个别同学以老师的身份给大家讲解,其他同学随时提问,老师最后作点评。这样,通过备课、讲课,学生把所学习的内容学懂、学透,提高了其自学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和组织能力。 5.任务驱动法。任务驱动法就是教师通过让学生在完成提出的某一“任务”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和技能并提高综合素质的方法。任务驱动法包括以下三个环节: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布置教学任务、学生独立完成任务、教师进行成绩评定。“任务驱动”作为一种学习方法,它使教师由“主角”转变为“配角,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极大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实现了由被动地接受知识向主动地寻求知识的转变。这一方法既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合作精神,提高了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 (二)课外实践课外实践是指学生在课堂之外、在学校的范围内进行的实践活动。这类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学生课下的业余时间,使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扩展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提高其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1.指导性自学。这一方法是通过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的方式,让学生自学来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一种方法。自学的内容大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布置学生阅读与行政管理学相关的课外书籍,包括经典著作、重要文献、高质量的专业论文等,其目的是扩大和加深学生对所学的教材内容的理解。二是教材中的一些非重点、非难点的章节,学生通过自己阅读就能理解的内容。如行政管理学当中的“行政决策”这一章,关于行政决策的定义、程序、类型以及行政决策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在管理学等课程中基本的东西都学过,因此,这部分内容完全可以布置学生自学,教师没有必要花大力气来讲,只是提示学生在把握的过程中注意决策同行政决策的区别就可以了。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行政决策体制以及我国行政决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的教授上。自学不仅达到了扩大和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把握,更主要的是在自学的过程中学生养成了良好的阅读和思考的习惯。 2.科学研究法。科研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这种职能不单纯是要求教师从事科研工作,而且要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因此,引导学生参加科研活动是高等教育的特征之一。为了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该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参与适当的科研工作。如以教学中的疑点、难点问题为突破口,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选拔基础好的具有刻苦钻研精神的优秀学生参加教师的课题研究或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团体等,让学生有足够的空间充分发挥和展示个人的才华。 3.模拟实验。在校内建立行政管理模拟实验室,模拟各种行政管理场景和运作,使学生身临其境地处于某种管理角色中,从而增进学生对管理知识和方法的认知,培养综合管理能力。 (三)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指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到真实的社会中去,实现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社会实践印证和加深学生的理论认知,把学到的理论向实践转化,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社会调查。针对行政管理要解决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利用节假日、寒暑假开展专题调研,在调查中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如行政管理学“行政组织“这一章,可以布置“我国省直管县改革———以绥中为例“”辽宁省大部制改革的困境及对策”等。人事制度这一章可以布置“辽宁政府雇员制”“辽宁公务员考试制度研究”等。在调研过程中,学生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发袋徇卷、撰写调查报告等,锻炼学生的交际沟通、撰写调查报告的能力。 2.参观教学法。为了使行政管理学抽象的理论知识感性化,使学生获得新知识的同时巩固验证已学知识,可以组织学生到政府等部门去实地参观。参观法资源鲜活、生动,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同时教学空间被极大地拓展,教学同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参观访问作为课堂教学的直观印证,对学生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影响非常明显。参观一般由校外实践教师指导和讲解,要求学生围绕参观内容收集有关资料,整理参观笔记,撰写参观报告。 3.实习。顾名思义,实习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际工作中去应用,以锻炼工作能力。对于应用性极强的行政管理学这一课程而言,实习具有一切课堂教学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功用。为了保证实习的实效,最好应在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进行。 三、问题思考 课堂实践、课外实践和社会实践等多种方法和形式表明了《行政管理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方法非常多,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为行政管理学的实践教学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但是这只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讲的,而在实际上,教学方法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和措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实践性教学方法的采用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行政管理学的实践教学尚属探索阶段,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合理地运用实践教学的具体方法,构建比较合适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实践教学方法丰富多彩,并不是说在每个学校的教学实践中对每种方法都要采用,也不是某个教学内容都可以随意采用某种教学方法。实际上,每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都有其特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合理地运用各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在多种教学方法中,从达到教学目标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最基本的基础实践手段,其目的是加深学生对行政管理学基本理论和知识的理解,如实验、参观、自学;二是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中层实践手段,如情景模拟、案例分析、讨论法等;三是为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而设置的高层综合实践手段,如项目驱动、科学研究法、调研、实习等。因此,应加深对各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的研究和探讨,合理地对各种方法进行组合,构建比较合适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 (二)系统地规划和安排实践教学体系教学方法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和方式,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考核方法等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就应该有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从总体上看,教学方法有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两大类。作为两类不同的教学方法,其在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考核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实践中,由于更多地采用的是理论讲授法,因此,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以及考核等方面具备了许多经验,理论讲授比较规范和系统。而实践教学虽然随着教学改革的进行其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还没有单独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以及考核方法,从而使得实践教学难以落到实处或者变形走样。因此,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系统地安排和规划。如调整和完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增加与实践性手段相适应的内容;明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总学时中的比例,改变实践学时随意性的情况;将实践教学内容纳入到考试制度中,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办法,从而使实践教学得以贯彻落实。 (三)建立和完善一系列保障机制教师队伍是教学质量提升的根本保障。实践性教学方法运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实践能力,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目前从事行政管理学课的教师队伍中,大部分教师是直接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后直接进入到了高校从事教学工作,这种情况不仅是在行政管理学科比较常见,在其他学科也司空见惯。实践教学经验的缺乏严重地影响着实践教学方法的使用,从而成为提高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瓶颈。因此,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下功夫。如有计划地让从事该课的教师到行政部门挂职锻炼、吸引优秀的行政领导干部加盟等。实践教学方法的成本比理论教学要高得多,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实践教学方法运用的前提,无论是实验设备的配置、实践基地的建立和使用,还是调查、参观以及实习方法的使用都需要必备的资金物材的支撑,没有这些条件,实践教学无法开展。但是,从目前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部分投入还有很大差距,部分学校甚至是空白。因此,加强实践教学,学校必须在教学的硬件环境上下功夫。 (四)防止实践性教学方法目的化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学模式改革问题的提出,实践性教学方法被许多学者和专家所关注,从而在一些高校的行政管理学课的教学改革中实践性教学方法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实践中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极端化的现象,就是为实践教学而实践教学,实践教学被异化为目的。而在客观上,无论是理论讲授还是实践教学,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手段,方法再重要,也必须要为教学目标服务,否则,过分地抬高实践教学的地位,忽视其实效性,就会使这一教学手段极端化。因此,正确发挥实践性这一教学手段的功用,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必须正确区分在教学内容上哪些内容适合使用实践性教学方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实践性教学;其次,实践性教学方法丰富多彩,每种方法都有其适合的条件,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最后,检验实践性教学方法效果的唯一标准是教学目标的实现。 (五)正确处理实践教学与理论讲授的关系理论讲授与实践教学是行政管理学教学的两类基本方法,这两类方法各有所长,无所谓优劣,两种方法不能相互代替,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上使两种方法兼顾,相得益彰。我们现在之所以强调实践教学方法的运用问题,是因为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实践中这一重要的教学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实施,与其应有的教学地位非常不匹配。因此,在强调实践性教学方法使用的同时,不能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而忽视理论讲授方法的运用。当然,也有的学者会认为,现在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法实在不可取,必须改革。这个观点笔者非常赞同。但要说明的是,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讲授方法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理论讲授法自身,不能因其存在问题需要改革而对这种方法进行否定。理论讲授作为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连贯地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方法,不仅在世界上最悠久,应用最普遍,而且它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的系统知识,因此,这一方法不仅非常重要不能被取代,而且因其当之无愧地成为其它教学法的基础而魅力永存。 作者:孟迎辉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课程实践教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理论依据 (一)实践教学是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教学方法是为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而设计的。作为一种人才培养的手段,教学方法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培养目标决定的,培养目标不同,教学手段也不同,培养目标发生了变化,教学手段迟早会随之进行调整。根据1999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方案〉指标内涵说明》中明确指出:“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既有密切联系,又有相对独立性,它对提高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有着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见,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我国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实践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方法。 (二)实践教学是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性质所要求的行政管理学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优秀基础课程,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中具有明显的基础和导向作用,也是法学、新闻学、档案学、财政学等与公共组织密切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作为一门研究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科学,行政管理学的原则、原理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作为系统总结了国家行政管理的科学方法的学科,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行政管理学“贵在有用”。作为一门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在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原理及方法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必须重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行政管理学这一鲜明的特征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把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教学,这是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能力的关键所在。 (三)实践教学是解决目前行政管理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培养新形势下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需要持续多年的,导致了我国人才培养的断裂,因此,随着高考的恢复,我国各方面的高等人才的培养急需首先补上理论匮乏这一课。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研究行政管理学理论,开设行政管理学课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和教学方法上以政治学作为价值取向,采用传统的研究型、学术型教学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满足了当时一个新的理论和课程最初建立和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由传统的研究型、学术型向应用型、操作型人才转变。据此,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科调整中把行政管理从原来隶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转到了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突出了行政管理学学科的管理性,即实践性。从学科的调整可见我国对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变化。那么,作为行政管理学科最基础的课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突出其实践性。但是长期以来,高校行政管理学教学的软肋就是实践教学环节非常薄弱,严重影响了行政管理学课应有的教学效果,也是导致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具体方法 本科教育培养目标、行政管理学的课程特点以及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决定了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方法上必须进行优化和改革,其中首先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和优化实践教学,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 (一)课堂实践课堂实践教学活动是指以课堂为教学场所,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为了深化和巩固学生的认知而开展的教学实践活动。课堂实践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从而深化学生对教师所传授的理论知识的掌握。课堂实践教学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1.案例分析法。这一方法是20世纪初哈佛大学创造的,即围绕一定的教学目的,把实际中真实的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案例,通过学生的独立研究和相互讨论的方式,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方法。行政管理学的实用性特别强,它的重点不在抽象的推理,而在指导解决现实的社会公共问题,以及这种解决方法在其他相关情形下的推广。这一特性决定了案例分析在行政管理学教学工作中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角色模拟”教学法。这一方法在于在课堂上人为地营造某种行政管理情景,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行政管理角色,从事相应的具体工作。通过这一方法,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直观地去感受、领悟所涉及的问题,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工作的基本技巧,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及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这一方法比较适用于涉及大量常规细节和现象、需进行较为复杂的综合方法技能训练的场合。行政司法、行政执法、公文处理、会议管理、机关物产材管理等内容非常适合运用这种方法。 3.课堂讨论。这种方法是在教师讲授基础知识后,为加深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理解,在教师的组织与指导下,学生通过充分准备,师生围绕一个主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既可以达到形成共识、求同存异的目的,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创造性学习的兴趣和能力。例如,在教学中针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历史沿革及其启示”“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路径“”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西方行政改革对我国的启示”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应该运用讨论的方法。 4.换位教学法。对于一些简单的章节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学的方式备课,然后在课堂上师生身份互换,老师随机点名,让个别同学以老师的身份给大家讲解,其他同学随时提问,老师最后作点评。这样,通过备课、讲课,学生把所学习的内容学懂、学透,提高了其自学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和组织能力。 5.任务驱动法。任务驱动法就是教师通过让学生在完成提出的某一“任务”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和技能并提高综合素质的方法。任务驱动法包括以下三个环节: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布置教学任务、学生独立完成任务、教师进行成绩评定。“任务驱动”作为一种学习方法,它使教师由“主角”转变为“配角,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极大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实现了由被动地接受知识向主动地寻求知识的转变。这一方法既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合作精神,提高了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 (二)课外实践课外实践是指学生在课堂之外、在学校的范围内进行的实践活动。这类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学生课下的业余时间,使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扩展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提高其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1.指导性自学。这一方法是通过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的方式,让学生自学来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一种方法。自学的内容大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布置学生阅读与行政管理学相关的课外书籍,包括经典著作、重要文献、高质量的专业论文等,其目的是扩大和加深学生对所学的教材内容的理解。二是教材中的一些非重点、非难点的章节,学生通过自己阅读就能理解的内容。如行政管理学当中的“行政决策”这一章,关于行政决策的定义、程序、类型以及行政决策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在管理学等课程中基本的东西都学过,因此,这部分内容完全可以布置学生自学,教师没有必要花大力气来讲,只是提示学生在把握的过程中注意决策同行政决策的区别就可以了。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行政决策体制以及我国行政决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的教授上。自学不仅达到了扩大和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把握,更主要的是在自学的过程中学生养成了良好的阅读和思考的习惯。 2.科学研究法。科研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这种职能不单纯是要求教师从事科研工作,而且要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因此,引导学生参加科研活动是高等教育的特征之一。为了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该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参与适当的科研工作。如以教学中的疑点、难点问题为突破口,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选拔基础好的具有刻苦钻研精神的优秀学生参加教师的课题研究或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团体等,让学生有足够的空间充分发挥和展示个人的才华。 3.模拟实验。在校内建立行政管理模拟实验室,模拟各种行政管理场景和运作,使学生身临其境地处于某种管理角色中,从而增进学生对管理知识和方法的认知,培养综合管理能力。 (三)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指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到真实的社会中去,实现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社会实践印证和加深学生的理论认知,把学到的理论向实践转化,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社会调查。针对行政管理要解决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利用节假日、寒暑假开展专题调研,在调查中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如行政管理学“行政组织“这一章,可以布置“我国省直管县改革———以绥中为例“”辽宁省大部制改革的困境及对策”等。人事制度这一章可以布置“辽宁政府雇员制”“辽宁公务员考试制度研究”等。在调研过程中,学生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发袋徇卷、撰写调查报告等,锻炼学生的交际沟通、撰写调查报告的能力。 2.参观教学法。为了使行政管理学抽象的理论知识感性化,使学生获得新知识的同时巩固验证已学知识,可以组织学生到政府等部门去实地参观。参观法资源鲜活、生动,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同时教学空间被极大地拓展,教学同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参观访问作为课堂教学的直观印证,对学生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影响非常明显。参观一般由校外实践教师指导和讲解,要求学生围绕参观内容收集有关资料,整理参观笔记,撰写参观报告。 3.实习。顾名思义,实习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际工作中去应用,以锻炼工作能力。对于应用性极强的行政管理学这一课程而言,实习具有一切课堂教学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功用。为了保证实习的实效,最好应在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进行。 三、问题思考 课堂实践、课外实践和社会实践等多种方法和形式表明了《行政管理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方法非常多,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为行政管理学的实践教学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但是这只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讲的,而在实际上,教学方法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和措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实践性教学方法的采用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行政管理学的实践教学尚属探索阶段,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合理地运用实践教学的具体方法,构建比较合适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实践教学方法丰富多彩,并不是说在每个学校的教学实践中对每种方法都要采用,也不是某个教学内容都可以随意采用某种教学方法。实际上,每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都有其特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合理地运用各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在多种教学方法中,从达到教学目标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最基本的基础实践手段,其目的是加深学生对行政管理学基本理论和知识的理解,如实验、参观、自学;二是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中层实践手段,如情景模拟、案例分析、讨论法等;三是为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而设置的高层综合实践手段,如项目驱动、科学研究法、调研、实习等。因此,应加深对各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的研究和探讨,合理地对各种方法进行组合,构建比较合适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 (二)系统地规划和安排实践教学体系教学方法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和方式,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考核方法等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就应该有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从总体上看,教学方法有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两大类。作为两类不同的教学方法,其在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考核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实践中,由于更多地采用的是理论讲授法,因此,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以及考核等方面具备了许多经验,理论讲授比较规范和系统。而实践教学虽然随着教学改革的进行其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还没有单独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以及考核方法,从而使得实践教学难以落到实处或者变形走样。因此,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系统地安排和规划。如调整和完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增加与实践性手段相适应的内容;明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总学时中的比例,改变实践学时随意性的情况;将实践教学内容纳入到考试制度中,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办法,从而使实践教学得以贯彻落实。 (三)建立和完善一系列保障机制教师队伍是教学质量提升的根本保障。实践性教学方法运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实践能力,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目前从事行政管理学课的教师队伍中,大部分教师是直接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后直接进入到了高校从事教学工作,这种情况不仅是在行政管理学科比较常见,在其他学科也司空见惯。实践教学经验的缺乏严重地影响着实践教学方法的使用,从而成为提高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瓶颈。因此,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下功夫。如有计划地让从事该课的教师到行政部门挂职锻炼、吸引优秀的行政领导干部加盟等。实践教学方法的成本比理论教学要高得多,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实践教学方法运用的前提,无论是实验设备的配置、实践基地的建立和使用,还是调查、参观以及实习方法的使用都需要必备的资金物材的支撑,没有这些条件,实践教学无法开展。但是,从目前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部分投入还有很大差距,部分学校甚至是空白。因此,加强实践教学,学校必须在教学的硬件环境上下功夫。 (四)防止实践性教学方法目的化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学模式改革问题的提出,实践性教学方法被许多学者和专家所关注,从而在一些高校的行政管理学课的教学改革中实践性教学方法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实践中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极端化的现象,就是为实践教学而实践教学,实践教学被异化为目的。而在客观上,无论是理论讲授还是实践教学,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手段,方法再重要,也必须要为教学目标服务,否则,过分地抬高实践教学的地位,忽视其实效性,就会使这一教学手段极端化。因此,正确发挥实践性这一教学手段的功用,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必须正确区分在教学内容上哪些内容适合使用实践性教学方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实践性教学;其次,实践性教学方法丰富多彩,每种方法都有其适合的条件,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最后,检验实践性教学方法效果的唯一标准是教学目标的实现。 (五)正确处理实践教学与理论讲授的关系理论讲授与实践教学是行政管理学教学的两类基本方法,这两类方法各有所长,无所谓优劣,两种方法不能相互代替,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上使两种方法兼顾,相得益彰。我们现在之所以强调实践教学方法的运用问题,是因为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实践中这一重要的教学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实施,与其应有的教学地位非常不匹配。因此,在强调实践性教学方法使用的同时,不能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而忽视理论讲授方法的运用。当然,也有的学者会认为,现在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法实在不可取,必须改革。这个观点笔者非常赞同。但要说明的是,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讲授方法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理论讲授法自身,不能因其存在问题需要改革而对这种方法进行否定。理论讲授作为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连贯地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方法,不仅在世界上最悠久,应用最普遍,而且它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的系统知识,因此,这一方法不仅非常重要不能被取代,而且因其当之无愧地成为其它教学法的基础而魅力永存。 作者:孟迎辉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教学改革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充分运用好讲授法,使学生扎实地掌握好基础理论和知识 讲授法作为历史最悠久,使用最广泛的教学方法之一,在任何一门课程当中的作用都不容忽视。它能够最直接、最高效、最系统的将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它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如果教师照本宣科、“满堂灌”会让授课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讲授法也要改革、创新。首先,教师要将知识点的脉络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理清。其次,在讲解的过程中要条理清晰,全面周密,逻辑性强。同时,还要兼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讲解的生动,具有感染力和启发力。最后,要让学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讲授过程中,要经常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并互相交流,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讲授法结束后,辅以相应的练习将更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熟悉和理解程度。 二、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加强与学生的交流 沟通当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就是知识,信息就是力量。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原因主要有: (1)传统的教学大多以书本为主要内容,但是现代社会信息量非常大,单纯的学习书本上的案例和知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对新鲜知识的渴求。所以,网络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资源,我们可以在课堂随时连接网络,讲解最新、最热点的问题。另外,学生还可以通过教师制作的教学PPT,更直观、生动的理解书本上的知识点,弥补了以前书本教学的单调和枯燥。 (2)好的教学必须是和学生融为一体的,多媒体的运用可以拉近和学生的距离,更好的了解他们的思想,有的放矢的授课。教师可以开通教学微博,在课下和学生随时的保持互动和交流。 三、充分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 行政管理学的任务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因此,除了讲授法之外,必须辅以启发讨论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模拟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1.启发讨论法引导学生就某一问题多角度分析、考虑,不给出标准答案,可以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观念和看法,并给予学生肯定,从而让学生学会大胆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同时也可以适当的引导学生之间互相辩论,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最终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 2.案例教学法行政管理的实用性特别强,它的重点在于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现实中的社会公共问题。这一特性决定了案例教学法特别适用于行政管理的教学。首先,教师在课前准备阶段要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案例库,所选案例应尽可能地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最好能够选取一些知名或学生熟知的单位的案例,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其次,在课堂讨论阶段,教师要通过案例讲解,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主动去思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以将课堂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表现与学生的总评成绩结合起来,以此来作为学生课堂发言的动力。同时,作为教师,一定要仔细倾听学生的发言,作有意识的引导,让学生学会用行政管理学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来分析、解决问题。最后,教师讲解、学生讨论过后,总结整理阶段不可或缺。教师要对课堂讨论内容进行整理,并列出相关的专业知识点,让学生通过案例分析更好的掌握书本上要求的理论知识。学生也可以就案例进行小组讨论,选取最优方案,丰富案例库,也便于教师保存归档,以便学生日后参考使用。 3.角色模拟法这种教学方法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活动中。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积累一定的管理经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首先,教师应明确根据情景教学的目标和要求,选定场所,准备道具,并制定具体的实施步骤,同时要将教学计划提前通知学生,分配好角色,让学生有所准备,这样在课堂上学生表演起来也能游刃有余,并有所提高。其次,是行政管理情景开展阶段,它是角色模拟法教学中的中心环节,教师要仔细观察学生在情景模拟过程中的优点和缺点,做好记录,引导学生独立地完成角色的扮演。最后,总结评估阶段,教师要对模拟的效果进行点评,指出模拟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并给出正确的指导。该阶段可采取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点评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目的是帮助学生积累行政管理实践经验,也可以帮助教师全面了解学生对行政管理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客观了解教学效果,为后面的课程设计积累一定的经验。 四、加强案例实践教学,切实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1.运用好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法学院,经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推广与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教学方法。它以实际案例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教学内容与实际密切相连,通过课前预习、分小组讨论、教师点评、分析报告、写作等教学环节,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传统教学法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案例教学法更关注复杂的社会现实,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大学生一般没有行政管理的实践经验,要使学生尽快了解行政管理实践,并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只依靠书本学习和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案例实践。我们可以和学生共同搜集案例,筛选案例,在搜集的过程要求学生尽可能选取那些内容丰富、代表性强,与现实联系的较为紧密的案例,实际在案例筛选中学生已经掌握了案例分析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2.加强学校与实习基地的联系,开展多种合作实习基地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安排学生实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但我们认为,其他形式的合作也很重要。例如,我们的老师可以带队到实习基地去和企业的教师公共指导学生实践,也可以聘请企业的领导到学校担任兼职的副教授,指导我们的课堂教学、开展科技攻关与项目申报。另外,也可以经常的安排一些学术讲座与座谈会,增加企业和学生之间的联系。当然,最主要的我们可以安排有针对性的课堂实践,比如会务安排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带领学生到某政府机关去参观会场布置、会务接待等。学生可以通过参观、考察和见习方式来了解行政管理的实际状况。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并不是被动的接受外在信息,而是积极主动地多看、多听和多问,通过主观感受,对行政管理及其运行机制形成一个初步“印象”。这一模式可以帮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里了解行政管理的概貌,包括行政管理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况、特定政策的演变过程等。 3.社会调查实践法社会调查实践法是指学生利用社会实践的方式深入到政府工作机构去,了解行政管理工作情况,学习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工作方式和方法,适应行政管理工作环境,从而增进学生对行政管理工作实际情况的了解。首先。可以采用现场观摩方法,让学生亲自到政府机关中的工作现场去,有可能的话组织学生深入学校所在社区的党政机关进行现场教学。其次,教师可运用实践调查方式,结合所学的有关课程和当时政府部门的热点问题,利用节假日走出校门作专题调研,带领学生到社会中去调查并形成相关的调研报告,在行政管理实践领域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充实课堂教学。另一方面,也可聘请那些具有丰富党政机关工作经验的领导为学生讲解我国行政机构设置、级别划分、权责分配以及中央地方各机构分权授权和执行情况以及机构改革的难点分析和对策等。 作者:张小宁单位: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法学教育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方法论的借鉴 管理学发展至今表明,管理学包括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融汇各学科领域的知识成果才能完善和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如今,随着“新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和传统公共行政学派的衰落,公共管理学包括行政管理学在更广阔的定义和更强的使命感的召唤下,必然要追求价值的多元化。作为展现柔性技能知识的行政管理学只有具备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才能产生行之有效、富有开创性并具有影响的理论。所以,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演绎或归纳,而是采用各学科知识后的综合发展。行政管理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着其必须运用多种学科知识成果和分析方法来应对。行政管理学教育离不开处于高级知识层级且与之紧密联系的法学方法论的支撑。我们发现,西方在管理思想发展上颇有成就的大师,同时也在法律思想上有着不朽的建树,知识的融通和多样性发展说明二者在学科的哲学思维上一脉相承。法学方法论具有规范性,法学的研究和法律的适用都必须进行严格谨慎的推理。具体到可被借鉴的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法律方法上,行政管理学教育应当建立用法律思考行政管制问题的思维,以法律中的程序正义为追求,树立用法律衡量事物的标杆,还应当深入思考事件和决策的法律意义。其次,还应在追求法治的价值角度上,让学生学会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冲突纠纷的法律技能。服务型政府的管理理念预示着行政管理学需要不断借鉴和参考法学方法论。即不仅在政府的行政管理,而且在企业的行政管理中都开始运用法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行政管理学摒弃了静态主义研究模式且面临更多待解决问题的今天,其与法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追求民主科学的价值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者需要依赖实体规范。他还认为,公共管理者在做出不可避免的行政自由裁量决定时必须理解其行为的命令精神。可见,政府的施政追求,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目标不再仅仅根植于效率和效能,其应当与要承担起捍卫人民主权、个体尊严、社会公正的责任的实践呼应起来。在不断强调民主科学的行政管理的今天,行政管理学教育应当借鉴法学不断追求从程序性问题上展开思考,让学生理解在行政管理的绩优性之外还要理解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利义务的合理性。 二、理论知识的融合 在行政管理学教育与法学理论知识的融合方面,最容易想到也最具直接互补互促性的当属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知识的互动。虽然处在不同的学科划分体系,但是行政管理学教育中必须有行政法学理论的参与。因为从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各自的完善对于彼此的发展程度都有着很大依赖,社会对于行政管理活动的要求与兼顾法治与管理、公平与效率是不谋而合的。在“法治化行政管理”成为重要课题的当下,行政效率的提高不能离开法律的控制框架。具体而言,行政管理学研究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安排,如何管理内部行政人员以及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行政法学知识的渗透则为行政管理学在保障基本权利上完整覆盖社会公平的含义,行政法学从外围着手阐释行政权限的范围、行政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行政侵害的救济。余敏江、杜文娟指出行政程序的合理设计、公共管理的司法审查问题及公共管理的行政法治化问题等都是可以从法律思维角度思考的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公共管理问题。随着时代的变革,传统政府与社会开始呈现划分模糊的趋势,而同时诸如协会、行会等介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第三方机构”的出现都需要行政法对相应机构的地位性质、权力来源以及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给出答案。 在新公共行政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不断被提及和参照的今天,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权力”的多方行使已经日益明显而迫切,也都为法学视角下的行政管理学提供了契机。因此,在行政管理学教师队伍结构中有一定比例的法学教师参与,提供包括公法原理、行政法学在内的相关法学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公务员法等作为必修课程是非常必要的。唐桦指出,应当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建立以行政法学为主,以调整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在内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学科为辅的公共管理法律知识体系。在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已经采用法律思考途径开设课程的影响下,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更应思考将符合中国政府体制的法律理论体系作为公共管理学教育的有益补充。通过法律思维的培养和法学基础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养成通过法律途径思考行政管理活动的合法性和在法律基础上分析公共政策的思维模式,并且懂得以程序和规则依法行政的重要性,这对于培养具有扎实理论知识的行政管理人才至关重要。除政府行政管理之外,企业行政管理也应在行政管理学中有一席之地,企业行政管理教育同样离不开法律角度的研究和实践。首先,作为企业管理者不仅要有管理内部组织的技能,还需有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这包括关注外部的法律制度,使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外部的法律制度相适应;其次,法律制度制约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的范围和作用,管理的决策不能忽视对法律制度的研究。目前,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已经运用法律方法展开了研究和实践,当代管理者愈加离不开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在未来,企业模式的转变将为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与法学的互动带来挑战。因此,企业行政管理教学不能只注重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还应在教育中融合包括法学在内的多种知识,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以适应企业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的需要。 三、实践的多重性 在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注重用法律思维和应用法律技术对行政管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相对于单纯灌输法学理论知识而言,实践课堂注重讨论、发言甚至辩论的形式,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作用,这有利于学生真正学会从法律思维角度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的精神和技能。同时,在实践中,学生亦可应用管理知识于法律,多角度的思考立法的科学性和效率。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项目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实践一样,难以突破形式大于内容的瓶颈,更难以看到培养具有实践能力人才的效果。在完善高校行政管理学教育实践教学模块时,在建立和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的同时,也应将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互动关系纳入考虑。李邵平,何晓华在谈到面向公务员的MPA教育中指出的一些理论关注点,值得在行政管理学实践教育中有所思考。比如,多重主体的执法问题、相对集中处罚权问题、职能交叉的执法问题等,必然都不是只有在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闭门造车又自说自话的情况下就能得到答案,也不会在纸上谈兵中得到解决。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学科的复杂性必然带来其实践的复杂性,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也许更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创新。因此,在行政管理学教育实践项目中,应当综合思考理论和实践的焦点和热点,设计有利于此类问题解决的社会实习和社会实践。 四、总结 总之,在逐渐以人作为维度的时代,在学术研究回应现实问题不断发展和教育教学为培养人才逐渐整合的背景下,许多新的学科方向正在蓬勃发展,行政管理学和法学正是如此,彼此面临诸多领域的合作和许多复杂的挑战。在法学视角下进行的行政管理学教育是在改革浪潮中服务社会转型的必然之路。 作者:黎月单位: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在如今行政管理实践追求以人为本理念的条件下,行政管理理论中出现的解释方法和批判方法对推动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对建筑在实证主义认知论之上的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结构一功能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检讨的同时,提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对行政管理研究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并共同促进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完善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改进行政管理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实证论/解释视维/批判视维 【正文】 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 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 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 柏瑞奥(gibsonburrell)和摩根(gareth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 一、解释的需要 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 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 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 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mead)和泰勒(steven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 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 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 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 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 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政府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 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 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 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 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 二、批判反省的需要 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 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 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 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 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 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 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 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 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 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政府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政府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 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 四、结论 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案例教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案例教学在行政管理学中存在的问题 1. 学生的问题。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的运用中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教学效果,不仅仅是老师单方面的努力,还需要学生的配合。这对于学生的自身素质、知识量的储备和学科的创造力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国教育体制过分的应试化,往往将学科的学习目标定确为成绩的考察,这极大的遏制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思考疑问的能力,而且学生在学习中缺乏自主性,以往都是在老师的带领要求下进行学习,完全没有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参与其中,互动其中,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同伴间的互相配合、互相帮助是达到教学效果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不同的学生自身素质性格等等存在着差异。部分性格开朗的学生对于案例教学法的情景模拟的参与热情较高,配合能力较强,这在于活动中可能就会得到较多的参与实践机会。但是相对于比较内向的同学,不善于表现自己,参与度不高,没有更多的兴趣参与案例教学活动,这对于行政管理知识的学习就会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同时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的运用中对于学校的班级人数有较大限制,对于各个学校扩招生源,学校班级学生量比较大,这样的教学环境对于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是不利的,班级的学生过多,参与活动的机会可能相对减少,不能达到人人参与自然影响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运用效果。 2. 案例的问题。案例的选取决定了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运用的成功与否。好的案例教学可以充分完全的将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表现出来,但是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行政管理学中的案例资源需要较大的完善跟补充。就数量而言,我国行政管理教学中的案例较少,对于案例教学在学科中的运用无法满足。同时,在较少的案例教学中西方的案例占较大比重,行政管理所学知识是结合我国基本国情运用到我国行政体制当中,对于西方的案例运用到我国的行政管理学中不够恰当,使学生理解困难,不容易融入到案例模拟当中。就质量而言,案例的选择标准较多,如时效性、有代表性、真实有效性等等,能够同时达到符合标准的案例很少。几乎都是符合一个或者两个,这对于案例教学效果有一定的影响。同时这些案例缺乏更新,一手资料较少,这对于案例的时效性和真实有效性都是一个考验。 二、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运用的意义 1. 教学观点的落实。任何学科的学习都是为了学科知识在学生的后继发展中的运用。人是学习的主体,学科的教学要以人为中心,要求从传统的传授行政管理知识转化为学生自主参与学习。对于学生的尊重、指导和参与是案例教学运用的根本目的。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运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发挥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有利于以人为中心教学观点的落实。 2. 教学气氛的调动。传统的行政管理教学模式过于单一,老师独自讲解传授知识,学生只坐在下面听讲,被动的学习。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运用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课堂气氛,老师在案例教学的活动中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形成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让传统枯燥乏味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这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知识的探索求知欲,学科的创造思考能力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模式,调动了学习氛围,在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学生对于行政管理知识充分的了解学习。 3. 学生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案例教学活动的开展不仅需要老师选择鲜明具有代表意义的案例,更要求在活动中学生的配合跟参与。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运用,这是老师与学生为了达到更好学习效果这一目标的共同努力。例如,老师在案例教学活动中,给出经典案例,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由组合自由讨论,在讨论之后让学生对于讨论结果发言分析进行自我展示,在展现自身的讨论结果时也虚心听取别人的结果,从而看到自身的不足,加以弥补。在这样的案例教学活动中,不但改变了单一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而且加强了学生之间的相互协作能力,提高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这对于学生不仅仅是课本知识的教育,更是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培养。对于学生后继投身到工作岗位是有很大益处的。 三、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教学策略 1. 选择优秀案例。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中老师对于案例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优秀的案例有利于学生提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行政管理学学习目标的完成。老师在选择案例时要考虑到自身对于案例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同时要考虑学生对于案例难易程度的接受能力。所选择的案例最好是我国的本土案例,行政管理学是贴合我国国情,实际行政管理部门的学习。案例的本土化有利于学生对于行政管理学知识的理解记忆,同时优秀的案例还应具备真实有效性和代表性。老师要选择比近期和受关注度较大的案例,这便于学生很快的融入到案例情景模拟中,有代表性的案例有利于学生在活动参与过程中对于所学知识的举一反三,归纳理解,达到最好的行政管理学教学效果。 2. 改变师生角色。案例教学法的运用要求老师重新摆正自己的角色。老师不仅仅是传统教学模式中知识的传授者跟引导者,更多的是邀请学生参与到案例活动中,充当与学生学习的互动者。学生也不再是只听讲的受教者,更多的是行政管理教学的参与者。经过师生角色的改变达到教学事半功倍的效果,老师跟学生在案例活动中相互协作,共同进步,为同一学习目标而努力。这是达到学生对于行政管理知识更透彻的理解和长久记忆的学习途径。 3. 革新授课技巧。成功的案例教学活动要求老师跟学生默契的配合。在活动当中,老师充当引导者的角色,即使学生处于不了解、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也能在最快最好的气氛中将学生带入到案例情景模拟。这对老师的案例教学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要求老师在教学之前对于案例的时间、背景、事件等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行案例分析然后联系实际的行政管理知识,创造活动范围和知识讨论空间等等。老师对于授课技巧的革新,有利于案例分析法在行政管理学中成功的运用,以便于学生的学习和对知识认识的强化加深。 4. 深化课堂讨论。案例教学活动的参与讨论之后,要求学生对于讨论结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学生在参与之后,进行自主发言,可以是参与活动的心得也可以是对知识的加深理解等等。最后老师对于每一位学生的发言进行点评分析,好的予以鼓励,不完美的予以总结补充。老师在点评分析的过程中,使案例教学中体现的行政管理知识得到深化跟提升,同时在讨论分析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是任何普通教学方法都达不到的效果。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默契配合达到了一个较好的学习效果,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在行政管理学中的不足。本文通过对案例教学在行政管理学中的问题现状、价值体现和教学策略进行了简单分析,使得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运用更贴合实际,更为学生提供良好便捷的学习途径。 作者:包·哈斯巴根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管理系教师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大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设定“翻转式”课堂主体及教学内容 由于行政管理学课程的理论及实践特殊性,我们在“翻转式”课堂教学改革中采用了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和学习效果,我们只选取出部分相对简单易懂的章节进行翻转教学。在翻转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改变了往日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形式,改由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通过观看微视频解决疑惑。在课下学习的过程中由学生提出自己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课堂上汇总由学生讨论。每一章节习题不再像传统教学模式那样由老师讲解,学生记笔记的形式出现,而是学生自由讨论并完成。具体操作方式为:“学生自由分组”,“课下小组讨论”,“课堂成果展示”三结合方式。具体做法是“:学生自由分组”,即学生采取自由组合的形式,每一个小组5人,以小组形式学习,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课下小组讨论”,即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将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小组讨论来解决,这一环节是对学生知识上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课堂成果展示”,即在课堂上每一个小组对章节的内容进行总结阐释,并提出自己的问题,之后由小组之间相互解答疑惑,教师在这一个环节中主要对学生讨论内容的重点性、准确性进行把握,对于学生无法讨论出的内容进行引导性的解惑。最后老师将习题列出,由学生在课堂完成。 二、翻转课堂学习效果检验 在采用翻转教学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具有较强的自觉性,较强的自学能力,往往会发生偷懒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杜绝这种情形的出现,在课堂中,老师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翻转课堂学生是主体,学生在课堂中自由讨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应随机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在讨论过程中,老师也应该抛出自己的问题随机地让学生来回答,并给出练习题,由学生来完成。在每一堂课后,老师根据学生课堂讨论情形,小组整体表现以及课堂练习情况对每一位同学作出准确的评估。翻转课堂为一些原来在课堂上对知识领悟力较差的同学,在课下提供内化知识学习提供可能,有利于每一位同学发展。同时,通过翻转课堂,通过学生在课堂的表现,老师也对学生有了更加理性清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老师靠印象评价学生,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 三、鼓励机制的建立 布鲁纳曾说过:动力与激情是学习的源泉。因此,要让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激发出学生的学习激情就尤为重要。而要想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就应该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老师在布置课下任务的时候,知识点不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如果知识点过难,直接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因此老师应将知识点分解成若干小问题,由学生一个一个去解决,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每堂课老师可以选取一定的奖品带上课堂。对于在不同的任务场景里,每一位表现好的同学可以任意选取一样奖品。当然,不同难度的知识,对应的奖品也应该不同,总的来说,难度越大,奖品品质越好。当然,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有制度才会有规范,这样也能够提醒督促学生认真学习,有利于他们取得学习上的进步。以上三个步骤在“翻转课堂”应用中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必将导致这一教学模式最后流于形式,不能对行政管理学的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翻转课堂”在实际教学中也存在诸多诸如学生能否自觉抵制网络诱惑和学生学习自觉性的问题。但是,如何利用网络资源,如何利用好网络资源以及提高学生自觉性,需要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需要说明的是“,翻转课堂”并不是在线看视频,而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是让学生对自己学习负责的一种手段,老师不再是站在讲台上单纯的传道,负责讲授知识,而是和学生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翻转课堂”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在学习中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还需要老师和同学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翻转教学的各个环节,找出适应我国教育发展和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 作者:王莉 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网络教学平台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论文 一、网络教学平台模块的设计 为了更好地发挥网络教学平台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活动的补充和辅助作用,要科学地设计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内容。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活动要求老师更改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教学内容能够很好地辅助学生自主学习。在行政管理学课程中的网络教学平台,以下一些模块是必须要的: 第一,学纲。包括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教学大纲有助于学生了解该课程要学习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考试大纲,则有助于帮助学生掌握要考的知识点,帮助学生复习,更有针对性,以获得较好的成绩。 第二,课程教案。包括文本教案和ppt教案。传统课堂教学时,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主要靠听和记,学生在课后则对课文内容有一定的遗忘,如果有了这个教案和课件,学生可以一边看教案和课件一边回忆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这样,可以改变以往学生在上课时埋头记笔记的情况,学生在课堂中能更好地听和思考,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使网络课件资源与课堂教学做到无缝链接。 第三,行政案例库。案例教学是行政管理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例可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和接触行政管理的实践,更可以使本课程的课堂更加富有趣味和现实性。由于课时的限制,老师在课堂中的介绍的案例非常有限。所以为了使案例教学能获得更好的效果,应该要建设案例库,并把这些案例放在网络教学平台中。行政案例库中的行政案例可以是文本案例,也可以是视频案例,可以是国内的的行政案例,也可以是国外的行政案例。行政案例库中的案例要有一定的数量,还要有较强的典型性、代表性,更要体现现在的行政管理实践。所以,案例库中的行政案例要及时更新。 第四,教学视频。一方面可以把老师在课堂中的教学活动过程制成录像,方便学生课后的学习和巩固。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学生在课堂中的一些表现制成录像。比如,我们在教学时,会布置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之后,做成ppt文件并利用一定的时间搞读书会。我们就会把学生讲解的情况制作成录像,并把录像上传到网上。这样一方面鼓励学生认真去读书,认真去准备读书会。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通过录像了解自己讲课的情况,可以有效地改善和提高自己。 第五,学习园地。为了更好地拓展和延伸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课程,要好好地建设这一模块的内容。首先,通过这个模块把课堂上不能呈现的内容呈现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相关的知识,这能很好地弥补传统课堂课时不足的缺陷。其次,可以通过这个模块把行政管理学的一些前沿性理论和实践等信息呈现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学习这部分的内容能够扩充行政管理的知识面,又可以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内容,教材中几乎没有,老师在课堂上补充这部分知识的时间也有限。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老师可以先搜集、过滤、筛选有关于“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和知识,让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对“大部制改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再次,在这里可以设一个网络链接,把中国行政管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政府网等等的网络链接呈现在这里,让学生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浏览这些网站的内容。由此,可以不断地让学生充实自己和丰富自己,扩充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让学生能及时地了解和关注国家的时事,了解行政管理的现状,了解行政管理理论的前沿问题。通过这个模块,能很好地培养学生自主的学习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的行政管理的素养。 第六,复习题。要很好地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应适当地安排一些练习题,以掌握这门学科的答题方法和技巧。行政管理学的传统课堂教学课时有限,练习只能利用课外的时间来完成。网络教学平台教学可以安排这样一个模块,在这个模块里,安排一些练习题、模拟试卷等。包括章节练习题、综合练习题,题型应该包含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析、案例分析、简答题、论述题等。学生可以自由安排这个模块的学习时间,也可以有选择性地针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学习。如果在做题过程中,有不懂的、不会的可以在网上或是当面请教老师。通过这个模块的学习帮助学生复习和巩固本课程的相关知识,加强学生对行政管理学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有更深刻的把握。这样有效地弥补了传统课堂教学课时的不足,夯实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七,互动模块。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用饱满的热情和真挚的情感为晦涩的理论讲解增色添彩,在网络平台教学中同样不能只见其文不见其人,教师要融入其中,跟学生互动交流。通过这个模块,学生可以随时和教师进行互动。学生可以针对行政管理学课堂中的问题进行互动,也可以针对自己在平时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互探讨,也可以针对行政管理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新的问题、热点问题或现象进行探讨。另外教师也可以灵活设置一些不同的讨论题,让学生根据讨论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互动学生可以及时和教师针对行政管理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沟通,教师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积极引导学生理性对待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以更好地引导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互动,能很好地培养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兴趣,也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其他的学习方式不能替代的。 二、对优化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思考 1学校要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要进行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首先要有一个较好的网络教学平台。网络教学平台的内容模块,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但是要把这些模块很好地组织起来,还有上传资源、制作多媒体课件等,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要有专业的技术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的人才能完成。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教师是很难以独自一个人完成的。这就涉及到请专业人员的费用问题,这个费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完全由个人来承担,恐怕不现实。为了更好地鼓励教师多多采用网络教学平台,学校应当给予适当的资金或是技术上的支持。现在很多学校是通过重点课程或是精品课程的方式予以资金上的支持。这个支持的面则并不是很广。所以有的学校行政管理学课程可以采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更多的学校则是没有这个平台。在今后,应该加大支持的力度,使更多学校的行政管理学课程能运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 2加强教师的网络知识培训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作为教师应该能与时俱进,能很好地利用新的技术为教学服务。教师要意识到这是当前大学教学的一种必然的趋势,积极去适应这种趋势。主动利用先进的技术改进教学方式,充实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首先要求教师能很好地运用这个网络平台。比如整合资源,上传资源,与学生互动等,都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网络教学平台制作之初,这些专业人员都会设计好和制作好。但是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网络教学平台的内容。这不可能每次都交由专业人员去完成,这就滞后了教学过程,不能充分发挥网络教学平台应有的作用。作为教师,要积极学习相关的技能,掌握了相关的技术,才能及时整合资源,上传资源,与学生互动,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基于多媒体环境下的全新教学方式。 3不断丰富和完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丰富和完善的教学资源是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基础。网络上关于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多如牛毛,但是内容内容良莠不齐并且不成系统,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较好的分辨力,因此很难以让学生自己去学习网络上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建构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学生网络教学平台,以帮助学生学习。教师在设计网络教学平台模块时,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和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材料,对网络上的资源和其他来源的资源进行优化,使其精华浓缩在这个网络教学平台上。同时,因为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要及时地向学生介绍前沿性的理论和不断发展的行政管理实践,所以要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和内容。所以,行政管理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要进行经常性的更新、完善和扩充,才能保证行政管理的教学活动所需资源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4合理灵活地安排网络教学活动时间因为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是传统的课堂教学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所以要安排固定的网络教学平台的学习时间。首先是根据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合理分配传统课堂与网络教学平台的比例。一般四个传统课堂教学课时,最好安排一次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时间。这样有助于帮助消化传统课堂教学的内容,有助于及时拓展相关的理论学习内容,及时把相关理论知识和行政管理的实践相结合,也可以及时答疑解惑。其次,在安排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时间要灵活一点。学生都有一定的课业,尽量不要太加重学生的学习任务。也不要过多占用学生课余的时间。不然,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激励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兴趣,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 5不断完善网络教学平台不断优化网络教学平台是完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保证。网络教学平台因为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强,一般由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根据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师的规划开发设计的。在设计过程中由于考虑不周详或其他原因导致内容或模块方面会存在一些漏洞或问题,因而不能达到当初所设想的目标。因而在实际的教学教程中,要不断地优化网络教学平台,使教学平台更为科学合理,功能强大,教学内容资源丰富,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实际效用。在网络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要提高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的成效,必然要开发网络教学平台,这是当前课程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离不开教师的组织,学生的主动参与。要取得较好的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效果,不仅要很好地运用网络技术,更要教师的有效组织、整合教学资源,充分开展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作者:李文钰王经北单位: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案例教学论文 一、行政管理学案例教学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1、真实性原则。所谓行政管理学案例教学的真实性原则就是指所选取的案例必须具备现实可查阅性。那些不能有效查阅的邮件,那些只是在想象中存在的案例,那些案例的部分内容来自于文学手法的案例,都会干扰教师对行政管理学案例的选择,所以一定要尽量避开。比如我们在讲授政府决策失误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的时候所采用的“三峡决策”的功与过的课件就很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2、针对性原则。作为管理学的分支学科,行政管理学课程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管理学课程。它需要教师针对该课程的实际进展,采用即时的案例进行讲授。比如在讲解政府管理对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时,我们就采用了时下最为关注的案、案和中国铁道行贿受贿案,这些生动的案例,一方面暴露了中国大一统行政机制的弊端和不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政府坚决捍卫民生福祉的信心和决心。如果我们不采取现实发生的生动案例,而是用民国时期的郭嵩焘腐败案例、谭嗣同受贿案例,抑或拿和案例来附会当今的王廷江案件、徐才厚案件,那就很容易使我们的分析陷入死胡同。 3、典型性原则。通过典型案例获得一般性的专业知识,是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案例的代表性一方面反映了教授者得知识存量和潜在增量,另一方面也对我们产品的知识构成最优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在讲授行政监督中的舆论监督时,可以以孙志刚案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使得学生对舆论监督的相关理论能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另外,对于当今社会反对恐怖主义方面的行政决策,我们要结合国务院出台的针对恐怖主义,特别是东突恐怖主义分子、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和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分子展开论述。这些政府决策理论对于学生获得鲜活的公共管理学知识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4、价值中立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上,任何针对国家和政府的诉讼都会牵扯到行政法方面的知识。最近内蒙古发生的错判误杀的案件就显示了政府司法部门的价值偏好性。一般来讲,一个价值偏好性的政府除了危害社会、祸乱众生、造福土匪、殃及渔民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地方。有的身处行政管理重要部门的领导和干部,每次下去视察都会发一个几万块钱的红包,而那些没有实权的部门,就只能望洋生叹。所以说,改革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让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变成清水衙门,让做官变成一种责任,让“为官一方,造福于民”的理念深入人心,绝非靠治标不治本的打打杀杀就能解决,必须靠价值无涉原则。也就是说,一定要让公共管理人员彻底放下功利之心,做一名完全中立的服务生。舍此,中国的问题肯定永远无法得到解决。5、难易适中原则。太难的案例,对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大学生来说,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和接受,比如牵扯到国际私法、国际法、国际合约、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和国家赔赏等方面法律的案件———薄谷开来案件就是一件极为棘手的国际法案件,如果学生没有系统的民法学和刑法学知识和经验,要想真正理解判处薄谷开来死缓的原因是很难的。因为按照国际惯例,特别是英国的国内法,必须将簿谷开来引渡到英国,使用英国的国内法,如果那样,薄谷开来必死无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有些案例的选择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做到难易适中的原则。 二、行政管理学案例教学法改革的实施步骤 行胜于言,任何完美的计划有且只有依赖于并不完美的行动。因为任何完美的行动(行政执行)安排,都排他性的剔除了各种外在变化的可能性。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所以我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寻找不变的价值和终极的真理,而不能消极等待。 1、充分的课前准备。课前准备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非常必要,它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的效果’对老师来讲,首先要制定好课堂计划,预先分析教学案例的难度,仔细安排好讨论的阶段以及组织讨论的方式,预计可能出现的情况或突发问题准备好应变措施等;其次,老师要将所选案例提前分发给学生,适当给学生指出案例发生的背景,要有针对性地让学生预习有关理论,为案例分析讨论做好知识准备。比如我们在讲授行政区域的地缘管辖一章时,就采用了事先准备的策略。我们所使用的案例就是中日关于钓鱼岛事件的管辖权限问题。我们首先拿出了清代以前中国的行政区划图,指出早在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就曾到过钓鱼岛,并在岛上建立石碑。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一标志性的建筑已经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渐趋式微,但文献的记载却是实实在在的。其次,我们也准备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版图材料,指出日本人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日本人所能拿出的唯一证据是二战时期日本统治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强盗版图。而根据《波斯坦公告》的内容,法西斯在二战时期所占领的所有亚洲版图都已失效。必须无条件归还给中国。 2、适时地课堂讨论。老师要根据自己预先设计的教学过程讲解案例,并提出富有启发性的思考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在分析案例时大胆地去思考!去发挥!去创新!引导学生形成行政管理分析问题的专业化思维。比如我们就根据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案例,来讲解高校管理的去行政化问题。为了引起学生的关注和重视,我们还拿出了徐同文案件、丁凤云案件、李富山案件和安徽校长陈刚案件,指出发生在“象牙塔”内的贪腐大案,一方面暴露了中国“金字塔式”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昭示着改革高校行政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在告诫高校教师除了教书育人之外,必须做到为人师表,否则就是人类的败类。 3、案例的巧妙讲解。三千大法在妙解,一度抱负了心中。佛教哲学的微妙在《楞严经》开篇就以明确,即“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此偈语是讲,任何信仰的推行必须借助于合适的讲师才能加以发扬光大,没有“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韬略智慧,再好的理论也会流于形式而无所用。对于行政管理学的知识而言,同样需要高超的讲解和形象化的语言和分析。 4、课后的及时总结。“学然后知困,困然后知自解也。”对于反省的意义孟子有过论述,孟子说:“吾曰三省吾身。”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经常反思自己过失的人,才能不断总结经验向前发展,那些固步自封不知悔改的人,大多走向了失败的下场,这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经验是丰富的。老师要对整个案例分析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对学生在讨论中反映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引导或集中解答,并指导学生写作案例分析报告。 作者:戴建忠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现状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优秀主体相合。 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而王琪等编著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优秀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优秀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著作。 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七个方面。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著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著。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优秀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此外在美国学术界。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优秀,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四、深化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五、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思潮已经给自威尔逊、韦伯等就已确立起来的传统行政管理学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诚然,公共管理以其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的对话方式等特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公共管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范式,其中就有管理主体空心化的危险。有学者指出,西方公共事务管理经历了“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以上三种模式的协同互补出现的“元治理”模式则使得政府成为唯一主体,近年来金融危机、各类非传统安全等社会治理需求也使得政府重新扮演着应有的重要角色,这说明以政府为中心研究的行政管理学并没有丧失发展活力。与此相对应,海洋以其流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更加需要政府的良性介入与有效引导,加强对于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研究有助于国家海洋事业的顺利发展,海洋行政管理学未来也将有着长久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 作者:娄成武董鹏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行政管理学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科建设实现特色行政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与发展;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的路径;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继承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在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中国行政管理学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理论形成应有自己的特点、行政管理学建设的生态分析、行政管理学建设的重点转移、行政管理学建设的路径设计、铸就共同的认识和思考、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不同研究组织或机构的关注和参与、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等,具体请详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对实践的贡献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同时,在这一背景下,建立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已是迫在眉睫。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界的理性选择和使命,也是中国行政实践的现实需要和渴求。 一、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1.继承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在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行政管理实践和思想,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至今仍对中国现代行政管理实践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的专家学者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合理借鉴吸收了西方行政管理学研究成果,不断追踪国际上关于行政领域的新理论,对中国现实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并对中国行政改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总结,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行政管理学领域相关研究空前繁荣和兴旺。 2.中国行政管理学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 迄今为止,中国行政管理学初步确立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和新兴的学科。在中外行政思想研究的基础上,行政管理学研究内容进一步系统化和专门化,形成了一些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和议题。随着中国全方位改革,中国行政管理学努力把中国行政改革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和关注的重点,着重研究中国行政的规律和特点,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步伐。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和完善积累了一整套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行政管理实践特有的模式,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打下了基础。 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理性选择和使命趋势,也是中国行政实践的现实需要和希望 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的建设是指立足对本国或本地区的行政实践思考,透过适当的方法和途径,积极而谨慎地引进、吸收世界先进的行政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创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以指导行政实践的行政管理学知识生产和发展的活动过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是完善行政管理学自身学科体系的需要,是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的建设与发展有助于行政管理学理论和知识的生产和发展,为行政管理学发展提供驱动力;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行政实践的现实需要,中国行政实践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加以指导。相反,中国特有的行政现实又推动着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向前发展,为行政管理学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素材。 4.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理论形成应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中国行政管理学根源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客观环境。理论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应和提炼,其产生和发展主要来自于行政实践的需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应该主要来源于对中国客观环境的思考。中国客观环境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行政管理学理论及其发展的结果,定会烙上中国特色的印记。 其次,中国行政管理学依赖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途径选择。理论和知识的生产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掌握其基本规律,采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理论建构和发展,是一种合理选择和要求。各国行政管理学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对理论建构的路径选择也会不同。中国行政管理学建立的目的是为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根本上讲,是为社会发展和需要服务。所以,在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道路选择上,都会具有中国性格和品行。 第三,中国行政管理学指向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实践。理论的根本生命价值在于能够指导实践活动,以帮助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或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千差万别,对产生于实践的理论需求也会随着变化。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是对中国公共问题的关注,行政领域问题反应的是特定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行政实践,指向于行政实践的中国行政管理学理论也应具有中国气质和特性。 二、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的路径 从行政管理学理论建构和发展角度来看,如何提炼和构建有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理论的实践操作性原则,是需要中国行政管理学者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的路径,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 1.行政管理学建设的生态分析 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受文化历史、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与人的认识程度和生产关系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有密切联系。我们把影响和作用于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因素和条件称为行政生态环境。一方面,行政生态环境决定着行政管理学的产生、性质、使命以及进程,决定着其变化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反作用于行政生态环境,指导行政实践,利用和改造行政生态环境。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调适,在行政实践中达到动态平衡。 2.行政管理学建设的重点转移 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不可能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说中国实践,任何社会科学离开了对本国或地区的现实分析和思考都会虚幻而不现实。中国行政管理学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如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充满了移植和加工的特点和性格。模仿和移植也是一种国际化,是学科早期发展的客观需要,这种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一直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行政管理有自己成功的实践经验,需要总结、提炼和升华。从发展中国行政管理学角度看,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最大的挑战。 一是凸显中国问题意识。面对中国语境中的行政问题,从国外的理论和实践中难以找到真正的答案。已有的“答案”可能不仅在西方饱受争议,在中国也会有水土不服的可能。即使是相同或相似的行政问题,运用相同或相似的方法或途径来解决,其效果也可能有巨大反差。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建设,不要刻意去验证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也无需用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来规定中国问题。重点是发现中国问题,从中国具体的行政实践中认识现象,从中找寻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规律和本质,逐渐形成和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知识自我生产和发展的机制。在中国行政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中,诸如公共危机管理、绩效管理、大部制、行政三分制、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当前中国行政领域中的热点或焦点问题,仍然需要进行认真的学术性反思和创新:这些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和症结在哪里?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发掘和面对的是这些问题。不然,我们解决的将是一个伪问题,即使方法再有效亦是徒劳。 二是创新中国研究方法。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是主导研究方法,它推动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对行政管理学知识的生产和发展功不可没。然而,在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根植于个人主义的张扬,其工具性、经验性、单向度性等弊端暴露无遗,西方学者也对此颇有意见。美国学者怀特认为,行政管理学研究不仅有解释性、诠释性和批判性三种研究模式,而且与解释性研究方法一样,诠释性和批判性研究方法也可以促进行政管理学知识的增长,为行政管理学知识增长作出合法贡献。实证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研究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一方面,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中国还未被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所认识和接受,行政管理学界对实证研究方面的知识还很缺乏;另一方面,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是与西方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情境相联系的,它对中国行政现实是否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能否促进行政管理学知识的生产和增长,还是一个未知的疑问。因此,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保持既有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需要克服单一的研究途径,引入哲学形而上学等不同的研究方法,以拓展行政管理学研究视域。在尊重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优秀的价值理念,引入反思、批判、伦理的价值维度以及以整体主义为优秀价值理念的研究方法,以创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方法。 三是构筑中国对话管道。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获得空前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上也出现学科分工,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明确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呈现专门化和碎片化的镜像。人们在为各个学科有自己独立发展路径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却发现建构的理论渐渐远离客观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日益缺乏。每门学科根据自身特定的知识来建构理论,缺乏整体性的世界知识体系,就如在显微镜下观察事物的部分,显得脱离现实,这就是人们总感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因此,构建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一要寻找跨学科研究契合点。行政管理学在社会科学中是一门边缘学科,也就是跨学科、综合性的新兴学科。行政管理学者们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来研究行政问题时,需要有相关学科基础知识和理论体系的掌握和运用,对应不同的研究问题或范围予以合理选择,找到跨学科研究契合点。在此基础上,明晰行政管理学的真正使命,增强作为学科的自信心,尊重不同学科的规律,加强学科之间的对话,拓宽行政管理学研究视域,统筹于中国的具体行政问题的研究,建构行政管理学自身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二要构筑理论与实践融合平台。 3.行政管理学建设的路径设计 从某种意义上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就是“要在行政管理学的语言、术语上中国化,营造属于中国的行政管理学语境和话语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行政理念、行政思想、行政原则和行政目标等方面从根本上加以中国化。”这种从语言形式到实质内容上的中国化,内在地要求运用现代语境对行政管理学的解读与诠释,对中国特有的传统资源加以深度发掘,找寻积极的具有生命力的因素,重视传统资源对行政管理学建设和发展的影响。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涉及到对西方行政理论的反思和批判。这不是简单从研究对象、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上使之适应于中国,而要涉及到意义的阐释与文化价值问题。行政管理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涉及西方行政理论的普遍化或通则化是否可行的问题,牵涉到如何从本土的行政问题建构成为通行西方社会的行政管理学理论。行政管理学迫切面临“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个别差异”与“文化差异”的问题,必须严肃思考全球化时代东西文化融会贯通以及认识论的问题。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需要从行政哲学的视角,立足于中国的行政实践背景和文化特色,对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不意味着对西方行政管理学的全面否定,而是重新审视,是对西方的行政管理思想的合理性评价,是对西方行政实践和文化语境下行政管理学特征的思考,是对中国行政生态的适应性分析。总之,根据行政管理学知识生产和发展的逻辑,透过适当的、可行的、有效的设计方法和研究途径,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行政管理学已是迫在眉睫。 三、建议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不同层面的协力合作共同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特殊生态情境和语境体系下的行政实践,以及中国行政问题或公共问题的解决,建立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行政管理学。 1.铸就共同的认识和思考 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和探索国家行政机关或公共组织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应用性学科。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立足于国情深入研究、全面总结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提炼和形成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对于强化社会主义行政管理,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管理方式创新,实现政府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将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要认识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思考什么是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如何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等问题。 2.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研究需要与政府管理的实践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一方面,通过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研究,提炼或形成的研究报告和研究成果可以为政府管理或决策提供参考和支持,促进政府管理科学化;另一方面,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研究来源于政府管理的实践,尤其是政府管理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行政管理相关信息等资源需要政府提供支持,这是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研究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 3.不同研究组织或机构的关注和参与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方法,需要不同的研究组织或机构从不同的视角或层面来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需要有对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论的理解和行政实践的考察,对中国行政管理思想的梳理和特有国情的分析,还需弥合不同学科知识发展造成的间隙和隔阂,这些任务依靠少数研究机构或组织难以承担,需要吸纳不同研究组织或机构的关注和参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作为研究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行政管理科学、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服务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科学是其重要使命之一。一方面,要组织相关科研单位或研究机构进行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形成相关研究报告或研究成果,作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累积;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相关学术出版物,如《中国行政管理》和其他期刊杂志或出版社的作用,使之成为传播行政管理知识、探索行政管理学理论、交流行政管理学研究经验的平台,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研究。 4.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加强国内外交流和合作,拓宽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范围和层次,提高行政管理学的学科地位,促进国内外行政管理研究的对话和接轨。在国内交流方面,通过相关课题研究,加强科研单位与各级政府部门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主办和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加强学术界、国内科研单位之间的学术研讨和联系。在国际交流方面,选派科研人员赴国外著名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进行访问研究并参加学术会议,邀请国外著名学者、专家来国内讲学,接受政府官员的访问,就有关行政管理问题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科学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绪和观念。西方人提出的对人类有普遍意义的行政管理学,不仅仅只适用于西方国家;同样,中国人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行政管理学,也不仅仅是属于中国,一定会属于世界。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推进、市民社会的成长发育、先进文化体系的发展和成熟,通过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研究和实践、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一定会不断推进行政管理学科建设和发展,促进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的形成和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是行政管理学理论发展和成熟的必由之路。
法律实践论文: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研究 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法律教学过于倾向理论教学,忽略了实践教学,造成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相脱节。应该认识到,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密不可分,应从教学形式、教学评价、师资力量等多方面加快改革步伐,以培养一批社会学要的法律人才。 一、当前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现状 (一)实践教学重视度不足 目前法律教学中多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学内容多是法律基本原理概念等内容,而教学过程则是“教师机械地讲、学生被动地接收”,教学方法仍以“灌输”为主,考核则采取期末一次性闭卷考试。另外,在法律教学中,缺乏基本的服务于实践教学的法律职业道德、法律职业技能及法律方法论等课程。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应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开展与实际需要相符的实践式教学。 (二)实践组织不合理 当前法律理论教学中缺乏对实践教学的统筹规划,造成实践教学流于形式。例如在模拟法庭教学中,主要适用于具有一定法学实践经验、法律知识储备以及审判能力较高的高年级学生,如果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参与模拟法庭,而他们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很难获得良好效果;另外,有些模拟法庭的组织多按照事先排练的模式开展,只是表演形式,严重挫伤学生积极性。还有些毕业实习安排在大三下学期,而此时毕业生正面临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压力,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最后只是实习单位盖章了事,毕业实习流于形式。 (三)实践教学缺乏必要的评价与激励体制 在法律理论教学中,对教学大纲及教学规划有明确反映,对撰写教案也提出明确要求,并通过一定激励方式促进教师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方案等。而相关教育部门也以随堂听课、教学检查、召开教师交流会、网络测评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评价和激励机制。但是针对实践教学来说,却缺乏具体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要求,而由于实践教学需要教师的亲临指导,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教师应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实践教学中,但是学校并没有将此纳入教学评价与考核的范畴内,更缺乏相应激励机制,所以很多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的动力。另外,对于学生来说,也缺乏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再加上没有强制的学分要求与奖惩机制,实践教学质量不高。 (四)实践教学投入力度不足 当前法律实践教学的投入力度不足,主要体现在资金和人力两方面。一般学校没有设置专门的经费投入实践教学,如果需要校外调查、旁听、咨询或者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学生只能临时报告校方批款,而更多时候需要学生单方面承担费用,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实践兴趣。另外,实践教学对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提出了全新要求,他们既要具备扎实的法律理论功底,也应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同时在实践教学中,需要教师对学生进行系统化、全面性的指导与评价,这就要求加大师资的投入与培训力度,建立一支“双师型”教学队伍。 二、构建法律实践教学的几点建议 (一)突出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 由于传统的法律教学中注重理论教学,因此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激励和教学评价等教学体系,因此可参照理论教学体系模式,建立一套完整、独立、平行的实践教学体系。在实践课程设置方面,应整合现有的理论课程,并以实际需要增加实践课程,既要保留过去直接服务于法律实践的课程,如证据学、法律文书等,还应加设如司法过程、法律职业技能等实用课程,并以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强制学分制。同时围绕这些实践课程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结合当前法制现状,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正面引导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道德感,实现良好的法治理想。 (二)完善“法律诊所”教学模式 “法律诊所”教学模式源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标志着判例教学法的产生与发展。这种校外课堂形式,效仿了医学院中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方式,而是在校内以某种形式建立“法律诊所”,通过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到真实的办案过程中。这样,既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也可让学生深入了解法律理论,减少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之间的差距。 从国外大学的法律教学实践来看,“法律诊所”的教育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巧与职业技能;二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学生树立正义感、责任感、职业荣誉感。因此,通过“法律诊所”的建立,可让学生接触更多实际调解、诉讼案件,真正像律师一样处理案件,同时提高学校的社会效益影响力,参与法律诊所的学生既巩固了理论知识,也学到了课堂以外的能力、技巧,更好地将抽象的法律条文应用到具体案例中。 (三)由模拟法庭转为实战法庭 模拟法庭作为实践教学的有效方法之一,最终目标还是转向实战法庭。主要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1.在模拟法庭准备开庭之前,仅对外公开法律案件的基本情况以及参与者名单。而法庭中的陈述意见、辩护意见、法官主持及判决结果等都是未知。因此在开庭之前,学生应寻求专业司法人员或者老师、同学的指导,并独立分析案情,大量搜集材料,准备论点证据,并分析对方可能指出的论点论据等,全面做好自身角色,争取更好的实战结果。因此,在模拟法庭中,学生应明确自身定位和观点,并随着诉讼过程的深入,不断应对新情况、新问题。 2.应确保模拟法庭的“实战”效果。只有真正对抗,才能确保模拟法庭的实践效果。为了避免同班学生之间相互熟悉,而每次模拟法庭缺乏新鲜感,因此模拟法庭应尽量安排不同班级、不同年级的学生担任不同角色,且每次开庭的案例有所区别。如果在同一班级或者同一年级开展模拟法庭,就应该安排不同组、不同班级的同学分别承担控方、辩方及审判职能,只有确保法庭对抗性,才能真正确保实战效果。 3.提高模拟法庭的真实性,注重树立庄重感、严肃感。在学校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可在每次开庭时准备审判器物,提高审判的真实性,让学生更多感受法庭文化,为走上社会奠定基础。 (四)开展有针对性的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主要由见习与毕业实习两部分构成,但是从实习内容上来看,二者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可将二者合并。针对当前法律专业实习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实习流于形式化、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实习单位不重视、实习时间短等现象,应不断完善实习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分阶段实习,确保实习效果。首先,针对过去学生实习中自由懒散的现象,应统一安排学生实习单位,进行集中实习。对于要求自己解决实习单位的学生,或者可以保证实习和就业挂钩的学生,应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并定期向指导教师汇报情况。其次,应尽量灵活安排实习时间,如在大二暑假和大三上学期分别进行,既能满足学论文联盟//生的实习需求,也可减少实习单位的接收压力。再次,加强校方与实习单位的沟通,一方面应尽量安排实践性较强的工作;另一方面则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环境。如果在实习中,学生仅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去看、去听,或者仅协助法官、律师处理杂事,而没有真正接触案件的机会,就不能顺利实现实践目标。最后,注重实习管理,在学生实习期间,应定期汇报实习情况,教师也要积极与学生交流实习情况,必要情况可做好现场指导;另外,应注重实习单位的多元化,综合考虑公检法等相关部门,还可考虑在相关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及金融机构等建立实习基地,为社会输入更多法律人才。 (五)加快完善实践教学的考评与激励制度 相对于法律理论教学,开展实践教学,应不断加强对外联系及教师指导等工作,这都需要教师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因此可根据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将实践教学纳入统一安排中。根据不同指导教师的专业特长,再加上实践内容方式的区别,应确保每个教师都需承担一定的实践教学任务,并制定教学考核标准。另外,还应根据实践教学的开展情况,设立奖励基金,如果在实践教学中取得良好成绩或者重大突破,应给予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调动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学生来说,应该将证据学、法律职业技能、法律文书制作等作为必修课,并以学分制加强考核。每完成一项实践活动,应由学生提交实践总结与自我评价,开展教师评价与学生互评相结合,对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鼓励,如果不能按时完成实践任务,则不能获得相应学分,甚至对毕业造成影响。 (六)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 对于法律专业教师来说,上好一门课,不仅是理论上的要求,让学生获得更多的法律基础、概念、理论,更重要的是告诉学生怎样将知识应用到实处。因此,教师除了具备基本的理论能力,更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建立一支理论和实践双结合的教师队伍,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完善理论。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开展各种教育和培训,不断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升学历水平;二是鼓励教师积极“走出去”,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到社会上兼任律师、志愿服务者,或者到法院与检察院定期学习,不断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与综合素质;三是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司法考试,或者到更高学府深造;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及律师事务所的沟通与联系,以各种形式促进与律师、警察、检察官及法官之间的交流,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才能更好地带领学生参与实践。 由上可见,法律实践教学作为与理论教学相连接、相支撑的互补性教学模式,对培养法律应用人才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实践性教学刚刚起步,在教学大纲、课程设计、教学内容及教学手段等多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文针对当前实践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建立科学化、系统化的法律实践教学体系,遵循与技能实践目标相符、与人才培养相统一的原则,促进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法律实践论文:法律知识教学实践及效果评价 【摘 要】 目的 探讨法律知识的教学内容、方法及其效果评价。方法 在护理实习教学中增添有关法律知识,并依此指导其临床行为,追踪测评培训后学生在工作中对有关法律知识的掌握情况。结果 护生注意了自己的行为,掌握了有关知识,出差错明显减少。结论 对护生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可减少护理差错,达到降低护理风险的效果。 【关键词】 护理;学生;法律知识;教学实践;效果评价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病人的自我保护和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护患纠纷也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由于护理职业的特殊性、疾病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以及医学技术的局限性,使得风险无处不在[1]。 在护士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中,护生是高危人群,据调查护生护生法律意识淡薄,执操作规程不够认真,实习期差错发生率为2.47%[2]。护理管理者应考虑这一环节,对护生采取适当的教育措施,以减少差错,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由护理部组织并指定在我科对2007年1月至2009年7月我院实习人员进行轮流培训,把临床常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列为必教必考内容,并跟踪调查他们培训后的表现,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护理实习学生392名,女生356名,男生36名。其中04、05、06 级三年制中专生151名,大专生143名,女生263名,男生31名;03、04、05 级四年制本科生98名,女生93名,男生5名。 1.2 方法 1.2.1 教学目标 每组来我科实习人员经过带教老师讲解、自学指定材料达到以下目标:①熟知相关法律、法规;②明确自己的法律身份 ③ 尊重病人的隐私权、知情权;④执行医嘱时有证据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⑤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及操作规程;⑥事实求是,有差错时及时补救及时报告;⑦同情、理解病人,不在言语上与病人发生冲突。 1.2.2 教学内容 采用自编讲义,内容涉及8方面内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管理法》《山东省医疗护理文书书写规范》《消毒管理办法》、《传染病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 1.2.3 教学形式 采用专题讲座及自学的形式。带教老师先向各组学生布置自学教材,并督促学习,然后组织2次专题讲座,2次护理差错分析会,分析会上学生互相讨论,指出差错发生的原因及违规违法点。 1.2.4 教学评价方法 学生在本科室实习结束时,做一份与以上内容相关的试卷,得分与专业考分平均为出科成绩。出科后追踪调查这些学生,对他们所轮转的其他科室逐一发放2张调查表,①表1从护生的临床行为判断他们对有关法律知识的掌握应用程度,测评总分100分,?80分为了解,81~90分为熟知,91~95分为掌握,?96分为熟炼掌握。②表2调查培训后护生差错发生率。由护士长、带教老师、实填写。 1.2.5 统计处理 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采用频数、百分比、均数等方法描述调查结果。 2 结果 2.1 护生掌握了有关法律知识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增加了法律意识,将自己的各种行为框在法律范围内。收回的调查测评表,护生成绩均在90分以上。见表1。 2.2 护生差错发生率明显降低 培训后的护生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主动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种规则,发生差错现象减少。差错发生率1.28%,见表为2,比2.47% [2] 降48.18%,具有明显效果。 3 讨论 3.1 对护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是安全管理值得重视的环节 目前护理专业在校课程几乎没有相关法律的专门教材,学生仅能从“思想品德”或其他教材零星学到一小部分相关知识的,据调查这些仅占学生获得法律知识的11.1%[3],说明护生在实习前未接受相关知识的全面教育,而他们是参与临床护理病人的重要群体之一。在医疗护理风险无处不在已成为医疗界共识的今天,广泛而深入地研究护理风险是当务之急[1],那么对护生进行相关法律教育应是临床安全护理值得重视的环节了。我院护理部与临床联合进行的这项培训尝试,对护生起到了增强法律意识,规范行为,减少差错,降低风险的作用,也对护生将来成为更合格的护士,为病人提供更安全的护理产生深远影响。 3.2 对护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效果 通过教育培训护生们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不再像实习前那样与周围的关系大多的是师生、同学关系;在护理岗位上,与病人之间多是法律责任、义务、权利等严肃的关系。表1是通过护生行为来调查对相关法律掌握程度的,从结果可以看出护生有了法律意识,在临床实践中注意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查对医嘱;热情接待病人,维护病人隐私;有差错是能够及时补救及时汇报,与病人有争议时,有证据意识,注意保护自己及院方的合法权益。表2护理差错发生减少,是护生注意将自己的行为框在法律、规则之内的结果,这对全院护理安全管理有着重要作用。 3.3 护生发生差错与护士类同 据调查护士发生风险事件多集中在给药、抽血、执行医嘱等方面[4],表2可看出护生与护士类同。这主要是这些工作项目出现的频率多,出错的几率相对高;护生年龄小不够成熟,有时有浮躁情绪,如在执行“三查八对”时过于自信;临床经验少是,各项技术均不够熟练,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就保证护生及其所护理的病人安全来讲,应提高护生各方面能力,才能实现。 法律实践论文:以转型中的中国为出发点 o 引子 法哲学是一个表演场,在上面一直上演着何谓法律的没有终场的话剧。何谓法律,说到底是要回答人们行为和判断究竟以什么为根据。以往的大部分主角要么戴着一副死气沉沉的预设规范之面具,要么有着一张活生生的经验事实之脸谱,前者主张绝对从预设的规范出发,这种教条主义不免遮敝、压制甚至切割了生活世界,后者关注未包含在预设规范中的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以求就事论事的恰与其份,但它对规则的怀疑及至虑无态度不仅使预设的规范失去意义,且易走向由判断者操控的相对主义甚至任意。对于这种事实与规范不可调和的两端对立,即二元法律观,也有一些人试图超越,如行动法律观,诠释法律观,但声音弱小,远未形成主流。而且在这个表演场上,中国角色大部分时间不在场,使何谓法律的道白与中国问题若即若离。 拉德布鲁赫曾有言:每个时代必须重书它的法学,处在转型的当代中国也必须重塑自己的法律观。本文无意对前人的法律观作思想史式的考究,也不仅仅作应当重书的演绎推理,而是首先要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条件为限,从经验的中国问题出发,同时要反映出问题的普适性,本着既要顾及事实又要关照规范,打通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之主旨,在前人的法律观基础上,力图开扬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法律观——实践法律观,并探讨如何实现这一主张的途径。 1.在何谓法律上的中国问题 对何谓法律这个法哲学的最基本主题,在今天不可再单作形而上的追问和体系的建构,而应像波普尔所言:一切生活都是解决问题(alles leben istprobleml ouml;sen),[1]直面所遭遇的挑战来回答,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问题时代,无论情愿与否。倘若要从种种挑战或现实难题抽象出法哲学理论问题,一言以敝之,就是围绕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而展开的何谓法律问题,从中又生成无数论题和流派。这一紧张关系对当代中国而言又具有双重性: 1.1认识论上的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所谓事实与规范关系的不对称,是指预设的规范不能满足事实的需要,通俗地讲,指无合适的法可依。因事实总是在规范之后发生,债务人不是在读了民法后才去借钱,罪犯也不是按刑法来犯罪,立法者的预识世事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故称之为认识论上的不对称性。社会生活变幻无常,法律的调整不可能毫无疏漏。立法史表明,主要基于过去经验的立法者,不可能全部预见到法官可能遇到的法律颁布之后的问题。例如条文如蜜脂的普鲁士一般邦法(preussischesallgemeine landrecht),洋洋17000多条,[2]却也未能自如应对社会生活,相反,其开中药铺的方式反遭无抽象理性的讥讽,后无承袭者。 诚然,也有人以为,法律的不完善不是什么缺陷,相反,一个自身封闭的、无懈可击的、清楚明了的法律也许会导致法律停滞不前,法律不被明确表达,反倒能满足事实的无限多样性。[3]这里不去争辩法律的不完善是否为缺陷,而是从实然状态上看这种不对称性的表现,如果以事实的大小范围为标准,可分为: 1.1.1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在此,个案事实指实际发生的个别事实,它包括当事人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发生争议的纠纷,违反法律的行为和有待确认的诉求。规范指以制定法为主的法律,对它们进行处理旨在作出一个具体的法律判决,即确定人们的个别行为准则。生活世界的无常和多样性使许多案件、事实不能对规范之号入座,这在今天已是几成公认的“常态”,曾经在中国热议的“黄碟案”、“葡萄案”不过是其中的两例。“黄碟案”因观看黄碟的场所集住宅和诊所于一身,难以直接适用宪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在这一场所观看黄碟应受处罚也缺乏明确的法律,[4]“葡萄案”因三名民工所偷47斤葡萄是投入了40万元研究经费的科研产品,而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流通和生产领域的商(产)品如何定价。[5] 新近又有“手术签字案”,医院因家属不签字而未进行手术,结果母子双亡,手术签字的意义是体现医院告知义务和患者知情权,还是医院可以免责,此情况是否属于法定的不得拒绝急救处置的“特殊情况”,均存有很大争议。[6] 实际上,大部分规范,不论何种表现形式,是制定法还是习惯法,都面临如何应用到事实上的难题。制定法尚且如此,自然法因其过度抽象更不能提供确定的准据,如依“当为公正,当弃不公”,“避恶行善”并不能判断在商住两用的场所观看黄碟是否不公或恶,偷葡萄倒是不公或恶,但是否为达到刑法所惩罚的程度不能依此两原则直接得出。按习惯法中的“偷一罚十”可以惩罚民工偷葡萄的行为,但先要确定“一”是按市价还是按科研价值来算,[7] 然后才能决定惩罚的轻重,还有由谁来罚,也无从得知。至于对观看黄碟,手术签字,在习惯法中甚至连“偷一罚十”那样的相关的惯例也发现不了。换句话说,在各种预设和发现的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都存在着适应与否及适应程度的问题。生活世界中的具体人永远大于法律上的抽象人,个别永远大于一般,哪里也不是例外。 1.1.2 社会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规范不仅不能全适应个别的事实,同样也不能完全涵盖社会事实。所谓社会事实在此指现存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静态上看,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社会形态,其中前现代又在向现代急剧转变,流变性特征明显。当然,这种情况不是非中国莫属,但中国为甚是不争之事实。发达国家也正在发生从民族工业社会向全球化的生产网络体的社会结构变迁,欧洲日益走向前所未闻的超国家状态。而地理上东中西三部分结构的悬殊差别更是具有中国特点。这一多样态的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存在多重的不对称: a. 制定法的国际性与国内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外部的全球化浪潮,内部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加入wto的压力,使中国的制定法迅速与国际接轨,实际是与主要西方国家趋同,尤其在金融、保险、证券、反垄断、破产、公司、贸易等经济领域,大规模的立法复制,令人回味的是,立法属尖端社会知识,集全民之智力,却无人指责中国侵害他们的“知识产权”,反而以被他人仿造为荣。但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否与这些国际化的法律的要求相应却颇有疑问,以人们争辩不休的知识产权的立法为例,加入wto前后的几年里,中国立法机关先后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作了修正,使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准基本上达到了国际水平。然而在实施trips上,虽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设有5年的过渡期(最不发达国家为11年),但显然不能在过渡期内使这些国家如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与trips的要求相应。如此一来,为达到国际社会的要求,研发水平低下中国的企业必然要面临跨国公司的垄断、提高药品和食品的价格,增大技术转让和技术开发的成本的局面,从而对国内公众的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 b. 制定法的现代性与国内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制定法规范中,大部分是针对现代的统一的和稳定的结构而设计,可是,我国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在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差距巨大。适用具有高度一体化的制定法,而不分各地的具体情况,势必会造成许多困难和负效应。如在既有金融监管体制下,以资本实力、技术水平和从业资历等为内容的现代性行业准入门槛非常高,所设金融机构放贷条件严格,如要求贷款人提供抵押物或担保,而在农村,农民没有房产证因而住房不能作抵押物,承包的土地及经营权也不能抵押,这致使贫穷的农民很难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民间借贷又被禁止,所以孙大午之类的集资必然为非法行为。[8] 再来看司法人员准入制,自2002年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四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要通过同一套题目的考试,意味着对基层法官检察官的要求与对中级、高级甚至最高一级法官检察官的要求一样,而他们所处理的案件大不一样,如在西部基层,“80%都是离婚案件,财产分割就是几头牛、几只羊。本票、支票是什么都没听过没见过。”[9] 又以10万人口/律师数为例,2004年全国为8.7,北京96.2,东部12.4,中部6.3,西部6.8,贫困县1.7,而在374个贫困县中有51个县无一律师。[10] c. 制定法的前现代性与社会形态的流变性 规范中也有一部分仍停留在前现代设计,未反映出变动的社会关系,如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确认,形成了长达50年的户籍、住宅、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司法资源分配、表达机会等10余种不平等制度。例如表达机会不平等,全国人大代表,城市人口是每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农村人口是每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4个农民等于1个市民,而且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还有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获取更多大学入学名额,均使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利地位。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己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常用对正式体制的变通方式去实现,在变通过程中,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且发生在正式体制运作当中。如户籍在多个地方早己变通了,如新生婴儿可随父落户,老人可投靠子女落户,以投资为条件的移民,专业人士居住证(绿卡)等等。 总之,尽管这是一个貌似商谈时代,在这个商谈时代,人们可以例如借助互联网就立法等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总是言不及意,言尽而意不尽。法律规范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无论书面或口头,常常只顾及有限的优秀而留下无尽的边缘。 1.2 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 与词物不一的认识论差异相对,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是指由于不同伦理观,导致对规范的不认同,结果是大量的生活事实未进入制定法规范,规范显得普遍失效,这样的对立同样可分两类: 1.2.1 积极对立 积极对立指对制定法规范的明确违反,使法律不能贯彻于生活,这几乎存在于当代中国每一个领域,近年来突出表现在土地征用、矿藏开发、工程承包上。以土地征用为例,2006年6月18日,国土资源部向各地方政府发出《关于严明法纪坚决制止土地违法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违法占地在一些地方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越来越多。新近公开披露的广东省开平市政府违法审批占地近三万余亩便是其中一例。[11] 又有法院的判决执行率,这是衡量法律的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之一。2001年至2005年各级法院收结案560至590万件,受理申请执行的案件为200万件左右,其中80%为民事案件,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生效判决未履行。而在法院发出执行通知后,自动履行义务占80至85%,另有15至20%为强制执行。[12] 法治方略自1997年提出己达十年之久,实际生活中,法律还多是超级纸上秀,私利才是硬道理。法律至上,信任法律,仍是看上去是理想中人。怪异的是,法学界批法条主义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在此禁不住要问一声,法条都置之一边,哪来的主义。这样的主义,之于当下的中国,实是多多益善。 1.2.2 替代性对立 与明确违反制定法规范的积极对立不同,替代性对立使生活事实未进入制定法规范而被纳入另一套治理术中,它们主要是: a. 土政策之治 土政策相对于法律和国家政策而言,指各基层地方组织制定的较为具体的行为规则,它或是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具体化,或在与法律和国家政策没有根本冲突的前提下,规定本地本单位的特殊利益,还有的土政策则直接有悖于法律和国家政策。土政策既有普遍主义的成份,但更多反映出特殊主义;其适用领域广大,灵活多变;实施上具有极强的行政性和圆通性。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调控运行方式。 b. 思想政治工作 它包括道德教化,政治信仰,心灵抚慰等内容,所依据的主要是官方意识形态,主流的道德规范。虽然其有效性较前下降许多,但仍经常被正式强调并还有一定功效。这种方法的主要承担者为各级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行政组织时而参与其中。其运行形式多种多样:谈心,家访,奖励(评先)与惩罚,通讯,板报,演讲或报告,知识竞赛,文艺体育活动等。 c. 新闻舆论 在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虽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但新闻舆论一直直接影响甚至改变着社会的进程和人们的行为,其作用超过了在西方国家。尤是90年代中期以来,以批评和揭露重大和普遍性社会问题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及《南方周末》是先锋,其作用和受信赖的机制为:批评文章发表——重要领导人读后拍案而起并作批示——有关执法司法部门迅速调查——很快有一个令大众比较满意的处理结论。另外,新闻舆论可使案件加速变成“事件”,一旦案件成为“事件”,获得公正处理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重庆钉子户案是为典型。 d.关系规则(熟人主义) 这是素来重视人事人际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最大遗产。它以与己的亲疏关系程度为标准来决定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从对己身,至亲,近亲,远亲,至交,朋友,邻人,同乡,同事,熟人,到对陌生人,各有一套标准,看菜吃饭,差别对待。它不仅常有悖国法,且也绕过土政策,行政命令,一般道德。现实的表现为“肥水不流外人田”,遇事首先想到找亲朋故旧。熟人主义的制度体现为家族企业,以地方命名的“xx村”,同乡会,它们尤在改革之初和难办的事上作用显著。 这四种方式均为正式或半正式的制度安排,其中,土政策之治本身具有官方性,只是在与上级,尤其是与中央相抗时才受到抑制;思想政治工作有较长的历史传统;新闻舆论效果最好,最得民心;只是最后一种——关系规则近几十年来一直受正式制度的排挤和打击。这一对立属于当代中国的特殊问题。 1.3 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对何谓法律的挑战 这两类事实与规范的关系紧张问题同时指向何谓法律且有关联。就中国而言,在认识论层面,就个案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而言,由于既有制定法规范不能满足事实的需要,行为者失去明确的行为指南,裁判者没有明确的裁判依据,而一般又不可拒绝裁判。既然如此,法律是行为规则这种一般界说的绝对性必然受到质疑,引发出究竟何谓法律的问题,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带来的后果是,超前(国际比较和国内区域比较)使规范被束之高阁、规避、空转,滞后使规范遭弃用。在发达国家,统一的、形式的、静止的法律观受到挑战,纠纷多样而解纷规则相同的观念遭到质疑,由资本决定的法律不可能维护受资本驱使的人的权利,这导致法律多元、法律微型主义的主张日盛,法律应用也走向能动的多样化。[13] 在伦理层面,主要于中国存在的这一种事实与规范对立带来的后果是,虽有规范存在,但个案事实未进入规范,即存在通常所说的“令不行、禁不止”的问题。由于制定法的大量失效,使制定法还是否为法律遭到严重挑战,缓和一些的说法是,当代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 2.既有解决方案及法律观 2.1事实法律观对规范法律观的挑战 上述关系紧张问题,尤其在认识论层面,显然从规范本身难以完全解决,于是许多人转向非规范的因素,人们以事实称之。先来略回首一下以往的法律观,以对规范与事实的不同态度,以往的法律观大体可划分为规范法律观与事实法律观。[14] 它们在主要依据什么来作出判断上,或在判断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根据上显现对立或不同。 2.1.1规范法律观 规范法律观指以预设和发现的规范尤其是制定法为判断准据,即便不免削足适履也在所不惜,因其重外在形式标准,也称形式法律观。规范性不指既存的,而指应然的;它是规定性的,不是描述性的;是目的性的、普适的、权威的、有约束力的,故称规范法律观。虽然自然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在法的渊源上不同,但都致力于客观的认识概念,实体本体论的法律概念,概括的意识形态和封闭的体系的理念,尤其是统一的规范标准,均属规范法律观。它们对法律的认识,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 a.实体本体论。其最基本的特点是追求现象背后的纯粹本质,因为与“实体”世界相比,人的现实生活是不完善的,实体为现实生活提供超历史的永恒价值。法是一些固定不变的、先验或后验确定的类似实体的东西。 b.公理化倾向。它们认为法是一个合适的、精确的知识之封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个案事实都能得到满足。它总是企图寻找一种决定着全部生活的终极性实体,并从这种实体出发,来阐释现实生活的全部内容。 c.演绎方法。由于它们关注的是生活背后的实体,亦即事物的“原型”,以为从这种“原型”出发就可以推演出现实生活的一切,因此,依唯理论的自然法学说,实证的法律规范来自绝对的法伦理原则,又从实证的法律规范中推出具体的法律判决,“春秋”决狱也为其属;据逻辑-规范法律实证主义,具体的法律判决,同样是不考虑经验纯演绎地、“严守逻辑”地出自凭借立法者命令的法律(法律材料);据经验-过程法律实证主义,习惯法虽是活法,但作为判断依据时是死法;据法学实证主义,法可从历史、概念中演绎出来。 d.规则与事实两分,不考虑实践。它们遮蔽和遗忘了现实生活,不关心应用法律中的创造性,法律人犹如复印员,判决是法的复制品。 当然,规范法律观也有其明显的优长,如自然法学说的优长是:强调法的内容正确性,价值优先,具有强烈的判断功能;法律实证主义的讲求法的形式合理性,使国家意志、政治斗争合法化,法律的边界也比较清楚;社会法学、历史法学的重视法的实际有效性,法应与生活事实配匹,应有存在的合理理由。 2.1.2 事实法律观 规范本体论对规范的对象——事实的漠视,规范对事实显出的僵硬为20世纪诸多法学家看到,他们放弃寻找普遍的规范,而认为每个事实都有一个自己的规范,并从非规范角度提出种种命题。总体上看,事实法律观认为形成判断要考虑诸多非规范因素,如未包含在规范中的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甚至还有法官的经验、是非感、心理状态等,这些因素相对于预设的规范,是事实的存在,如谢罪坦白从宽处罚,是东亚法律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的“存在”构成了判断的实质根据,故称事实法律观。这些因素虽是事实的存在,但它们同样包含着价值判断,只是不存在于预设的规范之中,如泸州情妇遗嘱案的判决理由是,因立遗嘱人将财产赠予给与其有同居关系的人是不道德的,所以遗嘱这一法律行为因违反社会公德而无效。由于它们也追求判断的实质合理性,而实质只能是具体的,具体的又是有差异的,故又可称“差异法律观”。 必须注意的是,事实在本文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规范的对象的事实,指实际发生的个案和规范面对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一是作为法律观的事实,指预设规范中未包含的作为实质判断根据的各种因素。事实法律观就是要用规范中未包含的各种因素,去解决规范对个案和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显出的不适应性。 以前后继起为序,属于这一派系的有:利益法学使法律面向生活,其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法律而是利益,利益本身又是法律的目的;自由法运动反对对生活的概念式切割,强调法官据直觉的自由造法;现实主义法学以为法律不外是法官的预测,而非先定的规则;批判法学说法律充满意识形态,是政治立场的反映;后现代主义法学基于社会尖锐对立的判断,完全反叛了统一的法律的立场,而眼里只有分散的碎片式的法律。还有哈特规则的含义受制于语境的语境论;维特根斯坦规则只有在使用中才可确定含义的规则使用论;德沃金的原理形成于日常实践,随生活变化,方法为解释,等等。 由于制定法的大量失效,中国学界一些人也走向非规范的考量,或作文化的解释,或褒扬民间法,结果是不约而同地一致抑贬国家法,以法渊转换是秩序形成的第一要义,它们大体都可归于这一事实法律观派系。当然,转换的原因还有西方法律话语的强势地位引起的反弹,同时西方法律话语无法对中国经验现实有全面的观照。 2.2 比较与总结 规范法律观与事实法律观这两者在无论是法的价值,还是制度设计,及至司法实务等方面显出不同,为明确起见,故以图表形式分列出各自的主要倾向:[15] 虽然上列指标与特征并非十分完整与准确,清单是否够长还可讨论,关键词是否关键尚待斟酌,且也未作惯常的概念辨析,但不难看出两者的立场还是泾渭分明的。至于国别举例,只能说英国和二战前的德国更倾向规范法律观,而当代美国和二战后的德国则偏重事实法律观,这里决无意作全有全无的判断,仅是言说或多或少的程度。 上述两种方案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只是一种伴唱者。西方的两种法律观均发生在西方早已确定了法治的治理方略的背景下,事实法律观主要解决认识论上的尤其是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且又有规则怀疑及至虚无倾向。中国的伴唱主要涉及伦理上的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对立关系,部分关系到认识论上的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而当代中国还刚踏上法治之路,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既有与西方相同的,如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也有西方所没有的,如伦理上的对立性。而社会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与西方既相同又不同。 因此,在法律观上会出现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这样我们不仅是要沿着上述法律观的思路前行,而是更要去创立一种新的法律观,它既要能回应认识论上的也可回应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问题,既能普适于中西,又能照料中国的特殊。总之,它要超越事实与规范不可调和的两端对立的二元法律观。 3. 实践法律观 实践法律观的理论来源是实践哲学,它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经由康德、伽德默尔、阿伦特、布迪厄、到哈贝马斯形成了体系性的理论,中国哲学更是以关怀人生实践著称,也构成来源之一。这里不去梳理实践哲学的源流和体系,[16] 而是本着实践的精神,借重亚里士多德传统强调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实践观,从实践哲学中提取实践的两大特性:践行,行动;反思,开新,反思性地应用到本文所提出的认识论和伦理方向的问题上,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实践法律观。也即,认识论上的实践法律观关注反思,开新,而伦理上的实践法律观则强调践行,行动,它们构成了实践法律观的两个维度。 3.1践行和行动:回应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关系 以当代中国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展开的次序,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关系是实践法律观首先要回应的。在此要强调实践法律观中实践的动词意义,即去实践法律,实践法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一种态度,“实践即美德”。要确立这种实践法律的立场,有三种关系不可不略辩: 3.1.1. 知与行——知易行难。知与行,谁易谁难,不可一概而论,关于自然,知难行易,发明计算机不易,而使用非难事。关于社会则相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妇孺皆知,又有多少人能把别人的父母当作自己的?制定法的大量失效是伦理问题而非认识问题,今天出现的违法早己不是不知法而违法,而是明知故犯。所以,以解决知识问题的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收效甚微,必须变法律知识教育为认同法律教育,有了认同法律的意识,法律知识多寡无关紧要。意识重于知识。 3.1.2. 实践与认同——在实践中认同。如何使人们认同法律及具有认同法律的意识,之于中国人,的确不啻是一种文化的转换,实现转换的最重要途径是实践。也许人们会质疑,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正好是对规范的不认同的结果,实践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只有先认同方才可后行动,这正好是本文力图破除的一种思维定势。与之相反,本文认为,认同源于实践,惟有不断地践行方能生发出认同感。经验业己作出了证明,大至30年前中国对外开放,小至国民穿西服,之初又有多少人认同,今天又有多少人怀疑,再清楚不过了。 3.1.3. 权利与义务——维权是义务。对于公民个人而言,由实践达至认同的有效方式是在个案中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法治是在个案诉讼声中成长起来:由黄碟案而知公权力的边界,由孙志刚案而导致的法律重大改革——先是《收容遣送办法》废止,而后是《居民身份证法》出台;由佘祥林案而引发的对《国家赔偿法》的检讨,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规制,对刑讯逼供的遏制,等等。鉴于我们常常分裂成理论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必须要像耶林在百多年前所做的,为了伸张权利,他不惜颠倒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常理,课以权利人以义务,把为权利而斗争看作是权利人对自己的道德义务。这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最缺乏因而是最需要的一种义务感。 实际上,对于实践法律观中实践的动词意义作再多的诠释,意义总是有限的,因为践行在根本上就不是一个理论理性问题,而是实践理性问题,坐而论道,不如起来行,“朝着炮声响起的地方驶去”,这是行动者永远的“军规”。 3.2反思和开新:回应认识论上的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反思和开新意味实践不仅是践行既有方案,而还指去发现解决问题的新的可能性,并在众多可能性中作出抉择。之于法律观,反思和开新是以预设的法律的未完成性这一判断为前提的。由于人的理论理性的局限,总会给非科学、信仰留下一些地盘,预设的法律也不例外。它更像一份音乐总谱,一幅工程蓝图,总谱仰仗演奏获得韵律,蓝图须在施工中完善。预设的法律的未完成性在制定法中一目了然:一是存在较大扩张或缩小及自由裁量的例外,如诚实信用、情势变更、罪刑法定等法律原则规定;二是合理期限、合理注意、显失公平、恶意串通、公共利益、内容适当等价值评判规定;三是情节严重或轻微、重大损失、严重后果、数额巨大、必要限度、重大误解等程度规定;四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具体确定等确定性规定;五是;保管不善、不可抗力(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明知、危险方法等其他规定。[17] 这些规定在制定法中为多数情形,均无法直接应用到确定的事实中,多数既有规范只是一个框架,一个待具体化甚至可修正的大前提。由此也可见,规范法律观将法看作是一个合适的、精确的知识之封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个案事实都能得到满足,只是一个公理化之梦。所以,人们在指南、准则意义上定义法律不无准确,指南只指明方向,要到达目的地,尚有不少岔路口需试探判明。但也不能像事实法律观连这一指南也不要,那会极易误入歧途,走上不归之路。 如前述,事实法律观主要解决认识论上的尤其是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纠正规范法律观包打天下之致命的自负,但它具有的规则怀疑及至虚无的倾向必须修正。实践法律观要解决这种不对称性,需平衡好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为了方便理解,先须表明,本文所用的法律指预设的规范,与事实无关,而与事实发生关联后形成的规范称为法,以体现法律观的实践性,也因此法是行为的理由。下面以六个命题展开论证。 3.2.1.法是关系的本体 规范法律观把法律被当作一个物质对象,一个相对于人们思维而存在的外在“客体”和实体,“主体”能不掺入主观成份地把握其纯客观性,这是一种受导于自然科学思维的实体本体论,人们使用的方法是发现。如以自然法学为代表的客观存在论,自然法学视野中的法虽形态各异,如逻各斯,上帝法,理性法(人的理性可认识),但都属于“预先给定之物”,它们像客观规律一样,为预设的、不变的,客观的,不证自明的,具有公理性。事实法律观又脱离了一般的“法”,预设的法,去发现具体的适合某个问题的根据,不承认法之本体,因为本体是统一的,所以也就不承认法是统一的。 实践法律观承认法有本体,但这一本体不是外在于主体的实体,而是打上法律寻找者的印记,创造的成份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作用。人们现在甚至发现,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不可能处处排除知识的主体性。即便将法看作是客体,也被主体化了,一切法不过是对人的行为之价值判断,如损害要赔偿,杀人者死,禁止民间借贷,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具有如天下雨地就湿的必然联系,并不存在损害要赔偿的客观规律。 但仅强调知识的主体性,客体的主体化,容易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因为主体具有历史性,其价值判断也具有历史性,法便显出异质,法的统一性丧失,出现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主意。要克服这一上帝既死,元规则不再,是非难定的纷争,不仅要像德沃金那样,坚定唯一正解的信念,以发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更需要知道如何获得唯一正解。这就是要把握主体的关系性,主体是在关系之中,必须在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之中发现法之本体。发现的方法是实践,在实践中通过获得唯一正解。因此,法的本体是关系的本体,具有主体间性,这尤体现在“契约即法”及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私法中。像康德在力图调和形式与内容时曾言“概念无内容是空洞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目的,” 法的是关系的本体这一命题着力使主客一体,法之统一,至少在底线规则上。 3.2.2 法是规范与事实相互关照的续造性结果 我们己知预设的法律是未完成的法律,那么,如何使预设的法律变成具有完成性的行为理由?这要对规范与事实进行处理,实际是发现规范与事实是否存在意义的同一性。这一发现过程就是等置,等置就是要将事实一般化,将规范具体化。事实总是表现为个案,将事实一般化就是把个案向规范提升,看其是否存在规范中行为构成规定的要素。而规范总是表现为一般,将规范具体化就是把规范向个案下延,看其是否能满足个案的要求。这一过程体现出事实与规范相互关照,法律者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审视,因为既有规范改变着事实、改变着世界,事实和世界也在影响既有规范。这就赋予了等置的性质不是按图索骥,不是决定和推论,也不仅是解释,而且也是积极的续造性行为。这种续造性行为未抛开既有规范,而是在其基础之上,但又不固守既有规范;这种续造性行为以事实为对象,但又不倒向事实,成为事实的记录。 因此,真正的法,即作为行为(包括裁判行为)的理由的法,是对事实与规范进行处理的结果,是应然与实然的对应。既有规范不论何种表现形式,是制定法还是习惯法,只是未与事实发生联系的行为的准则,只有外在的指导力而无内在的约束力。在前述“黄碟案”中,法律规定的住宅或公共场所均未预设集住宅和诊所于一身的场所,只有联系到这一公私混合地带之事实,依“有疑从轻” 原和适用于公民的“法不禁止即为允许”的原则,使用限制解释方法,将之从公共场所中排斥出去,或使用扩大解释方法,将之归入住宅。经此解释与选择,预设的法律才蜕变成了具有完成性的行为理由。 3.2.3 法是一元的 法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形成的,但如果应然中没有实然的成份,应然不对实然开放,实然中不包括应然的成份,实然不对应然开放,如果在应然和实然之上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上位概念,何以使应然适应实然,使实然适应应然,何以能将规范适用到事实上。事实法律观与规范法律观无法回答,它们均是以事实与规范两分为基础的二元方法论。二元方法论的要义之一是,事实是事实,规范是规范,二者分属不同领域,前者为外在的、客观的实在,可感觉,可测度,后者为内在的、主观的评价,可体验,可领悟。因此,二元方法论的要义之二是,事实与规范不可相互推导,如从损害中推导不出赔偿,要不要赔偿是人为的设定,正如拉伦茨指出的:“当我们将该案件事实理解为法律构成要件所指涉的事实时,已经带有价值判断的性质或已然是一种有评价性质的归类行为。”[18] 那么,事实与规范能相互关照的根据究竟在何处呢? 据考夫曼,应然和实然在结构上是纠缠在一起的,具体为,事实与规范共有一个上位概念,它就是“根本之存在”(sein uuml;berhaupt),它既“是”事实上,也“是”规范上的东西。或者说,案件与规范虽不相同,然而却相似,即在法之意旨(ratioiuris)或事情的本性(natur dersache)这个具体点上是相似的,规范与事实,必须存在意义关系中的同一性。[19] 这就化解了二元方法论的事实与规范不可相互推导的难题。化解的方式是对规范与事实进行等置,找到两者是否存在意义的同一性,如在旅客列车厕所中抢劫现金若干、手机一部这一个别事实与中国《刑法》第263条第一款的一般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存在意义的同一性,即抢劫财物。[20]对这一个别事实与这个一般规范进行等置,便形成了在旅客列车厕所中抢劫现金若干、手机一部属于抢劫公私财物的判断。对规范与事实进行等置所形成的判断是法,这种法溶规范与事实于一体,当然是一元的,同时,法的这种一元性是在等置实践中产生的。 3.2.4法是具有说服力的意见 预设的法律只是一个指南,经过对规范与事实进行等置后而形成的作为行为理由的法,是否就成为具有绝对合理的知识,即真理,也不可作肯定回答。借用柏拉图对“知识(episteme)与意见(doxa)”的区分,他认为知识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果,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和表述,不同于人类感性认识所产生的“意见”。[21]本文并不站在柏拉图的立场上,而以为意见的特质是可能性大于确定性;怀疑大于确信;选择大于服从;创造大于因循。[22] 就法是意见而言,理由如下:首先,因为在等置中主体不可能价值无涉,解释者均有是非感,是非感存在先见、前理解之中,解释者的立场偏向,就决定了不存在能普遍接受的要么对要么错的判断。其次,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极端的怀疑论者甚至认为,连数学都属于意见,比如,几何体系也只是建立在武断的假设基础之上。再次,每个人都有资格发表他的意见,互联网给发表意见提供了便利。无论人们意识与否,各国诉讼程序上的二审三审终审制,有的终审之后还可申诉,法官是裁判者,但其立场不外也是意见,如英美法院的法官意见分为:一致意见(per curiam opinion)、多数意见(majority opinion)、相对多数意见(plurality opinion)、附和意见(concurring opinion)、反对意见(dissenting opinion)或少数意见(minority opinion)、附带意见(obiter dictum),对法是意见的论断,这些均是极好的制度证明,所谓“铁案”只是相对而言的。 将法说成是意见,并非意味法律人可以任意,反倒加大了法律人的责任。因为你不是真理在握,不可轻下断语,对假设(判决、判断)要小心求证。要常感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不能直奔结论,开门不见山之于法律人不是坏事,要让人望山跑死马。意见是通向唯一正解的正途,唯一正解虽不能得,但心应向之,这才能使结论更具说服力,更有可接受性。法是意见,那么,相形之下,预设的法律是知识,区分的根据是,预设的法律关联着过去的定型事实,是对过去的事实的知识,知识具有可应用性,法关联着当下的新事实,是对当下的事实的意见,意见具有创造性。 3.2.5法是实践智慧 法是意见也暗指法是智慧。所谓智慧指不拘教条的辨析和创新能力,智慧具有因时空而异的历史流变性,非知识所能逮。拉丁文jurisprudentia本意为法的实践智慧,关于它的学问称为法学,所以乌尔比安说“法学(jurisprudentia)是神人之事,公正非公正之艺术”。这与今人将法学看作知识不同。法学经历了从智慧到知识的变化,以德语为例,在德国自然法学家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thomasius,1655-1728)以前,德语中法学一词为jurisprudenz,它直接采自拉丁语jurisprudentia,仅在词尾作了些微变化。托马修斯以后,法学又有一个新表达rechtswissenschaft,它由recht(法、法律、权利)和wissenschaft(科学)合成而来,直译为法律科学,通常也可称法学,它是jurisprudentia和英语及法语jurisprudence的德语对译,[23] 显然,这是受当时日益兴盛的科学的影响所致。后来rechtswissenschaft一词日益取jurisprudenz的地位代法学之谓,法学也从智慧变为知识。当然,互换使用的情况仍存在,但jurisprudenz现只更多指rechtswissenschaft出现以前的法学,和今天狭义的法学,即法律教义学(rechtsdogkatik),意为有关现行法律的学说。为与rechtswissenschaft区别,也为了准确反映了从前法学的实践智慧(prudentia)的品质,我常将jurisprudenz译为实用法学。 这里将法不仅视为是智慧,还看作是实践智慧,参考了智慧的特征和当代实践哲学的主旨:提倡反思,反对科学主义使人丧失自主性和行动自由,这可从以下五点来进行理解: ——法不是指预设的知识,而是形成于应用预设的法律的活动中;法的具体此在形式,法律人将如何言说,总是存在于法律应用之中。 ——在法律应用中要联系具体的情境,要考虑个案事实及变化,随历史变迁而动; ——要重视判断者的反思和自我调整能力,个人的经验,而非完全从预设的法律的规定性出发; ——这一反思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不是像知识那样,可以通过教育而获得,而是既不可学也不可教,是在法律应用中逐步获得的。实践出能力,“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法律应用追求的目标为恰与其份,个别正义。 总之,法是一种去实践才能领悟和获得的智慧。 当然,在实践中需有方法的技艺,法律是“什么”有赖于“如何”应用法律。方法具有两个功用:应用和续造预设的法律。应用预设的法律之方法有法律解释,法律推论(演绎),法律论证。对预设的法律进行续造之方法包括:客观目的探究(目的论限缩或扩张);法律修正、正当违背法律;法律补充、反向推论;归纳、设证、类比;论证、诠释。法作为实践智慧,是通过后一类方法续造预设的法律的结果。[24] 3.2.6 预设的法律是一般准则,法是具体理由 至此,本文实践法律观下的预设的法律与法显出区别。作为行为的准则或指南的是预设的法律,预设的法律是一般规范,是一个待具体化甚至可修正的大前提。对一般规范与个别事实进行等置后而形成的作为行为理由的是法,法是个别规范,直接约束人的行为。法在预设的法律是精确的情形下与后者一致,但这为少数情况,多数情况是法律不能直接应用,只是作为形成法的材料,正是由于此,我们遂将未与事实发生联系的法律称为法的渊源或法的材料,意为可以基于那些渊源或材料去寻找理由,但它们本身不是理由,就象木头与木桌的关系,木头可制成木桌,但木头本身不是木桌。因此,作为判断根据的不是预设的一般规范,而毋宁是被判断者“主体化”了的个别规范,任何的判断都不是直接依据预设的一般规范的判断,而是依“被正确理解的一般规范”或“被正确续造的一般规范”的判断。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中国民法通则第七条均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这是道德的法律化,是“以礼入法”。但什么是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这两条本身未指明,因此,它们还只是法的渊源或法的材料。由于法律给了法院将道德具体化的合法权力,法官依职权可以在个案诸如情妇遗嘱案中赋予其具体的内容,这一具体的内容,如将财产赠予给与其有同居关系的人是不道德的/道德的,是判定遗嘱是/不违背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的个别规范或理由,只有个别规范或理由才对案件有决定意义,有决定意义的才是法。 当然,这不排斥人们在日常语言中法律与法不分,将预设的法律看作是法,有直接的约束力;也不排斥学界关于法与法律在抽象与具体上的区分习惯。这里将预设的法律与法分别开来,是以是否对人们行为和判断有实质性的直接约束力为标准,应用性更强。必须指明,这里的法律与法的两分也有别于法律现实主义的偏激立场:只承认判决为法,否认预设的法律的意义。它不仅使立法成为多余,更使人们手足无措。本文将预设的法律在总体上看作是一般行为准则,就是承认其对人们的行为有一般指引作用,法是对预设的法律“续造”的结果,“续造”一词点明了法律与法由蛹至蝶的羽化关系。易言之,这里的法律与法类似存在与存在者人的关系,存在只有通过存在者人才可问,才显现,法律只有通过法才可行。这正应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的精义:惟有对总体的具体化才赋予所谓的应当以其确定的内容。 3.3 反思与开新的可行性 论证完此一反思性法律观生成的必然性之后,还必须讨论其应用的可行性。正如前述,在法治国家,百年来人们一直关注着事实与规范的分裂,并试图弥合之,只是欠缺一种居主流地位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而司法走得更快一些,但并未因反思与开新而导致普遍的任意裁判,或产生什么“司法不公”、“执行难”之类的问题。任意裁判的避免或恰与其份的实现,有赖于裁判者道德与技艺俱佳,两者相得益彰,否则便是:道德无技艺空乏,技艺无道德可怕。之于中国,要令裁判者兼具道德与技艺,尚需大量时日,任意裁判与恰与其份又常常仅一步之遥。对易于误识甚至故意走错这一步的忧虑,是本文思路见于四年前的一次学术报告,优秀命题多次在博士生研讨课上被讨论,及至今天才成完整文字的原因。但愿这是对理论在实务界的效应的高估和对裁判者道德与技艺水准的低估,无论如何,避免任意裁判,实现恰与其份是反思与开新必须直面的,也是人们要努力奔向的至高境界。鉴于这一本领是在践行中练就的,同时考虑到能在更大范围内讨论这一法律观,遂暂时置这种忧虑于不顾而将之和盘托出。 另外,法律约束的对象(主体)具有中间性,法律的约束力形式上达及所有主体的行为,但法律上的行为标准以中人为基础,理由在于大多数人可及,便于形成社会秩序。因此,不能完全实现实践理性追求的对每一情况都处理得恰与其份,达到个别正义,玩美女人广告一案便是证明。[25] 4. 结语:看山是山与看山不是山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创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略加改造用于理解何谓法律就是,在伦理上,欲消除事实与规范的对立,一定要看法律是法律,虽对法律懵懵懂懂,但应执着地相信法律是真实的,并对法律有种信徒般的崇拜。当我们在应用法律的过程中,由于与事实的隔阂,便对法律产生了怀疑,在认识论上,就要看法律不是法律。最后,经过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辗转往复,累积到一定程度,这时,看法律有了新得,这法律已与事实结合,羽化成了法。 质言之,实践法律观力倡先践行法律,以反对有法不依,对法律的忠诚感,法律教义学的方法,缺一不可;再在践行中反思法律,以反对法条主义,这要兼具法哲学的批判和创新精神;最后形成新的法,达至合理的秩序。实践法律观以践行法律,应对中国成就法治的特殊使命,以在践行中反思法律,满足世人追求恰与其份的创造之普适要求。 法律实践论文:论民事法律行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论民事法律行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以上看法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二,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有 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总之,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法律实践论文:简析远程教育法律专业社会实践模式的构建 论文摘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位,一直以来都是实行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集中面授为辅教学形式的广播电视大学远程开放教育整个教学过程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而实践性很强的法学学科,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位,更是电大法学专业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就业能力的诟病。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对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性教学;缺陷;实践实习模式 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及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和缺陷 作为成教学院的广播电视大学,具有许多与普通高校不同特点。首先,在校学生大多为在职成人,实行的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集中面授为辅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基本上处于准分离的状态。其二,在校学生之间因各自的工作学习时间的不一致,学生学习时间与公检法等部门工作时间的冲突,导致学校无法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组织和安排学生在固定的时间内参加集中的实践性教学,即社会调查各类实习、见习等相应的社会实践实习活动,实践性教学活动无法落实到位,整个实习环节形同虚设。因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失,学生毕业前的作业,如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是,虚拟、摘抄一个案例分析,随便找个单位盖章了事;论文也多般是没有任何社会调查事实的基础和自己独立的观点,东抄西凑他人作品的敷衍结果。其三,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的定位存在极大的缺失和反差(错位)。法学专科开设的18门选修和必修课程中,只有律师实务,法学本科20门课程中,也只有法律文书这二门与具体法律实务有关的课程,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实践性课程几乎就没有开设。课程的设置仍然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缺乏实践技能的训练和应用性的考虑。通过在校期间的学习,学生最大收获就是拿到了预期文凭,而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专科的学生毕业后,连起码的法律文书都不会制作,更谈不上“熟练掌握法律辅助岗位所需的技能”了。非法律专科的法律本科生毕业后,连起码的诉讼流程都不了解,就更谈不上熟练操作和运用了。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普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无工作的在就业时处处受阻、困难重重,已经在职的也因缺乏实践技能和竞争力,压力巨大,危机四伏,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故现行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既不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不适应电大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存在严重的缺陷及弊端。 二、探索实践性教学改革,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必要性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决定了其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很强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我国无论是哪种高校的法学教育,均存在着学校教育与职业教育脱离的弊端,至今仍未有较大的突破和改观。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律职业者必将成为一个专业化的职业群体,专门的法学教育也必然成为通向这一群体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教育的任务,必然要由高校法学教育来承担,法学教育向职业化转型势在必行。以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对本校08秋至11秋三年七届的学生的调查研究为例,其中有85%以上的学生为在职人员,且大多数已经在本单位从事与法律事务相关的具体工作。这部分学生将获取文凭和学以致用或现学现用,为主要追求目标。他们多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往往都带着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实际问题来学习,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能迅速提高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并发挥其潜能的过程。希望所学知识与对提高其本职工作技能有直接的效果和作用,并且能迅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中的能力。理论知识的掌握,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条件。另外15%的学生,也大多都抱有将来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择业期待,选择了法律专业,希望通过学习获得入职的学历条件和竞争就业的基本技能。他们在实践性教学过程中既不缺乏学习能力也不缺乏参与热情,其缺乏是参与锻炼的条件、机会和场所。“重理论,轻实践” 或者说实践教学环节的缺位,一直是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学生较为明显的缺陷,也是造成学生“学无所获”、“学无所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故在进行理论基础知识传授和学习的同时,将能力的培养提高到与知识的获取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学校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精深的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法律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现实生活中灵活运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的能力和素质,学会如何与各种人物和机构打交道的能力,学会如何分析、查证事实的能力。构建一种既能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能适应和满足电大学生个性化需求,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法学专业社会实践实习模式,注重学生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成为推动电大法学教学改革的深化,弥补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法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不足,提高教学效率,实现教育部提出的构建“专业学习与法律服务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课题和必经之路。 三、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应用 实践性教学指的是培养和训练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和技能解决社会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法律问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能力的活动。学生在此过程中必须完成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转换,通过对具体而实际的问题的解决,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技能的提高。 (一)根据人才培养定位的要求,调整法律专、本科实务性教学课程的设置和安排。我国法律教育目前存在的框架为: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等四个层次。为社会提供了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学术类法律人才和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应用类法律人才、和以辅助律师、法官、检察官工作为职责的法律辅助类应用人才等三个类型的法律人才。法学专、本科教育在上述格局中位于应用类法律人才、初级应用人才和法律辅助人才培养的底端。据此,电大法学本科的人才培养定位应该是:有必要的法学理论基础知识和较强的法律应用能力,熟练掌握各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和初级应用人才。法学专科的人才培养定位则是:辅助律师、法官、检察官工作为职责的法律辅助类人才。但现实中电大法学专、本科与法律实务有关的课程的设置和其法律人才培养的定位却存在着较大的反差。 司法考试改革后,所有法学专科毕业生都被排除在了司法考试的门槛外,这一变化对我国原有的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格局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法学专科毕业生如不继续深造,提高自己的学历,则无法参加司法考试,无法获得律师资格,更不可能去从事律师工作。故全国各类高校法学专科在此变化后,都纷纷取消了《律师实务》这门课程。而笔者所在省的电大系统,在司法考试改革实施多年后,在法学专科仍然沿袭老的教学计划,继续开设本应在本科开设的《律师实务》专业课程,这显然是与其培养目标和专业定位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经学校领导同意,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笔者结合电大法学专科人才培养定位和需要,开始在本校着手对法学专、本科《律师实务》和《法律文书》课程设置和具体的教学内容及方式等进行了改革尝试。将《律师实务》调整到法学本科,取消法学专科《律师实务》代之以《法律实务》,增开法律文书和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加大了实践教学的比重。这样更便于专、本科的学生,根据其择业和职业发展的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实践锻炼,更好的掌握基本技能。 (二)根据教学计划在基础性阶段对规定的课程,在制作多媒体课件中同步推出手机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根据教学计划学生在入学的第一学年,主要的学习任务是通过对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基础性阶段。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成员,在基础性阶段对规定的课程,除举办案例设计、法律文书制作等多种竞赛外,还在所教学科的多媒体课件制作中同步推出便于学生学习的手机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的设置。课件中设有课程介绍、课程学习、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和经典判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规章,法律文书样本,常见合同范本,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等参考资料、在线作业、网上模拟法庭、课程日历等18个栏目,同时还导入了中央大电、省电大、南昌电大学习平台和在线课堂的链接,同步推出的手机版移动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拓展和延伸了传统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空间和实训模式及条件,拓宽了学生的学习渠道和视野,便利了学生的学习,促进了教学方式的改革,创设了一个具有学习设备小巧轻便、资源传输方便灵活、物理空间布局自如、人际交流直观真实等特性的实践性教与学的环境,将原来集中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分化穿插融入到了学习过程的各个环节中。 (三)构建了以校内模拟法庭为主,校外实习基地为辅的实践实习的模式。如前所述,在固定时期内到法院进行旁听,到相关单位去走访,到公检法等单位去实习等传统的社会实践教学形式,与电大学生的特点和状况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为解决这一矛盾,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模拟法庭教学制度和操作规程。在学校建立了相对固定和规范的“模拟法庭”教室,购置了法槌等相应道具和服装,设计制作了与教学计划和进度相吻合的各类案例,邀请了公检法部门的专业人员,选择节假日学生休息的时间举办模拟法庭。模拟法庭教学就是以模拟法院开庭审理的方式,通过学生亲身参与,将课堂中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司法基本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活学活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教育目的的教学模式。我们在非毕业班,组织学生分别结合所学知识,举办班级模拟法庭,由任课教师担任审判长,其余角色分别由本班学生担任,庭后由任课教师和邀请的公检法部门的专业人员进行点评,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互动和交流。在毕业班举办由法学专业全部学生参与观摩的公开的模拟法庭活动,之前在学校进行公告,并要求全校法律专业的师生进行观摩。模拟法庭审理的案件,律师(各方人)、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各方当事人、证人等全部角色均由学生担任。通过模拟法庭的教学使学生的学习状况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体。学生不仅能将书本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庭审中,还能够进一步加深书本知识的理解,熟悉法庭审判的程序各个步骤和环节,并掌握了举证、质证、辩论的技巧。通过模拟法庭中的学法和演法,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参与和求知的欲望,且充分调动了教师与学生两大教学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尤其是最大限度调动了学生的主体意识。模拟法庭的实际操作训练,使学生学到的知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和锻炼,成为学生进行实践性作训的主要渠道和场所,毕业班学生在个中的表现则作为其“社会实践”课程的主要考核依据。 本课题小组将第二学年作为实践性教学的拓展性阶段。在拓展性阶段,小组在本校举办模拟法庭的同时,着手与律师事务所进行商谈,在律师事务所共建了固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在完成教学计划课程的同时,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到校外实践基地进行对应课程内容的见习,让学生接触真实案件参与具体的法律实务处理,拓展学生的实习内容和实训空间。学生在校外实践基地从所接触的真实案件的零散案件材料入手,学习进行分析、归纳、筛选,找出有关的法律要点、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形成自己的辩护或意见。学生通过校外实习基地实践实习活动的锻炼,在接触具体、真实的当事人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过程中,巩固了所学的法律基础知识,掌握、学会了法律技巧的运用,积累了办案的实战经验,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合作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满足了学生的需求和社会对法律辅助人才和初级应用人才的要求。 法律实践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实践教学探析 摘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有利于该课程目标的实现。文章通过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正视其存在的问题,选择恰当路径,以期提高该课的实践教学实效。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路径 近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实践教学虽获得一些经验,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笔者认为,要达到实践教学效果,必须对实践教学的必要性进行审视,正视其存在的问题,选择恰当的实现路径。 一、“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第一,“基础”课实践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等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1]“基础”课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体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 第二,“基础”课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规定。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2]“基础”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要求在进行理论教学的同时加强实践教学,增强大学生对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实现思想道德和法律素养内化与外化,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 第三,“基础”课实践教学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础”课实践教学就是谋求大学生各方面协调发展,使大学生知行统一,平衡发展。它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培养学生“实践体验”与“内化践行”的学以致用的能力为目标指向,引导学生努力把道德、法律认知转化为道德、法律实践。 二、“基础”课实践教学的现状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实践教学环节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由于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许多高校“基础”课教学中出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长期“脱节”的现象。 第一,认识不足,导致组织脱节。基于认识上的偏差、重视的程度,导致了在实践教学组织上的脱节。主要表现在:一是学校重视不够。虽然为了落实国家政策,许多学校从“形式”上制订了相应的实践教学计划,但实质却不能落实到位。二是教师认识不足。一些“基础”课教师没有转变教育观念,认为只要课堂理论灌输好就能达到教学目的,忽视了实践的作用,阻碍了学生的知行转化。三是大学生参与意识不强。许多大学生把实践看做“额外”增加的一个负担,“被迫参加”,没有认识到实践教学的作用。四是社会认识不足。很多单位担心会带来麻烦或不便,不愿意本单位成为大学生实践的场所。 第二,形式单一,导致活力不够。“基础”课实践教学在内容设计上一般能够结合时展和学生实际进行安排,但在形式上表现单一,如一味地开展校园文明调查、各种主题校园辩论、演讲、志愿活动等。虽然这在深化理论认识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活动一过,又回到“从前”,与开展实践教学的本质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实践教学活力不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实践教学活动缺乏有效管理。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模式,没有夯实有效的实践教学载体,为了完成实践教学计划而完成。二是实践教学途径创新不够。实践教学是一项极富创造性的活动,应充分利用课堂、校内、校外资源,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第三,流于形式,导致实效缺乏。在“基础”课实践教学中,不管是社会、学校、教师、学生都认为实践教学的目的很好,但效果很差,实践教学往往流于形式,缺乏成效。主要原因:一方面,实践教学虽然已经纳入了教学考评,但是其科学性值得考证。有些学校简单地将“基础”课实践教学划做教学的一部分,没有具体的办法,如做与不做、做好与做不好没有标准。另一方面,把实践教学当做一个短期的教学任务来实施的行为,忽视了实践教学的主题选择、运行监控和效果反馈,造成很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 第四,保障不力,导致机制不畅。“要建立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的经费。加强组织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2]这充分表明,“基础”课实践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基础”课实践教学在学校往往表现为“单打独斗”,校外也是“只身投入”。主要原因:一是协调机制不畅。学校教学部门之间,学校和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沟通不畅的问题。二是保障体制不全。“基础”课实践教学需要的必要经费投入,学校往往在支持上大打折扣。 三、“基础”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 “基础”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就要针对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从认识和目标、内容和形式、机制和方法、评价和考核等方面,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 (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 提高对“基础”课实践教学的认识的前提是更新教育观念。“教学观念是关于教学的看法和思想,更确切地说,是人们思维教学问题获得的结果;转变教学观念是指转移或改变原先对教学的看法、思想、思维结果。”[3]教学观念决定教学行为,转变教学观念有利于教学行为目标的实现。要转变“基础”课教学观念就是要树立新的教学观念,如教学质量观、教学质量效益观、教学价值观、教学过程观、教学评价观等。首先,管理上,学校领导集体应将实践教学放到与专业课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大教学投入、科研力度,丰富教学资源,有计划地开展教师培训。其次,教师应树立新的教学观念,一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地位,有强烈的职业光荣感与社会责任感;二要系统学习和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和学生;三要掌握现代的教育理论;四要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开设“立体”课堂。总之,转变教学观念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 (二)创新内容,丰富形式 “基础”课的基本教学内容包括坚定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的教育,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民主法制的教育,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教师要不断突破教材框架,修正补充教学内容,进行动态的教学。在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高度注意教材的内容与学生的思想和社会状况的结合,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和学生现实的思想中去,以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一是教学内容应以职业为导向,提升学生的劳动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实践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学生更好地获得职业岗位所需的基本素质和实际能力。这种职业导向性应贯穿于实践教学的全部过程。二是实践教学内容应坚持理论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学生,也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对社会热点、难点进行分析,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基础”课实践教学应在课堂、校园、社会三个渠道中开展丰富的教学活动。在课堂实践教学中,任课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设计实践主题,可采用研究讨论型教学、讲演辩论型教学、情感体验型教学等。在校园实践型教学中,任课教师有意识地布置与大学生校园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开展主题活动,如参观校史馆、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等。在社会实践教学中,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等。 (三)健全机制,创造方法 创新“基础”课实践教学,要在不断完善领导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中,运用新方法,达到教学实效。首先,完善领导机制。实践教学体系建设,领导机制的弱化会影响“基础”课实践教学的效果。一是党政挂帅组成实践教学领导小组,党、政、工团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二是明确分工、职责,保障实践教学的落实。其次,完善运行机制。实践教学主体涉及教师、学校各部门、学生、社会各单位,保证他们之间的通畅,需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一是形成协调机制,定期召开专门工作会议,商讨实践教学的总体部署和具体安排;二是形成沟通渠道,设立实践教学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落实、联系等常规工作。第三,完善保障机制。建立课程实践教学项目申报、立项、评估和考核制度,将其纳入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保障实践教学正常运转。加强学生活动场地、基地建设,为学生参加实践教学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加强工作队伍建设,组成实践教学导师队伍。第四,完善评价机制。加强实践教学的过程监督,将实践教学效果作为教师和学生考核的重要指标。将教师实践教学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在政策上给予倾斜,鼓励青年教师、专家积极参与到实践教学指导工作中。将实践教学过程、结果与学生成绩、综合素质测评衔接起来,在评优评先、推优入党、就业推荐等方面给予考虑。 同时,还必须运用创造性的方法。具体方法有以下几种可供借鉴:首先,基地化建设。基地是实践教学的重要载体。我校在校内建立了如大学生素质拓展、科技文化、教学团学一体化、学风建设等10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在校外根据农村和社区需要,建立了15个结对共建单位,建立了110个实习实训基地。这既有利于实践教学长效机制的建立,又满足了基地发展的需要。其次,项目化建设。项目是获得支持的根据,也是达到效果的保障。我院将实践教学项目化管理,根据实践的总体要求、活动内容、规划和方案,予以审批。不同的实践教学规划、要求、方案,审批的结果也不一样。第三,制度化。实践教学要做到规范、科学,正常化运作,就要制定囊括管理、机制、人员、考核等在内的《实践教学管理办法》、《实践教学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度。第四,特色化。实践教学实效提升还必须考虑“专业化”道路,立足各专业学生专长,结合学生和社会需求,选准活动载体,扎实推动实践教学特色活动的开展。 法律实践论文:对资本自由流动与所得税的协调研究,以欧盟的法律与实践为例 摘要:欧盟成员国所得税法的协调对于欧盟内资本自由流动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欧盟部长理事会颁布了数个旨在协调成员国所得税税制的指令。欧洲法院通过解释共同体法有关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来消除成员国国内所得税法中阻碍共同市场发展的因素。但是,由于共同体缺乏协调直接税的专有权限,欧盟层面上的所得税法发展缓慢。欧元的启动对欧盟成员国所得税法的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欧盟所得税法;资本自由流动;共同市场;欧洲法院 引言 建立一个货物、服务、人员 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从共同市场的发展来看,资本自由流动远比其它三个自由发展缓慢。在《欧洲联盟条约》生效后,《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改为《欧洲共同体条约》(以下“《共同体条约》”),有关资本流动的条款作了有利其发展的改进。欧元的启动也加速了欧洲资本自由流动的发展。但是,税收依然是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 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的发展愈发 迫切。本文拟结合欧盟的相关法 律与实践,分析所得税协调与资 本流动的关系。 资本自由流动对所得税协调的要求 1.资本自由流动规则的特征 《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法律规定主要在第四章,该章共5条(第56条至第60条)。 第56条是资本流动的优秀条款。该条禁止在成员国之间、成员国和第三国之间实施对资本和支付流动的任何限制(restrictions)。需要说明的是,第四章的内容不仅仅限于资本流动,还包括支付自由。限于篇幅,本 文只就欧盟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 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从第56条的措辞来看,成员国禁止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比原《欧洲经济共同体》第67条的条文更明确。原67条虽然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资本流动限制,但这只限于保证共同市场功能的必要程度,而现第56条下成员国的义务则是清楚和无条件的。因此,欧洲法院在sanz de lera案(case c-163,165 and 250/94)中裁定第56条具有直接效力。 此外,由于第56条没有将取消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只限定在成员国政府,它也约束非公共机构的行为,比如金融机构不能采取限制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单边措施。 2.资本自由流动对所得税协调的要求 所得税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税收增加资本流动的成本。一国居民在另一国的投资所得一般会面临双重征税:来源地国对利息、股息征收预提税,居住国对本国居民的境内外全部所得要征税。(2)税法对居民和非居民的差别待遇。“居民”和“非居民”是所得税法的基本概念,非居民不能享受一国给予居民的税收优惠是普遍承认的。 为了消除上述税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一般作法是签订双边税收协定,这些协定一般以oecd范本为基础。税收协定对于消除双重征税和保障税收无差别待遇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欧盟来讲,单纯通过成员国间的税收协定来促进资本流动显然不够:(1)税收协定是双边的,而欧洲需要建立多边的法律体制。(2)税收协定以承认缔约国的征税权为前提,其具体实施依赖缔约国的国内法。共同体法则希望其规则能够超越成员国国内法并直接适用。事实上,在共同商业政策方面,欧共体已经享有专有权利,而成员国不再享有 主权。(3)国际税收协定虽然有“税收无差别待遇”的规定,但仍承认“居民”和“非居民”的划分。欧共体希望消除基于国籍的限制,而居民与非居民的划分基本是与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划分吻合的。 根据《共同体条约》的规定,所得税领域的立法依然是各成员国主权之内的事情。因此,在承认成员国享有独立的财税主权的前提下,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的协调是借助于共同体机构的二级立法和欧洲法院的判例来推动的。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立法层面 《共同体条约》第94条规定:“理事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在会商欧洲议会以及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后,为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市场功能的需要,颁布协调成员国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的指令”。据此,在促进资本流动的税收方面,欧盟颁布的指令主要有:(1)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4号指令(合并指令)。该指令适用于涉及2个或2个以上成员国公司之间的合并、分立、资产转让或股份交换的税收问题。所有成员国 应当通过国内立法保证指令适用的交易免除任何的资本利得税。 (2)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5号指令(母子公司指令)。根据该指令,一个成员国的母公司从其在另一成员国的子公司得到的股息,该母公司所在的成员国应当给予免税,子公司所在国对子公司支付给其他成员国的母公司的股息不得征收预提税。 因此,上述指令有助于消除阻碍资本流动的某些税收。不过,借助指令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 作用有限: 首先,欧共体不具备协调成员国税法的专有权限。在成员国仍享有制定本国所得税法的主权 的前提下,只有在成员国行动的 规模或效果不能充分实现目标,而由欧共体行动能更好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共同体才能行事,并且共同体的行动不能超过实现《共同体条约》目标的必要程度。 其次,按照第94条的规定,理事会颁布指令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由于税收涉及到成员国的财政利益,因此取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是很困难的。另外,共同体机构根据第94条可以颁布的二级立法只限于指令,而指令这一立法形式也有其自身的不足。指令只在其要达到的目标上对收到指令的成员国有约束力,成员国仍有权自行决定为实现指令的目标所采用的方式或方法。也就是说,指令的实施依赖于成员国的国内法措施。 这样,欧洲法院通过司法判例来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 在《共同体条约》缺乏统一成员国所得税法的直接条文的情况下,欧洲法院通过解释资本自 由流动规则使成员国所得税法不成为共同市场发展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 1、广义解释第56条中“限制”的含义 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限制措施”的范围比直接限制资本流动的外汇管制法规要广。由于税收能够影响对资本流动,税收本身是否属于“限制”之列呢? 在sandoz案中(case c-439/97),奥地利法律规定,奥地利居民获得贷款时有书面贷款合同的要缴纳印花税,没有书面文件则不需缴纳。但是,奥地利居民从境外非居民获得的贷款,即使没有书面合同,只要奥地利居民的账簿中有记载也视为书面文件, 应当纳税,而奥地利居民从获得境内贷款,没有书面合同但在借款人账簿记载时却不纳税。欧洲法院认为,奥地利的作法具有阻碍奥地利居民从境外借款的效果, 违背了《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 因此,税收本身并不一定就会被认为是阻碍资本流动的限制,欧洲法院是看税收的效果。也就是说,税收仍然属于成员国主权范围,但是征税不能构成歧视,不能因此阻碍资本流动。事实上,《共同体条约》第58(1)(a)条也承认成员国税收立法的适用,但其适用有严格的限制。 2、严格适用第58条第1款(a)第58条共3款,第1款(a)规定,第56条不损害成员国实施关于依据居住地或投资地不同而区分纳税人的税法的权利。 表面看,成员国税法的适用不受资本流动的限制。但是,第58(1)(a)条的适用要结合《欧洲联盟条约》的第7号声明,即第58(1)(a)条所指的适用仅限于截至1993年底合法的税法。所谓合法是指符合共同体法。也就是说,某些成员国的税法如果违反了共同体关于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则,也不能适用。 在第58(1)(a)条能够适用的场合,即成员国税法的某些规定不在共同体法管辖的范围内,其作法不基于国籍而是针对纳税人的 居住或投资状况适用不同规则,也应当遵循第58条第3款的规定,即不能构成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如何判定某种作法是否为“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呢?对此,欧洲法院对《共同体条约》第30条的解释理念可以借 鉴。第30条是允许成员国背离取消货物贸易数量限制的规定。欧洲法院对该条进行狭义解释,限制其适用范围:成员国要举证其限制措施能够为共同体法支持;如果存在限制性更小的措施,成 员国就不能采取限制性大的措 施;如果未对国产品采取相同措 施,成员国也将败诉;在有共同体立法的情况下,就不应以国内法的理由援引第30条,等等。 3、借助服务或开业自由来消除成员国税法中的歧视,进而促进资本流动。 第58条第2款强调,资本流动规则不影响与共同体统一相符的开业自由限制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其它自由流动规则要消除税收歧视,就不能根据第58(1)(a)条采取限制。 开业自由是服务自由的延伸。事实上,“资本”和“服务”有时很难区分,比如一国在另一国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属于开业范畴,也是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又涉及资本流动。由于欧洲法院在服务自由流动方面有成熟的判 例,这些判例原则就可起到间接 促进资本流动的效果。 比如,在commission v. france 案(case 270/83)中,法国给予本国保险公司和其他成员国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子公司归集抵免的税收优惠,但不给予其他成员国的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分支机构。欧洲法院认为法国作法具有歧视外国保险公司在法国分支机构的效果,剥夺了外国保险公司的开业或服务自由,违反了《共同体条约》关于开业自由的法律规定。 事实上,如何成员国税法同时涉及到服务和资本流动规则,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只要成员国税法违反了服务或开业规则,欧洲法院一般就不再审查其是否违反了资本流动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共同体条约》缺乏协调所得税的直接法律条文时,欧洲法院的解释权仍受到限制,仍不能涉及成员国所得税税制的基本问题。 因此,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欧盟所得税法的发展 相对于欧盟在消除货物自由流动的间接税方面的成就,欧盟所得税的发展是缓慢的。欧盟所得税发展缓慢的现实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统一与分权”的矛盾。 在欧元成为欧元区12国的单一货币后,上述矛盾将更加突出,因为使用单一货币的欧元区成员国国民要面对15个国家的不同税法。这与共同市场追求的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目标是相悖的。 理论上讲,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主要有:外汇管制、金融服务法规和税收。欧盟国家已经取消了外汇管制,金融服务也有了共同标准,只有税制尚未统一。由于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国家就不能再借助于利率和汇率政策影响资本自由流动。这样,成员国就只有利用财税政策了,但成员国的不同税制和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的将对资 本流动产生扭曲。因此,协调成员国的所得税法,使资本自由流动 最终实现,是欧盟所面临的问题。 从成员国角度看,在成员国保留税收主权的前提下,成员国仍然有在税收领域合作的必要。 比如,成员国如果为吸引资本而竞相给予税收优惠,就会形成有害的税收竞争局面。因此,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商业税收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 on business taxation)。该守则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欧盟成员国表示将不采 取新的有害的税收措施并将审查现行立法,开展成员国间的税制磋商。因此,该守则的颁布也是欧盟在共同体立法框架之外寻求新的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机制的尝试。 法律实践论文: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实践研究 一、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现状 当前,我国部分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堂内容难以满足大学生实际需求。在很多与法律知识相关的公共课程方面,我国虽然实施思政理论新课程方案,但其中《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却是由“98方案”《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结合的课程。从课程设置来看,相较而言,大学生通识法律课程显得不够充足。而部分高校虽有开设辅修或选修法律课程,不过在课时方面却仅考虑到教学内容与大纲的完整性,很少会重点讲授创业法律风险。另外,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规划课程中,我国高校普遍重视就业素质、技能和创业精神、品质、素质、意识等内容,相关法律内容却少之又少。因此,从各类型课程来看,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都没有系统全面的创业法律知识内容,所以无法满足大学生创业实际需要。 二、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建构 1.建构原则。 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建构须遵循四大原则: (1)针对性。 在规定时间范围内促使创业法律教育达到预期结果,促进大学生创业法律意识、修养、能力的增强。 (2)配套性和相对独立 创业法律教育课堂体系在当前各高等院校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法律课程与其他创业教育课程之间应当相互配套,以便形成完整综合的课程体系,而不应独立于其他课程体系之外。 (3)实践结合知识性。 开设创业法律教育课程其目的在于让学生全面理解法律知识,为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并通过各类活动让学生逐渐形成各种外显操作行为,帮助学生累积法律知识和能力。 (4)多样性。 高校创业法律教育课程活动性、综合性特点,直接决定创业法律教育课程组织方式的灵活多样性,所以课程体系建构必须具有弹性和选择性。 2.体系建构。 遵循以上四大原则,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分三部分完成: (1)创业法律能力培养类课程。 创业能力极为特殊,它具有极强实践性、综合性、创造性,创业能力优秀即智力;创业能力是自我谋职能力,是转化自己或他人市场创意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其包括综合性、经营管理和专业性能力。大学生创业所必备能力之一为法律能力。针对以上能力设立相应培养的实践和务实类课程,如法律谈判、企业或商法务实等课程。同时,教授这些课程时要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多采用案例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情景体验、课文训练以及创业基地参观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多质疑多思考,促使学生化被动为主动,化接受为探究,发挥出创业法律教育的真正效益来。 (2)创业法律意识增强类课程。 法律意识是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开设的基本目标,其主要培养大学生守法知法、依法办事、尊重交易规则、诚实守信的意识。所以,该类课程教学内容即懂法、知法、守法,主课程以法理学为主,法律方法学、逻辑学等为辅。通过这些课程帮助大学生全面理解法律,强化大学生法律意识,正确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和作用。 (3)创业法律知识了解类课程。 现有法律体系中许多法律法规都与大学生创业相关,但大学生却并非全部了解。大学生创业选择企业组织形式是首要问题,因此了解企业法是基本,才能帮助其选择与自身实际相符的企业组织形式。按照各种出资人责任形式企业分为公司、独资和合伙三类。自1999年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正式出台,到2005年和2006年我国分别对《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进行修订,明确区分出各类企业创建要素的不同,以及《中小企业促进法》等,都是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重要教学内容。企业经营的过程即依法交易办事的过程,所以,大学生创业还需要了解《民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劳动合同法》《会计法》《专利法》《所得税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保险法》《劳动法》等一系列法律。最后,创业过程避免不了纠纷争议,大学生还应了解《诉讼法》。由于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的庞大,知识内容的繁杂,对于非法学系的学生而言讲解重要概念和制度即可,且介于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实践来看,主辅修或双学位形式是解决法律教育现状的较好办法。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还尚存不足,高等院校还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摸索,进而促进其课程体系的完善。而笔者认为主要完善思路,可从创业法律意识增强、知识了解及能力培养三方面出发,结合大学生创业实际需求,构建针对性具有实际效益的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 作者:董万伟 魏家琴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法律实践论文:研讨国外法律教育的实践与课题 一、法律教育实践 法院。最高法院以《法律教育研究会的报告书》向全国的法院颁发,以使其知晓法院参与普法教育的重要性。为促进学生对法院与裁判制度的理解,为参观法院的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制作浅显易懂的宣传录像,向全国的法院发放。法务省。作为普法教育政策的一环,其与日本最高法院、日本律师联合会、文部科学省共同举行法律教育探讨会。在法务省的主网页上登载有关的宣传小册子。日本律师联合会、各地方律师联合会、各律师协会,在日本律师联合会内,设置市民法律教育委员会,力图在全国推进开展法律教育,在对各律师协会的法律教育活动进行支援的同时,进行有关法律教育信息的收集与交换,开发与研究针对教员的教材。另外,每年针对教员设施夏季培训讲座,与教育相关者进行意见交换。 在各地的律师协会中,有七成的协会开始设置分别承担法律教育的窗口以及委员会等活动。日本司法代书人联合会、司法代书人协会,其举办以成为生存力的法律教育为主题的市民公开研讨会,与教员、法律实务家等协助授课,进行讨论等,利用大学的校园机会举行法律教育研讨会、研修会等,以法律教育为主题进行演讲。在学校教育实践中也有不同声音。首先,“应该培养法律不是作为规制、约束的东西,疏远的东西,而是为了使社会更加美好,应该亲自主体性地制定的意识”,这种着眼于法律本来存在意义的努力更加重要。其次,“对于基本的理念、法律的主旨,法律与规则的形成过程,带着实感进行理解的指导尚未充分进行”。在实践方法上,作为实施法律教育的前提,是培养提出自己的意见,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商议的基础上得到结论的能力。这方面比较欠缺。为普及法律教育,有效地实施教育,在学校里,有必要根据儿童学生的成长阶段,切实编著法律教育的课程,并且在教材的充实与指导方法等方面下功夫。由法律实务家进行的实践,在使学生理解司法制度的主旨等方面的努力不够充分,对于实践的方法,法律实务家与教员的协助不充分。 二、法律教育的发展方向 培养支撑自由且公正的法律思考方法。日本的法律教育要达到的目的是:每位国民在进行自由活动的基础上,加深对法律以及司法应发挥的效果的理解,掌握预防纷争的发生,并且为切实解决纷争所必要的、基本的素养;与此同时,培养学生作为自由且公正社会的承担者,主体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法律作为社会共生的相互尊重的规则,保护国民的权利,明确国民的责任,促进各人自律的活动,使其生活丰富多彩。因此,法律教育是让人们充分理解个人的尊严与法律的支配等宪法以及法律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律且有责任的主体,养成为参与自由且公正的社会运营所必要等资质与能力,并且认识到法律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抱着充分的法律意识行动,培养主动利用法律的能力。 法律教育涉及的主要内容:1.为使学生认识到,法律是为共同生活和相互尊重的规则,目的使国民生活更加丰富,主体性地学习是如何制定规则的,根据规则如何解决纷争等;2.在规定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私法领域,力图充实学习机会;3.为使学生认识到每个人都作为无可替代的存在,要互相尊重,以及作为自律且有责任的主体参与自由且公正的社会管理,同时为培养参与社会的必要的素质与能力,需要进一步理解个人的尊严、国家的主权、或者存在于法律支配等宪法与法律的基础的基本价值与国家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存在模式;4.使学生认识到,司法通过依法救济被侵害的权利,处罚违反规则者,力求维护、形成法律秩序,同时将所有的当事人都置于同等的地位,由公正的第三者经过适当的程序根据公正的规则进行裁判。 三、对应儿童成长阶段的法律教育 考虑儿童成长与发育的过程,根据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儿童的判断除自身的欲求以外,通过第三者的观点,对社会的理解,对象客观化的深化,从主观性向客观性发展。因此,儿童理解规则和判断的意图及动机的能力,以及由自身制定规则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儿童的判断标准,可以分为因为权威说了所以正确;对自身有益;为了应对周围人认为好的期待;认识到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所必要的;社会契约式的观点;任何社会人类都存在普遍性原理、根本性原理。 所以,日本中小学校的法律教育的展开,包括:1.中小学校的法律教育,不仅强调遵守法律与规则,使其理解法律与规则的必要性。通过作业性体验活动,掌握学生资质与能力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与游戏中制定规则的实践很重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行动,养成公德心等道德性也是中小学法律教育的基础;2.对普遍性原理的理解,具体是指理解宪法与法律的基本原理很重要。在社会科的课程中,使其理解到个人的尊严与法律的支配等基本原理,法律不单是规制国民的,而是使国民生活更加丰富的内容,是每个人共生的相互尊重的规则,理解市民社会的契约的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原则,以及司法的内容,从而培养判断的能力与感觉;3.高中的法律教育,在此阶段,以可以进行高度的理解为前提,在使其考察法律各种问题的同时,使其基于切实的证据进行公正的判断。在进行公正的判断之际,首先自身进行判断,并对其判断附加有说服力的理由,与此同时,使其认识到学习别人的判断及其理由,再构成自身的判断的必要认知。 四、普及法律教育课题 在学校教育等普及法律教育时,首先以教育相关人与法律实务家为中心,使其广泛理解法律教育的重要性。最高法院、法务省、文部科学省等相关官厅、日本律师联合会与日本司法代书人联合会等相关团体,从各自的立场,在协助的同时进行积极的努力。文部科学省利用各种机会,向教育委员会与学校,宣传法律教育的重要性。在普及法律教育之际,各学校根据儿童学生、学校、地域等的实际情况,考虑如何充分发挥创新办法。在学校教育中,法律教育的担当人是学校的教员。为有效进行法律教育,以由教员创意办法的指导为中心,进行关于法律以及司法的思考型教育,属于新的创意。所以在促进教材开发与指导方法等实践研究的同时,法律实务家为首的各个相关人的支援非常重要。这些相关人包括:法院、法务省、日本司法援助中心、日本律师联合会、各律师会联合会、各律师协会、日本司法代书人联合会、法学研究者、教育研究者。 在日本,如果把法律教育视为培养民主立宪主义国家中国民所必需的教育,与读、写、算相同,法律教育应该是参加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教育内容。要掌握这样的教育,学校教育是理所当然的。 除此以外,在一个人度过人生大半的家庭、地域社会、单位等也需要进行。例如,在家庭中,儿童经常会接触到消费问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因此,在家庭的日常会话中,所谓保护生活的智慧,展开法律的话题,对儿童而言,会让他们感觉到法律教育是非常接近的教育教学。 作者:李璋 法律实践论文:法律实践本体论分析 本文作者:黄竹胜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形成法律理论并通过法律理论来描述、解释和批判法律实践、进而推动法律实践、指导法律实践,是法理学的基本工作方式和工作目标。但是,在何为法律理论、其存在形态为何、有什么内在的规定性等本体性的问题上,法学界并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法理学的学术交流和法学工作者创造、传播和应用法律理论的自觉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妨碍了法律理论对法治实践的功能发挥。因此,从法律理论的生成过程、存在方式以及作用机理对法律理论进行本体性的分析,以提高对法律理论的理性把握程度和应用法律理论的自觉性和有效性,就成为法理学未竟的、有学术价值的一项理论工作。 一、何为法律理论 虽然对法律理论这一概念人们耳熟能详,但是进一步追问法律理论的规定性、法律理论存在方式、法律理论的表现方式等深层次的问题时,人们马上就会陷入失语的尴尬状态。究其原因,与法学界对法律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有关,也与法律理论表现方式的复杂性和形成的根据的多样化有关。就国内学者来说,比较习惯于应用法学理论这个概念来表达,其含义有时被作为法理学的同义词[3],偶有学者应用法律理论这个概念[3],并将其与法学理论作出区分,但是法律理论与法学理论的差别何在,语焉不详,深入论证的也不多见。国内学者对法学理论的理解[4]比较宽泛,其基本的含义:一是指称与法律实践活动相对应的、作为法律思维成果的系统化、一般化的法律陈述、法律说明和阐释模式,是法学工作者经过对法律现象的高度抽象后所形成的认识成果;二是从法学学科和法学知识的分类的意义上来称谓与法律实践活动所不同的抽象化了的法律知识系统。[1]从第一层意义上看,法学理论是作为一种法律思维和法律思考的结果所表达出来的,是意识层面上的东西。它与法律理论存在着基本含义在内核上的共同性,也即是对法律现象的一般性、系统性的概括和总结,两者的差异在于法学理论包括的范围大于法律理论,前者除了包括法律理论外,还涉及到法历史学理论、法社会学理论等并不是直接以法律规范为描述对象的理论形态,甚至还包括以哲学理论、政治理论、道德理论来概括法律现象所形成的法学理论[1]。从第二层含义上理解的法学理论实际上与法律理论是同义词,学者们对两者并不作严格的意义上的区分[3],两者是同一回事。 就国外学者的观点和主张而论,对法律理论的理解则存在着不同于国内的认识和观点,特别是在德国的法学家中,法律理论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的。有的学者是从法学学科的意义上来分析法律理论这个概念的。考夫曼教授在辨析法哲学、法律理论、法律教义学三者的关系时,就认为法哲学是将法学中的基本问题以哲学的方式加以探究和回答的,它是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法学,它与法律教义学的区别在于对象的不同[5],法哲学没有具体的实义客体,而是以法的整体为思维对象,而法律教义学[6]总是在体系范围内论证,它以未经检验即视为真实的条件为前提。[7]法律教义学以处理规范性视角下的法律规范为主要任务的法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以其司法适用实践为考察中心,来解释法律规范中的概念和规范的意义,同时为具体案件的解决提供理论、理由和原理的学问[8],法哲学与法律教义学两者并不相同,无法相互取代对方[6]。对法哲学与法律理论的关系,考氏认为两者的区别很不明确,无法得出精确的区别,两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动机,法律理论是从法哲学中解放出来的理论努力,他们试图从法律人哲学的方式来回答与法律有关的哲学问题,“因为至今尚未有一个可将它们区别开来的标准,充其量,人们只能确立它们各自的重心:法律理论的兴趣,主要在于形式和结构上,而狭义的法哲学更关注内容,所以不做区分。”[5]从以上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在考氏的理论视野中,实际上是从法学知识和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界定法律理论在法学中的地位,并将其与法律教义学、法哲学、法社会学等作为法学的学科,这种看法在德国的法学家的理论体系中似乎是比较普遍化的观点①。 有的学者对什么是法律理论,则有不同的论述。如德国学者霍恩教授认为[1]:“法律理论产生于这样的需求,即法律可以用一般形式从理论上来解释,而不必讨论正义问题这一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法律理论或多或少的是剥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只限于从中度抽象层面上对法律及其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产生条件和作用方式,适用的方式和法学论辩的结构作一般性的论断,”法律理论由关于法律的一般性的陈述构成,法律理论的客体是对法律的一般理论性的描述[1]。很显然,霍式把法律理论作为法学认识的一种结果状态,区别于法哲学所探究的抽象的正义理论问题,它以法律的过程作为理论概括的对象,以形成服务于法律现象认识、法律工作者应用法律、适用法律的一般性、应用性理论为主要的理论工作目标。在他看来,法律理论与法学理论是存在差别的[1]。虽然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法律理论不同于法哲学、法学理论,但是我们对作为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法律理论的界定还是可以从学科意义上的法律理论的演化和发展中获得有益的启示。首先,法律理论是学者们试图摆脱法学研究中过于抽象化、哲学化的法律问题的思考方式所作出的学术努力,是对法学研究对象自我限缩的结果,它将理论的目光和视野从无限的法律世界回归到比较具体的法律生活和实践领域;其次,这一路向也开辟一条通往法律实践、回归法律实际生活的理论路径,是学者提升法学理论影响法律实际的尝试,它试图建立法学与司法实践沟通的理论管道,有助于法理学形成对法律实践的影响力;第三,预示着法学家形塑法学理论从哲学、道德、政治等领域到司法过程的转向,从关心法学理论的体系性、抽象化程度向科学性、应用性的回归,它的理论目标、构造方法、获取理论论证资源和表达方式与法哲学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形成法律方法论与法学方法论差异的法认识论上的原由;第四,在理论的表达和表述上也实现了根本的变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法律理论进行如下的界定:法律理论是法学理论的一种理论形态,是对法律应用过程进行一般性概括和描述所形成的系统性论述,它是围绕着实证法和法律应用过程而形成的具有直接的应用目的和实践指向的法学理论。首先,法律理论也是法学认识过程的结晶,脱离法学认识过程,就不可能形成法律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理论也是法学理论的一种,是具有普遍性、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知识体系。但是,与其他的法学理论进行比较,法律理论是偏向于从规范性意义下的法律规范以及应用过程的主要环节和法律实务来形塑它的知识结构②,如法律结构理论、法律方法理论、法律解释理论等,都是直接从法律体系和司法过程提炼出来的。其次,法律理论以客观性和科学性为理论建构原则,排除价值判断、伦理思考和哲学思辩等形而上学的理论思维方式,与追求规律性的、应然性的法学理论在理论旨趣上存在较大的差别。第三,法律理论是直接或者间接以司法上的应用性为理论目标的理论,带有比较明显的实践指向性,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为依归,这与偏向正当性、价值性论证的法哲学的理论或者偏重于法律经验的归纳和总结的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是不同的。诚如学者所言“:哲学家、伦理学或政治学家的法学,也可以说是专业法学以外的法学,这些法学所关注的问题、运用的语言以及知识追求与法学内的法学有所不同,其采取外观的立场而又企图深入法律之内在的根本问题……故此,法学与法学外的法学之间常常处于格格不入的关系状态。”[9]该论述实际上道出了抽象法学理论与应用法学理论也即是本文所言之法律理论的差别。#p#分页标题#e# 二、法制实践结构转型与法律理论的法治意义 然而,在法理学的视阈中,法学理论与法律理论的概念区分有意义吗?这种区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在当代的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境遇中,被抽象的法学理论折磨得很是疲软的学者和心灰意懒的读者,面对法理学所贡献出来的法学理论已多有指责,从小处来看,指责法学理论脱离实际,无法指导法律实践[10]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言说,从大处看,则指责法学理论无力提供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的作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11]。中国当代法理学所处于的这种内外交困的情景,催生了许多有学术责任和使命感的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焦虑[12],同时也推动了摆脱困境的种种理论努力。如孙笑侠教授所倡导并践行的返回形而下的法理学研究[13],陈金钊教授所追求的“上可着天、下可着地”法律方法论研究、谢晖教授所追求的民间法研究、葛洪义教授所追求的地方法制研究等法学理论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都走出了摆脱形而上学法理研究传统套路,其回归法制实践的理想和追求,其推动法理学的实践转向的学术努力都反映了中国法学理论界对抽象法学理论的不满和变革的姿态,他们的实践性转向的立场对整个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方向的选择无疑是具有启示性、引导性、前瞻性和革命性的。在中国法理学目前的这种状态下,特别是在中国的法制实践结构从立法向司法的位移背景下,重申法学理论对法律实践的理论回应、凸显出应用性法学理论的研究也即法律理论路向的研究,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具体说来,应用性法学理论也即是法律理论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 第一,满足法制实践结构转型的理论需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因此对法学理论的需求也带有时代性。受时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推动的法学理论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法学理论的研究者不能摆脱现实条件对其在视域、问题意识和理论建构上的规定和影响。“困境推动着法理学的发展……法理学是处理法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新的危机的工具”。[2]就当代中国法制发展的状况而言,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法治实践的结构发生了从立法向司法的位移,这种结构上的变化不仅仅表现为法律制度建设重心的变化,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对法学理论的新的渴求和期待。诚如德国学者魏德士所言“人们对法哲学和法理学的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总是紧跟社会灾难、制度危机和政治变革。”[2]。 因此,法学理论能否适应这个法治实践结构的转向、提出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和为法治建设提供确实的理论指导,便成为法理学能否再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法学理论无论是创新还是继续沿革已经存在的理论资源,需要通过法学方法论的重新选择来为司法时现、创造和提炼有效的法律理论提供方法论的支持。这意味着盛行于立法时代的法学理论,需要按照司法时代的理论需求重新考量原有的法学理论的价值,选择和确定契合时代的法学理论,这样一个吐故纳新的理论结构转换过程是法学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必要代价和基础。因此,司法时代的到来,既是一个法学理论发展的新的时期,也将是社会重新选择引领法制实践的理论、以及原有法学理论的重新定位和功能整合的过程。在立法时代,法学理论的重点一方面是清除极左的政治话语、拨乱反正,从政治上为法治的正当性进行理论论证,因此法学理论主要探究的是法律的本质、法的本体论、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等这类现在被称为大司法学、政治法学之类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立法增多、法律职业共同体基本形成,对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技术问题的关注成为法学理论的另一个增长点,法条主义和概念法学遂得以盛行。整体说来,在整个立法时代完成了在政治上为法理学的正名的工作,使法学理论获得了独立发展空间。但是,这个阶段的法学理论无论在内容上、体系上还是研究方法论上都存在许多的不足和缺陷,因此面对法治重心从立法时代向司法时代的转移,以论证立法的正当性为优秀的法律理论逐步暴露出理论的社会不适应性。 立法时代的法学理论功能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论证”功能有余而指导功能不足。作为对法治现象进行理论概括和学理升华的法理学,对法治实践发挥指导性功能是其学科自主性的表现,也是其基本的价值之所在。但是,从法理学所提供的理论和知识来看,似乎对法治实践的指导作用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的法治已经凸显出司法、执法的大量问题,但是就司法、执法过程所存在的随意性和非合理性,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多少严格意义的理论反思和建树,司法、执法理论在法理学的理论框架内即使不是空白也可以说是薄弱的,它不能提供司法、执法所需求的方法。第二,对法治实践的理论解释力不足。法学理论的学科完整性表现在对所研究对象具有的理论解释力上。所谓的理论解释力是指理论对所研究的对象的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能够做出系统化的说明和符合逻辑的归纳和论证。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法理学,必须是为从事该门学科研究的行政法学工作者所共同接受,对所应用的范式获得学者的认同,研究者根据该范式提供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以及基本框架来解决研究中的难题,解释实践中的现象。然而,我们目前不仅没有真正形成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法学范式,法学理论工作者所借以解释法律现象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对法的实际运作过程,现在的基本“范式”也关注得非常的不够,面对半数以上的行政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我们的理论又有什么能力开出有效的“药方”呢?虽然我们不缺乏对策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转化为实践行动的研究成果确实不多,这其中有体制上的困难,但是与所提出的对策的有效性不足、可操作性差、理论论证不充分不能说没有关联。具有理论建构能力的法学理论不仅应该具有评价、分析法治现象的理论功力,而且应该具有前瞻性的导向作用,指导法治的发展方向。要具备这样的品质,法学理论首先必须具备创新的机制和开放的理论视野,对法律过程和法治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能够及时地进行理论上的升华,提出预见性和指导性的新观点和新思想,保持与时代同步的理论创新意识和理论能力,使理论具有开拓和发展的结构。其次,法学理论必须具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也即能够运用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和观点来剖析现实、找出症结、开出解决办法。#p#分页标题#e# 第二,克服政法法学、文本注释法学和社科法学等类型的法学理论的局限性的需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学理论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按照苏力教授的分析和概括,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学包括法学理论从研究方式、问题意识和思想理论资源上,可以区分为政法法学、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三种法学流派[14],三种流派所形塑的法学理论各有不同,所发挥的理论功能也各不一样。政法法学虽然推翻了法学的政治话语的支配,从政治上为法学的存在和发展构造了正当性,但是并没有确定法学理论构造的法律平台,不得不与其他的学科分享共同的理论话题,法学理论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而注释法学虽然将理论的视野集中于法律的文本世界,专注于法律的专业化知识的生产,但是这类法学停留在对法条的解释和注释上,没有形成普遍化的理论内核,而只能停留在部门法的低度抽象的法学理论构造上。特别是由于自身的理论创造力有限,移植外域的部门法理论成为主要的理论制造方式,其与中国本土的契合性和理论解释力都存在着问题。社科法学主要是借助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资源和方法来发展法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扩大了法学理论思考问题的视野,形成了多法律的多角度的认识,但是它不可能形成从法律制度切入的一般的社会里或理论命题[14],它与法律实践的距离也是越拉越远,理论的效用性也越来越差。三种理论路向的法学或者法学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特点,就是离开法律和法律生活这个中心而借助法律以外的元素来创造法学理论,所以导致了法学理论的专业性降低,与司法过程的理论需求不相吻合,与法律职业工作者的理论期待差距越来越大。 第三,实践哲学以及思维方式的启迪。实践哲学是任何把实践作为基本范畴并从实践出发所建构的哲学,它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关于意义的整体论;二是关注具体实践和这些实践所处环境的重要性的强调[15]。实践哲学虽然没有承诺特别的理论方法论,也没有形成比较确定的理论范式,但是它对于解释这个世界以及解释人们的知识形式和思想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形成对社会生活的新的理解却很有价值。实践哲学对于法学研究和理论建设过程的哲学启迪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形成一种开放的法律思维方式,破除对立化的法律思考,形成以追求实践智慧、培养法律实践理性能力为目的的理论追求;其次,立足法律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从抽象的或者虚假的原则出发来构建理论命题。回归法律的现实生活世界,走向人们的日常法律生活,从司法过程的实际状况来建设法学理论。第三,法律理论的建设以实践为归宿,以满足实践的要求来检测。只有这样,所建构起来的法律理论才能获得实践过程的接受,理论也由此发挥出它应有的功能。 三、法律理论的构造 以实践哲学为导向的法律理论,要克服抽象法学理论对实践诉求的疲软状态,形成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提高自己的理论应用性能,就要对自己的理论品质和性格进行全面的改造,使之获得与抽象法学理论不同的理论结构和方法能力。具体来说,法律理论的理论特殊性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析: 1.法律理论建构的基础:实在法及其过程 法学理论建够的基础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偏向的法学理论,以价值追求为目标的法学理论以理想的法律图景为目标,以法律体系为基础的法学理论则以形成静态的法律逻辑关系规则为旨趣。这些不同倾向的法学理论实际都承担着自己的理论职能,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因此,就理论形态的价值而言是无所谓优劣之别的。而就法律理论而言,它所选择的是实践法学的理论建设之路,它的理论对象世界是实在法的世界、法律过程的世界和日常法律生活世界,这三个世界成为法律理论形塑的基础,也成为法律理论的基本应用领域。在这三个对象世界中,实在法世界是依附在以司法为中心的司法过程中的,日常法律生活世界也以法律过程世界为依托,因此司法过程世界实际上成为法律理论的根据地,以此为基础所建设起来的法律理论才能回应当代的中国法学、从政策定向的法学经由立法定向的法学走向了司法定向的法学所形成的理论需求。[16] 2.法律理论建构的理论对象 既然以法律实践场域为理论的对象,也就决定了法律理论的目标只能定位在比较实在和可能的范围内,而不能祈求太高的目标。首先是法律理论需要与一般的法哲学理论如法律价值理论、法律正义理论保持距离,法律理论不是规范性的理论,不对法律问题进行规范性的判断和前景性的描述;其次,它也需要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法社会学保持距离。虽然法社会学也会对经验事实进行理论加工并形成一般性的陈述,但这与主要以法律过程为中心进行理论概括和描述的法律理论至少在侧重点上是存在差别的。第三,法律理论的理论建构目标“:只限于在中度抽象层面上对法律以及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产生条件和作用方式、适用方式和法学辩论结构做一般性的论断”[1],这从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法律理论的论域范围保持在法律产生到法律适用之间,并凸显出法律应用理论、法律方法理论、法律体系理论、司法理论等在法律理论的中心地位。 3.法律理论的构造方式 构造方式是法律理论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两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作为手段的构造方式包括法学方法和理论形式结构两个方面。由于法律理论的对象的规定性,决定了价值分析方法、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文化学的方法论等都不能在一般的法律理论建构中发挥太多的作用。其次,由于用以构造法律理论的材料和资源主要是来自于法律实践的法律规范世界、法律事实世界和司法的过程,所以,其主要的理论构造方式,就是通过对规范和事实的法律解释和逻辑分析来形成规律性的陈述的,法律解释方法就成为主要的法学方法论,成为构造法律理论的基本手段。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育的有效整合 【摘 要】随着社会国际化发展的逐渐深入,国际理解教育已逐渐成为国际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我国大学英语教育在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还存在着缺陷。本文从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大学英语教育的课程以及大学英语教学等方面对与国际理解教育的整合提出具体的策略,为促进我国大学英语教育的有效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 大学英语教育 整合 国际理解教育主要是以“国际理解”作为教育的理念并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基于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育教学,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团结、友爱、宽容、互助等优秀品质,在正确理解和认识竞争的同时,也要积极加强团结协作。 一 当前大学英语教育在国际理解教育中存在的缺陷 1.大学英语教育注重语言知识,缺乏国际意识培养 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注重的主要在于英语语言的学习,对学生国际意识的培养还存在很大的缺陷。许多教师在英语课堂的教学中,基本上都是把英语等级考试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以提高学生的英语知识能力为主要目标。学生在大学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通常也都是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理解和掌握课堂英语教学的词汇、句子以及英语语法等知识,在阅读训练的过程中,对于英语阅读的具体内容,教师和学生往往都是采取忽视的态度。这种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方法,完全忽视了对学生英语语言实践交流能力的培养。学生不能够通过英语语言的学习,理解国际的文化知识,达不到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 2.大学英语的教材存在缺陷,国际理解教育知识不突出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育已逐渐把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纳入到大学英语课程的教材当中。例如,有些文章介绍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地理风貌等。虽然国际理解教育的知识内容非常广泛,但是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并不突出,并没有明确规定课程大纲的学习目标,大学英语教育当中的国际文化教育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没有明确的教学大纲。这样,不仅使教师在教学中缺乏一个明确的教学重点,学生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学习上,也无法对国外文化进行系统的学习。 3.大学英语的教学方法存在缺陷,无法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态度与能力 在我国当前的大学英语教育教学中,对于国际理解教育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主要是简答的附加方法,也就是在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内容上,补充和添加相关的其他国家、民族以及区域的文化知识内容。这种简单附加的教学方法,根本无法达到国际理解教育的能力目标。与此同时,在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外知识文化,但是,对于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国际理解教育态度和行动能力的目标,还存在许多的不足。 二 国际理解教育与大学英语教育的整合方案 1.将教育教学的目标进行整合 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分为国际理解知识、国际理解态度、国际理解技能以及国际理解视野四个教育目标。这四个教育目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在国际理解视野和国际理解态度这两个方面,必须要掌握丰富的外语知识,能够利用外语知识进行国际交流与理解。通过外语知识的学习,学生能够准确理解其他国家的信息,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并在国际交流与活动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2.调整大学英语的课程教材,做到课程内容与国际理解教育的整合 在我国当前的大学英语教育的课程教材上,虽然有一些文章对国外历史文化、生活习俗以及地理环境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但是从国际理解教育的视角上看,仍然存在许多的不足,例如缺乏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和内涵并不是特别突出。而且课程教材的设计目标主要是针对学生的语言知识进行训练,对国际理解的态度和能力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要求。 3.提高教师的素质能力,做到与国际理解教育的整合 基于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育的有效整合,同样也需要教师在大学英语教育的教学方法上做到与国际理解教育的整合。教师在大学英语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基于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师必须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以及专业态度。在专业知识方面,教师不仅要掌握普通的文化知识,还必须具备专门的英语知识和教育学知识。具备普通的文化知识,对大学英语教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当今世界文化的迅速发展中,普通文化的内涵已是非常广泛,能够有效陶冶教师的人文精神、培养教师的人文素质,进而形成国际理解教育视野,对学生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活动。在专业技能方面,要求教师积极改变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方法,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英语知识能力的培养,重视对学生国际文化的教育。而在专业态度上,教师必须要以国际理解教育作为大学英语教育的理念,把学生个人的发展通过以及全人类的生存发展相结合作为学生的主要目标。 三 结束语 基于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育的有效整合,是当前大学英语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方向。通过将国际理解教育与大学英语教育的目标、教材进行整合,可以提高大学英语教师的综合素质能力,促进大学英语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的整合。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利用语文课程资源 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小学语文教材中与国际理解教育相关的课文有很多,从一年级下册到六年级下册的11册教材,共有与国际理解教育相关的课文106篇(其中19篇为选学课文,87篇为阅读教学课文),约占小学阶段所有课文的四分之一左右。那么,教师应该如何创造性地诠释每一篇课文,使学生认识社会、认识世界、认识人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学会做人、珍爱生命? 首先,通过学习课文,增进学生对异国文化的理解。与国际理解教育相关的课文,或多或少地含有异国文化内容,比较典型的有姓氏文化差异、生活习俗差异和宗教信仰的差异等。学生可以通过课文的学习、教师的讲解或资料的查询,逐步了解异国文化,增进对异国文化的理解。 透过姓氏文化差异,增进对异国文化的理解。许多国家人名和我国人名有比较大的差别,外国人名比较长、难读,这势必导致学生一时很难读正确、读流利。教师可以一边教学生认识生字、熟读人名,一边渗透国际理解教育。例如,教学外国姓名时,可以适当进行异国姓氏文化的介绍。通过姓氏文化的对比,学生很快就能认识到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差异。 学习外来语汇,增进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国际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等活动日益频繁,许多外来语汇也不断涌入。这些外来语汇主要是通过音译、意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汉语语素、直接使用等方式汇入汉语语汇,有些还出现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如“坦克”、“玻璃”等。学习这些外来语汇时可以溯本求源地介绍外来语汇,进而让学生深入了解异国文化。 进行人文熏陶,增进对异国文化的理解。教材中蕴含着引导学生一边学习外来语汇,一边丰富的人文知识,学生在掌握语言工具性的同时,自然就会受到蕴含其间的人文熏陶。引导学生进行国际人文熏陶,有助于增进学生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如,通过《路旁的橡树》等课文,重点引导学生体会环境与人类的关系;通过《卡罗纳》等课文引导学生在学习课文后,表达心中的震撼感受;通过《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半截蜡烛》等红色经典课文的学习,结合革命英雄故事,引导学生反战爱国;通过《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等课文,培养学生热爱科学、相信科学,追求真理、坚韧执着的品质;通过《玩出了名堂》等课文,培养学生热爱生活、好学深思、积极探索的精神;通过《去年的树》等课文,培养学生珍惜友情、敬爱长辈、善待他人、仁爱友善的精神;通过《中彩那天》等课文,培养学生诚实正直、严守自尊自爱道德底线的品质;通过《穷人》等课文,培养学生富有同情心、恻隐心,能够正确面对现实,自立自强的精神;通过《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等课文,让学生学会欣赏和尊重、理解异国风俗人情,以树立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其次,通过中外作品比较,感受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实现阅读、理解双提高。 关注语言表达,感受中外语言表达的差异。外国作家作品在语言表达上有许多和中国作品不一样的地方。一是长句子较多,如《白公鹅》最后一句就长达59字。二是语言风趣幽默。三是大道理用具体事例表现,如《钓鱼的启示》中“一个人要是从小受到像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中这样严格的教育的话,就会获得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引导学生适当体会,让学生感受中外作家在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取长补短,让语言“洋为中用”。 关注文章结构,感受谋篇布局的差异。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选文不仅具有典型的风格特征,而且具有非常鲜明的结构特点。《妈妈的账单》就运用了“儿子和妈妈两份账单对比”的形式,《半截蜡烛》采取了戏剧的形式,《凡卡》采取了书信表达中插叙回忆的形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则是一篇演讲稿……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外国文学作品注重文章结构的特点。 国际理解教育以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为终极目的,教育下一代正确认识和理解世界多元文化是互相交融、互相影响、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并树立学生的全球公民意识。因此,在小学阶段结合语文教材内容,适度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是“功在小学,利在一生”的大事。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融合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幼儿礼仪的研究 摘 要:随着国际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世界文化的不断融合,我国的幼儿教育也受到世界各国文化的影响。文章介绍了幼儿园在国际理解教育教学中采取的一些措施:营造国际理解教育的氛围;在活动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根据幼儿兴趣有选择性地设置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不断总结经验、追求进步,等等。 关键词:国际文化;国际文化理解教育;幼儿园教育;幼儿礼仪 在幼儿教育中,及早对幼儿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让幼儿了解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习俗、传统及文化知识,可以做到教育的有的放矢,让幼儿及早学会尊重、接纳不同国家的礼仪,感受各国文化礼仪的魅力,及早接触世界文化。那么,如何有效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促进幼儿的礼仪发展,笔者结合教学实践,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 一、营造国际理解教育的氛围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重要的,尤其是幼儿,环境对幼儿的心理、认知的影响更是润物无声的。因此,幼儿教育要充分利用环境对幼儿的熏陶作用,通过对幼儿园外部设施以及教室内环境的布置,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国际理解教育的熏陶和感染,让幼儿的多种感官感受到世界各国的不同礼仪,较早地接受各国的礼仪教育。比如,把各国友人见面时的礼节制成图片,悬挂在教室外的长廊上,学生每天都可以看到。日久天长,这些礼节就会在幼儿脑中形成烙印,从而对幼儿的行为有了良性的影响,让幼儿自幼养成尊重他人的好习惯。还可以在每天晨操时播放不同国家的儿歌,或根据节奏编排学生喜欢的舞蹈,帮助他们识别和记忆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 二、在活动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活动是幼儿喜闻乐见的方式之一,在游戏活动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因素,刺激幼儿多种感官,引导幼儿积极参与,尽情地展示自己,让幼儿充分享受学习、认知带来的无穷乐趣,可以大大提高教育的效果。比如幼儿特别喜欢“过家家”,老师可以以此为契机,在活动中渗透各国的问候礼仪和就餐礼仪,让学生在游戏过程中感受到异国文化。同时,老师也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传统节日时间,向幼儿渗透各国的节日、礼仪知识。例如,我国端午节有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那么国外有哪些国家过感恩节和圣诞节,并举行哪些活动来庆祝?通过比较,学生对各国的传统节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选择性地设置国际理解教育内容课程 幼儿的年龄不同,兴趣爱好也不同。夸美纽斯说过: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所以,在设置国际理解教育内容课程时,要全面考虑儿童的兴趣,选择那些能多方位刺激儿童感官、儿童感兴趣的内容,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幼儿的学习欲望,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比如婴小班的幼儿对活动的画面和悦耳的声音感兴趣,因此,可以把各国的习俗、舞蹈、建筑、景点等通过flash动画的形式播放给孩子,强化他们对各国文化习俗的认知。还可以播放各国的儿歌,伴随着音乐节奏,和孩子们一起载歌载舞,在愉悦的氛围中让幼儿感受到异国风情。 中高班幼儿对事物的认知程度较高,可以让他们了解各国的国旗文化、标志性建筑、童话故事、著名作家等。根据特点,把各国的文化习俗、传统节日等分成不同类型,将其制成精美的图片,帮助学生学习和记忆,并定时举行识记比赛,从而巩固学生的认知成果。 很多学生对世界各国的国旗比较感兴趣,老师可以以比赛的方式将国旗文化定为授课内容,向幼儿讲解不同国家制作国旗的故事,通过国旗来认知这个国家的文化,进而更多地了解其传统礼仪、风土人情、民族文化等。 四、利用文化差异,强化国际理解教育 各国传统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老师可以充分利用各国的传统节日,对学生进行国际礼仪教育。例如,哪些国家过春节,各国的国庆日分别是什么时间,在某些传统节日中,人们会穿什么样的服饰,采用什么样的庆祝方式,中国的春节和国外的圣诞节有什么区别。老师可以通过现场模拟的方式,让学生扮演角色,以幼儿较为熟悉的美食、服饰、音乐、舞蹈为主要内容,让幼儿亲自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的独特气息。还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孩子们在参与中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 五、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追求进步 幼儿园中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教师要及时总结经验,把日常教学中比较有效的活动视频及教师制作的教学挂图,及时储备起来,以便下次利用。同时,教师可以把教学内容进行细化和改进,使其更符合儿童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教师要把课堂中一些好的做法记录下来,在教研活动中和其他教师共同分享教育成果,共同探讨更好的教学方式。若能形成自己的教育模式,供大家共同学习和提高,则更为理想。 总之,幼儿园国际文化理解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教学方式,还需不断改进和完善。随着我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融合,这种教育越来越彰显其重要性。我们要在原有教育实践基础上,将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更加细化,使教育方式更灵活,使教学活动更丰富。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全球化浪潮下的幼儿园国际理解教育 一、国际理解教育的兴起 国际理解教育,是基于全球化发展而产生的教育准备与适应。从外延上看,国际理解教育包括全球视野教育、人权教育、民主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从内涵上看,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多元视角和对多样化的世界观的认同;帮助学生认识到全球相互依存的关系,了解当代世界的重大课题,认同和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作为全球成员的自觉意识,并通过在认知、情感及社会技能方面的训练,使其获得在公共事务中自我决策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国际理解教育近年慢慢突破了专家研究的范畴,被许多国家直接列入了国家行动计划,包括其在幼儿阶段的启蒙教育。因为,儿童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世界观以及重新思考在这样的世界里该如何看待自己、理解别人和自己,为在未来全球化社会中应对不同问题而做准备,并最终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行动者。而相应视野和能力的缺乏将带来国际竟争力劣势。 发达国家对于国际理解教育的关注由来已久,这使得他们在当前的国际事务当中更能占尽先机。早在1948 年,全美教育协会(NEA)就提出了美国学校中的国际理解教育报告,强调美国需要培育对人类有义务意识和觉悟的良好市民,联邦政府拨专项经费开发国际理解教育课。克林顿政府直接把“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和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写入了美国教师法。奥巴马政府提出“在教育当中实现基于共同利益、分享价值观并互相尊重的国际关系”,以“邻居相处”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各国打交道,学习别国的历史、价值观及看问题的方式,是“唯一的摆脱贫因、克服不利背景、文化差异与特权限制的途径”,从这个高度上论证出“教育是对未来唯一的保障”。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美国从幼儿园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浸润着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校将教室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以全球虚拟课堂代替传统课堂,使原有课堂直接能够连接、放大与增强现有资源,直接给予学生国际理解的体验。 而我们国家的东亚近邻,也早已紧跟欧美国家的国际理解教育步伐。早在1989年,日本文部省就了适应国际化信息化背景的教育方针。提出21世纪日本教育从幼稚园到大学都要贯彻的一个理念:培养世界之中的日本人。具体表述为“要站在全人类、全世界的视野中,培养能够在艺术、学识、文化、体育、科技、经济等各个领域上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日本人”。韩国也紧跟其后,提出了“韩国教育要培养面向世界的韩国人”。 二、幼儿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及现状 关于幼儿教育的特殊意义,随着多学科相关研究的推进其重要性日益彰显。许多国家纷纷将其放到事关社会全面发展甚至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2010年9月的联合国首届幼儿保教会议,各国一致同意将大会主题定为“构筑国家财富”,中国政府的发言也将幼教称为“促进昌盛与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关于早期启蒙的重要性,有一项研究有较为直观的指标。美国的高瞻-佩里幼儿教育项目对贫困黑人儿童进行的长达40年的追踪研究显示:在实验组被试对象27岁时对早期教育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发现对幼儿教育每投入1美元就能够获得7.16美元的收益;到实验组被试 对象40 岁时,幼儿教育的投入回报率更是大幅增长,对幼儿教育每投入1美元就可获得17.07美元的收益,其中4.17美元是对个体成长的回报,12.9美元是对社会公共事业的回报,体现在社会福利、补救教育、预防犯罪方面投入的降低以及纳税的增加。所以美国历届政府都投放大量资源用于幼儿教育,而奥巴马总统就直接说“我要投资幼儿教育”。 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我们需要培养国际理解视野的公民,在启蒙时资于教育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件事。国际理解教育,不仅是一些国际化的教育内容,更是一种国际化的方法、视角、价值观,广泛关涉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在幼儿教育阶段奠基的国际理解素养,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极大地改变学生的思考方式、素质结构、师生互动方式,也将直接决定学生未来与世界的互动方式与能力。 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显示出我国政府发展学前教育及国际理解教育的决心。《教育规划纲要》专章对教育开放进行了阐述,明确提出,为了“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与国际上的国际理解教育发展运动的目的与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而对于学前教育,《教育规划纲要》首次将学前教育专章阐述,明确了学前教育“对幼儿身心健康、习惯养成、智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出“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教育规划纲要》给予了学前教育前所未有的关注立场和改革力度,这给学前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同时,《教育规划纲要》对于国际理解型人才规格的诉求,也对幼儿教育的教育启蒙提出了人才规格方面的直接要求,这为幼儿教育大力发展国际理解教育提供了政策依据。 目前,我国的幼儿国际理解教育较之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理解教育走在前列。直至2010年,普教段仅有少量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体系在一些私立学校出现。而我国的幼儿教育阶段由于不是义务教育,具有更为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大量的涉外教育机构的出现,大量的涉外课程的引进,本土课程也加入了许多国际元素,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幼儿教育的国际化,许多课程与制度带有一定的国际理解教育色彩。但是,由于市场化操作规范的缺乏,以及课程改建中专业指引的缺乏,使得许多的机构、课程、理念等被戏称是“披着国际马甲而已”。 作为现代教育乃至未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理解教育的地位已经日渐凸显,而学前教育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使得国际理解教育的早期启蒙显得极为重要,我们宜从目标、课程及方式上促进幼儿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 1. 提高认识,明确幼儿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 幼儿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近况固然与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有关,但是同时,认识决定高度,若是不能够从认识上明确幼儿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性,这样的认识也将决定我们未来的高度。 我国现行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当中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要求为,“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使其感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培养理解、尊重、平等的态度”,这样的教育目标更多地是对于“异国文化”的旅游式欣赏与体验,较多地集中于美好风光、英雄人物、生活习惯等方面浮光掠影的猎奇,将国际理解教育窄化了,这对于“培养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深入细致地体现在幼儿园生活与课程的多个方面。比如,不仅仅将国际理解教育理解为一类基本的教育内容,如外国节目的介绍与体验,更应该将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种基本的教育视角,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如,不仅要自然而然地融入国际风光、国际人物,也要融入国际规则、国际思维方式,不仅要体现在社会领域,也要体现在科学领域、语言领域、艺术领域、健康领域等多方面。 2. 改进课程,加强幼儿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实践应用 所有的教育改革,只有落实在课程上,落实在教室里,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所以,课程始终是教育改革与实践的优秀。加强幼儿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改进与实施是教育实践的主体部分。可以从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 笔者以南京师范大学《幼儿园活动整合课程》为例进行说明,我们可以对已有内容进行国际化视野的丰富。比如,《各行各业》的主题,是否可以追溯到古代已经消失的行业,是否可以延伸到美国农场上新型的现代农民,是否可以呈现一个电影明星在40度的高温天气下要拍一部冬天的电影要度过的艰难时刻。比如,《蔬果舞会》的主题,里面可以不仅有儿童平时可以看到的蔬果,不仅有异国他乡的蔬果,还有平面设计师所创造的想象中的蔬果,有基因工程科学家培育出来的超乎想象的蔬果。在方法的国际化视野丰富方面,以信息化为主要特色的网络应用类给我们很多便利,用IPAD即时“谷歌”所需要的东西,大班小朋友齐心协力建一个“教小班小朋友养蚕”的APP,用SKIPIE与结成友谊幼儿园的地球另一端的小朋友在线交流,使幼儿置身于国际信息流通与互动,不同文化自然而然的了解与理解当中。这将使得幼儿的生活空间、制度空间、交流空间当中国际化元素增多,在潜移默化当中增强国际理解。 3. 改进方式,师资培训、家长工作、政府支持与幼儿园教学共同行动 幼儿的国际理解教育,如同其它类型的教育一样,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这个工程当中,不仅需要幼儿园的直接努力,师资培训的跟进,家庭的理解及行政部门的帮助,都是必不可少的,协同努力才能有最好的效果。 首先,教育改革的落实需要直接体现到教师的行动上,而教师的行动一方面受到教育目的与实施课程的规约,更直接受到自身的观念与经验的影响。“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对熟悉的内容的教学已形成了一定的套路或教学模式,这对他们面临的改革不一定全是有益的”,所以,怎样帮助教师澄清他们已有的观念,分析自己的习惯和行为,是改进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环节。完善相关的培养培训体系,做好相关的培养、培训规划,提高教师在相关内容方面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幼儿家庭的理性支持非常重要。由于全球化浪潮对于各行各业都有较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着直接利益相关的感受,因此,对于幼儿的国际理解教育,身处各行各业的家长常常有极为迫切的需求。这导致了许多不良分子利用家长的紧迫心理而“乱打国际牌”,市面上的“国际园”“国际课程”“国际班”等层出不穷,良莠不齐。这些都需要幼儿家庭的理性思考。 最后,作为对国家与民族未来有重要意义的准公共产品的幼儿教育,虽然我国已经从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认定了幼儿教育的重大价值,将促进幼儿教育事业积极、健康、有序发展作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对于国际理解教育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是,相比国际社会的发展步伐,要实现从幼儿教育从制度到环境、从课程内容到方法的各个环节的国际理解教育普及与深化,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师资培训、家长工作、政府支持与幼儿园教学共同行动。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与Scratch教学 摘要:国际理解教育要培养的是国际理解的精神。国际理解教育的优秀思想是平等地对待不同文化,尊重、理解文化差异。在小学scratch程序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有助于学生对不同的文化差异形成正确的观念,有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最终为培养出具有国际眼光和胸怀的小公民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scratch软件运用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为:“发展国际空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第三条为:“增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文化及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这些精神最好体现是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然而做好国际理解教育可以通过教育活动来不断强化和深入。 一、什么是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是指各国在国际组织的倡导下,以“国际理解”为教育理念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增强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和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宽容;加强他们之间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促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知来了解自己和他人。 二、什么是scratch软件 Scratch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开发的图形接口程序设计语言。它的工作环境简洁清晰,便于使用,学生利用这个平台拖拽鼠标就可以很容易地组合程序模块,从而创作出交互的故事、动画、音乐舞蹈、游戏等作品。学生可独立完成或合作完成scratch作品并在网上与全世界编程爱好者进行共享和交流。 三、scratch运用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优势 Scratch程序在国外教学运用已好几年了,他们在中小学课程教学中依靠scratch软件的易操作来呈现带有专业知识的交互作品,通过网络作品共享来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渗透彼此之间的创作意图。 (一)scratch是一种跨国度的语言,易学易懂 Scratch通过拖动鼠标来移动模块搭建交互程序,就像小时候大家玩过的搭积木,易学易懂,这也为软件的普及做好了铺垫。打开scratch软件后,scratch能快速地根据系统的语言来设置软件显示的语言文字,这也为浏览者消除了语言障碍。 (二)快速发展的网络提供了作品交流的平台 随着电脑和网络的运用与普及,为scratch作品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可以这么说,大家可以带好自己的IPAD或笔记本电脑在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地开展scratch作品交流和研讨。 (三)scratch课程的普及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中国scratch教学普及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欣喜地发现,在国内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区两年前就有很多教师着手研究scratch软件,更可观的是有很多地区今年已经开始在中小学课堂开设了scratch课程,这为scratch知识普及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四、如何在scratch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一)编好教材,在教材中渗透跨国文化 现行的中小学教材有意识地加入了国外文化与风情的不多,为此,我们在编写教材时候,可以广泛征集国外scratch作品,从中挖掘具有典型国外文化和风情的作品作为课堂教学的实体开展教学,这样能有效提升国际理解教育。 (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1.体验式教学 体验式教学方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张扬和发展学生的个性,主张通过生动活泼的场景和方式,经过学生的自我体会、自我思考、自我升华及行为锻炼,使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和愉快的感觉。这在scratch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和接受能力,开拓国际视野,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任务教学法 任务教学法是交际式语言教学的方法之一,强调“做中学”“学中做”,通过学生参与活动、师生共同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自然地掌握新知,并体验如何用scratch操作作品或解决问题、处理矛盾,促进scratch探究。 (三)以课堂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态度 教师除了要使学生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信仰和风俗等之外,还要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努力挖掘蕴藏在课文中的情感因素,引导学生在跨文化的对比与建构中,形成良好的国际理解态度。 以scratch作品中的角色交流之称呼为例,在英语文化中学生一般可以直接称呼教师的名字,而汉语文化中要称呼某某老师,直接称呼教师的名字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这种文化差异现象反映了英汉语文化的不同观念。 (四)利用网络,依靠作品,开展交流渗透文化促进理解 Scratch作品具有非常强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设计者不同阶层的生活及心理变化。为此,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依靠网络的发达与国内外中小学生开展作品交流,从而让他们增进理解,有效促进文化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总的来说,在未来人的生活中,人的生活范围将越来越不局限于时间和地点的约束,为此,培养具有国际眼光和胸怀的小公民将是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在scratch教学与运用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有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为培养国际小公民提供了很好的语言和环境。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谈政治学科教学与实践中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政治学科的教学与实践要与时俱进,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从课堂教学、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政治学科教学与实践中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国际视野人文情怀校本课程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理解教育就是在国家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为增进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培养学生认同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尊重、了解其他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及风俗习惯,初步学习、掌握与其他国家、民族、地区人民平等交往、和睦相处的修养与技能,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教育实践。作为一名政治学科教师,在实践过程中,应注重学生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的培育。 一、课堂教学:教学案例贴近生活、贴近时政,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学生历史责任感 当代中学生不应“两耳不闻窗外事”,而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政治学科具有与时俱进,时政性强的特质,政治课堂应该是时事政治活跃的天地。 在创设情境导入新课时,教师可以采用热点新闻视频、图片、文字等作为开场;在小组合作探究某一理论时,让同学们根据自己平时所搜集储备的时政案例进行分析、阐述;在每周收看《中国周刊》《世界周刊》时,让同学们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影响深远的一个或几个新闻材料,运用所学的四个模块的知识去分析蕴含的道理。这样做,提高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和学习政治的积极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潜移默化中培育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使学生感觉到自己不仅仅是一名中国人,也是一名国际人。 在和同学们学习《我们的中华文化》时,我们一起回顾了中华文化灿烂的历程,一幅幅绚丽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冉冉展开,民族自豪感油然而起。但是中华文化也经历了衰微的过程,历史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每一位炎黄子孙要重塑她的辉煌。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于她的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我们每一位同学既要努力学习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同时也要做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添砖加瓦。 在政治课堂上,同学们学习、体味进而领悟到,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大家共处“地球村”,任何个人、民族和国家既要尊重自我,又要尊重他人;既要学会分享,学会共处,又要学会学习,学会担当。 二、校本课程:教师整合资源,精选主题,激发情感,学生主动参与探究,树立国际理念 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利用,也是政治教师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上,要开发能够让学生“动起来”的课程,让校本课程成为学生参加与体验的课程。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下,本着以人为本,提升学生素质的原则,我们学校开设了《国际时事纵横》《哲学与智慧》等课程,其中《国际时事纵横》是由我来执教的。我想通过我的课程实践和大家探讨一下如何在校本课程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一)校本教材编写:明确国际理解教育目标,精选主题与内容 中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建立在国际的国际理解教育基础之上,以各国普遍关注的“人权、和平和民主”为主旨,以促进国际理解为目标,通过各种教育手段和措施,培养具有世界品格与道德情操的全球公民。在教材内容的设计与编写上,教师精选国际知识、热点问题,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价值观念问题。在备课过程中,教师整合多方面资源,结合中学生现阶段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等对背景材料进行细致的筛选和分析,以期学生能初步接受并理解教学内容进而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从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国际视野。 (二)校本课程教学:教学方法多种多样,重在学生参与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能有效地调动课堂,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我们通常运用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讨论法、演示法、练习法等,针对不同的专题,教师斟酌使用以期达到最优目标。 讲授《小悦悦事件》这个专题时,我摘了很多网友的跟帖,有些帖子情真意切,很是感人。这时,我就找了几位朗诵比较好的同学来读这些帖子。读的同学声情并茂,听的同学眼泪汪汪。课堂上呈现出一派感伤但却温暖的氛围。我借此情境,顺势问大家:如果你是经过小悦悦的路人,你会漠视不管吗?你会怎么做?同学们纷纷表达个人意见。 当时的课堂情景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不仅是因为事例本身敲彻人的心灵,更是因为孩子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芒令我感动。爱自己,爱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这不就是国际理解教育所包含的人文情怀吗! 形式都是为内容和目标来服务的。在实施校本课程过程中,我始终坚守教学目标,不哗众取宠,踏踏实实,“润物细无声”,我相信学生每一天都在进步。 三、社会实践:社团活动风生水起,社团学子崭露头角,我们与世界息息相关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说过:“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培育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成为国际公民,需要具备和提高适应国际交往和竞争需要的能力和素质,如跨文化沟通与理解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参加积极向上的社团文化活动特别是国际性的团体活动能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组织、协调能力,陶冶学生的情操,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品性和心理素质。 同学们参加社团活动的兴致很高,也从中受益匪浅。这样的社团活动在我们学校有很多。例如,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简称MUN,是一项影响非常大的社团活动。到目前为止,淄博实验中学模联社已多次应邀参加大型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稷下学宫举办“欧盟获诺贝尔和平奖惹争议”座谈会,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激烈争辩,从中增强了对国际局势的理解;国学社举行的国学大讲堂――“华夏汉服”,同学们了解了中华民族风雨几千年的历程,增长了知识,培养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国际理解教育因其包含了21世纪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如和平、共存、环境等,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热点,当然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又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与实施,需要全体师生共同参与,润物无声,虽不立竿见影,但当我们转身回望却会有意料不到的收获。我们的学生不可能都成为“大人物”,但却因为他们懂得尊重,懂得共享,懂得理解,懂得宽容而成为一个个温暖的人,而这难道不是我们为师者所期望看到的吗!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中小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价值及路径 国际理解教育是时代赋予教育的新使命 国际理解教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省而提出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得维护和平秩序、尊重每个民族和国家的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下,以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对话、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在各国的学校教育中实施国际理解教育。 同时,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不仅使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强,而且带来了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而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技术手段又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地区人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是,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由于缺乏必要的了解,往往会产生猜疑、互不信任,甚至彼此诋毁。如何在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氛围中,尊重文化多样性、加强对话、增进合作、达成理解就成了一个重要命题。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就成为各国国际化进程中全球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的全球流动性、金融管理的高度国际化、世界政治交往的影响力、跨文化交流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都成为我国国际化进程中的新特征。作为现代公民,既需要保有几千年历史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民族性,又要具有国际视野;既有跨文化交往能力,又具有寻找共识、建立国际竞争与合作规则的素养。 基于以上原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称《纲要》)提出,“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意味着,国际理解教育应该作为当今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纳入到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工作中。由于中小学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得在基础教育中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帮助青少年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了解别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学习跨文化的交往技能,促进跨文化理解的水平,培养善良、公正、热爱和平、关心人类共同发展的情操,成为时代赋予教育的新使命。 基于理解的本质构建国际理解教育框架 近年来,在很多大中小城市,以课程方式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中小学校越来越多。但从中也反映出,我国基础教育界对国际理解教育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多误区。 误区一:国际理解教育就等于对外交流活动 实际上,对外交流活动更加注重的是双方信息的交换过程,它的确也可以起到开阔视野的作用,但国际理解更侧重交往双方的相互理解以及在理解基础上的相互合作、共同发展。 误区二:国际理解教育等同于人与人的差异教育 这两者并不相同。国际理解教育的主体是以群体为单位的,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理解。国际理解教育如果要关注个人,也是该个体所体现的民族、国家的特有文化积淀,反映带有民族和国家文化特质的内容,所以它不是泛指个体之间的差异理解。 误区三:国际理解教育等于文化差异的了解教育 文化差异的了解教育,侧重的是文化现象的平铺,让学生知道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文化现象也有所不同。而国际理解教育是在了解的基础上,以增进理解为目的,要学会在差异中寻找共通处,达成理解。 误区四:国际理解教育等于知识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不是具体的文化知识的教育,是价值观的教育。通过文化差异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具有审视自我、尊重他国文化、容纳世界多元性的态度;具有体验他国文化中蕴含的情感、形成世界与自我的共情感;具有能够与不同伙伴共同生存、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问题的愿望。 针对上述种种认识上的误区,在教育实践层面,需要尽快建立国际理解教育的框架。这个框架怎样建立呢?还是要遵循人类理解的规律来制定。哲学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本质就像是一种“翻译的模式”,需要“在翻译中把过去和现在的视域在一种持久不断的运动中进行交融,而这种视域交融才构成理解的本质”。① 理解的“视域交融”,是指解释者在进行解释时,都是带着自己的前见从自己的当下情景出发,与对象的“视域”相接触并把握对象所揭示的意义,从而发生了解释者的视域、对象的视域和当下情景相交融的现象。理解的“视域交融”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也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汇合。国际理解就是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的主体间的视域融合。事实上,“当我们把一种陌生的文化现象作为司空见惯的东西包容在我们的知识信念系统中,或者把这种文化现象作为我们的知识信念的一个逻辑蕴含,我们就达成了对这个现象的理解”。② 因为文化有差异,因此需要相互理解。人类之所以可以理解,是因为可以通过“视域交融”的不断实现,达成更为上位的统一性。依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国际理解教育从其发起组织和全球化发展的逻辑看,应是通过增进不同地区、国家、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促进相互合作,达到维护和平、建立共生共存意识的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是在全球各国的公民和儿童中培养和平文化(反对战争和暴力)和文化民主(文化多样性,文化宽容和理解)的意识,使所有人都能够学会与他人一起和平地生活。在基础教育中,根据中小学生的认知和思维发展的水平,可建立国际理解教育框架(见下图)。 在建立总体框架的基础上,还要根据学生认知水平的发展,确定国际理解教育的三维目标。小学以了解文化差异为主,既要了解差异的形成,也要了解差异形成的原因,还要体会差异中凝聚的情感。中学以发现文化差异背后的统一性为主,这需要有透过现象发现其内在精神追求的抽象思维能力。所以,中学生从人类共享的文明入手,学会在寻找共识、建立共同的规则中,促进人类间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和平、和谐地发展。 以课程建设和学校规划落实国际理解教育 在明白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框架以后,学校还需要更细致地思考,怎样在常规的教育教学中落实国际理解教育?在笔者看来,目前主要有两种途径: 第一,在三级课程中以不同方式落实国际理解教育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举措,就是调整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从而改变过去国家课程难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特殊需求的状况。国际理解教育作为课程,在三级课程体系中,根据其所处地位不同,教学实施途径也不同。 国际理解教育不是纯粹的知识教育,而是价值观的教育。这些价值观首先体现在国家课程的学科课程标准中,这就要求学科教师在各自学科中采取适合的形式,落实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比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提及:“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品位。”《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认同中华文化,继承革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有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热爱和平。”《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也强调:“通过学习,学生熟悉并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赖于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共享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些都是与国际理解教育价值观相契合的地方,在国家课程的实践中,国际理解教育可采取学科渗透的方式进行。 地方课程是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以国家课程标准为基础,在一定教育思想和课程观念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地方课程资源而开发、设计、实施的课程。例如,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国际化的大都市,其政治、文化有其鲜明的特色,就可以开发地方教材《国际理解》,顺应北京全面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根据本校学生的来源及办学特色,开发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及相关教材。比如,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北京华夏女中、上海福山外国语小学等,都先后在学校特色课程建设中,根据校情、学情,为拓展学生的视野,开发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校本课程或校本教材。 第二,把国际理解教育纳入学校发展目标,整体规划、系统设计 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要求学校把国际理解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目标中,并根据本学校整体规划和系统设计,给教师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提供组织和环境保障。 北京芳草地教育集团一直接收外国使馆区的外交人员子女就学,学生来自多个国家。为此,学校围绕着“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芳草学子”的育人目标,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芳草地国际学校的办学特色。该校丽泽分校也在建校初就构建起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模块和实践活动课程体系。学校以校园文化环境、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三个方面全方位地进行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探索。在整体推进的同时,该校在综合实践课中,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以主题活动为形式,从“活动主题”和“认知水平”两个维度,组织了登万里长城、写中国书法、过中外节日等综合实践活动,并对不同学段学生提出不同的能力要求,从而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自然地融入活动课程中。 总之,国际理解教育,应以中华民族本土文化为辐射点,在弘扬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向外扩展,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使学生在活动中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人们的不同文化,初步感知世界文化的多元,在体验参与中逐步形成尊重差异、理解多元、接纳汲取、合作共享的品质。基础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需要以课程建设为契机,围绕学校育人目标进行整体组织规划,才可能全面而持久地开展。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儿童职业意识渗透研究 摘要:职业伴随人的一生,职业意识的形成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它不仅关系着未来职业的选择,也是个体认识和发展自我的动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校在三至五年级引入JA中国《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界》三门职业启蒙课程,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小组协作等多元方式体验城市里的职业,了解全球金融贸易知识,以此培养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尊重和宽容的态度,养成“全球公民”的意识与国际素质。 关键词:职业意识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合作;责任 一、职业意识的内涵 职业意识是一个人从小就应该考虑的关于未来的职业选择、生存方式。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对职业意识进行诠释:认为职业意识的形成是知、情、意、行的统一,体现为对职业活动正确的认识、积极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合理的行动;也有学者认为,职业意识对职前学生来说,是对未来职业选择和发展的规划,是职业生涯发展的方向标。 二、学校职业意识教育渗透的途径 1.父母,儿童职业意识萌芽的启蒙师 从出生到咿呀学语,儿童第一次接触到的职业就是父母从事的工作,儿童最早对职业的认识也是始于父母,父母的职业观甚至会影响儿童终身。瓦格曼(Wagman,1965)通过森特斯工作价值观和愿望问卷比较了学生与其父母的职业价值观的相似性,他们指出了许多相似性,尤其表现在性别组内(尤其是儿子与父亲相似,女儿与母亲相似)。因此,一个对工作充满热忱的父母,会让孩子养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对未来从事的职业形成积极的态度。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身的一言一行,给孩子传达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在第二实验小学的德育活动中,学校就利用学生家长等资源,请来家长为孩子“现身说法”,介绍他们的职业,并组织孩子去家长的工作车间进行参观,实地感受。 2.教师,儿童职业意识形成的引导者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执行者,对儿童的成长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小学阶段的许多课程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因素,教师要善于发现和挖掘课本中有助于引导儿童进行自我认识和形成正确职业观的积极因素。 例如,笔者对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的286篇选文的主题做过归类和统计,其中55篇与职业有关,《永远的白衣战士》讲述的是对于职业的“奉献与责任”,《理想的风筝》是讲述“自我体验与认知”。教师可以在类似的文章中引导孩子学会认识自己,包括自身的认知风格、个性特征、兴趣和特长以及不足之处,为将来的职业试探做初步准备。 3.课程,儿童职业意识发展的助推器 职业意识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一部分,是对未来和生命的关注。小学阶段是儿童接受系统教育的起点,也是儿童树立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时期。针对小学阶段的儿童,我校引进了JA中国《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界》三套教材进行职业意识渗透的教学。 (1)课程内容。 JA小学课程是通过一系列连贯的商业和经济课程,为学生搭起一个座连接课本于知识和实际工作之间的桥梁。循序渐进的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职业知识,为学生日后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我们的城市》课程中,学生能够了解城市规划师、城市建造师、企业家、记者、银行柜员、交通警察、环境监测工程师、垃圾环保分类者、能源部工作人员等多种典型职业的工作内容,学习体验简单的工作技能。感受不同职业与城市发展的密切联系,了解当前学习与未来职业间的关联。在不同的职业中,JA课程一贯渗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在活动中关注与尝试实践。 例如《管理城市交通》一课中,孩子们通过体验活动,了解了交警的工作职责,需要发现交通拥堵问题,道路交通信息、马路执勤等,以此来更好地理解城市交通通畅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授课形式。 JA课程中对于儿童职业意识的渗透教学,着眼于学生身边的城市生活职业活动,能够很好地加强课程与学生生活、社会生活的联系,充分体现“教育即生活”的理念。课程中它一方面拓展了一些在其他课堂学不到的内容,同时它改变了我们传统的一些教育方式,运用的都是自主研究、小组合作、活动体验等学生喜爱的形式。 例如在体验城市规划师的《在城市里》一课中,学生需要小组合作,尝试“教师功能区”的划分。即根据班级不同的区域作用划分数量功能区,并由一个代表向大家分享设计原因。体验城市建造师的《建筑一座城市》活动中,学生在了解了蓝图、比例尺后,运用建筑立体模型,建造房屋。 这种寓教于乐的课堂充满了互动和合作,非常符合当前正在进行的二期课程改革的精神。激发学生对于职业的了解兴趣,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地认识职业。 (3)职业规划。 职业规划是让儿童能够了解到不同的职业需要不同的个性特质、知识构成和能力结构,并能够初步根据自身特点和兴趣、爱好,向未来所向往的职业做准备。 通过JA课程,儿童认识到职业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关乎个人兴趣、能力、生活品质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还为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平台。孩子们通过学习还意识到小学课程中所学的很多知识都是与以后职业发展有密切关联,建筑师的绘制建筑蓝图能力就要从小学好数学知识,记者职业的撰写新闻水平当然和语文课程密不可分;未来的交警也要高科技手段管理城市交通,学好信息技术也非常必要。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界》等JA课程的引入,帮助学生全面地认识自我,建立初步职业发展观,并有意识地启蒙训练了未来职业所需技能,包括团队合作、观察思辨、阅读理解、谈判并处理冲突、利用数学思维解决问题和交流等。这些综合素质是一个人实现顺利就业,成为一个国际公民的基础。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研究综述 摘要:“国际理解教育”促进着当前教育的发展,“理解教育”也应运而生、顺势而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回顾与梳理建国以来的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研究情况,从历史行程、剖析关联与策略操作等层面寻求其支撑点、生长点及多元研究路径;审视与批判其研究现状,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重构理解教育研究空间,以期获得研究性的拓展与建设性的思考。 关键词:理解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综述 “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名称得到认同距今仅有60年的历史,其原则是“存异求同”,即以教育活动为途径,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种族、宗教信仰或不同国家、地区间人们的了解与沟通,加强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本文聚焦国际理解教育的同时,将理解教育的研究推向纵深,旨在对其研究现状作整体把握,从历史行程、剖析关联与策略操作层面回顾与梳理、批判与反思,多路径对其比较与厘定,领悟和获取某种研究精髓,为当前中小学践行理解教育探索研究方向、路径与策略等。本文分析资料从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获得,方法是高级检索,匹配为精确,时间从1949年―2014年,“篇名”选“理解教育”(自2013年2月27日起多次检索,最后一次为2014年4月9日),选取相关文献182篇(期刊论文157篇,硕、博士论文25篇,另通过“读秀”检索的我国学者关于理解教育研究的专著8部,因分析繁难,仅涉及相关论点或信息),由此推来,挂一漏万实属难免。尽管如此,笔者仍然期冀对“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有较为系统的认识。 一、回顾与梳理,追寻理解教育研究的足迹 (一)回顾历程,捕捉理解教育研究的支撑点 理解具有历史性,理解是对历史的理解,并只能在历史中展开、交汇、融合。理解教育研究的文献显示其纵向的研究回顾与横向的多元研究视角相互并行且适时交汇,虽有切入视角的差异,但其意旨似乎都在表明要在历史的行程中捕捉研究的支撑点。 1.介绍国外“国际理解教育”研究脉络 此类文章所占比例较少,期刊文献12篇,硕士论文6篇,占9.89%。文献显示,中国最先介绍“国际理解教育”的是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日本教育情况》(1974年4月创刊,现更名为《外国教育研究》),其首刊译自《文部时报》上日本原康男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新方向》,此文对日本当时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情况作了介绍。自2005年4月―2013年11月共有15篇文章(期刊文献9篇,硕士论文6篇)推介国际理解教育。此期间有约三十年的沉寂期。 国际理解教育从研究对象上大致可分为组织研究、国家研究与个人研究。组织研究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阶段要求或产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国际理解教育活动与世界的发展形势息息相关,其活动的高低走势体现了国际政局的变化。世界各国在其相关文件精神倡导下,积极地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是国际形势下自身寻求发展的一个路径。文献介绍频次由高到低依次为日本、美国、韩国,体现我国对大国与邻国的密切关注,也可看出我们对国外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情况知之不多。个体研究中日本的研究学者较多,时间较早,视角也较丰富。 从纵向的研究回顾与横向的多元研究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与国家的发展需求催生了“国际理解”,人才培养意识督促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与深化,成为研究的出发点。 2.介绍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理解教育”的研究状态 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地位,开始关注“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但研究多为个人研究。160余篇文献可分为两个专题。 (1)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其中文献87篇,包含期刊论文71篇,硕士论文16篇,占47.8%。期刊文献资料最早追溯到1994年1月《教育评论》上朱永新撰写的“迈向21世纪的国际理解教育――国际教育学研究大会苏州会议纪要”[1],紧接着《比较教育研究》也对此文进行全文刊载。这方面的高校硕士论文最早见于2003年5月华师大陈洁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文章从界定概念、追溯历史、活动内容、实施手段、案例精选等方面[2]来介绍,应该说对当时的国际理解教育的认识较为系统。后续研究趋于密集,文章多能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拓展与深入,内容大致涉及介绍国外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情况,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发展、特征、展望及实践模式,国际理解教育的校本课程开发、学科模式探究,民族理解教育、国际理解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国际化的关系等,为我国教育融入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2)关于“理解教育”的研究。文献77篇,约占42.31%,可分两个部分。非专题类的16篇,学院作者以理论研究为主,其余则以案例或实践研究为主。现以时间为序,简介主要内容并作简析。最早介绍“理解教育”的是南师大教科院的杨一鸣,提出教育是需要理解的,只有回到生命中才可能真正理解教育[3],属于教育理解范畴。傅金兰、傅蕴从“创造”的意义上讲理解教育,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张扬和扩展[4],属对“理解”的日常理解。任顺元对“理解教育理论方面”[5]作了较全面的探讨。秦丽萍对加德纳的“理解教育”的教育思想进行综述,认为其内涵是“学以致用”[6]。白述亮从受教育立场看教育,展现教育冲突,为教育探究提出新的案例视角[7]。席梅红认为情智相长是良好师生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一条有效的教学原则,可共同实现生命发展的可能性[8]。袁秦英,陈玄从理解教育的角度指出理解教育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并提出相关的原则与方法[9]。苏志磊在“理解教育:解释学的视角”一文中对理解理论之“理解”做了梳理,并从解释学的视角探究“理解”之内涵,力图对理解教育论进行一定的反思[10]。另外几篇文章则从“理解教育是消除误解,增进理解”的浅层面进行应用。总体上看,理解教育研究呈现多元迹象,但不够深厚;应用单薄,且多为表面;理解教育与教育理解相混淆,概念缺乏认同感。 专题类的61篇中,4篇文章关于郑娅的“多元文化”的课题研究,其余57篇文章都是关于熊川武“理解教育”实验,即课题的研究成果与应用推广。 上述两个类别的研究显示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起步较晚,但也能看出我们与国际接轨的勇气与胆识。“理解教育”将“人的发展”摆到了教育的高度,“人的发展”呼唤“理解教育”的到来。 (二)梳理脉络,探求理解教育研究的生长点 1.理解教育研究的内在剖析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说过,“认识自己最难”,万物如此,研究亦然。研究“理解教育”,就必须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 (1)理解。理解是西方解释学中的一个优秀概念。[11]解释学中的“理解”揭示的是人类精神活动。从施莱伊马赫的认知论,到狄尔泰的方法论,再到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直至伽达默尔强调解释学是以“理解”为优秀的哲学,标志着哲学解释学的诞生。此哲学理论迅速传播和应用到了哲学、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和宗教等人文科学领域,“‘解释学’成了现代思想中的一个‘流行词’”[12]。“理解”从解释学到哲学解释学再到实践哲学解释学,经历了不断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也将随着人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臻于至善。 (2)国际理解。两次世界大战击垮了很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毁灭了很多人向往自由幸福的理想。战争结束后,信仰在渴望通过教育实现和平的人们心中重新燃起,“国际理解”应运而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成员国结合本国国情,开展切合时代特征的理解教育活动。“国际理解教育”是以“国际理解”为理念而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的总称,是一种教育理念,是一种实践行动,对此研究者已形成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不断完善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国际理解教育”的称呼也随之时常变换。最先介绍“国际理解”的是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的王长纯,他从比较教育的角度运用解释学的理解论阐述“国际理解是比较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13]。 (3)理解教育。国外“国际理解教育”理论的兴起后于“教育理解”的相关理论,“教育理解”多从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学科切入,对“理解教育”很有借鉴意义。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儿童身心和谐发展论,本世纪初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关于“把关心个性发展、自我接纳和为人所接纳作为其优秀”的理论[14],马克斯・范梅南在《教学机智――智慧的意蕴》中提出“教育学的实践就是教育学理解”的理论。 我国现代“理解教育”的提出是在“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活动的大背景下开始的。中国古代孔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精英式模式,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谈论“教育理解”。当代教育理论家金生应用解释学理解的观点阐述了教育意义的生成性,“学生接受教育就是理解教育。教育就在学生的理解中,进入学生的精神世界。教育意义是由学生自觉的理解而生成的”[15],从教育哲学的高度指明了理解对于教育的意义。近年来,熊川武对“理解教育”进行如下的阐释:理解教育是理解理论指导的,作为理解主体的师生与理解对象沟通,在感情、认知与行为上筹划并实现生命可能性的过程[16],明确地将“理解教育”作为一个专属的概念。舒定志“提出现实的人是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人的存在是理解教育的思想方式,要从人的日常生活维度理解教育”[17],要转变理解学校教育的思想方式,“理解”带有鲜明的工具性,有辩证审视教育的意味。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因“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大外延性的因素,或者说“国际理解教育”因呈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故难以对“理解教育”给出一个稳定且可持久的界定。 三个概念密切关联,因研究指向不同使外延与内涵存在着交集。以上学者的研究说明,“理解”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它既是教育的内容,也是教育的形式;既是教育目的,也是教育手段;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发展性是其内在的永恒内核。 2.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的关联突显 国际理解教育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又是互相制约的,因而就生发了与其关联的诸多研究。 (1)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的关系研究 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的发韧先于理解教育。为了与国际发展接轨,国内的很多高等院校开设了“国际理解”的课程并进行了诸多方向的研究。理解教育紧随其后,在更多的中学及职业学校全面开展,涉及课程、教学教法、学科模型、班级管理等方面。“理解教育”是“国际理解教育”活动的延续与区域性教育活动的补充,是“国际理解”理念的区域性落实。目前关于“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的关系研究文献甚少。 (2)国际理解教育与教育国际化的关系研究 《教育学大辞典》将教育国际化解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间相互交流、研讨、协作,解决教育上共同问题的发展趋势。”[18]从内涵来看,教育国际化更具单一性,而国际理解教育则包涵丰富。从“目的”上来说,两者在消除差异、增进理解这一层面上无疑是一致的。但两者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际理解教育为教育国际化指明方向与可达成的目标,教育国际化为国际理解教育的充实与丰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3)国际理解教育与多元文化的关系研究 多元文化教育是为了解决因移民现象而衍生的文化多元性造成文化异质、民族冲突等问题,并为此采取施行的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从实质来看,多元文化教育是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传统,这与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从外延来看,国际理解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解决文化领域带来的冲突和问题,它的外延更为宽泛。因此较之多元文化教育,国际理解教育既要解决某一领域的交流或合作问题,还要避免因误解和互不信任在其它领域带来的各种问题。 上述三组关系引起较多学者的重视,教育国际化、多元文化教育等带有时代特征的教育思潮出现,必然会让研究者进行探究,溯其源流,察之异同,此为研究者直觉使然与职责意识所在。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教育国际化、多元文化教育相较更具有上位性,其间的关系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再深入一步地想,其与素质教育、新教育实验存在什么关联等,需要厘清理论之间的源流,才会让思想更清晰,理论更厚实,操作更切实。 3.理解教育研究中的多元路径 (1)从各地不同的经济特点出发提出不同的策略研究 我国很多城市都有其自身的经济特点及所处的独特地位,许多研究者都从所在城市的角度提出了区域性的国际理解教育推进策略。有论者“对北京市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建议”[19]符合解决问题的一般路径,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操作措施有可行性。2012年上海市闵行区重点课题――“多元・共生・融合”的互动研讨使各校明晰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方式和发展方向,并对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建设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课题拓展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外延,有新的目标指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后,深圳、广东、浦东新区、山东临淄市、淄博市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活动更加红火,从不同角度检验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并对实践作了多面的拓展。 不同地区与城市都认识到“国际理解教育”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且是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的保障,已超越了教育领域,或者是其它领域的诉求依托教育领域显现。 (2)以发展高等教育为重点提出推进高校建设的策略 2003―2013年的25篇硕博论文导师单位涉及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14所高校,可见国家教育政策对于“国际理解”型人才培养的重视,但从量上来看,与13亿人口大国教育规模的需求差距甚大。也可见高校建设与区域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基本上是同步的,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高校建设更需要走在区域推进的前头,至少高校应成为一个区域推进的试点与制高点。 (3)基于改造薄弱学校努力推进理解教育的策略研究 熊川武开创和主持的“理解教育实验”于2000年发轫于上海市平乐中学,随后有江苏、浙江、福建、辽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不少初高中、职中相继加入,理解教育实验行动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实践使后进生得到转化,薄弱学校的形象得到改观。但也可能令人遗憾的是成果的推介仅让人关注了薄弱学校的改造与后进生的转化,没有从更多层面对“理解教育”理论进行应用、拓展、丰富、检验。 这一部分的研究表明,理论层面的研究与实践层面的探索,路径很多,且在各自层面上又可以开掘出许多研究空间,呈现更多的实践需要性与发展可能性,是相关研究的生长点。 二、批判与反思,拓展理解教育研究的空间 (一)审视当下,探究理解教育研究的深层次 当前教育处于课改的深水区,基础教育呈慢进的态势,正寻找新的突破口。为此,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渐入基础教育工作者的视野,全面的实验研究在多地区开始试点且成绩斐然。但就整体现状而言,多数论者的研究呈重复状态,似乎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笔者虽然暂时无法把握其中的关键问题或实质性症结,但至少从现有一些具体研究中可以看出某种缺少深层次追究的端倪。 1.理论研究:尚待完善、普及 理论是行动的灵魂,理论研究是高效行动的保证。总体来看,80余篇国际理解教育文献不够丰厚,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介绍国外的研究概况,认识性的理论探讨,理念本身及关联的比较研究,单学科教学中渗透理念的研究,途径与方法的对策类研究,课程建构方面的研究。10余篇理解教育文献更显单薄。此项研究还没有成为教育领域的全员运动,还需要在普及方面做大量的工作。 2.实践探索:亟待开辟、拓宽 熊川武基于“理解教育”课题的后进生转化教育模式,为理解教育的理论丰富与实践格局建构踏出了可喜的一步。从媒体宣传与各校经验介绍及一线教师的切身体会可以看出理解教育实验是改造薄弱学校及转化后进生的有效法宝。“理解教育”实验的对象多为初中生或职高学生,实验区多是经济发达地区但数量极少,故理解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探索还不能满足当前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没有促成全校运动。理解教育尚需要更多的各级各类学校共同地参与,共同地寻求,开辟、拓宽适合自己发展的“理解教育”路径。 (二)把握方向,寻觅理解教育研究的发展轨迹 1.线性承继,理解教育研究呈“平缓上升”态势 理解教育研究的总体趋势,并非总是朝着“正方向”直线发展。换言之,理解教育研究的深刻性似乎与时间的推移不成正比。如“理解教育”实验在轰轰烈烈之后的今天倒显得冷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多未超越《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中的论点,甚至远远落后。这似乎能够说明初期的理论研究关注的人极少,且还没有达到指导开展实践的程度,相关观点还没有达成共识,与较热闹的实践活动相比明显滞后。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加强及教育发展的自身需求,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进行了积极的可贵的探索。在历史的河流中,“理解教育”始终以一种平缓的态势存在着,影响着,接受历史的考验,经受时间的洗涤,现一如既往地吸引着教育研究者,且越来越受到青睐。 2.块状集结,理解教育研究临近“蓄势待变”界点 理解教育研究在某些问题的表述上趋于完善,呈块状集结状态。如熊川武“理解教育”实验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丰厚的积累,从其影响与发展来看,可能面临瓶颈问题,蓄势待变。此期间理解教育研究相对沉寂,或许是受到新课改的影响,相对延缓了自身常态发展的进程,其“为了人的发展”的宗旨与“新课标”的精神是相通的,与其说是对新课标理念的有益补充,不如说是新课标对其理念精神的承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及“十年课改”的反思,“理解教育”研究及实践活动开始有“重拾”的迹象,并呈逐步上升的态势,其实践面临的问题趋多,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现象。量变引起质变,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参与研究的学校多起来,参与的人动起来,蓄势待变,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实践才能创新。 3.自觉建构,理解教育研究缺“问题意识”谱系 从组织层面上看,教师参与“理解教育”的研究是自发的,没有统一的行政上的指挥与调控,只有理论上的学习与指导;从认识层面上说,教师参与是自觉的,是在对教育追问下自我意识的思考与觉醒,是对“理解理论”的自觉践行,或者说是有良知的教育者的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使然。关于理解教育及理解教育实验的70余篇文章大致关注了如下的问题:理解教育的涵义、特点与意义,功能与类别,原则与方法,实施策略与途径,师生关系,教学模型。文献显示,理解教育的理论基础与哲学基础还没有确定下来。如有论者指出,理解教育的理论扎根于科学、人文、实践理论之中,即科学理解论、人文理解论(实质是解释学)、实践理解论[20];还有论者指出其理论依据是孔子的“因材施教”理论、魏书生的“教学民主化”理论、熊川武的理解教育理论、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模式、麦克费尔的体谅模式[21],可见对其认识还存在歧义。作为优秀关键词的“理解”也有更多的论者认为具有不同的视野,如日常生活情景中的,解释学视野下的,或基于认知理论的。虽然说不同层面不同层次的认识是客观存在的,但至少说明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厘清相关的概念。“概念”不清楚,目标的制定将不科学,行动将不明确,效果将不明显,甚至产生“路径”错误、信心不足等负面效应。“理解教育”作为一个专属概念还需要形成概念体系,这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以“知识树”的形式建构理解教育的“谱系”,这当是理论研究者必须要面临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注重实践,拓展理解教育研究的全新时空 1.课题研究,打造理解教育的特色学校 熊川武依托课题“‘理解教育’研究”开展研究,以理论指导实践,使上海平乐中学及诸多学校与后进生发生了变化,这是理论的力量显现。一所学校的发展,是迫切需要有特色的东西来支撑的;一所学校师生的自我发展,是迫切需要有特色的学校文化来滋养的。践行理解教育的学校,坚定不移而不朝三暮四,与时俱进而不墨守成规,这才是一所学校应有的气质。对当下的尚无特色的,今天学这、明天学那的很多学校不啻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但特色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同中求异,存异求同。“异”的基础是建立在教育规律上的,是基于儿童身心成长的,是切合本校办学实际情况的,“同”是提高办学质量的,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是促进学生精神成长的。一言以蔽之,追求本土化的特色学校建设是以“理解教育”为灵魂的,并只有以课题研究的形式才能够深入、长久,显特色,出成效。 2.理解文化,熏陶理解教育的新型师生 一名好校长,能办成一所好学校;一所好学校,能带出一群好教师;一个好教师能培养出一批好学生。这是校长的魅力与职责。但问题是校长更换,学校的面貌(指内涵)也变化了。我们在思考能否有这样的一所学校,校长来了,变成了好校长;教师来了,变成了好教师;学生来了,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样想来应该是一所学校的文化使然,是理解文化使然。理解教育下的文化能否改变以往的传统结论?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文化心理结构”(即理解文化既是文化的控制机制,又是个体的心理自由)能否在“理解教育文化”建构中得以彰显?师生精神的自由成长这当是理解教育的终极追求。 3.扬弃传承,竖起理解教育的精神大旗 大浪淘金,在历史的荡涤中留存下来的,一定要坚持并发扬光大;时间证明是不好的东西,应该主动地放弃,不能存有不合时宜的念头。把教育当作职业,教育将被看成繁琐机械的无味工作;把教育当成事业,教育将被诠释成丰富多彩的理想人生。“理解教育”历经考验,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沉浮,但其关于“人的发展”的理念必将引起更多教育人的关注和践行,让其傲立潮头。摆在当下基于“理解教育”研究的紧迫任务是如何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让学生以“人”的姿态诗意地栖息,这是从事理解教育研究的研究者必须直面与思考的问题。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成都武侯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实践探索 摘 要: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长春、成都等地开展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尝试和探索,但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方式、学生评价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小学生接受国际理解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从2009年开始启动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工作,经过五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关注学生生活世界”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文章对武侯区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发展历程及探索成果予以介绍,以期对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有所助益。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中小学生;关注学生生活世界;武侯区 一、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 打造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新模式 国际理解教育致力于培养热爱和平、关心人类发展、胸怀祖国、面向世界的青少年,并让其学会生存和共处,养成善良、无私、公正的品德。国际理解教育与我国的素质教育具有深层次的共通性,在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中,极具创新意义。我国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等重要文件中,都提出了“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等要求。 成都市武侯区是国务院命名的高科技文化区,有一批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早试先行的学校,开展了教师出国培训、友好学校师生互访、“武侯孔子教育班”等国际交流活动。2008年,武侯区在《武侯区教育现代化第三个五年规划(2008-2012年)》中首次提出“创新教育国际化机制,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思路。2011年武侯区《推进区域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实践与研究》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立项,深入研究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武侯区国际理解教育课程重点解决了以下问题:第一,形成了符合地方实际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提升了教师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的素养;第二,将国际理解教育定位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和创新途径,着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了师生对国际理解教育的价值认同;第三,在“关注学生生活世界”理念的指导下,以主题、优秀课题、学习资源、现实话题(行动)等多种形式积累教育经验,克服了在目标上把“理解”降低为“了解”、在内容上将“课程”简化为“读本”的弊端;第四,以国际理解课、主题活动、友好学校共建课程、学科渗透等形式实施教学,充分发挥师生双方的作用,克服了教学浅层、活动随意、低水平了解各国生活文化常识等弊端。 同时,武侯区积极采取行动研究教师培训策略,突破单一的“研发推广”模式,以非权威、非行政的合作、指导、研究,经历“启动-前期开发-深度开发与实施-总结深化”四个阶段,逐步深入推进“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理解的课程-运作的课程-体验的课程”,切实达成课程的育人效果(见表1)。 二、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设计弹性的课程 (一)课程的基本理念: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 根据现象学教育学的理论,只有从对产生所有可能形式的人类生活世界的现象的理解出发,我们才会理解我们自己,理解我们的存在,理解存在和我们生命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国际理解教育的学习经历应该通过学生个人行为的改变,指引学生参与到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去,尤其是对地方层面问题的解决。武侯区吸收了上述先进思想,在“关注学生生活世界”的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三个鲜明的特征。 1.课程内容的“生活”特征 把生活世界作为构成学生认知、体验和行动的媒介和资源,通过学生对生活世界的深入理解和真实体验提高课程与教学活动的成效。具体地讲,我们在课程开发时注重三个取向:第一,知识的“活化”取向,把简化、抽象、概括化的知识内容“活化”“还原”为学生生活中的真实问题、生动细节和情境;第二,经验的“现实”取向,及时将当下的国内外重大社会事件和重要生活现象纳入课程,把现实生活中庞杂混沌的信息、事件和问题转化为可用于学生学习、探索的问题和主题;第三,生成“学生取向”,将学生在操作、探索、研究、发现等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体验和感悟,作为进一步学习的课程内容。 2.学习方式的“建构”特征 教师运用经验和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事实、分析现象,形成认知、行动和体验。课程面向人类生活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本质:在小学,强调通过丰富的事例和体验理解优秀课题,注重行动模仿;在初中,强调通过概念学习让学生理解优秀课题,注重教学性实践;在高中,强调通过批判性分析让学生理解优秀课题,注重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 3.课程实施的“创生”特征 课程实施注重“忠实取向”“调适取向”“创建取向”的优势整合。在顶层设计方面,明确目标导向和学习领域;在课程教学方面,弹性的参照框架为师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态度、认知、学习风格、课外经验等进行课程创建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二)课程的顶层设计:弹性课程参照框架 该框架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方式和学生评价四个要素做出了顶层设计,同时也为学校、师生在课程实施中的创建预留了足够的弹性空间。 1.课程目标的设计 课程目标凸显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在知识、技能、态度的关系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在《为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教育综合行动纲领》中指出,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是为了使青少年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了解别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学习与其他国家人们交往的技能和行为规范,建立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该行动纲领还指出,学习知识是为了提高技能、规范行为、养成正确的价值观。针对当前“低水平了解外国常识”的问题,我们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作为国际理解教育的真正目标,将知识学习作为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还原国际理解教育“理解和行动的本质”。 课程内容突出“人权、文化多样性、和平、国际合作”的优秀内涵。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6年至1974年,各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国际合作和促进世界和平是这一阶段的主题;第二阶段为1974年至1994年,强调进一步重视世界各国在人口、粮食、资源、环境、能源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加强世界共同体意识;第三阶段为1995年至今,强调民主、人权、自由是人类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可见,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演变始终围绕着“和平”这个主题,以“尊重人权”“尊重文化多样性”“国际合作”为基本内涵。因此,课程确定了人权、文化多样性、和平、国际合作四个主题。 在人才培养方面,课程重点培养学生在“国际场域”中的合作交流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国际理解教育通过“与外国人交往、合作”“正确分析和预见别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等特有的育人目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等特有的内在机理,“人员交往、信息交换等实质性国际交流过程”等特有的育人路径,直接和深刻地影响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合作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具有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独特优势。因此,我们将交流、合作、批判思维定为国际理解教育应该着力培养的关键能力。 课程立足在比较中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尊重文化多样性,包含对民族文化与他国文化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以及在深刻认识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他国文化的理解。课程力求引导学生在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中更好地认识自己,在接受和欣赏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热爱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因此,我们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相互交织和理解”作为课程开发和实施的基本立场。 目标设计注重学段连续性。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学生的认知和能力水平,设计了目标阶梯。在态度上,构建一个从“接受浅近道理”到“形成正确价值”的发展连续体;在技能上,构建一个从“做出恰当反应”到“独立解决问题”的发展连续体。 2.课程内容的设计 课程内容由主题、优秀课题与基本理解、学习资源、现实话题四部分构成。以这样的结构取代文本化教材的课程开发与实施,是关注学生生活世界的自然要求,能够使课程真正具有生活性、建构性和创生性。 主题,既是国际理解教育的优秀内涵,也是师生的学习领域。课程包括人权、文化多样性、和平、国际合作四个主题。 优秀课题,即该学习领域要探讨研究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解,即学生在该领域优秀课题的解决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认识和观念,它们是态度和价值观的基石。 学习资源,即学生学习的载体、材料、工具,而不是需要掌握的对象和学习的目的。课程强调学习资源的多样性、实用性和便捷性。顶层设计仅提供书籍、文献、电影等学习资源样例,表明学习资源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师生选择的自主权。 现实话题(行动),即课程教学的起点和回归点。课程强调现实话题(行动)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也强调学校和师生具有选择和创建现实话题(行动)的自主权。 3.学习方式的设计 课程强调三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理解,是指对感知和了解的信息进行深加工;行动,是指直接作用于环境和他人的活动;体验,是指对理解和行动的结果的反思与内化。在这三种基本的学习方式上,师生可以选择更加具体丰富的学习方式,并展开持续的理解、行动和体验。持续,是指在初步理解、行动和体验基础上的不断挖掘和深入。这样的学习过程并不强调信息和活动的堆砌,而是强调对它们的“消化”,并在持续的理解、行动和体验中形成技能、态度和价值观。 4.学生评价的设计 以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理念为指导,对学生的国际理解素养进行表现性的评价,并能够反映对小学、初中、高中的不同要求。在评价方式上采取多元主体和多种方式。 三、创新教学形态,协同课程资源 (一)课程的教学实施:校本变革与创造 学校和教师在采纳区域课程弹性建议的基础之上,需要进一步对课程做出改编、整合、拓展和创建,通过跨学科学习、拓宽学习资源和范围、创建适于学校和教师个人教育理念和课堂实际的教学来实施课程。经过探索,形成了国际理解课、主题活动、友好学校共建课程、学科渗透四种课程教学形态。 1.国际理解课 “课”是以信息、知识为主要媒介,组织和获得教育经验的课程形态。国际理解课以优秀课题的认知为基础,但学生上课并不是简单地了解、记忆信息,而是对信息进行深入的加工。国际理解课通常采用“观察-探寻-揭示-延伸”四个教学步骤(见表2)。 2.主题活动 “活动”是以情景、事件、事物、行动为主要媒介,组织和获得教育经验的课程形态。国际理解主题活动以具有国际元素和细节的情景、活动等为基础,但活动并不是简单地感知刺激,而是让学生对情景、活动进行探究、感悟。主题活动分为“激起-进入-加深-弥散”四个阶段(见表3)。 3. 友好学校共建课程 “共建课程”是上述两种形态的延伸。友好学校共建课程是最直接的国际理解教育途径,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基础,让学生在共同行动中克服紧张、不安和不快的情绪,进行跨文化的体验和理解(见表4)。 4. 学科渗透 “学科渗透”,是以学科学习过程为基础,组织教育经验的课程形态。它并不是简单地进行知识传授,而是以国际理解主题为原生点,以学科教学作为结合点,在课堂中找到切入点,将课外活动作为延伸点,构建起一个国际理解的“文化场”(见图1)。 (二)课程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文本资源与非文本资源的协同 课程资源包括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本资源,也包括以人、事物、事件、活动、场景等为载体的非文本资源。武侯区投入专门的教育经费,支持和奖励学校开发建设学生读本、社区基地和友好学校三类资源。比如,将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读本作为外语、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语文、历史、地理、艺术等课程的拓展与延伸,并把这些读本免费发放给学生,以便于他们在参加社区活动、友好学校交流时使用。 1.编写读本 成都市武侯区为小学编写了《奥运之光》《唱游世界》《艺术视界》《绿色视界》《国际语言》《世界文化》,着力从文化视野认识世界;为初中编写了《从这里走向世界》,着力从政治经济文化视野了解世界;为高中编写了《课堂沟通世界》,着力培养现代公民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2.走进社区 全面建设武侯区国际理解教育的校外基地和良好社会氛围。武侯区教育局普及社区居民国际理解教育,师生宣讲《社区居民国际理解教育读本》。实施中国文化浸润工程,师生为外籍人士参观成都名胜古迹当导游,教外籍人士说中文、画国画、跳中国民族舞蹈、打太极拳。实施“世界课堂”进社区工程,邀请社区居民走进中英、中新、中美等课堂,开设“我在海外教汉语”社区讲座。实施社区居民国际大融合工程,组织中外家庭结对,开展中外节日同乐、中外家庭同唱一首歌、中外家庭运动会、中外家庭美食节等活动。 3.牵手国际友好学校 武侯区与英国维克菲尔德市、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学区结为友好地区,武侯区的中小学与56所外国中小学校结为友好学校,实现了交流的常态化。中外学生通过写信、互赠贺卡、网上讨论、短期学习、访问、交流等形式开展对话。 四、效果与反思 经过近几年的国际理解教育,武侯区学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学生的认知和情感能力越来越有优势。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武侯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和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芮塔(Rita Rodriguez)博士、洁派(Jaeh.Paik)博士等专家率领的青少年健康成长研究小组对武侯区三所小学的90名四年级学生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并与美国同龄学生的抽样数据进行了对比。调查显示,武侯区学生在信息处理、分析综合、社会适应、与人交往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另一方面,武侯区学生具有较高的国际理解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在国际理解的态度方面,多数学生的态度与国际理解教育所倡导的态度相一致。比如,学生认同“全球互相依存”,不赞同“向下游排放污水”等。在国际理解的经历方面,91.8%的学生曾经有国际理解方面的行为和体验,如参加志愿者服务、具有他国文化元素的活动等。2013年,武侯区龙江路小学分校作为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唯一推荐学校接待英国首相卡梅伦,卡梅伦称赞武侯学子“非常健康、非常有活力、非常自信”。 另外,武侯区以教育国际化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在国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辐射影响。2013年,武侯区举办了“阅读的力量”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和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研讨会。时任教育部国际司司长的张秀琴女士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教师进修分会上说:“武侯区的国际理解教育做得好,国际理解教育教材编得好,与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搞得好。” 当然,武侯区国际理解教育探索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国际理解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学生国际理解素养还有待提高。在与美国学生的比较研究中,武侯区学生在心理控制、对老师的态度、与老师的关系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在国际理解能力方面,对同类主题的异文化解读表示不可信、不接受,反映出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不够高。就课程本身而言,课程教学评估还不完善:一是学生国际理解素养的评价机制有待跟进;二是需要进一步开发课程教学评估的指标,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以合作学习为途径在英语专业翻译实践活动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如何在满足国际交流合作及民族文化弘扬需求的同时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着高校外语教学不断革新,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与外语教学改革理念不断融合。因此以合作学习为路径,探讨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实施途径,尝试理论结合实践,探索在英语专业翻译实践活动中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可行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合作学习;英语翻译;英语专业;国际理解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25-0061-03\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同一语境下开展对话与合作显得尤其重要。在英语教学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有利于促使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做出正确判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实现对英语的多元化运用,加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及国际理解精神。而翻译实践活动作为英语教学中的一条重要路径,自然成为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重要载体。本文将以此为基本出发点,试探讨英语专业翻译实践活动中如何有效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方法及策略。 一、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分析 国际理解教育概念于第一届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提出,其主要目的是增加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目前教育学界较为统一的观点为:国际理解教育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和培养形式促使各国及民族之间达成理解合作,强调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国家间对彼此文化予以理解,相互尊重、欣赏,达成共识。 二、合作学习的概念分析 在综合分析现有关于合作学习理论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合作学习是通过小组内学生之间合作,以实现共同的学习目标,达到小组整体提升的教学方法体系。此教学方法优势在于其动态化的学习过程,积极的教学互动,以及对于人际交往的有效促进,有利于学生成绩的共同进步,有利于实现教学目标。这一特征与国际理解教育所具有的理解合作特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将其作为英语专业翻译实践活动课程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方法路径,客观而现实。 三、翻译实践活动中应用合作学习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优势 英语翻译实践活动中运用合作学习模式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优势主要表现如下: (一)便于培养学生的国际交流合作能力 合作学习可以将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集中于同一小组中,将话语权移交给学生,通过帮、扶、带、沟通等形式,为学生提供更大的翻译实训活动空间和更多的说练机会。同时,合作学习所确定的互助关系,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和交流意识。在多元的小组活动中,通过参与、交流、互动、影响,组内学生彼此在情感认知上逐步趋同,这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语用能力,也直接促进了学生国际交流合作能力的培养。 (二)便于学生形成合作、尊重的国际理解态度 在合作学习中,小组内成员具有平等的身份、话语权、决定权,在语言表达时的不安心理会被消减,同时小组共同的目标也会使学生产生一种归属感。同时,学生在合作的过程中期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学生彼此间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的过程,会增加小组成员之间的理解、互信和认可、尊重,潜在地为各自构建一条交流的路径,也促使学生学会如何在不同环境下构建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名外文翻译人员应有的国际理解态度。 四、翻译实践活动中通过合作学习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方案 在翻译实践活动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能力选择不同实践内容,如商务类翻译实践、旅游类翻译实践等,本文将探讨在模联翻译实践活动中具体开展合作学习以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方案。模联翻译实践既可以使学生体会口笔译工作在国际交流沟通中的重要作用,也可以通过扮演各国外交官角色,使学生深刻体会其代表国家的立场并开展模拟国际合作,从中培养包容、理解的国际理解态度。 依据合作学习的模式,模联翻译实践可具体细化为三大阶段,依次为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评价阶段。三大阶段又细分为五个环节,依次为教师精讲环节、任务分配环节、汇报环节、测验环节、评价环节。 (一)合作学习准备阶段 1.教师精讲 在合作学习课堂中,教师起优秀引导作用,应精讲三方面内容。一是模联活动的主题,其背景情况,各国关注程度及问题争论焦点等,让学生对于所关注的国际问题有初步认识,给学生指明研究方向的同时,又留给他们充分的探索空间。二是要依据联合国文件及会议要求发言,讲述语言表达的规范,使学生的表达符合国际交往的正式场景。三是为各小组提出针对性合作活动建议,并对合作学习技巧进行指导。 2.分配小组任务 分配小组任务首先要考虑班级规模,根据学生的差异,有机分解学习内容,合理分配学习任务。具体做法为:将学生分为若干组,分别担任模联活动中的各代表国及主席团,然后再具体分配组内任务,如发言人及译员角色分配,材料搜集、整理、翻译与审译,动议书及立场文件书写等,使每个学生都有明确的任务,树立学生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合作精神。 (二)合作学习实施阶段 1.小组学习与讨论 此阶段主要是学生在小组内共同探讨学习,完成教师在实践活动之初所布置的翻译项目任务。这一阶段有两类具体合作学习方式。 一是探究式小组合作方式。学生要明确所代表国的立场与观点,以及该同哪些国家结盟,如何在辩论中为本国争取利益,使之最大化,这些都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学生去主动查阅资料,分析得出结论并统一立场。在此类活动中,学生始终是学习活动的主体,通过自身的调查观察及实际体验得出最终的结论。教师需引导学生在调查中形成结论,关注过程,重视培养其合作意识。 二是交往式小组合作方式。模联中议题的确立与通过,非一国力量能及,各国代表需同他国代表交流,游说他国以形成统一战线,最大程度确保本国利益。教师通过设计这类模拟情景,能够促使学生发挥创造性思维,与其他学生展开思想交流。这种交往合作活动,不但能够加深学生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国际礼仪规范等知识的了解,还能够促使学生在科学交往中形成平等、宽容的异质文化理解态度。 2.小组汇报 小组汇报环节即开展模拟联合国辩论。这是合作学习的中心环节,通过汇报能够使学生了解到自身的不足,同时汇报也能带给他们成功体验,进一步激发其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本次活动中汇报的具体形式为模拟联合国流程,具体包括各成员国在主席团的主持下进行磋商并提交动议书等书面文件。多种汇报形式可以发展学生多元的综合素质,使小组乃至班级全体学生均能得到全面的进步。 (三)合作学习评价阶段 1.测验 本次实践活动中,笔者既关注学生在最终模联活动中的表现,也尝试跟踪测验每个学生在国际热点知识掌握、国际交往正式语境下的翻译能力、小组合作方面的变化,以明确学生的努力方向,了解在模联活动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效果。 2.评价 评价目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使学生明确自身在合作学习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不足与努力方向。第二,为教师提供准确的信息反馈,对教学活动作出反思、调整。综合考虑到评价的鼓励性、公平性和多样性,笔者在此次活动中选择学生自评(实结)、合作小组成员互评(互评表)、小组自评(自评表)、组间互评(互评表)、教师评价等多元评价方式,对学生开展综合评价。总之,在合作学习的实施中,必须重视学生的学习质量评估问题,使教师和学生均有收获。 五、结束语 笔者以合作学习为路径,运用实践活动方法,使学生结成合作关系,共同制订活动计划,反思活动效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证实了这是一种在英语专业翻译实践活动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可行路径。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民意识到遏制人类的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根本途径是必须通过教育培育人类的“真正理解”,发展人类追求全球持久和平的人性。194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出了多种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方式,其中,模拟联合国活动成为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 模拟联合国活动的主要内容 模拟联合国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学生们扮演各个国家的外交官,从“本国”立场出发分析国际问题,参与到联合国会议中。学生们通过亲身经历联合国会议的流程,熟悉联合国的运作方式,了解国际大事。 模拟联合国活动主要通过语言交流和书面文件的方式进行问题解决。在语言方面,通常会经过“演讲―有组织优秀磋商―自由磋商―演讲”,不断就某一问题深入地进行交流讨论。在书面文件方面,通常会经过“立场文件―工作文件―决议案草案―修正案―决议案”的流程。 模拟联合国活动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为议题的设定和委员会的设定。在议题设定方面,模拟联合国活动讨论焦点涉及安全、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议题,例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经济危机、贫困问题、全球气候变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据统计,关于政治、安全领域的问题占据近40%,关于经济和环境的问题各占据20% 左右,其他相关议题约占20%。 在委员会设定方面,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的各职司委员会,以及隶属于联合国大会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委员会。不同委员会下的会议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媒体类委员会,如主新闻中心是近两年新增的特殊委员会,学生通过扮演媒体记者的角色对会议进行报道,会议期间每天以报纸或视频的形式新闻。此外,很多会议还设置了危机或联动危机,以危机的形式推动会议进程,也让与会者充分体验一个更加真实的国际社会。 模拟联合国活动的意义 1.契合国际理解教育目标,是一种创新性教育方式 模拟联合国作为加强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其主要表现在模联活动契合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在知识领域,培养学生了解不同民族、国家、种族的文化,了解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规则体系。在态度领域,国际理解教育要求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平意识。在技能领域,国际理解教育要求培养学生理解、欣赏不同文化的能力,以及换位思考的能力。从上述目标中可以看出,模拟联合国完美地契合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 2.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模拟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以英语为主,无论是阅读背景资料、书写会议文件、代表阐述观点都采用英语,可以培养学生的英文阅读能力、英文写作能力、英文表达能力、英文听说能力,还能全面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模拟联合国活动是一种体验式活动,代表们可以融入到外交情境中自主地运用英语进行交流,以实践促进学习,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 模拟联合国活动需要各国代表就当前话题反复翻阅资料,研究和学习各代表国的国情以及针对当前话题的态度,并能够在会议过程中维护代表国的利益不被侵犯,找到同盟,这一过程十分考验学生的思维能力。 学生们在模拟联合国活动中扮演着外交官的角色,他们需要在会议上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让更多代表同意自身观点。在会后,还需要与其他国代表相互磋商,以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这需要极强的人际沟通合作能力。 此外,模拟联合国活动还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学生们不仅要全面了解所代表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还需要了解该国家的地理、历史等。活动中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当前世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这让学生们能够以宽广的心胸和人文的情怀去关注世界和平、安定与发展的问题。 3.拓宽学生眼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 模拟联合国活动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涉及和平与安全、人权、环境、全球化、公共卫生等当前各国面临的热点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让学生们放眼世界,放眼未来。 来自北京市八一中学的杨鹤达同学参与模联后说道:“模联带给了我什么?在我看来,模联是连接象牙塔和现实世界的一座桥,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了解和走近社会的一个平台。它让我认识了战争中的难民,关注了环地中海地区的合作,了解了阿拉伯地区超脱于冲突之外的复杂关系;它让我走进了联合国,领略了各国外交家的风范。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仅在望世界,更在思考属于自己的未来!”这足以说明模拟联合国活动能够拓展学生的眼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公民。 指导学生参与模拟联合国活动 1.课程引领,充分发挥教师主导性 目前,部分学校开设了模拟联合国选修课。选修课的内容除了一些关于模拟联合国知识的基本讲解外,还会邀请有经验的模拟联合国活动参与者进行指导和培训,让学生能够较系统地学习与模拟联合国相关的知识。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模拟联合国的规则和流程的讲解,针对文件写作的培训、语言能力的培训、沟通技巧的培训,以及针对委员会议题的培训等。 北京四中是北京最早选用模拟联合国大会项目培养学生的学校,目前他们保持着每学期招收30名学生的规模。除了日常的英语口语训练外,模拟联合国成员每周至少要集中上2节课,主要学习外交礼仪、关注国际局势、掌握谈判技巧等。2006年,四中首批30名模联成员毕业时,有50%的人被美国耶鲁、英国剑桥等国际名校录取。 2.社团主导,提升学生参与热情 模拟联合国活动与传统的课堂教学具有本质区别,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在相对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到课本中学不到的知识和能力,这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各校学生自主成立的模拟联合国协会吸收模拟联合国爱好者组织和参加活动,学生参与热情得到充分调动。北京市八一中学模联社于2007年成立,社团内分为学术、组织、外联等不同部门,有专门的负责人和干事,大家分工明确,每个成员都能得到锻炼的机会,找到施展的舞台。除了定期的校内培训和活动,从2010年至今,社团已经连续4年在五一假期主办了区域性校际模联会,吸引了北京地区近20所中学数百名学生参与,为大批模拟联合国爱好者提供了交流提升的平台。2013年5月12日,北京市第十九中学的模拟联合国社团成功主办了十九中模拟联合国校际会,与来自北京科大附中的同学共飨盛会。 3.以赛促会,在实践中促进学生发展 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提高。自2005年北京大学首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以来,模拟联合国大会在北京市各示范高中遍地开花,学生们自发地组织了模拟联合会社团,并以社团为平台,组织了众多校内、校际间的比赛。北京市教委于2007年主办了北京市首届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截止到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从最初的5个学校20名同学参会发展到72所学校800多名学生参会。 学生们通过参加模拟联合国活动,能在实践中切实体会到模拟联合国活动的乐趣,促进全面发展。原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学生曹疏野说:“每参加一次模联,我都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通过大量的阅读,我对自己代表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了理性的思考,模联的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4.对外交流,实现跨越式提升 有借鉴、有学习,才能有进步。为了更好地办好模拟联合国活动,让学生得到更规范、更专业的培训,越来越多的学校陆续派出团队参加国际上的模拟联合国会议。通过与他国优秀参赛者进行交流,总结经验,学生们能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能更加清楚模拟联合国会议对自身提出的挑战,不断学习,不断进步。通过与国外组织者的交流,吸取会议经验,能够为国内学生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支持,实现学生跨越式提升。 尽管当前模拟联合国活动还存在着发展不均衡、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模拟联合国活动“高成本”等问题,但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模联人”的努力和收获到的成果。对于模拟联合国活动来说,最独特的莫过于是对世界性议题的关注,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对知识提升的渴望,对自我成长的期待。作为教育者,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学生搭建好平台,让他们能够飞得更高。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基础教育国际化视角下的国际理解教育 2010年,国家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特别强调,要加强中小学、职业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这是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国际理解教育是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国际理解教育的广泛开展就没有基础教育的国际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就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国际理解教育涉及到对国际社会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生存状态的理解,包括社会形态、政治体制、经济方式、历史地理、文化形态、艺术形式和宗教习俗等,甚至包括不同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衣食住行等。如何从繁多的民族社会生活内容中,选择合适教育内容,成为国际理解教育独有的思想、目标和内容体系,一直是困惑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基本问题。这导致了国际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其内容和方式都有极大不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方式方法是由其内容决定的。一般而言,要根据不同教育内容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由于国际理解教育内容多样性,决定了其方式方法的多样性特点。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我国基础教育实践领域,就开展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学科渗透、模拟联合国、主题活动、专题教育和自主研究等不同教育方式。下面介绍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常用的几种方式方法。 课程实施的方式 借助课程实施国际理解教育,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现有的课程中渗透。通过开展针对不同学科教师的国际理解教育培训,采用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引导教师在现有的学科教育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思想,自觉地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目标、实施方式和评价体系的实践探索。比如,在现有的品德与社会、历史、地理、语文、英语、美术、音乐等学科教学渗透国际理解教育思想。 学科渗透一般采用的方式方法有以下几种:(1)插入式,在现有课程中,穿插一些其他民族的英雄人物及相关的不连贯的文化事件,比如各种民族节日、纪念日和庆典仪式等;(2)案例式,在未改变课程目的、特征的情况下,以一本书、一个单元或一堂课的方式,附加有关民族文化的内容、概念、主题与观念;(3)专题式,结合现有学科教学内容,改变课程的基本目标和内容结构,设计专题开展教育,引导学生从不同民族的立场与观点出发来探讨各种概念、主题和文化观点。 课程实施的第二种方式是选修课程的方式。教师根据学校课程建设的需要,收集资料,厘清各种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征,开发多元文化教学设计或教材编写,设计成选修课程,利用选修课程的实施在学校里开展实验探索。北京市教育学院王远美教授组织专家和教师开发了一套从小学到高中的《国际理解教育》教材,2007年被列为北京市中小学地方教材,是目前国内比较有影响的一套国际理解教育教材,作为地方课程在一些实验学校里实施。另外,一些学校也自发开发了一些校本课程,通过校本课程来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比如,北京市玉渊潭中学与美国宾州斯特考利市高中联合开设校本选修课程《中美文化差异比较》。通过互联网,中美两国学生不出国门,就能真正进行深入、实质性的交流,两国教师在课程实施中也实现了深度合作。这种课程开发与实施形式在国内还比较少见。有的学校通过开设一些语言类课程来渗透国际理解教育。比如,海淀区的十九中学开设了《法语及法国文化课》,利用学生对法语的好奇心,通过学习法语来达到理解法国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目的。 模拟联合国的方式 模拟联合国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方式,被世界上许多国家青少年活动所采用,主要是模仿联合国及其相关的国际机构,依据其运作方式和议事原则,围绕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召开会议。同学们扮演各个国家的外交官,以联合国会议的形式,通过阐述观点、政策辩论、投票表决、做出决议等,熟悉联合国的运作方式,了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思考自身可以发挥的作用。 模拟联合国一般需要有相对真实的讨论议题、会议场景、代表国家和固定程序等环节。如 会议情景:(辩论)熟练运用正式辩论、非正式辩论、动议、磋商、起草工作文件、传条等各种规则,争取发言和游说的机会。 在整个模拟联合国的过程中,学生们需要为某个观点的异同而反复磋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据理力争,共商世界文明大计。在“模联”中,学生需秉承国家平等思想,保持小心谨慎的谦虚态度,在妥协中坚持,在互助中求发展。学生体验了外交生涯,培养了领导力和领袖意识。 在“模联”的课堂里,学生不仅要印名片,穿西装,打领带,还要作演讲,写文件,提方案。无论是人权问题,还是环境问题,自己国家的立场要让各国知道,他国的刁难如何应对?辩论没有标准答案,唯有责任和使命。在活动中,将真实外交环境中互相博弈、互相影响的格局氛围引入“模联”会场,让同学们有了身临其境之感。无论是“全球变暖”还是“平民保护”议题都不仅需要地理、历史、政治知识,还需要语文、英语等各学科功底。“模联”互动锻炼了学生的公众演讲能力,培养了随机应变能力和沟通协作能力。 世界文化遗产教育的方式 选择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载体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通过引导学生理解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性、珍贵性、艺术性和科学性等特点,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引导学生理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意义,从中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 比如,北京101中、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交通大学附属中学3校联合圆明园模拟申遗活动,就是一次通过世界文化遗产教育保护来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方式。模拟申遗活动是一次跨学校、跨年级、跨学科合作开展世界遗产教育的创新实践。整个申遗报告在北京101中学教师的指导下,由3所学校合作完成,并各选派1名学生作为报告员进行陈述;而21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代表由3所学校各选派7名学生组成,在人大附中教师的指导下,对申遗陈述进行审议、答辩和表决。 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方式 在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世界一体化进程加速,各国普遍关注的国际和平问题、环境问题、多元文化发展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世界人口问题等都需要各个国家共同研究解决。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民国际理解的意识、知识、技能和态度是综合国力的一项指标,是未来人文化素养的组成部分。 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平等地对待和欣赏各民族文化,认同各个国家的主流文化。课程以民族文化为优秀的。民族文化要靠各种生活方式、习俗、语言、宗教信仰等作为载体。通过对这些具体的文化内容的描述与学习,传达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使学生能够理解文化多元存在的合理性,认识到建立宽容、平等的社会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多元文化教育要着力培养“具有世界眼光、民族情怀”的新一代社会公民。多元文化教育课程可以将零星破碎的亚文化内容附加在学校课程中。课程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要打破主流文化和弱势、亚文化的界限,将多民族文化的内容融入相关的科目中。在某些课程中,可以打破原有学科的结构,以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为优秀,探讨多民族文化的思想、理念和观点。 总之,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是推进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从小培养学生对人类多元文化理解、人类优秀价值观的认同,是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根本要求。国际理解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与国际交往能力,要突出强调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国际思维方式。当然,对国际理解教育如何从理念到行动、从目标到内容、从思路到措施,探索才刚刚起步,还有很艰难的道路要走。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研究进展 国际理解教育作为国际教育的重大主题而被确立下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已深入到各国经济领域,国际理解教育倡导的国际意识和理念也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在美国、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相继开始实施国际理解教育,以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教育改革措施。在我国,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求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新课程标准中,部分学科也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国际意识”“理解与尊重世界各国文化”等等,国际理解素质成为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 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是指世界各国在国际社会组织的倡导下,以“国际理解”为教育理念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和不同区域、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相互宽容;加强他们之间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促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将事实的相互依赖变成为有意识的团结互助。”[1]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国际理解的优秀概念确定为:理解国际重大问题;尊重联合国和国际关系;消除国际冲突的根源;发展对他国的友好印象。在国际理解教育理念提出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3年指导15个国家的33所中学成立了第一批合作学校,并开始了教育实践活动,同时还编写了国际理解教育指南、实施教师培训等,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宣传。至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教育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及教育与人权和基本自由相联系的建议》[2],成为国际理解教育内涵和范围进一步深入及扩大的转折点。该建议明确界定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即使青年一代获得关于世界和世界人民的知识;使青年一代养成同情与博爱的态度,能够没有偏见地欣赏与吸收别国的文化,学习外国语;使青年一代以理解与合作的精神看待与处理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使青年树立尊重人权,正确的道德、社会责任感,尊重他人,为大众谋福利等观念。同时,该建议认为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应该认识到世界各国在人口、资源、环境、能源等问题上的相互依赖性,教育应加强培养学生的世界共同体意识,成为具备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和平、人权、民主主义的教育――综合行动纲领》,试图探索人类的共同价值,提出民主、人权、自由应是人类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半个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已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教育,“2003年,合作学校数量达到7 522所,遍布170个国家和地区[3]”,可见人类为促进相互理解,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一、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研究概况 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提出已有半个世纪,在西方国家及韩国、日本等国实施较早。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起步较晚,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才逐步展开,但是受到广泛关注则是在2000年之后。根据研究内容的变化,我国国内有关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早期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主要是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总体描述以及各国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介绍。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从1947年提出到具体实施和探索,再到1994年至今产生广泛影响的几个阶段。有关战后联合国提出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背景,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人类面临众多共同问题的解决等等,与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关系都有细致探讨,同时详细介绍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情况。如余新(2002)[4],徐辉、王静(2003)[5],卓志望、施可清(2003)[6],杨丽宁(2003)[7],杨秀玉(2006)[8]等。美、日、韩等国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较早的国家,同时在多年的实践中反映出一些国际理解教育的共同问题,其实施情况以及解决途径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施永达(2001)[9],市川博(2001)[10],陈宏莹、张德伟(2002)[11],太田满(2002)[12],洪文梅(2005)[13],侯威(2006)[14],王威(2008)[15],余静(2011)[16]等,研究介绍了各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在当代面临的新问题以及解决途径,对我国实施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其二,结合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与文化价值观理论的研究,探讨国际理解教育在我国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对课程构建的设想以及国际理解教育在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与困惑的分析。课程方面集中研究了国际理解教育融入语文、外语、历史、地理以及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的可能性,相关研究有肖玉柱(2001)[17],马丽(2001)[18],翁文艳[19],刘洪文(2004)[20];有关国际理解教育实施障碍以及价值取向的探讨主要有朱旭东、黄晓红(2000)[21],丁钢(2004)[22],邓艳红(2004)[23],范雷(2006)[24],姜英敏(2007)[25],李敏智(2008)[26],赫栋峰,梁珊(2009)[27],周汶霏(2010)[28]等。 其三,有关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的实验研究,介绍了国际理解教育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实施情况。1999年北京教育学院开展的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以及课程开发工作是我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发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国际理解教育相继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地开展[29],这些实践为国际理解教育在我国的广泛实施提供了参照。北京教育学院通过指导“国际理解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课题,在北京市部分中小学学校开展实验研究。北京市朝阳区在各小学开展“以国际理解教育促进学校发展”的行动研究课题“小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的研究”等,李晶(2001)[30],王远美、李品(2010)[31],郑彩华、吕杰昕(2010)[32]等做过相关研究与论述。上海普陀区中小学全面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并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研究方案与初步实践”的课题研究。此外,还有小规模的实验研究,如上海福山外国语学校的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研究,“2006年正式出版了校本教材《国际理解教育小学生读本》(一至五册)”[33]。其他如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研究”课题;国家国际理解教育实践基地天津南开中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编写校本教材《国际理解教育――走出国门》[34];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有关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实验研究,还有其他中小学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研究等。 二、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现状述评 以上对于我国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内容的总结与概括是基于时间顺序对研究进展情况进行的介绍。国际理解教育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较短,自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相关研究长期停留于小范围的介绍阶段,直至2000年后,才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有关中小学领域内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现状存在四方面问题: 第一,从研究领域来说,已有研究较多关注高等教育阶段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策略等,而较少涉及有关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由于国际理解教育涉及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国际化发展更为突出,因而有关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以及实施状况没有能够引起广泛的重视。 第二,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于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内涵、特征及目标要求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已有研究多是结合具体学科探讨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绕过对国际理解教育内涵的争议,对国际理解教育自身所倡导的理念与精神把握得不够深入,直接研究学科渗透式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只能停留于表面和形式,而不能真正把握国际理解教育的宗旨。 第三,结合实验的实践研究相对缺乏深入性,取得的进展也是小范围的,实践研究多是以学校自主开展校本课程开发的形式进行。由于对国际理解教育内涵的把握不足,因此具体实施上往往是依赖简单的教材,或者是体验式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缺乏深入性。 第四,有关课程设置的研究,则更多偏重于国外国际理解教育政策以及实施现状与困境的介绍,并没有结合我国特定的文化模式提出更为合理的课程模式。已有研究多关注美国、韩国、日本等实施国际理解教育较早的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借鉴,但是如何结合我国的文化体制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设计是难点所在,研究介绍别国教育政策等并不能切实解决我国自身的问题。 总体来说,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的实施,目前都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对国际理解教育把握得还不够全面,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在中小学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 国际理解教育是实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维护国际和平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际规则并能参与国际事务和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在教育越来越走向国际化的当今时代,中小学校可以通过学科渗透、开设校本课程、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创办国际课程班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和网络平台建设等多种途径实施国际理解教育。 [关键词]国际理解;国际理解教育;国际理解校本课程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千差万别,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区域文化,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初期,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人类不同的群体之间的交流严重缺乏,一些在特定的区域内相对强大的群体,以自我为中心,不尊重甚至肆意地践踏其他文化。即使是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解、矛盾和纠纷依然存在,而且层出不穷。增强国际间的交流、理解与合作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六章中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小学、职业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其目的是“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所以,在中小学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既是适应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强烈需求,也是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 一、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 1.国际理解指的是人类跨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的理解。其目的是促进合作和维护和平,其原则是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2.国际理解教育是指基于上述目的与原则的教育,即以实现国际理解为目标,通过各种教育手段和措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相互合作的教育;是通过对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等差异的理解教育,消除隔阂,促进合作,最终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际规则并能参与国际事务和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内容应涵盖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及传承教育;二是全球化的胸怀与视野教育;三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教育;四是对和平、人权、公正、开发、环境等重大国际问题的正确世界观教育;五是国际沟通与交往的实践能力教育。 二、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途径及措施 1.构建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机制。国际理解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学科渗透。中小学各学科中都有着丰富的国际理解教育资源,要充分挖掘、科学整合国家课程中能够作为国际理解教育载体的内容,注重不同学科教学中国际理解教育渗透方法的探索与实践,成立研究及实施学科渗透的学校机构,开发和实施学科渗透校本课程,形成国际理解教育的学科教学渗透机制。要立足课堂,在日常教学中有机渗透国际理解的思想,提升学生国际理解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文化认同的意识,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如在人文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可把本国的学科发展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机结合,从整个世界或地球的角度关注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和进步,理性分析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多关注那些为改善人类生活环境、为人类构筑福祉的国际机构的发展,多关注那些为人类的自由、公正、人权以及为捍卫神圣的科学而进行的抗争或斗争等。 2.研发并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校本课程。校本课程的研发和实施,是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保障之一。从学校文化的层面上看,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有利于学校办出特色,有利于造就一支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高的教师队伍;从课程文化的角度上看,校本课程的研发可以缩短“理想课程”和“现实课程”之间的距离,使课程向综合性、多样性方向发展,让教育充满时代气息;从学生发展的视角上看,校本课程的研发有利于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自主发展和个性发展,有利于学生基本素质的全面养成。 在小学阶段,可以开发与传统文化、风俗习惯、重大节日、国际礼仪、生态环境等方面相关联的校本课程;在初中阶段,可以开发与国情了解、国际人权、多元文化、信息交流等方面相关联的校本课程;在高中阶段,可以开发与和平、人权、发展、环境、人口、贫困以及文化多元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相关联的校本课程等。 3.开展师生直接参与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让师生直接参与国际交流活动。一是开展与外语教育课程相结合的文化活动,比如西方经典名著选读、英美文化研讨活动、东西方文化比较活动等。二是可以将国际理解教育纳入学校的综合实践课程以及研究性学习计划,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活动。三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组建以国际理解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社团活动。如“模拟联合国”“西方文化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外国文学巨匠研究”等团体和研究小组。四是举办国际文化节。充分利用外教资源,通过介绍国际文化、英语演讲、校友介绍国外学习经历、国际风土人情等活动,增强国际理解教育。五是与境外学校建立姊妹学校伙伴关系,积极推进友好互访,加强课程合作,拓展学生海外研修或游学活动。积极开展AFS、YFU等学生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拓宽孔子课堂等文化交流互动渠道,让更多学生获得海外学习、生活的经历。 4.创新或完善国际理解教育的设施环境。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物质环境的创设也非常重要。要开发与国际理解教育相配套的实验仪器、演示设备、活动设施以及其他物质载体,特别要重视信息技术的研发,运用新理念、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开发高效、便捷、互动的国际理解教育教学辅助设施设备及教学空间。比如,学校可视条件创建西方文学馆,或是在学校图书馆专门设立西方文学阅览区;设立与声、光、电相结合的外语电子阅览室;可与高校的外国语学院合作,建立国际理解教育活动基地;利用外教资源,开辟Coffee House,以利于外教与学生面对面轻松交流;利用学校网站,创建外语教学网络学习互动平台等。 5.创办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国际课程班。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特别是高中学校都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成立了国际课程班,可以此为基地,研究国外教学课程的特点,寻找国内外课程资源的结合点,由点带面,逐步探索有效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新途径。比如,江苏的一些高中与澳大利亚南澳洲高考局合作成立国际SAM课程班,与美国大学理事会合作成立国际AP课程班,与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合作成立国际SAT课程班,与日语专修学院合作成立国际日语课程班等。 6.创建国际理解教育的国际文化环境氛围。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质是一种思想对话和文化理解。学校可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校报、宣传栏、展板等各种形式,多渠道宣传、介绍国际理解教育基本内容,在全体师生中营造浓厚的国际理解教育氛围;积极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主题活动,增加学习的趣味性,让学生在活动中相互交流,积极思考,增长见识;开设虚拟课堂,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际交流;加大聘用外籍教师力度,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贯彻和实施等。 三、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中所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化浪潮的推动下,与国际接轨已经逐渐成为了基础教育的一种潮流或趋势。建立国际学校、引进国外课程、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开展对外的人员交流和活动、强化外语教学、参与国际教育评价项目等都可以被看做为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途径之一。但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同时也是有效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是外语教育的模式单一,亟待优化。外语教育过于注重语言规则的生硬讲授与机械训练,忽视语言在实践中的丰富运用,大部分学习者不能将外语作为交流的工具,缺失了重要的语言交流能力。二是部分外语教师的学科素养不尽如人意。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要求教师有较为丰富的国际知识、较为宽阔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国际交流技能等,但现阶段有相当一部分外语教师的国际知识缺乏,不能用外语进行流畅的交流,无法顺利通过网络参与国际的交流。三是国际教育交流的渠道不畅通。教师和学生若能直接参与国际互访式的交流,将有助于深切地了解国际知识、感受国外的文化,也更容易形成国际认同感,但在现实生活中,教师和学生直接参与国际互访或交流的机会非常少。 在当今时代,教育资源的全球化争夺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人才的竞争已由高等教育下移到基础教育,可以预期,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将逐步开放基础教育市场,更加主动地进行国际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但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过程中,处理好基础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是首先要关注的重要课题。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肯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要甄别出在历史长河中延续下来的优秀的民族品质、民族精神和教育思想等,并加以保护和发扬,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世界现代教育的一个潮流,在我国也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主要探讨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问题;策略 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个富有根基的理念,以专门的国际理解课程和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的形式,以世界多元文化为课程内容,以教师讲解、学科渗透和学生活动体验等课程组织方式现身于各学校各地区;但与课程开发、实施等方面不适应的是在课程评价上表现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存在诸多问题。而评价作为一个对课程实施效果的考量,是对以后课程开发实施的建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对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相应的对策。 一、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系统的课程评价标准。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学校层面都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各学科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时参照的是其在国家课程标准中该课程要达到的目标,国际理解教育只是该学科要完成课程标准任务的一部分,而非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专属标准,以及国际理解教育要达到什么标准也无从知晓。如有研究者就直接以2001年7月我国教育部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的要求为评价标准,因为该标准规定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任务之一是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拓展视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健康的人生观,同时将“文化意识”作为课程的优秀内容之一提出。这样,该课程评价就丧失了其指向的作用,也难以在课程效果评价方面给出合理的判断,更难以为大范围的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做出示范。 2.评价对象内涵不明确,范围过窄。在评价对象中,忽视了课程本身体系的评价,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作为重要甚至是惟一的评价对象,教师在课程实施中,深刻感觉到难以对学生进行评价,教师很关注如何评价学生国际理解的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形成,却不知道学生对国际理解教育中关于人权教育、异文化教育、和平教育及环境教育等方面是否有了理解,是否学会了共存等一系列问题。评价的内容范围过窄。 3.评价方法过于单一。目前的评价方法主要采用量化评价法,缺少质性评价和分析。由于考虑到可操作性和客观性,大多采用指标量表进行评价,以避免主观随意性,但是这种量表式评价无法反映出指标体系之外的成就,不能广泛地收集意见和建议。如何协调好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协调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比例,运用既避免主观随意又能收集广泛意见的评价方法,是目前应当解决的问题。 国际理解是教育的一个理念,旨在培养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具有国际能力的人才;是一个思想上的概念,内容本身难以量化,不只是国外或少数民族的事实性知识,还有其他更多人文性的知识,因此用量化的手段无法测出重要的信息,也会导致学生学习不注重思考,只单纯记忆知识点,这样就会偏离国际理解教育的初衷。 4.评价者比较单一。国际理解课程作为校本课程,一般是教师个人、专家、学校内部或学校之间进行讨论合作,然后再采用自己的标准进行评价,以传统的权威评价为主,这样就忽视了课程的使用者——学生、教师或制作者的使用感受和体验,并且课程结构设置的科学性也需要本学科的教务人员来鉴定,只依靠少数人开展评价的方式显然不够全面和公正。 二、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改进的策略 1.评价标准体系的全面化。国际理解课程评价标准体系是整个评价活动进行的基础,制订课程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既复杂又有意义的工作,评价必须是全面的,涉及的评价指标应该涵盖到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方方面面,不仅要考虑课程内容,还要考虑应用的教学媒介;评价必须是发展的,课程评价指标的设计要朝着更加有利于学生的方向发展。随着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建设的不断发展,制订该课程评价的指标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使评价人员在评价时能有章可循。 2.丰富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评价内涵,扩展评价范围。 (1)评价内涵不能仅限于教师对学习者作业和考试等方式的评价,注意对学习者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的评价,培养学习者对自我学习效果的评价、学习者间的相互评价、对学习过程的评价,且对评价结果给出答案、对答案做出分析,从而使评价能全面反映学习中的事实,也能对国际理解教育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2)课程评价的对象包括课程本身和课程实施的效果。前者是对课程内容,课程设计,以及课程实施过程的评价,后者是对课程参与者的评价,教师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过程,教学效果和学习者的学习效果的评价。 3.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相结合,注意评价方法的多元化。在评价方法上,一直是量化占主体,它是我国传统的评价方法,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我们能简单清楚的知道学生已经获得哪些系统性知识,缺点是它无法测量学生的质性部分,如学生的发展变化,学生的情感态度等。现在的课程评价方法正慢慢地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可以采取表现型评价、档案袋法、自我评价与同伴评定相结合的方法以及论文测验法等,注重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对国际多元文化,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情感态度的变化来判断学生所取得的成就。 4.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主要特点之一,本身的特殊性对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也提出了要求。教师是评价的主导者,学生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教研组、课程专家、教育主管部门、社区、家长等也应都是国际理解课程的评价的主体。他们拥有不同的知识背景,能组成广泛的课程评价者联盟,从不同的方面去评价课程实施是否有效,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与课程评价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同样存在课程评价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标准不明确、方法滞后、评价主体单一、对象过窄,这些都需要我们以特殊的方法去解决,国际理解教育培养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处理国际问题能力的人才。自由、民主、平等是其优秀内容,那么在进行评价时就要考虑到评价方法是否公平,标准是否公正,这也是学生学习的方面。因此,在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评价时要注意确定评价标准,建立评价体系,注意评价主体多元化,注意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的结合,达到以评促进,使国际理解教育能更好地在中国开展。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以校本课程的方式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编 者 按 不亲身到衢州二中体验一番,不实地考察一下衢州二中的教育国际交流陈列室,其实不能完全体会衢州二中开展外事交流活动的定位之高、工作之实。本期“视点”,我们以衢州二中正在开展的国际理解教育为主题,采访了潘志强校长,并约请了包括外教在内的多位教师撰文畅谈自身在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中的点点滴滴。这一组文章,既有深入的探讨、理性的思考,又有感人的故事、深刻的体验。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的呈现,让广大读者通过文字也能领略到衢州二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独到和成功之处。 潘志强,现任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校长,浙江省英语特级教师。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外语教师、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功勋教师、2010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美国雷德温市“荣誉市民”等荣誉称号。 从教30年,潘志强始终坚守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建立了“参与型”的新型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轻松的语言氛围中享受英语学习的乐趣。坚持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开创浙江省国际理解教育的新局面。近几年,曾在《中小学校长》《中国教育报》《文化交流》等报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译文近百篇;出版个人专著及主编英语教学用书20多本(套),其中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著作有《心桥》《我在海外教汉语》《汉语桥——外国专家眼里的教育对比及文化交流》;在省内外讲学30多场,深受好评;主持省、市级重点课题多个并获奖,其中《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获浙江省第四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一等奖。 担任校长以来,潘志强秉承“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全力提升师生内心的愉悦度和幸福指数,打造幸福校园:守住师生快乐的心情,守住师生心底的声音,守住师生温暖的港湾,使师生拥有通达的性情、宽广的胸怀和高贵的修养。提出“内外兼修一线教师”(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打造教师队伍)的教师培养策略:让吃苦的人吃香,让实干的人实惠,让有为的人有位(学术地位)。强调文化育人:打造儒学校园,推进国际理解教育,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开设“二中大讲堂”等特色校园文化活动。《浙江工人日报》《浙江教工》《教育信息报》等曾对其先进事迹作了深入报道。 记 者 潘校长,您好!作为一所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儒学校园”,衢州二中近年来还因为卓有成效的外事工作引起了广泛关注:新华网、《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浙江日报》、《文化交流》、《教育信息报》、浙江卫视等媒体都进行了专题报道。最近,学校的一项课题《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还获得了浙江省第四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请问,学校从校本课程的角度来推进国际理解教育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潘志强 当今世界,各国日益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也面临着众多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如何让未来的人们能够在认同本土文化与价值的同时,欣赏与尊重彼此的差异,寻求文化共生,共同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谋求共同的进步与繁荣,已成为国际教育领域的重大课题。20世纪中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倡导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世界各国和地区也都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重要部分,提倡从小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开展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的指引下,也一直非常重视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要加强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应该说,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不仅是适应国际竞争与推动国际化发展的现实要求,而且可以更好地寻求国际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平衡点,有助于青年一代养成同情与博爱的态度,树立尊重人权、正确的道德、社会责任感、为大众谋福利等观念,以理解与合作的精神看待与处理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不仅是新时期学生素质的时代内涵,也是道德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浙江省作为教育强省、文化大省,拥有众多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具有丰富的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资源和平台。然而,从现有的实践来看,国际理解教育存在几个显著的问题:一是缺少对国际理解教育深层次内涵和时代主题的理解和挖掘,仍更多地将重心停留在对国际知识与外语技能的培训;二是缺少有关国际理解教育学校实践的体系与机制,其实践仍处于经验水平与浅层合作的阶段,甚至误认为国际理解教育就是国际交流;三是没有充分利用国际理解教育的资源,浪费了大量展开国际理解教育的机会。 衢州市为部级历史文化名城、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的姐妹城市,每年都吸引上千位慕名而来的国际友人。衢州二中是浙江省首批办好的18所重点中学之一、省一级重点中学。2006年8月至2011年8月,平均每学期有3名外教在校任教。学校与世界上近1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每年接待国际友人达30多批。 作为衢州市国际交流的窗口学校、省首批新课程实验样本学校、省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选修课程建设改革试点学校,如何利用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具有本校特色的教改之路,成为学校发展的重要课题。经过慎重的调查与论证,学校决定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研究”的课题,以国际理解教育为优秀,探索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在学校教育和学科教学乃至课外校外活动中的多种渗透形式,培养具备国际知识、国际理解技能、国际理解态度、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新一代年轻人。 记 者 具体而言,学校希望通过这一课程的开设达到怎样的目标? 潘志强 我们希望通过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对学校的课程体系、学生和教师的发展、学校文化的建设等都有所促进。 一是探索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体系 一方面,发掘学科教学中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契机,在课程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的思想。另一方面,积极运用学生学校学习的整体经验,开发丰富的国际理解教育素材与课程资源,以国际理解教育为主线开设主题性课程或专题活动。再一方面,拓展学校国际理解教育的外部空间与形式,运用学校、社区和国际社会的力量开展综合性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积累丰富的国际理解教育案例与资源。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拓宽英语教师的国际视野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指出:“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利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有利于培养世界意识,有利于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教学中涉及的有关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应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等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文化的兴趣。要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为发展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要达到上述目标,教师必须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宽广的国际胸襟。 对于英语教师来说,职业的性质决定了学生对教师国际视野的要求会特别高。如果说,语音是英语教师的素质外显,语法是英语教师的素质内涵,词汇是英语教师的素质张力,那么,文化就是英语教师的风骨气质。这种文化其实就体现在英语教师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宽广的国际胸襟。好的英语教师是一部学生永远也读不完、读不够的书,这部书里展现的就是英语教师的国际视野。如果英语教师在文化教学活动中能与学生分享他的国际视野,展现个人魅力,学生的学习热情就会大大提高。 衢州二中是一所具有近20年教育国际交流历史的学校,在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过程中,英语教师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期间培养了英语教师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宽广的国际胸襟。以下笔者从国际时事、教学素材、国际品位三方面谈谈英语教师如何拓宽国际视野。 一、 在阅读中了解国际时事 拓宽国际视野并不一定要走出国门,阅读国际新闻、了解国际时事便是最经济、最便捷的途径。在当今信息时代,报刊、书籍、网络都是良好的学习手段。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如果我们教师能把国际知识和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就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近五年,我们学校的英语教师做了一个课题——“中学英语教学中课外新闻材料有效利用的实践研究”,感觉受益匪浅。该课题的实践研究过程实质是国际理解教育的过程,也就是阅读、了解国际时事,学习国际知识的过程,大大拓宽了英语教师的国际视野。在选材的过程中,课题组成员经过大量阅读,精选了三百多篇用于课堂教学,剩下的也被收集起来,以备后用。 现在,课题组成员养成了天天阅读英语新闻,关心国际时事的好习惯,从各种英语报刊、网站选取话题多样、语言鲜活、时效性强、深受学生欢迎的英语新闻材料,有效地弥补了教科书有些材料过于陈旧、趣味性不强等不足。教师根据各个教学环节的需要以及新闻材料的话题、难度和长度来决定把新闻材料补充到哪个教学环节,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真正做到了把有关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等密切结合,激发学生学习英语文化的兴趣。 例如,英语教材第一模块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地震,语法是定语从句。在教学时,我们引用了2011年3月11日《纽约时报》关于日本地震的报道“Sympathy for Japan, and Admiration”,其中含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定语从句,让学生在阅读中体会定语从句的用法,同时也拓展有关地震的知识。第四模块第二单元的主题为有机农业,我们在联合国推广可持续发展型经济的网页上搜索到2010年4月发表的“Ca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eed the World?”(有机农业能养活世界吗?)一文,并以此作为教学材料,这既是对课本知识的补充和更新,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第六模块第四单元的主题为全球变暖问题,我们找到“Is Global Warming Real?”(全球变暖是真的吗?)以及“Is Tuvalu sinking?”(图瓦卢在下沉吗?)两篇文章,引导学生从更客观、更细致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这对学生的知识面和思辨能力来说是一个挑战和提升。 同时,我们英语教师还及时把重大的、有意义的国际时事新闻进行整编,与学生一起阅读分享。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说、美国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等,都是学生十分感兴趣的文章。以新闻阅读的方式来学习词汇,拓展学生的阅读面,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高得多。这样,教师通过阅读,既开阔了自身的国际视野,也开阔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二、 在收藏中积累教学素材 拓宽国际视野的另一方式是收藏和国际友人有关的物品,记录、积累和国际友人交往的事件,因为每件物品都是一个良好的教学素材,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一段真情。物品不管大小、贵贱,都是最直接、最生动的拓宽国际视野的方式。所以,英语教师应该做一个有故事的老师,积累和国际友人交往中的点点滴滴,以故事的形式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如果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能和学生分享这些故事,并适时、自然地把这些生动的物品展示给学生,英语课堂应该是妙趣横生、难以忘怀的。这样的英语教学应该比天天满堂灌语法和词汇的效果好得多。 衢州二中教育国际交流陈列室在浙江省中小学界当是首屈一指。这里珍藏的是衢州二中近20年的教育国际交流史的难忘片段。凝聚这些记忆的是300多件实物、文档、图片、视频。这些物品由本校师生提供,有照片、书信、服饰、杯具、画作、玩偶、香水架、蜡烛台、装饰品等。有一只不过五六厘米高的细小瓶子,是美国雷德温一位市民所用的盐瓶,瓶口的筛孔很细,从这里可以感受到美国人提倡科学合理用盐的理念。有一套瓷器,大小形状不一,看似普通,但它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美国雷德温市悠久的陶艺历史。作为该市具有典型文化历史意义的物品,它也反映了这位国际友人赠送给我校教师时所体现出的深情厚谊。有一支插在玻璃烛台上的红烛,看起来貌不惊人,但上面系着的小卡片却流露出美国人的用情:在中美两国国旗和衢州与雷德温的名字下,写着“May the fire of our friendship always burn brightly”(愿我们的友谊之火永烧不灭)。在一块心形的彩绘木艺品上面有一句话,“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家是心之所在”,老外把它挂在墙上,祝福家庭温暖和睦。有一个塑料袋,是英国外教用来装礼物用的,上面印有“recycle”,意思是此塑料袋可再回收利用,可见英国人强烈的环保意识。此类故事和素材不胜枚举,它折射出衢州二中师生与世界各国人民所缔结的深厚友情,也大大开阔了师生的国际视野。教育国际交流陈列室成了师生不出国门就可以接受跨文化教育的绝佳阵地。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新词新语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改革的大门开放以后,国外文化蜂拥而来。诸如“的士”、“酒吧”等词语纷至沓来。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词新语。随着国内旅游热兴起,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农村人口投身于旅游景点的商业服务,于是便在原先的交通工具上精心修饰,仿照“的士”,出现了“马的”、“驴的”、“轿的”、“摩的”、“板的”等系列新词。这种由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文明转换。研究这种新词新语具有广义文化学的意义。研究这种新词语还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90年代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必然使有的企业破产,有的工厂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此外,“绿灯”、“黄昏恋”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研究这种新词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语言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反映生活也最为迅速。如“绿色工程”“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事业”、“套书”“套裙”“套餐”“套会”“套票”等系列套词反映了修辞构词的灵活性、形象性和系统性。语言的活跃,反映思想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结果。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信息时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的需要。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鞭打快牛”来喻指对贡献大的人或企业过度加码,使其做更大的贡献;用演员出台表演的“出台”来喻指一系列成套的政策措施跟群众公开见面,即形象又生动。诸如“蛋糕”、“绿灯”、“断奶”、“窗口”、“余热”、“网络”、“黄牌”、“拳头”、“婆婆”、“阵痛”,“铁饭碗”、“红眼病”、“花架子”、“大锅饭”、“毛毛雨”、“大气候”,“一刀切”、“走后门”、“打头阵”、“剃光头”等都是通过比喻式构成的。“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向拳头一样粗壮有力,它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至于“龙头企业”、“文山会海”等等都是此类。还有借代式新词语,如“菜篮子”、“绿色食品”、“国脚”等。据语料库我们统计得出这种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约有700多个,以比喻、借代、仿拟方式构成的新词语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下文中我们将会一一谈到。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如: 气候:大气候小气候新星:网坛新星影坛新星诗坛新星在这其中的“窗口”、“龙头”、“拳头”与前头所说的第⑴类关系密切或是由⑴类省略本体类属词形成的。比如“龙头”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如: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龙头”。或是先出现喻体单独使用的情况,然后扩展成⑴类词语,像“窗口”,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追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追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般后缀成分如“子、头、儿”等本身已无实词意义,它们的词义已经虚化或消失了。而“坛、星、霸、风、热”这一类单音节词,仍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例如“热”,指受很多人欢迎的或很多人热衷的某一社会现象。“坛”,在词典中早已说明指的是体育界或文艺界,只不过由它构成的新词更多了,而“坛”的词义并未消失。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其次,“子、儿、头”等后缀成分须依附于前边的词语存在,是名词的标志,而“热、坛、风”这一类单音节词,则勿须依附前边词语存在,可以单独使用。再次,在修饰性词语和这些单音节词之间,结构较松散,有的也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修饰这些单音节词的成分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没有一定限制。由于这类单音节词确实存在一种后缀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类后缀成份。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語,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部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依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 ①、仿前式。即仿造词仿拟原型词的结构,更换原型词的前一个词素,后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词造词法中占多数,下列两组例子都属于仿前式。 面的轿的酒吧网吧 货的陶吧 残的奶吧 摩的 ②、仿后式。与仿前式相反,这是一种仿拟原型词结构,并替换原型词的后一个词素,前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拟造词法中用的比较少。例如: 国手国脚的哥的姐廉政廉业陪读陪教 ③、格式仿产生的新词语四音节的也较多,所仿格式有些是词汇系统中具有的,有些则是近年新造,经反复使用获得习用性特征的新格式。格式仿构成的四音节的新词语大多是在一个固定格式中嵌入新语素,如:由“大×大×”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操大办”、“大包大揽”等;由“小×小×”格式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妻”、“小修小补”等。这些新仿拟的词语,均在原格式中嵌入一定的语素,词型格式化特征突出。格式仿利用已有的格式,形势特征明显,改换语素灵活便利,是一种常用的仿拟构词的手段。 ④、还有一种仿拟则是依据一定的句法形式,即所仿格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句法模式。它们大多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使用时间长、出现频率高、生成能力强的句法模式。因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文言句式的色彩。如:“以NVN”,介词“以”在这种句法模式中表示“凭借、依据”,是一种文言格式。根据这种格式仿拟的“以权谋私”、“以党代政”、“以工挤农”等新词语,概括性强,具有明显的文言特征。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①、类义相仿。利用类义关系仿拟的新词语,如由“奖学金”仿拟出“奖教金”,由“空姐”仿拟出“海姐”,由“廉政”仿拟出“廉业”等。这些仿拟词与原型词都是同类事物,同属一个范畴,利用同类事物的相关性,类推联想,仿拟出新词。 ②、对义相仿。对义仿拟则是由记录某一事物、现象、行为的词语,仿拟出另一与之相对应的新词语。如,以性别为对应关系由“公关小姐”仿拟出“公关先生”,由“家庭妇女”仿拟出“家庭妇男”,“空姐”仿拟出“空哥”,“的哥”仿拟出“的姐”。 某些相对应的概念,也会产生对义仿拟构词。如,由“民办”仿拟出“官办”,由“民风”仿拟出“官风”等等,“民”与“官”便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上的仿拟。 ③、反义相仿。这种仿拟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这是由于仿拟词语中替换的词素与原型词中对应的词素意义相反造成的。这种仿拟是语义仿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许多仿拟型的新词语,都是通过反义仿拟构成的。如,以“大”与“小”相仿拟的“大我”与“小我”、“大气候”与“小气候”;以“冷”与“热”相仿拟构成的“冷销”与“热销”、“冷板凳”与“热板凳”等;以“优”与“劣”相仿拟的“优生”与“劣生”等等。此外,象“上”与“下”,“公”与“私”,“正”与“负”,“快”与“慢”,“强”与“弱”等反义语素的变动,都是仿拟构词的重要手段。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根据兼用的修辞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仿拟兼谐音。如“气管炎”“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 ②、仿拟兼简缩。例如:博导(博士生导师)硕导(硕士生导师)。这里人们兼用了仿拟和简缩两种造词法。 ③、仿拟兼夸张。例如“豪华本”“火箭本”(称出版速度快,质量低劣的书册)。仿拟词语“火箭本”显然也兼用了夸张的手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六、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1、比喻、借代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例如:古汉语中有以“须眉”代指男子;以“裙钗”“巾帼”代指妇女;以“杜康”代指酒;以“黄发垂髫”代指老人小孩;也有以“蛇行、龟伏”等来喻指某一动作行为状态的。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例如的那几年,人被丑化、异化,灵魂和肉体被肆意糟踏、蹂躏,反映在语言上,那就是在词语里“牛鬼蛇神”“黑帮”等等满天飞。如今的时代是人文时代,人格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当今的时代亦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因而被用来做借体或喻体的多为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事物,如:“中关村”、“硅谷”、“短平快”、“气候”等等。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广大群众视角中心的重要转移。其次,这类词语的词义具有模糊性。词语意义的模糊性是指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缺少清晰的界限,由比喻和借代凝固形成的新词语,其意义普遍存在相当模糊性。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外,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表达方式,大多只有模糊概念,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科学上界定严格的意义范畴。如“龙头项目”等会因地因时而异,其概念外延没有确定标准。我们再从心理基础看,比喻和借代都是以联想作为心理基础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直接以喻体指本体、以借体指本体,这在文字表达上更精炼了,但意义范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更为增强了,同时也模糊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热”本指一定的温度,与“社会现象”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词义更模糊了。再次,修辞用词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如:“~~热”、“~~风”只不过时髦一阵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星”、“~~精神”等也只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词语能风行一阵,当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我们在看一下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有些语言学者正确指出,许多赋予词语以临时性功能的修辞学说法,往往会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而使临时性功能固定化,原来的修辞用词也会转化为一般用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2、仿拟构成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到底具有什麽样的特点?首先,仿拟型新词语具有对应性。仿拟性新词语与原型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仿拟型新词语中以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构成的语义仿新词语是对应性的突出体现。格式仿中许多新词语内部甚至也表现了类义、对义的对应关系。其次,仿拟型新词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有的带有表扬倾向,如“新秀”;有的带有嘲讽、戏谑的色彩,如“喇叭亏”、“家庭妇男”等;有的则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如“以权谋私”。鲜明的感情色彩,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构成与“仿拟”这一修辞手段运用的内在联系。再次,仿拟型新词语体现了仿拟构词手段的丰富性。从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看,仿拟词与原型词之间,涉及音、形、义三个方面。就拿“语义仿”来说吧,语义上的“类义”、“反义”都可以作为联想的线索,这就使仿拟构词具有丰富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能力也较强。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将何去何从呢?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丰富和扩大。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既是对语言的继承又是对语言的创造,它使语言旧有的形式得以保存的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新的词语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的特征。仿拟现象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快节奏生活的必然产物。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而人们利用旧有的词语模式,用替换原词的某个语素而快捷地举一反三地构成新词,势必导致新词生成中仿拟 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新词语一经产生,便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仿拟生成的新词语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构词的规律,是否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仿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一味模仿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近些年,有的人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广告媒体,无视语言规律,利用谐音胡乱造词,如“咳不容缓”、“衣衣不舍”等等。这些“词语”意义上完全背离了原词,长此以往,词将不词了。但从总体上说,仿拟能产性强,生命力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符合词汇发展的总趋势。 文学毕业论文:高中语文学习主动性培养论文 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主动性的重要性以及策略[摘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优化教学策略,构建学生良好的学习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原则,对于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学生的写作能力、分析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教育家埃德加•富尔的《学会生存》中有这么一句话:“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这句话令笔者感触很深,不由得想到我国的语文课堂教学已摒弃了过去的“一根粉笔一张嘴,老师从头讲到尾”的满堂灌的旧教学模式,而逐渐过渡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研究性教学模式。这关键在于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教师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知识,而不是成为学习的奴隶。学生在学习中通过听、读、写能力的训练,达到知、行、意、情的目的,把握主题,提高知识水平。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一)运用研究性教学语文是我们的母语,学生学起来本应得心应手,但由于长期以来学生受到教师影响把语文当作政治课来学,一些纯美的文学的东西都被冠以政治的高调,令学生越学越无味,主动学习更无从谈起。例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本是一篇鲁迅回忆童年趣事的散文,而语文教材却把它定位为一篇反封建的政治性文章,说是鲁迅在批判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批判封建私塾教育。可是笔者却怎么也看不出它的反封建味道,反而觉得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的后园及课堂上蒙画儿的这些情节较符合童趣的。在《朝花夕拾》的小引的第一句,作者这样写到:“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虽不容易,但我们也可看到《朝花夕拾》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回忆往日琐事的,绝少涉及政治。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看,笔者想更容易引发学生的共鸣。因为中学生毕竟还是童心未泯,文中一些涉及儿童的乐事定能引发他们的兴趣,而兴趣一来,要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则并非难事。再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一诗,本是一首很美的爱情抒情诗,而过去的教材往往把它看作是纯政治抒情诗,而忽略了诗的“情”性美。虽说斐多菲最终为革命献出年青的生命,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侠骨柔情,他对尤丽亚的爱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我们不提倡中学生谈情说爱,但却无法否认,美丽的爱情总是令人憧憬的。如果引导得当,既可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欣赏诗歌所体现出的美,又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新教材的编定,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不断地摒弃了旧式的教材内容,提倡运用适合现实,符合文章本质的教学方法,使教师在教、学生在学中达到互动的目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二)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传统的教学中,往往误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教学误区。学生在传统的教学中往往如竹筒倒豆般地被动学习,思维往往局限于单一的形式,解惑能力往往被弱化甚至被“消化”掉。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是创新教学,有利于学生由单一思维向多向思维,由局限到全方位的转变。一是设置疑问,多问几个为什么。如在《荷塘月色》中,第4~6节描写荷塘月色的美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很快将学生思维集中到课文主题上。二是设置反问。反问是在学生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运用的一种教学方法,更能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烛之武退秦师》一文,笔者就设置这么一个问题:烛之武为什么去见秦伯而不去见晋侯?学生很容易就根据第一段的内容说出郑国得罪的只是晋国,而不是秦伯,相对来说说服秦伯要比晋侯容易多了。三是平等式教学。平等式的对话教学把教师与学生放置在平等的位置,为学生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提供一个平台。学生可以对教师提出质疑,要求教师回答。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向学生提出课文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问题。师生角色互换,平等磋商,对课文疑问之处进行探讨,达到解惑的目的。 二、优化教学策略,构建学生良好的学习模式 (一)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在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往往忘记了谁是课堂的主人,而在课堂中以主人的形象自居,命令学生这样做,那样做,或命令他们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令学生厌烦至极,主动学习更无从谈起。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不过是听话的乖宝宝,高分低能的“天才”而已。最终的结果是学生的天性被扼杀,主动学习的能力逐渐消失。学习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责任、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乐趣。要确立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应该做的,不是单纯的传授给他们知识,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去掌握知识,在这个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学生就会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无形中增加了学习的欲望,学习的主动性也就慢慢培养起来了。而要做到这些,就要运用一些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例如,在讲授《蚊子和狮子》一文中,笔者先让学生自己看课文,然后展示四幅自己制作的有关《蚊子和狮子》的漫画,让学生依据漫画来把课文改编为童话故事。学生本来就喜欢漫画和童话,现在,让他们参与其中,自己编故事,一时间,学生情绪高涨,纷纷站起来即兴演讲,有些学生甚至还有动作配合。这样,既可锻炼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也让他们加深了对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学习的兴趣来了,主动学习的能力无形中就增强了。又如《胡同文化》一课,乍一看,似乎内容较为凌乱,学生不易理解。笔者就先让学生理清课文思路,自己寻找文章的中心句;但这样又会造成一部分学生不愿动脑,想坐享其成。如何调动这一部分学生的主动性呢?笔者采用的办法很简单———竞赛法。笔者以组为单位进行竞赛,规定每组学生必须要找出任意两段的中心句,哪一组先找出就让哪一组先回答,而其他各组只能回答别组没找到的段落。而当每组都找到相应段落的中心句后,余下的段落就以抢答的方式进行,回答正确的就可累计加分。这样,课堂气氛立刻活跃了,各组学生纷纷开动脑筋,进行讨论,力争找到最恰当的中心句或自己概括出准确的中心句。通过这种竞争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动手寻找中心句,既可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又能加深他们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总之,不管采用哪种教学方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才是学习的主人,尽一切努力调动起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让他们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二)构建探索性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创意思维勇于探索是一种挑战,是一种突破,提倡探索学习方式,使学生从旧框框(指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教学模式)、本本中走出来,敢于否定,敢于提问,敢于超越,敢于创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教会学生向未知领域探索。如《花未眠》一文,主要是培养学生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让学生明白,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只是能不能发现它。在教学中,笔者让学生欣赏了一盆自然栽种的花和一盆插花,激发他们美的欣赏潜力。然后,笔者让学生到教室外去寻找引发他们美的触发点,并写出自己对美的感受。结果,从学生的作文中笔者发现:一片枯叶也能引发他们无限的遐想。 (三)突出自觉性学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通过自读课,引导学生自觉思考怎么样、为什么、结果如何等,突出自觉性学习,给学生留下学习的空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如《我与地坛》一文,者给学生三个问题:(1)作者在地坛思考了什么问题?(2)他从地坛中找到了什么答案?(3)你从文章中得到什么启示?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外,学生也可以自己质疑,自己解答。 (四)讲练结合,提高解决问题的实效性在学习中,通过教师讲,学生练,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笔者觉得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用在古文教学中。如《勾践灭吴》一文,内容较多,知识点也多,笔者就印发了配套练习,边讲课,边配合练习,让学生对古文的知识点得到巩固,从而加深记忆。超级秘书网 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 (一)要善于发现学生的特长任何一个写作论文学生都有自己的特长,关键在于教师是否发现了学生的特长。教师一旦发现学生的特长,千万不要武断地认为这些特长与学习无关,继而想尽一切办法压制它。笔者觉得,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不但制止不了,反而会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现在有不少学生都是“电脑高手”,玩游戏、上网聊天是一流。这时候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制作网页,上网与同龄学生探讨一些文学上有争议的问题,既培养了学生的质疑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 (二)在朗读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的适当朗读能使学生入情、入景、入角色,很快把握课文的内容,思维得到启发,想象力得到拓展,情操得到陶冶。如《再别康桥》一文的教学中,笔者先让学生欣赏肖邦的《离别曲》,寻找到两者感情的共鸣点,然后让学生配合音乐来朗读课文。学生在朗读中体会到了文章的优美,很快就进入了情境,抓住了作者的情感。 (三)在演示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教学中,都是教师教,学生学,往往是教师“唱独角戏”,很难调动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感到厌烦,枯燥无味。要改变这种教学效果,最佳的方法是让学生演示教学内容的情节,展示学生的风采。 如在《皇帝的新装》一文的教学中,笔者让学生分别扮演皇帝、大臣、骗子等角色,上台依据课文内容当场表演一出话剧,一演完,学生马上就能抓住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并能适当分析人物形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把握“好”、“乐”,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教学中会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论文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应用型较强的专业,为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式,本文提出从两个角度指导该专业的教学:从实用性的角度,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从创新的角度,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并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其在社会立足的本领。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探讨 1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优秀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优秀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 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优秀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超级秘书网 3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 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文学毕业论文:现当代文学教学探析论文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引导学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和文学性思考能力,从而建立系统性知识结构。 [关键词]文学史观文学思考系统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职类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它不像本科教学分得那么细,而是把现代和当代合为一个板块,把史料和作家、作品介绍揉进一本教材,这就给教学带来了难度。笔者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就如何使学生将知识内化为判断和把握事物的认知能力,谈几点自己的认识。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还原历史场景,尊重历史事实。既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当代人视角解读历史,又不能机械地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苛求前人,实事求是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定性定位,从而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毫无疑问,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国数十年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讲话》毕竟是六十多年前的一部文献,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其中有些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先进的,而拿到现在看,则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纯粹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去解读文本,肯定会产生历史的错位,必须把学生的思绪引导到20世纪40年代初那个炮火连天的特定历史场景中,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对文艺问题的严肃思考。 让学生进入历史并不等于沉溺于历史,还要让学生跳出历史回到当代,站在当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如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工农兵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把文艺服务的侧重点向他们倾斜完全是应该的,这样提有利于抗战。然而,这种提法拿到现在显然过时,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年代,文艺的服务面应该更宽,所以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讲话》中谈到艺术的典型性时,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中,又强调共性和普遍性;在谈到文艺创作题材时,强调宏大叙事,强调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从而无形中忽视了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站在文学的角度,这无论如何也是理论上的缺失。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或缺失,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却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讲话》发表于1942年,正处于最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抗击日寇的侵略。在那样一个时代,个性必须融于集体,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战争。对文学的要求,强调塑造人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强调宏大叙事、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至于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学生通过历史—当代—再历史—再当代反复的思维转换过程,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终于有了全面的、科学的把握。类似这样的教学难点,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破解,破解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过程。 二、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 一部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和阶级的压迫史,也是一部民族解放史和阶级斗争史。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艺术再现,中国当代文学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象记录。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就是体现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文学现象。在该段历史中,左翼文学盛行,马克思主义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左翼文学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及自由主义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在创作实绩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创作,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他的鸿篇巨制《子夜》,就是用文学的方法,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风云的再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命运和前途。让学生学习这门课,要抓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一最显著的特征,正确认识历史,科学把握历史,从而激发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的形象记录,同时也是一部现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左翼作家们善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关照生活,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恰恰忽略了从艺术的角度对人的心灵史、人性史的关照。这一点缺憾正好被其他作家所弥补。对与左翼文学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文学这种文学现象应怎样处理,在传统的教学中,在充分批判的时候,没有勇气对其合理的部分进行科学评价。其实,以京派、海派为主要创作群的自由主义作家们还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他们不屑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反映生活,但他们善于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挖掘人的心灵奥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相连这一特征时,必须让学生同时把握心灵史、人性史这一特征。既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左翼作家的创作,突出文学的宣传教化功能,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使学生认识到左翼文学过分夸大了文学的宣传教化作用,造成文学的功能尤其是人文和审美功能的缺失,在思想上导致极“左”思潮的泛滥,在表现手法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和政治图解非艺术化倾向。既要让学生看到作家作品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云,还要引导学生进入作家作品所建构的艺术世界,进而窥见作家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和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在解读文学史的同时,解读人的心灵史,解读由共性和个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构成的人性的存在史。这才是科学的、完整的文学史观。 三、培养开放的思维视野和运用“个体化理解”标准的评判能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学精华和外国文学新鲜血液中成长的,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该学科的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学进去,还要让学生跳出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扬弃论,既不能走复古倒退或崇洋媚外的极端,又不能关起国门、割断历史。引导学生汲取历史教训,反思历史失误,养成多元视角审视历史的思维习惯,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要让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世界文化的视野,用科学的、多元的、创新的、开放的态度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髓和脉搏,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 要引导学生处理好兼容并包与“个体化理解”的关系。我们知道,真正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新鲜活力的,是包括西方伦理主义、人本主义、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的两面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培养出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和品格,造成先天的对政治文化现实、世俗文化现实、文学文化现实的依赖性症候,造成20世纪偌大中国除鲁迅之外难有作家和世界级大师比肩的尴尬。正如吴炫教授所说,“如果要问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差距体现在那里,那么我想说,正是在‘个体化理解’的程度上,我们很多作家不能从文化批判走向人类批判,进而也就不能对中国文化的问题进行独到的理解。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潮文学作品普遍缺失‘个体化理解’,那么我想说,20世纪诸多重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沈从文、无名氏、王蒙、汪曾祺、贾平凹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个体化理解’缺失的问题———这不仅影响着中国20世纪文学艺术的‘艺术性’,也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世界级经典作品的诞生”。对教材的分析,并不是要用误导学生,而是要通过对具体历史现象的分析,培养学生用开放的态度认识历史,用“个体化理解”的标准解读历史。这是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一个最大的难点。 四、培养文学性思考能力 解读作品固然可以运用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作为理论支柱,但其他社会学科的思考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思考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整体性特征。所谓整体性特征,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解读。如巴金早期创作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让学生完全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而应该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角度去整体感受作品。同样道理,郭沫若的《女神》明显受泛神论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误导学生用泛神论的理论去死抠《女神》中的每一首诗,而应该从整体上感受诗人追求个性解放时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2.多向性特征。文学欣赏绝不是数学中的1+1=2,而是大于2的关系。一个好的文本摆放在学生面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如《起死》这篇小说,它的显性主题是对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隐形主题表现了鲁迅把“铁屋子”的人唤醒之后却让他们无路可走的痛苦;如果再细细地解读文本,还会发现先生面对死亡的那份坦然、淡然和超然的态度。在讲到现代派的作品时,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往往能从一个文本中衍生出多个题意的解释。“横看成岭例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经典的文本,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愉悦。一堂成功的课,在师生积极的互动中,往往能够通过对一部作品的研讨中,品咂出不同的味道。 3.自圆性特征。对文学作品的讲解和解读,必须以教材为蓝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一般来讲,要符合作家的创作原意,但作家的创作原意与文本的客观审美效果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如臧克家创作《老马》的原意,是要表现像马一样的坚忍主义精神,可是不少评家却把老马看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象征。这种不符合诗人创作原意的观点反而被评论界广泛认可。其实,不少大师级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都不是单一的,这就造成作家创作文本的原意与文本客观解读效果之间的矛盾。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时,不要先入为主,不妨把作家创作文本的背景资料先“藏”起来,让学生凭着直觉去见仁见智,对学生的要求不必过高,学生只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了。等学生充分讨论过后,再把“包袱”抖出来,让学生接着讨论。总之,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结论让学生自己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超级秘书网 4.超越性特征。如果把文学作品比做一列火车的话,作家和评家就是驾驭火车飞奔的两道铁轨。铁轨在支撑列车时发挥着相同的重要作用,而两轨却永远靠不到一起。解读文学作品和创作文学作品思维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评家主要靠逻辑思维,作家主要靠形象思维。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既要源于作家的创作思路,又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的创作思路。评家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应该超越作家本人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在对文本的理性挖掘中,评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挖得更深。教师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学性思考的特征,兼顾好作家、作品、评家三者的关系。 五、建立系统性知识结构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中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基础性,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系统性。就大学生整体知识结构而言,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以课程为单位,又分为若干子系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类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这门课,必须对该门课程的性质、规律、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要有一条清晰的史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史料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介绍,包括每个时间段的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的趋向、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实绩的评价等,是形成该学科的知识框架。只有从整体上掌握该学科的历史知识,才能形成学生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而对于大专生来说,仅仅满足于知识的系统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知识的深厚性。教材好比一本详尽的导游册,要想让学生在该学科知识的山水中徜徉,必须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大量作家作品。如果说史料是该学科知识的骨架,那么,作家作品就是与骨架紧密相连的血肉。没有骨架,知识就会凌乱,就不会形成知识的系统;没有作家作品,知识就单剩下一个干巴巴的骨架,就失去了底蕴,失去了厚度。只有把史料与作家作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系统而丰满的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尽可能更多的阅读文学原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把课上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于高职类院校来讲,该学科的教学仅处于摸索尝试的初级阶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 文学毕业论文:传播学中文学表现探讨论文 摘要:综观中外新闻史,新闻作品大多数都运用了文学手法。新闻报道为了向深度和形象化发展,不得不借助文学手段。本文分析了新闻与文学的区别和联系,同时表述了本人对文学手段如何在新闻中运用的一点浅显的认识。 关键词: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一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与创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曾自谦地说过:“纵观我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南方周末》向来以深度报道为特长,其中经常能够看到记者作为一个叙事者,深入事件中心去探询真相。在故事叙事过程中,往往会借用各种文学的叙事方法,比如文首设置诸多悬念,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大量使用直接引语,通语言来凸现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文章也一般遵循着发现矛盾、冲突,寻找原因,最后如何去化解矛盾、冲突这条轨迹发展下去。 二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鲜明性也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媒体应通过那些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报道,使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去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疏导群众的情绪。而文学语言的鲜明性,则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 生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切叙事性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特征。新闻语言的生动要求使用典型、准确、简洁、具体的语言,而且不断地从事件背后提供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和材料,而从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因素,也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文学语言的生动,主要表现在细腻描写客观事物时,以合理的想象联想和夸张来抒发主观情感。超级秘书网 三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文学毕业论文: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讨论文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审美性特征。然而该课程在现行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作为教师,首先要从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入手,做到经典性与人文性、审美性相结合,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其次要尝试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 关键词: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同时由于它与现实联系紧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有较大影响。笔者在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十多年的实践中,力求把教书育人的宗旨贯彻其中,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文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搭建一个教学的平台。近几年来,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尤其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教育创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很受学生欢迎,一是学生参与面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有表现自我的机会;二是真正实现了师生互动,让师生能够形成思想的碰撞。我还将实践式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中,如组织学生举行现当代诗歌朗诵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表演话剧《雷雨》片段;让学生编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表”,平时的教学中就贯穿动手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撰写学术小论文,将所学内容与思考判断、文字表达训练相结合。这样,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把素质教育贯彻到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培养知识和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为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积累了素材和经验。超级秘书网 大学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学的现代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在教学手段上,以多媒体教学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最终制作出与课程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我在06级本科班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开始引进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且精心设计了多媒体课件。实践证明,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以直观、丰富的画面提高了学生上课时的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极大地扩充了课堂教学信息含量,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提高了学习效率。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是非常必须的,但同时还必须提高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质量,不能随便在网上下载。一个好的课件要经过自己的精心打磨,内容不宜过多,不能把讲义内容全部搬到课件上,但重点的东西要在课件中反映出来,也不能完全依赖课件。多媒体教学还须与传统的板书相结合,这样方能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教改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人文学科在这场教学改革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还有许多潜能有待发掘。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质量,坚持不懈地进行课程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总结,这也将成为我今后教学工作的主旋律。 文学毕业论文: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现状论文 摘要:简要分析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侧重介绍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学科动态、完善教学手段、加强课外阅读,以期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现状课程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日益受到冷落。较之上个世纪80年代,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不明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名家名作的大有人在,不了解当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数不少的学生并不通过阅读体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当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也动了些脑筋,作了些尝试性的教改探索,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一、注意授之以法,提升学生理论素养 学习中国当代文学,不单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现象、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知识把握其内在联系,即把握文学发生发展规律,从现象、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思辨,给学生以理论武器,使之学会用以观照、解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凡能联系上升到理论的地方我们尽量突出理论色彩,讲出理论高度,力求以文学艺术规律来贯穿史的脉络,按规律来整合文学史的建构。如讲朦胧诗,不重于详尽解析某几位诗人及其诗作,而重在对朦胧诗整体性的理论阐释上,重心放在讲授朦胧诗的产生原因、概念界定,特别是审美艺术特征上。诗人诗作只在讲审美艺术特征时作为例子举出,与理论观点相印证。最后再讲朦胧诗何以为美-模糊认知、模糊美、美与模糊的“血缘”关系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这个新崛起的诗群有个宏观上的理论的认知。再如讲新时期探索戏剧时,先讲探索戏剧的概念、类型、审美艺术特征、价值评估,然后再讲代表作《屋外有热流》、《野人》、《狗儿爷涅梁》、《桑树坪纪事》,学生就可以对戏剧探索潮流态势、成就有较为完整全面的了解。再如讲王蒙小说,如果用较多篇幅分析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敏锐感知、发现问题”、“既有传统手法,又有现代手法的文体革新实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与多向性”,如此论述固然面面俱到、全面完整,但点到为止,理论穿透力不够,王蒙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没能揭示出来。我讲此专题时把王蒙作为“东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突出他“第一个吃螃蟹”借鉴外国现代派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的开创之功,着重介绍其意识流小说三种主要技法,即追求感觉印象、内心独白以及自由联想的基本手段、梦幻描写、时空交叉的放射型心理结构形态。 讲这些观点时把王蒙的诸多作品作为例子穿插结合进去,这样既评介了王蒙作品,也显示了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理论,使学生不独了解一位作家、几部作品,而且懂得意识流小说的精义,以后再读此类作品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再譬如讲一部作品的主题,倘若就题论题,单讲该作品主题必显单薄,如果探源索流,挖掘一下文学史母题,从主题学的视点审视该作品的主题,就深刻丰赡得多。如讲《红高粱》以“童年视角”为本体,从父母——当时13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中来写抗日斗争,从孙子“我”的追忆中回叙爷爷、奶奶的浪漫人生、在扭曲中蓬勃生长的人性。由此引申出文学史上的父亲主题。从最早的原型、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海上漂流年后回乡与妻儿团聚的父亲讲起,讲到近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寻找父亲——斯丁小说的恭维父亲——司汤达小说的敌视父亲——巴尔扎克小说的嘲笑父亲——卡夫卡小说的顺从父亲——乔伊斯小说的呼唤父亲,联系到中国文学的孝父主题,最后串连起当代文学王愿坚小说《亲人》的将错就错假认父亲、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渴望父亲、主人公在黄河找到了父亲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关爱父亲、洪峰小说《奔丧》的冷漠父亲,这样便把作为父权文化产物的父亲主题的发展线索梳理出来,使学生从中了解文学主题自身的演变进化规律。 二、把握学科动态,拓展学生学术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大量西方新潮文论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诱发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不少新课题、新方法。事实上,如今许多文学批评方法,如社会学、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分析方法都已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里。在学术研究中,人们正用多向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视点的研究,这众多的研究实绩在课堂教学上并没有充分被描述和运用。课堂上我们充分吸收这些最新学术成果,根据课程情况为学生讲解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因为一种批评方法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学观念、一种批评视界。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后有不一样的名著名篇,文学史中的名家常常会受到质疑,而未进入文学史的可能随着观念的更新,方法的转换能使人们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比如通俗文学过去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几乎不涉及它,但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又譬如对沈从文这样一位倾心于原始风情的作家,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将之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然现今换一个角度,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则可以发掘出其作品隐含的民间原型意象,并从中体味到为何《边城》及“边城”类作品会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魅力。张爱玲同样如此,她的一篇篇带着苍凉意味的人生传奇小说,在主张写人生飞扬一面的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市井小说而被漠视,但现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张爱玲小说,便可发现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她虽然写的大多是家庭婚姻,不写重大政治主题,但绝不是所谓市井小说。她以女性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出众的才华对处于男权文化压力下的女性作了全面的描写,揭示了女人作为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层面。而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则更是需要依据存在主义理论才能彰显出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沉迷于写暴力和死亡,但他们书写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描写不同,在先锋文学中,暴力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也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的事件。先锋作家们这样描写暴力和死亡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这样的讲述学生觉得新鲜,课堂效果很好。当然在讲述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中,应非常谨慎,不盲目拿来大肆“推销”,而是尽量做到自己理解不透的不讲,不切合我国国情的不讲,与中国现当代作品分析本身关系不密切的不讲。 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早在2002年,我们便尝试着把教学内容做成课件进行讲授,多媒体教学不仅节约了时间,加大了课堂的教学信息量,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第一,能将复杂的事件叙述简单化。如小说《围城》的情节是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开的,由于其经历复杂,所以叙述起来颇费时间,而运用多媒体课件,将其经历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这不仅对于一般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行之有效,而且对于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尤为实用。第二,能将相关背景材料文字图像化。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到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很能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譬如,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执着地体味北京城文化以及在里头生生死死的中下层人群。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并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到我校学生大多生长于南方小城,如果仅凭对小说文字的解读,确实很难深入且全面地理解老舍作品中如此丰厚的京味文化,因而在教学时,我在多媒体课件中剪辑了电影《骆驼祥子》以及《离婚》的一些片断,借助于这些多媒体背景材料大大缩短了学生与作者的时空距离,加大了他们对作品理解的深度,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能将婉曲的诗歌意象直观化。在诗歌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教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可先给学生展示了几幅不同情态的康桥的画面,并配音朗读以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所蕴藉的“不忍离别”的感情,之后又推出《是否》这一首具有伤离别情味的歌曲,这样既把诗人那种对“康桥”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意蕴揭示了出来,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该诗歌意境、意象的感知和理解。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课外阅读、突出鉴赏能力培养 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以课堂教学深化对课外阅读内容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仅靠课堂内有限时间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课堂授课的效能最大化,必须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那么,如何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呢?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编写课外阅读书目和教学指导书,对课外阅读内容作明确要求,并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其次,在具体授课组织上,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完结时,有针对性地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又超越课堂教学的问题。专题性的教学课节之后,一般会要求学生自拟题目,查阅资料写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评论、小论文,例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课节讲授之后,我们让学生各抒已见,发表对余秋雨散文的看法,学生表现得相当活跃。这样的作业既能培养学生主动读书的习惯,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评论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了提高其教学能力,合适的章节还让学生自己写教案讲课。一般是“教师给定章节、分组——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备课——学生写出教案——教师检查指导(要求做成多媒体课件)——学生上台讲课——学生反馈教学感受——师生共同分析得失”。这样的教学过程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在听课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反观自己的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相长。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课堂教学是深化、指导、解疑、答难,课外阅读是拓展、补充,是思考的延伸,是知识的源头活水。 文学毕业论文:文学教学中的文本审美探讨论文 摘要:因文本本位意识和文本细读能力的缺失,目前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着与大学生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相脱节的问题。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文本审美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重视与实践。只有通过改革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等方式逐步培养学生文本审美的主体意识和能力素养,才能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间存在的差距。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文本审美;实际效果;应该效果 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健康的心灵情感,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窘境:学生普遍缺乏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和文本始终无法进行审美层面的沟通与交流,文学审美心灵和情感始终无法得到开启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实际效果和应该效果之间出现了悖离。学生大多津津乐道于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细节、常识和故事,热衷于外部文本的社会性、时代性因素,而完全忽略了对内部文本文学性的审美实践,将审美这一课程教学的主体推向幕后,降低了自身对于文学审美的吁求。学生进行文本分析时,必须首先借助于对外部文本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固然完善了对作家和文本真相的解读,却弱化了学生独立鉴赏分析文本的审美积极性。学生在面对陌生文本时十分茫然,不知如何走进文本内部,这种对于外部文本的强烈依赖性势必损害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如何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培养之间两极悖离症候的发生呢?下面笔者拟从思维意识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作一具体探讨。 从思维意识层面来说,忽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忽略文学审美心灵的启蒙。这种文本本位意识的缺失是互见的,同时依存于教学主体和客体身上。 就教师而言,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与目前文学研究时尚对教师文本本位意识缺失的影响很明显。1995年果鲁伯柯夫在《文学教学法》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起始、背景和作家简介、研究课文的方式(包括主人公分析、艺术手法分析、作品结构、文学语言等)、结束、总结、巩固知识、考查等。这种苏联文学教学模式对当时的中国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并拓展至大学文学教学范畴内。无疑,它有其合理性的存在:由外部文本进入内部文本,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契合作者的期待视野,较为全面地探讨理解文学文本的外部意义和内部意义,生成深刻的文本记忆与意义联想。作为这种步步引导预设的教学模式的受众,学生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一帆风顺,不需要主动付出积极的思考与揣摩,迅速与教师达成共识,形成既定的审美感悟。不少教师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时采取的还是这种传统的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往往花费很多的力气和时间去讲述作家的生存环境及作品生成的时代精神、作品的思想意义,对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则说得太少。这种颇具故事性的讲述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课堂气氛活跃。一旦受到学生的认同,教师容易把这种教学方法经典化,成为课堂教学的一套标准和范式;但是学生内心深处的审美自觉和审美感悟无法被唤醒。此外,大学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亦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搞科研,而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纯粹的文学审美批评逐渐成为一种稀有品,漫溢于人们视野的都是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身体、政治寓言等等修辞。类似修辞的运用成为研究界的一种时尚,隶属于文学文本审美范畴内的主题、形式、叙事、隐喻、表现等等修辞则越来越被疏远,“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值得警惕。作为教学者与研究者身份于一体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轻审美、重文化的思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当代文学教学亦陷入了空洞化的困境。 就学生而言,中学文学审美教育本来就存在一些缺失,加上现在特殊时代精神的影响,已经把大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学生对于文学审美变得越来越陌生。现有的轻审美的文学教授模式只能让大家满足于对文本外部意义的接受,文本本身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被一带而过。作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会把这种经验带入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所以会经常听到一些招聘学校的抱怨,如某次试讲时应聘学生讲《故乡》,都一节课了还没有进入正题,她把时间都花在对鲁迅及鲁学的介绍上了。纵横捭阖,侃侃而谈,看似知识渊博,实则背离了文学作品教学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空谈。中学与大学文学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审美缺失可想而知。现在不少高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复试时重点突出的就是作品的阅读量,提出的问题非常细致,甚至涉及到文本中的细节,如《秋夜》中对枣树的重复性表达的意绪、《棋王》中王一生叹气的情感意味、《古船》中隋抱朴向何处求索人类苦难的根源等等。毫无疑问,把握住了这些细节,基本上就把握住了整个文本的精神内涵。 从操作方法层面来说,文本细读能力极度缺乏。细读文本是进入文本内部世界和人物心灵的重要途径,细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主体审美水平的高低。由于在大学教学中存在着轻文本的倾向,细读作为一种审美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作为一种能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大学生即使意识到了文本的重要性,但是面对陌生文本时,还是无从下手,不知如何找寻审美的切入点,在写评论时往往喜欢打擦边球,始终摸不到作品的内在精神。细读需要一定的叙事和审美批评理论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对于文学审美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当下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引导,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直抵作品的精神实质,固然痛快,实际上遏制了大学生自主思考及求索的积极性。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重视细读方法的引导,这样一来即使在教师缺席的情况下,学生也依然能够理性介入文本,做出有效地分析与解读。 那么,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该如何去努力改进,以实现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重合呢?为此,笔者深入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部级、省级精品课程组进行调研,结合调研单位的科学经验和规范,试着提出几点具体实际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改革课程体系。本人所在课程组负责人傅瑛教授针对中文系学生进入大学以前课外阅读量小、文本分析能力匮乏的现实,率先提出了建立“先导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基础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专题课”(专业系列选修课)的设想,其中作品选108学时、文学史108学时,并在本科生中试行,经过近8年的实践,特别是近5年来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已大见成效。课程体系改革注重文本阅读,一年级“先导课”强调以作品阅读为主,重在引导和分析,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相互结合,反复强化学生对文学作品解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二年级“基础课”和三年级“专题课”强调学生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学史和文学专题的讲授中仍然突出文本审美之于现象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基础课”、“专题课”是对文本审美的全面深化和拓展,从而构成了一个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的有机机制。这种培养机制重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传播、文学消费都是基于文学生产层面上的延续性现象,文学史研究、专题研究都是基于文学文本层面上的拓展性研究。应该说,这是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文本审美能力培养之间脱节问题的较合适的策略性选择。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作为高校专业培养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时毕竟有限。有很多老师反映,在目前课时设置中想完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讲授,会显得比较仓促。通过专题课,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但纯粹时间上的增加,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下工夫,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里,笔者试着提出两种文本审美方法:“四步阅读法”和细读引导法。 温儒敏在探讨如何消除读者与历史经典之间的隔膜时,曾提出一个“三步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受此启示,笔者认为在培养学生文本审美方面可以四步走:直观感受———细读文本———知人论世———名理分析。第一步直观感受,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内部,作积极思考;进而展开文本内部的细读,实现理性审美;在此基础上,知人论世,经由外部文本的引导,实现文本外部与内部理解的熔铸;从而真正完成文本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经验的综合。四步阅读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重在强调理性的二度介入:第一次文本内部的理性审美,第二次文本内外部相结合的理性审美。理性的二度介入,一方面既可以锐化学生独自面对陌生文本审美的感悟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学生文本审美的理性升华。 我们说,四步阅读法侧重于文本审美过程的引导,而细读法则着眼于文本审美的技巧范畴。现在也有不少人提倡文本细读,出现了陈思和、王晓明、蓝棣之、孙绍振等等一批学人的文本细读成果,但专业性的细读与课堂教学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如何在课堂讲授中给学生养成细读的良好习惯,是文学教育教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考虑到教学的实际特点,还是应该侧重一下细读技巧的培养。教师应该打破“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的笼统概述,具体细致地引导学生如何介入文本,譬如主题多义性、结构、节奏、声音、作者与叙述人、悖论等等审美关键词都是介入文本的重要提示。这种关键词引导法对于缺乏相关叙事学理论基础的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反复困扰他们的就是,面对陌生文本,到底选择怎样的切入口。那么,在作品选课程的讲授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文本告诉学生,而是要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告诉。超级秘书网 当然,方法不是一元的,我们还可以尝试其他能够提高学生文本审美能力的教学方法。笔者在进行作品选课程教学时,就某些文本’譬如《阿(正传》、《百合花》、《铁木前传》等,要求学生细读后预先进行综述性研究,这种对于文本接受史的研究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文本的审美理解,同时也会增强其审美感知力。 第三,创建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模式。课堂讲授时间毕竟有限,对文本审美能力的培养而言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努力去创建一种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的良性模式。日常训练方面,通过开设《文学评论与写作》、《文本细读训练》等选修课程,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现当代某些细读的经典文本作为范文,引导学生学习、借鉴、比较和创造。综合考核方面,改进考核内容和形式,祛除死记硬背的弊病,灵活出题。譬如作品选课程考核,可以采取作品鉴赏分析的形式,但并不一定都要以单篇论文来完成,亦可以几个片断、两三个细节、一两个人物的分析形式进行。文学史课程考试,可以试行开卷,文本分析的内容应该占一定比重。 我们深知,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后期的改革与实践则是重中之重。目前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批研究者正在做着普及和实践这种理念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处在教学第一线。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有效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差距。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推进产学合作教育论文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五条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产学合作教育已成为高校培养具有实践能力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探讨如何在文科专业中推进产学合作,培养创新人才。 关键词:产学合作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一、产学合作教育的内涵 产学合作教育,在国际上也称为“合作教育”(CooperativeEducation)。 它的基本理念最早出自于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其内涵是:“合作教育是一种以职业为导向(careerori2ented)的教育模式,它的目的是让学生及早地具备进入职业生涯所需要的基本素质。”1946年,美国职业协会发表的《合作教育宣言》认为:“合作教育是一种将理论学习与真实工作经历结合起来,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有效的教育模式”。国内许多学者对产学合作教育的内涵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概括起来为:产学合作教育一般是指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过程中,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不同的教育资源与教育环境,发挥各自的优势,把以课堂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学校教学与直接获取实践经验和岗位能力的生产现场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展产学合作教育的现状与困境 一般来说,综合性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要培养的是知识复合型和能力复合型的实用性人才。为了实现该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上,必须侧重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推进产学合作教育。 产学合作教育由学校、学生、企业三个要素构成,包括学校和企业两个课堂。它的目的是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对社会生产的适应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目前,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有效途径的产学合作教育,在工科教育上比较普遍也比较成功。 从目前来看,汉语言文学专业探索产学合作教育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产学双方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增加学生锻炼的机会。利用专业与职业或行业协会的相关优势,以签订“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协议书”的方式,积极创造条件与行业或单位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增加学生锻炼的机会。二是组织学生参与教师承接的各类课题以及参与政府、企业的课题研究,以教师科研带动产学合作教育。三是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寻求多领域、多形式的社会实践机会。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在应用上所具有的广泛性与包容性的特点决定了学生实习去向的多样性。 实践证明,经过产学合作教育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既具有理论基础知识,又有较强的动手和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适应性强,能尽早地进入岗位角色。但由于产学合作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也涉及到社会、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责任观,还有大的社会、经济环境,经济利益,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冲突等问题。因此,在产学合作教育的有效实施中也面临不少困难。 1.产学合作教育的动力不足,合作流于形式或存在虎头蛇尾现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中,虽然通过协议等方式与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由于企业追求的是生产和经营的利润,而学生能够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不可能立竿见影,因此,合作中往往只是挂牌,签协议,勉强维持低层次合作关系,互助互惠、紧密依存、长期合作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建立起来。 2.学校教学计划的安排与单位对学生实习锻炼时间的要求有冲突。学校有学校的规律,企业有企业的规律。学校遵循教学规律,在教学计划安排中,学生到企业进行的产学合作教育一般是安排在寒暑假或是第八学期。企业遵循市场规律,希望来企业产学合作教育的学生能有相当长的集中时间来单位工作。同时,也存在当企业最需要人手时,学生却因上课或考试或忙于毕业设计而请假,或是学生来时却是企业淡季,无法安排使用的情况。 3.专业课程的设置与企业需求的差距。高校的教育性质决定了其主要使命和职责是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因此,要实现培养学生知识、能力、技能的目标,就必须使学生经历完整的教育与教学过程。在专业教学中,更多的强调专业知识或专业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非强调知识的针对性及实用性。同时课程设置有其周期性,不可能对岗位或职业技术的需要立马做出调整。而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最现实的人力资源策略就是直接选择任用已具备相关知识、能力或技能的专门人才。因此他们不愿意花很多力气去培训一个实践生。 三、推进产学合作教育的对策及建议 不同学科专业特点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适合其的产学合作教育模式就不同。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要依据培养目标,把握专业的特点,积极推进产学合作教育,造就适用人才。 1.以“综合能力模块—能力要素—课程体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模式虽各具特点,但主要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的通才培养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多数国家的专才培养模式。两种模式都高度重视品德、知识、能力的协调发展。在推进产学合作教育中,可以从人才培养目标出发,以研究目标职业岗位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入手,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能力模块,分析能力要素,改革课程体系。同时,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适时推出各类选修课,构建“多通道、多规格、多模块”的课程体系,逐步形成“知识、能力、素质”并重,“宽、专、交”结合的教育教学体系。超级秘书网 2.加快教育教学管理改革。 产学合作教育需要学校在教学管理上加大柔性程度,使学生有较多的选择余地。如美国的学工交替的“经验学习”教学、英国的“三明治”教学、日本的“产学协同”教学模式等。我国多数高校已经实行了学分制,应该将学分制与合作教育相结合,使学生能自主安排学习时间、自主选择教师、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选择学习方式并注重个性发展。这样不仅能满足用人单位时间上的要求,还能不断推进学生学习的自主化、高效化、研究化。 3.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 要培养应用型的学生,开展产学合作教育,必须要有应用型的教师。 一是大学教师需要与企业有密切联系,一方面,使高校科研特别是文科类科研面向社会需要,加快成果转化;另一方面,通过与企业的接触,使自身成为既懂专业理论又有很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双师”;二是企业社会的人员也应经常到学校进行交流,成为能指导大学生实践活动、参与产学合作教育的“双师”。可以聘请社会知名专家学者、企业老总、政府官员、社会贤达担任学院、系或专业的顾问或客座教授,建立专家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学科发展委员会等组织,针对学院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计划、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学风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学科建设等提供建议,进行交流和研讨,使学院的人才培养在整体上更加贴近社会需求。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课教学激情培养论文 摘要: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有:正视现实,调节情绪;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激情;感染力;培养方法 一、激情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没有激情的讲课淡而无味,无法吸引和征服学生,也就不能使学生信任你、欢迎你、敬佩你。众所周知,热情、真情、激情是演讲的生命,是朗诵能打动人心的法宝。同样,笔者认为,激情也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讲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教师站稳讲台、提升教学力的重要一环。 前不久,时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助理的彭思毛教授在给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师作题为《远程教学与教学管理摭谈》的专题讲座时很有感慨地说:“有的教师教了多年,授课气氛还是那样的沉闷。若教师讲课不能引起学生共鸣,其教学效果必然不佳。因为一切艺术都应倾注情感,讲课一定要激动,要制造高潮,这表明你对所讲的内容很信仰,很有感情,是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 教师只有动真情,才能引导学生成才。彭教授的这番话启示我们:老师讲课最忌平淡乏味,一定要投入巨大的热情,认真对待,决不可糊弄学生,敷衍塞责,而要把课讲得生气勃勃、引人入胜,不能像一杯白开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味道。 我们在多次的教学检查与督导活动中发现一个极具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大多数汉语言文学教师讲课缺乏激情,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丝毫也得不到触动,更不用说被感染并产生共鸣了。有的老师上课,虽然声音响亮、字正腔圆,内容科学准确、条理明晰、板书规范,但学生却是“一双双冷漠的眼睛,一张张板着的面孔”,总觉得不感人,觉得教师缺少激情,因而也就不能被吸引和感染。须知,教师仅讲得清楚明白还远远不够,讲得动人,讲得绘声绘色,能深深地吸引、打动和影响学生,才是教师追求的目标。 如果教师只会“念教案”或“背教案”,没有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声音的机械传送,它绝不可能使课堂气氛活跃,使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 闻一多的弟子、著名演讲学家伍大希曾经说过,没有感情是上不好语文课的,因为语文课不像数学课中的x、y、z不带任何感情,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是极其丰富、复杂的。 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经验中最亲近的体验。人的情感活动左右着精神世界的全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斯认为,情感活动是心理整体机能的基础和动力。“感人心者,莫先乎情。”[“1]情到理方至,情阻则理难通。”这些至理名言都说明了只有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列宁曾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2]可见,教师的激情对学生的认知学习具有指导作用。 教学语言不同于日常口头语言或广播员的播音语言,它是一种艺术语言,应该具有感染力。教师应当用自己的语言,激情四溢地把课上起来,而不是始终用一种平淡的语调讲下去。 总之,教师讲课特别需要有感情投入,该释放激情时绝不可吝啬。一次精彩的讲授,除了要求内容的科学性之外,讲授的艺术性也是至关重要的。讲授者情绪是否饱满,精神是否振奋,感情是否诚挚、浓烈,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假定有两个教师知识水平和其他素养相当,讲课时一个感情淡薄,而另一个善于动用感情,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精神状态下去上课,效果显然有别。[3] 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则体现得更加明显。激情是诗歌的生命,屈宋陶谢、李杜苏辛,他们诗中的感情因素无须多说。就是散文,传统的名篇中以情动人者也不在少数。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林觉民《绝笔书》 等,披肝沥胆,情见乎词。我们读后,便可看出作者的人格、胸襟及其高洁的灵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所蕴涵的感情是纯真的、热烈的、美好的。讲课时,教师如果不能再现作品中的感情因子,不能把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情趣、理趣、象趣、谐趣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使学生感到可恼、可恨、可鄙、可弃、可笑、可怜或啼笑皆非、悲喜交集,学生自然会觉得干瘪、刻板、枯燥、乏味,其教学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讲课如果不激动不过瘾,学生就不被感染不满足。然而激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扎实的思想基础和形象内容的;它是教师抛弃了虚伪、浮夸、做作的感情之后而产生的真情的一种升华和凝练。 1.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爱。 (1)激情来自于教师对自己职业的珍爱。教师的激情,源于对真理的热爱,源于对职业的自豪感和工作责任心,源于对工作的执著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爱憎态度。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三尺讲台是神圣的,是与真理同行的,是能出成就的,也是来之不易的。如果教师能体会到这些,就会体味到快慰与满足,就会爱岗敬业并倍加珍惜,就会全心全意、满腔热忱地倾注于教学工作。同时,还应热爱生活,否则,生活中懒懒散散的教师,授课时也会松松垮垮;生活中对外界冷漠的教师,授课时也会平平板板、毫无激情。 (2)激情来自于教师对学生的挚爱。须知,学生满腔热情地选择了教师所在的学校,又不惜交许多学费,目的是希望自己学业有成,成为可用之才,以便将来能报效祖国和人民。如果教师能够设身处地,认识到这一点,就绝不会辜负学生,不会让学生失望,而是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学到真本领,为学生排忧解难,付出真爱。即使教师生活或工作遇挫或不如意,也不要把情绪带到课堂上,因为学生是无辜的。 2.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的激情还出自于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的自信。如果教师平常注意主动学习教学理论,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实践能力,讲究教学艺术,并且对自己准备的教学内容信心百倍,授课时也就自然能做到激情迸发、绘声绘色、生动抓人。因此,教师在讲课前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调研学生现有的水平、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然后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案,并且将教学内容烂熟于心,在教学过程中就能做到脱稿讲述,信心也必然倍增。相反,如果教师准备不充分,上课照本宣科,甚至对自己所要传授给学生的观点都没有把握,那必然闪烁其词、断断续续,也就不可能酣畅淋漓、激情洋溢。 三、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 1.正视现实,调节情绪。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不少学生显露出厌学情绪。这就要求教师正确认清形势,积极组织、开展教学,严明上课纪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求教师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笑对人生。须知,再好的电视或节目看久了观众也会分心,一台晚会所有观众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长久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具备了这种审时度势、笑对人生的平常心态,教师自然能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宽容学生,不至于因学生开小差而大发雷霆、影响情绪。如果教师受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而导致厌教,上课只是为了勉强完成任务,没精打采,给人一种带病授课的感觉,学生对你的课就更会产生厌倦情绪。这样的课,对师生双方都是一种无奈、一种负担,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师“乐教”与学生“乐学”有机结合的效果了。教师该如何调节情绪呢?方法有很多,例如,暂时回避,学会宣泄,培养幽默感,善于从光明的一面看问题,冥想,练气功,等等。 2.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 平时或课前,同事之间开些玩笑,亦可调节自己的情绪,消除孤独感,优化情绪。同时,运动可以解忧,调节情绪。适度的体育运动,如打打球、跑跑步等,可以使人精力充沛,增强应付现实生活中种种困难的能力,使人忘记不快,消除精神紧张、焦躁烦闷、忧郁沮丧等不良情绪。 避免夫妻争吵、单位矛盾,也可以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与松弛。此外,教师平时还要多读有益的书,不断地充实自己,避免生活空虚。 3.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 教师应站着讲课,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因为坐着讲课,教师巍然不动,四平八稳,激情自然出不来。另外,站姿有利于交流,有利于反馈。大声讲课容易调动教师的情绪,学生也容易感受到教师魅力四射的激情,一节课也就能在师生双方兴奋、收获、欢乐中结束。超级秘书网 4.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灵活调控教学语言的节奏。假如一位老师的讲课,其音速像机器的运转一样,总是一个速度,总是一个节奏,那不仅不利于表情达意,而且还会令听者感到枯燥呆板、索然无味。当讲到热烈、兴奋、激动、愤怒、紧急、呼唤的内容时,速度就需急骤,滔滔汩汩;在讲述情感平静的内容时,速度就需舒缓。根据内容的需要,有时需要声音上的夸张,有时则需要动作上的夸张。有情的地方抓住不放,苍白的地方一带而过;有时几个字、几句话一块儿讲,有时一个字就要拖上好几个拍节;有时抑制住感情如同生活中的耳语,有时又需大声疾呼声撕力竭也在所不惜。有时,在教学中,特别是在汉语言文学课上,需穿插一点口技,比如鸟兽声、马跑声、风声、雨声、摔倒声、枪炮声等。 总之,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当好教师的先决条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而要让情感流泻,该笑则笑,该惊则惊……从而拨动学生思想感情的琴弦,课堂就不至于死水一潭。学生激动了,课堂才会生动活泼,老师才会被学生悦纳、欣赏。宁愿教学中有一次失误,也要把课讲得自然,不要为了不出错而把课讲得索然无味。因为教师的情绪与学生是互相流通的,教师情绪高涨,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而一旦学生感到兴奋,受到鼓舞,进入境界,听得入神,教师也会忘情,因为学生听课的状况也会影响教师情绪,双方是互动、交融的。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教师,应重视“激情”的培养与绽放,决不可漫不经心,等闲视之。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论文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超级秘书网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改造探讨论文 【内容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当今社会新的人才需求架构下进行应用性改造是必然、明智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新的知识观为专业应用性改造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的基础,为高校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以增强学生就业能力的实践摸索提供了理论依据,指明了专业改革的方向,有效地指导了具体专业的实践教改活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教改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改造提出的背景 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下简称“中文专业”)作为一个传统专业,在中国高校中设置时间比较长,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相对深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也比较稳定。国家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2003年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2003》,对该专业规定开设的13门课程没有什么变化。业界几乎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中文专业是传统专业中底蕴最丰赡的一个学科,也是现代大学体系中最稳定的专业之一,有着其学科自身的特点及魅力。 可是,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迫切。传统学科中心化的专业结构设置,将教学内容设计为一系列体系化的理论和知识谱系,教学的组织形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进行知识讲授,且讲授的知识也就作为考试考查的主要内容……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势必导致培养能坐而论道,不能起而行之的人才。 这非常不利于学生就业。浙江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毕业生调查,有45.5%的人认为专业的社会适应性不强,需要一年以上才能适应工作环境。社会适应性不够具体表现为动手能力较差,包括无法操作办公自动化设备、对公文的写作不熟悉(18.4%的人在工作困难一栏里选择“应用性文本生疏”)等;书生气足,不懂待人接物的技巧(23.7%的人在工作困难一栏里选择“人际关系难于处理”);在所学转为所用方面存在缺陷。有54.8%的毕业生认为中文专业缺乏鲜明的特色与可操作性,缺乏实用的技能,似乎是“万金油”,但又缺少实际工作的能力[1]。 作为兴办时间较长的中文专业,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定位为作家、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等专家学者的摇篮。然而,社会对专家、学者的需要毕竟是有限的。当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当中文专业由少数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举办变为更多其他类型学校的新专业以后,就必须面对培养应用性人才的问题。也正因如此,许多高校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都不同程度地尝试了对传统中文专业的改造,中文专业招生时树起了“新闻传播”、“涉外文秘”等旗号以吸引考生即是证明。 中文专业越来越无法忽视其当今就业的严峻性和大众质疑的尴尬。在如此情形下,专业应用性改造被普遍地提出来。探索最多的是兴办中文专业较晚的普通理工院校,因为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不能完全以传统的专业办学模式为依据,也不能照搬理工科办学模式,因此提出根据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合学校的办学条件,立足市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思路。强调人才培养上,不仅注重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特别是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高校人才培养时明确指出:“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这是党中央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也充分说明从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是高校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改造的理论依据 对一个传统专业进行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不是增减几门课程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专业改造牵涉到观念的转变、教法的改良、课程的改设、实践体系的建构、教师角色的改变和能力的提升等。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改变传统观念,在教育理论指导下实现自觉,否则只能是小打小闹的局部改良而已。 1.马克思实践观为应用性改造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学生需要通过实践,不断积累个人经验,扩大自己的认知范围,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在全部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以内在体验的方式参与教学过程,在过程中理解自己,理解人生,理解社会,使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启迪,人的生活方式得到建构,有效地促进人的发展,从而实现人的价值。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实践使“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 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可以验证知识,重演知识产生的过程,还可以生成建构新的知识。“学生的认识主要是在实践和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认识这一规律的重要意义在于必须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活动起来。既动脑、又动手、动口,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而不是静听、静观。这是涉及教学观念变革的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2]大学生在丰富多样的实践形式中学习,可以有效地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我们不是以主体表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而是作为行动者来把握、领悟我们借以发现自身的可能性。从表象转向操作,从所知转向能知,并不否认科学有助于揭示周围世界这一种常识性观点。”[2] 2.新知识观为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传统的学科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科知识论,其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职业能力即知识的运用,所以知识的传授要先行,知识要有系统性、完整性,实践课是理论课的演绎和附庸。人才培养方案一般按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含实习)分别安排在前期、中期和后期讲授。在学习过程中,先学枯燥、抽象的理论,然后开展具体的实践,对实践的理论思考在前,作为思考对象的实践在后,这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 杜威强调“知行统一”和“行”的重要性,认为“如果实验科学的进步有所表明,那就是除非作为‘做’的产物,否则就没有所谓真正的知识和有效的理解”[3]。即通俗的理解:“做中学”,使我们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取向。 英国科学家、思想家波兰尼提出,人的知识有两种类型: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显性知识是指那些通常意义上可以运用语言、文字或符号来表达的知识,而缄默知识则是指那些平时为我们所意识不到、但却深刻影响我们行为的知识。与显性知识相比,缄默知识不能通过语言、文字或符号进行逻辑说明,往往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不能以正规的形式传递,它是一种连知识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也不能清晰地表达的知识,通过身体的感官或理性的直觉而获得,因而也不能加以批判性反思,具有明显的情景性和个体性[2]。它的获得主要不是靠读书或听课,而是需要亲身参与体验。这一新的知识观为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促使我们重新评价专业实践教学的价值。没有个体缄默知识的参与,没有实践,学生难以真正掌握理论知识,理解其真谛。超级秘书网 三、在先进理念指导下的专业应用性改造 一个专业的改造不能仅仅是修修补补,如果这个专业还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那就应该根据社会对该专业的需求,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进行重新定位,在新定位的指导下对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教育教学的各个要素作全面的调整。 1.结合专业、学校、社会三方,明确专业定位,重造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社会需求重新进行应用性中文专业的定位,在专业定位的基础上重造人才培养方案,是应用性中文专业改造的首要任务。在原来专业学习的基础上,拓展专业方向,寻求专业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是中文专业实现应用性的基本导向,更是其在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途径。 中文专业的应用性定位应该在处于学科理论与职业技能之间的专业修养层次。在遵循专业教学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建构课程体系:围绕优秀能力培养设置类型课程,并使各类型课程科学组合。形成“基础+方向应用模块、非独立实践环节课程+独立实践课程”的新课程体系。即保留基本的专业基础课程体系,但适当压缩学时,增加应用性的方向课程;强化实践教学,除了在一些课程内安排实践教学环节,还设置相对集中的培养能力的独立实践课程。 除基础课外,专业课程体系相应调整为三大类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由于各自定位的差异,实践教学也有不同的设置:不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独立实践环节课程。这样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使学生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实现人才的多元化培养。“现在有一种倾向,一讲‘宽口径’,就似乎本科可以不要专业了,学生什么课都选,没有一点专业归宿,恐怕也有问题。弄不好就是‘万金油’,就更是浮躁了。口径过宽,基础就不可能厚。”[4]温儒敏的这段话当然也值得我们深思。 2.培养双师型人才,打造适应专业改革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专业改革的关键。要能够按照新形势下的课程设置来开课,对于教师无疑是一大挑战。从现职教师情况看,大多具有博士、硕士学位和教授、副教授职称,但缺乏与所授课程相应的社会实践经历,对社会于中文专业人才的素质能力要求知之不详,不能充分胜任教学实践活动。教师的这一局限将成为中文专业应用性改造的短板和瓶颈。 培养双师型教师是应用性中文专业改造的关键所在,而这首先需要转变教师的观念。教师必须认识到专业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主动地适应改革的需要。其次,应采取教师轮训的方式,将教师送到将来学生就业的行业或岗位进行先行培训,或者教师与学生一起到实习基地或一些对口用人单位进行“锻炼”或“兼职”,弥补应用性能力差、与社会隔膜的缺陷。再次,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跟专业能力培养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这样可以使教师积累实践经验和实践案例,有利于教学和学生能力的培养。 3.围绕专业优秀能力的培养进行教学方法的改良。 汉语言文学专业优秀能力表述为:合旨得体的言说和写作能力、自如灵动的沟通与策划能力、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等。教学的重点围绕专业优秀能力培养来展开:提炼汉语言文学优秀课程的理论精髓,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突出专业方向课程、选修课程的实践内涵,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如前所述,课程体系分别调整为: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且包含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与要求,因此要求教学方式方法相应的进行调整。 如不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鼓励老师进行课程应用性探索,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改变传统的“一言堂”讲课方式,增加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自读、自讲、撰写小论文、专题讨论等形式多样的方式,使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充分展现自身,增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必须利用实验室或者其他校内外资源,设计实训内容,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导入,学生在自行设计、处理的过程中实现目标。如“应用写作”课程中安排有八个实践课时,对“调查报告写作”一节内容,学生除调查报告写作常识要了解外,更要求从选题到设计调查提纲、设置调查问题、开展调查工作、分析整理调查资料到形成调查报告,全过程进行独立训练。在具体活动过程中学生会暴露出若干问题:如选题不当导致无法深入、提纲设计过于机械、问卷设计问题混乱、开展调查时与他人配合困难、材料整理时缺乏统计知识、不会软件操作、调查报告写作中数据使用不当、材料布局不合理、表达形式单一等,待这些问题解决时,学生所收获的就不仅仅是调查报告写作知识。独立实践环节课程,如毕业实习,通过带出去的方式,学生分散在各实习基地和自行联系的单位,近距离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流程,边学边用,既开阔了视野,又贴进了职场生活。 在教学手段上,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成果,并引导学生适当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使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得到锻炼,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学生开列专业和非专业的参考阅读篇目,引导、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成立各种以兴趣爱好为导向、紧密联系专业的社团,如文学社、话剧社、影评社等,创办自己的刊物、论坛和活动阵地,使学生通过社团活动延伸专业学习。 4.加强实习基地、实验室的建设,改变传统汉语言文学培养模式。 应用性人才培养主要体现在较强的工作能力上,为此,建立相对稳定的实习、实践基地,搭建学生社会实践的平台,使学生通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广泛地接触、了解和认识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增强能力。 传统的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认知:是固定资产投入最小、成本最低的轻骑兵,只要有一批教师,能招进来一批学生即可办此专业。现在适应应用性要求,在实习基地建设的同时,建立固定、便捷、完善的技能实训室,学生在跨出校门前接受比较系统的职业模拟训练显得非常必要。 学科也好,专业也好,其生命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中文专业应用性改造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专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目前,这些改革的尝试仍在继续,但是尝试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可以使改革少走弯路,而理论的指导尤为必要。 文学毕业论文:中专生语文学习分析论文 摘要:中专生语文学习的重点是掌握语文学习方法。中专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应该转变语文学习观念、培养自觉寻找兴趣点的习惯、通过与他人沟通和培养课外探索的习惯等方面提高自己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中专生语文学习学习方法 中专学生主要面对的是就业压力而非应试,目标不同,导致学习的方式方法就有所不同。下面就中专生语文学习方法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转变观念增强语文学习的动力 中专生由于长期接受应试教育的桎梏,因此就要将他们的思想观念从原有的重知识学习向重能力锻炼进行转变。相对于普教的学生,中专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他们兴趣点广泛、动手能力较强、争强好胜等。他们普遍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对应试教育失去信心和兴趣,如果用以往的以知识为主体的方法,会使学生感到乏味乃至厌学。尤其是在初中教学中因为要应对中考,总是被灌输知识,在题海中疲于奔命,机械地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学习的主要方法就是背诵,更多的是不加以理解就进行背诵,这样学生在中专一开始就是怀着以往失败的印象进行学习的,这时,要积极地转变他们的学习观念。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学习观念的转变能够极大地促进他们进行语文学习。 将文本知识与学生的实际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向这个方面思考。让学生意识到学习不再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分数,更重要的是为了锻炼能力,而这个能力直接与就业相关联。在认识上重视起来。在学习过程中结合语文课本内容,打下文字基础。 二、培养自觉寻找兴趣点的习惯 1.要将现在所学知识与以后的就业紧密联系起来 让课本“活”起来。由教师引导学生对课本进行研读,在掌握基础目标的前提下,再从文本中寻找与本专业相关联的知识触发点。比如在对烹饪专业的学生讲到《鸿门宴》时,引导学生依据文本,自行研发设计以“鸿门宴”为主题的饮宴,并要求让文本走进菜名,设置几道与本文有关的菜肴,学生讨论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壮士彘肩”、“玉斗雪峰”、“白璧鳕鱼”等几道菜肴的名称,并将这些菜名报给烹饪课的教师,由烹饪教师寻找适当时间带着学生进行烹饪,既打通了基础课与专业课的联接,又让学生“学以致用”,让菜品加以文学的解读,使得食客不仅享用美食,而且品评文学经典。 2.巩固知识,持之以恒 让学生在课堂上跟着老师学习,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再到课外自由阅读时,有意识地将所读作品和烹饪专业相联系,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而且还助自己在本专业的发展上以一臂之力。 将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在学生的普遍经验在之上进行教学,再不断设置学生能够跨越的障碍,让其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三、通过与他人沟通的方式进行语文学习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语文承担着人类信息交流的任务。锻炼学生与人沟通的能力是语文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学校是以就业为目标的,而与人沟通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 中专学生在这项能力的锻炼力度上要加大。 其一,要积极地与老师沟通。 在知识和阅历上,老师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高于学生的,看问题的角度也比学生要更为全面,了解的信息也是更为广泛,因此,当学生有疑惑而自己无法解决之时,可向老师寻求帮助;没有疑惑时也可积极与老师沟通,在沟通之中,老师会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之处,或者给予以正确的引导,这些都会给学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可以避免浪费时间或走一些弯路。超级秘书网 其二,要善于和其他同学沟通。 在与同窗进行沟通之时,可以发现有很多共鸣之处,互相之间取长补短。 其三,要练习与陌生人沟通。 善于推销自己是中专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之一,具备了知识和技能之后,还要善于展示自我,在陌生人面前推销自己。 其四,要与招聘者沟通。 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尝试与招聘者进行沟通,可以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及时调整自己在学校学习的侧重点。帮助自己能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培养课外探索的习惯 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学生主要处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大环境当中,其中,一切可以服务于自身能力锻炼的资源,都可利用。 文学毕业论文:英美文学对当代大学生教育意义探析论文 摘要: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是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但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这一意义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此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意义:加强语言运用的能力;启迪学生深入思考;帮助学生修身养性。 关键词:英美文学大学生语言思考修身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英语的学习已经渗透到我国每一个教育阶段。而对于高校教育来说,英语语言的中所存在的文化底蕴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然而,在当今的大学生当中普遍存在一个误区,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对英语的学习只是单纯为了修得学分或者是通过四,六级考试,以便于将来找工作。因此在他们眼中,学习英美文学只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对于非英语专业的人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他们对英美文化知之甚少。 然而作为一个英语专业的学生,深入接触过英美文学的学习,并且从中获益匪浅。最大的启迪便是,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是有重大深远意义的。无论是对专业或非专业的学生,英美文学的学习既包括对语言的理解,对文化的学习,也包括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通过学习英美文学,我们在加深英语语言的了解的同时,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观念,开拓视野,学习思考,培养较强的较为抽象的思维能力,以助于我们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一、文学与语言 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把文学与语言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分析,文学是承载语言最重要的载体,而语言是文学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基本工具。 首先,英美文学作品中提供了真实的语言环境,包括最准确,地道的词汇,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扩充词汇量,并在具体语境下学习使用真实的语言,增强语感,提高自己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例如,在日常英语交流中,有人提到《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对白:“Tobeornottobe,thatisaquestion.”,只有对这本文学作品学习过的人才能领会出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再例如,“Catch-22”,现在用来形容任何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规定或条件所造成的无法脱身的困境。如果我们没有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就完全不能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 其次,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句子是简单句和复杂句的结合,对英文原著而言,复杂句占据主导地位。这对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加强语感,提高语法运用能力是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再次,英文作品当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语言风格,我们可以从学习中提高对英语语言的审美水平,加强对英语语言的感知力度,培养对英语语言的亲切感。 二、文学与思考 在当代社会,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是甚为迫切的。高校教育的目的不只在于向学生灌输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知识,启迪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文学不仅仅是历史事件、人物介绍和数字年代之类的事实,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体验。大学生应被引入文学世界,而不是做外界的观察者。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往往不成熟。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文学是最宝贵的财富。英美文学素质是构成提高素质英语人才的重要因素。文学是透视人类社会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学生可以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等。了解他国的社会变迁可以启发学生反思自己的社会生活、思想动态、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从而加强文化修养,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塑造完美人格,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作家,所创造出来的代表作品,都反映出那一时期的社会形态,背景,以及对人民生活形态,对文学家们独特思想的影响。通过学习它们,我们可以加深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的了解,学习伟大思想中的精髓,得到启发,从而培养独立的创新思维能力。例如,兴起于英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狄更斯,简•奥斯汀,勃朗蒂姐妹等等,分别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背景,生动描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从而揭露社会现实,抨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的道德堕落,呼唤人性的复苏。托马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是以其故乡威塞克斯为背景的。19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侵入农村,个体农民在经济上陷入失业、贫困的悲惨境地。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哈代的心灵受到强烈冲击,他在感情上痛恨工业文明对人们和谐生存状态的摧毁。因此在他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对当时工业文明对乡村的冲击进行了全景式描绘,然后以苔丝家作为个体农民的缩影,深入展现人们在物质困境中的痛苦挣扎。超级秘书网 因此我们在学习这些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启迪,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意识形态,并帮助我们提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深度,启发我们对伟大思想的思考,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文学与修身 总所周知,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学习,广泛的阅读和背诵是必不可少的。反复诵读英文经典原作不仅帮助学生了解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传说、风土人情和社会风尚,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接触文学作品中饱含的文化底蕴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升华我们的心灵,丰富我们的内心,修身养性。 文学是智慧的源头,一切伟大的思想的结晶最集中的体现。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是不可估量的。从欣赏到崇拜,再到皈依。例如,通过读十九世纪早期,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等的作品,我们可以获得心灵对自然地认同感,皈依感。在喧嚣,物质的现代生活中,更趋向于接近自然,升华心灵的境界。这对我们修身养性是有重大意义的。 四、结语 对当代大学生而言,通过强化对英美文学的学习,提高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学会独立而深入地思考,并从中修身养性,是十分重要的。可惜的是,现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一重大意义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广泛普及。 文学毕业论文:网络传播媒介对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论文 关键词:网络网络文学社会心理文学接受者 前言 自1997年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风靡全国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网络上的文学;在“网易中国网络文学奖”的评选之后,随着网络上的网络、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网络文学”这个范畴方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发展到今天,网络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传播媒介(一些经典的著作都在网上有着电子版本);当然也是网络文学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一些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也有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书本形式传播)。由于网络文学本身尚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的要素还有许多不成熟、不稳定有待于发展的地方,对网络文学的诸多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甚至于对“网络文学”的概念还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网络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影响。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现象,与社会中的人是分不开的。在以往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活动主体的研究往往是最重要的方向之一。那么,网络文学一种新的文学传播媒介,其对文学主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这种影响对文学本身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其是否改变了文学的本质?这些问题,各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各有所说,尚无统一的定论。本文将借鉴社会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主要探讨网络传播媒介对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并对此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网络成为传播媒介,使得网络文学,本质中审美的要素下降,娱乐性的成分上升。在本文中,笔者在讨论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将网络文学的接受者和传统文学的接受者作简单的比较,并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网络文学接受者特有的心理特征,重点探讨网络对网络文学接受者造成的特殊影响。 一相关范畴问题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网络。从原始社会阶段“诗乐舞”一体的文艺活动产生以来,文学活动系统中,传播媒介总是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文学活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根据传播媒介在文学互动上的特点来看,文学的传播经历了口头传播——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几个阶段。应该说,每一种主导的传播媒介都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口头传播阶段,文学主要是由人们面面相授传播的。这样,传播者有很高的权威性。这种方式生动形象,互动性很强,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创作、传播自己的作品。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很受时空的影响。因此,远古时代的大部分的文艺作品都不能保存下来。进入纸张传播的阶段后,由于文字的使用,限制了大部分人的创作权利和自由。同时出版的审查制度,也使传播媒介成为权威机构的垄断工具。但是这种传播方式跨越了时空的限制,保存了大量古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使得读者有机会欣赏前人的,甚至是千年前的作品,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书本的出现使得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书本文化至今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活动。电子传播一方面扩大了读者的范围,兼有字,音,画,多媒体的多种形式,但是基本上也被权威机构所垄断,在本质上与纸张传播大致相同。网络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媒介,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第一,没有了以往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的审查制度,没有特殊的原因,创作者一般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发表自己的作品的地方。第二,接受者的阅读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是书本阅读,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进行阅读,不同的阅读环境对接受者的心理和状态等等要素都会产生影响;第三,网络上创作者和接受者互动性交流活动增强。网络的作品所在的页面大多设有发表评论的地方,读者可以直接发表自己阅读后的感受,另外还可以通过QQ、E-mail、BBS等网络工具与创作者进行交流。网络文学接受主体。这里我们谈论的文学接受者,不光是上网为了学术研究、文学交流的,有一定审美基础的读者,也不仅仅指那些文艺理论批评家们。这里的文学接受主体更主要的是泛指所有上网浏览网络上的文本的广大网民。网络文学的范畴。尽管网络文学的范畴在学界尚无定论,在这里我们讨论的网络文学,有着我们讨论的范围。在这里,网络文学不仅仅是指历次网络文学大奖评选出来的那些“代表作品”,更重要的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网络上的文学现象,具有网络文学特有的一些鲜明特征,如作者的“大众化”、内容的多样化、传播的网络化、创作立场的“民间化”的文学作品。 二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网络作为一种新生的、时尚的技术工具,其使用的主体必然是趋向于年轻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12月31号),中国网民共有7950万,其中男性60.4%,女性39.6%;未婚的占到56.8%;35岁以下的网民所占的比利是82.2%:18岁以下为18.8%,18-24岁为34.1%,25-30岁为17.2%,31-35岁为12.1%。其中,网民受教育的程度如下:高中以下13.5%,高中(中专)19.3%,大专27.4%,本科27.1%,硕士2.2%,博士0.5%。网民的职业上,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占了前两位,分别是29.2%和13.7%。收入上,2000元以下的人群占了77.6%。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网民以男性、未婚者、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体,大学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以及低收入者占据网民的大多数。在当前社会的背景下,人们面对多变、复杂、充满诱惑的社会,往往会感到迷惑、失望、压抑。年轻一代由于学业、工作的压抑更是显得抑郁、浮躁、情绪化。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年轻人的情感通常处于焦虑的状态,但是由于社会行为规范以及个人自尊心理的束缚,往往不能完全的释放自身的情感。但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虚拟的网络可以掩饰他们的真实身份,网络的虚拟化使网民完全不用考虑现实社会的行为规范,自由地宣泄自身的情感。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往往与他们理想中的要求差距很大,虚拟的网络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生活中这类等级观念的束缚,尤其是经济、政治的束缚。网上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感宣泄化,网上的语言,行为也是十分直白的。网络对文学接受者的影响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以前,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的系统中,并不是很重要的环节,通常被人们所忽视。人们往往把目光聚集于作家和文本上面。自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出现以来,读者对整个文学活动的意义才被注意到。人们才开始研究读者的阅读对文学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同传统的文学接受者相比,网络文学接受者面对网络时,其特点主要是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不一样; (二)阅读环境的改变; (三)有一个能够与作者进行方便交流的平台——网络。 接受者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的不同。由于网络传播媒介的虚拟性,没有以往的审查制度,这就使绝大部分有作品的人有了发表自己作品的机会。原来只有作家和少数文学修养比较高的人才能发表作品的局面被打破了,创作者的群体增加了大量的普通人。这样,创作者的总体地位下移了,创作不再是个别人的“特权”了。但是,在网络文学上,并不是人人都是“作家”,那些在网络上写作发表文章的人,人们更愿意称他们为“网络”。网络和传统作家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以往传统作家的创作,往往都是基于自身审美情感的凝聚,对世界和自身生命的独特关照。当这种审美关照与自身的心灵相撞击,激起创作的火花,创作的欲望产生了。这时候,作家的审美情感积聚到了饱和点,使之感到不吐不快,然后选取适当的形式予以物化。这时,作家审美情感的物化产物——文本就产生了。作家的创作是基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独特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审美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最重要的要素。审美价值在文学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学是一个价值的复合体,比如审美价值,政治上的价值,娱乐价值等等,其各种价值因素依据作品内容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各种价值彼此也并非都处于并列的位置。文学活动的特性正在于文学总是探索并表现人类的各种生命活动,并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可感的形式记载了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丰富的的精神世界。文学的审美价值无疑是应该处于优秀地位的。文学没有了审美,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一样。而大量的网络并不是为了追求审美,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游戏、玩乐的态度。在网络文学的创作中,虽然有人承袭着传统的路数,但更多的人却是在抒写着“自我”、“本我”、“真我”,抒写自己的“心情故事”:他们通过一个虚拟的名字,在亦真亦幻的电子世界渲泄着被日常生活所压抑了的个性与郁闷;或是通过扮演以实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社会角色,以求得在虚拟世界中的象征满足。当年被誉为“网罗文学三驾马车”之一的宁财神说,他的写作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写、影响他人的需要为写而写、为了练打字而写、为骗取美眉的欢心而写,当然,最可心儿的,是为了在网上度过的美丽而绵长的夜晚而写”。这也从一方面表现了一些网络的创作心态。网络的这种态度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不会像传统作家那样,把审美要素放在第一位,并去追求的文本的审美性。因此他们的文本几乎不会有什么创作前的准备阶段,他们所抒写的大部分都是个人的经历和情感。在社会知觉上,网络与传统作家就有着明显的不同。社会心理学上,知觉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整体反映,分为对物的知觉和对人的知觉。传统作家处于出版的审查制度和个人名誉的考虑,他们对世界的知觉往往是经过审美过滤的,是经过艺术家的审美加工后表现出来的。而大部分的网络,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完全不用考虑到个人的名誉,社会规范的影响,大多是直抒胸臆,把自己的全部经历、情感吐露出来。因此,网络上的文字更多的真实的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知觉,是个人心灵的直接表现。但是这样也造成了网络上的文字趋于情感宣泄化,过分的强调某种快感而丧失了理性,普遍缺少诗性自律。如果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那就是前些时间风靡一时的“木子美日记”。网络日记本的风行,也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木子美日记的出现,反映了在当前时代变革的背景下,人们在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上的转变。人的种种本性以及这些转变在虚幻的网络世界里面得以暴露。反映这种由于社会变革所引起焦躁,压抑的典型情绪的审美表达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疯狂的暴露个人隐私,来满足个人的欲望,引来了乐衷于窥视隐私的人们的追捧,这一点却是不敢恭维的。阅读环境的改变。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总体地位下移,这就使网络文学不仅有“阳春白雪”的东西,更有了许多“下里巴人”的,甚至是龌龊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为接受者的阅读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这就使接受者在阅读时面对的总体对象发生了变化。网络文学具体的阅读环境的改变,体现在两点。首先,以往的阅读环境基本是书本阅读,但是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阅读。这一改变对网络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电脑阅读极大地增强了接受者的自由性和自主性,接受者不需要通过第三者作为中介(以往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或书店的销售人员,自己的亲人,朋友等等),就能够直接阅读到自己想要阅读的东西。这种环境下的阅读与传统环境下的阅读有着很大的不同,原因是接受者的社会角色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了阅读者的阅读动机的变化——以往传统的书本阅读的追求审美性和娱乐性,变成了补偿性的、娱乐性的动机。虽然在书本阅读的环境下,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者也是为了消遣的目的去阅读,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文本还是经过出版社编辑们挑选的,其相对于网络上的文字来说绝对是更具审美性的。在社会心理学中,角色扮演是指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通过对他人的言行的判断和理解,从而做出对自我行为的调解,决定自我在互动中的行为。角色扮演一般组成的结构如下:角色承担者,角色行为目标,互动和互动过程所处的社会情景,角色行为规范。从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就能够对各种角色的发生发展做出比较清晰的分析。从儿童出生开始,儿童就不断进行自我意识的成长和扩展,开始不断地进行成人游戏,扮演成人的角色,比如过家家、盖房子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儿童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随着我们的逐渐成长,周围的环境规范慢慢地约束了我们的行为,使我们不能过多的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面对复杂的社会,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不断地尝试各种环境下的生活形态,扮演着固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儿子,男性等等。儿时的那种扮演的欲望,在诸多的社会规范的束缚下被压制,慢慢消失。但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又唤起了我们的这个欲望,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如超越时空性、匿名性等,造就了与平时生活的社会环境迥异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生活的角色的随意性更大,角色可以进行自由地转换。在网络生活中,年轻人更倾向于扮演一种不同于自身社会角色的“虚拟角色”,在虚拟的ID下,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时,又会对自身本来的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和现实中的形象进行颠覆。最典型的角色转换就是男女性别互换。当然绝大部分的这类情况是出于玩乐的态度,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心理疾病的缘故。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平时懦弱网上勇敢;平时沉默寡言网上滔滔不绝的人等等。这里有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其实这里的双重人格问题并不是指那些精神分裂的精神病人的现象,确切地说是因为存在状态的改变,现实中的自己,网络中的自己,他人眼中的自己,自己心目中的自己,这些既独立又统一的个性,形成了自己的多元化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所受的束缚已经太多,他们往往需要按照自身的社会规范来表现自我。这样,现实中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自己,与真实的自我相比,往往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使他们感到窒息。因此当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追求自由的天性,使他们更多的选择了娱乐,游戏,去释放自己受压抑的心灵,去补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所失去的东西。最近第十三次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大多数的网民将获取信息作为上网最主要目的的网民所占比例最多,达到46.2%;其次是休闲娱乐,有32.2%。在这样的网络存在状态下,网民们在上网的时候,他们是来放松的,休闲的,来找回现实中迷失的自我的。所以即使在面对网络上的文学的时候,他们就不是想着接受文学中美的熏陶,把文本的审美性放在第一要素;而是更看重文本的娱乐性,看文章是否能给他带来欢乐。在网上,有两种文章十分流行:一种是婉转伤感的情感表达型,另一种就是无聊搞笑型的。这一点与接受者的阅读动机有很大的关系。网络文学中的色情和暴力因素固然跟网络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有关,也是由于网民对现有社会规范突破,叛逆心理的追求造成的。比如“木子美日记”事件,木子美的日记之所以受到大量读者的吹捧,这跟一部分读者网络面前放纵自我,满足自身的窥私欲有关。阅读环境的第二点变化是,电脑阅读比书本阅读更容易疲劳,而且还有不菲的上网费用。在网络上,大概有四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第一种就是那种粗制滥造的文章,这种文章大多是拼凑而来,毫无新颖性,读者在读到开头的时候也能够预见故事的结局,这种文本一般是低于读者的审美水平,读者一般都不会去选择;第二种是与大部分读者的审美水平相当,以故事性的侦探、爱情、悬念小说为代表,这种作品读起来不会费什么力气,又能引人入胜,享受到阅读的快感,这是大部分读者选择的对象;第三种类型的作品其审美水平会高于读者的水平,读这类的文章,读者会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在阅读之后,自身的水平会得到提升,也会得到审美的熏陶;第四种就是其审美情调与读者的自身的审美格局不相符合,比如习惯于现实主义的读者在面对后现代的作品就会感到不适应,接受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在电脑阅读这样的条件下,年轻人一般不会去选择语言精辟深刻的文章。他们更倾向选择第二种的,通俗的、结构明了的大众型文学。这样,接受者在选择阅读对象的时候,审美期待也发生了改变。读者更倾向于选择那种娱乐性较强的作品。同时,这种选择会通过文章的点击率反映出来。同时,点击率也会影响着读者的选择。在读者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和理解也是有选择的,只有那些能够吸引他们的作品才会纳入他们的视野,这时候追求娱乐的兴趣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同时文章的点击率也是读者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今天商业化时代,点击率将决定网站的存亡。那些娱乐性的作品因为有着较高的点击率,又会促使一些网络进行这方面的创作。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循环的圈子,更加导致娱乐性作品的流行。此外,在网络文学接受的时候还有一个接受度的问题。战国时期楚宋玉曾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徽,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①这里讲的就是一个艺术接受度的问题,在当代,高雅文学,先锋作品,通俗作品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传统的书本阅读,由于面向全体的读者群,各种类型也相对齐全。而网民的年龄阶段也集中于35岁以下,在这样的年龄阶段,由于其自身审美素养的问题,网民们对高雅文化的接受也是很有限的。相反,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接收就显得更为容易一些,他们也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文学作品。网络传播媒介为接受者和创作者提供了十分方便的交流平台。从接受美学出现以后,读者对文学活动的意义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在传统的文学中,普通读者的意见却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以往,一般是文学批评者的意见才被人们所重视。诚然,文艺批评者的意见更具有专业性,对文本的理解也往往更为深刻,对创作者的创作也更具有指导的意义。但是绝大部分的读者的意见,哪怕只有一个“好”或是“不好”的声音也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当然,一些著名的作家会有大量的读者与他们写信交流,或是一些嗅觉敏感的读者会根据时局适时地写信给编辑部,进行评论;或是在生活上与作家进行交流。但是大部分的读者,由于信函的时间延续性,滞后性,他们一般不会跟创作者进行交流。更何况,一般的不知名的作家,即使读者为他们的作品所打动,读者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跟他们进行联系。所以,在传统的文学活动中,读者的声音很少为创作者所知;创作者也往往只能通过自己作品的销售量大概地了解自己的作品是否为读者接受,更不用说,根据读者的意见调整自己的创作。但是,在网络文学的活动中,网络为接受者和创作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快捷的、方便的交流平台。当下一些著名的网络文学的网站,在发表作品的网页下面都有供读者发表自己意见的位置。这样,读者在阅读完作品之后,可以直接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一个“好”字,或是批评性的文字。同时,创作者也可以直接看到读者对自己作品的感受。甚至,他们还可以通过BBS、E-mail、QQ直接进行交流。接受者可以向创作者谈自己的感受,对作品的建议;创作者也可以向读者进一步的阐释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可以根据读者的反映调整自己的写作。但是,这样的交流也是通过虚拟的网络进行的,交流的双方隐藏在网络的背后。这样的沟通与传统的沟通必然是不同的。社会心理学中,沟通是人们交换思想、表达情感的信息交流过程,也是人际互动、人际交往的最基本的形式。就建立、维系和发展人际关系而言,人际沟通能满足人的三种社会心理需要: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表达感觉的需要。当网民在网络上交流时,这时候他的需求不会是基于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他们主要是出于表达感觉的需要。他们只是直白地宣泄出自己的感情,不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社会规范的束缚。这种沟通环境下,读者的信息反馈往往是从自身的好恶,出于娱乐情感的表达,而不是想要进行带有自我意识的纯粹的文学交流。在另一个层面上,网络作为传播媒介,也真正实现了读者和创作者的互动,这就是文本创作的开放性。有这样的例子,作者提供一个开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的选择链接,选择自己喜欢的情节发展模式、结局。甚至,读者还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作者提供一个开头,由不同的人进行创作,读者在阅读完前面的情节后,也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这样,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达到了一种真正的互动。但是这也使文学活动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在里面,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审美的要求,而是想着怎样才好玩以及情节的设置。就个人的意识而言,接受者在网上是一种文学意识,在网下又是另一种文学意识。应该说,这两种意识是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一个人的心理情绪是具有弥散性的,即在一种状态下的心理情绪会影响到其他状态的心理情绪。所以,一个人的网上文学心理情绪很容易影响现实中的文学情绪。事实上,现实中的心理情绪也会影响到网上的情绪,但是由于人们在网上的情绪更具有自由性,其影响力较之现实中的情绪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一个人网络的文学意识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他的概念中,文学的娱乐性的成分会超过审美的因素。这种感觉是从网上慢慢弥散到现实中去的。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在探讨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时候,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文学活动中的人不是孤零零的人,而是社会中的人,其在文学活动系统的行为不仅仅受着文学活动的影响,而且还受着其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个体,面对着同是社会生活一部分的文学活动,个人在文学活动中的表现是与其所受的社会中的影响分不开的,也无论如何不能被忽略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由于网络文学接受者所面对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其阅读环境较之传统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社会角色的转换,心理的改变,都导致其在面对网络的时候,感性思维占了主.超级秘书网 文学论争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化工业”文学论争著作权名誉权 [论文摘要]结合网络在当下中国的超常发达,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剖析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论争的特点,指出“文化工业”下的商业资本的统治本性淹没了文学所必需的创造个性和文学论争所必需的独立公正立场,使得环绕著作权和名誉权的文学论争成为当下“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这两句诗倒恰能形容当下以文学为名的产品在印刷工业履带的轰鸣声中和不间断的拷贝下传声里的生产状况,虽说是万紫千红,却总如粗浅小草,让人纷乱摇头,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感受。又种种以文学的名义引起的前赴后继的文坛纷争,也如迷眼繁花,徒有热闹的虚假表象,而少理性的真正论争。不能不让人感到:当下的大部分“文学”一边盗用历史上的文学名义,一边还要求新时代的赐福;而当下大部分“文学论争”,也早已脱离了漫漫复古长路时和萧萧革命征程中所凝结而成的主体担荷价值和严肃人文精神,而成为茶余饭后以资笑谈的娱乐新闻。而这,正是“文化工业”赋予当下文学论争的角色—成为“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虽然过往历史上的文学论争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们颇多政治立场、意识形态、阶级划分等场外因素的干扰,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文学本体的文学论争—古代往往和政治的党争和儒学等意识形态的纷争相连,现代和科学与革命、抗日与救亡等时代主题相连,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so年代,阶级斗争、路线划分等政治立场术语又成为那段时期的主宰—二个时代一脉相承了文学为政治、伦理、教化、风俗等服务的主流言说立场。但我们见到的一个显著事实是,经济利益从来没能成为文坛流行话语权的主宰或潜主宰,即使在号称半资本主义的现代中国。而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步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有了巨大改变,在当代中国文坛失去了“轰动效应”(实际也是政治效应)进人了多元化时代的同时,文学论争也进人了以经济效益占主体的多元化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趋同步,特别是以手机、网络的超常发达为显著标志,文学的商品化人娱乐化特征日益凸露并放大,成为有目共睹的现象。当下的中国文学真正进人了西人所谓的“文化工业”时代,而“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也就呈现出与前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新特征。 “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最先为瞿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一书提出,其意本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和广播……它们称自己为工业 据归纳,“文化工业”的基本特点是:倾向于反人本主义,消灭个性的存在;艺术风格趋于“同一”,是一种机械的再生产;实质是商业的市场效益和利润原则驱动着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而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为大众娱乐消遣。cz}作为文化工业生产中重要一枝的文学,于此再难顶起艺术的神圣光环,而成为“机械技术”社会背景下的“复制”品:个性泯灭,与众不同的特征消失在一片看似灿烂而实质虚无的商业时空里。更因了网络的上传下达,文学产品成为转眼即逝的东西,激动、深刻、永恒等文学曾经有过的意义已转化为即时消费,而留存、获得关注一刹那,也就完成了“眼球经济”聚光灯下的经济效益。在几乎只有广告是艺术的“文化工业”时代,文学、绘画等老牌的以艺术号称于世的、现在仍企图以艺术号召大众时,其目的也差不多就是奔商业效益而去的广告了。是故,我们总能从走马灯换将的当下中国文坛读出腻味的搔首弄姿的金钱气息,以及由此而频繁引起的喧嚣不已的“争风吃醋”风波。 本文对“文化工业”不拟作深入的形上意义追寻(诸如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启蒙等神圣功能的丧失、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等问题),而只谈其所影响的当下文坛和文坛纷争的特点 战斗了一生的鲁迅先生当初曾说,只要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漫骂,诬陷。其所针对的无疑是置身革命文学背景下他的个人和文学境遇,其背后氮氢的是文学人格严重对立下文学观念的严重对立,有着严肃深刻的思想斗争内涵。从表面看,眼下的这个文“坛”也在斗争,谩骂,诬陷,似乎也在叫嚷某些深刻的思想理念—譬如余秋雨要求的文化大散文、王朔要求的精英阅读等,然而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宣称内容中,要求的大多是个人切身利益和名誉的现代法律''''l于此,观众也就立刻洞彻了在其慷慨陈词、义愤填膺的背后,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渺小:其所要求的不会是基于文学本身的艺术立场,也不会是所声称的法律和名誉,而是自称为文化人所不能正面宜扬的经济利益。进而,人们了然于当下这个文坛的论争人格之屏弱和追求之切实。 事实如此,当下的文学论争不愿再驻足于艺术的神圣殿堂,它来到了活动的篓键人间,显现出“文化工业”下的论争本相:不再关注文学文本的形式构成、意义建构,它从对“鸡蛋”的关注转到对生产“鸡蛋”的“鸡”的关注,到这个“鸡蛋”到底是谁生的和这个“鸡”到底如何。于是当下的由所谓文学引起的论争,多是围绕作品的著作权和作者的名誉权。而无论是那种权,关涉的都是经济问题和面子问题,而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虽然迄今为止都未有一个让人满意的文学定义,但文学之于人类生活有特殊的超越意义却一直为人们所接受。只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又总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纸笔、印刷术等)、人类其他的精神活动(如绘画、书法、学术、文化等)密切相连,.以至文学的边界才显得不那么清晰。所以,如果要谈文学论争的本义,依笔者浅见,应该是争论文学的本体性和艺术性。所谓艺术,性的论争,就是要探讨文学这门特殊艺术所具有的艺术特质,也即以文学的语言为中心,探讨它如何既能亲近人类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构,又能亲近人类感性生活的安宁,以及在和人类的接触中,如何更好利用其语言为人类的精神和感性生活起更好的抚慰和提升作用。而本体性的论争,就是要阐明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极为特殊的一门,与其他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差异性,具体说来,就是要探讨文学和政治、道德、经济、文化、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边界,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纯粹的不与其他人类社会活动搭界的文学自然不存在、但文学的纯粹却一定存在,那就是它所使用的介质—语言,艺术性的区别于日常的语言,它会带来艺术对现实的疏离甚至是否定。阿多诺认为,可靠的艺术作品的特征,在于“它··一对一个有负罪感的社会和现实的否定,而这一现实却在盲目而且无情地不断自生自长;艺术作品也维护着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坚持同由诸多动机和目的性所主宰地现存社会的分离。",(31艺术成为人类唯一可能在其中获得自由的精神领地。虽然笔者对阿多诺关于艺术允诺的判断并不完全同意,但认为其对艺术特征—之于人类确有二种不同于社会现实的“分离”和“否定”特征—的归结是可信的,这可从意义、作用上去判定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 由此,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发现当下的文坛纷争实在是与前此熟悉的文学论争有了本质的区别。文学已不再负载如古典文学时代常居主流的政治权力维护、道德风俗教化的沉重意义,也不再如负载革命、思想时代的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严肃企图,甚至它也不再负载现代主义时代所表达的与现代社会决裂的绝望,总之它确实脱离了沉重、严肃甚至是绝望。在发现无论何种个人的思想企图都不足改变外在的冰冷现实后,人们彻底投人了大工业社会的统治怀抱,把文学真正当作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心甘J清愿的谋求与社会的合作,成为大工业生产机械下必然的链条和螺丝钉。正因为如此,提出“文化工业”概念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才会说文化工业实质是“伪启蒙”,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 于是,当中国文坛丧失了一度标榜的先锋精神后,文学也丧失起码的个性与原创力,而不得不停留在模仿煽情的出发点。 上海的卫慧、北京的绵绵率先用身体撞开出版界的大门后,“性”成了市场的香悖悖,下半身、肉、木子美、上海美男,就一个赛一个的出炉,“快感”之后要“尖叫”,身体之中必“乳房”。当青春不小心成了可爱的字眼,大学生的校园恋情写作一路畅通,中学生、小学生也闻鸡起舞,纷至沓来。当下写作坊的招牌就像旧时没有节操、专奔钱去的妓女,一日三换宾客。区别只在于,前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泛滥的性,后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青涩的情。文坛学会了姿态不一的“秀”(show),目的只有一个,捉住五心不定的读者不断游移闪躲的眼球。 文坛流行的“搭车”、“跟进”、“克隆”等现象,就是这种失去原创力之后的模仿产物。弄到极至,连作家的真实姓名也来“拓片”,金庸之后有全庸,陈燕妮之外有“陈燕妮”。而这也不止于文坛,它遍及整个文化工业领域,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这种趋势的流行。从古人论文章之三“偷”来说,“搭车”既属于“偷语”,也属于“偷意”,而从目的来说,那是“偷势”川,借别人辛辛苦苦闯出来的经济“形势”,为自己的钱财开辟兑现的道路。 而这种情况在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日益昌明的今天,怎不引起重重官司呢?于是,自失去轰动效应后本有些寂寞的文坛就此热闹了起来。不过,这热闹里有作者们的功劳,也有所谓精英的批评者们从旁煽风点火的功劳,还有整个媒体(特别是网络)整个社会(包括观众读者等所谓大众)饱看的功劳。 作者之为著作权、名誉权而与批评者一争似乎还可理解,如韩少功之与评论家张颐武,毕竟那关乎作者的清誉和实在的利益,而看似不相干的作者主动向另一作者挑衅,发起笔仗,如王朔之和金庸,余杰之和余秋雨,却无论如何让人联想到其动机的不纯,更何况王、金之战中王用词之鄙便确实也得罪了大批观众的视觉,二余之战中为历史问题的清算出动了大批人马,又使人感到古代文学史上以“节操”论人的生命力之顽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媒体的助威加盟和社会强烈的看客心理中上演的。而这才见出“文化工业”巨大的同化能力。 以多事之秋的2003年文坛纷争为例。人们说:"2003年是惹是生非的一年”。对文化界来说尤其如此,“口水”惹出了要打官司的“猛兽”,“猛兽”却引来了经济效益。这“一方面是文化商人利用宣传机器与受众进行沟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一批闻风而动的文化界人士,先期制造事端沟通受众,然后守株待商的结果。于是‘口水仗’在2003年成为了沟通作者、商人和受众之间的桥梁,为各式各样的人制造着食粮,或者是精神食粮,或者是物质食粮。”下半年的四起重要战役:《沙床》炒作之争、郭敬明抄袭案、贝拉事件、新浪文化偶像事件,就是社会共谋的典型结果。(6)这种社会共谋,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断言的文化工业本性发展与控制的必然结果。他们说的“文化工业”不是像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是“有目的的无目的性”,也即,商业目的通过娱乐消遣的形式收买了无目的性的王国。(7)这个“无目的性的王国”就是包括普通大众和所谓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超级秘书网 对当下的文坛和文坛纷争状况,人们爱用两个词来形容飞“乱”与“烂”。但当我们用“文化工业”来解释时,就会发现这“乱”与“烂”也有一个优秀的动力源,那就是文化工业本性所必然导致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工业不仅统治了作者的商业意识(主要体现为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也消解了批评者、文化媒体这些社会精选的“解释团体”的独立立场,更进一步让大众成为这些“解释团体”和创作者表演的共谋者和津津有味的看客。 于是,“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不再是关于文学本体的艺术论争,而是为个人的商业利益而刻意演出的文坛纷争;文学创作者也不再是精神灵魂的抚慰者和提升者,而是娱乐大众感性的娱乐明星。“文化工业”在以其技术优势赢得商业市场的同时,也把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商业化了。文坛不可避免地成了金钱意识的表演台、决斗场,文学论争也历史性地进入了商业资本患意飞舞的文坛纷争时代:成为文学场的忠实搭档并点缀欺骗大众。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在如今行政管理实践追求以人为本理念的条件下,行政管理理论中出现的解释方法和批判方法对推动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对建筑在实证主义认知论之上的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结构一功能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检讨的同时,提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对行政管理研究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并共同促进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完善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改进行政管理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实证论/解释视维/批判视维 【正文】 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 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 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 柏瑞奥(gibsonburrell)和摩根(gareth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 一、解释的需要 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 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 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 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mead)和泰勒(steven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 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 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 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 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 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政府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 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 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 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 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 二、批判反省的需要 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 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 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 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 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 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 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 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 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 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政府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政府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 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 四、结论 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比较论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在如今行政管理实践追求以人为本理念的条件下,行政管理理论中出现的解释方法和批判方法对推动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对建筑在实证主义认知论之上的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结构一功能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检讨的同时,提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对行政管理研究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并共同促进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完善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改进行政管理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实证论/解释视维/批判视维 【正文】 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 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 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 柏瑞奥(gibsonburrell)和摩根(gareth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 一、解释的需要 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 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 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 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mead)和泰勒(steven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 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 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 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 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 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政府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 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 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 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 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 二、批判反省的需要 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 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 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 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 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 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 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 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 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 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政府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政府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 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 四、结论 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的论文 一、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现状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优秀主体相合。 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而王琪等编着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优秀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优秀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着作。 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七个方面。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着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 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着。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优秀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此外在美国学术界。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 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 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 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优秀,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四、深化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 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五、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思潮已经给自威尔逊、韦伯等就已确立起来的传统行政管理学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诚然,公共管理以其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的对话方式等特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公共管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范式,其中就有管理主体空心化的危险。有学者指出,西方公共事务管理经历了“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以上三种模式的协同互补出现的“元治理”模式则使得政府成为唯一主体,近年来金融危机、各类非传统安全等社会治理需求也使得政府重新扮演着应有的重要角色,这说明以政府为中心研究的行政管理学并没有丧失发展活力。与此相对应,海洋以其流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更加需要政府的良性介入与有效引导,加强对于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研究有助于国家海洋事业的顺利发展,海洋行政管理学未来也将有着长久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案例教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行政管理学课程开展案例教学必要性 1.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案例教学中,将生活中的真实典型事件引入课堂中,在老师积极引导的前提下,学生在案例中不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积极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师生角色交互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氛围,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且案例教学法也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这样,学生就成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能够积极思考、自主分析、独立创新,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同时,案例教学法也可以让学生进入案例描述中的特定情景和角色中去,独立思考问题、积极寻求答案,也提高了学生表达意见和沟通交流的能力。 2.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人际交往的沟通表达能力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充当了教学环节中的主要角色,学生需要摆脱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养成的对教师的依赖习惯。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须独立查阅有关资料和文献,通过独自或者与同学合作的形式对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从而获得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这种积极的自主学习方式,锻炼了学生自主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课前的大量准备为在课堂上发言讨论、思维的碰撞提供了可能,这种循序渐进的自主学习—发言讨论—解决问题的模式既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也锻炼了人际沟通表达的能力。 3.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和教学水平案例教学不仅需要教师在课前案例的选择上下工夫,还得在充分熟悉案例的基础上合理设置问题,案例分析中循序渐进地对学生加以引导,把握整个课堂教学环节的走向。教师除要系统地讲授专业理论知识之外,还必须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将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环节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由于行政管理类课程实践性较强,授课教师必须时刻关注国家行政管理理论发展和事实动态,这无疑会对教师的理论知识、结构框架及教学责任心等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这样无疑就会锻炼教师的教学思维,积累了案例素材,提升了专业技能和专业水平。 二、行政管理学课程案例教学的现状 20世纪30年代,案例教学法逐步在美国的公共行政领域中发展起来,该方法首先由哈佛大学创立。目前哈佛大学的案例库有一万多个案例,而且每年都有20%的更新,哈佛每年不菲的案例销售收入为其案例库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巨大支持。发展至今,哈佛的案例教学法形成了一套系统健全、操作规范的教学模式,给社会输出了大批商界和政府精英。在国内,行政管理案例教学起步较晚。因学科设置和划分合理性不够,行政管理学科以前隶属于政治学类,偏重于宏观价值,重视原理、轻实证,使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教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末,教育部才对高校的专业进行了全面调整,修订并颁布实施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行政管理学专业才在很多高校开始开设,借鉴工商管理学的教学模式,行政管理案例教学才被逐渐提上行政管理教学的日程。在专业领域,借鉴国外的先进教学理念,我国的学界专家、相关学者也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教学体会收集、整理、编写出一些案例集,如《公共政策学案例精选》(高等教育出版社)、《应用行政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行政管理学案例教程》(中山大学出版社)、《公共管理案例教程》等,为行政管理案例的教学提供了一定的导向作用。然而在案例教学上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一方面是案例库并没有系统化,不专业、不规范,案例的本土化稀缺,在师生中激发不出足够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差;另一方面是经费不足,对案例的调查、编写及整理耗费时间、财力和个人精力,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研究人员的个人积极性。在教学环节上,对大多数老师而言,案例教学虽说耳熟能详,但在实践教学中由于缺乏行政管理案例教学的系统培训,缺乏一定的教学技巧和经验,教师角色混乱,案例的选择针对性不够,没有很好地将教与学加以结合,加之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普遍较弱,使案例教学在行政管理教学中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三、行政管理学课程实施案例教学的途径 1.建设行政管理专业案例库从宏观上讲,领导应重视行政管理案例教学模式,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强化组织管理,大力鼓励各地方教育单位对本地方典型的行政管理案例进行整理编写,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对经典行政管理案例统一入库,并组织专门人员对其管理、更新,形成具有时代感、本国特色的经典案例库源。除此之外,还应做好行政管理专业案例库的推广,充分运用现有传播媒介,让更多的同行了解运用案例库的经典案例。 2.提高教师案例教学水平对课堂指导者进行定期培训,让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形成规范的教学模式。让教师明白在案例教学法下,教师不做课堂的主体,更多的是担任组织和协调的角色。首先,授课教师应摆正自己在课堂中的角色位置。“导航“”导演”“导游”,是教师在整个案例讨论中扮演的角色,不断强化自己的职责,充分调动课堂积极性,发挥师生的潜能意识及主观能动性。这就要求授课者不仅要善于倾听学生的积极发言,还要适当地引导学生思维,用提问或者提示的方式,争当讨论反角,使案例讨论的发言紧紧围绕中心话题顺利展开,绝不偏题或者跑题,使学生的讨论能够积极地深入开展,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次,教师要不断积累相关案例的教学经验。由于行政管理学具有很强的时政性,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发现问题,提高案例分析深度。 3.精选时代性强的课堂案例授课教师对案例的选择要合适,要具有专业针对性,按教学要求选择难易相当、繁简相宜的案例,且尽量选择具有本土特色,具有鲜明时代感的案例,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案例准备前老师应尽量设置可能出现的问题,案例讨论中要根据这些问题对学生进行引导,激发和培养学生敏捷思维能力和雄辩口才,课后要对学生的案例报告进行点评或评价,综合评估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杨翠碧宦书亮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我国当代教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的现状 (一)课程思想过于陈旧由于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行政管理学教学思想显得颇为陈旧。这体现在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我国的行政管理方式为政府主导国家、政府管理民众。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环境逐渐成熟,我国政府的职能已由主导型的政府变为服务型的政府。这种改变就要求行政管理人员不能以主导的思想去看待问题,而要从怎样做好服务工作的思想看待问题。而目前这种服务型的思想还未体现在行政管理课程中。 (二)课程内容过于偏颇由于受到陈旧的教学思想的影响,这使行政管理学的课程内容变得有些偏颇。这种偏颇体现在:重视政治而轻视管理,即学校培养的人才会说出各种政治概念,然而却无法结合现代管理的理论实现政治构想;课程内容缺乏系统性,我国当代行政管理学的部分课程内容与行政管理学知识结合得不紧密,这使学生难以整合学习过的知识。如学生要学好公共财政学这门知识,就要结合经济学相关的知识一起学习,才能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变得系统化,学生才能灵活应用这门课的知识,而在现有的行政管理学课程中,这门课程的知识是极孤立的。我国当代行政管理学的课程缺乏层次性,比如纵观硕士学的课程和博士学的课程,在课程内容上有很多重复,其课程内容没体现出课程的层次性。 (三)缺少综合实践教学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行政管理学的课程应是实践能力很强的课程,然而由于我国行政管理学教学的内容重政治理论的传授,轻管理技能的培养,这使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只擅长陈述理论,却不会结合理论解决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学生应当如何决择出最优的公共政策策略、应当如何用行政管理知识展开演讲、社交、谈判等,在目前我国行政管理课程中鲜有训练这类职业技能。 二、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学课程内容的革新 (一)教学思想的改革当代行政管理学,是我国吸收国外的文化以后开辟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中的理论思想以及所举的案例均以国外的行政管理现状为主。然而我国的教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中国所处的环境与国外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如果照搬国外的行政管理思想将无法解决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问题,所以很多学校的行政管理学课程从教学思想上开始改革,它要求学生能结合国内的环境入手,结合学习的理论知识,解决当前的行政管理问题。 (二)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思想的改革促进教学内容的改革,我国各学校在行政管理学课程中融合进自己学校的专门研究,形成具有独到特色的教学内容,比如某一所学校有自己更擅长的研究内容,这些独到的内容是吸引学生学习知识的关键。为了让行政管理学课程的理论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一些学校特别增设与行政管理相关的课程,比如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让学生能够更系统的理解行政管理学知识。为了让行政管理学理论具有可操作性,部分学校把企业管理学知识与行政管理学结合起来,让学生能借鉴企业管理学的操作方法理解行政管理学的操作。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信息化的发展,使行政管理学也向着信息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各类学校把信息技术与行政管理学课程结合起来。这体现在学校可使用信息化的技术引导学生学习,如部分学校要求学生能根据自己对行政管理学理论的理解,设计出一个电子政务网站。教师用这种项目式教学的方法,既能让学生理解到目前行政管理学知识是要用信息化的技术来实现的,又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信息化技术的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社会的需求接轨。 三、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的完善 (一)强化课程的方向性我国的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需要强化课程的方向性,即这门课程面对的知识是处理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如果方向性模糊,学生学习的知识就会过于零散,不能形成一套完善的知识系统。为此,学校开设与行政管理学相关的课程都要紧紧联系行政管理学的知识,让学生能通过学习各类课程形成完整的行政管理学知识系统。 (二)强化课程的科学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行政管理学知识已经不再是一种理论知识,它与各种科学结合起来。比如学生在分析一个公共政策时,要能用科学的方法做数据统计,要能用科学的思想做数据模型、要能用科学的分析技术分析数据结果。这些知识已经不再限于文科类的知识,它已涉及到理科类的知识。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解到科学的思想对行政管理学带来的重要变革,让学生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思考行政管理学方面的问题。 (三)强化课程的层次性要让行政管理学满足社会的需求,就要强调门课程能突出学科的层次性。比如博士级人才需能从宏观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抽象的思维提出行政管理学目前存在的问题,且能得出一套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模式;硕士级人才则要能分析当前我国行政管理问题存在的原因,能通过自主的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本科级人才则要能应用学习到的知识解决目前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它需强调学生的实践能力。分层次的培养方式能够挖掘出学生自身的潜力。 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存在一起问题,各个学校结合教育学家们的意见对该课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从总体上来说颇见成效,然而要让该课程体系能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就需要继续完善。 作者:张伟伟聂辉单位:南昌工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课程实践教学下的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理论依据 (一)实践教学是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教学方法是为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而设计的。作为一种人才培养的手段,教学方法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培养目标决定的,培养目标不同,教学手段也不同,培养目标发生了变化,教学手段迟早会随之进行调整。根据1999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方案〉指标内涵说明》中明确指出:“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既有密切联系,又有相对独立性,它对提高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有着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见,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我国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实践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方法。 (二)实践教学是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性质所要求的行政管理学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优秀基础课程,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中具有明显的基础和导向作用,也是法学、新闻学、档案学、财政学等与公共组织密切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作为一门研究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科学,行政管理学的原则、原理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作为系统总结了国家行政管理的科学方法的学科,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行政管理学“贵在有用”。作为一门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在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原理及方法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必须重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行政管理学这一鲜明的特征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把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教学,这是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能力的关键所在。 (三)实践教学是解决目前行政管理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培养新形势下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需要持续多年的,导致了我国人才培养的断裂,因此,随着高考的恢复,我国各方面的高等人才的培养急需首先补上理论匮乏这一课。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研究行政管理学理论,开设行政管理学课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和教学方法上以政治学作为价值取向,采用传统的研究型、学术型教学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满足了当时一个新的理论和课程最初建立和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由传统的研究型、学术型向应用型、操作型人才转变。据此,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科调整中把行政管理从原来隶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转到了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突出了行政管理学学科的管理性,即实践性。从学科的调整可见我国对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变化。那么,作为行政管理学科最基础的课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突出其实践性。但是长期以来,高校行政管理学教学的软肋就是实践教学环节非常薄弱,严重影响了行政管理学课应有的教学效果,也是导致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具体方法 本科教育培养目标、行政管理学的课程特点以及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决定了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方法上必须进行优化和改革,其中首先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和优化实践教学,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 (一)课堂实践课堂实践教学活动是指以课堂为教学场所,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为了深化和巩固学生的认知而开展的教学实践活动。课堂实践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从而深化学生对教师所传授的理论知识的掌握。课堂实践教学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1.案例分析法。这一方法是20世纪初哈佛大学创造的,即围绕一定的教学目的,把实际中真实的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案例,通过学生的独立研究和相互讨论的方式,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方法。行政管理学的实用性特别强,它的重点不在抽象的推理,而在指导解决现实的社会公共问题,以及这种解决方法在其他相关情形下的推广。这一特性决定了案例分析在行政管理学教学工作中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角色模拟”教学法。这一方法在于在课堂上人为地营造某种行政管理情景,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行政管理角色,从事相应的具体工作。通过这一方法,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直观地去感受、领悟所涉及的问题,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工作的基本技巧,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及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这一方法比较适用于涉及大量常规细节和现象、需进行较为复杂的综合方法技能训练的场合。行政司法、行政执法、公文处理、会议管理、机关物产材管理等内容非常适合运用这种方法。 3.课堂讨论。这种方法是在教师讲授基础知识后,为加深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理解,在教师的组织与指导下,学生通过充分准备,师生围绕一个主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既可以达到形成共识、求同存异的目的,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创造性学习的兴趣和能力。例如,在教学中针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历史沿革及其启示”“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路径“”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西方行政改革对我国的启示”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应该运用讨论的方法。 4.换位教学法。对于一些简单的章节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学的方式备课,然后在课堂上师生身份互换,老师随机点名,让个别同学以老师的身份给大家讲解,其他同学随时提问,老师最后作点评。这样,通过备课、讲课,学生把所学习的内容学懂、学透,提高了其自学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和组织能力。 5.任务驱动法。任务驱动法就是教师通过让学生在完成提出的某一“任务”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和技能并提高综合素质的方法。任务驱动法包括以下三个环节: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布置教学任务、学生独立完成任务、教师进行成绩评定。“任务驱动”作为一种学习方法,它使教师由“主角”转变为“配角,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极大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实现了由被动地接受知识向主动地寻求知识的转变。这一方法既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合作精神,提高了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 (二)课外实践课外实践是指学生在课堂之外、在学校的范围内进行的实践活动。这类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学生课下的业余时间,使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扩展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提高其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1.指导性自学。这一方法是通过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的方式,让学生自学来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一种方法。自学的内容大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布置学生阅读与行政管理学相关的课外书籍,包括经典著作、重要文献、高质量的专业论文等,其目的是扩大和加深学生对所学的教材内容的理解。二是教材中的一些非重点、非难点的章节,学生通过自己阅读就能理解的内容。如行政管理学当中的“行政决策”这一章,关于行政决策的定义、程序、类型以及行政决策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在管理学等课程中基本的东西都学过,因此,这部分内容完全可以布置学生自学,教师没有必要花大力气来讲,只是提示学生在把握的过程中注意决策同行政决策的区别就可以了。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行政决策体制以及我国行政决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的教授上。自学不仅达到了扩大和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把握,更主要的是在自学的过程中学生养成了良好的阅读和思考的习惯。 2.科学研究法。科研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这种职能不单纯是要求教师从事科研工作,而且要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因此,引导学生参加科研活动是高等教育的特征之一。为了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该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参与适当的科研工作。如以教学中的疑点、难点问题为突破口,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选拔基础好的具有刻苦钻研精神的优秀学生参加教师的课题研究或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团体等,让学生有足够的空间充分发挥和展示个人的才华。 3.模拟实验。在校内建立行政管理模拟实验室,模拟各种行政管理场景和运作,使学生身临其境地处于某种管理角色中,从而增进学生对管理知识和方法的认知,培养综合管理能力。 (三)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指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到真实的社会中去,实现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社会实践印证和加深学生的理论认知,把学到的理论向实践转化,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社会调查。针对行政管理要解决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利用节假日、寒暑假开展专题调研,在调查中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如行政管理学“行政组织“这一章,可以布置“我国省直管县改革———以绥中为例“”辽宁省大部制改革的困境及对策”等。人事制度这一章可以布置“辽宁政府雇员制”“辽宁公务员考试制度研究”等。在调研过程中,学生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发袋徇卷、撰写调查报告等,锻炼学生的交际沟通、撰写调查报告的能力。 2.参观教学法。为了使行政管理学抽象的理论知识感性化,使学生获得新知识的同时巩固验证已学知识,可以组织学生到政府等部门去实地参观。参观法资源鲜活、生动,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同时教学空间被极大地拓展,教学同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参观访问作为课堂教学的直观印证,对学生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影响非常明显。参观一般由校外实践教师指导和讲解,要求学生围绕参观内容收集有关资料,整理参观笔记,撰写参观报告。 3.实习。顾名思义,实习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际工作中去应用,以锻炼工作能力。对于应用性极强的行政管理学这一课程而言,实习具有一切课堂教学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功用。为了保证实习的实效,最好应在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进行。 三、问题思考 课堂实践、课外实践和社会实践等多种方法和形式表明了《行政管理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方法非常多,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为行政管理学的实践教学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但是这只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讲的,而在实际上,教学方法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和措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实践性教学方法的采用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行政管理学的实践教学尚属探索阶段,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合理地运用实践教学的具体方法,构建比较合适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实践教学方法丰富多彩,并不是说在每个学校的教学实践中对每种方法都要采用,也不是某个教学内容都可以随意采用某种教学方法。实际上,每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都有其特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合理地运用各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在多种教学方法中,从达到教学目标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最基本的基础实践手段,其目的是加深学生对行政管理学基本理论和知识的理解,如实验、参观、自学;二是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中层实践手段,如情景模拟、案例分析、讨论法等;三是为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而设置的高层综合实践手段,如项目驱动、科学研究法、调研、实习等。因此,应加深对各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的研究和探讨,合理地对各种方法进行组合,构建比较合适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 (二)系统地规划和安排实践教学体系教学方法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和方式,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考核方法等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就应该有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从总体上看,教学方法有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两大类。作为两类不同的教学方法,其在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考核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实践中,由于更多地采用的是理论讲授法,因此,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以及考核等方面具备了许多经验,理论讲授比较规范和系统。而实践教学虽然随着教学改革的进行其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还没有单独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以及考核方法,从而使得实践教学难以落到实处或者变形走样。因此,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系统地安排和规划。如调整和完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增加与实践性手段相适应的内容;明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总学时中的比例,改变实践学时随意性的情况;将实践教学内容纳入到考试制度中,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办法,从而使实践教学得以贯彻落实。 (三)建立和完善一系列保障机制教师队伍是教学质量提升的根本保障。实践性教学方法运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实践能力,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目前从事行政管理学课的教师队伍中,大部分教师是直接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后直接进入到了高校从事教学工作,这种情况不仅是在行政管理学科比较常见,在其他学科也司空见惯。实践教学经验的缺乏严重地影响着实践教学方法的使用,从而成为提高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瓶颈。因此,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下功夫。如有计划地让从事该课的教师到行政部门挂职锻炼、吸引优秀的行政领导干部加盟等。实践教学方法的成本比理论教学要高得多,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实践教学方法运用的前提,无论是实验设备的配置、实践基地的建立和使用,还是调查、参观以及实习方法的使用都需要必备的资金物材的支撑,没有这些条件,实践教学无法开展。但是,从目前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部分投入还有很大差距,部分学校甚至是空白。因此,加强实践教学,学校必须在教学的硬件环境上下功夫。 (四)防止实践性教学方法目的化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学模式改革问题的提出,实践性教学方法被许多学者和专家所关注,从而在一些高校的行政管理学课的教学改革中实践性教学方法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实践中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极端化的现象,就是为实践教学而实践教学,实践教学被异化为目的。而在客观上,无论是理论讲授还是实践教学,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手段,方法再重要,也必须要为教学目标服务,否则,过分地抬高实践教学的地位,忽视其实效性,就会使这一教学手段极端化。因此,正确发挥实践性这一教学手段的功用,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必须正确区分在教学内容上哪些内容适合使用实践性教学方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实践性教学;其次,实践性教学方法丰富多彩,每种方法都有其适合的条件,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最后,检验实践性教学方法效果的唯一标准是教学目标的实现。 (五)正确处理实践教学与理论讲授的关系理论讲授与实践教学是行政管理学教学的两类基本方法,这两类方法各有所长,无所谓优劣,两种方法不能相互代替,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上使两种方法兼顾,相得益彰。我们现在之所以强调实践教学方法的运用问题,是因为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实践中这一重要的教学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实施,与其应有的教学地位非常不匹配。因此,在强调实践性教学方法使用的同时,不能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而忽视理论讲授方法的运用。当然,也有的学者会认为,现在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法实在不可取,必须改革。这个观点笔者非常赞同。但要说明的是,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讲授方法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理论讲授法自身,不能因其存在问题需要改革而对这种方法进行否定。理论讲授作为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连贯地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方法,不仅在世界上最悠久,应用最普遍,而且它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的系统知识,因此,这一方法不仅非常重要不能被取代,而且因其当之无愧地成为其它教学法的基础而魅力永存。 作者:孟迎辉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课程实践教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理论依据 (一)实践教学是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教学方法是为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而设计的。作为一种人才培养的手段,教学方法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培养目标决定的,培养目标不同,教学手段也不同,培养目标发生了变化,教学手段迟早会随之进行调整。根据1999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方案〉指标内涵说明》中明确指出:“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既有密切联系,又有相对独立性,它对提高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有着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见,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我国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实践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方法。 (二)实践教学是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性质所要求的行政管理学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优秀基础课程,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中具有明显的基础和导向作用,也是法学、新闻学、档案学、财政学等与公共组织密切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作为一门研究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科学,行政管理学的原则、原理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作为系统总结了国家行政管理的科学方法的学科,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行政管理学“贵在有用”。作为一门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在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原理及方法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必须重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行政管理学这一鲜明的特征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把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教学,这是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能力的关键所在。 (三)实践教学是解决目前行政管理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培养新形势下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需要持续多年的,导致了我国人才培养的断裂,因此,随着高考的恢复,我国各方面的高等人才的培养急需首先补上理论匮乏这一课。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研究行政管理学理论,开设行政管理学课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和教学方法上以政治学作为价值取向,采用传统的研究型、学术型教学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满足了当时一个新的理论和课程最初建立和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由传统的研究型、学术型向应用型、操作型人才转变。据此,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科调整中把行政管理从原来隶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转到了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突出了行政管理学学科的管理性,即实践性。从学科的调整可见我国对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变化。那么,作为行政管理学科最基础的课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突出其实践性。但是长期以来,高校行政管理学教学的软肋就是实践教学环节非常薄弱,严重影响了行政管理学课应有的教学效果,也是导致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具体方法 本科教育培养目标、行政管理学的课程特点以及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决定了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方法上必须进行优化和改革,其中首先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和优化实践教学,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 (一)课堂实践课堂实践教学活动是指以课堂为教学场所,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为了深化和巩固学生的认知而开展的教学实践活动。课堂实践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从而深化学生对教师所传授的理论知识的掌握。课堂实践教学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1.案例分析法。这一方法是20世纪初哈佛大学创造的,即围绕一定的教学目的,把实际中真实的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案例,通过学生的独立研究和相互讨论的方式,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方法。行政管理学的实用性特别强,它的重点不在抽象的推理,而在指导解决现实的社会公共问题,以及这种解决方法在其他相关情形下的推广。这一特性决定了案例分析在行政管理学教学工作中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角色模拟”教学法。这一方法在于在课堂上人为地营造某种行政管理情景,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行政管理角色,从事相应的具体工作。通过这一方法,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直观地去感受、领悟所涉及的问题,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工作的基本技巧,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及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这一方法比较适用于涉及大量常规细节和现象、需进行较为复杂的综合方法技能训练的场合。行政司法、行政执法、公文处理、会议管理、机关物产材管理等内容非常适合运用这种方法。 3.课堂讨论。这种方法是在教师讲授基础知识后,为加深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理解,在教师的组织与指导下,学生通过充分准备,师生围绕一个主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既可以达到形成共识、求同存异的目的,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创造性学习的兴趣和能力。例如,在教学中针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历史沿革及其启示”“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路径“”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西方行政改革对我国的启示”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应该运用讨论的方法。 4.换位教学法。对于一些简单的章节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学的方式备课,然后在课堂上师生身份互换,老师随机点名,让个别同学以老师的身份给大家讲解,其他同学随时提问,老师最后作点评。这样,通过备课、讲课,学生把所学习的内容学懂、学透,提高了其自学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和组织能力。 5.任务驱动法。任务驱动法就是教师通过让学生在完成提出的某一“任务”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和技能并提高综合素质的方法。任务驱动法包括以下三个环节: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布置教学任务、学生独立完成任务、教师进行成绩评定。“任务驱动”作为一种学习方法,它使教师由“主角”转变为“配角,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极大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实现了由被动地接受知识向主动地寻求知识的转变。这一方法既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合作精神,提高了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 (二)课外实践课外实践是指学生在课堂之外、在学校的范围内进行的实践活动。这类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学生课下的业余时间,使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扩展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提高其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1.指导性自学。这一方法是通过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的方式,让学生自学来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一种方法。自学的内容大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布置学生阅读与行政管理学相关的课外书籍,包括经典著作、重要文献、高质量的专业论文等,其目的是扩大和加深学生对所学的教材内容的理解。二是教材中的一些非重点、非难点的章节,学生通过自己阅读就能理解的内容。如行政管理学当中的“行政决策”这一章,关于行政决策的定义、程序、类型以及行政决策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在管理学等课程中基本的东西都学过,因此,这部分内容完全可以布置学生自学,教师没有必要花大力气来讲,只是提示学生在把握的过程中注意决策同行政决策的区别就可以了。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行政决策体制以及我国行政决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的教授上。自学不仅达到了扩大和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把握,更主要的是在自学的过程中学生养成了良好的阅读和思考的习惯。 2.科学研究法。科研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这种职能不单纯是要求教师从事科研工作,而且要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因此,引导学生参加科研活动是高等教育的特征之一。为了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该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参与适当的科研工作。如以教学中的疑点、难点问题为突破口,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选拔基础好的具有刻苦钻研精神的优秀学生参加教师的课题研究或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团体等,让学生有足够的空间充分发挥和展示个人的才华。 3.模拟实验。在校内建立行政管理模拟实验室,模拟各种行政管理场景和运作,使学生身临其境地处于某种管理角色中,从而增进学生对管理知识和方法的认知,培养综合管理能力。 (三)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指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到真实的社会中去,实现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社会实践印证和加深学生的理论认知,把学到的理论向实践转化,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社会调查。针对行政管理要解决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利用节假日、寒暑假开展专题调研,在调查中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如行政管理学“行政组织“这一章,可以布置“我国省直管县改革———以绥中为例“”辽宁省大部制改革的困境及对策”等。人事制度这一章可以布置“辽宁政府雇员制”“辽宁公务员考试制度研究”等。在调研过程中,学生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发袋徇卷、撰写调查报告等,锻炼学生的交际沟通、撰写调查报告的能力。 2.参观教学法。为了使行政管理学抽象的理论知识感性化,使学生获得新知识的同时巩固验证已学知识,可以组织学生到政府等部门去实地参观。参观法资源鲜活、生动,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同时教学空间被极大地拓展,教学同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参观访问作为课堂教学的直观印证,对学生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影响非常明显。参观一般由校外实践教师指导和讲解,要求学生围绕参观内容收集有关资料,整理参观笔记,撰写参观报告。 3.实习。顾名思义,实习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际工作中去应用,以锻炼工作能力。对于应用性极强的行政管理学这一课程而言,实习具有一切课堂教学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功用。为了保证实习的实效,最好应在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进行。 三、问题思考 课堂实践、课外实践和社会实践等多种方法和形式表明了《行政管理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方法非常多,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为行政管理学的实践教学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但是这只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讲的,而在实际上,教学方法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和措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实践性教学方法的采用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行政管理学的实践教学尚属探索阶段,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合理地运用实践教学的具体方法,构建比较合适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实践教学方法丰富多彩,并不是说在每个学校的教学实践中对每种方法都要采用,也不是某个教学内容都可以随意采用某种教学方法。实际上,每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都有其特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合理地运用各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在多种教学方法中,从达到教学目标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最基本的基础实践手段,其目的是加深学生对行政管理学基本理论和知识的理解,如实验、参观、自学;二是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中层实践手段,如情景模拟、案例分析、讨论法等;三是为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而设置的高层综合实践手段,如项目驱动、科学研究法、调研、实习等。因此,应加深对各种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的研究和探讨,合理地对各种方法进行组合,构建比较合适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 (二)系统地规划和安排实践教学体系教学方法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和方式,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考核方法等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就应该有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从总体上看,教学方法有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两大类。作为两类不同的教学方法,其在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考核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实践中,由于更多地采用的是理论讲授法,因此,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以及考核等方面具备了许多经验,理论讲授比较规范和系统。而实践教学虽然随着教学改革的进行其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还没有单独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以及考核方法,从而使得实践教学难以落到实处或者变形走样。因此,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系统地安排和规划。如调整和完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增加与实践性手段相适应的内容;明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总学时中的比例,改变实践学时随意性的情况;将实践教学内容纳入到考试制度中,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办法,从而使实践教学得以贯彻落实。 (三)建立和完善一系列保障机制教师队伍是教学质量提升的根本保障。实践性教学方法运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实践能力,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目前从事行政管理学课的教师队伍中,大部分教师是直接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后直接进入到了高校从事教学工作,这种情况不仅是在行政管理学科比较常见,在其他学科也司空见惯。实践教学经验的缺乏严重地影响着实践教学方法的使用,从而成为提高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瓶颈。因此,加强实践性教学必须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下功夫。如有计划地让从事该课的教师到行政部门挂职锻炼、吸引优秀的行政领导干部加盟等。实践教学方法的成本比理论教学要高得多,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实践教学方法运用的前提,无论是实验设备的配置、实践基地的建立和使用,还是调查、参观以及实习方法的使用都需要必备的资金物材的支撑,没有这些条件,实践教学无法开展。但是,从目前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部分投入还有很大差距,部分学校甚至是空白。因此,加强实践教学,学校必须在教学的硬件环境上下功夫。 (四)防止实践性教学方法目的化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学模式改革问题的提出,实践性教学方法被许多学者和专家所关注,从而在一些高校的行政管理学课的教学改革中实践性教学方法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实践中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极端化的现象,就是为实践教学而实践教学,实践教学被异化为目的。而在客观上,无论是理论讲授还是实践教学,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手段,方法再重要,也必须要为教学目标服务,否则,过分地抬高实践教学的地位,忽视其实效性,就会使这一教学手段极端化。因此,正确发挥实践性这一教学手段的功用,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必须正确区分在教学内容上哪些内容适合使用实践性教学方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实践性教学;其次,实践性教学方法丰富多彩,每种方法都有其适合的条件,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最后,检验实践性教学方法效果的唯一标准是教学目标的实现。 (五)正确处理实践教学与理论讲授的关系理论讲授与实践教学是行政管理学教学的两类基本方法,这两类方法各有所长,无所谓优劣,两种方法不能相互代替,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上使两种方法兼顾,相得益彰。我们现在之所以强调实践教学方法的运用问题,是因为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实践中这一重要的教学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实施,与其应有的教学地位非常不匹配。因此,在强调实践性教学方法使用的同时,不能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而忽视理论讲授方法的运用。当然,也有的学者会认为,现在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法实在不可取,必须改革。这个观点笔者非常赞同。但要说明的是,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讲授方法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理论讲授法自身,不能因其存在问题需要改革而对这种方法进行否定。理论讲授作为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连贯地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方法,不仅在世界上最悠久,应用最普遍,而且它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的系统知识,因此,这一方法不仅非常重要不能被取代,而且因其当之无愧地成为其它教学法的基础而魅力永存。 作者:孟迎辉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教学改革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充分运用好讲授法,使学生扎实地掌握好基础理论和知识 讲授法作为历史最悠久,使用最广泛的教学方法之一,在任何一门课程当中的作用都不容忽视。它能够最直接、最高效、最系统的将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它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如果教师照本宣科、“满堂灌”会让授课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讲授法也要改革、创新。首先,教师要将知识点的脉络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理清。其次,在讲解的过程中要条理清晰,全面周密,逻辑性强。同时,还要兼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讲解的生动,具有感染力和启发力。最后,要让学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讲授过程中,要经常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并互相交流,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讲授法结束后,辅以相应的练习将更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熟悉和理解程度。 二、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加强与学生的交流 沟通当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就是知识,信息就是力量。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原因主要有: (1)传统的教学大多以书本为主要内容,但是现代社会信息量非常大,单纯的学习书本上的案例和知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对新鲜知识的渴求。所以,网络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资源,我们可以在课堂随时连接网络,讲解最新、最热点的问题。另外,学生还可以通过教师制作的教学PPT,更直观、生动的理解书本上的知识点,弥补了以前书本教学的单调和枯燥。 (2)好的教学必须是和学生融为一体的,多媒体的运用可以拉近和学生的距离,更好的了解他们的思想,有的放矢的授课。教师可以开通教学微博,在课下和学生随时的保持互动和交流。 三、充分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 行政管理学的任务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因此,除了讲授法之外,必须辅以启发讨论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模拟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1.启发讨论法引导学生就某一问题多角度分析、考虑,不给出标准答案,可以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观念和看法,并给予学生肯定,从而让学生学会大胆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同时也可以适当的引导学生之间互相辩论,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最终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 2.案例教学法行政管理的实用性特别强,它的重点在于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现实中的社会公共问题。这一特性决定了案例教学法特别适用于行政管理的教学。首先,教师在课前准备阶段要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案例库,所选案例应尽可能地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最好能够选取一些知名或学生熟知的单位的案例,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其次,在课堂讨论阶段,教师要通过案例讲解,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主动去思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以将课堂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表现与学生的总评成绩结合起来,以此来作为学生课堂发言的动力。同时,作为教师,一定要仔细倾听学生的发言,作有意识的引导,让学生学会用行政管理学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来分析、解决问题。最后,教师讲解、学生讨论过后,总结整理阶段不可或缺。教师要对课堂讨论内容进行整理,并列出相关的专业知识点,让学生通过案例分析更好的掌握书本上要求的理论知识。学生也可以就案例进行小组讨论,选取最优方案,丰富案例库,也便于教师保存归档,以便学生日后参考使用。 3.角色模拟法这种教学方法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活动中。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积累一定的管理经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首先,教师应明确根据情景教学的目标和要求,选定场所,准备道具,并制定具体的实施步骤,同时要将教学计划提前通知学生,分配好角色,让学生有所准备,这样在课堂上学生表演起来也能游刃有余,并有所提高。其次,是行政管理情景开展阶段,它是角色模拟法教学中的中心环节,教师要仔细观察学生在情景模拟过程中的优点和缺点,做好记录,引导学生独立地完成角色的扮演。最后,总结评估阶段,教师要对模拟的效果进行点评,指出模拟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并给出正确的指导。该阶段可采取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点评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目的是帮助学生积累行政管理实践经验,也可以帮助教师全面了解学生对行政管理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客观了解教学效果,为后面的课程设计积累一定的经验。 四、加强案例实践教学,切实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1.运用好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法学院,经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推广与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教学方法。它以实际案例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教学内容与实际密切相连,通过课前预习、分小组讨论、教师点评、分析报告、写作等教学环节,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传统教学法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案例教学法更关注复杂的社会现实,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大学生一般没有行政管理的实践经验,要使学生尽快了解行政管理实践,并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只依靠书本学习和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案例实践。我们可以和学生共同搜集案例,筛选案例,在搜集的过程要求学生尽可能选取那些内容丰富、代表性强,与现实联系的较为紧密的案例,实际在案例筛选中学生已经掌握了案例分析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2.加强学校与实习基地的联系,开展多种合作实习基地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安排学生实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但我们认为,其他形式的合作也很重要。例如,我们的老师可以带队到实习基地去和企业的教师公共指导学生实践,也可以聘请企业的领导到学校担任兼职的副教授,指导我们的课堂教学、开展科技攻关与项目申报。另外,也可以经常的安排一些学术讲座与座谈会,增加企业和学生之间的联系。当然,最主要的我们可以安排有针对性的课堂实践,比如会务安排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带领学生到某政府机关去参观会场布置、会务接待等。学生可以通过参观、考察和见习方式来了解行政管理的实际状况。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并不是被动的接受外在信息,而是积极主动地多看、多听和多问,通过主观感受,对行政管理及其运行机制形成一个初步“印象”。这一模式可以帮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里了解行政管理的概貌,包括行政管理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况、特定政策的演变过程等。 3.社会调查实践法社会调查实践法是指学生利用社会实践的方式深入到政府工作机构去,了解行政管理工作情况,学习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工作方式和方法,适应行政管理工作环境,从而增进学生对行政管理工作实际情况的了解。首先。可以采用现场观摩方法,让学生亲自到政府机关中的工作现场去,有可能的话组织学生深入学校所在社区的党政机关进行现场教学。其次,教师可运用实践调查方式,结合所学的有关课程和当时政府部门的热点问题,利用节假日走出校门作专题调研,带领学生到社会中去调查并形成相关的调研报告,在行政管理实践领域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充实课堂教学。另一方面,也可聘请那些具有丰富党政机关工作经验的领导为学生讲解我国行政机构设置、级别划分、权责分配以及中央地方各机构分权授权和执行情况以及机构改革的难点分析和对策等。 作者:张小宁单位: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法学教育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方法论的借鉴 管理学发展至今表明,管理学包括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融汇各学科领域的知识成果才能完善和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如今,随着“新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和传统公共行政学派的衰落,公共管理学包括行政管理学在更广阔的定义和更强的使命感的召唤下,必然要追求价值的多元化。作为展现柔性技能知识的行政管理学只有具备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才能产生行之有效、富有开创性并具有影响的理论。所以,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演绎或归纳,而是采用各学科知识后的综合发展。行政管理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着其必须运用多种学科知识成果和分析方法来应对。行政管理学教育离不开处于高级知识层级且与之紧密联系的法学方法论的支撑。我们发现,西方在管理思想发展上颇有成就的大师,同时也在法律思想上有着不朽的建树,知识的融通和多样性发展说明二者在学科的哲学思维上一脉相承。法学方法论具有规范性,法学的研究和法律的适用都必须进行严格谨慎的推理。具体到可被借鉴的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法律方法上,行政管理学教育应当建立用法律思考行政管制问题的思维,以法律中的程序正义为追求,树立用法律衡量事物的标杆,还应当深入思考事件和决策的法律意义。其次,还应在追求法治的价值角度上,让学生学会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冲突纠纷的法律技能。服务型政府的管理理念预示着行政管理学需要不断借鉴和参考法学方法论。即不仅在政府的行政管理,而且在企业的行政管理中都开始运用法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行政管理学摒弃了静态主义研究模式且面临更多待解决问题的今天,其与法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追求民主科学的价值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者需要依赖实体规范。他还认为,公共管理者在做出不可避免的行政自由裁量决定时必须理解其行为的命令精神。可见,政府的施政追求,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目标不再仅仅根植于效率和效能,其应当与要承担起捍卫人民主权、个体尊严、社会公正的责任的实践呼应起来。在不断强调民主科学的行政管理的今天,行政管理学教育应当借鉴法学不断追求从程序性问题上展开思考,让学生理解在行政管理的绩优性之外还要理解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利义务的合理性。 二、理论知识的融合 在行政管理学教育与法学理论知识的融合方面,最容易想到也最具直接互补互促性的当属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知识的互动。虽然处在不同的学科划分体系,但是行政管理学教育中必须有行政法学理论的参与。因为从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各自的完善对于彼此的发展程度都有着很大依赖,社会对于行政管理活动的要求与兼顾法治与管理、公平与效率是不谋而合的。在“法治化行政管理”成为重要课题的当下,行政效率的提高不能离开法律的控制框架。具体而言,行政管理学研究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安排,如何管理内部行政人员以及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行政法学知识的渗透则为行政管理学在保障基本权利上完整覆盖社会公平的含义,行政法学从外围着手阐释行政权限的范围、行政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行政侵害的救济。余敏江、杜文娟指出行政程序的合理设计、公共管理的司法审查问题及公共管理的行政法治化问题等都是可以从法律思维角度思考的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公共管理问题。随着时代的变革,传统政府与社会开始呈现划分模糊的趋势,而同时诸如协会、行会等介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第三方机构”的出现都需要行政法对相应机构的地位性质、权力来源以及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给出答案。 在新公共行政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不断被提及和参照的今天,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权力”的多方行使已经日益明显而迫切,也都为法学视角下的行政管理学提供了契机。因此,在行政管理学教师队伍结构中有一定比例的法学教师参与,提供包括公法原理、行政法学在内的相关法学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公务员法等作为必修课程是非常必要的。唐桦指出,应当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建立以行政法学为主,以调整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在内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学科为辅的公共管理法律知识体系。在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已经采用法律思考途径开设课程的影响下,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更应思考将符合中国政府体制的法律理论体系作为公共管理学教育的有益补充。通过法律思维的培养和法学基础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养成通过法律途径思考行政管理活动的合法性和在法律基础上分析公共政策的思维模式,并且懂得以程序和规则依法行政的重要性,这对于培养具有扎实理论知识的行政管理人才至关重要。除政府行政管理之外,企业行政管理也应在行政管理学中有一席之地,企业行政管理教育同样离不开法律角度的研究和实践。首先,作为企业管理者不仅要有管理内部组织的技能,还需有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这包括关注外部的法律制度,使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外部的法律制度相适应;其次,法律制度制约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的范围和作用,管理的决策不能忽视对法律制度的研究。目前,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已经运用法律方法展开了研究和实践,当代管理者愈加离不开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在未来,企业模式的转变将为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与法学的互动带来挑战。因此,企业行政管理教学不能只注重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还应在教育中融合包括法学在内的多种知识,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以适应企业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的需要。 三、实践的多重性 在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注重用法律思维和应用法律技术对行政管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相对于单纯灌输法学理论知识而言,实践课堂注重讨论、发言甚至辩论的形式,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作用,这有利于学生真正学会从法律思维角度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的精神和技能。同时,在实践中,学生亦可应用管理知识于法律,多角度的思考立法的科学性和效率。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项目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实践一样,难以突破形式大于内容的瓶颈,更难以看到培养具有实践能力人才的效果。在完善高校行政管理学教育实践教学模块时,在建立和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的同时,也应将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互动关系纳入考虑。李邵平,何晓华在谈到面向公务员的MPA教育中指出的一些理论关注点,值得在行政管理学实践教育中有所思考。比如,多重主体的执法问题、相对集中处罚权问题、职能交叉的执法问题等,必然都不是只有在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闭门造车又自说自话的情况下就能得到答案,也不会在纸上谈兵中得到解决。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学科的复杂性必然带来其实践的复杂性,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也许更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创新。因此,在行政管理学教育实践项目中,应当综合思考理论和实践的焦点和热点,设计有利于此类问题解决的社会实习和社会实践。 四、总结 总之,在逐渐以人作为维度的时代,在学术研究回应现实问题不断发展和教育教学为培养人才逐渐整合的背景下,许多新的学科方向正在蓬勃发展,行政管理学和法学正是如此,彼此面临诸多领域的合作和许多复杂的挑战。在法学视角下进行的行政管理学教育是在改革浪潮中服务社会转型的必然之路。 作者:黎月单位: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案例教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案例教学在行政管理学中存在的问题 1. 学生的问题。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的运用中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教学效果,不仅仅是老师单方面的努力,还需要学生的配合。这对于学生的自身素质、知识量的储备和学科的创造力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国教育体制过分的应试化,往往将学科的学习目标定确为成绩的考察,这极大的遏制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思考疑问的能力,而且学生在学习中缺乏自主性,以往都是在老师的带领要求下进行学习,完全没有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参与其中,互动其中,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同伴间的互相配合、互相帮助是达到教学效果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不同的学生自身素质性格等等存在着差异。部分性格开朗的学生对于案例教学法的情景模拟的参与热情较高,配合能力较强,这在于活动中可能就会得到较多的参与实践机会。但是相对于比较内向的同学,不善于表现自己,参与度不高,没有更多的兴趣参与案例教学活动,这对于行政管理知识的学习就会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同时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的运用中对于学校的班级人数有较大限制,对于各个学校扩招生源,学校班级学生量比较大,这样的教学环境对于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是不利的,班级的学生过多,参与活动的机会可能相对减少,不能达到人人参与自然影响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运用效果。 2. 案例的问题。案例的选取决定了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运用的成功与否。好的案例教学可以充分完全的将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表现出来,但是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行政管理学中的案例资源需要较大的完善跟补充。就数量而言,我国行政管理教学中的案例较少,对于案例教学在学科中的运用无法满足。同时,在较少的案例教学中西方的案例占较大比重,行政管理所学知识是结合我国基本国情运用到我国行政体制当中,对于西方的案例运用到我国的行政管理学中不够恰当,使学生理解困难,不容易融入到案例模拟当中。就质量而言,案例的选择标准较多,如时效性、有代表性、真实有效性等等,能够同时达到符合标准的案例很少。几乎都是符合一个或者两个,这对于案例教学效果有一定的影响。同时这些案例缺乏更新,一手资料较少,这对于案例的时效性和真实有效性都是一个考验。 二、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运用的意义 1. 教学观点的落实。任何学科的学习都是为了学科知识在学生的后继发展中的运用。人是学习的主体,学科的教学要以人为中心,要求从传统的传授行政管理知识转化为学生自主参与学习。对于学生的尊重、指导和参与是案例教学运用的根本目的。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运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发挥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有利于以人为中心教学观点的落实。 2. 教学气氛的调动。传统的行政管理教学模式过于单一,老师独自讲解传授知识,学生只坐在下面听讲,被动的学习。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运用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课堂气氛,老师在案例教学的活动中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形成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让传统枯燥乏味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这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知识的探索求知欲,学科的创造思考能力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模式,调动了学习氛围,在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学生对于行政管理知识充分的了解学习。 3. 学生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案例教学活动的开展不仅需要老师选择鲜明具有代表意义的案例,更要求在活动中学生的配合跟参与。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运用,这是老师与学生为了达到更好学习效果这一目标的共同努力。例如,老师在案例教学活动中,给出经典案例,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由组合自由讨论,在讨论之后让学生对于讨论结果发言分析进行自我展示,在展现自身的讨论结果时也虚心听取别人的结果,从而看到自身的不足,加以弥补。在这样的案例教学活动中,不但改变了单一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而且加强了学生之间的相互协作能力,提高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这对于学生不仅仅是课本知识的教育,更是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培养。对于学生后继投身到工作岗位是有很大益处的。 三、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教学策略 1. 选择优秀案例。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中老师对于案例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优秀的案例有利于学生提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行政管理学学习目标的完成。老师在选择案例时要考虑到自身对于案例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同时要考虑学生对于案例难易程度的接受能力。所选择的案例最好是我国的本土案例,行政管理学是贴合我国国情,实际行政管理部门的学习。案例的本土化有利于学生对于行政管理学知识的理解记忆,同时优秀的案例还应具备真实有效性和代表性。老师要选择比近期和受关注度较大的案例,这便于学生很快的融入到案例情景模拟中,有代表性的案例有利于学生在活动参与过程中对于所学知识的举一反三,归纳理解,达到最好的行政管理学教学效果。 2. 改变师生角色。案例教学法的运用要求老师重新摆正自己的角色。老师不仅仅是传统教学模式中知识的传授者跟引导者,更多的是邀请学生参与到案例活动中,充当与学生学习的互动者。学生也不再是只听讲的受教者,更多的是行政管理教学的参与者。经过师生角色的改变达到教学事半功倍的效果,老师跟学生在案例活动中相互协作,共同进步,为同一学习目标而努力。这是达到学生对于行政管理知识更透彻的理解和长久记忆的学习途径。 3. 革新授课技巧。成功的案例教学活动要求老师跟学生默契的配合。在活动当中,老师充当引导者的角色,即使学生处于不了解、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也能在最快最好的气氛中将学生带入到案例情景模拟。这对老师的案例教学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要求老师在教学之前对于案例的时间、背景、事件等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行案例分析然后联系实际的行政管理知识,创造活动范围和知识讨论空间等等。老师对于授课技巧的革新,有利于案例分析法在行政管理学中成功的运用,以便于学生的学习和对知识认识的强化加深。 4. 深化课堂讨论。案例教学活动的参与讨论之后,要求学生对于讨论结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学生在参与之后,进行自主发言,可以是参与活动的心得也可以是对知识的加深理解等等。最后老师对于每一位学生的发言进行点评分析,好的予以鼓励,不完美的予以总结补充。老师在点评分析的过程中,使案例教学中体现的行政管理知识得到深化跟提升,同时在讨论分析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是任何普通教学方法都达不到的效果。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默契配合达到了一个较好的学习效果,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在行政管理学中的不足。本文通过对案例教学在行政管理学中的问题现状、价值体现和教学策略进行了简单分析,使得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中的运用更贴合实际,更为学生提供良好便捷的学习途径。 作者:包·哈斯巴根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管理系教师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大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设定“翻转式”课堂主体及教学内容 由于行政管理学课程的理论及实践特殊性,我们在“翻转式”课堂教学改革中采用了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和学习效果,我们只选取出部分相对简单易懂的章节进行翻转教学。在翻转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改变了往日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形式,改由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通过观看微视频解决疑惑。在课下学习的过程中由学生提出自己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课堂上汇总由学生讨论。每一章节习题不再像传统教学模式那样由老师讲解,学生记笔记的形式出现,而是学生自由讨论并完成。具体操作方式为:“学生自由分组”,“课下小组讨论”,“课堂成果展示”三结合方式。具体做法是“:学生自由分组”,即学生采取自由组合的形式,每一个小组5人,以小组形式学习,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课下小组讨论”,即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将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小组讨论来解决,这一环节是对学生知识上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课堂成果展示”,即在课堂上每一个小组对章节的内容进行总结阐释,并提出自己的问题,之后由小组之间相互解答疑惑,教师在这一个环节中主要对学生讨论内容的重点性、准确性进行把握,对于学生无法讨论出的内容进行引导性的解惑。最后老师将习题列出,由学生在课堂完成。 二、翻转课堂学习效果检验 在采用翻转教学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具有较强的自觉性,较强的自学能力,往往会发生偷懒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杜绝这种情形的出现,在课堂中,老师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翻转课堂学生是主体,学生在课堂中自由讨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应随机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在讨论过程中,老师也应该抛出自己的问题随机地让学生来回答,并给出练习题,由学生来完成。在每一堂课后,老师根据学生课堂讨论情形,小组整体表现以及课堂练习情况对每一位同学作出准确的评估。翻转课堂为一些原来在课堂上对知识领悟力较差的同学,在课下提供内化知识学习提供可能,有利于每一位同学发展。同时,通过翻转课堂,通过学生在课堂的表现,老师也对学生有了更加理性清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老师靠印象评价学生,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 三、鼓励机制的建立 布鲁纳曾说过:动力与激情是学习的源泉。因此,要让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激发出学生的学习激情就尤为重要。而要想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就应该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老师在布置课下任务的时候,知识点不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如果知识点过难,直接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因此老师应将知识点分解成若干小问题,由学生一个一个去解决,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每堂课老师可以选取一定的奖品带上课堂。对于在不同的任务场景里,每一位表现好的同学可以任意选取一样奖品。当然,不同难度的知识,对应的奖品也应该不同,总的来说,难度越大,奖品品质越好。当然,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有制度才会有规范,这样也能够提醒督促学生认真学习,有利于他们取得学习上的进步。以上三个步骤在“翻转课堂”应用中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必将导致这一教学模式最后流于形式,不能对行政管理学的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翻转课堂”在实际教学中也存在诸多诸如学生能否自觉抵制网络诱惑和学生学习自觉性的问题。但是,如何利用网络资源,如何利用好网络资源以及提高学生自觉性,需要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需要说明的是“,翻转课堂”并不是在线看视频,而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是让学生对自己学习负责的一种手段,老师不再是站在讲台上单纯的传道,负责讲授知识,而是和学生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翻转课堂”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在学习中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还需要老师和同学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翻转教学的各个环节,找出适应我国教育发展和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 作者:王莉 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网络教学平台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论文 一、网络教学平台模块的设计 为了更好地发挥网络教学平台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活动的补充和辅助作用,要科学地设计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内容。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活动要求老师更改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教学内容能够很好地辅助学生自主学习。在行政管理学课程中的网络教学平台,以下一些模块是必须要的: 第一,学纲。包括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教学大纲有助于学生了解该课程要学习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考试大纲,则有助于帮助学生掌握要考的知识点,帮助学生复习,更有针对性,以获得较好的成绩。 第二,课程教案。包括文本教案和ppt教案。传统课堂教学时,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主要靠听和记,学生在课后则对课文内容有一定的遗忘,如果有了这个教案和课件,学生可以一边看教案和课件一边回忆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这样,可以改变以往学生在上课时埋头记笔记的情况,学生在课堂中能更好地听和思考,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使网络课件资源与课堂教学做到无缝链接。 第三,行政案例库。案例教学是行政管理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例可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和接触行政管理的实践,更可以使本课程的课堂更加富有趣味和现实性。由于课时的限制,老师在课堂中的介绍的案例非常有限。所以为了使案例教学能获得更好的效果,应该要建设案例库,并把这些案例放在网络教学平台中。行政案例库中的行政案例可以是文本案例,也可以是视频案例,可以是国内的的行政案例,也可以是国外的行政案例。行政案例库中的案例要有一定的数量,还要有较强的典型性、代表性,更要体现现在的行政管理实践。所以,案例库中的行政案例要及时更新。 第四,教学视频。一方面可以把老师在课堂中的教学活动过程制成录像,方便学生课后的学习和巩固。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学生在课堂中的一些表现制成录像。比如,我们在教学时,会布置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之后,做成ppt文件并利用一定的时间搞读书会。我们就会把学生讲解的情况制作成录像,并把录像上传到网上。这样一方面鼓励学生认真去读书,认真去准备读书会。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通过录像了解自己讲课的情况,可以有效地改善和提高自己。 第五,学习园地。为了更好地拓展和延伸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课程,要好好地建设这一模块的内容。首先,通过这个模块把课堂上不能呈现的内容呈现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相关的知识,这能很好地弥补传统课堂课时不足的缺陷。其次,可以通过这个模块把行政管理学的一些前沿性理论和实践等信息呈现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学习这部分的内容能够扩充行政管理的知识面,又可以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内容,教材中几乎没有,老师在课堂上补充这部分知识的时间也有限。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老师可以先搜集、过滤、筛选有关于“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和知识,让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对“大部制改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再次,在这里可以设一个网络链接,把中国行政管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政府网等等的网络链接呈现在这里,让学生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浏览这些网站的内容。由此,可以不断地让学生充实自己和丰富自己,扩充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让学生能及时地了解和关注国家的时事,了解行政管理的现状,了解行政管理理论的前沿问题。通过这个模块,能很好地培养学生自主的学习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的行政管理的素养。 第六,复习题。要很好地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应适当地安排一些练习题,以掌握这门学科的答题方法和技巧。行政管理学的传统课堂教学课时有限,练习只能利用课外的时间来完成。网络教学平台教学可以安排这样一个模块,在这个模块里,安排一些练习题、模拟试卷等。包括章节练习题、综合练习题,题型应该包含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析、案例分析、简答题、论述题等。学生可以自由安排这个模块的学习时间,也可以有选择性地针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学习。如果在做题过程中,有不懂的、不会的可以在网上或是当面请教老师。通过这个模块的学习帮助学生复习和巩固本课程的相关知识,加强学生对行政管理学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有更深刻的把握。这样有效地弥补了传统课堂教学课时的不足,夯实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七,互动模块。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用饱满的热情和真挚的情感为晦涩的理论讲解增色添彩,在网络平台教学中同样不能只见其文不见其人,教师要融入其中,跟学生互动交流。通过这个模块,学生可以随时和教师进行互动。学生可以针对行政管理学课堂中的问题进行互动,也可以针对自己在平时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互探讨,也可以针对行政管理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新的问题、热点问题或现象进行探讨。另外教师也可以灵活设置一些不同的讨论题,让学生根据讨论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互动学生可以及时和教师针对行政管理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沟通,教师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积极引导学生理性对待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以更好地引导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互动,能很好地培养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兴趣,也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其他的学习方式不能替代的。 二、对优化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思考 1学校要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要进行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首先要有一个较好的网络教学平台。网络教学平台的内容模块,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但是要把这些模块很好地组织起来,还有上传资源、制作多媒体课件等,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要有专业的技术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的人才能完成。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教师是很难以独自一个人完成的。这就涉及到请专业人员的费用问题,这个费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完全由个人来承担,恐怕不现实。为了更好地鼓励教师多多采用网络教学平台,学校应当给予适当的资金或是技术上的支持。现在很多学校是通过重点课程或是精品课程的方式予以资金上的支持。这个支持的面则并不是很广。所以有的学校行政管理学课程可以采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更多的学校则是没有这个平台。在今后,应该加大支持的力度,使更多学校的行政管理学课程能运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 2加强教师的网络知识培训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作为教师应该能与时俱进,能很好地利用新的技术为教学服务。教师要意识到这是当前大学教学的一种必然的趋势,积极去适应这种趋势。主动利用先进的技术改进教学方式,充实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首先要求教师能很好地运用这个网络平台。比如整合资源,上传资源,与学生互动等,都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网络教学平台制作之初,这些专业人员都会设计好和制作好。但是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网络教学平台的内容。这不可能每次都交由专业人员去完成,这就滞后了教学过程,不能充分发挥网络教学平台应有的作用。作为教师,要积极学习相关的技能,掌握了相关的技术,才能及时整合资源,上传资源,与学生互动,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基于多媒体环境下的全新教学方式。 3不断丰富和完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丰富和完善的教学资源是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基础。网络上关于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多如牛毛,但是内容内容良莠不齐并且不成系统,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较好的分辨力,因此很难以让学生自己去学习网络上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建构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学生网络教学平台,以帮助学生学习。教师在设计网络教学平台模块时,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和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材料,对网络上的资源和其他来源的资源进行优化,使其精华浓缩在这个网络教学平台上。同时,因为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要及时地向学生介绍前沿性的理论和不断发展的行政管理实践,所以要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和内容。所以,行政管理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要进行经常性的更新、完善和扩充,才能保证行政管理的教学活动所需资源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4合理灵活地安排网络教学活动时间因为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是传统的课堂教学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所以要安排固定的网络教学平台的学习时间。首先是根据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合理分配传统课堂与网络教学平台的比例。一般四个传统课堂教学课时,最好安排一次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时间。这样有助于帮助消化传统课堂教学的内容,有助于及时拓展相关的理论学习内容,及时把相关理论知识和行政管理的实践相结合,也可以及时答疑解惑。其次,在安排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时间要灵活一点。学生都有一定的课业,尽量不要太加重学生的学习任务。也不要过多占用学生课余的时间。不然,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激励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兴趣,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 5不断完善网络教学平台不断优化网络教学平台是完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保证。网络教学平台因为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强,一般由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根据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师的规划开发设计的。在设计过程中由于考虑不周详或其他原因导致内容或模块方面会存在一些漏洞或问题,因而不能达到当初所设想的目标。因而在实际的教学教程中,要不断地优化网络教学平台,使教学平台更为科学合理,功能强大,教学内容资源丰富,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实际效用。在网络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要提高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的成效,必然要开发网络教学平台,这是当前课程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离不开教师的组织,学生的主动参与。要取得较好的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效果,不仅要很好地运用网络技术,更要教师的有效组织、整合教学资源,充分开展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作者:李文钰王经北单位: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案例教学论文 一、行政管理学案例教学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1、真实性原则。所谓行政管理学案例教学的真实性原则就是指所选取的案例必须具备现实可查阅性。那些不能有效查阅的邮件,那些只是在想象中存在的案例,那些案例的部分内容来自于文学手法的案例,都会干扰教师对行政管理学案例的选择,所以一定要尽量避开。比如我们在讲授政府决策失误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的时候所采用的“三峡决策”的功与过的课件就很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2、针对性原则。作为管理学的分支学科,行政管理学课程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管理学课程。它需要教师针对该课程的实际进展,采用即时的案例进行讲授。比如在讲解政府管理对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时,我们就采用了时下最为关注的案、案和中国铁道行贿受贿案,这些生动的案例,一方面暴露了中国大一统行政机制的弊端和不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政府坚决捍卫民生福祉的信心和决心。如果我们不采取现实发生的生动案例,而是用民国时期的郭嵩焘腐败案例、谭嗣同受贿案例,抑或拿和案例来附会当今的王廷江案件、徐才厚案件,那就很容易使我们的分析陷入死胡同。 3、典型性原则。通过典型案例获得一般性的专业知识,是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案例的代表性一方面反映了教授者得知识存量和潜在增量,另一方面也对我们产品的知识构成最优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在讲授行政监督中的舆论监督时,可以以孙志刚案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使得学生对舆论监督的相关理论能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另外,对于当今社会反对恐怖主义方面的行政决策,我们要结合国务院出台的针对恐怖主义,特别是东突恐怖主义分子、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和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分子展开论述。这些政府决策理论对于学生获得鲜活的公共管理学知识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4、价值中立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上,任何针对国家和政府的诉讼都会牵扯到行政法方面的知识。最近内蒙古发生的错判误杀的案件就显示了政府司法部门的价值偏好性。一般来讲,一个价值偏好性的政府除了危害社会、祸乱众生、造福土匪、殃及渔民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地方。有的身处行政管理重要部门的领导和干部,每次下去视察都会发一个几万块钱的红包,而那些没有实权的部门,就只能望洋生叹。所以说,改革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让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变成清水衙门,让做官变成一种责任,让“为官一方,造福于民”的理念深入人心,绝非靠治标不治本的打打杀杀就能解决,必须靠价值无涉原则。也就是说,一定要让公共管理人员彻底放下功利之心,做一名完全中立的服务生。舍此,中国的问题肯定永远无法得到解决。5、难易适中原则。太难的案例,对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大学生来说,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和接受,比如牵扯到国际私法、国际法、国际合约、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和国家赔赏等方面法律的案件———薄谷开来案件就是一件极为棘手的国际法案件,如果学生没有系统的民法学和刑法学知识和经验,要想真正理解判处薄谷开来死缓的原因是很难的。因为按照国际惯例,特别是英国的国内法,必须将簿谷开来引渡到英国,使用英国的国内法,如果那样,薄谷开来必死无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有些案例的选择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做到难易适中的原则。 二、行政管理学案例教学法改革的实施步骤 行胜于言,任何完美的计划有且只有依赖于并不完美的行动。因为任何完美的行动(行政执行)安排,都排他性的剔除了各种外在变化的可能性。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所以我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寻找不变的价值和终极的真理,而不能消极等待。 1、充分的课前准备。课前准备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非常必要,它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的效果’对老师来讲,首先要制定好课堂计划,预先分析教学案例的难度,仔细安排好讨论的阶段以及组织讨论的方式,预计可能出现的情况或突发问题准备好应变措施等;其次,老师要将所选案例提前分发给学生,适当给学生指出案例发生的背景,要有针对性地让学生预习有关理论,为案例分析讨论做好知识准备。比如我们在讲授行政区域的地缘管辖一章时,就采用了事先准备的策略。我们所使用的案例就是中日关于钓鱼岛事件的管辖权限问题。我们首先拿出了清代以前中国的行政区划图,指出早在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就曾到过钓鱼岛,并在岛上建立石碑。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一标志性的建筑已经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渐趋式微,但文献的记载却是实实在在的。其次,我们也准备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版图材料,指出日本人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日本人所能拿出的唯一证据是二战时期日本统治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强盗版图。而根据《波斯坦公告》的内容,法西斯在二战时期所占领的所有亚洲版图都已失效。必须无条件归还给中国。 2、适时地课堂讨论。老师要根据自己预先设计的教学过程讲解案例,并提出富有启发性的思考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在分析案例时大胆地去思考!去发挥!去创新!引导学生形成行政管理分析问题的专业化思维。比如我们就根据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案例,来讲解高校管理的去行政化问题。为了引起学生的关注和重视,我们还拿出了徐同文案件、丁凤云案件、李富山案件和安徽校长陈刚案件,指出发生在“象牙塔”内的贪腐大案,一方面暴露了中国“金字塔式”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昭示着改革高校行政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在告诫高校教师除了教书育人之外,必须做到为人师表,否则就是人类的败类。 3、案例的巧妙讲解。三千大法在妙解,一度抱负了心中。佛教哲学的微妙在《楞严经》开篇就以明确,即“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此偈语是讲,任何信仰的推行必须借助于合适的讲师才能加以发扬光大,没有“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韬略智慧,再好的理论也会流于形式而无所用。对于行政管理学的知识而言,同样需要高超的讲解和形象化的语言和分析。 4、课后的及时总结。“学然后知困,困然后知自解也。”对于反省的意义孟子有过论述,孟子说:“吾曰三省吾身。”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经常反思自己过失的人,才能不断总结经验向前发展,那些固步自封不知悔改的人,大多走向了失败的下场,这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经验是丰富的。老师要对整个案例分析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对学生在讨论中反映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引导或集中解答,并指导学生写作案例分析报告。 作者:戴建忠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现状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优秀主体相合。 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而王琪等编著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优秀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优秀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著作。 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七个方面。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著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著。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优秀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此外在美国学术界。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优秀,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四、深化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五、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思潮已经给自威尔逊、韦伯等就已确立起来的传统行政管理学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诚然,公共管理以其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的对话方式等特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公共管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范式,其中就有管理主体空心化的危险。有学者指出,西方公共事务管理经历了“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以上三种模式的协同互补出现的“元治理”模式则使得政府成为唯一主体,近年来金融危机、各类非传统安全等社会治理需求也使得政府重新扮演着应有的重要角色,这说明以政府为中心研究的行政管理学并没有丧失发展活力。与此相对应,海洋以其流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更加需要政府的良性介入与有效引导,加强对于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研究有助于国家海洋事业的顺利发展,海洋行政管理学未来也将有着长久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 作者:娄成武董鹏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科建设实现特色行政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与发展;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的路径;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继承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在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中国行政管理学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理论形成应有自己的特点、行政管理学建设的生态分析、行政管理学建设的重点转移、行政管理学建设的路径设计、铸就共同的认识和思考、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不同研究组织或机构的关注和参与、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等,具体请详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对实践的贡献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同时,在这一背景下,建立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已是迫在眉睫。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界的理性选择和使命,也是中国行政实践的现实需要和渴求。 一、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1.继承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在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行政管理实践和思想,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至今仍对中国现代行政管理实践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的专家学者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合理借鉴吸收了西方行政管理学研究成果,不断追踪国际上关于行政领域的新理论,对中国现实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并对中国行政改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总结,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行政管理学领域相关研究空前繁荣和兴旺。 2.中国行政管理学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 迄今为止,中国行政管理学初步确立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和新兴的学科。在中外行政思想研究的基础上,行政管理学研究内容进一步系统化和专门化,形成了一些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和议题。随着中国全方位改革,中国行政管理学努力把中国行政改革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和关注的重点,着重研究中国行政的规律和特点,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步伐。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和完善积累了一整套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行政管理实践特有的模式,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打下了基础。 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理性选择和使命趋势,也是中国行政实践的现实需要和希望 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的建设是指立足对本国或本地区的行政实践思考,透过适当的方法和途径,积极而谨慎地引进、吸收世界先进的行政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创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以指导行政实践的行政管理学知识生产和发展的活动过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是完善行政管理学自身学科体系的需要,是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的建设与发展有助于行政管理学理论和知识的生产和发展,为行政管理学发展提供驱动力;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行政实践的现实需要,中国行政实践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加以指导。相反,中国特有的行政现实又推动着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向前发展,为行政管理学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素材。 4.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理论形成应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中国行政管理学根源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客观环境。理论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应和提炼,其产生和发展主要来自于行政实践的需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应该主要来源于对中国客观环境的思考。中国客观环境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行政管理学理论及其发展的结果,定会烙上中国特色的印记。 其次,中国行政管理学依赖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途径选择。理论和知识的生产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掌握其基本规律,采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理论建构和发展,是一种合理选择和要求。各国行政管理学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对理论建构的路径选择也会不同。中国行政管理学建立的目的是为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根本上讲,是为社会发展和需要服务。所以,在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道路选择上,都会具有中国性格和品行。 第三,中国行政管理学指向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实践。理论的根本生命价值在于能够指导实践活动,以帮助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或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千差万别,对产生于实践的理论需求也会随着变化。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是对中国公共问题的关注,行政领域问题反应的是特定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行政实践,指向于行政实践的中国行政管理学理论也应具有中国气质和特性。 二、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的路径 从行政管理学理论建构和发展角度来看,如何提炼和构建有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理论的实践操作性原则,是需要中国行政管理学者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的路径,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 1.行政管理学建设的生态分析 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受文化历史、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与人的认识程度和生产关系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有密切联系。我们把影响和作用于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因素和条件称为行政生态环境。一方面,行政生态环境决定着行政管理学的产生、性质、使命以及进程,决定着其变化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反作用于行政生态环境,指导行政实践,利用和改造行政生态环境。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调适,在行政实践中达到动态平衡。 2.行政管理学建设的重点转移 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不可能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说中国实践,任何社会科学离开了对本国或地区的现实分析和思考都会虚幻而不现实。中国行政管理学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如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充满了移植和加工的特点和性格。模仿和移植也是一种国际化,是学科早期发展的客观需要,这种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一直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行政管理有自己成功的实践经验,需要总结、提炼和升华。从发展中国行政管理学角度看,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最大的挑战。 一是凸显中国问题意识。面对中国语境中的行政问题,从国外的理论和实践中难以找到真正的答案。已有的“答案”可能不仅在西方饱受争议,在中国也会有水土不服的可能。即使是相同或相似的行政问题,运用相同或相似的方法或途径来解决,其效果也可能有巨大反差。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建设,不要刻意去验证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也无需用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来规定中国问题。重点是发现中国问题,从中国具体的行政实践中认识现象,从中找寻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规律和本质,逐渐形成和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知识自我生产和发展的机制。在中国行政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中,诸如公共危机管理、绩效管理、大部制、行政三分制、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当前中国行政领域中的热点或焦点问题,仍然需要进行认真的学术性反思和创新:这些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和症结在哪里?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发掘和面对的是这些问题。不然,我们解决的将是一个伪问题,即使方法再有效亦是徒劳。 二是创新中国研究方法。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是主导研究方法,它推动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对行政管理学知识的生产和发展功不可没。然而,在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根植于个人主义的张扬,其工具性、经验性、单向度性等弊端暴露无遗,西方学者也对此颇有意见。美国学者怀特认为,行政管理学研究不仅有解释性、诠释性和批判性三种研究模式,而且与解释性研究方法一样,诠释性和批判性研究方法也可以促进行政管理学知识的增长,为行政管理学知识增长作出合法贡献。实证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研究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一方面,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中国还未被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所认识和接受,行政管理学界对实证研究方面的知识还很缺乏;另一方面,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是与西方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情境相联系的,它对中国行政现实是否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能否促进行政管理学知识的生产和增长,还是一个未知的疑问。因此,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保持既有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需要克服单一的研究途径,引入哲学形而上学等不同的研究方法,以拓展行政管理学研究视域。在尊重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优秀的价值理念,引入反思、批判、伦理的价值维度以及以整体主义为优秀价值理念的研究方法,以创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方法。 三是构筑中国对话管道。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获得空前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上也出现学科分工,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明确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呈现专门化和碎片化的镜像。人们在为各个学科有自己独立发展路径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却发现建构的理论渐渐远离客观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日益缺乏。每门学科根据自身特定的知识来建构理论,缺乏整体性的世界知识体系,就如在显微镜下观察事物的部分,显得脱离现实,这就是人们总感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因此,构建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一要寻找跨学科研究契合点。行政管理学在社会科学中是一门边缘学科,也就是跨学科、综合性的新兴学科。行政管理学者们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来研究行政问题时,需要有相关学科基础知识和理论体系的掌握和运用,对应不同的研究问题或范围予以合理选择,找到跨学科研究契合点。在此基础上,明晰行政管理学的真正使命,增强作为学科的自信心,尊重不同学科的规律,加强学科之间的对话,拓宽行政管理学研究视域,统筹于中国的具体行政问题的研究,建构行政管理学自身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二要构筑理论与实践融合平台。 3.行政管理学建设的路径设计 从某种意义上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就是“要在行政管理学的语言、术语上中国化,营造属于中国的行政管理学语境和话语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行政理念、行政思想、行政原则和行政目标等方面从根本上加以中国化。”这种从语言形式到实质内容上的中国化,内在地要求运用现代语境对行政管理学的解读与诠释,对中国特有的传统资源加以深度发掘,找寻积极的具有生命力的因素,重视传统资源对行政管理学建设和发展的影响。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涉及到对西方行政理论的反思和批判。这不是简单从研究对象、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上使之适应于中国,而要涉及到意义的阐释与文化价值问题。行政管理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涉及西方行政理论的普遍化或通则化是否可行的问题,牵涉到如何从本土的行政问题建构成为通行西方社会的行政管理学理论。行政管理学迫切面临“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个别差异”与“文化差异”的问题,必须严肃思考全球化时代东西文化融会贯通以及认识论的问题。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需要从行政哲学的视角,立足于中国的行政实践背景和文化特色,对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不意味着对西方行政管理学的全面否定,而是重新审视,是对西方的行政管理思想的合理性评价,是对西方行政实践和文化语境下行政管理学特征的思考,是对中国行政生态的适应性分析。总之,根据行政管理学知识生产和发展的逻辑,透过适当的、可行的、有效的设计方法和研究途径,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行政管理学已是迫在眉睫。 三、建议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不同层面的协力合作共同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特殊生态情境和语境体系下的行政实践,以及中国行政问题或公共问题的解决,建立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行政管理学。 1.铸就共同的认识和思考 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和探索国家行政机关或公共组织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应用性学科。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立足于国情深入研究、全面总结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提炼和形成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对于强化社会主义行政管理,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管理方式创新,实现政府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将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要认识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思考什么是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如何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等问题。 2.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研究需要与政府管理的实践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一方面,通过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研究,提炼或形成的研究报告和研究成果可以为政府管理或决策提供参考和支持,促进政府管理科学化;另一方面,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研究来源于政府管理的实践,尤其是政府管理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行政管理相关信息等资源需要政府提供支持,这是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研究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 3.不同研究组织或机构的关注和参与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方法,需要不同的研究组织或机构从不同的视角或层面来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需要有对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论的理解和行政实践的考察,对中国行政管理思想的梳理和特有国情的分析,还需弥合不同学科知识发展造成的间隙和隔阂,这些任务依靠少数研究机构或组织难以承担,需要吸纳不同研究组织或机构的关注和参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作为研究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行政管理科学、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服务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科学是其重要使命之一。一方面,要组织相关科研单位或研究机构进行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形成相关研究报告或研究成果,作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累积;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相关学术出版物,如《中国行政管理》和其他期刊杂志或出版社的作用,使之成为传播行政管理知识、探索行政管理学理论、交流行政管理学研究经验的平台,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研究。 4.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加强国内外交流和合作,拓宽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范围和层次,提高行政管理学的学科地位,促进国内外行政管理研究的对话和接轨。在国内交流方面,通过相关课题研究,加强科研单位与各级政府部门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主办和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加强学术界、国内科研单位之间的学术研讨和联系。在国际交流方面,选派科研人员赴国外著名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进行访问研究并参加学术会议,邀请国外著名学者、专家来国内讲学,接受政府官员的访问,就有关行政管理问题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科学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绪和观念。西方人提出的对人类有普遍意义的行政管理学,不仅仅只适用于西方国家;同样,中国人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行政管理学,也不仅仅是属于中国,一定会属于世界。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推进、市民社会的成长发育、先进文化体系的发展和成熟,通过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研究和实践、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一定会不断推进行政管理学科建设和发展,促进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的形成和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是行政管理学理论发展和成熟的必由之路。
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他们社会责任感的强弱直接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直接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为充分了解当代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笔者以辽宁省五所高校在校本科生为对象开展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750份,回收736份,有效问卷721份,有效率为96.1%。通过数据分析,结合日常工作案例,我们认为,当前大学生的主流思想总体而言是健康向上的,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出现了社会责任感弱化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 (一)大学生主流群体社会责任感积极向上 调查中,关于如何看待中央提出的“中国梦”思想,98.1%的大学生表示认同,并自愿为之奋斗。关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看法,95.4%的大学生认为“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具体的生活问题中,关于“如果你看到公共场所的水龙头滴水,你会怎么做?”,88.6%的大学生表示会马上主动关好,8.8%的大学生会看自己心情或者是否有其他更要紧的事情去做而定,仅有2.6%的大学生认为与自己无关。这组数据表明当前多数大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做到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但是也有少数大学生在对社会公德及社会责任感上的表现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在对“参加青年志愿者服务社会情况”的统计中,有49.8%的大学生总是积极寻找机会,主动参加,有37.1%的大学生是在学校、老师的要求下偶尔参与,两者合起来占86.9%。可见当代大部分大学生能够主动深入社会,在力所能及之处做出自己的贡献。关于“有人在公共自习室不停地打电话,你是否会加以制止?”这一问题,62.8%的大学生表示肯定会制止,27.0%的学生选择视情况而定,10.2%的学生则表示与自己关系不大,实在不行换个教室。可见,大部分学生在面对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时,能够主动站出来维护社会正义,能够与一些社会不良行为作斗争。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大学生于社会责任感的认知,很多还停留在感性层面,达到以社会文明为己任、主动参与、积极作为的“作为”层面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本位有偏差 价值取向支配着主体的价值选择,直接影响着行为处事过程中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1]本次调查中关于对就业方向的选择问题,47.7%的大学生欲谋职于国有大中型企业,45.4%的大学生想去三资企业,仅有6.9%的大学生希望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就是个体严重偏离为社会集体作贡献的价值取向所做出的选择,部分大学生把个人利益看得过重,选择职业时完全从自我实现和个人享乐出发,不顾国家集体利益。本次调查中设置了这样一题:“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产生矛盾时,你将如何选择?”,有35.9%的大学生明确表示不会放弃个人利益,有42.1%的大学生表示可能会放弃个人利益,只有22.0%的大学生回答会放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可见部分大学生对社会需要关注度不高,对自己本应该承担的职责和履行的义务认识不够,价值取向偏离社会本位问题较为严重。 (三)利己性价值取向明显 当代青年学生中不乏拥有崇高理想,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人,也不乏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乐于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无私服务的人。但是,关于“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的目的”,56.8%的大学生持锻炼自我、增长见闻的想法;有32.2%的学生选择要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有11%的学生会受从众心理影响,身边有同学参加自己才参加。可见,已经有过半数的大学生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利己,他们的理想目标逐渐物质化、利益化,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与增强社会责任感的要求格格不入了。通过对大学生入党动机一项的考察,更加印证了这一观点。有将近23.6%的学生“想入党是为了毕业后有更好的发展”,并非像面对党旗宣誓时所说的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大学生们更多地是从自身长远发展,而不是社会的需要来考虑,他们认为实现社会理想是“别人的事儿”,个人利益的得失才与自己息息相关。 二、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的归因 (一)社会归因 首先,随着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不断交融,一些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国内,个人本位主义和存在主义等消极文化思潮得到了部分大学生的认可,甚至把它们奉为经典,坚持以自我价值为中心,贪图物质享受,否认除个体利益之外的社会全局利益的存在,对社会责任感是否在不断弱化毫不在乎。其次,互联网的普遍应用给大学生们带来了巨大的信息获取上的便利,但是大学生们的辨别能力相对较弱,网络上良莠不齐的内容给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还凭借着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有意地对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使大学生正确社会责任观的形成遭受很大的挑战。 (二)学校归因 一方面,学校的教育管理理念和方法存在一定问题。学校是立德树人、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主阵地。一些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不够,没有把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立德树人的首要位置,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缺乏人文关怀、针对性和实效性差等问题[2]。另一方面,高校教师榜样作用发挥不够。当前部分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自身道德水平和行为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的重要意义,不注重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文化修养的提高,缺乏正义感和同情心。在课堂讲授过程中过度强调个人前途利益,忽视对社会责任感的培育,过于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强化了大学生的利己主义倾向,弱化了他们对国家和集体的社会责任感。 (三)家庭归因 很多家庭在子女教育上有一定偏差。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庭教育在孩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现在的大学生普遍是独生子女,父母对他们百般呵护,甚至过度溺爱,喜欢一手包办。父母的不放手,让孩子形成了责任失重心理,一些必要的责任承担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严重缺乏。另一方面,很多父母未起到正面的榜样示范作用。一些家长过分注重智育,很省关心德育。甚至有些家长自身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进而对孩子们造成了错误的行为导向,使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出现偏差,对孩子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未能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四)个人归因 一方面,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不清。大学生生活在象牙塔内,对社会的认知出于感性,难以把握社会主流意识的发展趋势,更难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和把握自身与社会的关系[3]。部分大学生缺乏理性认识和分析辨别能力,对社会问题认识简单化、理想化。部分大学生对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缺乏担当精神,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和勇气。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的思想还不成熟,对自身的社会价值没有准确的定位。个体意识是大学生责任感培育的前提,个体意识的不成熟,导致部分大学生们难以清楚地认清自己的社会定位,难以正确看待自己的社会职责,履行自己的青年使命[4]。部分大学生过分注重个体利益的得失,认为别人都应该围着自己转,全然不顾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三、加强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对策 (一)加强以理想信念和公民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务必紧扣时代脉搏,顺应时展需要。教育内容要融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内容,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使其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导大学生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养成积极向上的良好行为[5]。能够准确认识到自己应当履行的责任,将个人的发展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中来。对当代大学生开展公民意识教育,注重培养他们良好的社会公德,自觉践行社会公德,努力陶冶他们的情操,促进广大学生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意识的形成。大学生公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他们明确社会角色,找准社会定位,积极地融入社会生活,加速个体社会化进程,努力形成社会责任感。加强对大学生的权利义务观教育,使他们明确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对他人、社会和国家所承担的职责统一在一起。 (二)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方面的作用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和日常管理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培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在教育思想上要增强政治意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课教学中,把国家意识、社会担当融入教学当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高校培养的人才就是要成为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社会有用的优秀人才。第二,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大学生的体验教育和感恩教育。个体的社会情感一般基于自然情感而发[6],教师应多注重采用体验教育,借助情境教学或者根据教育目的开展相关活动,强化情感交流,唤醒学生的情感,展开心灵的碰撞,激发大学生的认同感,努力促使他们责任认知的内化[7]。要引导大学生树立感恩意识,形成回报社会的理念。要积极促使大学生们认识到他们取得的成绩与家庭、他人和国家帮助的密切关系,形成感恩意识。大学生们要将感恩上升为一种精神境界,明确自己对社会发展应当承担的责任,积极履行相应的义务。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建设,结合国家和社会热点,创设一些实践议题,引导大家亲身去体验、去实践,用自己所学知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同时深入群众当中,了解群众疾苦,增强社会责任感。 (三)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中的作用 父母是子女最好的老师,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子女价值观形成和发展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发挥家庭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中的作用,首先,父母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提高自身觉悟和素质,在言行举止中自然流露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做子女成长发展的榜样;其次,父母要敢于放手,为子女创造必要条件让他们在社会中独立面对、完成一些工作。只有经历一番社会的拼搏和历练,才能真正地认识社会、了解社会,也能更好地认清自己能为社会做出哪些贡献,也为将来毕业求职提前做好社会准备。 (四)大学生要自觉培育以集体观念和合作精神为内容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社会道德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8]。大学生要自觉加强社会责任感培养,多争取机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会与其他人合作。合作机会越多,对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就越有利,学生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就越容易有机统一。大学生要自觉认同集体的组织目标,把集体作为自己心灵寄托之所和心理依附的对象,把集体的要求和规范内化于心,积极承担更大的集体责任,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努力推动个体社会责任感的产生和强化。 参考文献: [1]赵玉杰.谈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教育[J].锦州医学院学报,2013(11):81-82. [2]冯霞.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与培育探究[J].学术论坛,2014(9):185-189. [3]余雷.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弱化及其培育机制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2:41. [4]周平.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淡化的成因及对策[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6(9):106-108. [5]许辉.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及其培养[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16(3):177-179. [6]刘海涛,郑雪,聂衍刚.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5):35-39. [7]杨之毛.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中的误区及对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1):57-59. [8]王威.论人的社会性本质与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培育[J].实事求是,2014(15):21-24. 作者:王淑红 单位:沈阳药科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美德的政治哲学论文 1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定性 在柏拉图时代,正值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变革期,而且长达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种种内忧外患,使得本来井然有序的经济受到打击,而昔日引以为豪的民主政体也日益暴露其弊端,濒于解体。各阶级、各阶层斗争激烈,党争频繁,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道德信仰的危机和价值标准的混乱。人们传统所追求的处于最高价值地位的“美德”概念,如善、正义、勇敢、节制、忠诚、等等,已经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同财富、利益、荣誉相比,这些美德概念只不过是人们装点门面的摆设,并没有真正地去履行。庸俗的物质生活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真正的美德已经被人们抛之脑后,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思考并发现:一个人不真正去理解美德本身,他就无法成为美德之人。社会上有许多自称有“美德”的人,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美德为何物,因此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与美德背道而驰,忽略了真正让他们获得幸福的东西。他指出,假如要医治这些人所存在的毛病,唯一的良药就是让人们懂得美德本身,做到言行举止都符合美德。就这样,柏拉图不仅借老师的眼睛看清了雅典的美德现状,而且还继承了老师的智慧,找到了挽救日趋衰微的城邦的信心。可老师离世,又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任重而道远。于是,为了医治导致城邦衰颓的疾患,他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改造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伦理学,而《理想国》正是对其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从他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来的终极关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哲学是建构在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 2柏拉图对“美德"的现实关切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坚定地相信。苏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注重教育,注重对灵魂的研究,因为灵魂(理智)能使人明辨是非,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人们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显然,他尝试把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美德即知识作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如果“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那么人就天生具备了美德的能力,柏拉图把它归结为“善”。因为“善”不是直接显现的,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或者掌握这种至善的美德。对此,柏拉图解释为,人们日常所看到的都只停留在直觉上,往往是意见的正义和美,缺乏对至善本身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也就无法确立起对“善”稳定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对美德的认识,已经超越其老师,认为不能停留在只单纯地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美德,而认识到,寻求美德真理性知识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德。这一转变,让柏拉图在他的道德政治哲学中怀揣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有可能实现某种客观存在的“至善”的生活。对美的不懈追求,让柏拉图认识到美德这种善,具有客观存在性,是一种真理性知识。然而由于这种知识源自一个超经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所以也赋予了美德具有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之上的特性。因此,人们能否成为有美德之人或过上至善的生活,柏拉图认为这取决于对善本身的认识以及掌握的程度。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身”,这就是该事物的理念。而人们之所以具有美德,也是因为人们分有美德这种善的理念。理念在这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其中最高的理念是关于事物善的理念,即“善本身”。何谓善的理念?柏拉图是这样解释的:善的理念是指“给予知识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它是知识和认识中真理的原因”。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用“H喻”对美德与至善的关系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在这个比喻中,有五种类型的存在:太阳、眼睛(视觉能力)、理智、意见、阳光。一般人只知道人能辨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因为人的眼睛具有视觉能力,而不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自然而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柏拉图认为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是它把人的视觉与可见事物连接起来的。那么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这三者问的关系就“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_,当可见事物被夜晚的微光所照时,人们只能看到它们模糊的样子,在脑海里也只能形成模糊的印象,柏拉图称这种模糊的印象为“意见”,是变动不定的;当可见事物被太阳所发出的光照耀时,这时人们不仅能清楚看到,而且还可以了解它们,形成清晰的记忆,柏拉图称之为“理智”。在这里,太阳所发出的光喻指“善”,太阳喻指“至善”,而具体的美德就像是太阳光,它虽像太阳,但不能把它就看成是太阳。在对“日喻”作形象的描绘中,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诠释美德理念和具体美德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偏离了美德,使美德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柏拉图认为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或承认众多的、普遍的美德,而不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有美德本身,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模糊的、变动不定的意见。而要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柏拉图认为必须让意见变为真理,并透过太阳光,直视美德理念本身,即“至善”。只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才能使自己的的行为合乎人类正义的最高要求,成为正义和美的护卫者。 3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实现的伦理路径 美德是一种真理性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获得美德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最幸福的。但实际上,美德与现实产生了偏差,并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使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在一个不讲道德的国家里或者在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面前,讲道德的人往往受到损失和伤害,不但不可能引起国家风气的好转,就连‘独善其身’也做不到。”E2]柏拉图彻底的反思着,单纯的个人美德为什么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和无能为力?他根据雅典民主政体的兴衰成败以及苏格拉底对现实的诊治,开始慢慢地从追寻单纯的个人幸福扩大到追寻城邦和个人整体的正义。在这里,柏拉图尝试把他的政治哲学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通过对城邦和个人美德的探寻,去绘制理想国的蓝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美德规矩,如“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等等;并不断鼓励人们“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这些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是人与人之间普通的美德规矩,但对一个城邦而言,它也需要这些美德规矩来支撑和巩固。他把这些规矩概括为“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_。智慧既是美德本身又是美德的智力保证,因为“美德即知识”,智慧即知识,那么美德也就意味着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成为事理通达之人”。但这样的人却是极少数的,它存在且只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城邦只能由他们来统治。勇敢,“就是一种保持”,“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_媚,而“永远不抛弃它”。这实际上是国民对城邦的忠诚热爱,主要体现在武士阶层,“因为与野蛮的胆大妄为不同,政治的勇敢只有通过教育才为天性适宜的人所具备”,而武士就是这种天性适宜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节制就是控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两部分,分别是“较好的”和“较坏的”,“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以此达到整体的和谐。与智慧、勇敢相比,节制不属于国家具体的部分,而是贯穿于国家乃至全体公民中,起到连结的作用,以实现和谐。按柏拉图的话,“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在找到国家三种美德性质之后,柏拉图开始寻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种美德,即正义。因为只有正义“才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城邦中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这个品质。正义有“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之分,柏拉图以“由大及小”的方法,先探究城邦正义,然后再回到人自身,考察个人正义。正义作为最后一种美德品质,它既是存在于城邦也存在与个人身上,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是毫无区别的”¨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弱,简而言之,就是“各做各事”。但在它们各自的表现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个人正义上,柏拉图根据人的心灵结构,分为激情、欲望、理智三部分,它们“各自分立又成立一个有节制的和谐整体”他。在城邦正义上,与人的心灵结构相对应,也有3个等级的人,即统治者、武士和生意人,他们分别拥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他们按各自的天性,“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情”,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而这样的国家是合乎正义的,因具备了智慧、勇敢、节制这些美德。 4法律和教育对美德的实现支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既然美德是国家政治得以实施的道德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柏拉图在实行“德治”的同时,排斥着“法治”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只想构建他的道德王国,对法治和法律的问题是“无暇顾及”。其实,柏拉图在构建他的道德王国时,并没有完全以“德治”排斥法律,相反,他认为“德治以其更本质、更长远、更理性的优势弥补着法的缺憾,推动着法律价值的真正确立,保证着城邦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统一”_。苏格拉底曾说过:“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因此在判处死刑时,他拒绝了逃跑。但这法律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看到了正义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个人与城邦正义的概念——各做各事,对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合理的分工,目的在于形成和谐、有序的正义秩序。而法律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产物,一旦成立,便会成为一个无形的框架以限定个人或城邦的行为。同时,法律又是时代的产物,不会恒久不变的,它会根据制订人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的品质有好有坏,因此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品质坏的人制订恶的法律;尽管法律是由品质好的人制订,却会因为品质坏的人使用,而被不公正地适用。如何保障善的法律公正地适用?柏拉图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对立法者施以美德,实行“德治”,让他们具有美德四种特性: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样他们灵魂中的“理智”就会战胜“激情”的无限膨胀,从而抑制恶的要求。由这些人制订的法律就是善的、正义的。尽管法律在《理想国》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它绝不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美德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正义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他也开始反思自己苦心孤诣绘制的理想国为何不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只存在天上吗?对于此,柏拉图自己也惶惑。但当他经历了3次西西里之行的不幸遭遇后,他发现正义国家的实现,除了美德这个伦理基础外,还需要法律予以支持。因此在后来的《法律篇》中,他把法律从奴婢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实现城邦和个人正义最可靠的保证。美德在这里已不再是简单的“各司其职”,而是意味着“最高美德是节制或自我克制,这指的是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的法定权力的精神”。只有这样,美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这样的国家才是“第二等好的”。美德的实现,除了法律的支持和保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育。美德即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授的。这样,传授美德的教育体制就顺利成章地成为一个“至善”国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是优秀的内容,目的在于造就各方面完善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基于这种考虑,柏拉图也赋予了教育以独特的使命:教育不是直接教授美德,而是促使灵魂转向,使得“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教育的目的也正如此。但人的天性是有区别的,柏拉图根据人天性的不同,制订了不同的教育方案。针对于城邦的护卫者,他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驰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s。而对于统治者,他注重从小培养,而最理想的人选,柏拉图认为是哲学王,因为他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他们热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理想国变为现实,建立一个美德、和谐、有序的国家。通过教育,人们意识到自身之所是,并培养和发展行其所是的美德;而城邦,也会因为在合适的人的统治下,意识到它的最高的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只有当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实现—国家成为至善的国家、个人成为至善的个人时,基于美德基础的道德王国也能最终实现,这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 作者:谢敏芳 单位:合肥学院 数学与物理系 政治哲学论文:形而上学命题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形而上学命题 霍布斯所谓的对“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概念的定义”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而上学命题,例如,我们一说起笛卡儿,就会想到他的三个著名的形而上学命题:心灵的非物质性、上帝的存在以及心物的二分等。但是,如何才能断定一个自然哲学命题就一定是形而上学命题而不是其他的命题呢?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沃特金斯的判断标准。沃特金斯说,一个对世界做出真实断言但是又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命题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实断言呢?沃特金斯认为,如果一个命题不但本身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而且还与本身可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另一个命题相矛盾,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举例来说,当霍布斯说,“一切运动对一切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都会产生某种影响”时,这是否也意味着,我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呢?打喷嚏能否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这是一个常识,因此这是可以经验地加以检验的,而霍布斯的命题显然与此相矛盾,并且它本身也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所以霍布斯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因而它正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当霍布斯写下他的这个命题时,他同时代的数学家约翰•瓦里斯就写信讥讽他道,“跳蚤的一跃不会传导到印度群岛”。霍布斯随即回信反唇相讥,“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也许狐疑满腹,却回答不出一个字来。”“删瓦里斯是在用经验命题来反驳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命题,因此是用错了武器。比如说,如果我们拿常识的标准来衡量“燕山雪花大如席”,显然会觉得这句诗荒唐至极,因为根据经验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大如席的雪花。毫无疑问,瞿布斯老家的“跳蚤的一跃”,的确不能引起印度群岛那里任何可观测得到的变化,但是这却不意味着它在那里无论什么变化也没有引起。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短论》中的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短论》是霍布斯重要的哲学著作,里面的许多有关自然的观念为霍布斯后来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就是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却被施特劳斯弃之不顾,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本自然哲学著作,因此“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而施特劳斯所说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施特劳斯认为与他的目的有关的两个文献,一个是霍布斯为自己的译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导言”,另一个是他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其实,《短论》不仅有关于物理世界的论述,也有关于人在物理世界中之自然状况的论述。据沃特金斯说,书里的观念“除一个以外,所有其他的观念都基本上毫无改变地存续到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著作中去了。”“啪’这一例外就是霍布斯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流射论”。太阳离我们人类十万八千里,可是它还能把它的光传导给我们,霍布斯深深地被这种自然现象所迷惑。于是,它开始思考如下这个问题:一个物体(施动者,agent)如何能够作用于另一个离自己较远的物体(受动者,patient)呢?霍布斯认为,物体的相互作用必长春市委党校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CHANGCHUNMUNICIPALCOMM兀1tE须相互接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离自己很远的物体的作用,可能会以两种可能的方式实现,即要么前一个物体先向其周围的物理介质发出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经过层层传递,最后影响到后一个物体;要么前者从自身抛出许多微粒(霍布斯称其为物素,species),有些微粒于是撞击到后者。假定这种作用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那么就会得出平行受光面比垂直受光面更加明亮的荒谬结论来。既然这显然有悖于经验,那么前一个物体一定是以第二种方式来实现其作用的,也就是说,太阳是通过流射来传递其光芒的。然而,翟布斯后来认识到流射理论也有它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物体不停地发送出如此众多的实在的物素而本身又得不到供应,它们将何以自存?这真难以确定。”“啪”况且,如果发光体把自己的流出物永远不停地甩出去,这就要求它必须拥有内在的自我运动的能力。可是霍布斯已经说过“无物能把运动给予自身”(见前引霍布斯的手稿),更何况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结论十”中也声称“没有东西能够移动自己。有鉴于“流射论”存在的以上困难,霍布斯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理论,因此它没能存续到他后来的政治思想中去。 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善恶标准 霍布斯在《短论》开篇写道:没有被添加也没有被减去的东西将保持原来的样子。根本没有与它物接触的东西,就既不会被添加什么,也不会被减去什么。“这两个形而上学命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即“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霍布斯如何看待意愿、思想和感觉等精神活动。我们知道,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从他唯一绝对确信的真理——“我思,故我在”——出发,推导出“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这个“我”就是心灵,笛卡儿认为这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心灵实体。思想(包括怀疑、意愿、想象、感觉等)就是这个精神性实体的属性。霍布斯却反对这种推论,他说,“说‘我在运思,所以我是思’,这比说‘我在散步,所以我是散步的实体’好不到哪里去,它们都不是好的推理”。 霍布斯的意思是说,假如这种推理有效的话,这就意味着有多少活动就有多少实体。霍布斯的主张是,“所有活动的主体只能以有形体的样式来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非物质的东西会完成某种活动。和笛卡儿不同,霍布斯不认为思想、意愿、想像和感觉等都是心灵的属性,“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告诉我们,这些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它们只是物质的东西当中所发生的变化,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被其他物质的东西所推动,从而引起它们的变化。思维、感觉、想像和意愿都是某些种类的物体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这里“某些种类的物体”就指人的感官,它们之所以“被迫”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外物的撞击,而不是它们主动去撞击外物,外物对感官的撞击留在我们大脑里的东西就是观念或印象。既然意愿等都是感官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当我伸手拿杯子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把物体拿到了我们这里,而实际上不如说是物体通过位移把我们吸引到它那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使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目的因实际上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动力因,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杯子是目的因,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动力因,用霍布斯自己的概念来说就是,杯子是施动者,我是受动者。由此我们看到霍布斯是如何颠倒了传统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观念。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霍布斯会否定自由意志。因为当“我想要”(wil1)某物时,“我”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施动者,它只是一个受到“某物”推动的受动者。因为我的意志是受到某物的推动的,因此我的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它是受到这物的推动而不是主动去要此物的。霍布斯说,没有东西从自身获得其发端,它是受到自身以外其他直接的施动者的作用以后而发其端的因此,起初当一个人对某物有欲望或意愿(wil1)时,(而他对此物不久之前还没有欲望和意愿),他的意愿的原因却不是意愿本身,而是其他不受他掌控的东西。霍布斯在《短论》中也说,欲望的行为是动物精气(animalspifi)朝着移动自己的事物的运动。这个事物就是动力因,或施动者。欲望是被移向这个事物的被动的能力。因此,在一个人们除了追求因果地(causaHy)吸引着他们的事物、此外便别无其他选择的世界上,可以被他们称作善的也正是那些事物,即善对每个事物来说,都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这里来的东西。“相应地,恶就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每个事物从自己这里排斥出去的东西。霍布斯又补充说,对一个人来说是善和他想要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未必如此吸引一个人的东西,则不一定吸引另一个人。 霍布斯甚至不忘记把善恶观念与运动联系起来。霍布斯认为,动物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生命运动(vitalmotion),一种是动物运动或意愿运动(animalmotionorvoluntarymotion)。生命运动“从出生起就开始,而且终生不问断:如血液的流通、脉搏、呼吸、消化、营养、排泄等过程便属于这类运动。”“嗡’而“生命之源则位于心脏。当意识中的运动传播到这里,必然会引起生命运动的变化或改变,即要么促进它,要么延缓它:要么协助它,要么阻碍它。当阻碍它时,这意识中的运动就是快乐;当延缓它时,它就是痛苦、麻烦、忧伤等。”“阿人往往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称之为善,把自己讨厌的东西称之为恶:快乐是人想要的东西,因此快乐是善,痛苦是人讨厌的东西,因此痛苦是恶:有助于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快乐,那么它就是善,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痛苦,它便是恶。下面一段话是霍布斯著名的善恶宣言: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来说,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成为恶:轻视的东西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轻视状况等词语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独地、绝对地是这样。也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任何善恶的共同准则,这种准则,在没有国家的地方,则是从代表国家的人身上得出的:也可能是从争议双方同意选定,并以其裁决作为有关事物的准则的仲裁人身上得出的。正是从这里,霍布斯得出了他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重要论点,即不存在天生(或根据自然而来,bynatur~的区分善恶的共同标准。因此,如果没有共同标准,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标准:而为了使一个共同标准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确立一个主权者,这个主权者的命令即民法(civillaw)就是共同的标准,它规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三、“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自由 “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所隐含的肯定含义是只有有了推动才会有变化。一旦这种推动施加给某物,它不但会运动起来,而且,只要它不受阻碍的话,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霍布斯说,无论什么东西被推动起来,只要它旁边没有它物促使它静止下来,它就会永远移动下去。既然运动对霍布斯来说是如此基本的观念(因为自然现象的原因没有不在于运动的),那么,可想而知,霍布斯的自由概念也不会离开他的运动观念。实际上霍布斯确实是以运动来定义自由的,他说,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睨由于霍布斯坚持运动只能是物体的运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物体;如果不受阻碍的运动就是自由,那么万物的运动只要不受阻碍,万物就都可以有自由。这当然也包括人,即人的自由也是“没有阻碍的状况”,因为人也是物体。可是,虽然人也是物体,但人却不仅仅是物体,因为,和单纯的物体比起来,人还多出了一个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意志。霍布斯其实并不想使用“意志”这样的词,因为这会给人错误的印象,使人们以为他也承认意志是一个东西(实体)。于是霍布斯急忙出来澄清。意志与其被称作意志,还不如被称作“意愿的行为”,它不是“意愿的能力”(theact,notthefaculty,ofwilling),而是“在斟酌之中,直接与行动或不行动相连的最后那种欲望。”意志既然是欲望,而欲望又是什么呢?霍布斯当然不会说欲望是又一个实体,他认为欲望是无法测量的极细微的身体的运动,霍布斯称这种极细微的运动为意动。由此观之,人的自由就不单单是“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了,它应当是“人的意愿(voluntary)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霍布斯对“自由人”的定义是: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愿意做的事情(todowhathehasawilltodo)的人o霍布斯甚至认为,~个在劫匪持枪逼迫之下遂主动顺从劫匪的人也是自由人,因为劫匪并没有禁止他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即他还可以避免被射杀。由人的自由,霍布斯又论到臣民的自由。既然万物的不自由都是由于受到了外物的约束,接下来,霍布斯就不得不说说外物的约束都有哪些。我们已然知道,霍布斯把物体分为自然物体和人为物体两种,那么,外物的约束也应该分为自然约束和人为约束两种。而这人为的约束在国家状态下就是民法(civillaws)o在自然状态下,人只受到物理障碍(自然物体)的限制。换句话说,这些物理障碍一旦被除去,人就会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一当人们相互立约而放弃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从而进入国家状态之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自由。然而,在进入国家状态时,他们虽然放弃了“一切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therighttoallthings),他们并不是放弃了所有的权利,他们是带着他们保留下来的某些权利进入国家的,这些保留下来的权利包括:民法不禁止的行动权,自我防卫权,使用食品、药品、空气以及其他为生存所必须的东西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臣民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民主政体下的人民享有比任何其他政体下的人民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却认为这种学说是一派胡言,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政体中,主权者都拥有同样大的权力,因此任何政府形式下的人民所受到的约束也都是一样的。虽然路加城的城楼上写着耀眼的“自由”两个大字,那里的人具有的自由却不比其他城邦更多,他们也没能更多地免除国家的徭役。 四、生命运动和自然平等 霍布斯早期相信人的感觉一知觉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而我们从以上论述中也已经得知,快感和痛感既然也是感觉,它们也同样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只不过体内运动在这里是指生命运动。快感和痛感产生于生命运动,这隐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它说明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原因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另一层含义是,它说明满足的状态不是快乐,因为这种状态并不包含任何对生命运动的促进。霍布斯说,“今生的幸福不在于心满意足而不求上进”,而在于不断加速生命的运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快乐。这说明幸福是一种动态而不是静态,“幸福是欲望不断前进的过程”,‘幸福不在于已经兴隆,而在于正在兴隆。”“∞由于人可以无止境地促进生命的运动,因此,获得幸福的进程也是无止境的,这意味着,不存在最大的幸福或最高的善。“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级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盯但是我们却不能无限止地延缓生命的运动,因为生命运动一旦停止,这种延缓也跟随着终止。生命运动的停止意味着死亡,因此死亡是最大的恶,最大的不幸。因此,霍布斯说,每个人都趋善避恶,而自然之恶中的首恶就是死亡。趋善避恶是人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一点也不亚于石头的自由下落。“霍布斯认为恶中之首恶就是为他人所杀,霍布斯称其为“暴死”(violentdeath),它最为人所厌恶。同时,瞿布斯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相信人类中间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天生的等级。亚里士多德相信这种天生的差别是质量上的差别,霍布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既然“人共有一心,共有同样的精神能力”,“都为物质所生,为推动所动,即使有这种天生的等级,这种等级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于是,人对暴死的厌恶,再加上在自然状态这样的战争状态中人人都有可能暴死于他人之手,就产生了霍布斯公民哲学最重要的原则,即自然平等原则(naturalequality)。翟布斯说,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但是,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却很不情愿承认这种平等,尤其是在他们具有优势力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表现得既傲慢又狂妄。由于人出于自负和骄狂(vaniytandpride)往往会招致生命危险,因此它们便为霍布斯的第九条自然法所禁止,即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违反这一条准则就是骄狂。至此,霍布斯为其公民哲学算是打好了地基,在此地基之上他就要着手建造他的整个政治哲学大厦了。霍布斯的思想是一副完整的图画,其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既然一个作者的所有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些观念之间一定存在着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意味着,霍布斯的某些形而上学观念蕴含了其政治哲学观念。而这种蕴含又意味着,政治哲学观念是形而上学观念的意义。 作者:王军伟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政治哲学论文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言必称希腊”就表征了希腊文明在世界思想文化系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式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城邦”这一概念就是在古希腊这一文化系统中孕育生成的。当前,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研究多从单一视角进行(未见进行多维视角),且少见对自然本性和伦理政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思考和辨析。基于此,本文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以求教于同仁。 一、“城邦”的自然涵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极高,且使用频繁。他认为,事物依本性而自然存在,而且其发展运动的动因在事物内部,而不依于它物。“本性就是自然万物的动变渊源”。(《形而上学》)。可见,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事物的自在本性和发展根据两方面来理解和运用“自然”概念。这是一般层面的物质宇宙意义上的概念。与上述有别,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在阐述城邦概念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则指涉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具有自然生发意义事物的功能。他认为,作为一种社群性的组织形式,城邦是从家庭、村坊中自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出于自然本性和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由于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这样,男女的自然本性使得家庭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而具有自然的属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自然繁殖,而使家庭人口增多,单个家庭就产生了分化。随着人们对多样性的生活自然需求增加,多个家庭联合而形成村坊(家庭组合形成的村坊具有自然性质)。最初的村坊一般是由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后代(家庭)所组成。村坊的进一步联合,形成一个自足性社群型组织,即城邦。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坊——城邦”的依次自然分化和联合就是城邦形成的一般过程。而社群组织形式发展到城邦阶段,就实现了自身的自然本性。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形成过程的设想就可以看出他的自然目的论倾向: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社群的最终目的以及社群本性的自然显现和展开。“用海德格尔的话,‘自然’就是自身的绽开、显现与升起,是自己使自己显现的力量。简单地说,‘自然’不是指先于人的自在的物理和生物世界,而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全体。”[3]这里的“自然”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目的性,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城邦才得以自然生成。 二、“城邦”的政治涵义 在古希腊,城邦与政治概念关系极为密切,并由其演变而来。国内著名学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说:“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4]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演变为“城邦”之称。希腊城邦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城邦国家联合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邦是适度规模的小城邦,即疆土小,人口少。因为若城邦过大,人群过多,邦内的人们则难以互相熟悉,因此也难于维持城邦的政治秩序和管理。为了实现城邦的良好政治职能,即根据功德裁定和分配公职,亚里士多德认为,因城邦小而产生的公民间相互熟悉对方的品质极为重要。从构成上看,相对独立的古希腊“各城邦一般由为数甚众的奴隶外,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一)‘上层少数’主要为‘富户’(资产阶级),另有‘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下层多数’,‘群众’,即‘平民’;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贫困阶级),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人士’为持平公正的人,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的纷扰,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中间。”[2](144)进而,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过城邦的政治生活的自然和心理依据。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2](9),即合群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所在。进而,他又提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坚定地认为:“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5]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在关心城邦事务。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生活,而且还是为了过良好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行动的生活。对人而言,要想过一种良好的生活,就必须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因此,“城邦之于希腊人就如同共和国之于罗马人,它首先为他们提供了抵制个体生命无益性的保证,它是一个使希腊人摆脱生命的无益性、专为凡人的相对长存(如果不是不朽的话)保留的空间。”[6](87)可见,为了摆脱“个体生命无益性”,城邦的政治生活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群体公民都要参加。而且,任何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城邦(因城邦是最高的社群性组织),并融合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汉娜•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句话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她指出,不能把“(政治的动物)”一词翻译成“(社会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使用社会性置换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比任何精心建构的理论都更加明确地透露出,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当然,“并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明白或不关心人不能离群索居这个事实,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恰恰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一个共同条件,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成为人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而只有“行动(praxis)和言语(lexis)”这两种活动具有政治性,从而“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同样地,“在拉丁语里,这个术语zōonlogonekhon(会说话的动物)被译成anmimalrationale(理性的动物)。这个译名‘socialanmimal’(社会的动物)一样也源自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亚里士多德无意于给一般的人下一个定义,也不想指明人的最高级能力。”而“仅仅表述了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流行意见”。[6](5761)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城邦的真正的公民是具有政治性的动物,城邦的生活是具有政治性的生活。而这种真正的具有政治性的城邦生活的存在,才是城邦的公民走向“至善”幸福生活的可能路径。 三、“城邦”的伦理涵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对城邦给以界定:“我们见到的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3)可以看出,他的城邦是以“善”为至高指向和道德理想下而结成的关系或团体。而为了实现“至善”的生活,城邦生活即是路径也是方法。因为城邦能为公民的善的生活提供所必需的法律、教育或善的指引。他说:“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2](143)可见,城邦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善美”生活而结成的功能性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功能性存在的城邦,存在六大功能和三大目的。他认为,“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第三为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第四为财产(库藏),这应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论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2](370371)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粮食、工艺、武备、财产、祭祀、议事和司法职能为城邦所应具有的六大功能,而正因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得城邦可以满足公民不同层级的需要:生存——群居——政治,进而实现公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目的有三:“(一)单纯地为人类的生存——军事和经济生活。(二)进一步为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再进一步,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道德生活。”[2](13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上述功能和目的对每个城邦来说应该必不可少,只有如此,城邦才能真正成为公民生活的必须,使城邦在生活上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也才能真正给其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教育基础以及“善美”生活的最好指引。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城邦都以某种“善”为道德目的,当然“善”的程度有别。相比家庭、村坊和部落等社群性组织,城邦所追求的“善”应该是层级最高的、至上的。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所应追求的“善”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把三种善具体化,就是使城邦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适中的财富、健强的身体和高尚的灵魂。当然,三种善不可能等量齐观,其重要性存在着差别。亚里士多德论证道:“一般都公认惟有幸福(至乐)的人生才完全具备所有这些事物(诸善)。有些人听到蝇声掠过身边就突然惊惧,有些人偶感饥渴便饕餮纵饮,有些人为了两个铜元而不惜毁伤他平素最相好的朋友,有些人心志愚昧像小儿或迷惑像疯子:一个人要是没有丝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智慧),世人决不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2](345)亚氏态度鲜明,认为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四种“德性”对人的幸福最为重要。 进而,他更为深入地论证了三种“善”之间的关系:灵魂诸善越多越好,而外物和躯体诸善则适可而止。人的优良的生活首先必须是有高尚的道德的生活。针对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多多益善,没有限度,而灵魂诸善适量就可”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批评道:“请注意事实,事实不难帮助你明悟而了解问题的真相,灵魂诸善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所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你也可以看到,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致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致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解),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2](345346)亚氏认为,与外物和躯体诸善相比,灵魂诸善是独立的、纯粹的,另两类善只有依赖灵魂诸善才得以显现。可见,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品德情操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除了以人生的经历来证明三种善的关系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思想上进一步求解和论证。他说:“外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实际上,一切应用的事物(包括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在这里情况完全相同;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至于灵魂诸善,情况就恰好相反)。灵魂的各种善德都愈多而愈显见其效益。”[2](346)亚氏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是工具性的存在,对其拥有应存在着量上的要求和限制,否则对物主无益。然而,灵魂诸善则多多益善,愈多其效益愈显著。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灵魂诸善较财产和躯体诸善更为珍贵、更为高尚。他论述道:“我们如果较量事物之间的优良程度,就能知道每一事物的最好情况(境界)都符合于其所以表现这个最好情况(境界)的本质。那么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为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驱体为更可珍贵。又(我们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外物(财产和健康)之为善,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2](346)既然各类善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区别,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之人应借助外物来成就灵魂,而勿使灵魂屈从于外物,而成为奴隶。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财富和健康等诸善认为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并幸运地得到,而灵魂诸善则是人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和依据。他的结论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城邦,都应具备更多的灵魂诸善及适当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形成具有善德的生活,而且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 四、“城邦”三重涵义之间的关系 自然、政治与善虽同为透视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重要维度,但三维的重要性和优先状况有别。与政治和善相比,“自然”为透视城邦概念最为重要的维度,且具有优先地位,它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而存在并渐进生成,最终实现其应然的目的和价值。因此,自然是城邦得以生成的根本之维,而政治和善是依自然目的而应然生成的社会和伦理之维,是最终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和善的关系如下。第一,“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自然”概念主要在物质宇宙的意义上使用,意指自然而然、自然生发的东西。到了苏格拉底时期,“自然”的内涵发生转向,侧重于人事、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力图进行理论和现实的调和,即事物的自然性合于人的本性,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并不矛盾。以此为立论基础,在城邦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源于自然并自然生成而又超越自然的。首先,城邦源于自然。在城邦的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阐释城邦的自然起源。他说,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使“男女”结合,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使“主奴”结合。可见,城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的本能需要。因而,城邦的产生有一种内在的自然必然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2](9)。可见,合群而成邦,并趋于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是基于人的“自然”性情;其次,城邦的生成是自然而然的,是一个依内在动力而行进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从家庭和村坊等自然共同体中发展而来的。这一过程的动因不是外部的宗教力量,而是内在的人的自然合群本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别强调城邦的自然生成过程,还有一重要原因即驳斥阿里斯托芬意义上的城邦形成“约定论”。约定论认为,城邦依社会习俗约定而成,其无权对成员进行效忠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约定论动摇了城邦的权威和尊严,他的自然生成论也可视作是对城邦普世价值的一种探寻。而且,正因为城邦源于自然,而源于自然或依本性存在和发展之物是高贵的,所以,城邦才具有其它共同体不能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其生活才值得人去追求;再次,城邦是对自然需求的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城邦源于自然的需求并自然生成,但在本质层面上,城邦应对自然需求的超越。因为在低级的自然共同体中,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和满足。而只有到了城邦阶段,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充分地、自由地得以实现。正如文德尔班所说:质料和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贯彻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时无处不表现出来”。 在这里,城邦被认为是形式,而家庭、村坊等共同体则只是质料。在家庭和村坊等(即质料)没有发展到城邦(形式)这个阶段时,家庭和村坊等共同体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而人的本性也就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第二,“政治和善”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建构的基础和起点,但由于人的合群本性,所以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而城邦的生活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这种政治性的城邦生活可以实现人的本性和价值,即“至善”。“至善”是城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由于其出于自然本性,又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目的和利益,因而,才有理由激起人们对城邦的“共同善”追求热情。深入分析,应然之“政治”与“善”之间也有区别和联系,“政治”是城邦成员的实现其自然本性的必经“路径”或手段,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城邦成员的各种需求才可以真正得以满足;而“善”则是城邦的最终理想和归宿,它可以形成对城邦成员政治生活的“引导”,即“引导”人们过优良的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7)第三,自然与政治、善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张力。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自然本性是其城邦哲学理论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生长、演化并得以最终生成。这与古希腊传统中的古典派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也不同于其师柏拉图的“言辞中的城邦”理念,力图走出“理念”而回到现实,建构真正意义的“现实中的城邦”。依亚里士多德相关论述可见,城邦是依“自然”而存在的,经由城邦成员的“政治”参与和实践,而最终达到或实现城邦“至善”的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善之间的矛盾张力主要表现为如下层面。首先,自然概念的矛盾张力。从“自然”这一概念看,它既是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更多体现在物质宇宙层面,然而,为了构建起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城邦,“自然”概念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和价值内涵;其次,个人与城邦关系的矛盾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历史和时间维度来看,个人和家庭先于城邦。然而,从逻辑上和本性上,城邦先于个人和家庭,因为在个人、家庭(质料)等阶段,事物的本性没有充分显现,只有到了城邦(形式)阶段,才实现了本性,达到了至善;再次,逻辑和历史的矛盾张力。应该说,亚里士多德从人、人的生活、人的需要出发,阐释城邦的产生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然而,整体而论,由于他坚持城邦至上主义的古希腊传统,他不得不用用城邦来论证逻辑,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就是在自然性、政治性和伦理性等多重的矛盾张力中建构起来的。 总之,城邦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论优秀。他既继承了古希腊政治学的理论传统,即城邦至上主义,同时,他又试图对传统政治学传统进行超越,即超越柏拉图“言辞中的城邦”理念,为政治哲学注入了经验化、世俗化的现实取向。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魅力。通过多维视角透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既能洞悉古希腊政治学传统,又能探究到近代政治学的源头。客观而论,其城邦哲学虽亘古千年,但其思想中的国家观、幸福观和政治观等思想中仍因其闪烁着普遍性的真理光辉而极具现代价值,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段宏利 王洪波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马基雅维里主义果真如此的让人恐惧、憎恨、排斥么?要对其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一定要从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喜好、民族心理、阶级立场的不同片面、武断地妄加评论。细究其来,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马基雅维里的统治权术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仅仅为了玩弄权术。故而,使马基雅维里名声远扬的权术思想并非其政治学说的最高原则和优秀问题,而是其思想的一个特色、一种选择、一份色彩,是统一意大利的辅助手段而已,不顾此而滥用权术,是对他的思想的曲解乃至侮辱和背叛,也难免在实践中误人歧途。当时的意大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马基雅维里的不考虑道德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权术思想,是特指这种非道德的实际而言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道德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统治者只有采取非道德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在毒药、谋杀以成为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力的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131。雅各布•布克哈特说得好:“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4r-J~n果从道德观念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41。则马基雅维里也无意教人择恶而行,他只是把君主“那些做了说不得的事情统统说出来”。“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的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的”。他只是将“政治上的不诚实,在心智上加以诚实思考”151蚵。埃尔顿也曾为马基雅维里的受到指责作过如下解释:“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他从经验和研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在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正地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提供的教训就这些。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61惦~。倾’。培根曾说:“马基雅维里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么做,使后人得益匪浅”7l(似。卢梭也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第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来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视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的。在古希腊,政治家研究的基点和归宿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中就宣扬这样的主题思想:如果我们想达到荣誉和光荣的目标,我们必须尽可能有道德的行动。在其第一卷中,他说,不道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强力,或者是通过欺诈。他宣布,两者都是“兽性的”、“完全与人不相称的”。在第二卷中,西塞罗指出,许多人相信,“合乎道德的可能不是很得策的,而得策的可能是不合乎道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的方法,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我们意愿的目的。任何相反的现象是完全骗人的,因为“得策”政治与公共管理永远不能同道德的正面相冲突。而在中世纪,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之日,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帝的报应。在这里,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赋予了上帝,研究和探讨现实政治生活和理想的政治生活都是出于宗教信仰。弗吉尼亚斯•佛姆也认为:“中世纪使一种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和道德训示的生活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将道德与政治分开,否则会招致恶毒的诅咒和攻击。”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美德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维里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来未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曾经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11。所以,他研究的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至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作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神学的彻底分裂。确实,自从马基雅维里以后,政治学的研究开始以政治的典型现象——权力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目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马基雅维里主义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马基雅维里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尊严和谈论人生高贵的超自然的目的就毫无意义。试图用自然规律或神圣法则的支配来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思想才得以展开。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近代的思想对于人性与古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是把人看成力量的中心,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对象应当具有什么价值,而是这个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在做什么。”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评价马基雅弗里主义了。另外,马基雅维里强调人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人是有力量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宣扬人的上帝、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弗里虽然也承认命运的力量,但他说,“命运只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示他的威力”;“任何一个君主如果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ll第1’。这种以人的眼光看问题,重视人的力量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54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结论 诚然,马基雅维里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有负面作用,它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了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历史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历史、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里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的冲击,其叛逆性和合理性正是其耀眼的光辉所在。 作者:林峰 单位:福建省水口发电集团 政治哲学论文:基本问题之宪法政治哲学论文 近年来,以宪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成型。然而,除宪法规范外,宪法学还必须研究宪法规范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立宪法政治哲学理论。尽管宪法学界对宪法政治理论有所涉猎,但对其所涉的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这不利于以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哲学为组成部分,构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源上回答“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所谓的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6]9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具有如下规定性:(1)逻辑起点是特定科学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唯一客观根据。“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80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I71可见,其他一切范畴都是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和进一步的延伸,因而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即一个科学体系只有一个逻辑起点。(2)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逻辑起点“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就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而也“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81“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对它物有所规定那样,它本身也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是一种中介。所以开端就是绝有。”[7156(3)逻辑起点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无需证明的。“开端既然是哲学的开端,从那里,便可以说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并且“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4)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逻辑起点是一种客观、抽象的存在物。因此,在逻辑上作为开端的东西,也应该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即“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7159这样,特定科学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该科学的历史起点。(5)逻辑起点既是科学体系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极追求(即终点)。“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任何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定性,凡不具备上述任何其中之一的范畴都不可能成为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宪法逻辑起点既是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石,也是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优秀。就科学功能与价值而言,它阐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与正当性(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因此,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宪法学不可回避的议题。纵观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并不是基于认识其科学功能与价值的需要而展开的,而是随着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探讨的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宪法学很快认识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的根本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关系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9]但研究伊始人们仅仅非常浅显地认识N--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范围和界限”,“宪法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等观点都存在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嫌疑。后来(主要是1995年之后)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现状,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对(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体,对立与统一是这对矛盾体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童之伟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①。他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的本源是社会的物质财富”,“法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体的适当理论概括。”2)之所以可以用“法权”概括这一矛盾体,因为这个概念表明:“其一,各种各样的权利与权力在一定社会的整体利益的面前完全是无差别的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同一种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像使用价值各不相同的商品在价值面前失去了质的差别、是价值这一同一内在因素的不同体现一样。其二,法权这个宪法学范畴的提出,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纳入了宪法学领域,与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相对应,扩大了宪法学的视野,同时给宪法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表达工具。”[1o]295继童之伟教授之后,莫纪宏教授认为:“‘不自由是宪法价值的逻辑起点”,“以不自由作为宪法价值的起始范畴,采取认识论的实践方法,将‘自由’价值的内涵定位在‘对不自由的解除’上,并将这种‘自由’在价值属性上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指出‘对不自由的解除’就是对人有意义的‘利益’。”周叶中、周佑勇教授认为:“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主权。这是因为,人民主权不仅是人权与主权逻辑与历史的协调统一,也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这一基本宪法现象的高度抽象。它充分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宪政制度和宪政机制之中,因此以之为逻辑起点展开宪法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方法论的观点。”21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既没有自觉认识到宪法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一般规定性(即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五条规定性),从而确立一套检验特定范畴能否成为宪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更没有明确宪法逻辑起点的科学功能与价值。因此,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二,“法权”作为宪法逻辑起点值得商榷。法权是“一定社会或国家中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归根到底是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因此将法权作为宪法的基础实际上是将“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作为宪法基础。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生活既有物质生活,也有非物质的生活,而恰恰是被童之伟教授所忽视的非物质生活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宪法既关涉财产利益,也关涉非财产利益(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可见,将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宪法所关涉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能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另外,按照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思想,即使是“全部的物质财富”可以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但它并不能作为人类的终极追求即终点。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关于“起点即是终点”的一般规定性。第三,“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肯定物”,只有在终极追求的意义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价值。而“自由”或“不自由”首先是一种价值(特别是“不自由”还是一种否定的价值),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因此,将“不自由”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客观性,也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定性。其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代宪法的几大支柱性价值,而且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冲突。因此,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可能统摄其他价值而构建一个价值体系。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必然是特定体系之基石的一般规定性。最后,“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终极追求,不符合逻辑起点即是终极追求的一般规定性。第四,“人民主权”也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 首先,人民主权作为现代宪法的一个原则,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可见,人民主权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权力。而在逻辑上,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是二者所具有的共性或同一性,不会仅存在于二者中的某一方面。n]297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逻辑。其次,人民主权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仅仅是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都由其他原则予以调整。因此,人民主权不是调整所有宪法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可能成为宪法知识体系的基点。再次,在人类历史上,人民主权并不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最早准则。即使到了现代,人民主权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循的政治准则。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宪法的历史起点,也不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事实。最后,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理论,人民主权作为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普世的准则而成为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并与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紧密相连。这要求宪法政治哲学理论从人、共同体、宪法的历史互动和逻辑关联中找寻宪法的历史源头与宪法的逻辑起点,并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f1]。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宪法都面对的客观存在,它既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它既是宪法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基础),也是宪法要予以改造的对象,因此是存在基础(起点)与改造对象(目的)的统一。在宪法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我们可用“人权”概念予以指称,它承载了人、共同体和宪法的逻辑关系03,即人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中,而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组织规则(宪法),因此人既离不开共同体,也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宪法组织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解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离不开宪法)以及宪法的正当性(宪法必须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权”总是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个人(公民)权利标识着个体的存在,国家权力标识着共同体的存在。因此,人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都是人权的具体表现。 二、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体论上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 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宪法的认识是以各种可感知的“宪法现象”为媒介的。这些“宪法现象”是我们在事实世界中所遇到的具体事物,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宪法现象”,任何一个宪法现象也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它们总是模棱两可地“游移”在生成变化的领域之中,它们是纯粹的“意见”的对象。[121∞例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度的成文宪法在具体内容上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文宪法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尽管这些现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与“宪法”有关的现象,统称为“宪法”现象。这充分说明这些宪法现象存在“共性”,这种共性是各种宪法现象“所是的东西”、“本质”、“实质”。各种不同的宪法现象与它们“所是的东西”(N0共性)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131据此,中国宪法、美国宪法、德国宪法、古典宪法、现代宪法等,也必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这个‘理念’或‘形式’就是宪法的本质,各种宪法现象是“宪法”(理念或形式)的“存在方式”、“此在”或“生存”。时至今日,中国宪法学仍然尾随现代宪法学,仅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现代成文宪法(实在法)为抽象对象,得出了现代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这种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宪法概念,具有伦理、历史、文化的危机或局限性,根本不能体现各种宪法现象(古代宪法与现代宪法、西方宪法与非西方宪法)所共有的“理念”与“形式”,进而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本质的界定充其量是宪法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它仍然属于宪法的部分外延,而非宪法的内涵。笔者认为探讨“宪法究竟是什么”具有重要的宪法学意义:首先,宪法概念是研究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宪法学说史是从对宪法概念的认识与争论中开始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史,在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本身的价值一直得到政治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l4I对于“宪法是什么”的不同态度,是各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宪法是什么”的回答决定了特定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特征①。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要形成百花齐方殳、百家争鸣的宪法学流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理论定见,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旗帜鲜明的宪法学流派。基于此种认识,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冷漠,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流派。其次,在哲学的层面上,事物的“本质”或“实质”(即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产生与发展等各种现象,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最终也决定了人们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判断(如特定的现象是不是宪法现象,宪法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的运行状态等认识论问题)以及对各种宪法现象所采取的认识方法(这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最后,为了突破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文化、伦理等局限性,本文认为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而且是宪法的追求和目的。在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宪法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 三、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认识论上明确“宪法展现为哪些形态” 人们对宪法的感知总是以特定的宪法现象为媒介,诸多的宪法现象(或者说诸多不同层次的范畴)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宪法现象的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不同层次的宪法现象,因此不可能精准地说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但人们可以确立一个逻辑周延的分类标准,把这些宪法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个具体的宪法现象都有自己所属的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认识可感知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属于宪法学认识论范畴,其优秀问题是构建逻辑周延的宪法现象类型以及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宪法学由于缺乏认识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没有区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实际上经常将二者混淆),更不可能厘清各类宪法现象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的存在形态(方式),可以将宪法分为成文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①。 成文宪法是指通过特定的符号(如文字)表现出来的宪法规范,现代立宪主义标志着成文宪法的繁荣;现实宪法是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宪法规范(如宪法惯例),并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观念宪法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宪法(如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智识的提高而逐渐成熟。宪法的实现表现为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三者之间的耦合,主要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成文宪法反映现实宪法的过程,它要求成文宪法必须立基于现实宪法,以保证二者在一定时期的适应性,从这个环节上看,宪法实现要求具有一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本国政治传统,符合民族文化特色的成文宪法。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是建构能够吸收各种宪法要求的成文宪法立法(制宪)机制,或者通过修改成文宪法吸收宪法要求,或者通过对成文宪法的有权解释来完成这种吸收,从而保证成文宪法与现实宪法的适应。二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节现实宪法的过程,其优秀是现实宪法对成文宪法的适应。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成文宪法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成文宪法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特定社会的宪法秩序¨。反观中国宪法学,仅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②,忽视了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在宪法学中应有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如下问题:(1)以现代立宪主义宪法为唯一的研究范围,既否定了古典宪法(主要表现为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的存在,也排除了现代社会中非西方文化圈中的宪法。这限制了宪法学的视野。(2)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必将坚持静态的稳定观,否定动态的稳定观①,这不能解释宪法的历史变迁,更无法回应中国转型社会的宪法发展②。(3)忽视现实宪法,将使人们看不到特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对成文宪法的影响,从而看不到特定宪法的地域性;忽视观念宪法,必将无视人们对成文宪法、现实宪法的要求与评价,而人们的宪法要求与评价是宪法实现的关键。(4)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无法准确地描述宪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所依赖的宪法程序。 四、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方法论回答“如何认识宪法” 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关注的,并提出了诸多个别的研究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法、历史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这些方法无疑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纵观近二十年的宪法学发展,关于方法的认识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某一阶段总有一个方法占主导地位,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阶级分析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九十年代以童之伟的法权分析为代表的逻辑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有莫纪宏教授的宪法逻辑学),本世纪规范分析的方法又处于主导地位。第二,在提倡某一方法时,根本没有考虑该种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对象,不能明确此种方法的适用界限,结果是无限夸大、甚至是神化某种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方法总是忽视、否定其他某些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定规范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全盘否定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形成一套和谐共存的方法体系。第三,对于同一个问题,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研究方法,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我们对特定的方法缺乏一套大体一致的使用准则。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宪法学只有具体的方法,而没有一套关于方法的一般理论即方法论。关于宪法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基本的立场:首先,问题决定研究方法。特定的问题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不同类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因此,明确研究对象的属性是方法论的优秀问题。这充分说明对方法的构建,依赖于我们对宪法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宪法的研究范围(类型化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的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直接决定了方法论的构建。其次,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界限。每一种方法都只能解决一类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与界限,例如规范分析法是解决成文宪法中的法律规范的独门利器,社会学方法是探寻、解释现实宪法的有力方法,逻辑演绎的方法是研究观念宪法的优秀方法,比较法是寻找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必要方法,运用历史的方法可以研究一国或者是特定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最后,构建和谐的方法体系。尽管各类型的宪法现象具有差异性,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具有同一性与关联性,都是共同体的整体秩序和人的整体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各类宪法问题所产生的方法也具有关联性,各种方法基于这种关联性组成了一个方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方法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综合上述三点可见,由于没有关注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没有看到问题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宪法学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只有个别方法,根本不存在方法体系。有时甚至“盲人摸象”式的把某一宪法现象视为宪法的全部,从而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宪法学的唯一方法。例如,如果把宪法视为政治法甚至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阶级分析法就成为宪法学中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成文宪法视为宪法自身(或者说成文宪法是宪法的唯一外延),规范分析的方法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社会生活(规则)本身视为宪法,就会重视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五、结语 如果把宪法比作一棵树,宪法解释学描绘树,宪法政治哲学关注树与环境的关系,而正是环境决定了树的生长,进而决定了描绘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状况。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政治哲学不仅不应受到忽视或否定,而且要正视、重视其科学功能,并与宪法解释学相得益彰,从而搭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作者:梁成意 赖结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阿尔都塞与福柯的政治哲学论文 1从理论反人道主义到意识形态反人道主义 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康德为首的启蒙哲学家公开宣扬理性、自由等“人道主义”的观点,继而帮助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从教会神权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此后的两个世纪,作为启蒙哲学优秀的“人道主义”,也在批判、再批判的运动中不断得到更新。从早期费希特的“共同体人道主义”,再到后来的接受启蒙哲主张的马克思早期的理论,都企图在康德“人得哲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衣钵,重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价值。而阿尔都塞由于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影响,把二者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指出以l945——19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出现了“认识论断裂”。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虽然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但又承认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实际职能。正如他所强调:“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尽管阿尔都塞意识到“意识形态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所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而人类同世界——包括历史——的这种”体验“关系(不论参加政治活动与否)要通过意识形态而实现,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斗争之时,二者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本身的束缚: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他自身并不能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功利性的或纯粹策略性的外在关系,而是陷入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然而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阿尔都塞也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_因此当阿尔都塞在理论上面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难题,他开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在此之中,他承认了意识形态之中包含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它作为策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他所言:“一切策略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无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对福柯而言,他看到装置内部,无论作为主体的是个人还是各色阶级,他们的主体地位并非自然存在,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主体性完全是被装置建构的,是装置规则预先确定了某种空的主体位置,任一占据该位置的主体所能做的事都不过是按该位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陈述所允许的东西而已。这与阿尔都塞在分析意识形态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主人”的观点具有相似性。然而面对人类在现实世界如何摆脱被奴役的宿命的理论难题,福柯没有像阿尔都塞一样在意识形态内部寻求,他从经验回到域外,再从域外在折返到人自身,最终他发现了死亡,认为死亡是对人的绝对超越,企图把死亡至于人的身体内部来追寻一种“例外状态”,摆脱一切奴役的束缚,成为真正的主人。 2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微观权力 当阿尔都塞还沉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镇压型国家机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认为它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并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时,福柯则勾勒了权力——知识的图式系统,“提供了一座崭新的实践坐标。一场战争咆哮于最深沉之处,伴随其区域战术与整体战略,以接力、联合、延长,而非集中化的方法进行”。于是有别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国家在理论上被赋予作为权力机器的特权的观点,以及在获取过程中导致集权领导政党的实践性概念;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首先对权力概念进行了重构,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个人或团体组织(政党)所掌握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此外,在对权力重新定义的基础上,福柯提出了微观权力说,对疯癫、惩罚、性等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进而揭示这些微观权力如何通过各种装置塑造人们对身体方式和身体行动方式的理解。关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福柯微观权力说,由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葛兰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强调不能仅靠武力和强制,而且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医院等机构来吸引、拉拢、赢得赞同。然而,种种的相似性不能掩盖二者的不同,我们也能够从权力的结构特征、位置观念辨别出。从权力的结构特征来看,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大厦比喻,他虽然承认作为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医院、监狱,它们一方面保证着生产条件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注入健康,富有活力的劳动力。然而阿尔都塞也强调“大厦这一隐喻的目的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有效性所决定的”_6,因此现代社会中,所谓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立,都是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有效性。然而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并不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而“权力关系并不出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的直接的生产关系角色之处。”相比于阿尔都塞把权力安放在大厦的上层,福柯把权力置于与知识相关联的一个拓扑结构之中,它表面上带有一种散射及分派的功能,它镶嵌于无处不在的力量关系之中,而并非最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如父母与小孩的口角,老师对学生的训斥等等。从位置观念来看,福柯认为:“权力位置从国王的神圣统治变成了民主制度的空位,现在权力不属于任何人。”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位置从来没有发生空缺,从文艺复兴以前的君主、教会到现在的统治阶级。具体来说,对福柯而言,“权力的发展如下:它是一种策略而非所有物,其效果并不能被分派占有,而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巧、运作,它被运作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福柯看来,人民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政权,那些团体是通过宣称人民说话从而代表人民而掌握权力,甚至人民并不真正存在,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组织杜撰出来,用来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因而福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掌握权力,“权力在不同的团体、事件、机构和个人之间游移,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它。”然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往往是表现出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赌注,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为了打破一直处于的被剥削状态,企图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以避免对统治阶级的臣服。虽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权力在阶级之间出现游移,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仍然属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位置不会空缺。 3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去政治化”的话语理论 在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他在汲取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去政治化的政治”现象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与分析。现代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家同样受到了“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自我问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现代社会”一节中,汪晖认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及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而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因此从阿尔都塞政治哲学中对政党,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强调,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福柯在对权力——知识图式的分析中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立场。在汪晖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以及展开陈述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哲学的政治化意味着哲学家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占据一定的阶级立场。如在阿尔都塞哲学中他所强调的“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政治思想家”_6,就哲学的政治自身而言,阿尔都塞强调“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将君主塑造成一个新政治主体,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阿尔都塞的这一系列观点,都强调了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然而反观福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取消“立场”的实际意义,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话语进行编织的世界,话语世界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对话语的陈述表达进行控制的网络,人在其中只能是权力关系控制的对象,不可能是其实践的主体;另一方面,所谓人民的立场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民作为一个有机群体不仅是被政治家之流创造出来的,他的自身也是生命权力的产物,并受其支配”。 因此,在福柯的理论中,阿尔都塞哲学中关于政治理论的论述逐渐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亦即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受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等人影响,汪晖在谈及哲学的政治化的时候,亦认为政治化的哲学理论中应强调政治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都具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强调被统治阶级如何打破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他延续了先人的这一脉络,把现代国家统治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首先要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进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他放弃了对领导权的强调,进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领域,话语及微观权力。在话语和权力关系支配下,对疯癫、惩罚、性等命题的谱系学研究,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疯癫、惩罚等话语是如何构成和运作,以及它们与权力的关系。从阿尔都塞到福柯,我们不仅看到师徒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延续;而且也看到一种断裂,如果说马克思前期与后期思想中存在一种断裂,那么在20世纪中期哲学发展的脉络中,阿尔都塞与福柯之间也出现了一种“认识论断裂”,他们都在解释世界也在试图改造世界,但在手段与途径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因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研究产生了藕断丝连的联系,他们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批判理论过程中,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准;同样因为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主观上的拒斥,面对主体、权力理论等基本问题给出了不同回答,从而构成了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巨大断裂。 作者:李超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政治哲学论文 1.公私理论的价值指向:一种作为制度设计的正义 柏拉图致力于从公共利益这一国家整体性目标的视角来阐明正义的内涵。他说:“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个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可以看出来,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应该是与正义内在契合、关联一体的,它以正义为建立的原则,同时又是正义栖息的场所。城邦正义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想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指南,同时也是理想国家为之奋斗的根本目的,正义是思辨理性下全体公民的共同幸福,这种共同幸福就是公共利益的所在,换句话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宿,相应地,如何实现正义其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可以说,从柏拉图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与诠释具有了一种公共利益的内涵与意蕴,这也成为影响后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 按照思维的逻辑,柏拉图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如何实现真正的城邦正义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首先是构建一种形式和谐的政治秩序,这种和谐的政治秩序体现在分工与合作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进入到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现实领域。各个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社会分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扮演好自己的社会与职业角色,不要随意干涉和扰乱别人的分内之事,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个人的正义,也就忠实地践行了个人的正义。当全体城邦公民都遵循这个原则,并且整个城邦生活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时,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正义的了,它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即公共利益。可以这样说,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分工合作成为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正义的总体彰显与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天然同一的。可以大胆地说,正义的城邦无时无刻无处不体现和渗透着公共利益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城邦正义就是公共利益。 柏拉图摒弃了抽象地谈论国家正义的做法,而将国家正义的实现真正落实到了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上,赋予了国家正义以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认识到虽然国家正义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彰显,但城邦中单个成员的个人正义并不是国家正义本身,因为国家正义是城邦成员不同正义内容的有机结合。因此,明确构成理想国家的三个阶层及其成员的各自正义要求,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精神,成为深化正义讨论的切入点。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城邦中最高的统治者,应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与力量贡献给这个国家,一切考量应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的旨趣,这就是正义之于这个阶层的内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知识与智慧的阶层,寄予了极高的道德要求,赋予他们比治国理政更为崇高的职责与使命。推而广之,柏拉图对于知识阶层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内涵,那就是运用好自己的才智积极为国家服务,全心投入,不为私利。柏拉图就一个城邦国家的统治而言再次重申了他关于不义的内涵,那就是那些不够优秀的人实际掌握了统治国家的权力,那样神谕的“铜铁当道,天下大乱”就会一语成谶。“我想那些有才干的人之所以去当官吏,也是出于担心没才干的人上去把国家管乱了的缘故吧。因此可以说,真正有当官吏的才干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从官员的职位可以获得什么好处和乐趣,而是一个必须:因为他们找不到比他们能干甚至是和他们差不多能干的人去执掌政务。柏拉图关于统治者的正义的论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提出了“治国为民”的思想。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管理国家的人倾其精力就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共同福利,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可以看出,柏拉图虽然致力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强调了公益,但在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他还是着重强调了官吏要倾其才智为国奉献,以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尽忠,这种思想穿越时空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强调了知识治国的理念。由那些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沿着合理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倘若国家沦入那些宵小之辈手中,前途势必堪忧。当然,柏拉图这里强调的智慧之人绝不是我们现代政治理论上所说的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而是拥有哲学智慧的人。简单地说,柏拉图确立了一个权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作为统治者与善之间有着稳定且坚固的内在联系,这是城邦政治生活保持正义性的根本所在。 诚然,城邦统治者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城邦的兴衰,因此,如何避免城邦统治者的腐败就成为保持城邦正义的另一关键因素。柏拉图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巨大的财富悬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这一共同信念的形成是希腊人通过许多世代的政治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特别是梭伦时代存在的贫富不均所导致的雅典动乱,更加强化了柏拉图的这种认识。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统治者阶层拥有私人财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他看来,只有废除财富本身,才能取消他们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权利,才能根治统治者的贪婪,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消除财富不均的动因绝非因为财富不均对个人是不正义的,而是因为财富不均影响到了国家内部形成最高程度的协调一致。与之相同的是,废除婚姻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代之以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有节制的交配,目的是获得优秀的后代。因为他认为个别人对家庭的钟爱之情会削弱其对统治者的忠诚。为儿女操心劳累是一种比渴望得到财产更隐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训练不能很好培养国家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因此,与他在财产问题上废私存公的观点相一致,柏拉图主张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的摆布,而必须由国家提供公民成长所必需的训练与教育,使之符合国家的和谐与福利。 就护国者而言最大的正义就是充分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保卫国家。勇敢是身为护国者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对内镇压不法之徒,还是对外抗击虎狼般入侵之敌都要求他们不但善战,还要很勇敢;除此之外,以坦荡的心灵树立符合国家要求的幸福观也是身为护国者的要素。这种幸福就是坚守城邦、无私无畏、甘于清贫,金钱财宝、美女豪宅与他们无涉,正是这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才构成了护卫者最大的幸福和正义。护国者摒弃了为某一个阶级幸福奋斗的思想,立足于全体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才会在全体人民的幸福之上体验自身的幸福。倘若他们沉湎于个人的吃喝玩乐,国家的前途就势必会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图在这里强化了个体的道德选择必须符合国家伦理的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价值观。然而柏拉图不曾考虑的是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以自己的伦理目的肆意剥夺原本属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幸福和自由,个体自由与幸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挤压了。这种理论范式传至黑格尔,演化成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人民非但不能违拗国家的伦理目的,而且“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 对于生产者阶层,柏拉图并没有明确描述他们最大的正义要求是什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层及其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不大,只要他们遵循一个节制的原则,就可以不必像前两者一样,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一切行动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宗旨。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婚配等。在这里,节制就是他们防止走向邪恶的原则,就是他们走向城邦共同善的道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公共利益原则依旧是这个阶层成员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隐性规范。 2.公私同一的政治哲学理念: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想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种种设计中,突出反映了城邦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在他所做的安排之中,都力图消灭个人利益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旋律,成为所谓个人赖以存在的阿基里斯之钟。个体的灵魂维系于社会本质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同一的。个人在城邦之中是以一种公共生活为其存在方式的。柏拉图清晰地看到了,公共生活或公共利益的恶劣与腐败,会直接导致个人美德的不复存在。所以,他在《理想国》中一直保持着对个人私利的鄙夷与不屑,它是城邦全部危险的根源。在柏拉图看来,利己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还完全误解了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利己主义者不明白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其实是相同的;社会并不是外在于自足的个人的,相反,个人总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利己者就像一个认为只要把脚放入花盆它就会像树一样疯狂生长的疯子。柏拉图完全没有弄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另外,他坚决反对的正是后来风行于世的公私两分(或者说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柏拉图认为把个人和社会看成两个独立自足的要素是错误的,人和社会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一个人的欲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是同一的,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恪尽职守成为个人生存于城邦的全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城邦共同善的实现之中,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权利与自由都内化在了个人追求城邦共同善(公共利益)的行动之中了。 柏拉图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胶合为一的关系上,消解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私利益关系相统一、相协调的一面。柏拉图这种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很难让我们定位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案还是一种终极性的理想主义解决。因为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现实的经验告诉他们公私利益矛盾原本可能就是一个假命题。虽然他已经观察到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但他宁愿在重归先贤文明的昭示下祛除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重铸公共利益大一统的城邦辉煌。 就柏拉图而言,这很难被仅仅定义为一种理想,正如后世许多思想家对《理想国》的评价一样。尼采就认为《理想国》并非空想而是富有实践使命的。当代一些思想家也承认尼采的这种论断不仅符合《理想国》的思想内容,也符合柏拉图的实践活动。总而言之,不管这种方案理想也罢现实也好,这都不影响其传达出的某种理念的正当性,正如卡西尔所认为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远远超越经验和历史的范围,它将指引人类不断地求索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作者:刘晓欣 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后现代政治哲学论文 一、后现代政治哲学言说开启了当代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域 批判是哲学本性,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它就无法留存,更谈不上流传久远。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还要批判微观领域,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依然是“世界文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对此,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事实上,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至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在现实层面上,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并与之斗争。从微观层面上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还是马克思的,更是当代中国的。 作者:李福岩 崔晓庚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克思:异化的劳动与异化的政治知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中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是马克思力求从中性的角度来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表征。总体上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会产生出与其地位相应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倒的意识”时,他们是从异化的劳动势必会导致异化的政治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的,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马克思逐渐将“意识形态”概念向中性发展,使其作为与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总体说来,正是通过深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知识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势必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识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权力内驱力 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对于舍勒来说,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与马克思强调劳动异化决定知识异化不同,舍勒主张,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人的本能—内驱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如果不存在追求权力的内驱力,那么,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而关于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则是关于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他的逻辑思路是,所有知识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而对于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结构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则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作为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所以,所有知识都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作为预设前提的,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应该到人的本能—内驱力理论中去寻求根据。在舍勒看来,知识本身就是透视社会及其特有结构的窗口。舍勒认为知识的结构与知识的从事者自己的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例如,在对形而上学知识进行分析时,他指出:“对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来说,形而上学家们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等级和阶级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此外,舍勒还强调了知识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形而上学体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民族虽然也通过各种精确科学的方法论表述它们的本性,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形而上学把它们的本性更明确、更直接地展示出来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建立一种能够把哲学理论史上的诸阶段与产生这些哲学理论的各种群体类型联系起来的理论,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舍勒针对与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科学知识关联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所做的分析是极其深入的。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力强调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竞争对于知识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道:“对于不断把比较小的、分散程度较高的群体合并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国家群集来说,对于不断加强———一般说来可以使知识的发展从其中获益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来说,存在于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权力的扩张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对于知识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舍勒的分析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对于知识的正面影响。在舍勒那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之外,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他说:“如果人的精神内部不存在能够使自身超越所有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这些意识形态之以透视法表现的利益的任何领域,那么,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对真理的认识都必然会成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认识就都将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三、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确地固定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知识形式的特性进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还论证了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在曼海姆看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从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中剥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但仍没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将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当然,也正是从曼海姆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不是强调存在着意识真空状态,而是强调人们的思想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会出现一种新的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意识”的内涵。客观地说,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虚假意识”思想的影响,他刻意将这种因有限的认知视角而产生的扭曲知识,称为“意识形态”,在词义上相当于强调“阶级的意识”。当然,也正是在阐释“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曼海姆看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鉴于他们自诩的独立自主性和各种各样的来历,不仅被要求在一个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政治实践中扮演公正的集体批判角色,而且还应是建立在非相对性的、客观真理之上的科学政治的推动者”。曼海姆认为:“能够使这两种角色的扮演切实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定的优越地位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揭露。”由此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不仅帮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与政治本质,而且也催生了区别于舍勒的新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首先,通过强调“政治—历史知识总是局部性的,是仅从某种视角观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确指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势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有些人倾向于否认达到真理和领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来,倘若人们已根据上述的第一种情形来检验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那就产生了另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它在于试图把发现和分析存在于每个历史—政治观点中的‘社会平衡’的任务分配给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解释道:“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清具体存在的一点‘知识’和估价性的、利益约束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作为错误的根源加以剔除,以达到‘客观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价性的’、‘超社会的’、‘超历史的’领域的目的。”最后,曼海姆还指出,这里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本来的政治起始点上,评价性因素不容易被分离出来,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会学思维中和其他种类的纯形式化的知识中以同样程度地可能被分离出来”。曼海姆之所以强调这种选择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正是在这种选择中,知识社会学包容意识形态成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将乌托邦也解释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乌托邦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与意识形态概念所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识相反,乌托邦体现了受压迫群体在理智上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愿望。更确切地说,乌托邦是关于摧毁与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意识的总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问样也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还提出了“知识的政治”概念。很显然,“知识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它通过进一步阐明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凸显了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这里,曼海姆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政治的发展是受制于知识的,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例如,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把所有政治问题掩盖在行政这个帷幕之下的企图,可以用官员的活动领域只存在于已经被阐明的法律界限内来解释”。 四、福柯:权力与知识 弄清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贡献所在。将知识权力化其意义就在于,使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朗化,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为直观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贝斯特曾经高度评价说:“福柯不会呼唤‘社会学的终结’,却会呼唤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社会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与现论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整体化的假定断然决裂。”福柯并未像马克思与曼海姆那样只是通过细分知识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分知识与政治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道路。福柯不仅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建立了权力系谱学。通过将政治具体化为权力,在明确知识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上,福柯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一目了然。福柯曾经明确说:“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正因为权力常常会被作为政治的代名词来加以理解,因此,从福柯的话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一方面,福柯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知识”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福柯的“知识”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所谓“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包含有人们想成为(关于自身的)知识的主体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无疑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衍生出来的,但二者的具体含义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因此,总体上说,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走上知识权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识权力化的深层次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福柯那里,“话语”与“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这样看来,不仅“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权力也不是镇压、压制等的代名词,而是同“话语”一样,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因素。由此,正是通过深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消极性的,而是在此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福柯不仅严格区别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批判理论家或系谱学家,后者的任务不是为了知识自身而制造知识,而是为了对政治抵抗活动有所贡献。福柯认为,系谱学家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他抛弃了任何自命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群体的虚夸态度,承担着一种更谦逊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顾问的角色。同时,与那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识分子并不企图强加一些封闭的整体化方案和行动计划,用来把局部的斗争统一成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正因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识去颠覆当代的统治形式,最终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头批判者。安东尼奥曾深刻指出:“虽然福柯对统治和反抗的辩证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批判的微观政治学,但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渗透的更广泛的论点却提出,统治实际上是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小生境中涌流出来的。控制的系统是如此地铁板一块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难想象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部发生。”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在一个像我们的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来中立和独立的制度的运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它们———也就是要撕掉总是通过它们而被含混地运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们可以与它们做斗争。” 五、结语 综上可见,知识社会学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尽管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细挖掘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也为人们从中寻求知识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属于政治知识的只有意识形态;但是在曼海姆那里,不仅意识形态是政治知识形式,而且乌托邦也是政治知识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日益认清知识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之后,知识的泛政治化现象更加明显。在福柯那里,权力现象无处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会在与权力相关联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成为政治化的知识。从福柯的分析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知识政治化已是社会的常态。 第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强调“知识影响政治”到主张“政治影响知识”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曼海姆曾经提出“知识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强调的是政治受制于知识,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经过福柯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是政治影响知识,特别是权力影响知识。尽管福柯一直强调权力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但是,他对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关系的极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里不仅知识是深受政治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是伴随知识发展始末的。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 从福柯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知识的发展中只存在着为权力而斗争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政治更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权力。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权力的范围,它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国家权力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此,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政治到福柯的权力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看,在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关于政治的理解主要经历了国家政治、权力政治与价值政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个历史阶段不仅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这三种关于政治的理解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界域。由国家政治论发展到权力政治论,由权力来统领政治的内涵,其优越性在于避免了用静止的、抽象的概念对政治进行解释,但其局限性在于使政治的内涵走向狭义化,将对政治的关注引向了一个十分狭小的权力范围。沃尔特也指出:“最有用的权力概念既不会在它的领域内排除说服和强制,也不会认为权威或暴力何者更为重要,更具有终极性。”因此,当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进行紧密联系之后,严重后果就是势必会把人们的政治思维限制在关注说服与强制,以及权力和暴力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难有终极性结论的。 作者:欧阳英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家哲学思想与民粹主义关联 作者:邹志斌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问题症结之所在 对于民粹主义的概念,除了知道“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俄国的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5]外,其本质为何,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思维观念,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理论的缺陷、历史的局限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至今所有参与讨论“与民粹主义”问题的学者中,都没有予以正面的回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随意地使用。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仅仅是从个人只言片语的语言风格来任意揣摩、猜度个人的思想特点,主观偏执地认定天生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后来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而已[6]。这种主观想象的做法,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例如: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就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个人的思维特点和感情倾向,他在《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就指出:“在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7]。不难看出,在莫里斯心中,的民粹主义问题,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心态情结而已。而在国内的其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却成了另一种东西。李泽厚就将民粹主义理解成为了一种“大锅饭”模式的分配制度,胡绳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说:“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8],他认为凡是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就一定是“民粹主义”。正因为对于基本定义的解释有所不同,就使得对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诸多学者根本就没在同一个问题上展开争论,而仅仅是从个人身上的各个碎片来解释对于个人的印象。理论与实践的二元选择国内的许多学者指责是民粹主义者,其主要的事实依据就是,在建国后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早在建国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9]323。基于此,国内的不少学者(如胡绳等)就认定,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胡绳对的意思显然是一种歪曲地解释,他们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二者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工业化则是生产方式的一种类型,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确实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后发国家要完成国家工业化道路都必须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机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无疑是构成胡绳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关于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践的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因此,在讨论关于在建国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的问题,首先应当立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实践出发考察在建国后是否为民粹主义者,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中国从原有的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型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得到解放。而对于这些问题,胡绳等人根本避而不谈。也许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世界里,根本就不懂经济,而在时代,中国的经济根本就是糟糕得不得了,一无是处。例如,李泽厚就认为:“《选集》第5卷收的是1949年胜利后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对这方面很不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11]。毫无疑问,这种盲人摸象的视角、断章取义的解释以及牵强附会的逻辑推演,使坚信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待和的经济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在建国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过早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却根本不关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2]。其实,稍有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到去世时,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连自行车和手表都不能生产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客观事实表明,认为不懂经济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不走工业化道路,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先生,在谈到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其观点却与胡绳、李泽厚等人截然相反,他认为:“无论人们对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事实上“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4]。历史观的二元选择国家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即是坚持人民群众为本位的唯物史观,还是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而具体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而坚持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他们认为只有少数的精英资本家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胡绳在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主义很大一部分跑到国外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15]。而李慎之则更是赤裸裸地宣称:“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那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16]。从这些猥琐、龌龊的言语中不难看出,胡绳、李慎之等人对于资本家离开中国大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焦虑的心态和对做奴才的渴望,而这种表象的背后则是对资本的顶礼膜拜,更是对人民群众的鄙夷与不信任,认为只有资本家(少数精英)才能发展国家的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至此,以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时候,将自己的阶级立场完全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也退化为唯心史观,完全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实践的经济哲学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所提到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指什么?它和民粹主义者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这涉及到理论研究的学风问题:绝对不能将同志在具体环境下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无限地扩大解释,“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9]。同志所讲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绝不是指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黑暗的社会剥削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建立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20],而不是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9]207。只有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另外,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原则,没有限制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1]。由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国家(除苏联外)清一色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人们往往也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混为一谈,经常进行相互替代的使用,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在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时还要刻意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22]88。也就是说,所说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且它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少数资本家,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绝不能将资本主义所有的构成要素当作充分必要条件作为衡量是否为“民粹主义”的标准,只有忽视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作用的理论才是“民粹主义”。2.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选择“民粹主义者”这顶帽子,说到底还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唯一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因为“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23]。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中国人民肩负着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在建国以后,面对着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洗劫和饱受数十年战争蹂躏后的、且早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会入侵的生存危机时,党和国家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22]89。而如何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立志要在中国搞工业化。他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24]。而在建国后的具体历史环境下,中国要想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道路,有两种选择:一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用私人的力量完成工业化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国家的力量完成国家建设的工业化。从理论上讲,如果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国家的发展完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27]。因此,主观上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客观上说,当时中国也不具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28]。因此,无论是主观的良好愿望,还是客观的实际需要,中国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选择是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29],虽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当时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30]。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绝不是为了马上进入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的”[31],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就在于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对“工业化”的定义同样需要界定清楚。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32]。而按照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和建设勇气,也根本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只能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所以,“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33]。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共同做出的合目的性(消灭剥削)和合规律性(发展工业化)相统一的历史性选择,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的问题。3.实践主体的再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即国家完成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动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共同完成。但同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34]。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首先需要认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即谁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谁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利用私人(即少数精英资本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撇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本国人民的血泪史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殖民史不说,仅就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言,也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地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促进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36]。既然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就天然地落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了。而事实上,推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力量也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资本家。但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却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偏执地认为只能由作为历史英雄人物象征的资本家们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而人民群众对此则只能是无所作为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反倒是和一直被他们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民粹派把群众视为一群盲目的、无所作为的‘群氓’,比作一连串的零,说只有把英雄人物这个实数加在这些零的前面,才能构成有效数字”[37],不过这也是持唯心史观者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所以,他们才会对1949年官僚资本跑到国外去的这一事实表现得无比恐惧,而对于人民的作用却又充满了不信任,“不信鸡毛能上天”成了这些人的普遍心态。事实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38],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即使是被无数资产阶级学者所顶礼膜拜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历史发展也是由人民群众作为最终的推动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39]。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探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当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的意志、要求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他们要求统治者改弦更张”[40],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改革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根本起不到任何的历史推动作用,只有当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彻底地革命时,才能完成生产关系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方向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1]因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2]。 结束语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并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完成的,而现代化发展也必须遵守“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人民的阶级基础。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政治哲学论文:哲学意见对政治建设的启发探索 作者:黎永红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人类的认识活动从问题的发现到个体意见的提出再到群体共识的形成直至真理的临现过程中,意见是重要的一环。意见作为认识,其本质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仅驳倒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从而克服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不足,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意见引入认识论,是对认识运动过程的精准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这双重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客体化来改造客体以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同时也通过客体的主体化为主体提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提升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历史的变化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意见是主体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认识能力和形式,引导主体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走向正确的真理。意见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必须经过“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矛盾运动对话者提出意见来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非界限不明,谁是真理、谁是谬误要通过争论才能明晰。如果某对话者利用强权、狡辩或话语霸权把一己之见当作真理、把其余不同意见视为谬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把真理和谬误的界限说成是泾渭分明的,那就陷入了独断论,其个人的看法也只是一孔之见,与他人的意见相比并没有天然的合理性,本质上都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对话参与者所能做的,与其自以为是地掌握真理,不如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对话者彼此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错的(承认有可能出错),最终也可能获得真理。意见对于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就是在克服意见之际展示自身,从而赢得所有的对话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5]独断论倾向在先秦哲学孔孟法家中有所表现,他们创制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经学独断论导致了理性专制主义,甚至“以理杀人”。而庄子反对“蔽于一曲”,反对把意见当作真理的独断论,却走向了相对主义。庄子认为种种意见的是非之争都根源于“成心”,区分了主体在认识真理性和价值性上的三种不同取向。“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贵贱是由超主体的力量诸如天神上帝、人间君主皇帝、金钱来决定,主体被取消了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世俗的一般看法;“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即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比如儒墨法都以自己的学说为终极真理,将其余学派的意见斥为谬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从道的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一切皆平等,就能克服一切偏见和束缚。[6]庄子主张以道来克服“成心”,反对主观片面性有积极意义,但在《齐物论》中主张“齐是非”,取消万事万物的差别,走向相对主义。面对“蔽于一曲”的老子、墨子、惠子、庄子,荀子提出“以道观尽”的“解蔽”学说,主张解除人们心灵的束缚,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再展开不同意见、观点的辩论,通过辩论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一致”又要分化,成为“百虑”。正所谓《易传》所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反映了思维辩证运动的规律。正是在思维矛盾运动中,对话者展开意见的争论,做到自尊也尊重别人,思想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反思哲学意见范畴,为长期受“权威”压制的“意见”正名。把哲学意见范畴引进政治学,把意见范畴与民主范畴联系起来,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支持。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发展出了一种认识能力即“意见力”,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除了以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之外,还有通过意见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意见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确证了认识主体的本质力量,即主体通过“意见力”实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意见的表达表明立场、角度和观点不同的主体都渴望了解事物的真相,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因而,哲学意见范畴具有多元性、真假未定性、独立自主性、批判性的理论品格。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拓展党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适应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要求。民主与专制、独裁相对立,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多数人的统治。首先,实行民主的政府必须保证主体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伏尔泰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不仅是在私人空间,更是在公共空间以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从民主立法的角度实现基层百姓普遍议政,是民主建设的一条途径。民主立法就是民众通过意见的方式在法律层面上表达其利益、意志、愿望。一般说来,如果民众能够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意志、愿望和要求表达得愈完整、明确和充分,法律就愈能够在民主建设目标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民众也就越愿意选择诉诸法律的方式来表达意志和利益诉求,而不是诉诸其他非法的方式来寻求自己利益需要的满足。立法机关与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作为立法主体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彼此之间要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在沟通和妥协基础上,确立立法、民主与和谐的观念。目前我国法律制度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离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民主立法的各项制度。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必须要进一步推行党内民主决策,除了领导班子内部决策外,更重要的是普通党员要参与决策,并且是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哲学意见范畴表明认识不同的主体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然权利,是符合人类本性要求的权利,是国家公权力所保护的公民政治权利。意见的表达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的体现。在党内民主决策中,保障普通党员的参与权,发表个人的意见,同时获悉其他主体的意见,全面了解决策的情况,以便表决时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当下,意见和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党内组织成份出现复杂化趋势,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整合,而整合就是对社会群体中不同意见利益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使社会组织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满足。有效整合需要党员充分参与,把自己的意见集中到公共平台上,暴露在阳光的监督下,才是成功的整合。当然,基于民主决策基础上经妥协形成的共识不等于基于科学决策基础上形成的真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民主决策形成的共识反映的主要是共同利益关系,其结果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就是对的。肯定“百虑”的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一致”的共识,不过,虽然达成“一致”,但是还不等于就是真理,事实上,许多被公认的意见不一定是真理。诚然,某个论断如果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意见,就转化为真理,它的真理性将被得到证实,最终被大家认可接受。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反对的决策不宜实施,即使强制实施,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主体多元利益格局下,需要普通党员群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最大限度地平衡所有人的利益关系。实行党务公开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前提保障。党和政府的权力只有公开接受监督,普通党员才有机会介入党组织的权力运作过程,其参与决策权才有可能得到保证。第一,党务公开必须确保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规定各级公职人员的权力和义务。从国家层面上说人民是国家权利的主体,从党组织内部说党员是党内权利的主体,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尤其是保证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如果决策只是领导干部之间进行,向普通党员隐瞒,那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公开制度。第二,党务公开必须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决策结果的公开透明。决策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取决于决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要依法保证普通党员包括民意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将整个决策过程公开。如果决策结果形成后再公开,公开就变成所谓的“通报”,决策机构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决策过程应当是开放的过程,从准备、开始到结束,全程向媒体开放,接受舆论的监督。决策开放的程度、频度和力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三,所有决策者的主要社会关系背景和个人财产公开透明。因为决策者手握国家公器,行使的是公权力,事关公共利益,要防止其以公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因此决策者的“隐私权”应有所“透明”,权力越大其“透明度”越高。决策者的财产公示和社会关系公开是保证决策的公信力的屏障,这在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同时并存的当下,对于决策的社会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招聘过程中,招聘单位的决策者应该依法依规公开自己的社会关系背景,自觉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保证招聘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哲学意见范畴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怀疑的批判精神武器意见从对事物的疑问而来,尤其是对自己行动的理论预设前提保持怀疑(一般人是不去怀疑的),凡事多问,怀疑产生问题,尤其是对问题的预设前提的怀疑——反思,对认识的再认识,往往就是踏入科学发现的门槛。怀疑性是科学的重要品质,它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 怀疑的批判精神不是科学没落的象征,而是科学进步的保证。康德认为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引导其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从追求客观世界确定不变知识的本体论转向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研究的认识论,通过“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怀疑批判前辈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上诞生的,也是在经受怀疑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没有自诩自己的学说是绝对真理,认为仅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的答案”。坚持怀疑的批判精神既是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青春活力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谦虚品格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哲学意见范畴表明主体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通过不同的声音传递自己的判断,展开对其他异见者的批判,在互相批判中或求同存异或坚持己见,推动对话的进行,尝试着接近真理,求得问题的破解。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有一种批判思维的精神,科学真理就是在怀疑的批判中发现的。英国学者克拉克是牛顿的朋友,1715年代表牛顿与莱布尼茨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19世纪奥地利科学家马赫与牛顿学派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与马赫的批判性对话催生相对论。这些学术上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也是在批判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破除“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国人民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总而言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意见流通的机制上保证人人都享有表达自己真实意见的权利,通过上传下达、四通八达的网状渠道汇集成智慧的海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用人机制上确保发表不同意见者不会因言获罪;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奖惩机制上鼓励主体提出不同意见,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只有这样,民主政治建设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卢梭思想透析 作者:周师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笔者认为,完整的人的生活领域内在地包含着私域和公域两个部分。私域(又称“私人生活领域”)是指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个人确保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反,从上述有关公域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基础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域(又称“公共生活领域”)指的是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成员实现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公域是区别于私域并且与其一起构成完整的人的生活的领域,它是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处理公开的公共事务并且实现共存和共享的领域。它也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集体存在方式。作为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意志的表达,公意便产生于这一领域。这意味着,一方面,公域是公意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公域便不可能存在公意;另一方面,公意又必须在公域的范围和界限内存在和发挥作用,公域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对象和范围。第一,公域中主体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必须是“公共人”。“公共人”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是公共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的人,是在共同体中有统一性的共同的“普遍自我”,正如卢梭强调的那样:“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4]他往往只着眼于公共利益。格罗夫曼和费尔德以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理论假设为前提,最后演绎并推导出了“公意即公共物品”的结论。这当然是对公意内涵的一种误解,因为很显然他们的大前提是错误的,[5]“经济人”是完整的和孤立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原子式个人”,他往往只着眼于私人利益,是具有特殊偏好和偏见的个人,这样的人是属于私域(家庭、谋生等领域)而不属于公域中的人,那么他们的意志又怎会是公意?有学者便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批判。①第二,公域中事务的普遍性决定了公意的对象必须是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指的是超越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具有整体共同性和普遍性的事务。卢梭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意是绝不针对个别的对象考虑问题的,无论这个个别的对象是在国家之内还是在国家之外。……由于作出规定的行为者是公意,它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带普遍性的”。[6]这种事务与一定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都息息相关,因此需要所有成员形成公共意志。相反,如果事务本身不具有公共性,那么处理这种事务的意志就不是公意。比如,雅典城邦公民判决了苏格拉底死刑,有人认为是公意杀死了苏格拉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杀死他的不是公意,因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人并不具有公共事务性,判决不具有公共性的人死刑怎么也不可能是公意所为。第三,对公域的不同解读决定了公意的内容必然具有差异。就是说,不同的人对公意的内容都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公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有两种表现。一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比如,在当代功利主义者内部,一些人把公域理解为实现通过平等分配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领域,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每个人平等权利的问题,重心是平等;但另一些人却把公域当作通过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以创造更多财富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和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的问题,重心是自由。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说的那样:“虽然一些功利主义者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财富就会使效用最大化;但另一些功利主义者却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认为它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7]二是不同学派之间有不同理解。比如,自由主义学派把公域当作实现和维护个人权利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在他们眼中,公意的内容便是围绕着如何确保个人权利而展开的。社群主义学派则不同,他们把公域理解为一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应地,在他们看来,怎样实现并且维护公共利益就成为公意的优秀内容。总之,公域是公意立论的客观基础。公意的对象和范围只限于公域,同时公意的内容也只能被公域所决定。 公共需要是公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动力 “要如何才能既实现人们的共同协作又不会因此而丧失自由”是卢梭思考社会契约论并进而提出公意思想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要求人们共同协作?是人们的公共需要。一切社会及其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条件的,必须满足人的衣、食、住、用、行等各种需要之后才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8]就人的需要来说,它完整地内含着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个部分。个人需要是指个人或者家庭感到私人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个人满足的心理驱动力,相反,公共需要指的是共同体所有成员感到共同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共同满足的心理驱动力。公共需要区别于个人需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心理驱动力,是人们应对公域中的公共事务(如战争还是和平、秩序还是混乱、自由还是奴役、维持自然生活状态还是进入社会生活状态等)而激发出来的,是人们通过共同协作实现和共享公共利益的道德动力和基础,也是驱使人们达成罗尔斯所谓“重叠共识”并且进而形成公意的原动力。霍茵菲尔德•尼布尔也认为,人除了自私的自然冲动以外还有另一面,即“人的自然冲动不仅促使人超越自己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性,而且也促使人与其他生命共同达到某种和谐”。[9]公共需要具有客观存在性。它的对象中包含着很多物质的东西,如各种公共事务;它的基础是公域,而公域是客观存在着的一个领域;它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外部物质条件,而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由是观之,之所以人们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遭遇了普遍性的共同障碍,而且它的力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个体维系其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如果不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生存模式,人类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而走向灭亡。正是“共同生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公共需要激发了人们“协作共生”的公意的产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论社会公约”部分其实已经隐含了这个思想,他说:“除了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在一个动机的推动下,一致行动,才能战胜阻力,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10]这里的“动机”一词其实已经暗含了公共需要的意蕴,只不过他用了主观性的“动机”表达了客观的公共需要而已。公共需要不仅是公意产生的道德动力,而且也是公意发展的道德动力。人们的公共事务是随着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新的公共事务又会引发人们形成新的公共需要,因此人们稍低层次的公共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公共需要。比如,当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相应地产生并提出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高层次的需要。这与马斯洛认为的人的需要是由低向高逐步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公共需要推动公意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公意的主体范围在逐渐扩大。古希腊时期,只有公民才有表达公意的权利和资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是除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妇女、儿童、奴隶、俘虏和外邦人之外的有财产、有智慧、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的成年男人。可见,有资格表达公意的公民范围确实非常狭窄。但是后来,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者的据理力争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手工业者、农民、奴隶、妇女等人群也享受到了表达公意的公民资格。卢梭凭借着天赋人权理论这一“批判的武器”对格劳秀斯关于剥夺奴隶公民权利的合理性观点给予了严厉地批判,说“剥夺了一个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行为的道德性”。[11]可见,表达公意的主体范围确实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二,公意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伊始,公意主要是表达对和平、秩序、安全等内容的公共需求,随后,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福利为内容的公意要求逐渐增多。比如,霍布斯更加强调秩序和安全,洛克更加强调自由,卢梭则更加强调平等。又比如,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保护生态环境为内容的公意表达现在变得越来越趋于一致,须知,前工业时期此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 实现公共利益同时保障个人权利是公意的旨归 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学术界对此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其依据在于卢梭的表述,如“公意……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只有公意才能按照国家成立的目的即共同的福祉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在于……共同的利益”等。然而,有不少人把它当作公意的唯一宗旨而不承认甚至否认公意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的宗旨,笔者认为,这是对卢梭公意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把二者等同起来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尽管联系密切,但二者毕竟是有所区别的。个人权利是法律赋予个人的要求他人或组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资格,是属于公域范围之内的,是国家给予保障并且可以共享的权利,对于个人来讲,他享受也好不享受也好,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程度之别、多少之分。反之,个人利益则是个人或家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需要自己努力积极争取的东西,是每个人自身生存的条件,是属于私域范围之内的,其实现有多少之分、程度之别,这种分别又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天然禀赋、家庭出身、努力程度、受教育水平、因缘机遇等等很多因素,具有非共享性。可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个人权利既然属于公域,公意又是公域的最高指导,那么公意保障个人权利也就是正当的了。前述那些对此观点产生误解的人就是混淆了个人利益与个人权利的之间界限导致的。在他们看来,公意只代表公共利益,不可能代表个人利益,相应地也就不可能保障个人权利。事实上,卢梭始终认为公意也是要保障个人权利的。他在探讨人类处于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的得失问题时曾指出,在公意指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所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们对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和根据正式的身份而拥有的财产权……”。[12]这里的财产权难道不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少人认为这种财产权已经改变了其个人所有的性质成为共有财产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他在“论财产权”一章中明确指出:“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在共同体形成的那一刹那间便把他当时所有的一切———他本人和他所有的力量(他的财产是其中的一部分)———都交给共同体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由于这一行为,在转手的时候所有权便改变了性质而成为主权者手中的财产了”,[13]进而又说:“共同体在接受个人的财富时,不仅没有真正剥夺个人的财富,反而保证了个人对财富的合法拥有,把占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对财富的享用转化为对财富的所有权”。[14]很明显,这里的财产权仍然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个人所有权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在他看来,个人财产权利也只有在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才能够克服自然状态下的“脆弱”性,才为社会状态下的人所尊重而更有保障。言外之意,公意是个人财产权利的强有力的保障者,而非个人财产权利的对立面甚至剥夺者。另外,他在“论主权权力的界限”一章中也明确指出了公意以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侵犯个人权利的原则和宗旨,“主权者绝对不能对臣民施加对共同体没有用处的约束,它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理性的法则,没有理由的事,就不能做;按照自然的法则,同样是不能做的”。[15]主权者是什么?主权者是公意的表达。因此,上述观点也就转换成了公意不得侵犯那些“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权利。综上所述,公意意味着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统一,其宗旨不仅仅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而且也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因为不同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它也是属于公域的,保障个人权利不是保障个人利益。我们必须清醒看到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的区别,否则难以真正把握卢梭公意思想的实质。 “话语”讨论是公意产生的共识基础 卢梭在论述“原始的约定”的重要性时曾指出,人们的“结合”是有条件的,这种“结合”内含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两个方面,否则,就不是“结合”而是“聚合”。“聚合”是指彼此之间没有意见交流的分散的人们像麻袋中的土豆一样被外在强力集合在一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人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利益,没有公共的“话语”,因此不可能产生公意存在的共识基础。反之,“结合”就是缔结契约,契约本身就意味着签约人之间就公共事务进行陈述、交流、沟通甚至是辩谈的过程。“结合”是平等自由的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有着共同的“话语”,通过公共讨论达成共识,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意志才是公意。无独有偶,他在“论公意是否会出错误”一章中也明确指出,“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时,……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的”。[16]显然,卢梭认为公意产生的条件是“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私意中内含着公意,然而,从前者升华为后者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私意往往是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这为公意的产生仅仅提供了一种“必需”,但只有这些私意“求同存异”并从中找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意志来,公意才可能产生。这就要求共同体成员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并进行公开的讨论。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作“实践问题用话语来处理”,他说:“经过话语形成的意志,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话语与讨论状况的形式特点足以保证,共识只会通过被适当解释的普遍利益而产生。”[17]由上述卢梭的两段论述不难看出,公意得以产生的共识基础是“话语”讨论,即是说,它需要通过人们在公域中讨论、沟通和辩谈来达成。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们在公域中会公开辩论“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内涵及其边界,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对公域的范围、公域内应有的规则、公域内应该合理给予定位的公共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等进行公开地讨论甚至辩谈,通过“话语”途径,“求同存异”,最终形成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公意。总之,公意不是自发生成的,它要求共同体成员向公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并且与每一个其他的成员进行讨论、沟通和辩谈,通过“话语”的方式来达成共同的认识和意志。 政治哲学论文:创建政治哲学的迫切性综述 作者:闵长虹 单位:浙江大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迫切性 从传统社会崇尚的整体德性正义观到近现代社会追求的外在规则正义观,再到当代社会提倡的德性与规范相协调的正义观,西方政治哲学的变迁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辩证法。这启发我们,正义既不是古代落后生产力背景下的先哲们的直觉感悟,也不是近代个体被强迫遵循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无奈选择,而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当代的自觉追求。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相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的依赖性”的传统社会解体,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在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穿、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被揭开之后,存在于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所取代。伴随个体权利的成功伸张和有力扩张,维护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私有利益成为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个体权利本位及其诉求的正义制度为自由划定了上限,对自由似乎不能再有更高的奢望。马克思要超越的正是这种哲学,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接地将自己的哲学与他要超越的哲学的差别表述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个新的立脚点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要求的伦理原则,超越了仅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阈。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的全新的政治哲学观。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非常有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这些诺言纷纷破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自由主义民主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为背景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为自由划定了上限,使人陷入自私自利的樊笼而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与人类解放的宗旨相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6](P.106)然而,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围绕正义、权利、民主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似乎只要论及正义、权利、民主等问题就只能求助于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失语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仅仅被诠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产生忽视民主形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误解,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维度的被遮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肯定维护个体权利的正义原则及相关政治制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其只是过渡性的正义原则和政治制度。自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使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尝试着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制度,其建制形式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位,以完善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自由主义主导话语权的西方学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自由主义对其的反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么被看做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要么被当做是自由主义缺陷的补充,其自身逻辑从未得到清晰呈现。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洞察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变迁的真实意向,分析西方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的利弊得失,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构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尽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聚焦于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对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系统、精深的正义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过错,仅仅依此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旨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根据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唯物史观是依据科学事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任务是向人们揭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是怎样”的,因而它只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规范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使以规范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面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失语状态。在唯物史观中,事实与价值、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考察一切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只有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才能够得到合理说明。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个人自由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波普、伯林还是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力图将马克思的方法归于机械决定论,批判其以历史规律宰制个人,否定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终导致专制主义的发生。在回应这一批判的过程中,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和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事实与价值内在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分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学科只满足本学科的研究,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阈日趋狭窄和片面,最终引起“回到整体马克思”的呼吁。“回到整体马克思”需要我们洞察唯物史观的真谛,立足唯物史观的旨趣,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以规范方式考察问题的视阈。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分析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迁,实然地揭示了客观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诉诸应然的价值准则指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努力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狭隘与资本主义正义的片面。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从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性”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再过渡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维度,双重批判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历史基础上逐级展开。因此,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先批判资本主义后批判封建主义,超前批判资本主义容易掩盖封建主义的更大罪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把准确阐释唯物史观作为切入点,既扬弃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坚决抵制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国外以列奥•斯特劳斯及其后学为代表,提出了古代的善(整体美德)高于近现代的个体权利之命题,他们虽然敏锐地洞察了现代性的消极面,却也拿不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存在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与危险。与国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呼应,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潮大肆渲染儒学复兴中国,鼓吹儒学拯救人类文明危机。儒学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无疑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儒学也有其“糟粕”性的一面,思想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使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真正的和谐不是观念上的自我陶醉,而是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创造;不是封建宗法关系笼罩下的温情脉脉,而是经济独立之后个体的精神觉醒。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又要借鉴性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用体制正义带动以人为本的国内科学发展,又要着眼自由主义泛滥的世情,用人类正义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当下借鉴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宪政民主的有益经验,又要着眼未来阐释用人类正义取代资本正义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碎片化、价值虚无化、意义空洞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一理论构建显得愈加迫切。 政治哲学论文:被误解的波普尔政治哲学 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政治哲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论文 摘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动的反思,建立在人们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在生活世界的实践语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和反思。在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哲学相遇的可能性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坚持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即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社会价值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优秀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当今的就业环境下,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倾向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尤其是在个人素质和思想道德上,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与用人单位需求形成对比的是,在我国高校中的教育环境中,更多的是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尽管思想政治教育也照常开展,但因理论缺乏有效的实物载体,枯燥、抽象,再加上教学形式陈旧,重视程度不够等因素,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不尽人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枯燥的理论变为生动形象的展示,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我国传统茶文化,自理论体系形成之后,其优秀价值一直相对稳定并被大众所认可接纳。在其27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茶文化的德育功能一直为人们所完善和利用。正因如此,近些年来,也有不少高校教师尝试着将中国茶文化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并起到了一定效果。本文将从我国茶文化的优秀价值说起,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站在茶文化视域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进行探析。 1我国传统茶文化的德育价值体现 我国的传统茶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瑰宝。茶最早出现在我国神农时期,相传是“神农日尝百草而遇毒,得茶而解之”。被得到广泛专家学者认同的是,我国的茶文化自从唐朝便已经形成了体系,并在上流阶层和寺院中广为流传。元宋时期,我国的茶开始普及到民间,成为普通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之一,茶文化体系也有所完善并定型。在之后的明清时期,我国的茶文化内容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基本保持了之前的茶文化体系形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茶文化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从我国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上不难看出,我国茶文化是一种雅俗共赏、服务大众的文化,在社会各个时期的各个阶层,都被得到广泛认同。尤其在近些年里,传统“国学”的学习热潮,让茶文化再次被得到大力推广和传播,喜欢茶文化,钻研茶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起来。任何事物被得到高度认同的前提是,其优秀价值必被大家所公认并推崇。我国传统茶文化,在其27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但融合了我国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更受我国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了敬畏自然,崇尚传统伦理道德,讲究“天人合一”的茶文化思想内核。在我国的传统儒家思想中,主张的是中庸和谐,讲究的人和人之间的礼数,重视的人在品质、素养、道德和内涵上的培养。茶文化之所以被儒家思想所推崇,是因为茶所具备的茶德,和儒家思想的内容相贴合,爱茶之人的品德,因为有了茶德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国的道家思想重视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推崇的是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精神境界。因此,道家思想追求的茶的自然属性,敬畏的是茶的纯正的品质,将茶水的淡泊和清苦与个人修为相结合,从而提升自己在道德思想层面上的境界。在儒、释、道三家文化中,当属佛教文化对茶文化的影响最深。早在唐朝,佛教茶道就已经成型,并被日本使唐的僧侣所推崇,之后茶文化才东渡到日本,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在我国佛教思想中,主张的是清心寡欲、回归本真的人生态度。在茶文化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茶被赋予了“和、静、怡、真”四个方面的内涵和精神,其中“和”被公认为茶文化优秀灵魂,“静”是指喝茶之时的环境和心境,“怡”是学习茶道的心灵感受,“真”是返璞归真的意思,也是茶道精神的终极追求。这四种精神,最终的指向都是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和我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品德素养要求不谋而合,茶的德育价值,也正是体现在这四个字上。在本文中,后面还会将在这四种精神的指导下,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行详细的介绍。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现状和含义 长期以来,我国始终将思想政治放在教育的首位。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引导学生形成正确思想行为方式,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理性思维方式、正确认知多元信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大学生集自然性、社会性和自主性为一身,他们既存在共性上的特征,又因其成长的环境及在大学之前的教育环境不同而存在差异性。面对着纷乱无章的多元文化,面对着社会上各种诱惑,他们所持的态度不同,对事物的价值观更是有所不同,这就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正是因为大学生存在上述的个体上的差异,所以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有着很大差异。比如长久以来的灌输式、填鸭式思想政治教育,在一些学生身上的效果很好,但在一些学生身上的表现却是低效或无效的,甚至可能会有负效情况发生。实效性,字面上的意义指的是实际的效果。一般的理解认为,是开展某些活动达到的结果和目标值进行对比,所达到真实、有效的程度。具体到思想政治的实效性,在张耀灿、郑永廷等人所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有这样的表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主要指方法的可操作性,在实践中的可行性,产生良好结果的可靠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强调的是大学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其影响不但贯穿于大学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之中,而且会对大学生毕业后的职场生涯、家庭生活以及整个人生路程都会产生影响。 3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要性 当今的大学生是社会未来发展的能动力,从微观上上看,他们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会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产生影响,从宏观上来,同样也会影响到我国将来的发展步伐及前途命运。走出校门的他们,能否有过硬的政治觉悟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完全取决于大学校园内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因此,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势在必行。 3.1当前社会文化环境的要求 我国当代大学生群体,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思维活跃,好奇心强,学习能力强,对所有的新鲜事物和新鲜文化,都有着强烈的猎奇心理。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多元文化中,大部分是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值得年轻人去学习,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着充斥暴力、色情等内容的低俗文化。尤其是移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今天,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传播的更是迅速而又快捷。很显然,要想在这些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中,清晰的分辨出对与错,精华与糟粕,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基础。而这正确“三观”的树立,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2大学生就业环境的需求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大学开始陆续扩招,再加上一些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导致了大学生供大于求的局面出现。史上最难就业季的字眼,充分说明了当今就业环境的严峻性。“德才兼备”一直是我国考量人才的重要标准,“才”指的是人才的知识储备量,“德”指的是个人优秀的道德品质和过硬的政治素质。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笔试面试等环节,对一个人的知识储备量进行考量,而对“德”的评价,完全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就能够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升后,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涵养自然相应会得到提升,从而为将来求职步入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3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需求 党的十八以后,我国提出了24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这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需要高度契合,是凝聚全国人民对社会价值共识而做出的重要论断。目前,我国正在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和大调整时期,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蜂拥而至,来自国际上的一些敌对实力,正在加大思想文化领域上对国人的渗透,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主流价值观念在我国的影响,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是我国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需求,更是新时期下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在校大学生群体关系到祖国的未来,自然成为敌对势力进行思想渗透的对象人群。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除了能够帮助大学生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之外,还能有效提升大学生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使其始终保持与党和人民立场的一致性。 4茶文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路径 本文前面提到,我国茶文化的德育功能,在茶文化精神上可以得到体现,具体来说就是“和、静、怡、真”。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茶文化的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进行体现,将能最大程度上吸引大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的兴趣,提升自身思想理论水平,逐渐形成系统完善的思维观念,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得以提升。 4.1培养大学生“和”的处世态度 “和”不仅是我国茶文化的优秀灵魂,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在我国儒家思想中,和被认为是天下大同的襟怀,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和而不同的包容心。“和”能够促使一切事物向着美好的一面发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可以将茶文化中“和”思想融合进来,帮助在校大学生树立“和”的人生态度,通过对“和”的理解,大学生很容易能找出自身不足并寻求解决办法,对其他事物包容心和认同感也会增加。 4.2培养大学生“静”的思考方式 “静”在我国茶文化中,被认为是研习茶文化的不二法门,既包括环境上的优雅宁静,又包括思维上的心如止水。静能够让人的头脑更为清醒,思维更加清晰,一个人只有达到内心真正的宁静,才会认真的去对某一件事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才会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年轻人的思维特点是,做事情容易一时冲动,考虑欠周,等到失败时才知道后悔。将茶文化中“静”的思维方式引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来,能够有效提升他们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在面对纷乱信息和诱惑时,可以用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去做出相应的判断。 4.3培养大学生“怡”的感受能力 在我国茶道精神中,“怡”指的是茶道参与者的美好感受,既包括耳眼舌鼻喉的感官享受,又包括来自心里的愉悦感受。“怡”是美好的感受,是基于个人的审美观点之上的,培养大学生对“怡”的感受能力,同样也是提升大学生辨别是非能力和审美能力的过程。任何事物,在不同角度下产生美的意境也有所不同,也会因人的道德修为和思想境界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心里感受。如一个思想道德高尚的人,其审美情趣肯定也是积极向上的,会对积极、健康的文化自动做出选择来。相反,一个道德沦丧的人会视丑恶为美,排斥积极健康的处世态度和事物。可见,审美观念是道德观念在行为上的转换结果,心灵的美、丑,影响着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和审美观念。 4.4培养大学生“真”的终极追求 党的召开,再次提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口号。初心,意指做某件事的最初的初衷、最初的原因。面对着纷乱的社会环境,涉世不深的在校大学生很容易在诱惑面前失去了自我,迷失了人生追求的方向。在我国传统茶文化中,“真”被认为是茶道精神的终极追求,真是中国茶道的起点,也是中国茶道的终点,可以延伸的意思是对事物的去伪存真,境界上的返璞归真。这与我国当下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完全贴合,“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不但是新时期下党和国家对全体中华儿女提出的要求,也是当代大学生在树立人生目标时所应该坚持的人生态度。 5结语 在我国的传统文学著作《四书•大学》中提到:“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指导性学科,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规范和个人品质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一直是世界各国教育界面临的重要课题。站在中国传统茶文化的视域下,对高校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进行探析,对实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目标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大学生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用新媒体 抢占新阵地 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突破 据调查,当前首都师范大学学生使用QQ占95.1%,使用微博占83.5%,使用微信的占83%,网络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正在对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心理意识、行为习惯等产生深刻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在全媒体、大数据时代,如何与时俱进探索网络新媒体开展思政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对于抓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一、抢抓机遇,谋划网络思政工作新平台 网络等新媒体是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阵地,是新时期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台。面对时展带来的新挑战,首都师范大学抢抓机遇,把新媒体作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用抢抓机遇来迎接挑战,加强顶层设计,多角度谋划建设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新平台。学校党委重新调整了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委员会,形成党委书记亲自牵头,副书记分管,各部门积极配合的工作格局,制定并了《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意见》,提出了打造网络育人平台的工作思路,制定了建设校园网络社区平台、网络宣传教育平台和打造网络引导员、评论员和管理员队伍的工作规划。学校团委专门分工负责建设网络育人平台,团委下面为此专门成立新媒体运营中心来推进工作进展。三年来,学校投入100余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网络建设及新媒体应用研发,构建了以手机客户端(app)、微博、微信、手机报为主的思政工作“微阵地”,及时准确掌握学生思想动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主导权,使网络和新媒体在引导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释放正能量。 二、扎实推进,抢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 一是打造“CNU情报局”手机客户端。首都师范大学大学生对智能手机的应用已经接近八成,平均一天用手机上网已经超过了传统上网的时长,手机客户端(app)无疑成为新媒体中的佼佼者。学校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协同创新的机制,与联通北京分公司联手打造了一个融信息、圈子交流、生活服务于一体的客户端,之初学生们就被她的命名——“CNU情报局”所吸引。在开发、应用和改进过程中,我们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成为设计的主角,在专业团队的协助下,学生自主安排软件的服务导向、服务内容,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在2013级新生中,近1000名同学都在使用该软件,通过信息推送和分享,新生入学教育实现了无纸化、即时化。在新生军训中,“CNU情报局”成为学生最喜爱的交流工具,同学们还在圈子交流中对软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软件研发中我们坚持建设与应用统筹兼顾,在建设中不断拓展功能,在应用中不断提升建设水平,该客户端在半年内实现了从1.0到2.5的升级换代。 二是打造能够聚拢眼球的品牌微博。在打造手机专用客户端的同时,我们开设了 “学活前的白杨树”等学校品牌微博,粉丝数量达85000人次。各学院以班、团支部为单位,面向更大群体分别建立435个微博,抢占更大的网络阵地。通过微博开展以 “我与祖国共奋进”、“中国梦,我的梦”、“重温入党誓词”等为主题的微活动,参与活动近万余人次,仅一项“优秀价值观”微博转发参与人数就达3000余人。在学校“万名学子共话十八大”专场报告会中,采用网络现场直播的方式,设一个主会场、两个分会场以及二十个院系分会场,第一次实现全校学生和各校区多场所的即时全覆盖,近2800间学生宿舍,400余间教室,3个图书馆,9个餐厅以及校内所有互联网机房都能实时收看和参与到本场报告会实况。通过现场开设“微博墙”更是拉近了张雪书记和学生的距离,学生在现场内外踊跃发言提问,如何发挥党代表职责、开会都忙些啥等问题都得到满意答复,张雪书记还把大会纪念品送给提问学生做礼物,让近万名学子与张雪书记面对面心贴心,形成了师生共话十八大的良好氛围。 三是打造网络骨干工作队伍。在阵地建设的同时,我们还注重发挥团干部、辅导员、学生骨干的作用,大家通过微博、微信深入到学生扎堆、聚集的网络新媒体当中,针对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疑惑,通过线上线交流互动、心理疏导、就业创业等专题讨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今年3月5日“雷锋日”当天,广大团学干部带头,很多学生参与,把自己在飞信或者微博中的头像改成了经典的雷锋头像,用实际行动传播雷锋精神,传 播正能量。我们还利用新媒体课程实现师生网上交流,开展精品课程互动教学,建设“CNU百家微道”品牌活动,将学校专家学者5分钟的微讲座视频上传至微博等网络平台,通过演讲者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在最简短的时间里用凝练的语言表达自己、分享知识、引发思考、营造学习氛围。 三、注重实效,实现网络思政工作新突破 一是网络新媒体阵地建设得到了广大师生的高度认可,有效提升思政工作的覆盖率。通过三年的建设,微阵地共吸引近万名首师学子,得到了他们的喜爱和关注,在校生约万人开通微博、微信,近20__人使用app,进一步提升了思政工作的覆盖率。教务处、招就处等部处纷纷通过新媒体学业信息,帮助学生创新创业,已经成为广大学生在校生活学习获取信息、共享资源的不可或缺的途径。 二是利用网络新媒体进一步增强了学校思政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感染力、说服力。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宣传现实生活中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在网络中积极传播正能量,实现了润物细无声式的教育。运用多种网络新媒体优势互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心入脑的方式渠道多元、手段时尚,让思政工作更加贴近学生。 三是建立了一支了解新媒体、懂操作、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通过各级各类网络新媒体的建立和使用,扩展网络阵地,凝聚了一批了解网络特点,能够应用新媒体的思政工作者。他们深感全媒体时代到来的紧迫性,在实践中探索规律,在网络世界中与各种意识形态作进行博弈,保证了校园网络安全、健康、有序的运行,体现了他们较高的政治和理论修养,形成了一支作风过硬、政治可靠的工作队伍。 四是摸索出了一套网络新媒体管理、运行、服务的“12345”模式。围绕网络新媒体的建设和应用为优秀,做好传统教育与网络教育、线上和线下活动之间的统筹,在队伍、经费、制度上的保障有力,建设手机报、微博、微信、客户端(app)等微阵地,把调查研究、思政学习、第一课堂、主题教育、社团活动五个方面与网络新媒体结合,形成五位一体的校园“微文化”环境。 大学生论文: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 一、树立大德育观,把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 1.树立大德育观。全体教育工作者要全面树立大德育观念,制定并实施全面而有完善的道德规范,营造管理科学、服务优质、文明健康、氛围融洽、秩序井然、团结向上的教育氛围,以更好地实现全方位育人工作目标,为有效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2.树立全员参与意识。学校应树立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全员参与意识,除了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之外,还要通过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把思想道德教育渗透到教学、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中去,解决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形式单一的问题,只有这样,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才能更有成效。 3.建立德育教育体系。学校还应努力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指导家长开展正确的家庭教育,担负起校外思想道德教育的责任;与相应的社会单位建立结对关系,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会实践,真切体会和感受社会实际状况,了解和适应社会,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二、采取有效措施,把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1.统一思想认识,提升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重要地位。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在高校,教学才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这种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事实上,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同样重要,两者联系紧密,不能偏废。它们虽然在对学生的成长教育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均为育人。因此,我们要抓住育人本质,树立教学教书育人,行政管理育人、后勤服务育人的育人理念,通过开展各种有效工作,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将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2.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队伍的素质。当代大学生应高度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既要看到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思想活跃,工作热情高,勇于实践,乐于奉献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一些消极因素对青年教师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进而导致一些教师不安心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上,严重影响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进行。因此,对这部分教师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切实遵循中央倡导的“对待青年知识分子,我们既要热情关怀和大胆使用,又要严格要求,积极引导,对思想政治工作战线的教师努力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热情关心,挖掘他们的潜力,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从事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加强理论学习,增强社会责任感,形成一支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较深的文化修养,较好的心理品质和较强的敬业精神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队伍,以推动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发展。 3.健全激励机制,提升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调动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高校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时,应建立健全各种激励机制,在职称晋升、课题研究、学习深造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提供宽松环境,给予优惠政策,使他们从心底感到从事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有干头,有奔头,有甜头,尽而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仅仅依靠个别部门,个别人是无法完成的,只有调动全体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挥全体教育工作者的作用,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才能取得实效,逐步走上科学化和规范化轨道。 大学生论文: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 一、微博带给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机遇 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具有即时性、自由性、广泛性、便捷性及互动性等特点,成为很多大学生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微博的发展,影响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人际交往等,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一个新平台。 (一)微博丰富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 微博上的海量信息,拓宽了大学生的视野,让学生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国内外形势、社会热点、方针政策等,丰富了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形式与内容。 (二)微博的双向交流,拉近了师生距离 师生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可以互相收听,并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真实的交流,教育工作者可以及时掌握大学生的真实思想动态,有利于开展针对性的引导和教育。在平常生活中,大学生往往会把当前社会的热点话题、对大事件的观点甚至个人的思想动态等问题到自己的微博上,以引起别人的收听和关注。教育工作者通过收听、关注甚至转发和评论等方法,与学生开展良性互动,合理引导学生,就能够有效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教育工作者在微博上一些能引起大学生关注的话题,也能引起大学生的收听和关注,引起学生的讨论。这样就能把一些积极乐观的思想传输给学生,让他们在轻松、欢愉的气氛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二、微博带给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挑战 (一)不良信息影响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微博上,每个成员都可以信息,这样就会造成信息的泛滥,甚至污染。一些消极、腐朽的思想和文化,淫秽、色情、暴力、迷信等不良信息也夹杂其中,给大学生带来不良影响,动摇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削弱了他们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意识。 (二)微博对教育工作者的信息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微博这一新媒介上,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地位是一样的,甚至大学生比教育者获取的信息更新、更多。我们教育工作者面临新的形势,必须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自身信息素质,以适应微博时代的新特点、新要求。 (三)过度依赖微博,影响和谐人际关系 当前,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学生能够随时随地登陆微博。一部分学生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微博上,沉湎于虚拟世界的社交,远离同学和老师,影响了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与交往。 (四)影响学习,导致成绩下滑 有些大学生自制力较差,不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宿舍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织围脖”,长期沉湎于其中,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无心学习,导致成绩后退。严重者还可能产生心理疾病。 三、微博在创新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应用 创新是教育的灵魂,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方式、方法,才能保持思想道德建设的生机和活力。随着微博时代的发展,教育工作者要及时转变观念,把握微博的特征和规律,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微博的优势,就能有效地提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效性。 (一)组建“班级微博群”,开展“微活动” 在高职院校,辅导员可以引导学生组建以班为单位的“微博班级”。辅导员在“微博班级”中扮演“领头雁”角色,指好方向带好路,敏锐把握并一些社会热点、国家的大政方针等话题,让学生在微博上开展轻松活泼、健康向上的讨论,在“润物细无声”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二)组建“校园榜样微博群”,开展争优树先活动 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掘学校资源,组建优秀学生、知名校友等先进个人的“校园榜样微博群”,发挥优秀学生、知名学友等个人微博的!榜样作用,吸引学生收听和关注榜样人物,引起情感共鸣,产生教育、鼓舞和鞭策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榜样的愿望,开展争优树先活动,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三)设置微博心理健康教育专栏,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高职院校可以利用微博建立心理健康教育专栏,开展心理咨询、心理问题矫正等活动。让心理咨询师和心理辅导对象,一起交流、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心理话题,对学生常见心理问题进行疏导,培养学生健全理想的人格。 (四)利用微博开展校园维稳工作 高职院校利用微博的即时性传播特点,开展维护校园稳定工作。学校利用微博及时地向大学生传递校园动态,可以在敏感时期、重大节日、遭遇突出公共事件等情况下,编发专题微博信息,帮助学生提高思想认识,营造良好气氛,自觉维护校园稳定,构建和谐校园。 (五)提高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的信息素质 一是教育工作者要主动进行网络理论学习,掌握微博的传播方式,能熟练地使用微博,让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活动更形象、更生动、更有吸引力。二是强化大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的信息自控能力和使用能力,使其合理使用微博。三是强化网络道德教育。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网络行为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一味抵制,要引导大学生正确上网,提高网络道德意识,培养网络道德情感,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甄选能力,自觉抵御不良信息的诱惑。 (六)利用微博建立思想道德建设长效激励机制 高职院校通过在微博平台上设置各种不同属性的微博专栏,把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以及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 的相关内容,到微博的不同专栏里,并呼吁学生积极参与,集中讨论。教育者工作者要长期关注这些微博专栏的动向,积极参与活动,持续更新微博,并评选优秀“微活动”,让微博教育形成长效激励机制。微博时代,高职院校应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微博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道德建设活动,提高对微博信息的处理和分析能力,创新教育方法,研究微博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法,真正把微博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 大学生论文:大学生村官论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大学生村官作为有思想、有见识、有活力、有技能的现代人才资源,正在成为推进农村改革的重要力量。然而,要用好这支力量,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当前,笔者认为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尤为重要。 大学生村官既要流得动,为各行各业培养接班人,又要让一部分人能够留得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充实持续的推动力量。在流得动问题上,要处理好一元趋向与多元导向的关系。 一要细化从大学生村官中定向招录公务员等相关政策。要坚持竞争择优、好中选优,在工作业绩和考核结果方面设置一定的门槛,加大工作业绩和考核结果所占的比重,强化实干导向。二要重点建立“扎根”机制。在关注“流得动”问题的同时,当前要把着眼点更多放在“留得下”上。要加强落后地区农村的软硬件建设,为大学生村官搭建建功立业平台。三要探讨大学生村官任职期满后的横向流动。由于选聘时一般不限户籍,目前很多大学生村官是在异地工作,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实行双向选择,引导大学生村官向原籍流动,或者向社区、发达地区农村流动。流向发达地区农村的可以采取联手共建模式帮助曾任职的欠发达村,实现村官系统内的横向流动与内循环。 分类培养是大学生村官管理部门在综合大学生村官性格特质、专业特长和社会实践经历等方面的基础上,依据“适应需求,科学定位,因材施教”的原则,把大学生村官划分为“基层干部型”“创业富民型”和“培养提高型”等不同类型的一种培养模式。要制定大学生村官培养规划,力争到“十二五”末期,县级、乡镇、村(社)要有一部分大学生村官成为骨干。 一是把那些职业感觉良好、村务工作能力强、愿意长期扎根基层的大学生村官归入“基层干部型”。二是把市场信息灵通、经营头脑灵活、管理经验丰富、有自主创业项目的大学生村官归类为“创业致富型”。三是把不适应农村环境、进入基层工作状态慢、有继续深造学习意向的大学生村官归类为“培养提高型”。在实行“三级帮带”指导开展工作的同时,帮助解决生活难题,鼓励其继续学习深造。 大学生村官的管理考核是大学生村官的关键环节。要坚持大学生村官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相结合,既要接受乡镇和村里的领导、指导和管理,完成镇村领导交给的事务,又要考虑群众的需求,对群众负责,搞好群众需要的服务。要处理好为村干部服务和为村民服务的关系,开始作为助理角色,既要协助书记、主任做好日常工作,又要着眼于宏观全局,为农民做实事、干好事。 大学生村官具有明显的基层导向,在考核上也应指向基层。有些地方在考核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时,采取公开述职的办法,让村民、村干部、党员全程参与,测评打分,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当然,考评应坚持省市指导、县级部署监督、乡镇组织实施,重点看工作实绩,看当地村干部、党员和村民的评价。 从目前看,调节大学生村官人才流动的市场机制相对缺位。从欠发达地区看,有必要采取行政推动的办法。而发达地区的农村,可以通过市场运作、双向选择的方式配置大学生村官资源,形成由市场因素主导的自主流动机制。 一方面,把管理重心下移,着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今后一段时间,在发达地区则可以加强农村承接大学生的载体建设,通过村两委聘任、村办企业招聘、吸引大学生建立社会服务组织等多种方式,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发挥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发展与治理中的整合作用。大学生村官联系着党委政府和群众,城市和乡村,高校和农村,群众与群众,大学生村官的身份是在国家与农村之间嵌入的一个纽带,如果自主能动性发挥得好,其为社会作出的贡献和所得到的锻炼将是非常大的。 为更好地选聘优秀大学生到农村任职,有必要对各地现行的大学生村官政策进行适当调整。这种调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将大学生村官选聘报名阶段从现在的大学毕业阶段向前推移到大学二、三年级,实施大学生村官双学位项目,第二学位可为涉农专业或村社管理专业。建议第二学位的学费由国家予以免除。对于参加了该项目的学生,可以增加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学和培训。根据这一计划,国家只需拿出20个亿,就可以培养出20万名优秀村官。二是对选聘出来的准大学生村官,其毕业实习或设计环节可以在村官工作的村镇进行,根据农村的产业发展状况或上一任大学生村官的创业情况开展创业项目设计或难题攻关。三是对任职期满的大学生村官,高校要在其继续学习深造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可以开设相关涉农或管理等专业硕士学位班,毕业后,如果想继续回到农村工作,可以为其解决事业编制留住人才,如果不想回农村工作,可以自主择业。 大学生论文: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六要点 一.选题 选题是论文写作关键的第一步,直接关系论文的质量。常言说:“题好文一半”。对于临床护理人员来说,选择论文题目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结合学习与工作实际,根据自己所熟悉的专业和研究兴趣,适当选择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2)论文写作选题宜小不宜大,只要在学术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点上,有自己的一得之见,或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或新的观点和认识,言之有物,读之有益,就可以作为选题;(3)论文写作选题时要查看文献资料,既可了解别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借鉴人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需要指出,论文写作选题与论文的标题既有关系又不是一回事。标题是在选题基础上拟定的,是选题的高度概括,但选题及写作不应受标题的限制,有时在写作过程中,选题未变,标题却几经修改变动。 二.设计 设计是在论文写作选题确定之后,进一步提出问题并计划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以便使科研和写作顺利进行。护理论文设计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专业设计:是根据选题的需要及现有的技术条件所提出的研究方案;(2)统计学设计:是运用卫生统计学的方法所提出的统计学处理方案,这种设计对含有实验对比样本的护理论文的写作尤为重要;(3)写作设计:是为拟定提纲与执笔写作所考虑的初步方案。总之,设计是护理科研和论文写作的蓝图,没有“蓝图”就无法工作。 三.实验与观察 从事基础或临床护理科学研究与撰写论文,进行必要的动物实验或临床观察是极重要的一步,既是获得客观结果以引出正确结论的基本过程,也是积累论文资料准备写作的重要途径。实验是根据研究目的,利用各种物质手段(实验仪器、动物等),探索客观规律的方法;观察则是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原因及其规律而有意识地对自然现象加以考察。二者的主要作用都在于搜集科学事实,获得科研的感性材料,发展和检验科学理论。二者的区别在于“观察是搜集自然现象所提供的东酉,而实验则是从自然现象中提取它所愿望的东西。”因此,不管进行动物实验还是临床观察,都要详细认真.以各种事实为依据,并在工作中做好各种记录。 有些护理论文写作并不一定要进行动物实验或临床观察,如护理管理论文或护理综述等,但必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仍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将实践中得来的素材上升到理论,才有可能获得有价值的成果。 四.资料搜集与处理 资料是构成论文写作的基础。在确定选题、进行设计以及必要的观察与实验之后,做好资料的搜集与处理工作,是为论文写作所做的进一步准备。 论文写作资料可分为第一手资料与第二手资料两类。前者也称为第一性资料或直接资料,是指作者亲自参与调查、研究或体察到的东西,如在实验或观察中所做的记录等,都属于这类资料;后者也称为第二性资料或间接资料,是指有关专业或专题文献资料,主要靠平时的学习积累。在获得足够资料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加工处理,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便于应用。对于论文写作来说,这两类资料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恰当地将它们运用到论文写作中去,注意区别主次,特别对于文献资料要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适当引用,不要喧宾夺主。对于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也要做到真实、准确、无误。 五.论文写作提纲 拟写论文提纲也是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可以说从此进入正式的写作阶段。首先,要对学术论文的基本型(常用格式)有一概括了解,并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考虑论文的构成形式。对于初学论文写作者可以参考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类型,做到心中有数;其次,要对掌握的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通盘考虑众多材料的取舍和运用,做到论点突出,论据可靠,论证有力,各部分内容衔接得体。第三,要考虑论文提纲的详略程度。论文提纲可分为粗纲和细纲两种,前者只是提示各部分要点,不涉及材料和论文的展开。对于有经验的论文作者可以采用。但对初学论文写作者来说,最好拟一个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但提出论文各部分要点、而且对其中所涉及的材料和材料的详略安排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都有所反映,写作时即可得心应手。 六.执笔写作 执笔写作标志着科研工作已进入表达成果的阶段。在有了好的选题、丰富的材料和详细的提纲基础上,执笔写作应该是顺利的,但也不可掉以轻心。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内容当然要充实,但形式也不可不讲究,文字表达要精炼、确切,语法修辞要合乎规范,句子长短要适度。特别应注意的是,一定要采 :请记住我站域名/ 论文写作也和其他文体写作一样,存在着思维的连续性。因此,在写作时要尽量排除各种干扰,使思维活动连续下去,集中精力,力求一气呵成。对于篇幅较长的论文,也要部分一气呵成,中途不要停顿,这样写作效果较好。 大学生论文:大学生德育的论文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大四德育论文 我以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开篇的时候,伟哥坐在自己的案桌上依旧用“呵呵”的神情揶揄了我几句,这样的日子再这长达到四年的日子里始终没有间断过,但是那些旧的时光现在却被拿来缅怀,当成为缅怀的回忆时我知道我们终将要别离了。 想起之前在伏在案桌上埋头于那些试卷和习题的间隙里,奋笔写下的青春,换来的这四年时光,现在却被我们耗之殆尽,而站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年纪,在命运的抉择中我们徘徊不定时,却转眼已经慢慢的融合进现实的潮流里,如此,便走向了成熟。 回想起之前的日子,当我们把诸如“梦想,奋进,幸福,爱恋,悲情和宿命“等一系列生活的姿态恰如其分的融入于自己的青春光阴里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样的青春一开始就是不平凡的,因为它的意义从一开始就带着方向性,无论是光与影以及光影之下将阴影远抛在身后的欢欣,雾与雪以及雾雪之中孤独享受远行的风霜,书与本以及书本之间海阔天空无尽的知识,欢与笑以及欢笑之后其乐融融的调侃,这些都是我们从一开始走向的生命的轴线,而正因为这些的存在,才让我们像是一颗半生不熟的鸡蛋似的岁月以成熟的姿态展现,而这些时光慢慢的像落潮一样慢慢的退去,这怎么不让我们悲叹呢?当拖着那个灰色行李箱站在这所大学的门口时,那一瞬间我内心的为之兴奋与难过,前者是为那些伏案与课桌前在应急灯下日日夜夜做试卷有所交付的结果而欣慰,后者却是为之前那些岁月缅怀与流逝的感叹,一如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一样。回想之后的那些的日子,也无非与是我和这些小伙伴一起成长的历程而已。 1.关于理想。 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依稀记得在那些照明灯暗淡下去的时候,我们各自躺在床上调侃,那时候我们各自怀揣梦想,每个人的热情在骄阳似火的九月蠢蠢欲动,恨不得在这一片天空一展抱负,因而在大一的那些时光里,我们每晚都待在自习室里,时间随着笔尖与纸张沙沙的摩擦中慢慢的流逝,但是那些日子其实很充实,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目标,而现在所做的正好就是为之奋笔疾书。记得林语堂说:“梦想无论怎么样模糊,总是潜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知道梦想成为事实才止,像是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而当时的我们一如那种子一样,带着自己的梦想蛰伏,然后在白炽灯下埋头于习题的间隙中,在别人的欢声笑语中,慢慢的沉寂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殊不知,那时候左手是深不可测的夜,右手边是执手偕老的年华,现在都慢慢的被时光遗忘,但是我们依旧在努力,从来没有放弃过心中的梦想,只是现在羽翼还为丰满,我们想要学会的不仅仅是飞的概念,更想的是高飞的节奏。 2.关于过去 普希金说,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记得就在昨晚伟哥说其实我不想写这个论文,这将要我回忆过去的事情,与我而言,这不是一个好事态,因为有些事情不回忆最好。 写下关于过去的时候,许多事情一下子在脑好里浮现。 站在521门口和这帮傻帽打招呼,然后一个定然的相识里共渡四年时光,那些日子也无非与一起起床,上课,吃饭,玩游戏,调侃,然后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一起出去小酌几杯,借着小小醉意大谈一下,然后在杜康清晰分析言论起步,之后在周世兴侃侃而谈的言辞里进入好的轨迹,接下是伟哥对当下的岁月和之前的时光的差别分析,而后在盼的幽默风趣的中进入高潮,最后普普也说上几句感言,那时候有争论,有赞同,然后各持自己的观点,活在小的世界里,这样的日子在以后每每出现,尽管在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普普的感言,但是在那些言论中我们还是会不经意的提到他,尽管某些伤感的话题不提也罢,只是在记忆里,这些无非与是我们做过的事情,现在拿出来说,仅仅只是想起来,然后写在文字罢了。 大学,宝贵的一段时光,只是当它成为过去的时候,缅怀下也无可厚非吧。 那时候我们课堂上有过专注听课神、睡眼惺忪、快乐着的、忧郁着的各种表情,但是如今课堂已经离我们远去。那时候我们在图书馆中沉思,在自习室中苦读,在操场上疯狂的奔跑,在篮球场上挥汗,但是现在也慢慢离我们远去。那时候我们在宿舍里谈天说地,在食堂里喧闹喜语,军训时的喜悦与苦难,现在这些日子也慢慢的被耗尽了。喜与悲的结合,将是个完整的青春片段,我们将用一生去纪念。 谢谢,过去留住了我的念想。 3.关于现在 法国小说家加缪说:对于未来真正的慷概,是一切都奉献给现在。 说起奉献的时候,之前我或许会嗤之以鼻,但是现在却再也没有那种理由了,不说奉献与否,但是重要的青春却被耗尽了。而现在未曾获得任何的关于毕业喜庆,想想走过来的岁月,大学给予我的不仅仅是那些让人缅怀的过去,更好的是教会我怎么样的活在当下,然后去承担自己该有的责任,去勇敢的面对生活中的苦难。而这些我都是在我入学之前的幸喜与难过中,在之后奋笔学习中,在军训应有的刚毅中,在实习的历练中,在考试前的忙碌中,在得到某种成功的喜悦中在独自一人的寂寥中,在失意的彷徨中,以及在某些念想中慢慢的学会的,它使我明白一个人活着,不仅仅只是活着,应该在活之前加个生字,因为真正属于我们的不仅是活,还有生活,这不是一个悖论,这客观上一个命题,而想要这个命题成真,我的得亲自去辩证它,去自己求证,这便是人生的道理,现在大学教会我的仅仅是在这段路程里应该属于它的道理,而我还将要带着这些道理,走今后的路程,可是,我大学却招手已经和再见了,但是幸好的是,在属于他的日子我们学到的东西还在。 谢谢,现在留住了我的奋斗。 4.关于未来 当大学提起裤子从你身上起来,冷冷说,走吧,把青春留下!这时候你会觉得是大学上了你,而不是你上了大学。当看到这么幽默带着却带着悲情的短信的时候,我离毕业仅仅在60天,对于未来,这将是一个飘渺的字眼,因为活在现在,却想未知的未来,与我个人而言,这将不是一个好想法,未来太遥远,这个世界上未知的事情太多,我们缅怀去过去,活在当下,再去想那些未曾到来的未来,这太累,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天的往后都是未来,有自己目标,理想,活在现在去做现在该做的事情,将它做好,才是最重要的,像之前所写对于未来真正的慷概,是一切都奉献给现在。 谢谢,未来留住了我的目标。 5.青春 想了很多标题,最终还是没有想出一个好的,最后觉只有这一个词才能诠释了我们走过的这些岁月,尽管悲与喜在这日子里相加,但是想起来那也是属于我们不可再来的日子,不免有些伤感,现在看来之前的那些矫情都是理所应当,因为再往后的日子那些青春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因为没有人会用一次踏足于同一条河流,现在大学这条河已经带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远远流去,我们却要站在原地带着它给予我们丰富的资源,来缅怀它,来缅怀它和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记得《致青春》里说,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青春就是用 来纪念的。只是,此时才明白,原来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一如,很久之前想看的那本弗洛伊德的心理书到现在还没有看完,那些课本里用红笔划下的重点依旧在课本里,之前想要独自去的旅程依旧在心底里藏着,暗恋了很久的女孩依旧还没有做出任何表白方式,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即便有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心悸了,这一刻才发现成熟原来就在一瞬间,而我们却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寻找,但是这将是必经的路程,谢谢那些陪我走过青春的人们,因为有你们我的青春才如此完整。 大学生论文:创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创业教育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很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们在课堂上完全服从教师的安排,所以对学生的个性是一种压抑和阻挡,没法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而创业教育更加深入生活实际,深入到学生内部,教育方法不再单一,而是变得多样化。创业教育理念的引入能够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实现教学结构的改善,提高学生的创业水平和能力。 二、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可能性 (一)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上一致 大学生创业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主要培养学生独立发展的个性,培养学生进行创新的思维和敢于挑战的勇气,因为大学生进行创业主要的素质便是拥有创业的品质和能力,需要高度的市场敏感性和创新性。这些内容都是与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上市相互融合的,能够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 (二)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融合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思想品德;而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诚信、诚实品德,两者在内容上具有相似性。目前,创业难度很大,必须拥有不怕失败的心理素质和失败后坦然接受的心态。两者都趋向于培养学生的完整性格,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三)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模式上具有相互依托性 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很多有效的教育方法得到了展开,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比如说理法、实践锻炼法、学生主导法、个体体验法等都是在实践中积累的结果。创业教育更加需要实践方法,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可以通过个案分析、市场调查、专题讨论等方法进一步提升学生创业能力。 三、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创业教育理念 第一,树立正确的理念,深入开展创业教育理念宣传,注重学生的创业教育和职业指导,引导教师主动培养学生的个性,认清学生的社会发展性和个体发展性。第二,要重视创业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业素质为重点展开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三,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第四,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展开相应的培养方法,注重学生的个体发展,关注学生的兴趣和本身存在的良好品质和能力,加以提炼和培养。第五,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 (二)明确创业教育的内容 创业教育应侧重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应该将创业教育的内容融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之中。为了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应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课堂教育应该从创新能力的培养入手,如开展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开展实践教育。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更新理念,改变教育方法和手段,融入创新教育内容和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体教育和创新教育。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实践活动 很多创业的创意都来自于实践当中的灵感,所以加大实践培养力度能够有效地提升创业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开设企业管理课程,开设人文课程,开展创业计划大赛、创业模拟大赛,给予学生更多的创业实习机会,让有创业意识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实习机会,从而为毕业以后的创业奠定基础。 (四)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第一,应该注意更新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在办学理念上支持创业教育。第二,大学制度文化建设需要健全的组织制度,在组织上应该支持创业教育。第三,大学物质文化建设需要具体的载体,因此学校的一些物质标志应该建立起来,让创业氛围可以充斥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第四,领导加以重视,同时教师作为教育理念的传播者要身体力行。第五,社会上应该形成一种创业热潮或者是支持创业的风气,这样,学生进行创业的过程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才能激发大学生创业的兴趣和激情。 四、总结 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很好地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培养更多的社会人才。而创业教育理念的融入能够真正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培养学生的自我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和良好的创业素质。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理念上进行更新,从具体的实践入手,将创业理念真正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大学生论文:浅论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的财税政策支持论文 为了把大学生培养成为人力资源序列中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分工细化,未来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就必须狠抓大学生实习环节。然而,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实习成本”的负担问题。 一、大学生实习成本是一笔不小的经济开支。 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是为过程增值和结果有效已付出或应付出的资源代价[1]。也就是说是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发生或未发生的,可用货币单位加以衡量的价值牺牲[2]。据此,大学生实习成本可理解为,为增强大学生未来谋生的专业技能,对其实习机会、实习过程予以投资所付出的经济价值。主要包括实习联系费、实习期间的房租、交通费、餐费、水费、电费、网费等等。 1、大学生毕业实习成本开支的整体描述。 近年来,大学生实习成本不论人均还是总和都呈攀升之势。笔者每年都注意选取上海、长沙、西宁、南宁、西安等地的部分大学的部分应届毕业生的毕业实习成本数据,统计得出,2003 年五地的大学毕业生人均每月实习成本780 多元,2005 年是1100 元,2006 年是1160 元,2007 年是1300 元左右,2008 年是1500 多元,2009 年达1520 元。这仅指大学生个人承担的费用成本。 2、大学生暑假实习成本开支情况。 调查材料一:海峡导报记者詹文等人于2008年8 月对100 位在厦门实习的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为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在厦门实习的大学生。统计发现:一是这100 名大学生,超过六成表示实习的目的是想锻炼自己;其余的实习生则是为了躲避父母约束,或觉得在家太无聊,别人都去实习了,就随大流而去实习。二是处于就业压力,近70%的大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利用暑假实习。三是许多单位不愿收实习生。这100 名大学生有79%是通过熟人推荐找到实习单位,其中63%是父母出面帮忙联系,其他大多是通过朋友、老师或师兄师姐等途径介绍的,只有21%的大学生是自己联系上实习单位。四是实习成本平均1704 元/ 月,吃饭和住宿是其中最重的两块。五是大多数单位不提供实习补贴。只有个别单位,对于有合作协议的对口院系会为实习生提供几百元的生活补助[3]。 调查资料二:南京工业大学应用数学系07 级一班学生对南大、东大、南财大、南工大150 位在校学生2009 年暑期实习成本做了调查。资料显示:一是联系实习单位难。这150 名大学生中有123 名(占82%)是通过熟人关系推荐到实习单位的,其中70%是由父母出面帮忙介绍的,其他则是通过校友、亲戚、老师等途径介绍。有27 位学生(约占18%)是自己联系实习单位的。此外,很少有人能一次找好实习单位,约90%的大学生找实习单位超过了一次,其中60%的大学生找过3 家以上才确定下来,还有个别实习生前后花了半个月找了10 家企业才确定实习单位。二是实习期间成本开支大。实习期按45 天计算,这150 名大学实习生实习期间平均成本达2577 元。其中,有87 人(占58%)的实习成本达到了3000 元;48 人(约占32%)的实习成本在2000-3000 元之间;花费1000 元到2000 元实习成本的仅有10 人,只占6.67%,花费1000 元以下实习成本的仅有5 人,约占3.33%。 不少学生反映,实习成本比在学校的生活成本要明显高出1 倍。而吃饭、住宿、交通成为开销的三大块。据分析,实习成本超过2000 元以上的学生,主要是外地学生,不少大学校园暑期关闭宿舍,且大学校园离城中较远,为了能正常实习,外地学生必须在城里租房住。此外,多数实习单位不负责实习生吃饭,因此,实习学生每天吃饭必须自己掏钱。 加之实习单位多数身居城中,吃饭成本较高,普遍超过了20 元[4]。可以想象,暑假短期实习的成本都有这么高,那毕业实习期间的实习成本就更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二、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问题解决的必要性。 1、关系到大学生能否顺利成为技能型人才。 实习,特别是毕业实习的任务在于不断提升大学生的专业技能,进一步加深对职业与行业的了解,确认喜欢或擅长的职业;让大学生接触到真实的职场,以便毕业工作时更快、更好地融入新的环境,完成由学生向职场人士的转变;在于获取一定的实习经验,增强其就业时的竞争优势。如果大学生经济困难不能如期正常实习,或因实习成本负担过重而终止实习,就必然影响其高技能人才的成长或实习目的的达成。 2、关系到大学生能否坚持走专业化职业化道路。 大学生未来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职业性取决于大学生在校期间持续不断的专业学习、实习。在大多数实习生和用人单位没有形成法律上的 劳动关系,没有形成劳动合同上的劳务关系,用人单位没有义务付给实习生报酬的背景下,在国家还没有正式出台实习报酬的规定之前,我们如果没有能力解决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问题,实习单位如果让实习生拿不到报酬或者报酬很低,那就可以推测,平时连生活费都紧张的贫困大学生要维持半年的实习的难度,很可能放弃专业实习而改行或降低其专用性,在实习期间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更不要说毕业实习期一年或两年了。 3、关系到用人单位能否持续拥有优质的人力资源。 大学生优质人力资源的形成不只是大学生个人的行为,还应该是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组织和用人单位,理应为大学生实习成长提供锻炼机会,而不能因为接受实习生要增加企业成本,而拒绝或不重视大学生前来实习。企业等用人单位要在社会责任与逐利行为的平衡中找到支点,要在政府有关财税政策的引导下,积极回到社会责任履行的平台上来,给予实习生一定的薪酬设计,确保大学生人力资源前期开发有序进行而不中断。只有这样,实习单位才有可能优先获得自己所需的各类人才,社会才能储备一定数量的优质的劳动后备军供用人单位选择。 4、关系到家庭企业社会能否和谐发展。 大学生的实习成本既具有经济成本属性,也具有机会成本、社会成本属性。一是实习成本牵涉到每个大学生家庭经济的整体开支和家庭幸福。有资料显示,四年左右的大学学费常常使一些没有多少经济收入的农村家庭和企业下岗职工家庭陷入“赤贫”境地;还有,在经济压力下一些大学生出现了心理障碍、偷盗问题;因学费开支,一些家庭经济拮据,而不惜债台高筑,其结果又引发一系列矛盾与问题。二是实习成本制约着实习企业人才培养机制的有效性,影响企业利益的再分配格局。一方面,企业缺岗少位,实习生动手实践少,特别是“不被理睬”,不付实习薪酬,就会加剧实习生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损坏企业口碑形象;另一方面,若大量使用实习生,按员工标准支付薪酬就会分割正式工的利益蛋糕,加剧实习生与正式工之间的竞争。如果大学生实习成本有财税政策做引导,或作依据,那么实习生、正式工、家庭、企业的利益承担底线就可能被认为没有被破坏,反而会趋向彼此相对满意,给社会和谐带来促进与活力。 三、大学生实习成本由谁来负担。 1、大学生实习成本应该由大学生本人及其家庭负担。 此观点的依据是为了减轻各地方财政负担。据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现值和国家社会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现值等重要数据显示,培养一位大学生至少要花20 万,大学每节课的成本在50 元左右。国家的教育投入远远大于家庭的教育支出。近年来,相关的教育资源配套设施建设费用主要是通过各地方财政扶持实现,可见地方财政负担不轻。 其实,这种观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教育投资占GDP4%的国际线相比,我国教育投资的比重还不够;教育投资的方向与结构还不合理;对教育实习成本的投资几乎还是空白。当然,在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上,大学生及其家庭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是寒暑假短期实习,其实习成本由学生本人通过家庭帮助还是能承受的;如果是毕业实习,由于实习时间较长(一般在半年以上),其实习成本由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承担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对那些贫困学生而言,更是不可能的。 2、大学生实习成本应在企业薪酬设计中补偿。 此观点的依据是有劳有得。如果撇开大学生在校期间的阶段性专业实习,单就毕业实习的现状来看,其基本上是顶岗实习,更多地具有岗位就业特点。同时,有部分实习生通过签订劳动合同,与实习单位形成了劳动关系,甚至有部分实习生的人力资源在毕业实习的后阶段就资本化了。因此实习生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享有薪酬是理所当然的。再者,企业作为社会成员,不管实习生是否为企业创造了价值,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薪酬补偿,以体现企业的人本情怀和特有文化。 3、大学生实习成本应由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实习生及其家庭合理分摊。 此观点的依据是大学生实习成本是一种社会成本。因为大学生的成长,不是大学生本人及其家庭,不是学校、企业等某一组织个体内生的演进过程,其获益者也不仅仅是大学生自身,而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具有一定公共利益色彩的事情。在“外部效应”的影响下,大学生利用市场机制往往难以实现资源(如实习单位资源)的有效配置,还需要政府公共政策适当干预。具体地讲,就是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实习生及其家庭等主体在实习成本的负担上要有所为。由于学校收取的学费,一般都包括了实习期间的有关联系费、部分实习材料费、基本交通费等,因此大学生实习时(这里的“实习”仅指学校统一安排的实习,不包括学生寒暑假自主进行的实习)的这部分费用应由学校承担,而大学生也要注意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利益权。至于实习期间的房租、餐费、电话费、网费、水电费等自然应由实习生本人及其家庭部分承担,或者由企业以合理的薪酬形式予以补偿实习生的实习成本。对于这点,笔者在“大学实习生薪酬设计的依据与选择”一文中已有论述。在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的财税政策要对实习生的实习成本予以特别的支持。 4、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需要财税政策支持的理由。 (1)企业不愿意接受实习生。计划经济时代,高校实习由上级部门安排,不存在什么问题;实行市场经济后,“企业往往不愿接收实习生,怕影响到精力和金钱,珠三角大量的外资企业尤为突出”[5]。在买方市场下,不少用人单位追求短期用人成本最小化和产出效益最大化,不愿意培养实习生,增加人力物力负担;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强调工作经验,不愿意接受实习生,承担社会责任;一些企业担心实习生在实习中出现意外伤害,故尽量不使用实习生。当然,一些实习生因自身素质或其他因素,不能认真对待实习,使一些用人单位不愿意再接纳实习生。此外,实习学生专业水平的局限性和大流动性带来的不稳定性,也使用人单位顾虑“做嫁衣裳” 而不愿意接受实习生[6]。因此,需要财税政策引导和国家立法来约束。 (2)企业不提供实习补贴。有人曾对324 名法学专业学生实习时是否获得报酬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网上收集,统计结果发现[7],到 法院、检察院等机关实习的实习生分别有112 人和54 人,却没有一分钱报酬;到律师事务所和其他单位实习的实习生分别有67 人和91 人,虽分别有180 元和310 元报酬,但与实习生为实习单位所创造的利润相比相差甚远。目前,大学生实习中“免费打工”现象普遍,即使有一定的报酬,也与实习生劳动付出不呈正比,更不要说能补偿实习生的实习成本了。2009 年7—8 月,来广州实习的武汉某大学16 名学生,其中9人实习无报酬,而暑假实习成本花费2000—3000元[8]。此外,“倒贴实习”现象也常见。很多实习单位不仅不为实习生提供补贴和报酬,而且一些日常的费用如外出办事的交通费和餐费也要实习生自己埋单[9]。说起工资的事情,有些企业单位甚至说,既然是实习,就是一种学习,学习是要交学费的,哪有企业倒贴的道理。一些常年招收实习生的用人单位认为,不支付实习生工资是企业节省成本开支的一种方式考虑;利用大多数学生实习期间没有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这点,不付实习生工资和补贴;或者把实习生当作廉价的劳动力使用。 (3)实习基地建设需要财税政策支持。据专业调查机构调查显示,社会可供实习的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实习的需要。金融危机以来,能提供实习岗位的企业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而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吸纳75%以上从业人员的中小企业却很少对大学生开放实习机会,二级城市实习职位更少[10]。以上海市为例,2008 年上海共有毕业生14.1 万人,2009 年毕业学生15.8万人,2010 年将达16.8 万人。而可供实习的岗位供不应求,2008 年,上海只组织了3.98 万人参加实习,仅占当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四分之一;2009年由上海市教委提供的实习岗位与2008 年的岗位数大体相当[11]。可见,在企事业单位不能满足大学生实习的情况下,必须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由政府出台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鼓励企业积极联合国际国内知名企业与高校密切配合,共同建立和提供大学生就业实训基地。 (4)学生利益维权没有取得法律政策的有力支持目前,国家还没有法律条例对实习这一概念进行定义,没有明确其适用范围;没有规定各企事业单位接收实习生的责任、义务、激励机制、补贴、评估考核办法;没有规定大学生实习劳动、安全、报酬等管理办法,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没有培养全社会的实习概念和意识,使之成为一种制度。因此,实习生很难用法律条例或政策为自己维权。 四、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与财税政策支持的关系。 1、从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对财税政策的影响来看。 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就是对大学生实习成本的一种投入。对实习成本负担越多就意味着为大学生提供的实习机会数量越多,实习质量的保障越高;而实习的机会越多,质量保障越高,就越有利于技能型人才的发展;而优秀的技能型人才越多就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从长远来看,其上缴的“流转税”和“个人所得税”就会越多,对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就越有力。可见,大学生实习成本的投入与高技能人才的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而高技能人才的发展又与税收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故大学生实习成本的投入与税收收入也呈正相关关系。 有关数据证明,从20 世纪70 年代到90 年代中期,美国的适龄劳动群体中,接受过16 年以上教育培训人员的年薪水平远远高于教育年限较少的群体。同样,在我国各类收入群体中,接受过较好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技能型人才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都是较高的。 此外,“明瑟收益率”原理也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明瑟收益率”是国际上教育年限收益率的通行指标[12],是利用明瑟收益函数计算的教育边际[!]收益率,它反映受教育者多受一年教育的收入变化率。随着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变革,教育因素对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越来越大。可见,对实习成本的投入,能促进技能型人才发展,进而能提升高技能人才的个人收入水平和纳税能力,丰富税源结构,增强国家财政实力,构建稳固强大平衡的公共财政体系。 2、从财税政策支持对大学生实习成本的负担影响来看。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通过财政支出投向与结构上的引导,税收负担水平的相机调整,结构性税制的区别对待等制度安排来发挥作用的。财税政策对大学生实习成本的负担主要表现在导向与扶持功能上。 从行为规范的意义上讲,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主动调整财政分配过程和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为方式,也就是引导微观经济主体(如企业)选择确立“道路规则”。如为适应后工业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2005 年10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就进一步明确了财税政策扶持技能型人才发展的政策导向;为培养技能型人才,规范高等院校大学生实习,从2009 年1 月起广东省就《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见习条例(草案)》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 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就是公共部门通过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所形成的既定社会产品分配模式,也就是凭借税收负担的差别对待、公共支出的重点投入,以体现政府鼓励抑或限制某一产业或部门发展的政策意图。如针对职业教育实训条件这一薄弱环节,2004 年,教育部和财政部专门出台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推进职业教育若干工作的意见》,拨款1.1 亿元,共支持了50 所职业院校的实训基地建设。2005 年,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 可见,财税政策的导向与扶持功能巨大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外部效应”,市场机制自身往往难于实现资源(实习资源)的有效配置;加上一些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如接受大学生实习)方面存在“搭便车”的心理,淡化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这样,就需要政府加以适当干预,通过制定大学生实习成本合理负担的财税政策,通过财政补贴、贴息、税收减免等形式来引导企业接受大学生实习。 五、构建大学生实习成本的财税政策支持路径。 1、在国家职业教育的投资现状中把握现行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为了培养职业技能型人才,从1986-2001 年,16 年间全国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共计9 亿元;2004年,为改善实习条件就投资1.1 亿元;2005 年,为建设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就投资100 亿元。这些财政投资在促进技能型人才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涉及高级技能型人才发展的财税政策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中,政策取向缺乏系统性。使得技能型人才成长(如企业接受大学生实习的补贴与激励标准,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建立实训基地的相关支出,能否如实税前扣除)的相关财税政策的覆盖范围不再存在明显的真空领域。二是公共财政教育投入总量少,市 (地)一级政府可调控的财力不足,还没有达到4%的教育投资基本底线。三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向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过多,形成财政供给“越位”;而对社会公共产品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重点事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科研等方面保障不足,形成财政供给的“缺位”。四是预算外资金收支管理缺乏统一协调,在预算管理上还没有单独编列技能型人才专项预算。五是还没有健全公共资金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 2、在深化公共预算改革的过程中建立实习成本单独列示的预算制度。 目前,对技能型人才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存在政出多门的现象:各级教育部门的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各级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拥有的职技培训基本建设资金的二次预算分配、税务系统以税收优惠形式体现的促进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税式支出预算、民政部门对民间组织技能型人才培训的支出等。为此,有必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复式预算体系中的特别预算形式加以单独列示,结合推进中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按照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类型与模式,建立以政府财政部门为主导,以教育系统部门预算为基础,重新划分技能型人才教育与培训投入的收支分类基础,逐步推行跨越部门边界的“以实习成本投入为编制基础”的“跨部门预算制度”。 3、在设立大学生实习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健全绩效评价与追踪问责机制。 为了确保大学生实习资金使用效果,必须建立实习专项资金,并且对其使用绩效进行评估。大学生实习专项资金是指具有特定使用范围,专项用于大学生专业技能实习建设所需单独核算的资金。只有在规范上下工夫,才能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的安全、有效,才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是预算编制力求规范、刚性,实施“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预算。 二是对项目结余资金要加强管理,使用实习专项资金的单位要按照预算批复的要求,积极组织项目实施,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对已经执行但当年尚未完成的项目所形成的专项结余资金,要按照预算管理的要求,纳入下一年度预算;对于已完成的项目形成的净结余资金,原则上应上缴财政,如需由项目单位留作自用,须报经财政部门同意,不得随意处置。三是严格专项资金的支出管理,坚持“专项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严禁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四是严禁滞留、截留专项资金,要及时发挥专项资金的作用。五是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检查,推进项目绩效评价以及绩效考评公开激励机制构建,逐步完善教育部门内生性的实习成本投入绩效自评机制,结合外部财政收支审汁和绩效审计的环境约束,探索建立相应的追踪问责与奖惩机制。六是要防止专项资金闲置浪费和低效率使用。 4、在推进阳光财政体系的过程中完善区域间实习资源的流动配置。 为了保证大学生在不同的区域间平等的享有实习机会,因而各地区之间必须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如果基层财政财力困窘,就必须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补助。也就是说要通过财税杠杆构建一个相对公开公平的关于实习成本投入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 然而,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所涉及的资金,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纵横交错的流转过程,缺乏一种有序的运行轨道与道路规则。每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资金转移,其测算依据与最终结果,不仅普通公众难于了解,即便是地方政府之间对彼此资金配给的详细状况也互不知晓,具有较为浓厚的“暗箱操作”色彩。为此,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优秀要义不是编制预算,而是逐步实现财政管理的阳光化进程,营造一个全社会都来关注实习成本负担和技能型人才跨区域实习不受歧视的社会氛围。 5、在构建校企合作产学一体的教学模式下实现大学生实习成本补偿多元化。 在促进高级技能型人才发展问题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和谐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不仅是我国人才发展的一种战略,而且也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验。例如,在德国,政府出面干预,使产学合作制度化,使学校和企业相互支援、共同受益,已积累了相当成功的经验。一方面,企业依据曾经给予学校的财力支援比例分享教育成果;另一方面,学校培养企业所需人才,以接受企业的资金援助。同时,德国政府设立“产业合作委员会”,对企业和学校双方进行监督,对接受学生实习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偿。对不接受大学生实习,或不愿意大学生来就业的企业则增加一定的税金,当然也会公布因教育水平低而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的学校名单,减少或停止其财政支持,以此促进产学之间的互动合作。 6、在立法和政策制定和完善的过程中确保大学生实习有章可循。 目前,有不少地方政府出台大学生实习与见习、就业与创业的鼓励政策,如财政补贴、财政优惠、财政贴息等财税优惠政策。而且广东省率先出台了《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见习条例(草案)》。草案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按照在职职工的一定比例接收学生实习,具体比例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确定。除此之外的企业,政府将采取扶持和奖励的方式,鼓励接收学生实习见习。条例草案还对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见习基地等作了详细规定。这样,就为大学生实习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 7、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重点建设好四个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企业大学生实习成本投入的加倍扣除制度。也就是说,企业用于大学生实习成本的投入,不仅可以如数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还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加倍扣除,从而鼓励企业加大接受大学生实习的力度。 第二,完善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捐赠投入的免税制度。这一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企业和个人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捐赠,不受现行税制捐赠支出税前扣除比例的限制,可以全额扣除。其次,就取得捐赠收入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而言,这部分收入也不作为一般经营性收入,同样享受免税待遇。 第三,运用好奖惩制度。对于实行“产学合作”,接受实习生达一定规模、实习生满意度高的企业,经有关部门审核,可以比照校办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予以适当鼓励与扶持第四,规范好实习生专项资金制度。对实习生专项资金的预算、使用、管理必须规范。对实习单位的财政补贴(如按200 元/ 文秘站: 人)、税收优惠比例,对实训基地建设与接纳大学生实习开支情况,等等,都要单独列示,阳光操作。 大学生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论文 一、微信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一)微信对大学生造成的认知偏差 微信的时实对讲功能包括短小录音、表情、文字,极大地满足了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与自由性,并且微信无需付话费,只需开通上网功能就可以通过声音传达信息,让沟通更频繁、更亲近。大学生把这种沟通看作“潮流”,在对微信产生依赖后,将会对他们心理、人格、道德、认知等方面产生影响。在虚拟世界里,大学生很容易被误导,甚至出现心理疾病。 (二)微信对大学生价值观造成影响 以往大学生接受教师传达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观都是通过面对面或文件的传播模式。随着微信时代的到来,大学生更愿意接受互播模式,通过微信的沟通使他们的人际往来更为频繁,所接受的知识面更广,但无疑会产生大学生接收的信息渠道多、种类杂、层次不齐等情况,使他们的价值观念难以整合。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对自身约束力不强,很容易接受外来信息。如果学生接受的信息低级、直观且生动,会逐渐影响和改变他们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增加大学教育对大学生价值观导向的难度。 (三)微信使大学生痴迷网络 学生通过微信不仅可以增加沟通,还可以向好友展示自己,这种一对多的朋友圈传播方式满足了大学生对自我空间的要求,同时又满足他们表达自己情感的需要,拓展了他们交流的平台,但也为微信网络监控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跟风”心理使微信内容产生了趋同的局面,因此,在微信内传播内容性强、激发自我意识的教育性问题,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偏激理念②。 二、应对微信带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策略 (一)整合网络 新媒体的诞生可方便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平台,院校方面需要树立积极向上的理念,让传播的信息利于学生的学习和价值观的建立。提高大学生对网络的认识,将大学生的思想主张进行正确引导,同时提高教育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全面跟进社会进步与发展③。 (二)走进学生、拉近距离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问题是交流困难。为打破这种现状,教师可将所想所感通过微信形式传达给学生,进行一对一交流。教师还可以通过微信发出各种活动,将活动尽量与校园文化相结合,通过图片、语言等丰富的表达形式吸引大学生的注意。此外,教师加强引导,利用微信使学生聚集网络,在网络上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关怀,提升学生思想教育的吸引力④。 (三)资源共享、共同讨论 微信的红色标注功能使每位学生在看到新信息时基本上都会点开观看,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功能,实现资源共享,进而让学生都参与到讨论交流活动中来,使他们各抒己见。 (四)安全互动 网络时代的到来让很多大学生喜欢“宅”在寝室,对于这样的情况,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微信语音方式进行交流,使学生消除与教师沟通中产生的紧张感与约束感。教师还可以设置群聊,使学生与教师“聚集”到一起,让他们畅所欲言,教师进行适时的引导和帮助,使他们可以在沟通中找到问题所在和解决方法⑤。综上所述,微信推动了网络的发展,同时为人们建立了无障碍的交流方式。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基本离不开微信,教师利用微信与学生进行交流,能有效帮助他们形成良好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教师与学生开展良性互动,可以使学生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完善。 大学生论文: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基本要求如下: 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撰写毕业论文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科学的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并用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指导人们的实践,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在选题和观点上都必须注重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密切注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坚持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迈开双脚,深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研究。这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社会的基本途径。人们只有深入到实际中去,同客观事物广泛接触,获得大量的感性材料,然后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才能从中发现有现实意义而又适合自己研究的新课题。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层出不穷,需要研究的问题遍布社会的方方面面,只要我们对现实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敏感性,善于捕捉那些生动而具有典型性的现实材料,通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就能从中引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高毕业论文的价值。当然撰写毕业论文可选择的课题十分广泛,并不只限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可以研究专业基本理论,中西方比较研究等。但无论选择什么研究课题,都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历史的研究中吸取有益于现实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从对外国的研究中,借鉴其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或为我国的对外政策提供某些依据。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读书,掌握理论武器。李瑞环同志指出:“强调联系实际,绝不意味着否定读书的重要,恰恰相反,更要认真地读,反复地读,深钻苦研,做到真正读懂弄通。否则,没有掌握理论,怎么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求是》杂志1989年第24期)认真读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好专业课,具备专业基础知识。这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具备了相应水平的知识积累,才能理解一定深度的学术问题;同时,也只有具备了某一特定的知识结构,才能对某学科中的问题进行研究。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讨论学术问题之前,必须“先有具备某种程度的知识”,否则,“没有凭借作为讨论出发的根据,于是他们只能徘徊于模糊空疏以及毫无意义的情况中”。(小逻辑》第三版序言) 二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虽然并不直接提供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答案,但它对我们如何正确地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大学毕业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应当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毕业论文的写作。 二、立论要科学,观点要创新 (一)立论要科学 毕业论文的科学性是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内容能够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文章的基本观点必须是从对具体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出来,而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科学研究作用就在于揭示规律,探索真理,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开拓前进的道路。判断一篇论文有无价值或价值之大小,首先是看文章观点和内容的科学性如何。 文章的科学性首先来自对客观事物的周密而详尽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丰富而切合实际的材料,使之成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其次,文章的科学性通常取决于作者在观察、分析问题时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科学研究中,既不容许夹杂个人的偏见,又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不着边际地凭空臆想,而必须从分析出发,力争做到如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 再次,文章是否具有科学性,还取决于作者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写作毕业论文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运用前人提出的科学理论去探索新的问题。因此,必须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前人的理论,具有广博而坚实的知识基础。如果对毕业论文所涉及领域中的科学成果一无所知,那就根本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论文。 (二)观点要创新 毕业论文的创新是其价值所在。文章的创新性,一般来说,就是要求不能简单地重复前人的观点,而必须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学术论文之所以要有创新性,这是由科学研究的目的决定的。从根本上说,人们进行科学研究就是为了认识那些尚未被人们认识的领域,学术论文的写作则是研究成果的文字表述。因此,研究和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论文如果毫无创造性,就不成其为科学研究,因而也不能称之为学术论文。毕业论文虽然着眼于对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基本训练,但创造性仍是其着力强调的一项基本要求。 当然,对学术论文特别是毕业论文创造性的具体要求应作正确的理解。它可以表现为在前人没有探索过的新领域,前人没有做过的新题目上做出了成果;可以表现为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有新的发现或提出了新的看法,形成一家之言3也可以表现为从一个新的角度,把已有的材料或观点重新加以概括和表述。文章能对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提出解决的方案,这自然是一种创造性;即使只是提出某种新现象、新问题,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这也不失为一种创造性。国家科委成果局在1983年3月的《发明奖励条例》中指出:“在科学技术成就中只有改造客观世界的才是发明,……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成就,则是发现。”条例中对“新”作了明确规定:“新”是指前人所没有的。凡是公知和公用的,都不是“新”。这些规定,可作为我们衡量毕业论文创造性的重要依据。 根据《条例》所规定的原则,结合写作实践,衡量毕业论文的创造性,可以从以下几个具体方面来考虑: (1)所提出的问题在本专业学科领域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际意义,并通过独立研究,提出了自己一定的认识和看法。 (2)虽是别人已研究过的问题,但作者采取了新的论证角度或新的实验方法,所提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人以启发。 (3)能够以自已有力而周密的分析,澄清在某一问题上的混乱看法。虽然没有更新的见解,但能够为别人再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和方法。 (4)用较新的理论、较新的方法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际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取得一定的效果。或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 思路和数据等。 (5)用相关学科的理论较好地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本学科中的问题。 (6)用新发现的材料(数据、事实、史实、观察所得等)来证明已证明过的观点。 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要求对前人已有的结论不盲从,而要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敢于否定那些陈旧过时的结论,这不仅要有勤奋的学习态度,还必须具有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任何创新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总是以前人的成果为基础。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吸收前人的成果。但是这种学习不是不加分析地生吞活剥,而是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和发展。 三、论据要翔实,论证要严密 (一)论据要翔实 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仅有一个好的主题和观点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要有充分、翔实的论据材料作为支持。旁征博引、多方佐证,是毕业论文有别于一般性议论文的明显特点。一般性议论文,作者要证明一个观点,有时只需对一两个论据进行分析就可以了,而毕业论文则必须以大量的论据材料作为自己观点形成的基础和确立的支柱。作者每确立一个观点,必须考虑:用什么材料做主证,什么材料做旁证;对自己的观点是否会有不同的意见或反面意见,对他人持有的异议应如何进行阐释或反驳。毕业论文要求作者所提出的观点、见解切切实实是属于自己的,而要使自己的观点能够得到别人的承认,就必须有大量的、充分的、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 毕业论文的论据要充分,还须运用得当。一篇论文中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研究工作所得,古今中外的事实事例、精辟的论述、所有的实践数据、观察结果、调查成果等全部引用进来,而是要取其必要者,舍弃可有可无者。论据为论点服务,材料的简单堆积不仅不能证明论点,强有力地阐述论点,反而给人以一种文章拖咨、杂乱无章、不得要领的感觉。因而在已收集的大量材料中如何选择必要的论据显得十分重要。一般来说,要注意论据的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更重要的是考虑其能否有力地阐述观点。 毕业论文中引用的材料和数据,必须正确可靠,经得起推敲和验证,即论据的正确性。具体要求是,所引用的材料必须经过反复证实。第一手材料要公正,要反复核实,要去掉个人的好恶和想当然的推想,保留其客观的真实。第二手材料要究根问底,查明原始出处,并深领其意,而不得断章取义。引用别人的材料是为自己的论证服务,而不得作为篇章的点缀。在引用他人材料时,需要下一番筛选、鉴别的功夫,做到准确无误。写作毕业论文,应尽量多引用自己的实践数据、调查结果等作为佐证。如果文章论证的内容,是作者自己亲身实践所得出的结果,那么文章的价值就会增加许多倍。当然,对于掌握知识有限、实践机会较少的大学生来讲,在初次进行科学研究中难免重复别人的劳动,在毕业论文中较多地引用别人的实践结果、数据等,在所难免。但如果全篇文章的内容均是间接得来的东西的组合,很少有自己亲自动手得到的东西,那也就完全失去了写作毕业论文的意义。 (二)论证要严密 论证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方法和过程。论证要严密、富有逻辑性,这样才能使文章具有说服力。从文章全局来说,作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程序,使人们的逻辑程序和认识程序统一起来,全篇形成一个逻辑整体。从局部来说,对于某一问题的分析,某一现象的解释,要体现出较为完整的概念、判断、推理的过程。 毕业论文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文章样式,它诉诸理解大量运用科学的语体,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反映事物的本质或规律,从已知推测未知,各种毕业论文都是采用这种思维形式。社会科学论文往往是用已知的事实,采取归纳推理的形式,求得对未知的认识。要使论证严密,富有逻辑性,必须做到:(1)概念判断准确,这是逻辑推理的前提;(2)要有层次、有条理的阐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3)要以论为纲,虚实结合,反映出从“实”到“虚”,从“事”到“理”,即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 此外,撰写毕业论文还应注意文体式样的明确性、规范性。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科普读物、可行性报告、宣传提纲等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写作方法上不能互相混同。 大学生论文:扶持大学生创业论文 以下是我们文秘站的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扶持大学生创业论文供大家参阅,希望能够帮到您! 高校毕业生是整个社会中充满活力、富于创造的群体,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也是重要的创业主体,是未来一二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目前,国家通过大力推进“创业带动就业”的办法破解就业难题,既是扩大就业容量、缓解就业压力的重大举措,也是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税收政策是国家促进就业的一个重要手段,作为肩负贯彻落实地方税收政策重任的地税部门,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扶持大学生创业促就业责无旁贷。 (一)税收政策做保障。近年来,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国家各部委相继联合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39号)、《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民政部关于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34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5〕18号)以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民政部关于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问题的补充公告》(2015年第12号)等,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政策服务。 (二)优惠力度做推手。加大减免税优惠力度,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在3年内按最高限额标准执行每户每年9600元的税收减免,对吸纳毕业年度大学生就业的企业在3年内按最高限额标准执行每人每年5200元的税收减免。 (三)优惠享受更便利。把创业就业减免税收政策的管理方式由事前审批调整为事后备案管理,建立落实税收优惠减免管理台账,保证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不遗漏。 (四)跟踪问效抓落实。根据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要求,自治区地税局召开了专题协调会议,关礼局长对“建议建立大学生就业税收减免和小微企业税收减免专项统计”作出了重要批示。为此,全区地税系统建立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税收政策落实情况统计周报制度,着力加强对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问效,要求各市逐级汇总上报《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落实情况统计表》。 (一)宣传平台。深入广西人才市场、高校,开展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政策专题辅导,大力宣传优惠政策,扩大影响范围。编撰发放《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指南》,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涉税QQ辅导群,及时为大学生提供税收政策咨询等在线解答服务。广泛深入园区、企业,重点宣传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积极吸收大学生就业。主动走进高校“双选会”、全市人才活动交流场所,提供涉税咨询服务,积极引导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条件的大学生和企业尽享优惠。 (二)流程平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让高校毕业生充分享受就业创业税收优惠政策由事前审批变为事后备案管理的便利和高效。落实国务院、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要求,清理、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按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落实好“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以“减少事项、减少环节、缩短时限、精简资料、优化流程、减轻负担”为工作目标,以“前置审批环节、强化后续管控、持续扩大范围”为工作原则,开展涉税事项“先批后审、审管分离、办管分离”试点工作。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认真落实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加强后续管理的措施和办法。适应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需要,在职责范围内全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推进“三证合一”工作。继续执行免收税务登记证和取消发票工本费政策,并免费为纳税人提供复印涉税资料服务,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优化纳税服务,支持我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三 )规范平台。一是依法行政。按照依法行政、规范执法、简政放权的要求,营造公平公正的税收执法环境,避免多头入户执法、重复税收检查的现象。二是征管规范。认真贯彻执行《全国税收征管规范》,对税务登记、认定管理、申报纳税、税收优惠、税额确认、税款追征、税务检查、违法处置、争议处理、凭证管理、信息披露等11类涉税业务共618项具体业务做了规范,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将税收法律法规与税收征管操作实务承接起来,形成统一的规程指南,更加方便纳税人。三是纳税服务规范。全面实施《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及时制定出台《纳税服务规范(广西地税实施操作版)》,全面梳理前台业务规范,理顺后台业务衔接流程。依照纳税服务规范逐条比对自查,梳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更新表证单书,简化资料报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服务流程,确保了纳税服务规范顺利执行。(四)信息平台。依托科技手段,拓展网上申报、网上咨询、自助办税、免填单服务等业务种类,拓展网上办税服务功能,加快建设电子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以“12366”纳税服务热线为基础,构建语音、邮件、QQ、微信集一体的电子综合服务平台;扩大自助办税和同城通办覆盖面,最大限度方便高校毕业生。 (五)纳税信用等级平台。与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共同建立纳税人信用等级评定及分类管理工作机制;积极与有关部门共同建设“综合信用管理信息查询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推进社会信用管理建设。立足行业特点,运用税收诚信机制建设成果,积极扶持创业就业,使企业发展更顺利,就业岗位更稳定,就业报酬更有保障。 (一)税收政策受惠面偏窄。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适用对象的叠加,削弱了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由于2014年10月1日起,对所有月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含3万元)的营业税纳税人均已免征营业税,我区绝大部分持《就业创业证》从事个体工商户的人员因规模不大,属于月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的纳税户,以致申请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减少,影响了该政策的执行效果。广西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减免税的扣除限额为每户每年9600元,与所有从事个体经营的纳税人都可以享受月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含3万元)的免征营业税这一普惠政策相比,扣除限额依然偏低,按广西最低的征收率4.18%来计算,月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的个体经营者每年可以减免的税费为15048元,远高于创业就业规定的9600元/年的扣除标准。财税〔2014〕39号文还规定“本通知所述人员不得重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加上企业必须为失业人员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才能享受税收优惠,因此,往往只有月营业额3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才有必要适用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所以实际申请享受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不多,从而导致该政策适用性不强,形式大于实用,没有真正发挥引导和促进作用。 (二)行业放宽、税种不放宽未能充分体现政策的导向作用。财税〔2014〕39号文取消了《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4号)对行业的限制,原被财税〔2010〕84号文的政策排除在外的从事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行业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吸纳就业的广告业、房屋中介、典当、桑拿、按摩、氧吧等服务型企业,按新政策都可以享受到税收优惠。但是在扣减税费范围上,财税〔2014〕39号文仅增加了地方教育附加,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税种依旧未纳入扣减范围,税种放宽幅度不大,所以尽管财税〔2014〕39号文出台的目的是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但是只完全放开行业的限制却没有完全放宽税种限制,影响了政策导向作用的发挥。一方面,这意味着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支出主要由地方财政来负担,对贫困落后地区的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交通运输业、制造加工、修理修配等缴纳增值税的行业也是创业就业集中的重点行业,但是政策没有将增值税列入抵减范围,必然会削弱税收政策对创业就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而且随着“营改增”试点行业的不断扩围,越来越多的行业将纳入增值税的范围,将会进一步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办理涉税减免手续较为复杂且跨部门较多。比如月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的自主创业的个体工商户不需办理申请即可享受免征营业税的优惠,但要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减免,还要持《就业创业证》、个体工商户登记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等材料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而在企业单位吸纳就业方面,企业不仅要提交《劳动就业服务企业证书》、与新招用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等材料,还要催促新招用人员办理、提交《就业创业证》。整个涉税减免过程要经过人社、教育、民政、税务等多个部门,纳税人需要在多个部门间来回跑,所以相对于减免手续更简单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大部分纳税人不愿再花时间和人力物力去申请享受减免程序相对复杂的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四)落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合力尚未形成。部分地市和有关部门关于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方面的信息共享不够及时,协调配合不够顺畅,导致效率不高,影响了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及时贯彻落实到位。目前,人社部门只负责发放《就业创业证》,工商部门只负责工商登记,而作为税务部门在落实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工作中,往往受制于《就业创业证》(身份认定)和工商登记(经济性质认定),这些前置认定的分散设置不利于规范税收管理,不利于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全面准确落实。 (五)落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实行定期减免形式,而且财税〔2014〕39号文规定审批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年31日,仍然规定3年的审批优惠时限,而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扶持政策。这种形式的优点是直接、明显,它的弊端在于容易使企业为了获得实惠而发生短期行为,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对于投资规模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企业、农业等投资项目的鼓励作用不大。 (一)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确保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严格执行中央和自治区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创业就业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效应评估机制,指导全区各级地税机关加强政策执行反馈。 (二)积极从以下几方面扩大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各项税 收优惠政策。1、建议国家进一步扩大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税种范围,从仅营业税单一流转税优惠为主向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多种流转税优惠并重转变。目前,对吸纳就业企业的优惠政策仅是减免营业税及其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一方面这对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主体税种的企业没有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对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必须要以盈利为前提,所以政策对一时难以取得利润或利润微薄的企业的扶持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 2、建议调高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减免税的扣除限额。针对2014年10月1日起月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含3万元)的免征营业税的普惠政策实施后,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减少这一实际情况,建议国家应及时适当调高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减免税扣除限额,以体现国家出台该政策初衷和效应,增强优惠政策的可操作性。加大扶持力度,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失业人员和大学生,在不超过3万元免征营业税这一普惠政策的基础上,考虑给予叠加使用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3、建议扩大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的适用范围。建议将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扩大到所有的小微企业,进一步激发小微企业吸纳更多的创业就业人员。同时建议国家放开西部地区在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类型的限定,综合考虑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将主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的企业纳入税收优惠政策对象,进一步提高企业吸纳失业人员积极性。 4、建议进一步简化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减免税手续。建议政府成立促进创业就业联合办公机构,加强对《就业创业证》的发放、收缴以及免税程序的审核、年检等工作;同时加快健全政府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劳动就业信息交换和协查制度,实现相关信息共享,健全联合执法服务工作机制,实现“集中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切实解决纳税人“重复报送涉税资料”、“多头找、来回跑”等问题。另外,建议人社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就业信息平台,以方便各级税务、财政、民政部门查询就业创业信息。 大学生论文: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基本要求如下: 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撰写毕业论文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科学的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并用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指导人们的实践,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在选题和观点上都必须注重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密切注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坚持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迈开双脚,深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研究。这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社会的基本途径。人们只有深入到实际中去,同客观事物广泛接触,获得大量的感性材料,然后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才能从中发现有现实意义而又适合自己研究的新课题。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层出不穷,需要研究的问题遍布社会的方方面面,只要我们对现实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敏感性,善于捕捉那些生动而具有典型性的现实材料,通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就能从中引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高毕业论文的价值。当然撰写毕业论文可选择的课题十分广泛,并不只限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可以研究专业基本理论,中西方比较研究等。但无论选择什么研究课题,都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历史的研究中吸取有益于现实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从对外国的研究中,借鉴其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或为我国的对外政策提供某些依据。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读书,掌握理论武器。李瑞环同志指出:“强调联系实际,绝不意味着否定读书的重要,恰恰相反,更要认真地读,反复地读,深钻苦研,做到真正读懂弄通。否则,没有掌握理论,怎么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求是》杂志1989年第24期)认真读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好专业课,具备专业基础知识。这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具备了相应水平的知识积累,才能理解一定深度的学术问题;同时,也只有具备了某一特定的知识结构,才能对某学科中的问题进行研究。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讨论学术问题之前,必须“先有具备某种程度的知识”,否则,“没有凭借作为讨论出发的根据,于是他们只能徘徊于模糊空疏以及毫无意义的情况中”。(小逻辑》第三版序言) 二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虽然并不直接提供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答案,但它对我们如何正确地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大学毕业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应当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毕业论文的写作。 二、立论要科学,观点要创新 (一)立论要科学 毕业论文的科学性是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内容能够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文章的基本观点必须是从对具体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出来,而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科学研究作用就在于揭示规律,探索真理,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开拓前进的道路。判断一篇论文有无价值或价值之大小,首先是看文章观点和内容的科学性如何。 文章的科学性首先来自对客观事物的周密而详尽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丰富而切合实际的材料,使之成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其次,文章的科学性通常取决于作者在观察、分析问题时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科学研究中,既不容许夹杂个人的偏见,又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不着边际地凭空臆想,而必须从分析出发,力争做到如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 再次,文章是否具有科学性,还取决于作者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写作毕业论文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运用前人提出的科学理论去探索新的问题。因此,必须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前人的理论,具有广博而坚实的知识基础。如果对毕业论文所涉及领域中的科学成果一无所知,那就根本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论文。 (二)观点要创新 毕业论文的创新是其价值所在。文章的创新性,一般来说,就是要求不能简单地重复前人的观点,而必须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学术论文之所以要有创新性,这是由科学研究的目的决定的。从根本上说,人们进行科学研究就是为了认识那些尚未被人们认识的领域,学术论文的写作则是研究成果的文字表述。因此,研究和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论文如果毫无创造性,就不成其为科学研究,因而也不能称之为学术论文。毕业论文虽然着眼于对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基本训练,但创造性仍是其着力强调的一项基本要求。 当然,对学术论文特别是毕业论文创造性的具体要求应作正确的理解。它可以表现为在前人没有探索过的新领域,前人没有做过的新题目上做出了成果;可以表现为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有新的发现或提出了新的看法,形成一家之言3也可以表现为从一个新的角度,把已有的材料或观点重新加以概括和表述。文章能对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提出解决的方案,这自然是一种创造性;即使只是提出某种新现象、新问题,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这也不失为一种创造性。国家科委成果局在1983年3月的《发明奖励条例》中指出:“在科学技术成就中只有改造客观世界的才是发明,……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成就,则是发现。”条例中对“新”作了明确规定:“新”是指前人所没有的。凡是公知和公用的,都不是“新”。这些规定,可作为我们衡量毕业论文创造性的重要依据。 根据《条例》所规定的原则,结合写作实践,衡量毕业论文的创造性,可以从以下几个具体方面来考虑: (1)所提出的问题在本专业学科领域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际意义,并通过独立研究,提出了自己一定的认识和看法。 (2)虽是别人已研究过的问题,但作者采取了新的论证角度或新的实验方法,所提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人以启发。 (3)能够以自已有力而周密的分析,澄清在某一问题上的混乱看法。虽然没有更新的见解,但能够为别人再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和方法。 (4)用较新的理论、较新的方法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际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取得一定的效果。或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 思路和数据等。 (5)用相关学科的理论较好地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本学科中的问题。 (6)用新发现的材料(数据、事实、史实、观察所得等)来证明已证明过的观点。 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要求对前人已有的结论不盲从,而要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敢于否定那些陈旧过时的结论,这不仅要有勤奋的学习态度,还必须具有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任何创新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总是以前人的成果为基础。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吸收前人的成果。但是这种学习不是不加分析地生吞活剥,而是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和发展。 三、论据要翔实,论证要严密 (一)论据要翔实 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仅有一个好的主题和观点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要有充分、翔实的论据材料作为支持。旁征博引、多方佐证,是毕业论文有别于一般性议论文的明显特点。一般性议论文,作者要证明一个观点,有时只需对一两个论据进行分析就可以了,而毕业论文则必须以大量的论据材料作为自己观点形成的基础和确立的支柱。作者每确立一个观点,必须考虑:用什么材料做主证,什么材料做旁证;对自己的观点是否会有不同的意见或反面意见,对他人持有的异议应如何进行阐释或反驳。毕业论文要求作者所提出的观点、见解切切实实是属于自己的,而要使自己的观点能够得到别人的承认,就必须有大量的、充分的、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 毕业论文的论据要充分,还须运用得当。一篇论文中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研究工作所得,古今中外的事实事例、精辟的论述、所有的实践数据、观察结果、调查成果等全部引用进来,而是要取其必要者,舍弃可有可无者。论据为论点服务,材料的简单堆积不仅不能证明论点,强有力地阐述论点,反而给人以一种文章拖咨、杂乱无章、不得要领的感觉。因而在已收集的大量材料中如何选择必要的论据显得十分重要。一般来说,要注意论据的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更重要的是考虑其能否有力地阐述观点。 毕业论文中引用的材料和数据,必须正确可靠,经得起推敲和验证,即论据的正确性。具体要求是,所引用的材料必须经过反复证实。第一手材料要公正,要反复核实,要去掉个人的好恶和想当然的推想,保留其客观的真实。第二手材料要究根问底,查明原始出处,并深领其意,而不得断章取义。引用别人的材料是为自己的论证服务,而不得作为篇章的点缀。在引用他人材料时,需要下一番筛选、鉴别的功夫,做到准确无误。写作毕业论文,应尽量多引用自己的实践数据、调查结果等作为佐证。如果文章论证的内容,是作者自己亲身实践所得出的结果,那么文章的价值就会增加许多倍。当然,对于掌握知识有限、实践机会较少的大学生来讲,在初次进行科学研究中难免重复别人的劳动,在毕业论文中较多地引用别人的实践结果、数据等,在所难免。但如果全篇文章的内容均是间接得来的东西的组合,很少有自己亲自动手得到的东西,那也就完全失去了写作毕业论文的意义。 (二)论证要严密 论证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方法和过程。论证要严密、富有逻辑性,这样才能使文章具有说服力。从文章全局来说,作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程序,使人们的逻辑程序和认识程序统一起来,全篇形成一个逻辑整体。从局部来说,对于某一问题的分析,某一现象的解释,要体现出较为完整的概念、判断、推理的过程。 毕业论文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文章样式,它诉诸理解大量运用科学的语体,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反映事物的本质或规律,从已知推测未知,各种毕业论文都是采用这种思维形式。社会科学论文往往是用已知的事实,采取归纳推理的形式,求得对未知的认识。要使论证严密,富有逻辑性,必须做到:(1)概念判断准确,这是逻辑推理的前提;(2)要有层次、有条理的阐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3)要以论为纲,虚实结合,反映出从“实”到“虚”,从“事”到“理”,即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 此外,撰写毕业论文还应注意文体式样的明确性、规范性。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科普读物、可行性报告、宣传提纲等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写作方法上不能互相混同。 大学生论文: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论文 一、生命观的教育意义 生命观,是人对于生命总的观点和看法,分为广义的生命观和狭义的生命观。广义的生命观包括对生命本体的认识和对生命价值的看法、观点,狭义的生命观则是指对生命本体(自然生命)的认识、看法。总而言之,生命观是指人对生命存在、价值及意义的认识、理解以及基本观点。从生命的本质上来看,生命属性包含社会性、精神性与价值性,生命观不仅是人们单纯对生命的看法,也包含了对人和社会的共同认识。社会属性突出的特点决定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对人生命观取向的影响,同时决定了生命发展的价值抉择,同时,人的生命观也同样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个人而言,生命观也是人的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命个体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传统生命观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传承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遗传性。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领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在新时期表现出一定的变异性,但仍时刻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生命观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存在形态,它运用生命教育理论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生命本身,树立正确的生命态度,承担生命的社会责任,理解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提升大学生生命的质量,培养人文关怀精神和信仰体系,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追求美好的人生。“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是在一定的条件和基础上产生的,生命观的创造也是如此”。我们都沐浴在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中,每一位中国人身上都刻着民族文化的烙印,并在新时期的实践中推陈出新。因此,努力寻求传统文化中生命智慧与现代生命观教育理念的契合,发掘并揭示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实践途径,对于指导大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 二、传统文化中的生命观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炼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总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生命哲学观点与生命观思想,其中以儒、道、佛三家对国人影响至深,他们所宣扬的一些观点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深深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 (一)儒家“以人为本、以孝为先、内圣外王”的生命立场 “人”在儒家理论中具有崇高地位,是天地万物的重心。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儒家思想中的“贵生”就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即立足人类生活,其提倡作为自然界的灵长,人必须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儒家把“孝”上升到很高的理论高度,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孝道。《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可见儒家注重“保身”为先,身体不仅是自己的,也是父母给的,不能擅自毁伤。儒家理论教育人们珍惜生命,反对任何轻生自伤的行为,更极力反对自杀行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的生命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人既从血缘亲情生命方面与亲人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从人际交往中与他人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命并不单纯地属于个人,它还属于我们的父母、亲人、朋友甚至是国家和社会。儒家文化生命观所表现出来的热爱生命,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生命取向对于现代大学生来讲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但对于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言,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甚至是错误观点,主要表现为:第一,排斥人的个性发展。内敛谦虚的民族性格失去了张扬个性的时代特征,个体原本应有的自我意识及独立人格没有被发掘并予以强化,过度强调“大一统”导致人们对个性自由独立的品质失去了应有的思考和追求,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第二,过度强调“取义”淡化了生命价值本身的追求。个体生命和社会道德相冲突时,牺牲自我保全尊严,孔子追求“成仁取义”,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舍生取义会得到理解和褒扬。第三,男尊女卑的道德传统使女性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道德观念迫使女性成为家庭和男性的依附,丧失了自我,造成了女性的不自由、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第四,避讳死亡,缺少对死亡的一种科学态度和认知。海德格尔说“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即“死亡”是人的所有可能性中最有可能的可能性,无法回避。如果没有死亡,如果认识不到死亡,就无法把握生命的本质,人也就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 (二)道家“重生轻物、达生养生、自然无为”的生命取向 道家以“道”为优秀思想范畴,其代表人物是老庄,其理论宣扬“道”创造了世间万物包括人的生命,并赋予人自然、质朴的生命本质。道家认为,在自然界中最高贵的存在是人的生命,而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都是过眼云烟,微不足道。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老子》第四十四章)老子以名利财富和人的生命对比,教人自重、自爱,不要贪图虚荣和名利,珍惜自身的价值与尊严,不可自贱其身。老子还告诫世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追求外界的名利财富要适可而止,知足常乐,这样可以避免遇到危险。反之,为名利奋不顾身,争名逐利,则必然会落得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正所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杨朱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天下最珍贵的,一切对自己身体和精神有所损伤的行为都不可取。“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吕氏春秋•重己》)。也就是说,即使贵为天子的王位也不能和生命的珍贵相比。道家同时注重养生达生、长生久视之方,希望通过清心寡欲、自然无为、炼丹修道达到永生。老庄生命观强调“自然无为”,人的肉体生命的存在自然而成,合自然是其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自然”是老庄对人的生命本质终极意义上的理性总结。生命境界的追求,表现为主体对现实环境的独立和对“自然”的追求,以独立的人格超然于一切的生命境界。这种生命境界试图突破现实有限性肉体生命存在,而实现一种无限性自由与解脱的精神生命永恒的存在。道家思想包含着丰富的生命思考和生命关怀,重视生命价值,主张生命的个性和自由,崇尚“自然和谐”。但是,他们的这些理想缺乏现实的社会条件,过度的“崇尚自然”而“绝圣弃智”显然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难免令人产生消极避世、悲观隐世的负面影响,这也是老庄思想长期“不得志”的主要原因。老庄强调生命绝对的自由与平等,从本质上来讲无可厚非,但这种对绝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缺乏社会现实基础,只能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小国寡民”心态使人视域狭窄,缺乏开拓精神,进而固步自封,失去了对理想和信念的坚持和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追求。 (三)佛教“众生平等、善待万物、反对杀生”的生命关怀 佛教以“缘起论”作为生命观的基础,以十二“缘生法”作为流转过程的诠释。缘起论的真谛,即在于它的平等性。大乘法说“众生皆有佛性”,众生与佛平等,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由此法观之,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人类在对待自己以外的一切生命时,并没有任何的优越感,人类没有权力为满足自己的生活,任意剥夺其他生物的生命,人类只有慈爱一切生命,才能有益于自己的生命。佛教非常重视生命的作用,要求人要重视生命的目的,珍惜此身,修学善法、求证解脱。佛陀曾将人生的珍贵比做:“盲龟浮木,虽复差违,或复相得;愚痴凡夫漂流五趣,暂复人身,甚难于彼。”在没有求得解脱、真正出离之时,绝不可自暴自弃,甚至自残生命,尽管当前因种种原因而处于痛苦之中,但没有哪一种苦比得不到生命而流转生死更苦。这也是对于那些消极厌世、自暴自弃者的警示。“慈悲”和“不杀”是佛教生命观的优秀价值理念,佛教经典里以杀人之罪为最重,佛教认为,人命无常,人身难得易失,生命短暂脆弱,应当珍惜宝贵生命,这是佛教对于生命的关怀。佛教以缘起思想为优秀的生命观,表达了珍爱生命、众生平等和积极进化的理念,对当前社会流行的“物本”生命观所导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潮是一剂清洗良方,对于当前盛行的自杀、犯罪现象也提出了明确的忠告,充分展示了佛教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但是,佛教因果轮回、善恶报应、十二因缘论的长期影响造成了国人逆来顺受、严己宽人、顺从命运的封闭性格,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相悖。佛教宣扬“苦”是人生的本质,其消极性容易使人放弃现实世界的努力奋斗,转而追求彼岸世界的幸福,否定了现实人生的意义,丧失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于当下具有火热青春的大学生而言更不可取。 三、对传统文化中生命观的思考 基于对传统文化生命观的总结评述,可以从四个维度对生命观内涵进行思考。一是生命认识。一方面,生命是平等的、一维性的,老子和庄子对于生死都持一种超然的态度,认为“死生,命也”,“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范缜在《神灭论》中指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又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另一方面,追求人格完善与持守节操对知识分子而言尤为重要,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的正是君子的人格与道德操守。二是生命态度。颜真卿在《劝学》中以“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告诫世人要尊重生命,珍惜时光,奋发有为;庄子主张“不知说生,不知恶死”,顺时顺势而为,让生命活得有价值,正确的处理社会关系,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谐发展。三是生命质量。注重生命的宽度和高度,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进一步发挥其观点“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也”。四是生命责任。坚定的理想信念,积极的生活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北宋大儒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传统文化视阈下对生命观的研究,丰富了大学生生命观教育的维度,拓展了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内容。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大学生在学习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结合自身实际,通过自省反思,也扩充了大学生生命观教育的范围。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开展生命观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增强抵御各种挫折、困难及悲观、厌生情绪影响的能力,提高生命质量,把握生命真谛,提升人生价值。 作者:袁峰 单位:江苏科技大学 大学生论文:大学生传统文化论文 1当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目标的重要支撑,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在我国深化经济结构转型、社会多元化价值观的环境背景下,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大学生践行社会主要优秀价值观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离不开优秀人才的支持,需要依靠高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大学生作为高端知识的掌握者,通过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将社会主义价值优秀与大学生自我价值相结合,进而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目标后续有人;其次加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也是提高当代大学生应对各种思想形态的主要手段。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追求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西方的享乐主义、奢华主义等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因此高校必须要加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以此坚定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就业能力。另外大学生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解决亟待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树立、践行,通过正确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来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2014年五四青年节之际,在北师大师生座谈会上又明确提出了青年学生要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 2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在2014年举办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中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必须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牢固的优秀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建立在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不断发展。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优秀中华文化的体现,因此在弘扬与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时候要吸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践行优秀价值观提供了丰富内涵。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于对外讲究“和”,对内讲究“修”。《中庸》的“和”理论与《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准确的说明了这种千百年来的和谐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自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重要意义。儒家经典《大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同时儒家也提倡“慎独”、“吾日三省吾身”。这种自我约束、自我修养在当前社会对于每个人的成长仍然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除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之外,法家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所体现的“公正”、“变革”思想也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所倡导的“公正”、“法治”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优秀传统文化也必然包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年代所形成的“红色精神”,如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这些红色精神同其优秀传统文化一道为我们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提供了丰富内涵。 3用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策略与途径探索 如何通过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来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努力。 3.1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优秀凝聚学生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优秀,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英雄辈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无数仁人志士为国为民激起一腔豪情。远有苏武、岳飞、郑成功,近有革命建设年代的先烈英模。他们的赤子情怀、拳拳爱国、爱民之心被人唱诵。我们应效法先贤,通过多种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只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才能对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伟大实践理解更为深切,才能把青年学生的理想凝聚到投身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 3.2以感恩教育为重点塑造学生 当代大学生多种问题多发的重要原因即是感恩情怀的缺乏。不能感恩社会、父母、教师、朋友就不能处理好自己与外界的关系,不懂得珍惜机会、和谐相处;不能感恩自己、善待自己就不懂得努力奋斗不负青春。所以在大学生中大力倡导感恩教育尤为必要。以二十四孝为代表的中华孝道文化源远流长。今天提倡孝道、感恩父母并不是说“愚孝”,而是真切体会到父母养育我们的不容易,用自己的努力成长来回报父母。懂得感恩父母必然会懂得感恩老师、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所以在大学生中间开展以弘扬孝道为主的感恩教育,对于塑造学生良好的人格品质具有重要作用。 3.3以经典阅读为载体涵养学生 读书是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经典阅读的意义是其他活动不能取代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大学生“微阅读”、“碎片阅读”、“移动终端阅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这种“微阅读”、“碎片阅读”有其高效便捷的优势,但是却不利于大学生涵养情操、提升情趣。在大学生中间开展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活动,不仅有利于普及传统文化知识,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理解、文化传承的意识,而且有利于提升大学生文化内涵和综合素质。 作者:冯志根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大学生论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论文 [摘要]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一环。大学生由于生活环境、学习方式、人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作为高校教育管理的心理健康系统,在此基础上要认真把握好自身的角色定位,努力为高校学生解疑答惑,积极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大学生的心灵成长。 [关键词] 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教育管理;角色 一、心理健康是大学生成才的基础 戴尔•卡耐基认为,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15%是由于他们的学识和专业技术,而85%是靠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关注心理健康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大趋势。然而,大学时期是人的心理与生理发展趋向于成熟的重要阶段,在如此关键的时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与健康的心态显得尤为重要。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等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高校的教育理念是将大学生培养成具备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具有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的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高等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在大学生群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表现 随着社会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生活节奏的逐步加快,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而就大学阶段来看,大学生们主要面临着学习、生活、就业这三方面的压力。目前,我国大学生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环境变迁。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刚进校的大一新生上。生活环境的变化,让他们对陌生的城市产生消极、害怕的情绪,要适应周围的变化则需要花费一段的时间,良好的生活环境对大学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人际关系的变化也让许多大学生难以适应,面对来自各地风格各异、特点各异的新同学,如何建立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则成为了让他们的头疼的问题,人际关系的交往对大学生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这其中还包括对新的学习生活的适应,大学生的学习不同于初高中,初高中的学习多依赖于教师,而大学生的学习则主要表现在自主学习上面,这一学习方式的转变让许多学生难以适应。如何进行自我调适、如何适应外部环境问题,这些都是高校对大学新生所进行的第一课教育。面对这些问题,许多高校都进行了相应的主题教育活动以及相关的团体辅导培训。以宿迁学院为例,在新生军训期间,心理健康中心会以“和谐班级,你我共创”为主题进行团体辅导培训,这一活动使班级学生意识到班级群体是一个“家”,同学之间是彼此互帮互助的家人,学生们可以通过各种游戏得到放松,同时,在这一基础上让学生逐渐打开心扉,让同学们和谐良好的相处。这一主题活动的开展为最终建设积极向上的班级群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人际关系。大二学生逐渐开始适应大学生活,在此基础上,诸多问题层出不穷,而其中最为明显的则是人际交往问题。随着自己的个性特征逐步显露出来,对于朋友的选择,有了自己的取向,面对宿舍里、班级上性格各异的同学,同学们开始变得不适应或者不习惯,冲突会更加明显,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面对这一问题,高校会举办心理情景剧。从心理学的专业知识来看,心理情景剧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种治疗方法,让来访者把自己的焦虑或者困惑用情景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心理咨询师在一旁进行点评,并借此对来访者的心理问题进行指导治疗,来访者在咨询师指导以后继续表演情景剧,直到最终对自己的问题解决有所帮助。而高校中举办的心理情景剧,团体成员扮演日常生活问题情境中的角色,让成员把平时压抑的情绪通过表演得以释放、解脱,同时,学习人际交往的技巧及获得处理问题的灵感并加以练习。同学们通过举办心理情景剧,把生活中的事情搬上舞台,敞开心扉,和同学们一起交流分享。这样,心理情景剧为同学们的个性释放提供平台,台上台下可以进行互动、一起解决,使更多的同学从中得到启发。同时团体辅导以及户外拓展训练,促进同学们能够相互分担、互相扶持,从而共同成长。再次,认识自我。大三阶段的学生,已经强烈意识到“自我”,也注意到了自我的脆弱,因此产生出强烈的充实自我、发展自我的需求。有的同学在追求发展自我中顾此失彼,没能达到期望的目标,产生了不良心理反应;有的同学在发展自我过程中,放大了自我弱势、忽略了自我优势,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而采取防御机制,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甚至产生了烦恼与恐惧不安等严重问题。由于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存在一定的差距,部分学生会选择采用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作为学生的引路人,学院一般会选择开展心理课堂、心理咨询热线又或是心理沙龙,让同学们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对于学生的问题,心理健康教师也会相应地给予咨询与治疗,运用合理健康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最后,职业规划。怎样进行良好的职业规划对于许多学生来说是困难的,往往无从下手。职业规划对于大四学生而言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良好的职业规划对于学生树立良好的就业观、世界观、人生观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因此,在这一方面,学校要积极开设选修课,为同学们答疑解惑,将职业规划作为一门课程提供给学生选择,甚至在大二就提前开设此类课程,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身、了解社会,为职业规划的进行奠定良好的基础。一份优秀的职业规划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认识,还需要教师的引导与评价。在这个问题上,高校要定期通过调查问卷、访谈等形式全面了解学生的需求,让学生能够建设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规划体系,让心理健康教育系统更加完善,同时也更好地为大学生提供服务,通过系统、完善的教育,让学生了解自我,走向成功。 三、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在大学教育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通过前文的描述,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每一个年级段的大学生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因而,高校的心理健康系统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高校众多的学生组织与学生社团,心理健康教育系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以自己专业的理念参与着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所以,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在大学教育管理中的角色定位,我认为应当分为以下几种: (一)心理健康教育系统扮演引导者的角色 心理健康教育系统主要以教师和学生干部为主。面对大学生的心理困惑,我们往往会采取团体辅导和咨询的方式进行,这就要求教师和学生干部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并对高校的心理工作制度、基本的咨询方式有具体的了解。对于全国开展的“5•25”心理健康节,教师和学生可以以此为契机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心理健康系统承担着本校的心理健康的重任,教师和学校则是主要的领导者,要善于利用各种主题日的活动来帮助学生们解疑答惑。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并没有深度的认识甚至不了解,这就提醒我们,要多开展相应的活动,让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进来,主动咨询,从而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学会帮助自己,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系统的作用。 (二)心理健康教育系统扮演朋友者的角色 高校的运行离不开各个学生组织之间的配合,如果说学生会是以行政工作为主,学生社团是以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为基本目标,那么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则是以建设学生心灵工作为宗旨,同样是他们学习生涯中的重要一环。良好的心理健康建设,可以让学生快速适应学校,在大学这个平台上提高自己、发展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奠定基础。所以,在这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系统要学会将学生当作自己的朋友,让他们能够相信心理健康机构,信任心理健康的教师,从而让学生们学会倾诉、学会倾听、学会减压、学会交往,这些都离不开心理健康教育系统的帮助。因此,想让学生能够健康地发展自己、学会规划职业生涯,那么我们就需要将每一个来寻求帮助的人当作是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一样呵护,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合理的建议。 (三)心理健康教育系统扮演管理者的角色 心理健康教育系统作为高校教育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学生的教育管理也是其中的工作项目之一。例如开学的新生讲座、毕业生的职业规划等活动,其中都有心理教育工作者的身影。因此,在这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系统要充分发挥好管理者的角色,引导学生、帮助学生,积极举办相关活动,引领学生的成长,让学生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成长生涯中的关键作用。以宿迁学院为例,在开学之初,我校会让学生做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大一新生对于新生活的适应程度如何,这一做法能够充分地帮助辅导员认识、了解自己的学生,为教师了解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通过专业的数据分析,辅导员可以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学生会有哪些困惑、哪些难题,这对于学生日后的成长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优秀的管理方式可以让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涯,更好地树立自己的目标,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些认识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四、结语 心理健康教育系统是学校管理工作中关键的一个环节,优秀的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可以帮助学生的成长,让学生生活在和谐健康的氛围中。因此,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必须充分发挥在大学生教育管理中的作用,正确做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完善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希望以此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与生活品质,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促使他们日后成为一个具备高素质与好心态的人才,这才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目标。 作者:张剑宇 华夏 刘翠英 单位:宿迁学院文理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历史讲述方式的流变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由外观描述逐渐走向深度反思,这在抗战题材影片中表现尤为突出。起初,影片多采用零聚焦叙述视角描绘宏大的战争场面及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以确证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及新政权的合法性。进入90年代,受市场化趋势影响,我国电影多以戏讽之姿迎合观众而轻于历史反思。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终于站到人性高度反思历史,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通感来解读历史与战争。 [关键词]中国电影;抗战题材;历史讲述方式;流变 电影对历史的叙述主要通过影像来实现,但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仍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所以,我们可借用叙事学理论来讨论电影是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方式讲述历史的。本文主要以建国以来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主要采用过哪几种方式,讲述方式的改变是基于什么原因以及这种改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 笼统地讲,叙事视角有三种:全知视角(无焦点叙述视角)、内视角(内聚焦叙述视角)和外视角(外聚焦叙述视角)。全知视角,顾名思义,即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作品中,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所知所想范围要大于人物本身的所知所想。换言之,叙述者可以讲述故事中人物不知道的事情。古代话本小说中的说书人一般都采用全知视角来讲述故事。在内视角和外视角叙事中,叙述者不再全知全能。外视角视域下的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1]32。在内聚焦视角下,“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1]27。理论上我们可以对三种叙事视角分别予以厘清,但在实际操作中,创作者往往很难一种视角一以贯之,而常常是多种视角交替使用。 尽管如此,受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类型及表现方式等因素影响,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影片在呈现历史事实时还是具有一些可供描述的共同特征的。具体而言,建国后直到9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多采用全知视角,穿插使用内外视角,如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90年代之后,我国电影创作逐渐走向繁盛,不仅题材变得多样化,就是同一种题材也出现了不同的叙述视角及反映方式,例如,《黄河绝恋》《举起手来》《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影片都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但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便截然相异。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拟选取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予以分别探讨。 一、《地道战》《地雷战》: 以宏大叙事高亮共产党战士建国后,我国出现了大批以战争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作品,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地道战》和《地雷战》。上映于1966年的《地道战》讲述了河北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战略战术击退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追寻影片叙事节奏我们不难发现,冀中地区高家庄人民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地道战术成功突破日军的围攻,关键在于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指挥和领导。通过一次次惊险的脱险场面,地道战的主要领导人物高老忠和高传宝的形象便脱颖而出,深深印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与《地道战》相似,《地雷战》也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胶东抗日根据地旁的赵家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雷战术打败日本人的故事。与此类影片相似的还有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类叙事一般都以塑造共产党人英勇、光辉、高大的形象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塑造的形象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产党人各个英勇无畏,国民党各个见敌鼠窜,日本士兵则各个凶狠、残忍,杀人不眨眼……总之,这类影片在塑造人物、重述历史时表现出了一定的程式化和规约性。这极大地钳制了作品对更鲜活内容的吸收,因而难以长时间吸引观众,对历史的表达也容易趋于程式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尤其是十七年电影中对抗战生活的这种零聚焦叙述,有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战争电影的叙事基本以零聚焦叙事为主,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用电影来激励民族自强精神、来凝聚民族团结奋斗意识等,这些是特殊历史时期(战争、冷战)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必然的选择”[2]。对于这种看法,本文不敢苟同。我们可以从创作时间上看一下,《地道战》上映于1966年,《地雷战》上映于1962年,当时,国内各种战争都已结束,新中国也已经建立起来,国家所面临的是整顿和建设,而非对敌斗争。不过两部影片的确取材于现实生活,据资料显示,《地道战》故事主人公高传宝,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该原型人物叫刘傻子,是一位农民,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略带鲁莽气的人物。所以,与其说十七年时期的影片,像《地道战》《地雷战》等,是为了团结人民、凝聚战斗力,不如说,是为了凝聚民心,提醒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从而也给新政权唱起了赞歌。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影片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家园的勇气和信心。在忆苦思甜中,共产党的合理性及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得到了确证。 与《地道战》《地雷战》同时期,还有一种类型的影片,它们往往借助儿童视角来叙写战争历史,刻画儿童在抗战过程中的英勇、机智,如影片《小兵张嘎》(1963)和《鸡毛信》(1954)。儿童的参与及儿童视角的介入丰富了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场面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细观这部分影片就会发现,影片中的儿童无一例外地具有超出其年龄的成熟、机智和勇敢,《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子,不仅跟着抗日,还可以用自制的假抢缴获敌军的真枪;《鸡毛信》中的海娃利用身边的绵羊成功地掩护了重要情报。儿童天生的天真无邪褪去了,代之以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机智,而且,在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几乎所有儿童都被剔除了那种年纪本该有的天真可爱、不谙世事。这种类型化的表现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本文以为,仍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民对抗战历史的述说因为过分激动和兴奋而失去了合适的分寸,换言之,对那段艰苦的战争生活的回忆中已经加进了述说者当时的情绪和感情,从而免不了一定的夸张和虚化。加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反映生活时本身也允许一定的虚化和夸张。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中儿童形象的处理,我们可归于宏大叙事使然。影片中情节的处理、人物的塑造都应服从于宏大叙事对新政权合法性及共产党领导权合理性确证的要求,所以,才导致儿童形象的类型化和过度成熟化。 二、《举起手来》系列影片: 外视角下戏讽日本士兵2005年,由冯小宁导演的喜剧电影《举起手来》多采用外视角,影片以小薇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姥姥的抗战故事,这一叙述视角也就决定了小薇只能讲她曾听到的,她没听到的内容一律不能讲。而且,影片也只能聚焦于人物的动作行为,而极少展现其内心活动。讲述人讲述别人的故事,这样的叙事“带着一种展示的目的,要把一个引起叙事者兴趣的故事展示给观众,以引发观众产生和叙事者相同、相近的兴趣”[3]43。而且,这种叙事态度“意味着叙事者已经胸有成竹,因而他有意要把所叙述的那一段生活从总日常生活里挑拣出来,并有信心期待着观众和他一起肯定那段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一面”[3]4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电影《举起手来》虽然讲述的是严肃的抗战故事,但却采用了喜剧手法。 与《红河谷》《黄河绝恋》对历史的深度反思不同,《举起手来》是冯小宁导演模仿西方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一部电影。影片中潘长江饰演了一位罗圈腿加外八字儿脚、斗鸡眼儿、个子矮小、蠢笨胆小的日本士兵。影片对这位呆傻士兵的塑造主要通过其外在行为动作来实现,他的滑稽、蠢笨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据统计,《举起手来》连续六年获全国放映场次第一名,可见其反响之不一般。大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创作者为什么会创作这么一部作品?其价值意义何在?如果只是像本片导演所言,“拍电影的初衷,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大票房,为的是老百姓有个值得看的、开心的电影看”[4]。那我们不禁要反问,老百姓值得看的电影类型、题材有很多,为什么非得拿抗战题材开涮呢?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近现代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可以用来这样玩耍吗?正如有论者所言,“把凶残的敌人弱智化,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既然敌人是那样的可以任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样的不堪一击,那么我们为何用八年之久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5] 其实,对日本士兵形象的非真实描写在我国艺术中由来已久,文学中、电影中都不胜枚举,比较常见的是把日本兵描写成凶狠异常、杀人不眨眼,凸显其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样的例子在我国的电影中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的《风云儿女》《热血忠魂》,40年代的《东亚之光》《日本间谍》,80年代《一盘没有下完的棋》,90年代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都是对日本人做这种处理的。在这种表现日本人凶残、险恶的描写背后,我们能够读出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而且,很显然的,抗战时期的中日力量对比中,日本明显居于强势一方,而我们则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对于受害者而言,施暴者形象往往倾向于凶狠、恶毒,毕竟,家仇国恨是深入骨髓的。 《举起手来》系列电影与上述影片对日本人的定位截然有别。在那些影片中,日本人的形象尽管可恶,但力量的悬殊让我们内心总觉得日本人形象是高大、彪悍的,是需要仰起头来看的,尽管我们并不乐意这样。而在《举起手来》系列影片中,日本人变成了身形越来越小、精神越来越猥琐、智商越来越愚蠢的呆傻之人,这样,在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视中,我们就可以俯下身子观看,巨大的落差会给观看者带来莫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我们抚慰战争造成的创伤、提升民族自信确实很有好处,它让我们暂时忘却那段屈辱的历史,而代之以自信和愉快。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却会扭曲大众对抗战的认知,消解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学者针对这种现象说:“当代中国并不缺乏抗战文学,但言说对象的痛感逐渐被舌头的快感所取代,暴力、苦难和耻辱的内涵被抽空,成为到处可以飘扬的词语唾液,这种祥林嫂式的‘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6] 作为一个曾拍出多部深刻反映抗战历史题材影片的严肃导演来说,冯小宁为什么会接拍《举起手来》系列电影呢?难道只是为了拍出一部适合观众观看的电影?为什么非要以消费历史、消费国殇来向观众靠拢呢?本文以为,我们应从这两部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举起手来》拍摄于2005年,《举起手来(之二)追击阿多丸》拍摄于2010年,两部电影均诞生于新世纪电影市场全面勃兴之时,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电影业由于实行了全面的市场化,所以,经济诉求成为支配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在票房收入的牵引下,有观众有市场就是好电影的电影创作观念成为创作者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举起手来》等戏讽日本士兵、调侃抗战题材等举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举起手来》为代表的一部分戏讽日本士兵、戏说抗战的影片虽然可能带来高票房,但是,毕竟回避了对历史的反思而显得缺少深刻性。历史成为过去,但对历史的反思却绝不能因此而停止,所以,这类因戏说而缺少必要反思的影片注定成不了主流。继《举起手来》等影片之后,出现了一批认真对待历史、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如《南京1937》《南京!南京!》《斗牛》等,在这些影片中,对历史的叙述往往由故事亲历者自己来完成,这样,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几乎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内视角的审视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份历史的厚度和人性的高度。 三、《南京!南京!》: 内视角自审中尽显人性魅力 以对《南京!南京!》的分析为例。与以往讲述抗战历史的影片不同,电影《南京!南京!》主要通过战争亲历者的直观感受和内心世界的情感变化来显示战争给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在这里,不仅仅是中国公民,即使是日本士兵,心灵也经受着震惊、冲击甚至崩溃的起伏变化。影片中,日本士兵角川目睹了无辜百姓的惨死,在生杀面前,他选择依从自己的内心,放走小豆子等中国难民,并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救赎。 本文之所以选取《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作为勾勒中国电影书写历史方式流变中的一环,是因为它与之前反映抗战题材的影片在放映方式上有了新的突破。不同于十七年影片中对我军高大形象的过分塑造及日本人形象的丑化、凶残化,也不同于《举起手来》等喜剧影片对历史的戏说和对日本人的戏讽,《南京!南京!》开始抛开个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情感,以一种更加公平、公正的心理、态度来对待抗日战争以及敌我双方,应该说,这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巨大进步。 在电影《南京!南京!》中,不仅共产党的形象很正面:积极抗敌,浴血奋战,国民党的形象也得到了较为公正的书写,刘烨饰演的陆剑雄作为国民党军官,同样在浴血奋战、一致对敌,较为客观地看待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的作用和努力。影片中的日本人,不再像之前影片所塑造的,是杀人狂魔、凶残嗜血的,而是将日本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会坚强也会害怕的活生生的人。角川在战争中也会因害怕杀人而感到恐慌,对慰安妇也会像对其他女性一样表现出男性应有的忠诚和关爱,对自己误杀的女孩也会感到犯下罪过而跪地谢罪。总之,一边是军国主义所鼓吹的推进文明、缔造繁荣,一边是无辜百姓惨死、横尸遍野,面对这样的惨状,日本士兵也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艰难抉择,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角川选择了用生命去捍卫正义和光明。 四、结语 总之,通过对几部抗战影片的具体分析,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我国电影艺术自建国以来对抗战历史的书写轮廓,也许没有像电影年鉴那样精细,但至少可以表明,我国电影在抗战题材的表现上,已经开始学着用一种更加平和、公正的心态去看待那段历史,评判历史中敌我的是与非。 最后,笔者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我国电影中历史书写方式不同产生的原因。 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共产党人之所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技术过硬(精通战略战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思想立场坚定(誓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完人形象,而日本士兵每每都是凶狠、恶毒、杀人不眨眼,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抗战时期日本人的确犯下了滔天罪行,八年的浴血奋战所积累起来的仇恨情绪不可能因为抗战的胜利而被瞬间抹消,电影对我军的美化及对日军的丑化符合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预期。其二,本文所选取的影片都是建国以后拍出的,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由抗战时期的自卑瞬间变得自恋起来,而且这种自恋是民族性的、国家性的。处于自恋中的民族对此事件的把握自然免不了一定程度的自说自话。再者,由于距离那段历史太近,因而尚且来不及反思,即使反思也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毕竟,观念的转变是需要生活阅历的积累作为支撑的。 对于《举起手来》这些以喜剧形式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本文以为不需要探究太多,票房、经济利益是牵动此类影片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至于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抗战题材影片,本文以为,经过时间的淘洗,对历史的把握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冷静了。战争的创伤相对褪色了,人们逐渐能够暂时跳出个体性、民族性的伤痛,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分析敌我的是与非,从而也就抛开了正与邪、是与非这种大是大非的非此即彼式论断和想法,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同感来理解这场战争。应该说,这是比较可取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元素在中国电影中的应用 【摘 要】中国特色电影与国外电影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以及其造成的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关键词】历史元素;中国电影;文化;内涵缺失 中国特色电影,尤其是富含中国元素的电影很大部分都会或多或少的与封建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但优秀电影中的元素应用并不一定能够时常发生。电影中文化内容的缺失造成了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国大片开始了对于空间的想象,但往往过于丰富的想象内容更易于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中国导演,拍摄武侠片是早有的梦想。“武侠”二字可以分开来解析。武,只要能够寻得一味动作指导,那么在电影中的武便可以淋漓尽致;但侠的概念处理却不能如武一样草率。侠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形象出现,起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他们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以民间身份和个人能力,表达对举凡官府、豪门、巨富等强势力量的反抗。荆轲的刺杀行动被后人赋予的侠义色彩,是因为他既受太子丹之托而带有政治动机,也不排除个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责任感使然。侠为何物?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对强势压迫的反抗,象征着一个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力。但电影中的荆轲的形象与行为已经逐步的被荒诞化了,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刺杀计划竟然夭折了。不管是谁刺秦,都应该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而电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内核被抽离得越来越少,直至张艺谋这里,反抗反倒成了反动。张艺谋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反抗”的命题,从《菊豆》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结局里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张艺谋式的“反抗”,是注定无望的,图有其表的,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但是,《英雄》连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或许亦是张艺谋思想的发展必然。这样的精神境界,使得张艺谋的刺秦只有武,没有侠,这对于中国传统武侠片不得不说一块很大的遗憾。 在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封建社会那种压抑人性的森严制度,每个人都在这种天方地圆的制度中喘不过气来,甚至如王后般被合理合法的杀戮,深宫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感情,爱情,但在那里不敢宣扬声张,只能隐秘的做别人眼中偷鸡摸狗的小人,他们都不敢反抗制度,也不会成功。最后他们要么在那种窒息的制度中苟延残喘,要么被扼杀。王后这个看似邪淫的角色,其实并不客观。深宫禁不住欲念,王后与巷陌市井的女子亦无差别,期待男人温厚的怀抱和家常的亲近。但在深宫之中的王后除去压抑什么也得不到。她用最近的水解最近的干渴,甘霖遍体之后才惊觉,一切濒于坍塌。她努力抓住一个希望,冀求要么和他冉冉升起,主宰命运和家国,要么和他倚靠一起,沉入命运的泥沼。女人固执的希望,有时候是巨大的灾难,尤其当她无法倚靠那个幻想中可能倚靠的男人。除了王后,还有宫外怨气深长的妇人内院俊俏机敏的宫娥,他们齐齐被命运扯住,狂暴地踩踏,最终留给王后的不过就是森严封建制度下的死亡而已。 关于中国传统历史元素,五花八门的应用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一些单纯利用历史背景做幌子来赚取票房关注度的片子,但终究这些片子由于其情节单薄,主题空虚而备受争议。追求商业化,影像、画面形式美,且明星云集,这些固然能够是一部好电影的必备条件,但仍然无法掩盖其内容主题的缺失和空白。“《英雄》故弄玄虚的讲述刺杀秦王的简单故事,《夜宴》太子向篡位娶母的叔叔复仇的故事,是《哈姆雷特》的翻版,《无极》王妃与北公爵、大将军、努力之间的爱情角力,演绎了一个馒头的故事,《十面埋伏》金捕头、刘捕头与飞刀门小妹之间情爱与捕杀的情节,营构了离奇的三角恋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以皇后与大王子的乱伦之恋,演绎了《雷雨》的古装版”等之类具有中国“古装特色”的评论屡见不鲜。如此单纯的借用历史的外衣,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形式感”的手法,讲述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说的过去”但非常缺乏厚重感和传统文化吸引力的故事,对于中国电影,对于中国悠长历史都是一种滥用和亵渎。反观一些优秀电影如《后天》,表现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勇气、《泰坦尼克》表现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和面对爱情追逐爱情的勇敢,这样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心策划,主题深刻的。但反观中国所谓“历史形式感”的电影,大多华丽的画面,缺乏内涵和精神。诸如《赤壁》、《梅兰芳》之类的由原著改编的历史故事片,也似乎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完全混乱且尴尬的境地当中,若归类为盈利为主的商业片,那么作为冲击欧美电影市场的生力军,由于电影自身内涵的缺乏,未免会后劲不足,但作为一步优秀的纪录片,似乎他的制作精美程度与成本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纪录片的范畴。最终不得不以“国内著名商业片”的形式展现给国人自娱自乐。 电影留给人们的更多的应该是对于价值观和人性的思考。东方电影、或者说中国特色电影,更多的需要留给人们的是一种中国特色“中国式”的价值取向。《十月围城》实际上讲述的是一种忠诚和气节。主仆、师生、夫妻、兄弟之间的忠诚、对朝廷的忠诚,以及所谓作为男人的气节。那些在片中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保卫的是什么,他们仅仅是一味地相信,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每个人都终于该忠于的东西,即使清廷的暗杀者也算是精忠报国,之于道德并无不妥。这样的牺牲与后来各种内战里的所谓为了自由解放而让同胞自相残杀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地残忍。但最终他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解开掩盖在事实真相上的那一层面纱,其实他们盲目而又执着的走向了死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忠诚其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一种东方式传统的表现,也是其独特于海外电影市场电影内容的一部分。“结义”这一特殊的仪式似乎只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才出现过,《三国演绎》中桃园三结义的情节至今读起来都会叫人荡气回肠,但在中国的电影中其实也有体现,陈可辛的《投名状》中的故事也起源自这样的一段“兄弟情”。似乎每一个个体都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却都纠缠了太多的不懂。在他们的人之中世界是简单的,庞青云认为只要有了朝廷的认可和地位便可以造福一方,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二虎以为只要有了兄弟的情谊,就不再有天不再有地;午阳以为只要是对的事情,做了就是对的,就是理。不过,庞没有弄懂这个世界,二虎没有明白这个世界,午阳也无法判断这个世界。庞最依仗的朝廷害死了他,二虎最信仰的结义兄弟害了他,午阳还在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只是永远弄不懂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如此这般,整部电影给予观众的就是一种压抑的氛围,给观众一种混乱的感觉,混淆了观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了观众的善恶不明,同时电影还在渲染人性的丑恶与复杂暧昧,让观众感到绝望和幻灭。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学的历史 【作者简介】 法国电影史家、影评家乔治·萨杜尔 一、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 我国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两部最初的著作分别是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 年1月)、徐耻痕的《中国影戏大观》(1927年4月)。而以“电影史”为明确提法的著作则为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和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这两部史述专著。这些早期的电影史研究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尚未在学术价值的高度上对后世的研究产生引领式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也很类似。在1937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乔治·萨杜尔向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亨利·朗格卢瓦透露打算写一本电影史时,“电影史基本上是一种从作者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的知识产生出来的见解与判断……所有当时已经出版的或者正在编纂的电影史,都是对多年来观摩的影片和经历过的争论与看法的一个鸟瞰,或者更明确点说,是一个批判性的概述,旨在使人对电影艺术及其进步有所认识。一句话,电影史在1937年只不过是电影评论的一个派生物而已。”[1]相较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作为电影诞生地的法国,电影史研究的起点同样是既晚且低。然而,仅仅十年之后,乔治·萨杜尔的宏著《电影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就先后横空出世,将电影史研究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影响至今仍然辐射电影史学界。而中国电影史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也没有出现可以与其比肩的研究著述。我们不禁思考,如此短的时间,西方电影史研究者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关于电影史的研究,我国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后来曾经指出,电影历史学应“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2]历史学家汪朝光也提出“未来研究中应将电影史视为一般史学研究之一部分,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选题”。作者又进一步指出,“研究民国时期的电影发展史”应当“为电影史和民国史研究所应为。”[3]我想,至此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了。事实上,西方电影史研究产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电影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进程中自觉地与西方历史学形成了联动,在西方历史学的视野下进行电影专史的研究。然而,尽管电影史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已意识到电影史与一般历史的关联,但时至今日,“中国电影史研究还没有跟当前的史学研究建立起应有的关联性,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大多无视,也无力观照历史研究的状况及史学范式的转换”。“努力倡导在史学视野里进行中国电影史研究”[4],将中国电影史研究纳入一般历史研究的视野,无论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格局的开拓、学术品性的提升还是对一般历史研究本身的完善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说,早期的中国和外国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一开始尚未找寻到电影史研究的方法的话,那么在较短的时间内,西方电影史研究者就通过对自身历史研究传统的梳理,迅速找到了参照系,从而将电影历史的研究大大的往前推进了。 二、西方历史学:沿革 西方古典史学传统源自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从被尊为“历史之父”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前400年)开始,经历近千年的绵延,于公元5世纪前后经历了从传统的人本主义向基督教神学史观的转折。作为神学的附庸,史学的独立发展态势被阻断。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后,在人文主义的大背景下,人作为历史发展优秀地位的古典史学传统得以延续,人文主义史学得以发展。19至20世纪,在自然科学勃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在“求真”的渴望下,历史学得以高度专业化,以“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者主张通过史料考证如实地再现历史的史学观念,确立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建立并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研究的范式①①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并为其所拥护而共同遵守的准则。与进程。 20世纪上半叶,兰克的传统史学仍然具有活力。但其他史学思想也已逐渐开始对历史研究展开影响。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除前苏联的史学界以外获得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的话,“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5]随着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源自20世纪20年代末的法国年鉴学派逐渐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以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史学观念上注重分析,突出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与传统史学家通过考证描绘来还原历史有很大不同。在研究范围上,新史学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从政治史扩充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6]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注重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借鉴引入其它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这种对现代科技和情报检索处理的依赖甚至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形式,“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像实验人员那样‘依靠设备’进行工作,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与组织也随之增加,今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史料太宏富了,学科门类又多繁复,那种靠历史学家个体单枪匹马地去操作,拒绝使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已无力适应现时代史学变化的这种新情况。” [7]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就在新史学依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上大步迈进时,具有自省性发展特性的西方史学又发现了新史学倾力研究大跨度静止不变的历史,过分追求深层分析而忽略人对历史能动作用的弊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叙事史开始出现。与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叙事式历史学相比,这种历史学往往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往事”[8],其所涵盖的内容要比传统叙事史丰富复杂得多。还是在70年代,作为时代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波及了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它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道,影响了史学研究的格局。微观史、新文化史等开始出现,与后现代主义、传统史学、法国年鉴学派、新叙事史一道构成今天西方史学丰富立体的多层次多向度的研究格局。 三、乔治·萨杜尔:背景与标尺 一个富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工作者无疑会受到当时科学思想体系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工作范畴有选择性地接受这种影响。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的杰出就在于他接受当时各种史学观念的影响,积极地使电影史的研究置于一般历史学的研究背景下,其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终将电影史纳入了一般史学的范畴。因为他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朗格卢瓦评价道:“正如电影有戈达尔之前的电影与戈达尔之后的电影一样,电影史也有萨杜尔之前的电影史与萨杜尔之后的电影史。” [9] 萨杜尔在《绪论:电影史的资料、方法与问题》中,他详细讨论了电影史学家所需要据有的三类资料:“一、书面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包括手抄稿或印件;二、口述的原始资料;三、胶片上的原始资料,亦即影片本身。”[10]萨杜尔详细讨论了每种史料的考证原则和方法,其对于史料完全占有与充分考证判断的治史理念体现出其对于兰克以来的传统史学理念的认同。其细致与繁复的考证颇似部分历史学界传统史学的怀疑者所诟病的“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11]等。比如,萨杜尔通过研究胶片的化学结构来确定拷贝的制作日期和产地。指出“对它作国际性的系统研究,无疑可以确定那些缺乏说明材料的拷贝的产地和日期。赛璐珞片基的组成同乳剂的成分一样,在各个国家、各个年份是有极大变化的。根据已经鉴定其制作日期的影片,我们就可以制定各国的影片年表,这些年表向电影史家提供的资料,其准确性甚至比放射探测对史前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提供的数据更大。”[12]又如确定胶片制作的时间和产地还“可以根据拷贝两边孔眼的数目、形状以及在片底时常印上的胶片工厂的商标来研究,就像通过水印来辨认古代的纸张一样。”[13]其科学实证研究的态度表露无遗。作者还不厌其烦地通过对卢米埃尔那部经典的《工厂大门》的拍摄时间考证表明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萨杜尔而言,“对书写材料、印刷品、手稿以及口述资料的评论,判断它们的作证价值,长期以来已成为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在这方面,无论是电影史或是一般历史,都运用同样的方法。”[14]在萨杜尔看来,电影史的研究除了有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外,在史观与研究方法上与其它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从而自觉地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的背景与框架下。对于萨杜尔的电影史研究,朗格卢瓦非常清晰地明白萨杜尔的著作与其它“电影史”的不同,在他看来,电影史研究要“穿过那些使他看不清的阴影和虚假的前景去追踪过去,以便显示过去的面貌……而要深入了解过去,只有大量搜集资料,使用一些必不可少的鉴别、判断与考证的原则,才能办到。”[15] 正是这种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大背景之下的治史理念与实践,使萨杜尔在历史观与电影史观、电影观的和谐统一上走得更远。萨杜尔撰述电影史的上世纪前半叶至中叶是历史学破立变革的时期,兰克传统史学在对萨杜尔电影史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作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又是在有长期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氛围的法国,上世纪30年代开始愈发产生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对他的电影观、电影史观产生了影响。他明确表示:“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来研究它的历史,如果不涉及它的企业方面,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企业又是与整个社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的计划是把电影作为一种受企业、经济、社会和技术严格制约着的艺术来加以研究的。”[16]在萨杜尔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努力地将这样原有的电影综合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社会和经济的关注及对作为整体的工业关系的关注融合到一起,进一步完善了其独有的电影史学观。对此,同代的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家让·米特里评价道:“在我草拟的第一部电影史中,我完全忽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正是乔治·萨杜尔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必须把电影放在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中加以考察。”[17]米特里的肯定是建立在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综合观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大多数电影领域的研究者而言,非常清楚电影作为工业和艺术这一复合形态的身份。那么比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其它领域,其对于电影的研究就先天地具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特征。这是萨杜尔实现的将原有的,主要是兰克历史观的电影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融合,也是电影史研究与整个西方历史学背景的第一次融合。 如果说这一次的融合实现得还比较迅速与便捷的话,原因恐怕在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除了研究领域从政治拓展到经济与社会,研究开始注重整体观,注重“非精英人物”的人民大众和注重阶级结构的概念以外,在观念本质上依然要求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在研究方法上尚未与传统史学有激烈的冲突。萨杜尔正好又从电影这一本身有着高度综合性的即是工业又是技术与艺术的领域切入,在电影史研究的实践中流畅漂亮地实现了兰克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结合。这次结合既然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萨杜尔采用了一种包容了兰克史学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在扩大了的传统史学研究对象范畴内从经济与社会、技术与工业的整体角度对电影历史进行了兰克式的考证研究呢?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完整的,至少没有概括清楚萨杜尔史学研究范式的完整向度和层面。 20世纪30年代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面对年鉴学派要求历史研究领域从政治史扩展到广泛的人类生活领域的要求,电影史的研究从对象上一开始就应对了这一革新的呼声。但是,对于年鉴学派在历史观念上要变叙事史为分析史,突出历史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这一大破大立的举动,萨杜尔显然无法做出更大的让步。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南,没有对历史学研究的技术路径进行太具体的制约,但是在史学观念上强调一种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要求,而且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8]这种“人有目的的追求”和“揭示总体规律”的阐述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叙事式的,这就无法与年鉴学派“人”的缺席的忽略叙事突出分析的史观相融合。尽管如此,萨杜尔还是在自己的范式中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工作形态上肯定吸收了年鉴学派的不少做法。例如他把世界电影史的范围拓展到了除欧洲以外的其他亚非拉和第三世界国家。在电影史这个研究对象上打破了传统西方历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窠臼,而这个研究对象是从兰克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可能都还不够广泛的。他还强调电影史研究过程中尽量利用现代化技术,如“照相复印”等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中间机构进行国际间的广泛协作。萨杜尔于1967年逝世,他未能看到后来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与整理的研究方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他的电影史研究工作体现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整个向度,为电影史学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影响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中国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与明显的体现。 中国电影史论文:跨国合拍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历史与未来 [摘 要] 跨国合拍作为一种制片模式,经历了从早期中国电影“来料加工”的阶段到新时期以来可以提供部分资金但仍然缺乏技术优势的合拍阶段。审慎地观照历史与现实,这种资金的提供在大制作面前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合拍带来的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缩小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代电影技术上的差距。本文从合拍史的角度入手剖析一直以来存在于我国电影制作方的软肋即技术落后,优秀技术被外方占有,指出若要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强大后劲,合拍中我方必须明确自身的优秀利益。 [关键词] 跨国合拍;经济利益;技术提升;类型拓展 一、历史源流 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后,大量欧美放映师和商人在推广影片时,也拍摄了一些电影,大部分是民俗风景短片,也包括一些新闻片。其中,拍摄带有一定情节内容的影片当属美国商人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该公司当时分别在内地和香港拍摄了《不幸儿》(1909)和《偷烧鸭》(1909)。后来,当时在上海做小生意的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买下了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同时决定同中国人合作,摄制紧扣中国现实生活的影片。机缘巧合,我国电影先驱郑正秋和张石川成为掀开中外电影合拍史第一页的人。 为便于合作,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等成立了“新民社”,承包了“亚细亚”编剧、导演、制片等全部工作。依什尔提供资金、设备并负责发行。具体分工是郑正秋负责编剧、挑选演员,并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张石川负责同依什尔联络以及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动;中国没有电影摄影师,依什尔擅长摄影,担任摄影师。1913年9月末10月初,合拍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新舞台首轮放映,反响热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1949-1966),作为文化交往的一部分,我国也有过对外合作制片的实践经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儿童幻想片《风筝》。1959年中、苏两国合拍的一部以表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些合拍实践虽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合拍策略尚未从宏观政策上加以明确,更未以一种产业运行的常态加以固化。 “”结束,“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词,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电影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标志着“合拍”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作为跨国度合拍故事片的历史性创举,中制公司先后协助日本、意大利摄制完成了熊井启导演的彩色史诗片《天平之甍》(1980年)和朱安里诺·蒙塔尔多导演的彩色历史巨片《马可·波罗》(1981年)。另一部由中、日共同投资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可称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引进外资,加速国内经济复苏与发展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线,电影业的合拍形式也因应了这一总体局面。事实上,合拍头十年中,由于中制公司经济实力不足,一般都较多采取协作摄制方式参与合拍,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仅收取外方支付的设备、器材、场地、人员劳务等有限的协拍管理费用。合拍为中国电影带来的实际利益较少。 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后,随着国外大片开始以分账形式进入中国内地,这种我国提供协作拍摄的合拍片就开始陷入了低潮。“年产量从1993年57部的最高点逐渐滑坡,96年总产29部(含协拍片6部),97年总产25部(含协拍片3部),而到1998年,年总产仅为7部。”①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合拍片政策的再次放开,跨国合拍片再现高潮,如首部参与国际分账的中美德英合拍片《伯爵夫人》(2005年);中美合拍的《功夫之王》(2008年)、《雪花秘扇》(2011年);中芬合拍片《玉战士》(2006年);中澳德拍摄的《黄石的孩子》(2008年);内地、香港、韩国合拍《见龙卸甲》(2008年)等。 二、三次高潮 2011年6月,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论坛上,有媒体询问中美合拍片《雪花秘扇》出品人邓文迪为何外国公司看重中国市场。“便宜。”邓文迪一语道破天机,“这边的工作人员工资低,善于学习也没有工会。”② 平心而论,邓文迪的说法颇具代表性。早在中外第一次合作拍片的1913年,依什尔依靠郑正秋、张石川等人进行影片摄制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外合拍的基本判断。追逐利润,永远是商业社会的不二法则。在电影工业的语境中,经济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增加影片盈利的拍摄制作模式都是正确的选择。除此而外,依什尔最初的合拍还向我们昭示了境外资本青睐中国内地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的神秘感、陌生感和好奇心。如何把握中国题材、或者使东西方交融的题材更易于为中国内地所接受,境外投资者还需要中国电影人的帮助。 如此,后来的历史演进脉络就不难理解了。第一次短暂的合拍实践高潮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涌入中国内地市场,赚取了大量票房。因为观众众多,当时,设施完善的豪华电影院都上映西片,国产电影的市场受到抑制。如前所述,当影片可以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利益可以追逐时,合拍的必要性在境外制片公司的眼中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市场的份额争夺主要是国产片与西片,合拍片模式陷入低潮。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外,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绝缘境地,仅有少数西方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与中国关系密切。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文化常常成为国家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电影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被带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于是,便有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的儿童幻想片《风筝》③同稍后的中苏合拍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期的合拍片更加突出的是文化交流的作用,其主观目的既未涉指产业层面,客观上也没有达成这样的效果。很快,作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的电影,回归到意识形态宣教的文化事业路线上,合拍浪潮未能实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策上为合拍片打通了道路,闭塞已久而又重新打开的国门令境外制作机构更加好奇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第二次合拍浪潮终于到来。观照这一时期的合拍实践,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足,大多都是以协助拍摄的形式进行合作,而国外制作机构诉求的正是他们不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以前不能涉及的题材内容。于是,“在合拍片初兴的头十年间,跨国度的合拍、协拍片,多半皆属历史题材。”④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当1994年第一部分账大片《亡命天涯》进口以后,内地电影市场被激活的同时,历史再次重演,合拍片进入了第二次低谷。一直以来,吸引外国制片商的就是中国内地广袤国土所具有的外景资源,文化、历史题材优势以及内地廉价的专业技术人员劳动力。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当分账大片可以长驱而入,市场充分时,对于国外制片方而言,合拍的意义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电影政策进一步开放。按照我国现行的合拍电影规定,合拍片可享受国产片待遇,包括参与政府“华表奖”评选等,合作方享受的市场票房分账比率高于进口大片,所得税只需缴纳10%,低于进口片应缴税额。能够比纯分账片带来更多的市场利益,并且还有众多政策优惠,新世纪十年来,合拍片掀起了第三次高潮。据统计,2001年时仅有10部左右,2005年已达37部。2006~2008年来,占全年电影产量总数10%~15%的合拍片的票房值已达国内票房总量的40%左右。⑤ 三、应对策略 在历史上最初的合作拍摄中,郑正秋、张石川等我国的电影工作者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没有发行放映渠道,在电影产业的上、中、下游都没有任何资源,可谓一穷二白。这样的合作拍摄,我方自然处于弱势,仅仅成为外国资本的打工仔。在第二次高潮的80年代,虽然仍然比较落后,但我方已拥有了独立的传统电影技术能力。在第三次合拍高潮的新世纪,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方已经可以与外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 既然是合作拍摄就要互惠互利。在当前合拍模式下,我国制作机构应有清醒的头脑,简单地从“介绍中国”“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⑥的角度与外国制片机构合作已不可取。合作就要有所得,经济利益抑或是技术提升。事实上,就我国电影产业目前的情况而言,取人所长,致力于技术提升才是当务之急,它关系到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 在20世纪初电影初现的时代,操作摄影机并熟悉其机械性能的是电影优秀技术掌握的标志。1913年,合拍片《难夫难妻》的摄影师就是投资老板依什尔。快一百年过去了,2010年,《阿凡达》的出现揭示了这样一条路径:无论是声音进入电影还是彩色电影的实现,到3D技术、IMAX巨幕,电影艺术与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就是使得我们影像中的虚拟现实愈来愈似现实或是想象世界,要在银幕上实现我们未知的现实世界或真实的世界,更多的依靠电子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来加以实现。 由此,电影制作优秀技术已经从简单的操作熟悉其性能变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合成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和声音,拓展电影视听表现力方面。我国与国外电影制作机构的差距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模式,要瞄准未来电影发展走向,注重前瞻性的技术发展路线。在这方面,合拍模式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技术提升提供了可能。 为了达成技术提升的目标,我国在与国外制片机构合作时应该有一定的倾向性,明确我方的优秀利益诉求,直接的经济诉求必须要放在次要地位。我方要特别针对有较高技术制作要求,能训练提高我国电影制作队伍整体水平的合拍项目,努力拓展合拍中的科幻、魔幻和现实题材中大量需要先进复杂技术才能实现的电影类型。在对外学习的方面,我国的电影制作团队天然有着勤劳、肯吃苦的优秀品质。合拍模式30余年来,在同港台的制作团队进行的合拍项目中,有效习得了武侠片、动作片的制作经验,为我国电影整体制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突出作用。相信假以时日,我国的制作团队定能获得在技术提升的硕果。 四、结 语 取人所长,将是我们在下一阶段合拍制作中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未来电影的摄制,技术的进步程度将决定艺术想象力实现的疆界,从而制约电影产业链上游的质量。我们应该抓住并利用合拍模式的第三次高潮期,有系统有计划地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同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致力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设备和软件工具,以期与西方制作机构拥有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只有到那时才会真正实现强强合作,资源整合,最大化地赢取产业利益。 [作者简介] 黄鹏(1980— ),男,重庆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影视文化。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部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优秀,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析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 摘要: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对比美国早期电影史,我们会发现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早期电影公司从未真正掌握过放映业,“明星”的成功也是充满了偶然的因素。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对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进行了一番探究。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民族放映业;明星公司 虽然直到1905年任庆泰的戏曲纪录片的拍摄才拉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序幕,然而从1896年上海徐园“西洋影戏”的首次放映开始,电影在中国却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放映史。这十年的时间尽管只能算做中国电影的史前史,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游弋于有关其后中国电影史的各种史述中,当我们困惑于电影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时,我们却不得不回头到史前史中寻找答案。 一、问题的起始 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追寻明星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大叹明星成功的侥幸以及明星决策人的英明。 《孤儿救祖记》和《火烧红莲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无法绕过的文本,同时它们在明星公司的历史上也是无法被忽略的作品。 《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在初创期一炮而红的作品。在此之前,明星公司拍摄过如《滑稽大王游沪记》之类的滑稽短片,然而对于市场,众位编导却不得要领。背水一战拍出的长片《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挽救了本已山穷水尽、岌岌可危的明星公司,从此,明星公司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桶金。 《红烧红莲寺》是明星在其最风光时期的一部作品。而之前,明星公司同样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虽然于1928年在周剑云的主持下招股20万,但直到同年《火烧红莲寺》的上映才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从此进入兴旺发展的阶段。 此两部影片使明星的发展步步高升,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30年代初让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的明星公司雪上加霜的一部影片――《啼笑因缘》,这使得30年代初的明星濒临破产的边缘。 其后,1934年,仍然处于困境中的明星拍摄了郑正秋的《姊妹花》,才使长期限于困境的明星稍稍缓口气。 不难发现,明星公司的起伏与它拍摄的影片直接相关,甚至有“一片救命”或“一片送命”之状。所以,可以说明星公司的成功带有偶然的因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在制片方针上的策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往往一部影片就承担着覆灭或振兴的重担。 在美国早期电影史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大制片厂中的环球、福斯、派拉蒙、华纳兄弟都是从放映业起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原始资本再向上垂直整合发行和制片,其间华尔街的资金不断注入。 而明星公司却未能掌握放映业。尽管明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与其他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公司,但是六合公司存在的时间很短,并且也只是少量地掌握了一些路线。 在民族经济发展整体羸弱的中国(更具体更准确的说是上海),电影业缺少像美国华尔街那样大财团的大量资金的注入,那么从放映业起家就成为一种有利于日后进行垂直整合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可靠方式。 追溯到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存在放映史而不存在民族放映业的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放映业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发展起来? 二、民族心理:实用 由于在1896-1905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而一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电影史实际上都是上海的一城史,所以本文主要以对史前史时期上海的分析为主。 一个是移民城市,一个是移民国家,上海与美国可谓颇有“共同语言”,但是这“同”中却存在着大“异”。美国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派拉蒙的创始人楚柯尔和“福斯”的创始人福斯同为匈牙利同胞,环球的创始人莱默尔是德国人,华纳兄弟则来自波兰[1]。而上海的移民主体却全部来自中国国内,他们原先“都生活在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体制中,都生活在儒佛道传统观念的阴影下,都生活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状态中,也都是炎黄子孙。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普遍认同心理,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乃至相同之处。”[2] 这些相同之处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民族心理:实用至上。 中国人在办事之前总爱问“这有什么用”,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处世行事讲求与追究实用性的特点。尽管自古以来在中国,关于为人应重义轻利的言论不绝于缕,但是这似乎从反面揭示出传统的中国人倒是相当重视“实利”的。[3] 这种重视实用性的心理在两个方面限制了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国人对电影放映业的投入。 晚清上海出现了一股重商主义的思潮。人们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人们“把发展商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重商是国家富强之道。当时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指出:‘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民命脉之所系也。’”[4]而“洋务思潮的兴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富国之道,强兵之法”[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经济初发展的上海滩,属于娱乐业的电影放映是不能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行业相提并论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电影放映业是不能生产财富的,它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对于实用至上的中国人而言,它不是被优先考虑的行业。 此外,同为大众文化,电影在晚清的上海的待遇与戏曲是有天壤之别的。 晚清戏曲的地位在上海有明显提高。“在20世纪初年,戏曲在‘开民智’的口号下获得新生,被视为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戏曲、改良戏曲。……一些青年学生和革命党人也组织起新剧社、剧团,开创戏曲新风。”[6]而此时期的电影,虽然已经摆脱时事风光片的模子,却又是一派滑稽喜剧短片的景象,在《孤儿救祖记》出现之前,电影在“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功能上还无法被社会舆论提到戏曲的高度。 此时的电影既得不到商人的重视,又得不到文化精英们的青睐,只能由雷玛斯等外国人占领放映市场。 三、城市化:商业性城市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产物,然而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却会有所不同。 比较美国电影史,我们会发现早期镍币影院发达的匹兹堡市甚至宾夕法尼亚州都是美国的工业集中地。聚居于此的新移民大多是体力工人,他们来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不识字也不懂英语,社会地位很低。此时的电影内容简单粗俗,影院环境简陋,没有哪个上层人士会光顾这样的娱乐场所,而这样的场所却正合了这些需要低廉消遣的新的移民工人的胃口。 再看上海。前以鸦片战争,后以民国为界,在此两端之间的上海在经济构成上相当特殊。 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其中59家是在1900年以后兴办的。[7]这说明近代机器工业在晚清上海发展缓慢。同样,另一组数据:在1885-1910年间,上海本地的原始出口商品的贸易值从未达到过上海贸易总值的15%,在1900年以前甚至未超过8‰。[8]这说明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存在于流通领域,工业还没有摆脱对商业的附属地位。 而“在此以前,上海的经济有农业、贸易两个支柱;在此之后,上海又形成了工业、贸易两大经济支柱。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上海经济都是生产、流通两面并重发展的,唯有晚清这段时期,上海的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的发展上,生产领域则处于蜕变转型的时期,它在整个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和意义都明显下降了。”[9] 很明显上海城市化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而非工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商人阶层成为社会舞台中的主要角色。商人的谋生方式与工人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他们通常多少有点文化和见识,并且为了生意场面上的需要,他们也不会去粗陋的场所宴请客户(关于商人的观影心态会在下一节有详述)。因此,早期内容简单粗俗、放映场所简陋的电影就不会吸引到作为当时上海社会主体的商人捧场。而此时可以成为电影观众的工人又数量太少。此后,当工人群体壮大起来的时候,电影消费又逐渐攀高(尤其是首轮放映)。 商业性城市还有不同于工业性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即服务业发达。 晚清上海人挥霍成习,浪费成风,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要处处显现华贵之气,“玩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众娱乐在晚清上海相当普遍,商人们挖空心思的发明出许多玩的方式,仅仅就狎妓一项最起码就有六种方式[10]。因此,在这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地其他众多能极大刺激感官的娱乐方式的出现抢夺了早期形态还颇为简陋的电影的受众。 由以上可见,上海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限制了史前史时期的电影观众数量。 四、受众:低层和中、上层市民 具体而言,哪些人有能力消费、哪些人愿意消费电影,也是我们从受众方面探询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的因素。 按照谋生方式的不同,晚清上海市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靠赢取利润或收取佣金谋生的商人。这部分人经济活动能力强、门路多,因而收入可观,过着舒适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构成了上海居民中的中上层。第二类人是靠领取薪金过活的一般雇员。他们靠微薄的薪金生活,生活仅能维持,而且很不稳定。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中下层。第三类是个体劳动者,如车夫、挑夫、小贩等。他们终日辛苦而收入低下,社会地位极低。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最下层。[11] 早期的电影放映条件十分简陋。“地方狭小,设备不周。场内外只隔着一个黑幕,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门口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直着嗓子喊卖票,同庙会玩把戏的露天场子一样”。[12] 这样简陋的条件以及电影放映必须具备的漆黑一片的光线环境,很难让收入可观生活舒适的第一类商人到电影放映的场所谈生意或者娱乐,他们在谈生意或者娱乐的时候宁愿上酒楼、戏院或者到妓院喝花酒。他们是有消费能力但是没有消费愿望的一群人。 同样有消费能力的还有第二类人,但是这一类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并不强。这一类人构成了晚清上海最普通的市民层。 晚清上海一般市民的家庭收入不过每月十五至二十元左右,而房租会花去少则三四元多则七八元,口粮又会花去十二三元(以五六口的家庭计),其他还有收租人小费、工部局捐项等各种开支[13],除去这些必要支出外便所剩无几。 然而对于浸淫在讲究挥霍与体面的社会风气中的晚清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总想得到办法把面子撑起来,典当、赊贷、漂帐都是支撑他们体面生活的手段[14]。既然要在外支撑“门面”,他们自然要选择他们还可以支撑得起的阔气场所来显摆一番,此时,虽然相对便宜然而寒碜的电影放映场所就被他们排除在外。 有消费愿望但无消费能力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收入低下,需要的是低廉的消遣娱乐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脚踏实地的活下去才是要义。同时,他们文化层次普遍偏低,能够毫不犹豫的接受粗俗的文化方式。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作娱乐的用途,他们往往“一身以外无长物”[15]。 总的来说,晚清上海市民对于电影消费处于一种“有消费能力的不愿消费,愿意消费的消费不起”的状态。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粗略窥探到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一些因素,这其中既有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造成的主观原因,也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观众数量和对电影的认识不充分都限制了中国商人对电影放映的投入。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摘 要]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发端于1949~1966年的十七年,这一时期,译制片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尝试从电影译制片的内涵界定,译制片的文化属性、传播属性以及政治属性等方面就“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译制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第二年,这一西方最新的技术成果就传入了中国。据《申报》记载,“1896年8月1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晚,在上海苏州河北的闸北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的私家花园徐园内‘又一村’的游艺晚会上,法国文化商人放映了‘西洋影戏’,当时共放映《马夫失火》等14部短片。”①这是有史可查的上海第一次电影放映,也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伴随着电影的传入,中国电影译制片的雏形也逐渐形成。 在我国,早期上映的外国影片大都是无声片,即使到了有声片时期也都是原音放映。为了帮助观众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影片的内容,放映者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采用现场口译、打印中文字幕等,尽量达到翻译影片的目的。 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前苏联影片已经在解放区放映了,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十三勇士》《假如明天发生战争》《粉碎敌巢》等数十部。1942年后,又增加了一些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如《虹》《保卫斯大林格勒》《奥洛尔大会战》《女战士》及一些新闻纪录片等。由于这些影片都是俄语原版片,观众听不懂对白,不明白剧情,因此,必须在放映时进行现场口译。 新中国的译制片工作开始于1949年。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厂长袁牧之提出并制订了“七片的生产计划”,其中,“翻译片”指的就是现在的译制片。1949年5月,由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袁乃晨导演,张玉昆和吴静等配音,译制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又名《一个普通的战士》)。 1949年冬,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组长的陈叙一,在获悉《普通一兵》译制成功的消息后,带着周彦、寇嘉弼、陈锦荣三位同伴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回到上海后,陈叙一就借调了11个人,凭着一个旧话筒,一部报废的录音机,一台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墙上挂白纸),在一间仅有20平米的小车间里,完成了上海译制的第一部外国影片――前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又名《小英雄》)。 从此,长春、上海成为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的两大重镇。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国共译制外国电影达到了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其中,前苏联革命题材的译制片是影院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每年观众数以亿计。“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此外,外国人说中国话显得很别致,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②可以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成为新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观看外国译制片也成为人们最为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 电影译制片的界定 关于“电影译制片”的定义,历来表述不一。《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对“影片译制”作了如下的界定: 把影片的语言部分从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创作过程。在根据工作台本译制影片时,要将对话逐字逐句地翻译,以表达对话的原义。……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准确的影片对话的翻译,使之在所有的方面(思想、风格、人物性格,等等)同原版片保持一致,并且与银幕上演员们的口型、手势和动作完全符合。③ 《中国戏剧电影词典》中对“译制影片”和“译制片录音”的概念作了这样的阐释: 译制影片,又称“翻译片”。把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影片。译制影片是在有声电影产生之后,为了扩大各国电影艺术的交流而出现的。④ 译制片录音,亦称“翻译配音”。将原版影片的语言翻译成其他语种,录制成语言声带,再和国际声带混合的录音过程。这项工作是由导演、翻译的指导,配音演员的表演和录音师的配合来进行的。⑤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配音”(dubbing)的解释论述是: 所谓配音是指在影片制作中给已拍成的影片另外配制对话或其他音响的技术,包括用另一种语言配制对话,或为无声电影镜头配加声音,或在原声带的声音之外另配音响效果或音乐。配音最常见的用途是翻译外国影片。用另一种语言配音时,对话的翻译必须与片中演员的口型动作严密吻合。⑥ 以上种种论述对电影译制及其相关的概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尽管表述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对其客观存在形态及其创作过程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在中国,早期的译制片被称为翻版片,后来又称为翻译片或译制片,是一个特殊的电影品种。简单地说,译制片是将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再由配音演员重新配音复制,其目的是使得听不懂原版影片语言的观众可以充分了解和欣赏影片的内容。 “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探究 从1949年至今,中国电影译制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历史发展。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容忽视的现象,电影译制片“为中国的亿万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艺术享受”⑦。 “十七年”间,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大洲,其中既有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⑧,而电影译制也已经逐步地成长为“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⑨。 众所周知,在当代电影创作历史的研究中,“十七年”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指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开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十七年”是新中国电影的初创和初步发展时期,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发端。 纵观“十七年”,中国的文艺界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浪潮当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任务;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4年来的文艺情况,指出了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1956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发扬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以迎接和顺应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和之后的“左”倾思潮的升级,等等,这些运动过度强调思想内容政治性,艺术原则退居其次。由此,“十七年”电影逐渐沦为政治宣传和教育的工具。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也顺应和强化了这一政治功能,在译制片的选材、创作上紧跟时代步伐,成为那个特殊时代历史画卷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电影品种,译制片的出现有着其必然的生态属性。 1.文化属性 人类的文化是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中得到发展的,这种交流与融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充实了各自的文化系统,也开拓了人类的思维,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作为特殊的媒介文化产品,电影译制是将一种语言的影片,经过剧本的翻译、导演、配音、录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可以说,译制片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达到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大众媒介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表现形态和产物。“译制是跨文化传通的必要手段,其根本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⑩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不仅能够挖掘译制片的市场价值和创作特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折射出影响这种艺术创作的社会、文化、体制、政治等元素。 2.传播属性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电影,译制片所传递的不仅是异域的风情、传统、民俗等信息,使个人和集体得到娱乐和享受,更主要的在于这种传播还促成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融合,更成为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一方面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文化交往更加的频繁,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的引进和译制,使得新生的中国电影观众可以更为直接地去了解外国电影文化,客观上也促成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无疑可以凭借更加广阔的视域去探求译制片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这对于译制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3.政治属性 新中国电影译制片作为文化交流是同意识形态、国家关系、对外政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在所难免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译制片初创时期,我国进口的完全是前苏联电影,后来逐渐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等国,电影主题也大都是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革命战争的光辉历程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罪恶,等等。通过对“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政治浪潮、电影政策及电影语言的特性等。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导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年代里,这种改造决定了电影的命运和面貌。但是,毋庸置疑,“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不仅填补了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的空白,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移风易俗,把人民培养成为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健康审美情趣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强大威力”。 [作者简介] 李国顺(1971― ),男,江苏扬州人,电影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反思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 摘要: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处,是80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演变路径。作为一种与时代思潮紧密关联的电影现象,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也有其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八十年代;历史反思;历史意识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其源头是“伤痕电影”。七十年代末期,以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涌现,开始了当代文艺对“”历史的控诉与反思,展示伤痕、舔舐伤痕也成了深刻影响八十年代文艺潮流的逻辑起点。所谓“伤痕电影”,主要是指以《泪痕》(1979)、《苦难的心》(1979)等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揭露历史伤痕的影片。在其后的理论探讨中,理论界对“伤痕电影”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视倾向,并有意无意地将其与“反思电影”区分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精神创伤的展示,缺少反思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只是一种廉价的情感诉求。 历史反思首先是从政治开始的。八十年代初期,痛定思痛的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终于意识到政治上的极“左”倾向和各种运动的反复,严重损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政治首先成为人们反思历史的对象。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长期的政治封闭和混乱,在拨乱反正后,不失为极好的创作素材和资源。国家民族的苦难,在艺术家看来是极深刻的艺术素材。因此,谢晋在八十年代创作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系列影片中,集中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批判与反思。应该说,在前两部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中,导演在情节设置上作了些巧妙的设计,比如将政治事件置后为故事背景,对政治运动及其来临前的肃杀气氛不做太多的渲染,甚至没有直接地表现政治运动的场景和过程。到了《芙蓉镇》(1986),则作了较为大胆的艺术表现,影片也因此在发行时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芙蓉镇》第一次将政治历史进行了长时段的回顾与反思。从五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前,一直到“”结束后的1978年,这二十多年的政治风云的变换和社会现实的进程,透过芙蓉镇这个湘西小镇得到了全面的折射。谢晋通过对主人公胡玉音和秦书田、粮站主任谷燕山、镇支书秦满庚、“革命女将”李国香、流氓无产者王秋赦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和动荡,展现了这些小人物在政治风暴中的悲剧命运。 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对历史的反思,在现实层面上将历史悲剧的发生归因于当代中国的极“左”政治,那么,它又是如何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呢?历史地看,这一反思对象的转变,与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有密切关联。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而“中国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是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后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并进行大踏步地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没有相应的先进管理制度,先进技术有等于无;最后,文化问题才提到了整个社会面前,因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直接触及了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与文化机制”。因此,仅仅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进行反思,固然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上争取不再走弯路,走错路,然而,要真正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转变人们的思想与观念,投身到实际的现实中去,还必须要从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中找寻更深层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寻根的社会思潮出现了。1985年初,寻根思潮借《作家》《上海文学》等杂志浮出水面,随后迅速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时间,“寻根文学”成为取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的又一股文学潮流和思想潮流。“寻根思潮表现了中国文学界在一个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就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现代与传统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表现了文学精神的自觉,也表现了文学自我认识的觉醒,并且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基本视角引人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中。”很快,文化寻根的思潮的影响也扩展到了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领域,并进而影响了电影创作。例如陈凯歌就曾谈到过他对中国文化根源的看法,“我认为西部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就是要溯本求源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在经济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找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上的历史继承。”将文化继承与经济振兴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一味地反思政治,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在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时的最明显的特色。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寻找与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黄土地》《孩子王》和《红高粱》。这些影片在面对与反思传统文化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反思视角的宏大性与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正如张艺谋所言,“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甩不掉的。……只不过我们和第四代‘优’的角度和形式不同,我们这一代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发言,往往是远远地看,如《黄土地》;或者更超脱些,这就是《红高粱》。”从《黄土地》(1984)开始,《大阅兵》(1986)、《孩子王》(1987)、《老井》(1987)等一批影片的出现,标志着80年代中国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发展与趋于成熟。在这些影片中,导演们试图去触摸这个民族积淀了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并由此对国民文化性格中的缺陷和弱点进行反思。在《黄土地》中,影片将镜头对准了贫瘠的黄土地,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进行了反思。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济上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主,社会制度方面则以宗法制度为主体结构,在文化上的特点就是由这种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决定了的封闭性。因此,在《黄土地》中,以大量的静止镜头拍摄那片土地,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天空留得极少,人物往往被放置在一个小角落里,如蝼蚁一般渺小、无助。封闭性的构图暗示的是文化上的封闭性与停滞性。黄土地虽然养育了这片大地上的儿女,但这种黄土文明的根深蒂固的习性,也使他们养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习惯和文化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状态。“《黄土地》超越了创作主体个人有限情感的外射,而升华出一种社会情感和民族情感的超前意识。”如果说《黄土地》承载着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与此同时却又保持着一份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与眷恋的话,那么《孩子王》则借中国文字这个古老的文化意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反思和批判。文字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产物,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文字有时也会成为人类悲剧的渊薮。古有焚书坑儒、文字狱,今有持续数十年的文字大批判和笔墨官司,这一切都与当权者的文治手段之残酷与狡诈,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文化也可以轻易地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在《孩子王》中,有一个场景的音响设计得极富文化批判意味:老杆在翻阅着字典,音响中传来各种人声和方言诵读《百家姓》和《九九表》的声音,混合着自然的音响、山民的野唱和庙堂的钟鼓乐。这一幕,无疑是导演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的外化。尽管《孩子王》最终 给出的结论很有些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即要求字典也不要抄,把传统文字和文化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无疑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就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力度而言,《孩子王》确实是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与批判。再如影片《老井》,也以一种极为矛盾和暖昧的态度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的反省。一方面,老井村的村民们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打了上百眼井,在与自然伟力的对抗中展现出一种坚韧执著百折不屈的民族品质和蓬勃的生命力量;另一方面,影片以大量篇幅表现愚公移山式的打井行为,在片尾却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工业化机械最终打井成功,这一对比显然象征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差距。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人力的原始性和在科技上的蒙昧状态。 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中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体现了八十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主要方向与道路。有论者在总结新时期电影时认为,“新时期以反思电影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政治反思――思想反思――文化反思三个阶段”,《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月亮湾的笑声》等影片作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将镜头向历史的纵深穿透,把观众的视线引向‘’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反‘右’斗争时期,,化时期,等等),甚至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语义上说,不论是反思政治还是反思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行为,因此没有必要将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与思想反思区别开,政治反思与文化反思的思想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等影片,从内容上看的确是将反思的触角推向了“”以前的中国当代历史,但这些影片要么是反思政治(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要么是反思文化(如《如意》),要么是既反思政治又反思文化(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并不存在只能归为思想反思而不能归为政治反思或文化反思的情况,因此,将这几部影片视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是不恰当的。最后,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情况来看,政治反思始于对“”及“”历史的批判,但政治反思的思想倾向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片里仍有其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政治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人们寻找经济改革何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内在原因时,文化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对现代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这一切,都是在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之所以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从社会阶层的区分来看,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严肃的批判性话语的生产者和制造者。这种批判性话语“比较说来,带有更多的反思性,更带有自我批判性”。在“”期间乃至更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不仅丧失了批判性话语的生产功能,连生产话语的机会都少得可怜,意识形态的严酷控制将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挤压得几乎为零,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也降到了空前的最低点。“”结束之初,意识形态的控制相较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在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力量总体上是逐渐恢复并慢慢得以增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十年代电影中历史反思意识的建立,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是分不开的。这种批判意识和力量,很快从文化界、思想界传到了电影界,影响了八十年代电影的艺术风貌。(2)八十年代是一个催人思考的时代,其时代性内容之一便是反思与批判。刚刚过去的历史亟待人们去总结,现实中的困难也需要人们去解决,未来的发展却似乎并不明朗。近30年的当代中国历史给身处其间的生命个体带来的精神创伤,是电影从政治角度反思历史的最初动因,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浪潮与人们的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及飞速发展的市场化、商品化对人们的冲击,历史责任与道德理想的失落,迫使人们去反思自身的文化处境与文化生存方式。对精神价值的追寻,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思潮逐渐转入文化反思的主要原因。(3)八十年代文艺创作环境的改变,给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外部条件。与“”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相比,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环境是较为宽松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文化反思热,既是这种宽松的文化语境的结果,也为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支持。(4)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人们得以走出周遭的小圈子,甚至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这也给国人提出了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政治反思、文化反思的紧迫课题。因此,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意识,也是整个时代的发展所要求的历史反思与民族反思的要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八十年代电影中的历史反思也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局限性。不论是前期对政治历史的反思,还是后期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反思的深度与合理性上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政治反思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反思的主体与作为反思对象的历史之间的时间距离过近,“当局者”的视角限制了主体对历史的认识上的超越,而使一些影片的政治反思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感性化特征。尤其是为人所诟病的“伤痕电影”,几乎是紧接着“”历史结束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快速反应,既表现了艺术家的艺术敏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艺术视野和艺术深度的开拓。黄修己先生在谈到历史事件的影响时曾指出,历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直接影响阶段,指事变刚刚发生,直接作用于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幅度大,其影响显而易见。二是深刻影响阶段。历史事变于社会生活已无明显的影响痕迹,但由于直接影响的后果已积累了相当长的时间,负效应亦已渐显,要亡羊补牢都已不易,因而显出了历史事变的深刻性来。三是潜在影响阶段。事变已成遥远的历史,其影响已成为一种具有顽固性的传统,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所呈现的对现实政治的反思恰恰是处于“直接影响阶段”。其最关注的是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直接的影响,从而总结经验和教训。然而,由于历史才刚刚过去,其在创作者心中的印记还甚为明显,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个阶段对建国后的政治现实本质要做出深刻的揭示,无疑是困难的,更无法超前地表现这段历史对其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八十年代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局限性,则主要表现为在面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时的情绪化倾向:要么走向文化的虚无主义(如《孩子王》),要么把文化传统中愚昧、落后的一面过分地美化和神秘化(比如《老井》和《红高梁》)。对于前者,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有过严肃的批评,认为“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极少‘同情的了解”。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具有启示意义,它提出了文化反思的边界意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其复杂性,恐怕不能简单地去全盘接受或彻底否弃,文化传统中既有值得抛弃的糟粕,当然也有现代人迫切需要的养料。因此,对于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必须要存在边界和底线。对于后者,将文化传统中的愚昧落后的一面加以美化和神秘化的倾向,在90年代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中得到了更为全面而丰富的展示,以至于被一些理论家们批评为“伪民俗”,这种以丑为美或试图化丑为美的文化态度,同样是不足取的。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比较中,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民族壮大国家富强的迫切希望,使他们很难以冷静客观的姿态审视本民族文化,这既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反思问题上的成熟度不够的表现,也是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反思的局限性所在。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的历史与展望 摘要 本文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从1 980年开始为提出问题阶段,从1984年开始为理论准备阶段,从1993年开始为框架建设阶段。本文认为,由于有了前两个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关键词 电影,美学,研究 一、提出问题阶段 电影文学性的讨论可以看成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呼应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张骏祥在导演总结会(1980)上发言,并据此撰写成论文《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张骏祥从电影作品的艺术质量问题人手,提出: “导演又要在两个方面负责。一方面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运用好电影手段。归结起来说,导演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观点相当明确:“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所以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许多影片水平不高,根本问题在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他还直接针对白景晟的“拐棍说”和钟惦的“离婚说”,提出,“‘戏剧性’这个拐棍恐怕就还不能不拄一个时候”,“我还是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蔷,就叫做‘一夫多妻’吧”。同样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张骏祥的发言及文章抓住了电影与文学的瓜葛,引起了电影界的热烈反响,引发出一场涉及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的文学价值等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理论争鸣。 1983年6月郑雪来出版了一本题为《电影美学问题》的小册子。郑雪来的基本观点在1981年就已经发表了。很快邵牧君就写出了一篇针对郑雪来观点的争论文章《电影美学随想纪要》。随后,郑雪来又发表答辩文章,形成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这次理论争论之后,李少白并不是以论争的形式赞同了郑雪来的观点。他在1986年11月的一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学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的设想。李少白提出:“从电影的艺术本体考虑。应当设立电影艺术学和电影美学。”“这是研究电影作为艺术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有关联又有区别。”李对电影美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作为审美对象基本规律;研究电影是怎样的而又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李少白对电影艺术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艺术的创作,理论、历史及其基本规律。”李还提到两者的区别:“至于电影艺术学,它与电影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基础性和应用性。如果说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实践的关系具有高层次的抽象性质,那么,电影艺术学则富有中层次色彩。它是艺术实践直接的理论概括,是应用理论及其基础,它也是包括初层次的创作体验的归纳和总结。”郑雪来在《电影学及其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电影学的问题,在论及电影学的六个新的分科时包括电影美学,但并不包括电影艺术学。 二、理论准备阶段 无论如何,电影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被郑重地提了出来。但问题是,提出问题还不等于解决问题。早在1982年,陈荒煤就在一封关于电影美学的通信中提到, “我绝不否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一本中国的电影美学,就是说,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文艺方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美学观点来写的一本电影美学。我深澡感到要给钟惦同志及其他对此颇有兴趣的同志以足够的支持,早一点把这本书搞出来。更不用说,也应该积极支持张骏祥同志把电影艺术概论早些写出来。”陈荒煤同志连写三封信,提倡进行电影美学研究。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份钟惦的《电影美学纲要》(1985)。既然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又确实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电影美学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对此,我们今天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其中还有一个理论准备是否足够的问题,更不必说理论框架的问题。 接下来便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著述工作。在理论专著和文选方面,李幼蒸编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李恒基和杨远樱编译了《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译了《电影理论文选》,张红军编选了《电影与新方法》,邵牧君和周传基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电影理论论文。美国学者尼克・布朗的《电影理论史评》、达德利・安德鲁的《主要电影理论》和《电影理论概念》也先后翻译出版。国内的电影美学著述有了姚晓蒙的《电影美学》、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和《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已经有了在电影美学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进行努力的意图。与姚晓蒙的《电影美学》和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都不同的是,《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尝试着把对当代西方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和概念的梳理、阐释和概括,纳入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并由此分析了形成电影作品审美特征的复杂机制和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主要原理和程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为作者继《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之后的又一部电影美学著作。这本书原定书名为《电影美学概论》。写成之后觉得仍与“概论”有较大欠缺。最后吸收了出版社的意见,加上了“现代”及“基础”的限定。与前书相比,这本书有两点突出之处,一是对于美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电影)作了简要的概括和阐述,提出了美学的三条规律和原理(即生理层面的穿透律、心理层面的关联律、社会层面的权重律)。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影美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这就是电影美学分析系统。从某种意义来说,作者的两本关于电影美学的论著,填补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空白。 三、框架建构阶段 1999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一次“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2000年第7期《当代电影》杂志宣布,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选《当代电影》10多年来学术论文的《当代电影论丛》即将出版,在总共约300万字的八本书中就有两本是电影美学文选:《中国电影美学:1999》和《当代电影美学文选》。我把这两件事情理解为,国内电影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开始的契机。 胡克在《中国电影美学:1999》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电影美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成为在国际电影理论界有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这需要几代学者的长期不懈地献身于电影学术研究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倪震说的“文化研究”,我理解,是包括电影美学研究在内的。倪震说的是“理论框架”,胡克说的是“完整体系”。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的行为,它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性的和机构性的行为。对于电影美学而言,确立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理论框架是有效地组织学术力量展开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就难以做到“在电影理论趋向多元化的时期,集中众多专家的智慧,细密分工,各展其才,紧密跟踪电影发展进程,从各个角度观照电影创作实践,拓展电影美学研究领域”。因此我认为,国内的电影美学研究,在经历了“提出问题”和“理论准备”两个阶段之后,建立中国的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时机和条件都成熟了。 条件之一是,关于电影美学的界定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研究者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的阶段。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被认为是经典电影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书中曾指出: “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与此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这样一位经典电影理论的人物在对电影美学的理解上,竟与英国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彼得・沃伦看来。每个创作者或观众都会对影片做出或者好或者差的判断,或者还要进一步做出好在哪儿,差在哪儿的判断,这些“都离不开对影片的美学判断和美学质疑”。 条件之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已经经历了一个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乃至实际运用的阶段。这其中包括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理论等在电影方面的运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对于电影现象的了解,更全面、更立体化了,也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是绝对重要的,而且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拿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是“好作品”的这个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来说(米特里所谓优劣问题,彼得沃伦所谓“好在哪”的问题,麦茨所谓“好的对象”的问题),麦茨就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作品事实。当然新的方法论要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批判、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有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对于电影美学的热切期待,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中国电影史论文:谢晋电影模式特点全视角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解读 纵览中国电影史,谢晋电影的影响面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无与伦比,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迹。那么,谢晋电影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成功?其电影的内在特点是什么以及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有哪些启示?本文作粗浅探讨。 一、谢晋电影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谢晋电影在内容与形式的结构上、在思想与美学容量上、在所要表达主题的深刻程度上、在影像所构成的视觉冲击力上,都达到了中国电影的极致。从多维视角看,谢晋的电影具有民族性、世界性、重复性、累积性、预见性和怀旧性等特点。 1 电影内涵和特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谢晋电影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民族电影传统不可分割,诸多电影都是民族化语境和时代意识形态印记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民族化的道德价值观”、“忧国忧民的中国文人意识”、“在浓烈的悲剧意识中关注人物命运的变化”、“大众化的讲述方式”、“叙事的强化与影像的弱化”等个人风格。在谢晋电影中,还体现出“历史文化优先”的儒学思想和中国人审美体系中“整体性的诗乐精神”,特别是中国戏曲艺术对谢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取材于男女情爱和家庭伦理故事,戏曲大团圆的结局,两极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审美倾向上强调写意性和抒情性等,正是凭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效汲取和有新意地重新阐释,谢晋电影创作体现出与中国古典艺术传统不可分割的历史承传性。 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世界电影发展的两次新浪潮,谢晋都做了积极的回应。一次是五六十年代包括意大利、法国、苏联、日本电影界在内的更新换代浪潮,谢晋以《红色娘子军》对这次世界电影向现代形态的发展做出了中国式的回应。而80年代通过“反思三部曲”,又回应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东欧等国电影界对本国体制的反思浪潮。因此,谢晋电影可以视作一种跨文化的情节剧,它表现了中国情节剧特有的美学风格,在全球化语境下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2 电影主题和图谱的重复性与累积性。 谢晋的电影中,女性题材和图谱不断重复。吴琼花、竺春花、邢月红、李楠、冯晴岚、李秀芝、胡玉音、粱大娘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谢晋电影历程路线。1979年之前的谢晋电影,如《红色娘子军》(1960)、《舞台姐妹》(1964)、《啊,摇箍》(1979)等影片,这些女主人公都是深受旧社会的压迫,最后在党的拯救下重获新生。谢晋的这种女性被拯救的形象在1979年后完成了转变,从《天云山传奇》开始,谢晋电影中以往的这种被压迫被侮辱女性形象变成了具有一切中国传统美德的母亲形象。《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高山下的花环》梁大娘、《芙蓉镇》里的胡玉音、《清凉寺钟声》里的羊角大娘,这一类女性都以一种包容、默默忍耐的人生态度帮助男性主人公度过生命的困顿和磨难。再则是相类似的道德主题和叙事结构的重复。无论是早期的电影还是1979年之后的作品,都存在着类似的主题和结构,这些主题分别是“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受难女性的获救”、“女性的觉醒”,而且在大的主题“党的引导”范畴内展开,这些受压迫的女性总有一个父亲、丈夫或精神导师对她们进行解救;与这条拯救和成长平行的是另一条叙事线,恶有恶报,万恶的旧社会必将被推翻。 3 电影情节和题材的预见性与怀旧性。 谢晋电影叙事情节的封闭性和公式化,容易让观众得出一个永恒的结局,善必胜恶。在谢晋的电影中,无论恶势力多么嚣张,情节多么曲折,最终的结果总是被革命或正义战胜。《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和吴琼花在与南霸天的较量中,虽然困难重重,但这些不会妨碍观众对最终结局的猜测,南霸天终将受到人民的审判。《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影片的最终结局都是好人终得好报,坏人终得恶报,可以说在谢晋的绝大多数影片中结局都是遵循着这个公式。此外,谢晋电影的可预见性不仅体现在结局上,同时也体现在电影角色的塑造上。每种角色都和特定的性格紧密联系,演员代表着一种风格、一种气氛和一种人尽皆知的态度。在谢晋的前期电影中角色塑造比较典型的有三类:人民、共产党、反动派。这三类人分布在不同的影片中,但都存在着相似性。吴琼花、竺春花等人民的形象都具有倔强勇敢的性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洪常青、肖旅长等共产党人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对人民有深厚的情感;而南霸天等反面人物的形象总是丑恶而没有一丝善良的品质等。 二、谢晋电影模式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意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影片既体现传统精神,又富有当代特征;不仅认真审视历史,又密切关注现实。他以自己的实力确立了“新中国电影的艺术大师”、“成就斐然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地位,被视为中国民族国家影像的一种标识。 1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传统与创新有机结合的典范。 作为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作实践的老导演,谢晋在电影创作道路上总是不断探索,力求找出一条既符合民族化语境,既能透析时代脉搏,又能适合自己创作特性的电影表达策略。为此,他在电影的风格、叙事手法、视听元素构成、影像造型及蒙太奇技巧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和尝试。他在成功地拍摄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后,于60年代初拍了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事实证明,谢晋也擅长拍正剧或悲剧影片。对于传统的戏剧化叙事乎法,他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注意吸取电影新的表现力式,努力追求创新。摄制于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在这部片子里,以三个女性的视角,采用人物心理线索来结构影片,同时又引入新现实主义一些手法,是一次形式表述上的创举。在其后于90年代拍摄的影片《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以及当年引起很大争议的《最后的贵族》里,谢晋都在电影结构、叙事手法、新的电影语言和技巧的引入方面做了多种探索。著名导演谢飞曾言,在老一辈的电影导演里,谢晋以善于吸取新东西,勇于创新而著称。 2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主流叙事体的当然代表。 谢晋的影片从一开始就以革命、政治、历史为突出表现的叙事话题,这一主题表现按年代和发展的顺序分为五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磨合阶段,代表作有《女篮五号》(1957)、《红色娘子军》(1960)等,基本主题是歌颂新中国的光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第二阶段――吻合阶段,代表作有《海港》(1973)、《春苗》(1974)等,这些迫于高压政治形势之下的违心之作,基本的主题是追随主流政治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基本毫无艺术、情感可言,成了空洞的政治符号和路线代表;第三阶段――反思阶段,其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芙蓉镇》(1986)等,基本主题是在当时三部轰动的文学反思小说基础上,进行了独到的改编,融进了自己在“”中的切身经历和 体验,表达了对传统的极左政治的强烈批判和反思,每部影片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关注,使谢晋成为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师级人物;第四阶段――疏离阶段,其代表作有《最后的贵族》(1988)、《清凉寺钟声》(1990)等,针对理论界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谢晋对自己的创作思路开始有所调整,这一阶段的叙事主题开始有所游离主流政治的话题,而更关注对个体命运的探讨和表达;第五阶段――回归阶段,代表作品有《鸦片战争》(1997)、《女足9号》(2000)等,这两部影片是谢晋对其作品与主流政治关系的又一次调整和回归,更多的是从民族主义的精神、情感角度,完成对于主流政治的一种深层呼应和对接。 3 谢晋电影是中国悲剧电影的重要标杆。 20世纪50年代初,谢晋执导的淮剧戏曲片《蓝桥会》是一部封建时代的爱情悲剧,其后执导的《一场风波》、《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也包含若干悲剧性因素,但总体来说,谢晋早期并未形成自觉的悲剧意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悲剧意识成为这一阶段作品的基调,按照谢晋的电影文化观念,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激励下,关注与反思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一段时间人们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创伤,是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政治制度带来的,而是体制上不完善所导致的。《啊,摇篮》(1979)描写延安保卫战时一支保育院队伍撤退转移的故事,样式为“抒情正剧”,但表现儿童在战争中的不幸以及主人公们的苦难命运,已具备了悲剧性因素;1980年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直指“左”的政治路线所酿成的社会生活悲剧,后来谢晋又接连推出《牧马人》(1981)、《秋瑾》(1983)、《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1986)。除了《秋瑾》取材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秋瑾献身革命的事迹,其他几部都是触及现实尖锐问题的力作。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谢晋的影片发生明显的转变迹象。从《最后的贵族》(1989)到之后的《清凉寺钟声》(1991)、《老人与狗》(1992)呈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情调,但这三部影片,仍然充满浓郁的悲剧色彩。李彤在威尼斯投水自尽;狗娃遁入空门;邢老汉和狗的生命相继归于寂灭,这些影片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生命悲剧成为主旋律。到1997年,谢晋推出《鸦片战争》,这是一部民族悲剧的力作,是谢晋创作历史上迄今最重要的成功。在悲剧意识的探求上,则是一次重要的回归与升华,这部大手笔的影片,是谢晋渴求多年的巨片意识与悲剧意识的成功结合。从另一视角看,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将悲剧置换为正剧。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相反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但无论如何,谢晋电影中的社会悲剧意识、生命悲剧意识和民族悲剧意识等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悲剧电影的标杆。 三、谢晋电影模式的当代启示 1 浓厚的背景意识是电影引起共鸣的首要因素。 谢晋电影具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思想,与时代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他的生活时代,也来自他对电影功能的认识。他始终沿着“文以载道”的主旨来选题,同时又坚持着电影“寓教于乐”的功能。在那些主题极富政治敏锐性的影片中,力避政治教化,但不脱离政治背景,力图用情感打动观众,感召观众;借助于爱情、婚姻、家庭,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表现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来展示中国政治历史的风貌,引发观众共鸣,这是谢晋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想。对于前进中的中国电影要获得观众的首肯,不脱离时代背景,使政治性主题获得“寓教于乐”的效果乃是基本的选择路径。 2 新颖的故事情节是电影捕获观众的基本构件。 对于情节、故事的钟爱,在中国早已形成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观赏电影普遍的审美需求。故事动人,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是中国传统主流电影共同的美学特征。谢晋电影在此基础上,把人物独特的命运和社会生活、时代剧变紧紧纽结在一起,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他不是一般性地组织叙事,而是采用强化情节的方式,以情节为戏剧动力推进叙事,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对于今天的电影,要捕获观众也需要立意于现实主义基调,注重情节的戏剧性力度,重视情节的真实性。 3 深刻的人物刻画是电影走向成功的必要手段。 成功的人物性格刻画是一切叙事艺术、也包括电影的最高审美价值的所在。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其创造性劳动的第一目标就是刻画人。从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迈上新层面,其重要的标志,是他为中国银幕塑造了生气淋漓的典型性格。对于今天的电影应同样如此,对人的探索,对人性的表现,一切关于人的主题,皆为古往今来艺术家们提供驰骋的广阔天地;也只有真实充分地刻画人,才能使电影与中国观众对话,甚至与世界对话。 谢晋是一代电影艺术家中的执大旗者,他与成荫、水华等第三代电影大师一起,共同向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中国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之外,还以他浩繁的作品系列,性别、政治主题史诗般此起彼伏、珠联璧合的交响乐,为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独特的历史修辞学。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完整表述,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在思想教育或情感宣泄方面,谢晋电影带给中国观众的欢乐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名字必将进入中国当代主导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代巨人行列。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当代中国电影文学创作浅论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电影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催人奋进的创作前景。本文在就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就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现众,才能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关键词]电影文学;历史;创作 中国电影发韧于1905年摄制的《定军山》,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电影文学的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发展成熟,其主流风格体现为理性的社会现实主义;50、60年代则体现为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时期,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演变成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合成;80、9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精神复归,并走向多元。显然,作为中国影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当代电影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入世后的我国电影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的发韧之作是1905年摄制的京剧片《定军山》,而中国电影文学的现实主义之源则开始于《难夫难妻》(1913年)和《黑籍冤魂》(1914年)两部作品。《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编剧郑正秋以家乡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素材,以乾坤二家操办子女婚娶大事为线索,采用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描写了旧式盲婚的全部真实过程。由于郑正秋抓住了当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列举事实、指点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一致公认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进步戏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渐深入。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狂流》、《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优秀影片。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较之以前相比,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电影文化与新文化的合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表现的是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艰苦创业的事迹。《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后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洞箫横吹》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官僚主义。《新局长到来之前》则讽刺了一个吹牛拍马的总务科长,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大出洋相的丑态。 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使稍有起色的电影文学创作半路夭折。接着,全国掀起的“拔白旗”运动,将一大批影片打入冷宫。作家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与此同时,在“”的狂潮下,电影界也刮起了“跃进风”,出现了一批多快好省、内容雷同的作品。中国电影文学步入曲折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电影界意识形态斗争频繁,《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等现实主义作品更是成为这类斗争中的反面典型,电影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后,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为数不多的作品又基本上都是“遵命”的“样板戏”。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实际上是一批舞台艺术片。总体来看,中国电影文学50、60年代体现的是理想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似“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同时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电影文学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多种形式的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文学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写实主义有了某种变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追求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人到中年》、《野山》、《城南旧事》、《人鬼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文学潮流呈现为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品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 二、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而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却与入世要求很不适应,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乐观者亦有之。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剧本运作,远离电影市场的惊涛骇浪,难以将“入世”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不是电影的一切,但电影的一切都需从剧本开始。入世后的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电影剧本的创作肯定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剧作家对此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否则仍然我行我素,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外来的优秀文化,但也不能在关乎民族文化主权得失存亡的问题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的资金、技术、设备、国际化操作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美国影片的平均票房收人也比我们高得多,一部美国大片的收入往往能抵住我们几十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中国电影人不能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在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就没了骨气,就甘心被狼吃掉。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所长。我们毕竟与美国国情不同,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好莱坞电影永远无法取代的。近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并不是部部都能在中国市场上打响。有些在美国票房很好的影片在中国反而遭到冷遇。原因是中国观众对其影片中宣扬的外国传统文化那种格格不入的东西难以接受和认同,中国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偏爱和喜好,无疑是国产影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我们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华语地区,泛华文化地区的电影市场,更是国产电影谋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政府对国产电影在政策、资金上的保护和支持、几十万电影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后援和有力保证。当前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创作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是要坚持,二是创新。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坚持导向性,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电影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还要以多样化的征服人的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我们还要辩证地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把握正确导向和满足观众需求的关系,立足中国和走向世界的关系。主旋律就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了一部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指题材和类型。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繁荣是硬道理,创新是动力。创新,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措施。电影的创新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上的创新,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上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地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电影的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创新,题材、类型、内容、风格、样式、手法的创新,人物形象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的创新等等。电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综合性,而当代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二是选择性。 2.创作题材问题。 搞好题材规划,加强剧本创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由于观众的选择性非常强,必须要努力提高对题材、对剧本的判断力和发掘力,把握三个要点很重要。 一是选材要瞄准市场、瞄准观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买方市场,也是实现影片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舞台”,是观众自愿付费的文化消费,也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市场意识、观众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结合。比如假日市场:新年春节(贺岁)、“五一”、“十一”的长假、学生寒暑假(动画片)等;电影节片展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金鸡、百花、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农民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等消费市场不同观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当然促销手段也要多样化,目标化。凡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必然是国家提倡的影片。 二是选材要拓宽视野,拓展空间。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生活波澜壮阔。历史和现实、喜剧和悲剧、古典和现代、领袖和群众、中国和海外、都市和农村、爱情和友情、名著改编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创作的视野。反映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创造、英雄的美德、时代的发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塑造新的形象,展示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品格、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进步等等,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和重点。最关键的是选材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真实吸引人、以真情感动人、以真诚鼓舞人。 艺术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时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而当代观众最关注、最感兴趣、最为感动的还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优势应该继续发扬和创新。 三是选材要严,角度要新,开掘要深。题材的大小、资源的丰富,素材的多少,并不决定作品的质量,关键还要在新颖性、故事性、戏剧性上开掘,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开掘。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把握未来。写重大革命历史,更要少而精,要对历史、对党和人民负责,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写英雄,不应该“事迹化”,不是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性格化”,努力开掘英雄人格的魅力、人性的思想的光芒,情感的朴实与升华。 结语 当前我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可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的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克服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传播的关系 《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于1963年,但早在1950年关于这本书的写作任务就已经被提出了。具体而言,是由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陈波儿提出,此后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开始的这项写作任务。首先内因是当时整个大环境背景是需要培养新的电影干部,并准备办中国的电影大学。这就涉及到一些相关课程的设置,这样的课程需要电影史料书籍来做教程,但是陈波儿发现当时中国并没有系统完整的中国电影史料书籍,便有意开始实施编写中国电影史的工作。再加上当时苏联要出版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向中国征集关于中国电影的条目。于是时任陈波儿助手的程季华便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参考了20多个国家的电影史书籍目录并且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开始着手写提纲,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电影简史性质的材料。②另一方面,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领导人在得知要开展此项工作之后,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氛围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保护。就是在这内外几个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官方的组织下,从1950年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准备活动开始了。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历经整整十三年。1963年,在这个“十七年”第二个意识形态宽松期快近尾声的时候,这部八十九万字,由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很好地说明了其与中国电影传播的关联。首先第一阶段便是以官方名义空前规模向全国征集电影史资料,报刊说明以及海报剧照等。第二个阶段是具体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计划。第三阶段便是撰稿成熟的阶段③。需要着重提到的是第一阶段,因为这第一个阶段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与电影的传播可以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足以说明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种组织传播。在一篇采访记录中,程季华说道: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中央电影局)。因此那个时候收集电影资料是最完全的,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 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④我们从程季华这段回忆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当时的一个资料收集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各个地方文化局,行为是大量收集各种电影资料,然后统一寄到中央来集中管理。这样一个从地方收集然后统一集中到中央的过程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组织传播,而这样的传播过程中还采用了口述采访记录,运用杂志专栏,写回忆录以及单行本方式出版的这些传播形式,以此我们能看出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之广,形式丰富的组织传播。而当时收集的很多资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也就注定这本书本身的性质就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在1962年一篇为祝贺《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即将出版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部著作在叙述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萌芽时期、三十年代的革命电影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时,都贯穿一条鲜明的线索——阶级斗争的线索”。这句话很明显地指出了这本书本身的一个性质,同样也是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该书在作者立场以及书写角度方面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有着很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首先体现在资料筛选上,该书过于偏重左翼电影,并在行文中将左翼电影所承载的教化、改良等间接的社会功能予以无限制夸大;而对待当时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如神怪武侠片、间谍片等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将其否定。⑥其次是阶级斗争色彩还体现在对个别电影的评判上,例如,在《中国电影发展史》有一个章节里讲到“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电影的两部电影《还我故乡》以及《警魂歌》,这两部电影都是中制于1945年完成的,但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这两部电影完全截然不同的评价:《还我故乡》的优点是保持了人民抗战的思想,热情歌颂了坚持抗战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影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便是指出《还我故乡》有一些小错误,书中仍然写着它与《警魂歌》是不可同日而语。《警魂歌》这部电影在1945年再映的时候在上海是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的,但就是因为这部片子的剧本是经看后“手令”“中制”拍摄的,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警魂歌》可以说是彻底的否定,认为《警魂歌》实际上是美化和粉饰了国民党的警察从而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是无耻的讴歌了国民党警察的反动影片。 而对于同时期另外一部影响巨大的影片《天字第一号》,《中国电影发展史》给出过这样一句话的评价:“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⑦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很难想象这些如此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竟会出现在一部史料书籍中,不能不说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偏颇的评价。但是结合当时特殊的政治时期,这又显得合乎情理。现在我们只能是把这种受极强意识形态干扰所导致的史学著作看成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就《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而言,它是在官方组织下的一个写作行为,由此便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其中这样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话语在书中比比皆是,也对后来很多关于电影史书籍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天字第一号》和《警魂歌》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影片,自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被痛批之后,在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中,已经很难看到,甚至也很难找到关于这些电影的相关资料。目前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中国电影史的书籍,大致包括以下这么几类:按时间分类,按地域分类,按电影门类及电影类型、按研究角度分类等。这些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书籍在研究角度和书写方法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响。⑧应当予以承认的是,即便《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存在史学书写观念的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论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和评价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史学者的写作理念。 作者:胡兰兰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教学方法认识探讨 [摘要]中国电影史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还应体现为对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与思考,并以此培养学生对民族电影的审美情感,进而树立起民族电影意识。 [关键词]民族文化精神影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本思想 在影视艺术院校,中国电影史是一门传统的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讲授电影发展史常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学生、社会以及电影本身的需要了。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当今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并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改造,物质的获得变成很多人生活里唯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电影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化,包括教育在内,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充分认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教授曾经指出: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时,我们有没有根基和世界对话?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这不只是知识架构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教学,以什么观念对知识加以梳理,以怎样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大潮中,还能保有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情操,对自己的民众投以深切的人性关怀。这是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艺术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因此,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根基应当是民族文化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风貌。因此,把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放在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视野中来加以梳理,通过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便构成了我们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文以载道”与“影戏”传统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载体的结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而电影的社会文化位置和内含与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及其发展方向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认识电影艺术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 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中国古代文论中产生了“诗言志”、“文以载道”、“乐以教化”等一系列艺术命题,强调艺术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宗旨。这种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的的致用精神在中国得以长久的延续,也同样体现在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先生曾经说过:“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1] 回首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其教化功能清晰可见。把电影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艺术家自身的追求,更是时代和社会对中国电影人提出的要求:电影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影片所集中表现的题材内容,大多与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的优秀话题直接相关。 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因此,早期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认识也更注重对影片的整体把握。从社会功能目的出发,以中国观众熟悉的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利用传奇、巧合等因素以求故事以情节的曲折生动;在电影的时空表现上,则以较大的叙事段落的戏剧性场面中展开的故事来完成影片的表意任务。这种以叙事为优秀的电影本体论观念与电影的教化功能的结合,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影戏”传统。 从郑正秋、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到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谢晋的《女篮五号》、《芙蓉镇》到吴天明的《人生》、《老井》;从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到王小帅的《青红》、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几代电影人,都在传承着这种艺术追求。 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影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艺术和电影的思维方法。它是在借鉴民族戏剧的娱乐因素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影像语言和中国式观影习惯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影戏”传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深广地影响着中国电影,正由于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环境中。 然而,在当今中国电影该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的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人,该如何以富于国际化的视野来对“影戏”加以继承、改造,并实现新的突破呢?我们对学生提出了这一中国电影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本思想”与影像中的人文关怀 在对“影戏”传统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又从另一层面对中国电影人既心存“兼济”天下之志,又洁身自好、守持心性真实、追求个性自由的价值观予以深入剖析:他们以发自艺术家内心的民族情感,表达着对平民大众深切的人性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承载者是士。崛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淑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这种热爱人生、以民为本的思想,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积极入世的忧患意识和追求精神独立的审美品格。这一点,也同样支撑着中国电影的民族艺术影像,支配着中国电影主流形态的艺术走向。在教学中,我们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独具魅力的生命关怀与平民意识。 打开中国电影影像的记忆,一系列血肉丰满、性格鲜活的小人物跃然眼前。每一代电影人都在这些形象身上赋予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沉的生命关怀:卑贱的妓女阮嫂首先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格”的圣洁的母亲;歌女小红和吹鼓手小赵的爱情在穷困的岁月里显示着中国百姓乐观豁达的情怀;天真善良、聪明可爱的三毛的不幸命运和“小广播”的市侩与心酸,都同样让我们在笑声里流下同情的泪水;张嘎子、、吴琼花在战火中追求着革命理想和自己的人格完善;李双双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不断成熟;孙旺泉忍辱负重、执着地寻找着生命之水,成了一方水土中的平民英雄;翠巧为追寻光明而被黄河吞没;苏州河畔的女孩牡丹为纯美的爱情而付出生命;秋菊为“要个说法”历尽辛酸;做扒手的小武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贫嘴张大民在“与树同居”的日子里自得其乐;“三峡好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思考着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这些作品大多以平民化的视角,从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凝聚着中国电影人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构成了一幅中国电影的“清明上河图”。 教学中,我们还针对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现象让学生展开讨论:面对“黄金甲”与“好人”在票房上的“胜负”,我们该如何评说与选择?艺术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生产与消费、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学生们走上创作之路时所要面对的!中国需要有力量、有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的民族电影,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人合一”与电影的诗意品格 “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根本的特色。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追求、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于是,追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意境之美,成为了中国艺术的终极目标。而中国人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仰赖自然的观念,也在电影创作中得以充分的延伸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民族风格的诗意传统。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电影人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并开始从叙事和造型相结合的综合效果来探索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委婉含蓄的无声片高峰之作《神女》;完整体现中国美学特质的影片《小城之春》;“十七年”中寄景抒情的《早春二月》;80年代的散文诗电影《城南旧事》;充满东方韵味的武侠片《卧虎藏龙》,清新隽永的《那山那人那狗》……表现对名山大川、奇景秀地、边塞风光向往的风光片《刘三姐》、《五朵金花》、《林海雪原》、《庐山恋》;凭借大自然抵御政治压抑,升华生命诗情愿望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 结合这些不同时期的电影作品所呈现出的美学意趣,我们与学生共同探讨:尽管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诗电影未能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在传统美学的陶冶下,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作品中努力营造具有浓厚民族意味的段落。他们融合中国诗歌、绘画、音乐等审美表现形式,通过空镜头、长镜头展现自然景观,借以抒发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表达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试图运用视听造型来实现一种东方美学的表达,以写意的方式抒写恒久而普泛的人性主题,并形成了含蓄隽秀的诗意品格。这种美学气质是中国电影不能丢弃的! 四、“和而不同”与风格类型的多样化 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是指在保持各种因素的本质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相容相通,是“求同存异”的升华。为使学生深入领会“和”的含义,我们对此作了多角度的诠释。 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的进程,恰好是中西文化不断地“和”的过程;而从当前全球一体化的格局来看,“和”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汇融通的潮流。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进程,在抒发爱国情感、讴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颂扬英雄气节、表达乐观豁达的心态、追求家庭和谐等民族文化精神的熏染下,一代代电影人,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电影作品。而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域构成上“两岸三地”的特点,也使中国电影在“和而不同”的文化阐释上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侯孝贤、吴天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李安、谢晋温柔敦厚的伦理情结,胡金铨空灵而富于禅意的武侠世界,冯小刚、周星驰富于平民意识的喜剧、贾樟柯长镜头里的尘世关怀等,其中都贯穿着浓郁的中国文化品格。而“华人电影”或“华语电影”概念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中国电影多元构成特点的认同与关注。 据此考察中国电影可以看到:电影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在进入中国文化视野和创作空间起,就体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品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全新的电影语言方式,与最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京剧艺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尽管受传统艺术理论重感悟、轻理性的影响,中国电影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民族电影美学理论体系。但我们还是尝试着运用当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电影在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与外来文化结合下形成的叙事模式、风格类型进行了分析、梳理。以求给学生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研究视角与今后的创作思路。 (一)主旋律电影 长期以来,电影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中首先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而不是文化‘产品’”,[2]因此,在中国电影创作中,主旋律电影便成为一个特有片种。在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是建国前“影戏”观念的延伸,并随着时代的变革,被不断地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华女儿》、《白毛女》、《青春之歌》、《李双双》、《开国大典》、《生死抉择》、《张思德》、《云水谣》等等,都是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教学中,我们结合今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的获奖情况,对当前的电影现状进行解读:在经历了大众文化形态的冲击后,近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在继续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始有意识地将娱乐性、商业性元素融入其中。《云水谣》就是成功地将爱情片的类型模式与主旋律形态相结合的代表。 (二)家庭伦理片 以家庭伦理为优秀的儒家伦理学说,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指向。对伦理秩序和伦理秩序中的个人及其职责的反映与思考,成为中国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之一。 在对中国电影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不断重复的叙事模式: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优秀,围绕一个家庭的亲情关系来反映道德问题;用巧合的情节表现人物的不幸,用不幸的事情来衬映出人物对家庭伦理观念的取舍,借此体现影片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孤儿救祖记》、《姊妹花》、《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先后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电影中最卖座的影片,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以最贴近中国人文化认知的方式入手的。这类影片靠情、理打动人,以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观众之间在心灵上的沟通和共鸣作为契合点。这是一种具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创作模式。 20世纪后半期,我们曾经对谢晋和李行等人的电影进行了有关恪守传统伦理还是实现人格现代化的讨论。80年代之后,有着国际背景,横跨中西文化的李安创作了“父亲三部曲”,他沿袭了家庭伦理的角度,但视野则是世界的、开放的,展现了传统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悲喜交加的命运。教学中,围绕着李安的成功,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一种从民族文化深处生长起来的叙事模式该如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呢?关键就在于创造者在尊重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能否顺应时代,赋予既有模式新鲜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此,新一代电影人有责任将家庭伦理片打造成一种既能深入到民族生活和情感的内里,又能获得商业号召力的电影模式。 (三)武侠片 在世界电影类型片中,武侠片是少有的由中国人原创、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类型电影,是比较纯粹的中华民族样式的类型片。它是以中国武术功夫及打斗形式、侠士形象和侠义精神作为情节类型构成基础的电影。 我们通过纪录片《功夫片岁月》,使学生了解武侠片在产生、发展、成熟的历程中,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重内涵:满足老百姓良好愿望的侠文化、武侠小说的直接影响、京剧艺术的表演程式、武术功夫的表现形态、禅宗思想的渗透等。并以《火烧红莲寺》、“黄飞鸿系列”、《独臂刀》、《侠女》、《唐山大兄》、《少林寺》、《新龙门客栈》、《卧虎藏龙》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武侠片为例,对这一类型特点进行分析:“侠义”、“自由”、“为民”的精神追求;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奇丽影像、壮观场面的营造;惊险动作的设计;传奇人物的塑造;全景、大全景镜头的运用……上述元素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影片慷慨激昂、感时伤怀、悲天悯人的审美效果,激发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通过分析与学生进行交流:中国武侠片之所以长久不衰地立于世界电影之林,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然而,武侠片创作现状却令人堪忧: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刻意营造华而不实的大场面、卖弄电影特技、故事情节粗制滥造以及对“暴力美学”的盲目追逐等等。这种顾了“面子”,丢了“夹里”的状况会将中国武侠片引向何处?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四)西部片 20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先生提出了拍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部电影的想法。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导演以《人生》、《老井》为中国西部片奠基。与此同时,第五代的《黄土地》、《盗马贼》等也加入了对中国西部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的关注;其后出现了《野山》、《秋菊打官司》、《双旗镇刀客》、《美丽的大脚》、《二嫫》《一个都不能少》、《天地英雄》、《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以中国西部地区为背景的电影作品。 或许“中国西部片”的概念还有待于商榷,因为它不是对美国西部片的机械模仿,而是作为当代中国极具区域特色的片种存在着。这类电影力求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的西部生活作独特的观照和抒写,创造性地将当代人的思考融解于西部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之中。在艺术表现上,透过浓郁的乡土生活画面、民俗风情、宗教仪式以及独特的人文意象,捕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中国西部生活进行雄性精神的审美创造,给中国的民族精神、艺术意识注入了刚气和力度。而这种阳刚之美正是当下的中国电影所欠缺的。 (五)喜剧片 喜剧片在中国电影中发展比较缓慢。作为类型研究而言,最值得关注的当属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片。超级秘书网 这是一种带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印迹的喜剧片。冯小刚以喜剧的超越精神和民间姿态,引发了中国大众的一次次“狂欢”!贺岁片不仅使“过年”有了民族本土意义上的电影文化载体,还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电影档期——贺岁档。然而,它尚处于起步阶段,还远不够成熟。由此对学生提出:在他们今后的创作中,是否应该对这一电影类型融入更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 在中国电影中,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样式,如反特片、戏曲片、动画片等,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显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骨子里所渗透的民族之魂从未改变过。正如张明敏在《我的中国心》里所唱的“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和而不同”、“多元向心”,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电影不变的灵魂。 五、结语 在中国电影史的教学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盲目地用西方的电影理论来解读中国电影作品,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树立起民族电影的意识,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创建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特质的电影理论系统,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及研究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影视艺术院校的师生义不容辞地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文化思维 摘 要:《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程继华主编的权威电影史学书籍。本文通过对此书的研究试图探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思维模式,有助于找寻出一条更深层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以批判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研究史学书籍,并在求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深入读解本国电影文化。 关键词:文化思维;政治;电影运动;中西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思维方式都源自文化本身,而历史本身又具有些许主观色彩,导致政治因素在一段历史的存在中尤为抢眼,这是阅读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最大的感触,政治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历史化的主线流程使我重新感悟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并对电影史学的研究有了初略的新的诠释。这是一本详尽的史学体系书籍,对于研究阶段的初学者来说,我们还需要反复阅读并正确理解理论历史化这个问题,以方便讨论中国电影理论中的一些优秀观念是如何发展的并以何种发展的眼光来阐释。对比不同版本的中国电影史学书籍并通过横向纵向分析,认知到中国电影理论应顺应电影文化思维,分为社会理论以及艺术理论,对史学的研究也应当在时间、空间的维度里找到正确的定位,以下简单讨论一下我个人阅读《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感触及对文化思维方式的思考。一、政治读解文化通读《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册,时间跨度从1896年影戏正式引进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新迎接政治、文化崭新时代。三编八章的时间切割上也是从中国历史、政治的分期上来划分的。从萌芽到党领导的电影文化运动再到新阶段进步电影与人民电影,都是在政治纬度上进行的,期间穿插中国历史各时期的战争结点,会议及斗争。时间上也划分为萌芽、发展、潜行、阶段、服务、斗争及成长,最终放在“成长”上也恰好契合了未来电影工作永不停歇的宗旨。《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它是通过政治解读文化的方式产生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理论产物。尤其是第二编、第三编,基本在“党领导”的宗旨下进行各类电影文化运动。其中1934—1935年谈到“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包括在1937—1949这段整体带有民族拒绝性的时代,“抗战”变成主导思想。又例如“左翼电影”作为时代产物受到一切来自政治斗争的阻挠,而电影运动却如火如荼的在这样的斗争年代进行着。对于文化的公正性会由于政治的读解变得缺失,硬朗的政治斗争性超越了艺术体本身很柔和的因素。使本书带上了更重的历史、政治色彩,却缺乏真正的电影理论色彩。当然,政治主线下的电影史是有好处的,至少让我们更了解那个年代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及行动趋势,对艺术文化把握有多少的强制性(包括各种高压政策对人的影响都避而不谈),这是最大的与当下各类中国电影史不同的地方。它更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强迫性和残忍性。相比政治比例合适的史学书籍我更偏爱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它将中国电影史看作是一部由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等多维体系组成的综合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流变,分时期、分阶段地对中国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史论结合,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评述的公正性。二、电影运动与派别斗争政治运动伴随电影运动,或者说政治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书主要谈到“左翼电影运动”与“孤岛电影运动”而“软性斗争”又导致文化派别与性质的斗争,从政治的定性到文化的定性再到电影的定性,从而导致一种过于偏激的理论体系生成,其中谈到在定性斗争中,将《小城之春》当作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感性电影,既不符合当时进步电影的需要,也成为“文华”公司消极倾向的典型代表来叙述。完全从政治立场分析文化的态度从而引发的斗争如同是******与共产党的内战,爱国的******军官与共产党员并不能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上,是因为他们分别有着各自的阶级立场,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文化立场和态度的思考。我个人是很喜欢《小城之春》这部电影的,不仅怀着对费穆导演的尊敬,更多的是他开创了中国“诗电影”的先河,这才使得后续导演如:贾樟柯能真正将“诗电影”概念推广并形成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我认为这种带有派别之争的电影史书,必须同时客观的站在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宝塔上进行俯瞰研究,否则就有失公允性。值得肯定的是“左翼电影运动”及“孤岛电影运动”部分的撰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并生动的举例阐明观点。三、中西文化理论思维差提到中西方文化理论差,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影史永远应该放在世界电影史这个广角的范围内去分析的。因此不能脱离世界格局的大环境,哲学上所谈到的“矛盾”与“联系”的观点也是渗透其间的。在这63年的史学研究历程中只少量的谈及香港电影,未涉及台湾电影,而在大谈政治的基础上主要攻击一些非主流电影(即:非政治、缺乏教育意义的及一些所谓的消极电影),是不符合电影史学的广泛性与客观性的,并未能真正分析其艺术文化价值性。单就这一点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史学书籍不同的。公正、客观永远是史学撰写者的信条,作为史评及文化研究人员也都应当在这种氛围中评说。值得肯定的是作为史学书籍,同期类比了大量的影片,并附着了电影剧照及比较详尽的内容介绍,对同时期优秀的影片及反面教材进行了对比,使得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淋漓尽致的发挥。 说到中西方电影理论思维差,需要将世界范围理论指导模式应用在中国独具特色的文艺路线上,这是平衡思维差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史评,需要完整的史学体系,同时需要在一体化的大框架下延伸出我们自己的路。应该加强什么,应该剔除什么,应该补充什么,更应该创新什么,这是我们当下研究的出路。一方面考察中国电影理论与外国主要理论如何平行发展,另一方面,讨论中国与外国电影理论联系密切的部分,考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对于世界电影理论中不同的理论体系、观念和流派取舍有何不同。这样编撰史学书籍会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史学价值才能更高。 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细腻的政治的阶级性明显的时限性强的史学资料,对于63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而言,是详尽并清晰地。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主编之一的贾磊磊在谈到《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撰时说:“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 要将电影看成是一种产业。《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要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同时他表示“电影全史的 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这更是验证了在全球一体化下分工更细化,内容更多样的文化理论体系整合的时代的到来。这不禁让我想到倪骏所编撰的《中国电影史》,虽有抄袭之嫌,可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是集百家之长,全面的涵盖了中国电影史应涵盖的所有范围,虽然要批判的看待史学书籍,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拼接也是含有独特主观色彩的,也是中国电影史理论书籍发展的一个过度版本,它是有创新有发展的。我们要建立全局的电影思维模式,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还能永远保持最新鲜的状态。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试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论文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论文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从课题训练谈《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摘 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以“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念为指导,引领学生在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获得发展。课题训练的模式可以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训练模式,具体的实施策略可以采用课题分解、逐步实施;量化打分、层层推进;结题验收、强化考核等方式开展。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题训练;教学改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以下简称《科研方法》)在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对提高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素养、增强教师实际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科研方法》课程的实际开设效果来看普遍存在问题,甚至被许多学生称为是教育类课程中最不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一、《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指导思想 (一)教师成为研究者 自英国课程论专家斯滕豪斯20世纪60年代提出“教师成为研究者”理念以来,迅速成为现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引领教师通过反思实践教学,并通过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提升教学层次和水平,是现代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基本路径。《科研方法》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必修课程,其主要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参与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因此其应该直接为教师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成为研究者做好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准备。 从实际的状况来看,中小学教师由于缺少教育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不会做科研,这成为阻碍中小学教师成为研究型教师的技术性难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于教师从认识上对于这一理念的认可度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教师教育课程在培养教师的科研意识和能力方面的不足。现在教师教育中的《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多数限于科研方法一般性理论知识的传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实际技能性的训练重视不够,使得课程的教学在脱离了实际的科研训练之后变成了抽象的理论讲演。学生在学完了《科研方法》课程之后,对于如何从事教育科研活动仍然无所适从。因此,《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紧紧围绕“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基本理念为中心,课程的目标应该定位于教会学生实际的掌握教育科研活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从而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型教师,以此更好的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在训练中求发展 从性质上看,《科研方法》课程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特征的课程。其目标应该从总体上既需要服务于学生认知思维层次的提升,引领学生的认识达到理性的高度,同时也需要关注具体的教育实践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具体的教育问题研究能力。《科研方法》这两方面的性质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需要结合具体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成人的学习往往更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对于绝大多数参加继续教育的一线中小学教师而言,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工作而学习是其基本的学习动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学习思潮在学生的学习中影响深远,“有用的就学,没用的不学”也成了很多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取舍的主要标准。虽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面对现实情况,与其否定这种思想的存在,不如在承认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做出适当引领和改进。因此,立足于学生具体科研实践能力的训练和掌握,并逐步引导学生思维朝纵深化方向发展,应该是此课程开设的基本逻辑。 二、《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实施策略 (一)“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 《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一般需要先开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其课程的开设一般在继续教育活动的中后期。这与学生后期完成的毕业论文在时间上有衔接的可能性。因此,在《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教学训练的针对性,可以考虑将学生的课堂训练作业与其以后的毕业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改变学生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粗制滥造的现状,为毕业论文写作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参与《研究方法》课程课堂训练的积极性,以此提高科研训练的质量。从可行性角度来分析,毕业论文的写作从其性质来看就是在完整的参与某个特定的课题的研究。而《科研方法》课程在“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如何的独立的从事课题研究。以完整课题研究的形式作为《科研方法》课程的训练内容 以对学生的科研素养的提升能够起到一个全方位的训练。因此,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课题研究就成了联接《科研方法》课堂训练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使学生在实际参与某项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既强化学生在《科研方法》课程学习的实效性,同时也为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课题训练的具体实施策略 在具体课题训练的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学生参与教育科研训练的质量,可以从教学考核这一方面加大对学生课堂教学训练在学分考核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各类高校都有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相关政策,课题训练可以利用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科研立项的机会,鼓励学生将科研立项与课题训练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学生参与课题训练的积极性。在实际的课题训练过程中,以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为中心,结合课程内容的教学进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1.课题分解、逐一实施 一项完整的课题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基本过程,即课题的选择(选题)、课题的论证(开题)、课题的完成(结题),而其中又可以具体的分解为:课题的选择与界定、文献的检索与分析、研究计划的形成、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成果的书写、研究结论的论证等阶段。这一过程与《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顺序基本一致。因此,在学生的课题训练过程中,可以将整个课题研究的过程分解成不同的阶段和任务让学生分阶段的完成,并结合《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的内容进度逐一的予以实施。这样可以让学生通过实际参与训练进一步强化《科研方法》课程内容的学习,对课堂所学内容做出及时的巩固与练习,同时将整个课题研究活动分阶段的逐一实施,有利于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2.量化打分、层层推进 在将一个完整的课题分解成若干个步骤之后,为了保证各个阶段性任务完成的质量和水平,需要按照课题研究的进程在各个不同的任务之间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局面。学生在完成各阶段具体的任务时,只有上一个环节的任务完成了,并且顺利通过特定的考核,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强化考核对于整个课题完成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在课题训练的实际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环节的训练质量,需要对训练的每一个环节做出单独考核,并予以打分。在打分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但是无论如何需要建立一个考核的退出机制。以便让那些在训练的过程中不合格的作业重新接受练习,直到这个环节合格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研究。这样操作可能会使不同的学生在整个的课题研究过程中进度会出现个别化的差异,但是为了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却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训练作业个性化的一种体现。 3.结题验收、强化考核 在课程结束之际,通过课题分解、层层推进的方式,学生的课题训练任务也基本接近尾声。此时所需要做的是对学生的课题研究成果进行结题验收,并对其整个的研究活动进行考核打分。结题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可以让学生写书面的结题报告和结题论证来完成其课题的结题工作,也可以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让学生模拟参加结题活动中的答辩工作。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结题方式,严格考核在这里至关重要。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课题研究成果,可以为学生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上进行推荐发表,或者推荐到学校相关的刊物或学报上发表,以此激励学生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而对于整个的课题研究活动考核不合格的同学,则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帮助机制和惩戒机制,让其通过帮助获得提高并能够在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获得较好的成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 %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 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论文网在线: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思考 一、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一)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内容主要是讲授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性、思想性、标准和规范性,如果完全放手,让学生小组单独去按照所学的方法完成一个课题研究会很困难。因此,在课程教学中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并不是完全抛弃教师的课堂讲授,课程内容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必须由教师来进行细致的讲授。同时,在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和引领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采用教师课堂讲授和小组学习相结合的模式,使教师理论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学生通过教师的课堂讲授能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多系统化的知识,同时通过展开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实践理论知识,实现“做中学”,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二)建立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教学实践中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时,必须建立一个学习目标来将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要模拟完成一项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完成这项课题成为学生课程学习的终极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学生必须解决研究过程中的很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就成为学生小组活动的研究任务。教师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将整个课程的学习内容贯穿为一条主线,使学生将课程学习的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学生学习方面来看,在整个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小组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模拟完成小组课题研究,在完成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就分解成了多个小任务,通过这些具体任务的实施,使学生形成一个研究团队进行探究学习,实践教育研究方法,体验课题研究过程。从教师教学方面来看,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坚持以“做中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原则来设计教学方案,努力与教育专业其他课程呼应与对接,为学生专业成长服务。教学中无论采用案例、讨论等教学方法都可以与学生小组模拟的研究课题结合起来进行讲解,以学生关心的、有兴趣的重点热点问题为切入点,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案例讲解更能引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三)合理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活动任务成立学生小组后,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来设计学习活动任务。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任务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最好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因此,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活动任务分为共同项目和自选项目,见表1。在小组学习活动任务中,学生享有较高的自主选择权,小组成员都围绕着“课题研究”来展开,共同探讨解决策略,研究出最佳方案。围绕着小组的共同课题目标将每个成员的贡献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使学生之间的合作性贯穿于整个课程学习的始终,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课堂上教师的讲授。 (四)建立小组合作学习档案袋评价体系教育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学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对学生的评价不能“一卷定终身”,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教学实践中将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核。期末笔试主要以课程内容中基本的、重要的原理、概念进行考核。平时成绩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档案袋评价考核,同时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重,提高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积极性。每个学生小组建立一个学习评价的档案袋,课程学习结束时根据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及平时小组活动表现进行形成性评价。收录到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可以是多种形式的,体现多样化。除了课程教学设计中必须完成的小组活动任务作品或表格外,还可以是每次小组活动或讨论结束之后小组进行的总结报告或研究阶段报告,也可以是成员成长的感想和小组活动的图片等,体现个性化,注重对学生小组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研究能力提升、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成长评价。 二、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学生分组及角色分配的问题。在小组合作学习法中,强调学生分组的异质性,强调混合编组,使具备不同的认知能力、学习风格、性格特征、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小组成员要通过合作学习和相互帮助,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在小组角色分配上,设立负责人,在小组中负责人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还有发言人、记录员、计时员等。但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分组问题上学生更喜欢自愿组合。因为有的学生小组是已经在其他实践、实验课程中组建的,成员之间合作默契。因此,为了控制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教学实践中小组建立以学生自愿组合为主,教师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配为辅,人数4~6人为宜。同时,不指定角色的无负责人小组的学习效果更好。无领导即意味着所有成员一律平等,一些平时没有机会发挥、但有能力的小组成员就有机会浮出水面,脱颖而出,这也是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的方法之一。 其次,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小组合作学习中的“搭车”现象指的是小组中一个成员承担了所有的任务,而另外一个成员无所事事的现象。在教学实践中,也有部分学生反映个别小组成员参与活动不积极,“搭车”现象会严重影响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效果,削弱学生的创新能力、凝聚力、积极性。因此,教师要对“搭车”的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同时采用多样的分组方法,小组角色分配轮换制,多样化的小组评价,丰富的活动内容等方面来避免“搭车”现象。 最后,提高教师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成为学习过程的参与者、指导者和协调者,随时关注并调控合作学习,精心设计选择合作任务,才能有效地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同时,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积极地研究思考,关于教育问题、教育现象的很多想法都被激发出来,急需与教师进行讨论交流。无论在课内还在课外,学生小组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这需要教师的积极的专业的引领与指导,这对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的专业指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密切注意学生学习的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进程,纠正一些错误,并对学生共同出现的一些问题组织讨论研究,并主动融入到学生中去,和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建立教学相长、合作互助的新型师生关系。 三、小结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性、方法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具有奠基作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应用在课程教学中,符合教学实践规律,有效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情感方面的发展,使学生把所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合作精神,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不断深化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马锦单位:文山学院教务处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系列之比较 【摘 要】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和教材已为数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本教育研究方法著作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有关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学习如何去做教育研究。 【关键词】教育研究 方法 比较 教育科学研究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步骤去认识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研究活动。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教育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教育变革的呼吁更加强烈,对于教育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为教育变革提供支持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对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么学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一、威廉・维尔斯马、斯蒂芬・G・于尔斯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第9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简介: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是本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是国外许多大学的通用教材,写作初衷是主要服务于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需要,阐释了研究过程中从选题到研究工具的所有优秀问题,对于学生理解基本原理和各种研究类型都有很大帮助。 (二)内容: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讲述研究过程,第六章到第十三章主要讲具体的研究设计,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主要讲解不同研究设计中都用得到的研究工具。 这本书作为教育研究方法方面的导论型著作,内容十分翔实,可以说是基本涵盖了教育研究方法这门学科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做了阐述,对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做了讲解,还引入了历史研究、人种学研究、混合法、建模法和德尔菲法这些非传统研究方法。其中我认为德尔菲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因为在有些教育研究情景中,缺乏足够的信息或数据,包括缺乏足够的理论(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采用德尔菲法来进行研究。同时,本书第三部分研究工具中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绍怎样去收集、统计和分析数据,并在介绍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通过对这部分的阅读和思考,我相信我们都会对怎样去处理数据有所了解。 (三)特点 1. 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主要强调常用的研究程序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在介绍中,各种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例子进行讲解,其中有些例子就来自真实的研究中。书中讲解了各种常用的具体研究类型,有定量也有定性的方法,同时作为一本导论型著作,为了尽量全面的覆盖,研究全过程中的重要话题(比如,如何查阅文献,如何做研究报告交流研究成果,如何对研究报告进行评价。)也都有涉及。本书中所覆盖到的研究程序都有广泛的实用性,所阐述的研究理念对于许多具体研究情景都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 本书在编排的体系上,每章结束时都有一个小结,小结后紧跟这章的优秀概念,又附有练习,对于学生自学有很大帮助。 3. 作为一本从国外直接引进的著作,许多的研究和实例都是以美国教育中所出现的情景和问题为例的,因此在我们实际做研究时,可以学习和参考书中的内容和方法,但是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 二、杨小微主编:《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简介:杨小微主编的《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主要是作为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在这本教材中编者参考了目前出版发行的众多文献资料,在选编时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尽可能地使教育研究方法区别于任何一种别的活动领域也适用的方法体系。同时,编者尽可能筛选出了一些适合读者的内容,努力给读者一个教育研究基本框架,以便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进行个性化的自我建构。 (二)内容:编者主要从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两个层次上来展开本书的内容。前两章属于基本原理部分,探讨了教育研究的对象、方法、类型和特性,讨论了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第三章论述的是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进行选题与设计,不管运用任何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都不可能跳过选题与设计这个环节。第四到十六章阐述的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分不同的章节系统地讨论了教育研究中的教育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教育实验法、教育测量法、教育预测法、教育经验总结、教育文献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教育人种志研究,以及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教育理论的构建、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等等。 (三)特点 1. 本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在编排的体系上也考虑到了学生学习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开头,增加了“学习目标”“内容提要”“重要概念和术语”,还采取了“案例导入”这种生动的形式;在每一章的末尾还增加了“拓展阅读材料”。 2. 本书作为选编型教材,在采各家所长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亮点,比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等等。本书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产生的背景、特性和优缺点进行对比和分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在实际的研究中应该采取哪种方法更合适。关于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本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准则与规范是值得我们遵守的。 三、个人总结 教育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所选取的五本书,每本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着重点,并不存在优劣之分。通过对所选取的两本书的阅读和思考,我对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研究的方法也有所了解,只有针对研究的课题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遵循一些研究中的准则,才能获得成功,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实证研究。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觉得学习教育研究仅仅学习书本是不够的,学习教育研究方法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从做中学,从具体的教育研究中不断摸索。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的观摩、见习、考察和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来学习书本知识,这样也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探析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摘 要】音乐是一门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艺术,以它独特的魅力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美的享受。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完美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就音乐的教育教学方法加以阐述,谈谈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音乐教学法必须了解音乐的特点,教师必须根据音乐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音乐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以启发其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其优良品格、高尚情操和丰富的感情,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 音乐教学主要应用的方法是练习法、演示法、欣赏法、讲述讲解法、问答法和复习法。主要的教学原则是:艺术性与思想性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直观性,自觉性,积极性,循序渐进,巩固性,量力性以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等。在此之上,还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问题教学法 美国音乐教师协会在《关于行动的议程》中提出:“必须把问题解决作为学校音乐教学的优秀”。由此,“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就成为音乐及其他学科的主要教学目标之一,问题教学也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方式之一。我国古代早有关于问题教学的论述,如孟子的“重思存疑”,朱熹的“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的“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等等。国外也早有问题教学的若干模式,如杜威的“疑难的情景――确定问题――提出假设――推理――验证”,当代美国的“选择问题――明确问题――寻找线索――解决问题”,巴班斯基的“创设问题情景――组织集体讨论――证实结论――提出问题作业”等等。这些都说明了问题教学是一种教学的理念,是一种教学的过程,是一种教学的方式。本人涉及的资料中,尚未找到定义性的答案。但从教学论专家马赫穆托夫在《现代的课》一文中的一段话中,可以见到答案的概貌:“从内部结构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问题性的课是这样的:在这种课上,教师有意地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学生的探索活动,让学生提出学习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高),或由教师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并解决它们,在此同时向学生说明在该探索情境下的思维逻辑(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低)。”马赫穆托夫的这段理论概括,与我们对问题教学法的运用,在客观上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对问题教学法本身可以作这样的界定:问题教学法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教材的知识点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在寻求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中,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培养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代教学论认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问题意识是学生进行学习,特别是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心理因素,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激发学生认知的冲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更不可能激发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造思维。问题教学,关键是培养问题意识。问题教学,是新课程课堂教学的有效武器,那么如何实施问题教学呢? (1)假设性 问题解决要依靠假设。从青少年开始是产生撇开具体事物运用概念进行抽象逻辑思维的时期。通过假设进行思维,使思维者按照提出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检验假设的途径,经过一系列的抽象逻辑过程以实现课程的目的。 (2)预计性 思维的假设性必然使主体在复杂活动前,事先有了诸如打算、计谋、计划、方案和策略等预计因素。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问题的预计性。从青少年开始,在思维活动中就表现出这种“预计性”。通过思维的预计性,在解决问题之前,已采取了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手段。 (3)形式化 从青少年开始,在教育条件的影响下,学生思维的成分中,逐步的由具体运算思维占优势发展到由形式运算思维占优势,此乃思维的形式化。 (4)层次性 问题的设置要由浅入深,由11已知向未知进行迁移,切合学生的思维流程。又因为学生差异的层次性:学生的基础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思维方法也不同。所以,问题应充分考虑让每个学生的思维都被触动,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都参与思考的积极性。 问题是教学的心脏,是教学思维的动力,且是思维的方向;数学思维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在数学课堂学习中,教师还要即兴的不断的向学生提出新的数学问题,为更深入的数学思维活动提供动力和方向,使数学思维活动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二、任务教学法 任务教学法的理念来源于外语教学实践。20世纪80年代各国的外语教学研究者经过大量实践,提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语言教学模式──任务型教学。任务教学法是当代教育所推崇的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型教学法。在音乐教学中实施任务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演唱、演奏能力、综合性艺术表现能力,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个人的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洽感情尤其具有时代意义。如果要对任务教学法有深入的认识,最好从任务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入手,去思考和理解一系列相关的学术问题和教学问题,并在音乐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应用。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值得大家探究,但也要科学地、辨证地看待“任务”教学法,任务教学不是万能的,很多东西也不适合用任务教学,所以,科学地理解任务教学,必须要认真地研究,只有从学习者角度出发,仔细推敲每个知识点,为学生设计、构造出一系列典型的“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体验自身的主体性,自主地去掌握知识、技能与方法,使学生有成就感、荣誉感,那么我们的教学才会事半功倍,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探索,进一步推动音乐教学不断向前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从课题训练谈《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摘 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以“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念为指导,引领学生在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获得发展。课题训练的模式可以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训练模式,具体的实施策略可以采用课题分解、逐步实施;量化打分、层层推进;结题验收、强化考核等方式开展。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题训练;教学改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以下简称《科研方法》)在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对提高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素养、增强教师实际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科研方法》课程的实际开设效果来看普遍存在问题,甚至被许多学生称为是教育类课程中最不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一、《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指导思想 (一)教师成为研究者 自英国课程论专家斯滕豪斯20世纪60年代提出“教师成为研究者”理念以来,迅速成为现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引领教师通过反思实践教学,并通过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提升教学层次和水平,是现代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基本路径。《科研方法》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必修课程,其主要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参与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因此其应该直接为教师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成为研究者做好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准备。 从实际的状况来看,中小学教师由于缺少教育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不会做科研,这成为阻碍中小学教师成为研究型教师的技术性难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于教师从认识上对于这一理念的认可度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教师教育课程在培养教师的科研意识和能力方面的不足。现在教师教育中的《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多数限于科研方法一般性理论知识的传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实际技能性的训练重视不够,使得课程的教学在脱离了实际的科研训练之后变成了抽象的理论讲演。学生在学完了《科研方法》课程之后,对于如何从事教育科研活动仍然无所适从。因此,《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紧紧围绕“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基本理念为中心,课程的目标应该定位于教会学生实际的掌握教育科研活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从而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型教师,以此更好的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在训练中求发展 从性质上看,《科研方法》课程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特征的课程。其目标应该从总体上既需要服务于学生认知思维层次的提升,引领学生的认识达到理性的高度,同时也需要关注具体的教育实践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具体的教育问题研究能力。《科研方法》这两方面的性质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需要结合具体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成人的学习往往更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对于绝大多数参加继续教育的一线中小学教师而言,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工作而学习是其基本的学习动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学习思潮在学生的学习中影响深远,“有用的就学,没用的不学”也成了很多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取舍的主要标准。虽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面对现实情况,与其否定这种思想的存在,不如在承认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做出适当引领和改进。因此,立足于学生具体科研实践能力的训练和掌握,并逐步引导学生思维朝纵深化方向发展,应该是此课程开设的基本逻辑。 二、《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实施策略 (一)“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 《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一般需要先开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其课程的开设一般在继续教育活动的中后期。这与学生后期完成的毕业论文在时间上有衔接的可能性。因此,在《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教学训练的针对性,可以考虑将学生的课堂训练作业与其以后的毕业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改变学生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粗制滥造的现状,为毕业论文写作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参与《研究方法》课程课堂训练的积极性,以此提高科研训练的质量。从可行性角度来分析,毕业论文的写作从其性质来看就是在完整的参与某个特定的课题的研究。而《科研方法》课程在“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如何的独立的从事课题研究。以完整课题研究的形式作为《科研方法》课程的训练内容可以对学生的科研素养的提升能够起到一个全方位的训练。因此,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课题研究就成了联接《科研方法》课堂训练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使学生在实际参与某项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既强化学生在《科研方法》课程学习的实效性,同时也为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课题训练的具体实施策略 在具体课题训练的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学生参与教育科研训练的质量,可以从教学考核这一方面加大对学生课堂教学训练在学分考核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各类高校都有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相关政策,课题训练可以利用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科研立项的机会,鼓励学生将科研立项与课题训练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学生参与课题训练的积极性。在实际的课题训练过程中,以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为中心,结合课程内容的教学进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1.课题分解、逐一实施 一项完整的课题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基本过程,即课题的选择(选题)、课题的论证(开题)、课题的完成(结题),而其中又可以具体的分解为:课题的选择与界定、文献的检索与分析、研究计划的形成、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成果的书写、研究结论的论证等阶段。这一过程与《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顺序基本一致。因此,在学生的课题训练过程中,可以将整个课题研究的过程分解成不同的阶段和任务让学生分阶段的完成,并结合《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的内容进度逐一的予以实施。这样可以让学生通过实际参与训练进一步强化《科研方法》课程内容的学习,对课堂所学内容做出及时的巩固与练习,同时将整个课题研究活动分阶段的逐一实施,有利于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2.量化打分、层层推进 在将一个完整的课题分解成若干个步骤之后,为了保证各个阶段性任务完成的质量和水平,需要按照课题研究的进程在各个不同的任务之间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局面。学生在完成各阶段具体的任务时,只有上一个环节的任务完成了,并且顺利通过特定的考核,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强化考核对于整个课题完成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在课题训练的实际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环节的训练质量,需要对训练的每一个环节做出单独考核,并予以打分。在打分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但是无论如何需要建立一个考核的退出机制。以便让那些在训练的过程中不合格的作业重新接受练习,直到这个环节合格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研究。这样操作可能会使不同的学生在整个的课题研究过程中进度会出现个别化的差异,但是为了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却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训练作业个性化的一种体现。 3.结题验收、强化考核 在课程结束之际,通过课题分解、层层推进的方式,学生的课题训练任务也基本接近尾声。此时所需要做的是对学生的课题研究成果进行结题验收,并对其整个的研究活动进行考核打分。结题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可以让学生写书面的结题报告和结题论证来完成其课题的结题工作,也可以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让学生模拟参加结题活动中的答辩工作。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结题方式,严格考核在这里至关重要。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课题研究成果,可以为学生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上进行推荐发表,或者推荐到学校相关的刊物或学报上发表,以此激励学生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而对于整个的课题研究活动考核不合格的同学,则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帮助机制和惩戒机制,让其通过帮助获得提高并能够在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获得较好的成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对不同版本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摘 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教育学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该门课程是研究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与其他要素之间为规律为目的。通过选取四本相关的教育研究方法著作,从写作目的、章节安排与内容选择、研究方法、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教育研究方法。 【关键词】研究方法;比较;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的需求、教育的实践、教育的规模等教育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就需要人们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从而更好地为教育服务。目前国内公开出版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有40多个版本,本文选取的四本相关著作以出版顺序排列分别是:(1)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2)袁振国:教育研究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孙亚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4)韩延伦:教育研究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下文以A、B、C、D分别代表这四本著作。 一、写作目的 四本著作出版时间先后不同,时间跨度较长,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以及个人的研究方向或侧重点不同。这些因素将会对他们的写作目的产生影响,笔者从他们的序或前言中认为: (一)A的这本著作是她在多年来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时的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她的目的是:“试图在总结我国丰富的教育研究实践经验和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的一种尝试和探索。”她的写作目的可以理解为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探索。 (二)B版这本著作是这四本著作中唯一没有序和前言,但是我们可以从内容提要中看书,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为高等教育学校教育学科而撰写的教学用书,是面向21世纪的课程教材。 (三)C在前言中认为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教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有了长足的发展,旧的一些观点和内容已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因此,需要提出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所以说她的写作目的很明确。 (四)D著作为高等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系列教材,可见,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教师的专业发展而量身订做的。当然也可作为本专科生教学用书。 二、章节、结构安排 (一)A在章节的安排上共分为四编十五章,第一编教育研究方法的一般原理,第二编教育研究的构思与设计,第三编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四编教育研究的结果与评价。从一般原理——构思设计——研究方法——成果表达,可见编与编之间逻辑性强。但章节内容较多,都比较详细,看不出侧重点,各种研究方法都有介绍。另外,成果表述及评价安排在了倒数第二章,笔者认为应该安排在倒数第一章更为妥当。 (二)B共十四章,前三章论述教育研究的意义,过程,一般性原理,第五章到最后具体论述了各个研究方法的具体步骤、运用。第十三章,两个案例单独成章,这则是本书的亮点之一,不足之处是本书的最后没有成果的表述与评价。应该把成果表达与评价这的内容加进去,样安排才使得整个教育研究更加完整,系统化。 (三)C共十一章,第一章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概述,然后是一般步骤、选题,抽样,论证,建立假设、6种具体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统计法与SPSS操作以及成果的表达。从孙版的章节看出该书思路清晰、循序渐进、一气呵成。 (四)D共十二章,前两章是概述、确定问题。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具体论述了各个研究方法的含义、分类、步骤、案例。最后一章则是成果的表达。总体上说,思路清新,每一章的题目都是“如何……”,可见,本书的侧重点是怎么做,如何做,操作性很强。 三、研究方法的选取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根据研究性质、目的、范围、对象等的不同,可以把教育科学研究分成20多种,这四本著作都选取了5-9种研究方法进行论述,但各版本选取的侧重点不同。 (一)A选取了五种,分别是教育科学的历史研究法、教育科学的调查研究法、教育科学的比较研究法、教育科学的实验研究法、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这五种研究方法比较传统,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时代的发展,这五种研究方法目前很少见了,近年新编的教材里较少选取这些研究方法。 (二)B选取了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定性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行动研究等,包括了目前经典和一般的研究方法,各研究方法都有具体的操作步骤介绍。 (三)C选取了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研究、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统计法及SPSS操作。涵盖了目前经典和流行的几种研究方法,其中统计法及SPSS操作,其他三版本中是没有,这也是本书的亮点。 (四)D选取了文献研究、定量研究、教育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定性研究、比较研究、现场研究、历史研究、行动研究等共九种研究方法。每一种研究方法按照“含义、特点——分类、设计——运用”的顺序介绍。另外大多数的研究方法的最后都有案例分析。 按照质和量的构成,教育研究方法可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问卷调查、统计法、实验研究等属于定量研究。行动研究、比较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等属于定性研究。这四本著作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知识背景、研究方向的不同选取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教育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在选用的时候是选取其中的一种还是多种,要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未来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四、语言表达 (一)A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在语言表达上很严谨,语体很正式、详细、准确,更加倾向于学术性的著作特点。该著作专业性很强,里面有很多专业性的术语。如第19页:“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位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议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可以看出,直接运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深思难于理解,更倾向于学术性。 (二)B在语言表达上也是更倾向于学术性,书中有很多专业名词的字体都加工成黑色粗体,在解释概念的时候较多地运用了图标、数据等方式加以阐释。有些词语专业性很强,比较难懂,应该需要进一步说明。 (三)C在语言的表达上出现了一种清新的特点,语言幽默诙谐、通俗易通。比如在导入的时候,作者这样写道:“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现象,当教育经验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人类开始了对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教育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没有确凿的文献来佐证,所以,我们只能说教育研究很早以前就有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好像和读者对话,讲故事似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者做学问是很严谨的。语言令人亲切,通俗易懂。 (四)D的语言在表达上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用词严谨、准确。有些词语的引导性很强。比如第65页:“对我国而言,校本课程开发毕竟是一个新手事物,有许多课题亟待研究,国内对校本课程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探索大多停留在‘概念引人’阶段的新奇,并未走入实质化的研究。” 五、各自的特色 (一)A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以及中西结合。该书对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及吸收西方最新科研成果。该书又吸收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方面的成果。把数学方法也运用其中,这突出反映了教育研究时代的特点。 (二)B版的这一著作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第十章,加人了统计法及SPSS的具体操作。这部分内容在其他版本中是没有的。正所谓“物以稀为贵”,这更说明了该著作的独特性,具有新颖性。全书思路清晰,前后编排连贯性强。在内容的安排上有似于人的思维、学习习惯。课后的思考题需与本章的内容结合回答。另外,每一章后面有文献链接,这一点很好,而且选取的案例都是比较经典的。这一做法可以让读者更加广泛地了解到相关知识及最新的学科动态。 (三)C版的亮点、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则是书中有很多图式、案例。这样会使读者一目了然。重要性的概念都会黑色加粗,这种则突出了该专业术语的重要性。 (四)D版的亮点则是各章的题目上,都有“如何”,这种句式在著作中并不多见,可作者的这一做法更加突出了本书的亮点。更加具有操作性,章前有内容提要、学习目标等是读者在阅读之前就可以浏览到相关的知识点,有助于理解,在文中有许多信息栏,这也有助于读者拓展课外知识。章后的资源连接,并有该资源连接的简单介绍,这一特点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 六、结语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学科,实践性强,以上四种不同版本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者根据自己的写作背景、研究方向等出发写作,侧重不同,但是都有自己的写作特色,可谓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作者简介:胡波(1990.01- ),男,重庆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2012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浅析五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异同 摘要: 本文以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参照物,比较分析了其他四本同类著作在教育研究方法上的异同,认为这些著作中基础理论的有效利用将使教育实践活动更为完整高效。 关键词: 教育科学研究 研究方法 异同 笔者以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参照物,与其他四本书即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 1.教育研究方法概述 首先,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构建教育理论的方式;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教育科学学科群中的一门学科,它主要就是探讨教育研究的一般原理、理论基础的方式和方法。在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中的概念是:所谓教育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教育问题和构建教育理论时,研究者采取的程序、策略、原则、工具、方式的总和。简单来说,教育研究方法就是去研究教育现象,探索新的未知规律的方式的总和。 2.教育研究的类型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按不同的分类标准把教育研究分为20个类型。裴娣娜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按研究的普遍适用程度,按研究目的,按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分为了10个类型。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从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理论服务还是为实践服务的角度,从教育研究是为了探索、描述还是解释的角度,从教育研究的性质,从教育研究的内容为依据将教育研究分为10种类型。陈时见主编《教育研究方法》根据教育研究的范围或内容,根据教育研究的目的,根据教育研究的性质及使用的手段,根据教育研究工作场所或资料收集方式将教育研究分为9个类型。温忠麟主编《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未给出分类标准,只是说“根据不同的标准,教育研究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将教育研究分为7个类型。至于哪个作者的分类更好,要看读者的需要了。 3.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分为确定研究课题,查阅文献、获取和积累科学事实,制订研究计划,收集并整理资料,分析研究、形成并验证科学抽象与假设,检验假设、撰写研究成果。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简单地将教育研究过程分为计划、实施、总结三个阶段。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研究过程是“选题—研究—分析—成果表述与评价”。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的实施过程分为课题选择、整理资料、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研究方案、撰写成果。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研究的开展过程主要包括选择课题,研究设计、研究实施、搜集资料、分析资料、成果表述。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不外乎就是选题、研究、总结。相对来说,孙亚玲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陈时见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给出的步骤比较完整,而且最后的成果正不正确也要有检验,在五本书中只有这两本书提到过研究需要经过检验。 4.教育研究方法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有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教育叙述法、统计法等。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有文献法、历史研究、观察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定性定量分析法等。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调查法、实验研究法、数据搜集与定量分析法等。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有文献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统计与教育测验法、实验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等。而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有实验研究、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田野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比较研究等,基本技术有文献检索、问卷编制、数据分析、个别访谈、抽样调查、教育观察、课题申请等。比较起来陈时见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给出的教育研究方法是比较详细具体的。关于教育研究方法,由不同的类型可以得出不同的方法。简单来说,教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即定性法和定量法。定性法包括教育叙事、行动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等。定量法包括问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实验研究等。 5.结语 教育研究有法,但无定法。我们要在具体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著作也为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不同版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目录之比较 摘 要:不同年代、不同作者关于教育科学研究都是不同的,不过这是在理论源泉相同的基础上。个人的存在环境,知识储备,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四本书各有千秋。用A代替《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用B代替《信息化教育科研方法》,用C代替《教育教学科研概论》,用D代替《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与应用》。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前言 A、B、C、D这四本书都有前言,而且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主要就是介绍各自的编写背景;作者对于教育科学的研究历史;高度概括各自的主要内容;章节分布;对于在编写过程中给予了帮助的同僚们的真诚致谢。由此可见,前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在现代,基本上所有的专著都有这一项。因为,读者通过前言可以大概了解此书的研究水平,研究历程,研究内容从而确定是否能从书中吸收到对自身有用的东西,可以说,前言就是专著的一个“招牌”。 一、概述 1.总体情况: A、C、D三本书都有概述,B没有。A的概述介绍了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及结构分类,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和教育研究方法论;C的概述讲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基本途径,意义与作用,要求,基本原则,内涵;D的概述则讲述了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原则;B则用信息技术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影响取代了该书这部分内容,因为,这本书主要是讲信息化了的教育科研,以信息技术为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新的元素。 2.各自特点:(1)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内涵,三本书都有讲述,因为这是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忽视了这方面便称不上是合格严谨的专著;(2)A和C的概述都有关于教育科学研究重要性的内容;(3)A和D都有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和发展;(4)C和D则都讲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原则;(5)A是比较前沿的,有结构分类和方法论这些操作性的理论;(6)C是最详细的。由此可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暂且不论它们具体的定义,描述,单单从目录中就可以窥见它们的不同之处。首先,这三本书都很注重基础的地方,这是必须的,缺少了理论源泉,文不成文,即使是不同的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其次,不同的时代,大家的关注点不一样,D就是比较保守的代表,从书中内容也可以看出其遵循了老一辈研究者的成果,基本上那个时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一个模板;C则在已有的研究上新加了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不过,我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什么创新,换汤不换药;A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模式,即使是概论也在倾向实践,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二、研究方法 1.方法种数:(1)A虽然含有行动研究和教育叙事研究这两种研究取向,但是也属于向我们提供了教育科学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所以A共有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研究,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和统计法七种方法,把经典的和主要的研究方法都介绍给了读者。(2)B从目录中看不出什么具体的研究方法,计算方法种数也就比较困难了。包括资料的收集方法,资料的分析方法,观察法,S-T分析方法,弗兰德斯互动分析法,网络教学交互信息的研究方法,各种方法范围再细化就不是个位数可以表达的了。(3)C介绍了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实验法,追因法,调查研究法,历史法和统计法等五种。(4)D几乎涵盖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所有方法,有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文献法,历史法,教育文件研究法,教育经验总结法,教育实验法,个案法,教育统计法等九种方法。虽然不同版本的著作介绍的研究方法种数不一,其学术效果也不一,但是从中可以作者自身的取舍。A在坚持历来大家津津乐道的研究方法以外还适时地呈现了在竞争不断激烈的现实中所需要的新的,有用的研究方法;B则因为著作定位的特殊性而随着改变,不过,也是坚持了传统精髓的东西;C则比较简明,另一方面,也稍欠系统性;D力图将所有的方法都呈现出来,十分全面,有时总会适得其反。 2.所占篇幅:(1)A从91~188页都在介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全书共212页,几乎占整本书的一半,足见研究方法的分量和重要性。(2)B从28~185页在案例中阐述其研究方法,全书共202页,几乎全盘在为方法服务。(3)C从59~89页告诉我们其研究方法,全书共304页,由此可见它的重点并不在研究方法上,反而显得有点弱不禁风。(4)D从49~143页介绍研究方法,全书共167页,比重也是相当大的。B的书名是教育教学科研概述,而其他三本书的书名中都包含有“方法”二字,所以,书名和内容是有很大的内在联系的,它们是相互说明的。B既然也是关于教育教学科研的,而方法又是与实践紧密联系的,这样的比例未免太过苍白。 3.介绍与应用:(1)A中的各种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按照概述—操作步骤—设计—应用的顺序来告诉读者研究方法的原理和基本情况,接着给出使用方法的借鉴模板,如何根据实践设计研究方法,让读者,学习者能比较轻松地学会各种研究方法。(2)B则是完完全全通过案例来介绍各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和实践无缝结合,每一节内容都对应一个案例,通过对案例的解剖和分析从中获取研究方法,比较生动和形象,读者很容易就钻进案例情景并积极思考。不过,由于B是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所以,不管有多生动还是有很多让人费解的地方。(3)C由于篇幅小,所以看不出再详细一些的信息,其实,这也是一个失败之处,没有结合实际地满足读者真正的需求。(4)D的完整性,详细性,系统性是值得学习的。它基本上按照研究方法的定义—特点—步骤—注意事项—优缺点—实际应用的顺序讲述呈现各种研究方法。从基本的定义到各种研究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一览无余,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D稍显烦琐,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要做到很详细是不大可能的,D是一本比较小的书,单单目录便占据5页,这也是不大可取的。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从默会知识的角度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整合 【摘要】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究竟该使用定量还是质性的研究方法常常使研究者感到困惑。比较这两种方法可以发现纯粹的定量或质性的研究方法在运用中都有其优势与局限性。教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两种方法整合的必要性,而默会知识论也为其整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系词】定量研究;质性研究;默会知识;整合 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灵魂。在《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瑞典教育学家胡森将教育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定量和质性两种研究范式作了清晰的界定:“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教学工具来分析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研究的任务在于确定因果关系,并作出解释。另一范式是从人文科学推演而来的,所注重的是整体和质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1〕 应该说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在研究中彼此无法完全替代。然而,在具体的教育研究中,由于存在着知识结构、教育、研究理念以及研究前见的差异,许多研究者不能深刻认识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区别和联系,往往会在方法的选用上失之偏颇,要么追求纯客观化的研究取向,要么追求主观体验的研究取向,从而导致人文与科学的分裂、定量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方法的对立。这种方法论和科学观上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波兰尼提出的默会知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论冲突、整合两种研究方法的新视角。 一、两种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整合的必要性 由于哲学基础不同,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在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中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因此,研究者有必要从两者的区别中寻找冲突所在,同时从两者的联系中寻找沟通和整合的可能性。 1.定量取向的教育研究的特点 定量研究基于实证主义的决定论、还原论、普适论和经验论信念,具有确定的逻辑结构和严格而可操作的研究程序。对于一个定量研究者来说,他们信奉以下三个原则。 (1)客观性原则。这一原则强调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主体应该绝对反映客观事物的特点,不搀杂个人的态度、情感、信念、价值等主观因素,否则主体的知识就不是科学的知识。教育研究只涉及事实,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尊重客观教育事实。 (2)可重复性原则。研究者所获取的研究数据、资料必须有其合法性,在相同的条件下也能被其他研究者获取。这就要求教育科学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应该像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样,以观察、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去收集可观察性的、可检验性的数据,否则整个研究也就无科学性可言。 (3)量化原则。定量研究的关键是通过测量将理论与实践、经验认识与数学表达联系起来。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从复杂的背景中抽取出可以研究的变量,把事物与它们的性质暂时分离。比如要研究某种教育模式的效果,就要从众多影响因素中抽出跟教育模式有关的因素为自变量,忽略其他因素,并确定一些可量化的指标(如考试成绩)作为因变量。 尽管遵循上述原则的定量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精确性、可操作性等优点,但是它在教育研究中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教育活动的实践性决定了教育理论不能仅仅走经验演绎之路。以可操作化及量化来建构研究对象并将无法量化的数据排除的定量研究方法,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教育教学现象的表层问题,但很难解决意义与价值层面的问题。 第二,量化研究取消了研究者的前理解,并将复杂教育问题化约,从而忽视了教育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不断生成的、历时性的、不可逆的、过程性的存在,因此很难把握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与脉络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时甚至是习以为常或滞后的。 第三,在教育研究中,传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是定量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在研究中往往会出现只关注研究对象的行为而忽视个体的个性、学习风格、学习体验的差异,关注教育教学效能的研究而忽视教育价值的研究等现象。 2.质性研究方法的特点 质性研究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获得对教育现象比较全面、深刻认识的一种方法。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质性研究的兴起与19世纪末以来西方出现的强调人文学科的独特性,主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应采用不同方法的哲学运动有关。〔2〕归结起来,质性研究方法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寻找解释性理解原则。质性取向的研究者认为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不能忽视行动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教育研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人的“主体性”,关心主体性也就是关心意义的建构,因此教育研究过程是一个“理解”的历程。 (2)崇尚研究的自然性原则。质性研究者反对将具有联系的研究对象孤立地抽取出来,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不操纵(manipulate)被研究者的原则,在自然情境中对研究对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全部背景因素进行整体的、体验式的研究。因此,研究者不仅要考察被研究者真实的“生活世界”,而且要考察其所在的社会组织的特点;不仅要了解该事件本身,而且要把握事件发生和变化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资料收集上,研究者可以在不违背研究伦理的前提下,在自然情境中灵活地采用任何有利于研究进行的方式。 (3)遵循不断“深描”原则。韦伯(Max Weber)曾指出,人是被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这个意义网是主观构造的,“深描”就是将这个意义网呈现出来。因此,质性研究是在没有事先假设的情况下,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经过分析归纳之后得出结论。 在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优点不言而喻。例如,关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使构建的教育理论具有浓郁的人本色彩;通过自下而上研究形成的“有根据的理论”, 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结构或深层结构,减少理论的预设色彩。此外,质性取向的教育研究对帮助人们在教育过程中理解和关注人性方面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近年来质性研究为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工作者所推崇,但它同样存在局限性。〔3〕首先,由于缺乏严格、精确的观察、测量、统计和表达,质性研究不能对特定事件作出严密的说明和解释,给出明确的解决问题方案。第二,由于质性研究不受严格的操作规则或实践规则约束,研究结构的任意性大,在主题、对象、时间、空间等各因素之间存在很大的跳跃性,因而强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对分析结果的“污染”,导致研究结构松散,研究结果不具有定量研究那样的可重复性、可检验性,也进一步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推广效度。第三,质性研究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系统的约束,往往导致前提和结论之间无逻辑的必然性,使结论具有或然性。此外,尽管研究样本不大,但研究者在收集资料时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文献分析、现场观察、个别访谈。 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纯粹的定量或质性的研究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但是前者的优势恰能弥补后者的不足,反之,后者的优势又能弥补前者的不足,因此就有将两种方法整合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教育研究对象――人的复杂性决定了孤立地采用定量或质性的方法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从量的角度把握教育规律和人的发展特点,从事实层面认识教育现象,更要从价值的维度去诠释教育活动中的深层次内涵和结构。 二、从默会知识的角度看两种研究方法整合的可能性 从哲学角度来看,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争执实质源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狄尔泰(Dilthey.W)等人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本质差别归结为: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而波兰尼(Polanyi)默会知识论的提出为两种方法的整合提供了哲学认识论的基础。〔4〕 1.默会知识与两种研究趋向整合的必要性 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指出,“人类的知识有两类。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如果把第一类称作明确知识,把第二类称作默会知识,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总是默会地知道,我们的明确知识是正确的。”〔5〕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各种情形中,“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能够言说的多”。这一事实,证明了默会知识的存在。 默会知识的存在为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的整合提供了哲学基础。从研究的目的看,定量研究从复杂的教育现象中抽取有限的变量,并对干扰变量进行控制,是为了获得“明确”的规范性知识――教育规律。然而,由于定量研究对研究对象的背景缺乏整体的认识,因此影响了对研究问题的解答。波兰尼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用还原论的方法来研究人和人类事务,我们很难避免‘人的概念的败坏’,或者把人归结为一副无知觉的自动装置,或者把人还原为一束欲望,或者把人视为受现存的权利和利益支配的被动的存在等等。”〔6〕相反,质性研究则通过对自然状况下研究对象的整体状况进行展示,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教育事件背后的原因。可见,质性研究所展示的是不能“明言”的知识。那么,将质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联结起来,通过从理解部分到理解整体、再从整体到部分的“诠释循环”,我们将获得对研究对象更深刻的认识。 2.默会认知结构与研究者视角的主导性 在证明默会知识存在的同时,波兰尼还提出了默会认识结构的三个组合项:第一,辅助的各细节;第二,集中的目标;第三,把第一项和第二项联结起来的认识者。〔7〕默会认识就是建立在辅助意识和集中意识的动态关系之上,但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并非自发形成和维系,而必须通过第三个项目,即认识者的整合作用来实现。 默会知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研究者视角的支配地位。在以往的教育研究中,有关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是否要保持价值中立:定量研究方法为了保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要求研究者尽可能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而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则以交往中的参与者的身份与研究对象形成互动。波兰尼认为默会认知能力在人类认识的各个层次上都起着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参与是获得科学知识不可或缺的因素,定量研究所要求的完全客观主义的观察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因为如此,科学哲学家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观察渗透理论”〔8〕,证伪主义者波普尔也认为“一切观察都充满理论,绝没有纯粹的、不偏不倚的、脱离理论的观察”。〔9〕因此,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差异不在于是客观观察还是主观介入,而在于研究者视角的差异,前者关注的是“集中的目标”,后者关注的是“辅助的各细节”。由于研究者在认识活动中具有能动性,能在“第一项”和“第二项”之间建立联结,因此研究者才是将两种研究方法进行整合的关键。 三、如何整合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 事实上,随着教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尽管许多研究者都遵循定量研究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检验性准则,但常常会出现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教育现象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研究结论。同样,大量的个案研究、叙事研究结果也面临着如何将研究结果运用于教育实践的问题。这就迫使研究者重新对教育现象的特殊性及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因此,在教育研究中开始出现质性与定量方法相整合的趋势。 1.在定量研究中加入质性研究方法 在定量研究中,当研究假设没有得到证实或与其他研究结果不一致时,研究者可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被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以揭示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例如,在延迟满足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非结构式的观察或访谈,了解研究对象选择延迟满足的原因,从而解释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质性区别。在检验教育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干预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2.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研究 Lafontana和Cillesen. J关于儿童对受欢迎度(popularity)的理解的研究中,首先让408名儿童量性地判断同伴的受欢迎程度,接着与其中92人进行深入会谈,让他们描述哪些行为是受欢迎的,哪些行为是不受欢迎的,从这些质性资料中分析出可能与受欢迎度相关的因素,最后通过量性的方法进行相关因素的验证,解释儿童对受欢迎度的理解及其相关因素,从而深入理解儿童对受欢迎度的看法。〔10〕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两种研究方法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结合。例如,研究者可以分别开展质性和定量的研究,直到解释和报告部分才合并两类资料和结果;也可以从发现研究问题一直到资料的收集、分析到结果的解释各个步骤都整合地运用两种研究方法。 教育现象是一个整体,它不仅作为客体而存在,也是价值的选择、实现等主体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的前见、研究客体与研究背景三者之间应建立相互渗透关系,不仅不能将主客二分、事实与价值进行彻底分离,更要立足于既定事实,从事实中抽象出一般特征,并洞察事实背后的意义和根源,从而超越既定的经验,获得对教育现象的整体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Holmbeek等人认为,运用单一的资料收集方法和对单一来源的资料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多方法和多来源的资料则可以使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解释结果。〔11〕 近年来,教育研究中质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整合似乎是一种研究趋势。一部分研究者尝试着对教育实验及其他经验性教育研究成果在量的方面进行反思和整合,如美国学者格拉斯(G. U. Class)提出了“元分析”(meta-analysis)①的概念和技术。另一部分研究者则意识到经典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与教育研究对象在性质上的差异,不再像早期实证主义者那样要求对教育实验进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严格的变量控制。如坎贝尔(B. T. Campbell)和斯坦尼(T. C. Stanley)提出了准实验(quasi―experimentation)的概念和设计方法,在坚持用定量方法揭示教育现象间的因果联系的同时,兼顾教育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特殊性质,不再要求严格地设控制组,强调研究的生态性,在真实的情境中对自然条件下的教育对象进行研究。此外,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适合复杂教育情境的一些多因素实验设计、因素分析、结构方程建模等新方法也反映了定量研究在方法上的改进和与质性方法结合的趋势。 其实,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本来就没有也不应该存在某一种单一和固定的方法,任何研究方法的选择都要视研究的目的、条件与研究者的构思、设计随时调整、整合。
诚信论文:虚拟社会大学生诚信教育论文 一、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性 网络时代所引起的网络诚信问题就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作为当今社会新鲜事物的主要接受者,大学生与网络之间有着更多的契合点,这种契合点使二者之间更容易“一见钟情”,为此有些大学生在网络状态下出色的表现让社会变得徇丽多彩,但也有不少大学生因网络的出现而迷失方向,违背社会道德。事实上,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新鲜血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更需要这种诚信的品质在心中,把它作为进入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接入点,使做任何事情都要以诚实守信为准则,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增添正能量。 二、网络对大学生诚信行为的负面影响 (一)网络诚信缺失导致大学生道德感与责任感的缺失 道德感与责任感是一个人对自己和社会主动施以积极有益作用的精神。道德感作为一种高级情感,是人们用一定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自己或他人思想和言行时产生的内心体验。责任感从本质上讲既要求利己,又要利他人、利事业、利国家、利社会,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客观而言,网络是个隐匿又开放的环境,其自由、开放、隐匿的特点使人们的约束力与克制力大大弱化,甚至出现一种“规范真空”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下人的自制力往往变得不堪一击,再加上大学生的意志力比较薄弱并且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因而,面对虚拟的网络环境,大学生往往会抛弃现实社会的限制与约束,在交往与做事过程中出现道德感与责任感的缺失,任意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道德感与责任感在他们心中早已趋近为零。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大学生缺乏网络诚信意识、网络道德水平下降、自我调控能力的不强。对这些敏感大学生来说,网络道德感与责任感的缺失很容易造成扰乱社会行为的产生,这不仅扰乱社会正常的社会秩序,还有损国家形象,影响社会稳定。 (二)网络诚信缺失导致大学生社会角色冲突 在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的自由性、开放性、隐匿性,使得身心还在发育阶段的大学生在交往过程中能够自由进行角色扮演,甚至还能在网络上刻意掩饰自己真实身份而进行相互攻击、谩骂,污染网络环境,破坏社会的行为准则,抛弃在现实社会中约束自身行为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在网络社会中“游戏人生”。由于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差异,促使部分大学生在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中来回切换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受到严重的破坏,甚至部分大学生逐渐分不清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区别,形成多重人格,难以以诚信为准绳约束自己的行为,更难使自己在现实角色与网络角色之间取得平衡。这种角色的冲突与互换长久下去自然会破坏角色规范的实现,还会阻碍现实社会中正常的角色规范。这样的不良循环长久下去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不仅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带来负面影响,也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阻碍,更会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三)网络诚信缺失导致大学生人际关系冷漠 网络世界虽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发展,但却不能等同或高于现实世界,大学生在虚拟社会中的行为举止还应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然而,现在的部分大学生似乎已经忘却了现实社会的存在整天沉溺于网络,在网络世界里渐渐失去了在现实社会中与人交往的本领和技能,甚至对现实社会持有抱怨、悲愤、失望的态度,不愿意与外界沟通交流,但却觉得虚拟世界是他们的理想世界,那里面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于是他们越来越多的宅在网络里,成为现实社会里的“宅男宅女”。可以说,一个“宅”字映射出网络交往给大学生带来的弊端,一是它使人们之间原本面对面的交流变为以各种动画表情、字母符号等虚拟元素进行情感交流,看似热烈生动的沟通交流,但是与面对面的谈心相比,在交流中少了眼神的凝视、肢体的互动以及真情实感的流露;二是长期沉溺于网络中会让大学生产生自闭心理,这种心理使大学生对现实情感逐渐感到麻木进而产生交往的冷漠化,久而久之使整个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变得冷漠化。 三、影响大学生网络诚信行为的原因 (一)网络诚信日益弱化,网络社会公德缺位 网络社会不同于现实社会,具有很多明显的不确定性,导致网络失信行为极易在互联网中产生与存在,且很难受到道德的约束与法律的制裁。因此,一些大学生并不认可“网络中聊天撒谎是件不道德的行为”,反而认可“网络聊天或者交往中可以有不诚信行为的存在”,并且持这种赞成观点的人大有人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31.3%的人认为“网络聊天交往出现撒谎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还有37.4%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网络中可以毫无顾虑的从事任何行为”,网络社会真正变成了“隐身人”的乐土,网络诚信日趋弱化。网络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与广阔的知识,这也使一些不善钻研的大学生可以巧走捷径,不脚踏实地、投机取巧,养成弄虚作假、浮躁的不良学风,导致网络社会公德的缺位,如明目张胆的在网络上找人替考、买卖答案或者剽窃论文等情况略见不鲜。这不仅败坏了一个大学生应该有的良好学风,还践踏了学术尊严,加促了学术腐败,更导致了大学生思想品德与学术水平的急剧下降。 (二)网络违法现象日益猖獗 虚拟性和隐蔽性是网络社会特有的功能,这种功能使人们在从事道德行为时在自由度和随意度上大幅增加,但这也进一步为社会生活中逃避道德责任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络违法事件,但因网络犯罪在手段上显得高明不易被人察觉和查处等原因,一些大学生网民也抓住了这样的心理通常在不考虑后果、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带着虚假面具在网络上与他人进行各种网上活动,甚至采用欺骗的方式赢得对方的信任,从中获取不合法利益。但是,这些大学生并没有觉得网络中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或者违法的,反而将这样的行为视作一种本领,并争相效仿,情况十分堪忧。 (三)学校诚信教育不足 在传统应试教育之下,一个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评价一个学生好与不好的标准多还从分数方面考虑,很少去考虑一个学生的德育是否良好。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人才观,这种只重“分”不重“德”的传统教育体制忽略了学生更为重要的品格和才能,将教育彻底引入到一个很大的误区。客观而言,如今我国高校在诚信理论教育方面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意识基本停留在空白阶段,这显然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并没有很好的将教书与育人相结合,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这也就成为了导致大学生诚信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 (四)学校管理制度方面的不足 学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就可能使学生有空子可钻。例如,学校在日常考勤、成绩考核、论文审查、考试监督等方面的管理不到位,监督不严等漏洞就很容易让一些爱钻空子的大学生有机可乘,他们这样的心理长久下去就很容易养成诚信缺失的恶习。同时,在诚信教育管理方面,我国的很多高校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对大学生的诚信进行管理、规范与约束,由于制度管理的不完善,在其约束力上自然也就显得疲乏无力。这不仅是对高校诚信制度管理的一个严厉责问,同时这些不诚信行为也从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大学生诚信的缺失,造成了诚信缺失行为的不断泛滥,泛滥的诚信缺失行为蔓延至网络中就造就了大学生网络失信行为的产生。 四、加强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的对策 (一)精准定位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理念 做好大学生的网络诚信教育主要的任务是要精准定位网络时代下大学生的诚信教育理念。在这方面需要坚守两个原则:一是知行合一原则,它是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首要遵守的原则。在现代社会培养和塑造符合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是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的目的与宗旨,所以在高校的教育实践中应该切实将诚信教育和网络实操统筹起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不断扩充知识,丰富教学内容,完成学、思、知、行四个方面的完整统一。同时,在知行合一当中需要任课教师熟练掌握网络教学,认真学习和钻研网络教学技能,使自身的网络技能与学生的网络知识结构保持一致。因为诚实守信的高尚品格是思想与行为的统一,是在长期的、持续的、稳定的言行一致中形成的,是值得社会与众人信赖与认可的,所以一时的、不长久的作秀之风是不能被认可与信赖的。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原则。首先,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要求教育管理者在进行学生网络诚信教育中应当以学生为中心,站在学生的角度,从学生的立场出发考虑网络诚信教育的开展,把持学生的自治化教育,培养大学生自尊、自爱、自信、自立的积极人生观,增强大学生自身对网络真假信息的辨别意识。其次,以人为本管理原则要求学生作为网络诚信教育管理的主体而非客体参与到其中,积极进行网络诚信教育的管理工作,使其在整个教学管理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二)开创网络诚信教育的师生互动模式 大学生的网络诚信教育应该从网络时代的特点与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教师应当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了解学生的需求,学生通过参与教学的管理了解教师管理的不易及自身需要遵从的规范要求,从而更好的实现师生间的良性互动。所谓的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从实质上就是要求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从学生的内心出发挖掘出内心当中善的一面,并将其大力发扬使其思想进步的一种行为。那么在开展师生互动方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开展师生互动教学评价模式。任课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教学评价,使学生更好的了解教师教学内容,同时也更好的使任课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进行改进。二是开展师生互动教学内容模式。任课教师首先可以通过了解学生的需求,搜集整理一些学生愿意接受并与网络诚信教育相关的资料提供给学生。其次,学生也可以亲自查询或借助网络整理一些与诚信教育相关的内容与任课教师一起开展讨论。三是开展师生互动交流模式。网络给老师与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交流平台,在这里各自不因身份的限制而有所规避,学生和老师可以在完全自由、平等的状态下聊天、讨论,敞开心扉,这不仅增进了师生之间的关系,还有利于开展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三)完善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评审机制 大学生诚信教育可以通过建立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评审机制这种教学效能的硬约束力来实现。一是要建立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评价机制。教育评价机制是建立在开放、公平的环境下,从大学生的自我评价、教师与学生互评、学校评价、社会及家庭评价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虑,切实做到评价全面,不可疏漏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通过激励的形式促使大学生养成诚信的意识。二是要建立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惩戒机制。针对大学生网络社会中的不诚信行为,特别是针对一些情形恶劣的行为,校方要做出严厉的惩戒措施以此警示学生。三是要将高校的网络诚信评价系统与社会网络诚信评价系统进行联网。通过联网的方式使社会用人单位更容易了解到大学生在学校的诚信行为,能更好的选择企业所需人才,但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从另一个侧面强化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四)优化网络环境,营造文明上网的文化氛围 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其环境的和谐,将诚实守信作为大学生工作、学习、生活的基准点,使诚信教育长存于大学生心中。同时,还要加大诚实守信在校园的宣传力度,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诚信氛围,或不定期开展一些讲座、学术报告、文体活动等更加生动形象地对诚信教育进行宣传,使大学生主动接受,自觉养成诚信意识,或者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大力弘扬,用榜样的力量感染大学生,使大学生意识到诚实守信的重要性。 作者:王晨 夏从亚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 诚信论文: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论文 1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现状及问题分析 明确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等,是不断实现改进的关键性环节,所以还应当对此方面的内容引起较高程度的重视。目前多数大学生为独生子女,对于学习和生活缺乏一定的自律性,在进入大学后由于与高中管理体制的不同,大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增加,缺少了对未来的规划,学习质量大幅下降,逐渐通过考试作弊来完成学业。在中国经济生活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许多。国家目前在大学生资助方面提供了不少可以选择的方式,以确保多数贫困学生能够圆满完成自己的学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无息贷款、借款等等形式。但部分大学生拿到这样的补助之后,并未能好好珍惜,开始利用各种途径拖欠还款,比如更改个人信息,这对学校和银行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2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根据上文针对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的基本状况和应当重点分析的现状等进行集中性的研究,可以明确工作开展过程之中需要注重的问题。下文将针对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的基本原因和导致问题的主要因素等进行系统性的探析,旨在更好地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2.1民办高校学生诚信观念淡薄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观念方面的因素,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之中,缺乏对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教育,并且不少学生自身的自我调控能力较差,诚信的观念和意识相当淡薄,进而使得其缺乏必要的诚信。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大部分的大学生从小就处于一种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之中,所以往往会出现精神空虚以及不爱学习的情况,常常以自我为中心,面对当前社会的就业状况,缺乏必要的、正确的判断能力和应变能力,并且不少学生认为抄袭作业以及考试之中进行作弊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诚信方面的问题。所以,还应当加强对相关学生思想观念和诚信意识的培养,以更好地促进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事业的改革与进步。 2.2学生价值观念模糊 其次还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不少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相当模糊,随着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大学生的价值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不断转变的情况,并且出现多种价值取向,相对应的,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等等,不够完善,对于一些事物的立场不够坚定,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最后再加上从众心理的影响,所以经常会出现多变以及矛盾等心态。在当前的趋势之下,民办高校的大学生常常会难以面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时常会采取一种相对消极的态度,来应对当前社会的基本状况,有时候甚至会采取一些较为极端的态度,来处理问题,这样的现状对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的开展相当不利,应当加以高度的重视。 2.3客观因素 最后,则是一些客观方面的因素,诸如家庭方面的因素以及学校方面的因素。家庭对于学生的引导有着相当关键的作用。长时间以来家长往往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成绩,而对于其诚信方面缺乏必要的教育,轻视了对学生的道德思想方面的培养。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学生与家长之间的价值观念以及人生观念相差较大,进而使得学生理解一些问题时出现了偏差。学校方面的教育机制落后以及对学生引导不良,也会导致一些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问题。 3结语 总的来讲,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对高校相关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上文所阐述到的,当前诚信缺失的情况相当严重,并且逐步蔓延成了信用危机,在今后,还应当将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优秀内容,有针对性的进行整改。综上所述,根据对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的基本状况和实践工作之中应当重点加强的相关内容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从实际角度着手对工作开展过程之中需要注重的优秀环节以及相关工作的理念等进行了集中分析,旨在以此为基础更好地实现工作的发展,更好地促进教育事业的创新改革。 作者:张晓玲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诚信论文:高校监考角度下诚信教育论文 一、监考工作的基本职能 1.管理职能。 监考工作的基本职能是管理职能,因为整个监考过程都是在考场进行,监考教师要确保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完成考试内容。同时,监考工作也是为了监督同学们更好地遵守纪律,督促他们在考试过程中一心一意地完成考试。因此,监考老师要对考试全过程进行管理和监控,防止各种突发事件发生,特别是考试作弊对考试过程的影响。 2.教育职能。 教育职能也是高校监考制度的另一个基本职能。在进行考试的时候,教师考前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临考时监考老师宣讲考试规定,使学生认识到考试的严肃性。同时教师也会对考试的细节进行讲解,帮助学生认识到考试的意义和重要性。只有平时踏实学习,才能取得好的成绩,意识到考试作弊是可耻的,教育学生讲诚信,树立自尊、自强意识,不断地深化考试的教育职能,让他们靠自己的实力取得优异成绩。 3.服务职能。 监考的最终意义是为考试和考生服务,由于监考的对象是学生,要使学生在规定的时间顺利完成考试。另外,监考老师要为学生营造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考试环境,只有为他们营造了好的考试环境,才能够让他们安心考试,为学生解决考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突发性事件。 二、监考工作现状分析 1.监考人员心理负担重、压力大。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各种考试以及学期课程考试任务越来越重,目前由于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依然存在,对考试作弊学校处理严肃,给予留校察看一年,并取消学士学位资格,监考教师怕影响学生的前途,因此,在监考过程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意抓作弊学生,给学生酿成作弊动机。学生的学习压力大加上监考人员的心理负担过重,这双重原因使得监考问题越来越严重。 2.安排监考人员难度大。 监考人员难安排是监考问题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个别教师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备课、上课、搞科研,上好每节课才是他们的义务和责任,监考与他们关系不大,又加之监考枯燥、时间又长、报酬低,稍不注意迟到了就会红头文件全校通报,甚至三年内不能评职称,因此,有些教师不太愿意承担监考任务。而监考工作主要是一些收入相对较低的教学管理人员、辅导员和实验员。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监考安排带来了困难,同时也降低了监考质量,对于考场秩序的维护是很不利的。 3.个别监考人员责任意识谈薄。 在监考过程中,有些监考人员对监考工作抱应付的态度,认为监考就是那么回事、无聊,所以在监考时不是玩手机,就是聊天或干与考试无关的事情,对学生交流、违规行为不予制止,只希望时间过快一点,对监考把关不严,没有真正发挥监考人员的作用,没有充分认识到考试的意义和价值,认为考试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因而对考试监考工作不够重视,这会让一些学生在考场上肆无忌惮地抄袭,或者对答案等,诚信问题遭受严重拷问。监考人员的责任意识淡薄对于学校的监考管理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不利于学生诚信教育的实践。 三、大学生作弊的原因 1.学生自身素质差,诚信缺失。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基础参差不齐,加上学生的压力比较大,功利心相对较强,少数学生录取的学校和专业不理想,因此学习积极性不高。另外,另一些学生经历过激烈的高考之后,进入大学突然松懈下来,不适应“自主学习”的管理模式,逐渐产生厌学情绪,而学校评奖学金、入党、三好学生等都得成绩排名,因此,有些学生只有铤而走险在考试时作弊。总而言之,大学生作弊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大学屡见不鲜。 2.就业压力的影响。 就业压力大是大学生普遍面临的问题,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已是社会公认的难题,大多数单位择人时首先看成绩。如果成绩不好,补考、重修课程多,给单位第一印象差,应聘时肯定会受到影响。这就导致很多的学生由于想找一个满意的工作,不得不通过作弊的方式来获得高分。 3.管理制度不完善,监考不严。 高校的考试监考制度不完善,监考不严也是导致大学生作弊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很多高校放松了对于考试的关注,甚至疏于对于考试作弊现象的惩处,这对于学生的诚信教育有很大的阻碍作用。甚至在很多的考试过程中,即使教师发现了作弊现象,也会由于“人情”放学生一马,这就在无形之中放松了对于学生的要求,也纵容了他们,很可能让他们在以后的考试中还出现作弊的行为。 四、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杜绝大学生作弊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所必须要具备的优秀品质,诚信无欺,讲求信用,构成为人处事的根本道德标准,诚信是一种人人必备的优良品格。诚信不仅仅属于道德范畴,同时还处于法律范畴。特别是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对他们进行诚信教育,杜绝作弊现象,对于他们人格的完善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引导学生诚信考试。 作为高校的考试监考来说,必须要通过不断完善和探索教学制度改革,加强教学过程考核,提高过程考核所占总评成绩的比重。深化考试改革,首先从考试本身的考核方式说起,强化素质教育改革,不能仅凭最后的闭卷考试来衡量学生的学习质量。因为考核方式是多方面的,如上课出勤、平时作业、课堂回答问题、实验操作技能等方面来考核。传统的闭卷考试,给学生作弊营造条件。因此,改革考试方式,让教师开拓进取,探索以实验操作技能、论文等灵活的考试形式,以促进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素质,有效引导学生以诚信的态度应对考试。只有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才能够提升上去,才能够从根本上抓住考试的本质意义。 2.严格执行管理制度。 在高校考试监考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管理制度是至关重要的。高校要对考试制度进行完善和改革,力求既满足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时还要实现考试的意义。对考试中发现的作弊行为,发现作弊应按规定严肃处理,制止歪风邪气,当然,要防范考试作弊,除了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外,也要进行思想教育,不断强化学生良好的自我意识,走出考试作弊的心理误区,将考试看成学习的必然结果和考察方式,而不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否则,如果对考试没有树立正确的态度,就不能让学生各方面得到锻炼,无法达到考试应有的效果。所以从本质上讲,严格执行管理考试制度,对学生各方面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3.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考试观。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考试观,认清考试的重要意义。考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检查学生这一阶段以来的学习效果,以便于更好地催促他们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考试既是对教学公平的衡量,也是对学生所学知识的检验,更是对学生诚信品质的考验,对教师和学校更有重要的督促和评价作用,要教育学生端正考风,树立正确的考试观,遵守考纪,认真复习,诚实应考,考出真实的成绩和水平。很多学生之所以选择作弊,其实就是由于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考试的意义和目的,因此教师要学会对学生进行有效地疏导和教育,向他们解释,考试是什么?为什么要考试?等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来纠正他们错误的认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考试观,以更加成熟的姿态进行考试。 4.加强诚信教育。 诚实和信用是做人的根本,是人格魅力的体现,是衡量品行的道德标准之一,不管是何种考试作弊行为,都是考生不诚实的表现。特别是对于高校的大学生而言,他们正处于人生观确立的时期,必须要对他们进行诚信教育。否则,他们可能会将自己的不良习气带到以后的生活中去,对以后的工作、人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学校应进一步加强诚信教育,并将诚信教育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中,从杜绝考试作弊做起,共同创造诚信校园。总而言之,诚信作为一种优良的品质,应该得到应有的发扬,只有如此学生才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诚信教育应该落实到学习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考试中,学生必须要通过诚信来进行自我约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自身的基本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 五、结语 对于高校的监考来说,它一方面是为了有效地维护考场秩序,另一方面也对学生的诚信教育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由于高校管理存在的问题,高校的考试秩序相对较为混乱,不利于高校的管理。因此将诚信教育引进高校的监考中去,不断地强化诚信教育,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对他们的引导,加强诚信教育,不断地为诚信校园的建设创造条件。 作者:陆翠萍 单位:重庆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诚信论文:大学生缺失诚信教育论文 1政治信仰缺失 受西方思想的入侵,各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日渐盛行,好多高校大学生只向“钱”看,政治被视为实现利益的跳板。不少大学生在校参加政治或文体活动仅是为了考核及不影响评奖评优。当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各种迷信和伪科学逐渐盛行,部分高校大学生遇到困难失去理性判断。各种宗教思想的侵袭,玷污了大学生的思想,使得青年大学生未能形成正确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2人际交往不诚信 以诚相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只有真诚待人,对彼此保有一种诚信的动机和态度,才能得到相互信任,人际关系才能得以发展和加深,使得人际关系得到发展和巩固。但是不少当代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存在各种失信的行为。 3学业、求职造假 学生以学习为主,但是部分高校大学生并不专注学习科学知识,有的沉溺于网络游戏,有的盲目于爱情,没有充分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并且缺少学习兴趣,或者学习的文化知识不能很好应用。由于平时缺少知识的积累导致考试不能顺利通过,于是开始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作弊、打小抄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甚至购买作弊工具。导致原来那些学习努力的同学产生不平衡心理,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严重影响高校大学生的整体水平,缺乏应具备的职业能力,这就进一步影响了当今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4经济诚信缺失严重 当今大学生恶意拖欠助学贷款成为受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们或是不按合同还款或是不按时还利息,更有甚者毕业后拒绝还贷,很多同学恶意拖欠学费,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严重影响了高校大学生的形象及声誉。大学生经济缺失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随处可见,有的不只局限在道德层面,甚至触犯到法律,,对人民、社会以及国家构成威胁、造成损失。 5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有效途径 5.1建立高校大学生的诚信档案 为规范和制约高校学生的不诚信现象,引领大学生自觉诚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建立大学生信用档案,是我国目前高校应展开的一项迫切任务。诚信档案的建立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环节。这样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诚信理念,推动国家助学贷款项目的发展,更有利于国家社会信用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为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助力。 5.2建立科学合理的信用监督体制 为了孕育健康和谐的诚信环境,有力地促使高校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诚信行为,高校不仅要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还要制定科学的监督机制。应有效发挥学生主体的监督和舆论作用,加强信用行为的管理和教育,对失信者的行为通过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及时曝光,对守信用者给予鼓励,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青年学子引起对诚信教育的重视,并主动信守承诺,同时也能引起整个社会对高校大学生诚信问题的关注。 5.3构建大学生诚信自律示范机制 诚信教育机制要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实际生活中大部分学生诚信缺失重要原因怕受到家长的斥责,因为害怕所以选择撒谎。有的甚至遭到父母的打骂,这样反而激发了学生的逆反心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身心更是受到损害,使得诚信问题也出现裂口。因此,建议家长与学生多沟通交流,达到诚信教育的效果。 5.4建立大学生诚信危机制度 诚信危机制度是大学生经济诚信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大学生诚信危机制度可以保证高校诚信教育的顺利推进。各层次相关部门制定奖惩相结合的诚信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力度,避免单一的惩罚制度不合理。还需把握奖惩的力度,避免标准过低或过高失去合理性或者带来负面影响。高校还应完善大学生就业诚信体制,就业诚信制度能够保证大学生顺利就业,提高大学生就业意识的有效措施。 5.5吸取国外经验,建立科学诚信体制 从全球角度看,解决诚信问题的方法较多,其中当数发达国家的“联合征信制度”。此项制度内容如下:公司或个人的诚信状况由一家信用度高的资信公司存有,本人或本公司以及其他公司或个人采用付费方式进行查询。公司或个人如果存在信用不良,如恶意拖欠学费、拒绝按期偿还助学贷款、偷税、漏税等,这些不良信用记录就会在诚信资信公司留有诚信记录,这样信用记录会在日常或以后在商业活动和个人社会活动中作为参考评价。当今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既是广大青年学子成长过程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和时展的要求。高校为国家发展输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已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高校学子诚信的缺失将会给祖国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失,所以诚信教育势在必行,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环境作为研究背景,关注大学生诚信教育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广大青年学子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因此,必须全面培育诚信这一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诚信意识,才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的不断前进,诚信教育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所以耐心细致地分析高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由,并根据高校大学生诚信失衡采取相关措施,对弘扬民族文化、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赵永明 马俊红 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 哈尔滨华德学院 诚信论文: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论文 一、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面临的问题 1.从学校德育缺失角度看 当前,高校在德育上虽然给予了必要的重视和投入,但在德育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教育模式陈旧、教育手段落后等问题,德育不仅过于简单,而且缺少实效性,同社会发展相脱节。首先,在教育观念上,即使开展了德育类的课程,但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没有发自内心地认真对待德育,仍是将精力主要放在专业学习上,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其次,在教育内容上,将德育和政治教育画等号,德育内容过于重视政治素质的培养,以致政治化和抽象化,缺乏实际应用效果,并且忽视了诚信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再次,在教育方法上,当前高校仍然存在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没有启发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这种侧重观念性、理论性的灌输,使一些诚信的案例仍然停留在“过去时”,与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实际不相符合,不能引起共鸣,进而也就不能获得大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同。 2.从现行教育体制弊端角度看 在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影响因素中,教育体制起着直接的作用。由于我国传统教育体制中过于重视应试教育,以分数来论英雄,导致德育评价一直被低估,进而造成诚信教育的效果被弱化。尤其是在高考制度没有全面改革的前提下,现行的教育体制仍然会造成学校道德素质的培养目标不高等问题,进而导致德育和教学相分离。同时,德育考核标准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在对学生进行道德评语时,仍然侧重于校规校纪、尊敬师长、乐于助人之类,这些套话根本无法真实反映学生的道德素质。此外,当前高校在学生考试作弊等问题上也没有严格的规范措施,存在学生认错就放一马的态度;或即使有作弊等违纪处理相关规定,执行力度也不强不硬,治标不治本,致使诚信教育得不到充分重视,造成大学生诚信意识普遍不高。 3.从大学生自身素质缺陷角度看 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当代大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在父母过分溺爱的环境中成长,整体上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且心理脆弱,责任意识淡薄。在具体行为上,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奉献少、索取多,严以律人,宽于待己,特别是在利益和诚信之间,当二者出现矛盾时,不少大学生宁愿放弃诚信也要获取利益。此外,不少大学生在面对具体问题时缺乏理性思考,不能对具体问题进行辩证分析,容易受到不正确价值观的影响,进而动摇自己长期养成的诚信观念,甚至放弃诚信原则。 二、加强诚信教育的重要意义 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称。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诚信”作为传统的道德观,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基础,是构建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石,是现代民商法律的“王法条款”,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诚信不仅是道德的基石、社会的法则,也应当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人格力量,职业精神。在中华传统美德中,诚信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历史上有关诚信的典故不胜枚举。随着时代的发展,诚信的内涵也相应地扩充,其基本内涵除了诚实、真诚外,还包括了诚恳、诚笃等,并且没有丝毫功利倾向。“诚信”二字,“诚”体现了向善的心灵追求,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一种道德境界;而“信”则是一种具体的行为规范,体现了向真的心灵追求,主要表现为讲信用等。“诚”和“信”的本质是相同的,都体现出言行一致的价值倾向,所谓言必行、行必果。诚信教育是以掌握诚信的内涵,认知诚信的基本要求,是对人守信,对事负责,勇于担当培育的过程。感受诚信是每个人立足社会的通行证。诚信教育是培育大学生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是大学生自我实现的必然途径,通过培养学生观察、思辨能力,为人处世与社会生活能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引导学生践约守信,诚实做人。诚信教育对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高校而言,大学生诚信教育是高校德育的基石,切实有效的大学生诚信教育能净化高校教学环境,助力和谐的校园文化建设;对社会而言,可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对于我国传统道德来说,诚信的意义比较广泛,大致可以归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诚信不仅是天道,亦是人道,是国家治理中的最基本原则之一;第二,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来说,人无信则不立,诚信是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对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这在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就有明确的要求,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同时,诚信教育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信用体系的建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诚实信用是市场秩序维持的保障,更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强化诚信教育,对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促进现代化建设必将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此外,诚信教育也与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相一致。为了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诚信教育必须被纳入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范畴内,以此实现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目标。 三、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思考 针对以上原因可以看出,造成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因素的复杂性和提升大学生诚信素质的紧迫性。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背景下,结合新时期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目标,本文从让诚信教育成为对大学生道德教育、法律教育的“牛鼻子”;让诚信教育走进教学主阵地,塑造大学生的健全人格;让诚信档案发挥应有作用,健全诚信评价体系等三个方面来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 1.让诚信教育成为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法律教育的“牛鼻子” 目前,高校在诚信教育中偏重道德层面、轻法律范畴,造成大学生不能全面、科学地理解诚信的含义。而相对道德范畴,法律范畴内的诚信教育更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因此,高校应在诚信教育中有机融合道德含义和法律含义,促使学生可以深入全面地掌握诚信的内涵,使他们认识到诚信不单单是一种道德义务,更是一项神圣的法律义务。诚信是法治的本质。法治不仅具有保障、促进和维护诚信的要求,而且只有诚信才能建立起法治。如果只从道德角度看来阐明诚信含义,很可能导致诚信教育和传统德育趋同,也就是绝对地看待利和义之间的关系,甚至在部分学生心中形成讲诚信就不能追求利益的观念。这种将利和义对立起来的教学思想,不仅会让诚信教育陷入到死胡同,更会导致高校的诚信教育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冲突,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范畴教学的作用,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合法权益的追求是正当,只要不违背法律原则,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高校必须结合诚信在法律角度上的含义,促使学生明白诚信和合法利益是不相冲突的,讲究诚信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最后,应用这种教学方式,来达到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相结合的目的,二者一内一外,共同提升大学生的诚信素质。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实效性,可以在实际教学中开展法律旁听、案例教学、课堂辩论等多种教学模式,促使学生认识到法律对于诚信者的保障,哪些失信行为会触犯法律,法律后果是什么等。 2.让诚信教育走进教学主阵地,塑造大学生的健全 人格首先,应当在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将诚信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点,增强学生对诚信的全面深刻理解,鼓励学生建立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为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奠定基础。其次,教师要利用好课堂这个重要平台,充分体现诚信理念。处理好道德教育和学生全面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既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又促进理论学习和道德实践之间的融合,如充分利用高校中的学生社团,开展诚信为主题的诚信活动,促使大学生在活动中形成新的道德认识,在寓教于乐中感悟诚信的重要价值。最后,不断更新诚信教育内容和方法,既要保留传统道德中有关诚信内容的精华,又要吸收现代诚信内涵中的法理内容,并且重视课堂教育中知、行、情、意的协调统一,塑造大学生诚信人格,让诚信贯穿课内外、室内外、校内外。 3.让诚信档案发挥应有的作用,健全诚信评价体系 2014年,教育部党组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印发《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要求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使广大师生自觉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第一,高校应当建立完善以诚信承诺书、家庭状况、个人基本情况、品行说明、信用记录、学术诚信、生活诚信、经济诚信、就业诚信等内容的大学生诚信档案。从而有效地约束和激励学生的学习、生活、社会活动。学校应当和每年新入学的学生签订《诚信承诺书》,并将其长期保存,以监督大学生在大学生活中是否有失信行为。信用记录是大学生诚信档案的关键部分,高校应当进行准确、全面的记录,其主要考查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考试作弊等违纪情况、费用缴纳情况、借阅图书归还情况、就业择业情况等内容。第二,在大学生诚信档案的基础上,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大学生诚信考评体系,选取学术诚信、生活诚信、经济诚信、就业诚信等作为该考评体系的四大指标,并对具体行为实行量化考核和测评跟踪。第三,高校还需要对大学生诚信档案进行网络化管理,实现公开、公正的管理模式,保证大学生诚信考评的实效性。充分发挥学生自我警示、自我教育的作用,营造“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校园环境。第四,健全学校诚信管理机制,合理记录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社会实践等信息,利用诚信档案为就业单位和学生提供有效的双向选择,坚持动态跟踪、补充与管理,保障诚信档案的价值性与时效性。第五,进一步探索管理制度,尤其针对诚信档案中的不良记录,使诚信档案既起到正面激励、教育警示作用,又体现人文关怀、不妨碍大学生成长;遵守档案管理、使用和保密规则,使诚信档案能得到合理利用,传递正能量,杜绝非法利用诚信档案的现象,保障学生自律自警、进取向上、健康成长、良性发展。当代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事关道德,事关法治,事关未来,需要学校、社会、家庭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应率先垂范,积极开展诚信教育,提升诚信道德的素养,力争使每个学生都成为诚实守信的人、道德高尚的人、律人律己增添正能量的人,为社会和他人所信赖的人。 作者:李伟玲 马汝伟 单位: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 盐城工学院 诚信论文:民主评议党员过程中诚信教育论文 一、社会诚信现状及研究成果概述 一个社会的诚信状况只有和社会发展、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要求相适应,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才能持久和谐稳定,国家的对外影响力才能不断增强。党的十七大以来,诚信建设得到了高度重视。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诚信体系建设,强调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目前,诚信已经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为了改善社会的失信状况,广大研究者在社会诚信的内涵、表现形式、现状、失信产生的原因、诚信教育的意义以及走出诚信危机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在走出社会诚信危机路径方面,现有的研究结果可归结为三个路径:一是建立和完善与社会转型期相适应的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坚持法治和德制的统一;二是加强社会信用管理,加强对企业和个人信用的评估;三是开展社会诚信教育,营造讲诚信的社会氛围。在操作层面上,研究认为,应首先加强政府部门的诚信建设,因为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政府部门的诚信有了改善,做到按承诺办事,为百姓着想,就能对百姓有“上行下效”的作用;其次是加强企业诚信,杜绝企业宣传中的虚假广告、生产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和经营中的欺骗和逃税漏税行为;最后是加强个人诚信的教育和引导,通过在内容和方法上创新诚信教育,重塑个人信用理念,使全体公民养成诚信荣,不诚信耻的理念。 二、加强党员领导干部诚信教育的必要性 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诚信是解决社会失信的“关键少数”,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中国知网上报道的党员诚信教育全部局限于学生党员,关于领导干部诚信教育,仅陈传照在2004年讨论了领导干部的示范群体作用。学生党员只是党员队伍中很少的一部分,另外,没有职工党员的示范,学生党员的诚信教育效果也是极其脆弱和有限的。所以,在个人的诚信教育方面,需要把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作为一个整体,这样,群体的示范效应才能体现。领导干部履行管理国家的任务,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传播先进思想和践行优秀文化的主力军。分析认为,党员领导干部诚信建设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党员领导干部诚实守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落地生根开花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建国以来的事实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我们的事业就会不断前进;相反,背离这条路线,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社会道德领域就是诚实守信,即讲信誉,重信用,守诺言,重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员领导干部诚实守信,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也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更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 2、党员领导干部诚实守信,依法治国才能落到实处,党执政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会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为强化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提供了重要机遇。总理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也指出:法不禁市场即可为,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为。这为政府诚信服务、企业诚信经营指出了方向。没有法律制度,诚信建设没有规范;没有诚信的氛围,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没有党员领导干部诚实守信的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就会变成一种形式、一个口号。诚信是为政之本,一个缺乏诚信的政府是很难为人民所认同的,一个缺乏诚信的领导干部是很难为人民群众所信任和接受。领导干部失信于民,人民群众就不可能接受和认同现存政权。各级领导干部代表党管理国家,履行职责,每个共产党员的言行都应该是人民群众眼中的榜样。群众看党员看领导干部不是将其视为个人,而是将其作为政府、作为党的形象。党员领导干部诚实守信才能取信于民,赢得民心,才能不断巩固党执政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伟大方略,直观上是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优秀是通过诚信执政巩固党执政的基础,永葆党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3、党员领导干部诚实守信,是形成良好示范群体的需要 诚信的重要性已为广大人民所认识、接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诚实守信转化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个人的自觉行动。诚信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和道德等多个领域。从道德领域讲,形成一个良好的、庞大的诚信示范群体是诚信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笔者以为,在我们国家,诚信示范群体就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不仅应该是诚信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更重要的是诚信建设的实践者、示范者。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可见,从党员领导干部的角度抓诚信建设,既是关键,更是基础,没有党员领导干部的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公民的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的形成将非常缓慢。 三、在民主评议党员活动中进行诚信教育的思考与探索 1、目前民主评议党员内容和形式有待完善和改进 民主评议党员是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对全体党员进行做新时期合格党员的教育,是从严治党、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实践,是提高党员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管理和监督的有效办法。多年来,民主评议党员作为党员教育和管理的一种有效办法,在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方面,收到了良好效果。但也应该看到,上一级党委基层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中的要求比较宏观,导致基层在实际操作中对尺度的把握自由度太大。另外,民主评议党员作为一种经常性的规定动作,加之有的基层党委年年下发通知实质要求没有变化,使支部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中较普遍地存在重形式、走过程、说套话,说空话等现象。在当前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形势下,克服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中的不足,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实施改进。 2、改革评议内容,倒逼党员诚信 民主评议党员采取个人总结、自评互评的工作机制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过程中,互评多是肯定成绩,对党员的教育和提高意义有限。通过对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不足的分析,结合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和社会诚信现状,我们在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中探讨了将诚信渗透到党员民主评议过程的方法。在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中进行诚信教育的方法包括细化总结内容、匿名测评,逐一反馈三个主要环节。 (1)细化总结内容,便于互评、点评。 当前民主评议党员的总结内容只是提出笼统的要求,因为比较宏观,有的党员总结全面,成绩不足面面俱到;有的党员总结泛泛而谈,避重就轻,对不足方面一带而过,而且局限于学习不够,认识不深等,难以互评,难以点评。我们通过对评议总内容做了规定——设置了成绩、不足和努力方向三个栏目,而且要求党员在总结成绩、不足和努力方向上要重点结合自身业务工作,做“实”总结。在此基础上,我们按上级要求的常规流程进行评议,由于尺度相同,要求具体又结合本职工作,不仅便于互评,也利于支部书记点评。 (2)党员匿名依对其他党员进行总结和姓名的“对号入座”,促使党员诚信总结。 民主评议党员会议结束后,支部将全体党员的总结做成隐去姓名的一览表,然后由每位党员匿名对一览表中全体党员的总结与姓名进行“对号入座”。显然,如果在民主评议会议上专心听总结、认真做互评,同时党员的个人总结又紧紧结合自己的业务工作写得实,该党员的“对号入座”率就会高;相反,如果党员在民主评议会议上不投入,心不在焉,或者党员个人的总结大空话连篇,不联系自己实际,其他党员难以对其“对号入座”,其“对号入座”率也不可能高。通过汇总全体党员的“对号入座”测试表,便形成了形成全支部党员“对号入座”率一览表,支部将其存档,作为日后党员纵向分析的基本素材。 (3)反馈“对号入座”率,启发党员反思。 前已述及,如果每个人的总结认真程度及联系个人业务工作深度不同,测评的准确率必然相异。从理论上讲,凡是总结认真、紧密结合自己思想及工作实际的,都得到了较高的“对号入座”率,所以,将“对号入座”率进行反馈必不可少。通过将向每位党员逐一书面反馈,自己总结的实不实,认真不认真,其他党员怎样看,必然会在党员的心灵有触动。为了提高其他党员对自己的“对号入座”率,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积极地投入于民主评议过程,诚实认真地总结自己,把一个真实的“我”呈现给组织和全体党员。通过如此经常性地民主评议工作,党员说实话,办实事的诚信理念就会成为党员的一种自觉行动。 3、通过专题支部生活会,强化诚信教育 反馈“对号入座”率,仅仅是形式,而要强化诚信教育,还需要专题支部生活会进行深化。通过会议的交流,使每位党员认识如实总结的重要性。通过反思,倒逼其自我调整,不怕趋于诚实。由于评议中强调了总结中联系实际业务工作,除了诚信总结之外,党员在平时的工作和学习之中,还需要重视业绩的积累,注重业务工作的不断创新,从这个层面上讲,在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中渗透诚信教育的理念也将会激发党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四、结束语 民主评议党员作为党员教育管理的常规手段,长效机制,如何在这项活动中如何落实总书记抓这个“关键少数”,本文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的一种探索,作者认为,通过对党员个人民主评议总结内容的细化,并辅以匿名测评,一是创新了党员民主评议的方式,严肃了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二是督促了党员说实话、做实事,促进党员头脑中诚信理念的形成。然而由于笔者认识有限,方法还显得比较粗糙,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作者:郭俊仓 李晓彤 单位:西安工业大学 诚信论文:高校学生学术诚信教育论文 一、英国学术诚信教育的内涵及意义 在英国的各类高校中,存在着人数众多、复杂多样的学生群体,包括全日制学生、半工半读学生、国际留学生等。首先,学生群体数量的增加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意味着高校需要增强对学生学术诚信问题的重视。在一个集体中,当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时,授课教师对每位学生的学业关注和监督势必减少。高校中经常出现学生考试作弊、论文剽窃(如请人、复制网络资料)等现象,或者串通作弊的现象。因此,加强对学生学术诚信的教育十分必要。近年来,英国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经验小组委员会对英国高等教育质量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就是要努力鉴别和解决学生的学术剽窃问题。其次,在英国高校中存在着大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由于之前的教育经历不同,对学术规范认识不同,不了解英国的学术写作规范(如文献参考规范、注释规范等),这些学生学术写作面临着很多困难,也会出现无意识的剽窃行为。因此,加强对这类学生的学术诚信教育,尤其是学术规范教育十分重要。最后,加强学生学术诚信教育能够确保学生参与到有意义的学习活动中,发展学生的阅读能力、信息提取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学术写作能力等。例如,英国的很多高校会给学生集中教授各种学术研究技能,包括如何引用文献、避免剽窃,理解学术写作规范等;还有一些高校经常针对学生的研究任务和水平,为其提供学习资源和工作坊。可见,高校实施学术诚信教育对发展学生的各种学习能力有着重要作用。 二、英国高校实施学术诚信教育的主要路径 近年来,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为管理和解决高校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作出了很多努力,如积极改进学术诚信的管理政策,提出预防学术不端的策略和措施,建立学术诚信的教育项目等。自2008年起,英国高等教育学会和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联合创建了学术诚信服务,引发了英国高校对学术诚信教育的又一次反思,并积极推出实施学术诚信教育的措施。 (一)使用电子检测工具对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监督 使用电子剽窃检测工具对学生的文本作业、学术论文等进行鉴别和监督已成为英国多数高校实施学术诚信教育的一项措施。例如,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莱斯特大学等多所院校都使用了Turnitin软件来检测学术研究作品是否具有原创性,且这一检测软件已被世界很多国家引进和使用;邓迪大学创建了一套维护学术诚信的剽窃检测系统,即将SafeAssign软件嵌入虚拟的网络学习环境中,以此检测论文内容是否出现抄袭、复制他人作品的现象。邓迪大学十分关注学生的学术剽窃问题,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的检测结果记录在他们的毕业证书上。尽管这一电子检测系统的使用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所检测文本的剽窃率会因研究时间、研究主题、参考文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够精准,但总而言之,能够有效地预防和管理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 (二)创建有效的维护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体系 建立或引进维护学术诚信的制度是高校实施学术诚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2001-2005年期间,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学生上交的非原创作业数量每年成倍增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避免学生学术作弊的情况,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引进了学术行为办公系统(ACOs)。起初,该校制定了相应的学术规范、错误行为的记录方式和年度报告形式的模板,根据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程度进行相应的处罚。自2005年开始,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通过定期举办学术研究方面的论坛,鼓励参会人员积极提出建议、分享经验,并年度报告。同时,学校也强调对学生学术规范和研究技能的指导,如正确使用Turnitin软件、PLATO资源等。学校采用多种方式对系统进行评估,并创建了相应杂志和国际性刊物。总之,学术行为办公系统的创设大大地改善了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学术诚信教育,促进了师生有效地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三)开设学术诚信教育的课程 英国高校维护学术诚信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在课堂教学或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对学生的学术诚信的信念及行为进行熏陶和指导。莱斯特大学设计了一种对学生个体进行学术诚信教育的网络辅导课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创建了一种网络课程(LSE100课程)对学生的写作技能给予指导。北安普顿大学的学术诚信教育更具特色,注重在整个学校环境中创设一种诚信的学术文化氛围,将制度性的维护措施与学生的实践活动、教职员工的参与和教学课程的设置结合起来,统筹合理地维护学校的学术诚信。首先,该校为全校师生制定了一套高等教育的价值准则和培养目标,体现在学校的政策、文件中,并将诚信的理念融入整个学校的活动中,如课程开发、学术评估、宣传活动等。其次,该校开发了一门供所有学生自主学习的网络学习课程———剽窃消除课程,帮助学生理解学术诚信的观念和重要性、理性学业评估的价值,并设计了消除学生学术不诚信行为的方法。剽窃消除课程的学习需要6周时间,该课程主题为“学术的旅程”,主要内容包括学习时间的管理、学术写作的技能、参考文献的规范、检测学术研究作品Turnitin软件的使用等。作为一门选修课程,剽窃消除课程已被该校学生广泛接受和学习,很多导师也将其纳入自己的课堂教学中。最后,学校对使用剽窃消除课程和Turnitin软件的人员进行培训,同时举办一些研讨会来鼓励师生们积极探讨提高学生研究能力的方法。2009-2010学年,该校有1900名学生得到了相关的信息培训与服务。北安普顿大学的剽窃消除课程已实施了十几年时间,对师生坚持诚信的学术研究理念产生了广泛影响。 (四)开发网络资源,宣传诚信的学术研究 创建相关网站,分享网络信息资源,宣传诚信的学术研究活动是英国高校实施学术诚信教育的方式之一。例如,伦敦城市大学建立StudyWell网站,为师生们提供与学术研究相关的信息资源。网站最初的创建理念源于学者布卢姆(Blum)在2009年提出的一种观点———高校中的学术不端行为由高校中存在的文化多样性结果所致。因此,StudyWell网站的文化与英国伦敦的公共社会机制相适应。网站创建的目的是预防学生的学术剽窃行为,促进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其内容包括理解、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事件;其资源包括学术评估、学术行为规范、学术行为指导的相关信息,以及该校图书馆和学生会提供的一系列信息等。为了使网站更有吸引力和活力,伦敦城市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网站中添加了更多的个人反馈、测验、预防剽窃的视频等信息。随着网站不断更新和发展,浏览和使用StudyWell网站的人数不断增加。网站极大地宣传了英国高校的学术诚信教育。 (五)利用小组活动、研讨会等方式开展学术诚信教育 英国高校实施学术诚信教育的另一途径是通过学生小组作业、召开研讨会等形式来帮助学生(尤其是外国学生)更好地认识和鉴别学术剽窃。格拉斯哥大学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在学术研究中的写作能力,合理有效地使用文本资源(尤其是原始资料),并避免学术剽窃行为,采用了学生小组活动的方式开展学术诚信教育。具体实施步骤如下:让学生阅读相关文献,如期刊论文等;教师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的写作案例,作为论文写作的参考;学生在小组内集中讨论案例的内容,如该案例是否具备诚信的学术研究态度,是否存在剽窃,如何引用文献、释义等;请学生小组讨论问题;概括材料中例证的优缺点,并深入理解材料的细节。小组讨论为学生提供了解决疑问和专注学习的机会,使学生们主动探索案例背后的一系列写作规范,能够真正有效地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发展,遵守学术规范,维护学术诚信。亚伯丁大学为了预防和解决学生无意识的学术剽窃,在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中加入了各种关于学术写作、预防学术剽窃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中,师生能够建立密切联系,并持续交流观点和意见。通过学生、教师、专家人员在研讨会中的意见反馈来解决学术写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效地减少了学校中存在的学术不端现象。 三、对我国开展学术诚信教育的启示 学术诚信教育得到了我国高校日益关注和重视。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及研究生的数量急剧增长,而学生的学术道德素养却普遍堪忧,这与高校所持的塑造全面发展人才的理念不符。北京大学的王辑慈教授曾指出,在我国的高校和学术传统中,根本没有严格的参考文献制度,这是造成学术腐败的土壤。郑州大学的郭英剑教授也认为,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没有能够接受良好的学术规范教育。关注我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现状与不足之处,积极借鉴英国高校的有效经验,有利于培养高校学生的学术道德素养和开展规范的学术研究活动。 (一)建立有效的学术诚信教育的管理制度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制定了较完善的学术道德规范和严格的学术纪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了一系列关于学术诚信建设的文件。例如,教育部于2002年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2011年的《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10年的《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生规范建设的意见》,2012年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这些政策意见和部门规章力图通过建立和完善科学评价体系、人才评价机制、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学术道德奖励和惩罚制度来强化高校学术诚信的制度建设。但是,除个别院校外,如北京大学2006年出台了《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四川大学出台了《四川大学关于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处理规定》等,我国的大部分高校还没有重视对学术诚信教育的管理与制度建设,学术诚信教育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问题不断。因此,高校需要从自身做起,建立一套完善的学术诚信教育管理制度,从学校管理规章的制定,到课程的设置安排,再到教学活动的开展,以及相应教学资源的提供,有效地保证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进行。 (二)开展灵活多样的学术诚信的教学活动 从现状来看,我国目前有部分高校已经开设了学术诚信、学术规范等相关课程,如北京大学为研究生开设的学术道德规范与科技论文写作课程,四川大学开设的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课程等。此外,高校图书馆也拥有很多关于学术诚信教育的学习资源。然而,全国大多数高校开展的学术诚信教育名不副实,学术诚信教育的课程不仅不够正规,如缺乏系统教材和专业教师,而且教育方式简单,没有特色,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此外,学校图书馆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宣传学术诚信的作用。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校对学术诚信不够重视。因此,各高校应该努力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践行学术诚信教育。例如,开设讲座、举办报告会、进行集体教学等;积极发挥小组教学的作用,让学生一起参与学术诚信内容的讨论;教师对学生进行学术写作的辅导或网络授课等。总之,我们应将各种学术诚信教育的形式结合起来,让学生体会到学术研究的价值并在实践中用诚实、规范、端正的态度开展学术研究。 (三)利用资源预防学术不端行为 实际上,我国很多高校实施学术诚信教育的一个误区是对学生出现的各种学术不端的错误行为实施严格的惩罚,而忽略了对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英国高校开展学术诚信教育的有效性正是在于自学生入学起就对其实施学术诚信教育,做好预防学术不端行为的工作。例如,利用网络、讲座等方式向学生积极宣传学术诚信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开设正规课程指导学生学习正确、规范的研究写作方式,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与亲身实践中端正学术研究的态度,并习得研究写作的规范。因此,在我国的高校教育中,也需要做好预防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工作。例如,通过利用便捷的网络资源和图书馆资源对学生开展学术诚信研究的宣传,为其提供相关的文献资料和学术研究规范的相关文件等。只有将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教育与惩罚措施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开展学术诚信教育活动。 作者:李莎 王艳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诚信论文:诚信档案中高校诚信教育论文 一、当前高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 1.诚信教育机制的缺失化。 在当今的高校范围内,大多数高等院校由于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在教育模式上注重大学生的“应试”培养,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是以专业课程为主,在诚信道德课程设置上出现了空缺现象,而对于高校的教育主体教师而言,由于自身受到高校教育模式的限制,在课堂的教授上,大都是只教授专业知识,对诸如思想道德等软性教育的培养不够重视。而对于学生自身而言,由于在接受教育地位上处于被动状态,诚信教育的缺失就显得顺其自然了。此外,高校中关于诚信教育工作机制的缺失,主要表现为诚信评价机制缺失、诚信激励机制的缺失以及诚信制度机制的缺失。由于这三大方面制度的缺失,促进高校建立诚信教育机制。 2.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理想化。 近十年以来,由于我国对高校人才培养的不断重视以及诚信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国家也颁布了诸多的法律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法律法规。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法律法规对于规范大学生的诚信道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表层的,并没有扎根到学生的思想意识之中。一方面,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对高校的高层领导起到了监督与指导的作用,由于政策的下达,更多的高校领导就将“功绩”理解为了最终的教育目标,对国家的政策引导存在着片面的理解,不能全方位地落实于大学生的教育实践之中。另一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能从微观上控制诚信教育的落实,只是一种宏观方面的把握。由此,在这种发展趋势下,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就成了一种摆设,失去了实质的功能。而从目前发展的大趋势来看,高校诚信档案的建立必须要有一定法律法规等制度的约束,通过多层次的制度约束来加大对高校诚信教育的关注,从而引导大学生诚信品德的形成,只有如此,才能够促进高校诚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3.传统高校教育模式的片面化。 在目前的高校诚信教育中可以发现,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诚信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传统的高校教育模式是一种理论化较强的教育模式,大都是以学生的理论能力为培养目标,在这种培养模式下,很多的框架就被凸现出来。在这种教育的框架下,诚信教育呈现出被边缘化的状态。简单来说,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之中,诚信教育是一种不在计划之内的教育。同时,由于传统教育方式更为保守,在发展步伐上并不能凸显出与时俱进的特点,所以在教育培养的方式上不易打破常规教育,教育方式比较呆板。因此,高校教育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的保守性直接影响着诚信教育的培养,受到这种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诚信教育的发展步伐就被限制了起来,成为可发展可不发展的培养目标之一。 二、高校建立诚信档案的必要性 1.大学生诚信意识的普及化需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 大学生诚信意识从宏观上来说是一种品德的表现,体现着一个人的个人品质,而从微观上来说,则是体现出了大学生自身的处事原则,是当今人才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而建立诚信档案就是将学生的诚信从意识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对学生的发展进行监督管理。从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方式。通过诚信档案的监督管理,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得到了普及化,从而促进了高校诚信教育的发展。而大学生诚信意识的普及化离不开诚信档案的支撑。 2.高等院校管理的系统化需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 高等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与义务。随着我国对高校诚信教育的不断重视,高等院校管理的系统化急需大学生诚信档案的支持。然而,在高等院校管理系统化建设的过程中,大学生诚信品德的缺失一定程度上阻碍着高等院校管理的系统化,在诚信道德缺失的情况下,学生在与高校互动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了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系统化的管理模式。所以,要想对高等院校管理进行优化,就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诚信教育,通过诚信教育来完善高校的管理系统,从而促进高校教育的健康发展。通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对大学生建立诚信档案是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高等院校管理的系统化需要大学生诚信档案的支持。 3.高等院校教育模式的创新化需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 高等院校的教育模式影响着诚信教育的发展,教育模式的滞后性是阻碍高校诚信教育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信息化发达的当今社会,加大对教育模式的创新需要加大对人才的诚信培养,从而提高大学生的诚信品德。可以说,诚信教育与高等院校的教育模式有着直接的联系,两者是相互促进并相互融合的发展关系。目前,受到教育发展前景的影响,高等院校的教育模式正趋于一种创新化的发展态势。在教育模式的创新中,将学生的软性培养列为培养的目标内容之一,而这种软性培养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诚信品德的培养。希望通过加大对学生的诚信素养的培养,来提高教育的质量,最大程度上对现有的教育模式进行创新。通过这种教育模式的创新不难发现,高等院校的教育模式需要诚信教育的支撑,而诚信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诚信档案的建设,也就是说,高等院校教育模式的创新需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这是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三、建立诚信档案对高校诚信教育的影响 1.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的诚信化。 对于高等院校的教育体系而言,建立诚信档案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主要表现为诚信。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诚信在高等教育的实践体系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地位。从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层面而言,建立诚信档案对其自身起到了督促检查作用,从入校到毕业期间,高校通过记录诚信的方式让学生在思想意识上重视诚信建设的地位,督促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自觉遵守学习与生活纪律的习惯,让自身的诚信素养能力不断得到提高。这种思想意识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相对于专业课程的学习,诚信档案的建立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的提高。总之,诚信档案的建立不仅有利于高校诚信教育的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建立诚信档案无疑对自身的诚信培养有着推动作用。 2.有利于完善高校管理的制度化。 高校管理中制度化的形成是一项极其复杂的项目工程,需要长期不断的努力。随着诚信档案体系在高校的实践,从管理层面上而言,诚信档案的优化建设是高校管理制度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可以说,诚信档案体系建设得越完善,高校管理制度也就越完善,两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某种层次上而言,诚信档案的建立已经成为高校管理制度中的一部分。由于建立诚信档案对学生具有监督的功能,所以诚信档案在建设实践中就具有规范的特征,而这种规范性是与生俱来的,这就表明了诚信档案体系的规范性与严谨性。而通过诚信档案与高校管理的关系,诚信档案的建立无疑会促进高校管理制度的规范性与严谨性。因此,在高校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诚信档案体系有利于完善高校管理的制度化,通过这种促进关系来促进高校诚信教育的发展。 3.有利于普及诚信教育的规范化。 高校诚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以诚信为优秀理念,在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关注学生的诚信品德,是一种适应时展的教育理念。当前,通过建立诚信档案来优化高校的诚信教育是主要的实践内容之一。同时,在高校的诚信教育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诚信的档案的建立也使得诚信教育变得更为普及与规范,让诚信教育在高校教育体系中成为一种发展的常态,在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是人才发展的社会,而德才兼备的人才更是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通过建立诚信档案的方式将诚信的品德规范起来并应用于高校的教育之中,无疑对当今高等教育体系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诚信档案建设的不断完善与发展,高校教育的普及化与规范化程度也就越来越高,在人才社会发展的今天,建立诚信档案体系是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了高校诚信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 作者:祖文英 凌善峰 单位: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荆楚理工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整体语言教学理论论文 一、整体语言教学的基本主张 1.该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语言技能的学习不应该被分割成听、说、读、写,孤立地学习。教学应该从整体出发,使听、说、读、写技能同时发展,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语言需要在整体的背景中进行学习,语言学习是一个从整体到局部然后再回到整体的学习过程。整体语言环境的学习是有意义的学习。整体语言教学重意义、重整体、重综合技能。对于EGAP教学而言,教学可采用语篇教学的方法,通过语篇学习,了解语篇结构和内容,熟悉学术语篇的构成方法。通过语篇的组织,熟悉和掌握学术语篇的宣讲技能。在这样一种有意义的学习中,学术语言和技能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得以同时发展。 2.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为交际目的而存在的社会现象。 语言知识不等于语言运用。不应人为地将知识和技能分割开来,孤立地培养,而应当通过真实自然的语言环境加以培养。有鉴于此,EGAP教学应努力使学生置身于学术交流活动的真实环境,提供学术讲座音频和视频材料,鼓励学生撰写学术报告并进行宣讲,组织学术讨论。通过这样一种模拟的真实的环境,使学生更加容易地掌握学术英语交流中的语言知识和交流技能。 3.整体语言教学主张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考虑和尊重学生的需求、兴趣和特长,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地、有意义地、持久地学习。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中,教师不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者,而且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促进者。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鼓励团队合作和同学间的交际互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在EGAP教学中可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专业特长设计教学活动,布置学习任务,及时与学生沟通和协商,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确保学习任务的按时完成和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组织学生自评和互评学习效果,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中促进学生的学习进而提高学生的学术英语交流能力。 二、整体语言理论的具体应用 整体语言教学理论强调语言教学的整体性、语言运用的社会性和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观点,为非英语专业硕士生学术讲座听力、学术报告写作以及学术报告宣讲等学术英语教学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学术报告宣讲是国际学术会议中主要的交流形式,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熟悉和体验学术宣讲过程,掌握学术宣讲语言和技能,笔者在教学中以整体语言教学理论为理据,进行教学实践并取得初步效果。 (一)教学的基本环节 1.理论指导(TheoreticalInstruction)。 开课之初,教师将对分散在教材各个单元的学术宣讲话语、宣讲技巧和方法进行整合,补充和丰富有关内容,按照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的流程,完整介绍学术宣讲的语言和策略,强调要点,布置理论自学,为学生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提供前期的理论指导。 2.讲前准备(ReportPreparation)。 经过理论学习,学生对于如何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们将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兴趣确定报告的主题,收集资料,根据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的理论知识,组织和完成学术报告的发言稿和PPT。教学班学生来自学校农学、植物保护、资源与环境管理、园艺、食品科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专业,学术报告主题丰富。教师在这一环节将与学生充分协商报告主题,帮助学生完善报告内容,确保教学后续环节的顺利进行。 3.学术宣讲(AcademicPresentation)。 学术报告宣讲人将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在课堂上宣讲报告。报告的主题和点评的要点将提前交给学生听众。报告宣讲中,学生听众不仅要听取报告内容而且要留意报告语言和技巧的运用。报告宣讲后,学生听众与宣讲人先就报告的内容进行目的语的口头交流,然后进入讲后点评环节。 4.讲后点评(AudienceEvaluation)。 澳大利亚课程中心主任DavidNunan认为讲后点评不仅包括评价本身(Assessment),还包括了对评价结果的理解和依据该评价结果应该采取的行动。因此,我们采用讲后点评法,组织和引导学生对宣讲报告的开场、结尾、结构话语的使用、PPT的辅助效果、图片图表的解释、声音的运用和体势语的使用等进行讨论和评价,直观地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学术宣讲的语言和技能。 (二)教学结果与讨论 收集资料,撰写、宣讲和点评报告的实践过程既锻炼了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又提高了学生用英语进行学术宣讲的技能。在宣讲报告的准备阶段,学生通过报告内容的组织以及宏观表达(Macro-structureSignals)和微观表达(Micro-structureSignals)的实际应用,加强了写作的逻辑性、连贯性和一致性。宏观表达和微观表达的学习和使用不仅帮助学生了解了这些表达的不同作用,较好地掌握了学术宣讲语言,而且帮助他们建立了形式图式,使他们在学术讲座中得以更好地把握讲座内容的整体结构。教师在这一阶段针对学生报告中优秀内容比例失当以及报告内容一致性不够的问题,运用美国专业演讲者Morgan和Whitener的组稿方法,指导学生从优秀问题出发,向外扩展来组织讲稿,删除了报告中不必要的细节,进而突出了报告的要点,完善了报告的内容。点评和讨论宣讲报告让学生明确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模糊认识,改进了报告宣讲阶段的不足,真正掌握了学术宣讲话语和基本技能。正如美国应用语言学专家MichaelRost在论及学术讲座研究方法时所指出的那样,让听众来评价学术讲座的效果,尤其是讲座中的不足,是一种有效的学术讲座研究方法。通过点评,学生明白了怎样简化PPT演示文稿、如何确定幻灯片的数量以及演示文稿与宣讲的配合问题。宣讲人对自己的表达速度有了更好的掌控,更加注意自己的体态语言。对图片图表解说的点评和讨论,发现并解决了宣讲人图表解释前不提示、图表中解释部分不明示以及讲解与听众理解不同步等问题,帮助学生熟练了图表解说的基本方法。 三、结语 基于整体语言教学理论的硕士生EGAP教学,可以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得到更多的完整的实践体验,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当然,这种教学需要任课教师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和协助学生完成实践任务,同时学生的积极努力和认真准备也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作者:宋葵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教学理论下语文阅读教学论文 一、相互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及目的 相互教学法是培养及监控理解的活动教学,其最大的目的是教导学生主动进行有意义的阅读,提供学生监控自己的思考与学习。除此之外,相互教学法不只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还可以增加不同能力学生间的互动,并由同学之间的互相支持,促进学生阅读的兴趣及参与感,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能再次刺激学生的思考。故而教师可透过小组的活动,提升学生阅读的乐趣,并达到教学的效能。 二、相互教学法的四个策略 相互教学法的四个策略包括:预测、发问、摘要及澄清,这四个策略之所以被选取是基于它们能被成功的阅读者再阅读时自然的使用;它们能提供理解的监督及理解力的培养;每个策略能使用在反应课文中的具体问题。 1.预测 预测策略是指导学生依据文章的标题、图示或隐藏的问题,预测接下来的内容。预测包括阅读前及阅读过程中的预测,在阅读前先依据文章的标题,猜测文章可能在说些什么,如此可以帮助学生思考有关文章主题的意识,而在阅读过程中作预测,则是学生整合先前知识与文章中的讯息,验证自己所作的预测是否正确,再加以修正。 2.发问 在发问策略上,教师可提供学生题干以产生问题,对一般的记叙类文章,便以“6W”即“谁”、“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如何”来教导学生发问,训练学生发展较为详密的问题组织能力,养成严谨的求学习惯和科学态度。 3.摘要 选择重点内容,采取以下的技巧,如:删除琐细、重复的部分;以概括性的观念取代相似的词语;选择主题句或是创造主题句等。 4.澄清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对于文章的概念混淆,而无法厘清时,可以运用澄清的策略来重整文章意义,在相互教学进行时,澄清的策略通常透过师生互动或团体共同讨论,以解决疑虑及模糊的概念。相互教学法的实施原则与程序:在实施原则方面,相互教学法强调师生间以对话的方式互动学习,期望所有学习者都能参与讨论文章的意义,故而过程的学习重于内容的学习。而教师是专家鹰架的提供者,即担任示范的工作,也是学生主动学习的监控者,须提供回馈、提示、与纠正,并推动学生对课文进行内容的思考,逐渐让学生负责监控和运用策略。由于相互教学是提供学生透过引导练习的方式,逐步熟悉阅读的技巧,因此分组的人数不宜过多,最适当的人数约为每组四至六人。在实施程序方面,教师宜先引起动机,再进行四种阅读策略的说明,并藉由对话方式示范阅读,引导学生练习,之后让学生逐步运用阅读策略,此时教师转而担任辅导的角色,最终促使学生自行完成阅读。 三、相互教学法的实际应用 语文教材包含了诸多中国文化的内涵。其中选编了部分优秀小说作品。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常随着社会背景、经济状况、政治情形而有所不同,也因此衍生出相应的角色形态。小说中的人物可藉由动作、对话、外形上的描写叙述,一探究竟。这些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丰富多变,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等。教学目标可让学生了解预测、发问、摘要及澄清四个阅读策略,并能将策略运用在阅读的过程中,经由这样的练习,使学生增进阅读理解及后设认知的能力。教学对象:本班高中学生。教学活动 1.教师引起动机 教师说明阅读策略的重要。如果能够善用阅读策略,则可以帮助理解文章内容,进而在阅读任何一个科目时,都有极大的帮助,并获得学业成就。①说明阅读前预测的优点:能够促使自己专心,在印证预测的过程中,可加强对于文章的了解及记忆。②说明发问的优点:可以测验自己是否了解文章,藉此增进对文章的理解。③说明摘要的优点:藉由摘要的过程,去除不重要的细节,截取文章的重点,以贯通文章内容。④说明须要澄清的原因:文中的生难字词太多,或是句子太长、文章结构太烦杂,或是读的速度太快,或是文章的内容未曾学习过等,都有可能造成阅读上的困难,此时则须要澄清。⑤请学生讨论平时阅读的情形:询问学生阅读时曾遭遇的困难,若能运用上述的阅读策略,可能会有什么效果。 2.教师介绍四种阅读策略 ①说明预测策略的使用方法:可以依照文章的题目预测内容;也可根据文章的内容猜测文章题目;或是阅读故事到一段落,预测接下去的可能内容。②说明发问策略的使用方法:在阅读前后或过程中,都可以运用各种方式来自问自答。③说明摘要策略的使用方法。相互教学法之所以称为“相互”,是由于教师与学生针对教材,共同学习、共同讨论之故,在这样的学习情境中,师生透过对话的方式,产生互动,让学生具有参与感,自然能够增加学习的意愿与兴趣,提升了学生阅读理解、后设认知等综合能力。 作者:李华忠 刘须芹 单位:江苏省涟水县第一中学 江苏省涟水县高沟中学 教学理论论文:案例对比式教学理论下的金融学论文 1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理论探究 1.1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精神实质 一是平等开放式讨论。平等开放式讨论表现为教师扮演与传统教学不同的角色。教师赋予学生课堂的话语权,成为学生发言的倾听者,使学生敢于、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激发学生继续思考,充当学生发言的沟通者,促进学生激烈辩论;学生思考与讨论的引导者,确保课堂讨论热烈和主题始终锁定教学目标,保障教学有序进行。二是多元发散的思维方式。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参与式学习,教师在课堂上不是为了提供答案,而是营造氛围,使学生获取知识来源由传统的教师讲授拓展至案例自学、团队协作和教师的点评、总结。教学不再限于金融学的基础理论与知识,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由“学会”向“会学”转变,重视得出结论的思维过程、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技巧。教师反复强调并使学生明白:面对同样的金融情景,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答案因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和动态的,不同答案的差异在于与情景的匹配程度,让学生改变定向思维习惯。三是学生的主体能动性。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强调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考虑到学生的兴趣点、关注点和学生课堂积极性的调动,除了自我编写案例,教师往往会向学生征集案例。只有意识到课堂教学中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能动性,学生才能主动搜集资料提供符合要求和感兴趣的案例供教师选择。 1.2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学者提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构建”四要素,认为学习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强调知识的主动因素。金融学案例教学是指教育者遵循金融学教学目的要求,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撰写的金融案例为素材,将学生引入一个特定情景中,通过组织学生对案例的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活动,以达到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其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案例应达到运用语言和多种视听手段真实描述特定金融活动情景要求,以便学生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对金融活动、金融现象进行分析或解释,并提出方案。它不是通常的例子,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没有悬念,只是纯粹为支撑或理解某一观点。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以案例教学为基础,注重教学过程中不同类型、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尤其是中外)的案例比较。因而通过有利于学生对金融学知识进行有意义建构的多个案例情景,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组成团队主动进行资料搜集、比较分析和协作学习,借助讨论,根据间接经验建构出有关知识的意义。因此体现现代教育理念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成为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2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SWOT分析 2.1优势分析(StrengthAnalysis) 2.1.1有利于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的调动 为了让枯燥的金融学理论变得生动,案例对比式教学法针对性地引入实际发生的金融现象,让学生充当主角,扬长避短研究案例,提出观点,相互切磋,并鼓励、引导与教师平等辩论。同时利用案例的比较分析、点评与总结,使学生意识到在同一金融理论或思想指导下,背景不同,时期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也不同。这些都能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1.2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与合作精神的培养 在学习金融学课程前,学生大多具备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知识,而金融学中的货币、信用、通货膨胀等内容是前面课程相关内容的深化,因此运用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容易激发学生联想,对比以前课程的论述,甚至让学生发散到更多学科知识,进而培养学生多学科多视角思考经济现象。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采用的案例,大多背景复杂、知识集成性强、跨度大,学生凭一己之力难以完成案例的阅读、研究尤其是比较分析,必须主动进行组合通过团队合作取长补短,方可高质量展开。 2.1.3有利于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体现了教学目标的全局性、教学内容的实践性、教学过程的主动性和教学活动的创造性的有机统一。这要求教师必须采用综合性强、适用性广的典型案例,及时回答学生形形色色的问题,合理引导学生讨论,科学高效点评总结学生的对策,确保教学活动热烈有序。这些构成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全面挑战,应对挑战促使教师准确把握快速发展的金融学理论脉络,提高对金融现象的关注度,深化对货币政策、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改革等现实背后的理论认识,熟练驾驭课堂的技巧。 2.2劣势分析(WeaknessAnalysis) 2.2.1建立案例教学库的难度大 目前我国高校金融学案例教学库主要由任课教师创立。无论是金融学教材及其教辅资料,还是各高校金融学及其相关课程教学网站案例库,绝大多数是国外案例,且时效性不强。为实现案例的三大功能,我国金融学案例库应包含一定数量的国内典型案例。因此,精简、更新国外案例,选择、增加编写相当数量可与国际案例比较、鉴别和启迪的综合型与时效强国内典型金融案例,成为建立对比式教学金融学案例库的难题。 2.2.2传统文化背景与教育体制所形成的障碍 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强调个人主义、推理的力量、论辩、自我表现,鼓励质疑权威,这与西方社会推崇个人奋斗、宽容失败、鼓励冒险、自由、喜欢坦率直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相一致。我国中庸思想影响深远,传统文化倡导尊长、礼貌与谦逊,当面怀疑他人观点,甚至质疑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目前教育体制仍为应试体制,强调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而“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观和教育观,增加了大学生对基于能力中心的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不适应。传统文化背景与教育体制使我国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难以出现西方课堂上学生公开挑战彼此观点和质疑教师的活泼高效情形。 2.2.3耗时长与不适宜大班教学的限制 案例对比式教学法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是学生深入到案例的讨论比较中,这不可避免产生知识传授效率低耗用时间长的后果。本科金融学课程的总学时一般48学时左右,以货币资金运动、信用活动及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载体,以货币政策和金融调控为手段讲授金融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而学生缺乏必要的实践经历,既有学时难以保证每章主要内容运用案例对比式教学法。以金融市场为例,先必须花一定的时间讲清楚金融资产等专业强的内容方可进行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同时为保证讨论比较的充分性和学生的参与性,20人左右的小班选择这一方式效果最好。我国高校教学课时减少容易增加难的困境和金融学大班教学的实际情况,不利于案例对比式教学的实施。 2.3机会分析(OpportunitiesAnalysis) 2.3.1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共识提供了机遇 随着高校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教育部质量工程的推进,教育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更要求课程授课情景化和拟真性,利用、创造条件带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促进知识应用于实践。与此相适应,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日益受到高校、院系领导的普遍重视,在科研立项、经费保障、人员支持等方面受到照顾,这有助于形成浓厚的教研氛围。随着用人单位招聘对实践经验者优先的普遍推行,高校为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必须积累实践经验。重视实践教学逐渐成为高校的共识,而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可促使大学生重视和获得实践经验。这为案例对比式教学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2.3.2案例渠道拓宽,搜集编写便利 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发生,对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形成了许多学生感兴趣的案例。如何趋利避害,众说纷纭,正是案例分析和比较的极好话题。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投资理财问题的大量涌现,金融学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体围绕股票债券等金融投资开设专栏节目,利用网络开设投资咨询服务;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拓宽与加强,国内高校吸收国外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研究的最新成果更容易。这些为金融学案例收集和编写提供了素材和经验,有利于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顺利开展。 2.3.3教育经费持续追加,教学形式多样化 随着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的颁布和近些年的执行情况,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呈增长趋势,目前已达到4%,这为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奠定了物质基础。搜集资料、邀请专家学者和实践性教学环节等都需要资金,而各级政府对教学科研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在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将受益匪浅。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实践和研究的深入,在课堂讨论之外,诸如小组讨论、辩论会、情景模拟、学生自行准备案例与教师讨论等教学形式都可被引入,使这一教学法在形式上更加多样,为巩固、提升教学效果创造了条件。 2.4威胁分析(ThreatsAnalysis) 2.4.1保障制度措施缺失 制度的建立是推动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可靠保证。目前有关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工作量核算、案例对比式教学法质量评估和案例对比式的案例资源库建设以及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经费保障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制度举措匮乏,严重挫伤采用这一教学法的教师热情和积极性,加剧他们对克服案例对比式教学法高风险的巨大付出而没有回报的担忧。比如可能因学生不适应而影响教学评价和教学进度,甚至不利于教学薪酬和职称评定。 2.4.2投入不足和师资力量薄弱 与单纯的课堂讨论不同,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需要较好的软硬件环境。比如计算机房成为专业实验室不可或缺的部分,还应配备必要的软件以保障较好地模拟实际金融运行,目前教学设施还难以达到基本要求。这一教学法要求教师既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准,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高超的驾驭课堂能力。同时满足两方面要求的教师通常不愿意留在高校,导致高素质教师流失。部分高校教师资源不足,不能有针对性的对教师进行实践方面培训。师资现状堪忧。 2.4.3实践存在偏差 由于对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与传统教学的关系认识不当和前者的理论实质认识模糊,教学出现如下情形:一些教师引入金融学案例,视案例比较为理论讲解的必要环节,甚至等同举例教学;一些教师过多使用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忽视甚至抛弃传统讲授法,导致学生的金融理论体系不完整。在课堂上使用案例时,或者表现为包办,案例展开全过程容不得学生的质疑,难以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或者放任,听而不评,听而不言,缺乏引导作用。完整的案例对比式教学法过程因而缺失,学生误认为其与案例教学、举例教学大同小异,课堂吸引力不强。 3完善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思考 3.1夯实教学基础,正确对待传统教学 个人思维与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理论知识的掌握这一基本前提,只有掌握基础理论知识才可能达到预期的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效果。一些理论知识难以通过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展开,事实上片面推行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必然造成学生无法掌握金融学的知识结构全貌,也无法严谨专业到位地分析现实问题,从而难以满足招聘单位的人才要求。考虑到目前紧张的金融学课程学时,以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左右将课程最重要和学生必须运用的教学内容通过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完成较适宜。因此,教师在实施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前,应采取有效措施使学生掌握案例必备的金融学理论知识。 3.2强化案例资源库建设和金融学科教师培训 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门的重大项目应向金融学案例编写倾斜,加大相关项目立项和推进的力度;高校间应尽快建立交流合作机制,共同开发建设金融学案例资源库,实现资源共享;以本土金融案例为基础,结合境外案例,拓展案例源泉,通过比较分析提升案例资源库编写质量。建议组建教授牵头、中青年教师搭配的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团队,邀请实践经验丰富、金融理论功底深厚的专家与知名人士参与教师培训,选派有潜力的主动性强教师到案例对比式教学法效果明显的国外高校研修,创造条件让教师开展这一教学法的研究,奖励教师到金融机构挂职锻炼。 3.3促使学生更新观念,改变学生的考核机制 鉴于国内大学生对金融学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不完全适应,高校应多途径宣传这一教学的必要性和作用,促使学生解放单一的被动接受知识的传统思想,善于通过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而掌握知识、提升能力;教师因势利导学生掌握基本的沟通技巧,学会扼要突出重点地论证自己的观点,理性辩论和科学对待不同的意见或质疑,营造案例对比式教学法适宜的文化氛围。为了使学生自由组合的团队活动、学生考试制度和考试内容的确定、学生成绩的评分标准等与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进行紧密联系,教师应强调学生的课前准备,引导学生的课堂讨论与监督学生的课后总结,在学生考核方面强化学生平常表现的跟踪与记录,大幅度提升课堂表现占金融学课程成绩的比重,减少学生教学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 3.4加快强制度建设,激发教师工作热情 高校院级机构领导应设法建立专兼结合的组织机构,统筹案例对比式教学法制度建设以激励教师积极实践这一新型教学法,比如尽快制定案例编写工作量的计算与相应报酬办法,从物质与精神方面鼓励教师投身案例的编写、研究和教学中,在教师评价中加入教师案例对比式教学法设计与实施的评价内容与标准,并在评奖、考核和晋升中适度倾斜;通过制度设计在教学时间安排、场地安排、教学保障和金融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等方面为案例对比式教学法的开展创造条件。 作者:曾剑云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互动式教学理论的初中政治教学论文 1初中政治教学现状以及互动式教学的重要性 目前,随着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教育事业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教师在教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这种课堂教学方式严重缺乏互动氛围,导致教学工作停滞不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课堂教学问题。因此,只有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改革观念,才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坚持以学生为本,促使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地发挥,教师积极指导和帮助学生,师生在课堂上进行积极地互动,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改变以往的“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充当着引导者的角色,促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对于互动式教育法在初中政治教学应用方面的几点建议 2.1营造和谐交融的课堂氛围 课堂是学习学习的主要场所,是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学习知识的有效途径。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逻辑性。因此,教师需要积极营造一种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首先,师生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教师需要改变以往落后的、传统的教学观念,关心学生、尊重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有助于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一种开放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参与到互动教学中。因此,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应该充分地发挥自己学习主体的作用,学生也更加地信任和尊重教师。其次,教师应该学会掌控课堂教学情绪,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方面,如果学生的情绪处于兴奋的状态,学生才愿意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如果学生能够专心听讲、积极回答问题,才能激发教师教学的热情;另一方面,如果教师的情绪比较高涨时进行课堂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才会主动地参与到互动教学中。因此,教师应该学会掌控课堂情绪,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教学状态,合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 2.2深入地分析教材、理解教材,巧设互动点 互动点主要是指在课堂教学中互动的切入点。在设计互动点时,需要根据教材知识以及教学目标的实际需求进行设计。一般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一般情况下,教师在政治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材料进行情景教学设计,促使学生能够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背景材料,从而积极参与到教师的互动教学中,分析和体验背景材料,学生在体验材料的过程中,了解到相关的教学知识,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教学难点处。教学的难点处主要是指一些容易促使学生出现偏差的地方。教学难点直接影响着学生是否能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新知识,也对教学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教师需要将教学的互动点设计在教学的难点处,充分地利用互动主体的方式,促使学生能够主动地进行交流、分析和体验,从而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复杂的知识简单化,有助于学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知识,不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能力,帮助学生突破教学难点。教学重点处。帮助学生全面掌握教材中的重点知识是进行政治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但是,由于有的教学重点比较抽象,学生感觉学起来比较枯燥乏味,但是,学生无法主动地掌握学习重点,但是依靠教师的指导也无法保证学生能够完全掌握教学重点,长此以往,学生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因此,教师需要科学地设计互动点,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 2.3课堂中进行角色转换讨论问题 开展互动式教学,主要是为了加强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一般是采取“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评价”的教学模式。可以适当地转变以往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提问、师生共同回答。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改变学生的被动地位,促使学生主动地学习。另外,教师可以在教学重点处开展讨论,不断拓展学生的思维模式,加强学生对重点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3小结 课堂教学模式多种多样,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有优点也有缺陷。并且政治具有多元化教学模式、开放性思维的显著特征。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模式,有助于突破传统教学的限制,活跃课堂氛围,充分地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作用,从而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作者:李建英 单位: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一机二中 教学理论论文:八年级语文阅读教学理论论文 一、尝试教学的含义 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中,它的主要目标就是达到教学规定的教学目标,主要形式就是解决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所提出的问题。尝试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先由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提出问题,让学生在之前所学知识的基础上,自学课程和相互交流讨论,依靠自己的思考去初步解决问题,教师根据学生的思考结果和练习中的难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尝试教学可以将学生的主体学习和教师的引导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升教师的教学效果。 二、尝试教学的重要性 在新课标的教学改革下,语文教学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除了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课本知识外,还强调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主张学生在阅读时获得自己的主观思考,培养学生阅读的创造性思维。在尝试教学中,其淡化了教师对文章复杂的分析,取而代之的是学生阅读的过程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结果。尝试教学很好地弥补了传统语文教学的不足之处,不是重复课本上的教学步骤而是让学生自主地用自己的方法去思考,让学生在阅读教学中占据主动性的地位。尝试教学很好地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和创新思维,培养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这样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所阅读的文章的思想底蕴。 三、尝试教学在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1.利用尝试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 在尝试教学中,强调的是学生是否能够主动学习,因此教师要改变传统的讲课模式,让师生之间可以互动,形成一种轻松的、和谐的民主教学氛围,把课堂的大部分时间还给学生,教师去引导学生学习。例如在学习《桃花源记》这一课时,教师首先要让学生去了解作者陶渊明的实例,让学生根据课文的标注解释自行去理解文章的大意,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然后阐述自己的见解。教师要充分调动起学生讨论的热情和积极性,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用轻松、疑问的语气去提问学生,让学生带着好奇去思考。在学生思考之后进行教学,既能有针对性地让学生掌握知识,又能加深学生的印象。 2.尝试准备,进行有目标的引导。 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之前,首先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充分的准备,例如在学习《桃花源记》时,教师要对作者生平经历充分地了解、掌握。教师要通读文章,结合文章的重点、难点去确定教学方法,准备好尝试题目。教师也要让学生做好课前预习,要让学生对作者进行简单的了解,能够通读全文,让学生自己去查询一些陌生词语,如“阡陌”、“郡下”等发音,让学生在预习时发现自己的疑难之处,有利于教师在课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 3.提出问题,讨论解决。 在学生已经进行过预习的前提下,教师提出与课程相关的尝试性问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有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印象。尝试教学中的课堂活动都是以尝试题目为中心,让学生进行讨论。例如课文《云南的歌会》,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一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教师在预习时可以让学生尝试着去搜集一些民歌民谣,按照书上作者所描写的方式去整理分类,在进行分组讨论时,教师让学生去模仿,去演唱这些民歌民谣,让学生在表演中加深对作者所描述的文化进行体会。经过了这样的思考和经历,学生会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和思想,同时也能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在讨论中学生可以和其他同学进行交流,可以知道自己哪里有优势,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学生之间的交流比教师传授更容易被接受,也能增进彼此的友谊。 四、结语 尝试教学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不同的挑战,尝试教学强调在学习中学生应该是主动学习,而不是教师去一味地灌输教学内容。学生的自主学习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任何教学模式都有一定的优缺点,因此教师在进行尝试性教学时,要进行充分的准备,要尊重学生的个性,有目标地引导学生学习,让学生在阅读中提升自己的欣赏能力和自学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尝试教学的作用,提升教学水平,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 作者:邓清幼 单位: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洲心街第一初级中学 教学理论论文:文化变异教学理论论文 1以承认学生主体性为前提的教学理念 通过变异维度创设学习空间,使预想的学习内容顺利转化为实践的学习内容和经验的学习内容。”这种承认并尊重学生在教学实践中优秀地位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把学生看做有独立思考和沟通能力的课堂主体,在强化知识内在关联性意识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经验方式和前知识对于目标新知识学习的潜在影响,最终引导学生建构更加客观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当前西方文化教学中往往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并没有经过对事物差异性的辨析,排除非本质因素影响,真正掌握本质特征,而是通过简单的重复强化来建立概念。”变异理论明确指出知识的建构要以学习者的经验心理结构和已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学习的关联性,主动性和社会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是向学生介绍概念的定义,而没有呈现这个概念的正反例,学生往往只学会了死记硬背,而无法真正掌握概念的关键属性。”因此,教师能够有效列举正反例是建立在对学生已有知识结构的深入考察和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的。 2以学生前知识为出发点的教学安排 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优秀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3结语 语言与文化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掌握并合理运用英语语言的前提和基础是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占其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文化系统的学习和全面的理解。基于课堂研究的变异教学理论以改进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基督教文化的教学应当汲取这一科学理论的先进思想和理念,在教学实践中以学生已具备的前知识为出发点,积极探索变异教学理论“分离-变异-对比”的操作模式在基督教文化教学实践中有效的操作步骤,发挥变异理论在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提高学生思辨能力等方面的特殊功效。 作者:王慧 刘爱琴 单位:泰山医学院外国语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CBI医学英语教学理论论文 1CBI教学理念及理论基础 CBI教学,即内容依托教学法,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用目的语言授于某一领域的学科知识,从而确保学生既可以习得目的语言,又可以掌握学科知识的教学。CBI教学通过运用目标语教授学科内容,旨在把语言学习与学科学习相结合,通过对学科的学习来获取语言能力。CBI抛弃了将英语教学与专业学习分离开来的传统教学方法,有利于学习者在使用英语语言的过程中学习专业知识,促进学习者语言技能和学科知识的同步发展。Krashen认为语言的习得需依靠“足量的、可理解的、趣味性的”输入。CBI教学让学生更注重语言意义而非语言形式,围绕专业内容进行有意义输入,逐步掌握目标语言。此外,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应将新知识与原有的知识经验联系起来,主动构建新的知识结构。CBI教学为学生创设了真实的语言环境和交际活动,促进学生语言水平和专业知识的综合发展。CBI教学理念有4个主要特征:1)语言教学需围绕学科专业知识展开;2)语言教学中需使用真实的目标语言材料,即本族人所用的材料;3)强调新信息的学习,学生应具备使用目标语言获取、评估和解读新信息的能力;4)语言教学需符合不同学生群体的需求,注意学生在认知能力、语言水平和情感需求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性。 2CBI教学理念下的主要教学模式 语言和专业教学背景、目标和性质等因素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CBI教学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主要的CBI教学模式包括以下3种。2.1主题模式(theme-basedapproach)根据学生的需求、兴趣设计主题和话题,选择相关的专业教学材料,并通过各项语言技能的训练,加强学生在获取新信息的过程中对目标语的实际应用。主题模式主要由语言教师进行授课,适合应用于语言学习的基础阶段。2.2课程模式(sheltered-contentcourse)根据学生的语言和专业水平,选择难度适宜的目标语专业教学材料。目标语成为获取专业知识的工具。该模式的教学任务主要由专业教师承担,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学科、语言知识储备,适用于各类高等院校学生和有科研、学术需要的人群。2.3辅助模式(adjunctcourse)在辅助模式中,同时开设专业课和语言课,语言课为专业课服务,学生借助语言知识掌握专业内容。授课任务由专业教师和语言教师共同完成,分别进行专业教学和语言教学,适用于各类高等院校学生。 3CBI教学理念在医学英语教学中的启示及应用 英语教学总的来说可以分为2大类:EGP(Englishforgeneralpurpose)和ESP(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医学英语属于ESP教学。目前我国许多医学院校的英语教学仍然以教师为中心、以语言知识为中心,忽略了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过于单一,无法将语言学习和专业学习有效地结合起来。CBI教学模式将枯燥的语言学习变为符合学生职业需求、个人兴趣的趣味学习,在专业学习的同时,提高语言应用的综合能力。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可以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同时促进了教师的全面发展。 3.1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医学英语教学需分2个步骤进行:即医学英语基础课程和医学英语专业课程。第一阶段的医学英语教学主要是词汇学习和专业阅读能力的培养。通过基础课程的学习,消除专业词汇对医学英语学习的障碍,培养学生基本的专业英语交际能力和科研能力。根据本阶段学生已有的语言水平和专业教学要求,可以选择CBI教学的主题模式。教师围绕符合学生兴趣和需求的主题、话题进行语言技能的综合训练,使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同时带给学生满足感和成就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学高年级学生大都具有了较为扎实的语言基本功,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因此,第二阶段的医学英语教学应以专业课程为主。主要是采用适合学生水平、需求的原版教材,用英语或双语讲解专业课程。本阶段可以选择CBI的课程模式或辅助模式。学生在已有的英语、专业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借助语言掌握专业知识,增强专业英语的应用能力。 3.2教材选择 CBI模式和医学英语教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即为语言和内容,而教材是教学内容和目标语言的重要体现,因此,医学专业英语教材对CBI能否成功实施至关重要。其中,语言材料的真实性是CBI教学的特征之一。至今,已有大量原版教材引入,许多优秀新版教材也在陆续出版,这为医学英语教学提供了广泛的教材来源。但是,教材的使用需根据学生的英语程度及其理解力和接受力进行合理取舍。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讲,国外原版教材难度较高,容易使学生产生焦虑感和挫败感;而对于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过于简单的教材则容易使其产生厌烦感,缺乏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只有当语言材料的难度略高于学生水平时,语言习得效果最好。因此,教材的选择要注意学生语言水平与内容难度之间的平衡,以取得教学的最佳效果。在采用原版教材的过程中,对于学生难以理解和运用的部分,可以弃之不用;同时,可针对我国国情,选取相应的章节。各个医学院校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发利用自己的教材。这种做法将课文作为信息的实体而不是语言学习的实体,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个性化学习和专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学生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扎实掌握专业知识。另外,在教材选择中还应注意语言的准确性,以创造真实的语言环境;注重语言的趣味性和文化性,加强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启发学生对医学道德、情感和伦理的思考。 3.3师资培养 师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CBI教学理念在医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医学英语教师主要包括2类:英语专业并具备医学知识的教师,以及医学专业且英语水平较高的教师。然而我国目前非常缺乏既具备精通的英语水平又有扎实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严重影响了CBI教学的进行。针对师资匮乏的情况,各医学院校应积极应对,拓宽医学英语教师来源渠道,应对困难。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采取合作式教学(coop-erativeteaching),由英语教师和专业教师紧密配合,共同完成课程的设置和教学资料的开发,全面提升业务素质,使双方的语言能力和医学知识都有所提高。其中,教师可以通过集体备课交流各自的经验、做法、提出个人遇到的问题,研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利于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思路的拓展。另一方面,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培训方式,聘请专家学者、外籍教师进行专业和语言的培训,或者聘请医学翻译从业者及其他有医学英语背景的人员兼职教学;同时,可为医学英语教师创造出国进修和培训机会。此外,医学英语教师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发挥自主精神,积极利用各种途径,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 3.4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 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法容易造成学生应试能力强,但是实际应用能力差。CBI教学理念强调目标语言的实际应用,让学生沉浸在医学场景当中,培养目标语的应用能力。因此,教师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进行语言输出能力的训练,如:设计真实的模拟情景,强化学生在各种医学交际场合中语言有效输出的能力;围绕话题设定场景,赋予学生特定角色,锻炼学生的交际能力和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设定主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等等。此外,CBI教学还应提倡合作性学习。利用小组讨论、辩论、集体学习、同学之间相互纠正等学习方法,安排学生一起学习、交流观点,共同完成任务。CBI教学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科知识为优秀,更注重学习过程。这就要求医学英语教学采用多样化的评价体系,变单一的知识评价为多元的综合能力评价,全面考核学生在医学专业领域的交际能力、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考试体系应该结合笔试和口试,综合考察学生语言的实际应用和交流,以及获取专业信息的能力。同时,将终结性评价转化为过程性评价,注重对学生平时学习过程的反馈。还可以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同学之间的相互评价。 4结语 总之,CBI教学理念将语言习得融入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当中,消除了许多医学院校将英语教学和医学专业教学割裂开来的问题,有助于学生英语水平和医学知识的同步提高。CBI教学以学生为中心,贴近学生的需要和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以更好地应用目标语进行交际,为以后的工作和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各医学院校可以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整合教学资源、培养优质师资、强化教材的开发和更新、建立健全评价体系、加强有关部门的支持等措施,广泛推行CBI教学理念,培养更多满足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医学人才。 作者:于诚 金文 朱荔芳 单位:济宁医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教学理论论文:内容依托式教学理论论文 一、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语阅读》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至今,英语专业阅读课程的教学仍然存在很多的困惑和问题。比如教材和阅读材料的选择问题,基本阅读技巧的讲授问题等。魏双飞在“普通高校英语专业阅读教学该何去何从”一文中就这一观点曾做过如下阐述:“目前教师在教学中是知识的单一传输者……没有提供足够的空间供学生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对阅读特点的整体把握,对课文内容的讲解过于仔细。”经过调查发现,的确有不少泛读课的老师把阅读课当成了“小精读”来教,过分重视讲解语言点等细节。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学生难以主动参与到阅读过程中,不利于自主阅读习惯的养成,从而使得教学效果与该课程的教学目的相脱离。正是由于上述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语阅读》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英语阅读》课亟需改革,亟待改进。 二、内容依托式教学的基本理论 内容依托式教学(Content-basedInstruction,简称CBI)不同于以往围绕教学大纲从而展开的教学模式,而是围绕着学生即将学习的内容或信息组织教学(Richards Rogers,2001:204)。由于用此种形式组织的课堂教学对于内容给予了充分关注,它容易激发学生通过目的语言思考、学习新知识,作为主导者的学生从而很自然的将听、说、读、写这四种语言技能更好地融合起来。该方法不仅可使学生掌握多种语言技能,而且可帮助学生掌握未来所需的各项技能和知识(常俊跃,刘晓蕖,邓耀臣,2009:41)。内容依托式教学最早起源于第二语言教学,其倡导者认为学习者在学习地理、历史、文化、文学等学科知识的同时,可进一步提升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综合能力。Stryker和Leaver认为,内容依托教学法要贯彻三个重要的原则:(1)应以学科知识为优秀;(2)选用真实可靠的语言材料;(3)满足特殊学生群体的需求。而Crandall和Tucker等学者认为,内容依托式教学是一个既包括课程设计、教学项目、也包括语言教学的手段和方法等众多内容的概念。总结下来,内容依托式教学有三个较为明显的特点。第一,在内容依托式教学中,内容主宰教学,内容在CBI课堂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内容依托式教学坚持用于语言教学的材料必须真实、系统,相互联系,因为语言是通过内容来习得的。第三,内容依托式教学的教学目的具有多重性。因此,内容依托式教学的支持者认为,现在许多语言习得类的教科书中,语言材料大多相互鼓励,缺乏关联和系统性。 三、内容依托式教学的利与弊 内容依托式教学具有自身的优势和长处。首先,由于内容在该教学模式中的重要性,使得语言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兴趣,选取适当的教学内容。这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阅读,主动学习,同时听、说、读、写可以同时得到训练和提高。其次,学生在通过内容学习的过程中,不但提高了语言能力,同时也开阔了学科知识,从而可以拓宽视野。再次,内容依托式教学过程中,真实、系统的内容材料可以为语言学习者提供最直接的语境,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体会和学习目的语言。但内容依托式教学并非完美,笔者认为它也有一定的弊端。第一,内容依托式教学模式只是提出了在语言教学过程中,选取的语言材料必须是真实的、系统的。但是,它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易于操作的选取语言材料的标准。第二,内容依托式教学强调内容,那么一旦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缺乏兴趣或兴趣减弱,就必然会影响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第三,某些课程的缺失。由于内容依托式教学主要围绕某些选定的“内容”,即所选取的语言材料进行,某些在第二语言学习体系中处于传统基础地位的课程则有可能被取代,比如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对英语专业课程所进行的内容依托式教学改革中,英语专业的传统阅读课程和语法课程被取消(常俊跃,刘晓蕖,邓耀臣,2009:42)。笔者认为,英语阅读的基本技巧和语法的系统性知识有必要通过开设专门课程,以帮助学生更全面、更系统地掌握相关知识。虽然在内容依托式教学过程中,阅读技巧和语法知识也能够被学习者习得,但在某种程度上会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因此可能不利于语言学习者有效地掌握相关知识。 四、内容依托式教学理论在《英语阅读》课中的应用 基于以上的总结和分析,我们不能否认内容依托式教学的优势与长处,而我国高校英语专业阅读课的现状也告诉我们:《英语阅读》课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教学改革。那么,可不可以在不取消《英语阅读》课的基础上,合理、适当利用内容依托式教学理论,在该课程内部进行改革和借鉴。在英语专业学生第一学期的学习中,开设以阅读技巧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英语阅读课。通过多媒体手段向学生呈现基本阅读方法的相关知识,如:whatisskimming?Whyskim?Howtoskim?等,并利用多媒体课件的特点,清楚地呈现阅读方向。每一个基本阅读技巧的理论过后,通过“手把手”的示范性阅读,直观地向学生传达该阅读技巧的使用方法。在这一学期中,应借鉴内容依托式教学理论中“内容”的重要性,每一次阅读技巧基本知识讲解过后,都应该附上内容生动有趣,篇章长短适宜的语言材料来引导学生做阅读实践,为其日后能熟练应用各种阅读技巧打开一扇大门。第二学期可以设置充分且适量的基本阅读技巧实践。在这一阶段,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和帮助。通过有效的引导和监督学生做适量、有效的阅读实践,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好基本的阅读技巧。这一阶段学生所练习的阅读材料必须是严格挑选出来的、适合练习各类阅读技巧的文章材料,使他们能够循序渐进地练习,以达到扎实掌握、熟练应用的教学目的。除此以外,阅读材料应保证多样化和趣味性,尽可能保证学生的阅读兴趣。第三学期和第四学期则可以参照内容依托式教学理论,将《英语阅读》课设计成为以特定“内容”为依托的阅读实践。这里的“内容”应真实、连贯、并自成体系,可借鉴大连外国语学院在对英语专业学生进行的内容依托式教学改革中所开设的“美国历史文化”、“美国社会文化”、“英国历史文化”、“英国社会文化”等。除此以外,可以选取经典阅读类的文学作品,这里应注意区别于英美文学选读类的课程中文学作品的宽泛和零散,可以集中、连续地指导学生读完某一本或两本名著(包括课堂训练和课后阅读)。这样,学生就可以依托原汁原味的语言材料,在掌握扎实的阅读理论的基础上,提高综合阅读能力。 五、结语 内容依托式教学确实具有自身的特点和长处,通过大连外国语学院所进行的内容依托式教学改革试验,我们可以发现,它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显出了一定的优势。但仅仅以内容为依托展开教学,将基础类的系统知识体系打碎打乱糅合到“内容”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并不一定可取。某些传统的基础课程仍然需要学习者进行系统、有序的学习,才有可能形成清晰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内容依托式教学的基本理论应用到高校英语专业阅读课程体系之内,突出“内容”的重要性———通过阅读材料的精心选取,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综合阅读能力,从而使学生养成自主阅读的好习惯,成为爱读书、会读书的人。 作者:董杰华 单位:黄河科技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交际法语言教学理论论文 一、交际语言教学法的教学目的 根据海默斯等人所提出的理论而随之产生的交际语言教学法是一种以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手段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方法。根据交际能力的要求,交际语言教学法将语言当成是一种交际用的工具,学生学会一种语言不仅需要掌握词汇形式和语法规则,还需要学会如何在实际环境中进行具体应用,还要知道在什么场合下这样的运用方式才是合理的,最终达到能够利用语言作为工具来顺畅地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和表达感情的目的。 二、交际语言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交际法认为语言是交际中使用的起着传递和负荷信息的工具,而语言能力则是“语言知识”和“交际能力”的合二为一,即一方面教师要教授给学生词汇,语法等的使用规则,一方面要重视引导学生进行语言使用的实践活动。传统的翻译教学法等方法只注重语法规则和词汇的使用,结果导致学生能够做到语法熟烂于心,考试无往不利但是到了实际应用中却处处碰壁,无法适应社会所提出的交际需求。 首先,语言交际不是静止的、抽象的,而是相对动态的、具体的实践活动。这首先需要从实际环境出发,让学生能够自然的融入进去从而自由的使用语言来进行交际。这就需要在教材的编排上下工夫,需要选取日常生活中为学生所熟知的片段来构建场景,如校园生活,上课学习,休闲娱乐,出游购物等,从而调动学生的交际积极性。在日常的场景中学生很容易放松下来,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交际的欲望,想要知道“如果有这个意思需要如何用外语来进行表达”,自发的产生想要用语言来与人进行沟通的愿望,进而获得真实有效的交际能力。这种学习模式被英国语言学家W.Littlewood称为自然学习模式(NaturLearningModel)。因此课堂教学的目标将集中在获得交际能力上,而不仅仅限于习得语法和词汇相关知识。教材内容也将从以语法内容为中心来安排课时转变为以交际内容为中心来划分。 其次,教师角色的转变也体现了交际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不同之处。教师由教学指挥者的角色转变为引导者和辅助者,负责激发学生的交际愿望,在实践活动中引领学生自主进行寻找发现语言运动规律的活动。学生是舞台上的演员,负责进行语言运动活动,而教师则扮演着导演的角色,通过给学生设定好不同的任务场景,在学生在实际解决任务过程中,独立完成交际过程。以德语中情态动词的使用为例,德语中共有6个不同的情态动词,用法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表达方式和所附带的感情色彩不尽相同。教师在课程开始时不讲授任何与情态动词的有关知识,而是让学生通过听和阅读一篇具体文章,通过上下文来理解这个交际场景出现的情态动词的用法。 文章内容是精心设置的,其中多处都应用了情态动词来进行表达,之后学生需要完成教师设置好了循序渐进的问题和任务,开始可以是“母亲过生日需要选购礼物”,接下来是“询问他人意见购买何种礼物比较恰当”,最后进阶到“与朋友一起在商场里进行购买活动”。通过解决这几个学生平日熟悉的任务,不知不觉中就掌握了情态动词的具体使用规则,不同场景下不同情态动词的恰当选用,同时还能够理解这些动词所附带的不同的感情色彩。这些细心地为学生准备的新鲜有趣同时又切合教学目标的学习任务,既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增加他们对自身语言应用能力的自信。 三、总结 交际法对传统的教学观点并非采用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在前人方法上的继承、发扬和进一步发展壮大。运动交际法教学并不意味着取消语法教学,交际法首先肯定了语法和词汇教学的必要性,作为掌握学习语言必要的基础和必经的过程。但在之后的交际应用过程中需要把语法知识形象化、交际化地呈现,才能做到将交际法教学与单纯的语法学习融为一体,使交际教学法能够在课堂上得到更好的呈现。 作者:周文姝 王松 单位: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思政课教学理论论文 一、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主体内涵及学理依据 (一)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主体内涵 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是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具体实施的运行方式。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是在吸取研究性教育教学优秀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具体操作步骤的结构性整体,是一种既体现思政课教学规律又体现研究性教育教学规律的实践教学范式。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内在结构由“菜单引领•学生主体教师主导”三位一体构成。其主体内涵是:“菜单引领”,即以问题为源头,围绕问题引导大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学生主体”,即以学生在实践中自主建构知识体系、提升道德素质为本体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教师为主导”,即以教师为后台推手和规范的制度管理保障实践教学活动的运行。三者内在逻辑联系严密、运行分工明晰、功能互补性强,共同作用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全过程。 (二)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学理依据 任何教学模式都必然意蕴着一定的教学理念和精神,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也不例外。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蕴育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的优秀要义。从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内涵看,该模式被植入了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两者具有相同的理论价值契合点。 第一,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主张的教学过程应是引导学生源于问题、围绕问题、探究问题过程的思想。西方启发教育理论的创始人古希腊教育学家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又称“产婆术”,是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他认为教学不应该把现成的结论直接告诉学生,而是在与学生诘问、交流和争辩中向学生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去怀疑自己的原有观念,一步步激发学生去寻找解决问题答案的过程。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了“发现学习”。他认为教学“不是教他这样那样的学问,而要他自己去发现学问”①。卢梭在这里提到的“发现”,包含了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无论是苏格拉底的“问答法”,还是卢梭的“发现学习”,都提倡教学应该是师生共同探讨问题的过程。“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赋予学生实践的过程就是探究实际问题的过程,它主张实践活动源于问题,以问题(即菜单)引导学生深入火热的社会生活,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题、验证理论,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观念。 第二,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倡导的自由选择的精神。卢梭倡导并建立的“自然教育法”,主张教育要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过多的干预。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在所有一切财富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权威而是自由”②。因此,教育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即尊重人的自由权利,能够依据努力而实现自己的意志。“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秉持卢梭“自然教育法”的精髓,主张尊重学生的个性和选择,唤醒学生与生俱来的欲望和好奇心,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专长、爱好像在菜单上点菜一样自由选择实践活动的主题、自主决定实践活动的方式、自主策划实践活动的过程、自主选择实践结果的表达方式,并自主评价实践效果,给予学生极大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主决定的权利,赋予学生极大的学习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倡导的教学过程是学生自主建构意义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学习的本质和过程不是被动地形成刺激—反应的联结,而是一个主动形成认知结构的过程。他指出:“教某人学习这些学科,主要的并不是要他记住那些成果……而是要使一个学生有条理地思考,使他考虑问题时像一位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认识是一个过程,绝不是一个结论”③。在布鲁纳看来,认识过程既是探究过程又是自主意义建构过程,他还突出强调了意义建构过程的主体性。在“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中,学生将探究问题和自主意义建构合二为一,在探究活动中自主完成理论认知的意义建构。 第四,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意蕴着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倡导的教育应该在敞开的空间进行的思想。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的鼻祖苏格拉底在“问答法”教学中不预设任何前提,对话结果也常常是没有确切的定论,对话的过程是让学生敞开心扉自由思考、自由表达,在自己的怀疑、思考、否认中不断向结论推进。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在这一点上与研究性教育教学理论不谋而合,它鼓励学生到社会广阔的天地体验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价值和魅力。实践前不设任何前提假设、实践中不设框架完全随学生活动情况推进、实践后总结评价不设标准和结论。 二、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内在工作机制的建构 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包含三个系统——菜单库设计、学生自主实践、教师辅助指导,其模式的主体框架设计如下: (一)建立菜单库——突出“问题探究”的工作体系 菜单,即项目、主题、问题、任务的统称。菜单库,即是实践教学的内容体系,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高校五门思政课课程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是与理论教学内容相对应、相融通、反映思政课五门课程教学规律及逻辑关系的,可供学生备选的实践活动项目库。菜单库的建立指教师将思政课五门课程的基本理论观点转化为学生可以操作的实践活动要点的过程,它实现由理论教学体系向实践教学体系的有效对接,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菜单设计工作体系中,教师要将“问题探究”置于优秀地位,要强化问题意识,对问题要有设计,要使问题成为实践活动的载体,这是在“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中实施研究性教育教学理念的关键。为此,需要将菜单设计成类似科研课题那样的项目申请书,赋予“菜单”和科研课题项目申请书同等的功能,为学生实践活动保驾护航。菜单设计应包含以下六个要素: 一是实践活动要探究问题的理论依据,它是与思政课教材相对应的理论要点。具体操作是先将教材内容梳理整合,形成理论专题或模块,然后对应每个模块或专题设计出若干个菜单,由此形成的菜单紧扣教材内容,不偏离教材内容,点面结合又不疏漏,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思政课的基本要求。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实践教学菜单库设计为例,我们先将教材的理论知识点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部分内容进行分解,分为思想活灵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六大模块,依据每个模块的基础理论相应设计出若干个实践项目。 二是实践活动要探究问题的现实依据。菜单设计应该紧密结合现实的热点难点问题。只有让学生在现实灼热问题中探究和感悟,才能促进他们思考和提升,任何离开社会现实的菜单实践教学项目,是不会激起学生兴趣的。如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中国未来四年发展的基本走势,我们针对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形势,以“菜单式”实践教学的方式设计并申报了广西大学生社会实践专项课题——“美丽南宁行——南宁市生态文明建设状况调查”,让大学生在调查南宁市持续5年“一江四湖”治理中,感受南宁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生态之美,从而体会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价值和魅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为建设“美丽中国”努力学习、不断实践的热情。又如针对雾霾天气持续扩大,人们谈霾色变的现实,我们设计了调查南宁市近一个月来的空气质量指数PM2.5及其走势,剖析指数变化的成因,提出防霾治霾的对策。同学们在“雾霾”这个现实问题的引导下完整经历了“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达到了实践教学的目的。 三是实践活动探究的现实情景环境。党的创新理论必然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因此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必须回归现实世界。在具体操作上,要从现实社会中找寻与理论知识点形成和发展的真实环境,不能再现的真实环境的可以创设虚拟环境。在菜单设计中要坚守的原则是,教师只给问题情境不给问题,问题应该由学生在实践中自我找寻。 四是实践探究活动大致思路和实施步骤。在菜单中粗略地描述实践活动的线路图,告知学生科学规范的调研活动应具备的要素,给学生实践活动提供一个大致过程参考。 五是实践探究活动的预期成果,即调研报告和PPT。确定活动预期成果是为了让学生明白在实践活动中应该注意收集哪些材料。六是完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和保证。列出完成此实践活动应必备的条件,如文献资料、需要的人力、物力、时间、场地等。上述六点中,前三点的设计反映了实践教学在思政课教学内容层面思想性、政治性的特点,后三点设计反映了实践教学在技术层面操作的特点。菜单的设计及菜单库的建立是实施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主要环节,是提高实践教学效果的主要举措。必须坚持以问题探究为优秀完善菜单库建立的工作体系。 (二)学生自主实践——突出“自主探究”的工作体系 在菜单实践教学模式中,自主实践是基于菜单引导基础上的大学生自主构建的过程,是大学生将自己在理论课堂习得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自主地付诸实践,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对未知的求知,对已知的求证,对虚知的求实”,通过实践活动的历练重新建构自己的思想道德的认知体系。这个过程与理论教学不同的是,学生的知识结构不是教师从外部“灌输”,而是学生将从教师那里获得间接经验(书本知识)与自身实践中获得的直接经验有机整合而生成新的知识体系,达到“知行合一”,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这是由粗浅的理性认识转化为感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完成这样一个实践教学过程,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价值和主观能动性,因此这一环节工作设计的重点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努力求证。学生作为实践的主体,其主体作用贯穿在实践前准备工作、实践过程的体验工作、实践后的总结、反思工作上,具体工作内容如下:实践前的准备工作,学生要完成诸如选题、组队、策划、分工合作、制定方案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一是选题。学生像在菜单上点菜一样,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关注点从菜单库中选取一个主题,或者自选菜单库以外的主题来开展实践活动。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特色就体现在吸取了菜单选择的精华的这个意义上。二是组队。学生根据同学的友情和亲疏度确定实践的合作伙伴,由此组建志趣相投的实践活动小团队,有利于团队合作共同完成实践教学任务。三是策划。根据选题找出实践活动的切入点,分解选题的几个分要点,大致确定实践的几个步骤。四是分工合作。团队小组成员根据选题、个人的特长安排每个成员在实践中所要承担的工作,要求各成员各司其职,团结一致搞好实践教学活动。五是制定方案。团队成员查找各种文献资料、咨询任课教师,确定实践的时间地点,在充分认识实践教学目的和充分理解选题意义的基础上,制定和撰写实践活动方案。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的仗,上述实践前准备工作做得越扎实,实践教学的成功率越高。实践中的体验工作,即学生通过社会调查、专题研究、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形式进行自我体验、感悟和自主建构意义。在这一实践关键阶段中,学生的思维活动包含两个方向的过程:一是自我体验和感悟活动,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学生将课堂所学理论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理论的真理性、体验所学理论的魅力、感悟所学理论的真谛,使理论教学效果得以延伸、拓展和深化。二是自主建构意义活动,这是思想的历练和升华过程。学生将实践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收集起来,通过知、情、意的心理机制的作用,在思维中与原有认知结构中合理的成分进行消化、加工和整合,重新建构出新的思想道德认知体系。 实践后的总结和反馈工作,即总结、评估和反思,反馈、交流和展示。一是总结、评估和反思。学生将实践活动中收集的文字、图片、数据、采访录音、录像文献等资料加以整理、归纳、总结出结论,撰写调研报告和自制PPT作品。学生的调研报告和自制的实践作品凝结着学生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反思、评估,反映了学生的收获和成长。二是反馈、交流和展示。实施“小组——班级——年级”三级展示交流制度。首先在班级里展示各小组的实践作品,评选出最优作品参与年级作品评选活动。其次将各班评出的最优实践作品汇集评比出年级优秀实践作品。这种由学生自主交流展示作品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学生互相学习、自我教育的制度,它弥补了实践活动中由于每个小组只能选择一个主题开展实践,其他主题无从学习和体会的缺陷,使学生在同一时间内间接学习了其他小组实践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由学生自制实践作品荟萃而成的精品库成了学生自我教育的极好教材。在学生自主实践这一环节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念,把学生置于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和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实践教学的主动参与者,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教师主导实践——突出“支撑探究”的工作体系 教师主导实践的工作体系主要通过建立指导教师规范化操作系统和支撑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管理系统来实现,教师的指导是实践教学的技术支持,学校的管理制度是实践教学的保障支撑。 1.建立思政课教师指导实践教学的规范化操作系统。传统教学中,教育者以势相示,受教育者被动相迎,教育者是中心、权威。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重塑教师的角色,重置教师的地位。教师由前台一线的操控者隐退为后台推手,并通过建构一系列保障制度来推动实践教学的规范化。具体工作内容: 第一,要求思政课教师把教学内容巧妙地隐含在每一个问题中,以菜单引导和激发学生在实践中探究问题、求证问题、解决问题。在设计菜单中通过软硬两方面手段激发学生的欲望和主动性。软性激励手段,一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点、关注点,贴近学生实际来设计问题情境,让学生对所要选择的问题情境有好奇心,能提出问题和自主反思,具备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二是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来自制实践作品。硬性约束手段:要求学生通过独立的或协作的实践活动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并将实践成果制作的实践作品作为考核学生实践成绩的依据。 第二,思政课教师在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扮演着“顾问”、“辅导员”、“观察员”的角色。在实践前学生确定主题制定实践方案阶段,思政课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建议、答疑解惑,审核计划,把控方向。在实践过程中,教师扮演着实践计划执行的“咨询员”、行动操作的“辅导员”、矛盾冲突的“协调者”、探索创新的“鼓励者”、安全实践“监督者”的角色。 第三,思政课教师掌握着实践活动效果的评价方向。教师既关注学生实践结果的考评,即实践作品,也注重对学生实践过程的考评,尤其是学生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如克服困难、勇于探究问题的意志力和勇气的考评。 2.建立“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实施的保障机制。“菜单式”实践教学的管理模式是“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专业课实习实训,二者同步实施,统一管理”,该实践教学管理模式的工作内容有: 第一,建立规范化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管理模式把社会实践教学纳入思政课教学计划当中,制定完整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体系,包括规定具体的实践教学课时(严格执行教育部规定的思政课实践教学16个课时的规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案和实施细则。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统一安排在每年学生专业实习实训期进行,思政课实践教学与专业课实习实训结合起来,在专业实习实训的同时开展思政课的实践教学,这就明确规定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时间空间,确保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全员参与,以及规范化的有序进行。 第二,建立学校各级管理部门协调化的实践教学管理体制。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教务处、学工处、各系部、团委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管理的,社科部联合系部组织实施的,任课教师具体指导,学生在实习实训中自我体验、自我教育的实践教学的运行机制。 第三,建立稳定的内涵丰富的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思政课实践教学与专业课实习实训相结合,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就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地,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稳定的实践基地,既避免了重复建设,又实现了思政课实践教学载体的阵地化。 第四,建立提高思政课教师实践教学指导能力的机制。从思政课实践教学能力构成要素“思政课课程资源开发能力,实践教学的实施能力,产学研结合的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能力等”④来看,思政课教师教学实践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菜单式实践教学管理模式的实施为思政课教师提高实践教学能力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一年一度的综合实习月思政课教师在深入农村、企业、社区指导学生实践的同时也是自身深入基层调研、考查、锻炼的良好时机。 作者:甘毛文 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社科部 教学理论论文:英语写作教学理论论文 一、识解理论 “识解”最初被叫做“意象”。“意象”是源于认知心理学的术语,其意指人们在于客观世界互动之时形成的可以长时间存储与大脑中的抽象表征。“意象”被引入认知语言学之中,被认为是获得语言意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即概念内容与心理意象。虽然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与认知心理学里的“意象”具有渊源,但也不尽相同。为了将此两术语区别开来,Langacker(2002)将“意象”改为“识解”,并将其定义为“我们拥有用众多不同方式来识解同一情景的能力”。Langacker(1987,1991,1999)将其分为五个方面进行探讨:辖域、背景、突显、视角以及详略度;Talmy(2000)从四个方面来叙述了识解:构形系统、视角系统、注意力系统以及力动态系统;Croft Cruse(2004)认为Langacker与Talmy对识解的认识不全面,因为Fillmore的框架以及Lakoff Johnson的隐喻没有包含其中。故提出其识解观:注意/突显(选择、辖域、程度调节、动态注意)、判断/对比(范畴化、隐喻、图形、背景)、视角/场景化(观点、指示语、主观性、客观性)、组合/完型(包括大部分的其它意向图示)以及结构图示化(力动态、相关性)。 二、体验识解观及其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1.体验识解观 识解,作为人们的一种认知方式,是语言表达式意义的重要来源。Langacker(1987)将语言的意义看作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其贡献是巨大的。概念化是一动态过程,表明意义是人构建的。但王寅(2009)认为Langacker过于强调人本性与主观性,客观层面考虑不够,应该将体验二字加于概念化之前,及体验性概念化。同时,认为识解是观念化的最主要部分,因此其提出体验识解观(EmbodiedConstrualTheory),旨在分析对《枫桥夜泊》40个译本不同的原因。体验识解观分为两个部分:体验与识解,这里的识解采用的是Langacker对识解五方面的描述。此术语充分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的优秀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并明确表现出语言意义来自人与现实的互动体验及其认知加工这一优秀观点。 2.体验识解观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英语写作是人与现实互动体验及其认知加工后意义表达的产物,而体验识解观正是人们得以认识世界以及获取意义的方式,故将体验识解观用以促进英语写作教学,实为从认知层面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这是我国众多教师所忽略的,因而这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从现实、认知与语言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可得到两点启示英语写作教学中:(1)要将体验用于英语写作教学中,以便学生更好地认知;(2)将识解的五方面内容用于英语写作中,是英语写作真正实现对认知方式的外在化。体验识解观在英语写作教学的应用如下所述。 (1)体验互动:话题熟悉与分析。英语写作实际就是语言表达,就是认知方式的凝化。而认知内容从何而来?无疑来自人与现实的互动体验。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设计一些方式与活动让学生互动体验。体验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有直观的视频、音频及图片呈现,可以有相关话题的文字阅读,也可以有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以此帮助学生获取更多的信息并拓宽知识面、增长百科知识,以达到帮助学生有效分析话题、获得全面与准确信息的目的。 (2)辖域激活:信息获取与罗列。辖域激活实则为话题相关的百科知识激活。激活百科知识或背景知识,能为学生提供更多与话题相关的信息。信息分为关键信息与次要信息、原型信息(众人普遍接受的信息)与非原型信息(非众人普遍接受的信息)等等,用头脑风暴写下与主题相关的观点,基于自己的视角与立场,选择相应的中心论点。选取论点时可以是众人接受的观点,也可以是非主流的看法,基于自己需要,任其选择。罗列中心论点之后,写下其各方面的主要特征,不是所有的特征都符合自己立场,这就需要用突显原则将符合自己或能最好体现自己立场的特征保留,将不符合自己的观点省去,将其隐显。 (3)语言表达:认知内容的凝化。英语写作,其实就是用英语书写人们识解的客观现实。换句话说,英语写作就是将认知方式凝化。在英语具体表达时,怎样将认知内容表达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生在英语写作中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词汇及句型结构选择与表达的单一。学生词汇上的问题首先体现在词汇贫乏、单一,缺少变化,并且概括词(generalwords)使用更多,缺少一些精确的具体词。例如,在表示打击碰撞之时,学生多会选择hit。虽然hit有打、打击、碰撞之义,但它不能够表示所有方式的打。突显打的不同方式,含打之义的动词也会有不同选择。当突显用皮鞭打时,whip是合适的选择;当突显用物体敲击、攻击及撞之时,最好选用strike;而表两物相撞或碰撞的动词非collide不能传达其妙;smack突显打的方式为用手掌掴;beat表示连续击打。由此可见,突显打的不同方式,动词的选择绝非仅为hit一个。 学生在词汇上体现的问题还有动词使用过多,不能将其灵活地转化为与其具有同样意义的名词或介词结构等静态表达。王寅(2007)在其《认知语言学》一书中叙述了ICM与辖域、认知域、图示、框架、脚本等术语的关系,它们之间可以用约等于连接,所以辖域可以用框架来表示。框架在词性转换上能起到极大的作用,用一雇佣框架能够很好的说明:在雇佣框架中,必定有参与者(雇佣者与受雇者),也存在雇佣这一动作以及这整个事件。参与者及这一事件是Taylor(2002)所说的事体(thing),雇佣动作为其所言的关系。因此,对不同方面的突显可以获得不同词性的词汇。如若突显参与者,employer与employee将会出现在句中的主语位置;如突显雇佣这一整个事件,employment会被选用;而若要突显雇佣这一动作,employ能被选择出现在表达中。可见,在辖域中突显不同实体(关系或事体),不同词性将被选择,这有助于解决学生词汇选取单一,动词使用过多这一问题。 在句子层面,也可以用识解观解决学生表达单一这一问题。每个句子其实就是一个事件域,Ungerer Schimid(2011)在运动事件域中列出了六个构成要素,即图形、背景、路线、运动、方式与原因。在这一运动事件域中有三个要素必不可少,即图形、背景和路线。其它三个成分基于表达的详略度选择呈现与否。因此,表达运动事件的句子就可能包含这六个要素。在这一事件域中,突显不同要素会产生不同句子结构。倒装句是将突显成分提于句首而产生的句子非常规表达。例如,Myfatherstandsintheroom(我父亲站在此房间中)因突显成分的转换将导致句子结构的变化。要是对背景intheroom突显,这句话就会转换为Intheroomstandsmyfather.倒装句的出现显然就是对不同要素的突显所致。句子不同要素的突显会丰富句子的表达形式,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解决表达过于单一这一问题。除此之外,由于整篇文章辖域的设定,为意义的表达设定了范围,致使意义表达在同一辖域中得以进行。加上识解观的应用,让意义表达符合人们的认知方式,这就为语篇的连贯表达作了保证。 三、结语 英语写作教学至关重要,但老师难教、学生难学。在多年的英语学习中,英语写作仍然问题颇多,比如低效的话题分析、单一的语言表达及令人不甚满意的语篇连贯等。本文尝试基于“现实—认知—语言“这一优秀原则,将体验识解观运用于英语写作教学中,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希望能在语言层面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能在认知层面提高学生的写作流利度。 作者:吴晓松 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教学理论论文:思想品德教学理论论文 1.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生活实际问题 思想品德教育应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教学中要做到知识、情感、能力相统一;课堂设计要做到基础性、拓展性、选择性相统一;设计的活动要做到认知、探究、实践相统一。鼓励学生在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究和体验,挖掘学生学习的潜力,通过道德践行促进思想品德的健康发展。让学生自主感知、领悟和实践,将学生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解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目标的设定和方法的选择,例如在云南昆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时,教师要教育学生搞好民族团结,追求真善美,把爱洒满人间,通过合作学习,学会用自我提高的办法和手段来提升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平。教师通过科学的理论,有原则的教育和德育管理的方法来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遵从学生认知的规律,增强学生思想提高的效果,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让学生组织演讲、主题班会、图片展等活动。 2.坚持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思想品德教育重视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应借助各种形式、方法和途径,让人们接受崇高理想和信念。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教师要重视要以生活中的材料作情境,引出问题,开展探究活动,然后再学习正文。做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内容创新、手法创新。教学应准确把握本课程的综合性,以学生在成长中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为线索,将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国情等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和科学设计,避免将这些内容割裂开来,分块进行教学。教师教学要形成让学生自主发展和自主运行的机制,而不是主宰课堂。例如,上课时,要让学生学进去,讲出来,还可以让学生成立测评小组,评定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平时成绩,评价学生自我发展的成绩等。满足学生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教师可以让学生轮流当思想品德背诵组长或学。实行创新的带领机制和纪律制度,让学生干部规范、稳定地管理学生,提高学生学习思想品德的积极性。让学生和教师一起评价学生,激励学生,鼓励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关心学生中的热点话题和难点问题,开启学生的心智。 在政治观念、思想提升、道德约束、文化熏陶等方面,教师必须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去开发和利用初中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选取学生关注的话题组织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自主学、合作学、质疑学、讲出来、教别人”的学习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参与度。开展案例分析活动,引导学生在社会大背景下思考和规划人生,在联系自身实际、思考人生的过程中关注社会和世界。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坚持提高业务水平,增强师生互动 要做学习型的教师,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转变自己的教学方式,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落实学生的自主地位。教师要创造性地组织教学内容,并设计合理的教学结构,让学生通过同伴互助的“做、讲、练、教”方式,达到强化所学知识,发展自身素质的目的。教师要注重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的指导,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充分掌握学情的基础上设计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教学活动,根据学习基础,对学生提出不同层次的学习要求,根据课程目标和学情,深加工教材,使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变得更有实效,更具教育和生活的意义。 4.结束语 当前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中存在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我们要不断创新教法和学法,追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推进“学讲方式”应用,改善课堂教学氛围,使教学活动更有目的性、针对性、时效性,实现教育本质的回归,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发挥学校在加强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促进社会的进步。 作者:王峰 单位:江苏省新沂市合沟中学 教学理论论文: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论文 一、理论基础 (一)体验学习的理论 体验式学习理论的主要倡导者考尔博在他的著作中对体验式学习教育理论进行介绍。他认为它由四个基本阶段构成,包括:体验—思考—抽象—实验。体验阶段指学习者在真实的情境中去体验世界和生活,并且在体验过程中获得各种感悟与知识。思考阶段指体验者描述并思考自己的体验活动,对自己的体验活动进行归纳、分析与反思。抽象阶段指体验者加工与处理所获的初步经验,将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抽象成概念。试验阶段指体验者在新的情境中检验自己的理论假设,并且将所获得的经验和概念运用于其他新的情境中。 (二)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 体验式教学理论是基于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所提出的教学理论。情感理论指的是情感因素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克拉申把情感分成动力、自信和焦虑三类。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动机不足、缺乏自信以及过度焦虑会阻碍语言的习得。相反,动机明确、自信满满和低焦虑感会加速语言习得。因此,根据他的情感过滤假说,教师的任务就是如何引导学生把焦虑降低到最低程度。体验式外语教学能够减少外语学习中的焦虑和恐惧。在体验式外语课堂中,学生是主体,教师在教学中为学生营造轻松、有趣和友好的课堂氛围,确保学生有效地进行体验式学习。在此过程中,教师身上必须要散发快乐的愉悦情绪。教师快乐的情绪必然会感染学生,帮助学生放松下来,消除焦虑,带动学生快乐的学习,更好地接受新的信息。 二、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在大学英语中的应用 在体验式外语教学中,“参与”是前提,“愉悦”是共鸣的先导,“共鸣”和“环境”是外语教学体验机理赖以发生的依存条件。成功的体验式外语教学需要将“参与”“愉悦”“共鸣”和“环境”四个要素相互融合。 1.鼓励学生全身心投入在体验式外语教学课堂上,学生是主体,教师要鼓励学生自发和主动地学习,积极发言,参与多样的课堂合作交际活动,分享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学生只有最大限度投入到语言学习的活动中,在平等、友好、协商、自主的气氛中学习,才能提高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2.愉悦的情感体验体验式外语教学活动所追求的积极体验,总是与学生获得“愉悦”紧密关联。学习者只有在快乐中学习,体验到乐趣,才能激发、保持和提升学习者的兴趣,才能持续地获得前行的动力。因此,在外语教学中,只有让外语学习者体验语言学习的快乐,反过来促进外语认知和使用经验的增长,才能培养出“知情合一”终生学习者。 3.和谐生态和人文环境的共鸣营造体验式外语教学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是体验式教学原则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高度重视师生关系、教学氛围等要素,积极营造自然语境,使学生保持轻松愉快的学习心情,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三、结语 体验式外语教学模式以学生的体验为优秀,通过创设教学情境,让学习者亲身体验、观察和认知,在实践中升华和完善知识体系,培养语言能力。体验式外语教学实践与理论课题的研究仍然处在探索推进中,随着教学实践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们希望英语教师能够引导学习者进入到“自我反思—自我激励—自我提高”的良性循环中,并且能够帮助他们从中真正体验到成功和快乐。 作者:杨妮 李明子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兰州城市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课程教学下的法学理论论文 一、法学理论教学的现实情况 教育部制定的法学专业课程有14门,法学理论课程以法理学为代表,同时在各个部门法中也都涉及本部门法的相关基础理论教学。法理学虽然不是具体针对研究某一部门法学或某一项法律制度的学科,但对学生以后学习宪法、刑法、民商法、诉讼法、经济法、国际法等部门法学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就法学基础理论本身的学科背景来看,它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背景,在大学生的相关背景知识空白的情况下来讲授这样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基础理论一直是法学教育的重点。同时由于理论教学内容本身的抽象化、理论化、体系化,使得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生动形象地讲授法学原理理论成为教学时的难点。授课老师认为法学基础理论难讲,要讲清楚,讲得浅显易懂不容易;学生认为法学基础理论难学,抽象晦涩,内容庞杂,体系难以理清。在理论法学的教学过程中,是渐渐向学生展示法学理论自身丰富而深邃内涵的过程,格言似的语言展现的是精妙的原理和崇高的精神,曾有学生深深为博大精深的法学理论所着迷,并说法学的基础理论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然而这件艺术品并非没有瑕疵,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法学基础理论作为以哲学为背景的法律中的基础学科所展现的深奥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法在社会实践运行中与现实生活的冲突碰撞,司法、执法过程也时常遇到各种困难。应当清楚看到,法学理论课程是法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法治观念,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将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也是法律职业者要做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二、法学理论教学的困惑所在 即使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确立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提出的当下,在法律体系日渐完善、法学教育日臻成熟的情况下,仍然避免不了在法的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和考验,这些矛盾的出现同样给法学基础理论教学提出了课题。 困境一,法理学以哲学为背景进行研究,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这样就不免与现实产生距离。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可以为以后其他部门法学科的学习,提供一般规律性的法学方法论的导引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学基础理论的导引性就显得很乏力,各个部门法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依托立法及司法解释的运行来完成,反观法学基础理论对司法实践的指导则明显微弱得多,表现出处理各类问题层面上的渗透力不足。然而,法学基本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学理,其干预力应当在广度上、深度上都是完整的,但事实是法学理论在指导的深度上只停留在了理论层面,在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发生了断层。这就导致了法学基础理论在作为法律职业准入资格的司法考试中处境尴尬。以每年全国性的司法考试为例,司法考试的应然状态应当是法律人由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发展的一个关节点,而恰恰在这个关节点处,法理学发生了断层。从而发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平时所学习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在司法考试中通常不是标准答案,而司法考试中的参考答案在真正法学理论中又经不起推敲,这一点在法理学中表现尤为突出。担负选拔优秀法律人才、意义重大的司法考试中的应试法学理论与真正的法学理论之间产生了的巨大冲突。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值得法学基础理论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 困境二,我国法学基础理论教育起步较晚,无论是在法律文化积淀层面、还是法律价值内涵、技术制度层面都与西方法理学有一定的差距。在教学活动中,许多法律著作通常的写作模式都是:就一个问题列举许多西方学者观点,论述其优缺点,最后提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是怎样认识的,在批判其他观点的狭隘性、局限性过程中提出后者怎样具有超越性。但是,这种观点无非是以上各种观点的总结和捏合,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和高明,即所谓的“折中说”。诚如学者说:“所谓‘折中说’,即是没有学说,因为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的法学教育习惯在这样一种亚健康的思维模式下发展,总是在批判他人观点中寻找快感,在整合他人观点中获得成就感,那么,我们的整个法学教育就真的很难步入法律的理想家园。 困境三,法学基础理论一向被认为是一位表彰权利的勇士,但是在权力面前却失去了太多的骨气。法律为政治统治服务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突破法律所秉承的原则,唯政治统治马首是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法学理论中许多优秀的价值理念,完美的技术制度,神圣的精神内核,当与国家的现实情况和政策意向发生冲突时忽然变得苍白无力;而当政治统治发生需要时,却动辄任意修改法学基础理念,影响其价值取舍,撼动其基本根基。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法学基础理论作为其他部门法的基础对法治精神的实质内核应当是一种坚持,而不是对政治的一种迎合。法学基础理论作为各个部门法的基础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应当充当开山铺路的急先锋,依法治国的过程是一个克服政治任性的过程,法学基础理论应当为依法治国寻求更多的理论支撑点,而非为政治的任性提供自圆其说的依据。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法学基础理论教学才能步入真正的良性循环。 三、法学理论教学的解决出路 以上,是笔者结合近几年从事法学教学活动,基于和学生的深入交流、归纳总结的思考所得。这些方面的困惑应该说不仅是对当前法学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效果的困惑,同时也是对整个法学教育发展的困惑,更是法学理论教学在法学教育过程遇到的实际问题。有鉴于此,结合法学基础理论课程自身的培养目标和方向,在今后的法学理论教学活动及学习中,应该作出一一校正,教学手段及方法适时作出适当的调整。 首先,为了解决第一重困境,笔者认为法学基础理论课在倡导学习运用法律原理的同时,应当注重对法律事实探知能力的培养,加强学生对法律事实调查、搜索、归纳、提炼、分析、认证的能力。这并非是简单的调查搜集客观事实,而是法律人运用法律思维去判断、分析、确认、选择客观事实,提醒学生对某一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以法律事实的探知作为第一手材料的。从现实角度出发,对事实材料背后所蕴含的法律关系进行提炼、认证,最终获得对事物的法律评价和价值判断。借以试图联结法律基础学科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断层,加强法学理论在司法实践层面的渗透力。考虑到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浙江警察学院《法学导论》的授课计划特意尝试安排三次实训课程,分别以读书报告会、案例分析、主题辩论等方式开展,实训内容丰富,贴近实际生活,学生参与热情较高,教学效果反映良好。 其次,为了解决第二重困境,笔者认为法学理论课应当注重强调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法学理论是思辨之学,法学理论课程当然应该是培养法律思维②的学科。通过对法学理论的学习掌握,培养学生形成运用法律思维的思考能力,把现实案件中各种要素转换成法律要素,再通过各种不同思维模式将各种要素整合,最终形成对问题的看法和结论。法学理论课应当重视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认识、辨别、解决能力,形成自己独立的法律思维模式,面对问题有自己观点,而非人云亦云。笔者提倡学生对问题大胆提出独到看法,不要动辄适用“折中说”,禁止向“折中说”逃逸。应该认识到,法学理论这类基础理论学科的教学宗旨是培养能提出问题和集中注意力寻找未知问题答案的人才。对法学专业的学生进行法学理论基础知识的夯实,培养其法律思维能力、形成法治观念,引导其领悟法学智慧和掌握各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能力。因此,建立在服务和满足社会各方面需求的能力培养,才正是优秀的法学理论教学方法。 最后,为了解决第三重困境,笔者认为法学理论课应当是一门注重培养学生法律人格、树立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的课程。在法律学习中,首先要形成的就是法律角色参照,也就是一个法律人在所处位置上对外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方式以及法律独特的法律推理论证模式。在我们形成以法律角色参照为基础的法律人格之后,我们就具备了“双重人格”,在处理日常生活时,我们运用通常人格;在面临法律问题时,就适用法律人格。培养学生能够充分运用法律人格,有力地阻止法律之外的因素以及个人情感、利益得失的介入,理性地保持从法律角度出发的价值取向,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培养良好的法律职业素养,能够做到结合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展的步伐运用法学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从而保证法律人的骨气,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最高权威性。应该看到,中国的法学教育走到今天是经历了一系列艰辛曲折的路程,我们在肯定它的进步和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要不断反思、比较、吸收、借鉴、创新。纵观世界各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模式,不论是民法法系国家以“讲授式”为主,还是普通法法系国家以“案例教学”为主,都出现教学方法、手段、模式上的相互融合。也就是说,民法法系的法学理论教学虽然以讲授式为主,但当然也会有案例的引证、分析和说明;普通法法系的法学理论教学虽然比较多地充斥着案例分析,但是讲授式在这里其实也是贯穿几乎所有的基本教学方法。新世纪的中国法学教育,必然要与法制社会、知识经济、权利时代相适应,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融合不同的教学方法模式,对法学基础理论知识进行正确地观察、认识、解释、说明以及依托这样的理论基础对当代社会发展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和评判,通过更合理的机制体制的建立,以期达到整个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国家利益的统一。 作者:何悦单位:浙江警察学院 教学理论论文:高校体育教学理论论文 一、交往教学理论对高校体育教学的启示 (一)在改进教学组织形式中的启示 高校体育教学在以往的教学工作中,虽然有过突出表现,但对于现阶段的教学环境来讲,固有的教学组织形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高校学生,倘若坚持传统的教学方法,将会对高校体育的教学发展,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为此,本文认为,交往教学理论对高校体育教学的启示是非常大的,可尝试将该理论应用到教学组织形式当中。第一,交往教学理论比较强调师生交流与沟通,而固有的教学组织形式都是教师为主导,这就为交往教学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在日后的教学组织当中,可以首先播放相关的资料或者是阐述数据,之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与学生互相讨论,之后决定训练方法。第二,在课堂教学当中,不乏有些学生会按照错误的方式去执行,此时的教师应抱有“创新”的态度与学生展开交流与讨论,应从知识上、技术水平上、训练方法上与学生探讨,让学生自己认识到训练的错误和动作的失误,之后积极按照正确的方法去训练,完成知识点的理解和动作要领的领悟,这要比强硬的规定和言辞过激的批判更加有效。所以,交往教学理论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启示在于,促进教学组织的优化和重构。 (二)在进行体育教学评价中的启示 体育教学评价是依据一定的体育教学目标及其有关的标准,对整个体育教学过程进行的调查,并评价其价值和优缺点,以求改进的过程。在实际的工作中,体育教学评价主要是划分为评价学生学习、评价教师教学两个部分。首先,交往教学理论对评价学生学习的启示在于,不再过分强调体育成绩的指标,而是从学生的实际训练强度、学习态度、个人能力等情况出发,为学生制定有效的教学方法,并非单纯的强硬训练。第二,交往教学理论对评价教师教学的启示在于,告别过去的纯成绩比拼,同时促使学生与教师的交流增多,帮助更多的高校体育教师放弃“高高在上”的地位,能够站在与学生相等的平台上对话,这对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和个人教学能力的领悟,都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从目前的教学评价来看,很多高校体育教师都在不断的努力,一方面会实行积极的教学手段,变相体罚等措施得到禁止;另一方面,高校体育教学的框架和实际成果,都得到了提升,总体上的教学趋势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我们在未来的体育教学中,应积极推行交往教学理论,与学生更好的沟通,从而实现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二、总结 交往教学理论虽然提出时间较早,但是在后续的丰富和发展中,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理论体系,并且与客观教学相结合,总体上的积极意义较大。目前的高校体育教学,在融合交往教学理论后,教师与学生的改变都比较大,这是令人欣喜的。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的高校体育教学,仍然在坚持传统的教学手段,虽然获得了较多的成绩,但并不意味着传统手段优于交往教学理论。体育教学应是不断改革、优化的过程,只有融合更多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方法,才能促使高校体育教学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作者:高阳 单位: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艺术部
生态类论文:人类新道德生态文明论文 一、破坏的生态环境使均衡食物来源逐渐残缺等于自杀 人的均衡食物十分重要。人所吃的包括了动物、植物(含水果)。归根到底,所有食物的组成元素都来源于土地。但是,自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使用了化肥而不用人畜粪尿之后,人类主要食物来源的耕地便逐渐变质了。最显著的表面现象是,化肥、农药和工业污染不断增加了有毒元素,因其对人们健康的危害显而易见,所以也经常听到一些声讨之音。然而,笔者认为更加严重又极端隐蔽的祸害是,耕地里对人体新陈代谢所需要的有用元素,很多已经是逐渐减少了。虽然化肥、农药能使田螺、鱼虾立即毙命,但对于大块头的人来说还是不会立刻就怎么样。可是,深藏不露的暗箭才是人类真正自我灭绝的致命毒招哩!当然,耕地逐渐变质恶化的状况并非中国特有,应该是世界性的。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比较密集,耕地恶化趋势就可能更快些了。请大家细想一下,人吃进去了健康所需要的11种宏量元素和十几种微量元素,排出了吸收不完和分解了坏死细胞所汇集而成的,几乎同样数量的各种元素(出汗另排走少量东西)。人吃了一辈子东西,到头来也还依然只有一具身躯,这就说明了吃进的和排出的在物质元素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在二十世纪50年代之前,古代农夫都勤劳地将人畜粪尿作为肥料,当成宝贝一样,完完全全地归还给了耕地,所以生态平衡也就自然而然地维系了下来,几千年都一直保持着生态的良好状况。在那之后,却因“科技进步”反而逐渐将生态平衡的链条切断了。显然,这是人类缺少对于大自然规律的认识智慧所做出的无知和不文明行为。虽然人类自己以为是“科技进步”,但实际效果无异于制作冰毒等,所不同的只是化肥的祸害十分隐蔽而已。长此下去,实在是等于人类不断在为自己慢慢地深挖坟墓啊! 二、二十世纪50年代之后的生态平衡逐渐断裂的原因 二十世纪50年代至今正好已经60年了。在60年前的岭南水稻田里,到处是田螺、鱼虾、青蛙,那是原汁原味的生态平衡。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化肥之后,生态平衡的链条就逐渐断裂了。今天,农田里不仅再难以见到田螺、鱼虾、青蛙之类,而是土壤板结,害虫肆虐,农作物变种,必须不断更新品种才能有较好收成。为什么生态平衡的链条会断裂呢?怎么能归罪于化肥呢?我们先看看化肥使用前后的突变情况就可以明白和信服了。笔者从小经常跟随着自己的老农父亲到田里干活,直至解放后的合作化,自己便成为农活里手,样样能干,也知道了不少田间事。记得那是在六十年前,也正是在农村合作化的过程中,突然听说是新出了“肥田粉”啦!买一小点(可能一两斤吧)就可以像撒胡椒粉那样肥上一亩田,何必那么辛苦地肩挑粪肥水下田呢!唉!人就是天生有懒根,能舒舒服服过日子,谁会不要呢?化肥的效力也确实厉害,既保住了稻谷照样收成,又养懒了人,却把田螺、青蛙、小鱼、益虫……,一概灭绝。记得开头的一两年,凡是施过化肥的田就见不到田螺了,田里倒是多了许多空的螺壳。几年后,几乎所有田都不见田螺了,也没多少小鱼被晒死,又没多少田鸡可捕捉了。后来便是害虫肆虐,夜里到处挑灯捕虫还顶不住。当然啦!没了益虫,害虫不凶残才怪哩!于是呼,生产队全面喷洒了“敌敌畏”。再到后来,又听说普通农药都不灵了,便开始用了什么“1605”,据说是德国法西斯发明的。那东西很毒,自告奋勇去喷洒的人,大热天里也要全身长衣长裤,包头裹脸,干一天就可以得到好几个工分哩!上面已经讲了化肥的三大“功绩”:代替了粪尿肥,养了懒人,灭绝了鱼虾和益虫。可是,更加根本的是,土地都变质了,板结了,哪里还有什么腐殖质可言呢?以往收割早稻时,一脚踩下去就“咕咕”响,直挤出了很多气泡。现时的稻田里,脚踩下去,既无声息,也硬邦邦。从此,害虫越来越猖獗了,农药越用越多了,生态平衡的链条断裂了! 三、现代人的所作所为等于逐渐使自己毁灭 悲呀!养活健康人需要均衡的营养,要庄稼长出好果实也需要充足的多种物质元素嘛!几十年都只凭借着那么一点儿化肥,土壤里哪里还有那么齐全的有益元素呢?恐怕化肥的这个“功绩”才是最“伟大”的吧!虽然化肥、农药等对人体也确有些直接的毒害,但如果体质好,内脏功能好,身体就会自己解毒、排毒。可是,如果人得不到均衡的营养,找不到必须的物质元素去制造和替补躯体和各种器官的特殊细胞,躯体和器官功能就日益下降,哪里还有什么能力去解毒排毒和抗拒疾病呢?不病才怪哩!当然,只要氮、磷、钾三种化肥充足,稻米、小麦、番薯……,一切庄稼照样生长,也有收获。问题是想要地里长出怎样的食物,又要吃食物的人长成怎样的人。健康的人体需要11种宏量元素和十几种微量元素参与新陈代谢,天天要制造出各种新细胞去替补老死的旧细胞,每天都在消耗掉各种元素。目前的农业情况是,化肥含有氮、磷、钾三种元素;光合作用使作物生长,又从水和二氧化碳得到了氢、氧、碳三种元素。所以,作物能长期得到的就只有氮、磷、钾、氢、氧、碳6种元素,健康人体所需要的11种宏量元素中,还缺乏硫、钙、镁、钠、氯5种。至于其它的十几种微量元素,耕地里就更加逐渐难以找到了!耕地里整整有20种重要的人体组成元素在不断地减少!现代人只要求地里长庄稼,却不给地里全面补充各种元素。结果,同一个品种的稻米、番薯等粮食虽然一样有收获,却变得越来越不香,产量也可能越来越少,又越来越怕病虫害,农民称之为“变种”了;只用化肥所种出来的菜就既缺菜味又多苦涩;不施有机肥的水果,过些年后也“变种”了,连最久负盛名的广西沙田柚也会变得干瘦又不香甜;用单调的饲料喂养出来的农场鸡、猪,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农家放养的鸡、猪的肉鲜嫩可口;不注意营养均衡的人,其健康也必定越来越差,各种疾病不请自来。似乎很健康的年轻夫妇想要孩子,却不知道怎么就生不出来,是不是基因也出问题了呢?不知道癌病患者怎么就越来越多……。这,就是当前生态平衡状况所导致呈现出来的现象。而且,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是世界普遍现象,是地球全人类绝种趋势所最初呈现出来的征兆。化肥、农药、工业污染,它们灭绝了小生物,虽然罪证确凿,其害处让人人都眼见心明。可是,对于维系人体健康的物质元素的逐渐缺失所造成的长远危害,人们却毫无感觉,连专家们都还在吹捧和感谢化肥所做出的“贡献”,可见软刀子杀人是何等隐蔽阴险啊!这才是让全人类逐渐断子绝孙的毒招哩!现代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屠刀不断地杀着人类自己的子孙后代。 四、大自然的地球生态规则的辩证机理 自然规律指整个宇宙大自然的运行法则,大自然对于地球生态环境又有具体守护的严厉规则。人类如果缺乏认识大自然的智慧,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就违反了自然规律,是对大自然犯罪,就必然要遭受大自然的惩罚。有人误认为地面上的野生动植物就是生态环境,须知那些都只是大自然后期才请来的生态环境客体而已,人也是客体。生态环境不应该是只对人而言的,是对着地球上整个生物圈而言的,是生物最根本的共同的原始环境。土地、阳光、空气、水,四项合一就总称为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是一切生物存在的基础条件。地球表面上的土地,是大自然经过高温的锻造和亿万年的风雨淘洗出来的,是生成各种生物的基础,也是生物各个种群赖以安身生活的地方。所以,维持上述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不受破坏,才能真正维持生态平衡。生态环境是生物圈所有各个种群的共有环境,任何种群有破坏行为,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地球的诞生是宇宙自然规律在非生命领域的运行结果,地球上的生态平衡则是自然规律在生命领域的运作目标。大自然在地球上创造生态平衡的目的,是为了让应该生存的生物都自由繁殖。大自然给予地球生物各个种群内外之间的关系所制定的原则是:互相制约,和谐共处,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这既是大自然对地球生物圈的唯一要求,也是大自然对于地球生态环境的具体守护规则之一。大自然允许生物为生存而自私,却不允许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如有违反,便通过客体间的“互相制约”原则相互惩罚。若互相制约还无法奏效,大自然会亲自动手,从肇事物种的生成材料,即从其身体的组成元素数量方面逐渐减少以实现惩罚,直至最后将其灭绝。这就是大自然维护生态环境的两条主要规则,是大自然自己历经亿万年才陶冶出来的,简单、严密,严厉。大自然制定生态规则,目标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让地球上的生物生气勃勃,呈现出一派繁茂平和的生态平衡景象。首规则是互相制约,可以俗称弱肉强食。生物各个种群之间,可以各自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以其它生物作为食物来源,这是大自然给予所有生物的权利。为了生存,互相残杀无可厚非。但是,凡事不能过度,一切野生的动植物种群,你灭绝了它,可能其它种群就会反过来灭绝了你。公鸡怕蛇,蛇怕蜈蚣,蜈蚣怕鸡。三者同在,你看我,我看它,相安无事,谁也不敢乱动。若少了任何一个就不平衡了。益虫、害虫和人类之间,也含有互相制约关系的成分。生物种群之间,就是那么巧妙的互相制约着。人工饲养和种植倒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人类的文明行为了。人类正是从学会饲养和种植而开始走上文明道路的,不仅仅是会建造房子才算文明行为。至于在种群内部,互相制约规则当然也起作用。除了个体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而争斗之外,某些动物当意识到自己繁殖得太多而食物不足时,母体还会预先毁掉部分幼体。人类的计划生育也是种群内部的互相制约行为。二规则主要是身体组成元素问题,可以俗称适者生存。此规则再配合其它的次要因素,如天气、气候、地壳突变、海洋灾难等,就可以令一些生物个体或种群被自然淘汰。这项规则的执行者是大自然自己。如果是大自然想要淘汰掉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人类的某些个体想当好心人去极力保护也是枉然的,除非你代代相传的永远创造人工条件去苦心养护它。 五、近代人类不断破坏着生态环境,某些作为不如野生动物文明 野生动物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近代人却通过不断降低土地、空气、水的质量而不断破坏着生态环境,所以人类已经变得不如野生动物文明了,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害虫虽然与人类为敌,也都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一切的野生动物吃了自然界的物质,那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是执行了大自然所制定的互相制约首规则。它们从地面上吃了多少东西,都会将原来的物质元素全数的拉撒出来归还给地面。野生动物在生命过程中所消耗的仅仅是转化的太阳能,地面物质元素丝毫没有因野生动物的存在而减少,所以它们完全没有破坏生态环境。同样,在二十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几千年的发展都只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而已,并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所以大自然都很慷慨地给予支持。人类吃掉了多少动物和植物,大自然都没意见,还让人类的文明程度越来越发展。可是近代的人类小聪明就越线越轨了,完全的利令智昏,违反了自然规律。那些现代化的自来水对着马桶一冲了事,你吃了地面上供给你的那么多的物质元素,就让其白白地流归大海,这还不缺德吗?这还不是连野生动物都不如吗?于是乎,大自然严厉地下发了惩罚令,立即把人类的文明曲线往下拨!害虫吃掉了庄稼,人类的癌病、传染病越来越多,暗中又逐渐减少了元素供给,令人类逐渐断子绝孙……,这一切都是大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安排。你破坏生态环境越严重和越长久,就给你惩罚得越厉害。人们(特别是农民)都讨厌害虫是吗?它们可是大自然专门用于执行惩罚措施的忠实使者!害虫们丝毫都不破坏生态环境!佛教讲究报应,笔者不懂佛学,不知道其报应的执行机制如何。但是,在大自然科学这里,用“报应”这个词来解释大自然生态的严密规则实施过程,倒是十分贴切的。上面所述已经使大自然的报应机制历历在目,并非任何难以想象而见不到的天兵神将。 六、生态平衡断裂的长期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农业生态平衡的开始断裂,已经60年过去了,再过60年、600年……,耕地里去哪里找回那么全面的各种宝贵的宏量元素和微量元素来供给庄稼吸收生长呢?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开始使用化肥,不良情况都不相上下。长此以往,地球上全人类的子孙后代还能活下去吗?再过千年、万年之后,恐龙灭绝的命运,难道就不会轮到了地球人类的头上来吗?到了那时,生育功能有障碍的人,恐怕就不是特殊情况,而是一般情况了,因此,说断子绝孙的结局并非是危言耸听!由于笔者先悟知了这层道理,便心情沉重,深感有责任唤醒众人和促成决策层重视。倘若我今日依然心安理得,认为自身已老,事情与己无关而继续养老休闲,那就少掉了一颗人心,连动物都不如了,完全失去了一辈子做人的意义。这就是我开通了公众微信号,天天播发《自然与人》书稿的原因。诚望众人都能对生态平衡问题引起足够重视。 七、面对生态平衡断裂的现状应该觉醒 中国梦!不仅需要很多高楼大夏和优美环境,也不仅需要物质丰富和百业兴旺,更需要食物安全,营养均衡,身体健康。中华民族在受尽了一两百年的屈辱和贫穷之后,能从一穷二白变成今日的丰衣足食,昂首阔步地挤到了世界队伍的前列,并且敢于有了自己的伟大梦想——中国梦,作为中国人是多么自豪!可是,2015-04-19,有一则微信消息暴露:“为期4天的第28届‘首尔国际食品产业大展’,15日在韩国高阳市KINTEX落下帷幕。占据60多个展位的中国展区连日来几乎无人问津,与周围的发达国家展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展位几成‘无人区’”。如果这是真实的信息,那是多么令人遗憾哦!食品安全问题应该令国人用心重视了!中国梦,我们的梦,我们要做成功中国特色的梦,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智慧,既让经济高速发展,又让生态环境逐渐恢复过来,让国人个个吃得放心,让中国食品样样绿色,享誉全球。随着生态平衡的恢复,除了农业可以照样丰收之外,还能附带消灭目前城市和乡村都粪尿横流,到处污染的肮脏境况,并且可以省去了大量的污水处理资金。因此,很希望国家决策人将农业的根本治理列入当前的重要国策之中。笔者虽然已经是古稀老迈,还可以,也愿意无偿地为国为民献计献策,让全国农业完全恢复生态平衡,领先世界。而且,当新的农肥工程启动之后,必定可以拉动国民经济更快地向前发展,挖掘出大量的新商机。 八、认识好大自然就是积德行为 人类以往之所以违反自然规律而破坏生态环境,或许只因缺乏对自然的认识而在无意中发生。至于在人类自己的种群之内,也要像有些动物那样互相残杀,甚至比动物还严重和残忍得多,那就是文明人类所明知故犯的野蛮行为了。大自然所制定的地球生物各种群内外的关系原则之中,既是互相制约,又要和谐共处嘛!不论是无意破坏环境,还是同类互相残杀,都是智慧欠缺的表现。欠缺智慧,就是缺乏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如果能充分认识自然本质的话,大自然赐予给你的是无限量的资源,何必争抢呢!人类只要能同心协力保护好生态环境并且和谐相处,不要把资源消耗在无端的种群内互斗之中,地球上的人口再翻倍也同样可以全部过得幸福美满。如果人类的智慧有足够大,人类文明是可以无限高度发展的。否则,人类文明曲线已经正在逐渐下滑了!子孙后代危着哩!只有充分认识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能使人类文明继续向新高度发展。当人类充分认识了大自然的本质规律之后,就能够借助于大自然的无穷动力和能源、资源,去做出伟大的发明创新,就能不断给予人类创建新文明和幸福生活。否则,如果违反自然规律,人类越聪明就有越多的破坏性发明创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也就越厉害。那样下去,人类必然不可避免的逐渐走上了灭绝自己整个种群的道路。因此,可以这么说,认识好大自然就是积德行为。多一个人认识了大自然的本质,就多一份保护生态环境的正能量,也就是为大自然多积了一份德。这是在积大公德,不是在为你自己积小功德,意义不同。 九、中国应该竖起人类文明新道德的大旗 佛教是劝善,普度众生不准杀生;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安排人的命运;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主宰命运的圣主。这些都是人类始祖创建出来劝人行善的方法。作为神教,在中国原创的是古人创建的道教,它尊道贵德,惩恶扬善。道教广泛地学了道学、仙学、神学、医学、巫术、数理、文学、天文、地理、阴阳五行。追求通过炼仙丹、食仙药、蓄内气、修功德,以求达到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他们在修道过程中不断认识与遵从自然规律。仔细想一想,无论那个教派,他们都不只是劝人行善,也包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努力维护生态环境。然而,面对人类道德的滑坡,面对大自然被破坏的严峻形势,我们不能只有善心和悲叹,不能善而无为。我们不要满足于对大自然的表面认识,应该更深一层地认识大自然的本质规律,充分了解人类的子孙后代正在遭受着大自然惩罚而逐渐走向灭绝的命运。中国道教的尊道贵德,惩恶扬善,值得弘扬;我们要配合中国古今各家的其它优秀品德修养,一起发扬光大,以提高国人的品德素质。自然规律,只能认识、利用、顺从,不可违抗。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带头提倡人类文明新道德,配合新时代和新条件,群策群力创建起中国式的新道德规范。应该按照大自然的要求,在生物圈中认真执行互相制约,和谐共处,共同维护生态环境的原则,争取在给大自然行善积德中,为全世界先竖起典范。应该配合现代化建设,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不断向上发展,为子孙后代的永远康泰幸福,努力积下第一层大公德。中国应该高高竖起人类文明新道德的大旗。中国的新善德必定会像青藏高原那样高高竖起,让全世界的人类都肃穆仰望,崇敬效法。 作者:李开乐 单位:广东省气象台退休高工 生态类论文:人类学视阈下生态美学论文 一、终极目标 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的“诗意地栖居”18世纪后期,蒸汽机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人类逐渐用机械化生产替代了手工生产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工业化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由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现代化,仅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进程之快超出了人类自身的预期。日新月异的物质需求促使人类对生态环境进行加速掠夺,导致生态系统严重分化与断裂,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人类中心论不仅仅恶化了人所处的外在世界,人类的内在系统也处于一种不协调、不统一的状态。因为自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安排以资本为优秀,那些占有资本优势的群体不仅对“在世”自然环境进行疯狂掠夺与压榨,还对那些资本较少或无资本群体进行无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被剥削、被压迫群体的身体与灵魂发出了痛苦的呻吟,美在此遭到了扭曲,人类生活所追求的“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在此变成了幻想。1962年,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社会处于交叉路口的名言:“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条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持我们的地球。”这里所讲“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是人类不顾及生态环境追求物质无限增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另一条路指的是生态文明之路。当今世界,社会生态及自然环境的双重恶化,推进了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研究的理论进程,也提升了美学与文艺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基于此,海德格尔等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平等游戏,提出由遮蔽躲闪走向澄明之境,真正实现人类生活的理想目标,即“诗意地栖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生态美学,即实践美学,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存在论哲学。“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命题,奠定了实践美学产生与发展的坚实基础。实践美学作为我国美学发展的主流方向,长期指导着我国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观的实践美学要求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这种美学观,孤立片面地理解与把握某一方面将会把人们引入错误的路线中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观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但在实际运用中,片面强调人对世界的征服与改造作用,使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致使“诗意地栖居”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长期以来,由于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观,片面夸大了物质生产资料作为人类活动的唯一因素,人们未将其放在主客体和谐关系之中去理解、把握,使实践美学的优秀思想一直被误解为“服从与被服从”、“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人们一直把生产工具、技术革命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片面、孤立地强调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从生态环境中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人类生活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二元统一性处于“取此舍彼”的状态,造成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双重破坏。人们的实际行为与做法与其追求的终极目标“诗意地栖居”渐行渐远,理想演绎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实践美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要用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度,充分吸收20世纪以来生态哲学发展的新成果,补充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美学,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生态哲学思想,为人类生活与世界的和谐美创造条件。具体说来,具有现代人类学立场的生态美学,将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相互发展的关系,而非“舍此取彼”的关系———人类生活中的世界是人类“在世”的直接写实,对人是一种“人的存在”关系;人非超越于世界的绝对意志或抽象精神,而是一种“内在于世界的存在”。所以,站在现代人类学立场上的生态美学,从根本上消除了主客体二元关系中那种抽象的对峙关系,将人类强调并付诸实践行动的对世界的占有关系、改造关系、利用关系,特别是掠夺关系,转变为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互相尊重、相互融洽的和谐关系。主客体的二元关系在人类生活与活动中不分主次、浑然一体。惟有如此,现代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和谐美的本质才能真正彻底得到理解与贯彻。 二、现实选择 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路在何方“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民族独有的美学观。它在本质上没有西方哲学推崇的主体中心主义至上论,而是将人类作为生态系统内在循环的一个元素,人类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诸元素之间是一种平等、并列、守衡的关系。生态美学解决的是人类生活与世界的对立关系,搭建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均等的关系平台,目的在于坚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理性选择。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生态环境承受能力有限,将经济增长作为现实抉择的终极目标,不可避免会出现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以及生态危机,不仅使经济增长目标难以为续,还会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安全。目前,我们不仅没有贯彻执行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的和谐性,反而将人类生活与世界置于高度紧张的对立与冲突之中———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目标而不顾生态环境资源的客观有限性及不可再生性,疯狂向生态环境索取,将人及世界推向了危险的边缘。不仅如此,对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以及技术条件与管理能力方面的限制所造成的极其低下的利用效率,致使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生态系统失去了应有的和谐美,现实中的生活压力带来的身体恶化、疾病泛滥、精神迷失以及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毫无美的意境可言,其审美性质与审美价值逐渐消失,最终失去了赖以发展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们必须彻底地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切实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变为以经济发展目标的内涵式道路。生态环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审美性质与审美价值。我们必须抛弃人类主体中心主义,尊重生态美与身体维度的统一和谐性,按照审美性质与审美价值观构建生态系统,最终使人类能够“诗意地栖居”。现实中,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仅仅狭隘地关注人的主体利益与人的当下生存,这一思潮目前在我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人与人之间为掠夺有限资源,造成了紧张的社会对立关系,应有的生态系统审美观已荡然不存。更为严重的倾向是主张人的灵与肉的分离,将身体与灵魂设定为“此岸与彼岸”的关系,割裂了精神与身体相互依存的事实关系,从而无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美学观。麻木的人们不惜破坏生态环境,这是对身处被污染环境中劳作的社会公众的身心摧残,导致了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感觉的丧失。现代生态美学要求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状,将身体的自然美、精神美与世界统一起来,逐步实现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由与解放。 三、结语 生态美学的优秀思想与本质在于和谐。和谐不仅指生态环境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和谐,也不仅是人类与世界的和谐,更是指人类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人类不能将希望获得的彻底自由解放完全寄托于外在的自然界,更不能希望从生态环境中寻求一种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安慰与寄托。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体现出既是物质或技术的,又是超越物质或技术层面的体现人文关怀的理想情操和审美观。从这个意义上看,站在人类学立场上的生态美学体现了美学本质,从根本上根除了庸俗的物质至上的功利主义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作者:吴佩君单位:温州城市大学 生态类论文:人类物质生态环境论文 一、物质需要的无限扩展与生态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物质需要通过现实的物质生产就能够得到满足,可人的精神需要则除了精神生产的满足之外,还有精神本身、精神活动过程的满足,即精神满足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事实上,人的物质需要也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人的肉体并不仅仅是为了生产的,生产只是人的肉体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生产活动也并不一定只是为了产品的生成,它还包括人自己的内在活动性的实现与满足。精神需要是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自内而生且不断发展着的需要,是在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通过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与思维、情感、认识、意志等因素相关联的一种渴望满足的心理状态。马克思认为,即使一些如“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类常见事物,在人那里不仅可以成为物质需要的对象,而且可能成为精神需要的对象。如果我们把物质生活理解为一种外在的生活,那么精神生活就是一种内在的生活。对于人来说,内在的精神生活才具有根本意义,不仅是因为这里天地最为广阔辽远,而且是因为在这里盛开着生命本质之花、体现着人全部生存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就要进行精神生产。广义的精神生产指一切精神现象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狭义的精神生产指高级意识形式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精神生产是一种生产性的精神劳动,以精神产品为其直接成果。精神产品以其包含的精神价值为本质特征而区别于物质生产,但它却必须以物质化形式去表现或存在。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真正的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过程中后来才分化出来的一种生产形式。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才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精神劳动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形式,它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这些产品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消费对象。通过精神生产,人的精神需要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满足,同时也通过消费精神产品而得到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愈增强,精神生产的动力就越大,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就可能越高。当然,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也往往内含着相应的精神成分,满足了一定的物质需要也就同时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精神需要。人们常常将人的物质需要等同于动物的物质需要,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人的物质需要自人的精神产生之时起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质需要了,而是掺和着精神要求的物质需要。人之需要的发展空间是由自己开拓的,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具有精神性的和不满足于现状的存在物,他必须不断地进行创造和寻求发展。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不仅是人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还是人的需要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人虽然是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文化的综合体,但人一旦倚仗精神、依仗社会文化从自然中站立起来,他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心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存在者。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倚重依赖,使得自然界不能像当初那样直接地为人类提供必需品,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进一步依靠精神、依靠社会文化来对自然材料进行改造和加工,使其符合自己的需要。人的这种自然需要的不断扩展其实是通过文化的参与而实现的,无论是需要种类的增加还是需要品格的升级,本质上都是由于其中之文化因素的发酵所致。所谓消费升级,表面上表现为物质产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提升,实质上则是体现着人的消费心理、消费文化、消费精神的开放与不断满足。所以,人的精神、文化不仅打开了人的自然需要的界域,而且现实地参与构建着自然需要的内容,离开了人的精神文化,人的自然需要便立马回归锁定在它动物式的封闭范围之内。所以,人的精神不仅管理着人的精神需要的形式与内容,而且管理着人的物质需要的形式与内容,两种需要因共同的精神本质而相互贯通,人是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的二重属性的统一。 人类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贯通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物质需要范围的拓展是由精神需要而引发的,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不断转变使人突破了其动物性自然规定界域,人成为一种新的面向对象、了解对象和把握对象的存在物;精神需要在使人成为对象的人的同时,也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人的精神在打开他的总体自然存在疆域的同时,也打破了他的自然需要的限度,使得人的需要呈现出不断上升和无限扩展的态势。可见,一方面,正如人的精神的超越性使人打开了难以穷尽的欲望空间,使人不必像动物那样完全被锁定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内一样,也正是人的无限欲望对需要的不断流注,才使人的需要源源不断地发展,也正是人的需要的不断发展,才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人越是成为精神的存在物,他就越想要突出和表现其自由本质,他就越是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内在发展冲动,这样的发展冲动为人之不安于现状和想要超越现实的诉求所表达。因此,他在推陈出新着自己的存在形式、自己的内在需要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在不断地发展和奔向那个遥遥无期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发展”这一概念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于争夺有限物质利益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始于需要对象的有限性和人对满足欲求的强烈渴望。人的精神与自由使人的需要变得无限,而无限的需要最终会指向无限的发展。人的无限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无限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又加重了对环境的破坏和压力。历史上的无限发展论基于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发展出这样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二是认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是无限的。过去,人们总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无限广阔的资源宝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各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同时,人们总是相信,个人的知识虽然有限,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凭借其文化积淀而持续地认识自然和不断地生成新技术,从而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提供用之不尽的手段和工具。基于以下理由,无限发展的理论的两种认识都存在问题:首先,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其次,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方法也不是无限的。就第一个方面来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另一类是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成历史的产物,它的总量是有限的,而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也只有在保证其再生周期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即可再生资源并不等同于无限的资源。同样地,人类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手段也不会是无限的。虽然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这种能力相较于无限的自由仍然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在无限的需求促成无限实践的条件下,会造成无限的生产与消费,而无限的生产与消费,就必然促成无限的发展,而正是这种超越了生态限度的无限的发展,才导致了当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在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之下,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江河日下,如果人类仍然不警醒,仍然不改变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最后必将走向自我毁灭。有人认为,人类完全可以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无限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对此观点我们持否定态度。其实,正是人类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种能力的总体的绝对有限性,才导致了当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正因为人类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对象存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而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通过已有的知识来把握自然对象,因此“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能力的展开过程只不过是一个基于既有知识系统不断地自我纠错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二、像人一样生活:需要与生态的内恰 人要像人一样生活,首先就必须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质。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应当认识人的真正存在、了解人的真正自由和理解人的真正本质。他进而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与自由,并不像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各门关于人的科学那样,仅仅将人当作一种客体,通过各种层面的知识就能够被认识。我们认为,对人的认识必须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物质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无限,所以这种总体状态与人的需要是相互对应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换而言之,就是要在满足人之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着力于其精神世界的开发,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但是过去的无限发展理论,却并没有受导于如此的认识,而是将人的物质需要从自然限度中释放之后,就让需求如脱缰的野马任其狂奔。人们沉醉于对物质利益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满足之中,物质需要成为人们耗费精力而永无注满的无底深潭,使人们沉溺于无止境消费和无意义的生活。如前所述,无限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是严重的,而要摒弃无限发展主义,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必须使人回到人本身的本然规定之中,即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而要如此,首先就得让人类习以为常的无限的物质需求“回归”到它的一定的应有限度之内,即必须对人的物质需要进行合理调控。那么如何进行调控?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类物质需求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能够提供相应需要的限度之内,人类物质需求应当是一种被调控的生态化的物质需求。要对人类的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调控,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培养人们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人们只想到其无限的物质需求应当不断地被满足,而很少考虑那些无限的物质需求本身是不是合理,更没有考虑到它们有没有符合生态要求,是不是具有内在的生态合理性。面对如今严峻的环境恶化形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各种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考量,在考察它们是否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而要进行这种合理考量,就得有这样的意识准备:一是树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限意识。人类需求内含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是二者构成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人的精神需求可以无限发展,而人的物质需要则不能无限发展,它必须受到限制。二是建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度意识。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节度,物质需求也是如此。物质需要须符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个体生态的内在节度,任何超出这些节度的物质需求,都可能对人类带来危害,都必须得到调整。三是确立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意识。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性包括需求本身的生态有利性、需求对环境的生态维护性以及对实现需求的条件可能性,从这三个方面对人的物质需要给予全面考量。那么,如何培养人之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对于控制我们过多的欲望,对于我们物质迷狂精神的生态化“整肃”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道德经》则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寡欲可以养生、养性,而这种养生、养性原则因天人合一而完全内恰于生态要求。荀子则认为相对于总体上谈欲之多寡,不如谈欲本身的性质规定。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他认为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欲望多了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合理欲望的增长则无伤于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其实主要是谈寡物质之欲,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关涉到精神以及道德之欲,我们则认为不但不能减少,反而更应当增多。这是因为我们对精神对象的分享不仅有利于人们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也不会造成其自身的减少,就更不会因此带来生态问题。那么如何开发人的精神领地、如何发展人的精神需求———即如何使人成为一个重心偏于精神的存在者呢?我们认为至少得注意两方面: 一方面是培养精神存在意识,另一方面是加重精神活动的实践比重。培养精神存在意识,首先得树立“人本质上是精神存在物”的信仰。19世纪德国哲学家奥伊肯提出,在我们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独立的、内在的精神生命,它来自于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精神生命在我们身上的体现。这种精神生命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不是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可以在日常经验活动中可以得到的东西。它虽然十分内在和深刻,但我们却可以唤醒它,因为宇宙精神的显现与我们的精神追求过程是二而一的进程。他说:“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我们则认为,精神生命是世界存在的内在本质,精神生命充斥于整个宇宙之中,它既存在于我们的对象之中,也内含于我们每一个体的生命之中,人的精神与宇宙的精神是相互贯通的。人必须且只能以精神的方式与自然对象真正融为一体、化为一炉,从而实现自我精神本质与宇宙精神本质的统一,完整地将整个精神生命世界的博大、精深、圆满及永恒表现出来。人只有以精神的方式存在,他才会感觉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也才会升达于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境界。当然,人本质上以精神的方式存在并非意味着人要脱离现实生活,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精神本质。精神存在意识的生活践行,并不是将精神意识进行个体固化,而是促使精神存在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但是,我们同样认识到,在当今物质主义泛滥的情况下,践行精神存在意识是具有一定困难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生活方式进行扬弃,使人们从物质主义统领下的技术结构、社会结构和大众结构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技术进步的后果,就其关系到日常生活而言,在于形成了生活必需品的可靠供应。但是供应的方式使我们在这些必需品中得不到多少快乐……它们仅仅是物品,可以在我们注意到它们的片刻通过支付货币而获取”,技术结构使人框套在它的生产—消费环节上,人的精神按照它既定的步骤运转,自由因为被打上了物质机器的技术钢印而无法动弹。而社会的结构化统治,又使人被归结为既定社会位置的存在者。庞大的社会结构使人变成某种适应社会结构的单纯功能者,人们瞄准生活中的各种地位,以丧失品质、压抑个性的方式嵌入社会所规定的理想位置,人的存在精神被置换成社会存在的位置意识,而这样的社会位置却不过是走向物欲满足的暗道。同样,大众化统治也使人失去其内在的个体精神本质。“在群众中的人们看来生活是以享乐为目标的,而只在皮鞭的威吓下或在渴求面包或渴求更好的食品的驱动下才去工作。”同时,群众的影响使人不再是独立的自我。一方面个人不再是他自己鼓励的自我,而是作为一个群众中的成员。 另一方面个人也不再张扬其自处时的独立状态,而是将自我意识融化在群众意识之中。人被这些结构统治着,找不到自己的方位,不懂得自己的本质,看不清自己的真正需要,也不了解自己的存在意义。因此,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具有精神本质的存在者,就必须从这些结构中寻求自我解放。所谓解放,并不是要将这些技术、这些社会管理模式和大众化生活方式完全抛弃,而是要在一种更高的“精神统领的生存”视野中重新安排这些生活,使人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被安放在它们应处的合理位置,从而使人过上一种真正像人的、属人的生活。人是人的创造者,人应当且必然过自己的生活。因此,生活的结构化只不过是人的生活自由展开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人在哪里跌倒,人就会在哪里爬起。最终,结构化、模型化的生活方式必将被超越,它将成为人们走向精神性存在的一个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布满蛛网的小小驿站。 作者:唐凯麟易岚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生态类论文: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论文 1国内外研究动态 西方关于生态文明的学术流别主要包括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改造和保护自然界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的利益;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自然界是世界的中心,人应当服从和保护自然界。西方马克思主义既不赞成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赞成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三是生态文明教育。国外生态文明教育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社会生态文明教育,主要通过生态运动,如绿色运动、环保运动等对全体公民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二是学校生态文明教育,主要通过开设生态文明课程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除了生态科学、环境工程等专业课之外,开设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选修课程。 2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选题意义和研究价值 (1)选题意义。在当代世界,设计艺术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推行生态设计。设计艺术类大学生将承担生态设计的历史重任,他们的生态文明素质如何,将直接影响生态设计乃至生态文明的发展。因此,该研究对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推动生态设计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价值。推行生态设计,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具有生态文明素质的设计师队伍。设计艺术类大学生是生态设计的生力军和后备军。开展该课题研究,可以明确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目标和内涵,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有效对策,建构适应于设计专业特点的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模式,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创新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理论,而且有利于提高设计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从而推动生态设计乃至生态文明的发展。 3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目标与研究内容 3.1研究目标及理论依据 (1)研究目标。构建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模式,为提高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培养效果,推动生态设计乃至生态文明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决策建议。 (2)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是本研究的理论渊源;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是本研究的理论借鉴。 3.2研究内容 (1)研究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及其培养的内涵和特点。设计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是指从事低碳设计、绿色设计和循环设计所必备的主观条件,包括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品质、生态设计能力等三个方面。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是指高校对设计类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观念教育、生态文明品质培育和生态设计能力培训的活动过程,具有实践性、综合性、时代性等特点。 (2)探讨构建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模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是从发展生态设计的客观需要来探讨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从塑造生态设计师的内在要求来探讨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三是从深化高校设计专业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探讨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3)调查分析我国设计艺术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现状,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了解我国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 (4)构建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新模式。该培养模式拟分为三大模块:一是生态文明观念教育模块。包括两类课程:生态文明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在生态文明专业课程方面,主要开设低碳设计、绿色设计、循环设计等课程;在生态文明选修课程方面,主要开设生态文明科学、生态文明哲学、生态文明伦理学、生态文明美学等课程。二是生态文明品质养成模块,包括两个方面:生态文明的认知、情感、意志、信念等心理品质的养成;生态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三是生态文明能力培训模块,包括两类:专业实践训练和社会实践训练。并探讨三大模块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分析该培养模式的特点:即创新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等。 (5)提出优化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环境的建议。首先,分析培养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国家政策、新闻媒体、社会风气、家庭教育、校园生态文化等;其次,探讨培养环境对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影响;最后,从政府、社会、家庭、学校等多个层面提出优化环境的具体建议。 作者:周芬芬 单位: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生态类论文: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类论文:人类追求生态系统整体效益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人类中心主义立场;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环境整体主义观;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完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优秀、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存在构成了世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在方法论上超越以上几种思维方式、环境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已有的主体性把已有主体看作是自然系统中的“普通一员”、主张放弃首要次要之分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是人类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也是地球环境急剧恶化、环境危机全球化和日益严重的时期。本文通过环境整体主义道德哲学的优秀意识结构阐释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即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关键词: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整体主义 1引言 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人类的道德生活也同样是立体式的、多向度的。因此,基于这种现实基础的环境伦理学必然是能够接纳和包容、超越和整合以人本主义立场和非人本主义立场构建的环境伦理学。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根本尺度和验证标准。这种伦理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2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与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相比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它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但是,如果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认为环境伦理学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意味着伦理道德所适用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超越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围之外,夸大了环境伦理的特殊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环境伦理的性质。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其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是为了救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克服和解决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成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环境问题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与此相应,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对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被自然所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伦理学并没有完全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界域,其对环境伦理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探究和建构也谈不上是对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扩展。 其实,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完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环境伦理的实质仍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所确认的应是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只不过是在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才表现出对他人和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环境伦理这种与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本质上同一而表现形式相异的性质,本身就足以构成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重要依据。 3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优秀:确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需由否定自然事物做工具价值评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到认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然而,用“内在价值”说来阐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或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安放在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上是根本靠不住的。由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事物具有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关的所谓的“内在价值”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或滥用,到其对于承认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的特殊性的具体论证看,只要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主流论述稍做分析,我们就很难认同其结论。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 4环境整体主义观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存在构成了世界,世界的本体既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脱离自然的人,而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三位一体的具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和生态系统。环境整体主义承认人类具有生存权,也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更不违背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主张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社会经济增长、对自然的改造利用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范围内J。环境整体主义反对长期存在的传统的主宰自然的“理性人”,强调具有生态伦理知识的“理性生态人”。人类发展经历与现实给予证明:以坚持人类利益至上为前提时,生态危机就势必不能避免;以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前提时,生态平衡才得以实现,进而才能实现全^类的利益。 在世界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蕴含了自然、社会乃至精神性的存在,并得以具体表现。非人本主义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极地适应,这不仅仅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一面,并把人降低为生物,一笔勾销了人的社会性本质。这种人与自然机械论世界观强调绝对的主、客体,人与自然、思维和物质的分离和对立,而且认为只有自然是主体,自然以外的世界是客体,作为主体自然具有其自身价值。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对‘反增长哲学’的欣赏表明他们根本无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至使环境伦理可能陷入‘伦理的不伦理性’的困境”。反之,片面的认为只有认识主体,在人类取得的大多数成就都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或者说以生命和自然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从而导致世界的不可持续发展,使人类陷入困境之中。 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在方法论上超越以上几种思维方式,确立整体主义的生态方式,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最为关键。个体不仅包括当代人,同时也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的概念。而整体则对应包括后代人、自然、人类社会的概念。显然,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价值观,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完全否认了自然界的“自然价值”,从而理直气壮地掠夺和挥霍自然资源、迅速加剧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要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就必须考察生态价值既地球上的任何物种和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当中都既实现着自身的生存利益,同时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物种和生命个体对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具有价值,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完善也具有价值J。 环境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已有的主体性把已有主体看作是自然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并通过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系统的概念。从理论上说,它对于克服传统哲学价值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理解,否定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立足于全面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价值观的形成。从实践上说,它对于我们克服当今人类面I临的困境和危机、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主张放弃首要次要之分,以相互作用的观点主张放弃以什么为中心,世界没有中心,是多元的,是多元相互作用的世界。 5结语 社会发展是多维的、复杂的,包括一系列交复的进程,并且个个进程都影响制约,所以对待环境伦理问题,不能一叶障目,就事论事谈环境。笔者认为:人类应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其实质是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宿主,两者相容共生一起构成了整体的系统,我们只有抛弃传统的“对抗模式”、“绝对不相容”以及“割裂系统”的思维方式,在思想上把地球看作整体的系统,把公正、尊严、自由考量进去,通过对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主义构建,不断否定现代社会发展所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走出长期以来人类“非输即赢”的视角研究环境伦理,实现在探索构建和谐的道路上真正前进。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人报告,表明中国的环境伦理将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将在促进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转变的同时,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变。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生态文明点燃人类新文明之光,以生态文明引领世界的未来。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新贡献” 生态类论文: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论文 提要:本文对三至九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略作考察,指出:此一时期,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麋栖息。与春秋以前的情况相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麋的减少最为显著;但与晚近时代相比,则仍称可观。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活动强度密切相关。中古华北仍广泛分布有较大鹿类种群的事实,表明当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仍属良好。 关键词: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动物学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开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而所谓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在这一估算中,他提到了鹿和以鹿为食的虎、狼、狐、雕鹗,其中鹿的数字特别大,一年中要被猛兽捕食掉的即可达十二万头;其它动物的数目也甚为不小:虎有600头,狼有500头,狐则多达10,000头。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数字是否是经调查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其数字有很大的夸张,也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高柔并不具备生态学知识,但他所举陈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数量比例却是符合生态金字塔的。无论如何,至少,当时该地区栖息有数量可观的虎、狼和狐等食肉野兽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 中古其它文献的记载也证实高柔所言并非完全出于凭空捏造。例如,前秦苻生统治时期,“潼关以西,至于长安,虎狼为暴,昼则继道,夜则发屋,不食六畜,专务食人,凡杀七百余人……。”由于虎狼食人,造成当地“行路断绝”[63];北魏时期,要捕捉几只虎、豹,在离京城洛阳不远的郡县就可办到,例如魏庄帝为试验老虎是否在狮子面前伏首低头,曾“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距离洛阳以东和东北不远的“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64];《齐民要术》也反映,在北魏后期,虎、狼常对羊群造成威胁[65]。在唐代,华北地区仍常见猛虎出没。例如唐代宗时,关中的华州曾出现过“虎暴”[66];猛虎甚至还曾进入位于长安城内长寿坊的元载家庙![67]行者过客在旅途中遇见老虎的事情,在许州、沧州这些并不算特别僻远的地区也时有发生[68];定州的北平一带多猛虎亦载于正史[69]。除虎、狼之外,豹、熊在中古华北也时见踪迹,《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均记载岚州、蔚州、平州等地贡熊、豹皮及豹尾;盛唐时期在关中的户县一带仍可以捕猎到熊[70]。另一种大型食肉动物——狐,即使在京兆、汲郡这些号称人烟繁盛的地区亦有不少,时常有人大行捕猎,国家有时还向当地郡县征调狐皮[71]。 所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仍有不少大型食肉猛兽栖息活动。同鹿类动物一样,它们的栖息繁衍,也需以大面积的山林草地为前提。与鹿类动物所不同的是,它们处于更高的营养级,特别是虎、豹,乃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的生存,必须有数以十、百倍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的存在为基础,这是能量传递和转化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决定的。如果没有相当广袤的山林草地,没有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食草动物大量存在,这些大型食肉猛兽的栖息活动,是不能想象的。这一切,为今天认识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包括野生动物资源和森林植被状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十分令人深思! 生态类论文:生态建筑材料的分类及应用 1生态建筑材料的概念及特点 任何物质的产生发展都有它本身的优势,相比于传统的建筑材料,生态建材的优点特征可归纳为:①原料选取的原则是废弃物(垃圾、废渣、废液等)优先,其次是使用天然资源;②生产技术上采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清洁降污工艺技术;③产品在配置生产时,严格控制添加料的种类及用量,防止甲醛、卤化物等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超标;④产品设计除以不危害人体健康安全为前提外应该是多功能化的,如防雾、防火、抗菌、除臭、消声、调温度和湿度等,能有效避免温室效应及臭氧层破坏,其目的是在提高和改善人们生活环境以及生活质量的同时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⑤废弃过程中,无论是生态建筑装饰材料还是再生混凝土等生态建筑基础材料,产品均可循环回收利用,基本没有可污染环境的废弃物。 2生态建筑材料的分类及应用 生态建筑材料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也囊括了很多包括天然建材、低荷能低污染建材、循环再生性建材以及功能性材料等。根据生态建材的性能可以分为:节约能源型、安全舒适型、保健型、特殊环境型以及利用废弃物环保型等。本文将通过以下几种重要的生态建筑材料予以说明。 2.1生态化学建筑材料 一般,土木工程中所需的混凝土、砌体等建筑材料均属于化学建筑材料,也属于高耗能部分。2010年我国在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建筑节能的新标准,要求建筑节能不低于50%。所以发展节能型生态化学建筑材料成为落实建筑节能的关键和迫切要求。1)混凝土,属于传统的化学建筑材料,也是建筑材料中使用量最大的材料之一,其原料之一就是水泥。1996年,我国生产的70%以上用于墙体建设的水泥产自污染严重、效率低下而且高耗能的小水泥厂,而且生产每吨水泥将排放近1t的二氧化碳,是造成温室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今,我国决定将对其进行由一次性化、高浪费化转向生态化可循环化改进。相关方案有:商品混凝土取代现场搅拌混凝土,目前,美国、日本、中国都有推广使用,但成本较高,有待进一步研究;研发以及推广高性能混凝土,如高掺量粉煤灰混凝土,使用被活化的贝利特水泥或阿里尼特水泥替代传统水泥等;研发使用新型无毒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有效防止室内的环境污染。2)砖砌体,也属于传统的建筑材料,传统红砖因为其抗压强度大、易吸水、砖墙和水泥砂浆结合较好而广泛应用于工程项目。但其生产原料及生产过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烧制红砖大量毁坏耕地,消耗煤炭。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限制使用,如今已禁止使用,随之代替的是以灰砂砖及多种轻质砌块为主的墙体材料采用,具有自重轻、保温隔热性能高、制作加工能耗较低、促进环保等优势。灰砂砖一般采用绝大部分的工业废料作为原料,通过蒸压养护、烧结等加工工序制作而成。煤炭发电厂的粉煤灰可制作成粉煤灰蒸压灰砂砖,利用尾矿废料作为原料可生产小型混凝土空心砌块等。加以利用工业废渣可减少自然环境污染,节省能源。 2.2生态木质建筑材料 木材作为一种天然生物建筑材料,在我国建筑文化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混凝土或钢材等其他建材相比,木材的单位质量承载力大很多,热传导性低、具有良好的电绝缘性,且其力学性质上特点显著,安全系数较高。研究证明,单位厚度的木材保温效果是混凝土的15倍,相比于用泡沫塑料或玻璃纤维保温,木材结构的保温性能将提高15%~70%。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森林面积直线性减少,许多国家利用“劣材优用、节约代用”法(将速生的、小径的木材加工成性能良好的集成材)制出木质复合材,有效地落实了废弃物再利用原则。目前,生态木质建材已成为现代房屋建造装修的主要材料种类之一。 2.3生态陶瓷建筑材料 陶瓷建材主要以瓷砖、坐便器、浴池、洗脸台、自来水池等实物出现在装修市场中。表面上看陶瓷具有干净卫生,便于清洗,美观等优点,但其实陶瓷生产属于高污染、高耗能的过程。随着现代人们对环境安全无污染化、健康化的要求越来越多,节能化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受关注,具有安全认证和绿色健康标志的生态陶瓷成了未来陶瓷发展的方向及目标。抗菌陶瓷、按摩陶瓷、感光水龙头、防静电陶瓷等的陆续上市,证明了生产生态陶瓷建筑材料的必要性。 2.4生态玻璃建筑材料 建筑上,门窗往往离不开玻璃的搭配。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真空玻璃、夹层玻璃、无反射玻璃、自洁净玻璃等环保玻璃陆续出现不仅能降低噪声污染、粉尘污染、光污染,同时起到保温和采光要求,而且能减少其他有害物质污染。废弃玻璃由于无法降解而长期存在于环境中,会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目前,有人已利用废弃玻璃生产出装饰材料,如马赛克、微晶玻璃、泡沫玻璃等。 2.5竹质生态建筑材料 竹子与木质一样,因其刚劲、力争上游的特点广泛地应用于古代文人隐居房屋的建造和装饰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天。不同于木质,竹子是一种速生植物资源,具有韧性好、耐磨损、强度大、纹理通直等多种优点。作为建材使用时,成本是木材或混凝土的一半左右。在“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对竹建材的创新设计和加工的创新做出了相关改进和重点具体要求。重组竹板材料是竹材料利用现代竹材料复合重组技术合成的,不仅具有钢材的力学指标,甚至超过建筑木材的性能,在建筑材料领域得到重用,是一种新型的应用上具有广阔前景的生态建筑材料。 2.6纸质生态建筑材料 众所周知,纸是木材、纸浆等可再生原材料制成的。采用纸作为结构材料能减小建筑物的质量,使得施工速度加快,从而降低成本,而且最重要的是当建筑物被拆除时,纸结构可以重复再生利用。目前,世界上开始用纸材作为一种新型建筑材料搭建一些临时性或半临时性建筑,如2000年世博会上日本馆、1992年的瑞士纸塔等。 3生态建筑材料的发展意义 近几年,从雪灾到汶川大地震,从洪涝灾害到沙尘暴、玉树地震、西南大面积干旱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无不提醒着人们生态环境污染严重、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面对大自然的示警,传统建材生产不仅高消耗着能源和资源,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具有绿色环保安全等标签的生态建筑材料日益得到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热捧。生态建筑材料是从原料选取到生产加工再到废弃再循环使用等各个环节严格要求把关,不仅做到了低耗能,低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将建筑材料对环境污染减到最小,而且满足了我国方针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使得发展与环境和谐统一。既满足着人们的健康、环保、长寿、安全等日常需求,又不妨碍后代人对资源能源环境的最大需求。 本文作者:李无为单位: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 生态类论文:湖泊藻类群落结构与生态分布 藻类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中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的基本实践者,作为湖泊食物网中的初级生产者,在水生态系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藻类植物作为生物监测、评价水质污染状况及富营养化水平,在国外已被广泛采用并卓有成效[1];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已开始利用藻类植物来监测评价湖泊、河流的污染状况[2-3]。大庆市地处松嫩平原中部( 45°23' ~ 47°28'N,123°45' ~ 125°47' E) ,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和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全市总面积 212. 19 万hm2。境内不仅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还有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全市现有大小湖泊 284 个,素有“天然百湖之城”的美誉。但是,近年来,随着石油资源的大量开采和快速城市化过程加剧,境内湖泊水质污染现象严重,湖泊水面萎缩,水体富营养化日益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严重破坏了湖泊生态系统。目前有关大庆湖泊藻类植物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报道较少。本研究尝试通过对大庆湖泊内夏季藻类植物群落结构、生态分布进行系统调查,利用藻类植物多样性指数对湖泊水体状况进行初步评价,为全面了解大庆境内城市湖泊水环境质量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未来如何进行湖泊治理、水体保护和湖泊水资源合理开发提供基础资料和生物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采样时间和采样点的设置 2010 年 6—8 月份,在大庆市域内选取以下 35个湖泊布设采样点: 月亮泡、北湖、黎明湖、乘风湖、北伊哈齐泡、东水源泡、西葫芦泡、群英西泡、万宝湖、兰德湖、碧绿湖、东葫芦泡、东风湖、明湖、陈家大院泡、董家泡、滨州湖、上游村南山西泡、北二十里泡、果午泡、冯围子泡、库里泡、他拉红泡、贴不贴泡水库、小龙虎泡、马圈泡、霍烧黑泡、喇嘛寺泡子、老江身泡、齐家泡、青肯泡、三永湖、鸭格蛋泡、靠山湖、大龙虎泡。根据以上湖泊水域面积、地形及周围环境差异,结合 GPS 定位,各湖泊采布设样点不等,共计布设 80 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分别在 6 月中下旬和 7 月下中旬各采样一次,如图 1 所示。 1. 2 样品的采集、处理和鉴定 浮游藻类的定性采集用网孔直径为 64 μm 的25 号浮游生物网,在表层至 0. 5 m 深处以 20 ~ 30cm /s 的速度作“∞ ”形循回缓慢拖动约 1 ~ 3 min,滤出上清液,把带有一些沉淀的水样放入标本瓶中固定。浮游藻类的定量采样时在表层 0. 5 m 深处采集水样 1 L,用 4%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后,沉淀、浓缩至30 mL,取 0. 1 mL 定量样品在浮游生物计数框内进行鉴定、计数、分析[4-5]。将定量样品摇匀后,用 0. 1 mL 的吸管迅速取样,在一种特定的浮游生物计数框( Palmer CountingCell) 内计数,选取 20 ~ 40 个视野,所用样品均重复鉴定 2 次,有效统计数值,并取平均数作为该片的生物数量。计算结果以藻类细胞密度,即单位体积内藻类细胞个体数表示,同时计算每一个样品的相对丰度。对于比较难判断的细胞数的群里,则任选 20个个体在高倍镜下观察,测出细胞数,取平均值。吸取定性的藻类样品,在 15×40 倍下直接观察鉴定。但硅藻鉴定种类时先计算总的硅藻细胞数,然后将部分样品酸处理,离心制片后,在 10×100 倍油镜下观察定种,并计算出各种硅藻细胞数的比例。标本的观察在 Olympus BH-2 显微镜下进行。藻类的鉴定主要依据中国淡水藻类志[6-8]。 1. 3 数据处理 用 SPSS11. 0 软件、Excel 对大庆市湖泊藻类植物群落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Margalef 指数( H) 进行计算[9]。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的表达式为:H' = ∑Si = 1PilnPi。式中: H'为物种多样性指数; S 为藻类植物属数; Pi为第 i 属的个体数( Ni) 与总个体数( N) 之比值。评价标准是: H'>3( 轻或无污染) ,H' =1-3( 中污染) ,H' = 0-1( 重污染) 。Pielou 均匀度指数的表达式为:J = H'lnS。式中: J 为均匀度指数; H'为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S 为藻类植物属数。Margalef 多样性指数的表达式为:H = ( S-1) / lnN。式中: H 为丰度; S 为藻类植物各类种类数; N 为藻类植物总频数。一般而言,在健康的生态环境下,种类丰度高; 在污染环境下,种类丰度降低。 2 结果与分析 2. 1 藻类植物组成 经鉴定,35 个湖泊内共发现藻类植物 5 门 203种,其中硅藻最多,为 79 种,占藻类总数 39%; 绿藻次之,为 76 种; 裸藻 32 种; 蓝藻 14 种; 隐藻最少,仅有 2 种,占藻类总数 0. 98%。常见种类有硅藻门的梅尼小环藻( Cyclotellameneghiniana) 、颗粒直链藻( Melosira granulate) 、直菱形藻( Nitzschia recta) 、隐头舟形藻( Navicula cryp-tocephala) ; 绿藻门的实球藻( Pandorina morum) 、四尾栅藻( Scenedesmus quadricauda) ; 裸藻门的梭形裸藻( Euglena acus) 、尖尾裸藻( Euglena oxyuris) 。 2. 2 藻类植物细胞密度 藻类的细胞密度是水生生态系统功能和水质评价的重要参数之一。通过对定量标本的计数统计,得到各湖泊藻类植物的细胞密度、优势种及其所占比例,计算结果见表 1。大庆市各湖泊藻类植物的细胞密度差别较大( P<0. 05) ,夏季平均细胞密度为 107. 04×106个•L-1,其中董家泡最高,平均细胞密度为 280. 5×106个•L-1; 由于水体中有机物质含量较高,虽然浮游植物种类较少,但细胞密度较大,主要种为耐污种如蓝藻门的小球藻; 东水源泡细胞密度最低,仅为 22×106个•L-1; 北二十里泡、库里泡等水体较开阔,受降水及水体流速的影响,细胞密度也不是很大,分别为: 107×106、115×106个•L-1。其余湖泊如北伊哈齐泡、兰德湖、碧绿湖、乘风湖、东葫芦泡、明湖、上游村南山西泡等湖泊的藻类植物细胞密度相近,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差别不大( P=1. 204>0. 05) 。 2. 3 湖泊藻类植物多样性分析与水质综合评价 物种多样性是群落组织独特的生物学特征,它决定着群落的功能和特点。研究区域湖泊藻类植物多样性指数分析结果见表 2。 2. 3. 1 湖泊藻类植物的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分析据计算,目前调查的 35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Margalef 指数( H) 变化范围在 0. 209 ~ 2. 195。由表2 可以看出,各湖泡之间 H 值差异较大,利用 H 值评价水质状况表现为: 北湖、北伊哈齐泡、东水源泡、西葫芦泡、群英西泡、东葫芦跑、陈家大院泡、上游村南山西泡、北二十里泡、库里泡、他拉红泡、贴不贴泡、小龙虎泡、马圈泡、霍烧黑泡、老江身泡、鸭格蛋泡、靠山湖泡 18 个湖泊水质为重污染,其余 17 个湖泡水质为中污染状态。 2. 3. 2 湖泊藻类植物的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分析 从表 2 计算结果来看,大庆市 35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平均值为2. 35,Shan-non-Wiener 指数( H') 变化范围在 0. 584 ~ 3. 501,调查区域总体水质状况为 β-中污。其中北湖最低,H'为 0. 584,北二十里泡最高,H'为 3. 501。利用 H'值评价水质状况表现为: 黎明湖、万宝湖、碧绿湖为轻污染状态,北湖为重污染状态,其余湖泊为中污染状态。 2. 3. 3 湖泊藻类植物的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分析 大庆市 35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Pielou 均匀度指数平均值为 0. 843,各湖泊之间的 J 值存在些微差异。如表 2 所示,变化范围在 0. 235 ~ 0. 960,其中北湖 J 值最小,老江身泡 J 值最大,表明老江身泡藻类植物的属间个体数分布较均匀。 2. 3. 4 多样性指数综合分析与水质综合评价 由于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结果一般只反映出属数变化趋势,与群落实际的多样性变化有所出入;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值是受样本量大小影响的,而且总是有偏低的倾向; Pielou 均匀度指数虽然能基本上反映群落的的多样性,但由于分辨率较低对分析结果也会有影响。因此,本研究对研究区域各湖泊藻类植物的多样性分析主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浮游植物手册》的推荐[10],一般选择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Shannon -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3 个指数对浮游植物多样性进行综合评价。从表 2 可以看出,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两个指数在各湖泡的变化趋势表现出一致性。而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与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 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间相关性不明显。因此本研究将主要采用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 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的对浮游植物多样性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北湖、北伊哈齐泡、东水源泡、西葫芦泡、群英西泡、东葫芦泡、陈家大院、库里泡、他拉红、贴不贴泡、小龙虎泡、马圈泡、霍烧黑泡子、西葫芦泡、靠山湖、鸭格蛋泡 16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H 值反映为重污染,H'值反映为重污染,J 值均大于 0. 7。湖泊反映的各个多样性数值,综合表明这些湖泡水质状况较差,污染严重,物种多样性一般或不丰富。其它19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H 值反映为轻污染或中污染,H'值反映为中污染,J 值均低于 0. 7。综合分析来看,这些湖泊为中污染状态,物种多样性较为丰富,水质污染状况较好。 3 讨论和结论 通过对大庆市 35 个湖泊的藻类植物进行调查采样后,共鉴定出藻类植物 5 门 203 种,主要由硅藻、绿藻、蓝藻和隐藻组成,且硅藻>绿藻>蓝藻,据此,可以初步推断大庆市部分湖泊藻类植物的群落组成主要为硅藻—绿藻类型。营养型湖泊中常以甲藻、隐藻、硅藻类占优势,富营养型湖泊则常以绿藻、蓝藻类占优势。从藻类植物的种类组成和数量上来看,大庆市湖泊的硅藻植物在种类多度及细胞密度上远多于其他藻类,其次为绿藻和蓝藻,由此推断大庆市湖泊藻类植物的群落组成主要为硅藻—绿藻类型。这种类型可以很好地指示水体环境为中营养状态[11-12]。另外颗粒直链藻( Melosira granulata) 、模糊直链藻( Melosira ambigua) 以及梅尼小环藻( Cy-clotella meneghiniana) 不仅是研究区域的常见种,也是研究区域的优势种,均具有一定的耐盐性,能在富营养化水体中大量生长,因此可以把这些藻类作为整个研究区域的指示种[13]。在定量计数中,发现不同的湖泊藻类植物的细胞密度存在一定差异。大庆有“百湖之城”的美誉,全市有大小湖泊 250 多个,因其面积广阔,研究区域内的各个湖泊因面积大小、湖水深浅以及利用类型与程度不尽相同,在藻类植物的群落结构和细胞密度上也反映出了研究区域各个湖泊的特点。从大庆市 35 个湖泊夏季藻类植物多样性分析来看,发现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 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的分布趋于一致,呈正相关,而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与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 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间相关性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基于物种均匀程度和优势程度的指数的分辨率较小[14 ~15],不能将两个不同的藻类植物群落分辨出来,也就是说 Pielou 均匀度指数虽然能基本上反映群落的多样性,但其分辨率较低,不能很好地对不同样本进行比较。 根据藻类多样性指数对大庆市湖泊水体进行初步评价,结果显示,研究区域的水质处于中—重污染状态,并有富营养化的趋势。这主要与大庆 50 a 的石油开发和近 30 多 a 的城市开发建设有关,并与石油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石油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排入湖泊有关。本研究通过分析大庆市主要湖泊藻类植物群落结构与水环境质量的相互关系,为整个大庆市湖泊的水质现状评价及污染防治对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为了保护大庆市尤其是人为活动干扰较重区域的湖泊水质和水生生态系统,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和恢复湖泊区域的生态条件,制定科学合理的湖泊治理方案,并长期跟踪监测湖泊生态环境各项指标,避免湖泊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生态类论文:生态模范区藻类动态研究 本文作者:王丽卿、张 玮、范志锋、孟智奇、张瑞雷、李为星 单位: 上海海洋大学教育部水产种质资源发掘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附着藻类是水域生态系统因产水域水域中重要的初级生产者之一[1],它们既能为高等营养级提供能源[2],又能促进营养盐在水底区和水层区之间的转换和运输[3-4],对维持水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防治湖泊水体富营养化,国外对附着藻类开展了大量的生态学研究,内容涉及其与浮动植物的相互关系、水体营养盐循环、以及与沉水植物生长的相互关系等诸多方面[5-8]。然而,在湖泊富营养化异常严峻的中国,有关附着藻类的研究却相对较少[9-10];以上海淀山湖为例,对该湖的研究多偏重于浮游植物、沉水植物及水质理化因子的相互关系[11-13],而对附着藻类的研究仅在上世纪有极少数报道[14]。此外,关于附着藻类在不同水层中群落结构变化的研究,迄今为止,国内还未见报道。本文于2010年在淀山湖生态示范围隔区附近分4个水层对该水域附着藻类的种类组成、优势种、现存量(细胞密度)等生态学特征进行了研究,利用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AnalysisofVariance),从季节、水层两个角度对该水域附着藻类群落结构的多样性和时空动态进行了探讨,为利用附着藻类进行淀山湖富营养化防治和生态系统的恢复提供基础的生物监测数据。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区域概况淀山湖地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交界处,地理位置31°04′~21°12′N,120°53′~120°01′E,是太湖下游的一个吞吐性天然湖泊,面积63.8km2,平均水深2m。自1985年首次暴发大面积蓝藻水华后,不同规模和范围的蓝藻水华长期存在[12,15]。本文试验区域毗邻淀山湖湖南区马兰港,处于“淀山湖生态修复实验围隔综合示范区”外侧(图1)。根据刘鸿亮提出的中国淡水湖泊营养分类标准[16],实验期间实验水域水质总体处于富营养水平(表1)。 1.2采样和分析参考湖泊调查相关文献[14,17-18],并根据该水域平均透明度(0.5m),于2010年3月、6月、9月、12月在淀山湖生态示范区围隔外分4个水层(表层0.1m、透明度水层0.5m、2倍透明度水层1.0m和3倍透明度水层1.5m)进行附着藻类调查研究(图1)。以5cm×10cm的聚乙烯塑料板为附着基进行挂片,挂片分3个组别,每组挂片间隔15m,周期为15d。用尼龙刷将着生藻类刷下,用无藻水冲洗,记录刷液总体积,将刷液充分摇匀后,转移于50mL血清瓶中,立即加鲁哥氏碘液和4%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带回实验室参考文献对藻类进行分类鉴定[19-20]。1.3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及作图分别采用SPSS18.0,Excel2003,。多样性指数(H′):式中,N为采样样品中所有藻类的总细胞数,S为每个附着基1cm2面积的藻类种类总数,Pi为第i种藻类的细胞数与样品中所有藻类总细胞数的比值;ni为第i种藻类的细胞数,fi为第i种藻类在各站位出现的频率,本文以优势度Y 0.02的藻类定为优势种[21]。 2结果与讨论 2.1附着藻类的种类组成共鉴定出附着藻类7门,50属,139种;硅藻、蓝藻、绿藻在淀山湖附着藻类群落结构组成中处于优势。硅藻门最多,为19属89种,占总种数的65%;绿藻门次之,占18%;蓝藻门占10%;其他种类较少,黄藻检出4种,裸藻检出2种,甲藻检出3种,隐藻仅1种。由文辉[14]于1993年与1997对淀山湖附着藻类进行了调查,共检出附着蓝藻7种,绿藻、硅藻各13种,裸藻、金藻、隐藻各2种;与该报道相比,本研究中未镜检到金藻,且在总种类数目上多出约100种。有研究表明,金藻的减少乃至消失是水体受到有机污染的反映[21];另有研究表明,湖泊水体在富营养化进程中,藻类的种类和生物量呈增加趋势[7];因此,可认为淀山湖湖南区水体中的营养物浓度远高于20世纪90年代。由图2可见,附着藻类种类组成在不同季节、不同水层分布不尽相同。春季共检出101种,夏季检出40种,秋季检出68种,冬季检出43种,表现为春季>秋季>冬季≈夏季;这可能因为冬季水温较低,不适宜藻类繁殖[18],而夏季水温较高,水体浮游植物密度较高,且夏季盛行风扰动水体易引起底泥再悬浮,影响了水体光照强度[23],对附着藻类的生长造成胁迫。所有门类中,硅藻出现率最高,在4个季节的不同水层均有检出;其次为蓝藻,除在夏、冬两季1.5m水层未检出外,其他均有检出;甲藻仅于春季0.1m和0.5m水层检出,裸藻少数种类在春季的0.1m水层、秋季的0.5m水层和冬季的0.1m水层检出;隐藻见于秋季的1.0m水层。春季0.1m水层种类最多,为82种;夏季和冬季也是0.1m水层最高,在1.5m水层种类最少(10种);秋季则在0.5m水层种类数最多。附着藻类的种类数从季节方面看,除秋季表现为:0.5m>0.1m>1.0m>1.5m外,其他3个季节均表现为:0.1m>0.5m>1.0m>1.5m;从水层方面而言,0.1m和1.0m水层表现为春季>秋季>夏季>冬季;0.5m和1.5m水层表现为春季>秋季>夏季=冬季;此外,春季硅藻种类数显著高于其他季节(P 0.05),且秋季0.5m水层高于0.1m。 2.2附着藻类细胞密度2010年淀山湖湖南生态示范区附着藻类细胞密度(3平行挂片平均密度)在不同季节不同水层的分布明显不同(图3)。春季附着藻类4个水层总密度为28.2×104cell•cm-2、夏季总密度为4.31×104cell•cm-2、秋季总密度为15.0×104cell•cm-2、冬季总密度为1.76×104cell•cm-2,春季显著高于夏、秋、冬3季(P 0.05),秋季显著高于夏、冬季。夏季细胞密度较低,主要是夏季风浪的扰动作用会使沉积物不断的悬浮和释放,造成水体透明度的降低[9];另外,夏季浮游植物密度较高(Chl-a为30μg•L-1)对光照进行了有效的阻截,进一步影响附着藻类生物量。春、夏、冬季附着藻类均在0.1m水层密度最高,1.5m水层最低;秋季附着藻类密度却在0.5m最高,为8.08×104cell•cm-2,其分布表现为0.5m 0.1m 1.0m 1.5m,这主要因为秋季实验期间降水较多,表层水流的扰动强烈,使得附着基上的藻细胞脱落,着生藻类不易建群[24]。春、冬两季,附着基上硅藻相对丰度较高,且随着水深的增加而增加(例:春季0.1m为65.35%,1.5m为93.22%),而夏、秋两季,却是蓝藻的相对丰度较高,同样表现为随着水深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说明藻在高温季节繁殖快,适应性强,且适宜的水温对蓝藻的光照需求有一定的补偿作用;而硅藻则在低温季节有较强的竞争力,耐低光照的种类较多。0.1m水层四季平均密度为5.46×104cell•cm-2,0.5m水层为4.99×104cell•cm-2,1.0m水层为1.30×104cell•cm-2,1.5m水层为0.65×104cell•cm-2,这说明2倍和3倍透明度水深的生境附着藻类生长繁殖受抑制;从图3亦能看出,透明度水层深度内(P 0.5m)蓝藻峰值出现在秋季,而硅藻峰值出现在春季,这主要还是与水温相关。此外,研究还发现4水层藻类总密度与水体4季氮、磷含量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P 0.05),这可能因为浅水湖泊湖盆浅、底泥厚,风力扰动大,易接纳地表径流和降水带来的外源营养,这样水质参数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极大的变化,稳定性不强[25]。 2.3附着藻类多样性分析如图4所示,生态示范区附着藻类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H′)在不同季节不同水层表现为:0.1m水层H′在4.32~2.68之间,春季 冬季 夏季 秋季;0.5m水层H′在3.79~3.06之间,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1.0m水层H′在3.65~2.16之间,春季 秋季 夏季 冬季;1.5m水层H′在3.52~1.29之间,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与杨红军黄浦江苏州河的研究结果相比,该水域附着藻类H′值明显高于其下游水体,说明该水域污染程度比下游轻[18]。方差分析显示,春季多样性指数显著高于其他3个季节(P 0.05),秋季和冬季亦呈显著差异(P 0.05),而夏季与秋、冬季差异不显著(P 0.05);1.5m水层多样性指数显著低于其他3水层(P 0.05),而其他各水层之间差异不显著(P 0.05)。但总体而言,4季中春季多样性最高,4水层中透明度水层(0.5m)多样性最高。说明淀山湖生态示范区在春季水温和光照条件最适合附着藻类生长,而在夏、秋季,因暴雨和盛行风的缘故,表层(0.1m)附着藻类受雨水冲刷和波浪扰动等因素的干扰较大,其多样性反而低于平均透明度水层(0.5m)。目前,利用附着藻类多样性指数进行水质评价已成为研究热点[18,26],但在这些研究中,人工附着基多设置在水体的表层,而表层水体是最易受环境干扰的水层,故本文建议,在布设人工附着基时,应参考水体实际的透明度,布设水深应距离水表一定距离,不低于透明度水深即可。 2.4附着藻类优势种2010年淀山湖生态示范区全年附着藻类优势种类分别为鞘丝藻(Lyngbyasp.)、湖泊鞘丝藻(Lyngbyalimnetic)、小毛枝藻(Phomaviolacea)、变异直链藻(Melosiravarians)、尖针杆藻(Sуnedraacus)和一种针杆藻(Synedrasp.)等6种;不同季节各个水层附着基上的优势种类有29种,以硅藻为主,蓝藻次之(表2)。淀山湖生态示范区附着藻类优势种群在同季节不同水层间或同水层不同季节间表现出一定规律的演替(表2)。同水层相邻两季或同季节相邻水层群落结构相似,随着时间间隔或水层间隔增加,相异性程度也随之增加。从水层角度而言,鞘丝藻和舟形藻为0.1m水层四季共同优势种;舟形藻为0.5m水层四季共同优势种;1.0m和1.5m水层未检出四季性共同优势种类;从季节角度而言,春季极微小环藻、变异直链藻和针杆藻为该季4个水层共同优势种;夏季舟形藻为4个水层共同优势种;秋季鞘丝藻为4个水层共同优势种。冬季变异直链藻、针杆藻为该季4个水层共同优势种,绿藻在该季4个水层都不占优势;小型黄丝藻仅在冬季0.5m占优势。光照对生物是一把“双刃剑”,光照过强会直接损害其原生质,过弱又不能满足生物体的基础代谢;藻类在进化过程中对光照产生了一系列的适应,很多类群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光耐受限度[27];本文中极微小环藻、变异直链藻、简单舟形藻、肘状针杆藻、舟形藻和针杆藻为4个水层常见优势种类,可能说明这6种硅藻的光照生态幅相对较宽,生长不易受光照因子的制约;此外,Bennion认为[28],针杆藻属的许多种类的分布主要受湖水透光性的影响,而对水体营养浓度并不表现直接的响应;就本研究而言(表2),针杆藻表现为春冬优势度高,夏秋较低,这可能因为春冬季节温度低,浮游藻类密度低,降水和风力扰动较小,底泥再悬浮的情况少,故水体透光性较好,利于针杆藻生长,而夏秋季反之。另变异直链藻表现出与这种针杆藻相似的分布趋势,可能说明该种硅藻分布也是主要受水体光照影响,而非营养水平;此外,简单舟形藻和另一种舟形藻,却变现出与上述二者相反的趋势(表2),这是因为舟形藻属于运动型着生藻,喜生于悬浮高、水质变化快的环境。 3结论 (1)从种群分布而言,淀山湖生态示范区附着藻类以硅藻门最多,绿藻门和蓝藻门次之,金藻门未检出;春季表层种类最多;附着藻类种数目明显高于90年代淀山湖已有报道的数目,且其多样性指数明显高于其下游(黄浦江水体)。(2)从季节角度而言,淀山湖生态示范区附着藻类密度春季最高,秋季次之,而冬季最低。夏季气温高,但种类数和密度较低,与示范区浮游植物密度、夏季降雨和波浪扰动等有关。从水层角度而言,藻类密度随水体深度的增加而降低;透明度水层的密度与表层密度无显著差异,2倍和3倍透明度水深的生境不利于附着藻类生存,仅有低密度的硅藻存活。(3)附着性硅藻在春、冬两季相对丰度较高,且随着水深的增加而增加;而附着性蓝藻却在夏季表现为相同规律;小环藻属、舟形藻属、针杆藻属为四季性优势种群;而丝状蓝藻在夏、秋季占优势。(4)因表层水体较易受波浪、风场及降雨的影响,且透明度水层范围内、外水体的藻类密度差异显著,故建议在采集附着藻类的方法上,应注意人工附着基的布设深度:布设深度至少大于10cm,且不低于透明度水层为宜。 生态类论文:森林昆虫区及地理生态类型划分 作者:彭建文 单位:湖南省林科所 森林昆虫区划,是森林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它对指导害虫防治,益虫利用,植物检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是根据湖南省森林病虫普查标本,初步整理这份材料,以供科研、生产部门参考。昆虫的自然分布,受着气候、食物、地理环境等多种因子的限制,不同的纬度、海拔高度,分布着不同种的昆虫;植物的种类、分布,又是昆虫种群组成和分布的基础。因此,昆虫种群地理分布和气候、树种的分布有一定的相关性。湖南森林昆虫地理生态区系,按陆地昆虫界区系划分,归属于东洋地区的江南亚热带稻茶区。但由于我省地处云贵高原东延部分到江南丘陵和五岭山系北麓到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区,全省呈三面环山,朝北开口的“马谛形”地貌,地势向北倾斜又西高于东,境内有高原、丘陵、高山、平原等不同区域类型。这种地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省水、热、土等自然资源的地带性分配规律,形成我省自然条件的复杂性,故南北生物交迭,部分地区尚保存第四纪冰川期时代未经破坏的原始次生林区,全省有木本植物资源1750多种,形成森林资源的多样性及不同地区的明显差异性,构成昆虫种群复杂。据全省森林病虫普查标本分析,林虫区系多分属于东洋和古北两大区,并穿插有新北、澳大利亚、非洲、新热带等四个区系的少量共有种。 一、洞庭湖平原区 位于我省北部,包括华容、泪罗、湘阴、益阳、沉江、南县、安乡、汉寿、常德、临澄、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及桃源、临湘、岳阳的一部分。地势低平,土壤肥沃,耕地连片,周围丘、岗环绕,海拔大部分在50米以下,气候温湿,光热充足,春暖迟,秋寒早,年平均温1仪3一17.0℃,绝对低温达一招.1℃,7月份平均气温28.5一29.3℃,无霜期266~286天,年降雨量1200~1400毫米,为我省洞庭湖冲积平原,当北来寒风的入口处,属一山六水三分田的地区。林木多为落叶树种,夏绿林型,以农田防护林带为主,树种有池杉、水杉、臭椿、香椿、乌柏,旱柳、龙曲柳、喜树、槐树、桑树、榆树、苦谏、枫杨、欧美杨、美州黑杨、小叶杨等,与江汉平原、黄淮平原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湖盆外缘低丘岗地,树种多为马尾松、杉、油茶、樟、枫香、栋等,与湘中丘陵接壤。森林昆虫多属古北区种,为东方区系种类所控制,既有西北利亚广布种传入,也有不少中亚细亚区系成员入侵,代表种有柳蝠蛾(Phassusexereseen。)、柳毒蛾(L己uCo批as成iei“)、杨毒蛾(L。ea-ndida)、杨扇舟蛾(Closle、aanaeho,-eta)、槐天蛾(Cianisdeuea王ion)、榆绿天蛾(Callambu飞少xtatarinovii)杨透翅蛾(paron‘henetabaoifo,mis)、榆黄叶卿(PJ::haltamaeulieollis)、光肩星天牛(Anoplophoraglabripenni。)朝鲜黑金龟(Holot:ichiaserobieulara)、大青叶蝉(Cicadeliaviridis)等。常发性害虫主要是天牛类、金龟子类。湖盆外的丘岗地带,有马尾松毛虫(Dendroli-musPunetatus),松梢螟(Dioryetri。splendidel里a)、粗鞘双条杉天牛(Sem么-notusbifa“eia、ussinoaus,e,),每年给林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该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于杨树、池杉、水杉的生长,但随着林木的引进和扩大栽培,桑天牛(Aprionagermari)星天牛(Anoplophoraehinensis)、云斑天牛(Bataeer;horsfield)、光肩星天牛传布很快,有些地方植株被害率高达90%以上;杨透翅娥也随苗木调运传入,杨扇舟蛾已造成局部性灾害,大袋蛾(ccryp一to‘h创la,ariegata)在池杉、水杉上已为害成灾。今后森保工作的重点是加强杨树夭牛的防治工作,开展植物检疫,阻绝外来虫源的继续入侵,并及时控制已入侵害虫的扩散蔓延,积极清除当地虫源树种,设置隔离带,不断扩大生物防治。 二、湘东、湘中丘陵区 包括平江、浏阳、长沙、醚陵、株洲、湘潭、湘乡、双峰、茶陵、炊县、鄙县、衡东、衡山、衡阳、衡南、来阳、常宁、望城、宁乡、桃江、涟源、新邵、邵东、邵阳、武冈、祁东、祁阳、零陵、安仁、永兴、邵阳市、湘潭市、衡阳市、株洲市、长沙市以及隆回、洞口、新宁、东安的广大丘陵地区。为我国亚热带江南丘陵的典型地段,一般海拔300米左右,土壤以酸性红壤为主,包括部分紫色土,阳光强,气温高,土层膺薄干燥,春秋寒潮频繁,夏秋千旱明显,年平均温16.7一18.1℃,无霜期265一295天,年降雨量1400毫米左右。该区内人口稠密,交通方便,森林遭受长期破坏,植物群落结构简单,树种单纯,植被稀少,复被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主要树种为马尾松、杉术,擦树、樟树、枫香、石栗、青岗、苦储、木一荷、一青拷、冬青、板栗、油茶、竹类等。灌丛久经砍挖已大量减少。森林昆虫属古北区向东洋区的过渡地带,东洋区系种群约占60%左右,主要成灾性的害虫多属东洋区系的广布种和我国的特有种,如马尾松毛虫、粗鞘双条杉天牛、油茶尺蝗(Bistonmargrata)、竹蝗(Ce;aCriskiangsu)、杉梢小卷峨(Pol丁e-hro。15eunninghamiaeo]a)、马尾松梢小卷蛾(Rhyaeioniadativa)、松梢螟,樟巢螟(Or七haga:ehatiua)、竹螟(Alg-edenia。oelesolis)、杉茸毒蛾(Da盯e-hiramelli)、华竹毒蛾(Pant。na抓nen-515)、竹缕舟蛾(Loodon,adispar)、竹斑蛾(Allobremeriaplurilin己ata)、擦木白轮纷(Aspidio、usoassafras)等。虫灾的特点是:松毛虫此起彼伏波动成灾;油茶尺镬、竹蝗周期性间歇成灾;竹斑蛾、华竹毒娥、杉茸毒蛾是偶发性害虫。暴发年树叶常被吃光。该地区丘陵交错,土层膺薄干燥,人口稠密,森林长期遭受破坏,疏残林较多,今后应尽快恢复森林植被,改造低产林分,进行封山育林,提高森林对害虫的自控能力,保护和引进天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在森林害虫防治方面,要加强松毛虫的预测预报,控制虫源基地,提高综合防治效益,探索生物防治新途径。 三、湘南南岭山区 位于我省南部,五岭山系北麓,包括桂东、汝城、资兴‘、郴县、宜章、桂阳、临武、嘉禾、新田、兰山、宁远、双牌、道县、江华、江永及安仁、永兴、常宁、零陵、祁阳县的部分山区。地形复杂,山峦重叠,夏无酷热,冬不严寒,是一个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地带。土壤多为黄壤和黄棕壤。气候温和,热量丰富,年太阳总辐射量达110~115千卡/厘米2,大于looC年活动积温在5600一5800oC,是全省热量最丰富的地区,无霜期28。~310天,年平均气温18℃左右,1月份平均气温为亡~8℃,7月份气温在25~29℃之间.年降雨一量可达1800毫米,为我省多雨地区之一。山地面积大,约八山一水一分田。境内树木资源种类繁多,林下植被类型特别丰富,具有南国特色,除松、杉、油茶、油桐等主要用材林和经济林外,还有不少南亚热带树种,如长苞铁杉、华南铁杉、粤松、黄稠、多脉青岗,南岭拷、鹿角拷、厚壳桂、广东琼楠、香花木、赤按、广叶按、火力楠、琼楠、半枫荷、竹柏等,多为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该区内昆虫种群以东洋区系为主,东洋区中,属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种类有海南大蟋蟀(B:aChyt,upesportentosus)、乌柏大蚕峨(A,tac二atlas)、山林原白蚁(Hodotomopsisoio::od,i)、竹直锥象(Cyrto,raeheluslongimanus)、梭舟蛾(Ne卜riavivideesCens)、皮舟蛾(Pydnotostaeea)、花夜峨(PaChy里。p-15dileetissima)、掌夜娥(TiraCola-ptagiata)、芒果天蛾(Compoogenep-anopus)、银杏大蚕蛾(Die子yoploeajaponiea)、台湾大弄蝶(Lsmenejoinaformosana)、峨绒蚊蝶(Preeisiphi,a)大尾凤蝶(Ago五auaehvooi。ov。leriei台湾长尾水青蛾(Aetiasoinensis)、脉凤蝶(Salaturogenutia),还有人工放养的紫胶虫(LaeCiferlac。a)等。区内除部分低庄纯马尾松林区马尾松毛虫成灾外,很少有大面积暴发成灾的害虫发生,造成局部性灾害的有杉天牛、栗实象鼻虫(Cureuliodavidi),栋实象鼻虫(Curculioarakawai)、栋黄掌舟蛾(phaleraassimilis);次生林区贝lj白蚁类及山林原白蚁为害严重,造成大量空心立木。该区山高坡陡,山地广阔,海拔相差悬殊,热量丰富,降水充沛,有利于用材林的发展,是我省最主要的天然阔叶林区,有很多特有珍贵用材树种,要注意保护,加强现有林的抚育管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森林病虫防治方面,除低丘区注意松毛虫防治外,要加强种实害虫、蛀干害虫的研究,加强木材检疫。区内天敌资源丰富,应注意开发利用。 四、雪峰山林区 本区以雪峰山为主体,包括城步、绥宁、通道、靖县、会同、芷江、黔阳、桃江、安化、新化、沉陵、淑浦、怀化、新晃的全部及常德、汉寿、桃源、益阳、宁乡、新化、慈利、大庸、辰溪、麻阳、东安、新宁、武岗、洞口、隆回的一部分山区。山高坡陡,地势复杂多样,主峰海拔1934.3米,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区。气候多温多湿,年平均气温16℃左右,夏季7月平均26一28℃其中通道、会同一带是全省7月温度最低地区。年太阳总辐射量较少,大部分为100一105千卡/厘米,,山高雾多,日照时数少,一般只有1300一1550小时,比洞庭湖区少300多小时。年降雨量1300一142。毫米,是我省少雨地区之一,但因气温_低,云雾多,蒸发量小,故相对湿度比较i大。土壤以山地黄壤为主。林种树种较多,林相复杂,多为天然混交林,也有大面人工栽培的杉林,油茶林。天然林内植被详富,层次繁复,树龄不齐,现有森林蓄积量占全省总蓄积量的一半,是森林面积最大的一个林区,也是我省杉木的中心产区,主要生产树种有杉木、马尾松、擦树、楠竹、油桐、油茶、杨梅、漆树、板栗、锥栗等。森林昆虫以东洋区系为主,约占65%,常发性害虫有油茶毒蛾(E即r“ctisp“e-udeonspersa)、油茶果象(Cureulioehinensis)、松蛾(Dasyehiraaxuth-a)、松尺镬(Abraxassp)、擦木长足象(Aleidodesop),松针红蜡蛤(Ce,oplas-te。:ubeos)、中华松针盼(Setsoeoe:‘s。1nenoi。)、杉肤小蠢(Phloeosin。。aa七iel.is)、饱桐叶押(Baoipriono,5eh-inenois)、板栗瘦峰(]〕,y000smusk-宙iphilos)等。区内属松毛虫偶灾区,思茅松毛虫、马尾松毛虫混合发生,一般在时间上猖撅周期短,空间上间偏时间长。近年来竹蝗已传入,造成一定灾害。该地区山高雾多,森林复被率大,日照时数少,相对湿度大,有利于用材林的生长,要大力营造混交林,保护植被,促进自然生态平衡,创造不利于害虫猖撅而更有利于林木生长的环境,从根本上杜绝害虫的猖撅发生。当前要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及时控制竹蝗、松毒蛾的扩展,加强油茶毒蛾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 五、湘西山原区 本区是云贵高原的东延地带,属山原地形,包括石门、慈利、大庸、永顺、桑植、保靖、古丈、花垣、龙山,吉首、凤凰、沪溪等县,麻阳、辰溪、临遭、澄县灼一部分,是一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区,山峦起伏,沟谷深切,从地理位置看,处于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东部季风气侯与内陆大陆性气候交替的过渡地带。土壤以山地黄壤为主,年平均温15.8一18.8℃,绝对最低温一名℃,年太阳总辐射量为92一102千卡/厘米“,日照时数大部分在1500小时以下,日平均气温 拍℃,积温为5000一530。℃,是全省光能资源热量条件最少的一个区。由于北部山岭的阻挡,冷空气对本区的影响较弱,形成冬暖夏凉的特点。本区云雾多,湿度大,雨量丰沛,年降雨量1400一1700毫米。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有些地方保存有一些在第四纪冰川未经破坏的原始林,主要生产树种有油桐、油茶、漆树、乌柏、板栗,杜仲,柏木、马尾松、香椿、梓树、樟树、楠木、桦树、锻树、马桑、叨里木、黄杉、华山松1鹅掌揪,光皮桦、光叶青岗等,‘是我省经济林集中产区,也是我省油桐的中心产区。由于该区林种树种气侯土类的变化,造成森林昆虫南北穿插、东西交混的地理分布类型,成灾性害虫有油桐尺蟆(Buzura川pPreS-。aria)、橙斑白条天牛(Batoce:adar-idis)、油茶果象、茶猜蛾(Paom曲补atestheae)、漆树叶押(Podont主alu-tea)、柏树毒蛾(Paroenoriafurva)、粉白金龟子(Cyphoehi协5in“ulanu“)等,是松毛虫历年来有虫不成灾的“无灾区”。但由于近年来森林遭受一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失调,在龙山、凤凰、、吉首、庐溪首次出现松毛虫暴发成灾,云南松毛虫(l)endrolim认51。,ipenn全s)也局部为害。该地区森林破坏严重,荒山荒地较多,自然灾害频繁,营林方面要加速造林绿化,开展封山育林,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不断提高森林复盖率。森林害虫防治方面,要采取积极措施,迅速控制松毛虫蔓延,充实森保人员,健全森林病虫防治机构,加强对油桐、油茶、漆树病虫的防治工作,有计划地对八大公山、张家界、小溪、壶瓶山等原始林区进行昆虫资源考查,划出一定面积自然保护区,建立天敌资源的基因库。 生态类论文:公路边坡生态防护的分类管理及植被的选择 摘要: 本文分析了工程常用的边坡分类方法及其对应的植被配置,并且根据后期的养护管理将边坡分为精细管理型生态边坡、粗放管理型生态边坡和半粗放管理型生态边坡,同时对三种管理类型的边坡的植被配置进行了设计,为工程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0 前言 随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日益关注,生态防护技术已推广应用到废矿复垦、公路铁路护坡、噪音隔断、固体废弃物处理、大气环境保护、建筑工地美化、河道防冲刷、地面排水系统、水库大坝护岸、海岸抗风浪侵蚀、管道工程防护等各个工程领域。 边坡生态防护指应用系统生态学原理,在边坡植被建立后,对受损的公路边坡重建稳定的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实现边坡生态学物质与能量自循环的一种防护措施[1]。 具体讲,生态技术护坡指单独使用植物或植物与非生命材料(矿料、砌石、圬工等)相结合的方式代替传统的纯工程防护,主要通过植物根系与土壤之间的附着力(深根的锚固作用和浅根的加筋作用)及根茎之间的相互缠绕作用来提高边坡的抗冲刷和侵蚀能力。不仅对边坡有防护和加固作用,而且也对公路沿线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恢复和改善[2]。 在英国95%的边坡破坏都发生在不到1.5m深的坡土范围内,在日本66%的边坡破坏发生于2m深的土坡面层范围,而一般乔灌木植被的垂直根、侧根和须根大都分布在2m深的边坡面层内[3]。在根系固土的同时,通过适当管理,帮助边坡维持一个适宜的湿度和水文环境,既能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又能达到护坡效果。 1 工程常用的边坡分类方法及生态防护 在实际工程中,为满足不同工程用途的需要,边坡设计形态多种多样,边坡的分类也有很多种方法。 ①按边坡的成因可分为天然边坡和人工边坡。 天然边坡是自然形成的山坡和江河湖海的岸坡,一般来说相对稳定。但是随着交通、水利、矿山、城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自然坡面的生态平衡正在被打破,开挖出大量的裸露岩土边坡。天然边坡的坡面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人工边坡生态环境的形成成为当前重要的工作内容,而重中之重就是植被的配置的问题。 ②按构成边坡坡体的岩土性质可分为土质边坡、岩质边坡和岩土混合边坡。 不同岩土性质的边坡,生态护坡的形式是不同的,植被的配置也不同,许多学者在该方面也进行了探讨。翟文光等分析了19种生态防护技术的工艺原理、技术特点、适用范围及景观效果进行分析和比较,给出生态防护中植物的选择和搭配方法[2]。陈洪凯等从植物群落演替过程和植物选择原则的角度,并根据岩质边坡、土石边坡和土质边坡3种不同岩性边坡与植物根系的作用特征,提出了合理的植物优化配置模式,得出岩质边坡以须根发达的草本植物为主,土质边坡以草灌型或草灌乔型为主,选择水平和垂直根系发达的品种,土石混合边坡应采用草灌型或草灌乔型的植物配置模式,以草本植物和苗期生长快、根系发达的灌木品种为主[4]。 ③按边坡的高度可分为一般边坡和高边坡。 藤本植物适合于比较高陡且凹凸不平的弱风化岩和中风化岩的生态修复;灌木的根系比较发达,适应性和抗逆性强,在土石边坡和强风化岩边坡增加灌木的应用,形成不同层次的生态护坡,既能提高边坡生态防护效果,又可增加景观层次。 2 公路边坡管理类型的分类及植被的配置 不管是天然边坡或人工边坡、土质边坡或岩质边坡或岩土混合边坡、一般边坡或高边坡,这些类型的边坡防护的后期管理方法是不一样的,边坡后期管理方法不同,会影响前期的护坡的设计、植被的配置等。根据边坡管理类型不同,将边坡分为粗放管理型边坡、半粗放管理型边坡和精细管理型边坡。 2.1 精细管理型生态边坡 在高速公路入口处、重要标志路段等一些景观要求较高的路段,生态防护边坡后期的养护管理要求较为精细,要定期修剪、浇水、施肥等,同时这样地段的边坡在边坡生态防护类型的选择上和植被配置方面要求较高。因此,在植被的配置方面,不仅要考虑植被的生态适应能力、固土效果,还需要重点考虑如何采用多种植被的搭配来提升景观效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 ①结合草本、灌木、乔木、藤本植物多种类型植被,利用多种类型植被的根系增强固土效果,同时具有一定的层次感,提升景观效果。我国公路边坡生态防护中使用较多的草本植物有白三叶、地毯草、羊茅、节水草、狗牙根、二月兰、小冠花、黑麦草等;常使用的护坡灌木植物主要有沙棘、锦带花、迎春、胡枝子、紫穗槐、坡柳等;乔木类植物有山合欢、漆树、刺槐、油松等;藤本植物有爬山虎、常春藤、扶芳藤、葛藤等。 ②坚持植物生物学特性,组织营造多重景观。观赏植物根据其观赏特性可分为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等植物。观花植物一般要求花朵繁盛、色彩鲜艳、花相整齐,如玉兰、大花紫薇、樱花、牡丹、山茶、夹竹桃、杜鹃等,花期集中,观赏效果极佳;观叶植物一般要求叶形奇特,叶色变化丰富,随季节变化呈现不同颜色,如棕榈、平婆、七叶树、羊蹄甲、鹅掌楸、银杏等叶面积较大或叶形奇特美观的树种;三角枫、乌桕、石楠、紫荆、栾树等彩色树种叶子颜色随季节变化而变化,达到四季有景可观、有花可赏的效果[5]。 ③突出地域特色,结合本土植被和当地的民俗文化,设计出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防护边坡造型和景观设计。 2.2 粗放管理型生态边坡 精细管理类型的边坡设计相对较为复杂,养护成本也相对较高,考虑成本因素,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路段的边坡设计,可以考虑采用一些耐粗放管理的植被进行生态护坡。耐粗放管理的植被主要是采用本土植被,生态适应能力较强,后期不需要精细养护的植被,例如海南地区可以采用牛筋草、弯叶画眉草、狗牙根、地毯草、含羞草等。 2.3 半粗放管理型生态边坡 半粗放管理类型生态边坡介于精细管理型和粗放管理型生态边坡之间的一种边坡养护管理类型。在植被配置、造型设计、后期养护等方面比精细管理型边坡要粗放,而比粗放管理型边坡要精细些。 3 结语 生态护坡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生态边坡的前期设计固然重要,但是边坡施工完成后对边坡植被的管理养护也是边坡设计中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期的养护管理直接影响前期的设计,养护管理不一样,植被的选择也就不一样,本文将生态边坡的管理类型分为精细管理型、粗放管理型、半粗放管理型,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植被配置,对工程实践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生态类论文:人类发展生态学视角下的家园合作 摘 要:为了避免5+2=0式教育悲剧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师都认识到了家园合作的重要性。家园合作不仅仅是家长和幼儿园建立支持性的联系,还需要家庭、幼儿园、社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才可以做好。本文从人类发展生态学的视角入手,探讨我们成人在构建与儿童密切相关的环境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并且试着找出在家园合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掘儿童潜能的方法,通过家园合作可以更好的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类发展生态学;家园合作;启示 一、问题提出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养人这一极其细微而复杂的任务。尤其是自1979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许多家长都不能对这类“新型儿童”采取科学的教养态度。在这种困境下,幼儿园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也非常重视幼儿园和家庭之间的合作共育。在2001年,教育部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学习和生活的空间。幼儿园同时应为社区的早期教育提供服务”。 家园合作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家长资源,实现家园互动共育,促进幼儿素质的提高,这是家园合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幼儿园教师和家长对家园合作的态度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本文主要是从生态学取向探求我们成人在创设与儿童密切相关的环境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并且试着找出在家园合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掘儿童潜能的正确途径。 二、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人类发展生态学是由尤・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nner)提出的,他认为,“人类发展生态学研究的是发展着的个体与其直接生长于其中的变化着的环境之间的渐近的、双向的互动,而这个互动过程又受到个体不同的直接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影响,并受到这些环境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制约。” 人类发展生态学中的“生态”指的是有机体或个人正在经历着的,或者与个体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环境。人类发展生态学中的“环境”指的是体验到的、对人发展产生影响或受人发展影响的“事件或条件”,不仅涉及任何在科学意义上环境的实体特征,还包括在环境中的儿童对这些特征的主观感受,而且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环境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既具有中心,又向四处扩散的网络。布朗芬布伦纳将之称为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其按与个体互动的频率及密切程度依次向外扩展成四级――微系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系统(exosystem)和宏观系统(macrosystem)。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环境相互交织在一起,前者逐个地被包含在后者之中,形成了一种同心圆样式的结构。 微系统是指个体最直接接触到的环境,是发展着的人在具有特定物理和物质特征的情景中所体验到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样式。包括家庭、学校、邻居和社区。中间系统是指由发展的人积极参与的两个或多个情景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家庭与学校、学校与社区、家庭与同伴等。外系统是对儿童的发展只有间接而无直接的影响,包括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环境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过程,至少有一个环境不包括发展着的个体,但是会间接地影响个体存在的微环境。宏观系统是个体所处的整个社会组织、机构和文化背景,包括来自某种文化或者文化的价值观念、信仰和信念、历史及其变化、政治和经济、社会机构等,宏观系统是微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的联合建构,包括特定文化或者亚文化的特征、信仰、知识体系、物质资源、习惯、生活方式等。 各个系统是相互系、相互制约的,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变化都会波及到另外一个系统;儿童的发展过程是其不断地扩展对生态环境的认识的过程,从家庭到幼儿园再到社会;儿童的生态过渡对其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人类发展生态学视角下的家园合作 1、充分利用微系统对幼儿进行教育 幼儿在微系统中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幼儿在其它层次系统中的发展。微系统是一些活动、角色以及人际关系的模式。 这里所指的活动是“具有自身动量的、正在进行的行为,被环境的参与者认为是有意义或有目的的行为。”人际关系是指在同一环境中,当活动的一方注意或参与到另一方的活动中,便发生了人际关系。而角色是对社会中占某一特定地位的人和与之有关的其他人所期望的一组活动和关系。他通常可以用一定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加以描述,并按年龄、性别、职业和亲属关系等变量加以区分。在微系统中,活动、人际关系和角色之间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在平时,教师和家长都应该密切关注孩子的行为,适时的介入,帮助和引导孩子学会正确的处事原则和方法。家长和幼儿园老师在在平时要和幼儿多互动,满足儿童的角色期待,同时,也要注意与儿童互动时的情感交流,在互动中增进彼此感情。 如果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够按照人类发展生态学中的这些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就不会出现那些生态危机现象啦,例如僵化封闭的活动设计与组织规范;单项、线性的活动方式;儿童被动、受控制的生存方式;对幼儿生命与差异的漠视等。 2、加强中间系统的联系 环境的发展潜力将随着一个环境与其他环境之间存在的支持性联系的增多而提高。中间系统中各微观系统间的互动质量越高,促进儿童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幼儿在微系统发展效果的好坏会受到中间系统的影响。中间系统是家庭和幼儿园这两个微系统的交集,如果幼儿在家庭和幼儿园中学到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等内容存在很大差异的话,那么幼儿在以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心理肯定会非常矛盾,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我们想看见的。 首先,作为教师要积极、耐心、细致的向家长传授科学的幼儿教育方法,定期汇报幼儿在班级上的情况。同时,也要了解每个幼儿的特点,以及他们在家庭中的表现和习惯等。当然,家长也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参与者,家长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教师的配合程度等等,都会影响幼儿教育的最终结果。 3、合理控制外系统的影响 外系统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幼儿,但是他们却深深的影响着与幼儿朝夕相处的人,因此,外系统也不可避免的会对幼儿的日常生活和性格、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家庭方面来说,家长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文化水平,决定了父母所承担的角色、所从事的活动和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从而间接地影响了他们对待子女的态度,做为家长应当学会控制自己在幼儿面前的言行举止;从幼儿家庭所处的社区来说,社区内居民的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等方面,也会影响到幼儿的知识范围和交往水平等;从幼儿园方面来说,幼儿园的师资水平以及教师间的合作竞争氛围等都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活动、教师对幼儿的态度以及儿童观及事业心等,作为幼儿教师不仅应该规范好自身行为,还应该向幼儿家长和社区宣传为幼儿营造良好心理环境的重要性。 4、重视宏观系统的作用 人类发展生态学认为,在整个文化或者亚文化及其所包含的较低层次的生态系统中,具体的各方面的表现可能差距很大,但是却具有内部的同源性。微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和发展的进程,而宏观系统决定着这三级生态系统的具体特征。因此,任何关于人的发展的研究都必须考察宏观系统的影响作用,换句话说,微系统、中间系统和外系统对人的行为和发展的影响,是在宏观系统这种广阔的背景下得以实现的。幼儿在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中参与的各种活动都是要受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当地人的普遍价值观影响的,不仅仅是幼儿,每个人的活动都会受其所在的文化圈的影响,对幼儿的教育更应该重视价值观、文化观等层次的影响。 四、对家园合作的启示 1、要明确家园合作的目的 家园合作只是一种方法,是一种为了促进儿童身心发展而进行家园互动共育的方法。在家园合作的过程中,家庭和幼儿园都应该注意合作的有效性,即合作要能切实的促进儿童的发展,而不能本末倒置,去过分的追求家园合作的频次和形式等。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在创设环境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儿童在这种环境下是不是会获得发展,这种环境对儿童发展的促进作用到底有多大;其次,幼儿园老师要和家长统一步调,家庭要配合幼儿园开展的系列活动,家长也可以根据自己对儿童的期望引导儿童向某些特定的方向发展,补充集体教学的不足之处。家园合作是要指向幼儿的个别发展,指向各个幼儿发展的特殊方面。 2、要注意家园合作的有效性 如何才能保证家园合作的有效性?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做细”和“做远”这两个词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做细”指的就是要将家园合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不仅要确保家园合作的目的、内容、方式和方法等环节的科学性,还要确保儿童在家庭和幼儿园这两个微系统中都要获得发展。要使家园合作有效,就必须先确保儿童在家庭和幼儿园这两个微系统中都要获得发展,在此基础之上的家园合作共育才会更有意义。其次,“做远”就是要突破家园合作的限制,将眼光放长远,要注意到那些可能会对家园合作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比如,家长的文化背景和经济收入、幼儿园自身的教育资源等问题。虽说这些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单凭家庭和幼儿园的力量很难改变这些已有的现状,但是,这些客观存在确实会对家园合作以及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 3、要从宏观角度审视家园合作 生活在特定文化圈中的人们,其言行举止、衣食住行无不渗透着这种特定文化传统的影响,当然,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也无法规避这种文化的影响。家园合作不仅要在培养儿童能力等方面做到步调一致,在塑造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更要做到统一。幼儿期是儿童价值观形成的萌芽期,此时儿童缺乏辨别好坏的能力,极易受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加之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各种鱼龙混杂的思想围绕在我们左右,作为成人,我们更应该重视对儿童文化、价值观等层面的教育。因此,家庭和幼儿园要重视对儿童进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培养,让儿童热爱集体,喜欢与人交流合作,多让儿童接触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让幼儿获得在集体中的快乐体验。 生态类论文:生态位理论在江西省师范类高校发展中的应用 0引言 高校可持续发展是高等教育研究优秀领域的主要内容之一。探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高等教育未来出路,而且有利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高校是一个复杂的复合生态系统,呈现出动态的复杂性。生态位理论作为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清晰地反映高校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运用生态位理论来研究高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用价值。 1生态位理论及高校生态位理论 生态位是用来表示生物个体或种群生存所必需的或可被利用的各种生态因子或生态关系的集合。J.Grinell(1917,1924,1928)在研究加利福尼亚长尾鸣禽的生态关系时使用生态位术语并首先给予定义[1]。此后,诸多学者对生态位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在生态位理论的研究范围已应用到土地评价、农业生态、城市建设、高校管理[2-5]等领域。生态位理论认为,物种在生物群落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包括空间、功能及作用。某种物种的生态位越大,其占有资源与吸引资源的能力越强,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也越大,反之,其生存必然受到抑制。而各个物种之间存在着生态位重叠与竞争。 高校处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环境之中,其自然环境、政府环境、市场环境、高校之间的环境等区域环境均影响到高校的生存与发展。高校生态位可以表述为一所高校在区域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其提供给人们的或可被人们利用的各种因子的集合。它不仅是一所高校占地空间位置的反映,而是一所高校占有资源、服务社会的能力大小集合。 2高校生态位宽度的构建 生态位态势理论指出,即从个体到生物圈,无论自然还是社会中的生物单元都具有态和势两个方面的属性,态是生物单元的状态,是过去生长发育、学习、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积累的结果;势是生物单元对环境的现实影响力或支配力,如能量和物质变换的速率、生产力、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占据新生境的能力。特定生态系统中某生物单元的生态位即该生物单元的态势与该生态系统中所研究的生物单元的态势总和的比值,体现了该生物单元的相对地位与作用[7]。依据一般生态位态势理论,高校生态位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高校的态(占地面积、在校学生数、、师资力量、毕业生服务社会能力等),即高校在特定时刻的状态,是过去发展积累的结果;二是高校的势(面积变化量、招生规模的扩大、毕业生就业能力变化量、引进高水平人才数目等),是高校在特定时间内对区域环境的现实影响力或支配力。态和势的有机结合综合体现了高校在区域环境中的相对地位和作用,即高校生态位的大小(宽度)。 3实例应用与分析 3.1 江西省师范类院校生态位计算 3.1.1 生态位因子的选择高校生态位由多种因子决定,但在研究时,不可能掌握高校生态位所有维数的具体特征和参数,根据实际情况和资源可获度,将其维数减少为若干个有效维数或某一维数进行生态位的测算。在本文中,选择了三类集中反映高校占有资源能力的指标来表示生态位。一是招生数(C1),直接反映出高校吸引、占有学生的能力;二是教职工数(C2),间接反映出高校占有教师资源及教学水平的高低;三是毕业生就业率(C3),直接反映毕业生市场竞争能力以及服务社会能力。 3.1.2 权重赋予本文通过熵权法客观赋权法来进行指标权重赋予,如表1。 3.1.3 计算高校生态位以江西省五所主要师范类高校为研究对象,根据江西省统计年鉴及五所高校的相关数据资料,计算2004、2006、2008年高校生态位。(表2) 3.2 计算结果分析从图1中可看出:①大部分院校生态位有所提高,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但各学校进展不一。计算结果与近年来各高校发展的趋势大致吻合。其中,上升较明显的是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该校在2003年升格为专科院校后,其办学规模、师资力量等方面有明显增强。②从平均生态位上看,江西师范大学生态位最高,其次为赣南师范学院、上饶师范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态位最低。江西师范大学作为省直属高校,其建校时间久、办学水平高,故生态位最高;赣南师范学院升本时间早、在赣南地区影响力比较大,生态位排名第二;上饶师范学院几经周折,2004年方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时间较晚,但位于省会,区域优势较强,发展较快,增幅在五所院校中名列前茅;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一所升格不久大专院校,教学资源、教育资源远远不及其他本科院校,生态位最低。 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随着近几年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欣欣向荣,各所师范院校办学水平均有所提高;生态位宽度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学院、上饶师范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逐渐递减。从现实状态来看,五所师范院校的培养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培养目标均定位于中小学教师,服务半径虽有不同,但随着就业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所有师范院校面对的市场均是全省乃至全国市场,此时存在生态位重叠,从而引发生态位竞争。在此情况下,高生态位的院校必会占用低生态位的资源(生源、师资、就业市场等)。如果低生态位院校不提高生态位宽度,最终面临的只能被兼并。而提高生态位宽度,不仅仅是从生源、师资、就业等方面入手,更关键的是生态位的错位发展。对于江西省师范类院校而言,错位发展战略是指充分认识自身特征,选择区别于其他院校的生态因子组合,凸显自身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实现生态因子的差异化,实现生态位的分离。 4结语 基于生态位研究度研究高校发展是高校研究的一个新角度,本文仅从三方面来考虑,指标选取较为单一,选取年份较短,分析较为简单,但其为研究高校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方法及思路。
法律史论文:应该抢救中国的法律史等 应该抢救中国的法律史等 q:我是一名法律人,虽从事法律工作也有十来年的历史,但却从未听说过“陈卓”这个名字。读了方圆5月上的封面报道《陈卓往事》,使我又了解到一个应该铭刻在法律史碑上的人。 这几年,很多法律界的老人去世了,马克昌、陈桂明、张宇霖、邓正来等等。他们中有一些因常常在媒体露面而被大家所熟知,更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多的一些却只是在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为,现代法律在中国的历史实在是不够长,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很多重要史料的记录工作。应该趁着这些法学巨擘还在的时候多请他们谈一谈,这也是在抢救中国的法律史。 a:小编也觉得,我们总是在有人逝去的时候,才后悔什么事情还没有做。趁着历史的当事人还在的时候,保留真实的历史给后人看,是年轻法律人应该重视的问题。 洗浴中心盗窃频发, 检察官给提个醒 q:编辑老师,您好!日前,我所在的河南省内乡县检察院审查了这样一起案件:打工青年、无业游民、大学学生、未成年人等4人,从结识到被抓获,短短5天时间,从甘肃到西安一路向南到南阳辗转7个地方,在洗浴中心盗窃作案5次。 近年来,发生在洗浴中心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多,我们想给大家提个醒。发现被盗后,第一时间搜集相关证据,即使公安机关破获不了,洗浴中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顾客在洗浴消费的过程中,其随身携带的财物交由洗浴中心保管,或自己存放于洗浴中心提供的衣箱内,店方都承担有看管的义务。(文/李玉军) a:很多人丢了东西找店方都面临索赔难的问题,看来还是应该举起法律武器啊。 国家政策变化导致无法贷款, 开发商该退回首付款吗 q:因为母亲多病,身体一直极差,东北的冬天很寒冷,母亲气管疾病,天天在家不能外出!兄弟姐妹凑钱给父母打算在北海贷款 买一套房子供父母休养之用。 2009年年底,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在北海定了一套房子,交了2万订金,当时说是首付2成就可办理。但等到2010年让我们去办理贷款手续的时候,说首付最低3成,当时为了贷款容易批下来,我们凑到了4成的首付在楼盘销售公司的带领下交给了开发商,开始办理贷款手续。结果在贷款还没有审批下来的时候,国家政策调整,外地人不允许贷款,导致这次买卖无法进行了。现在开发商拒不退还首付款,一直给我们的答复是:等有下家买的时候再退。请问我们该如何做? a:因为国家政策导致的无法贷款,属于不可抗力,您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由开发商退回首付的,这与开发商是否再次卖出房子没有关系。面对这种情况,您一是可以向当地建委部门投诉,看是否可以协商解决问题。否则可以委托律师,直接向房产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返还首付款。 法律史论文:近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原文作者:张松 摘 要 自清末至民国,通过全面学习移植西法,建构起一个与西方大陆法系相似的“六法体系”,而另一方面,却是人们生活实践和司法实践中的传统依然,形成制度与实践相背离的吊诡状态。归根溯源,乃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变”与“常”二者的张力结果。变与常,既是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社会现象和“辨证规则”,也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更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关键词 变与常 近代中国 法律制度 历史观照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从公议到公断: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研究”(11yjc820168)及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建构与解读”(2011sjb820013)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松,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近代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14-02 关于“变与常”,无论古今中外,都有着莫名的热衷,但却聚讼纷纭,未有定论。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即说过“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孔子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叹,老子却有“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明”之论。除却哲学与文化,其他学科也有变与常之分,如数学上的“常数”与“变数”。可见,变与常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存,互相纠葛在一起。 传统中国,伦理等级分明,社会秩序井然,多数时期呈现出稳定和谐的局面,因此在古代中国,“‘和’、‘均’、‘安’才是常道,冲突与矛盾则属变道。”但历史车轮行驶至近代,西方的强势入侵,迫使中国不得不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洪流,从传统的“千年不变”突转为“十年一变”,中西文化冲突成为时代的突出内容,“这是一个变的时代:从社会到个人,从制度到思想,都在剧烈地变动着。”正是由于社会形势的日新月异,一个多世纪来的史学界和法学界大都侧重于近代中国社会趋变的一面,褒之扬之,即使间或有论述不变的一面,也是基于批判的立场,贬之抑之。无疑,这一研究取向既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表象相契合,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大势相一致,但却有意或无意中引导人们认为“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唯一面相,从而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认识陷入一种单一的平面景象之中,忽视了一直隐藏于社会实践中不变(即常)的一面。 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中国本土文化与中国意识处于弱化和简化的状态,失却了以往包容万象、吸纳异域文明为己用的雍容气度;而自上至下、急功近利的富国强民意愿更是生硬地将一个截然不同的异质社会和文明插入进来,一个西方模式的“新社会”已初步成型。然而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未因此而被截断,传统文化精神仍牢牢地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大变法”,到沈家本的制订新律,再到清末新政、共和民国的建立,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体系,无不是以“变”——即学习西方、移植西法为主导,从而形成一个双重结构模式的社会。即一种西方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模式已在明面上建立,而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的实际运作方式仍深受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影响,从制度到实践,整个法律的运行环境仍深受传统制约,形成一个“制度与实践相悖离”的吊诡状态。 以商事法律制度建设为例,无论是商事裁判机构,如大理院、商事公断处等的构建,还是一系列商事法规,如商法总则、商事程序法、商事单行法等的草拟与出台,其中无不饱含着浓郁的传统法文化元素。大理院乃是由传统的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改制而来,商事公断处则建基于以往的行会及其行议机制,而固有的商事习惯如合伙、担保、借贷、居间等,均可以在有关商事法规中发现端倪。一言以蔽之,在近代中国商事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变”道占居主导地位,但“常”道仍或显或隐地对其不断产生影响。这种现象不仅仅见之于商事法律制度建设,也同样见之于其他部门法制建设。从某种角度来说,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建构是仿效西方移植而来一个庞大的西方法框架,而在框架内却是中西杂糅,新旧混陈,且一直影响至今。譬如当前仍有所留存的传统风俗习惯,国人的一些习惯性思维等则是有力佐证。 [论文网] 制度建设如此,司法实践亦然。从官方司法机关到民间裁判机构,无不在司法实践中重视援用本土法律资源。以民初大理院为例,大理院通过颁布判决例和解释例的形式来弥补法律法规的匮乏,将本土民商事习惯导入司法审判之中,与法律条文形成互补,从而使得近代民商事习惯与西方法律精神文明初步融合,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商事裁判机制。官方如此,民间亦相若。民初的商事公断处在裁处商事纠纷时,所依据的仍以本土商事习惯为主,以东渐而来的西法为辅,甚至二者综合为用。这一情形,恰与官方行为相呼应,形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正如苏力所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并且必然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而民间商事裁判机构——商事公断处,虽然其存在与民族国家追求司法统一的目标及社会发展大势相悖,并因此受到政府的挤压和抵制,但鉴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存在却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从当时商事公断处的理案效果就可以看出来。以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民间裁判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其生存空间。 清末民初,正是我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草创时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为习惯法的存在和实施保留了一定的法律空间,一大批行之有效的商事习惯被引进法律条文、导入司法实践等,不仅弥补了法律法规的不足,而且增强了现行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商事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商事法规对商事习惯的吸收,不仅丰富了商事司法裁判的法律渊源,推进了社会对法律本土资源的认识,而且为法律的继受提供了一个相对可行的途径,为以后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创造了条件。这无疑是“常道”对“变道”的具体影响。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清末民初的法律继受,是一个多方面参与、全方位移植西法的过程,是国人在内外交迫的情境下做出的选择,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意即科学化、知识化、专业化等的过程,并伴随着一个法律人阶层的递嬗代换、新的专业法律人取旧制度下的法律人而代之。”从1904年清政府颁布近代中国第一部商法——《商人通例》开始,到1928年民国南京政府建立时止,晚清政府与民国北京政府拟订和颁行了多个商事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囊括了商事主体法、商事行为法和程序法,基本上建构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而近代商事法律制度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近代商事法律制度传统和现代并存、东西方法律精神共生的特点,既有政府的功劳,也有社会的贡献。近代商法的变迁发展过程,表征了法律继受的长期性,“也许只有在中国人整体的法律生活(由活生生的法律到国法)找到一种与外来法律较少隔阂冲突的融合方式时,继受成功的可能性才会加大。”正 如王伯琦先生的分析:“第一,从新法律的内容而言,这原本不是本土的产物,这与西洋新法产生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是所谓‘观俗立法’的。新法的创制是受了自己社会情况的逼迫。我们的新法是舶来的,主要是受了国际环境的逼迫。另就法律的执行而言,问题更为严重。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上,只有具体道德规范的实践体会,绝少抽象法律原则的逻辑推演。这是中西文化极显著的鸿沟。他们在历史上已经过数次严格法的训练,我们自秦汉以来就从没见过。这是在中国当今法律上的二个基本问题,到今天,须要切切实实地检讨一番才是了。” 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进入社会转型的“历史三峡”时期,法律制度的重构是其中重要内容。不可否认,仿效西方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有水土不服之嫌,而中华法系因此趋于解体也是不争之事实,法律文明的消亡与重生始终是相伴相随,未曾割离开来。德国法学家维亚克尔曾在其巨著《近代私法史》中批判了将近代德国法制建设诉诸继受带来的同化或抵抗的危机,认为这将会使研究者的眼光陷于偏颇,应用近代的发展趋势来解释,将可更明确、有创意地说明这些创新事物。他认为:近代德意志在继受罗马法的过程中,始终都有法条制度为因应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本身的进展——被创造出,乃至继续演变,它们既不是“罗马的”,也不是“(古)德意志的”法制,毋宁是新法制。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近代中国的法律继受(或近代中国的法律生活),视其为中国法律的近代自然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在外力的诱发下而发生、发展的。 自晚清迄至民初,一个与已施行两千余年的传统法律制度迥异的新法律制度渐趋成型,而新的法律意识也随之悄然在国人心中养成。毋庸置疑,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法律意识,在其建构养成的过程中受外力因素影响较大,带有明显的西法印痕,但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既无法将其与传统中华法文化相隔绝,也不能忽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法文化因子。换言之,即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乃是一个东西法文化共同构成的混合体,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既有别于传统,也有异于西方的新事物。而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则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代表保守力量的“常道”和代表变革力量的“变道”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变道和常道并非固守不变或泾渭分明,而是互相纠结不清,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今日的变道将会成为明日的常道。“变与常不是相对立、相排斥的,而毋宁是相反相成的。……常中有变,变中有常,这才真的接近了真理的边缘。” 史家唐德刚先生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变革亦如此:它既是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近代转型,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但如何转型、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却一直迁延至今,未有定论。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到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等的“打倒孔家店”,从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到近年苏力的“本土资源论”,我们与其认为其是中国学者面对西学的态度及认识上的变迁,不如说是对中国(包括法律)现代化路径的艰难抉择。 梁任公曾言:“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非吾之所敢言矣。”“变”和“不变”(即“常”)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为艰难的抉择,同时又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一百多年来,“变”的形式和内容始终居于主流与主导地位,从而遮蔽了那些退隐幕后的相对“不变(常)”的东西。“变与不变是研究中国历史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至今仍紧紧关闭着的门。”而前文王伯琦先生所言的两个问题,以及张之洞、陈独秀、胡适、苏力等数代人的歧异主张,其实都可以说是衍生于“变道”与“常道”的博弈,是各人对社会中变与常的认识态度的外在反映。变与常,既是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社会现象和“辨证规则”,也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更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法律史论文:谈史上最牛彩票所涉法律问题 谈史上最牛彩票所涉法律问题 公众知情权与中奖者隐私权,文明社会应该注意双方面的保护 网友:公开中奖者的信息,涉及中奖者的隐私权和公众的知情权,显然,彩民隐私与公众监督应在博弈中平衡,那么这平衡点在哪儿呢? 张树国:任何一个走向法制的国家,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都应该注意双方面的保护,寻找更为合适的结合点。广大公众特别是广大彩民比较关心直接参与事情,充分的了解有关信息,是他们的权利。就个人隐私权而言,我国的《宪法》、《民法》都有相关规定;对于大众知情权,所有法律也都有明确的规定。依照法律满足双方的需求,是要建立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之下,因此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个人,就是中奖信息持有者,还有广大公众都应该相互理解。 《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原则上保护了中奖者和公众双方权利 网友:您参与过彩票管理条例的起草,请问我国200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彩票管理条例》,只保障彩民的隐私权,而不涉及公众的知情权? 张树国:彩票管理条例既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保护中奖者个人隐私权,保护中奖者个人的信息保密权是在第三章27条,发行销售代销以及其他业务职务便利知悉中奖个人信息的人员应当给予保密,这是针对有关人员、有关机构对中奖者个人信息进行保密。第4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销售机构在发行、销售开奖过程中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公开是全社会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这是保护公众权益最基本的东西。第20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应及时将彩票发行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这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基本规定。所以,双方面的权益在保护,对于双方公众和个人,对于双方权益保护,从立法层面来看,划定了个人信息和中奖信息、中奖结果三者不同的关系。中奖者个人信息保密,这是法律规定。但是中奖信息和中奖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开。因此我们说《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原则上保护了双方权利。 杜绝“非法操控”是体制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 杨再昌:请问张树国委员,如何加强彩票发行的法律监督,从根本上确保中奖的公证性,杜绝“非法操控”? 张树国:关心法律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国家彩票发行历史并不悠久,但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出台了《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无论是体育彩票还是福利彩票,体制机制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更多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体现在事业单位企业经营,这是体制的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问题。尽管法律规定由财政部进行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但是怎么监督?监督的程序是什么?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 网友:请问张律师,如果有人对最牛彩票提出司法控告,是否可以引进司法介入调查? 张树国:这涉及到一个公益诉讼的问题。我们国家对于权益受到侵害公益诉讼由谁提出来,现在的规定不明确。像你刚才说的彩票、彩民,就是关于彩票的问题,我认为有问题我提出诉讼,可能是彩民也可能不是,如果是彩民、当期彩民可能还要考虑如提供证据证明他的中奖是非法的、无效的。比如说湖北事件,摇奖过程中里面放了一个小钉子,假如说是小钉子不应该是6号,而是5号掉下来了,你侵犯了我的权利可以诉讼。退一步说你不是彩民,我是社会公民,我当期没有买彩我要提出诉讼这就很难。 抢劫彩票、抢劫彩票资金都可能被处于极刑 网友:张律师,彩票作假算不算一种抢劫行为?数额巨大的,可不可以处以极刑? 张树国:按照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对于彩票涉嫌犯罪的行为,应该包括几个大的罪名,比如说第一个是抢劫罪,抢劫彩票、抢劫彩票资金都可能被处于极刑。第二个是诈骗罪,用虚假彩票骗取获奖资金,那么可能以诈骗罪论处,虽然不是极刑但是很重。还有侵占罪和贪污罪,这可能涉及到彩票发行人员。 在我们国家往往一个大的事件出现会推动进步,我相信河南3.6亿彩票中奖事件通过我们广大的彩民、广大公众的普遍关心,那么必然会引起立法机构、彩票发行管理机构的高度重视。通过我们媒体不同角度的宣传和报道,把不同的声音推向公众,推向我们的立法机关,推向我们的管理机构,必然会对国家的彩票发行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所说的推动作用更多的是在规范的范畴。所以这个事件出来说它是可喜可贺的,这个事件的出现,彩民、发行机构、管理机构、立法机构通过媒体关注,会对我们国家整个彩票发行和将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帮助作用,使之更加完善、科学。 福利彩票本着扶贫济困的原则,甚至在某些层面上平衡均富 xzjuli:请问张律师,通过电话、手机及其他媒体购买彩票时,彩民们要注意些什么? 张树国:这是常识性的问题。我们通过电话投注的形式买彩票,应当说程序上还不是十分完善。这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比较繁杂,作为彩票的购买者,它通过银行结算,通过电话程序,来买彩票就涉及到一个双方授权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彩票发行机构都是单位,金融系统是属于彩票资金结算的机构,这个时候我们用电话投注的方式就将金融机构推向了接受委托和资金结算的双重身份中。简单地说,过去买彩票你到投注站买传统的彩票,然后彩票投注站把这个钱通过银行存到彩票中心账户里面去,完成了买奖和付款的程序。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进行投注,首先就要由银行确认你的投注成功了,第二你需要支付的资金已经划付了,同时银行担任了银行确认你彩票是 否在他这一阶段完成交易的委托。同时他还有义务像彩票中心用程序来报告这个人买了彩票完成了交易程序。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银行因为金融系统的程序问题或者跟彩票发行系统连接问题,导致虽然对你确认,虽然买彩的资金确认,但是没有在当日发给彩票中心,所以当期就没有你的彩票。怎么办?在我们国家对电话彩票投注还有一定的争议,在全国也出现了个案。所以在电话投注、短信投注还没有十分完善的情况下,我建议彩民从个人财产权益的保护上考虑,还是尽可能不要过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多使用这种方法,采取传统的方法更安全。 xzjuli:请问张所长,电话购买彩票后,因没及时去拿彩票,开奖后卖彩票人将中奖彩票占为己有,此时该怎么办? 张树国:这个问题无论是电话投注还是普通的方式投注,结果都是一样的,买彩票的人买了彩票以后,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去兑奖领奖,由于各个彩票中心有不同的规定,可能作为弃奖装入投奖池继续来做。但是如果彩票站因为别人没有领奖而将奖金据为己有,就是犯罪了。彩票投注站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采取这种方式取得他人彩票资金最终要受到刑事处罚。 彩票给我们广大彩民带来了实惠,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挪用公款、导致购票综合症,有的越陷越深,甚至不惜抵房子卖地,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生活状态,这会给家庭带来不和谐,也可能给某些小范围的地方带来不安定。但是加强引导、加强疏导,这些弊端是可以解决的。 茫茫人海,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看问题从利弊双方来看,更多的是看主流,引导走向和谐。同时我这里要提醒,不要把改变人生命运寄托在购买彩票上,我不反对购买彩票,如果我们把精力和财力都赌到彩票上去,那不是一条很好的路。 法律史论文:试析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恶法非法”之争及其影响 论文摘要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两大命题之对立是自古以来法学界的一大重要争论点,这个问题贯穿了几乎整个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而其中的许多理论至今依然极具法学理论研究价值。甚至可以说,由于对这一法学理论问题的争议引导了很大一部分当代主流的法律思想的产生。本文拟通过西方思想史上“恶法非法”之争的几个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立场的简要介绍,对这场至今未有确定结论的争端对当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带来的巨大影响做出简要评析。 论文关键词 恶法非法 自然法 分析法学 法律实证主义 历史法学派 一、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 古希腊智者克里克勒,最早提出了法有良善之分的观点,并将良法的确认标准归之于自然法。 即不合乎自然法之法。自然法是西方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它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各个时代的法学家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阐发出自己心目中的自然法理念。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将之称为“全人类平等遵守的自然理性”,中世纪神学家认为它是“神的理性和智慧在人间的反映”,而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但总体而言,自然法总是相对于实际制定的实在法而言的,具有能够衡量实在法是否具有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法的价值的功能的某种特定标准。与“恶法非法”相对的自然是“恶法亦法”,顾名思义,它强调即使不符合自然法的标准,实在法依然应该为人们所遵守。他们认为:法令条文本身作为法律形式应有其权威性。法律既然被颁布,就应当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然而,“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间的对立也是相对意义上的,“恶法非法”强调的是法的内容的“正当性”,而“恶法亦法”强调的是法的形式的“合法性”。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1)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2)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也即良好的法治应当是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的统一。正如我国学者刘杨所说:“应从统一性的方面理解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的关系,二者的对立只具有方法、策略、手段的意义,在根本目的和宗旨上二者完全一致,它们共同构成了法治的两块基石。可以说,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派是流淌在同一条河道上的思想之流。” 二、“恶法非法”之争的历史进程 纵观西方法律思想史,如同罗斯科·庞德认为法律的历史始终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同坚持细致的规则之间摆动一样,法律的历史也长期在“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此消彼长之间摆动。且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 (一)萌芽阶段的宗教法与君王法令的对立 在荷马史诗和海希奥德的诗歌所描绘的古希腊时代,法律被认为是由神所颁布的,而法律和宗教之间密不可分,人们认为宗教仪式是神祗之命令,即使是国王的权力,也是神所赐予的。当王权与宗教仪式产生冲突时,宗教法占据更高的地位。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就反映了这一情形。安提戈涅的弟弟他生前违反了国家法律,克里奥的国王禁止安提戈涅给他举行葬礼,但安提戈涅依然按宗教仪式的规定埋葬了自己的弟弟。因为按照古希腊人的看法,葬礼是神圣的法律命令。 在王令与神之法对抗时,他们选择适用了非实在法形式的神之法,这也是“恶法非法”之争的最早体现。 (二)自然法、神法与唯名论者的对立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芝诺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在宇宙中普遍有效”,西塞罗认为“智者的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五大法学家之一的盖尤斯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反映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共有成分的万民法,即自然法。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基本反映在《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法学阶梯》等官方学术著作中,按此观点,不合于宇宙普遍有效的自然法的实在法,当然要作为“恶法”加以摈弃了。 中世纪最早关于自然法的论述是在圣保罗致罗马人使徒的书信中,指出自然法是“刻在人心中的法律”。教会法的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认为“自然法即是上帝之法”,而圣·托马斯·阿奎那将基督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巧妙结合,把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与人法四类。自然法作为神的领域的永恒法在人间的反映,地位高于人法。此种位阶高下之分亦表明法学学者们对于恶法的否定。这一时期,只有少数不可知论者们或曰唯名论者们如约翰·邓斯·斯各脱等认为上帝的自然法是不可认识的,因而否认自然法的存在及其实际适用。这一观点虽然在当时尚未产生重大的影响,后来却客观促进了19世纪的伦理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发展。 (三)永恒的自然法与现实的君主特权之间的对立 文艺复兴后,资产阶级为提高自身地位,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一方面要求限制君主专权,另一方面又提倡新教改革,希望脱离基督教会对人们意识的掌控。同这一时代特征相对应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特点是:反对教会的专权,要求将神法与人法相分离,但是又要求对君主的权利有所限制。其主流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1)受重商主义和开明专制主义思想所影响,早期的资产阶级法学家们重点关注对腐朽的宗教制度的反抗。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法学家的代表人物,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承认永恒的正当,理性的命令——即自然法的存在,但同时却并不承认自然法同宗教中上帝的联系。德国的塞缪尔·普芬道夫在格老秀斯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自然法体系。但由于缺少对王权的限制,这一时期实施自然法的最终保证只能是统治者的自制和智慧。(2)1649年英国清教改革后,政治、经济,哲学中自由主义思想盛行。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洛克、孟德斯鸠等,他们更强调人对自然法的支配及相应的分权理论,如洛克认为:每个人都可执行自然法,处罚违反自然法,侵害他人自然权利的行为。(3)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其代表人物卢梭却提出了与以上学者们相反的观点,在坚持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他要求人民必须绝对遵守主权者的命令。并认为这种做法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的主权,然而托克维尔却称之为“多数人的专制”,博登海默也认为,这种依多数人意见做决策的方式易导向“绝对的民主”。 无独有偶,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也提倡议会至上原则,认为“议会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控制的。” (四)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对立 1789年法国革命的失败,欧洲大陆形成了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倾向,强调普遍理性、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的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论逐渐式微,学者们更加关注各民族,地区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自身特征。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继受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更注重民族精神在法律制度中的作用,“法律是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地扎根于一个民族历史之中,而且真正的源泉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 这种对民族法律文化个性的关注深深影响了之后的法学理论研究。而这一时期真正与自然法学派在“恶法非法”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的是分析法学派,也即法律实证主义。发源于中世纪的唯名论,在20世纪的维也纳发展成为了逻辑实证主义及它在法学界的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他们摈弃一切哲学中的教条和纯理论主张,蔑视所有的伦理,社会因素对法律实践的影响。认为只有建立在经过检验和证实的知觉经验基础上的关于现实的主张才是正确的,正义即合法性。其代表人物约翰·奥斯丁创立了分析法学派,强调实在法的影响和“主权者的命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纯粹法学派则更加彻底,如汉斯·凯尔森就要求清除法律科学中所有评价标准和意识因素,单纯注重法律的形式和结构。“法律的概念没有任何道德涵义,其决定标准乃是‘强力因素’”。因此,这一学派自开创伊始就同自然法学派就“恶法非法”问题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h.l.a.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主义运动却缓和了这一矛盾,他们修正了奥斯丁等人的一些过激观点,承认社会学的解释方法和自然法哲学的方法的合理性,同时也坚决捍卫实证主义“忠实法律”的基本原则,“尽管其中有些规则可能和该社会的道德意识明显不相符合”。 自反对提倡实在法律制度的绝对完善的概念法学和形式主义的利益法学运动和自由法运动在欧洲大陆兴起以来,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新兴法学流派不断涌现,使得本世纪的法学理论建设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也因此,现时的法学学者们不再单纯关注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某一方面。现时的法律实践也往往是多种手段的结合,既强调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又伴随着对利益,目的,价值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衡量。在这种状况下,关于“恶法非法”之争亦逐渐式微。 三、“恶法非法”之争带来的影响与反思 自古希腊时代开始,这场实然法与应然法之争贯穿几千年,对法学理论和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法学学者们观察,研究法律问题的角度、方法,手段也愈加多样化。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恶法非法”之争,其巨大作用和影响是令人深思的。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首先,就司法实践而言,“恶法非法”之争必然对法律解释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争论带来的“恶法之恶”与法本身的安定性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往往大量借助法律解释的帮助,以获得个案的衡平。如杨仁寿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所说“对于恶法,应作合理的阐释,使之合乎法的目的性”。 各民族各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所长期采取的这种作法,使得法律解释体系更加完善、严密。 其次,就这一命题本身而言,前人的各种著述令我们明白,要想达到“良法之治”的效果,就要实现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的统一。良善的法律不应该仅仅是符合道德,符合自然公正,符合自然法;法律的形式是否合理、程序是否正当、主体是否适格等问题也同样重要。 法律史论文: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历史、现状、问题 1995年4月1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置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报告”,这标志着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正式设立(1996年6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通过“关于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更名的通知 学位办便字第960602号 ”,“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变更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律硕士(jurismaster,以下简称jm)创立的大致进度是:“1993年研究,1994年论证,1995年批准,1996年试办jm研究生教育,1998年开展在职攻读jm学位教育。”2006年,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进入正式举办阶段。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描述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发展历程,最后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 一、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历史沿革 培养目标直接体现了一个学位的类型和定位,通过考察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历史变迁,可以进一步了解全日制法律硕士性质的变化过程,如表1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历程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变化。一个方面,是职业道德要求上的变化,即由不强调德育到强调德育再到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转变;另一个方面,是能力要求上的变化,即由“高层次专业人才”到“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人才”的转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职业道德”与“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人才”将继续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的基本目标。 二、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及考试科目的历史沿革 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及考试科目的变化反映出了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内容的变化,如表2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与考试科目变化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前法律硕士实行单独考试,全日制法律硕士不限制往届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报考,考试科目从统一走向分类,又从分类走向统一,并且考试难度不断加大。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后法律硕士实行全国联考,全日制法律硕士从限制法学本科生报考到2009年开始放开法学本科生报考,且同年考试科目分为法学卷和非法学卷。同时在2003年,考试科目由5门减为4门,最终考试科目确定为政治、外语、专业基础、专业综合4门。 三、全日制法律硕士教学方法的历史沿革 全日制法律硕士的教学方法历来重视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同时强调从重视案例教学到实践形式教学的转变。具体到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教学实践,采取比较多的教学方法有: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现场实习、法律诊所、模拟法庭、小组讨论等。近年来,法律诊所教学日趋得到重视。法律诊所教学方法是指“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的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通过真实的案件,使学生亲自参与诉讼活动,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法律。”它有角色模拟和真实案件的重要特征,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同时它没有利益驱动,也可以锻炼学生的高尚法律道德情操。 四、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规模的历史沿革 截止目前为止,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已完成第八批审批,院校总数增至115所,如图1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数量的增长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是2000年法律硕士培养试点单位完成全国布局,二是2006年法律硕士开始进入正式招生。图1的数据正反映了这种趋势:(1)1995-2000年(布局阶段),增长维持在9所/批以内;(2)2000-2006年(稳步发展阶段),增长维持在11所/批;(3)2006-2011年(大规模发展阶段),增长维持在30所/批以上。 五、全日制法律硕士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法律专业教育不够突出 当前,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重在突出复合型、实务型,然而强调法律硕士的专业教育不够突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不同,它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它的目的是通过系统的讲授某一学科专门知识,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才,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 霍宪丹教授曾指出,“jm教育也必须建立在基本掌握法学专业主体知识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也正是美国jd教育制度的基石。” (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够重视 全日制法律硕士在创设之处就已经强调把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放在首位,然而15年来,法律职业道德课程还没有进入必修课。欧美一些法律教育很出色的国家,都把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放在必修课里面,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优秀课程包含了“律师执业道德”。 (三)政治外语考试没有突出法律硕士特色 目前法律硕士的政治和外语入学考试采用与其他研究生相同的试卷,入学考试实行“2+3”模式,而不是mba、mpa采取的“1+4”模式(即政治由各试点院校自行命题,英语和其他3门专业课由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命题、联考)。2001年,由李有根副教授执笔的专题报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jm)招生考试改革研究报告”就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报告认为,“无论是从遵循专业学位的本身特点,还是实现专业学位统一的考试模式角度,jm的考试模式均应进行改革,采用''1+4''模式。” (四)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法律硕士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其培养规模基本上满足了社会的刚性需求。法律硕士的培养应该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质量。2011年4月11日,“首届全国高校法律硕士精英论坛”在厦门大学举行,会上代表们基本达成共识,“我国法律硕士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重点是如何提高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而不是扩大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法律硕士的招收不应该成为各高校创收的工具,国家及各高校应该重点提升整个法律硕士培养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层次的复合型的法律人才,才有利于我国法律人才队伍的壮大和素质的提高,才有利于法硕共同体的长远发展。” (五)法律硕士与行业准入挂钩不强 目前我国法律行业的准入门槛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而当前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对象包含了没有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的人员,很多考生经过两三个月的突击考试就能顺利通过司法考试,这对整个国家的法律教育有很大的冲击。加强法律专业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之间的联盟,取消非法律专业人员的报考,这对建成最低限度的法律职业统一性有重要作用。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2004年,日本模仿美国法学院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法科大学院”(lawschool)。日本法科大学院是建立在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和法学部(大学法学本科)的基础上,它与我国的法律硕士十分相似。法科大学院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日本,除极少数情况外,只有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才有资格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法律史论文:黄宗智法律史研究范式中“第三领域”的学术贡献 黄宗智先生所提倡的结合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利用诉讼档案来研究清代以来的法律制度的进路,是享誉史学界的法国年鉴学派开辟的总体史研究方式的一个体现。总体史包含了整个人类的生活,进行总体史研究,必须打破所有学科和领域的严格界限和分离的状态,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其实是人为地制造研究的封闭格局,形成一种互不往来的闭塞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宗智先生的著作及其试图综合社会史、文化史和制度史的努力,不仅构成某种智识上的挑战,更获得了某种智识之外的意义,因此,黄先生的著作似乎可以称为一种“总体性”的法史学研究成果。 一、主题意义上的“第三领域”范式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黄宗智先生充分利用了《满铁惯调》村级民事纠纷的实地调查材料、重建了这些材料中628件民事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阐述了民间调解作为纠纷处理非正式系统的构成、作用和实际运行,认为清代民事审判并非州县长官的“教谕式的调解”,而是根据法律频繁并且有规则地处理民事纠纷。628件案件中,126件是告诉后由庭外民间调解处理的,264件记录不完整的案件中,应有半数左右属未经堂审即得以调解的,因此。通过半正式途径解决争端的可能达到258件,这些案件的处理方式,即为清代纠纷处理中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第三领域”。 从对诉讼档案的量化分析,不仅体现对个案处理细致入理的观察,也以定量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普遍性的问题。如县官是不是偏向道德训诫而非法律条文、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他是否更像一个调停者而不像是一个法官?如何理解诉讼档案与传统观念间的差距?从区分清代民事调判制度的形式、诉讼的规模、民事诉讼费用、“衙蠹”及当事人的抉择与策略分析等事实角度,揭示了不同社会背景与结构下的民事诉讼形式——小农社会背景下的宝坻、巴县形式,复杂社会结构下的淡水、新竹形式,并将之视为由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的历史的纵向变化。 黄先生也从阐释学的角度,提出清代民事诉讼实际并非是传统观念中设想的走极端,比如无讼与滥讼、清官与衙蠹、良民与讼棍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认定模式,而是从场境和具体实践的角度,证实了律文正史与法律运作现实的差异和背离,指出了州县官们的活动中德治文化与实用文化的双重影响,即秉持“实用道德主义”原则处理案件的真实动机。将清代法律界定为实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性结合,并将之放在“世袭君主官僚制”的政治制度背景下理解,认为清代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可以看做是“世袭君主——实体的”表达和“官僚一理性的”实践的一个结合,德治主义和实用主义纠结在清律、县官和地方政府的实践中,权利在理论上被否定但在实践中得到保护。 黄宗智的理论创见是提出了一个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清代纠纷处理的“第三领域”。在黄宗智的解说中,第三领域内,纠纷是在当事人及有关调解人员对县官批词中难得见到官方律例的表达。这涉及到黄先生提出的一个对“法律”概念解释的问题,即采用规范法学意义上的界定,认为规则的法律只存在于大清律例中,在黄宗智的第二领域(民间调解)与第三领域中,出现的裁判依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及其组织体系,而是为一定群体所共享、共守的一套规则知识和观念组成。“第三领域”运行的前提是存在两套知识系统,官僚阶层共享的关于儒家经典及官方表达(律例)的知识,民间调解中的“地方性知识”。“第三领域”是上述两种知识系统相互冲突、平衡、妥协、吸收的空间,或者是两者关系作用的一个结果或者构成。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更能够充分体现黄先生从经济史、社会史到法律制度研究的学术旨趣转向。因为“法律制度的研究结合了社会史与文化史。过去,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学者多分道扬镳,互不过问。但在法律领域中,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这种转向的主题揭示意义,还在于“法律史促使我们不仅对待行动还要对待表象,不仅要对待现实还要对待理想。比起其他的材料,法律文件更能阐明习惯性实践和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逻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逻辑。它们本身尤其便于寻找一些隐含的原则和遵循的逻辑。”这使法律制度的研究获得了跨学科的意义,并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流问题发生关联,对于改变“幼稚的法学”的尴尬局面,不无裨益。 作者运用了一些地方诉讼档案,除了前面提及的四川巴县档案、河北宝坻县档案、台湾淡水分府和新竹县档案以外,还包括一些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这里,也揭示了法律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对于史料的整理与系统化,以及新史料的发掘与使用,是否仅仅停留在论据层面就达到了学术上的创新。我认为,史料的运用和整理在达到“充分化”的程度时,它的学术贡献才是独具价值的。这不仅依赖于对史料的系统化工作,更依赖对于这些史料的阐释并挖掘其中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其他史料相互佐证,贡献于“总体事实”和理论构建。诉讼档案不仅在史料的使用上较少,它“同时包含有关表述和有关行动的证 据,意识与行为的分别研究不可能像诉讼案件的研究那样显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这里存在一个学术研究在保持自身独立品格的同时,与何依存、为何服务的问题。该著作偏向讨论中国法律历史中的现代性的方面。黄宗智关心的始终是清代法秩序与中华民国法秩序,以至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化以后的现代中国法秩序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从近百年的法律实践来看,可以看出现代中国法律已经初步成形,既有明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也有实用的认识方法,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二、比较方法意义上的“第三领域”范式 笔者的理解是,将两本书相互渗透,全面理解作者的系统思路和理论构设框架,体会贯穿其中的论证线索,获得一种无偏颇的认识。同时,这种安排也暗含了方法论上的提示,由于民国法律制度和现代法律制度在性质和实践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通过对于民国与清代法律制度和实践的对比,可以间接得出关于清代法律制度和实践的看法。法律史中以今析古的比较研究方法,昭然若示。所阐述的清代法律和习俗有关民事的概念结构和逻辑、案件记录中透露出的清代司法实践、20世纪立法者对法律中现代概念的追寻、国民党法院如何于立法者的意图与当时的社会风俗之间斡旋。体现历史变迁的动力和型式的内容连贯一致的学术史命感。 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结构分析模式影响下,屏蔽了关于变化与连续的过程中多侧面的相互作用。黄先生将比较的原则和方法贯穿于三个层面:即成文法、民间习俗及司法实践。认为对于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确切比较不能仅以成文法为基础,因为那样会夸大实际的变化;清代与国民党法律不同的指导意识形态与社会取向的确重要,但它们的不同也可能掩盖了习俗的基本延续及法典的实用条例与法庭的实际行为对习俗所作的重要让步。通过以上三个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考察,才有可能了解自清代至于民国间民事法律制度的变化与连续。 贯穿于《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的主线是表达和实践的比较,《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的主题则涉及到清代、民国以及过渡时期的关于法典、习俗和司法实践三个层面的比较,比较的难度愈发增大。黄宗智先生秉持超越价值评判进行比较的学术自醒。在第三领域的比较研究方法中,阐明了超出现代主义假设看问题的学术理路,目的在于阐明两者经过明言以及未经明言的合理性,没有认为此优于彼。通过把每一方都当作另一方的澄清性陪衬而把两者概念化和相对化。从这点上看,这种研究的精神和旨趣接近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要求,具有新文化史的范式特征。 三、研究所得到的启示 (一)法律史研究中的立场以及方法论问题需要获得应有的重视。 在保持自身的独立研究品格的同时,也需要对研究场境中的“总体事实”做全面深入观察,并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认识和理论体系的发展。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客观主义与文化分析主义可以获得结合,并相互应证。 无论是“实践逻辑”还是“现代传统”,都促使研究关注社会事实,既不将事实化约为“表象”,也不忽略理论提炼,在认识问题复杂性的同时,致力于理论发展的努力。科学对待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问题。 (三)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很重要。 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在学术传承和学术创新方面的价值,更甚于一些具体的论断。法律史研究中,常遇到材料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缺欠其实更多是缺乏问题意识的结果。历史材料本身是沉默无语的,如果缺乏问题意识,再勤奋的努力也可能局限在零散的整理工作之中。 法律史论文:浅议中国法律史教学的困境和出路 浅议中国法律史教学的困境和出路 中国法律史是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的十五门优秀科目之一,但作为理论法学基础法学课程,即使在专门的政法类院校中,这门课程也是一直处于相对落寞的地位。本人作为政法院校的中国法律史任课教师,结合一线教学实践,发现该课程教学的主要困难有: 一、课程安排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课时量的缩减和课程授课年级和具体时间的不妥安排。以西北政法大学为例,中国法律史作为十五门必修课之一,课时从过去的80个课时减为最近的68个课时(每周4个课时),每个学期的实授课时通常在60个课时左右(除去十一假期和考前总复习),中国法律史课程的全部内容在有限的60个课时内,实际上无法完成正常的教学内容,据不完全统计,我校的中国法律史任课老师授课只能勉强讲至清朝部分,近代法律史部分压根没有时间讲授;中国法律史课程安排在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讲授,三年级的学生比之一、二年级的新生,临近毕业,尤其法科的大学生紧迫任务很多,如司法考试复习、考研、考公务员及就业准备。这个时候开这门理论法学课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的。这也是中国法律史到课率不及民法、刑法、经济法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中国法律史课程具体授课节次安排最多的是早上第一、第二小节或下午最后的两小节,无论对于授课老师和上课的同学来说,这两个时间段都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时间,学生或困或饿,严重影响了上课的效果。 二、优质教材的缺乏。《中国法律史》教材编撰的不少,这些教材基本上都是按照朝代顺序一气排下来的,各部门法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朝代中。这种纵的编撰方式,优点是条理清晰,便于同学记忆,不足之处在于内容史料成列感强,显得枯燥,教学中明显缺乏对学生发散思维的引导。反对这种教材编撰的学者认为这种编撰方式是历史的方法,缺乏法学的元素,不利于法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和训练。我认为,编出《中国法律史》的优质教材关键在于如何综合历史学和法学的方法,并结合本科学生实际。切不能为了追求法学元素做成部门法史的总和,也不能为了追求普遍性做成法律历史故事集成。 三、《中国法律史》教学最大的困难是现有的课程分科中的不利局面。21世纪初,中国法律史就被硬生生地分割为“制度”和“思想”两块。如今在全国所有开设法学的院校中,《中国法律思想史》在本科的教学中为选修课程。按照马小红老师的观点:如果学生只“必修”了中国法律史,而没有“选修”中国法律思想史,也就是说只知中国法律史的“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生对传统法的了解无法做到全面真实。这种“学科”的分野,也为学生带来了极大的误解,如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法律制度而无法律思想,中国古代就只有专制皇权没有民主元素,中国古代自始至终都是人治等一系列误会。 直面以上三点主要困难,如何使中国法律史这门古老的学科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课程的魅力,给学生以专业知识和历史启迪,在我看来应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一、中国法律史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法律史教学的基础在于中国法律史优秀教师的培养,基础法学在各个法学院校均不是“大热”,基础法学的任课教师因为授课内容不直接与司法实践相关,所以受学生们关注程度也是很有限的。在21世纪终身学习的背景下,我们的法律史教员如何在立足讲授基本课程内容的前提下,完善发展自己的各方面素质,包括文化修养、外语能力、社会知识、政治常识等。只有出现大量优秀的法律史教师,才会有优秀的、受学生喜爱的中国法律史课程。 二、教学内容需要改革,教学内容应避免简单重复。除了增加思想史的内容,还需要补充特色鲜明的 地方法制史。在法制史的传统教学中只讲授国家法,随着法制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区域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增加地方法制史、民族法制史等内容,使法制史拓展为多元化的体系,体现学科的融合性、多元性。这一点的教学实践做得比较早的是黑龙江大学的“中国法律史”课程组,他们目前已在课堂上讲授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黑龙江流域金代法制的特色”、“哈尔滨沙皇俄国领事裁判权问题”和“东北解放区法制建设研究”等专题,这些内容不仅学生们喜爱,也已得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团队是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传统三强之一(另二强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学科中边区法制史研究最新成果如果加入到本校的中国法律史教学中,就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持续创新教学方式。广泛开展研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研讨式教学,教师要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突出对立的学术观点,组织学生进行辩论,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案例教学使学生了解当时的立法背景,加深相关法律知识和重点问题的掌握;播放法律史相关的影片,如本人在中国法律史课堂上就播放了电影《孔子》,它吸引了同学的注意力,激发同学的法律史学习热情。丰富多彩的课堂符合学生学习的心理要求,在法律史的厚重中平添了一份青春元素。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学名家张晋藩 中国法律史学名家张晋藩 2008年1月16日,北京飘着细碎的雪花,记者赶往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办公室,终于得见这位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名家,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张先生学识渊博、真诚洒脱,使采访工作顺利进行。 记者(以下简称“记”):张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够这样面对面地采访您。我们都知道您在中法史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但是我们了解到您本科时读的是文学专业,那为什么后来弃文学而从法律呢? 张晋藩(以下简称“张”):是的,我本科时在国民党的国立长春大学攻读文学专业,我读法律是受我姐姐的影响。1949年,中国政法大学刚刚成立,我姐姐被保送到中国政法大学。我当时在外事学校,就是现在的外国语学校读书,因为她去中国政法大学了,我也就转去了。我和姐姐在旧大学时就在一起读书。 记:在1952年就开始改造司法机关和改造旧法人员,就这个情况您能不能作一介绍? 张:当时我不在司法机关工作,而是在人民大学法律系工作,情况知道得很少。1953年进行了一次司法改革,这次司法改革,主要是批判旧法观点,整顿司法队伍,改造旧法人员,大体上是这样的。首先,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批判旧法观点。当时人民大学的系主任叫何思敬,是党内的老法学家。在延安时期,他翻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国共谈判时期是中共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彻底清算旧法观点》。当时专门召开了学术讨论会(科研报告会),有些所谓旧法先生也来听了,影响很大。那时候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很有权威的。其次,改造队伍。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将旧法人员接收过来后进行改造。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揭露旧的必须加以整顿的司法官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来处理问题。最后,少数改造好的旧法人员可以继续从事司法工作,多数旧法人员不能做司法工作了。司法队伍如何充实呢?就是调干,调干培训。那时候有短期的调干培训班,也有长期的。长期的是在大学法律系读四年。至1965年,法律系的学生全部是调干来的,没有青年学生。调干学习以后充实司法队伍,继1953年之后,1958年又整顿司法队伍,但已经与1953年有所不同。 记:您学法制史是组织上分配还是自己选择的呢? 张:那时候没有选择专业的自由。当时有两个准备:一是参加军干校,抗美援朝;二是被调作研究生。后来调我去读研究生,调就要服从,分配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当分配我去学法制史,很多同学都为我感到惋惜,因为他们觉得法制史很没意思、枯燥。我却十分高兴,因为和历史有关,很感兴趣。研究生期间都是读世界法制通史,由苏联专家讲课。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国法制史专业做教员。我们共有四个研究生,两人研究外国法制史,两人研究中国法制史,我研究中国法制史专业,从1952年一直到现在。 记:1950年您就开始在人大读研究生,那时正值苏联专家来华之际,那请您介绍一下苏联专家的授课情况,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情况。 张:当时人民大学派来一个苏联的总顾问,负责人民大学的全面建设。各个系、各个专业都派苏联专家。招收研究生事实上也是苏联专家的建议,这在今天看来是相当有战略眼光的。当时人民大学一期招了两百多名研究生,法学有二十几名,都是从本科生或干部中挑选的。1950年7月份人民大学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计划是苏联专家制定的,研究生要学两门大课:马列主义基础和政治经济学。我们法制史专业苏联专家来得晚,所以一开始是何思敬何老给我们上课,何老很有学识,世界史的知识非常丰富。苏联专家来了之后就由苏联专家给我们上课,大概上了一年多时间。开始我们觉得苏联专家简直是高不可攀,很有学识,后来逐步发现苏联专家实际上是在照本宣科,讲的都是苏联教科书,如:《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通史》等。苏联专家从教学计划、到辅导、到课堂讨论、到毕业论文、到考试都参与了。师生相处比较和谐,限于语言,交流不多。 记:当时中国法制史是由谁授课的? 张:没有人授课,前面说了研究生期间是苏联专家授课,毕业以后我们以苏联的教科书做范例,自己找材料,编写成书,进行教学。非但那些老法制史专家不能授课,连他们的书都不许看,以免中毒。所以我们学中国法制史就是以苏联的教科书做范例,自己找中国的材料,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师自通。 记:中苏友好时期,关于我国学生赴苏留学的情况您了解吗? 张:选派赴苏留学生对发展我国经济与科技起了很大作用。1954年的时候,我已经做教员了。组织上找我谈话,告诉我想送我去苏联留学。知道后很高兴,那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赴苏留学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身体检查。政治审查涉及个人问题、家庭问题、社会关系问题。政治审查通过后检查身体,检查身体也非常严格。在检查身体时我被怀疑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转到同仁医院复查,最后体检勉强合格了,但最后因为身体原因还是没有去成苏联。身体检查之严格到有一点鼻炎也不行,因为苏联气候寒冷。 记: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反右的情况以及法学界中被打成右派的人员的情况,请您跟我们谈一谈。 张:1957年反右一开始,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我当时做团支部书记,到底怎么把握,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有疑问的。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开始反击右派。当时法学界被划为右派的人很多,这和法学界“左”的思潮是分不开的。当时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和老师共被划了六十多个右派,而法律系总的人数也不过几百人。我们毕业的四个研究生中,三个都被划成右派了,就剩我一个,即75%都被划为右派。那时候有些批评是不讲科学、不讲道理的。法学界比较“左”,不少老法学家像钱端升、楼邦彦等都被划成右派了。依法治国在当时也是典型的右派观点。 记:1958年的运动您了解吗? 张:1958年的是全面,也包括法律。法律的结果就是不要法律,只要政策。政策就是法。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司法机关缩减合并,因此“”期间的无法无天,并不是凭空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 记:在反右以及时您的个人经历是怎样的? 张:反右期间在校内参与运动,期间学校全部下乡,基本上没有人。当时是公社化、公共食堂、大讨论的时候,我都参加了。1958年从南到北全面大丰产,但丰产却不丰收。首先是因为农村公社化后,人们没心思干活。其次,公共食堂大浪费。我所在的大队队长曾讲道:“从古到今,哪有吃饭不要钱的?现在吃饭不要钱了。”下面就有一个老农偷偷地讲:“是啊,吃饭是不 要钱了,可干活也不给钱了。”老乡吃饭都是带着情绪,馒头隔墙就扔出去了。有一次公共食堂包饺子,老乡们把家里的菜板都搬出来了,场面十分壮观。这顿饺子从早上八点钟吃到晚上8点钟都没吃完。因为小孩先吃,小孩吃完后玩一圈又回来吃了,这顿饺子吃得真是漫长。 那时候的大讨论,讨论的内容很难以想象。譬如欠债要不要还钱,男女要不要分开居住。事实上就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男有男营、女有女营。年终结算时,当年农民一分钱也拿不到。公社化、公共食堂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益处。1958年的共产风实际上是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人的认识水平依然停留在《天朝田亩制度》那个阶段。 记: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您的经历又是怎样的? 张:这期间的经历十分糟糕。基本不讲社会发展的规律,“左”上加“左”。到60年代初,来临。那时候因为粮食不够吃、饥饿引起全身浮肿,整个学校80%以上的人都浮肿。人民大学让每个职工打十斤树叶交到食堂,磨碎了和到面里头,窝头都是绿的,叫做叶绿素窝头。到1961年高级知识分子给糖给豆了,情况才稍微好转。天灾乃实,但浮夸风造成的人祸也不可低估。 1958年以后教学内容简单了,主要讲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很多课程都取消了。像民法、合同法、行政法、劳动法都取消了。法理、法制史、刑法的课程还能保证。这段期间,教学秩序时断时续。在我的印象中,“”前十几年中,只有1956年和1961年没有搞运动。 记:在那样一个学术氛围不正常的情况下,您是怎么写出那本讲义的? 张:我写讲义是从1953年开始的,主要是现代的讲义、国民党时期的讲义和抗日民主政权的讲义。因为当时没有力量写古代的讲义。从1961年开始才真正地写讲义了。196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这就意味着运动不搞了,一切恢复秩序,学校也恢复秩序了,教学科研都走上正轨。这时候我开始写了古代部分讲义,叫做《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第一分册,古代部分。后来我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就是以那本讲义为基础的。所以说1961年,一切都恢复正常,开始认认真真做研究。 记:那么就是说从您毕业开始做教员一直到1978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法学研究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对吗? 张:运动是波浪式的,一起一伏,运动一开始,学术研究就要停止,所以中国法学在这段时间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记:您刚刚提到1962年又开始运动,那后来的运动中您的经历是怎样的? 张:1962年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次掀起政治运动。先是“五反”。1963年调我出去“五反”,我十分不情愿,因为我的讲义刚刚出版,接下来要写近代中国国会史。可是因为组织调你出去“五反”是对你的信任,不能不去。我要求去图书馆参加“五反”,学校同意了。在图书馆“五反”期间,我把图书馆的藏书大体浏览了一遍。“五反”后紧接着就是“四清”运动。“四清”时我被分配在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等“四清”完了,紧接着批海瑞罢官,“”来了,所以运动基本没断。 记:您上面提到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不能接触民国时期的法学著作的,那么您在图书馆“五反”期间接触到过那些法学著作吗? 张:在“五反”之前也偷着看,那时候和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比较熟悉,先看《九朝律考》,后来陈顾远的著作也有所涉猎。对我们那个年代来讲,做学问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1963年带了一个研究生,叫刘海年,曾任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是我最早的研究生。他常跟我的学生讲:“当时去图书馆都是偷偷摸摸地去。”依常理学生去图书馆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当时在搞火热的群众运动,谁还去图书馆。我1954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当时不到24岁,发表文章后十分高兴,但由此背上了一个罪名:名利思想。当时一方面提出向科学进军,另一方面又不鼓励。当时我发表文章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是因为我的文章毕竟受到了社会的承认,一则以惧是又加重了名利思想。1958年我发表一篇文章后,我们的支部书记对我讲了这样一句话:“你现在还写文章啊?”这话在当时分量相当重。 记:在“”期间您有没有受到冲击? 张:“”前,我和另外一位教授合写了《科举制度史话》,是吴晗编的历史小丛书当中的一本,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1966年5月横扫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之前,《人民日报》点了两本书,一本是《科举制度史话》,一本是《南京史话》,整版批判。虽然没点人名,但点了书名。说《科举制度史话》是宣传入党做官论,这就等于是被党报揪出来了。但是“”期间都没有让我站起来过,十分少见。我多次准备站起来接受批斗,但一直也没有批斗我。只有六份大字报,有三份是批历史小丛书的,有三份是批所谓的新生力量的。说到底我认为还是跟学生关系好,学生那个时候是真的保护老师。后来我做研究生院院长的时候,就放手让学生脱颖而出,培养他们当尖子,两个研究生发一台录音机,让他们好好学习外文。那时候的论文调查费四百元,全部发给研究生,那时候四百元可以周游全国。 记:最后请您就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的发展作一整体 评价。 张:法制史学的真正发展还是在1979年以后。1979年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在那个会上大家痛定思痛:没有法治何来人权?必须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我在那个会上提出了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设想。中国法制史是以中国为摇篮的,但研究中心当时却不在中国,这对中国学者来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我们要通过编写多卷本,把法律史学的中心牢固地树立在中国。1979年大家一致同意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1980年1月4日开会时,却没有足够的人力开展工作,直到1985年才重新提上日程。1998年这套书终于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全书十卷,共五百余万字。这套书是七十余位学者坚持不懈的成果,所以法制史学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一个稳定的政策,一个老中青衔接的队伍。而且还要强调踏踏实实做学问,这样才能发展起来。回首过去,感慨良多,我们一定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发愤图强,让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越来越有生命力,能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文化保守情结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文化保守情结 一、一个响亮的口号——重塑中华法系 张晋藩先生在2000年曾写了一篇大手笔文章,题目是“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这篇文章向学界抛出了近年来法史学界最为响亮的一个口号:重塑中华法系。法史学界不见这样的大文章,久矣。那么,这一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复苏以来,从事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都埋头于认知性的具体研究,以弥补学界一直以来对本国传统法制认知不足的缺憾。由于自知对传统把握不够,所以他们一直比较低调,比较谦虚,一直在心平气和地相互切磋对传统法制的特点、成因等的研究心得。没有人想到要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悬置一个高大的目标,因为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任何高大的目标都离他们太遥远。如今,我们的老辈法史学家张晋藩抛出“重塑中华法系”这个响亮的口号,它无疑在宣告:中国法史学界已经成熟,提出自己的宏伟目标的时刻己经到来。“重塑中华法系”就是张晋藩提出的目标。他先后在后多个场合发出了他的号召。 《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篇文章最先发表于2000年12月出版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一书中?①,接着又发表在2001年3月出版的《政法评论》?②上。前者是法史学界庆祝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20周年并召开1999年学术年会的成果结集,后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庆征文结集的续集。接着,据2003年中国法律史年会论文结集——《中国法制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的年会综述所说,“张晋藩在会上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可”。这是又一次的号召。此外,2005年,他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晋藩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的新命题”的文章,亲自鼓吹他的“重塑中华法系”主张,并称“为了这一信念(即重塑中华法系),从1980年开始,张先生连续发表了《中华法系特点探源》、《再论中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华法系的若干问题》、《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三论中华法系》、《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多篇论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华法系的特点及其近代转型,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的科学路径”?③。这以上的证据表明,“重塑中华法系”是张晋藩心中一个深藏已久的愿望,而且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一号召被学界接纳。 学界如何回应他这一号召的呢?查看2000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和法史著作,除了2005年以张晋藩为带头人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组申请的一项名为“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科研课题,仍在贯彻张晋藩的精神外,没有一篇论文对“重塑中华法系”这一口号做出回应,没有一本法史著作提及与这个“宏伟目标”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整个学界对张晋藩的号召表示了沉默。为什么学界诸公未能“心有灵犀”,领会张晋藩的苦心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张晋藩那篇文章在说些什么吧。 二、为了民族复兴,还是为了保守传统 《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篇文章中(以下引证文字均出自这篇文章),张晋藩主要阐述的是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联系,以及重塑中华法系的基本纲领。在他看来,重塑中华法系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再生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支点,而民族文化的复兴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因此“重塑中华法系”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见得“重塑中华法系”是多么“重要”、多么有“使命性”的一件伟大工作! 可是我们稍稍推敲一下张晋藩的论证逻辑就会发现,“重塑中华法系”根本不是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为了满足一种文化上的保守情结。虽然从英语reserve一词翻译过来的“保守”一词,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意为“保留”。但我要明确地表示,我这里是在我们最熟悉的带有贬义的那个层面上使用它的,意即对落后的老古董的极力保留。其实张晋藩完全没有必要打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招牌,来为中华法系研究张目,来给它贴金。中华法系研究,或者说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研究,自有它的学术意义,但没有必要给它上纲上线。硬是要上纲上线,拔高意义,恐怕就别有隐衷。我将要指出的就是,在张晋藩这篇文章的背后潜藏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 首先我们来看张晋藩提倡“重塑中华法系”是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他在这篇文章开篇便说,“一个民族的复兴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其意思很明显是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了文化方面的复兴。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文化水平、道德水平低下,缺乏进取精神、创新精神,没有民族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个民族也很难走上富强之路”。言下之意,文化的复兴能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增进人民的进取、创新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些好东西当然是中华民族复兴所必需的。 那么他所说的“文化的复兴”是什么呢?我们发现,他在谈“文化的复兴”时,虽然也表现得很“维新”,但却一直强调的是要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也就是说,在他那里,“文化复兴”被转换成了“传统文化的复兴”或“民族文化特质的继承”。 他紧接着说,“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致力于实现经济、政治发展的条件外,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德国以及韩国、新加坡的社会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只有立足于传统文化而又能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文化建设,才能为广大人民提供改造社会的巨大能动性的精神资源。” 这里他本该论证的是“文化复兴”的重要性,但他论证的却只是“传统文化的传承”的重要性,却绝口不提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后面补充的“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文化建设”这一句话不过是掩人耳目之辞。 他又在接下来阐述文化的重要性时说: “文化的根基在于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民族文化不仅是产生民族凝聚力的内核,也是该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既是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继承和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努力寻求与现代文明结合,即依据社会的现代化需求,对传统文化加以必要的改造和重建,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之成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 请看,他拐弯抹角说了“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这种客观现象,又说了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这种大方向正确的道理,最终落到“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上面。这显然是一种偷换概念的逻辑,在“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这个命题中,“民族文化”指的是“民族的全部文化”,而不是单指“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在“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这个命题里,“民族文化”却显然指的是“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张晋藩这里把“民族文化”概念偷换成了“民族的传统文化”,目的是要为继承传统文化张目。故而,他的论点最终落脚于“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然而,对近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新文化,他却只字不提,似乎完全无视百年来中国文化发生的变化。 一旦把“文化的复兴”转换成“传统文化的复兴”,那么在张晋藩那里,复兴传统文化也就获得了“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崇高意义,保留传统文化就获得了正当性。他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重塑中华法系”也是一项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了。因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改造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支点,而传统法律文化的再生集中体现在重塑中华法系上”。这就是张晋藩打出“重塑中华法系”口号的整个逻辑。由于我们说他在这一逻辑过程中,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所以“重塑中华法系”根本就不能抵达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价值目标,而只能止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样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目的。所以说,张晋藩提出“重塑中华法系”不是为了民族复兴,而是为了保守传统。 其次,为什么说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不健康的,为什么我要在贬义的意义上给他戴一顶“保守”的帽子?在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传统当中的东西只要它对我们今天有用,我们就保留它。张晋藩在文中也有这种认识,他说“当然,重塑(中华法系)也决不意味着简单再现,而是在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中华法系几千年形成的、合理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找出适当的切合点”,他也知道要使用修饰语“合理的”来限定继承传统的范围。但是他在论证“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理由却是“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由于他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指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传统文化衰亡了,其特质消失了,那么中华民族也就要衰亡了。言下之意,中华民族要复兴就要保留这种特质。 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走衰亡往往是因为受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旧文化的束缚。中华帝国在近代之所以走向衰亡、危机重重,也是因为代表着中国文化特质的传统纲常伦理和法律制度在毒害他,因此想要中国再次强大起来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改革,丢掉那种特质,重建另一种特质的新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鲁迅曾引用朋友的话来批评“保存国粹”派,“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热风.三十五》)我想说,倘若有民族特质的传统文化阻碍我们进步,我们当然要抛弃它,而去培育崭新的民族文化。哪怕别人说我们中国今天己经西化了,已经失去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质了,但洗心革面后有尊严的活着,总比躺在装满老古董的棺材里死去的要好。我很奇怪,为何张晋藩要拿“保留文化特质”这种盲目追求文化的民族特色的情结,来做最后的立论基础,这不是僵化的、生病了的文化保守思想又是什么?可以预见,这种思想引导下的“重塑中华法系”最终将只会是保守了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从而阻碍中华民族更进一步的强大。 三、一块可怜的招牌 张晋藩的那种文化保守情结,并非今天才有的新事物,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未去掉的一种心病。因为这一心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法律史学界就出现了“建设中国本位的新法系”、“中华法系与民族之复兴”的口号。七十年后的今天,“重塑中华法系”的口号又再次响起。“中华法系”一词成了中国法史学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常用招牌。 我们知道,最早提出“中华法系”概念的人是穗积陈重,他所说的中华法系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而不包括清末法律变革至今逐步走向完善的中国现代法律制度。中国的法史学者们,首先也都是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意义上使用“中华法系”一词的。这样,在他们看来,中华法系在近代已经走向全面瓦解,现实当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可是,由于中国读书人那根深蒂固的“续统”观念的作祟,“中华法系”一词一再被有意扩大外延,试图包揽古今所有的中国法律,一次又一次地充当“续统”的招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三十年代和近年出现的现象。但是不管唱着“复兴中华法系”高调的人如何辩护,说“中华法系”没有消亡,它还活着,都没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共鸣。这是因为,中华法系已经死去是铁的事实,而他们的辩护又常常自相矛盾。张晋藩这篇文章为了使用“中华法系”这个招牌所作的辩护,同样是自相矛盾的。 他在文中说, “到了近代,由于国情条件的巨大变化,中华法系受到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逐渐解体。中华法系中固有的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宗法关系等成份,由于失去了她所依附的载体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就中华法系的总体而言,她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属于封建社会的法文化现象,实际上并没有消亡,只是处于艰难的蜕变、转型、更新、与重塑的特定阶段。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华法系理解为只是个历史现象,或者是失去生命力的僵化的概念。” 请看他这里对“中华法系没有消亡”的辩护是多么可笑,他一面承认“中华法系逐渐解体”,另一面又说中华法系“总体而言”没消亡,世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逻辑吗?他为了保留中华法系这个招牌,便强行扩大中华法系的外延,称它“总体而言”,“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属于封建社会的法文化现象”。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总体而言”?凭什么说“中华法系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难道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也包括进去了?至于说什么已经解体的中华法系,“处于艰难的蜕变、转型、更新、与重塑的特定阶段”更是让人不知所云之语。 从这段话来看,张晋藩之所以这么处心积虑,最终都是为了“证明”中华法系没有失去生命力,并非僵化的概念,还可以用来做招牌。他想以此为“重塑中华法系”这一口号寻找依据。但已然解体的“中华法系”显然承受不了张晋藩命题之重,因此我们只能说,“中华法系”是一块可怜的招牌。他的“重塑中华法系”在学界得不到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四、一种虚幻的民族主义情绪 当我发现张晋藩的“重塑中华法系”主张的根基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情结之后,我又禁不住要想另一个问题:他这一主张所仰仗的“民族复兴”价值目标,与他所追求的“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这一实际目标,它们之间是否有着共通之处? 当我读到张晋藩关于其“重塑中华法系”事业之背景的陈述时,我确信找到了答案。这两种目标有着共通之处,它们的背后都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张晋藩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中这样说道, “中国近代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下,国力孱弱,民族危难,严峻的形势使民间革命和官方改革平行发展,但所追求的大都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化的。……经过百年法制改革的艰苦实践,中国已经具备了了参酌外国法律的同时走自己改革创新之路的条件。因此,21世纪应该是中华法系重塑的时期。” 原来张晋藩是不满于近代中国法律改革的西方化模式,耿耿于怀于改革未能走自主的中国化模式。在他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他觉得中国近代走西化的法制改革道路是被逼的,这是一件很丢中华民族的脸的事情。因此,在“时机成熟”的今天,就要提倡“重塑中华法系”,呼吁“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以免继续“西方化”而不能显得“中国化”。其实,近代全盘西方化的法制改革道路,何尝不是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之所以要全盘西化,也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那样好才做的,这又何不可?我们对待改革,只需看这么做是否于中国有利,大可不必意气用事,定要去争个“中国化”的名目。张晋藩这番话表明,“重塑中华法系”不过是要争个“中国化”的虚名,这不是虚幻无用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是什么?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价值目标。我们不禁要问张先生,法史学界有必要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吗?现在的中国不是已经复兴了吗?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史,中华民族在列强相逼的20世纪初生存了下来,后来又打退了日本的侵略,接着成立了新中国,香港、澳门主权的收回进一步标志着中国主权上的完全独立,这不正是一部民族复兴的历史吗?环顾今日世界,中国今天需要的并不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务实求进的稳健发展之路。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分散我们的向前看的注意力,浪费我们来之不易的、稳定的、埋头发展的机会。政治如斯,学术界亦是如此。张晋藩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来给另一个口号“重塑中华法系”拔高意义,依赖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成熟有如张晋藩先生的学人来说,这是不应该的。晚清以来的文化自卑情结当休矣。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 1962年,一位名叫sybille van der sprenkel的英国人类学家出版了一本关于清代法律的书,这部书虽然也谈到地方衙门,谈到大清律例,但是更多的篇幅被用来描述和讨论普通的社会组织和日常生活场景:村社、亲族、家户、市镇、会社、行帮、士绅、农民、商贾、僧道、婚姻、收养、继承、交易、节日、娱乐、纠纷及其解决,等等。[1] 如此处理法律史,显然是假定,法律并不只是写在国家制定和施行的律例里面,它们也存在于那些普通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场景之中。所以,尽管van der sprenkel重点讨论的只有宗族的、行会的以及地方习惯性的法律,她这部小书却表明了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研究视角的转换。借用人类学家的术语,她使 竟有无宗教?在今天,这类疑问多已经不成为问题,应当弄清的只是 在 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下面就根据现有资料和研究,对明清时期的行会稍加介绍。 大体上说,会馆乃是建立在异地的同乡组织,其主要功能是联络乡情,兼营善举。会馆亦称公所,皆有自己的馆所以为居住、集会和日常各种活动之用。会馆的类型依其性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同乡士绅官宦提供往来便利的行馆、试馆,系由公众筹捐,各省公立;另一种则是商人或商帮组织的会馆,即所谓货行会馆,系由私人合资。不过,这类会馆不单是同乡商人间的组织,也有些是同业组织,或者二者兼有。行馆、试馆类型的会馆明代即已出现,至清代数量大增,多集中于京师,亦分布于省城。货行会馆则遍布全国大小商埠,其数量更远过于前者。[21] 二者之中,行馆、试馆功能比较单一,尽管如此,它们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财产,有管理甚至经营的需要,有为满足这些需要和维持其团体而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对犯规者的处罚办法。至于货行会馆,它们更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行内生产或经营上的各个环节,如生产组织的形式和规模、原料的获得和分配、产品的数量和品质、业务的承接、销售的范围、度量衡的标准、货物的价格、结帐的日期,以及同行之人的行为、福利和相互关系,等等。由于工商活动中关系的复杂性和利益的多样性,也由于相近行业之间的竞争,各工商行会的行规自然也都细致、具体和相对完备,其对违反行规者的处罚,从罚钱、罚戏、罚酒席,直到逐出本行。[22] 需要说明的是,也像宗族法一样,行会法同样是一种习惯法,只考察行规并不能使人们了解行会法的全部,因此,广泛利用其他文献资料和碑铭器物等也是必要的。[23] 上面讲明清会馆组织时提到商帮,实际上,“帮”也是行会上通用的一种名称,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帮”被用来指无须某种专门训练,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组织,如挑夫、河工、码头工中的组织。换言之,“帮”往往与社会下层组织有关,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帮”转义而指以社会下层人士为主要分子的秘密组织,因有“帮会”一词。最典型的例子是 和组织,小如各种诗文社、怡老会、学会、书院,大到团练、义社、善会、乡约,都是民间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会社,虽然其名称、性质、功能、规模等各不相同,但通常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名之为会约、约法、盟词、课程、规条、章程、科条、条例等,以规范其组织,约束其成员,明确其界线。对违反社规会约者的处罚通常包括规劝、训诫、记过、罚酒、罚钱,而止于开除。[31] 这里可以顺便指出,表面上看,许多会社组织尤其是文人会社的内部规范远不如家族或者帮会的规约来得严厉和细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缺乏足够的凝聚力。由于我们所讨论的这类组织的自愿性质,也由于这些组织置身其中的社会的性质,它们那些看似温和的规约所具有的约束力量当远超出现代人惯常想象的范围。三 通过对民间法上不同源流的梳理,我们已经粗略地勾画出了 者即是子民,整个帝国则是一个大家庭。这里,上与下、治与被治、公与私以及国与家的界线都是相对的、变动的。[42] 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多元格局就呈现为一种多元复合的统一结构:它既是杂多的,又是统一的;既是自生自发的,又是受到控制的;既有横向的展开,也有纵向的联系;既是各个分别地发展的,又是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这些彼此对立的方面,一方面包含了造成动荡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蕴涵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性力量。正是因为同时存在着这些不同的方面,也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方面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帝国秩序才可能在长时期的变化当中保持结构的平衡。 法律史论文:技术变革与著作权法之间的关系 以法律史为基础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 著作权法 技术变革 印刷技术 传播技术 内容提要: 著作权法的产生、发展与技术变革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作品传播技术,它既是著作权制度产生的技术因素和客观条件,也是推动著作权法发展和完善的重要保障。从法律史的角度看,先是印刷传播技术导致了著作权法的产生; 后来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类进入电子时代、网络时代以后,著作权法的发展出现很多新的特点。新技术变革带来了著作权法中一些制度的变革,如私人复制等。著作权法能够适应技术变革而不断完善。 著作权并非自始即有,而是随着复制传播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著作权的英文是“copy-right”,而“copy”即复制之意。故著作权最初是指与复制有关的权利,由于复制技术的发展,需要法律来对相关的复制行为进行规制,才产生了“copyright”。随后,著作权与复制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没有隔断过,正如英国著作权法委员会主席沃尔曾指出: “著作权法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不断地对录音、摄影术、电影摄影以及广播领域的革新做出相应的反应”[1]。著作权法“做出相应的反应”,是因为随着技术( 尤其是传播技术) 的发展,使用者和权利人之间就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割一直无法形成稳定的标准,即在复制传播科学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使用者和著作权人试图最大化各自的权益,使得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更多地归属于自己,这就需要著作权法对其进行协调。知识产权的二重属性( 产权、信息) 使其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面临着限制使用和信息共享的矛盾。网络技术所具有的大批量复制潜力等新的技术特征使上述矛盾进一步复杂化。 自将近三个世纪前始有著作权法以来,著作权这个术语的意思就如同其名所示: 指对某一特定作品加以复制——最初仅限于文字作品——以及未经许可禁止他人复制的权利[2]。著作权法并没有因为人类创作出第一部作品而产生,而是在印刷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后才逐渐发展建立起来的,可见现代著作权制度与作品的传播和复制技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复制性( duplicability) 原则是构筑著作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3]。“在著作权保护的历史上,复制权即作者自己复制和授权他人复制其作品的权利 一 直 是 著 作 权 人 所 享 有 的‘核 心’权利。”[4]329著作权制度起源于复制权,同时复制是使作品得以传播的重要手段,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也集中体现于复制权[5]。一部著作权法的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复制技术发展的历史。因此,透过复制权的发展,我们可以窥见著作权发展的脉络。在著作权发展过程中,关于复制的法律规制是对社会公众使用作品影响最大的制度内容,因为其涉及到具体每个个体的作品使用。从法律对于复制的调整则可以看出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的基本立足点,以及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态度。 一 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法律史视角 理解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是认识著作权法中复制与复制权的理论前提,因为“在版权保护历史上,版权制度始终伴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而发展”[6]。“自始至终,复制作品的权利都是影响出版行业的决定性因素,复制权也因此成为著作权法的基础,不管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是如此。”[7]从复制权的产生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在著作权法与技术发展、变革的关系上,印刷技术的出现与传播具有基础和决定性的意义。 ( 一) 印刷技术的出现与著作权法 1. 印刷技术前作品的复制与传播。在印刷技术发明和推广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作品即已存在,但著作权保护却是在印刷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活字印刷技术发明以前,智力作品的保护是根据财产法来调整的。那时作品被视为一种有形的私人财产,可以和一般财产一样被自由买卖。但是,由于缺乏复制技术,作品的传播和使用方式均极其有限。复制的基本手段是手抄,而由于抄本数量很有限,这种复制对作者的利益几乎不会构成任何损害。相反,那时的学者为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一般欢迎别人抄写其作品,甚至不惜雇人抄写。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产生著作权保护的需求。如果从经济学上的“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在印刷技术前时代,由于复制成本的高昂和传播的限制,作品更多地体现为“私人产品”的属性,只是在下述印刷技术出现和应用后因为复制成本降低和传播的便利,作品逐渐凸显其“公共产品”的属性,需要法律的专门调整。 2. 印刷技术的出现与著作权法的产生。著作权法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产物,印刷技术本质上是复制传播技术。从这个角度而言,著作权被称为“印刷出版之子”。前述英文中的著作权“copyright”,体现了著作权与复制( copy) 之间的渊源关系,即早期的著作权立足于复制权并且复制权是其优秀内容。事实上,复制是最古老的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 在 1455 年德国人古登堡将活字印刷技术传入欧洲,大大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印刷技术的采用,使作品可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复制,作品的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印刷技术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个出版市场。据资料考证,到 1500 年,从斯德哥尔摩到巴勒莫,有 245 个城市出现了印刷机。随着印刷图书的便利,印刷业逐渐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智力创作的作品就成了商品,并能给作者带来利益。 我国虽然是印刷术的发祥地,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都出现在我国,但以手工操作为特征的活字印刷术在实践中并没有太多优势可言,直到清代,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印刷技术并不是活字印刷术,而依然是雕版印刷术。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以机械印刷取代传统的手工印刷,大大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速度,使得大众文化产品的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最终促成了出版业的诞生[8]。 在利益驱动下,早期从事出版业的印刷商和书商印刷得最多的,是各种宗教书籍,其次是古典著作、教材和法律典籍。这些作品多与在世作者无关,因此从一开始,作者的利益就不在印刷商和书商的考虑之中。这些出版者所关注的是如何防止任意翻印,以保护其投资和获利机会。早在印刷机被引进英国之前约 100 年,英国出版商就组织成立了行会,行会制定规则确保出版复制特定图书的权利由特定的出版商专有,其他出版商不得擅自翻印。但这些规则只能约束本行会的成员。由于行会规则的这种“私”法属性,仍然不能排除不属于行会会员的出版商复制行会会员已经出版的图书的威胁,此时利益受到侵害的出版商不能采取任何针对侵权者的行动,因为后者并非行会会员,不受行会规则的约束[4]26。于是,出版商们不得不进一步寻求公权力对自己印刷复制作品之权的保护,这样就产生了出版印刷书籍的特权制度的需要。这种情况也使得作品的公共产品属性被暴露无遗: 作品虽然可以低成本复制和传播,但印刷商和作者却无力控制作品的传播。有趣的是,当时的欧洲统治者和教会也意识到图书的传播对其思想控制的重要性,因而也主张赋予特定的印刷出版商印刷出版图书的专有权。 这种特权制度起源于威尼斯共和国,随后很快普及到欧洲其他国家[9]。据考证,15 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印刷商冯·施贝叶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是欧洲第一个由统治者颁发的保护翻印权的特许令。16 世纪欧洲各国的皇室也纷纷为印刷出版商颁发印刷特许证。例如,1556 年,英王玛丽批准成立出版业公会,该公会是一个包括印刷者、出版者和书商的行会。1662 年,英国议会通过《许可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对出版业公会印刷特权的保护。公会被授予出版和销售图书的垄断权,在约 150 年时间中控制着英国的图书贸易。该法还规定图书须呈送官方审查,并在公会登记注册才能出版。 17 世纪以来,英国出版商为控制和垄断英国图书市场,采取了一些阻止自由复制和翻印的手段,包括通过游说,说服英国皇家取消图书进口的自由,说服英国皇家给予英国印刷、发行者更多的特许等[10]。从 1556 年到 1637 年间,英国先后颁布过四个《星法院法》,旨在授予印刷出版商印刷出版的特权。印刷出版商通过印刷图书的特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印刷特权的背后,事实上还存在着王室希望通过授予出版业公会审查书刊的权利来禁止敌视政府和教会的书籍传播的用意。两者可谓各得其所,使印刷特权制度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到 17世纪末,印刷出版物的种类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7 世纪以前的相当长时期内,古典作家的著作在印刷品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7 世纪后期,出版当代作者的作品数量剧增。同时,符合印刷出版业的市场法则的竞争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书籍检查和对作者利益毫不关心的出版商著作权开始受到公众的反对。1694 年,印刷特权所倚仗的《许可法案》终于被废止。 当然,上述对特定出版商授予的专有出版权还不能和现代的著作权制度划等号。抛开行会规则不具备法律上强制执行力的缺陷,除去套在特权制度之上的图书审查等形形色色的枷锁,“准著作权”其实是一种更为单一的印刷出版之权,也就是复制权[9]。这种印刷特权就是被学者认为最早出现的著作权——出版商著作权。这种权利实质上是出版商的行业垄断与王室对思想言论进行监督和审查相互利用的产物,从它的主体到内容都与作者毫不相干。但是,由于它奠定了著作权保护的基础,通常被视为著作权制度的雏形。 此后,在出版商公会的极力游说下,英国议会终于在 1709 年通过了一项保护著作权的法律——《安娜女王法》,首次从法律上认可了作者对其作品享有排他性的权利,标志着现代著作权制度的诞生[11]8 -20。该法序言部分指出: 鉴于近来经常发生印刷商、书商和其他人未经作者或所有者之授权,擅自印制、翻印和出版图书,使图书作者或者所有者深受其苦,而且经常使其家庭破产; 为杜绝以后发生此类事情,鼓励学者撰写有用的图书,特制定本法。该序言鲜明地表明了其立法宗旨。《安娜女王法令》是一部旨在“授予作者、出版商专有复制权利,以鼓励创作”的法令。《安娜女王法》的划时代的变革,是将作为行业垄断和钳制言论的出版商特权改变为鼓励学术和阻止出版商垄断的贸易规则。它使著作权不再属于出版商公会的会员专有,任何与出版有关的人,不论是作者还是出版商,都可以取得作品的著作权,这大幅度地改变了原本存在于作者、出版商以及读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状态。同时,著作权不再是永久性存在,而是被限制在 14 年内,只有作者可以再申请 14 年的保护期,如果作者在第一个 14 年内去世,其作品就进入公有领域[12],从而建立了著作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分水岭,划定了一个知识的公有领域。《安娜女王法》规定对已出版的作品,自法律颁布之日起 21 年内享有重印该书的独占权。饶有趣味的是,该法的出台与出版业公会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游说有关。当为印刷特权撑腰的《许可法案》被废止后,出版业公会在一再要求恢复图书贸易垄断权的主张得不到肯定后,便改变策略而以保护作者的名义希望通过新的法律。 当然,与当代着重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利益的著作权法相比,《安娜女王法》在保护作者方面并不彻底,因为对出版商的保护仍然是该法的主要内容——出版商对于依法印刷出版的书籍享有翻印、出版和出售的专有权。 3. 著作权法的发展。《安娜女王法》的基本理念被植入了美国《著作权法》。1790 年美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只对新创作的书籍、地图和图表授予著作权,权利内容为印刷、重印、出版和销售。这一有限的保护范围主要缘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书籍的商业利用以印刷为主,甚至对作品其他方面的保护也都取决于能否进行印刷和重印。那时,摘录、删节或者翻译被认为是与著作权无关的行为,就是因为它不需要印刷、重印或出版。这一时期,复制权是著作权的优秀,同时也是涉及面最广泛的权利,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享有复制权。 法国虽属作者权体系(注:当今全世界的著作权法可以分为“版权体系”和“作者权体系”。“版权体系”以功利主义哲学和商业版权为哲学基础,版权法是全社会与作者的社会契约; “作者权体系”以自然法哲学为哲学基础,作者权法仅仅是对作者的应有权利进行了确认。在“作者权体系”中,著作权的本质是人格主义; 著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著作权与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著作权的归属应该以创作者为优秀。参见张昱《著作权理论》,内蒙古大学 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冯晓青《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 14 页。)国家,但其著作权法的历史根基和英国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与英国一样,法国也同样经历了印刷特权与国家审查制度相结合的时期。根据学者所作的历史考察,在法国,承认作者权利的过程源于出版业者之间的纷争。当时,享有印刷出版特权的书商和出版商主张延续印刷特权,而没有特权的书商和出版商反对延续这种特权。在辩论过程中,如同英国的印刷商一样,法国的出版商和印刷商也是假借维护作者利益之名,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的。双方的分歧最后由政府颁布法令而得以化解。1777 年法国颁布了六项法令,这些法令承认作者因其创作作品而享有权利,还创设了两类不同的特权: 一种是出版者特权,有期限限制并与其投资额成比例; 另一种是作者的特权,它以创作和作品为依据,因而没有期限限制。1789 年起,制宪会议决定废除所有特权,包括已经授予作者和出版者的特权。1791 年至 1793 年的法国革命法律承认作者享有保护其作品经济利益的权利,保护范围先是戏剧作品创作者的表演权,后扩大到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显然,早期的这种著作权是鉴于出版商的动议作出的,其目的是反对其他出版商随意复制已经与他们签订合同的作品。因此,这种作者权被指为“是由法国图书出版特权的享有者精心编织、用以消除人们对垄断特权的批判从而保护自身利益的一个幌子。”[13]反对者也以作者权这一概念作为攻击出版商垄断权和高额利润的手段。 以上考证和论述表明,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版权体系国家还是以法德为典型的作者权体系国家,最初的著作权保护都是出版者之间为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而产生的,甚至没有赋予作者任何权利;而后作者权的确立,也是出版者们为维护利益而作出的某种妥协。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著作权法,不可能平等地保护作者和作品传播者( 出版者) ,利益的天平向出版者倾斜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结果。 从上述关于印刷术发展与著作权的关系还可以看出,在印刷技术发明之前因为复制作品的困难与高成本,复制本身缺乏独立的经济意义与法律保护基础。印刷技术发明和传播后,图书复制成本的降低与便利逐渐造就了图书出版市场,也催生了保护作者利益的需要。著作权制度就是在复制技术发展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就私人复制而言,由于它一般涉及非商业性目的,对著作权人利益损害很小,私人复制尚不具备受复制权保护的基础。 ( 二) 从复制技术的进步看技术变革与著作权法的关系: 以电子时代复制为例 1. 电子时代之复制。这里的电子时代是指 19世纪末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期间。这一时期,依赖于无线电技术,首先产生了电报、电话和留声机;随后,随着无线电技术的新突破和发明又诞生了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这些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著作权制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革命。 留声机、收音机和电影放映机的发明标志着 19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复制传播科技进步的起点。20世纪最初的 10 年,留声机和唱片很快普及,当时留声机公司的广告语是“请您在家中欣赏歌剧”。留声机技术的出现也促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唱片业的诞生。20 世纪初期,无线电广播从实验转向正式营业,成为一种新的复制传播媒体。与印刷复制技术相比,广播以其独特的声音复制技术优势对大众娱乐和信息复制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20 世纪 50年代以后,电视台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从此,广播和电视相映成趣,成为继印刷复制技术之后又一重要的声光复制传播媒体。 广播电台、电视台成为音乐等声光作品的最大复制传播者,广播电视组织大量利用唱片等声光复制品作为节目内容,而播出的节目又可被继续复制转播。所有这些复制技术和媒介的结合无疑为信息传播和大众娱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是表演者的职业活动受到影响。表演者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留声机、唱片、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等复制传播媒体抱有敌意,他们曾对新发明表示欢迎,因为新复制技术的发明使得表演活动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但表演者后来发现这些科技发明扰乱了他们的职业活动方式,技术复制的便捷性导致表演者的市场被较少优秀表演者占据,而其他表演者演出机会减少,经济收入降低,甚至失业。随着唱片业和广播电视业的持续发展,一个涉及表演者共同利益的要求被提了出来——分享唱片业和广播电视业因复制传播表演作品而产生的利益。此后,国际劳工组织和伯尔尼联盟一直努力,争取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 中增加表演者的权利。在表演者团体争取权利的同时,录音制品制作者、广播组织等复制技术的掌握者也要求对其复制作品享有专有权,录音制品制作者要求与广播组织分享利益和控制录音制品的复制。广播组织希望得到的保护是保障其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技能和资金而制作的节目不被随意复制转播。经过 30 年的利益协调和立法博弈,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利益团体的权利要求终于得到承认。这一组权利被命名为邻接权,并于 1961 年写进与《伯尔尼公约》相联系的《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国际公约》( 即《罗马公约》) 之中。依照该公约规定,表演者享有对其表演的支配权; 录制者享有对其录音制品的支配权; 广播组织享有对其节目的支配权。至此,在国际层面上,一个与作者权利平行的权利内容被确定下来: 对作品的权利由著作权人享有; 因作品的传播而产生的权利则由作品传播者享有[11]85。以邻接权保护表演、录音制品和广播电视节目,是作者权体系的大陆法系各国独有的处理方式。面对复制传播科技的产物,作者权体系国家不得不设立邻接权,这缘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惟有自然人可以成为著作权人。邻接权可以说是著作权法在电子复制技术环境下适应社会需求的结果,是利用特定复制技术固定现有的作品的专有权。 版权体系的英美法系没有邻接权和著作权之分。以实用主义为中心的美国著作权制度,并不区分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而只问著作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以便保障信息和文化娱乐产品能够不断地被生产、复制和传播。美国 1976 年《著作权法》中受保护的客体中有一类特别的作品——“录音制品”,它是指对音乐及其他声音加以固定形成的作品。依照作者权体系国家作者权的理念,录音制品是不能获得作品的资格的,因为对音乐的录制属于通过技术设备和录音材料的运用复制表演作品的行为,录制品并不构成对作品的创造性贡献。但是,对于旨在“保护著作权持有者免受作品物质材料的任何复制,更甚于保护创造”的版权体系国家来说,一切文学艺术创作都可以纳入著作权的保护对象之中,录音制品因其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固定形式而和文字、音乐、戏剧作品一样被列为著作权客体,著作权人对其享有复制权、演绎权和发行权等。在美国《著作权法》中,没有区分 “制品”和 “作品”,也没有区分享有权利的主体是作者还是表演者、录制者,所有的权利都称为 “著作权”。在立法者看来,所谓邻接权,实质上就是传播者对传播媒介的复制专有权[11]50 -52。 综上观之,在电子时代,复制技术的电子化、声光一体化化使得作品复制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增多,作品复制传播者在著作权法中的独立性也进一步增加,体现在法律上,就是两大体系都增加了作品复制传播者享有的权利种类和内容。尽管两大体系在赋予作品复制传播者权利的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作者权体系国家在原有的著作权之外赋予作品复制传播者与著作权平行的邻接权保护,而版权体系国家则将作品复制传播者的权利纳入原有的版权体系,给予作品复制传播者与作品作者一样的著作权保护。但不管怎样,录音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等作品复制传播者在著作权法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2. 从复制技术变革看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著作权法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产物。自世界第一部著作权法诞生以来,人类技术的发展已经过了印刷技术、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注:三次技术发展构成了现有作品传播的技术基础。依照传播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将作品传播划分为不同的时代: 印刷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传播时代又可以统称为大众传播时代。)等三次飞跃。著作权法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与复制技术紧密关连。第一次飞跃在 19 世纪末,此时的印刷技术与之前的手工抄写技术相比有了质的不同,反映在著作权法上,文字作品占绝对优势。第二次飞跃为 19 世纪末到20 世纪 70 年代的电子模拟技术时代,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现和广播电视组织的发展为著作权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反映在著作权法上,就是作品类型增多、作者权利扩大、生产了现代意义上的邻接权。第三次飞跃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现在尚未完成的网络传播时代( 也可称为数字技术时代) 。由于这次技术革命尚未最后完成,因此关于著作权法的变革尚处于大讨论阶段,不过总的趋势是向着著作权人权利扩张的方向发展。上述三次飞跃也可称三次大的技术浪潮,其中每一次浪潮都对著作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浪潮是印刷技术发明,它催生了版权制度。第二次浪潮是电子化浪潮,它使版权制度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第三次是数字技术和网络化浪潮,它给版权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正在持续当中”[11]31。 著作权法与技术发展和变革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技术发展为著作权立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变革又促使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著作权立法则是对技术发展和变革在法律上的回应,正如前所述,著作权法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不断地对录音、摄影术、电影摄影术及广播诸领域的革新作出相应的反应[1]。随着印刷技术的产生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著作权制度得以产生。技术的发展变化则一方面使作品的利用和传播形式大为增加,为著作权人实现自己的权利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则也使得作品因使用和传播方式的增多而越来越难以控制。在这种“两难”处境中,著作权法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总是面临新的挑战。 考察著作权制度的历史可以看出,著作权保护范围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被扩张,著作权法的发展史也就是著作权的扩张史,其中以复制权的扩张尤为明显。著作权扩张,就著作权的内容来说,从最初的主要是对复制权的保护扩大到现代技术条件下利用作品的各种权利。《安娜女王法》主张作者是第一个应当对作品享有无形财产权的人,该法被认为实现了由主要保护出版商到主要保护作者的历史性飞跃。该法授予作者的著作权是对特定的作品制作印刷复印件的权利,以及阻止他人擅自印刷、翻印或出版作者的印刷复印件的权利,即所保护的权利限于复制权。其后各国著作权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充实了著作权保护的内容。正如郑成思教授所指出的,著作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著作权权能,如音像复制权、播放权、制片权、邻接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的著作权有改编权、发行权、追续权、连载权等; 随着国际交往,扩大了著作权的范围,主要有翻译权和最终使用权[14]。上述著作权的扩张是作为技术变革的反应和体现,原来建构的在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被不断打破,需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构。这最终体现为著作权立法的不断修改与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印刷技术的发展最根本地体现为作品复制技术的发展,因而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也主要反映于其与复制技术发展及变革的关系。有学者考察指出: 复制作品的权利自始至终都是影响出版行业的决定性因素,复制权也成为著作权法的基础,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是这样的(注:参见 ferando zapata lopez,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publishingcontracts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in the digital enviroment,35 copy-right bulletion ( 2002) 。)。还有学者认为,复制技术的发展通常是促使著作权法修正的关键因素(注:参见孙铁成《计算机与法律》,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2 页。)。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复制技术与著作权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 技术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理论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原理来看,复制技术发展引起著作权变革具有必然性。其一,复制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作品的表达和载体形式。在印刷技术时代,作品主要表现为文字作品,其载体为书籍等。随着广播技术时代的产生,作品类型增多,由文字作品扩展到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等,也增加了磁带、唱片等作品的载体形式。到现在人类进入数字时代,增加了数字形式的作品,并通过网络传播。其二,与第一点相关,复制技术的发展决定着著作权的内容。随着一种新的复制技术的产生,由此而出现的作品形式应否受到保护便成为讨论的对象,如果给予保护,就必然产生相应的权利。很显然,对这些作品享有的权利是和原有作品不同的。如音乐作品的播放权,针对数字作品的传输权等。其三,复制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作品的传播日益简单,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公认的难题,如果不扩大著作权的范围,著作权人将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但扩大著作权保护范围,又可能造成著作权壁垒,阻碍信息交流与创新。这就需要法律通过修改权利义务设置来重新平衡著作权权利人与作品的使用者以及其他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 一) 技术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 1. 私人复制技术的发展为著作权侵权提供了便利。著作权保护源于复制技术的发展,而复制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却是一个不断突破著作权保护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复制技术的发展,就没有著作权法。印刷术开启了著作权保护的端倪,从录音录像技术到无线电技术乃至现今的数字技术,每一次复制传播技术的进步,都会影响著作权法: 因为原有的著作权保护无法覆盖新技术环境下的复制行为,法律不得不为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创新。 印刷术的发展是复制技术第一次突破性发展,但与此同时,由复制带来的作品的利益分享成为复制技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打击盗版问题。在复制者取得作者复制其作品的授权后( 通常这种授权的取得需要支付一定的代价) ,复制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会通过广告等形式对作品进行宣传,以获取更多的市场回报。但当获得授权的复制者开拓市场以后,一些未经作者授权的其他复制者会争抢该作品的市场份额。在此种情况下,著作权保护应运而生。最初是特许权的授予,由国家管理者与投资者分享著作权利益。从特许权保护到私权保护是著作权保护模式的一个质变。这一质变源于资本对权利的稳定性的需求。 20 世纪电子传播占据重要的位置,录音录像制品、电视和广播出现,其通过声音和图像进行传播,直接作用于人的听觉和视觉,弥补了抽象文字的不足,使文化传播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消除了文字符号对普通大众的限制,使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得以共享信息,在技术上保证了文化传播的平等性和民主性[15]。但是,由于作品本身的社会性,不可能完全由著作权人享有权利; 同时复制技术相对来说不够成熟,复制作品与原作品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能达到与原作品完全一样的效果,且个人复制成本高,因此大量的私人复制行为还不普遍。在社会需求和复制技术发展状况的约束下,私权保护划出一部分公共领域来满足社会信息交流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合理使用制度规定的范围。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完全颠覆了传统复制技术条件下传播的单向性。自印刷术出现以来甚至更早,由于技术投资成本高,作品的复制传播实质上掌握在少数资本拥有者手中。他们掌控复制技术并通过这种技术掌控来决定复制的内容,他们选择社会管理所需要的作品加以复制传播,对这些作品的复制进行解释,并单方面决定自己的复制行为。数字技术的发展破除了作品复制的单向性,使得作品的复制成为复杂的甚至难以控制的行为。数字网络技术给人们复制作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们可以无限制并且无差别地复制自己能够在网络上获得的各种作品,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将自己拥有的作品复制传播到网络空间。这种复制行为的不可控给传统著作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私人复制行为、合理使用行为的正当性受到强烈的质疑。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指出: “如果说以媒介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三足鼎立、径渭分明为第一媒介时代的基本特征,那么,所谓第二媒介时代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以介入融合为模式、以无作者权威为特征的双向互动的媒介时代,它在本质上区别于以单向播放模式为特征的第一媒介时代。在这个可以自由地穿越两种不同世界,即一边是监视器以外的牛顿式物理空间,一边是数字化网络空间的今天,观念的变革与文化的重组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16] 数字技术极大降低了复制的成本,使得作品复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非以往的专业技术行为; 复制的时间限制和地域限制几乎不存在,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心所欲地复制自己想要的作品; 复制的效果几乎与原有作品没有任何差别,这就使得复制与原创无法通过作品的载体加以区分。更为关键的是,在数字技术环境下,传统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等限制权利人权利的规定将使得大量作品几乎无法再获得市场利益。“网络空间不仅改变了复制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法律对非法复制的遏制效果。这两种改变是同时发生的,也是迅速发生的。网络不仅实现了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就能对数字化作品进行高质量的复制,而且使法律的实施成为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对著作权人来说,网络空间是两种特征的最差组合: 复制的能力好得不能再好了,法律的保护弱得不能再弱了。”[17]数字网络环境下,作品信息的复制与传播已合二为一,法律对复制的约束直接影响作品信息的传播,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平衡作品使用者与权利人的利益。 2. 合理使用范围的缩减侵害了民众学习和创作的自由。为了保护作品的市场价值的实现,各国的著作权法陆陆续续针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传统著作权保护模式中的权利限制制度加以调整,以降低作品使用者利用合理使用权或者法定许可制度侵害著作权人市场利益的可能性。二是通过著作权保护的技术措施、著作权权利管理信息的规定,强化网络空间的著作权保护。其中合理使用范围的调整是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涉及合理使用制度的争议主要体现在该制度设计初衷所关注的社会公众作品信息获取的平等和自由与作品著作权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 前人的知识是后人创作作品的基础。任何著作权人的作品都是在公共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智力创作和加工的成果。对社会公共领域知识信息的使用,是进行人类智力生产活动的基础,作品的创作无不是来自对已有作品的学习和利用,因此有必要对获取公共领域知识进行保护。 知识的学习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而作品正是知识的最基本的载体。1790 年华盛顿总统就著作权法立法的讲话中说: “没有什么比促进科学和文化更值得你们去保护了。在每一个国家,知识都是公众幸福的源泉。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措施迅速收到了社会效果,那么知识一定占有重要的比例。为了捍卫自由宪章,知识正以各种方式作出贡献:……”[18]社会的进步需要知识的尽可能普及,教育的平等正是体现出社会对平等的追求。但著作权保护会增加知识获取的成本,使得基于知识学习的生存发展以及言论表达的自由都会受到威胁。在著作权制度中对此的矫正就是合理使用制度。通过设定合理使用的范围,保障教育和知识信息获取的基本平等,保障表达自由和创作自由。 21 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信息的获取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学习和创作的自由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作为人权的一部分,应当得到法律的维护。数字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无法区分作品的使用是侵权使用还是合理使用,事实上排除了合理使用,这是对于学习和创作自由的侵害。通过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的使用排除合理使用会提升人们学习的成本,限制更多创作的产生。创作的基础是建立在对前人知识的吸收和借鉴上,对于合理使用的技术措施排除,会影响到民众对于知识的合理获取和利用,使得创作者无法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进行创新,提高了创作的成本。数字技术的发展目的就是信息的共享和交流的便利,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知识信息的平等获取,以及各种思想观点的平等交流及互动。但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定显然在自由的网络空间设置了一道道屏障,妨碍了数字网络技术发展的目标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在数字技术产业发展和著作权保护之间,法律需要做出选择: 是否能够利用其他的方式来协调学习和创造自由与著作权保护之间的矛盾? 3. 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应当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本质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应当是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而非哪一方独享。在利益共享的过程中要注意如何对利益进行分配。“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 可能相抵触的) 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概念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9]324技术发展之所以被国家所鼓励、被社会所支持,是因为它能够为全社会带来福利。具体到复制技术的发展,它是一个技术改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公众对复制技术需求和利用的过程,需求带动了技术的进步,因此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作品信息交流的低成本高效益不应当被某一个群体独享。 事实上,在复制技术不断创新的状况下,著作权人在创作作品时能更为方便快捷地利用现有的资料,能在前人知识基础上节约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其创作出的结果本身就包含了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作品使用者通过复制技术获得了作品信息,而使用者的作品创作正是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的复制学习行为实现了他人作品的社会价值,同时在使用过程中进行创作而成为自己作品的著作权人。可见,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并非严格对立的两类主体,在现实中他们的身份经常互换,复制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是两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这种利益应当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 ( 二) 文化传播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 1. 作品的传播是作品价值实现的前提。作品的价值体现于作品的社会认可度与接受度等方面。作为思想的载体,没有社会的认可,其价值无法体现。在哲学上,价值首先是一个关系范畴,其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的对应关系,即事物( 客体) 能够满足人( 主体) 的一定需要。任何一种事物的价值应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事物的存在对人的作用和意义; 一是人对事物有用性的评价。在关于价值的理论探讨中,有观点认为: 信息才是价值的真正源泉。劳动之所以被确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不是因为抽象意义上的定义,而是因为劳动在信息( 包括人类机体的生物信息) 的形成、传播、处理和运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劳动创造了所有价值,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20]。传播是指人类通过媒介利用特定符号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所有的传播都是建立在对现有作品( 包括语言和文字作品) 的复制基础之上。作者将自己的思想诉诸作品之中,作品通过传播,在不同方面体现其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品的传播活动增加了知识的利用率,使得作品所载知识的认同度更大,从而使得相关知识的价值得以更为广泛地实现。作者将自己的思想表述在作品之中,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欣赏,更多地是为了加入到公众的视野中,参与社会生活,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文化的沟通,最终实现自身与他人的信息交换和思想交流。当作者的思想附着于作品时,只有通过作品的传播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而信息交换与思想交流恰恰是作品社会价值的体现。各种信息的交换能够使得人们掌握更多的技能、获取更多的机会,而各种思想的交流是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可见,没有作品的传播,作品本身无法体现出其社会价值。 在现代社会,作者创作的动力除了实现其社会价值以外,经济价值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文化已经成为市场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出版等都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而作者就是文化产业的工作者。电子前线基金的创立者巴隆认为: “一个人不能为了思想而得到报酬,而是为了能将这些思想向现实世界中而得到报酬。”[21]作者通过作品的创作而获得报酬也是对作者的一种激励方式,而要获得这种激励也必须将作品进行传播。作品本身是不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只有在作品的传播使用过程中才能够产生经济价值。因此,作品传播是作品经济价值实现的前提,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2. 著作权保护刺激创作,但可能阻碍作品传播。著作权保护是通过对其他人传播作品的限制,给著作权人划出特定的市场范围,从而奖励著作权人的创作行为。著作权保护对作品传播设置了屏障,减少了作品传播者的数量,可能阻碍作品的传播。 庞德认为法律是满足社会需求的一种社会制度,著作权法律制度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产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利用法律来对著作权进行保护目的就是为了平衡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私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旨在维护一个平稳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以促进文化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著作权法对著作权进行保护是为了维护著作权人创作的自由环境以刺激其创作作品的热情。自由是法最本质的价值,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人最本质的追求,也是人性最深刻的需要。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体会到稳定、舒适及安全。然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共同福利和共同安全,自由必须受到限制。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法律对某一制度进行保护也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与平衡。试想,如果法律不对著作权进行保护,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利用他人的作品,作品所有人就没有激情进行创作,而那些“拿来主义”的使用者就只需坐享其成。这样的状态不是一种自由的状态,而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因此需要利用法律对著作权进行保护,以此鼓励作者的创作,使得其创作有意义、有价值甚至是有存在感。 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其他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著作权法实行思想、表达二分法,对于寄予了作者思想的作品形式加以保护,这样对于以前被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形式就不能再被创作或者被保护。但著作权法对思想是没有规制的,很可能出现思想一致的情况。为避免产生侵权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进行表达,这其实也是对其他人作品传播的限制,限制其他人用同样的形式进行传播。这是两者权利进行取舍的结果。 但是,随着著作权法的日益发展,对著作权的保护的日益扩大使得对传播的限制也日益加大,这就相当于著作权保护与作品传播是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著作权保护加大了,其所占用的空间变大了,作品传播所占用的空间就变小了。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复制技术发展,著作权法中一些新的规定如著作权保护的合理使用制度范围的缩小,对作品采用技术保护措施,这些都不利于作品的传播,也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作品的传播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人类有自我发展的自由,就需要获得丰富的信息资源以求得发展,不能为了保护著作权而限制人类基本的自由和权利。这样一来,需要平衡著作权保护及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3. 著作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作品社会价值的实现,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约翰·洛克认为: “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22]著作权对作品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文化更好地交流、传播,让人们能平等地交换思想和获取知识以实现作品的社会价值。要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需要对传播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才能达到保护著作权的目的。但这种社会的秩序应当接受“正义”的规制,不能剥夺人们应享受的基本自由,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复制传播的基本自由。一定范围内的私人复制自由是保障信息传播自由的基础。尤其在数字网络技术环境下,复制和传播是同步进行的。没有私人复制的自由,网络传播自由将被著作权人消除掉。 著作权保护会形成一种稳定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必须是符合最基本的正义需求的,“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一般性规则的制度,还要求该制度中的规则以正义为基础,换言之,是以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为基础。否则,这个制度就不具有可行性; 并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它可能会不断地被人们所违反,进而它也不可能提供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则正是该制度存在的理由。”[19]332 在著作权保护的制度中,由于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不能利用限制使用新的技术或者限制人们最基本的自由来换取。如采用技术保护措施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时,有的技术措施使得不能对原作品进行复制,用技术来控制技术,造成了技术的倒退,限制了人们最基本的传播自由。时光流走到 21 世纪之当今,为了维护著作权人的权利我们对于原件反而不能进行复制了,这样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去思索。 在著作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着多种利益之间的权衡,面对着多种价值的选择。要形成一个有序的著作权保护环境必然会对相关人的自由权利进行限制,但是某些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却不能被剥夺,无秩序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自由的秩序是非正义的秩序,在追求有秩序的自由的环境中,我们可以舍弃部分自由以换取正义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却不能限制我们最基本的自由。著作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得作者作品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数字技术带来的私人复制问题使得著作权人要面对的是大量的社会公众的侵权,因此需要进行调节的是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权益,对于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则不能给予限制,这样会导致社会公众的“革命”。因此,应思考一种制度使得在作品传播基本自由的状况下,协调好著作权人与广大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一种有自由的秩序。 法律史论文: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一) “史料学”为傅斯年所重视。他主张对史料的“来源”、“先后”、“价值”乃至“一切花样”进行比较,强调欲得“深切著明”之见,几于每一历史事件均需“用一种特别的手段”。〔1〕在“见诸事实”的意义上,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倒也未显绝对。若将史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史料,那么史料即是史学的基础,而史料的发现、整理、比较和应用就是史学研究进步的推动力量。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明显受到了“史料学”的影响。从法律制度史的研究视角看,一方面随着史料的不断考订,促成了对某些重要法律典籍的探佚与复原;〔2〕另一方面,随着对既有主要法律史料“律”文的理解之加深,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史料应“不能局限于‘律’”。〔3〕 也有学者在挖掘、整理和运用法律史料上做出了有益尝试。黄宗智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利用以巴县档案为代表的清代档案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研究。?①上述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成果的出现,除研究者自己的深刻着力以外,尚有中国(包括台湾地区)从中央(包括宫藏档案)至地方(巴县、宝坻、淡新以及南部县等等)各级司法档案的公开作为因缘时节。这的确为大量国外汉学研究者涉足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就难怪有学者将之称为“天赐良机”。〔4〕在国内学界,里赞率先运用清代南部县档案展开法律史研究。参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10年。该书系国内第一部系统利用清代南部县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问题的专著。此外尚有系列论文,如《司法或政务: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晚清州县审断中的“社会”:基于南部县档案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等等。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法律史研究的对象应“不仅仅限于法庭案卷和地方档案等官方文本”,〔5〕徐忠明则着眼于对更加丰富多样的法律史料进行挖掘、整理与研究。参见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相关论文有《雅俗之间:清代竹枝词的法律文化解读》,《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杨乃武冤案的平反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考察》,《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娱乐与讽刺:明清时期民间法律意识的另类叙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等等。 既有成果极大发挥了各种法律史料特别是司法档案的整理运用对法律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但也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引起了相关论争。例如,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曾有学者指出:“法史学者不仅要注重理论探索方面的评论,而且要注重史料引证方面的评论,特别要注意对著者原作史料引证特点的追问”。〔6〕这就是说,法律史研究当重视“史”“论”结合,且倾向于以“史料”为基础。然而颇有意思的是,该学者又强调史料引证及其运用的逻辑前提,并非基于对“史”的强调,而是直接将法史学定位为“相当于法哲学”。这大致仍是从法学内部视野观照的结果。 虽然对以司法档案为代表的史料加以运用业已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种学术典范,但法律史学界对史料学问题的共识尚在建立之中。除此之外,亦有前辈学者因史料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分歧。参见田涛《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从〈崇德会典〉到〈户部则例〉》,载倪正茂主编《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法律出版社,2002年,203页以下。综合看来,史料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瓶颈。〔7〕结合对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的运用,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进行一个基础性的思考和梳理则尤显必要。傅斯年曾为研究史料提供了“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经意”与“不经意”、“本事”与“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与“著文”等观察视角。〔8〕今日用以审视司法档案的运用,除了感到上述视角之“深切著明”外,亦有重重兴味。 (二) 从直接与间接的角度看,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大抵均属直接史料。以司法档案研究法律史、特别是法律运行的具体面相在某种意义上属实证研究,史料对问题的“直接”切中本身就是其有效性的保障。而在傅斯年看来,是否“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才是判别直接与间接史料的标准。〔9〕此标准原本清晰,但结合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看,却仍有值得注意之处。在司法档案中,有相当比例的内容经代书者、书吏甚至审判者本人“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则难免隐没于削足适履的“官样”文书之中。故对通过司法档案对当事人诉讼心态等问题进行的研究而言又只是间接史料。这些来自间接史料得出的结论,大致还尚属“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的阶段,不能因其“直接”源自司法档案就简单断定其当然正确。因为即使“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以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都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10〕由此看来,判断法律史料的“直接”与“间接”,既要看史料的来源,亦要兼顾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就法律史关心的某些问题而言,有许多是间接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在法律史研究之外,也有因对象的广阔,以及资料搜集中可能的困难而以司法档案之“镜”观察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思想等问题的研究,〔11〕则更是要注意司法档案作为间接史料的特性。 因司法档案的形成、搜集、整理与保存大都经由官方,研究者容易将其视为“官家记载”,而在运用时亦预设其确实可靠。然而,实际上司法档案所记载的审判过程可被解读为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活动,其中来自民间的因素不可小觑。例如,诉状虽经官代书,但其基本意思特别是实质性诉求大致不会偏离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又如,民事法律程序虽是“官家”制定,但若无民间兴告之举,何来司法档案的记载?因而司法档案的中“官家”更多提供“形式”,其“内容”尚需“民间”填充。故将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视为“官家”与“民间”的共同记载似更合适。傅斯年曾提示说,“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而“民间的记载时而失之诬”。〔12〕具体到司法档案的记载而言,审判者对纠纷解决的希求、因“父母官”而产生的某种“教谕”或“作圣”的心态、对地方势力的妥协、对自身仕途的考量乃至对整个官箴文化的习得,和法律规范为审判者形式或实质(柔性或刚性)的制约,大致均属其“讳”;而民众的“厌讼”、“惧讼”或“好讼”、“缠讼”乃至具体案件中当事人为“打赢官司”而采取的种种谋略或手段,亦难逃“诬”的嫌疑。前者,尚可以“间接的方法”“风闻一二”;〔13〕后者,则需要研究者在重述史事的时候在“同情”的基础上认真对待了。 转贴于论文联盟 // 如此看来司法档案均是“经意”作成。审判者“经意”于纠纷的解决,也“经意”于审断过程中的说理或“教谕”;〔14〕而当事人则更多“经意”于诉讼目的实现。然而,司法过程中确有“不经意”的重要处值得注意,民国新繁县司法论文联盟//档案所载离婚案件中就有例证。22岁的夏陈氏状告只有17岁的丈夫夏福廷,希望丈夫不要与自己离婚。审判官邓载坤问夏福廷,“你现在还要她不哟”?夏答道:“家还是想要她,愿意领她回去”。〔15〕在另一起涉嫌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中,双方和解了案,审判者王鸣阳批“被告既自愿领回和好为初,当以和解宣次?”〔16〕,亦用了一个“领”字。在姜吉发离婚案中,审判者王鸣阳就直接问作为被告的丈夫:“你今天愿意将原告领回家吗?”被告答:“愿领她回去”。〔17〕不同的审判者,前后八年的时间差距,不同的案情,人们却共同使用了“领”字。在民国,“新”制赋予离婚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主体资格,然而“领”字这一“不经意”的习惯表达却抖搂出一个真相:至少司法过程中妇女的主体资格是受到怀疑甚至限制的。 曾有研究尝试从“口述史”、“法律人类学”的意义上解读和研究司法档案,〔18〕这在丰富学术向度的意义上,对司法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都不无裨益。然从口述史概念的角度分析,似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口述史史料的选取上,虽不完全排斥档案材料或其他未正式出版的图书资料,但历史事件亲历者于事后之“口说”则更为习见。笔者推测,经过时间对记忆的模糊,亲历者多年后的“口述历史”会与其在经历事件时的所见难免有所差别;更为重要的是,“口述”者在描述“所见”中含藏的“所思所想”则定与事件肇始时大有区别,此种区别既是经由亲历者随人生阅历的逐渐丰富和对历史事件不断反思而“创造”的,也不排除亲历者经年后因“分享光荣”的心理需要而“流露”出的。这正是口述史的特点,亦是其魅力所在。与口述史史料相比,司法档案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档案记载的内容来看,其来源大致可以包含“口说”和“著文”两大类。前者源于审判活动参与者的口说,如庭审对话、辩论等等;后者则更多源于审判活动中程序性、规范性内容,如各种“状”、“票”,乃至存于档案中的法律文书的格式安排等均在此列。从档案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不仅来源于著文的档案史料有其严格的且普通人不能掌握的格式要求,就连来源自口说的记载亦是“经意”而为。而司法档案中“口说者”的“经意”大抵攸关于讼争胜败,与口述史史料产生中“创造”和“流露”的情形似有较大差别。此外,口述史史料与司法档案的研究者也存在一定差别。目前进入学术界视野的司法档案大都早已作成,其格式、内容乃至编排体例不会随法律史研究者的不同而变化。而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却会因其专业素养、知识背景乃至价值关怀影响到甚至创造出所采集史料的形式、内容。不仅如此,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有相当比例可能会涉及同一批史料的研究,法律史研究者却没有机会参与到史料的“创造”过程中,更多是“被动地”运用司法档案。故而在中国法律史研究过程中,笔者大致倾向于在兼顾部分材料“口说”来源之特征的同时,将司法档案视为“著文”的史料。 (三)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内,严格考量乃至区分作为史料之司法档案的“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经意”与“不经意”和“口说”与“著文”虽已经显复杂,但经研究者细致耐心的努力确有完善之可能。而若论及司法档案记载中“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的关系,因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涉之价值立场或“史观”,已无法使相关学术讨论在纯粹“史料学”的范畴内展开,因而问题似乎又复杂许多。 若将1840年以降中国社会的变革从表面上或形式上简括为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那么在这个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社会产生“今古之争”的思想现象就并不足奇。然需注意的是,由于从“古”至“今”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或为以“西方”影响为诱因,关于解释中国近现代法律转型(乃至社会转型)动因的学术典范,在类型划分的意义上大致有二:将之归于外因,即外来影响的,习惯上称为“冲击-回应”理论;将之归于中国社会内部动力的,被称作“中国中心观”。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就此种类型划分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影响及反思,参见刘昕杰《“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然而这种理论分野既非本文欲关注之主要话题,亦非影响本文论点的主要因素,故暂采存而不论的办法悬置之。“今古”论争则常带有“中西之辨”的意味。因法律概念大多是在翻译引进的意义上被输入或引进中国的,故而在法律史论域内,此种“代换”尤易发生。有研究就指出:“法律近代化的中西冲突已由中国内部与外部(西方)的冲突逐渐演化为中国内部之间中央法律与地方司法的冲突。”〔19〕而“中央法律”大致是民国政府制定的“现代”法典,而“地方司法” 则更多代表了“传统力量”。颇有意思的是,即便主张与外国文化“抱而与之接吻”以“振起吾国文化”的张君劢,〔20〕亦只将读外国书视为了知国之“旧事”的途径,未有学“西”以致“今”之意,更遑论将“西”等同于“今”。若在“具了解之同情”的意义上审视,今日所谈之“西”亦并非“铁板一块”。法律史学家伯尔曼就曾慨叹“西方”是一个无法用罗盘定位的概念,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3页。作为中国近代法学最早的标志性人物,梁启超亦有比较明显的“社会进步”思想,降至“五四”,社会“进步”的理念更是蔚成大观。但梁启超敏锐地提醒到,“经济史与文化史不能完全‘随政治史的时代’进行分期,而应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之见解。〔21〕此种见解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亦复如是。观照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中的“远人”与“近人”,不能简单依据时代“远近”判断其“进步”与否。 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绝大多数出自中国人的手笔,因而将之视为“本国的记载”并无不可。然而若将问题追溯自何谓“本国”、何谓“外国”时,答案却不甚清晰。近代以来关于“中”、“西”之间关系的讨论不绝于史,其原因在于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巨大冲击与深刻影响。就中国法学史而言,无论是从传统史学开出中国近代法学的梁启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袭西方学术传统的陶希圣、瞿同祖,都深受“西学”影响。梁启超虽曾言:“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22〕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23〕不仅在思想上,就连法律术语亦由西方辗转而来。如此一来,本国人记载的民国司法档案,实则是用外国的思想和工具谱就的;且外国的思想和工具尚不一定为如其所是的“本来面目”,而很大程度上是本国人理解的外国人。傅斯年在讨论本国的记载与外国的记载时说,“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要,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测量精细固应在地面上,而一举得其概要,还是在空中便当些”。〔24〕傅斯年对“本国”与“外国”的这个比喻,并非率性而为,大概与其希望“著史的事业”“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25〕的初衷一脉相承。然而,中国人学习近代西方法律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个在“望远镜”中“得其概要”的过程?中国人学到手的乃是“望远镜”眼中的“望远镜”,它能否在本土、特别是基层社会发挥“显微镜”的作用,实值得怀疑。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实际作者们,在使用这种“洋道具”的时候会否与“土办法”相结合,而在“洋道具”大行其道的时候,“土办法”会不会成为官方记载者之“讳”或民间记载者(或口述者)所行之“诬”,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这样做的,实际上考验着法律史研究者的眼光和素养。笔者并非意欲否认“中”“西”交流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早有先驱在思想上窥得交流的门径。如严复曾注意到:“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义”,〔26〕而张君劢也相信,“多通外国语多读外国书,其用途不徒可以多听外事,并可兼通本国旧事”。〔27〕在思想上读外国书而“兼通本国旧事”已属不易;在实践层面上,“中”“西”交流在基层社会中、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以及这种长期性和曲折性对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的影响,就更需要强调和注意。 (四) 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看,傅斯年因想超越中国学术系统而融入西方现代学术系统,而欲将凡可称“学”者视为甚至建成一种“科学”,于是其“史料学”将史学的进步寄希望于放弃“人文的手段”。〔28〕但通过上文的回顾不难看出,近世中国虽深受西方近现代学术的影响,却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中国的传统。将“中”“西”学术谱系之间的关系通约为“人文”(“诠释”)与“实证”,亦不免失之简单。 为达至对史料的了解,传统史学强调阅读者“虚其心”,大致是研究中“无我之境”;而法律史研究却必须是“有我之境”。事实上,为了防止一般历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变成“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学术研究应该有必要地“预设和假定”。〔29〕如果可以将法律史研究的内容简单概括为描述法律史实、评价法律现象两个基本范畴,那么前者意味着“实证”而后者意味着“阐释”。“阐释”或“评价”需要标准,而现代西方法律中自由、秩序、平等、公正等等价值标准均是今日法律史研究者的基本依凭。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能做到“了解”材料作者的主观意图已非易事。罗志田就曾发明杜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意,意指著文者的“旧心”似需等待千年才能得到真正可以理解其本意的读者,〔30〕足见“实证”研究史料之难。更为复杂的是,法律史研究尚有其“阐释”或“评价”的一面。仅用近人习于西方之法学标准“评价”某一传统“现象”就已颇显困难,遑论用之“评价”中国古人内心的“评价标准”!用康德式的话语设问,即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阐释”如何可能?此外,在现代法律概念下,今人的主观标准也往往并不一致,这让法律史研究显得更具随意性。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虚无主义的观点,但却着实向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余英时说:“通过‘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古人文字的‘本意’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为后世之人所共见的。”〔31〕笔者以为,“‘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就意味着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使用司法档案或其他史料时,几乎时时处处均有需要“灵活处理”的地方。也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律史的论文联盟//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32〕这就难怪庞德也曾注意到,化境中那种既能不悖法律发展之规律,又能为人们的“创造性能力”预留空间的“法律史解释”必须具有如下因素:一则“探寻并调适”法律史料的人,二则被处理的法律史料,三则“他们工作的各种情势”乃至“他们为之工作的各种目的”。〔33〕 单从逻辑上讲,“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34〕本无可厚非。然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选择史料则是一个关乎研究成败的课题。近世以来各种史料已是汗牛充栋,若研究者预先设定“结论”或“价值追求”,那么几乎围绕每一命题(哪怕是全然矛盾的一对命题)都会获得丰富的史料。如果用如此得来的史料研究问题,恐陷循环论证而不察!这就提醒中国法律史研究者,“预设”或“阐释”似不宜轻易置于通盘搜集、了解史料之前,否则法律史研究的“实证”难与“阐释”互动,司法档案和其他史料的“本意”自不易见。穷尽史料中的“一切花样”原非易事,也难怪傅斯年解嘲并喟叹道:“天地间的史事,可以直接证明者较少,而史学家的好事无穷,于是求证不能直接证明的,于是有聪明的考证,笨伯的考证。聪明的考证不必是,而是的考证必不是笨伯的。”〔35〕 (五) 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学界对司法档案为代表的法律史料的“价值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论争大致是过去法律史研究典范的一种矫正,〔36〕亦是传统中国“见之于行事”的史学传统的回归。〔37〕然而一切“旧”的学术典范都曾是“新”的,当对司法档案的研究已为人常见之后,研究者则应关注此一典范所要求的研究方法以及其后更深远的问题。 傅斯年是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然经由他的分析典范和前文的简述,可以发现中国法律史研究不易似也不可绕开“史观”。在史学、特别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单纯强调“史料”或“史观”都难免偏颇。余英时就曾说:“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38〕故兼美二者才臻化境。当然,在司法档案的使用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甫成风气之初,重提傅斯年的史料学及其所倡的对史料的严格拣择、考据和规范性使用无疑更具意义。这是因为,司法档案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出场,并不意味完全“进步”的结果。黄宗智在大量使用司法档案后曾注意到:“法律档案记录为我显示了表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实的证据和虚假的证据、真相和虚构之间的关键性差异”。〔39〕这确属经验之谈。对新的发现和研究,往往在带来新材料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研究方法和典范。至于具体运用档案的方法,大致属于“文无定法”之类,只有在长期的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也许才能逐渐掌握需得之“法”。
新闻心理学论文: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论文 一、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初至1919年,是近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由术入学的初步发展阶段,新闻学专著开始出版⑤,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日本松本君平《新闻学》(1903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的美国记者休曼《实用新闻学》(1913年)。1918年9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徐宝璜教授开始尝试将心理学运用到采访对象和受众心理研究之中。他开始在《东方杂志》连载《新闻学大意》,告诫记者要注意采访对象心理,“访员欲人之谈话也,须设法增其对于己之信任,信任之后,自肯多谈,否则纵肯谈话,必多不由衷之言也。故访员如遇不肯谈话之人,应尊重其守缄默之意思,不必惊讶,亦不必失望,可委婉说明外间已注意某事,报纸之天职,在供给新闻,对于某事须有记载。”⑥10月,他向会员讲演《新闻之精采》时,强调新闻学与心理学两者密切关系,“新闻学与心理学常发生至深之关系。新闻之精采,即吾人心理上之产物也。”⑦1919年12月,他出版中国人第一本自撰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再次强调上述观点,并猛烈抨击新闻界的低级趣味现象,“为迎合社会之恶劣心理,常捏登猥亵之新闻如某某之风流案,某姨太太或小姐之秘史者,或因受股东或津贴者之指挥,登载一种谣言以混乱一时之是非者,是为有意以伪乱真,其欺骗阅者之罪,实不可恕。”⑧20世纪20年代至抗战时期,是近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繁荣发达时期,新闻学流派纷呈,学术活跃,各种新闻学术观点逐步形成与传播⑨。1923年,邵飘萍出版《实际应用新闻学》,积极探讨记者采访心理,主张新闻记者必须具备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视它们为“探索新闻真相之利器”;认为遇到“谈话半吞半吐”的采访对象,“苦于漫无系统,不能明其因果,则心理学上之联想作用,每足以济其穷。”⑩他批评新闻界迎合受众低俗心理,“京中各报,殆十有九花柳优伶之品评记事……各报为迎合社会心理,利用社会弱点起见,似关于花柳优伶种种不堪入目之论载为不可少。”1924年,他在著作《新闻学总论》中认为记者应当“默察多数国民之心理与夫人群发达进步之潮流,不敢因一人一时之私见或利害关系,发生畏我国民悖之议论,致失多数国民之信仰与同情。”反对盲目迎合受众心理,“新闻事业之政策,大体在得社会多数之同情,不能不迎合各方读者之心理,然不宜不问事实理性,而一味以盲从迎合为事。”同时期,新闻学者在引进介绍日本新闻心理学成果方面取得突破,其代表性人物是袁殊。1931年,他将杉山荣著作《新闻心理学》译成中文,分三次在《微音》月刊连载,篇幅长达35页,内容分为九部分:一、何为新闻心理学,二、感觉过程与新闻,三、表现过程与新闻,四、感情过程与新闻,五、意志过程与新闻,六、知觉过程与新闻,七、大众心理之诸特征,八、传达之方法效果及其关系,九、结论。该著作积极阐明新闻对社会的重要性,指出新闻学研究之不足,“关于新闻学之本质的研究却极少,犹其如新闻的心理学之研究,更几乎是没有。”他明确提出“新闻心理学”定义,“是翳以心理学之光来照明新闻的努力。换言之,即是新闻之心理学的照明和说明。”瑏瑥他运用心理学原理分析新闻现象和活动,尝试按照心理活动的感觉过程、表现过程、感情过程、意志过程、知觉过程探讨新闻心理活动和规律,构建新闻心理学理论框架。他特别分析了大众心理和个体心理特征。他将大众分为:“一是隔离着于空间的大众;一是密接了于空间的大众。”认为前者的心理特征:1.大众的心理是朴素、单纯的,2.是鲜明浓淡的,3.是富于信仰性与模仿性,4.是稀薄于传统之影响的;后者的心理特征:1.注意是瞬间的,不确定的;2.是易破坏的;3.判断过程是易生错误的。个体心理特征则表现为:1.失去个别性与个别意识的,2.责任观念之稀薄,3.恃于众多之力,易陷于所谓权力自趁,4.易为客受传达。最后,他呼吁:“今后新闻心理学的考究是将次第的盛行吧,必须是要盛行的!……为最多大众的心理所系的新闻事业之正体,以其依于心理学之光而无残遗的光辉出来。”虽然袁殊的译文没有达到“信达雅”的标准,有时晦涩难懂;但他明确翻译“新闻心理学”,系统引进日本新闻心理学研究成果,并强调其重要性,引起了好友任白涛的关注,延续了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引介过程。民国时期著名新闻学者任白涛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参加过大日本新闻学会,出版中国最早实用新闻学专著《应用新闻学》。他潜心完成的新闻学巨著《综合新闻学》于1941年出版。他再次翻译杉山荣著作《新闻心理学》,并将其纳入《综合新闻学》第五章“新闻事业心理”,内容包括:一、新闻事业心理是什么,二、感觉过程与新闻事业,三、表象过程与新闻事业,四、感情过程与新闻事业,五、感情过程与新闻事业,六、意志过程与新闻事业,七、大众心理的诸特征,八、传达方法与效果的关系。虽然翻译水平比袁殊更高,但“新闻心理学”译成“新闻事业心理”似有不妥;而且该书缺少原书“结论”部分,显得不够完整;但他对日本新闻心理学的引介走得更远。该书第六章“报纸与读者”总26页,详细地介绍日本新闻学泰斗小野秀雄关于报纸读者研究成果,内容包括:一、报纸与读者及读者相互间的关系,二、报纸的媒介机能,三、报纸的诱导机能,四、关于公众成立的诸家见解,五、读者群之观念的分类,六、读者形成的公众人数及其种类等。他将报纸与读者关系分为两部分:一是报纸与读者交互关系,二是以报纸为媒介的读者相互间关系。他既考察报纸反映社会心理的媒介功能,读者会由于“长期的读报而直接受到报纸之心理的影响”;又研究报纸的诱导机能,即“个人的心理机能”。瑏瑨他将报纸读者分为两类:“意识的和无意识之读者。前者是明瞭地生出买报的欲望而成为读者;后者是漠然地生出买报的欲望而成为读者。”他对两类读者心理分别进行论述,无意识的报纸读者是“少教育的,智能或年龄较低的读者。属于此群的读者是靠暗示的读者。”有意识的读者群“可以分为主观的关心群与报道的关心群的两类”。前者“是对报纸之主观的倾向,即报格有关心的读者群”;后者“是对新闻记事有关心的读者群。”瑐瑠但是,他并没有照搬小野秀雄理论,有时表明立场,进行修正。如小野秀雄将公众分为理智和感情两大类,他加按语说:“在大体上同意这种见解”,但声明:“无论是目的报纸和营业报纸上的材料,不可偏重理智,也不可偏重感情,对此两者,宜持兼收并蓄的办法。”1947年9月,任白涛在《文汇丛刊》上发表的《新闻事业心理研究的重要性》一文主张:“新闻事业心理的研究,已成了新闻业本质的研究之一种,与它的史的和技术的研究具有同等———就某点上说也许超过些———的重要性。”他比喻说:“大众的心理犹如气象、风向和潮流。所以,要想做现代的民主的报人,必须了解这种大众的心理,即顺应时代的潮流来作安全的驾驶。”他猛烈批判新闻界低级趣味心理,“‘低级趣味’这种心理,差不多就好像大潮流中的一种非正常的流———比如漩涡;若是顺着它走,必然会被卷入深渊而蒙受‘失足’或‘落水’的灾祸。” 二、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析 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是五四时期社会剧变,社会心理变迁,新闻业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型,新闻职业化运动兴起,使得新闻心理学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这是新闻心理学在中国兴起的时代背景。五四时期是世界史的转折阶段,更是近代中国的转型期。国际上,一战刚刚结束,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国内处于风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夜。五四时期标志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的一次历史性跳跃,是中国社会心理变迁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现代化和革命成为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的趋势。在此期间,各种政党报刊由盛转衰,开始从政论本位时代向新闻本位时代转型,涌现了一批著名新闻记者。新闻逐渐成为光鲜靓丽的职业,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新闻职业化运动兴起,引起新闻学者必须面对采访对象、读者(受众)和记者心理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心理学诞生,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兴起,为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学理基础。1917年,北大哲学教授陈大齐创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918年,他出版《心理学大纲》,是中国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材,标志着中国科学心理学诞生。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开始受到关注,“群众心理”逐渐成为中国研究者共同面对的话题。1920年,上海尚志学会出版《群众心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LeBon)代表作,现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至1927年已经出版第五版,可见该书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此后,社会心理学著作不断出现,如陆志韦《社会心理学》(1924年)、欧东源《群众心理学ABC》(1929年)、张九如,周求是《群众心理》(1931年)等。关于“群众心理”对新闻学者的影响,徐宝璜表现非常明显。1919年2月,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讲演会大纲中,特意将“群众心理学”排在导师或中外记者讲演题目的第一位。瑐瑥1920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舆论之研究》一文论述说:“群众心理,对于简单常见之事,常有一定之善恶观念,存于心中。”瑐瑦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促使新闻学者关注和研究新闻心理现象。 三、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定位 虽然新闻心理学研究从1918年开始起步,但在民国时期始终处于引介(引进介绍)阶段。新闻心理学主要引进介绍美日等国新闻心理学研究成果,尤其后者居多。徐宝璜《新闻学》,是他留学美国学习新闻学的结果。蔡元培序言中说:“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伯轩先生游学于北美时,对于玆学,至有兴会。”瑐瑧邵飘萍逃亡日本期间关注到日本新闻学研究。他将《日本普通新闻学》作为《实际应用新闻学》附录出版,并写明“它乃愚数年前留东听讲于日本新闻学会讲义之一种也。”袁殊关注到日本社会学家杉山荣著作《新闻心理学》,并将它翻译系统引进介绍日本新闻心理学,向中国展示了日本学者运用心理学原理建构新闻心理学理论体系。任白涛后来再次翻译杉山荣著作《新闻心理学》,命名为“新闻事业心理”进行引进介绍,并引介小野秀雄受众心理研究成果。因此,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一直处于引介国外研究成果阶段,未能创立自己的新闻心理学理论体系。但是,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其一,它推动新闻界人士运用心理学原理研究其他传播活动,促进其他传播心理研究活动发展。如广告心理学,1919年9月,孙科在《建设》杂志发表《广告心理学概论》,告诫广告界人士要在广告心理的四方面下功夫,“注意之提起、注意之握住、印象之深入、反应之激起”。1924年,师泉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广告心理学概论》明确提出广告心理学定义,“研究广告在心理上的效力,欲以最经济的广告费获得最大量的注意和最深刻的印象。”1929年,徐宝璜发表《新闻学讲话》说:“我们不能在不懂心理学,商业等科学时研究广告学。”其二,它推动新闻心理学、广告心理学教学活动的开展。1923年,徐宝璜创办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开设群众心理课程,以研究报纸读者心理为主。1938年,上海冠群补习学校工商美术专修班聘请许晓霞担任广告心理学教师,并在期末进行广告心理学考试。其三,它为新中国新闻心理学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目前没有学者否认民国新闻学者对新闻心理学研究的探索实践。在追溯中国新闻心理学发展历史时,他们虽然可能会遗漏徐宝璜或袁殊,但都会记载邵飘萍、任白涛等新闻学者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贡献。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由术入学的初步发展阶段,徐宝璜于1918年最早认识到新闻学与心理学的密切关系,并将心理学运用到采访对象和受众心理的研究之中,拉开了中国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序幕。此后,邵飘萍、袁殊、任白涛先后关注和研究新闻心理现象和活动,强调新闻心理学研究重要性,积极引进介绍日本新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明确提出“新闻心理学”定义,使得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发展处于引介阶段,促进了其他传播心理研究活动的发展,推动了新闻心理学、广告心理学教学活动的开展,为新中国新闻心理学发展奠定了根基。笔者认为: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历史,既不能像文章开头第一种观点那样直接将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排除在外,也不是第二种观点所叙述的以采访对象说为主的孕育期,更不是第三种观点的萌芽期(1918-1978),而是一个独立的引介阶段,否则新中国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就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纵观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研究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引介、萌芽、酝酿、初步形成四个阶段。 作者:邓绍根单位: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心理学论文:新闻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新闻敏感是记者素质的优秀。传统理论多从新闻学的角度研究新闻敏感;本文旨在从心理学视角对其进行探析。通过比较学术界几种常见和尚存争议的观点,指出这几种观点的融合性特征;并且进一步阐述了新闻敏感产生过程中感知与思维,直觉与实践,人格与感知、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综合探讨了新闻敏感的心理发生机制,尤其是人格、动机等非智力因素对新闻敏感的制约,进而指出培养新闻敏感的途径及关键所在。 [关键词]新闻敏感;感知;思维;人格 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敏感至关重要,它是记者的基本素质之一,是其职业个性的集中体现。是否具备良好的新闻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记者的职业“命运”。高度的新闻敏感是一个记者在政治上业务上成熟的标志。 对于新闻敏感这一概念,以往学术界大都是从新闻学角度进行阐释,不同作者在表述上也很接近。如:“新闻敏感是记者编辑发现和判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能力。”⑴随着改革开放的演进,以及心理学理论、知识日益深入人心,有的学者开始从心理学视角来审视新闻敏感的内涵,发现其中有不少词汇属于心理学范畴。以上述界定为例,其中像“发现”、“判断”、“能力”这几个关键词,均可归入心理学范畴。这说明“新闻敏感”这一概念带有新闻学和心理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由于新闻敏感对于新闻从业者的极端重要性,由于以往在新闻界主要是从新闻学角度看新闻敏感,所以本文拟主要从心理学视域对新闻敏感作一分析,旨在丰富、补充新闻敏感的内涵,以使新闻从业者从理论上多角度地认识、把握这一概念,并在新闻实践中主动培养这种素质。 一、有关“新闻敏感”的几种界定 分辨学术界对新闻敏感的几种界定,可以对比出从新闻学和心理学角度研究“新闻敏感”的差异,从而确定从心理学视角进一步阐释这一概念的必要性。 (一)侧重于新闻学角度的界定 1.“新闻敏感,指新闻工作者发现、判断有价值新闻的能力,是一种职业敏感。”⑵ 2.“新闻敏感是记者对社会形势的敏锐的洞察力,对客观事物的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以及对报道对象的迅速而准确的反映能力。”⑶ 这两种定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从新闻实践的角度出发,初步涉及到新闻敏感的一些心理学特征。无论是对“敏锐的洞察力”,还是“判断能力”和“反映能力”,新闻研究者虽然停留在表述上,少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但是,“新闻敏感”本身所具有的学科交叉性——新闻学领域的“新闻”和心理学领域的“敏感”,决定了从心理学这一新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非常必要。 (二)侧重于心理学角度的界定 1.感知论。该论点把“新闻敏感”归入社会认知领域。具代表性的有: “记者采访属于社会活动,在采访中出现的心理现象自然也就属于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内在过程是从社会认知开始的。社会认知的最初阶段是社会知觉,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记者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迅速、准确地选择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进而判断、预见自己所选择的新闻事实的社会反响。记者这一系列的心理过程,既是他的认知过程,也是其新闻敏感产生的过程。”⑷ 这种明察秋毫的社会知觉显然与新闻敏感的心理过程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新闻敏感始于社会知觉,进而发展成为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这也是意识活动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觉的,又是新闻敏感产生的必然过程。 2.思维论。该论点认为新闻敏感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 (1)“记者的新闻敏感依赖直觉,然而这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直觉,而是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新闻实践和职业训练才获得的直觉。这种直觉是新闻从业人员所特有的一种浓缩的、简化的思维形式。”⑸ (2)“新闻敏感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发端于直觉,是逻辑思维的凝结、概括和简缩。从形式上看,它似乎没有中间推理的过程,但实际上它正是这一过程的‘概括化’和‘简缩化’。”⑹ 他们认为,传统的研究把新闻敏感局限于“感知”这一领域里了。仅仅将其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感觉能力”,而没有上升到思维的高度。其实,思维论持有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阐释新闻敏感本无可厚非,然而他们却将“思维”与“感知”对立起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难免有些偏颇。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虞达文认为新闻敏感是逻辑思维的浓缩,实际上是“浓缩”了直觉与逻辑思维的关联性,模糊了“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之间的区别,有待商榷。 另外,有一些界定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思维”这个字眼,但其中却包含了这层意思:“新闻敏感指新闻工作者对客观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是新闻工作者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能力,对事实发展变化的反应能力,对新闻线索的识别能力,以及对新闻事实的分析能力的综合体现。”⑺ 这里,“判断”、“识别”、“分析”,都属于思维的范畴。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定义同时又提到“观察”能力,属于感知范畴。可见,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新闻敏感集感知论、思维论于一体的综合性定义。这种带有综合论色彩的观点并不少见,但是,它们一般却只能为新闻敏感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心理轮廓,没有明确地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3.人格论。该论点将新闻敏感放在了“人格”这个非智力因素的背景下去考察。 “人格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对于记者来讲它不仅直接影响新闻敏感的强弱,而且直接对记者所有的新闻素质都有制约作用。”⑻ 刘京林引用了美国心理学家凯勒关于“有色镜头”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人格就像“有色镜头”一样具有认知过滤的作用。这种“心理组织结构”直接制约着新闻敏感的强弱。该观点指出了一个影响新闻敏感发生的非智力因素(人们进行各种活动除智力和能力因素以外的全部因素的总称),对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研究有很大价值。 其实,无论感知论、思维论还是人格论,都是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从不同角度来阐释新闻敏感的。三者统一而各有侧重,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层面——从感知到思维,再到整体的人格因素,层层递进,相互影响。下面,就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考察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 二、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 探讨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有助于从心理学视角剖析这一概念更深层次的内涵,从而丰富和补充以往学术界单从新闻学方面阐述这一概念的不足。 新闻敏感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心理过程,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和分析。感知论强调的便是新闻敏感认识过程中的感性因素,而忽略了其中包含的理性因素。其实,记者通过社会知觉选择了报道对象,并将该事物与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各种印象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作出一定的判断时,该心理过程已经渗入了思维的作用。 而思维论则主要从新闻敏感表现为一种“直觉”说起,将其归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直觉的产生并非毫无根据,必须是当记者经历了多次感知之后,将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的科学知识,以经验结论的形式保存于头脑之中。当他们一旦与有关的事物(即原型)接触,直觉便产生了。由此可知,思维并非孤立存在,它是建立在感知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心理活动。 前文已提到,人格论的作用在于强调动机、世界观等非智力因素,与感知和思维等智力因素一样,对于新闻敏感的发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合前述,我们不难看出,3个观点虽立论不同,且各有侧重,却并不彼此冲突。感知论中的感知和思维论中的思维有必然的联系,通过对直觉与实践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联系,综合理解起来更加全面、丰富;而人格论则从整体上给前两者以补充。 下面,我们分别就新闻敏感产生过程中的两对关系进行考察。 (一)感知和思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1.感知、思维与新闻敏感 如前所述,感知论强调了认知事物的最初阶段。因为感知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反映,它所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外部特征和外在联系;而思维论则强调了认知事物背后的分析、判断过程。因为思维是对客观事物间接、概括的反映,它所反映的是客观事物共同的、本质的特征和内在联系。 虽然感知和思维在表述上截然不同,但二者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感知是新闻发现的开始,记者、编辑必须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脑海中留下鲜明的印象,才有可能进一步思考,从中选择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来。因此,感知是思维的基础,是新闻敏感产生的感性阶段。离开了感知,新闻敏感将无从谈起,而思维也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某些思维论持有者否认传统研究过感知因素的肯定,将新闻敏感孤立在思维的层面上,实际上是抹煞了感知对思维的基础作用。 每天发生的事实如此之多,如果一个记者只是泛泛地用眼睛进行观察,仅仅停留在感知的领域而不对感性材料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比较、判断,那么,他对这些事实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表面,无法抓住其本质和规律,也就更无法提炼出其中的新闻价值来了。可见,思维是认识的理性阶段,是更复杂、更高级的认识阶段,感知需要而且必须上升到思维的层面上来。其中,新闻敏感的产生过程,就是对所感知的事实进一步比较、判断、筛选的思维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走向理性的过程。 199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胡家麒在云南边陲瑞丽市采访改革开放后小城的变化。在采访了很多人和事之后,他却总是不满意,觉得这些事例不能深刻反映小城的变化,表现方式也雷同。于是,胡家麒到街上闲逛散散心。在买西瓜时,他听到的是河南话;理发摊上听到的却是上海腔;在卖工艺品的小店里见到的又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无意中一个灵感跳了出来:南腔北调,这不正是往日封闭的小城在今天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写照吗?于是,他用录音机记录下了这丰富多彩的音响,用7种声调组成了现场报道《南腔北调瑞丽边贸街》。这个报道获得当年中国广播奖现场报道一等奖。⑼ 在这个例子中,记者听到的“南腔北调”是感性认识;而从这丰富多彩的音响中想到瑞丽小城的重大变化,则是一个“概括化”、“简缩化”和“知识迁移”的过程。这个思维过程与感知的过程密不可分。只有注意到了各种音响的存在,才能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小城变化的有力证明;反过来,如果这种感知不上升为思维,那么,那些音响就永远只能是没有意义的声音而已。 感知和思维共同支撑新闻敏感发生的全过程。思维是从感知的基础上产生的;抽象和概括后的现象才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认识意义,感知必须上升为思维。感知和思维共同存在于新闻敏感的全过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page_break] 2.直觉、实践与新闻敏感 在上述思维论中,学者着重批驳了“天赋说”的观点。资产阶级学者约斯特在《新闻学原理》中说:“记者需要一种天生的鉴别力,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而更有人甚至把新闻敏感称作记者的“第六感官”,这就把新闻敏感神秘化了。 批驳这种观点的关键,在于对直觉、实践与新闻敏感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认识。“天赋说”本质上夸大了“天生的”直觉的作用。实际上,直觉既非天生,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新闻敏感依赖于直觉,发端于直觉”(虞达文),即便如此,“直觉性”只是新闻敏感的开始和表象,并不代表其全部。《心理咨询百科全书》对直觉的解释是这样的:“一种非逻辑形式或未经逻辑推理而洞察事物的特殊思维,可在知觉的基础上产生,也可在表象或内部言语的基础上产生……其主要特点为(1)以经验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产生(2)需要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象;(3)产生迅速而突如其来,是一种瞬间的判断,是智力活动的飞跃。”而这种“顿悟”是“记者头脑中潜藏着的某种信息(即主体信息),突然与外界的有关信息(即客体信息)发生联系和撞击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所产生的一种思想认识上的突破和飞跃。”⑽ 这种顿悟思维其实就是直觉,虽然表现为“突如其来”的“瞬间”的飞跃,但都要以由经验、实践等所构成的“主体信息”为基础。只有经验、实践积累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状态时,新闻敏感才能被直觉的火花所燃亮。正如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在观察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对记者来说,“有准备的头脑”就是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开放式的思维和积极的心理准备。 例如,1995年《焦作日报》的记者邓少勇到沁阳市搞工业调查。在参观企业时,途经一个建筑工地。一位随行领导介绍说这是新建的科技大楼。正在监督施工的沁阳科委主任也过来介绍说,沁阳市从1990年开始把“科技兴市”叫响,经过5年的努力,国民产值增长量中的科技因素已占到36%。记者听到这个情况,马上想到沁阳的经济发展现状正好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最佳佐证。他马上写出消息《沁阳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已占三成》发表,此文获河南省好新闻消息类一等奖。⑾ 在这个例子中,邓少勇原先采访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沁阳的科技状况。而当他听到有关领导介绍的情况之后,马上来了灵感,顿时想到了邓小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并结合他以往的采访经验,写成了一篇优秀的消息。这个发现,表面上看起来是记者灵感突发,偶尔得之;实际上却是源于记者平时的理论和实践积累。这正是直觉与实践关系的最好说明。 新闻敏感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感知。脱离了知识经验的积累,直觉思维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法转化成新闻敏感。持“思维论”的学者对于直觉和思维关系的论述,对“感知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和完善。从实践角度来说,在充分积累知识、广泛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才是新闻从业者培养新闻敏感的切实途径。 (二)人格与感知、思维的关系 影响新闻敏感的因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智力因素。包括上文论及的感知和思维;二是非智力因素。它是由动机、信念、兴趣、情感、意志、气质、性格等等心理要素组成的。现实生活中,很可能许多记者的智力因素不会存在特别大的差异。然而,往往只是少数优秀的记者采写了多数的好新闻,原因何在?记者之间的差异大多出在非智力因素上。社会责任感强、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强、有正确世界观的记者具有比其他人更强的新闻敏感。他们才是新闻界的精英。 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他们在新闻敏感产生的全过程中共同发生作用。智力因素在认识过程中发生作用;非智力因素虽然在认识过程中并不直接发生作用,但是它们制约着感知、思维的智力效果。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智力因素对于人的实践活动起着执行操作系统,即对所接受的信息起着接受、加工、处理、掌握的作用,那么,非智力因素则是动力调节系统,它对智力活动起着始动、定向、维持、调节的作用。”⑿如果说在新闻敏感产生的过程中,记者用感官来观察、搜集大量的事实材料,然后运用思维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加工,识别出其中的新闻价值是一个纯客观的操作程序;那么,这个记者为什么会迅速观察到这个事实而不是忽略过去,为什么在瞬间“顿悟”出了“这个”有价值的角度而不是在其他平庸的角度上泛泛做文章,这里就有一个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 这里,我们要引出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人格。人格是一种综合性衡量标准,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记者的人格是产生新闻敏感的“幕后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影响着新闻敏感强弱的程度、持续的时间、正确与否的方向性以及应变的灵活性。如果将新闻敏感的产生比作一个化学反应的过程,那么,感知、思维就相当于反应原料,人格便是促成反应最终发生的催化剂。如果没有催化剂的加入,化学反应就无法发生;如果催化剂变了质,那么,这次反应也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与初衷背道而驰,走向反面。在一种健全人格的激发下,感知和思维才能相互作用,产生新闻敏感;如果没有这种人格背景,一切的感知和思维过程都是没有意义的,新闻敏感也自然无从说起。 在人格的诸多因素中,与新闻敏感联系最紧密的是动机。“动机是发动行为使其达到某种目的的内部心理动力,或曰内驱力。”⒀动机对感知和思维等智力因素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目标导向上。动机的产生源于人的需要与某种具体目标的结合,因此,当人的需要很低级,并且目标也并不高远时,只能产生微弱的负面动机;反之,则会产生强烈的正面的动机,从而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记者的新闻活动也是如此。如果记者只是抱着交差、应付的思想,对许多事情都无动于衷,缺乏强烈的发现、挖掘有价值新闻的动机,他的新闻敏感就无从产生;相反,记者怀着一股激情,抱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工作,那他不抓住好的新闻便心里不安,不把有价值的新闻报出来,便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记者就会不停地去思考、探求、创新。这样,记者培养新闻敏感便有了动力。 获1998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电视短新闻《农机下乡了》,其采制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片反映了在送农机下乡的支农过程中,某些单位和个人大搞形式主义的问题。记者应邀参加农机下乡活动,最初的动机是想宣传一下这一利企利民的好做法。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却发现了诸多名不符实的现象:下乡车队不直接下乡,而是在城市繁华区、政府机关门口敲锣打鼓;最需要农机的农民,却因怕浪费时间而匆匆离去;为显示活动结果,还特意安排“托儿”买农机,等等。于是,记者心生愤慨,抱着对新闻真实性负责的动机,抱着坚决揭露社会腐败现象、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一改拍摄初衷,将新闻定位在揭露某些人下乡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这一恶劣行径上。从而对整个事件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终于挖出一条揭示形式主义的好新闻。⒁ 在完成这个报道的过程中,,记者的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应变能力固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当时记者没有怀着一股对党的新闻事业负责的动机和强烈的社会正义感,那么,这条针砭时弊的好新闻就不会问世——记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敷衍一下回去交差了事。 另外,记者的政治敏感与非智力因素也有密切的联系。政治敏感源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时局政策的准确把握。其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便属于非智力因素的范畴。一位记者只有对国家强弱、人民贫富怀着忧患意识,才会随时关注当下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才会对周围群众关心的一切事物保持高度的敏感,才会全局在胸、高屋建瓴。 可见,无论人格、动机还是政治敏感,这些非智力因素都推动着新闻敏感的产生。它们能够激活感知、思维,使之处于良性的认知状态中,主导新闻发现的全过程。因此,只有具备健全的人格、积极的动机,才能充分调动感知和思维能力,产生高度的新闻敏感。 三、如何培养新闻敏感 正如上文所述,新闻敏感之于记者,犹如生命之于生物。它是记者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宝贵素质。缺乏这种素质,记者的职业角色将变得模糊不清。那么,该如何培养这种素质呢? 首先,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神秘化倾向,认为新闻敏感与生俱来,无从学起,无法培养;另一个是技术化倾向,视新闻敏感为一项技术,勤学则易成。其实,新闻敏感既不神秘,也不是一项技术。之所以称之为素质,必然要经过长期的磨练和培养,只有用心,才能有循序渐进的提高。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敏感是关键 非智力因素对于新闻敏感作用重大。其中,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敏感更为突出。政治敏感是新闻敏感的优秀。记者要识别某个线索或事件的新闻价值,可以从新鲜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多种要素去判断,但是关键的要素是重要性。这种价值取向正是以政治因素为依据的。1996年9月,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新闻事业能不能办好,关键在有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他要求“努力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在这里,“政治强”被列在诸多要求中的首位,指的就是要具备很强的政治敏感。也就是要熟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清现实社会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只要记者不断地学习、领会新的政策精神,不断了解、摸清变化中的情况,他的政治敏感就能不断提高。 社会责任感是记者对党、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的一种强烈动机。虽然责任感、动机本身并不能去直接捕捉新闻,但是,它却对记者捕捉新闻起着关键的作用。记者的责任感越强,不但触发新闻敏感的机会越多,而且产生的动力也越大,促使记者去捕捉新的信息的能动性也就越大。 (二)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必不可少 直觉只有与丰富的知识以及从实践中积累来的经验相遇,才能擦出新闻敏感的“火花”。新闻发现与平时积累直接相关。对记者来说,积累的程度不同,外界的信息在头脑里引起的反响就不一样。如果记者不注意在实践中积累有关信息,那么,外界的信息再强烈、再珍贵也是枉然。而且,一个空洞的头脑是无法进行思维的。积累贫乏的记者,思维的空间也是狭隘的,不容易产生联想,更难以产生创造性思维。比方说,农村里兄弟之间分家的事儿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可是,河南省中牟县广播站一位记者,却从这样看起来平常的事情中,抓到了一条在全国获奖的好新闻——通讯《“田三万”分家》。记者在回顾这次采访的经验时认为:“只有熟悉生活,才能从广阔的生活海洋里,抓出‘活鱼’来。” 这确实是经验之谈。这位记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有十多年的农村基层干部经历,对农村有比较多的了解。在分家方面,互相之间各不相让,吵吵嚷嚷的事不乏其例。可是,作为科技专业户的田家四兄弟现在分家,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兄弟之间互相推让财产,妯娌们争着奉养婆婆——见到这种场面,记者过去的生活积累就像“融雪后的小河,汩汩流出”。由于头脑里这方面的积累多,记者的联想也十分活跃——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富民政策的贯彻和两个精神文明一起抓,才会出现上述的新鲜景象。试想,如果农民穷得叮当响,即使想推让财产又哪里有。因此,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农民富裕以后,精神面貌上的深刻变化,有力批驳了“为富不仁”的旧观点。 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积累,就算再有力度的新闻出现在身边,记者也只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有广泛地参与社会实践,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才能在关键时刻,产生新闻敏感。 新闻心理学论文:格式塔心理学在网络新闻专题中的运用 【摘要】格式塔心理学也称为完形心理学,强调“形”的“整体”性。本文主要利用格式塔心理学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论点,以网易新闻专题为例,解析其如何通过整合达到1+1 2的效果,并试图借用“变调性”理论探讨其在媒介中广泛应用的必要性。 【关键词】格式塔心理学 新闻报道 新闻专题 变调性 一、格式塔心理学简述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gy)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格式塔”的意思是“形式”、“整体”、“结构”或“本质”,中文一般译为“完形”。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任何“形”,都是知觉进行了积极组织或建构的结果或功能,而不是客体本身就有的。 按照厄棱费尔的解释,格式塔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凡是格式塔,虽说都是由各种要素或成分组成,但它决不等于构成它的所有成分之和。一个格式塔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这些成分的全新整体。比如,一个三角形,是从三条线的特定关系中“凸显”出来的,但它决不是三条交叉线之和。第二个特征是“变调性”,即一个格式塔,即使它在各构成成分――如它们的大小、方向、位置等均改变的情况下,格式塔仍然存在或不变。正如一个曲调不管由谁演唱,由何种乐器演奏,它都是这个曲调,不会改变。 二、“格式塔”视角下的网易新闻专题 (一)网易新闻专题的“黏性” 网络媒体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其时效性不容质疑,吸引受众的能力较其他媒体有独特优势,然而由于其速食文化的特点,网络媒体在留住受众能力方面却深受诟病。 数据显示,对社会热点事件快速追踪及处理的能力,吸引网民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是网络媒体留住用户的主要原因。由于现在的网民不仅关心热点新闻,更关注新闻背后的现象,以及热点事件可能引发的社会效应,因而用户黏性也成为衡量网络媒体的重要指标①。 截至2008年11月,万瑞数据监测显示,网易新闻频道的页面浏览量、平均访问停留时长这两项反映用户规模和黏性的重要指标,双双高于行业均值。网易新闻在用户黏性上表现出领先优势②。 陈力丹先生认为,网络新闻传播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拷贝借鉴阶段、用户化阶段和网络原创阶段。我国目前的网络新闻传播尚处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笔者认为,网络新闻专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当前网络新闻的特色,同时它的质量也是一些门户网站“黏”住读者的关键。因此,本文选择网易新闻专题为主要研究对象。 (二)网易新闻专题的整合 1、形式整合:文本、图片、视频、flash、三维演示等 网易新闻专题的一般结构是:1)顶部一幅压题图片并配有专题名称,图片多由网站制作,在颜色、图像选择等方面紧扣主题。如“湖北三名大学生救人溺亡――生命止于19岁”专题以黑色作为图片底色,专题字采用红色,形成鲜明的颜色对比,图片左侧有3名大学生照片,右侧阴影下隐约可见出事地点的图片;2)对容量大的专题,专题名称下有内容导航栏,通常以两三个字作为导航栏目(如“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专题上有以“资讯”、“直击”、“互动”、“策划”为主题的导航栏);3)专题正文一般分为三栏,左栏多放图片、视频等,中间栏为文字,右栏多为延伸信息,是文字与图片的组合。 文字、图片一直是网络新闻的主要表现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视频、flash、三维演示等手段也逐渐应用到网络新闻中。以“网易・国庆60周年报道”为例,阅兵式、群众游行、焰火表演、晚会的精彩片段被以不同的主题和特色分类用图片与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在专题中。在阅兵式武器展示中,网易独辟蹊径地引入3D技术,用三维模拟动画对武器进行立体展示,更具新意和吸引力。 这种方式的整合使新闻报道更立体化,起到了其中任何一种或几种方式相结合都难以达到的效果。 2、平台资源整合:多频道服务同一主题 网易作为综合性门户网站,拥有多个频道,这些频道与新闻频道原本属于同一层次,然而,在新闻专题中,这些频道的内容都成了新闻频道的可用资源。 在某一新闻报道专题中整合不同频道信息和频道链接是现在网站专题制作惯用的方法,如在“网易・国庆60周年报道”中,关于武器展示的部分就链接了网易・军事频道。 多频道服务同一主题,除丰富了专题内涵,也形成新闻专题的特色,同时宣传了其他频道,提升受众对网站的整体形象感。 3、声音整合:多方人员,多方观点 网媒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受众参与性,而网易新闻专题的特色还在于其论坛和跟帖,这种形式更能激发受众的参与欲。如在“贫困研究生杨元元之死”专题中,新闻事实被置于左栏,部分网友相应的跟帖、评论被置于右栏,强烈的对比既使受众获得更全面的认知,又能进一步激发受众的参与欲,提高新闻的“黏性”。 除整合网友声音外,网易还在专题报道中融入多方声音,在事件中加入相关链接。如在“无处安放的生命:尘肺病人死亡之路”专题中,链接有“张海超开胸验肺”和“湖南耒阳百余名工人艰难维权”等事件。 如果把网易新闻专题看做一个格式塔,那么以上各种成分就是构成它的要素,当这些要素整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1+1 2的效果:首先在全方位新闻事实的展示上,其生动性和立体性使其较其他媒体新闻有很大优势;其次在观点、延伸消息等方面其针对性和丰富性也是其他媒体新闻难以相比的。 三、“格式塔”在媒体中的运用 在2009年的媒介高峰论坛上,北京青年报副总裁浮新才认为,现在大量的信息碎片已经不能满足读者,媒介需要通过自己的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将深度的信息呈现出来③。南方周末副主编毛哲认为,读者对深度的报道有刚性的需求,即便是综合性的媒体受到冲击,作为《南方周末》,由于以深度报道见长,在互联网时代没有受到太直接的冲击④。 当今社会,受众不仅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新闻信息,甚至还可以目睹新闻现场,媒体的新闻报道更应追求立体化与深度。 根据变调性理论,一个格式塔,即使它在各构成成分――如它们的大小、方向、位置等均改变的情况下,格式塔仍然存在或不变。在这样的语境下,将网络新闻专题的“格式塔”效应推而广之,无疑是对新闻报道的立体与深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报纸可以打破版面限制,利用拼版、叠版实现版面整合;广播电视新闻可以运用声音、音响和画面等富有感染性和戏剧性效果的表现形式“说新闻”、“聊新闻”、“侃新闻”;媒体在人员调度上,可以打破部门分工,根据需要配置人员,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一些传媒集团而言,调动不同媒介的优势资源在立体度、深度上服务新闻报道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操作模式。 新闻心理学论文:浅析心理学在新闻采写中的运用 【摘要】在新闻采写活动中记者占据着主导地位,记者情绪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新闻活动的开展,所以新闻采写要做到不偏不倚,记者要有一种良好的心态,要增强移情和应变能力,把握好采访表情,发挥主动精神,让新闻报道做到公正性与倾向性的统一。 【关键词】情绪 移情 首因效应 目前,我国新闻界,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新闻心理学较多关注对采访对象的心理素质的研究,而对记者自身在新闻采写中的心理特征的研究涉及较少。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冷场、尴尬的局面,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调整自己的采访情绪、表情去应变?记者在新闻采写过程中,如何让采访变得简单、顺利?记者的移情应急能力的提高对新闻工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将在新闻界前辈的新闻活动中汲取养分,通过研究,一一理清。 一、心理素质在新闻采写中的重要性 新闻工作者要有适应各种生活环境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本领,能够在任何艰苦条件下与被采访者打交道。记者要有敲开采访对象心灵的本领,让他们觉得可亲可信,有话要告诉你。这与一个人的气质、性格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闻写作的时候,把握好记者自身的心理,这样有利于记者采写的新闻不掺杂着个人的好恶,确保新闻报道做到不偏不倚,更好地发挥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的作用。 二、新闻采写中,记者心理波动的产生及原因 记者在新闻采写活动中,往往会遇到突发事件,如果缺乏临场应变能力,会给新闻的顺利采写带来障碍。 1、在一些突发事件中,记者不能驾驭自身的心理 突发事件发生时,记者的采访是在紧迫的心理下进行,有些记者为了追求视觉的冲击力,摄制一些血淋淋的画面,这给新闻事件的当事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缺乏人文关怀。而在新闻写作时,一味地渲染、煽情,会造成同样的负作用。 2、记者的情绪影响新闻采写的顺利实现 所谓情绪,从心理学来看,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是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态度体验。情绪来源于客观实际,是对人的认知活动的一种折射。在同一新闻事件中,记者受过去的经验制约以及不同的认识和愿望系统影响,也会对其作出不同的反应,从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在新闻采写过程中,记者的这种带有情绪化的心境会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甚至于让真实也大打折扣,有时还会使新闻采写变得困难。那么产生这样情绪的原因有哪些? (1)记者的激情。所谓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短促的情绪状态,通常由一个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所引起的。记者在新闻采写活动中,因为出现了某种不合自己心意的现象,便产生了过度的狂喜、暴怒,这些都是记者的激情的表现形式。 (2)记者的心境。心境是指一种使人的一切其他体验和活动都感染上了情绪色彩的、比较持久的情绪状态,其特点是具有弥散性。所以说记者的心境好坏直接影响其在新闻采写活动中的情绪色彩。比如,某记者因为某篇新闻报道失实,导致了记者情绪的低落,如果该记者不能很好地调节自身的心境的话,他会在接下来的新闻采写活动中愈发糟糕,新闻采访就不会顺利进行,新闻写作也不会如实表达。影响记者心境好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记者自身的心理素质。记者自身心理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心境;其二、记者自身的修养。这种修养包括思想文化修养和业务能力的高低。 (3)记者的性格。记者性格属于外向型还是内向型,都会对其采访情绪产生影响。例如,在某次新闻会上,记者因为抢机位而与别的记者发生冲突,对于,某些性格外向的记者来说,可能与对方商量,而对于某些性格内向的记者来说,可能因为没有抢占到有利位置而一个人独自生闷气,甚至会动粗。这样,便会影响新闻报道质量,甚至会导致记者在新闻会上空手而归。 (4)记者的应激。所谓应激指的是突如其来的紧张情况引起的情绪状态。在新闻采写过程中,一旦记者遇上突发事件,而没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不能迅速调节紧张情绪,这极易给新闻采写工作带来损失,而且还可能使记者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比如,在某次重要会议上,一位摄影记者在会场拍摄,在转身时一不小心把某位重要领导的茶杯碰倒,水泼撒到该领导的裤子上。由于情况突然,当时记者就站在原地,动也不动。该领导去更衣间换裤子,导致会议中断了好几分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事后很长时间,这位记者一直不能走出这件事情的阴影,严重影响了该记者现场和以后的新闻采写活动。产生这种应激不及时主要是记者自身的原因,首先是记者在心理没有应激意识;其次,记者反映能力迟缓,不能及时应对突发事件。 3、记者自身的意志力弱影响新闻采写的效果 意志力就是坚持到底,不怕困难和干扰。某些记者的意志力薄弱,渐渐成为新闻采写过程中的拦路虎。比如,记者跟随登山运动员进行体验式采访,在采访中,某些记者因为怕累,而选择放弃体验。即使事后该记者完成了对这些登山运动员的采访,但报道效果绝对不会有亲身体验后的报道效果好。而产生意志力差的原因主要是记者自身深层次的心理异变。 4、记者自身的心理特征影响新闻的价值 在新闻的采写活动中,记者自身的心理特征也会影响新闻价值的实现。比如,某记者在一次采访政府部门的表彰会上,发现身边的一位同事在这次表彰的名单之列,在妒嫉心理的驱使下,自己便草草应付,同时也削减该新闻的新闻价值。导致该记者做出这样的原因:其一是该记者自身的思想品质有问题。其二是该记者没有调整好自身的心态,没有健全自身的心理。 三、记者对自身心理的调整 在新闻采写过程中,记者根据不同对象的变化,如何避免心理异变?怎样才能使新闻采写活动顺利开展? 1、调整好自身的采访表情 采访表情指的是记者情绪的外部反应。它对记者心理的自我调节,搞好新闻报道是大有帮助的,但记者在新闻采写活动中,也要对采访表情运用的适度、得当。记者的采访表情会对被采访对象产生微妙的附加效应,引起他们产生与记者相一致的心理反应。所以记者适当的调解采访表情,能有效地引导采访气氛向融洽、和谐的方向发展,促使记者后期的新闻写作顺利进行。 (1)采访领导人、社会名流等上层人群时,记者要做到不卑不亢。在一些党和政府领导人、社会名流面前,有些记者会感到紧张,说不出话来,新闻采访便会受到阻碍。而成熟的记者则与其截然相反,语言流畅,动作自然。 (2)采访社会底层、弱势群体时,记者要做到不盛气凌人。在新闻采写活动中,记者要在心理上以平等的姿态看待被采访对象,这样才能促使整个新闻采写活动和谐。比如说,记者在采访一位残疾人时,可能会因为采访对象的残疾或者相貌丑陋,而抱之以不屑,甚至蔑视的目光,这样会伤害到被采访对象的自尊心,也会给记者后期的新闻采写工作带来不便。相反,把该采访对象当作朋友,以平等的身份与之交谈,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采访特殊人群时,记者的采访表情要视情况而定。在采访中,记者经常会遇到一些特殊人群。因此,记者在进行采访时要作特殊处理。比如说,要采访一个因为救落水小孩而牺牲的群众的妻子,就要注意自己的表情、语音和语调。记者在采访时,语调要低沉,心怀敬佩之情,让其心理得到安慰,这样新闻的采写活动才能顺利进展。 2、讲究“首因效应”,争取被采访对象的信任 首因效应又称为最初效应,指的是人们交往中的第一印象。被采访对象可能会根据自己对记者的第一印象而选择是否接受采访,或与记者进行深层次交流。所以说,记者要从心理上对“首因效应”足够重视,这样新闻信息的获取才能最大化,新闻采写活动才能深入进行。 3、充分发挥记者的主动精神 新闻线索是进行新闻采写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而获得的途径,一方面是受众的报料,另一方面是要记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出击。记者要彻底从思想上改变等、靠、要的传统新闻采写模式,这样有利于记者发现、采访到更深刻、更细腻的新闻。比如说,我国某著名足球报派遣记者去英国采访有中国球员郑智所效力的查尔顿俱乐部的英冠比赛。当天的比赛郑智并没有出场,于是记者便主动出击,对此事进行了进一步挖掘,发现原来是因为郑智脚踝受伤,这样的新闻报道出来,打消了球迷们的猜测和不满。 4、记者的预见性心理不可忽视 记者的预见性是指记者在某一新闻事件发生之前就预见到了事件发生的态势,以及能事先对该新闻事件的发展方向提前作出判断的能力。这种预见性能力是记者适应当今新闻爆炸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其新闻采写能力的重要体现。2008年,我国境内出现了罕见的雪灾,全国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所不同的是,有的媒体的预见性较强,事先对有长江中下游有菜园子美誉的和县作了连续报道,从民生的角度、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从江浙等省的蔬菜市场的蔬菜供应状况等角度进行报道,稳定了群众焦急的心理。 由此可见,新闻心理学在实际采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应用得当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单位:和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心理学论文:浅谈从传播心理学角度看新闻传播中的误读现象 论文关键词 传播心理学 舆论监督 新闻误读 论文摘 要 本文以传播心理学角度出发,以2010-8-19日报道《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和2010-4-26日报道两篇报道为例,首先讨论社会中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信息误读现象,主要通过传播心理学四种效应作为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新闻在传播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误读,以及产生误读后会造成什么后果,从而论及中国市民阶级社会、网络媒体舆论监督不断壮大的同时,提供并且开设相应的信息检查和辟谣窗口的必要性。 2010年8月19日西部网(陕西新闻网)了一则新闻——《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讲述了陕西西安市户县县长张永潮因检查县区农业工作驱车出门,在路上正好遇见交通事故发生,亲自下车对事故中的一家三口进行紧急的支援救治。但在近日,有用户在新浪微博中当时网页的新闻图片,称“县长赶赴车祸现场后,让随行人员装成车祸死伤者以便拍照”。通过新浪微博辟谣窗口于2011年11月18日15:04分微博辟谣,证明真相,注销虚假信息的用户账号。2010年4月26日《青年时报》新闻《26岁女交警被碾断胳膊续:肇事车套用副市长车牌》,讲述女交警张昂在西安西华门十字检查违法奔驰越野车时,被拖出约20米后甩在马路上,该车从她胳膊上碾过后扬长而去。在2011年11月14日,有用户发微博,称“前日,西安警花张昂拦截高官车辆手臂被碾断,肇事车号牌属于陕西华阴市副市长”。 经查,该信息有多处不实,案件实际发生于去年4月,肇事车辆系套用副市长车牌号,车主是公安部b级逃犯,新浪微博辟谣窗口于2011年11月15日13:24,已注销微博用户账号。 诸如此类的民生新闻,有时候是真实正面的新闻宣传报道,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一些传者的加工制作又成为新的“新闻”在坊间流传,成为不实流言,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影响力大于原新闻,更有一些名人也被牵扯其中,随着中国市民阶级舆论监督群体的不断壮大,网民数量不断增多,微博运用广泛,众多网友对这样的不实信息大多没有做出深入的了解调查,很容易造成错误信息传播扩大,误读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出现误读这样的情况呢?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应该做到哪些方面的改进,是否应该在各大网站或者公共媒体机构中设立相应的辟谣窗口呢。 一、新闻传播的信息误读现象出现 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在一定程度上会遭到扭曲,信息中也会混入噪音,影响传播的效果,甚至让传播结果往刚好对立相反的方向发展,之前传播目的达不到。传播过程中,信息被噪音干扰有多方面原因,噪音在通道中产生各种影响,造成信息表达意思出现偏差,对受众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化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信息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越来越快,这样的不实信息或者经过改编已经扭曲的信息在经由受众的传播后波及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 在《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此篇报道中,户县县长这样一个职务头衔就是一个新闻卖点,这一地方政府要员职务头衔在人们心中有一个大致的社会印象,这类人员平时的行为和做法在人们心中会留下一个刻板标杆。作为县长,是一个国家政府工作人员执法行政者的形象,人们往往愿意看到的反而不是这样的正面信息,负面信息对受众的吸引力更大,给信息的扭曲提供了心理准备和动机。 作为一件发生在2010年8月19日的助人为乐事件,试想,主人公若不是户县县长或许关注度不会这么高。正是这样的高关注度的新闻才有形成更多更广传播效果的可能,因此流传次数比同类“助人为乐”新闻更多,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影响和“改编”的可能性更大。在传播平台上,各个社会受众的心理关注程度受到自己知识水平和自身行为感受的影响,受到刺激物的影响,对自己看到的新闻进行心理加工和期待,传播心理学中的启动效应正是如此,人们认识新闻并不只是单方面接受,而是根据新闻本身的事实结合自己的实际心理和已有知识。 二、受众的心理改变与再次固守 (一)受众的心理改变 这样的误读多是在感官和明确文字刺激下形成的,新闻图片中,县长救助的姿势和身边围观的群众,加上拍摄的角度,以及近几年的社会传闻渲染,加上社会舆论背景。经过读者自身实际经历和思考,渐渐地产生了误读的苗头,自身启动效应就会慢慢产生出作用,读者内心的作用会自发的扭曲新闻,逐渐受众信息固着,不愿意相信真相。让新闻更加的符合自己内心的想法,逐渐将内心塑造的真实和真相剥离开来,前者能更好地和自己的内心需求融合为一体,得以保留。后者不能,则经常被减少甚至抛弃。 根据这样的一种现状,例如当下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网络媒体微博软件平台的维护管理单位更应该引起重视,有足够充分的准备让谣言止于一定群体、一定范围。时刻提醒自己作为管理者身上的责任,切实做好把关工作。 新闻心理学论文:传播心理学下的新闻传播概述 一、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传播心理学是一门结合传播学与心理学的综合类学科,而其创立者正是因为看到了在众多传播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受众群体的心理具有可追寻性,从而建立了此门学科,也为如何准确地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了更好地利用传播心理学对目前社会中新闻传播环节的误读现象进行阐析,本文将首先介绍传播心理学的一些主要研究内容。 (一)研究传播活动对心理因素的影响 在整体传播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对于传播活动对于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传播心理学看来,传播工作者在通过对传播心理学学科知识进行研究讨论之后,设计出能够切实引导大众心理发展的具有实质心理引导性质的活动节目。而这是因为在相关心理研究中表明,当人们接受到来自于外界具有暗示引导作用的信息时,人们的内心将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其心理层面也会出现一些与传播者所预期设定相符的变化内容。总体上,整体传播活动对于人心理的影响是从行为、态度以及认知这三方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传播心理学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将为传播工作者提供项目设计方向,使例如新闻消息等相关传播内容从影响人的行为、态度、认知来进一步影响人群的心理变化、发展。例如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了一则关于中国传统美德的新闻,那么在新闻的正确指引之下,这位观众可能会学着从生活行为做起,在自己的个人言行中融入中国传统美德,而他的整体认知态度也将随之向其靠拢,从本质上逐渐成为一名坚守,并且弘扬中国传统美德的社会公民。 (二)研究心理因素对传播活动的影响 相对地来说,传播心理学不仅仅是一门研究传播活动对于心理因素影响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研究心理因素对于传播活动影响的学科。由于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对于同一现象所产生的心理变化往往是不同的,因而对于传播者来说,如何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特征来设计传播过程将对整个传播活动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对于电视节目的传播过程中,女性观众比较倾向于家庭伦理剧,而男性观众则更喜欢观看战争剧情,因而针对这一心理层面的不同特点,电视节目的编导可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节目设计。也就是说,通过对于群体心理因素的把握,传播者往往能够在传播活动正式开展之前就能估计到整体传播信息的主要接受群体以及其群体心理的主要特征。在实际新闻报道的环节中,考虑到各国民众的生活习性上的差异,新闻传播者也往往加以区别化报道,以生活习性迥异的美国民众和中国民众为例,有关新闻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报道时,其具体的报道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地说,在对美国民众进行报道时,往往采用更为直接的方式,而对中国民众则实施具有渐入性的指引性报告。这种新闻报告中的区别化对待就是对于传播心理学的一种典型应用,但是无论是在何种形式之下,新闻报道者都必须要保持其新闻内容的真实性,而不能作出具有过度修饰性的报道。 二、新闻误读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影响 由新闻误读而引起的对于社会民众的负面影响是多种多样的,而总结地说,新闻误读所造成的消极性影响主要体现于新闻接受者的认知层面、行为以及态度方面。首先,根据社会心理的观点,公众传播新闻将会对受众群体的认知层面造成心理暗示,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传播一定的新闻内容来指引民众的认知思维方式。在多数新闻播报工作的开展环节,可以说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特定的新闻事件使受众人群的心理认知产生其预计的变化。因而当新闻误读现象出现的时候,民众的认知心理往往也可能得到不正确方向的引导。例如在国际新闻的传播中,倘若国际上对于我国某一具体事件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新闻误读情况,那么将可能影响国际人民对于我国的认知情况。以钓鱼岛事件为例,假如国家新闻报道中,世界人民对于事情的真相产生了读解偏差,那么将可能误以为钓鱼岛是日本方面的国家土地资源,而我国则是在进行恶意的侵踏,而这些则都是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其次是新闻误读现象对于受众群体行为及态度方面的负面影响。以犯罪报道类新闻为例,部分青少年在心智尚未发育成熟阶段期,倘若其对于电视报纸中所报道的犯罪新闻进行了偏差性的解读,认为新闻报道中的犯罪人员的犯罪行为是一种具有英雄气慨的英勇行为,那么这种误读现象将会造成青少年树立起不正确的价值观,并且也可能引起青少年盲目的行为模仿,可以说一些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就是由于其本人对于犯罪事件的错误理解所引起的。因而为了对青少年等群体树立起更高的社会价值观,新闻播报者必须要对其播报事件的真实性负责,并要阐明其新闻重点,避免不正当的表述措辞,以免引起青少年群体的误解。 三、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对新闻误读现象进行原因分析 (一)新闻信息中“噪音”过多 此处所说的新闻信息中的“噪音”,是指新闻传播者在就某一事件进行具体传播报道的过程中,添油加醋地附加了过多不必要性要素,而这些不必要因素即成为了新闻信息报道中的“噪音”。但是新闻工作者之所以进行这种额外添加行为,却也是由于社会大众方面所造成的原因。在目前的社会新闻传播过程中,研究者发现错误的信息有的时候反而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这是因为从传播心理学上进行分析,错误信息恰好能够使人们的不良情绪得到很好的发泄。例如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其所附加的照片内容可能与实际播报消息并不相符,是传播者为了加深受众者对于此条新闻内容的认识与印象而故意设定的,譬如在对城管殴打事件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事情的真相只是城管对于市民不法行为的严厉批评,但是相关新闻传播着为了更好地引起受众者共鸣,使该条新闻得到最大范围内的传播,可能会故意将新闻配图扭曲,使人们所接受的是一个残暴的城管与一个受难市民之间的故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民众对于城管的不良情绪得到了很好的发泄,但是这种本质上的报道失真却对构建良好的城管形象造成了极大的阻力。 (二)新闻媒介之间缺乏统一性 随着媒体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新闻传播者所能利用的媒介类型是各种各样的,电视、报纸、电台以及网络都是常用的新闻传播媒介。根据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不同的媒介传播之下,受众者对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反响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对于新时代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所熟悉与接收的新闻传播媒介已然倾向于网络媒体,而对于老一辈的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报纸新闻则是他们更为青睐的传播媒介。正是因为人们对于不同媒介的认识不同,所以如果同一事件在各类媒介中得以报道之后,人们对于此事件的理解的分析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就小月月事件来说,在同一家庭中,年轻一辈从网络视频中得知该新闻事件之后,可能会将理解重点放在对于冷漠路人的批判,而老一辈则可能从报纸上得知新闻之后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对于幼儿安全的保护问题中。从新闻播报的本质来看,新闻工作者是为了让广大民众对于现实社会中日常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具有更为详细的了解,而各种各样的媒介更是为了拓宽受众范围而产生的。但是当各种新闻传播媒介之间的认知缺乏统一时,当同一事件对于不同人群的信息传播重点出现较大偏差时,新闻工作者往往难以达到最初的传播目的。 (三)受众群体的主观信念在作祟 尽管熟话说,流言止于智者,可是在现实的新闻传播环节中,当与实质新闻消息出现严重偏差的流言,在人与人之间得以广泛传播之后,却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制止,而难道这是因为目前社会中缺乏智者吗?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新闻传播工作中受众群体出现认知偏差之后,即便新闻传播中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公开的纠正、澄清工作,但是由于民众作为个体其先入为主的观念,在网友及报纸浏览者在得知新闻事件之后,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得出其主观性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是难以再通过外界的信息更正发生改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流言总是难以得到制止,甚至其传播者的态度总是信誓旦旦的原因。当一条新闻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时,每一个新闻转述者都会以坚信自己认知的态度进行进一步的新闻传播,因为他们不愿意进行自我否定,他们始终以捍卫自己认知的态度进行传播。而这时这种来自于广大民众的主观信念在作祟,使得新闻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误读现象得以发生,甚至说这些误读现象都是部分新闻转播人员故意而为之的。 四、结语 正是因为民众心理活动与传播活动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相互影响性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对于传播心理学知识的掌握来更好地进行社会新闻传播工作,从而从最大程度上降低新闻的误读现象。另一方面,为了使新闻播报过程对整个社会群体负责,我们必须从政策执行机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的传播类法规,对整个传播过程进行强制性的规范化工作,其次,其具体的主流传播媒体更应该树立起社会责任心,要明白传媒的公众力量和义务,应该使传媒力量成为促进社会健康健全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不是成为引导民众错误思想行为的源头所在。而作为各类新闻的接受者,民众也应该树立起明确的是非观,避免人云亦云,也应避免过度的自我主观意识,要在接受新闻事实的基础之上,对具体事件做出正确性理解分析。 作者:谷文静单位:山东烟台职业学院 新闻心理学论文:心理学视角下的新闻采访方法 一、利用心理学知识把握受访对象的心理情绪 (1)分析受访对象的个性类型 不同个性的受访对象应该采取不同的采访方式。记者应该利用心理学的知识在对受访对象采访之前进行个性分类,从性别、年龄、着装、职业等方面来判断。一旦得出结论,就可以针对不同个性的受访对象采取相应的采访方式。例如,对性格外向的受访者,只要适当加以引导,保持公平公正的旁观者态度就可以了。而对性格内向的受访者,记着应该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微笑,增强受访者的自信心。从受访者的专业领域或者受访者感兴趣的事物来展开话题。等双方关系拉近之后,记者就可以对受访者进行采访了。 (2)注意观察受访者的言行举止 采访过程中,记者应该密切注意受访者的一举一动,随机应变。受访者的某些细微动作很可能透露出受访者当时的心理状态,记者应该掌握采访中的主动权。当察觉到受访者紧张情绪的时候,应该通过说笑来转移受访者的注意力,缓解受访对象的不安。同时注意采访的用词和语气,多给受访对象传递鼓励的信息。 二、受访对象产生抵触心理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1)抵触原因 很多受访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会产生抵触情绪,作为记者应该运用心理学知识推测出受访者抵触采访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来说,受访者的抵触情绪无非两种。一种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而拒绝;另一种则是对采访有心理阴影,认为采访结果会对自己或家人不利。 (2)解决方法 首先,记者应该意识到被采访者并没有必须要接受采访的义务,他们完全有权利对记者提出拒绝。记者与受访者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觉得理所当然,用质问的语气对受访者进行采访。记者应该抱着一种诚恳的态度对受访者进行采访。针对那些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的受访者,记者只需要多和对方进行沟通,顺着对方的话题进行交流,像普通人的聊天一样,有可能受访者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顺利完成了采访。而针对那些对采访有阴影的受访对象,记者首先要做的应该就是消除对方的心理阴影,让对方卸下心防。例如,记者可以告诉对方,只要受访者不想泄露身份,记者完全可以将其画面进行马赛克处理,声音也可以进行技术处理。总之只要让受访者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接受采访不会有任何危险就可以了。 三、科学合理地运用心理学进行新闻采访 (1)记者应做好采访前的心理准备 作为记者,掌握心理学不仅仅是为了对受访者进行采访,在采访之前,记者本身也应该给自己做一个良好的心理建设。这是为了使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冷静解决,便于采访取得更好的效果。另外,由于记者的采访环境也多种多样,记者应该有迅速适应环境的基本能力,注意调节自己的心理活动。 (2)不能滥用心理学知识,注意适度原则 作为记者,掌握适度的心理学专业知识是必需的,然而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不应滥用心理学知识。以免对被采访者产生不好的心理暗示,导致被采访者的逻辑混乱,下意识顺应记者的思维来回答问题。这对采访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都有很大影响。因此,记者在运用心理学知识对受访者进行采访的时候,一定要科学合理地运用心理学知识,以求在适度的基础上达到最好的采访效果。 四、结语 心理学知识作为记者采访的有力武器,应该在记者圈大力推广。同时,新闻工作者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把握好适度原则,引导受访者真实、客观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目前,我国新闻行业的采访心理学还不够完善,但随着新闻工作者对心理学的认识和不断实践,相信采访心理学的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巧妙地运用它,让记者的采访工作更有效率。 作者:邹继红 单位:吉林经济广播电台 新闻心理学论文:新闻访谈心理学运用艺术 心理学是一门以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现象为研究内容的学科,主要涉及人格、能力、动机、情绪和认知等几个方面。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个人,同时也涉及各个社会领域。新闻采访作为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需要在工作过程中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群,这就要求新闻采访者在具备良好的沟通和交往能力的同时,还必须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和技巧,从而把握被采访者的心理规律和心理活动,以提高工作效率和采访的质量。 一、利用心理学,实现采访双方的“共情”,实现良好沟通 新闻采访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静的景物,新闻记者可直接摄取;另一方面是动的行为,主要包括事物的发展和人的活动等等,这一方面需要记者通过交流来获得。如果记者在交流沟通过程中无法掌握被采访者的行为和心理变化,就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问题,从而无法实现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这就要求记者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和技巧,在采访过程中分析被采访者的心理规律,对被采访者的意志、兴趣、理智等进行判断。这种对被采访者心理规律的分析和判断,不仅涉及心理活动的共性分析,也涉及其心理活动的个性分析,对被采访者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所以采访中,打开采访对象的心扉是架起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桥梁之一。只有综合把握被采访者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并进行灵活的调节,新闻采访者才能够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自主判断,实现与被采访者的情感上的共鸣,使其更加乐于接受采访,积极配合,以提高采访的效率。 二、运用心理学,将被采访者进行分类 新闻采访涉及到的对象是十分广泛和复杂的,且被采访者在地位、文化、年龄和职业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心理状态必然会有所区别,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新闻记者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接触和访问较多的对象,且不同对象之间的心理和行为有很大的区别,具有极强的多样性,这就要求新闻采访中必须具有敏捷的才思和较好的应变能力,能够在采访过程中将被采访者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被采访者进行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对话,从而做到有的放矢,以充分挖掘被采访者身上的新闻价值。被采访者健谈那是最好,反之,就需要与其打心理战术,能说而不跟你说,说明你的心理战术还没有成功。我在采访《永嘉女子金雪娥为救四川小女孩遇难》稿子主人公金雪娥的儿子王威时,他当时正哭的伤心,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一概不理,于是我拿了纸巾给他然后坐在他身边一边搂着他,摸摸他的头一边拿纸巾给他擦眼泪,并不时地告诉他你妈妈是好样的,我们都很敬仰她。小家伙问我们真的吗?我当时就流着眼泪告诉他,是的,宝贝,你还有我们。然后话题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只有采访不到位的记者,没有采访不到的对象。记者要在采访过程中充分注意被采访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根据这些特点作出及时的判断,以提高采访的效率和质量。 三、运用心理学知识,掌握被采访者的态度 新闻采访的对象可以划分为“不合作型”与“合作型”两类。“不合作型”是指对采访行为持不合作态度的采访对象。通常可以划分为真不合作和假不合作两种,前者一般对采访十分反感、厌恶,只是消极地对付,甚至拒绝接受采访。这一类型的采访对象通常对新闻采访持有一种主观的、错误的看法,或者是认为采访结果会对自身不利;而后者对采访的不合作态度则仅仅是一种表面的虚假现象,并非是其真实的想法。在采访中,经常遇见这类对象,尤其是纠纷当中。面对这两种对象,首先要消除他的心理阴影。今年初我就采访了这样一位对象,安置房买卖中,本来说好的价格,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原房主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要求加价格,对方同意后最后居然还不卖了。采访过程中,我多次被原房主拒之门外,然后我就在他家楼下蹲守,他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阴魂不散啊,还在?我立马说,我觉得买房的人说的话不大可信,想听听你的想法。他马上就来精神了,把他的意愿跟我说了,现在房价都在涨,他觉得应该加一点。我说,是的,有必要的。随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告诉我,说他自己也觉得不合理,不好意思提出,所以就故意刁难一下,让对方知道。结果对方居然找了记者曝光他,让他很气愤,就发生了后来一系列的事情。于是,我就开始跟他解释,我们是就事论事,如果他不愿意,我们会把声音技术处理,不让别人听得出。后来这件事情得到圆满解决。现在这个采访对象成了我们广播的忠实听众,还不时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四、总结 综上所述,新闻采访过程的复杂性和社会性决定了新闻工作者必须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和技巧,在采访过程中把握好被采访者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引导被采访者客观、真实地讲述新闻事件,从而提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并挖掘出更具价值的新闻内容,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和采访的效率。 新闻心理学论文:灾难新闻的心理学思考 灾难新闻一般指火灾、水灾、海难、空难、地震、车祸、爆炸、台风等天灾人祸的报道。如近年来,我国各大传媒有关’98抗洪,9.21台湾大地震,11.24烟台“大舜”号特大海难,上海丽都酒家爆炸事件的报道。这类新闻视其伤亡人数、财产损失以及事发地点的显著程度来决定其新闻价值的大小。 心理学中,将人、物、观念及各种关系构成的社会环境分为物质环境(感性世界)、信息环境(拷贝世界)和心理环境(心理世界)。灾难(感性世界)带给人们的情感情绪反映(心理世界)是悲痛、颓丧、焦虑、不安、恐慌等,但处理恰当的灾难新闻(拷贝世界)却可以转变受众的这些消极不良的情感和情绪,使悲痛得到安慰,焦虑得到纾缓,惊恐得到平复,从而使受灾的人们在困难中振奋起精神。因此,恰当的灾难新闻的报道应该成为我们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灾难新闻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时效性 时间是新闻的第二生命,对灾难新闻来说尤其如此。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受众先睹为快的阅读心理,更重要的是满足受众寻求安全的心理需求。 有些人主张涉及面广的自然灾难,新闻传媒可以尽快不遗余力地加以报道,如’98抗洪,9.21台湾大地震这样的消息。但对于牵涉到某些利害部门的人为灾难,应隐而不发或稍后再发,并认为这种有意采用低调、淡化或回避的处理方法,可以达到控制受众心理朝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对灾难新闻而言,此种传播策略可谓得不偿失。首先,灾难不论大小,总是危及到一部分受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早一点把相关信息传递给受众,受众就能尽早衡量自己所处环境的危险程度,调整自己的行为,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人命关天,灾难新闻刻不容缓。其次,某些地方控制灾难消息的渠道,却不能阻止其他地区媒体进行报道。媒体不闻不问、漠然处之的态度一方面使得小道消息、流言蜚语盛行于世,扰得人人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受众由此产生的愤懑情绪因为得不到正当的表达和疏导,势必越积越甚,造成社会动荡。 真实性 对灾难新闻而言,其对真实性的要求远比一般的社会新闻更加严格,特别是在我国,具有官方背景的主流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在受众中已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定势:媒体上的内容代表党和国家的意见,是有权威的,可以信赖的。灾难新闻一旦失实,后果将是严重的。因为受众依据媒体对灾难的失实报道采取行动遭到失败后,对党和政府的支持程度将急剧下降,甚至产生逆反和抵制心理。日本阪神地震中,该国政府即统一向外界新闻,也是为了避免新闻媒体各行其事,出现不实报道而阻碍救援和自救工作。 在这里,我们强调的真实性,除了新闻的几个要素要准确,反复核实之外,还包括有关报道应全面客观,反对两种态度:一是报喜不报忧。这会使受众误以为灾情微不足道,放松了警惕。事实上,一定的紧张情绪,加之适当的指挥,可以形成极强的团结力,有利于战胜灾难。此外,身处灾难中的人困难重重,可媒体上却是一片“形势大好”,现实与媒介内容上的反差,会使受众心理得不到平衡,产生郁闷、不平,甚至愤怒。二是报忧不报喜。救灾工作千头万绪,特别是’98抗洪、9.21台湾大地震这样严重的灾难,不能因一时的疏忽和过失抹杀了全部救援工作的努力,揭露丑陋阴暗的事实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激怒受众,激化矛盾。记者应调动人们冷静的思考力,让人们对灾难事件有一个真实全面清醒的认识。 科学性 在灾难发生后,一般受众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惧和焦虑情绪。恐惧是由于缺乏准备,不能处理、控制或摆脱某种危险环境时所产生的心理。焦虑是由当前对未来活动的料想而引起的一种不安、忧虑、紧张的情绪。这种消极情绪妨碍人去客观地认识事物,使生活效率降低,也不利于受众接受新闻内容,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所以新闻媒体在报道灾情进展和善后工作的同时,应对灾难产生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告知受众今后的预防措施和摆脱险境的方法。这样,不知所措的灾民可以消弭一部分心理上对灾难的恐慌和无助感,沉着面对灾难,开展自救工作。一般的受众也可以从中得到相关的防范知识,防患于未然。 98抗洪报道中,CCTV“焦点访谈”请了许多水利专家、气象专家和医疗专家到节目中来。9.21台湾大地震后,台湾各大报也特邀了许多地震专家、建筑专家和心理专家撰文。新闻媒体通过这些科学知识的传播,在引导受众认清威胁来源的真正原因、鼓励受众克服恐惧和焦虑的情绪、采取有效的行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人性 灾难无情人有情,对灾难的报道还应见事见人,以人为本,把受众的内心体验放在心上。首先,要描绘出灾难面前的人性善恶。在抗灾救难中,救死扶伤,舍己为人的感人场面是常常有的,推卸责任的丑恶现象也确实存在。让人性善的一面得到张扬,激励生存者;让人性恶的一面受到鞭挞,教育重蹈者,是新闻媒体崇高的社会职责。 其次,媒体还应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对普通灾民的关怀,为受灾群众寻求社会的帮助,如公布慈善捐款热线,热心组织义演义卖等社会善举。媒体高扬人性真善美的旗帜,对于理顺灾民的情绪和情感,增强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认同感,以及稳定人心,都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最后,媒体除了真实及时地报道灾难,理智科学地分析灾难之外,还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去体验灾难带给人们心灵上的创痛,时时不忘倾注一种人文关怀。然而我们有些媒体在报道中渲染的却是灾难惨烈、恐怖、血腥的一面,给受众投下长久的心理阴影。去年11.24“大舜”号海难的报道中,广州某报在11.26的头版头条刊出的一幅照片,是一遇难者冲到滩涂上严重变形的残肢,鲜血淋淋,惨不忍睹。今年1.7广州另一张报纸在头版、二版,以“无情火海吞噬五尸六命”、“九月胎儿昨烧死母腹中”这样耸人听闻的大行标题来报道一起火灾事故,令人触目惊心。根据心理学研究报告,不论是直接受灾、目睹灾难或参与救灾的人员,有30%―58%的人会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对创伤事件的相关刺激或者受难经验的不断重复,将强行唤起幸存者痛苦的记忆,出现恐惧、紧张、失眠、忧郁的症状,甚至产生自杀、精神病等问题。对一般受众而言,这种灾难新闻也将带来厌恶、不安的情绪,从而影响接受消息的真正内容。 新闻心理学论文:新闻心理学视角的《一虎一席谈》节目评析 摘 要 凤凰卫视王牌节目《一虎一席谈》自从2006年开播以来,以其新颖的形式、精彩的选题和富有个人魅力的主持人收获好评如潮。2014年1月9日,有关部门为张艺谋超生开出了748万余元人民币的天价罚单,引来热烈讨论。同年1月18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趁热打铁,制作了《一虎一席谈:张艺谋该不该被罚748万》这期节目。笔者以这期节目为例,围绕《一虎一席谈》节目的节目形式、节目选题以及主持人这三点,从心理学的角度浅析节目受到追捧的原因。 关键词 新闻;心理学;节目评析 1 节目形式 1.1 辩论式节目形态营造多元意见空间,有效避免受众逆反心理的产生 逆反心理是受众在信息接受活动中,以固有思维定势对新闻信息进行认知,由此表现出的个体违背传播者意图的心理活动,是受众对媒介信息意义的反向认知,具有排他性、偏执性和情感的盲目性。[1]具体来说,有逆反心理的受众在接收信息时,偏向于接收与传播者意愿相反的反向信息。并且认知和理解一旦形成,就成为受众认知的重要方面,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一般而言,一档由团队精心打造的节目,总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在传递着某种立场的态度和观点,而当受众对节目的立场不买账时,节目就会因此流失部分收视群体。然而,《一虎一席谈》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中国目前仅有的一档大型抗辩式思想性谈话节目,节目本身没有立场,所有的观点和态度均由到场嘉宾甚至是现场观众表达,主持人只是充当调停和时间、话语权的分配工作。并且,类似于辩论赛,每期的嘉宾也都分为“正反”两派,持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看法。《一虎一席谈》的这一特点,替它排除了受众逆反心理的干扰。正如节目的宣传语“这里不是一言堂,所有的意见都备受尊重”,无论是谁,无论你持有何种观点,都可以在节目中找到与自己同阵营的人。《一虎一席谈》颠覆了以往电视节目“传――受”的传播模式,拒绝了规定的宣讲内容,不仅让当事人有话可说,让多元思想针锋相对、火花四起,更赋予了现场观众随时插话,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从一定意义上构建起了媒体创造的公共话语空间。 舆论的一元空间是造成受众逆反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营造多元的意见空间就成为克服受众逆反心理的一个重要前提。该期节目中,法律学家、移民专家、人口学家等大家汇聚一堂,辨明思想,营造了一个多元的意见空间,使广大受众感受到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1.2 观众的充分参与有助于推进传受双方的心理 互动 一般来说,传者与受者的互动是不及时或不共时的,也就是说,存在延缓性;传者与受者是不面识的,他们之间是通过新闻信息的传与反馈达到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即存在间接性。这期节目中,现场观众人员组成丰富,有超生母亲也有奉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父亲;有中国公民也有海外华侨;有赞成巨额罚款的也有持反对意见的。可以说,现场观众席是中国社会群众的一个小的缩影,从一定程度上是针对张艺谋超生事件的社会意见的微缩景观。在演播室内,主持人、嘉宾与观众的意见交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互动。对于演播室外的观众而言,这种可见的互动将促成通过媒介和媒介内容与节目本身(传者)产生某种联系,甚至形成心灵的沟通。传者与受者形成的心灵沟通或共鸣,是传播的高层境界,也是传播产生的最佳效果,是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的前提。 2 选题 对于谈话节目而言,选题可谓生命线。电视媒介的大众性、通俗性的特点决定了谈话节目的选题不能走小众化精英化的路线。因此,一般来说,电视谈话类节目的选题都有时效性、贴近性、丰富性和可评论性等特点。《一虎一席谈》的选题一般都为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焦点、热点,体现着社会变迁,反映着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迷茫和矛盾。好的选题能够抓住观众的味蕾,正是因为选题本身契合了受众心理需求。 2.1 受众的求快心理 先睹为快,是受众对未知、应知、预知新闻的共同的需求心理。比别人早知道,便可以获得人际传播的主动权,品尝作为消息来源者(从传递角度看)的快感,并满足一定的自尊心的需要;比别人早知道,可以较快地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更快的适应社会的变化。[2] 新闻传播和新闻事件发生之间时间差的尽可能地短,是新闻时效性的体现。虽说事件的源头要追溯到2013年5月,但是对《一虎一席谈》这类的深度谈话类节目而言,2014年1月9日无锡市计生局声明(事件有定论之后),节目的制作才可以被提上日程。这期节目的播出时间为2014年1月18日,也就是说,在事发后仅一周的时间内,节目便已经出炉,充分体现了时效性。 2.2 受众的求近心理 新闻想要满足受众的求近心理,就应注意选准报道的切入点,抓住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击中受众心中绷得最紧的那些弦。 笔者认为“观众所熟知的事件”便可以认为是真实性在电视谈话节目选题中的体现。张艺谋超生事件从2013年5月开始,至2014年1月下旬节目播出,已经轰轰烈烈炒了近半年,可谓做足了铺垫。并且,2013年年底,张艺谋已就此事作出回复,承认自己与陈婷育有两子一女,此事的真实性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政策有无继续坚持的必要?张艺谋超生事件为何掩盖了12年?导演的三个小孩是怎么样上到户口的?每年计生部门收缴的巨额社会抚养费到底去了哪里?……张艺谋超生事件背后涉及到的计划生育政策、名人特权、社会抚养费去向等问题,都与受众息息相关,是当下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3 主持人 一个好的主持人之于一档节目的意义自不必多说,特别是对于谈话类节目而言,主持人更是灵魂般的存在。 3.1 人人参与的“谈话空间”――移情心理,受众获得满足感 人不仅仅会对外界的刺激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并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能将自己置身于外界特定环境所形成的氛围之中,设身处地地去感受这种情绪,这就是移情。《一虎一席谈》的这期节目中,同往常类似,主持人胡一虎的左右两边的嘉宾持有相对立的意见。可以发现,在整场辩论中,胡一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己的立场,每一方嘉宾发言时,胡一虎似乎都能暂时成为他们阵营中的人。对于持不同观点的观众们来说,主持人这种不持预设立场的状态,更有利于他们通过移情来获得情感上的认同和满足。 研究表明,对方对于自己的态度,往往是自己对对方态度的反馈。[3]因此,主持人还要做到真诚,不能让观众感觉到任何“作秀”的成分。没有出格的言论、夸饰的表情动作,胡一虎在节目中表现出的真诚是观众很容易感受得到的。 3.2 个性化的主持风格――“魅力”的呈现 节目主持人的魅力是凝聚于主持人身上的美对观众的吸引力。这种“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相貌身材、举止谈吐、音质音色、语言功力、才华学识、驾驭节目的能力等。对于谈话节目主持人而言,沟通和引导的能力是很有魅力的素质。[4]在胡一虎身上,最显著的优点就是他的临场控制能力。他能够在倾听中寻找亮点,并用合适的表达技巧推进谈话,不一定是问话的形式,对于一些偏激的话,他常用否定句以激起对方的谈话欲。在嘉宾精神亢奋滔滔不绝时,他也能当机立断打断对话,以保证多元观点的平衡呈现。 新闻心理学论文:浅谈新闻心理学在采访中的应用 [摘要]采写新闻报道,既要弄清事实真相,更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就要求记者在新闻实践活动中,必须依赖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同时要求深悉心理学以应对被采访者,提高新闻采访的质量。本文作者试对采访心理进行全面的阐述,旨在探讨心理学在新闻实践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新闻采访;心理学;“首因效应” 业内有句俗语:“没有采访就没有新闻。”在每件新闻事实中,都有着“人”的身影在闪现。也就是说,记者“认识客观事物”的采访活动,必须要与形形色色的“人”——采访对象打交道,进行语言、行为、表情等的交流。而语言、行为、表情等是采访双方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这就要求记者很好地把握心理活动。有经验的记者,采访中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采访心理学,适时调节好双方的心理,以实现“心”与“心”的沟通,获得良好的采访效果。 采访心理学,是以普通心理学为基础,根据新闻采访的特点,研究新闻采访过程中的读者、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心理活动的科学。本文笔者联系自己的采写实践,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事前了解被采访者所属的群体心理 由于生活经历、职业需要、所处环境、知识水平、兴趣爱好等等不同,采访对象既有群体心理,又有个性心理。所谓群体心理,就是某些身份、处境、工作相同的人群的共同心理,例如:一般干部善于归纳分析,谈话较有条理,遇到矛盾和纠纷,较能冷静处置:演员、教师善于言谈,语言流畅,较为热情有耐心:科技人员、专家态度严谨认真,讲话讲究分寸:普通市民群众初次与记者见面容易拘谨腼腆,熟悉后一般能热情倾谈,等等。所谓个性心理,就是每个人特有的心理。任何个体都是从属于特定的群体,对采访对象心理的分析与处理应是多方面的。这种对不同群体的心理共性认识,可以帮助记者在较短的时间内与受访者在心理上接近,建立交流的基础,为进行成功的采访做好铺垫。 二、初次会面善用“首因效应” 进入采访阶段,记者的表现会给对采访对象的心理发生“首因效应”。“首因效应”,也称“最初效应”,是人们交往中的第一印象,指“在人们交往中,这种比较重视前面的信息,据此对别人下判断,而在最初(原始)的印象形成之后,他对后来的信息就较不重视的现象。”记者能否在最初的几分钟内以自身形象获取采访对象的信任是十分重要的。良好的第一印象有助于双方建立和谐融洽的关系,有助于采访活动的顺利进行。除了天生的外貌之外,得体的着装,和蔼的态度可以使对方对你产生好感。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你内在的东西,你的学识、气质、修养等等,通过你的言谈举止,成为对方对你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这种学识、气质、修养不是刻意打扮出来的,是要长期培养的,也是优秀记者应具备的素质。 要产生良好的“首因效应”。拉近与采访对象的心理距离十分重要。通过采访准备中对人物特点的把握,在采访开始时就对方感兴趣的或者双方有共同点的话题进行交谈。也就是说寻找接近点作为开场话题,有利于拉近彼此的距离,使采访顺利进行。 三、注意观察受访者的心理变化 交谈中,记者要对受访者的细微表情或者一举一动时刻关注,并能“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在记者与受访者的采访交谈中,彼此的一些神态、表情、细微动作等,都是传递心理活动的信息。这种信息在心理学上称为非语言信息或“微表情”。 微表情,是心理学名词。人们通过做一些表情把内心感受表达给对方看,在人们做的不同表情之间,或是某个表情里,脸部会“泄露”出其他的信息。“微表情”最短可持续1/25秒,虽然一个下意识的表情可能只持续一瞬间,但很容易暴露情绪。 记者要对这些表情或者细微动作传递的信息有所了解,才能掌握采访的主动权如果受访者两手不自觉地不断搓动。表示他情绪比较紧张面对这样的情况,记者可以用说笑或者适当的肢体接触来降低其紧张程度如果受访者在回答时下意识地瞟一眼记者手中的笔记本,表示他可能是没有自信,或者是对自己的回答没有把握,这时,记者可以肯定地点头或者用肯定的眼神来鼓励对方。 四、达到“共情”。有利于更好沟通 “共情”指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的处境,在与他人交流时,能进入到对方的精神境界,体验对方的感受,并对对方的感情作出恰当的反应。 心理学上的“共情”法,要求记者全身心地聆听对方的表达,不仅听取其口语表达的内容。还包括观察非语言的行为,如动作、表情、声音语音语调,不仅如此,还需要有适当的反应。表示听了并且听懂了。这种倾听要全神贯注,不打断对方讲话,不做价值判断,努力体验对方的感受,并及时给予语言和非语言反馈,这样,可以使对方感到自己被接纳、被理解和被尊重,从而产生一种愉快,有助于相互进一步深刻的理解和沟通。 一代名记者穆青被人尊称为“人民的记者”,许多人向他讨教采访的技巧,他总说:“有感情,没技巧。”穆青的采访许多时候就是通过与被采访者的“共情”来完成的。如,他采访植树模范潘从正时,与他一起植树;他采访被打成“黑劳模”的任羊成时,未等任羊成讲完自己的故事,他早已泪水盈眶……这种对劳动人民深深的感情,不仅为他采访到许多真实感人的情况提供了可能,也使他与许多采访对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五、突发事件采访要注意运用心理学 突发事件通常会给人视觉上、精神上很大的冲击,因此记者在赶去采访时要首先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掌握一些调整方法,使采访基本上应在一种平和又不失紧迫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另外,通常情况下,突发事件的当事人因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情绪不是很稳定,此时,一定要掌握好当事人的情绪特点和心境,才能与当事人更好地沟通,也才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当事人的心理,提出能被对方接受的采访问题,使采访顺利进行。 媒体要放在首位的就是将人文关怀贯穿在整个的采访活动中。采访时要依据当事人或当事人亲友的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采访时间、地点与方式,与此同时还要结合受众的特点,选择与之相适应的采访方向,培养他们正面健康的心态,安抚其不稳定情绪。媒体既是社会的守望者又是社会舆论的导向者,身兼重任的记者在采访时必须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从人性化的视角出发,即使在报道灾难、危机和战争时也不能例外。 总之,在新闻采访中。记者要注意心理知识运用的技巧。这有利于顺利地完成采访任务,当然,对采访中心理学知识运用的技巧,具体更详尽的需要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进一步揣摩,根据实际情况,运用新闻心理学原理,随机应变,才能使新闻采访工作取得好的效果。 新闻心理学论文:从传播心理学角度看新闻传播中的误读现象 摘 要 本文以传播心理学角度出发,以2010-8-19日报道《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和2010-4-26日报道两篇报道为例,首先讨论社会中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信息误读现象,主要通过传播心理学四种效应作为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新闻在传播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误读,以及产生误读后会造成什么后果,从而论及中国市民阶级社会、网络媒体舆论监督不断壮大的同时,提供并且开设相应的信息检查和辟谣窗口的必要性。 关键词 传播心理学 舆论监督 新闻误读 2010年8月19日西部网(陕西新闻网)了一则新闻——《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讲述了陕西西安市户县县长张永潮因检查县区农业工作驱车出门,在路上正好遇见交通事故发生,亲自下车对事故中的一家三口进行紧急的支援救治。但在近日,有用户在新浪微博中当时网页的新闻图片,称“县长赶赴车祸现场后,让随行人员装成车祸死伤者以便拍照”。通过新浪微博辟谣窗口于2011年11月18日15:04分微博辟谣,证明真相,注销虚假信息的用户账号。2010年4月26日《青年时报》新闻《26岁女交警被碾断胳膊续:肇事车套用副市长车牌》,讲述女交警张昂在西安西华门十字检查违法奔驰越野车时,被拖出约20米后甩在马路上,该车从她胳膊上碾过后扬长而去。在2011年11月14日,有用户发微博,称“前日,西安警花张昂拦截高官车辆手臂被碾断,肇事车号牌属于陕西华阴市副市长”。 经查,该信息有多处不实,案件实际发生于去年4月,肇事车辆系套用副市长车牌号,车主是公安部B级逃犯,新浪微博辟谣窗口于2011年11月15日13:24,已注销微博用户账号。 诸如此类的民生新闻,有时候是真实正面的新闻宣传报道,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一些传者的加工制作又成为新的“新闻”在坊间流传,成为不实流言,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影响力大于原新闻,更有一些名人也被牵扯其中,随着中国市民阶级舆论监督群体的不断壮大,网民数量不断增多,微博运用广泛,众多网友对这样的不实信息大多没有做出深入的了解调查,很容易造成错误信息传播扩大,误读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出现误读这样的情况呢?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应该做到哪些方面的改进,是否应该在各大网站或者公共媒体机构中设立相应的辟谣窗口呢。 一、新闻传播的信息误读现象出现 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在一定程度上会遭到扭曲,信息中也会混入噪音,影响传播的效果,甚至让传播结果往刚好对立相反的方向发展,之前传播目的达不到。传播过程中,信息被噪音干扰有多方面原因,噪音在通道中产生各种影响,造成信息表达意思出现偏差,对受众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化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信息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越来越快,这样的不实信息或者经过改编已经扭曲的信息在经由受众的传播后波及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 在《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此篇报道中,户县县长这样一个职务头衔就是一个新闻卖点,这一地方政府要员职务头衔在人们心中有一个大致的社会印象,这类人员平时的行为和做法在人们心中会留下一个刻板标杆。作为县长,是一个国家政府工作人员执法行政者的形象,人们往往愿意看到的反而不是这样的正面信息,负面信息对受众的吸引力更大,给信息的扭曲提供了心理准备和动机。 作为一件发生在2010年8月19日的助人为乐事件,试想,主人公若不是户县县长或许关注度不会这么高。正是这样的高关注度的新闻才有形成更多更广传播效果的可能,因此流传次数比同类“助人为乐”新闻更多,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影响和“改编”的可能性更大。在传播平台上,各个社会受众的心理关注程度受到自己知识水平和自身行为感受的影响,受到刺激物的影响,对自己看到的新闻进行心理加工和期待,传播心理学中的启动效应正是如此,人们认识新闻并不只是单方面接受,而是根据新闻本身的事实结合自己的实际心理和已有知识。 二、受众的心理改变与再次固守 (一)受众的心理改变 这样的误读多是在感官和明确文字刺激下形成的,新闻图片中,县长救助的姿势和身边围观的群众,加上拍摄的角度,以及近几年的社会传闻渲染,加上社会舆论背景。经过读者自身实际经历和思考,渐渐地产生了误读的苗头,自身启动效应就会慢慢产生出作用,读者内心的作用会自发的扭曲新闻,逐渐受众信息固着,不愿意相信真相。让新闻更加的符合自己内心的想法,逐渐将内心塑造的真实和真相剥离开来,前者能更好地和自己的内心需求融合为一体,得以保留。后者不能,则经常被减少甚至抛弃。 根据这样的一种现状,例如当下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网络媒体微博软件平台的维护管理单位更应该引起重视,有足够充分的准备让谣言止于一定群体、一定范围。时刻提醒自己作为管理者身上的责任,切实做好把关工作。 新闻心理学论文: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探析突发新闻事件报道 [摘 要]本文试图通过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析我国突发新闻事件报道的有关规律,从受众需求心理的角度去践行我们新闻报道,并总结其新闻报道所要遵循的原则,是我国突发新闻事件报道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心理学;新闻报道;事件;电视 一、解读受众需求 需求是人的机体由于缺乏某种生理或心理因素而产生的与周围环境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是人们对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对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要求获得补偿的主观感受。它反映人们对外部环境的一种客观的依赖关系。受众的需求正是这种内心对外部生活探求,而新闻提供的信息就是通往受众内心的桥梁。 (一)受众需求特点 受众需求具有一定的层次性,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受众需求的层次也在提高,然而,“人的需要不是由低向高简单地机械上升,而是一个高低层次的集合体”。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传媒机制决定了受众接触到传媒的局限性。因为,在那段时期,宣传党的基本思想、基本路线是根本,即媒体的教化作用占据主导,而受众由于受到当时物质条件的影响,只有小部分人能接触到电视这种媒介,因而,能够在露天环境下看场电影就很满足了,所以当时没有职业、年龄、爱好等方面的分众化受众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受众也对信息的接受很少有持异议的,而在当代信息社会条件下,在传媒产业中,分众化发展已成为趋势,受众的需求日益受到重视,受众也有了发言权,一些媒介机构通过收视率调查表,分析受众的爱好和发现受众对信息的接收已不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受众的需求品味越来越高,对媒体报道的品质更为看重。对信息的筛选、加工能力增强,因而对媒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受众心理需求分析 受众求真心理再次与真实成为新闻的生命理论契合。各家媒体只有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也才能吸引受众,感染受众,打动受众。特别是突发新闻事件信息的传递一定要真实,一旦发出虚假信息很容易引起社会恐慌。目前,我们并不能做到新闻报道的绝对真实,因为受到各大媒体机构的价值观以及新闻媒体行业规范并不健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在报道中添枝加叶,捕风捉影,凭空编造假报道时有发生,受众对这些假报道的传媒机构失去信心,以致造成对整个媒体行业公信力的怀疑。 受众通过各种媒体关注突发新闻事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外部世界的新事物,增长新的见识,这就是其求新心理的表现。受众的求知心理、求异心理也与突发新闻事件报道全面且具有时新性的特点不谋而合。所以在进行突发新闻事件的报道中要充分考虑受众的心理需求,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受众对突发新闻事件的认知 受众对突发新闻事件的认识程度决定了突发新闻事件传播的信宿与信源能否形成积极的反馈效应,这个过程包含了信息的传递,即对突发新闻事件的传递方式,受众对突发新闻事件信息的认知以及受众对突发新闻事件报道的接受程度分析。 (一)突发新闻事件的传播 新闻事件的传播,由于其影响面广、社会意义重大,从传者角度看突发新闻事件一定要确有其事,不能杜撰,捕风捉影。且应从以下三方面满足受众的需要: 1.受众能随时接收到事态发展的最新情况。 2.受众能及时看到现场报道的画面。 3.传媒机构对突发新闻事件提供有深度的背景资料分析、原因阐释和专家评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突发性新闻事件曝光量增大,而这种情况不仅是在我国,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皆是如此。正是借助媒体的力量,受众每日才不断的了解到国内外的突发新闻事件。媒体的责任观决定着信息的准确度,也决定着媒体自身的发展。 (二)受众对突发新闻事件的信息过滤 受众的心理现象有需求、接受动机、反馈意识,此外还包含了受众对接受信息的再加工,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选择性心理即对新闻事件过滤倾向性。这其中包括了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 在认识选择性注意前,先要了解一下注意的内涵: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事物的指向和集中。注意有两个基本特性,那就是指向性和集中性。注意指向性是指人的心理活动有选择地反映一定的对象而离开其他对象,表现出心理活动的选择性。注意的集中性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停留在一定的对象上,并保持一定的强度和紧张度。集中性使个体的心理活动不仅离开无关事物,而且抑制了无关活动。在突发新闻事件的信息出现后,受众第一时间的目光集中在新闻本体上,即事件是什么事情,这是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接受需要的体现。对突发新闻事件的报道满足了受众的求新心理需求,这时的选择性注意无疑会集中在对突发新闻事件的最新情况的进展方面。 选择性理解是受众对信息过滤的第二个过程,在研究大众传播效果中,各种调查显示受众对传播内容持怀疑态度的人在增长,特别是文化素养较高的受众层,这一点在网络上得到了有效的印证,当突发新闻事件发生后,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有些办事机构不作为时,还出来“辟谣”或“澄清”,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其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因而在一些草根名博上便提出异议,那么支持者众多,借以表达受众对事件的解读。 选择性记忆是信息筛选后进入大脑后的最后一关,由于“人基本是单信道的信息处理机。他必须连贯地吸收输送给他的信息,并借助某种扫描过程,才能把观测到的众多的刺激转换成一系列有次序的操作”。 (三)受众与突发新闻事件报道的反馈机制 反馈,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维纳在其《控制论》中首次提出的。反馈“指的是送出去的电波或信息的回流”。反馈是衡量传播活动效果的参考量,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伴随着利益群体的不断分化,社会矛盾的增多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人们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也在加强,对突发新闻事件的报道也愈发的关注。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反馈信息的时效性更强。反馈机制能够有利于传播者改进传播内容,提高传播效能的发挥,也有助于传播者检验和证实传播效果。 新闻受众的反馈是完善新闻传播活动的先决条件。在信息全球化以及新媒体兴起的时代,由于信息传递渠道的多元化,受众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及网络反馈机制的日益完善。任何没有反馈渠道的信息在当代传媒环境是没有市场的更不用提及竞争力。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电视台等传媒机构也意识到受众反馈意识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待突发性的重大新闻方面,为了能够得到受众的反馈信息,采取了多种手段,特别是建立起网站,通过受众的留言、参与调查问卷等方式使得信息的反馈渠道畅通无阻,从而也为其全面、及时、客观、透明的报道开辟了新的道路。新闻传播活动的目的是要受众接受新闻传播的内容,并产生相应的预期效果。 新闻心理学论文:新闻心理学在采访中的实际意义 摘要:新闻心理学又称传播心理学,涉及到新闻学与心理学两方面,它以研究传播者和采访对象以及新闻受众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为主,作为心理学的新兴分支,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正式引入新闻心理学,获得了众多新闻理论研究人士和新闻从业者的关注和研究。在实际的采访中,一名记者要具备怎样的心理素质,如何适时的调控自身以及受访者的心理状态,从而达到采访目的,取得理想的效果,这是新闻从业者渴望掌握的一门技巧。如何掌握它为我所用来提高采访的效率和效果,这就需要我们从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和实践中去归纳和总结。 关键词:新闻心理学;采访;信息 新闻采访作为新闻活动全过程第一阶段,是记者通过交流沟通获取受访者提供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客观事实,并进行翻译加工保存的一个过程。在实际采访中,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心理活动通常会贯穿整个新闻采访活动,也影响着采访的成败。所以研究采访心理找出内在规律并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应具备的素质之一。 一、保持合理的“心理定势” “定势”概念由德国心理学家缪勒和舒曼提出,定义为“由一定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决定同类后继心理活动的趋势”。通常,记者在采访前都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对线索的分析,对受访者的背景了解等等,由此形成采访计划、采访提纲等,不管是网上查阅还是短暂的冥想,这即是行动上的准备,同时也是心理准备的过程,即通过心理想象拉近与采访对象的心理距离,从而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势”,以便在接下来的采访中良好的心理状态,获得较好的采访效率和成功率,因此心理定势可以称之为记者采访前的“预习”部分。但现实中采访活动是瞬息万变的,时刻都会有新的信息加入,而“先入为主”的心理定势时常会让记者的采访程序化、进而循规蹈矩,难有突破。在现实中,有的记者包括作者本人在拿到一个选题后,时常受到心理定势的影响,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认定新闻事件的走向,自觉不自觉的放弃对其他细节的追问,造成采访的主观倾向,甚至报道失实。可见,心理定势是一并双刃剑,运用得好采访工作事半功倍,用得不好则会给采访带来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应该合理运用“心理定势”,既要作充分的准备,也要避免惯性思维,循规蹈矩,同时在采访中保持新闻敏感,及时补充和修正有关信息,不让“心理定势”之外的信息漏过,从而保证采访的全面性与真实性。 二、第一印象与“最初效应” “最初效应”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第一印象,因为,所以第一印象往往会给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进而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交流对象的判断。采访活动中,随着记者与采访对象见面,受访者的心理必然发生“最初效应”,被采访对象会根据记者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来判断是否接受采访,或在多大程度上敞开自己的心扉。所以,最初效应是记者赢得信任的前提和基础,在新闻采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 我国新闻学的代表人物邵飘萍就非常重视“最初效应”,他说:“容貌要整洁与高尚,使人一望而为正派之人;须发冠无过旧之怪状,尤当避纨绔子弟之作风”这种仪表上的要求是迎合受访者的心理需要而制定的,是为了缩短受访者与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在受访者的心中树立良好形象,在邵飘萍看来,记者的相貌衣着、言谈举止可以使采访对象产生好感和信任之情,会积极配合记者的采访活动。 除了衣着、打扮等外在内容与谈吐修养等内在品质,产生良好的“最初效应”,拉近与受访者的心理距离对记者来说非常重要。尤其针对那些采访配合度较差,难以敞开心扉的采访对象,采访应避免单刀直入,可以先从受访者感兴趣的话题或者事物开场,当受访者心态足够放松达到受访的状态之后,再切入正题,采访水到渠成。笔者有位同事曾作过一篇《宽甸烤烟种植喜获丰收》的报道,在从没有接触过的镜头前受访的农民们显得比较紧张,看到这种情况,这位同事没有一上来就询问生产的问题,而是跟大伙坐到一起,先卷上了一根旱烟点上,唠起了家常,这样举动让烟农们放松了下来,话题自然从家长里短转回到了采访的烤烟丰收上,拿回了一篇生动的报道。“卷汗烟”“唠家常”这些行为无疑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好的第一印象,良好的“最初效应”为采访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三、用客观的眼光分辨“光环” 当我们抬头望月时,由于光晕的影响月亮总是会被扩大一圈,这种错觉被引用到心理学当中叫做“光环效应”或者是“晕轮效应”。 “光环效应”是指对某个人的某个方面有了好的或坏的印象后,便对这个人的其他方面也做出肯定的或否定的认识和评价,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的一种知觉偏见。“光环效应”与“心理定势”不同,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更加延展的心理活动,更容易影响到我们分析处理问题的客观性。在我们日常采访中“光环效应”带来的影响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先进人物采访中的“高大全”现象,先进人物必然是顶着这样那样的“光环”与接受采访的,而记者也很容易被“光环”所吸引甚至是错误引导,忘记了要采访的是人物本身而不是“光环”,从而难以获得“光环”以外的新鲜信息。或者采访中受到矛盾双方各自“光环”的影响,使采访有了倾向,在还原事实本质的时候不够公证,进而影响到新闻的真实性。被誉为美国电视新闻史上常青树的《60分钟》节目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在这档节目中,你时常会看到对一些世界级的明星、政要等的采访,但是在巨大的光环下,栏目却能人物的本身展示给观众。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的评委们评价《60分钟》“用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深入了故事的优秀,进入了人物内心,编排自由、富有活力,开创了一种新的节目样式”。在笔者看来,《60分钟》能成为新闻业的旗帜和长青树,因为它抛开了采访对象的“光环”,(下转第163页)(上接第161页)拓宽了新闻的视野,重新诠释了新闻的本质,保证公正客观的新闻本质。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合格记者,我们要做到的是见“光环”却不为“光环”所动。 四、“共情”是“走、转、改”的心理基础 有句成语叫感同身受,在新闻心理学中可以理解为“共情”,它指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的处境,在与他人交流时,能进入到对方的精神境界,体验对方的感受,并对受访者的感情作出恰当的反应。 有研究显示:初次见面的两个人在信息表达中,语言占7%,态度占38%,而表情动作占55%,由此可见人与人初次接触中90%以上的信息是靠非语言方式实现的,而这些非语言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认为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是一种比语言更加真实的表达。心理学上的“共情”法,要求记者全身心地聆听对方的表达,不单单是听,更要从动作,表情,声音语音语调等收集信息,并做出语言和非语言的回应是表明自己在认真的倾听。这种倾听要全神贯注,可以使对方感到自己被接纳,被理解和被尊重,从而产生一种愉快,有助于相互进一步深刻的理解和沟通。 联系当前,“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正在全国媒体中轰轰烈烈的开展,如何才能写出“接地气,有人气”的新闻报道,笔者认为仅有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躯体活动还是不够的,一定要在采访中做到“共情”,这是一种双向互动,“共情”会让采访对象甘于吐露心声,也会使记者更加真实的了解采访对象,从而写出反映基层群众的酸甜苦辣新闻。 五、在一些较难沟通的采访中,记者中应该学会合理运用心理学技巧 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写道:“外交记者之访问,最希望其人之健谈,但具体问题,外交记者不可不预行设擒纵之法,至谈话时乃用擒纵之方法……”意思是:采访中,当采访对象谈话奔放时,记者要采取“擒”即设法控制对方,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预先策划进行;当采访对象问十句答一句时,要采取“纵”法,即营造良好氛围,唤起采访对象最佳心理状态,并利用巧妙提问,激发采访对象的兴奋点。许多心理学的知识。不表采访之意是为了放松采访对象的心理“不述己见”戒备,达到倾诉流畅的目的。“擒住问明”则是在受访者犹豫之时,用主动发问攻破对方的心理防线。 心理学技巧的运用在采访中是非常有价值的。采访活动中采访对象通常会有三种不同的心理,乐于接受积极配合,中规中矩的配合,再就是防范甚至抵触。前两种的采访困难不大,但应注意对方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加以合理的引导,采访出自己想要的内容情况。第三种情况也是采访的难点,通常会出现在一些监督、曝光或者受访者有顾虑的采访中。此时,记者应该采取主动,以恰当的表情,神态,语言,行动影响对方,平复对方情绪,消除双方交流的心理障碍,获得信任,引导对方进入良好的沟通状态。 采访考研的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和能力,因此,笔者认为记者应掌握一些常用的心理学常识和技巧,用新闻心理学来武装自己,并在采访中充分的、巧妙的运用它,我们的采访效率将进一步提高、采访也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新闻心理学论文:浅谈观众心理学对电视新闻的影响 观获取新闻信息的感受是检验电视节目质量的尺度。因此,观是评论电视节目优劣的最有权威、最有说服力的裁判员。要想办好电视节目、提高节目质量就不能不研究观对节目的心理效应,研究这个问题的科学,就是观心理学。观心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分析、研究和掌握观不同的个性特征、求知欲望和收看倾向,了解观收看兴趣,根据观的不同情况,满足其需要。并加强收视指导,改革电视宣传工作,使电视更好地为广大观服务。 人们打开电视机,收看电视新闻后,就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效应。这种心理效应,会有三种程度不同的效果。一种是观通过收看新闻,提高了认识,看清了方向,开阔了眼界,激发了斗志,得到了乐趣,受到了鼓舞,获得了新闻信息需要上的满足,在心理活动上,产生了新闻的顺向效应。另一种情况是,观看到后认为是一种有问题的或很反感的新闻。产生了与其观点上相反的作用。这就是新闻的逆向效应。再一种情况就是这条新闻既没有引起强烈的顺向效应。也引不起什么逆向效应,即为中性效应。 作为电视工作者应该努力追求在观心理上的产生顺向效应,避免中性效应,摒弃可能产生的逆向效应。对于具体新闻活动来说。就是应该研究我们的电视节目收看对象是谁,传播的内容是否适应他们的需要,播出以后会在观中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效应。 我们先了解一下观心理效应的需要特性,这种特性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新闻需要心理上的广泛性 电视新闻的公开性就决定了它的广泛性,它可以不分区域,不分种族,不分社会阶层,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语言相通。都是观,这就构成了电视新闻的广泛性。电视新闻需要心理上的广泛性,不仅仅指的是观多的广泛,而且每个观的心理需要也是广泛的。生活中的观,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新闻信息。凡是观所关注的,能引起其兴趣的。观都希望电视给予及时的传播,传播形式越好,观越爱收看。观的需要尽管是各种各样的,但总地划分起来,可以分为:一类是物质需要,就是观的生产、生活、社会活动的物质需要,并由此而产生的对电视宣传心理需求。另一种是精神上的需要,比如艺术、文化、科学知识以及美学上的需要,并由此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需要。 二、观新闻需要心理上的特殊性 新闻的社会需要虽然是广泛的、普遍的,但就其每个地区、每个社会集团,乃至每个人的需要又有其特殊性。这种各自的特殊的需求必然反映出各自的心理活动。作为新闻又必须以此为目的来满足这种千差万别的心理需要上的特殊性,因而电视新闻的改革也必须从此处着手了。 人们对新闻的需要,是随着地域、民族、社会阶段、社会制度、个人的年龄、性别、能力、文化、职业、思想意识、修养而各自不同,他们的新闻需要的心理活动当然也就不一样。我们的电视节目如不研究这些千差万别的个性需要给予满足是不行的,搞千人一面、“万一心”也是行不通的。 三、观新闻需要心理上的变异性 人类对新闻宣传需要上的心理活动也有很大的变异性。因此。在电视节目需要上也应该是因时而变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是不会受到观欢迎的。如果电视节目天天总是一样,不会也不懂满足变化的社会和各种人的心理需要,就会使观产生厌烦心理情绪,这就是心理学上的逆反心理,当然观也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四、观新闻需要心理上的可塑性 一条新闻后,对观思想心理有何影响及影响的程度大小是可变的,它会随着观的社会地位、个人修养、道德观念、心情的好坏等因素而变化。具体地说,它可影响和引导观的世界观、道德观、思想认识、信念、情操、感情、志向等。影响积极的,社会效益就好;影响消极的,社会效益就不好。然而人们接受影响、教育、熏陶的心理也是可变的,既可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往坏的方面变化。认识了这一点,就需要我们的新闻宣传改革要面对实际,用最科学的宣传内容,最好的宣传形式,善于启发、引导观、使观产生积极向上的顺向心理效应,推动两个文明建设。 五、观新闻需要心理上的反抗性 有些新闻由于失实。使观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还有些新闻宣传使观产生了一种逆向效应,也就是你说好他就总想到坏。这些逆反心理的出现,有观的社会经验、个人心境上逆反情绪等诸多因素。但主要的是和我们的编辑、记者,反向宣传的指导思想有关系。你往反方向去搞,还怪受反方向去看? 收看电视有很大的随意性,它是观自觉自愿的行为活动,有绝对的自由和选择性,不好看,不愿看,可以随时把电视机关掉,不受任何限制。因为看电视不是开会,不受任何组织、社会纪律、道德观念的约束。这个特殊、随意的选择性,就要求我们的新闻改革,抓住这个特点,掌握观的心理活动规律。努力在观随意性心理活动中争取阵地,挤进去,为其服务,进行良好思想意识的宣传和渗透。 现代电视节目改革的方向是,在使观接受新闻宣传中。不断寻求简行方便、节约精力、善看乐受,有一定的吸引力,不断寻求挖掘观的心理需要与兴趣,较好地完成党的宣传工作任务。 新闻心理学论文:从传播心理学角度看新闻误读 摘要 本文以协警从“救人”到“抓小姐”事件为例,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分析造成新闻误读的因素以及反映出来的相关问题,最后浅谈了一下减少新闻误读的措施。 关键词 传播心理;新闻;误读 2004年3月14日,昆明一女子企图自杀时被消防队员救下。云南《都市时报》摄影记者黄兴能,当时拍下3名联防队员将女子带走的照片并发在网上。该照片从此在网络上以惊人的速度疯传,并且,“协警救人”渐渐被误读为“城管抓摊贩”、“协警抓小姐”。在照片传播至今6年间,尽管拍照的记者和相关媒体都作了澄清,却始终无法阻挡流言的传播。本是正面新闻却被曲解为负面消息,众多网友对这一错误讯息却深信不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读呢? 1 传播中的编解码混入大量噪音 信息是在被传播的过程中被扭曲,被混入大量噪音的,产生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错误信息满足了人们发泄不良情绪的心理需求,具有传播价值 照片信息之所以被扭曲,是由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执法者诸如城管、民警等在执法过程中的粗暴行为让大家对他们产生了刻板印象。基于这一观点,相对于宣传执法者的新闻,大家会对执法者的负面信息更加感兴趣,也更倾向于相信,给信息的扭曲提供了心理基础和动机。 接着就涉及到传播心理学中的启动效应,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识别不仅依赖于当前的信息,而且依赖于人们已有知识和经验以及刺激物之间的了联系和关系。 在这一事件中,启动效应体现在信息扭曲者在网络上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联想到城管抓摊贩时的粗鲁行为,又或者根据照片中的女子形象联想到“小姐”,就容易将眼观和想象进行同化,按照自己的思维将信息加以润色,使之更加符合个人心理活动,也就产生了对原始信息的扭曲。 我们看到,照片信息在被误读后,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有关该照片的真实报道。被扭曲的照片信息由于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比真实的信息更具传播价值,更具吸引力。 2)传播过程中有多个传播者,信息被一再扭曲 在新闻照片被误读的过程中体现了信息扭曲效应: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若干传播者层层过滤,有时会产生扭曲现象,甚至最终背离信息源的原始信息,以至面目全非。人们更倾向于夸大或增值那些符合自己既有观念的信息,并乐意对其进行绘声绘色的传播。传播的过程说简单一点就像是我们都玩过的一个叫“传话”的游戏,原始信息由第一个人告诉第二个人,然后依次传下去,经过若干人后,最后一个人得到的信息往往都是与原始信息有一定出入的。参加传话的人越多,信息走样的程度就越严重,最后就出产出一条面目全非的信息。 3)扭曲信息被反复提及,加强受众记忆,形成群体极化效应 虽然说流言止于智者,但是在网络大环境中,智者或者由于社会趋同性也被同化,或者干脆淹没在错误信息的大潮中,难以造成影响。 从媒体本身来讲,网络由于其言论相对自由,以其草根媒体的身份成为了广大受众发泄情绪的载体,很多传统媒体不会去揭露的事实也都是网络最先的,这表示网络在揭露社会黑暗面上有着更强的能力,也更具可信度。这就造成了信息者不仅可以扭曲信息,甚至可以编造信息,一般也不会遭到问责,而且被扭曲的信息很快就被大家相信,并且争相转载。 网络媒体享网站、论坛数量很多,受众面广,转载十分便捷。 2 受众信念固着,不愿相信真相 流言是否能止于公开呢?这一次没有。我们注意到,在传播过程中,有论坛工作人员发表声明进行纠正,报纸摄影记者自己也出来澄清,但都没有被网友广泛地接受,远不及误解版的流传范围广,大家还能坚持相信错误的新闻。在人际传播中,人们往往不愿意进行自我否定,这里我们谈谈信念固着效应,所谓信念固着效应就是一旦人们为错误的信息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么就很难再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它的心理机制是思维定势,让人们对某类事情形成一种定势后,就很难改变固有的认识。网友们对照片错误理解的坚持,不仅因为他们认定照片中的执法者形象完全符合自己心目中这类人的特点,而且因为他们不相信主流媒体和记者对事件的解释,反而认为他们在隐藏真相。可见,要想把白的说成黑的,大家一般都信,但是要想把黑的变回白的,最终只能是越描越黑。 3 媒介博弈,凸显网络媒介影响力 可以说,在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一次博弈中,传统媒介败下阵来,报纸上刊登的真实信息远没有被误读的信息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照片说明被扭曲后,也没有人去注意报纸站出来的更正新闻,甚至在照片的拍摄者本人站出来说实话时,还有人问他收了多少钱帮城管说话,可见报纸的记者也没有得到受众的信任。最终,还是一位网友通在微博上发表了报道的截图和原文,这条微博被广泛传播后,才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不得不说,新媒体的力量着实强大。 最后,结合整个事件的分析,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我国的政策执行机构应当多进行自我检讨,在执法的过程中应注意态度和方法,从而在百姓心目中塑造良好的形象; 第二,我国的主流媒体应满足民众对信息,尤其是对监督政府信息的高度渴求,努力提高传统媒体本身的公信力,从根本上避免民众产生盲从心理,从而被流言蜚语所迷惑。
摘要:针对医学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进行探索。结合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针对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就业定位进行完善改进。进一步对医学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落实产教融合提出相应建议,为更好地建设行政管理专业提供有效途径。 关键词:医学院校;产教融合;“双师型”教师;行政管理专业 引言:当前,我国正深入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综合型人才。对于学校和学生自身而言,开展产教融合可以为学生今后走向工作岗位打好坚实基础,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同时指明了学校开设学科建设的方向。对于企业和社会而言,产教融合模式有助于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综合型人才,与此同时,也为企业提供既具有理论基础又具备实操能力的青年人才。 1医学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建设的现状 1.1医学类院校开设管理专业的意义 医学类院校主要围绕医学专业建设学科,大多具有专业性较突出、单科性质较强的院校特色。近年来为适应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要,医科院校纷纷在公共管理领域进行了实践探索,部分高校为摆脱单一办学的困扰,开始着手培养公共管理方向的人才,进而转型成为综合类高校。虽然医学院校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设行政管理专业,但其在专业建设、课程安排、师资队伍方面仍存在较多的漏洞。与其他综合类高校甚至财经类高校相比,还没有形成属于医学院校自身特色的课程发展模式。在以往固有的观念中,行政管理专业的开展主要是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提供管理型人才。在医学类院校开设行政管理专业,不少人有所质疑。行政管理专业与医学专业课程之间能否和谐发展;在医学类院校中,行政管理作为薄弱学科是否会制约医学院校的总体发展;医学院校是否具有资质能力完成管理类人才的培养工作。这一系列问题正是医学院校目前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1.2行政管理专业开设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管理专业建设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伴随计划经济体制的废除,毕业包分配的政策也被自主就业所替代。对于市场而言,人才的供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意义上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不外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但自从1993年开始实施公务员考试制度后,国家对于政务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自身素质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公务员的编制问题也实行了严格管控。公务员被人们视为“金饭碗”,自开展公务员考试至今,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求职者争相加入公务员队伍,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压力不言而喻。部分高校对市场与人才之间供求关系的变化缺乏认知,还固守行政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不对等的传统观念,忽略了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权以及行政管理的服务性本质[2]。医学院校在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上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在教学培养上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不仅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也制约了社会的进步。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缺乏特色。社会、学校、学生这三方虽立场有所不同,但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在人才培养上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社会用人单位不清楚学生对于实践技能的掌握程度;学生不清楚自己大学要学习些什么;学校对于学生在专业上的培养方向和模式也缺少科学规划[3]。纵观各大高校在行政管理的课程开设上都相差无几,所开设的课程仅仅围绕管理学的理论知识,并没有结合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单科性质高校与综合类高校相比,更应该在课程安排上将行政管理专业融入高校的特色中,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增强学科的竞争力。然而大多数医学院校在开展教学时过于保守,缺乏课程创新。与财经类高校相比在管理专业性上不占优势,没有形成医学院校自身独特的管理专业的授课体系,导致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缺乏竞争优势。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资源匮乏。一方面体现在医学院校缺乏管理专业的授课教师。由于行政管理在我国起步较晚,与其他领域相比,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还很少,同时也缺少符合我国现状的理论成果。因此从事行政管理教学的师资队伍较为薄弱,有些医学类院校的授课教师并非管理专业出身,而是选用学校行政岗位的领导进行授课教学。由于授课教师缺少,一些高校为开设该专业从而降低了对教师职称学历的要求,部分教师对于行政管理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造成大多数高校存在专业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另一方面,行政管理专业的教材较为单一,目前所使用的教科书在内容体系上大同小异,缺乏创新之处。针对医学院校并没有开发凸显医学特色的教材。这也从侧面也反映了各界对于该专业的关注度和认识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不仅如此,教学案例也缺乏时代性,选题过于陈旧,教学资料没有与时俱进,缺少与社会热点问题的联系,阻碍了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 1.3医学类院校开设行政管理专业的优势 医学类院校开设行政管理专业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医学院校以“修德济人,笃学精术”作为宗旨来培养学生。对于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学生而言,大多只停留在课本理论上,实践方面有很多欠缺之处,学生们进入政府机关实习的机会有限,无法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实习需求,但医学院校与外界的联系较为密切,可以给学生提供公益性、服务性的实习岗位。医学院校也可以联合附属医院,进行校企合作,开展产教融合,以自己独特的培养模式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医学院校有自身特色,行政管理专业主要涉及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培养学生具有公文办公能力、行政决策能力以及公共事务管理能力。要求学生掌握现代管理学的理论,在管理的过程中注重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医学院校开设行政管理专业可以依托医学院校背景,在拥有管理专业的同时也拥备医学专业。医文结合是医学院校开展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特色,亦在于将管理的概念融入医学知识中,培养复合型人才[4]。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学院校为行政管理专业提供了实践教学的良好平台。医学院校开设行政管理专业可以充分利用院校背景,将医学与管理学渗透融合,在专业建设中取得优势。医学院校开设行政管理专业满足了医疗机构管理岗位的需要。伴随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于医疗机构的管理型人才需求也在急剧增长。如一直困扰社会的医患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患者就医的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患者就医的满意程度还有待增强,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离不开制度建设和人员管理。医疗机构不仅仅需要掌握精湛医术的医务人员,还需要掌握管理基本原理的医院管理者。打造服务型医疗机构离不开科学系统的管理,这就需要医学院校培养专业的管理人才。在医学院校开设行政管理专业既具备行业优势,同时又具备基础优势。行政管理与医学相结合,既能培养学生的医学知识又能培养学生的行政管理技能,对培养综合型、应用型人才具有深远意义,可满足医疗体系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2医学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推进产教融合的必要性 2.1产教融合为高校提供学科专业培养的方向 产教融合培养模式是新时期高校优质人才培养的教育发展战略。多数医学院校的办学观念封闭保守,对社会的需求缺乏正确认识。在科研方面,缺乏市场意识和问题导向。在学科建设方面,难以形成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在人才培养方面,难以为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人才[5]。因而,推进产教融合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人才培养是高校办学的基本目标之一,而如何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高校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应明确人才培养的方向[6]。产教融合培养模式为高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高校专业课程的制定应结合社会需要,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在此基础上确定培养的方式与培养的策略。另一方面,产教融合也可以引导高校课程的设置。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将企业的需求、发展的规划融入高校的教学中,进一步调整学科体系、确立核心课程、建立理论基础的同时开展实训活动。通过校企联合增强行政管理专业的竞争优势。 2.2产教融合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 产教融合培养模式是人才发展的必然要求。产教融合模式为高校培养出大批高素质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学生在校内大多学习的是理论基础,缺乏实操性训练。医学院校在管理型人才的培养上存在经费投入不足、师资力量薄弱、校内缺乏实操平台等问题,仅仅凭借自身力量很难培养出高质量人才。这种情况下,实施校企联合培养模式,采用顶岗实习的策略,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平台让学生在没出校门前对社会有一定的认识了解,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实操技巧[7]。国家为充分发挥企业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将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紧密结合。这种校企联合的培养模式既将资源整合规划做到节约成本,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工作能力,增加了学生的工作经验,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学生明确行业的要求,对自己的职业进行精准定位、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2.3产教融合为企业提供优质资源 产教融合培养模式是企业人才流入的有效途径。学校与企业双方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对于传统的课程体系基于企业发展需要做出相应的改进和调整。通过校企合作,企业收获了专业化人才,使企业的整体运营得到持续发展,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作为学生可以享有学校和企业双方的教育资源,同时也必须遵守双方的双重管理。产教融合既体现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平台,又帮助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对于医学院校而言,产教融合培养模式也是新时期医疗机构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期盼。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型医疗服务人才,能够有效地为医疗机构发展注入创新型专业管理人才,从而提高医疗服务管理的质量,更好地为群众健康服务。医学院校与当地医疗机构实行产教融合,有助于统筹医疗资源的协调发展,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3医学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施产教融合的改进建议 3.1创新产教融合机制传统的产教融合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充分发挥校企联合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教融合向更深层次发展。高校的教育机制不能采用“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其他高校的教学方针。要充分发挥产教融合机制,就必须依照高校自身的办学特点,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适合自己的体制机制。针对产教融合模式改革应关注强化管理体制以及重建组织架构等方面。首先,强化管理体制应摒弃传统的层级化的管理模式,增强基层组织的决策权,简化办事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在专业建设、学术评价上摒弃以往单一的评价标准,建设更为灵活的评价体系。其次,高校是由各学院组织构成的,各学院之间相对独立。组织架构的创新要求各学院间实现资源共享,多学科交流。在产教融合过程中打破固有组织架构,结合企业发展的要求建立协同育人机制。最后,完善课程机制,将课程内容与职业规划相接轨。在高校与企业合作中,设立以“医疗机构管理服务”为代表的创新课程。引导学生将课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工作的角度理解行政管理的原理以及学习的意义,让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方向,找准自己的价值目标,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学习理论知识。 3.2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产教融合的开展离不开一支专业化的师资队伍。高校人才培养既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要求其具备实操经验,与此同时还必须掌握行业最新进展以及行业前景[8]。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是产教融合创新的重要途径。首先,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要深度进行校企合作,将企业中拥有丰富经验的管理者引进高校,通过实训基地平台将行业精英引进高校进行兼职教学,提升教师队伍的多元性。其次,采取“走出去”战略,企业与高校双方搭建平台,组织高校专业教师走向行业最前线,增强教师用专业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将企业新动态和行业新标准融入课堂,提高课程质量[9]。最后,制定教师队伍监督考核体系。考核和监督政策是检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否成功的关键。教师队伍建设不可流于形式,简单应付。为确保“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要制定严格的考核机制,对教师日常授课进行监督以及动态管理,并且要不定期抽查。增强企业与高校间的沟通,采用绩效考核方式评价“双师型”教师队伍。 3.3深化产教融合资源整合 产教融合是由多主体参与共同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产教融合将多方资源汇集到一起实现资源共享。产教融合具有规模优势、集聚优势,能够为高校、企业、学生提供所需资源,进一步解决资源共享广度不足,深度不佳的问题,便于双方资源互通,校企协同发展[10]。实现资源整合一方面要打破传统的办学模式,与企业达成合作,维护双方之间战略伙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为高校与企业提供交流互动的机会,通过建设资源共享平台,深度整合高校和企业的各项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更好地进行资源整合,既要将高校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相接轨,同时也要在课程内容中渗透职业规划。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J].教育科学论坛,2018(3):3-7. [2]靳继东.浅析财经类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的问题与途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3):48-50. [3]庄仕文,崔晓.交通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建设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版),2010(1):100-101. [4]王番宁,李海军.基于《国家标准》的医科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建设的思考[J].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8(5):38-40. [5]吕忠达,段肖阳,王家荣.论地方高校产教融合障碍及其破解之道[J].高等教育评论,2021,9(1):241-247. [6]覃敏健.关于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8(10):186-188. [7]孙丹,李源.产教融合背景下校企合作模式的工作室管理研究[J].辽宁丝绸,2021(3):69,84. [8]陈川.产教融合工作新思路:以厦门医学院为例[J].厦门科技,2019(2):40-43. [9]王秀娟.产教融合背景下旅游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J].当代旅游,2021,19(28):72-74. [10]张建平.新时代高职产教融合的理论溯源、实践壁垒与破解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19,40(7):14-20. 作者:郭杜婧怡 任天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不断深入,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仍亟待完善和发展。有的学者对近20年我国教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资料的方法进行了研究,*、*选择较有代表性的5种教育类杂志,即《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电视大学》、《课程、教材、教法》、《湖南教育》。然后从每种杂志1981至1998年每年刊登文章中,随机抽取24篇(这24篇文章平均分配在每期里)共检索文章2160篇。结果表明,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性文章比例很低。总结经验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一大特点。教育经验的总结虽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教育科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需要大量进行实证研究;思辨也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缺乏事实的乱发议论是科学的大忌。另一项研究是对16种教育科学优秀期刊1999年的2098篇论文的调查结果,其结论是,目前我国教育科研的主要方法,有92.6%是传统的定性思辨方法。有7.4%的论文用量化方法,其中6.3%论文使用表格、百分比的一般量化方法。有少量论文应用方差分析、假设检验、回归分析、一般函数等传统定量方法。其他如差分方程和微分方程模型方法,以及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和灰色数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至今极少有人使用。另外,研究者还指出,计算机技术虽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计算机似乎大多用于文字输入和排版、用专用计算机软件作数据处理、建模、分析的寥若晨星。 重视定性研究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传统,可是教育科学如果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很难实现对教育规律的科学认识。因为定性认识,只是判定研究对象实体是否存在、结构如何、各要素之间具有何种联结等。它往往是认识事物的开始,具有某些相对性与局限性。首先,它缺乏定量化的严格的观察、测量、统计、计算和表述,不能对特定事件给出严格的描述、说明、解释和阐述。所以,它仅仅是给出某种研究的大致方向或趋势,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它不具有严格的操作规则或实践规则的约束,因此,研究结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主题、对象、时间、空间和条件等各个因素之间均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从而强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对分析结果的“污染”,具有不精确性。再次,定性分析是以经验描述为基础、以归纳逻辑为优秀的方法论系统,它的推理缺乏严格的公理化系统的逻辑约束,因此,在它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可能不存在逻辑的必然性,即其结论往往具有或然性。 由于定性认识具有上述局限性和相对性,故在定性认识的基础上,应该对事物进行定量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清晰、准确、普遍的认识。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测定对象目标的数值,求出其与各相关要素间的精确的经验公式。它是一种具有确定逻辑结构的认识,这些逻辑结构的不断展开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实现。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因此,事物的认识既需要定性认识,又需要定量认识。对于任何科学研究领域来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可以说是两种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们也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分析方法。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性质的差异,在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各自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问题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重复性的定性分析有余,定量分析则明显不足,当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相比时,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笔者认为,由于我们过分地依赖定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处于一种理论薄弱或缺乏科学理论的状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种理论应该包括一系列基本的前提假设,在此前提假设下,进行一定的逻辑推理,得到可以用事实或实验来证明或证伪的结论。在理论研究中,“要杜绝无谓的推测,就需要我们最终把理论考察拿出来与真实现象进行比较。”这种验证或许依赖于直接事实,或许依赖于该理论所附带的逻辑结果。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一种天体理论,其正确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在于,人们曾经根据它成功地预测了太阳系中未知行星的存在,并正确地预测出它们的运行轨道。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现实提供一种合理和更强有力的解释,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有关事实和现象,并在需要的时候预测事物和过程的发展变化,以提高我们的判断和决策的质量。然而,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理论是能够被事实证明或证伪的,我们见到的大多数教育理论,只是一些不精确的分类法、众说纷纭的界定、对事实的罗列和对原因与影响的分析和猜测。教育科学刊物上的理论文章,基本上是对个案和某个问题的“就事论事”的分析描述为主,经验和感性判断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实,我们在教育理论刊物上读到的一些文章,它们的可取之处并不在于其思想与研究方法上,而在于其文字风格上的成熟。这种状况不仅仅局限在教育科学,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些表述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有些刻薄,但是所陈述的事实和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需要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是对基本事实和基本数据的准确了解,即事实与数据的前提;另一个是根据分析的目的采用和选择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手段,即逻辑与技术手段的前提。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经验事实与材料比较丰富,而逻辑分析与技术手段相对不足。特别是,有许多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只是材料与事实的堆砌和对可能的原因与影响因素的主观罗列。它们与其被称作是对教育问题的比较研究,不如说是对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结果。 二 1971年2月,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和两个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1900年到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在他们的研究中,引人注意的是:早期的成就全部都是理论性的和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或者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可见,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突破性成就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定量研究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接合。数量化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趋势,特别是统计学和模型方法的发展及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加速了这种趋势。对于这种趋势,教育研究领域也不能例外。采用数量化的手段,能够加深我们对许多教育问题的理解,使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并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和描述许多教育现象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趋势。从其社会作用看,定量研究有助于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决策质量。对每一个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程度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手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发展数量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是使教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常常可以消除一些无谓的争论,或者使人们对问题的讨论具有共同的基础。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量化分析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它得到更准确和更有效的定性结论,以深化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优化教育决策。教育科学研究的定量化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论思想。它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因为: (1)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教育科学成其为科学的重要标志。数学是研究数量与形式的工具,而成熟的科学都致力于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数量的或形式的关系。只有在一门科学能对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做出数学的(定量的或形式化的)描述之后,它才能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不能否定它的研究对象的某些内在规律也必然通过量的关系存在,考虑到人的思维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教育现象的高度复杂性,教育科学可能更需要定量分析方法。至于采用哪一种数学形式则是具体的技术问题,它由具体教育现象本身的性质和研究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 定量关系或形式关系的分析,司以使教育科学改变以往对教育的表层现象进行描述,而很少揭示教育现象的内在深层结构的习惯。教育科学家们力图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采用经验的研究程序,通过对可观察的教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解释,建立可以接受实际检验的理论,这就往往意味着将各种解释事物因果关系的命题做出定量的或形式的表示,然后在数学系统的框架下对它们进行检验。 (2)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科学科学性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社会的全面发展,教育组织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加强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深刻和微妙,教育组织越复杂,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判断和决策就越依赖于对基本情况的准确了解和对未来变化的可靠性更高的预测,这也需要教育科学理论更加实用化和精密化。这种客观需要的存在迫使教育科学工作者尽量采用更好的定量研究方法来帮助提高教育理论的准确程度和实用程度。 (3)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学科都在融合,向综合化迈进。由于数学方法在物理学中表现出卓有成效的作用,于是,它的成功唤起并鼓舞了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做出各种尝试,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由于各种原因,自然科学家与数学家也经常涉足于教育科学领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工作者越来越关心一些重要的教育问题,如教育投资、教育成本、教育预测、教育规划、教育决策、教育发展战略等等。他们出于各种目的,以各种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教育科学工作者与他们分享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和研究方法,如控制论、系统论等等,这些思想方法的介入,使教育科学的许多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的新理论一旦形成,包括其创始人在内的科学家们竞相把新理论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研究中,所谓交叉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特别是,在这一潮流中最突出的是被称为“非线性科学”中出现的一些新理论,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浑沌科学和分形理论等等。很多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认为,把这些理论推广到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是对它们的普适性和深刻程度的证明。由于当代自然科学(包括系统科学等)在相当程度上是数学化的,它们不但对“数”,而且对于关系、结构、次序、演化的研究也发展了很好的定量研究手段,所以,当许多新理论把教育现象作为它们的应用对象时,自然科学也就把定量研究的一些新手段带入了教育科学研究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定量研究的强调,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分析,而且基本上不会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在基础、形式、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对力、电场和磁场的某些性质的认识和对原子结构的认识也都是定性问题,只不过对这些性质的结论要经受严格的实验检验,在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中,定性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要有效地运用数学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就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理论,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即是在自然科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也只有在与良好的定性分析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事实上,有效的理论大多是能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理论,而要使定量分析研究与定性分析研究很好地结合,根本的出路是让研究人员对两种方法都有一定了解。 三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教育科学在数量化研究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在自然科学后面。甚至落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其它社会科学后面。这种现象主要是有以下原因造成的:(1)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得数量化研究所面临的困难较大。(2)担心某些人为数字而数字、片面追求高深数学技术的倾向会使一般人难以判断各个计算步骤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即使是简单地用数学关系来表示各种教育现象,也可能使人忘记被数字掩盖起来的实质发现内容。 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相比,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量化确实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I)对软指标量化的可行性。例如一所中学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动机、农村小学教师的苦恼、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等等。很多教育科学的研究人员因此而否定量化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否定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应该说,要使这些因素量化的准确程度达到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所达到的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具体应用来说足够有效的量化是可能的。例如,我们知道,“学生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一个很难把握和衡量的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通过考试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衡量,而且,量化的结果也被社会较为普遍地接受,并被作为很多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体操比赛时的动作评分,音乐、美术学院对学生作品的分值和等级评价等等。 (2)数据的不可重复性。由于教育现象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使得我们对于获得的很多数据,不能够再回过头去作严格的检验,也不能够通过可控实验,来发现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在物理学中,当我们测量某一物体的长度时,常常可以通过测量多次,取测量数据的平均值等方法来减少和控制测量误差。在教育科学的测量中,许多类似的成熟方法难以借用。教育现象的这一性质要求我们在使用有关数据时,需要加倍小心。 (3)定义的不确切性。自然科学中量化的主要是一些有确切规定性,并具有客观基准的量,如长度、温度、时间、速度等等。而教育科学中的许多量,在界定上是含糊的。有些量即使在界定上是清晰的,在具体统计时也难以掌握。严格地讲,在教育科学中,要杜绝在分类与测度真实现象时产生不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我们的实物测度技术不够精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因为我们对所使用的测度方法给不出确切的描述的缘故。对此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我们要测量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我们立刻碰到的困难是“大学生的质量”这个概念不是准确的概念,不同大学相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并不相同,同一大学不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也不相同,这样对它们的数量尺度的内容就会产生争议。我们最终即使给出了一个量化值,这一量化值在精确程度上也成问题,因此,在具体使用各种量值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些值是如何测定的。 (4)其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大多数问题,在统计口径上基本是一致的,在统计标准上的争议也少得多。对于教育研究中的很多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教育部以及各个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统计数据,具体选用哪一个数据,由采用这些数据的人来选择。 (5)统计过程中的时差性。例如,对于大学生在校人数的统计来说,它所反映的应该是某一时点的数据,但是,实际的统计过程的周期很长,各所学校呈报数据的时间是不一致的,而由于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又处于不停的变动过程中,因此,实际的数据并不能够真正说是某一较短时间段的数据。这也对教育科学中的许多基础数据的准确性造成了不利影响。 虽然对教育现象进行量化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对于进行量化分析的重要性,学术界还是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共识。事实上,进行量化的困难与是否量化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学前教育科学研究 一、内涵释义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分支,也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采用科学的方法,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前阶段的教育现象和教育实践中的事实,进行了解、收集、整理和分析,从而发现和认识教育现象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伦理这个词源于希腊文ξ’θοδ(ethos),它最初表示一群人所居住的地方,后来指某种现象的实质或稳定的性质,最后用来表示人所有的性格、品质、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就是在人身上具备的与品质相关一系列素质及如何达到这些素质的正确行为,如果引申一点来讲,伦理就是完善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的做法。”可见,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完善幼儿的性格、品质,促进幼儿身心发展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但幼儿有其自身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如身体正在迅速发育生长、心智尚未成熟、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差、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情绪冲动性大等。这些特点意味着幼儿更容易受到不良影响和伤害,也意味着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更具特殊性,更应关注研究的伦理性,避免对幼儿身心造成不良影响和伤害。 二、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一)关于“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科学研究的首要伦理原则。许多国际科学研究组织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中都表示:“当以人作为研究对象时,其自愿同意参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所涉及的人应有表示同意的法律行为能力;还应该是自己作出的自由选择,不能受任何压迫、欺骗、强迫、欺诈等其他隐性强制因素干扰;还应对所设计的研究有充分的了解,从而保证其作出基于理解的和正确的决定。”在教育研究中,“知情同意”一般是指在开展研究之前,研究人员必须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的目的、研究的过程、对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风险和益处以及受到损伤时的补偿方法等。也就是说,在研究对象对研究有了一种清楚的认识之后,自愿作出决定是否参与这项研究。并且“知情同意”在研究中“需要多层次的贯彻与执行,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研究之前”。研究对象愿意参与到研究之中,并不意味其必须完成整个研究,研究对象有权利随时退出研究。但是,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幼儿的身心发展不够健全、没有足够的判断和辨别能力,这时就应该向其家长征得同意并签订书面的同意书,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要有家长的监督和尊重家长要求幼儿随时退出的权利。当前,面向家长发放的问卷或将幼儿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项目,大部分都没有向家长和幼儿告知研究的目的、意义、预期的风险和研究数据最后如何处理等信息。很多研究也没有征求家长和幼儿的同意,而是直接通过幼儿保教机构发放问卷或直接进行研究。有个别的研究即使在征求同意后,也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且在大多数的研究过程中也都没有幼儿的家长在场监督。甚至有些研究还具有一定的“软性”的强制性,让幼儿不得不参加、不得不坚持完成整个研究,或者用一些小礼品作为奖励,诱导幼儿参与和完成研究。在研究进行过程中,幼儿情绪产生波动或者研究内容给幼儿身心带来不适,也不能随意退出。个别研究甚至以隐瞒研究人员的真实身份或者研究的内容、目的等“欺骗”手段,来获得所谓的真实数据。这些行为不仅违背了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也严重地侵犯了家长和幼儿的知情权、自主权。“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人员与幼儿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幼儿没有得到研究人员绝对的尊重。我们应该尊重幼儿,把幼儿看作和我们自己一样自由、独立、完整,并有其独特天性、人格和尊严的人。” (二)关于“无害性”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完善幼儿的性格、品质,促进幼儿身心发展。一切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损害幼儿性格、品质的研究都是有悖伦理的,都是应该被禁止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无害性主要体现在对幼儿的身体、心理、情感几个方面: 1.身体方面 幼儿的身体发育尚不完全,但在个别研究活动中,研究人员在设计研究时不顾幼儿的身体发育情况和个体差异,企图让低龄幼儿承担较重的身体负荷,或者对幼儿的运动量制定统一的标准。更有一些研究人员,为了获得研究的数据,试图测试幼儿达到其身体或某器官的最大负荷量和超出负荷量后幼儿的反应,这都会给幼儿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些问题在关于幼儿身体健康评价、体能测试等方面的研究中时有发生,个别研究甚至造成了幼儿的体力透支、韧带拉伤、器官功能损伤、大小便失禁等伤害。 2.心理方面 美国心理学家艾吉兰教授指出:“在心理上受过伤害的儿童,在其成长中所遭受的思想和心理阻滞,甚至比在肉体上受过伤害的儿童更大。”这也说明了保护幼儿心理的重要性。然而,在许多研究开始前和研究进行过程中,研究人员很多时候会无意识地对幼儿的心理造成伤害,或者所研究的内容即是对幼儿的伤害。比如在对幼儿进行分组研究时,研究人员对幼儿说:“能力强的幼儿坐到左边这一组,能力差的幼儿坐到右边这一组。”或者研究的内容是反映幼儿情绪情感变化和外部因素对幼儿心理、行为影响的一些研究,在研究中会加入一些来自外界的刺激因素,这其中就可能包含一些不当语言和行为或是对幼儿的讽刺、挖苦、嘲笑、责骂、威胁、恐吓等,这些都很容易伤害到幼儿脆弱的心灵,这样的言语无形之中也会让幼儿产生自卑、恐惧的心理,甚至影响幼儿终身。 3.情感方面 “情感是对客观事物态度的主观体验,它对智慧的发展、德性之养成以及整个人的成长来说,像阳光、如雨露,没有健康的情感,便没有完美的身心。”由此可见,幼儿的情感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以往以幼儿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即使有的研究人员做了详尽的伦理分析,其中多数也都是关于防护研究对象的身心伤害,而情感方面的伤害往往被忽略。在许多研究中,研究数据的获得是基于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包含着大量伦理含义,譬如开放的观察场所、彼此的信任、承诺和保密等。”研究人员在进行观察研究、行动研究或质的研究等过程中,以研究人员本人作为研究工具与幼儿进行接触,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亲密关系的进展情况同研究结果和数据交织在一起。有的研究人员在与幼儿的接触过程中为了获得幼儿的信任就夸大某些事实或者作出一些美好的许诺,但是在获得了研究数据或研究结束后就断绝了一切的往来,把亲密的伙伴关系和作出的承诺一概抛之于脑后。幼儿的世界是简单的,情感是单纯的,幼儿也是极容易相信人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有可能会对幼儿的情感产生伤害,造成幼儿对社会的信任缺失。 (三)关于“保密性” “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格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在科学研究中,保密性原则的目标和内容大致为:“保护研究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个人处境、行为习惯、怪癖和社会关系等个人隐私数据不受非授权散播。”作为自然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幼儿理所当然应该享有隐私权。幼儿的隐私应该包括幼儿身体上不愿意暴露的部位,幼儿的医疗信息、健康信息以及幼儿不愿意公开的其他信息等。当前的许多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对幼儿隐私权的保护相当薄弱,幼儿和家长的相关信息被泄露给其他研究人员或商家,给幼儿和家长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此外,在观察研究和访谈研究结束后,幼儿的图像资料、视频资料、访谈报告等信息的处理没有受到重视,也缺乏专门的监督机制,这就导致这些信息在研究结束后被随意地处置或丢弃。虽然研究人员无心散播这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最终也可能被其他人了解,这不但违反了科学研究的保密性原则,情况严重者可能会触犯法律,这需要研究人员高度重视。 三、对策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指出:“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因此,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充分尊重和保护幼儿。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实现科学研究和伦理的平衡,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完善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监督机制是达到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目标的基本保证。“通过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颁行各种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使得研究过程尽最大可能地尊重被研究者(被试)的权利,使研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对被试的身心伤害降低到最低。”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教育科学研究伦理方面的法律,有学者多年前即撰文呼吁立法以保障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但是并没有提及应在法理上明确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在立法过程中,应根据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低龄、弱小等特点建立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单独以幼儿为主体,充分考虑幼儿的特点和权益,以保障幼儿在研究中免受侵害。 (二)设立专门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 “国际社会除了通过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颁行研究原则、守则、标准等措施来规范研究行为外,一些国家政府机构、学校部门、科研单位还根据需要成立专门的审查部门对研究项目计划书进行审查,确保研究活动不会危及研究对象的身心健康。”我们可以在学前教育及相关领域内整合人力资源,组织医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区域性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对区域内拟开展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进行伦理审查,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进行随访和监督。如果发现在研究过程中未对研究对象做到最大保护,伦理委员会应及时提出警告和意见,对于不接受警告和改正的,伦理委员会应及时予以中止,以确保研究人员从伦理上真正关心和保护幼儿的权益。 (三)提高研究人员的科研伦理素养 “研究伦理学(ResearchEthics)试图对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规范与问题给予说明和探讨,是近20年来在西方兴起的应用伦理学的新分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学前教育专业和与幼儿相关的其他专业中,开设研究伦理学课程对提高研究人员的伦理意识和处理伦理问题的能力有很大帮助。“国内的诸多高校和学者都认识到开设研究伦理课程是培养和提升研究人员科研素养的有效途径,但这一意识还未真正落实到课程建设中。”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开展研究伦理学课程建设工作,兼顾科学研究和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学前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为学前教育专业和与幼儿相关的其他专业开设研究伦理学课程,以提高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伦理素养,尤其是提高科学研究伦理意识和对科学研究伦理问题的应对和解决能力,树立正确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观。 (四)保证在研究实施前进行伦理评估 美国儿童发展研究学会、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等机构在对以幼儿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研究中都规定,研究者在计划研究时必须对伦理的可行性进行认真评估,经过课题小组成员或者自发地针对这项研究临时成立的伦理问题讨论小组进行讨论,并且在项目或论文中要单独设立伦理风险报告。以当前在我国学前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观察研究为例,某研究人员设计实施了“不同噪声强度对幼儿行为影响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需要,研究人员会在幼儿正常游戏的环境中增加噪声,这些噪声可能会对幼儿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研究人员在设计研究提纲的同时,应对此次研究的目的及提纲中涉及的观察方法、观察内容、采集到的观察资料等方面进行伦理评价并形成伦理风险报告。其中应该明确:研究中会应用哪些强度的噪音;分别使用各种强度的噪音多长时间;这些噪音可能会对幼儿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次研究预期会得到哪些益处;研究人员在观察中会与幼儿有哪些接触;拟观察的内容中是否会有涉及隐私的内容;研究过程中是否设置监督人员;如何处置研究中突发的幼儿不适;观察报告中如何对研究对象进行隐私保护;研究结束后如何处理观察记录等涉及伦理的内容。然后将研究提纲和伦理风险报告提交给课题小组或临时的伦理问题讨论小组,对此次研究进行初步的伦理评估和改进。如果通过初评,接下来再将通过初评的研究提纲和伦理评估结果提交给相关单位进行审核,并将研究内容、方法、风险等讲解给幼儿及其家长,征求他们的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开始前的这一系列的伦理评估,将大大减少研究对幼儿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五)幼儿保教机构和家长应该明确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幼儿保教机构是研究进行的主要场所。幼儿保教机构应该依照《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积极提高保教人员、科研人员的伦理素养,在做到自律的同时也依法保护幼儿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幼儿保教机构也有权利和义务对将要面向本单位幼儿进行的科研课题进行伦理审查和监督,也可通过多种形式同社会和与家长进行互动,向社会和家长介绍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常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请多方一起参与对研究的监督。家长作为幼儿的法定监护人,有保护幼儿不受侵害的权利和义务,对研究有知情和拒绝的权利,并且可以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在场监督,在研究过程中有权利随时让幼儿退出研究。只有幼儿保教机构和家长明确了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坚持“以幼儿为本”的基本原则,更好地实施和监督研究,才能使相关研究真正有益于幼儿身心发展。 作者:李冬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准则与特征 1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研究人的学习行为和教学方式的科学。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决定着该国的教育科学研究水平,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国与国之间教育科学研究的差距在一个侧面体现了教育的差距和研究的差距。现阶段,我们国家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从而增强国家和民族在各个领域的优秀竞争力,体现在教育上就是必须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教育科学研究也是如此。 1.1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发展变革的需要 教育的优先发展需要有先行的教育科学研究作保障。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变革的先导,是教育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通过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变革教育生产关系,从而推动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渗入教育生产力要素,从而提高教育生产和管理水平。只有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才能准确认识当前我国教育现状,推进教育改革并预测改革结果。因此教育科学研究作为先决条件越来越成为推动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革力量。在教育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科学研究是实现科学教育的先导。 1.2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教育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社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而学习、研究和创新能力则是教育专业化的标志。就目前看来,教育的专业化最少包括教师的专业化和教育管理的专业化。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职业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师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在教师个人发展中起到极大的作用。教师作为职业要想提升到专业化的水平,就必须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研究。教师职业化要求教师必须研究教育问题,通过研究进行知识更新和学习越来越成为培养专家型教师的主要途径。而立足岗位的行动研究则是教师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基本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自身的发展,有关教育的决策问题越来越重要和复杂,科学决策和规范管理是现代教育管理的本质需要,要求教育管理向专业化发展。一方面,科学的教育决策要依靠专门化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管理者也需要加强学习,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立足实际、面向决策的教育科学研究,成为支撑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决策的科学基础,成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1.3教育科学研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 质量问题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教育发展永恒的主题。没有质量作保障和检验标准就谈不上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面对更新教育观念、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提高教育管理水平、改进教育行为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教育科学研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建立与现代教育制度相适应的教育科学研究制度,建立多元开放的教育科学研究体制,解决教育领域的宏观和微观问题,是实现管理科学、培养专业化优秀教师的现实需求和紧迫任务。 2教育科学研究要遵守科学研究准则 科学研究是运用系统和实证的方法探索知识的活动和过程,具有调查思考、去伪存真、反复提炼、不断深化的特征。科学有共同的准则,第一是规律性,第二是普遍性,第三是可验证性,第四是有利用价值。教育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共同规律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起到指导教育实践的作用。 2.1教育科学研究服从科学研究的规范和要求 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教育现象,解决重要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要研究真问题,就要以事实材料为基础,通过各种科学研究方法进行逻辑分析和推导得出结论,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及运动变化的规律。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类,教育科学研究要求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遵循一定的科学研究程序,有目的、有计划的推进,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既然是社会实践活动就需要做出理论说明和逻辑验证;需要科学假设和如实陈述研究问题;需要有科学的研究设计,准确的系统观察设计和可靠的资料数据收集;需要科学和适用的研究方法;还需要依靠科学的逻辑性获得并呈现出可靠的研究结果。 2.2教育科学研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 教育科学研究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具有不宜观察、因素复杂、普适性差、误差较大等特点,这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无损于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因此,研究者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1)科学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开展教育科学研究首先应当正确认识研究课题的属性和研究目的,针对问题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采取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研究者要处在中立的立场上,还原事物和现象的本来面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结果呈现上要如实表述,不能单纯追求标新立异。2)创新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普适性差的特征决定了研究中需要创新,没有创新的观点和创新的手段不可能应对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3)实用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教育科学研究是针对教育问题有意义的探索活动,其研究结果要应用于教育实践、指导实践,切实做到研以致用。 3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教育科学研究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它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3.1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实践性 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科学研究因此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强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决策、教育实践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共同构成完成的教育体系。从教育的发展形态看,教育活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自发到自为的过程,教育机构越来越专门化。现代教育发展成为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任何人和组织都难凭传统经验和生活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化的教育科学研究和专业人士。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决策者、实践者对教育多样化需求的增长,教育工作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广泛而持久的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源泉,从微观的教学活动到宏观的战略管理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既是教育科学研究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不再是少数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专利,而成为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3.2教育科学研究对象具有人化特征和复杂性 教育科学研究是研究教育行为中施教者和受教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人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客体,既是研究的方法手段也是研究的目的和服务对象,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教育现象充满复杂性,这就意味者不同的要素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存在明显的复杂性,许多研究项目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研究才能取得成效。 4结论 教育科学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需要向自然科学研究学习,但也不能趋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社会科学的研究准则,发展自己的特色,体现自己的价值,使其科学性日益为人所知。在教育领域不能只有教育学科而没有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教育活动的层面,而是探究其中的共性规律,以事实为依据,以现象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以解决问题为使命。 作者:杜启军单位:华北科技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课程实践探讨 一、课程内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高校教育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是一门理论性、方法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直接服务于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科学研究”[3]。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不宜完全理论化,而要考虑实践运用。具体来说,教学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了解教育科学研究及其方法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理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术语、基本概念以及教育研究的基本过程;第二,具备选题、撰写研究设计、查阅文献、撰写学术论文等方面的能力;第三,熟悉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文献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及行动研究法,学会恰当选择研究方法;第四,学会对研究结果从定性或者定量的角度进行分析评价,撰写研究报告;第五,在整个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一定要突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比如在选题以及各种具体研究方法的讲解后,让学生结合所学理论参加观察、调查、访谈等实践活动,使其克服教育研究的害怕心理,让其热爱教育科研活动。 二、课程实施:课题实训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教学训练的针对性,可以考虑将学生的课堂训练作业与其以后的毕业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改变本科毕业论文粗制滥造的现状,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为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提前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参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堂训练的积极性,以提高科研训练的质量。而课题就是联系课堂训练作业与毕业论文之间的桥梁。从可行性分析上看,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与课题的研究非常相似。因此,应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实训模式。 (一)准备阶段:问题导向,组建课题小组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准备阶段,教师通过设计一个研究情境:“假如你现在需要申报一个课题项目,你会怎么选择课题,撰写研究设计,开展你的研究过程呢?”接着,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法,举出具体的课题项目,通过对此课题项目的分析,引出构建教育科学研究的关键步骤,并向学生讲解这几个关键步骤的知识点。通过引导学生积极思维,鼓励学生以小组的形式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又切实可行的研究课题,这样就可以将课程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的操作实践中去,为学生从事正式的科研活动奠定基础。 (二)实施阶段:探究导向,小组合作学习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同化与顺应,利用自己原有知识建构新知识。从课题的选定、研究框架的设计到课题的结题,整个过程都体现了课题的探究性。学生在前一阶段只是对科学研究的关键步骤有了一些了解,接着就需要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进行课题可行性的论证,撰写文献综述、理清研究思路和内容,明确所用研究方法。小组成员在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共同负责,合理分工,从而完成教师布置的各种课堂训练、研究设计以及课题成果的展示。教师在这一阶段,要倡导学生对新知识的意义建构,合作学习,从而让学生在交流与讨论中建构起对新知识的深层次理解,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能力[4]。 (三)评价阶段:发展导向,多元化评价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效果的评价应有别于纯理论知识学习效果的考察,要侧重对学生教育科研意识和能力的考察。因此,它的评价内容包括学生的选题能力与水平、课题设计能力与水平、课题研究实践能力与水平、资料分析与数据处理能力及水平、论文写作能力与水平作为评价的重点,分析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评价方法是课程目标确定、课程内容选择以及课程实施环节确定的重要依据。如前所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教育科研意识和能力,而它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评价方法的选择也应注重发展性评价,注重在各个实践阶段对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具体地说,选题、课题设计、文献调查、问卷或访谈调查实践、资料分析与处理、论文写作等都应纳入到评价信息收集的范畴。不但要注重行为目标的评价,而且还要注重生成目标的评价;不仅要重视实践的结果,而且还要重视实践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学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育科研素养,逐步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 三、课程成效:不断反思 (一)学习方式从消极被动转化为积极主动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任务明确多样,从最初的选题到最后论文的形成,使学生成了发现学习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激发学生教育科研的兴趣,从而实现“教师成为研究者”的课程目标。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不仅学习到教育科研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程序,而且还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发现教育现象和问题背后的规律,从而增强学生积极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很好胜任将来的教育教学工作。 (二)学生从片面发展的人转化为全面发展的人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容器和奴隶,不再是学知识的机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得到发展。师生关系不再是单向关系,而是互动交往、情感交流的关系。学生从片面接受知识的人成了多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无论是知识、情感、态度还是技能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 (三)学生从实践弱者转化为实践巨人 传统教学强调系统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强调理论知识的作用,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不强。在理论知识学习之后,并没有对其同化或者顺应,而在没有及时复习的情况下遗忘。如杜威所强调的“从做中学”一样,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要具有实效性,必须加强学生的动手和动脑的能力。所以,在上述课程实施步骤下学生能够较好掌握教育科研的一些基本原理,学会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中发现正确的选题,从而,使学生从实践弱者转化为实践巨人。 上述三个转变实属不易,作为一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教师,深知该课程要达到好的教学效果,还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比如,作为考查课,怎样才能让学生重视该门课程的学习;如何对学生课程学习有一个客观量化的评分标准等。另外,由于高校扩招,班额过大,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都有困难。不过,笔者认为,所有的困难与问题在正确的思考与行动下都将会得到解决。 作者:张霞,张灵 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探微 1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 1.1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发展变革的需要 教育的优先发展需要有先行的教育科学研究作保障。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变革的先导,是教育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通过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变革教育生产关系,从而推动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渗入教育生产力要素,从而提高教育生产和管理水平。只有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才能准确认识当前我国教育现状,推进教育改革并预测改革结果。因此教育科学研究作为先决条件越来越成为推动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革力量。在教育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科学研究是实现科学教育的先导。 1.2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教育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社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而学习、研究和创新能力则是教育专业化的标志。就目前看来,教育的专业化最少包括教师的专业化和教育管理的专业化。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职业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师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在教师个人发展中起到极大的作用。教师作为职业要想提升到专业化的水平,就必须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研究。教师职业化要求教师必须研究教育问题,通过研究进行知识更新和学习越来越成为培养专家型教师的主要途径。而立足岗位的行动研究则是教师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基本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自身的发展,有关教育的决策问题越来越重要和复杂,科学决策和规范管理是现代教育管理的本质需要,要求教育管理向专业化发展。一方面,科学的教育决策要依靠专门化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管理者也需要加强学习,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立足实际、面向决策的教育科学研究,成为支撑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决策的科学基础,成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1.3教育科学研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 质量问题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教育发展永恒的主题。没有质量作保障和检验标准就谈不上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面对更新教育观念、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提高教育管理水平、改进教育行为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教育科学研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建立与现代教育制度相适应的教育科学研究制度,建立多元开放的教育科学研究体制,解决教育领域的宏观和微观问题,是实现管理科学、培养专业化优秀教师的现实需求和紧迫任务。 2教育科学研究要遵守科学研究准则 科学研究是运用系统和实证的方法探索知识的活动和过程,具有调查思考、去伪存真、反复提炼、不断深化的特征。科学有共同的准则,第一是规律性,第二是普遍性,第三是可验证性,第四是有利用价值。教育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共同规律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起到指导教育实践的作用。 2.1教育科学研究服从科学研究的规范和要求 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教育现象,解决重要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要研究真问题,就要以事实材料为基础,通过各种科学研究方法进行逻辑分析和推导得出结论,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及运动变化的规律。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类,教育科学研究要求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遵循一定的科学研究程序,有目的、有计划的推进,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既然是社会实践活动就需要做出理论说明和逻辑验证;需要科学假设和如实陈述研究问题;需要有科学的研究设计,准确的系统观察设计和可靠的资料数据收集;需要科学和适用的研究方法;还需要依靠科学的逻辑性获得并呈现出可靠的研究结果。 2.2教育科学研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 教育科学研究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具有不宜观察、因素复杂、普适性差、误差较大等特点,这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无损于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因此,研究者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1)科学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开展教育科学研究首先应当正确认识研究课题的属性和研究目的,针对问题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采取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研究者要处在中立的立场上,还原事物和现象的本来面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结果呈现上要如实表述,不能单纯追求标新立异。2)创新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普适性差的特征决定了研究中需要创新,没有创新的观点和创新的手段不可能应对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3)实用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教育科学研究是针对教育问题有意义的探索活动,其研究结果要应用于教育实践、指导实践,切实做到研以致用。 3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教育科学研究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它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3.1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实践性 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科学研究因此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强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决策、教育实践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共同构成完成的教育体系。从教育的发展形态看,教育活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自发到自为的过程,教育机构越来越专门化。现代教育发展成为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任何人和组织都难凭传统经验和生活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化的教育科学研究和专业人士。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决策者、实践者对教育多样化需求的增长,教育工作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广泛而持久的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源泉,从微观的教学活动到宏观的战略管理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既是教育科学研究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不再是少数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专利,而成为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3.2教育科学研究对象具有人化特征和复杂性 教育科学研究是研究教育行为中施教者和受教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人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客体,既是研究的方法手段也是研究的目的和服务对象,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教育现象充满复杂性,这就意味者不同的要素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存在明显的复杂性,许多研究项目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研究才能取得成效。 4结论 教育科学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需要向自然科学研究学习,但也不能趋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社会科学的研究准则,发展自己的特色,体现自己的价值,使其科学性日益为人所知。在教育领域不能只有教育学科而没有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教育活动的层面,而是探究其中的共性规律,以事实为依据,以现象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以解决问题为使命。 作者:杜启军单位:华北科技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教学革新论述 一、课程的教学目标、内容定位 教育类专业的学生在经过两年的教育基础课程以及应用课程的学习后,应当对本专业有一定的思考。这种思考不能仅仅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这种思考应该基于科学的方法,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它使理论更鲜活,也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深入地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尝试着寻找规律。我们基于这样的思考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目标、内容重新定位与整合。具体来说,“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目标、内容包括:(1)建立科学研究的意识,理解科学的精神特质,为之后运用研究方法客观地进行教育现象研究奠定认识基础;(2)了解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原理,掌握基本的教育科学研究过程;(3)掌握教育研究的基本技能,包括:选题技能、研究方案设计技能、文献查阅和整理技能、收集和分析研究资料技能、专业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的撰写技能;(4)熟悉并掌握教学一线常用的教育研究方法,包括:观察研究、调查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5)逐步养成在教学实践中质疑与反思的习惯。 二、课程的教学改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要实现课程的教学目的,需要对教学过程进行全面改革。该门课程的教学活动不能仅仅强调教师的教,必须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整个教学过程成为一个有效的师生互动的过程。 (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教学理念 我们根据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内容,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教学理念,即教学改革应既强调理论理解透彻,又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结合。这一基本理念贯穿于该课程教学始终。 1.结合案例,讲透理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专业性及理论性很强,增强实践性的前提是讲透专业理论知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科内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选择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领域的优秀理论,进行详细阐述。同时,我们精心选择与学生专业学习、校园生活相结合的具体案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例如,在进行问卷调查表设计的教学中,问题的设计是一大难点,不仅要求学生学会进行维度地分解,还要学会在维度分解基础上层层分解出具体问题。在该部分的教学中,我们引领学生尝试针对学校食堂的卫生状况设计一个调查问卷,在这个案例教学中首先需要学生们根据自己平时经验将学校食堂的卫生划分为三大维度:食品卫生、环境卫生、人员卫生,这样的引领既贴合学生的生活,同时也让学生清楚问卷调查表的问题提出不是几个人聚在一起,你提一个、我提一个凑出来的,它的设计是需要有明晰的思路的。有了三大维度的划分,学生的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进一步在三大维度下将食堂分为:操作间、售卖区和就餐区,直到具体问题整理出来。这样的案例引领使学生们对问卷调查表的设计有了直观的认识,对相关的理论知识也理解透彻。 2.联系专业精心选题、设计,结合见实习有效实施课题学生仅仅熟悉理论知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无法形成自觉的科研意识。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伊始引导学生结合本专业实际,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点,依据教育研究方法的步骤,精心选题、设计并逐步实施。在教学中,尽管会有丰富案例支撑理论的讲解,但这些知识对于学生来讲都只是间接经验的获得。在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才能发现学生实际操作存在什么问题,教师也可有的放矢地指导、引领学生去解决这些问题。 教育科学研究是从选题开始的,我们在讲解到该部分时,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点拟定课题。这个环节的实训直接暴露出学生在选题过程中不善于将课题具体化,以及表述过于笼统、不准确的问题。不少学生在实训前认为拟定研究课题“并非难事”,实训后尤其在点评阶段他们认识到课题的拟定并不是一个简单、随意的过程,它不仅需要主动搜集资料,还需要对资料进行整理、评析;不但要提出假设,还需要对假设进行论证,并进一步对课题的关键词进行定义。通过上述直接经验的获得,学生体会到课题的拟定是要遵循相应步骤的,是有规律可循的。 研究实训并不能固步于课堂内。由于该课程的学习与学生见实习处于同一学期,我们便将学生的研究训练与见实习结合起来。首先,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优选一个课题;接下来,每组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相关理论确定具体研究方法,采用边学边训的方式掌握不同研究方法的操作步骤,并在实地研究前依据每种方法的具体要求设计研究工具(如观察记录表、问卷调查表、访谈提纲等);之后,各小组在见实习期间利用不同的研究工具进行资料收集;最后,在教师指导下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并形成相应的研究报告。例如,我们有一个研究小组对幼儿的阅读状态特别感兴趣。在确定研究课题后,该小组成员严格按照观察研究的要求,先到幼儿园大、中、小班分别进行了近两周的初步观察并做好记录。回校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观察工具的设计,经过多次修订成型。该组成员在实习期间用两个月的时间对不同年龄阶段幼儿阅读状态进行观察并记录,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最终形成一篇质量较高的观察研究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将理论的学习与实践融合在一起,真正理解了科学的精神特质,建立了科学研究的意识。 (二)注重学生自主性的课堂组织形式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改革体现在课堂组织形式上,就是突破了传统的课堂授课的模式,更注重学生的做,更注重团队合作完成项目,更注重共同探讨问题、解决问题。具体到每一种研究方法的学习上就是小组作业,集体讨论,点评深化。 1.组建学习小组,依据教学内容分类训练教师将学生分组后,根据“教育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将研究训练项目分为教育研究选题与设计、教育文献检索与综述、教育研究方法训练(包括教育观察研究、教育调查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研究报告(论文)撰写。在上述训练项目中,前两项以及最后一项训练要求所有小组共同参与,教育研究方法训练则由不同的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组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分类训练的理由是,教育研究选题与设计、教育文献检索与综述以及研究报告(论文)撰写是每个学生都应该掌握的基础研究方法,必须训练到位。且这三项训练在学校就能实施,方便操作,因此有条件进行全面训练。而具体的教育研究方法的训练需要学习小组深入一线进行实证研究,所以由各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比较合理。 2.集体讨论,信息互享,点评深化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过程中,集体讨论是常态,它既有组内的讨论也有班级的讨论。小组成员从研究的选题开始就需要进行讨论与交流,最终确定本组的选题、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案等等,在讨论与碰撞中逐一完成各个研究训练项目。但是,在全面训练阶段(包括教育研究选题与设计、为教育文献检索与综述、研究报告(论文)撰写三项)我们强调每个小组应该将自己的成果进行班级内的集体讨论,在这样的集体讨论中可以发现各小组存在的问题,如某些小组在文献综述的撰写方面存在逻辑不清的问题,通过全班同学进行讨论,各小组成员对文献综述均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由于具体的研究方法训练采取的是不同小组分项训练,这样就存在不同小组只能熟悉、实践本组研究方法的问题。为此,我们专门留出一定的课时,进行信息互享。在课堂上,不同的小组对本组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并展示研究过程,其他同学结合课堂、课下的理论学习进行积极的讨论,最终熟悉并理解不同研究方法的操作步骤。在信息互享过程中教师应适时介入,根据小组间信息互享以及讨论中存在的问题释疑并点评,帮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而加强学生实践过程中理实结合的能力。 (三)强调发展性的教学评价 “教育研究科学方法”课程的改革淡化书面考试,淡化对研究方法知识点的死记硬背,强调过程评价,强调学生对知识的应用。我们认为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解决现实问题,这本身就是对学生学习效果最好的评价与奖励。因此,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我们更多注重的是学生的自我监督与调节。在一次次的集体讨论和信息共享中,不同小组之间也暗地里在进行比拼,比拼项目完成的质量,比拼自己对知识的理解水平以及讲解水平。因此,该课程的评价内容以及评价方式相较以往要丰富得多。 1.评价内容本次课程改革的评价内容更为注重学生对教育研究的科学意识以及能力的考察。主要涉及学生的选题与课题设计能力、文献检索与综述撰写能力、课题研究实践能力、资料整理分析能力以及论文写作能力等。在实践过程中是否自觉遵循科学精神,是否自觉应用科学、客观的方法进行反思与研究则是衡量学生研究水平的重要尺度。 2.评价方法由于教育科研意识与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育研究方法的各个环节也具有不同的学习特点,因此我们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也很难固于某一种方法。在选题阶段,我们要考察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以及研究方法知识的理解,看他们是否能够有意识地应用研究方法的选题技巧将自己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这样评价既注重结果,更注重过程;在文献检索与综述阶段,我们更倾向于关注学生的归纳、整理能力,以及学生对已有研究规律的分析能力,该阶段可以通过对学生文献综述撰写的质量进行考察看出学生是否掌握相关知识;在研究方法的应用阶段,评价的方法就更丰富,不仅要考察研究方案设计的可行性,还要考察研究工具制作的规范性与有效性,这个阶段既涉及对行为目标的评价,还要涉及生成目标的评价;最后,在论文撰写阶段主要考察学生资料整理、分析与论文写作的能力,尽管最终学生是以论文的形式呈交,但是该阶段同样要注重过程的评价。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评价注重学生的实践,注重发展性评价,这样的评价方式才能引导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素养,逐步达到本课程的培养目标。 三、课程教学改革的反思 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已经进行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我们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对课程内容、课程目标、教学基本理念以及课堂组织形式、教学评价方式进行改革。过程是艰难的,不仅教师要重新修订教学计划,重新适应教学方式,学生也要从过去“满堂灌”的听课状态中释放出来,不仅课堂上要听要实践,课后还要学要实践。但是,每一次集体讨论、信息共享我们都能看到学生明显的进步,在成果展示环节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成就感、荣誉感也令我们感动。这样的教学改革学生是受益者,教师同样也是受益者,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科研实践的过程中同样也提升了自己的研究水平。 目前,教学改革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课堂集体讨论的课时数较少,学生们进行信息共享的时间不够,导致有些问题的探讨只能浅尝辄止。另外,学生在带着研究工具进场研究时,由于研究方法老师无法随时跟进,导致学生的实地研究只能自己摸索,走了很多弯路。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今后的教学改革中逐一解决。 作者:闵钰杨恒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式转换的思考 一、现有评价机制制约了教育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 教育部在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评价意见中指出,需要进一步健全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这说明当前的评价机制已经严重制约了教育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重视研究数量,轻视研究质量,重视人情和门户之见等不良现象都是现有评价领域的弊病。一些教育管理部门规定研究成果只有发表在“来源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才有效。导致这些学术期刊看重的是纯理论,没有真正关注实践领域的问题,即便有的关注到这个领域也没有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措施。而且这些刊物的发行量都是有限的,对教育实践领域的影响力也很有限。 二、新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方式的转变途径分析 (一)制定教育科学研究战略规划,重视研究内容管理第一,在国际层面上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战略规划的制定,确定相应的战略目标。教育科学研究管理部门要站在宏观角度上对教育科学研究现状以及教育知识的质量等进行分析,进一步确立当前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强化对宏观政策方面的研究,使教育决策更加科学、合理。第二,扩展渠道,增加教育知识的存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教育界也引进了很多国外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但是跟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教育知识的存量仍旧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当前能够很好的指导我国教育发展实践的相关知识储备不足。所以,要加快教育知识创新和转化的力度。加大教育科学知识的存储量,进一步提高教育知识的质量,这是当前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就教育科学研究内容来说,理论研究要以实践为基础,学校的研究要以教师的发展为基础,教师的研究要以学生的发展为基础,这是确保研究价值实现的法宝。要重视教育结构的调整,不断创新教育体系,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推进我国教育公平性的实现,促进教育科学理论研究工作人员与实践工作人员的合作,切实推进教学改革实践方面的研究。 (二)建立研究人员培养机制,提高研究专业化水平就目前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也建立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专业职称评审机制,但是高的学习和职称未必就有很高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力。所以,要针对研究者的研究能力的不同,为他们创造环境,实施针对性的激励和培养机制。一方面要健全学术规范机制,另一方面也要严格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准入机制,还要优化研究人员的行为模式。对于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来说,要多些统筹方面的研究,减少系统思维,克服片面化的思维模式。在研究人员进入到实践领域的时候,理论思维与实践逻辑可能会产生矛盾,这就需要转化逻辑思维模式。除此之外,还要对教育科学研究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主要是研究方法上的培训,积极倡导他们注重实证研究,注重量化与质化的结合,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水平。 (三)完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促进成果转化在传统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一项重要的指标就是论文的发表数量。比如,在一个直辖市2012年度立项课题公报中显示,在201项获取了立项专题的课题中,其中一小部分课题跟实践相关,大部分都是“研究论文、研究专著”等作为其预期的成果。这就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在评判研究成果的时候避免以简单的出版物跟刊物不同来定论。与此同时,要不断加大评价制度建设,建立相应的综合评价机制。比如,进一步完善评价答辩制度、公示制度以及申诉制度等等,这样才能保证评价活动有序化进行。还要不断完善同行专家评价为主的评价机制,突出专家在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优化评价的过程和方式,重视评价的实际效果,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 (四)强化教育科学研究管理,增加经费投入第一,重新定位教育科学研究部门的职能,不断提高这个部门对于教学科学研究资源的整合能力。第二,要不断的扩展教育科学研究经费的来源。事实上,各级教育机构以及社会团体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自主力度不大,这些经费很难支撑以数据为主要基础的实证研究。所以,要不断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在政府教育支出中,要把教育科学研究经费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看待,对科研课题的资助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建立相应的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可以提高政府等部门的委托项目经费,这样一来,教育科学研究才有足够的资金保障。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鼓励社会公益机构和企业团体等力量对教育科学研究进行资助。甚至可以引进第三方评估机构,加大经费的审核力度,建立完善的项目管理制度,让教育科学研究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 三、结论 综上所述,要促进教育的理性发展,单纯的依靠扩张规模、加大资金投入等很难实现预期目标。这就需要我们重视教育科学研究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积极转变教育科学研究方式,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探索教育规律,从而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马晓丽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思考 一、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一)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内容主要是讲授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性、思想性、标准和规范性,如果完全放手,让学生小组单独去按照所学的方法完成一个课题研究会很困难。因此,在课程教学中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并不是完全抛弃教师的课堂讲授,课程内容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必须由教师来进行细致的讲授。同时,在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和引领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采用教师课堂讲授和小组学习相结合的模式,使教师理论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学生通过教师的课堂讲授能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多系统化的知识,同时通过展开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实践理论知识,实现“做中学”,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二)建立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教学实践中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时,必须建立一个学习目标来将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要模拟完成一项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完成这项课题成为学生课程学习的终极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学生必须解决研究过程中的很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就成为学生小组活动的研究任务。教师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将整个课程的学习内容贯穿为一条主线,使学生将课程学习的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学生学习方面来看,在整个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小组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模拟完成小组课题研究,在完成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就分解成了多个小任务,通过这些具体任务的实施,使学生形成一个研究团队进行探究学习,实践教育研究方法,体验课题研究过程。从教师教学方面来看,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坚持以“做中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原则来设计教学方案,努力与教育专业其他课程呼应与对接,为学生专业成长服务。教学中无论采用案例、讨论等教学方法都可以与学生小组模拟的研究课题结合起来进行讲解,以学生关心的、有兴趣的重点热点问题为切入点,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案例讲解更能引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三)合理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活动任务成立学生小组后,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来设计学习活动任务。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任务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最好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因此,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活动任务分为共同项目和自选项目,见表1。在小组学习活动任务中,学生享有较高的自主选择权,小组成员都围绕着“课题研究”来展开,共同探讨解决策略,研究出最佳方案。围绕着小组的共同课题目标将每个成员的贡献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使学生之间的合作性贯穿于整个课程学习的始终,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课堂上教师的讲授。 (四)建立小组合作学习档案袋评价体系教育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学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对学生的评价不能“一卷定终身”,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教学实践中将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核。期末笔试主要以课程内容中基本的、重要的原理、概念进行考核。平时成绩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档案袋评价考核,同时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重,提高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积极性。每个学生小组建立一个学习评价的档案袋,课程学习结束时根据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及平时小组活动表现进行形成性评价。收录到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可以是多种形式的,体现多样化。除了课程教学设计中必须完成的小组活动任务作品或表格外,还可以是每次小组活动或讨论结束之后小组进行的总结报告或研究阶段报告,也可以是成员成长的感想和小组活动的图片等,体现个性化,注重对学生小组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研究能力提升、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成长评价。 二、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学生分组及角色分配的问题。在小组合作学习法中,强调学生分组的异质性,强调混合编组,使具备不同的认知能力、学习风格、性格特征、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小组成员要通过合作学习和相互帮助,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在小组角色分配上,设立负责人,在小组中负责人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还有发言人、记录员、计时员等。但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分组问题上学生更喜欢自愿组合。因为有的学生小组是已经在其他实践、实验课程中组建的,成员之间合作默契。因此,为了控制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教学实践中小组建立以学生自愿组合为主,教师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配为辅,人数4~6人为宜。同时,不指定角色的无负责人小组的学习效果更好。无领导即意味着所有成员一律平等,一些平时没有机会发挥、但有能力的小组成员就有机会浮出水面,脱颖而出,这也是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的方法之一。 其次,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小组合作学习中的“搭车”现象指的是小组中一个成员承担了所有的任务,而另外一个成员无所事事的现象。在教学实践中,也有部分学生反映个别小组成员参与活动不积极,“搭车”现象会严重影响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效果,削弱学生的创新能力、凝聚力、积极性。因此,教师要对“搭车”的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同时采用多样的分组方法,小组角色分配轮换制,多样化的小组评价,丰富的活动内容等方面来避免“搭车”现象。 最后,提高教师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成为学习过程的参与者、指导者和协调者,随时关注并调控合作学习,精心设计选择合作任务,才能有效地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同时,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积极地研究思考,关于教育问题、教育现象的很多想法都被激发出来,急需与教师进行讨论交流。无论在课内还在课外,学生小组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这需要教师的积极的专业的引领与指导,这对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的专业指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密切注意学生学习的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进程,纠正一些错误,并对学生共同出现的一些问题组织讨论研究,并主动融入到学生中去,和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建立教学相长、合作互助的新型师生关系。 三、小结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性、方法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具有奠基作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应用在课程教学中,符合教学实践规律,有效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情感方面的发展,使学生把所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合作精神,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不断深化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马锦单位:文山学院教务处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摘 要] 与其它学科的科学研究相比,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呈现出诸多特点: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倾向性及研究主体的特定性。探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对于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有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科学研究 特点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对于提高全社会对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技能,推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革等均具有重要作用。与其它学科的科学研究相比,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呈现出诸多显著特点。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以期给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有关人员的科研活动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研究对象的广泛性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教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对象(在校大学生)、教育的主体(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教育的社会环境以及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言,它是一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学科,是一个完整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结合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研究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规律,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将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大学生心理和思维的特征、大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理论素养状况、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认知和所持的态度等。将教育的主体即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考察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师队伍的基本状况,如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与高校其他教师相比较所享受的基本待遇,考察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业务素质以及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认知及所持的基本态度,并提出加强这支队伍建设的具体措施、途径和方法。将社会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或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情况对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它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有什么样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于高校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哪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有利条件,同时又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施带来了哪些不利的影响。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途径、方式和方法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适应大学生心理特点及思想状况,根据时代要求,充分运用现代社会提供的科学技术手段,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研究内容的倾向性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在研究对象上,前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注重的是理论本身,后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研究对象,注重的是理论的教育;在研究任务上,前者以揭示理论的实质、探讨理论发展的规律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后者则以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作为主要任务;在学科属性上,前者属于基础研究,后者则兼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双重性质,其中应用研究的性质更加突出。因为理论教育的研究虽然也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并以此为前提,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但它更主要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才能更好地为教育对象所接受,从而转化为他们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思想价值观念。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师来说,首先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先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才能解决用什么样的理论观点进行教育和如何进行教育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搞好了,又能增强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进一步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繁荣。因此,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在研究实践中要平均用力,而是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后者,即应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研究。这是由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特殊性决定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具有一般意义的教育的共性,更具有鲜明的个性,即意识形态性。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具有教育的一般本质,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具有一般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主体、客体、目的、内容、方法、结果等,也反映教育的一般规律。与其它学科不同的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别的理论作为施教的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教育活动,因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有着与一般教育活动不同的特殊规律。因此,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更要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一般教育活动不同的特殊规律,研究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以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从而更好地实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目标和任务。 三、研究主体的特定性 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主体主要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教师。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除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之外,更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在目前形势下,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改革问题。对此,高校马克思主义课理论教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的难点、重点、热点问题,教师最有发言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内容,毫无疑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的编写,首先要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但教材内容还必须体现教学过程中的难点、重点和热点,这样才能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承认,教材内容的确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专家学者、教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三方通力协作。需要学术界立足中国国情,开阔视野,深入探索,产生出较为成熟和系统的理论成果,而不是浮光掠影、只言片语的评说。还需要由政府主管部门做出正确的决策和选择,在统一的教学大纲的规范下组织编写。而无论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还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都离不开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日常性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最了解学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学过程中的难点、重点,以及学生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最为熟悉,也有最深刻的体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有的教师本身就是专家)必须以广大教师的研究作为基础,广泛吸收教师的科研成果。教育部门的决策也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过程,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其决策的最为直接的依据,广大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而获得的科研成果,也是重要基础。 近些年来,高校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产生了排斥情绪,甚至逆反心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效果不理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种状况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只有展开研究,关注当代大学生的现实渴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更为有效的方式、方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主体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教师。 第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研究的主体力量。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就必须研究理论教学的方式、方法,改变传统的单纯说教教学方式。这就要求以教育教学研究为基础,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做到改革目标明确、改革思路清晰。在这一领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在于制定政策,进行倡导、鼓励和推动,并负责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的推广,而从事直接研究的主体力量必须是教师。因为,一方面理论课教师是第一线的教学任务承担者,对改革的必要性的体会最为深刻。同时,这种研究也是提高其自身教学质量,获得学生较高评价的主要途径。因而,教师从事教学方法、方式改革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内在动力。对于一名教师来说,其最大的价值莫过于受到教育对象的承认和爱戴。另一方面,理论课教师比其他人更具备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研究的基本条件。作为一名教师,他们较扎实地掌握了一般教育学的原理,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于学生在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下接受教育时的认知程度、态度和情绪,有最为直接的观察、掌握和体会。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中学实验员怎样做教育科学研究 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加快,作为理化生实验员也要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笔者对实验员角色的理解,实验员在理论上要不低于一线教师,在实验方面要高于一线教师,应该是学校理化生教学的领头羊,实验员对一线教师要起到智囊作用。实验员的工作基础有两个:一是教育技术装备标准,二是理化生学科教材。实验员的工作内容有两个:南京中学实验室管理网、实验室器材及卫生管理。 目前,中学的理化生实验室相对独立,各室都配备了自己的实验员,大都是本专业的教师,属于教师编制内人员。 在教育科研选题方面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如理化生学科教材在实验设计上的变化、教材的实验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技术装备标准与实际教学的需求等。例如,现行物理实验室装备标准与物理教材的差距,1.演示活动器材配置数量与实际教学需求的差距。演示温度计配备标准是1只,它本是玻璃制品易损坏,单价在30元左右,如果一所学校真的只配一只,教学中出现损坏怎么办?教师之间课时安排冲突怎么办?笔者主张对这类价值低又易损坏的器材配置标准是:任课教师人手一套外加一个备用品,或者按学校规模和教师人均带班数量综合考虑配置。2.分组实验活动器材配置数量与实际教学需求的差距,苏科版物理教材中实验设计以活动方式出现,教材编写组的教师说,是分组还是演示由教师根据学校教学条件而定,但教师是根据教参的教学要求特别是根据中考考试要求来安排,个别实验活动需要安排分组,但装备标准不支持。3.器材配置标准数量要适当考虑损耗因素。物理实验员大都知道,有些器材一学年使用一次,有些器材一学年需要使用多次。例如,铅块一学年使用一次,导线、单刀开关、小灯座和灯泡等,在14个电学实验几乎都要用到,从怎样让一个灯泡亮起来的实验到串联、并联、电流表和电压表的使用,最后测小灯泡的功率的实验。像导线、刀开关、小灯座这样的器材使用次数多,当然损耗也会多。器材配置标准数量要适当考虑损耗因素。 实验员的工作内容有两个:南京中学实验室管理网、实验室器材及卫生管理。在教育科研选题方面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南京中学实验室管理网的栏目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实验材料加工技术的改进,实验创新设计及制作。例如,苏科版物理教材的实验设计与人教版相比更新颖一些也更贴近生活,但部分实验所选择的器材似乎也有一些理想化,或者说进入实际操作层面效果并不理想。苏科版教材九年级下册中有一段文字:将手机放在金属容器(如饼干筒、茶叶盒)中,打电话呼叫金属容器中的手机。这时,手机接收信号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答案是:不能接收到信号。饼干筒、茶叶盒的大小教材中没有提示,而盒的大小对能否接收到信号是有影响的。有教师反映该实验中电磁屏蔽效果不好。我国手机常用的频段主要有CDMA手机占用的CDMA1X,800MHz频段;GSM手机占用的900/1800/1900MHz频段。由波长公式计算可得知,波长是38cm,33cm,17cm,16cm。经过实验验证,当金属容器的大小三维尺寸小于16cm电磁屏蔽效果好。再如,初三杠杆平衡条件实验中,新式杠杆悬挂钩码的是环状塑料片,从形状设计上看不错,但在使用过程中杠杆稍有倾斜就会打滑,这是设计人员所没有考虑到的。新式杠杆附带有在铁架台上固定的装置,但圆孔太小与新式的铁架台铁杆不配套。制作杠杆的木质太软,穿轴孔内置的铜套容易滑脱。对于老式杠杆的固定轴存在的问题是杠杆容易滑出不如改用大号铁钉,铁钉的大头有效阻止杠杆滑出。老式杠杆的卡簧弹性好、易固定但丢失后补充有困难。有教师改用棉线绳套替代效果也不错。再如苏科版初中物理教材八年级上册P58图3至图9色光的混合,有三组色光混合。红与绿、红与蓝、绿与蓝。学校也有色光混合仪,在实验中总感觉效果不理想,于是笔者就进行反思,这是什么原因?查到一本书名叫《彩色照基础》(刘涤民著,中国摄影出版社1986年版)。笔者对书本中的彩色插图特别感兴趣,比如它的白光光谱分为红、橙、黄、绿、蓝青、紫6个色块,其中红最宽,绿次之,蓝青与紫相当,橙与黄最窄。最大的问题是书中的蓝色与物理教材上的蓝色根本不一样!它是青紫合并的蓝色,笔者相信摄影专家对色彩的判断。物理教材上的蓝色事实上应为青色,物理实验室提供的蓝色玻璃片及蓝色玻璃纸都存在问题,为了验证这一猜想,笔者找来紫色的玻璃材料。经过实验验证专家的观点是对的。 总而言之,中学实验员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实验员也要在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新一论教育改革重点强调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及科学素养的培养。实践证明,积极组织开展科技教育活动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及科学素养的有效途径,而科技教育活动方案的撰写是组织开展科技教育活动的必经环节,也是必要条件,为学生提供明确的操作程序。那么如何撰写科技教育活动方案呢?笔者结合实践,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和做法,与广大同仁交流。 一、方案的形式 科技教育活动方案可用文字、图示、表格等形式呈现,具体应随课题而定,但一般用表格来呈现比较好。 二、方案的内容 通常应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课题名称:名称应尽可能简明、具体地反映出活动的内容、活动的类型、活动的对象、活动的范围、活动的任务等。 活动的形式:通常有组织兴趣小组,举办培训班等小组活动;科普讲座、板报宣传、科学报告会、演讲会、科技夏令营、参观访问和科技周等群众性活动以及学科竞赛、科技专项技能竞赛、小发明、小制作、生物百项等竞赛性活动。 活动的背景:应具体阐述组织开展该项活动的原因。如:“伴性遗传内容的科技教育活动方案”背景中这样写道:“我国正处于课程改革的时期,自2004年9月在山东等4省市率先实施新课程改革,现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推广实施,并要求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而新课程重点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种调查式的科技教育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自主探究的精神。” 活动的目的意义:是指活动的教育性,要尽可能简洁、明了地反映出活动要解决什么问题,使学生明白什么样的道理,在思想品德、生活能力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方面有什么帮助等。如:“伴性遗传内容的科技教育活动方案”目的意义中这样写道:“通过调查研究,使学生初步学会调查和统计人类遗传病的基本方法,使学生了解某些人类遗传病的发病情况;通过分析调查结果,使学生加深对遗传病的理解,加深对遗传病危害的认识;在调查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接触社会,并从社会中直接获取资料的能力;在调查结果的交流和讨论中,提高学生的信息交流、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成员及分工:主要反映参与活动的成员有哪些,每个成员在整个活动中所担负的角色和完成的任务。如:组织协调、查阅资料、材料准备、填写活动记录单、撰写活动总结(报告)等。 活动实施计划:该项内容是整个方案的优秀内容,主要包括活动的具体内容、步骤、方法、时间安排等。实施计划告诉参与者开展活动的程序,要注意科学性、过程性,并且要详细具体地列出每个阶段(步骤)的时间安排、地点、任务要求、分工情况。写得越具体,越易操作,活动越易成功。 评价标准:该项内容是活动方案内容中必须具有的,它是整个科技教育活动的导向,不同类型(或课题)的活动应制定出相应的评价标准,但都要遵循评价标准与活动的目的意义相对应的原则。主要应从情感态度、能力目标、知识目标等方面来制定。 活动的可行性论证:是指开展活动所需的条件,包括场所、材料、仪器、经费、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以及存在的困难,解决困难的对策等。 活动成果的呈现:一般是论文、调查(实验)报告或总结等形式,以文字、图表、多媒体等方式表达。 调查类科技创新教育活动方案撰写举例见表1: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必要性 [摘要]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需要,是培养研究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需要,是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术性、科学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需要。 [关键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必要性 一、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学科基础和依托。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深入发展,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在2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这一学科建设时间短,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与我们时代对该学科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学科基础较为薄弱。这成为制约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入有效开展的一个瓶颈。中共中央、教育部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依托的学科是我国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并建议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工作和任务,任重而道远,它涉及和涵盖了培养目标的确定、研究方向的设置、课程体系的设计、教学大纲的制定、培养模式的选择和完善、师资队伍的建设、教材建设、图书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数据库的建立、国内外学术交流等多层次、多方向的建设任务,而在这些建设任务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研究放在该学科建设的首位。 首先,这是由该学科特殊性质决定的。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侧重点是在德育方面,主要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其中最根本的是使受教育者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等,使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成为受教育者的最重要的素质和灵魂。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通过简单的说教,而是要通过多层次、多方向、多环节的培养工作,要以丰富而深刻的科学知识作为教材,并尽可能适应受教育者的特点,采用其乐于接受的有效形式。这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研究受教育者的特点和需求,研究教育教学的手段、方法、形式等等。 其次,这是由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决定的。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会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在这方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也不会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和“丑化”的战略图谋,各种敌对势力也总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这一战略图谋,他们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在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斗争形势,根据该学科的特殊性质和培养任务,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培养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使我们在当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固有本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才能保证学科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科建设的科学性。 二、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转变社会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角色观念,培养研究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需要 一般而言,关于高校教师的角色定位,是明确而清晰的,即认为高校教师不仅是教学教育承担者,也是某一学科专业的研究者、学者,高校教师确实是我国科研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我国的科技发展,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社会公认的事实和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但一旦具体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的角色定位,人们就往往发生偏差。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整个社会已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观念,即认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员,是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宣传员,理论课教师,主要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注释工作,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则是党中央以及少数专家、学者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也以宣传员的角色给自己定位,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科研意识薄弱、科研水平普遍不高的状况,而这一状况又进一步强化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角色观念,这一观念的明显例证就是高校毕业生(含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往往不愿进入高校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任务的教学单位,认为这对于自己专业的发展没有好处。他们认为,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工作,不利于其专业的发展。转变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角色观念,是直接关系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树立牢固的科研意识,增强从事科研的主动性、积极性、自觉性,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重大问题,关系到研究型师资队伍的建设。 转变观念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就是要求广大理论课教师,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研究过程是教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思想的过程,是使教师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完善并趋于合理的过程,是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方式和方法的过程,只有通过科学研究的实践砺炼,教师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专家、学者。 三、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术性、科学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和学术性高度统一的理论。首先,它有着极强的学术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具有极强的逻辑性的学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创始人之所以能够创立这一理论,来源于他们对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的刻苦的钻研和深刻的理解,来源于他们对他们所处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考察,来源于他们对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的全面了解、来源于他们对当时西方各国的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他们创立这一理论,耗去了他们毕生的精力。这正是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形成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必须具备的特征。同时,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又具有极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该理论的目的看,它是为世界无产阶级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开展的革命斗争服务的;从其社会效果和作用看,它创立以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从其社会地位看,它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一个有阶级立场、有国家界线的科学体系。与之相比,自然科学则无阶级立场,无国家界线,一般社会科学虽然也具有阶级性,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其阶级性远不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和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和学术性是统一的。学术性是基础和前提,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是结果,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具有极强的逻辑性的学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才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和学术性高度统一的特性,要求我们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立场、方法的灌输。这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其教育有着一般科学教育的共性,必须体现它的学术性,否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会变成空洞的说教,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会被大学生看作僵化的教条而予以排拒,从而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术性,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只有开展研究,才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会贯通的透彻理解,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更为有效的途径、方式、方法,从而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繁荣教育科学研究 促进教育改革发展 图们市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在省、州教育科研部门和市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实施素质教育的中心任务,繁荣教育科学研究,坚持为教育决策科学化服务,坚持为提高各类学校教育质量服务,坚持为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服务,充分发挥了教育科研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职能作用,有效促进了全市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图们市教育科研所先后被评为2004~2007年度吉林省教育科研联检先进单位、吉林省基础教育校本科研先进集体、吉林省教育科研先进单位。 一、加强网络建设,发挥机构职能作用 1 提高素质,确立地位。教育科研所作为全市科研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中心,其科研工作者自身素质成为决定全市科研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多年来,科研所把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习能力,作为科研所自身发展的第一需要,始终围绕课程改革与素质教育这个主题,先学、多学、深学相关的教育理论,努力建设学习型组织。一方面每年订阅《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学刊》、《上海教育科研》、《教育科学研究》等10多种教育报刊杂志,购进最新相关新课程以及教育科研相关书籍供研究人员学习,科研所藏书达1470多册。另一方面,安排科研所研究人员参加省州相关部门开展的培训及研讨活动,及时掌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最新信息。我们注重树立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努力做到“五个坚持”:坚持结合课题研究学习,熟悉全市立项课题的相关理论,加强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坚持结合课程改革学习,深刻领会“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新理念,推动我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坚持结合教育热点问题学习,充分运用相似论的联系律、运动律和创造律,正确认识课程改革与课题研究的关系;坚持结合科研动态信息学习,学习领会“十七大报告有关教育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精神,明确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工作思路;坚持结合教育同行交流学习,借鉴省内外先进经验并注重我市教育特色,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2. 完善制度,规范管理。科研兴教(校)作为一项教育整体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制度来作保障。几年来,我们通过科学的制度与规章加以引导和规范学校教育科研行为,保障了全市教育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2009年12月,在全市教育科研工作会议上,原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工作的若干意见》基础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科研的地位作用、教育科研的组织建设与职责任务、课题研究与校本科研、教育科研的督导与表彰以及教育科研的投入等基本问题,并表彰了“十一五”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我们还先后制定下发了:(1)《关于学校教科室工作职责的规定》,明确了对教科室“科研工作、学术活动、课题研究、科普培训”等方面的相关要求;(2)《关于教育专业委员会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了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性质、组织原则、活动程序、学术年会”等相关内容,实现专业委员会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3)《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办法》,提出了“课题的申报与立项、课题的研究与实施、课题的结题与鉴定、成果评奖与推广、课题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等具体要求;(4)《学校教育科研工作评价方案》,提出了“评价原则、评价范围和内容,评价实施方法与步骤、评价指标体系”等要求,使教育科研工作有章可循,规范运作。 3. 培训骨干,带动基层。培养一批素质高、业务精的科研骨干,是推动我市教育科研工作的坚实基础。为此,我们把提高领导干部、骨干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摆到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几年来,我们每年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培训班。如,“全市学校科研主任工作会议”、“全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班”、“全市中小学领导干部学习班”、“学科教研员学习会”等,举办了“学校教育科研室职能”、“发挥听课评课作用、推动课程改革深入发展”、“中小学教育科研”、“教研员如何进行课题研究”等内容的培训,特别是我们根据课题研究的进展,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讲座,如课题立项阶段举办“如何选题”、“如何编制课题研究方案”、“如何开题”、“教育科研工作步骤”;课题研究阶段举办“科研课题研究与管理操作要点”、“科研五大类资料建设”;课题研究进入结题阶段举办“研究报告的撰写”、“结题材料整理归档”等专题讲座,并理论学习与参观交流相结合,增强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学习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向科研要质量,靠科研上水平”的意识,提高了学校领导、科研主任和科研骨干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二、抓好教育科普,提高群众科研素质 1. 从教改需求出发,办好专题讲座。我们从全市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发挥市教育科研所的信息优势,深入基层学校(园),紧密结合学校科研课题研究,努力办好专题讲座,达到以学促研的目的。五年来,我们组织的专题讲座有:(1)在家庭教育方面,举办了“影响家庭教育的因素分析”、“中国家庭教育的三大误区”专题讲座;(2)在学校德育方面,举办了“加强和改进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思路”的专题讲座;(3)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举办了“打造高效课堂,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等相关专题讲座;(4)在课程改革方面,举办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新课程学生评价的操作”等专题讲座;(5)在教师研修方面,举办了“校本教研的主要实践因素”、“如何写好教育案例”专题讲座;(6)在民族教育方面,举办了“小班化教育的基本思路”专题讲座;(7)在职业教育方面,举办了“加强和改进中职德育工作的基本思路”专题讲座等。 此外,5年来我们有计划的聘请专家来图们讲学,先后聘请上海方略集团的冯恩洪、吉林大学教授陈秉公等教授讲学,还聘请州内学者延边州教育学院刘臣院长、李天民主任、延边州科研所刘志军、俞永虎研究员分别以《关于课程改革》、《小班化―朝鲜族学校发展必由之路》、《关于学困生转化工作》、《中小学校本科研》、《实施有效教学方略》等为题举办了专题讲座,进一步提高了专业引领的档次和质量。 2. 从学校需要出发,做好互助对话。提高广大领导干部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是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以“互动对话”形式进行科普工作,积极营造教育科研的文化氛围,是我们实施“专业引领”的新探索。我们先后在10多所学校组织了“学校特色建设”、“幼儿双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实践活动”、“学校管理工作”、“构建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校本研修与校本科研”等座谈讨论会,共同探索“理念、决策、管理”三大共性问题。 3. 从教学实际出发,做好专业引领。每年利用寒暑假,针对学科实际,各学科专业委员会组织教师培训,进行专业知识和学科教学理论讲座。先后组织了《课堂教学结构设计》、《在学科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开展学科探究式学习应注意的问题》、《新课程背景下有效教学策略》、《新教案的编写》、《自主参与合作学习教学模式》、《阅读教学中学生主体作用》等理论培训,培训面达到学科教师的95%以上。在学科教学观摩研讨活动中,结合“教学课例”,加强先进教学理论的辅导和学科教学改革最新动态信息讲解,同时结合听课、评课,用新课程理念和理论指导教师的教学实践。 三、强化过程管理,提高课题研究质量 1. 选准研究课题,确定研究方向。选好我市重点研究课题是落实“科研兴教(校)”战略的重要策略。“十一五”期间,我市确立了省学会规划课题“新课程条件下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为深化研究各学科又分立了28个子课题,并做好了四方面工作:(1)充分发挥教研员作用,做好专业教学的引领。组织全市中小学学科教师,利用假期集中进行学科课堂教学模式的理论辅导;(2)加强课例研究,做好校本研训的指导。各学科以“课例”为载体,贴近教学、贴近教师,组织“同课异构”、“小课题研究”等研讨活动,促进了学校校本教研活动的深入开展;(3)建立了课题研究情况调研制度,加强课题组与基层学校课题研究教师的联系,做好面对面的指导。课题组成员深入基层学校进行调研,通过听课、座谈讨论,及时解决课题研究中出现的实际问题;(4)组织开展观摩课研讨活动,展示、推广研究成果。各学科每年都组织课题研讨课观摩、送课下乡、现场听评课、课题研究经验交流等活动。“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模式”课题顺利解题,多篇在各级刊物上。 我市“十一五”规划课题立项46项,其中部级子课题3项、省级课题6项、州级课题16项,主要内容有“幼儿教育”、“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信息化”“朝鲜族教育”等研究课题,明确了全市教育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全市小学9所、初中8所、普通高中2所、职业高中1所、国办幼儿园5所共计25所学校(园),课题立项的学校(园)有23所,课题立项覆盖率达92%。 2. 加大过程管理,深化课题研究。过程管理是科研管理的中心环节,需要深入基层学校,做好检查指导工作,及时总结成功经验。 首先,要强化课题研究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它为课题研究提供论证和评价依据,并为课题实施提供全面、系统的工作程序。我们要求课题负责人必须写好“课题的提出与构想”、“科学依据与论证”、“课题目标”、“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实施步骤与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案,在编制过程中提高学校领导干部和骨干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进一步增强“科研兴教(校)”、“科研强师”的意识。在每个“五年规划”期间都编印《图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实施方案汇编》,并发到全市各校、园,以便教育工作者互相借鉴,共同提高。 其次,加强课题研究过程的检查管理。对课题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估,是课题管理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根据《图们市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办法》、《图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每年分期分批组织了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的阶段性检查和指导。审查学校课题阶段性研究报告;检查课题研究过程性、成果性等方面研究资料;听取课题研究进展情况汇报;召开座谈反馈会,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共同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步的改进意见,以过程管理来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十一五”期间,图们市科研课题数量以及质量都有新的突破,吉林省延边州科研课题结题率达到100%。 四、活跃学术研讨,积极推广研究成果 1. 组织召开各种现场研讨会。我们先后举办了各种教育教学方面的市级研讨会,推广了相关学校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全面介绍了全市各类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优秀成果。 2. 按照规定开好学术年会。学术年会是推动群众性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途径。我们不断探索年会的有效性,积极改革学科专业委员会年会形式,坚持年会与研讨相结合,丰富年会内容与形式,突出年会主题化,即坚持紧紧围绕主题,组织课堂观摩、评课研讨,围绕主题,交流论文、做工作报告,构建充分展示学科教学改革成果的有效年会新模式。 3. 开展课题实践课教学观摩研讨活动。我们先后开展了小学数学、朝鲜语文学科“自主――合作探究”课堂“同课异构”研讨、小学语文学科“自主探究教学模式”研讨、音乐学科“参与―体验”教学模式观摩研讨、小班化教学观摩研讨、物理课堂“做中学”课题研讨、化学探究性教学研讨、汉语学科课堂教学模式研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教学模式”教学评比、《教学案例》设计竞赛等活动,有效地推动了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4. 参加省州教育优秀成果评选活动。2006~2008年,我们组织全市广大教师参加省级教育科研成果评选活动,共有321篇参评,其中获一等奖132篇、二等奖151篇、三等奖30篇、优秀奖8篇;参加省思想品德教育经验“一得谈”征文活动的教师有65名,其中12名荣获“吉林省德育教育好教师”称号。2009年,“吉林省教育学会第八届科研成果评奖活动”、“吉林省教育科学第六届科研成果评选活动”,共征集191篇论文。2010年度吉林省基础教育校本科研优秀成果评选活动,共征集96篇论文,全国第十六届教育情报优秀成果评选活动,共征集190篇论文。2006年以来,全市广大会员有118篇论文刊登在国家、省级刊物上。 “十一五”期间,市朝鲜族幼儿园“双语教育―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朝鲜族幼儿园双语教育研究报告)”刊登在《中国民族教育》杂志上,市二高中“实施因材施教与面向全体关系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延边教育学院学报》上、市职教中心“职业学校德育教育实践研究”成果在《中国教育报》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吉林省教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积极组织参加省学会组织的课题研究成果征集活动,我市五中《重建新课程标准实施中的常规教学管理系统与制度研究》、凉水中心小学《实践体验,尽我孝道,德育切入新路径》、三小《小学生学习困难类型成因及对策研究》、一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发研究》、二高中《新课程理念下高中数学合作学习实效性的研究》、二高中《高中文科综合科创新教育的研究、五中《新课程实施与师生教学活动方式转变研究》、实验小学《构建“主体参与”创新教育模式整体研究》、实验小学《优化校本教研策略的研究》、朝鲜族幼儿园《研究双语教育模式,推动民族幼儿教育》、职业教育中心《职业学校德育创新问题研究》、科研所《创新性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验》等12项(全州共计18项)课题研究报告编入《吉林省基层教育学会课题研究结题报告选》(献给吉林省教育学会30华诞一书中)。 五、发挥自身优势,参与教育行政决策 教育科研所以丰富的教育理论信息为优势,发挥“参谋”、“助手”、“纽带”的作用,参与决策、服务决策。我们受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先后完成了《图们市“十一五”中小学布局调整及校舍建设发展规划》、《图们市教育事业“十一五”计划与2020年发展规划》、《关于加强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图们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行政决策文件的起草任务。今年是“十一五”最后一年,又是“十二五”规划之年,我们积极承担并完成了《图们市‘十二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起草工作,完成了《图们市基础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调研与对策研究》等涉及图们教育未来五年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工作,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多年来,在上级相关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具体指导下,我市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与我市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学校科研工作思路不够清晰,定位不够准确,科研和教研未能做到有机结合,影响了教科研整体效益的发挥。二是部分学校领导对科研工作重视不够,指导能力不强,限制了研究活动的有效开展。三是课题数量虽逐年增加,但研究不够深入,质量高、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不多。四是科研队伍整体水平有待于提高。“十二五”期间,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纲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教育科研的先导性、基础性和“第一生产力”的功能,坚持面向实际,突出重点,有所创新的原则,发挥其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服务、为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服务的作用,在促进图们市教育的内涵发展、均衡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浅谈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摘要:应用文献资料法分析教育科研的重要性,研究得出:开展教育科研是教育形势发展之所需,学校可持续发展之所需,教师行业发展之所需。所谓教育科研,是指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教育教学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以科学方法为依托,以探素质教育规律、指导教育时间为目的的一种创性的认识活动。 关键词:教育科研;学校;教师;重要性 要科学全面地理解教育科研的深刻内涵,须理解“科学理论”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现代教育理论;“教育问题”是指教育领域客观存在的需要探明和解决的种种矛盾和疑难;“科学方法”指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教育科研目的”是探索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教育科研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活动”,教育科研不是简单重复的劳动,而是一种脑力劳动,需要发挥教师创造性的思维,教育科研的对象是针对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目的是着眼于改进教育教学工作,途径是教师经常性的反思和总结,过程是实施有效的分享与合作。 1.开展教育科研之必要 古希腊伟大的力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学校发展、教师产业成长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支点就是教育科研。“有识者重视教育科研,有志者开展教育科研,有为者得益于教育科研”。[1] 1.1教育形势发展之所需 首先,世界教育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今国际呈现出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人生学习化的鲜明特征。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已来临。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其次,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的中国教育还面临着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两基”的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优质发展、教育和谐发展、减负增效、德育有效性、课程改革、素质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从“上学难”到“上好学”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教学形式、学习方式、阅读方式、师生关系、评价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基本上形成了“处处是学习之地,人人是学习之人,时时是学习之时”[2]的格局。第三,学校和课堂发生了深刻变化。第四,教育的对象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是独生子女时代,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单亲家庭子女都比以往任何时候多。由上可知:教育的外延大大扩展了,其内涵更加丰富了,目的更加明确了,功能更加增强了。而教育观最大的变化是“办学以教师为本,育人以学生为本”思想的确立。教书育人的教师,只有不断地加强学习和研究,了解世界和中国教育发展变化和形式,才能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也才能做好教育教学的工作。 1.2 学校可持续发展之所需 学校发展有三件法宝:一是抓风气,二是抓规矩,三是抓科研。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具有先导性、基础性的作用。“学校只有教育科研为先导,才能是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顺应改革的潮流,才能办出特色和水平,也才能可持续发展”。[3]一个课题可以成就一所学校,教育科研能给学校带来教育的春天。一所学校如果不搞教育科研,那是上不了档次的,也是办不出特色的。有人说,不搞教育科研的学校是不完善的学校,不重视教育科研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 1.3 教师专业发展之所需 教师发展研究,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在的行动。教师就在教育研究的现场,教师就是最佳的研究者。教育科研是提高教师生命质量的一种手段,应该成为教师的内在需求。没有科研传统的教师,工作常常是机械和重复的。作家梁遇春曾写文章嘲弄说,很多教师就像是知识的贩卖店,一本讲义用十几年,就那么点知识贩卖了一遍又一遍。不做科研,不研究学生,每天疲于奔命,没有创新的教师确实只是知识贩卖店里面无表情、枯燥乏味的伙计。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工作繁重、重复、机械。毫无乐趣可言,这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是生命的异化。我们教师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怎么摆脱这种困境,对于教师来说,教育科研是一剂良药,科研可以使我们不断创新,使我们乐在其中,使我们提高生命的质量。 考察任何一位优秀教师、名师以及教育家,我们都会看到,科研在教育实践、教育生涯中有着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科研丰富了他们的内涵,是科研改善了他们的行走方式,是研究优化了他们的生命状态,是研究是他们不断走上了事业的高峰。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该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研究工作对教师来说,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和高不可攀的东西”,“教师的劳动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劳动,它是根本接近于科学研究的”。教育家鲍林也说:“如果一个人在进行教育的同时也进行研究,那么他的教学效果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我国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说:“人一旦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本职工作,那么无论他的工作多么平凡,都会有无穷无尽的研究价值,同时也就有无穷无尽的乐趣”。“不是生活中缺少科研内容,常常是我们自己缺乏发现科研内容的能力”。研究是生命的支柱,我现在取得的一点成绩都是我研究探索的结果。我研究教书,创立了语文课堂教学‘六步教学法’,交给学生若干种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我研究育人,构建了丰富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培养了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我研究管理,创立了科学民主的学校管理、班级管理的经验;我研究人生,构建了一整套享受人生快乐的学说”。钱伟长校长也叮嘱教师:“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教师是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就是一个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所以,有教师说,不进行教育科研的教师,不可能真正尝到当教师的乐趣,并成为真正出色的教师。教师有三项职责:教书、育人、科研。其中,教书是中心,育人是目标,科研是基础。教师要深入研究教育教学中的经验和问题,扬长避短、改进工作,实现向科研型教师的转变。 2.教育科研的力量——结束语 教育科研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教师专业成长最便捷的一条途径。教育科研的力量是巨大的!一所学校要发展,首先得确立发展思路,依法治校、人才强校、质量立校、民主理校、科研兴校、特色名校、效果活校、品牌亮校、文化润校。法律法规是学校发展的基本底线,师资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资源,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永恒主题,民主是学校管理的一大法宝,科研是学校发展的源头活水,特色是学校发展的代名词,改革是学校发展的强调动力,品牌是学校发展的形象代言,文化是学校发展的优秀灵魂。学校要想办好,办出品牌特色,必须重视教育科研。教育改革,科研先行;学校发展,科研引领;教师成长,科研伴随;学生成才,科研指导。教育与科研紧密相连。教学与研究是教师职业生命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反思与研究是教师的一种专业的生活发式和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有了教师的成长发展,才会有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科研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教育科研是教师的成才之路,让学校教育科研亲近每个教师。(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师如何进行教育科学研究 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目前很流行的词:教师科研。何为教师科研?从字面上理解是教师从事教育科学实验。但他的意义不仅限于此,而在于强调教师科研的必要性和特殊性。教师的工作是充满智慧的工作,每一位教师都是教育的实践者,所以进行研究不是几个能手、个别骨干的事,而是每一位教育者必须面对的事。面对问题,能帮助我们的只有去作研究。那么,教师研究到底是什么,如何做? 一、教师进行教育研究的目的 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拓展教育科学知识和解决教育中的问题为目的的,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什么是教育创新?教育创新不是把以前的东西推翻掉,自己再搞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而是在日常工作学习中遇到问题时,做出的点点滴滴的尝试。教师如此,学生亦如此。所以,对于广大教师来说,从事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二、教师进行教育研究的方式 1、教师需要什么样的研究 提起研究,很多人立即想到课题立项啊、论文写作啊、方法追求啊等等,就头疼得要命。把教学研究看得过于神秘、高大,使得大多数老师望而生畏。其实,教师的研究不同于专门研究人员的研究,我们每天都在搞研究只是无意罢了。没把日常工作中对教学问题的点点滴滴的尝试与研究挂上钩,只是一味的用他人的理论来代替自己的理论,用他人的实践来代替自己的实践,教育研究变得有问题没实践,有论文没成果,忽视了学校教学研究的实质。 教师研究与专门研究者的研究是有区别的:用贵州教育家汪广仁教授的话来说,我们一线教师的研究目的是解决前沿实际问题,研究的课题就是教育教学中困扰我们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就是学生、自己和课堂,研究的过程是整个教学过程,研究的成果就是学生的发展、质量的提高,把整个过程用文字表述出来就是成果(论文)。即:教师即专家,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究,效果即成果。 有的教师说,自己教育教学工作忙,没时间搞研究,将教育研究看作软任务。实际上,教师对教育规律的每一点认识,教育实践水平的每一次提高,往往先来自教育研究,所有优秀的教育教学过程总是和教育研究交织在一起。只要我们心中有问题,有探索教育的热情,并在教学中尝试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就和教学是一致的,只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教育学生,而不会增加额外负担。这就像会自行车的人只会感到骑车方便,而不会觉得车子是负担一样。 2、教师研究的主要方式是校本行动研究 校本行动研究从基本理念来看,与校本培训、校本课程、校本管理等完全一致,都充分体现了“基于学校、通过学校、为了学校”的主要思想。它的基本特征为:它使学校生活中每日每时发生的平凡事件,教师和学生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常态中的教学行为、教学现象和教学细节成为研究的主体内容。“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就是行动研究的过程。 三、教学行动研究的过程 行动研究的价值追求主要是解决实践问题,并使教师在研究中获得发展,至于是否能为教育理论的创新添砖加瓦则在其次。因此,教师搞研究要从身边的问题入手。 1、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 研究的开始先要找问题。选择一个我们在教育学生当中感到非常困惑的问题,如低年级如何开展合作学习、如何提高学困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指导学生探究性学习、在大班额情况下如何照顾学生的差异、怎样提高小组讨论的有效性等等,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教师去探索、去研究。 对问题的选择要小、实、活。当然,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大有小,教师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恰当选择,在选题上总的要求是宜小不宜大,宜实不宜虚,宜活不宜死。就是说应尽量选择小课题,以小见大,做深做透,而不要大题小做,浮光掠影。要选择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不选择抽象空泛的问题。要随着改革的发展灵活选题。也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对原课题的内涵做适当调整,而不要固步自封、一成不变。 2、分析和表达问题 问题分析越清晰,表述越具体,越有操作性。选中问题就是选中了课题,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比较笼统、模糊的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抓住最关键的因素,对症下药。如对语文学习兴趣,可分析为作文兴趣、写字兴趣、作业兴趣等等,作文兴趣又可分为观察兴趣、修改兴趣、课外阅读兴趣等。这样一路盘剥下来,病根就被我们找到了。然后抓住一点,确定要研究的对象(学生、自己、课堂),进行研究。 3、拟订解决问题的可能策略 针对具体化的问题,基于对原因的分析,进行思考:有哪些可能的办法能解决它?在已有经验中寻求,也可以学习相关理论,逐一列出可能解决的办法,选出最佳方案,确定实施计划。 4、实践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 教师的研究方式是行动研究,即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这种实践可以是对个案(一个问题、一个学生、一堂课)的研究,也可以是整体的研究,时间可长可短,直到问题解决。 针对教师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当前课改工作的需要,我们特别倡导进行个案研究。此种研究可以对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围小,时间也相对短一些,操作性强。在新的课改中,由于教学理念的转化,课堂教学要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许多教师对此感到困惑。以一节课作为一个研究的个案,组织教师进行深入研究,对教师如何改革课堂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个案研究对于教师来说看得见摸得着,贴近教师的实际工作,也有助于教师通过个案将教育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个案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教师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 另外,在行动研究中要注意观察、收集资料。作教育的有心人,时刻保持一颗对问题敏感的心。对问题经常思考。我们眼里有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对上课的例子、感受立刻记下来,“勤”会让我们受益无穷。不要等到写总结的时候,那些在研究过程中曾经使我们感动的事例、真切的感受都成了昨日的记忆,早没了鲜活的味道了。 四、研究结果的表述 在解决问题之后,教师需要将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整个过程叙述出来。如何表达研究结果?它决不是论文写作这一种形式。像调查报告、教学案例、教学反思、教学总结(对教学所得所失的回顾)、教后记(教后一得,教后疑问)、教学日记、教学随笔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特点自由选用。表达结果要从最细微处着手,细心思考。把自己的课堂智慧、案例、教学感想切实的表达出来,这就是自己研究的足迹、成长的梯子。 有些教师写作论文时,往往喜欢宏大、神秘,层层包含,一味追求对“大道理”的谈论,使研究结果的表述变得空泛,缺乏生命力。校本研究的方式决定了结果的表述方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写作,所以“教育叙事”成为行动研究结果表述采用最多的方式。教育叙事,即叙述教育教学中的真实情境、过程。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以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教师叙述教育故事不是为了炫耀某种研究成果,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自我叙述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并在反思中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重建自己的教学思维。一部好的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是教师自身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其他教师借以反思自身的基础和对照学习的镜子。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工作能给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致变成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么就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道路上来。”教师不能仅仅用知识,更要用自己的思想、智慧、情感、精神去工作。教师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研究,因为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才能不断解决,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型教师。 (作者简介:范运灵,广西师范大学数学教育专业本科毕业,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桂林市优秀教师,广西高考数学命题研究专家。主要论著有《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解答高考数学题》,研究方向为中学数学研究性学习及数学思想方法。在《数学通讯》、《考试》和《中学生数理化》(高考版)等杂志上发表文章283篇,其中26篇分别获国家、省、市级奖。自2006年以来连续6年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个人。邮编:541606;地址: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文市高中;电话:18978376782,15878383289;信箱)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中国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 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关于聘用“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名誉院长”等的通知 中国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港府注册32221109-002)、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组织机构代码566790750)是国际性质的专业权威机构,均各拥有一支国内外教育界专家组成的强大的科研队伍,长期以来致力于教育新思想与新方法的研究推广。随着中国加入WTO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形成,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为了进一步拓展本两院与教育界同仁的联系,促进海内外教育成果的交流与合作,本两院决定在中国国内招收杰出人才。 招聘对象:中国各地、各级、各类学校和教科单位及相关教育机构中的专业人员或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特长或贡献者。 招聘职衔、条件、任务、待遇: 职衔 应聘条件 工作任务 聘用待遇 说明 特约研究员 2、所著论文在各类评选中曾获奖或公开发表。 (曾作过组稿编辑工作) 1、征集教育论文; 2、负责收集各类教育信息; 3、开展课题研究; 4、每年年末交总结一份(未交视为辞职) 1、颁发证书; 2、可分享各种信息、资源,优先优惠发表作品; 3、依具体工作实绩取酬。 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281元(308)元。 客座教授、 名誉博士、 荣誉院士 (特约编委) 1、中级以上职称; 2、从事教育工作十年以上; 3、县级以上先进或教学能手(以上条件具备其一即可)。 (有编辑经历) 1、做特约研究员等工作; 2、参与教育论文评改; 3、协助本院推广各项业务,如函授、招生、招聘研究员、扩大宣传等。 1、同特约研究员等;2、可参加本院举行的各项学术会议及活动。 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498元(563元)。 名誉院长 (特约副主编) 1、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 2、在文教科领域内有一定知名度; 3、教育机构负责人或在专业方面有突出贡献或特长者。 (有编辑经验) 1、做客座教授等工作; 2、可申办本院分支机构; 3、可代表本院参与各地学术交流及评鉴。 1、同客座教授等; 2、可受委托代表本院开展工作。 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688元(800元)。 另外,申聘“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中国教育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条件、任务、待遇等与名誉院长相当,要求在教科文研究领域有一定建树或独到见解,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680元。 凡本两院上述职衔者,订阅本院主编的报刊书籍,参与院办各种活动,均按80%付款,每年将根据其工作成绩评优颁奖。 应聘须知:欲应聘上述各职衔之一者,请写一份申请书(或填申请表),注明申聘何院何职,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本院成员推荐的可不加盖公章),随同身份证、职称资格证及相关荣誉证明等复印件、1寸彩照两张挂号寄来,同时汇来相应款项,款及资料到后经评聘委员会评议通过即办理相关证书等(未被聘用者来款全数退还)。本通知长期有效。 两院中国西部分院通联: 530001 广西南宁明秀东路185号丰业国际城 C-2116苑汪小铃0771-5769401 http:// E-mail: 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银行账号:户名: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南宁市城北支行;银行账号:4500 1604 7590 5070 3840 中国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 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探析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摘 要】音乐是一门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艺术,以它独特的魅力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美的享受。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完美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就音乐的教育教学方法加以阐述,谈谈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音乐教学法必须了解音乐的特点,教师必须根据音乐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音乐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以启发其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其优良品格、高尚情操和丰富的感情,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 音乐教学主要应用的方法是练习法、演示法、欣赏法、讲述讲解法、问答法和复习法。主要的教学原则是:艺术性与思想性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直观性,自觉性,积极性,循序渐进,巩固性,量力性以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等。在此之上,还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问题教学法 美国音乐教师协会在《关于行动的议程》中提出:“必须把问题解决作为学校音乐教学的优秀”。由此,“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就成为音乐及其他学科的主要教学目标之一,问题教学也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方式之一。我国古代早有关于问题教学的论述,如孟子的“重思存疑”,朱熹的“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的“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等等。国外也早有问题教学的若干模式,如杜威的“疑难的情景――确定问题――提出假设――推理――验证”,当代美国的“选择问题――明确问题――寻找线索――解决问题”,巴班斯基的“创设问题情景――组织集体讨论――证实结论――提出问题作业”等等。这些都说明了问题教学是一种教学的理念,是一种教学的过程,是一种教学的方式。本人涉及的资料中,尚未找到定义性的答案。但从教学论专家马赫穆托夫在《现代的课》一文中的一段话中,可以见到答案的概貌:“从内部结构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问题性的课是这样的:在这种课上,教师有意地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学生的探索活动,让学生提出学习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高),或由教师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并解决它们,在此同时向学生说明在该探索情境下的思维逻辑(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低)。”马赫穆托夫的这段理论概括,与我们对问题教学法的运用,在客观上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对问题教学法本身可以作这样的界定:问题教学法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教材的知识点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在寻求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中,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培养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代教学论认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问题意识是学生进行学习,特别是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心理因素,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激发学生认知的冲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更不可能激发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造思维。问题教学,关键是培养问题意识。问题教学,是新课程课堂教学的有效武器,那么如何实施问题教学呢? (1)假设性 问题解决要依靠假设。从青少年开始是产生撇开具体事物运用概念进行抽象逻辑思维的时期。通过假设进行思维,使思维者按照提出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检验假设的途径,经过一系列的抽象逻辑过程以实现课程的目的。 (2)预计性 思维的假设性必然使主体在复杂活动前,事先有了诸如打算、计谋、计划、方案和策略等预计因素。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问题的预计性。从青少年开始,在思维活动中就表现出这种“预计性”。通过思维的预计性,在解决问题之前,已采取了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手段。 (3)形式化 从青少年开始,在教育条件的影响下,学生思维的成分中,逐步的由具体运算思维占优势发展到由形式运算思维占优势,此乃思维的形式化。 (4)层次性 问题的设置要由浅入深,由11已知向未知进行迁移,切合学生的思维流程。又因为学生差异的层次性:学生的基础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思维方法也不同。所以,问题应充分考虑让每个学生的思维都被触动,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都参与思考的积极性。 问题是教学的心脏,是教学思维的动力,且是思维的方向;数学思维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在数学课堂学习中,教师还要即兴的不断的向学生提出新的数学问题,为更深入的数学思维活动提供动力和方向,使数学思维活动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二、任务教学法 任务教学法的理念来源于外语教学实践。20世纪80年代各国的外语教学研究者经过大量实践,提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语言教学模式──任务型教学。任务教学法是当代教育所推崇的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型教学法。在音乐教学中实施任务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演唱、演奏能力、综合性艺术表现能力,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个人的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洽感情尤其具有时代意义。如果要对任务教学法有深入的认识,最好从任务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入手,去思考和理解一系列相关的学术问题和教学问题,并在音乐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应用。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值得大家探究,但也要科学地、辨证地看待“任务”教学法,任务教学不是万能的,很多东西也不适合用任务教学,所以,科学地理解任务教学,必须要认真地研究,只有从学习者角度出发,仔细推敲每个知识点,为学生设计、构造出一系列典型的“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体验自身的主体性,自主地去掌握知识、技能与方法,使学生有成就感、荣誉感,那么我们的教学才会事半功倍,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探索,进一步推动音乐教学不断向前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班主任与教育科学研究 摘要:班主任与教育科学研究从字面上理解是班主任从事教育科学实验,但他的意义不仅限于此,而在于强调班主任科研的必要性和特殊性。班主任的工作是充满智慧的工作,每一位班主任都是教育的实践者,所以进行研究不是几个能手、个别骨干的事,而是每一位班主任必须面对的事。 关键词:班主任; 教育 ;科学; 研究 一、班主任进行教育研究的目的 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拓展教育科学知识和解决教育中的问题为目的的,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什么是教育创新?教育创新不是把以前的东西推翻掉,自己再搞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而是在日常工作学习中遇到问题时,做出的点点滴滴的尝试。班主任如此,学生亦如此。所以,对于广大班主任来说,从事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二、班主任进行教育研究的方式 1.班主任需要什么样的研究 提起研究,很多人立即想到课题立项啊、论文写作啊、方法追求啊等等,就头疼得要命。把教学研究看得过于神秘、高大,使得大多数老师望而生畏。其实,班主任的研究不同于专门研究人员的研究,我们每天都在搞研究只是无意罢了。没把日常工作中对教学问题的点点滴滴的尝试与研究挂上钩,只是一味的用他人的理论来代替自己的理论,用他人的实践来代替自己的实践,教育研究变得有问题没实践,有论文没成果,忽视了学校教学研究的实质。 班主任研究与专门研究者的研究是有区别的:用贵州教育家汪广仁教授的话来说,我们班主任的研究目的是解决前沿实际问题,研究的课题就是教育教学中困扰我们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就是学生、自己和课堂,研究的过程是整个教学过程,研究的成果就是学生的发展、质量的提高,把整个过程用文字表述出来就是成果(论文)。即:班主任即专家,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究,效果即成果。 有的班主任说,自己教育教学工作忙,没时间搞研究,将教育研究看作软任务。实际上,班主任对教育规律的每一点认识,教育实践水平的每一次提高,往往先来自教育研究,所有优秀的教育教学过程总是和教育研究交织在一起。只要我们心中有问题,有探索教育的热情,并在教学中尝试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就和教学是一致的,只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教育学生,而不会增加额外负担。这就像会自行车的人只会感到骑车方便,而不会觉得车子是负担一样。 2.班主任研究的主要方式是校本行动研究 校本行动研究从基本理念来看,与校本培训、校本课程、校本管理等完全一致,都充分体现了“基于学校、通过学校、为了学校”的主要思想。它的基本特征为:它使学校生活中每日每时发生的平凡事件,班主任和学生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常态中的教学行为、教学现象和教学细节成为研究的主体内容。“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就是行动研究的过程。 三、教学行动研究的过程 行动研究的价值追求主要是解决实践问题,并使班主任在研究中获得发展,至于是否能为教育理论的创新添砖加瓦则在其次。因此,班主任搞研究要从身边的问题入手。 1.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 研究的开始先要找问题。选择一个我们在教育学生当中感到非常困惑的问题,如低年级如何开展合作学习、如何提高学困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指导学生探究性学习、在大班额情况下如何照顾学生的差异、怎样提高小组讨论的有效性等等,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班主任去探索、去研究。 对问题的选择要小、实、活。当然,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大有小,班主任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恰当选择,在选题上总的要求是宜小不宜大,宜实不宜虚,宜活不宜死。就是说应尽量选择小课题,以小见大,做深做透,而不要大题小做,浮光掠影。要选择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不选择抽象空泛的问题。要随着改革的发展灵活选题。也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对原课题的内涵做适当调整,而不要固步自封、一成不变。 2.分析和表达问题 问题分析越清晰,表述越具体,越有操作性。选中问题就是选中了课题,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比较笼统、模糊的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抓住最关键的因素,对症下药。如对语文学习兴趣,可分析为作文兴趣、写字兴趣、作业兴趣等等,作文兴趣又可分为观察兴趣、修改兴趣、课外阅读兴趣等。这样一路盘剥下来,病根就被我们找到了。然后抓住一点,确定要研究的对象(学生、自己、课堂),进行研究。 3.拟订解决问题的可能策略 针对具体化的问题,基于对原因的分析,进行思考:有哪些可能的办法能解决它?在已有经验中寻求,也可以学习相关理论,逐一列出可能解决的办法,选出最佳方案,确定实施计划。 4.实践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 班主任的研究方式是行动研究,即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这种实践可以是对个案(一个问题、一个学生、一堂课)的研究,也可以是整体的研究,时间可长可短,直到问题解决。 针对班主任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当前课改工作的需要,我们特别倡导进行个案研究。此种研究可以对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围小,时间也相对短一些,操作性强。在新的课改中,由于教学理念的转化,课堂教学要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许多班主任对此感到困惑。以一节课作为一个研究的个案,组织班主任进行深入研究,对班主任如何改革课堂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个案研究对于班主任来说看得见摸得着,贴近班主任的实际工作,也有助于班主任通过个案将教育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个案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班主任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 另外,在行动研究中要注意观察、收集资料。作教育的有心人,时刻保持一颗对问题敏感的心。对问题经常思考。我们眼里有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对上课的例子、感受立刻记下来,“勤”会让我们受益无穷。不要等到写总结的时候,那些在研究过程中曾经使我们感动的事例、真切的感受都成了昨日的记忆,早没了鲜活的味道了。 四、研究结果的表述 在解决问题之后,班主任需要将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整个过程叙述出来。如何表达研究结果?它决不是论文写作这一种形式。像调查报告、教学案例、教学反思、教学总结(对教学所得所失的回顾)、教后记(教后一得,教后疑问)、教学日记、教学随笔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特点自由选用。表达结果要从最细微处着手,细心思考。把自己的课堂智慧、案例、教学感想切实的表达出来,这就是自己研究的足迹、成长的梯子。 有些班主任写作论文时,往往喜欢宏大、神秘,层层包含,一味追求对“大道理”的谈论,使研究结果的表述变得空泛,缺乏生命力。校本研究的方式决定了结果的表述方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写作,所以“教育叙事”成为行动研究结果表述采用最多的方式。教育叙事,即叙述教育教学中的真实情境、过程。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以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班主任叙述教育故事不是为了炫耀某种研究成果,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自我叙述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并在反思中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重建自己的教学思维。一部好的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是班主任自身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其他班主任借以反思自身的基础和对照学习的镜子。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班主任的工作能给班主任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致变成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么就引导每一位班主任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道路上来。”班主任不能仅仅用知识,更要用自己的思想、智慧、情感、精神去工作。班主任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研究,因为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才能不断解决,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型班主任。
管理学毕业论文: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在如今行政管理实践追求以人为本理念的条件下,行政管理理论中出现的解释方法和批判方法对推动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对建筑在实证主义认知论之上的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结构一功能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检讨的同时,提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对行政管理研究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并共同促进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完善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改进行政管理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实证论/解释视维/批判视维 【正文】 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 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 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 柏瑞奥(gibsonburrell)和摩根(gareth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 一、解释的需要 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 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 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 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mead)和泰勒(steven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 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 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 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 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 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政府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 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 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 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 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 二、批判反省的需要 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 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 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 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 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 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 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 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 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 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政府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政府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 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 四、结论 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管理学毕业论文:工商管理学科课程仿真实训的方法改革与研究 【摘要】本文依据工商管理类学科特点及课程的主要特征,在探讨其实训发展必要性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工商管理学科课程仿真实训建设的具体方案,为各高校工商管理类专业建设综合实训实验室提供了具体的建设思路,为工管类专业实践课程的开设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关键词】工商管理 ; 仿真实训 ; 实验室建设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商管理类专业建设不断走向成熟。以培养懂业务、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等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技能培养为特色,因此,工管类专业课程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仿真实训可以不断探索工商管理学科教育教学改革,展示专业教学成果的重要成果;同时是加强财经类院校师生学习交流的重要纽带;是推进校企合作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抓手;更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施展学生聪明才智,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的重要平台。 一、工商管理学科课程的显著特征 1.综合性特征 工商管理从纵向角度看,涵盖管理理论、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学、财经英语、国内外经济、投资理财、商法、合同法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从横向角度看,又涉及不同的行业和地域,涵盖管理学、商品学、供应链、市场营销、商法等不同的学科。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电子商务也在工商管理领域被普遍应用。由此可以看出工商管理学科具有极强的综合性特征。 2.实践性特征 该学科是专门研究工商管理的具体过程,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是业务的具体操作方法及基本技能与技巧。如怎样挖掘潜在客户,与客户建立长期联系,怎样计划组织领导执行, 以及如何进行商务沟通,制定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等市场战略,客户关系如何维护,这些内容都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特征。 3.动态性特征 近年来,随着用人单位对管理和经济专业本科毕业生,在实践能力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的特点,管理和经济专业的教学实践环节,在其课程教学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许多高校本着“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目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建立了形式多样的模拟实验室,希望通过仿真实训这一重要的实践教学工具,达到培养学生高效实践能力的目的。 二、工商管理学科课程仿真实训构建的必要性 1.社会发展需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在迅速提高,根据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将更加吸引国内外工商、金融界对北方地区投资 经营的热情。在这一大的市场环境下,无疑对目前的专业人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 2.专业建设需要 学院现有实训室只能满足少量的实践教学,大部分为普通机房设置的实训室,结构基本一致,规划单一,难以体现工商管理类专业特色,目前只能满足部分课内实训教学需要,建设时没有考虑职业特色,没有考虑职业岗位需要,急需建设具有职业特色的综合实训基地,才能满足专业建设需要。 3.人才培养需要 在课堂理论教学中,内容往往不够生动,学生学习兴趣不浓。而学生在模拟实训环境中不但可以进行实际的业务操作,而且也能亲自体验公司管理的风险和乐趣。如:学生可以熟悉和掌握公司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运作方式;体会公司中不同职位的感觉、相应的具体工作和互动关系;掌握利用网络资源来寻找有利信息的基本技巧。在这里每个学生都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共同面对几近真实的模拟公司环境,真正成为公司业务的主角,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三、工商管理学科课程仿真实训构建的内容改革研究 1.仿真企业环境 “模拟企业环境”是指通过实验室布局建设,为学生提供一个高度仿真的企业现实工作环境。在一个虚拟的公司环境中,学生扮演公司业务流程的不同当事人, 并进行逼真的模拟性操作。采用这种方式让学生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真的置身于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中,促使学生更加主动思考,加入群体组织中完成任务。 2.仿真职能岗位 以实习资料为基础,学生实行轮岗制,将扮演不同职位部门人员,模拟操作相关的公司管理实务,熟悉和掌握各种业务技巧,体会客户、供应商、银行和政府机构的互动关系,真正了解公司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运作方式。能够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实操能力,培养出具备实际动手能力和决策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以便未来走出校门后可以立即胜任工作。 3.仿真企业流程 将学生分配好职位之后,要求学生按照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模拟企业运作的真实业务流程,如市场策划环节。这样,在“模拟工商管理”的教学中,学生将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虚拟的公司管理环境中运用,并进一步熟悉和掌握公司管理的常规业务技能,系统的深化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体会到企业日常经济业务的运行模式,从而为将来从事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工商管理学科课程仿真实训实验室管理的对策研究 1.硬件设备的管理 为了配合教学和实践,很多模拟实验室配有计算机、投影仪、电子显示屏、沙盘、扫描仪、打印机等一些多媒体教学设备。其中,有些设备结构复杂、价格昂贵,一旦发生故障,就会影响正常教学工作,所以为避免产生教学事故,平时应注意这些设备管理和维护。设备统一集中管理,并归类造册以便能及时提供使用,同时做好使用记录。按照要求对设备进行定期检查、保养和维修。 2.专业模拟软件的维护 必须熟悉模拟软件相关专业知识,进一步研究专业模拟软件的操作步骤和设计思路。专业软件一般都价格昂贵,投入金额较大。为了能够降低投入成本,可以与某些著名软件开发公司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取得软件的免费使用权, 同时还可以鼓励教师或高年级学生根据教学需要,自行开发相关专业模拟软件。 3.人员的管理 应该定期对实验室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包括计算机维护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两类培训。 由于计算机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所以对于实验室人员的培训应是长期工作。其次,必须制定实验室人员管理方案。将具体工作落实到每个人,做到人尽其职、赏罚分明。再次, 还应要求实验管理人员制定每项模拟实验的实验指导书、任务书和操作流程,并在实验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实时辅导,指导学生完成实验。 综上所述,通过模拟企业经营管理,让学生体验企业间的竞争,熟悉生产制造、渠道建设、订单争取等多个环节的运营模拟,提升学生系统思考、整体构架的企业运营和管理能力,激发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热情,提高大学生自主实践、就业、创新、创业的综合能力。 管理学毕业论文:基于项目化教学的高职管理学课程改革 [摘要]高职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项目教学法是以现代课程理论为指导,强调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按职业活动和要求设计教学内容,按照实际的工作任务、工作过程和工作情景组织课程,形成围绕工作需求的新型教学与训练项目。项目教学法通过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把教学内容融于项目中,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思路,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工作思路,使理论和实践有机融合。文章探析了管理学课程的教学现状,从中发掘存在的各种问题,在这些问题基础上进行项目化教学改革与实践,为有关研究人员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教学改革 管理学课程 高职 项目教学 [作者简介]张晓彬(1965- ),男,山东阳谷人,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职旅游教育与管理。(山东 聊城 252000) 在时代革新的大背景下,技术技能型人才日益受到社会青睐,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高职教育迅猛发展。依据国家有关部门对高职的教育目标精神,高职必须要树立新的培养方向,将高素质、高技能及应用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为适应时代潮流,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更好地使管理学课程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我们必须思考课程教学改革通过何种途径实现。本文旨在探究高职管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应用,为我国相关方面的教学提出有意义的思考。 一、高职管理学课程特征 采用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辨方法,在高职总体课程的普遍性下,我们来探讨管理学课程自身的特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1.指导性。管理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与其他学科有着多样性的联系。管理学不仅是旅游管理类的专业基础课程,而且是其他专业的选修课或是必修课。管理学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它提供的管理方法与应用技能对于本专业或是其他专业同学的学习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如今高职学生上课不积极,逃课率较高,有的就算是去上课也不认真听讲,主要原因就归结为课程设置不合理,以及课程内容较为空洞。这就需要设置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来指导实践,吸引学生填充知识空白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管理学恰恰就是这样的课程,它集完整抽象理念与策划、组织、控制于一体,具有较强的指导性,能较好地应用于实践操作。 2.普遍性。管理涉及我们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影子随处可见,但是大多数学生对管理学的认识是不清晰或者是片面的。现在要教导学生正确认识、系统学习、深刻体会管理学的普遍应用性原理,就必须将管理学普遍性原理与学生现实实际相结合,比如联系如何规划好自己的学业生涯或者如何组织好社团活动等问题。 3.艺术性。管理学表面上让人感觉是比较枯燥的,但其实它是一门带有较强艺术性的学科。何谓管理,简言之就是,管理者以服务被管理者为主要手段,借以领导和组织人们以实现或者达到管理者某种愿望或目的行动过程。因为人是具备社会能动性的,如何统一他们的思想与行动,这就需要好的管理方式、较为高明的管理艺术。另外环境的差异也会导致管理结果的不同,这一点是常常被初学者所忽略的。总之,各种因素导致学生感觉课程难以学进去,同时动手操作起来又相对困难,所以挖掘管理学艺术性的特性就显得极为重要。 二、高职管理学课程的教学现状 我们呼吁管理学课程改革,就说明在当前的教学中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只有正确剖析存在的问题改革才有意义。目前高职管理学教学中较为普遍地存在以下问题: 1.教学方法落后。虽然现在高等教育呼吁教学方式改革,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许多高职院校在课堂上采取的仍旧是传统教学方法,这种模式只有教师输出,学生坐等输入,缺少互动,更缺少深层讨论和教师的启发、学生的思考。即使有些院校采取了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但也只是做了形式上的引进,真正的内涵没有学到,最终产生的作用不大。要是一直采用这种灌输式的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变得更呆板。 2.案例教学法呆板化。案例教学法是具有启发性的一种教学方法,它可以通过案例清晰地阐释所要表达的主题,允许学生充分地自由发挥,促进师生间的互动,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案例教学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有的教师选择的案例不能准确地反映主题,针对性不够;有的教师案例语言缺乏生动性,激不起学生心灵的火花。这些问题都阻碍着学生最大限度地吸取课程内容,不利于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而且,在进行案例分析之时,许多教师仅仅对案例做一个归纳性的总结,没有达到教学目标。 3.师生间的互动性差。我国课堂上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教师在上面授课,学生在下面听课,每节课都循环着同一个模式。这种缺乏互动的教学,严重损害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管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理论知识比较抽象,而且还受到组织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一定要把课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但是许多高职院校给学生提供不了一个良好的实训条件,阻碍了教学效果。 三、高职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为解决当前管理学课程所出现的问题,针对管理学课程的特点,结合高职学生培养目标的要求,我们认为管理学课程教学可以采取项目化教学法。 1.项目化教学法的实施。结合具体的工作岗位,项目化教学法在实施中可分为模拟、仿真模拟、全真模拟三个阶段,具体实施如下: 其一,模拟阶段。课上实施项目的模拟,让学生熟悉岗位流程、工作思路、工作内容、工作方法,掌握工作所需的理论知识。整个模拟阶段可分为情景描述、情景分析、任务准备、情景展示、情景评价、教师总结。(1)情景描述:运用角色扮演的方法。教师以人力资源部某角色的身份,布置任务。如以北京某旅行社人力资源部招聘科长的身份,为旅行社招聘地接导游员。(2)情景分析:学生分小组,讨论工作思路、完成工作任务需要准备的理论知识,然后每个小组把自己的讨论结果展示出来,教师进行总结,帮助学生理清工作流程、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以及需要准备的知识等。如接到为旅行社招聘地接导游员这一任务后,学生一方面研究招聘工作流程,另一方面制定相应的招聘材料。(3)任务准备:针对情景任务,小组成员进行分工,查找资料,进行工作内容的准备。教师讲解学习的思路、学习方法,如围绕招聘应该做哪些工作,像招聘计划的制订、应聘表格的设计、合同的制定等。(4)情景展示:小组针对情景,进行角色扮演。每个小组成员可以完成一部分,也可以完成整个任务,根据任务情况而定。如招聘可以从选拔、录用、评估等方面进行分工。(5)情景评价:一方面是小组之间的互评。其他小组作为应聘人员,对展示的小组进行评价,包括评价整体满意度和评价小组每个同学。另一方面是教师评价。教师根据小组评价,总结评价的要素,如招聘计划、应聘表格。(6)教师总结:教师对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对学生遗漏的知识点进行补充,为学生建构系统的知识体系,使学生理清知识之间的关系,明确知识的用途,以及知道以后如何创新地完成工作任务。 其二,仿真模拟阶段。对于课上的模拟项目,学生课下可以进行仿真练习,如作为班长应该如何管理班级。 其三,全真模拟阶段。对于学习的模拟项目,经过仿真练习,可以进行全真模拟。一方面,可以利用学校的资源,如学生会管理、社团管理、班级管理等。另一方面,通过“结对子”工程与单位合作。具体操作程序:第一步,学校通过理事会,召集需求管理岗位的企业,企业介绍自己公司的情况,以及对实习生的安排、培训内容等打算,然后可以通过面试等形式了解学生,进而选择自己的实习生。第二步,学生利用周末或假期进入企业,进行观摩学习,这样对于学习过的模拟项目,有机会独立操作,进行实战锻炼。 2.项目化教学法的监控。综合成绩包括终结性考试成绩和形成性考核成绩,其中终结性考试成绩占课程综合成绩的70%,满分70分;形成性考核占综合成绩的30%,满分为30分。 其一,终结性考试。终结性考试是笔试加技能考核。具体考试时间由学校统一安排,一般为课程结束后的技能考试周。 笔试满分100分,按实际成绩的50%计入综合成绩。技能考核满分100分,按实际成绩的20%计入综合成绩。 其二,形成性考核。形成性考核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课堂考核,满分为100分,按实际成绩的30%计入综合成绩。(1)课堂考勤:主要考查学生到课率,计20分。每次上课任课教师都要严格进行考勤并详细记录考勤情况,如总考勤为32次,则到课率分数=学生到课次数*100/32;有班主任或辅导员签字的事假、病假计入到课次数(须注明)。低于10分的,取消本学期考试资格,可随下一年级继续学习。(2)课堂表现:计30分。课堂表现主要包括发言、听讲是否有小动作、讨论是否对任务有建议、玩手机情况、放学时自己的卫生情况和桌椅摆放情况等,共5项,每项6分,随堂考核。(3)课堂考核:计50分。根据小组完成任务情况酌情给小组分,再根据个人完成任务情况给个人分。 形成性考核成绩=课堂考勤考核成绩+课堂表现成绩+课堂考核成绩。任课教师于第一次开课时向学生公布本实施细则,期末时认真汇总各项考核的相关材料,统计出成绩。 3.项目化教学法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管理学课程项目教学法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的模拟训练为载体,融合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实施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处理好学生活动与教师讲授的关系。项目教学通过情景描述、情景分析、任务准备、情景展示、情景评价、教师总结几个环节的学习,目的是让学生既掌握岗位所需的理论知识,又掌握岗位技能。项目教学需要学生自己查找资料,学习理论知识。由于高职学生入学成绩不佳,学习的自觉性比较差,所以项目教学要处理好学生情景展示和教师教授的关系。针对学生情景展示,可以看出他们自己学习理论知识的结果,同时教师应通过总结对知识进行补充,开拓学生思路,授之以渔。(2)注重点评。每个人都想获得成就感,学生通过情景展示,如果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就会更加努力,所以我们运用项目教学法,要注重点评。点评一定要注重鼓励,不要打击,指出学生的不足要委婉。通过点评,学生知道情景展示需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自己哪里做得好,哪里有待改进,以及应该如何去改进等。 四、结束语 高职院校要始终以人才培养为第一发展要务,适应新形势下对需求型人才的要求。因此,在教学中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信高职的管理学课程通过系列有效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应用,能为社会输送更多的具有较高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管理学毕业论文:基于工商管理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会计学教学研究 摘要:会计学课程对于工商管理专业而言非常重要。本文从工商管理专业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角度出发,明确会计学教学的目标主线,基于学生职业能力发展视角,对会计学教学思路重新审视,并提出从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三个方面改进,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关键词:工商管理;职业能力;教学目标;教学思路;教学评价 工商管理是研究盈利性组织经营活动规律以及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学科。从专业培养角度来看,工商管理专业涉及范围很广,因此课程设置范围非常宽,但一般均会将会计学的课程作为工商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从教学本身而言,工商管理专业培养体系中对于会计学教学的定位,决定了我们在教学中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 一、会计学在工商管理学生培养的重要性 工商管理专业所学课程较多,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的多门课程,培养的目标是具备管理、经济及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并能在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相关岗位的专门人才,训练学生具有分析和解决企业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从课程角度而言,会计学是工商管理的专业基础课程,它也是其他课程(如:财务管理、财务分析、管理决策分析等课程)修读的基础。因此,牢固的会计学基础,将有利于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 从学生的毕业后的职业选择结果来看,许多学生从事了会计职业岗位,或与会计工作的相关的一些岗位。会计学的学科知识对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当前在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会计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大部分学校的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一般均会开设《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等课程,或将三门课程并为一门《会计学》进行教授,一些学校还会开设《会计信息化》课程,用以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财务会计软件的能力。从教学的课程体系而言,应当说已覆盖了会计学教学的基本内容,但从实际的培养效果而言,尚有欠缺。 目前,在对工商管理学生会计学的教学过程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问题一:学生学习目的不清,导致学习会计的动力不足 会计学课程一般开设在大一下或大二上,这个阶段的学生刚从高中的紧张学习中解脱出来,许多学生尚未适应大学的自主学习的方式,对大学课程的学习目的不清,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职业目标和职业规划,从而导致对会计课程的学习动力不足。当学生在大三大四面临毕业就业时,很多学生才意识到需要会计课程的重要性,又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匆忙中准备职业知识或职业证书。 应试教育模式下,直接导致学生在学习中的功利主义盛行。从学校的制度设计来看,如果学生能够在学校课程学习中获得高学分积点,则意味着可以在奖学金评比和取得以及毕业工作机会的获取,都能得到更多的机会。因此,学生的学习动机仅在于满足于授课内容本身,取得短期的成绩高分,适应一种教条的学习模式,从而缺乏主动学习、主动进取的精神和富有活力的创造力。 问题二:教师课堂教学中心单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课堂的主体仍然是教师,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以单向交流为主,忽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优秀地位,忽略了教师和学生的充分交流,使整个学习过程中,缺少对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探索能力的培养。 教学形式上,以教师说教为主,对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无法一一了解,无法及时答疑解惑,而学生也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学习中的疑惑,无法通过特定的沟通渠道来解决。以教材为本的教学的内容也无法与实践环节有效结合,使学生学而无味,无法认识其重要性,更无法很好地将课堂的知识与丰富的经济实践相联系。 问题三:教学管理中更多倾向于运用过多总结性评价,忽视形成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学习者分等或鉴定,而是帮助学生和教师把注意力集中在为进一步提高所必需的特殊的学习上。”总结性评价的目的“指向更一般的等级评定”。 在当前的教学管理中,无论是对教师的评价还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更多使用的是等级的总结性评价,可能总结性评价从操作上而言,更为简单易行,从时间跨度上而言,时间跨度更短,但它无疑忽视了在教学参与各方在教学过程中对教育过程本身的评价,从而不利于教学参与各方做出对教育活动质量进行改进的有效决策。这种教学管理模式下,制约了教学参与各方的主动性,从而使教学成为一个模式化规范化的过程,缺乏了主动的探索。 课堂教学改革的中心应归于一点:对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会计教学中贯穿的教学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决定了教学的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学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学生为本的培养目标。学生为本的培养目标具体体现为应以学生短期成绩目标、还是中期就业目标、还是长期的职业能力目标?学生为本目标的关键在于学生的职业能力发展的培养。这一目标不仅仅是教师教学的目标,而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双方达成共识的目标。 三、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过程中应关注学生的职业能力发展 (一)工商管理专业的职业能力内涵 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我们认为,工商管理专业的职业能力应该是一个具有弹性的能力,具有在社会经济环境里的适应性,具体而言,应包含其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两方面。 (二)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的内涵 1.专业能力 工商管理专业能力主要是指从事工商管理方面相关职业的专业能力,即从事未来专业领域内的相关职业所应具备胜任岗位工作的专业能力。 2.职业综合能力 工商管理专业未来一定需要有足够的职业综合能力,这既符合管理的社会化特征,也是现代社会信息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职业综合能力包括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个人职业责任感等。 (1)学习能力 职业生涯中是不断学习的过程,需要我们不仅仅学习专业知识,还需要学习各种新技术、新思维。不断将运用新的知识进行融合和运用,这将是未来社会对职业人员的挑战。这需要破除一种思想――大学是学习的终点。应试教育中,破坏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这将极大地阻碍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在工作中需要具备求真务实和不断探究的精神,从而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2)人际协调能力 人际协调能力主要是指个人与团队协作的能力、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沟通的能力。在工作中能够协同他人共同完成工作,具有准确的判断能力和信息沟通能力,工作的协调能力,这是职业工作中顺利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工作能力的必要条件。 (3)个人职业责任感 个人职业责任感主要是指个人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是职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从事管理岗位的从业者需要具备极高的职业责任感,认真主动地完成职业岗位的各项工作。 四、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如何在大学阶段培养 如果职业兴趣能决定一个人的择业方向,以及在该方面所乐于付出努力的程度,那么职业能力则能说明一个人在既定的职业方面是否能够胜任,也能说明一个人在该职业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第一,明确大学教育阶段在工商管理专业课程方面应教些什么 基于当前技术变革、知识的更新快,学生对一项知识的学习渠道更广,决定了我们的教育重点是帮助学生发展一种工作适应能力,培养其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和主动学习的能力。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借助于技术变革的多样化案例,通过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或者场景式的教学,启发学生自主去浸入学习环境中,自主取得需要的各种知识和要素。 第二,学习团体鼓励分享与合作的能力 教师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教师也成为学习团队的一员,教师与学生合作,学生与学生合作。通过参与、启发学习团队中的某种思路,帮助各方的参与者能够建立起一种合作交流、共同分享的平台,在合作分享中互相启发和学习。 第三,合理的评价机制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从教学的根本目标出发,尝试变革传统的评价机制。教学中鼓励主动学习,并辅以及时反馈,关注主动学习的结果。对学习团队中进行评价时,不仅评价个人,也评价团队,激励团队的合作精神。允许每个学生在发挥其优势和能力中,均可得高分,从而激励和指导学生达到一个高的技能和知识水平。 五、基于学生职业能力发展视角下的会计学教学思路的设计(以会计职业发展为例) (一)会计学教学目标 第一步,引导学生关注其职业发展方向,引发其学习的主动性 会计学的教学体现对整体学科的完整性的介绍,并辅以会计职业发展的介绍。从生活中的点滴到经济社会中的新闻,引导学生对学科的兴趣不断提高,关注其自身的职业发展,并不断思考其未来的职业机会。 会计职业发展的方向需要长期的积累,包括各种职业资格证书的取得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学生从产生兴趣开始,我们可以指导学生对职业发展的路径开始计划。 第二步,指导学生进入会计职业领域需要准备的各项专业知识,学会阅读专业书籍能力 会计学教学的层次性和学科知识的相关性非常强,我们应指导循序渐进地学习会计学的相关知识,并学会在实践中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职业方向准备的过程中,需要的专业能力不仅仅通过学校校内课程的修读来准备,还要学会通过自主阅读专业书籍和自主学习来提高。 第三步,树立学生终生学习的思想和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会计课程的教学中,作为教师不仅仅教授给学生书本的知识,还需要传递给学生一种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这种职业态度对于今后从事会计工作或管理的其他相关工作都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不断出现的当下,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对于教师,终身学习是非常必要的态度,尤其对于会计职业,不断在职业生涯中学习各种知识、技术、政策法规和会计制度,对于职业能力的提升非常重要。 (二)教学方法改变 1.改变以往理论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突出注重实践的教学方法 在我们的教学内容中,应改变以往书本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方法,将教学的侧重转向注重实践的教学方法上来。首先,从教学体系的设置上,课程的内容需要从实践教学的主线出发,系统规划学生的课程。先安排学习《会计学原理》,再学习《会计学原理》的手工实训,后面依次开设《会计电算化》以及《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分析》及《ERP财务模拟》课程等;其次,教师应把握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的结合点,突出授课重点,指导学生操作并加深理论知识的运用;第三,强化实践部门的导师参与教学设计,给予学生学科的建议和指导;最后,在鼓励学生实践的基础上,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发现并及时解决学生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授课中不足之处。 2.互动教学激发兴趣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运用互动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部分课程内容中,设定教学情境、案例或由学生发起寻找的案例,进行讨论,课下充分的学习和研究,课堂进行展示和讨论,发现课程中的基本理论的运用方法,并从学生的视角认识问题。老师的在教学中的角色应该转换为平等的学习者和参与者,不仅运用教师的专业知识来引导学生,同时也向学生们学习,互相激励。 发掘财经新闻背后的专业知识,引导学生解读财务报表,认识商业领域里的灰色地带,认识会计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的重要性。 (三)教学手段变革 1.鼓励学生积极利用网络资源 日常学习中,扩大吸收专业知识的视野,鼓励学生广泛关注微博、微信中关于财务专业的相关信息,不断思考,互相讨论。建立团队学习群体,促进有兴趣的学生互相鼓励并进行研究。教师应尽可能拓展以“学”为中心的教育资源,以便有效促进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构建,从而使学生在参与中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 2.通过能力拓展训练,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通过能力拓展,提升学生应对真实财务环境的能力。通过能力拓展训练,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沟通能力、研究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3.建立并不断完善工作实践平台 建立学生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参与实践岗位的工作,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对会计课程的认识,对会计职业发展的清晰规划。 4.教学评价应基于整个学习过程的评价 对于学生的评价应从整个教学过程中全面对其进行科学评价,从其参与学习的努力程度、团队参与程度、领导力培养等多个方面,建立多元化考核机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不断实践,提高教学效果,达到教学目的。 总之,在我们的会计学教学中,只有将学生的职业能力发展放在优秀地位,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寻找到教学的价值,才能培养出具有自我学习、善于思考能力的学生,我们的教学改革才是有意义的改革。 管理学毕业论文:基于能力导向的《食品质量管理学》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 摘要:《食品质量管理学》是一门实现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能力教育的重要课程,是为培养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成为食品质量管理人才而开设的课程。本文以新疆农业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食品质量管理学》课程为例,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五个方面入手,展示了基于能力培养的教学实例,使这门课程的相关教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关键词:能力导向;食品质量管理;教学改革 食品科学是一门以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学为基础,研究现代食品加工基本理论和应用技术的交叉学科,自建立以来为各级食品生产企业培养了大批食品检验人才[1]。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随着食品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质量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地改变,充分认识到食品的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各大食品生产企业也将食品质量控制的重点从事后检验转移到生产中的管控上来[2]。因此,各大高校的食品学院陆续开设了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专业和食品质量管理学课程,以应对企业不断增长对高级食品质量管理人才的需求。《食品质量管理学》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相比,还是一门新兴的课程,需要进行更多的教学改革与建设,与直观的企业和市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3]。这些年来,虽然对《食品质量管理学》课程教学进行了各种探索和改革,但教学模式仍然没有大的变化。仅仅依靠多媒体教学,是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和教学的要求的。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展示并不能使学生记住质量管理的方法和内容,难以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生动深刻的印象[4,5]。但基于能力导向教学法却具有非常独特的优势,它以能力的培养为课程教学的总目标,通过食品质量管理学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的改变,使学生真正理解明白食品质量管理的方法和意义,并着重培养学生分析质量问题和解决质量问题的能力,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是教师对教学和学习活动内在规律的认识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教师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持有的基本的态度和观念,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信念。有效教学的教学理念对教学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6]。《食品质量管理学》不是一门单独的课程,而是贯穿于食品生产、经营全过程的质量意识、质量管理、质量控制、质量检验的工作总和。这门课程与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包装学、食品物性学等多门课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门课程的讲授过程中,教师应当在学生前期所学的各门课程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应用,将所学检验方法体现至食品企业生产活动中,以能力为本位设计相关的教学案例,不再追求检验分析过程的枝节,重在整个检验流程的设计管控,才能培养出能独立进行质量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二、教学内容 为了注重对学生食品质量管控整体能力的培养,我们对本门学科的教学内容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目前,我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本门课程前已学习了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毒理学、食品工艺学、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贮藏原理、食品分析与检测等基础课程。在有限的授课时间中,我们主要把教学重点放在了质量管理体系、质量设计、质量管理工具、抽样检验、HACCP、GMP、SSOP上,突出了教学重点,使课程的知识结构趋于合理。同时,为了使课程的内容更加丰富,我们从当地企业如阿布拉馕、巴口香、新疆八大怪等食品企业中引入了切合当地实际的教学案例,使学生对食品质量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此在实际应用部分方面安排较多的课时,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供具体的指导教学,制定出符合新疆地域特色的《食品质量管理学》教学方案。 三、教学方法 把以教为主,改变为以学为主;把以内容为主,改变为以问题为主。学生只有学到了知识,才能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在食品质量管理学的教学课堂上,教师更要引导和激发学生的解决企业生产中实际问题的欲望,以培养工科学生的能力为主。讲授食品质量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中主要采用项目管理法授课,把能力培养贯穿于具体的教学内容之中。项目教学法,就是以项目为载体贯穿教学过程,采用目标推进式进行完善。如在抽样检验教学过程中,提出如何对生产中的巴口香牛肉干进行抽检?如何取样?取多少样?如何进行判断?通过对项目流程的分析,达到最终教学目标。这一过程使学生在项目的解决过程中萌生自主学习的动机和欲望,同时还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在这些细节上若能结合区域本土特色实际的企业食品管理问题,就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师生互动,学生间互动,教师的引导作用才能达到,师生共鸣,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在课下的备课准备中应多参观考察企业的生产实际,并多与企业交流,才能达到以项目教学法培养学生食品质量管理能力的目的。 四、教学手段 因为食品质量管理学是一门学时少的课程,因此在整个授课时间中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教学手段。如在HACCP章节的讲解之中,主要采用了视频资料与黑板板书相结合的方式。在HACCP的引入过程中,让学生先观看美国牛肉企业HACCP内容的宣传片,让学生对HACCP的概念有个清楚和感性的认识。这样的宣传片学生较感兴趣,但若只通过视频的形式来进行教学,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不深,看完视频后学生很快就会遗忘。因此,在接下来的课堂讲授过程中还需要进行补充,结合学生的兴趣对HACCP的原理进行分别详细的讲述,将重点以板书的形式长时间停留在黑板上,符合学生的认知行为,能有效地达到教学目的。各种多媒体教学方法与传统板书相结合,教学效益能达到最大化。而在作业环节中,针对食品质量管理学作业,改变了以往的上一次课,交一次作业的方式,而采用小组学习的方式。先把学生分成3~4人一组的学习小组,让他们互相学习、互相督促,然后采取学完一章或相关的几章之后交一次作业的方式,以顺应学生的认知需求,从不懂到逐渐理解再到完全理解,项目作业从刚开始的设计到一次又一次的完善都由学生自己负责。而对于作业的监督,采取PPT汇报的形式,对不做作业的学生扣除相应的平时分,在检查中询问难题、难点,给予集体讲解和答疑,效果非常好。 五、考核方式 考察课程学习效果的阶段,我们采用了设计论文的方式,不但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的理论知识,重点在于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课程结束后,我们引入项目化的设计论文方式,让学生利用自己所学的食品质量管理方面的知识,来具体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反映出学生真实的学习水平。让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课程论文更有实际意义。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按照选择课题、制定计划、合作研究、产生结果、相互交流、撰写论文的程序,自主自觉地开展课程论文的写作。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通过收集、分析信息资料,形成各个小组感兴趣的课题,然后再经过充分时间的小组内安排和讨论论证,根据图书资料、网上查阅和实际调查获得对某企业食品质量管理的研究结论,完成研究报告。这样的课程论文比考试更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终提高其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为一门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课程,《食品质量管理学》的教学方式必然要以能力为基础,用富有当地特色的企业案例资源作为教学资料,遵循质量管理的原则、特点,以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来实现全部课程内容的讲授。基于能力导向的《食品质量管理学》课程教学方式的探讨,在企业注重大学生能力应用的今天,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英(1984-),女,新疆农业大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食品质量与安全。 管理学毕业论文:《管理学原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探索 摘要:《管理学原理》是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基础课,要求理论与实践并重。因此,要想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本文针对《管理学原理》的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教材适用性不强、教学目标不明确、授课方式单一、案例教学建设滞后、考核方式较为死板等,从重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与综合素质等方面,提出了课程教学改革方向与路径,为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管理应用型人才提供了一些思路。 关键词:管理学原理;课程教学;教学模式;改革路径 《管理学原理》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入门课程,它并不是研究具体专门的管理实践活动,而是系统地研究其共同遵循的基本原理、普遍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学原理》课程在我国推广与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启蒙引入阶段、迅速发展阶段、巩固提升阶段。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教师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与总结,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同时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教学成效。但是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培养人才的标准也越来越高,在《管理学原理》的教学过程中,还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国内学者已做了很多研究,总结了一些改进的方法,但是似乎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本文将对教学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进一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一、《管理学原理》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材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所使用的管理类教材大致有四类:第一类是从国外引进或翻译的教材,比如哈罗德・孔茨等人所著的《管理学》;第二类是国内学者根据西方的管理学而编写的教材,如周三多等人编写的《管理学》、《管理学原理》;第三类是国内学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特点或科研见解而编著的。第四类是各个院校根据自身学校特色、教学建设项目等而自编的教材。从这些教材来看,第一类教材与我国国情相差较远,并且缺乏生动实际的本土案例,适用性较差;第二类教材是国内学者在消化吸收西方学者所著的《管理学》的基础上不断编写的,比较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和体系的完整性,而对前沿性和实践性的知识关注度不高;第三类是各学者在自己的教学或科研方面对管理产生不同的见解,虽然注重规范的学术传承,突显自己的特色,但结构体系基本类似。第四类教材雷同较多,对管理学原理研究不太深入,使用范围较为狭窄。总而言之,当前管理类的教材良莠不齐,学习效果欠佳。 2.教学目标不明确。《管理学原理》是一门专业必修课,很多高校一般都在大一开设这门课程。它的作用主要是让学生了解管理的基本内容,很多知识点到为止,操作性与针对性都不强,给学生的感觉就是内容空洞,不能获得立竿见影的专业技能。这就使得大部分学生看不到其重要的实际作用,从而会带来学习上的懈怠。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会出现教师难讲、学生难理解的现象。这一切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所造成的。在《管理学原理》教学过程中,现在大多数教师还是倾向于将书本上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结论的学习放在重要地位。许多教材也按照我们的阅读习惯大多乐意去集成管理学原理的一些经验结论性的知识点。例如激励理论这部分内容: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公平理论、期望理论等,它们之间有关联也有冲突,而这些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不同角度和不同样本下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非常多元化。如果我们仅仅罗列式地介绍,然后给出一个权威式的总结,让学生去死记硬背,这样的教学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能起到什么作用?因此教学目标的不明确,可能会导致教师无法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最终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3.授课方式较单一。《管理学原理》这门课程侧重于对相关概念、基本原理的介绍,大部分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单向灌输的传统授课方式。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现阶段我国大部分高校开设的《管理学原理》课程一般安排是32~48学时,在这么短的授课时间内要讲完教学大纲所囊括的内容,那么留给教师安排互动教学的时间少之又少,而互动教学一般相对比较费时。二是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课堂游戏的愿望不是十分强烈。很多学生往往不在意学习过程,而是追求考试结果。这样一来,学生秉承了长期养成的被动学习知识的习惯,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不高。总而言之,虽然很多教师也进行了多种授课方式的尝试,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还是走上了传统授课方式的老路。 4.案例教学建设滞后。案例教学法起源于美国,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se-based teaching)。案例本质上是模拟企业真实情境或事件,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通过学生讨论的方式,可以启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而且在学生的相互讨论过程中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兴趣,从而达到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目的。但是,目前案例教学法在《管理学原理》教学中仍存在很大争议。因为案例教学的实施需要学生拥有一定实践经验或阅历,而对于没有任何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大一或大二学生,其教学效果是难以保证的。另外一方面,在《管理学原理》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仍处于探索阶段,适合课程内容的本土案例相对较少。很多情况下是直接借用国外现成的案例资料,这使得学生对案例的制度背景、人文环境等方面难以理解,达不到所期望的教学效果。当前高校在《管理学原理》中采用案例教学法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而国外案例一般陈述篇幅较多、案例相对陈旧、案例所涉及的企业较为陌生,学生接受程度较低。国内案例大多数偏重综合案例,缺乏具有代表性的新颖案例,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教学的效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他案例教学设施也不完善,在大学实验室里很少见到案例教学管理实验室,难以使学生亲身体验基于现实而构建的管理与运营情境。 5.考核方式较为死板。考核方式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管理学原理》教学效果和管理人才培养的目标。据了解,我国大部分高校对《管理学院原理》这门课程考核的方式相对单一,一般由两部分组成:期末成绩、平时成绩。期末成绩主要通过闭卷考核方式来衡量。有的院校采取教考分离的方式,对所有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用统一的试卷进行考核,在这种考核机制下,迫使学生更加注重机械式记忆,容易造成“考前突击”的现象。而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解决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却难以考察。而注重过程考核的平时成绩所占比重较小,一般不超过30%,这样学生参与平时的课堂讨论、案例讨论的主动性降低,甚至表现为消极、排斥。这样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与探索能力的培养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达不到课程的培养目标。 二、《管理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思考 1.选择或编写合适的教材。教材是《管理学原理》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教材的好坏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对于管理类教材的选择,主要有前面所述的四类教材。所以教师在选择教材时,首先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因为专业不同,对知识的理解深度有所不同。比如对于理工类学生要求理解管理的理论体系与框架,选择较为精炼易懂的教材,同时可以赋予其专业特点,这样往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感觉这些内容和自己的专业是紧密联系的。比如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教材中所列举的案例是关于桥梁、道路、建筑等方面的,学生的兴趣会比较容易调动起来,教师对此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明与启发,教学效果会明显提升。其次,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特点、教学目标来编写有针对性的教材,以便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2.明确《管理学原理》课程的教学目标。《管理学原理》教学出现上述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归根于教学目标的单一化,即传授管理相关理论知识作为其唯一目标。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一个人到学校上学,不只是为了获得一份知识的行囊,而主要是获得多方面的学习能力,学会思考。这说明教师在传授知识时,还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成功的《管理学原理》教学,应在理解管理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让他们运用管理学的框架和理论体系对实际问题进行梳理,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另外,《管理学原理》作为经管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应为学生的专业培养夯实基础。从专业培养的角度来看,马洪波等学者提出了――兴趣(I)――对于管理的兴趣,对于课程内容的兴趣;知识(K)――课程所讲授的专业知识,从学生经验系统中整理归纳出来的管理理念;能力(A)――沟通与信息获取能力,理解能力,判断(批判)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决策的能力,持续学习与不断创新的能力;素质(Q)――科学精神,价值判断,做人与做事――四个方面的培养目标,简称“IKAQ”目标。“IKAQ”四个教学目标,我们需要尽量做到全面兼顾。如果无法全部达到这四个教学目标,笔者认为宁可牺牲知识(K)和素质(Q),也要成功实现兴趣(I)和能力(A)的基本目标。 3.丰富授课方式,优化教学手段。丰富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课堂效率;课堂教学手段的不断优化,可以使学生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进行学习。因此,丰富授课方式,优化教学手段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当前高校授课方式单一的困境,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思考:①可以适当增加《管理学原理》课程的实践学时,给任课教师开展多种授课方式留有一定空间。②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变“被动”为“主动”。好的教学导入能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顺利地进入教学情境,让学生主动去探索知识。因此,授课形式的改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比如,在《管理学原理》教学中,针对《管理学原理》具体的内容,可以运用不同的教学手段。比如讲授管理思想及学派,可以通过学生辩论的方式开展;决策可以通过决策模拟游戏完成;计划与组织可以通过一些切合实际的案例来进行讨论;领导与激励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案例来实施。在实施这些教学手段时,需要注意课前学生的认真准备、课中教师的积极引导与总结、课后的温习与巩固。此外,还要建设自己的课程网站,在网上进行讨论、自主学习、答疑、测试等教学活动,能实现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从而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真正获得满意的学习效果。 4.建立教学案例库、完善案例教学设施。建立好的教学案例库,完善相应的案例教学设施,是《管理学原理》能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基础。典型实用、科学真实、时效性强的案例,能引起学生的密切关注,让学生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案例内容与教材知识点紧密构成一体,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如哈佛大学,每年都要更新现有的案例库,编写教学案例已成为该校教师指定的教学任务。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做法,根据本校《管理学原理》的教学要求和培养目标来组织教师编写案例库。在选取或创作案例时,我们必须要注重案例的教学适应性、典型性和启发性。以后每年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选编新的案例加入到案例库中,并把时效性差的案例加以剔除。为激发教师编写案例的积极性,学校应制定相关的奖励措施,鼓励教师走访企业或挂职锻炼,积极参与各种企业管理实践活动。同时,学校还应完善其他案例教学设施的建设,比如创建案例教学管理实验室、沙盘实验室等,利用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模拟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交易等程序,加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5.实施科学、具有弹性的考核方式。《管理学原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仅仅通过闭卷考核方式是不能完全反映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建立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体系是势在必行的。针对不同专业的要求,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比如采用论文式、答辩式、论文加答辩式、操作式、开卷式、半开卷式、闭卷式等。将传统的以考查“知识”为优秀转变为以考查“能力”为导向的“静态+动态”考核方式。静态考核的重点是知识的掌握;而动态考核的重心是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运用管理学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比如与我院合作的英国考文垂大学规定学生成绩的60%取决于课堂讨论、书面报告、大作业,期末考试成绩只占40%。这种考核方式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对学生的分析问题、决策、解决问题、表达、创新等能力进行全面的考核。因此,实施科学、具有一定弹性的考核方式,有助于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的培养,改进学生的学习习惯――变“死学”为“活学”,从而更加切合《管理学原理》的教学特点。 通过对《管理学原理》教学过程中存在主要问题的梳理,从培养学生素质、能力的角度,探索了改革的方向与路径。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需要坚持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贯彻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理念,遵循人本观念,给予学生最大的发挥空间,相信他们的潜力,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努力培养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与创新素养,转变他们的学习方式,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满意度,进而提高《管理学原理》课程的教学质量。 作者简介:李小明(1979-),男,湖南郴州,讲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管理学毕业论文:案例教学在《管理学原理》课程中的应用 摘要:为提高《管理学原理》案例教学的效果,有必要对管理类案例教学方法进行分析与研究。本文在回顾案例教学发展演化历程的基础上,对高校管理类课程案例教学的问题与障碍以及实施案例教学的措施与对策进行了总结与梳理。研究认为,管理类学科实施案例教学的主要问题与障碍是管理学案例教材匮乏,教学投入和教学设施不足,教师对案例的把握不足,学生对案例教学不适应。而实施案例教学的措施与对策主要有编制高质量的案例教材,增加教学资源投入,提升教师能力和帮助学生适应新的教学方式。本研究为高校管理类课程主讲教师实施案例教学提供了一定信息支持。 关键词:高校教学;管理学原理;案例教学;教学方法 作为人文经管类课程课堂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案例教学最早被用于医学和法学学科的教学实践,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20世纪初,哈佛大学首先将案例教学方法用于管理学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将所研究的问题置于特定的环境中,采集相关信息、数据以及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说明问题的原因和过程,得出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甚至是理论的创新。案例教学的实施过程,通常由教师根据课程教学的内容和要求进行设计,挑选适当的案例,组织课堂和课后研究与讨论,并对学生针对案例做出的解决方案进行点评与讲解,根据学生做出的解决方案质量给出平时成绩作为激励等。虽然案例教学已经在本科管理学教学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在教学实践中,高校教师实施案例教学往往面临一些问题与障碍。本文针对《管理学原理》教学实践中实施案例教学遇到的问题与障碍进行分析,并对《管理学原理》教学实践中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一、实施案例教学的问题与障碍 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管理学原理》课程中实施案例教学仍面临诸多的问题与挑战。 1.管理学案例教材匮乏。尽管目前各大院校在《管理学原理》教学中均加大了案例教学的比例,但目前适合中国本科学生的管理学案例教材寥寥无几。在此背景下,《管理学原理》授课教师为了实施案例教学往往需要自行挑选或者设计案例。由于教师本人精力和水平的局限,其挑选和设计的案例往往质量参差不齐,学生难以理解,甚至不适用于本科教学。案例的选择是案例教学的基础,案例的质量与案例教学的质量显著相关,管理学案例教材的匮乏直接影响了《管理学原理》课程案例教学的效果。 2.教学投入和教学设施不足。与简单的课堂讨论不同,《管理学原理》课程的案例教学更加复杂与多样,为了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案例教学需要更多的教学资源支持。在某些案例研究与解决方案设计过程中,可能需要部分软件、硬件的支持。但在传统的《管理学原理》课堂教学中,往往只需要教师对基本原理进行讲解与演绎,学生不用动手实践,使得许多教学管理者认为《管理学原理》教学与理工科科目不同,没有必要安排实践环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软件和硬件的支持,教师只能安排学生在课堂讨论或课后自行分析并制作方案。学生课后学习极大地依赖自己的积极性与自觉性,这种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 3.教师对案例的把握不足。高校教师往往是研究生毕业就进入高校执教,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严重不平衡,而案例教学需要教师对其主持分析的案例具有较强的把控能力和透彻的理解能力。由于理论与实践操作之间往往存在鸿沟,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高校教师难以充分把握、透彻理解所教的案例,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天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操作性不强。教师是案例教学的主导者和控制者,由于教师对案例掌握上的不足,可能最终导致所教授的案例分析和解决方案与现实脱节,最终影响案例教学的质量。 4.学生对案例教学不适应。作为一门管理类基础课程,根据本科培养计划,《管理学原理》课程往往安排在大一开设。由于大一的学生刚刚由高中升入大学,仍保持着高中时“重做题、轻实践”的学习习惯,在课堂上被动地听讲和记笔记,缺乏主动实践、参与课堂讨论与分析的动力。学生是案例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学生较低的配合度将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效果,进而影响《管理学原理》课程的教学质量。 二、实施案例教学的措施与对策 针对前文提出的问题与障碍,对在《管理学原理》课程教学中实施案例教学的措施与对策进行讨论。 1.编制高质量的案例教材。为了保障案例教学的质量,有必要编制一套高质量的管理学案例教材。虽然组织高水平的管理学案例教材编撰工作离不开各大教育教学出版社的支持,但是在目前管理学案例教材缺乏的背景下,各高校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原理》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师可以自行组织起来,编制高水平的管理学案例教材。同时,组织全院多位经济、管理类教师共同编制管理学案例教材,能够有效地减少单个教师编制课程教学案例的个数,节约教师的精力和时间。参编教师集中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编制少量案例也有利于提高编制案例的质量,进而优化管理学课程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 2.增加教学资源投入。为了缓解《管理学原理》课程案例教学中教学软、硬件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管理学原理》授课教师有必要对学院和学校教学管理部门进行宣传与呼吁,使各级教学管理部门知晓并理解《管理学原理》课程案例教学中软、硬件资源投入不足的现状及其带来的问题,争取教学管理部门对《管理学原理》课程案例教学加大资源投入的支持力度。同时,各级教学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也应当改变其“经管类学科仅需较少教学资源投入,只要教师站在课堂上对知识点进行讲解即可”的传统思想,了解国际国内管理学相关学科教学实践的发展状况,对管理学相关学科的案例教学加大支持力度,增加教学资源的投入,以保障管理学相关学科案例教学的成功实施。 3.提升教师能力。主讲教师是案例教学的主导者以及整个案例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师的能力和水平对案例教学的质量举足轻重。为了提高案例教学的质量和教学效果,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提升教师的能力。首先,教师本人应当时刻注意自身能力的不足与缺陷。其次,教师应当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相关理论进展与教学实践的发展,学习先进经验,提升自身能力,将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在课堂上传授给学生。同时,学校、学院各级教学管理机构和管理者要重视教师的培训工作,通过培训与学习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水平,进而提升管理学相关课程案例教学的效果。 4.帮助学生适应新的教学方式。学生是案例教学的主要参与者,学生对案例教学的投入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效果以及整个课程教学的质量。如果学生自己难以主动提高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主讲教师必须积极主动地帮助学生适应新的教学方式,首先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学生了解案例学习的整个流程、案例分析所需知识储备和参与案例分析、讨论必要的准备工作。其次,教师应当对学生采取鼓励的基本态度,为了保护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教师应当始终对学生保持鼓励与肯定的态度,支持学生的发散思维,表扬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做得好的部分,并艺术地提出学生未来需加强的方向,切不可简单粗暴地对学生的不足进行批评与嘲笑。同时,教师还应当将学生的平时成绩与其分析案例、讲解解决方案时表现的能力相联系,对做案例认真和做得好的学生在期末考试中加分,以激励更多的学生积极参与案例学习,进而提升整个课程的案例教学效果。 案例教学是一种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式,将案例教学应用于《管理学管理》等管理学相关的课程教学中,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教学的参与度,使学生在课程教学中获得更多的实践经验与知识。本文在回顾案例教学发展演化历程的基础上,对高校管理类课程案例教学的问题与障碍以及实施案例教学的措施与对策进行了总结与梳理。研究认为,管理类学科实施案例教学的主要问题与障碍是管理学案例教材匮乏,教学投入和教学设施不足,教师对案例的把握不足,学生对案例教学不适应。而实施案例教学的措施与对策主要有编制高质量的案例教材,增加教学资源投入,提升教师能力和帮助学生适应新的教学方式。本研究为高校管理类课程主讲教师实施案例教学提供了一定信息支持。 作者简介:魏庆琦(1982-),女,重庆万州人,重庆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低碳经济;肖伟(1977-),男,重庆渝北人,重庆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低碳管理。 管理学毕业论文:工商管理学科双语教学的定位与模式探讨 [摘 要]工商管理是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中常见的一种管理模式。工商管理学科是研究经济管理理论和一般方法的一门学科。其在实际运用中,专业性极强。对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需要奠定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基础上。运用工商管理学科的专业知识,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双语教学模式是工商管理专业教学的一种趋势。现今各高校在工商管理专业上普遍实行了双语教学的模式。 [关键词]管理 工商管理学科 双语教学 教学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的国际化,经济市场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国教育的改革正在不断地推行。目前我国教育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适应国际环境的高素质人才。[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双语教学被引进我们的教学模式中,双语教学的运用既有利于我们国家对人才的培养,又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国际学生,从而提升我们国内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双语教学在各国教育中已获得普遍的重视。 一、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是指能够将母语之外的一种语言熟练地运用在学科的教学中,第二种语言所获得的知识能够与母语等同。[2]也就是说在学校教学的过程中,教材选用国外的教材,而在实行教育的过程中运用母语与外语两种语言进行授课,在对学生进行测验时只采用外语。目前,双语教学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在实行双语教学的课程中,工商管理学科的双语教学运用得较为广泛。[3]工商管理是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工商管理学科还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在其中还包括了多项分支。我国目前已经开设工商管理学科的高校占多数,在这些学校中,已经有大部分的学校对工商管理学科实行了双语教学,并且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各高校在实施双语教学的过程中,对授课教师的要求较高。除了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外语知识外,还要求教师具有广博的知识,不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对相关的知识有一个详细的了解。[4]双语教学的运用需要学生与教师之间能够进行良性的互动,这对教学的展开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方面对双语教学的模式有极大的影响。而在工商管理学科中运用双语教学,对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具有促进作用。 二、工商管理学科实行双语教学的意义 双语教学最初是在美国运用。学校运用双语教学的宗旨是吸引各个国家的人才,将本国人才培养成国际化的公民,促进各国和谐友好的发展。因此,在教育部开展双语教学会议后,各高校开始行动,将双语教学运用进学校的课堂中。工商管理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课程,学校开设工商管理专业的最初目的就是培养复合型的管理人才。在市场不断竞争的过程中,新型人才的不断涌进,使得双语教学成为工商管理学科教学中必须采取的教学模式。在我国加入WTO组织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实现,使国际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国际交流中,掌握一门外语至关重要。双语教学有助于学生掌握外语知识,这对他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工商管理学科中,运用双语教学既能够提升学生的外语水平,又能够让学生掌握工商管理的知识,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性。因此,学生掌握多种语言是非常有必要的。双语教学将各种因素考虑在内,并渗透到工商管理的教学中,为我国培养复合型人才奠定基础,全面展开对学生各项素质的培养。 三、双语教学模式的建立 工商管理学科采用的双语教学模式与传统的教学模式有不同的作用,同时所需的教学环境也不相同。前文论述了双语教学运用于工商管理学科中的意义,下文将对双语教学模式在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建立进行探讨。 (一)双语教学中师生互动模式的建立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讲授、学生记的方式进行教学的。当教师提出相关的问题时,学生才会针对教师的提问进行回答。在整个传统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处于主动授课的状态,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5]因此,学生的自我展示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激情就会逐渐消退。由此看来,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教学过程的重要一部分。学校实行双语教学,对授课教师有较高的要求,此外,学生的角色转换也非常重要。首先,学生在接受双语教学的过程中,应当积极主动地面对双语教学模式。[6]双语教学的进行需要学生主动地参与。在教师进行双语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应当根据授课的内容,做到课前预习,课上勇敢地与教师进行交流。实践证明,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少不了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勇敢、大胆地运用外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将极大地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其次,教师在双语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能够承担双语教学任务的教师,其外语水平应当极高,同时还应有广博的知识面。在授课时,双语教师要能够运用外语准确地表达出专业知识,同时还能够用外语对专业词汇作解释;不仅要有精深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能够激发学生对双语课程的学习热情。 (二)双语教学模式下的教材选择 学校实施双语教学时,应选用外国教材,同时教材都应有相关的翻译。正确选择教材,不仅可以让学生对国外的文化发展有所了解,而且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也更容易展开教学。[7]当然,任何一本教材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担任双语教学的教师,应当鼓励学生通过多种途径对所学知识进行侧面的了解。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更倾向于使用外语原版教材,但同时也希望教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辅助材料,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可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对于使用原版的外语工商管理教材都持认可的态度。 (三)双语教学课堂模式的设立 在学校对工商管理学科采用双语教学时,其课堂的建设较其他课堂的设计有不同之处。目前各高校之所以对工商管理学科展开双语教学,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该学科的外文资料相对丰富,且在国外的实践教学中已取得很好的效果。[8]学生在接受该学科时就有较多的材料,有助于学生学习该专业知识,同时教师在授课时也可以借鉴国外授课的相关经验。此外,高校在展开双语教学时,必须是外语水平非常高的教师来授课。[9]授课教师外语水平高,在授课时就能够灵活借鉴、引用外国教师在教学中采用的例子,学生掌握该专业知识就会容易许多。 四、工商管理学科双语教学模式的确立 双语教学模式不仅是简单的课堂授课,还是提高双语教学效果和质量的有效方式。工商管理学科有其自身的专业属性,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工商管理学科的双语教学模式应当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在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前提下,将双语教学运用到工商管理的课程授课的模式,应需加强以下几方面。首先,学生与教师必须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外语水平。在授课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对母语的依赖。其次,学校应完善相关的硬件设施以供双语教学模式顺利开展。多媒体的有效应用,对双语教学的效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再次,在工商管理理论知识的讲授中,应当加强学生在双语教学环境下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最后,在教师进行双语授课时,应当根据学生的特点,做到因材施教。[10]有的学生只是外语水平低,但专业基础扎实,对待这类学生,就要根据学生自身的学习特点加以指引。在对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双语教学时,应注意引导学生两种语言思维的转换。 五、结语 总之,双语教学在工商管理教学中的运用是一项长期的过程,只有学生与教师坚持不懈,才能在其中取得成就。笔者将双语教学中的相关应用在文中进行概述,并简单地分析了工商管理学科中双语教学采用的模式。双语教学是以国际化、信息化为背景发展而来的新型教学模式,对我国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双语教学模式符合我国教育目的,因此在工商管理学科中,双语教学的应用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教学方式。 管理学毕业论文:新时期下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战略思考 摘 要:我国煤炭经济管理学科是一项综合型的管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已经有三十多年,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学科体系。但是由于起步时间较晚,从而使得在现代化的煤炭行业市场中与其他的能源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从而导致了这门学科和其他的经济学科相比差距上还是很大。但是,作为一门真正不断发展的新兴学科来说,如何能够准确定位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体系,这就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煤炭经济 学科体系 新时期下煤炭经济管理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和运用性的学科体系之一。在学科的体系建构过程中要能够充分借鉴和吸引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这是构建现代化的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关键。也是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不仅仅能够有利于现代煤炭经济管理中的发展理论提供现实依据,也能够有利于培养复合型的综合性学科研究人才,能够有效地管理好煤炭经济学科的内涵和体系,才能真正探索和构建起新时期下的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 1、我国煤炭企业管理中所面临的新问题 1.1、煤炭产业发展面临生态环境上的制约 目前,我国很多的煤炭企业受到经济利益的趋势,造成我国很多的煤炭开采区面临着生态环境污染的问题,这是由于我国煤炭行业的无序竞争和资源使用过度等方面的问题,煤炭开采和销售过程中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日益严重。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煤炭产业的生产和管理水平都比较低下,特别是与国外先进的煤炭生产大国相比,我国煤炭行业在整体上的技术水平都是比较低的,另外,行业内部上的规模等级也是不一样的,煤炭产业链也相对来说也是非常短,产品结构上也都存在不完善等问题,煤炭综合利用率也是很低,环境污染也很严重,这些问题都是新时期下我国煤炭企业所面临生态制约问题。 1.2、煤炭企业的发展遭遇到瓶颈 当前我国很多的煤炭开采区都面临着资源枯竭的问题,一些企业的管理思路和发展趋势也正在经历着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挑战。一方面,我国煤炭行业也正在努力找寻能够改善自身管理的措施,但是需要企业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的压力。在另外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能源产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我国煤炭企业管理思路必须要能够进行创新,这样才能和世界接轨。在市场经济剧烈变化的今天,很多的企业并没有转变和适应的时间,这也成为制约我国煤炭企业管理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导致我国直接表现在煤炭企业之间竞争呈现出无序性和管理混乱以及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 1.3、煤电价格之间呈现出能源矛盾 从上个世纪开始,“煤”和“电”之间的竞争就一直没有停止。如果煤炭企业领导者只是看到当前煤电之间的竞争的表象,那么可能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煤炭价格是受到市场经济的调节,但是电的价格却是并没有放开。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这里就很容易得到体现,一方面使得我国能源领域当中的均衡发展水平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甚至可以说对我国煤炭企业的销售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同时,它对于今后煤炭行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如果煤电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两者之间以某种方式爆发出来,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的能源基础,给整个国家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2、煤炭经济管理学科自身的定位研究 想要在新时期下构建起煤炭管理学科体系,就要能准确分析经济管理学科的定位性; 2.1、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基本原则定位 从共性上看,煤炭经济管理学科是属于经济管理学的体系范畴,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活动的合理组织与调节以及规律方法的。同时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又要能够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能够反映和指导相关的煤炭经济管理。作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这不仅要能够注重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还要能够兼顾新时期下煤炭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规律方法研究。所以,在从共性的原则上,必须要能够突出本学科的优势特点,突显出适应性和可行性原则,另外还要能够兼顾前沿性和创新性的发展要求,并且要能够讲求学科的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其他学科的协调性。 2.2、对于研究视角的定位分析 从上面的问题分析和推动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笔者认为,要促使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要能够从提升煤炭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和促进我国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上出发,能够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为基本点,能够建立起煤炭的储存、开挖到生产、销售等一系列的科学研究体系。 2.3、对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内涵和研究对象的定位 在对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体系中,要对学科的内涵和研究对象进行正确定位。在内涵和研究对象上,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是以提高现代煤炭经济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能够充分吸引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生态学和其他的自然学科作为研究的对象,并合理地借鉴系统论和计算机与信息管理等方法加以融合的一门学科体系。这样通过探寻煤炭企业经济管理中的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能够要求科学的管理来指导现代煤炭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煤炭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的高效运行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3、新时期下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战略构建 3.1、以人为本,加强构建学术科研队伍 在现代化的煤炭经济管理中,首先就是要能够构建起一支具备高水平的学术队伍。在我国的煤炭经济管理研究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研究的领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分散,在煤炭经济管理知识的相互融合以及相互借鉴方面还是有待提高和改进,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有目的、有步骤、有意识的分层次培养煤炭经济管理学术科研队伍,重力培养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同时也是学科建设上水平提高的关键所在。要能够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同时注重对创新能力和团队意识能力以及系统创新能力,关注一些前沿学科的敏锐洞察力和判断力。要能积极引进一批具有高素质、业务能力强、学历高的专业人才,充实新时期下的煤炭经济管理学科队伍。并且鼓励和支持青年科研人员获取高学位,能够稳定学科研究队伍,从而可以提高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水平,优化学科队伍的学历层次和学术结构,并且能够建构起具有合理性知识结构和煤炭经济管理学术研究队伍。 3.2、着力培养高端人才 要想建立现代化的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就必须要能够加紧培养现代化的复合型高端人才。目前,我国现代化的煤炭产业现在还是面临很大的矛盾,这就是要能够将现代煤炭生产经营由单一注重产能和效益并重发展,而现代的煤炭经济管理中呈现出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态势,在传统的煤炭产业和现代煤炭发展矛盾突出,所以就必须要能够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并重视和加强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开发人力资源,不断提高现代煤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效推动我国现代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新时期下煤炭经济管理学科必须要能够紧密关注学科发展动向,从而能够为其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并增加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煤炭国际贸易知识和现代化煤炭企业管理知识,构建起一个高效的学科交流平台。培养煤炭经济管理现代化高端人才。 4、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煤炭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基础上,以煤炭产业的实际需求出发,简要地探讨现代煤炭经济管理学科体系的构想,在对现代化的煤炭经济管理学科的定位和研究工作中,逐步探寻着对于今后我国煤炭企业经济管理学科体系建设,只有加紧培养现代化的复合型高端人才,并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断加强构建学术科研队伍,才能实现我国煤炭经济学科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推动我国新时期下我国能源经济发展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 管理学毕业论文:《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在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我院管理系不断致力于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结合市场需求和各兄弟院校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进行《管理学》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郑州财经学院为例,就教材改革、教学方法改革、实践教学改革、考核方法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路。 【关键词】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管理学》课程是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郑州财经学院管理系所有学生历年来均开设的必修课程。根据高职教育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本课程定位于培养具有综合技能的基层管理者,通过教与学,使学生正确理解管理的概念,掌握管理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并能综合运用于实际问题的分析,初步具有解决一般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计划与决策、组织与人事、领导与沟通、控制与创新等综合管理素质和技能,为其今后从事实际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在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管理系不断致力于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结合市场需求和对相关兄弟院校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进行《管理学》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人才培养的需要 现代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越来越高,他们招聘时不仅仅考虑相关的专业知识,更多的是关注综合素质和能力,希望所需的人才具有创新的意识和市场竞争的意识;知难而进、求同化异的能力;学习、沟通和人际交往的能力;组织、协调的能力等。作为学校,要培养学生具备以上能力以胜任目前和将来工作的所需,就必须不断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和创新。 (二)《管理学》课程本身的发展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也越来越强,一方面要求有更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来满足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管理学增添了新的内容。《管理学》教学也应该紧盯时代步伐,摒弃过时的理念和方法,汲取新的理论和策略。 二、《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完全依赖引入 我院的《管理学》教材完全依赖引入的教材进行教学,与我院学生实际的知识素养基础与培养目标不同步;且教材更新的速度缓慢,部分内容相对陈旧,与管理学学科发展现状严重脱节;教材构思也亟待加强,国内《管理学》教材多是冷冰冰的黑色文字,文笔生硬,图文并茂的教材更是少见,不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教学中理论和实践脱节 目前,我院管理学教学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听的多,练得少,始终处于旁观者的位置。实训力度不够,从而导致学生缺少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不能从深层次领会管理的本质。 (三)教学方法滞后 在教学中缺乏互动,教师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师生关系表现为二元对立。课堂教学充满了“灌输”,基本上是以理论讲授为主,案例教学所占的比重较小,教学变成了一种存储行为,学生是保管员,教师是储户。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学习的主动性被忽视,甚至被压抑。 三、《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 (一)教材的改革 《管理学》的改革首先应从源头――教材改革开始。创新《管理学》教材的建构,编写我院实用的《管理学》教材,全面进行学生教材与教学案例参考书的改革。 《管理学》是我院管理系和经济系所有专业均开设的一门基础课程,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而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因此,加强该课程的教材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根据我院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学习情况,我系领导多次组织专任教师进行《管理学》课程研讨,从创新课程机构体系出发,到教学内容的全面更新与改革,并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自编一部更适合高职学生的统编教材,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个性化课程培养体系,致力将《管理学》与其他课程的紧密衔接、相互渗透,以及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充分利用,使学生的技能和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管理是一门学科,也是一门艺术,管理是对客观规律进行总结,形成一系列原理、理论和方法,通过学习,让学生学会如何决策及制定计划,如何设计组织结构、如何指挥与激励下属、掌握各种控制技术。但管理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即管理的艺术性,懂得管理基本知识,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能正确的运用,在管理实践中运用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时,要因人、因时、因地不同而不同,如果死搬硬套,注定失败。因此,在《管理学》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实施中,必须将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更要分析实践中的管理经验,让学生学以致用。我院《管理学》课程的教学应灵活运用多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包括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模拟教学法、讨论法、辩论法等,以增强学生对管理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 (三)实践教学的改革 我院《管理学》课程主要是为专科层次的学生开设的,高职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不强、学习基础相对较弱,特别对一些理论性知识的学习较为困难,但同时,我院高职学生动手能力强,对实践类课程比较感兴趣,因此我们要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模式,在实践中延伸课程教学。一方面,选择一些知名企业作为学生的校外教学实践实训基地,让学生走出校园,深入企业和社会接受实践的锻炼,增强学生对企业管理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定期邀请校外专家和企业家走进校园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企业管理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可建立管理综合实训室,购买相应的管理模拟软件,为学生提供身临其境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模拟的企业管理工作情景下,学会解决各种管理问题,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四)考核方法改革 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要建立开放式的考核机制。因此,应取消我院《管理学》课程原期末统一卷面考试的形式,建立基于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考评体系。采用综合考核方法,对学生成绩进行评定。具体内容包含:课堂纪律、课堂笔记、小论文、案例、调研报告、读书笔记等。各项内容按所占比例进行考核。 综上所述,只注重知识传授的教学方法势必会阻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高,要求《管理学》课程教学必须符合高职教育的特点,转变教学理念,更新教材体系,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管理学毕业论文:管理学在中国:反思、挑战和方向 摘 要:目前,我国的管理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基拙之上的。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学术界和实践界呼唤并鼓励构建自己的管理理论体系。本文通过对“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反思,指出了目前我国管理理论开发之路所面临的挑战,并为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管理学在中国 理论开发 理论构建 中国管理理论已经走过了全盘引进西方管理理论的阶段,但是囿于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大量相关研究还是处于“空对空”的阶段,真正创新性的中国管理理论还很鲜见,我们一直渴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多数架构依然处于“本土材料、西方概念”的状态,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预设方面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甚少。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这些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如何构建自己的管理理论。 1、对当前“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反思 反思与批判是理论创新与学术进步的重要路径。中国面对已经较为成熟的西方管理理论来创建中国的管理理论时更应如此。中国管理学界在中国管理问题的探讨中已有反省,但缺乏思辨和论证,鲜有探索创新精神,思维单一而片面,这就出现了“概念模糊”的问题,学者们各自界定,结果使其成为文人彼此间打口水仗的主要话题。 1.1、对管理概念的反思 管理概念的过多和混乱是造成管理学界自乱阵脚的一个重要原因。管理学研究者必须首先对“什么是管理?”进行科学界定。而对管理这一关键概念定义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几乎任何编写管理学教材的作者都有自我的定义,权威人士的定义也多种多样。依据管理工作实践的基本特性,“管理”应该包含人、组织、目标和协调这 4个关键词。理论是由概念或者变量组成的系统,通过命题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因此,概念的明确界定,是进行理论构建的基础。 1.2、对“话语权”的反思 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的话语权可以解构为:引领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先入为主成为管理理论的主流、自诩为普适的管理理论、控制大量国际学术期刊等方面。西方管理理论的引入,在让我们学会了大量管理学知识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的迷失(李平,2010)。我们必须改变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霸权”地位,敢于去质疑,同时要能够敏锐地关注到西方框架之外的关键因素,不要盲目地服从,要能够在某个特定情境下识别主要的变量,按着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来考察当前的现象,从而构建出自己的管理理论,能够高效地解决当前遇到的实践问题。 1.3、对研究方法的反思 我国管理领域的论文多偏重理念、概念和新理论框架的介绍,而在具体实证、方法和操作层面的研究较少,这势必会影响学者们对前沿问题的判断和研究。但是,全盘西化,盲目地追崇实证研究方法,又会掩埋科学研究的多样化,扼杀创新。“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是采取全盘西化式的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还是对这种主流研究范式进行修正?机械式的“拿来主义”,类似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范式移植”,这种做法考虑到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不过,“范式移植性灾难”却屡屡发生。我们应该基于中国的国情,在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下,借鉴科学的理论开发范式,构建自己的管理学理论,走一条管理学发展的科学理路。 1.4、对理论价值的反思 在中国式管理研究中存在着“理论泡沫” 现象,大量的管理学论文、著作除解释了部分管理现象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基本上很难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管理者、管理对象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大多数管理学研究者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从而导致了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的研究,这是管理学界存在的严峻问题。中国的管理理论究竟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亦或是“西体中用”,还是说我们要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借用科学的理论构建方法,切切实实地构建出自己的管理学理论并且能够高效地解决中国情境下的实践困惑和疑难问题。 2、“管理学在中国”研究面临的挑战 欧美管理方式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其诸多无奈,在发展中国家中暴露其缺乏包容性,在环境治理中暴露其缺乏责任性,在面临危机时暴露其缺乏承担性(齐善鸿等,2010)。人们开始质疑西方管理理论的普适性,而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与西方管理学研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于是开启中国管理理论的构建之路成为必然,但是我们也应意识到这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 2.1、研究方法的挑战 关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是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特色”。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实证研究方法却“一统江湖”。过于偏重定量研究的倾向与缺乏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论有关,因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亟需开展规范的定性研究。“管理学在中国”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当前管理学研究方法所面临的挑战:反对实证主义的“霸权”,但是在反对的同时,如何建构非实证的方法又是颇为头疼的事情;反对研究中的简单唯方法论,即把科学的方法当作发表文章的工具,而不是本着科学的态度,探寻对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2.2、文化“路径依赖”的挑战 中国管理研究多数是沿着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路径进行研究的。相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言,目前的研究仅仅只是初步或者说表面性的概括,还远未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核。进行本土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就必须在中国文化、社会、历史的脉络下,对当下中国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由根至叶,追根溯源地创造契合性高的管理理论。 2.3、理论发展视野的挑战 目前,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圈子式的交流与孤芳自赏的情绪化表达,很难与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对接式交流,进而无法实现理论的重大突破,自然也就不能有效的解释和指导管理实践。语言不通、研究不规范,思路不科学,缺少公约性的理论语言,于是很难在国际平台上与人交流,结果导致无法了解最先进的西方理论,对理论前沿后知后觉,自己“闭门造车”的东西着实难登大雅之堂。 3、“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发展方向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内企业的迅速发展,我们迫切需要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构建转型经济条件下的管理理论,以更有效地指导企业管理实践。有学者提出以下规则: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化嵌入性;以问题为中心(邹国庆等,2009)。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思路之一是,首先东西方各自进行本土研究,然后东西方互补整合,建立跨文化管理理论来完整解释东西方/全球管理现象,走“先分后合,多元统一”之路(徐淑英等,2005)。 3.1、进行高水平的本土研究 本土研究初期以理论建立为主,就应擅长理论建立的综合/归纳/ 定性方法。因为定性研究是在理论和文献匮乏的领域里进行理论构建工作的有效手段,这些方法尤其适合在中国背景下创建新的管理理论。开展高水平的本土研究,不是简单地检验西方理论或模型的适用性,不是用来证明用欧美以外的样本进行研究的正确性或合理性,也不是现有测量的简单翻版,更不是比较研究或跨文化研究。高水平的本土化研究要跳出现有理论框架的约束,基于现象本身进行思考,在特定情境下来观察样本的独特之处。 3.2、构建科学的管理理论体系 朱道立诠释了中国管理学者在构建管理理论体系时应该具“顶天立地”精神的确切内涵。所谓“顶天”包括三点:熟悉前沿理论、规范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国际化。基于前沿理论,针对热点问题,运用与国际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所谓“立地 ”包括两点:抓准中国管理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管理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只有切实地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立地。只有如此,才能产生新的管理科学理论,打造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学派。 3.3、强化问题意识 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而又终于问题――越来越深化的问题,越来越能启发新问题的产生2。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生存、发展和是否具有生力的关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可或缺的东西,或者说,“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灵魂。具有问题意识是对学术活动主体的基本要求,而缺乏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是难以想象的(邹国庆等,2009)。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因此在理论构建的路上,“问题意识”是构建中国管理理论的关键。 3.4、寻找新光源 当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下无法适用,而我们又死死抓住西方理论,不能投身于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时,这样一种情景在我们脑海中浮现:某人在街头遗失了钥匙,却只在路灯下寻找,因为在他(她)看来,那是光明仅有的地方。“管理在中国”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离开西方理论的“光明”,来开发照亮中国经济和组织中黑暗部分的新光源。中国管理理论应重点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情景下的“人”和“组织”的问题,重视规范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同时加强国际化交流。 4、结语 欧美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时会不断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使得管理学者逐渐意识到,管理领域中已有的研究并不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徐淑英等,2005)。作为中国管理学者,最迫切的任务一定不是与“国际接轨”,而应该是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更加全面地、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管理学的研究成果,是鼓励研究中国管理问题,解决中国管理疑难,建立更加开放、多元、公平竞争的学术平台(王学秀,2008)。 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还正在兴起,这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和动态演进特征的发展过程,事前我们是难以对其最终结果进行预言的(Arthur,1994)。需要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研究“真”问题,不断地将“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深入,提炼出具有中国特点的概念、理论,检验或建立能够解释并预测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特定现象的理论。为此,需要我们突破学科化的思想学术方式,回归问题本身,以问题为中心组织当代学术思想(邹国庆等,2009)。重视国际学术的合作与对话,构建出自己的管理理论,从而使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走向世界。当然,这着实是一条任重而道远之路。 作者简介: 王绍伟(1956-),男,1981年毕业于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俄语系,2000年至今,任职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曾于1995年-1999年期间被派驻俄罗斯从事贸易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经验。 管理学毕业论文:对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评价研究 【摘 要】管理学批判理论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管理学在组织及管理世界的变化下所呈现的动态特点。本文将从管理学批判理论概述入手,就其优秀内容及实质展开评价,作为对社会建构的基本产物,如何从管理学理论与范式研究中来探析管理学的发展奠定研究基础。 【关键词】管理学;建构主义;批判理论;评价研究 随着对管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管理学基本理论框架的认识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如何科学、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这些变化,将需要从客观、公正的管理学科基础入手,以组织及管理世界为对象来探讨管理学的理性发展。管理学批判理论是管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随着管理学理论、范式及特定的社会建构逐步形成的。 1.管理学批判理论的基本概述及认识论 从管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管理学批判理论及方法论与传统的实证研究、演绎研究、归纳研究不同,主要从库恩的科学范式及理论框架逐步演变而来的认识论,其观点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的双向互动,并由此来发展而成基于经验观察与先验范式之间的互动过程。作为认识论的不同方法,管理学批判理论是基于管理学建构主义基础上,严格地说,管理学批判理论主要是对管理学建构主义进行评价,对于组织及管理世界中的客观存在性,赋予了深刻的管理学实践者的批判色彩。由自身管理经验或者对管理现实的解释上来形成对管理世界的构建,管理学者不同的经验及信念下,对于管理世界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建构管理学认知。总的来看,对于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认识论主要有三点:一是对于现实组织及管理世界的知识并非是对客观的反映,也不是对承载管理学知识的真实符号表征系统,它是对组织及管理世界的解释或假说,随着对认识的理解深入而不断发生变化、升华,从而形成新的理论;二是对于管理学知识不能绝对的概况组织及管理世界的法则,需要从具体的活动中应用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知识不是一用就准的,而是需要结合具体问题和情况来进行创造和加工;三是对于管理学知识不能以实体的形式来表达,尽管语言可以赋予管理学的外在形式,但对于管理学知识还需要从实践中来获得普遍的认同。正是基于此,对于管理学研究者及实践者来说,对于知识、经验的建构需要取决于特定的管理活动,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被动地生搬硬套理论。 从管理学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来看,主要将矛头指向了管理学指导主义,而指导主义认为,管理学研究者对于自身的意志往往强加于他人的精神之上,并通过组织及管理活动来达成;而对于管理学批判理论来说,这种所谓的精神权威是不稳定的,也是容易发生变化的,因此,对于管理实践者,需要从自身知识建构中来学习,并应用到管理中,以此来实现管理学研究者与实践者在相互促进中构建理论。同时,对于管理学批判理论所抨击的主要问题并非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而是其哲学基础,也就是说认识者与认识物之间的二元论思想。从实证主义假设来看,事实上只存在一个中立的立足点,对于观察者可以站在这个立场上来观察管理世界。可见,对于管理学研究者所得出的理论,事实上是对管理学实证主义的“断然假设”,并未通过适当的方法来进行验证。管理学实践者则需要从管理实践中来解释其中的技术性活动,或者对其客观表征进行解释,这样从管理者来看,这个特权是可以接触到现实管理世界的。严格的说,对于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认识论,最早源自康德的《纯粹的推理批判》,其中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对我们在思想上被动地接受材料与自主的对外界经验进行选择和组织,从而赋予这个世界不同的意义。 管理学批判理论认为,在方法论的确立上,对于管理学研究者不仅建构了对实验事实的解释,还建构了对事实本身的批判,每个组织及管理实践都是研究事实,都需要从管理学思维中来进行判定,自然,对于管理学中的任何中立是不存在的,管理学研究者在其理论假设及语言表述中已经对事实施加了影响。既然批判理论者不是通过证实或证明来进行归纳和演绎的,那么对于实证主义者所宣扬的中立观也是不认可的。建构主义者将已经证实的管理学理论、管理事实,以及因果关系都可以作为普适性的事实,而对于批判理论者,则都是具有局限性的。 2.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评价研究 从管理学批判理论的优秀来看,对于组织及管理世界中的变化及环境都需要从考察中来推理,因此批判理论者将问题归结于亮点:一是对于管理学中的组织及管理实践需要从主流观点的分析上来批判,从而揭示出管理学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性。批判理论通过对“真实的”管理实施进行分析,识别其解决方案的利益价值,无需对生活中不必要的控制加以解脱,使其符合真实生活;二是对于所表达的观点及意指,就其所建立的组织及管理民主上来摆脱主流力量的困扰及抑制,从而实现对批判目标的自由表达。从某种意义来说,管理学批判理论是在精神上、政治上、实际生活上进行彰显其特殊性,从而弄清其社会建构下对沟通行为的影响,进而得出现实生活中对组织成员生活的微妙变化。这两个论点在阐述时都基于同样的理论依据:即管理学批判者必须抛弃管理学公正性这种自大情结,必须把自己看成是局部的参与者,承认局部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对于管理学原本的对社会常识的建构,管理学者以自己的观察为依据,并从理解常识性概念中来构建交往的基石。正如前者所述,对于管理学研究者的身份界定上,并非是观察者,也也不是以观察者身份创新的参与者,而是以参与者身份出现的观察者,是与社会实践社群相关的重要组成人员。由此在进行评判论研究中,才能给予合理的分析与反思,才能避免认识论与政治局限性的束缚。 对一切认识论的怀疑是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起点,也是对管理技术是否能够解决管理问题的客观认知。从当前管理学面对的组织困境及自我反思来看,对于来自理性主义正统的知识建构观,需要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这就是哈贝马斯的“解放利益”思想,其目标在于经过思考而获得的自我知识,赋予个人的理性思考与行动,进而促进自我反省和批判。哈贝马斯在探讨通过理性讨论来解决管理知识与管理实践的合理性问题时,提出沟通理性概念,并从“理想的语境”中来实现管理知识与实践问题的一致性。尽管管理学批判理论强调组织成员的自我认知,但对这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很容易产生误解,尤其是组织成员因缺乏对现实压迫的无知,在实践决策分析中表面上产生符合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而实际却掩饰了不合理的压迫结构。为此,管理学批判理论希望从揭露管理决策的扭曲上,就如何导致错误理解的根源进行探析,进而成为推动组织意识形态管理变革的有力力量。 3.结语 管理学批判理论揭示了组织及管理世界在变化中所形成的社会建构模式,并从其利益、动机和权力关系上展示了反对管理学主流力量形态的有效措施。管理学批判理论将否定一切技术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点,并从管理理论与实践上进行分析,从而通过自我反思来达到对他人精神权威的制约。应当看到,对于管理学批判理论所面临的权威性的质疑,也是管理学认识论的难题之一,一方面要管理学知识的建构中来运用好知识对组织及管理世界的作用;另一方面要从批判理论所关心的行为主体的意识上,界定其价值观与利益,并由此来揭示出管理学知识与实践参与者的关系。严格地说,管理学批判理论是一种批判社会现象的理论,也是通过对事实的批判与否定来唤醒组织成员的意识,进而促成合理的组织及其管理秩序的形式。 管理学毕业论文: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困境与出路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与挑战,主要的问题有学科源动力不足、学科制度不够明确、学科地位不独立等。想要尽快的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建立起合理的学科标准与质量标准,并配备良好的教学资源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学科制度体系、优化传统的教学形式。将创新的教学方法与经济管理学科相融合,使之逐步走出困境。 【关键词】困境出路 教学经济与管理 重要性 21世纪初期,我国普通高校中共成立近20个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博士点、41个硕士点,到了2008年则增加了107个硕士点。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硕士点在飞速增加,与此同时,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也将面对着就业困难、学科制度不完善、学科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想要解决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面临的问题,就要培养出符合社会所需要的专业型人才。 一、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背景 教育经济与管理是由教育经济与教育管理两个二级学科并列而成的一个交叉学科,其属于管理学门类,是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中的二级学科。通过分析大学学科组织结构及其相关管理经验来看,学院的一般会与一级学科对应,系别则会与二级学科相对应。以此类推,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应设立在公共管理学院[1]。 二、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所面临的困境 2.1学科内在动力不足 进入80年代中期后,因为教育管理的队伍已逐步形成,教育管理工作者开始研讨教育管理学的相关体系与结构。从80年代末到现在,教育管理学这门学科仍然有很多需要进步与提升的地方[2]。学科的构建受到许多方面的制约,如国家政策、研究人员等因素都会对学科的构建产生一定的影响,就教育经济与管理这门学科的发展情况而言,促进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可分成权力系统模式与权威系统模式,权力驱动模式是以强制的方法,按法定意识来对规范学科的互动制度,而权威驱动模式是在原来学科的基础上发掘出新的增长点。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思想的设定与我国政府对相关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从某种方面来讲,该学科是一种行政性的学科,所以,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内在动力不足。 2.2 学科制度不完善 作为学科制度化的一种外在条件,学科组织的表现有:在各个高校中设立相关知识讲座的职位,从而可以确保学科教学与研究的权威性,建立相关学系、开设学科课程,确保学科知识得到应有的传承,大学应颁发相关的学位证书从而保证教学质量与教学标准,建立各种各样的学会,促进学科的集体知识消费性等。 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学科教育水平来看,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有许多令人质疑的地方,这种课程的设立与其隶属关系的相关做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从而忽略了该门学科自身的发展,阻碍了学科间的相互联系。许多高校缺少成熟的学科文化,这对于学校培养人才与学术研究十分不利,所以教育经济与管理这门学科与学科制度化的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2.3学科地位不独立 目前,我国教育学院中硕士较多,由此可以看出该学科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教育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学科却是以教育学学科为基础的,就好像殖民时在西方主义之下的东方一样有着同样的地位和命运,即使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与意义,但却没有办法逃脱其被殖民的命运与地位。 三、如何走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所面临的困境 1.建立教育质量部级标准 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想要快速的发展,当务之急要确立切合实际的相关人才培养目标,根据教育与管理学科的有关规范与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成立以学科为向导的学术型学位与以实践为主的职业型学位。完善教育经济与管理的教师管理体系,建立严格的教师考试体系,同时,建立一个全面有效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是不可或缺的。 对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进行规范的规划与设置并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抓紧对相关教程的配备,并在政策上积极支持学科独立,满足其教学需求,提高其教学质量。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开展新的教学理念,因为教育学科具有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相交叉的特点,所以在这种特殊的阶段应该结合专业特点来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水平。 2.配备良好的教学资源与体系 在教学模式上,教师不再是单单念着PPT,而是要向学生提供大量关于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阅读资料与专业书籍等。这些资料所能呈现的学科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要求学生不但要找出问题,并且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形成一种自己的理论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学生不但可以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其创造能力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总结: 目前,我国在设立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硕士点机构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绝大多数高校将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设立在教育学院,小部分将该学科设立在管理学院,少数高校则根据学校自身的学科优势将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划分在经济管理学院以及高等教育研究所等一系列机构,这表现出了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标准不统一、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只有建立相关完善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体制、提高该学科的教学资源、改进相关教学方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管理学毕业论文:论大学行政管理学课程“翻转课堂”模式 [提要]在大学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被应用其中。本文就如何在大学管理学课程中开展翻转课堂教学进行探讨,提出明确课堂主体及教学内容、建立鼓励机制等对策。 关键词:翻转课堂;管理学;教学模式 大学教育,尤其是大学专业基础课的教育,是令许多老师头疼的事情,学生不爱听、课堂气氛不活跃、内容枯燥乏味等一系列问题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而翻转课堂的引入,改变了我们的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这场教育改革必将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也必将影响高校的课程教学。 “翻转课堂教学”在现阶段已被广大教育工作者认为是即将影响我国课堂教学的重大技术变革。在中国的教育界,翻转课堂带来的高效的教学成果影响着我国教育者的思考,一时间备受广大教师的追捧。是坚守传统教学模式还是与时俱进,自我改变,接受新的教学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传统的教学模式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由教师在课堂上讲授新知识,然后老师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由其在课下完成,通过课后作业的练习来巩固课堂所学。这种教学模式包含了知识的传授和知识巩固内化两个阶段,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采用。而本文所讨论的“翻转课堂”是指学生在家通过自学并观看教师所录制的微视频来学习知识,课堂不再是老师一个人的舞台,由老师一个人唱独角戏,翻转的课堂变成了师生和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课堂上学生自主讨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在课堂上通过练习巩固自学成果,老师负责答疑的一种教学模式。因此,在“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下,教师应在课堂结束后,对本次课堂活动进行分析,通过学生反馈,系统性地总结与反思,布置好下一次课的学习计划。 一、设定“翻转式”课堂主体及教学内容 由于行政管理学课程的理论及实践特殊性,我们在“翻转式”课堂教学改革中采用了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和学习效果,我们只选取出部分相对简单易懂的章节进行翻转教学。在翻转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改变了往日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形式,改由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通过观看微视频解决疑惑。在课下学习的过程中由学生提出自己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课堂上汇总由学生讨论。每一章节习题不再像传统教学模式那样由老师讲解,学生记笔记的形式出现,而是学生自由讨论并完成。 具体操作方式为:“学生自由分组”,“课下小组讨论”,“课堂成果展示”三结合方式。具体做法是:“学生自由分组”,即学生采取自由组合的形式,每一个小组5人,以小组形式学习,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课下小组讨论”,即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将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小组讨论来解决,这一环节是对学生知识上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课堂成果展示”,即在课堂上每一个小组对章节的内容进行总结阐释,并提出自己的问题,之后由小组之间相互解答疑惑,教师在这一个环节中主要对学生讨论内容的重点性、准确性进行把握,对于学生无法讨论出的内容进行引导性的解惑。最后老师将习题列出,由学生在课堂完成。 二、翻转课堂学习效果检验 在采用翻转教学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具有较强的自觉性,较强的自学能力,往往会发生偷懒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杜绝这种情形的出现,在课堂中,老师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翻转课堂学生是主体,学生在课堂中自由讨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应随机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 在讨论过程中,老师也应该抛出自己的问题随机地让学生来回答,并给出练习题,由学生来完成。在每一堂课后,老师根据学生课堂讨论情形,小组整体表现以及课堂练习情况对每一位同学作出准确的评估。翻转课堂为一些原来在课堂上对知识领悟力较差的同学,在课下提供内化知识学习提供可能,有利于每一位同学发展。同时,通过翻转课堂,通过学生在课堂的表现,老师也对学生有了更加理性清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老师靠印象评价学生,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 三、鼓励机制的建立 布鲁纳曾说过:动力与激情是学习的源泉。因此,要让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激发出学生的学习激情就尤为重要。而要想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就应该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老师在布置课下任务的时候,知识点不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如果知识点过难,直接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因此老师应将知识点分解成若干小问题,由学生一个一个去解决,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成就感和满足感。 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每堂课老师可以选取一定的奖品带上课堂。对于在不同的任务场景里,每一位表现好的同学可以任意选取一样奖品。当然,不同难度的知识,对应的奖品也应该不同,总的来说,难度越大,奖品品质越好。当然,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有制度才会有规范,这样也能够提醒督促学生认真学习,有利于他们取得学习上的进步。 以上三个步骤在“翻转课堂”应用中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必将导致这一教学模式最后流于形式,不能对行政管理学的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翻转课堂”在实际教学中也存在诸多诸如学生能否自觉抵制网络诱惑和学生学习自觉性的问题。但是,如何利用网络资源,如何利用好网络资源以及提高学生自觉性,需要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需要说明的是,“翻转课堂”并不是在线看视频,而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是让学生对自己学习负责的一种手段,老师不再是站在讲台上单纯的传道,负责讲授知识,而是和学生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翻转课堂”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在学习中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还需要老师和同学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翻转教学的各个环节,找出适应我国教育发展和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 管理学毕业论文:学生对“管理学原理”课程考核时段改革的意愿分析 前言 《管理学原理》课程是管理类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面向全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而且是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所接触的第一门专业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表现出非常高的兴趣,但是由于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和体系大不相同,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性比较大,自主学习的热情和能力比较低。为强化过程学习、自主学习,推动我校学风建设,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通过对《管理学原理》课程考核时段进行调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主学习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改革所取得的效果在另一篇论文“《管理学原理课》程考核时段改革效果分析”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说明。本文为了从学生的角度评价改革的效果以及分析学生对这种考核方式的意愿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课程建设效果、学生对课程改革的看法和态度等情况进行了评估和总结,总设计了14个问题。 1.学生的学习态度分析 对学习来说学习态度非常重要,学习态度决定学习积极性,而学习积极性会进一步决定学习的效果。因此,本项目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在调查中有25个人、占全班总人数的5682%的认为自己的学习态度一般;有16个人、占全班总人数的3636%的认为自己的学习态度好;有3个人、占682%认为自己的学习态度不好。对于学生来说是否喜欢某一门课或一些课,就会直接决定学习的效果。从以上数据不难可看出大部分同学认为自己的学习态度一般,尽管如此,但是大部分同学还是喜欢上专业课,在调查中有37个人占8409%学生认为自己比较喜欢上专业课。 2.学生对新的考核方式效果的评价 2.1学生对随堂考试等考核方式的看法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不断提高、自主能力的提高以及集体讨论参与度的提高等都表明了学生对这种考核方式的态度还是比较支持的。本文为了更加客观地评价学生对新的考核方式的态度,问卷中涉及相应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随堂考试的态度也是非常的支持,在调查中全班有40个人、占9091%的学生赞成随堂考试等形式进行小测验的考核方式。没有人反对,认为无所谓的人有4个、占909%。而且学习好的和平时表现好的学生都非常支持这种考核方式。 2.2学生对随堂考试效果的评价 从学生随堂测验的成绩变化看,这种考核方式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学生四次随堂测验成绩逐渐提高,就全班四次测验的平均成绩分别为40分、617分,70分,83分。全班第四次的平均成绩比第一次提高了两倍多。及格率第一次为21%、第二次为581%、第三次为737%、第四为100%。第四次及格率比第一次提高了五倍。 本文除了通过平时所进行的随堂考试的成绩对比,分析随堂考试的效果之外,还通过调查问卷中涉及相关的问题,了解了学生对随堂考试效果的评价。在调查中有21个人、占4773%认为随堂考试的效果非常好;有23个人、占5227%认为效果一般,没有人认为进行随堂考试没有效果。这说明学生对随堂考试的效果是认可的,而且将近一般的同学认为这种考核方式的效果非常好。 2.3学生对随堂考试作用的评价 学生对测验等考核方式在提高学习积极性方面的作用是认可的。大多数学生对随堂考试的作用的评价都比较高,调查中有30个人、占全班人数的6818%,认为进行随堂考试对提高学习积极性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有11个人、占3182%,认为进行随堂考试对提高学习积极性的作用是一般的。 2.4学生对新的考核方式的看法 本文认为学生对学习压力的看法以及学习压力和学习动力之间关系的评价,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的效果。在调查中大部分学生27个人、占6136%的人,认为进行随堂考试压力一般,有10个人、占2173%,认为进行随堂考试压力大,有7个人、占1691%,认为进行随堂考试压力不大。调查表明喜欢有压力的学习气氛的学生将近一半有19个人、占全班人数的4318%;但是多数同学认为自己不太喜欢有压力的学习气氛,有22个人、占50%。而进一步对学习压力是不是学习的动力这一问题的调查中,有25个人、占5682%的学生认为,学习压力是学习的动力,这说明大部分学生还是认为,只有有压力才会有学习的动力、没有学习压力就不会有积极地学习动力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17个人、占3664%的认为,学习压力不是学习的动力。 2.5学生喜欢定期闭卷形式进行测验 在调查学生对阶段性考核的看法时,大部分学生有30个人、占8108%认为所学课程定期进行测验及时巩固所学知识好,而对具体考核方式有22个人、占50%,认为平时测验方式笔试的方式进行好;认为应该采用口试方式和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好的学生占50%。 总之学生对随堂测验、口试考核方式的态度还是比较支持的。随着学生适应这种考核方式,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学习积极性、自主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学生对随堂考试的效果是认可的,而且将近一般的同学认为这种考核方式的效果非常好。学生对测验等考核方式在提高学习积极性方面的作用是认可的。在调查中大部分学生认为进行随堂考试压力一般。而且多数同学认为自己不太喜欢有压力的学习气氛,尽管如此大部分学生认为学习压力是学习的动力,只有有压力才会有学习的动力、没有学习压力就不会有积极地学习动力了。大部分学生有认为所学课程定期进行测验及时巩固所学知识好,而一半的学生认为平时测验方式笔试的方式进行好;一半的学生认为,应该采用口试方式和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方式更好。因此,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推广,以随堂闭卷考试和课外案例讨论并课堂上口头回答案例相关问题的口头考试方式,对学生进行平时的测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管理学原理”课程教学的目的。
诚信教育论文:大学生缺失诚信教育论文 1政治信仰缺失 受西方思想的入侵,各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日渐盛行,好多高校大学生只向“钱”看,政治被视为实现利益的跳板。不少大学生在校参加政治或文体活动仅是为了考核及不影响评奖评优。当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各种迷信和伪科学逐渐盛行,部分高校大学生遇到困难失去理性判断。各种宗教思想的侵袭,玷污了大学生的思想,使得青年大学生未能形成正确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2人际交往不诚信 以诚相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只有真诚待人,对彼此保有一种诚信的动机和态度,才能得到相互信任,人际关系才能得以发展和加深,使得人际关系得到发展和巩固。但是不少当代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存在各种失信的行为。 3学业、求职造假 学生以学习为主,但是部分高校大学生并不专注学习科学知识,有的沉溺于网络游戏,有的盲目于爱情,没有充分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并且缺少学习兴趣,或者学习的文化知识不能很好应用。由于平时缺少知识的积累导致考试不能顺利通过,于是开始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作弊、打小抄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甚至购买作弊工具。导致原来那些学习努力的同学产生不平衡心理,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严重影响高校大学生的整体水平,缺乏应具备的职业能力,这就进一步影响了当今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4经济诚信缺失严重 当今大学生恶意拖欠助学贷款成为受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们或是不按合同还款或是不按时还利息,更有甚者毕业后拒绝还贷,很多同学恶意拖欠学费,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严重影响了高校大学生的形象及声誉。大学生经济缺失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随处可见,有的不只局限在道德层面,甚至触犯到法律,,对人民、社会以及国家构成威胁、造成损失。 5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有效途径 5.1建立高校大学生的诚信档案 为规范和制约高校学生的不诚信现象,引领大学生自觉诚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建立大学生信用档案,是我国目前高校应展开的一项迫切任务。诚信档案的建立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环节。这样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诚信理念,推动国家助学贷款项目的发展,更有利于国家社会信用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为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助力。 5.2建立科学合理的信用监督体制 为了孕育健康和谐的诚信环境,有力地促使高校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诚信行为,高校不仅要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还要制定科学的监督机制。应有效发挥学生主体的监督和舆论作用,加强信用行为的管理和教育,对失信者的行为通过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及时曝光,对守信用者给予鼓励,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青年学子引起对诚信教育的重视,并主动信守承诺,同时也能引起整个社会对高校大学生诚信问题的关注。 5.3构建大学生诚信自律示范机制 诚信教育机制要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实际生活中大部分学生诚信缺失重要原因怕受到家长的斥责,因为害怕所以选择撒谎。有的甚至遭到父母的打骂,这样反而激发了学生的逆反心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身心更是受到损害,使得诚信问题也出现裂口。因此,建议家长与学生多沟通交流,达到诚信教育的效果。 5.4建立大学生诚信危机制度 诚信危机制度是大学生经济诚信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大学生诚信危机制度可以保证高校诚信教育的顺利推进。各层次相关部门制定奖惩相结合的诚信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力度,避免单一的惩罚制度不合理。还需把握奖惩的力度,避免标准过低或过高失去合理性或者带来负面影响。高校还应完善大学生就业诚信体制,就业诚信制度能够保证大学生顺利就业,提高大学生就业意识的有效措施。 5.5吸取国外经验,建立科学诚信体制 从全球角度看,解决诚信问题的方法较多,其中当数发达国家的“联合征信制度”。此项制度内容如下:公司或个人的诚信状况由一家信用度高的资信公司存有,本人或本公司以及其他公司或个人采用付费方式进行查询。公司或个人如果存在信用不良,如恶意拖欠学费、拒绝按期偿还助学贷款、偷税、漏税等,这些不良信用记录就会在诚信资信公司留有诚信记录,这样信用记录会在日常或以后在商业活动和个人社会活动中作为参考评价。当今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既是广大青年学子成长过程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和时展的要求。高校为国家发展输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已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高校学子诚信的缺失将会给祖国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失,所以诚信教育势在必行,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环境作为研究背景,关注大学生诚信教育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广大青年学子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因此,必须全面培育诚信这一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诚信意识,才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的不断前进,诚信教育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所以耐心细致地分析高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由,并根据高校大学生诚信失衡采取相关措施,对弘扬民族文化、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赵永明 马俊红 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 哈尔滨华德学院 诚信教育论文: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论文 1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现状及问题分析 明确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等,是不断实现改进的关键性环节,所以还应当对此方面的内容引起较高程度的重视。目前多数大学生为独生子女,对于学习和生活缺乏一定的自律性,在进入大学后由于与高中管理体制的不同,大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增加,缺少了对未来的规划,学习质量大幅下降,逐渐通过考试作弊来完成学业。在中国经济生活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许多。国家目前在大学生资助方面提供了不少可以选择的方式,以确保多数贫困学生能够圆满完成自己的学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无息贷款、借款等等形式。但部分大学生拿到这样的补助之后,并未能好好珍惜,开始利用各种途径拖欠还款,比如更改个人信息,这对学校和银行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2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根据上文针对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的基本状况和应当重点分析的现状等进行集中性的研究,可以明确工作开展过程之中需要注重的问题。下文将针对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的基本原因和导致问题的主要因素等进行系统性的探析,旨在更好地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2.1民办高校学生诚信观念淡薄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观念方面的因素,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之中,缺乏对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教育,并且不少学生自身的自我调控能力较差,诚信的观念和意识相当淡薄,进而使得其缺乏必要的诚信。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大部分的大学生从小就处于一种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之中,所以往往会出现精神空虚以及不爱学习的情况,常常以自我为中心,面对当前社会的就业状况,缺乏必要的、正确的判断能力和应变能力,并且不少学生认为抄袭作业以及考试之中进行作弊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诚信方面的问题。所以,还应当加强对相关学生思想观念和诚信意识的培养,以更好地促进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事业的改革与进步。 2.2学生价值观念模糊 其次还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不少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相当模糊,随着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大学生的价值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不断转变的情况,并且出现多种价值取向,相对应的,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等等,不够完善,对于一些事物的立场不够坚定,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最后再加上从众心理的影响,所以经常会出现多变以及矛盾等心态。在当前的趋势之下,民办高校的大学生常常会难以面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时常会采取一种相对消极的态度,来应对当前社会的基本状况,有时候甚至会采取一些较为极端的态度,来处理问题,这样的现状对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的开展相当不利,应当加以高度的重视。 2.3客观因素 最后,则是一些客观方面的因素,诸如家庭方面的因素以及学校方面的因素。家庭对于学生的引导有着相当关键的作用。长时间以来家长往往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成绩,而对于其诚信方面缺乏必要的教育,轻视了对学生的道德思想方面的培养。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学生与家长之间的价值观念以及人生观念相差较大,进而使得学生理解一些问题时出现了偏差。学校方面的教育机制落后以及对学生引导不良,也会导致一些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问题。 3结语 总的来讲,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对高校相关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上文所阐述到的,当前诚信缺失的情况相当严重,并且逐步蔓延成了信用危机,在今后,还应当将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优秀内容,有针对性的进行整改。综上所述,根据对当前民办高校学生诚信教育的基本状况和实践工作之中应当重点加强的相关内容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从实际角度着手对工作开展过程之中需要注重的优秀环节以及相关工作的理念等进行了集中分析,旨在以此为基础更好地实现工作的发展,更好地促进教育事业的创新改革。 作者:张晓玲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诚信教育论文:虚拟社会大学生诚信教育论文 一、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性 网络时代所引起的网络诚信问题就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作为当今社会新鲜事物的主要接受者,大学生与网络之间有着更多的契合点,这种契合点使二者之间更容易“一见钟情”,为此有些大学生在网络状态下出色的表现让社会变得徇丽多彩,但也有不少大学生因网络的出现而迷失方向,违背社会道德。事实上,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新鲜血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更需要这种诚信的品质在心中,把它作为进入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接入点,使做任何事情都要以诚实守信为准则,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增添正能量。 二、网络对大学生诚信行为的负面影响 (一)网络诚信缺失导致大学生道德感与责任感的缺失 道德感与责任感是一个人对自己和社会主动施以积极有益作用的精神。道德感作为一种高级情感,是人们用一定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自己或他人思想和言行时产生的内心体验。责任感从本质上讲既要求利己,又要利他人、利事业、利国家、利社会,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客观而言,网络是个隐匿又开放的环境,其自由、开放、隐匿的特点使人们的约束力与克制力大大弱化,甚至出现一种“规范真空”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下人的自制力往往变得不堪一击,再加上大学生的意志力比较薄弱并且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因而,面对虚拟的网络环境,大学生往往会抛弃现实社会的限制与约束,在交往与做事过程中出现道德感与责任感的缺失,任意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道德感与责任感在他们心中早已趋近为零。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大学生缺乏网络诚信意识、网络道德水平下降、自我调控能力的不强。对这些敏感大学生来说,网络道德感与责任感的缺失很容易造成扰乱社会行为的产生,这不仅扰乱社会正常的社会秩序,还有损国家形象,影响社会稳定。 (二)网络诚信缺失导致大学生社会角色冲突 在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的自由性、开放性、隐匿性,使得身心还在发育阶段的大学生在交往过程中能够自由进行角色扮演,甚至还能在网络上刻意掩饰自己真实身份而进行相互攻击、谩骂,污染网络环境,破坏社会的行为准则,抛弃在现实社会中约束自身行为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在网络社会中“游戏人生”。由于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差异,促使部分大学生在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中来回切换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受到严重的破坏,甚至部分大学生逐渐分不清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区别,形成多重人格,难以以诚信为准绳约束自己的行为,更难使自己在现实角色与网络角色之间取得平衡。这种角色的冲突与互换长久下去自然会破坏角色规范的实现,还会阻碍现实社会中正常的角色规范。这样的不良循环长久下去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不仅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带来负面影响,也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阻碍,更会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三)网络诚信缺失导致大学生人际关系冷漠 网络世界虽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发展,但却不能等同或高于现实世界,大学生在虚拟社会中的行为举止还应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然而,现在的部分大学生似乎已经忘却了现实社会的存在整天沉溺于网络,在网络世界里渐渐失去了在现实社会中与人交往的本领和技能,甚至对现实社会持有抱怨、悲愤、失望的态度,不愿意与外界沟通交流,但却觉得虚拟世界是他们的理想世界,那里面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于是他们越来越多的宅在网络里,成为现实社会里的“宅男宅女”。可以说,一个“宅”字映射出网络交往给大学生带来的弊端,一是它使人们之间原本面对面的交流变为以各种动画表情、字母符号等虚拟元素进行情感交流,看似热烈生动的沟通交流,但是与面对面的谈心相比,在交流中少了眼神的凝视、肢体的互动以及真情实感的流露;二是长期沉溺于网络中会让大学生产生自闭心理,这种心理使大学生对现实情感逐渐感到麻木进而产生交往的冷漠化,久而久之使整个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变得冷漠化。 三、影响大学生网络诚信行为的原因 (一)网络诚信日益弱化,网络社会公德缺位 网络社会不同于现实社会,具有很多明显的不确定性,导致网络失信行为极易在互联网中产生与存在,且很难受到道德的约束与法律的制裁。因此,一些大学生并不认可“网络中聊天撒谎是件不道德的行为”,反而认可“网络聊天或者交往中可以有不诚信行为的存在”,并且持这种赞成观点的人大有人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31.3%的人认为“网络聊天交往出现撒谎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还有37.4%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网络中可以毫无顾虑的从事任何行为”,网络社会真正变成了“隐身人”的乐土,网络诚信日趋弱化。网络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与广阔的知识,这也使一些不善钻研的大学生可以巧走捷径,不脚踏实地、投机取巧,养成弄虚作假、浮躁的不良学风,导致网络社会公德的缺位,如明目张胆的在网络上找人替考、买卖答案或者剽窃论文等情况略见不鲜。这不仅败坏了一个大学生应该有的良好学风,还践踏了学术尊严,加促了学术腐败,更导致了大学生思想品德与学术水平的急剧下降。 (二)网络违法现象日益猖獗 虚拟性和隐蔽性是网络社会特有的功能,这种功能使人们在从事道德行为时在自由度和随意度上大幅增加,但这也进一步为社会生活中逃避道德责任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络违法事件,但因网络犯罪在手段上显得高明不易被人察觉和查处等原因,一些大学生网民也抓住了这样的心理通常在不考虑后果、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带着虚假面具在网络上与他人进行各种网上活动,甚至采用欺骗的方式赢得对方的信任,从中获取不合法利益。但是,这些大学生并没有觉得网络中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或者违法的,反而将这样的行为视作一种本领,并争相效仿,情况十分堪忧。 (三)学校诚信教育不足 在传统应试教育之下,一个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评价一个学生好与不好的标准多还从分数方面考虑,很少去考虑一个学生的德育是否良好。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人才观,这种只重“分”不重“德”的传统教育体制忽略了学生更为重要的品格和才能,将教育彻底引入到一个很大的误区。客观而言,如今我国高校在诚信理论教育方面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意识基本停留在空白阶段,这显然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并没有很好的将教书与育人相结合,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这也就成为了导致大学生诚信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 (四)学校管理制度方面的不足 学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就可能使学生有空子可钻。例如,学校在日常考勤、成绩考核、论文审查、考试监督等方面的管理不到位,监督不严等漏洞就很容易让一些爱钻空子的大学生有机可乘,他们这样的心理长久下去就很容易养成诚信缺失的恶习。同时,在诚信教育管理方面,我国的很多高校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对大学生的诚信进行管理、规范与约束,由于制度管理的不完善,在其约束力上自然也就显得疲乏无力。这不仅是对高校诚信制度管理的一个严厉责问,同时这些不诚信行为也从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大学生诚信的缺失,造成了诚信缺失行为的不断泛滥,泛滥的诚信缺失行为蔓延至网络中就造就了大学生网络失信行为的产生。 四、加强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的对策 (一)精准定位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理念 做好大学生的网络诚信教育主要的任务是要精准定位网络时代下大学生的诚信教育理念。在这方面需要坚守两个原则:一是知行合一原则,它是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首要遵守的原则。在现代社会培养和塑造符合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是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的目的与宗旨,所以在高校的教育实践中应该切实将诚信教育和网络实操统筹起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不断扩充知识,丰富教学内容,完成学、思、知、行四个方面的完整统一。同时,在知行合一当中需要任课教师熟练掌握网络教学,认真学习和钻研网络教学技能,使自身的网络技能与学生的网络知识结构保持一致。因为诚实守信的高尚品格是思想与行为的统一,是在长期的、持续的、稳定的言行一致中形成的,是值得社会与众人信赖与认可的,所以一时的、不长久的作秀之风是不能被认可与信赖的。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原则。首先,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要求教育管理者在进行学生网络诚信教育中应当以学生为中心,站在学生的角度,从学生的立场出发考虑网络诚信教育的开展,把持学生的自治化教育,培养大学生自尊、自爱、自信、自立的积极人生观,增强大学生自身对网络真假信息的辨别意识。其次,以人为本管理原则要求学生作为网络诚信教育管理的主体而非客体参与到其中,积极进行网络诚信教育的管理工作,使其在整个教学管理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二)开创网络诚信教育的师生互动模式 大学生的网络诚信教育应该从网络时代的特点与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教师应当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了解学生的需求,学生通过参与教学的管理了解教师管理的不易及自身需要遵从的规范要求,从而更好的实现师生间的良性互动。所谓的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从实质上就是要求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从学生的内心出发挖掘出内心当中善的一面,并将其大力发扬使其思想进步的一种行为。那么在开展师生互动方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开展师生互动教学评价模式。任课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教学评价,使学生更好的了解教师教学内容,同时也更好的使任课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进行改进。二是开展师生互动教学内容模式。任课教师首先可以通过了解学生的需求,搜集整理一些学生愿意接受并与网络诚信教育相关的资料提供给学生。其次,学生也可以亲自查询或借助网络整理一些与诚信教育相关的内容与任课教师一起开展讨论。三是开展师生互动交流模式。网络给老师与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交流平台,在这里各自不因身份的限制而有所规避,学生和老师可以在完全自由、平等的状态下聊天、讨论,敞开心扉,这不仅增进了师生之间的关系,还有利于开展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三)完善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评审机制 大学生诚信教育可以通过建立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评审机制这种教学效能的硬约束力来实现。一是要建立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评价机制。教育评价机制是建立在开放、公平的环境下,从大学生的自我评价、教师与学生互评、学校评价、社会及家庭评价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虑,切实做到评价全面,不可疏漏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通过激励的形式促使大学生养成诚信的意识。二是要建立大学生网络诚信教育惩戒机制。针对大学生网络社会中的不诚信行为,特别是针对一些情形恶劣的行为,校方要做出严厉的惩戒措施以此警示学生。三是要将高校的网络诚信评价系统与社会网络诚信评价系统进行联网。通过联网的方式使社会用人单位更容易了解到大学生在学校的诚信行为,能更好的选择企业所需人才,但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从另一个侧面强化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四)优化网络环境,营造文明上网的文化氛围 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其环境的和谐,将诚实守信作为大学生工作、学习、生活的基准点,使诚信教育长存于大学生心中。同时,还要加大诚实守信在校园的宣传力度,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诚信氛围,或不定期开展一些讲座、学术报告、文体活动等更加生动形象地对诚信教育进行宣传,使大学生主动接受,自觉养成诚信意识,或者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大力弘扬,用榜样的力量感染大学生,使大学生意识到诚实守信的重要性。 作者:王晨 夏从亚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 诚信教育论文:高校学生诚信教育论文 一、高校诚信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施教者诚信缺失的不良示范。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作中缺乏踏实肯干的精神。例如有的教师不认真备课,不亲自制作课件,而直接使用教材附带的课件,并将制作者修改成教师本人的名字;有的教师为了评教获得良好,在对学生课程成绩评定时没有原则性的讨好学生,而不结合学生平时课业表现给予评定。二是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不端行为主要表现为: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等。殊不知,教师的上述行为都不经意间都潜移默化地在影响学生的道德认知和价值取向,影响大学生诚信道德品质的形成。 2.诚信教育途径较单一。 当前,高校诚信教育主要通过第一课堂来实施,如以系列思政课的形式培养学生诚信态度,提升学生的诚信道德意识,形成良好的诚信行为习惯。由于途径、形式较单一,效果不甚明显,许多学生对诚信道德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感性认知层面上,没有达到理性认知程度,更没有形成内心信念和内化为行为习惯,使学生难以自觉做到知行的统一。 3.诚信操作教育惩罚机制不健全。 目前高校实施诚信教学存在重课堂教学、轻操作教学的实际。经过近几年的建设,各高校在诚信操作教育方面虽然也制定了一些约束、监督机制,如签订考试承诺书和发表毕业论文声明等。但在约束的同时,缺乏有效激励、惩罚措施,更多强调克己和自我反省,对符合诚信准则的行为一般的做法是口头表扬,对违反诚信、违背道德的做法普遍做法是批评教育,没有建立有效的惩罚终止措施,诚信操作教育效果不明显。 二、扎实推进诚信教育对策 (一)加强师德建设,充分发挥育人者的示范引领作用 高校教师作为传播高深学问的践行者,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也担负着教会学生如何诚信做人的重任。一个对待教学严肃认真,对待学术严谨诚实的教师,必然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社会阅历和人生经历去影响学生。这对学生而言恰恰是看得到、听得见,且比起书本式的教育更显真实,更具说服力。为此,高校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师德建设,充分发挥教师在诚信教育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一是高校要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将培养教师树立教书育人、以身立教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师德建设的一项长期工作,常抓不懈,使广大教师自觉提高为人师表的道德觉悟,以爱岗敬业、严谨治学等道德规范严格约束自己,自觉接受监督,用良好的道德形象和渊博的学识取信于学生,真正做到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诚信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二是高校要重视对教师学术道德规范的培养,制定相关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教师的学术行为。一方面高校要加大对学术道德规范基本要求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要依据学术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在教师职前培训以及教师整个职业生涯中贯穿学术道德基本规范的培训工作。对在科研工作中出现的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而产生的不良学术影响制定相关惩处制度,发挥制度规范约束作用。三是要激发教师提高诚信度,发扬主人翁精神,自觉捍卫职业尊严,珍惜教师声誉,提升师德境界。要明确诚信道德培养目标,并将诚信道德修养自觉纳入职业生涯规划。通过自主学习,自我改进,将诚信道德规范转化为稳定的内在信念和行为品质,并主动融入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实践中,提高诚信道德践行能力,在工作和生活中,以良好道德形象影响、感染、取信学生,培养学生诚信良好品质。 (二)以契约精神为导向,使受教者重视并践行诚信道德自律教育 契约精神是现代法治社会和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有契约才能使现代社会建立所有人都平等互信的有效保障机制。契约的本质,在形式上体现了主体的相互平等和意志自由,契约主体行为是一个“他律和自律”不断交错的过程,如果达成了协议,则是他律和自律统一的结果,从过程到结果都具有道德性。为此,高校在对受教者实施诚信教育时,首先要在学生入学教育时宣传契约精神,通过课程教学、校园网页等多种途径让学生对契约精神的发展历史、内涵、作用等方面形成感性认识;其次要让学生重视契约精神在诚信教育,特别是诚信自律教育中的重要性,使契约主体行为中“他律和自律”不断交错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律教育作用。将诚信道德教育自觉纳入到个人道德修养养成的过程中去,通过自主学习,自我改进,将诚信道德品质转化为稳定的内在信念和行为品质。并主动融入日常学习、朋友交往等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提高诚信道德能力。 (三)重视诚信操作教育,建立集约束、监督、奖惩、评价为一体的诚信操作教育机制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的“破窗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如果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我们的诚信失范行为中来,就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不讲诚信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很容易使其他人产生效仿或侥幸的心理,逐渐导致整体诚信环境的缺失。诚信教育不光是一种信念道德品质的常识性教育,更是集合了约束、监督、奖惩、评价为一体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教育。为此,首先要建立诚信制度作为对诚信行为的监督和约束,让所有的学生生活在一种信任和被信任的环境里。其次要建立诚信奖惩制度,让学生参与对诚信行为的奖励和对失信行为惩罚制度的制定,并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自主管理和参与,并使学生明白诚信行为是一种荣誉,不诚信行为受到惩罚是对荣誉的一种玷污,让学生从内心认识到诚信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自觉遵守诚信制度,这样既能约束学生的不诚信行为,又能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最后要建立诚信评价制度,形成个人诚信档案。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对自身以及对周围学生的诚信评价,且评价范围不仅仅局限在日常考试、作业、论文等方面,评价范围可以扩展到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并将这种评价结果作为个人今后信用的评价的参考标准。 作者:欧阳琰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诚信教育论文:高等艺术院校诚信教育论文 一、高等艺术院校学生诚信面临的主要问题 1.恶意拖欠学费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在校贫困生的支持和鼓励,不仅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在奖补力度上也是大有增加。针对家庭贫困学生,有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助学金等奖励,解决了贫困生的燃眉之急。另外,部分艺术院校还提供家教指导和有偿社会实践等活动,使艺术院校的学生在参加实践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家庭创收,解决了自己的学费和生活问题。然而,正是由于艺术院校学生思路广、参与性强的特点,部分学生将学费用到创办公司、投资炒股等方面,故意拖欠学校学费。有些学生甚至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正是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体现。 2.不能及时偿还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以来,为贫困家庭带来了福音,为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据调查,艺术高校贫困学生贷款率达到91.5%以上,按时偿还率却远远低于基本水平。导致很多家银行不再与学校合作助学贷款,也使近几年的新生贫困生无法正常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是一项利于民生的工程,得到家长和学校的支持和好评,却由于大学生缺乏对信用度的了解及对偿还贷款抱有侥幸心理而受到不良影响,这是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具体体现和现实后果。 二、高等艺术院校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 艺术院校的学生具有自主能力强、自制力差的特点,他们常常思维活跃、精力充沛、创意无限,但总是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激动时的行为。加之当代大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不少人是在家庭的百般呵护之下长大的,多以自我为中心,临时毁约、不信守承诺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并非错误,这是导致学生诚信观不强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学校作为教育机构,一般以文化知识教育为主。诚实守信属于道德范畴,学校不能以纪律的形式约束失信行为、奖惩不同步导致了学生心理上的放松,也助推了失信行为在高校的发生。 三、建立高等艺术院校学生诚信教育体系 1.诚信教育是基础 培养德艺双馨的高等艺术人才是高等艺术院校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而艺术高校的学生往往只注重自身专业的学习却忽略了德育教育的重要性。诚信教育是基础,艺术院校的教师应该切实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为人师表,言传身教。艺术高校也应加强诚信教育的课程开设。除此以外,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校园活动,如开展主题班会、名家讲座等,营造良好的校园诚信氛围,创建诚信校园,从总体上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 2.加强诚信校园建设 诚实守信应从校园抓起,培养诚信精神,建设诚信校园。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艺术院校在培养艺术人才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基础道德建设。在当今大学校园里,诚信教育是以思想政治课的形式存在,使得诚信教育显得较为抽象。但是随着近年来学生贷款进高校、招聘单位进高校等形式的普及,使得诚信教育更加具体化,也对高校的诚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强化诚信教育,培养大学生诚责任感、事业心和平等竞争的意识,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3.构建大学生个人诚信体系 在大学生中建立个人诚信体系有积极的引导意义。从根本上提高学生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构建大学生个人诚信体系刻不容缓。大学生在今后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要时时与诚信打交道,如住房贷款、购车贷款、创业贷款、信用卡透支消费等,如不守信用将寸步难行。艺术高校要引导大学生健康地“消费”自己的信用,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念。要将诚信等级与学生的自身利益挂钩,使学生从自身利益出发,形成诚实守信的忠实守护者和捍卫者。 作者:刘宁 单位:四川音乐学院 诚信教育论文:动物科学学生诚信教育论文 1动物科学类人才的诚信教育将直接影响畜牧业行业的发展 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等畜产品安全事件,一度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畜产品安全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安全问题和社会问题。畜禽安全生产,特别是特色畜牧业安全养殖、畜产品药残、疫病等检测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在动物科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特别加强诚信教育,务必引导学生构筑道德底线,提高畜牧业行业自律意识,做到诚信生产,为畜产品安全提供最基础最有力的保障。动物科学学院应努力营造诚信育人的校园环境,加强学生道德素质教育,特别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将科学道德教育纳入学生阶段的必修课,帮助学生领悟科学道德与科学职业的伦理精神,从而掌握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让学生在课程学习、实践、科研学习过程中受到感染,将科研诚信、学术诚信付诸于平时的学习及课题研究中,保证实验态度端正,实验数据真实,学术论文正当引用。更重要的是,动物科学类学生将来直接参与畜牧业养殖生产中,学生的德育素养,特别是科研、学术诚信尤为重要,这将直接影响到科研成果的真实性,进而涉及到动物健康养殖、食品安全等民生问题。 2加强动物科学类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 2.1加强新生入学诚信教育,建立学生诚信档案 重视新生入学诚信教育,并将诚信教育作为入学教育的重中之重,在新生手册中增加学术诚信和科研诚信等条例,对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等不诚实行为做出详细的处罚规定。注重加强新生入学诚信思想教育,通过开展诚信教育宣讲活动、畜牧业企业精英专题讲座、观看诚信教育纪录片等多种活动在学生中大力宣扬诚信教育。南开大学在2013级研究生入学时,新生会领到一份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的材料,新生阅读后,要签署一份学术诚信承诺书,针对不作假、不抄袭、遵守学术道德等多项道德规定做出承诺,这份承诺书将直接由学校永久保留。在新生入学时提出警示,学术诚信是严肃认真的事情,对学生将来参与企业发展、科学研究时起到鞭策作用。因此将诚信教育作为动物科学类新生入学教育的重点内容,不仅强调了学术道德方面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告诫学生要诚信生产,诚信做人。从入学开始建立学生诚信档案,引起学生对诚信品质的高度重视。将学生不讲诚信的行为,或是诚信楷模行为记录在档案里,进行相应的教育惩罚或表彰,鞭策并激励学生坚守诚信。同时,学生诚信档案直接作为学生评奖评优最直接的评价依据。学生诚信档案也能激励他们将诚信的优良品质从学校延伸到工作及生活中,让学生因诚信而受益终身。 2.2思想政治、专业教育与诚信教育有机结合,多维度开展诚信教育 抓住现行大学生学习阶段的特殊性,开展适合学生学习、科研和生活实际的思想道德教育,明确科学道德的定义、范畴,向学生普及畜牧安全生产、知识产权教育,提醒学生在学习、科研中如何做到坚守科研道德,并告知学生哪些行为属于触犯科学诚信的行为。动物科学类专业学生诚信思想教育,把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并且加强实践教学的环节,紧密联系现实社会生活、企业安全生产,联系学生对诚信的现实想法和生活实际,结合诚信履行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开展教学,力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道理讲透,使学生理解。除此之外,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专业课的渗透作用和启发效果开展学术诚信教育,使学术诚信教育与政治理论课、专业课相互交融,同时将诚信法制意识教育作为学生的选修科目,帮助学生建立诚信法律法规意识。充分利用“两课”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渠道,增加和渗透诚信教育内容。既要使教育内容不失我国传统诚信的优秀元素,还要代表时代特征,使诚信更加贴近学生学习、生活。在讲授过程中,避免单纯的知识灌输,以召开讲座、座谈会的形式,通过明德楷模、案例警示等多种方式,结合诚信理论教学向学生系统灌输诚信道德知识。重视学生诚信的引导,加大诚信宣传,发挥舆论导向,通过校内媒体如校内电台广播、饭堂电视视频宣传、校园网络、宣传栏等方式多维度渲染诚信的教育气氛,促使学生自觉做到诚实守信。 2.3将诚信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重要考核标准 评奖评优是加强校园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事关学生的切身利益。它与学生年度综合素质测评紧密结合,既可以引导学生提高自身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学校、家长、社会提供评价学生在校发展和综合素质发展现状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目前对学生的诚信考核缺乏规范化、程序化、可操作化的评价指标,评价往往会带有浓厚的主观意识。但也有部分高校尝试制定专门的学生诚信考核评价制度,不过具体操作性、针对性不强,实施起来比较麻烦。评奖评优要对学生德育进行评分,进一步完善学院评奖评优的细则,取消把学术论文作为最重要的硬性指标,避免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素养尤为重要。动物科学学院2014年制定了《动物科学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针对诚实守信提出了要求,其中评选基本条件的第三条:诚实守信,品学兼优;并规定若经查实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隐瞒事实或有虚假内容的不予以申请。但是文件没有针对诚实守信列出详细的考核指标。是否将助学贷款信用记录、学费缴纳、奖惩情况、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科研态度等方面直接纳入诚信考核指标,再设计具体的评分细则。评奖评优将科研论文的发表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优秀得奖等级最重要的是看论文点数。在评奖评优等优秀考核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有关加强学术诚信教育力度的相关管理规章制度。建立严格详细的诚信奖惩机制,及时公开表扬、奖励遵守诚信规范等诚信表现良好的学生;同时通过取消申请助学贷款的资格、撤销干部职务、取消评奖评优资格等方式,公开公正批评、处罚违反诚信的学生,绝不姑息恶劣行为,督促学生坚守诚信。 2.4充分发扬学生导师的言传身教、率先垂范作用 目前来看,动物科学学院学生群体都是80后、90后独生子女,个人修养不成熟放松自身要求,一定程度上表现自我,个性化强,思想活跃。某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投机取巧,不尊重科学,肆意妄为。部分学生在实验实习过程中,随意改动实验或调查数据,有学者调查显示学生在遇到实验结果与实验预期有差别时,大部分学生会选择重做实验或分析数据错误原因,并反复做实验。但是也有少部分学生由于懒惰不愿意费时费力进行重复实验或多次调查,会选择满足实验预期结果要求的数据,私自舍弃不符合要求的数据,甚至修改实验数据。更有个别学生不愿费时费力搞调查,做实验,为了能顺利毕业,又限于毕业时间、经费和实验条件的限制,只好选择篡改或编造数据。动物科学类学生在培养过程中采用“导师制”。“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导师要发挥育人功能,在学生指导过程中,以身作则,对学生进行学术诚信道德教育。加强对导师学术道德的考核,建立学生问责制度,学生出现学术问题,导师负连带责任。在导师遴选环节中,加入严格的学术诚信考核标准,要求导师必须思想道德、科研学术诚信素质优良。对于口碑不好,存在诚信问题的人,经费再多也不能评聘为导师。导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承担育人的主体,导师要言传身教、率先垂范,作为学生践行诚信的榜样。因此,建立学生导师问责制,通过导师的言传身教、率先垂范,作为学生践行诚信的榜样。同时明确导师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职责,可以通过建立导师诚信育人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学生导师带领学生进行认真诚实的科学研究的同时,开展多项实践活动,将德育特别是诚信教育得到具体的塑造。导师帮助学生养成诚实的科学研究素养,树立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保持健康积极的就业心理状态,有效地促进了优良教风和学风建设。除此之外,导师帮助学生养成诚实的科学研究素养,树立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保持健康积极的就业心理状态。有利于帮助研究生端正自己的位置,客观分析个人现实和职业现实,正确对待就业和择业的区别,才能坦然的面对就业困难。 3结语 学生本身具有良好的素质和较强的自我约束、管理的能力,学生的诚信教育可以把理念教育与学生自觉行动结合起来。通过明德楷模、案例警示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式,让诚信立足于学生学习、科学研究的实际活动中,开展更多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多亲身体验社会和企业的服务活动、提供学生深入企业调研实习的机会,在实践中树立起诚实守信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 作者:付晓兰 孙宝丽 魏蒨 谢青梅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诚信教育论文:医患关系视域下医学生诚信教育论文 1医学生诚信教育现状分析 1.1学校缺乏明确政策指导 如何把诚信教育作为重点,既没有教材指导,又没有可行性的参考评价体系,各医学院校的教育方式、方法不尽相同,实际效果也相差较大,大部分院校在此问题上大多持谨慎、观望、探索态度。在医学生教育课程中,越来越多地追求“精品课程”,忽略了将诚信教育渗透到各学科的教学中,片面强调政治上的意义,忽视了诚信待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教育。 1.2教师缺乏诚信激励作用 目前,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配备和建设落后于学生增长的速度,辅导员无论是知识面,还是工作经验,都难以承受在新形势下繁重多变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务。医学院校由于种种原因,学生工作者忽视了对学生发展成长的主题意义,局限在学生管理和思想教育的层次上,办法不多,实效性不强,偏离了诚信教育的根本作用,导致总体水平不高。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做人的教育,习惯用分数来衡量一切,而忽视了诚信教育。另外,有的教师给学生起到的某些负面示范作用,也势必会潜移默化给学生造成不诚信的影响。 1.3医学生行为存在诚信不足 目前,医学生诚信状况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医学生的诚信危机日益突显。学业上弄虚作假:受奖学金、就业等因素诱使,再加上医学内容需要记忆的东西多,有些学生便抄袭作业、考试作弊等;经济上骗取助贷:有的学生出具假贫困证明来骗取助学金和贷款,有的甚至毕业后仍然不还贷款,恶意拖欠学费现象也时有发生;工作中不讲信用:在临床实习中不诚信,采集病史不仔细地去询问,体检不认真去实施,书写病历瞎编乱造。在求职中不诚信,制造假获奖证书,伪造学习成绩,与已签订合同的单位毁约,无个人诚信。 2医学生诚信教育的路径 加强医学生诚信教育的路径主要是构建和落实医学生诚信教育的“四个机制”,即学校领导机制、育人管理机制、学生自律机制和效果评价机制。 2.1构建学校领导机制 医学生诚信教育作为医学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校领导应主动担负起加强医学生诚信道德教育的责任。 2.1.1建立由校长主要负责的领导机制。 为统筹诚信教育工作,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为副组长,党委组织宣传、教务、学工、团委等多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医学生诚信教育工作作为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有专人来负责。校长如果亲自抓医学生的诚信教育工作,就为学校顺利实施诚信教育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2.1.2建立由各院系院长(主任)亲自负责的教育机制。 医学生诚信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院系领导的重视程度。院系医学生的诚信教育工作应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实施方案。 2.1.3建立由思想政治课部和学工部直接负责的有效机制。 思想政治课部直接负责医学生诚信教育的课堂教学,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改进对医学生诚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时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为医学生诚信教育掌好舵、把好关。学工部门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加强对医学生诚信教育管理工作的领导。只有高校相关部门协同配合与努力,并形成有效的合力,医学生诚信教育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2.2构建育人管理机制良好的管理机制有助于医学生的健康成长,诚信教育创新的着力点在于注重人文关怀,突出管理育人。 2.2.1营造管理环境。 医学生诚信缺失现象,说明其诚信意识薄弱,诚信心理不健康。因此,要注意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把解决学生思想问题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相结合,把诚信教育带进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在学校里形成一个领导、干部、教师共同参与的诚信教育环境。 2.2.2建立联动队伍。 为提高工作效率,形成校、系、班三级联动,做到工作层次清晰,信息畅通,运转有效,保证学生诚信教育工作正常有序进行。建一支好榜样的教师队伍,高校教师个人的专业知识、渊博学识、科研能力、职业道德及诚信素养,在学生眼中都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医学教师往往具有教师和医生双重身份。正确处理好师生关系、医患关系和医护关系,都是医学生学习的榜样。只有教师应言传身教,不搞“双重道德标准”,才会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2.2.3实施教育措施。 提高医学生诚信素质的关键在于教育,包括课堂教育和课外实践教育两个方面。而高校诚信教育的质量又取决于教育措施。学校要及时制定各项有关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措施。教务管理部门要采取措施解决课堂教育中的主要教育方法、手段与教材。学工管理部门应采取哪些方式开展课外诚信教育活动,采取哪些措施提升学生诚信素质,如要求辅导员老师每月至少与学生谈一次心,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与家长每学期至少联系一次(发一封邮件或打一个电话),将学生在校情况告知家长,提升诚信教育工作的影响力。这些日常教学管理制度的建立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2.2.4形成奖惩制度,加强诚信制度建设。 参照发达国家经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应出台相关的法规或部门规章,约束医学生的行为,构造诚实守信的外部环境。根据中央和省有关文件精神,制订《诚信教育管理办法》,从诚信教育的原则、组织实施机构、信息管理等方面进行科学的规范。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建立健全医学生诚信评估及惩罚机制。对医学生的诚信状况进行记录,在大学校园里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2.2.5健全档案制度。 医学院校非常有必要开展以诚信评价为基础的诚信档案建设,从入学开始到毕业就业,应全过程建立医学生诚信档案。基本原则:(1)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诚信表现情况,对学生诚信状况评价等。(2)辅导员和班级民主评议小组对学生平时消费进行摸底调查的情况。(3)毕业后将学生诚信档案转给用人单位,督促医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继续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因此,诚信档案建设也应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相结合。 2.3建立学生自律机制着力构建学生自律机制,探索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可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 2.3.1诚信理论学习。 学校建立学生诚信教育专题校园网页(站),各系建立网络教育专栏和飞信网,各班级建立QQ群和班务公开栏,以准确传达政策信息,全面提供各种资讯。以诚信为主题,构建现代化教育平台,鼓励在校生成为各种诚信宣传教育的主力军。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科学发展观相关理论、医学伦理学、与医患关系和医疗卫生法学相关知识。学国传统医德和外国医德思想中精华部分,如大医精诚、希波克拉底誓言等。 2.3.2诚信活动教育。 营造校园文化体系,并充分利用高科技和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将诚信教育渗透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一是在新生中开展入学诚信教育。以新生入学教育为契机,开展诚信教育第一课,确立自我诚信教育起点。将诚实守信的理念及时转化成学生的行为,帮助同学们提高诚信意识,树立诚信理念,并在开学典礼上组织新生进行入学诚信宣誓。二是举办诚信感恩教育系列活动。引导他们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要有回报社会的爱心,真正达到育人、树人的有机结合。让学生明辨诚信道德的善恶,在“做中学、学中悟、悟中醒、醒中行”,体会诚信对社会、事业、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告诫他们:“诚信是人生的通行证”、“只有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才能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认可与信任,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三是在毕业生中开展就业诚信教育主题活动,把诚信教育列入毕业教育课程之中。 2.3.3诚信实践体验。 引导医学生参加诚信实践基地,如校内外青年志愿者诚信实践服务基地、学生党团员社区志愿服务基地、同辈咨询热线、医学生爱心天使服务社、点点爱心社等活动。鼓励每名学生每月至少参加一次义工活动。可以根据学生的特长、需求和意愿,通过班级志愿组合或牵线搭桥的形式结成“一对一,一帮一”的互助模式,也可组织他们参加社会和校、系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以引导他们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和自我价值。 2.3.4学生自我教育。 学生干部及其组织应自觉认识诚信和诚信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学生党员及其组织应以身作则,积极组织同学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把诚信认识化为诚信情感,变为诚信行动;学生应建立诚信自律制度和相应的考评体系,如引导医学生每学期至少找老师谈一次话或写一篇心得,主动报告自己的思想、心理、学习、生活情况,力争老师能及时解决自己的实际困难。 2.3.5学生品质养成。 要增强诚信观念,规范诚信行为,扭转诚信缺失,其根本解决途径要让全体医学生主动寻求诚信心理辅导,了解什么是诚信,为什么要讲诚信。广泛参与诚信建设,树立讲诚信的主人翁责任感。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大力倡导实事求是、诚实可靠、讲求信用的良好风气。这样才能消除“失信”意识,根除“失信”行为。 2.4构建效果评价机制 诚信教育是医学生就业后自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前提。增强诚信教育的效果,使医学生认识到诚实守信的必要性,认识到失信将直接影响到今后的诚信度。 2.4.1构建诚信测评体系。 从生活诚信(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学习诚信(学习刻苦,态度端正,不迟到早退)、经济诚信(按时缴费,不恶意欠款,不弄虚作假)、网络诚信(遵守网络管理制度,文明上网)等指标进行测评。测评结果可以采用百分制或等级制。同时,学生诚信得分如实记录到本人档案中,并在校园适当范围内予以公布。形式有:一是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会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诚信教育内容形式的看法;二是对诚信教育理论成绩加以分析;三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学生进行诚信度评价;四是对同班组学生进行诚信互评;五是了解实习带教老师、患者及其家属对见习、实习生的评价。 2.4.2完善评价奖惩措施。 对学生诚信状况进行科学分析,对有严重不良记录的学生实施预警制度,避免诚信状况进一步恶化。对诚信行为较好的学生,可通过表扬或奖励等方式宣传。建立毕业生诚信追踪调查制度,诚信记录存入学生档案,延至今后的工作单位,成为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架起学校与社会诚信教育的桥梁。 3讨论 诚信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作为人们行为的一种范式及协调人际关系的一种基本要求,对人们的职业关系和广泛的人际关系都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为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约、诚信缺失现象。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社会诚信建设,教育引导学生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当前,医学生的诚信观有弱化趋势,将会影响其以后的行医生涯。面对这种现象,加强医学生诚信教育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培养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格显得尤为重要,他们最终面对的是患者。医患关系的评论一直是社会的热点话题,其原因也有少数由于医生道德低下引起的。因此,对医学生应加强诚信教育,纠正其道德诚信的扭曲,这既是医学生自身成长的需要,也是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在医学生教育中加强诚信教育、培养诚信品质,对于实现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何国珍 吕文亮 向阳 龚健 毛会芬 单位: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荆州医院 诚信教育论文:道德视域中高校诚信教育论文 一、大学生群体中的诚信危机 1.学业上的诚信缺失。 有的大学生平时学习不努力,经常迟到、早退、旷课,一到考试就弄虚作假,抄袭作业、考试作弊甚至请人代考。尤其是考试作弊现象日渐泛滥,甚至日趋常态化,不少高校采取多种措施严厉打击仍难收成效。 2.经济活动中的诚信缺失。 不少大学生缺乏契约意识,恶意拖欠,甚至不还助学贷款等。助学贷款是国家为扶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而采取的一项政策,是完全意义上的信用贷款。但是,有的大学生毕业后用各种借口拖欠贷款,甚至隐瞒工作单位,不透露联系方式,以逃避归还贷款。更有甚者,恶意拖欠学费,夸大家庭贫困程度,以骗取特困生困难补助。有些大学生为了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根据用人单位提出的条件,在简历上编造工作经历、涂改学习成绩、伪造获奖证书以及虚假的学生干部头衔等。还有少数大学生缺少诚信观念和契约意识,在就业过程中心猿意马,个个签约,然后根据个人的喜好随意毁约,全然不顾学校和个人信誉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 3.日常交往活动中的诚信缺失。 有些大学生在与同学、教师的日常交往中心口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功利思想严重,入党、评优、竞选学生干部等动机不纯,虚荣心强;虚报班级出勤情况。在网络交往中,有些大学生在网络虚拟世界里互相传播虚假信息,制造病毒,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甚至走上网络犯罪的歧途。有鉴于此,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如何加强以诚信教育为重点的大学生德育,确是一项重大课题。近年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公民诚信教育问题。2001年,中共中央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列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基本道德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础也有“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凝练为24个字,其中,个人层面的要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诚信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高校诚信教育的效率低下也难辞其咎。伦理学是德育理论的哲学基础,任何德育理论都必须建基于对道德的正确理解之上。高校的诚信教育是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真正提高效果必须正本清源,以对道德的正确、全面的理解为基础和前提。由于传统的德性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将德性和规范作二元对立式理解的局限性,建基其上的德育理论也相应地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是高校诚信教育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在当代伦理学的视域中,德性和规范作为道德的二维,不可或缺。高校诚信教育也应该从两个方面展开:既重视个人诚信品德的培养,也注重以制度规范、惩戒个人的失信行为。 二、道德的二维视域:德性和规范 伦理学史上存在德性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两种基本形态(规范伦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本文中的规范伦理都是指狭义的规范伦理)。德性伦理又称美德伦理,曾在古代伦理学史上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它以行为者为中心,探讨“人是什么?”和“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之类的问题。其基本观点是,人的道德行为出于德性,有德之人的行为自然会“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以其为指导的德育实践以人为中心,以培养受教育者健全、高尚的德性为目的。德性伦理的优点在于以人为中心,落实到德育实践中也就是以受教育者为中心,可以充分体现对受教育者的尊重。但是,在当代社会,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1.德性伦理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高尚的德性,但哪些德性是高尚的德性 或者,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具备哪些德性呢?换言之,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这既是德性伦理探讨的主题,也是以其为指导的道德教育必须明确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群体对这类问题往往不可能有一致的回答。 2.德性伦理指导下的高校诚信教育往往过于理想化,脱离实际。 德性伦理一般认为,德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健全德性。而任何德性总是以具体人格为其载体,凝结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理想人格典范之中,诚信品德也不例外。相应于此,高校诚信教育往往采取榜样示范的办法,试图通过榜样的道德力量产生以德服人的效果,从而达到感化学生,使学生努力效仿的目的。在这种德育理念指导下,我们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又一个践行诚信之德的榜样和模范,如古代的曾子、商鞅,当代的诸多诚信楷模等。此外,我们树立的诚信榜样往往产生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和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道德情境有相当的距离。当代大学生们即使受他们的感化,但在面临具体道德情境,需要作出选择时,他们仍会感到无所适从。规范伦理一般认为行为的正当与否与德性无关,只要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它就是道德的行为。在“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上,规范伦理一般保持沉默,它们认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任何其他人、包括社会都没有权利干涉个人的这一权利;与此相应,伦理学也就没有必要去关注和研究人的内在道德品质,更不应当为所有的人提供某种共同的、普遍的道德品质的模式。”相对于德性伦理,规范伦理的道德观和自身定位显然更适应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并存的现状,因此,近代以来,规范伦理逐渐取代德性伦理成为占据主流的伦理学形态,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属于规范伦理学。 3.规范伦理学指导下的高校诚信教育往往表现出智育化的弊端。 规范伦理以行为为中心的道德观落实到高校诚信教育实践中必然导致对教育主体———人的忽视,并进而导致诚信教育智育化问题。因为,如果“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之类的问题是私人问题,社会和他人无权干涉,那么诚信教育自然也不应该涉及此类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高校诚信教育的内容将仅局限于教会大学生知道、理解当今社会的诚信规范,诚信教育也就蜕化为规范教育或规则教育了。在诚信教育的过程中,规范或规则又总是以既定的“知识形态”出现,教师和学生都难免将对规范的理解、记忆与其他课程的知性内容相混同,诚信教育的智育化也就不可避免。智育化的高校诚信教育只能考察学生对道德知识的掌握程度,不能真正考察这些诚信原则的内化程度怎么样。概括言之,这种诚信教育是重知而轻行的。因此,学生往往在课堂上、考试中对诚信的意义、内涵等讲得头头是道,但这些课堂上接受的知识对日常生活却基本没有影响。德性和规范作为道德不可或缺的二维,并不是彼此排斥的,也非彼此悬隔,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要克服德性论和规范论的缺陷,仅仅对二者作调和处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的方法和道路在于将道德作二维理解,而不是二元理解,即将‘德性’和‘规范’均理解为道德本身蕴涵的维度,而且这两个维度不是分离互竞的关系,而是互生互成的辩证关系,是道德的一体两面。”德性和规范之间互生互成的关系表现在:一方面,离开规范来谈德性,这样的德性只能是无内容的、空洞的。传统德性伦理在“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上从未达成一致,其原因就在于离开规范来谈德性,使这一问题成为一个完全抽象的、空洞的问题,对它的回答也必然是形而上的和独断论的。此外,德性虽然是内在于人的,但又必须表现为外在的德行,正如杨国荣先生所言:“如果德性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总是既凝于内,又显于外。”德性之外化为德行便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规范。另一方面,规范若不能内化为德性,规范就是外在于人的,非道德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现代社会的两种主要规范形式,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法律规范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是外在于人的;而道德规范则不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它要求人的自觉遵守。只有以内在德性为保障,个人的行为才能自觉地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这不仅要求其对道德规范的了解和熟知,更进一步要求个人将道德规范内化为德性。道德规范如果不能内化为德性,那它就和法律规范没有区别了,其本身就是非道德的了,不能称之为道德规范。 三、道德二维视域中的高校诚信教育路径 伦理学史上出现的这两种形态的伦理学理论对道德的理解各有偏蔽,这是建基其上的高校诚信教育缺乏实效的深层次原因。有鉴于此,不少研究者指出,指导当代高校诚信教育的应该是一种突破德性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各自局限的一种新型伦理学。如肖群忠就认为:“单方面地依靠‘自我限制伦理学’的‘规范伦理’或‘自我实现伦理学’的‘美德伦理’均是不行的。”还有研究者指出:“(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这种明显的不同并不表明二者互不相容,事实上它们表达了良好道德秩序建构和传承所需要的相辅相成的两条思路,一个和谐社会的道德教育和教化必须融通二者,使两种教育方式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在道德二维的视域中,诚信既是一具体的德目,是个人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表现为一系列遵守诚信规范的行为。因此,诚信教育的展开应该是一个“化德性为规范”和“化规范为德性”相结合的双向过程。“化德性为规范”意味着受教育者必须将其内在的诚信之德外化为符合现代社会诚信规范的行为;“化规范为德性”则意味着诚信教育必须以培养受教育的诚信之德为目标。只有通过这一双向的过程,个人的诚信行为才能获得稳定的担保,个人也才能得到提升和完善。 (一)“高校诚信教育应该以培养大学生的诚信品德为目标 无论从个体还是社会的角度看,诚信教育如果只是使社会成员停留在熟知、遵守规范的层面显然是不够的。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的维持需要社会成员对规范的自觉遵守,但个人对规范的遵守既有可能出于内在的德性,也有可能是出于某些外部的功利的原因。在后一种情况下,规范仅仅以外在于人的形式存在,其现实的作用本身往往缺乏内在的担保,是不稳定的,社会也难以达到完善的道德秩序。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大学生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应该成为诚信的楷模和典型,为社会其他群体树立榜样,为推动社会诚信之风的建设做出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讲,高校诚信教育也不能停留在使大学生熟知相关和遵守诚信规范的层面。只有当他们将外在的诚信规范内化为德性,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它才能“作为存在的一种规定”而存在。因此,高校诚信教育必须以“化规范为德性”为目标,只有这样,个人的诚信行为才能获得稳定的担保,个人也才能获得道德上的提升和完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高校诚信教育应该充分借鉴、利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避免单纯智育化的教育和考核方式,既重言传更重身教,让诚信教育真正进入大学生的灵魂深处。身教的关键在于大学教师能否切实践行诚信之德,以自身体现的道德光辉来感染学生。教师的示范一方面使得规范具体化、人格化,并具有比理论更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教师和大学生生活于同一时空中,对学生而言是一真实、鲜活的存在,比较那些不同时代树立的“高、大、全”的偶像来说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能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学诚信教育不仅仅是专职思想政治课教师和学生辅导员的事情,也是学校管理层和专业课教师的责任。事实上,现实中常有这样的现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各种教学方法和途径使学生达到对诚信的认同,却因为其他课程教师的一句话而前功尽弃。甚至,某些教师受当前恶劣、浮躁的学术氛围的影响,本身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就存在很多的不诚信行为。如某些教师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甚至将学生的研究成果强行据为己有。这些行为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社会层面,也是任何正面教育都难以消除的。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更应该努力遵守诚信规范,做诚信的榜样,创造大学校园的诚信文化氛围,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来感化、引导学生。 (二)建立完善的大学生诚信体系,规范大学生的不诚信行为 道德教育是实践性的学科,培养德性正如锻炼身体,必须德行合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通过造房子而成为建筑师,通过弹奏竖琴而成为竖琴手。同样,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为勇敢的人。”大学生也只有行诚信之事才能成为诚信之人。诚信之德的养成不可能是纸上谈兵式的,而必须通过个体真切的诚信实践。诚信之德并非天生,而是在后天习得。当大学生的诚信之德还没有完全养成之时,通过各种规范、制度对其行为进行范导是必需的阶段。只有经过这一阶段,才能养成习惯,最终达到习惯性境界。目前,大学生对于哪些行为是诚信的行为,哪些是失信的行为在认知上是能够明辨清楚的,问题是知而不行。其外在原因在于,我国高等学校关于大学生诚信方面的监督制度并不健全,对大学生违反诚信的行为,学校与社会没有实现信息共享。学校的不良记录无法影响其长远利益,所以大学生就容易铤而走险。而一旦获利没有受到惩罚,又会强化这种意识,致使周围诚信意识比较强的人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和困惑,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就成为诚信缺失的俘虏。因此,建立与完善大学生诚信体系已经刻不容缓,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失信惩罚制度。 惩罚是保证一个制度能够具有刚性约束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大学生的失信行为,要根据其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如记过、警告,乃至开除学籍等,对于触犯法律的失信行为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绝不能护短、隐瞒。通过这些惩戒措施,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制,从而既可以实现对违约者的惩罚,又可以对其他学生起到警戒作用,促进大学生信用观念的提高。 2.大学生诚信档案的收集、管理制度。 各高校应成立专门的诚信档案管理部门,负责对大学生个人诚信资料的建档、记录和保管,保证大学生个人诚信资料的准确、完整,而且要能够实现资料的及时收集进而方便汇总与查询。大学生诚信档案的建立,一方面可以起到长期的警戒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档案对有过失信行为的学生进行跟踪教育。对于某些程度不是特别严重的失信行为,在惩戒之后,如果学生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可以通过社区服务等方式而将其记录予以取消。 3.大学生信用评估制度。 各高校应成立专业部门对学生诚信档案中的记录、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对大学生的个人信用进行综合分析评价,最终获得对有关个人的总体信用评价。这个总体信用评价将作为大学生将来就业时用人单位判断该生是否值得聘用的重要依据。 4.大学生诚信体系和社会个人诚信体系的兼容和信息共享。 国务院办公厅早在2007年就了《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积极开展了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工作,部分省市对信用体系建设高度重视,把信用体系建设作为进一步优化投资和贸易的软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积极推动。提出了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总体思路、发展规划和具体措施。大学生诚信体系应该和这些地方、行业的诚信体系实现兼容、信息共享,使大学生的诚信记录在走出校门后同样有效,以产生更大的震慑效果。 作者:方建斌 王海成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诚信教育论文:学校自强不息诚信教育论文 一、诚信 为何首倡诚信二字?当今市场经济进程中,人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往往见利忘义,虚假、失信时有发生,大则扰乱社会秩序,小则破坏团体、亲朋好友关系,信任危机阻碍和影响社会组织关系的健康、稳定、和谐发展。倡导诚信,就是要从我做起,在集体中营造一种言语真实、真心诚意、互相值得信赖的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让传统的道德力量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团结 圆形为团,解不开为结,故用力量将绳索打结成圆形即为团结。此为名词,但在实际使用中,团结则为名词动用,引申为使之聚合。依《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即目标、力量、结合三者具,方为团结。学校为了培养“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需要用一种力量将培养者与被培养者结合起来。在学校这一团体中,有老师无学生,有学生无老师,都不成其为学校;更进一步,有领导无群众,有群众无领导,亦不成其为学校。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故只有团结起来,将这种力量凝聚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共同完成和实现我们教学任务和培养目标。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必须审时度势,与社会协调发展,发扬团队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营造出和谐、团结向上的人文环境。广大师生员工需要通力合作,集思广益,紧紧围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高质量人才的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同心同德,携手并进,共同进步。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职业分工的明细化,个人也越来越走向专业而缺乏综合性,因此,必须加强协作。只有依靠团队,团结起来,才能更好发挥个人在集体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实现集体的理想。 三、自强不息 《周易•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为阳为天为刚,故曰:天行健。自强不息即为自己努力向上,不懈怠。人生于世,必努力,必向上,方为君子。君子者,德行高尚之人之称谓也。荀子以为,人有智,能仁义法智,可以为善,可以为君子。故其《劝学》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又曰:“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亦为自强不息之另一解。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就在于有自强不息之精神,是故,自强不息,就是中华民族精神。无论古人、今人,皆倡导“自强不息”,强调人生于社会,不论环境如何,必须时时努力,不可松懈,即强调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发挥个人潜能。我校每年举行“诚信板报宣传”,使我校师生以“自强不息”作为精神支柱,奋发图强。 四、结语 综上,在中职学校内,要倡导一种校园文化精神,营造一种人与人之间真心诚意、值得信赖的和谐生态环境,树立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能顽强奋斗,努力向上,并在任何环境中,都勇往直前,永不停息。 作者:鞠爱莲 单位:江苏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诚信教育论文:大学生社会信用诚信教育论文 一、大学生诚信调查的主要结论 (一)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诚信的现状持乐观态度 当接受问卷调查的大学生被问到“你认为你们学校学生的总体诚信状况如何”时,认为“很好,不需要过多担忧的”的占27.59%;一半以上认为“一般,只是个别行为”;仅1.15%的人认为“很差,值得思考”。这说明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诚信的现状持乐观态度。由此可见,目前我省学生的诚信水平总体上较高,但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仍有部分学生的诚信水平需要改进和提高。 (二)大多数学生不愿意参与学校开展的诚信教育活动 通过调查,相关数据表明,大多数学校会定期开展诚信教育活动,但提到参与活动,41.38%的大学生表示“不会”参加,“觉得没意思”;只有40.8%的人“会积极参加”。既然各高校都有开展关于诚信教育的活动,那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参加?除了大学生自身的问题之外,学校是否应该反思下诚信教育活动的开展形式以及其开展的真正意义呢? (三)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形式多样 调查题目中所涉及的考试作弊、贫困生身份造假、论文剽窃、求职失信、上课帮点到、撒谎请假等诚信缺失的表现形式,现在的大学生均有不同程度涉及。其中有高达81.61%的同学认为“考试作弊”现象频繁;还有76.44%的同学认为“上课帮其他同学点到”很常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形式日益多样化,这已向我们昭示着当代大学生的诚信状况不容乐观,完善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刻不容缓。 (四)大学生的学业诚信状况令人担忧 调查时,当被问及“据你了解,周围同学考试作弊是否会被发现”时,七成以上同学表示“偶尔会被发现”;仅有3.45%的人认为“一定会被发现”。从调查数据来看,大学生的诚信品质总体是好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然而大学生不诚信现象却屡屡发生,面对这些问题,加强其诚信教育,完善其道德人格,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系统化工程。 二、提高大学生诚信水平的对策措施 (一)加大高校诚信教育的力度 首先,加强高校诚信校园文化建设,改变高校目前“重知识技能传授,轻道德素质教育”的局面,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诚信教育主题活动,在学生中树立诚信意识,这是促进师生身心和谐以及人际关系和谐的有效途径。其次,要把诚信贯彻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校广播台、校报、校内网等媒介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同学恪守道德要求。而加大高校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宣传力度也是重要举措之一。高校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行为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负面效果往往比普通失信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巨大影响。对于那些损害学术道德的失信行为应予以曝光和严惩,用诚信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墙。 (二)建立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诚信信息反馈与沟通机制 构建学校与家庭积极互动的诚信网络。首先,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在家庭的教育内容之中应努力给学生营造诚信的家庭氛围。其次,应通过信息交流等方式,加强家长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有效地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监护与引导,共同营造诚信的环境,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诚信道德品质。所以说,学校诚信教育是重点和主导,家庭诚信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三)建立大学生诚信约束机制 1.建立、健全大学生诚信评价制度:从老师、同学和大学生自身三个角度对大学生的诚信状况作出定期书面化评价。 2.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规范信用考评体系:针对大学生诚信状况,形成书面化、系统化的大学生诚信档案,并基于诚信档案进一步形成规范化、系统化的信用考评体系。 3.建立和完善惩戒机制:针对大学生不诚信状况,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督与惩戒机制,让诚信之人一路畅通,让失信之人寸步难行。 (四)重视社会诚信教育的导向作用 1.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2.加强社会保障制度 3.加大社会诚信宣传力度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学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力军,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整体素质水平的高低。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协同推进机制的实施路径研究,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诚信品质,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作者:王丽旦 薛烨南 李旋 单位:江苏大学 诚信教育论文:诚信缺失与诚信教育论文 一、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 1.学业中的诚信缺失 抄袭作业,考试作弊,甚至剽窃论文这一系列行为时有发生。一方面影响了教师对教学成果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是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过去考试作弊被发现后,学生还会感到很羞愧,现在学生对考试作弊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不得不承认,这无疑反映出了当代大学生的诚信滑坡。 2.经济活动中的诚信缺失 在回答调查问卷中“如果要申请国家助学金时,您对您的家境会怎样描述?”一题时,约65%的学生表示会从实回答,而约35%的学生认为可以言过其实。可见,有近1/3的学生为达到目的,会弃诚信而不顾,会把诚信抛之脑后,不能遵守诚信原则。在回答调查问卷中“如果您成功申请到了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时,你将会怎样?”一题时,表示会准时还款的同学占87%,剩下13%的学生则存在侥幸心理,回答到时再说,能拖就拖。困难补助是国家或学校为了帮助那些家境贫寒、难以负担或无法维持正常学业的学生设立的,但有些学生为了获取助学金或奖学金,伪造家庭情况,骗取特困生困难补助,使真正需要补助的学生无法享受正常的国家待遇。 3.就业中的诚信缺失 当代大学生思想意志不坚定,政治立场迷茫,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生活中,很多学生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至于实现目的的方法手段是不是被社会道德所接受,他们都漠然置之。当周围人提出质疑时,他们也还是一意孤行,这是诚信观念日益淡薄的结果。近年来,由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不少大学生为了竞争好的工作岗位,伪造各种荣誉证书、资格证书及社会实践经验等。在诚信就业方面,很大一部分学生认为,适当地修饰简历是可以接受且可行的;另有学生认为,在签约后,如果有更适合的单位,那么违约是可以理解的。由此可以看出,在面对择业的问题上,在诚信和自身的实际利益发生冲突时,多数学生会选择重利轻信。 4.人际交往中的诚信缺失 钱钟书曾说过:“看一个人如何,看他的道德修养高不高,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这人讲不讲信用。今天跟你这么说,明天他就不认账,这种人没什么道德可言。”大学生人际交往中诚信缺失可表现在为人不真诚,言而无信;在恋爱交往的过程中,怀揣不良心态,进行感情欺骗等。2008年10月,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大杀师案”或多或少是由于感情纠结而酿成的惨剧。 二、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 在回答“当前影响大学生诚信意识的因素”一题时,70%的学生认为社会主要承担影响大学生诚信意识的责任,但50%的学生认为家庭是其形成诚信意识的主要方面。 1.缺乏社会安全感 人的行为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外界不良环境对大学生的诚信品质缺失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的法律制度对不守诚信的人的制约还相当薄弱,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诚信观念也相对淡薄,这使不诚信行为肆意妄为,导致当今社会陷入诚信危机之中。这样的社会环境更是让当代大学生惶恐和迷茫,甚至很多大学生为了应付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而去学习与不诚信相关的“处世哲学”。另外,在大学毕业生就业中,一些用人单位的选人标准更多的是注重学生的技能,很少过问学生的人品,这就为大学生不诚实的行为创造了条件。 2.缺乏学校安全感 刚步入大学的学生对大学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但接下来的现实可能会让绝大多数人失望,这里也有不公平、不公正、不诚实,比如有些学生凭关系而非能力当上学生干部,获得奖学金、助学贷款、补助金,入党等等,其他的学生在无法改变这种现象的同时,逐渐认同了这样的做法,并且也开始弄虚作假,而后便成为了一种不良的校园风气。缺乏校园安全感直接导致了大学生的诚信缺失。 3.缺乏家庭安全感 当今社会的开放给予了人们极大的自由,但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很多大学生拿感情当游戏,这都与家庭环境和教育是分不开的。家庭的破裂和不幸福让孩子们缺乏安全感,为了自我保护,寻求安全感,他们将自己封闭起来,不信任他人,也对人不真诚。 三、开展诚信教育的策略 诚信教育奏效的关键在于能否为学生提供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为此必须明确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的责任。 1.明确社会的责任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当今的社会环境为大学生不讲诚信提供了机会。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纵容了不诚信行为,漠视了诚信行为。诚信得不到褒扬,不诚信得不到处罚。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此可见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认为诚信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由于法律制度具有强制性和制约性,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诚信必须建立在法律制度约束的基础上。制度建设既包括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也包括诚信法律制度的建设。 2.明确学校的责任 高校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应把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放在首位。德里克强调,大学有责任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者本身的不诚信行为直接导致了大学生诚信的缺失,如果学校能为大学生提供安全可靠,诚实可信的校园环境,那么不诚信就没有市场。因此,作为教育者,必须坚持自身的提高,自己做一个诚信的人。除了提高教育者的自身素质外,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力度,为学生营造健康成长的优良环境,把相关的法律制度引入到学生的诚信教育中尤为重要。加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就要正确开展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批评,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提高大学生对诚信的认识水平,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促进大学生的诚信。 3.明确家庭的责任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是孩子行为及道德的典范,对孩子的诚信教育责无旁贷,但很多家长对诚信认识的偏差导致他们错误地引导了孩子,当着孩子们的面做有违诚信的事,认为这是“智慧”的表现。因此,家长必须坚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诚信言行教育影响带动孩子。另外,家长为孩子提供稳定和幸福的家庭环境对完善孩子的人格,尤其是进行诚信教育至关重要。 四、结语 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我国高校德育工作任重而道远。总之,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把相关法律制度引进大学生诚信教育中,构建诚信监督和制约机制,建设有利于诚信行为的社会、校园、家庭环境,使之更具说服力,才能真正从源头上解决诚信缺失的问题,达到诚信教育的目的。 作者:杜文娟 曲超 王丹丹 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 诚信教育论文:班级管理与诚信教育论文 一、讲述美德事例进行感化教育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传统美德的伟大民族,古往今来,沉积了数不胜数讲诚信的人和事迹。这对于人生观、价值观还在形成中的学生培养诚信品质也是大有裨益的。例如,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立木为信”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变法改革得以推广,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六国,人们把商鞅奉为信守承诺的典范。又如秦朝的季布,非常讲究诚信,信守诺言,他的美德赢得了许多朋友。当时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当他被汉高祖刘邦悬赏捉拿时,他的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惑,而且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季布得以免遭灾祸,“一诺千金”被传为千古佳话。前些天看了一篇报道:四川女孩黄冬梅的父亲为偿还赌债卷走公司4万多元票款,下落不明。母亲一气之下离开了家。当时只有15岁的黄冬梅,来到公司向领导承诺:爸爸欠的钱,我长大后一定替他还。为了信守承诺,她放弃了学业,去广东打工,做过钟点工、清洁工、饭店服务员,甚至捡垃圾挣钱。辛苦打工四年,她终于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通过这些信守承诺的美德故事让学生明白,无论在为人处事还是创立事业中,都应该时刻把握住做人的底线。必须信守诺言,要一诺千金,惟有诚信才有发展。 二、列举社会失信的人和事进行教育 学生之所以在校园里出现失信的现象,源于这些学生受到了社会上种种不良信息的感染,学生偶尔会对自己在不讲诚信中得到的小利益沾沾自喜。这种暂时利益的满足和诱惑往往促使他们抛弃诚信的品质。所以我们要让学生明白,诚信缺失只能获得暂时的小利益,比如,人民的功臣沦为蛀虫,本应彪炳史册却走向断头台,这些例子有许多,他们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甚至是生命的终结。企业由于失信而倒闭关门也有许多,让人痛心,如温州的制鞋业有段时间无人敢问,假货泛滥成灾;奶粉行业的巨头三鹿被媒体披露“毒奶粉事件”,导致企业倒闭。20多家奶制品企业牵涉其中,造成了国产奶粉行业的信任危机。这一铁的事实再次告诉我们,失去信誉,纵然一时得利,日后必吞苦果,要生存和发展就要珍爱信誉。 三、创造班级环境进行净化教育 环境育人一直作为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手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十分形象地表达了环境对人潜移默化地影响。净化学生的信誉心灵,营造诚信氛围,我想应从三方面入手:1.利用板报、学生园地等开展诚信文化建设,张贴诚信主题的名言、宣传画等。2.开展诚信主题班团会、辩论赛、演讲比赛。探讨自我信用状况,讨论诚信危机、诚信价值等问题。提高信用水准。培养学生从作业不抄袭、考试不作弊、不对老师和家长撒谎等小事做起,将诚信精神贯穿到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3.教师树立良好信用形象。做到言传身教,教师爱信用如眼珠,学生才会视信用如生命。 四、严明制度强化诚信道德教育 要想强化学生诚信意识,制度的约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教育学生使诚信化为一种思想理念,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1.建立诚信公约。在班级管理制度中强调诚信公约的重要性,建立奖惩制度,逐步形成诚实守信的班风,引导学生学会自觉把握自己的行为。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班主任要充分了解本班学生的诚信状况,褒奖诚信典范;坚持对诚信度较差的同学耐心教育帮助;对屡教不改严重违反道德标准的要给予必要的处罚。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为了学生美好的明天,学生的诚信教育应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在校学生的诚信度存在着严重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更新教育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我想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正处在可塑时期,他们的信誉人生一定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作者:张晓辉 单位:赤峰市华夏职业学校 诚信教育论文:诚信度实验下诚信教育论文 1案例调查 某高校调研人员做了一项为期4周的“诚信度”调查实验。调研人员在教学大楼入口处设置一个无人售货的“诚信小卖部”,柜台所有商品均贴上价签,旁边放置自动投币箱,所售商品均为学生日用文具、矿泉水和小零食等,并在收货柜台处张贴无人售货制度。第一周,诚信小卖部的商品消耗量很大,每天补充短缺的商品。周末结账时,调研人员将销售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实收账款与应收账款差额较大,回款率不太理想。调研人员决定在下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提高诚信度,看能否改变销售状况。第二周,在柜台旁安设一个未开启的摄像头,并贴提示:诚信第一,请拿货后主动投币。结果发现回款率有一定提高。第三周,调研人员举办诚信承诺签名活动、开展有关诚信诗词鉴赏活动,如:对“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等古诗词欣赏解析比赛,并对积极参加的同学发放小礼品。第四周,晚上免费放映电影《阿甘正传》、《美丽的故事》、《雷锋》等;实验结束后。通过“诚信度”调查实验表明,一是各周的回款率均占在60%以上,表明多数人具有一定的诚信度,自觉买单。二是随着介入诚信教育的深入,商品销售的回款率不断增加,回款率由最初的61.1%上升到实验结束时已经达到92.8%,也表明学生的自觉性、诚信度在不断的增加,诚信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大学生出现“诚信问题”原因剖析 诚信是立身之本、经商之道、为政之要,是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从小到大,诚信教育伴随始终,小时候听过的美国总统华盛顿砍树的小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小学时,老师就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不能欺骗老师同学;中学期间学校也教育我们要诚信考试不作弊。但在高校中,却仍可见不诚信的例子,主要表现在学习和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和就业求职过程三个方面,如编造请假理由逃课,考试作弊,学术造假,伪造求职简历等,这些值得我们深思诚信缺失的原因何在?通过诚信实验、社会调查分析,诚信问题出现的原因可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2.1应试教育机制中诚信教育的缺失 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不是很重视,主要体现在学业成果评价制度的不合理、教育引导不积极和监督制度不到位三个方面。首先,大学“重知识,轻德育”的现象严重,过分看重学生的个人成绩,如考试成绩、竞赛名次和比赛得奖等,而对学生的平时表现不够重视。这些能在某些学术上取得好成绩的同学会受到表扬和奖励,造成学生把学习的重心放在了取得最终结果的事情上,甚至为得到奖学金而在考试中作弊。其次,大学开设有关诚信教育的课程或讲座较少,对出现诚信问题的学生处理不严厉,如学生考试作弊,一般只给口头警告,或轻度处分,不足以让学生认识到诚信问题的严重性。再者,大多数高校平时对学生的监管力度不够,多在事后给予批评教育,导致学生从诚信思想上放松,对投机取巧、舞弊的思想未能及时纠正。 2.2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市场经济的空前发展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于形势发展,而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及时的跟上社会制度变化的步伐,从而导致了正确引导的缺位,给西方资本主义和各种思潮的渗透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人民群众的诚信观念和价值观念处于混乱迷茫的状态。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为数不少通过弄虚作假而获利的现象,如“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还有部分高校的领导和教师,不以身作则,参与学术腐败、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金钱或地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学生身处“失信”的文化氛围,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学生在思想上还不成熟,面对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迅速转换、信念的矛盾冲突、物质金钱的巨大诱惑,导致部分学生容易迷失方向,面对利益的诱惑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2.3中小学教育阶段对诚信教育程度不够 目前中小学虽然提倡素质教育,但迫于升学的压力,教育现状仍然是重成绩而轻品德。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思想发育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大部分学生埋头学习理论文化知识,无暇顾及道德修养方面的问题,甚至某些教师有纵容学生为取得好成绩在考试中投机取巧,导致部分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了一些不正之风。 2.4学生自身素养和家庭氛围 学生自身的诚信品质修养不足、诚信价值观和自身道德观的背离也是诱发诚信问题的重要原因。自身的素质与家庭、朋友、社会关系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家长的教育理念、名利观以及诚信认知和对待诚信的态度决定了家长在教育子女方面存在的“轻品德而重成绩,轻身教而重言教,轻过程而重结果,轻道义而重利益”的误区,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过程。某些学生为了不让父母失望而采取欺骗、作弊等来掩盖其真实学习状况,长此以往养成了欺下瞒上的坏习惯,在校欺骗老师同学,在家欺骗父母;有的父母因工作、事业的繁忙,在孩子出现困惑迷惘时未能及时指导,且还有的经常在孩子面前谈一些商场的尔虞我诈,给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家庭背景不同,学生素质也各异,导致学校教育难以从同一个层次进行,留下一些的诚信教育死角。 3加强和改进诚信教育措施 针对大学校园出现的诚信问题,通过对诚信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并结合诚信度实验得出,要改变大学生的诚信状况,提高大学生的诚信度,综合考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3.1完善诚信教育体制,将诚信教育贯穿始终 目前诚信教育管理制度尚未在各大高校形成系统而完善的体系,但一些高校已对某些方面的诚信制度进行了构建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可为我们建构学生诚信教育管理制度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参考。如在诚信档案制度方面,中国海洋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建立了《大学生诚信档案》制度,将大学生的在校的诚信表现情况记录在《大学生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学生诚信档案的电子化管理[7]。高校应该从各方面制定相关的诚信制度,从学生日常生活、学习、考试等方面建立完善的诚信教育与考评制度,做到有章可依、有章可学和有章可用,在全校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做好诚信化建设。 3.2优化诚信教育环境,让学生潜移默化改变自己 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校应为学生树立“诚信标兵”,让每个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去学习。学校可以定期播放关于伟大人物和道德模范的电影,鼓励学生学习伟人英雄的精神和美德;经常举行关于诚信教育的讲座,吸引学生参与评价和指导,从中体会诚信道德的重要性;在校教师和领导也要作诚信的楷模,给学生做好诚信的榜样,营造诚信文化环境。老师不得欺骗学生,要说到做到,在日常的教学与指导中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做到以德服人,让学生从心里佩服和尊敬,并感染学生去模仿;建立良好的校风、学风,平时大力宣传诚实守信的学风,最终得到学生的认可。 3.3加强诚信美德宣传,引导学生诚信待人 学校组织各种团体活动,宣传诚信美德,通过学生的参与达到情感上的共鸣,让学生体会到诚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彻底根除不诚信的思想。也可以组织诚信考试签名活动,引导签名的学生要遵守自己的承诺,在考试中不作弊,同时带动其他的同学也参加到诚信考试的队伍中来。 3.4完善诚信监督机制,辅助实施诚信教育 构建诚信社会,需要把道德自律和制度他律有机结合起来。学校制定相应的监督奖惩制度,对表现好的同学给予适当的表扬和鼓励,对于有失诚信的现象要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惩罚,让学生认识到不诚实的后果严重,这样在学生毕业之后走入社会,才不会因为诚信问题犯下大错。比如:在考试考场中安视频装监控设备,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观察学生的考试纪律情况,对违规的学生进行通报批评和相应的处罚;制定奖惩制度,对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的诚信现象进行表扬的加分等奖励;由学生组成的团体监督校园中的弄虚作假的现象,一旦发现及时进行教育指正等。 4结论 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诚信教育问题进行的调研和深度剖析,得出几点结论:一是虽然当前学生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但在校园中仍存在诚信缺失现象,但如果学校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开展诚信教育,正确的引导学生日常行为,学生的诚信度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二是造成诚信问题的原因很多,主要影响因素有教育机制、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所以诚信教育要从根本原因入手;三是诚信教育要讲究教育方法,可以从制度、环境、榜样和奖惩几方面同时进行,让学生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自觉提高诚信度。诚信无小事,生活中的点滴不自觉行为都会导致日后形成不诚信的习惯,诚信教育是一个防微杜渐,日积月累的过程,在社会发展、人们的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提示、引导。 作者:杨巧梅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诚信教育论文: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论文 1大学生就业诚信危机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1.1就业材料准备阶段的虚假 自荐书、学习成绩单、荣誉证书等就业求职材料是毕业生呈献给用人单位的展现自我的基本媒介,也是用人单位考查毕业生基本条件的重要依据,就业材料中内容的优秀与否关系到毕业生是否能够被用人单位接纳参加笔试、面试等环节。毕业生为了获得用人单位的好感,篡改学习成绩,虚构学生干部身份,没有入党填党员;不是优秀改优秀“;四级”没过表上过等现象较多。此类弄虚作假,自食苦果的例子很多,用人单位一旦来查证便可真相大白,即使侥幸混入单位,无法逃脱实践的检验。 1.2双向选择过程中的不诚实 用人单位为了能够招录到专业知识优秀,有技能、有才干的大学生,大都采用笔试加面试的双向选择环节。在双向选择就业笔试环节,部分大学生为了能够考出好成绩,往往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在就业考试中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在面试环节,为了博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吹嘘个人成绩与能力,夸大其词、不懂装懂,给用人单位造成不良影响,影响了整个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形象。 1.3签约后违约的虚假行为 当前,迫于严峻的就业形势,“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观念被许多毕业生接受,但部分毕业生曲解了这一观念。许多毕业生“以不变应万变”,凡是符合条件的招聘都要参加,盲目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但是过后又见异思迁、随意毁约;也有的毕业生只顾自身利益,抱着好高骛远的态度频繁跳槽,缺乏长期、理性的职业生涯规划。这些缺乏诚信的违约行为,不仅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影响高校毕业生的整体社会形象,也不利于毕业生自身的职业发展。 1.4报到后的职业角色转换与改派行为 有些毕业生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后,为了能够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在入职报到后的学生角色向职业人角色转换的过程中,对待工作懒散怠慢,怕吃苦,不虚心请教,自以为是,对待上级和同事不讲诚信,遇事推脱,不遵守企业规章制度。有些毕业生在这个企业工作却时刻想着跳槽,编造各种理由要求办理改派手续。 2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体系的构建 2.1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做好入学时的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 新生入学时是开展就业诚信教育的初级阶段,需要在课程设计和授课方式上不断创新,理论结合实际, 提升就业诚信教育质量,授课教师以自身的学识、品格、阅历影响学生,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提高学生就业诚信意识。教育部印发的《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提出,所有普通高校均要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并作为公共课纳入教学计划,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培养过程,并明确规定将诚信作为目标职业对个人素质的基本要求列入教学内容,通过职业发展教育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诚信是求职应聘的优秀竞争力之一,从认识根源上解决毕业生不诚信就业行为的发生。把诚信就业观念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在“两课”教学中,结合《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的教学实际,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择业观,充分认识到诚信在未来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真正懂得诚信光荣,弄虚作假可耻,在择业过程中践行“八荣八耻”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2.2以第二课堂为载体,做好择业前的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 择业前的就业诚信教育是构建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体系的重要阶段。从目前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随着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矛盾的加剧,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大学生为了能够尽快找到满意的工作,在就业准备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诚信的心理和行为,这一阶段主要通过职业生涯规划个体辅导、就业心理咨询和开展各种第二课堂教育为主,具体就是设立就业诚信辅导工作室,对学生在择业前出现的各种不诚信心理和行为建立预警机制,在第二课堂课外活动教育中,可以通过组织一些就业诚信主题班会,就业诚信征文比赛和演讲比赛,树立就业诚信榜样、诚信典型等活动将诚信教育推向深处。 2.3以诚信评价体系为主线,做好双向选择中的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 双向选择过程中的就业诚信教育是构建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体系的优秀阶段。学生诚信评价体系包括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纪录、诚信承诺、诚信评价、诚信档案等,是对大学生个人信用的一种评价和评估制度。由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对其进行管理,并为社会和用人单位提供信用依据。同时,做好就业管理,尽量减少由于不确定性造成的就业失信行为。学校应该为学生和单位提供全面可靠的就业信息,制订严格的毕业生就业管理制度,对大学生整个就业过程起到监管作用,减少违约的可能性。道德教育不同与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填鸭式”地只讲理论,应该突显价值主体的需要和要求,根据受教育者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采取有效的教育方式;其次应该在实践的层面上,激发受教育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让学生主动去思考,怎样建立诚信,怎样使社会尽量多一些诚信,而不是一味地宣讲诚信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进行诚信教育。诚信教育要以学生为载体,让学生主动去实践诚信,才能使诚信教育真正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2.4以离校教育活动安排为依托,做好离校前的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 毕业生离校前开展就业诚信教育是构建大学生诚信就业体系的保障。在毕业生离校前,学校要对其诚信就业教育活动进行周密谋划和精心组织,引导毕业生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而坚定理想信念,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乐于奉献,确保每一名毕业生在离校前都能接受至少一次诚信就业教育,帮助毕业生顺利走上新的学习和工作岗位,及早完成学生角色向职业人角色的转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功立业。对即将离开学校奔赴工作岗位的大学生开展就业诚信教育,要认识到大学和社会是紧密相连的,大学生既是学校教育的主体,也是社会生活的主体。诚信原则是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合为一体的原则,不诚信的行为除受到道义的谴责外,还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在就业过程中也不例外。毕业生就业的过程是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过程,受到法律的保护,要加强对毕业生维权意识教育,把《劳动法》、《合同法》作为毕业生离校前就业诚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毕业生能够与用人单位平等对话,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引导毕业生做到勇于说诚信话、行诚信事、做诚信人,养成诚信美德。 2.5以跟踪调查和回访为切口,做好离校后的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 离校后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是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的补充环节。告别校园,踏上新的工作岗位,意味着学习、工作、生活环境的转换,意味着一个正式社会成员的产生,意味着大学生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学校生活与职场环境有很大差别,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工作压力显著增加,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正是这些差别使得学生难以进入职业人状态,虽然就业诚信教育在这个阶段主要由用人单位开展,但学校应该建立大学生就业诚信跟踪调查反馈机制。构建人才培养中的就业诚信教育反馈机制,通过跟踪调查毕业生和回访录用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了解毕业生入职后的思想道德状况和工作能力情况,及时汇总分析数据,对毕业生思想道德教育有针对性地起了促进作用,根据调查反馈信息,及时地调整大学生就业诚信教育内容和模式。党的十八大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到了所有就业群体的首位,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诚信自古至今都是人们交往过程中的道德准则,诚与信互相贯通,诚是信的基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就业诚信关是大学生能否顺利就业,能否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键。当前,各高校正在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为主题的教育活动,“中国梦”教育活动要与就业诚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从入学到入职全过程的就业诚信教育体系。大学时期正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黄金时期,帮助学生树立诚实守信的就业道德品格,在择业就业过程中,积极践行诚实守信的新内涵。 作者:胡建军 单位:兰州工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诚信教育论文: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论文 1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面临的困境 第一,需要接受诚信教育的人群数量大,层次多。高校是一个集约化集合,而这个集合又由不同家庭影响,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个性特征,不同年级的群体组成,这就使得高校诚信教育面临着数量大、层次多的困难。 第二,诚信教育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甚至是缺失。虽说诚信是人的立足之本,是人社会生活的基本修养,但是在社会不良风气日益向高校渗透的今天,大学生诚信缺失是社会影响的间接结果,但却又是高校诚信教育迷茫的具体表现。 第三,网络等新媒体不良信息在高校的渗透。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不良信息的传播导致大学生信念动摇,立场不坚定。网络等新媒体不良信息对大学生的影响是一种集群化影响。 2高校诚信教育困境的解决办法 第一,重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的同步发展,简言之就是既要使学生端正思想态度,在思想上认识诚信教育,了解诚信的本质意义,又要让大学生在社会活动中切实做到诚信。使学生在思想和行动上同时诚信,不偏废。思想诚信和行为诚信共同发展,相互影响,达到互补目的。最终使得诚信能深入人心,成为大学生生活、学习、工作的良性基因。 第二,鉴于当前诚信教育方式主要是集中在社会道德约束的层面上,集中在喊口号的阶段,针对当前高校诚信教育模式不成熟,教育的理论研究不够的局面,为了充分发挥诚信教育的社会功能,使诚信成为大学生日后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础,就应该自上而下建立健全高校诚信教育模式,提升高校诚信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提高诚信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增强诚信教育的实施力度。切实使高校诚信教育在横向和纵向功能上都有延续。 第三,积极关注社会不良风气对校园的影响。最大限度的控制不诚信向校园的渗透,最大限度的扩大校园诚信对外环境的积极影响。扩充高校环境对诚信教育的内涵解释维度。 第四,扩充诚信教育的范围,优化诚信教育的方式方法。确立诚信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强调诚信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作用,明确诚信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功能。使学业诚信、资助诚信、就业诚信等诚信教育活动成为诚信教育的支撑手段。不断夯实、扩大诚信教育成果,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第五,分类引导、层次化教育、个别针对是高校诚信教育的工作方针,根据大学生的年级特点、家庭背景、个性特征等存在的差异,制定适合不同层次可以接受或应当接受的诚信教育内容。继续深入优化诚信教育的积极作用,扩大诚信教育的接受范围。 第六,坚持对不诚信行为的零容忍。把诚信教育扩展到上课、作业、实验、实践等大学生学习生涯中。做好高校诚信教育的引导工作,坚持适宜的高校诚信教育原则:不容忍不诚信,鼓励诚信。努力使诚信成为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第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注重网络等新媒体信息对大学生的影响,帮助大学生把握正确价值取向,建立大学生网络诚信考评体系和相应的信誉档案,档案详细记录大学生的诚信轨迹。将新媒体平台作为诚信教育的前沿阵地。 3诚信教育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学做人、学做事、学做学问相辅相成,诚信对于正逐步迈入社会的大学生显得尤为重要。诚信教育也是大学生走向社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必然过程,加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有助于帮助他们对社会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了解,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积极正确的人生态度,能把自己尽快地融入到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去,有助于他们准确地设计和规划自己的人生。 作者:钟奎 单位:新疆农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诚信教育论文:浅析高职毕业生诚信教育论文 论文摘要:高职学生的不诚信问题,在毕业生中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在择业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和签订就业协议后的失信行为。本文针对毕业生的诚信问题,结合工作实践,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的思路,以期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论文关键词:毕业生诚信教育信用管理体系社会和谐 “诚信教育”贯穿人的一生。从幼儿园开始,小朋友们就开始幼儿诚信教育,到了中小学,则教育部规定直接将“诚实守信”写入新的中小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高中的每一次期末考、会考、高考都要签“诚信承诺书”,作为成年人的大学生一族,在接受了这一系列的诚信教育以后,应该表现的更加“诚实守信”才对,但在实际与同学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诚信危机仍然是一个困扰学生们的重要问题,主要表现从拿到学校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就开始,全国每年高考有4O万考生被其所填报学校录取,但未报到,造成了对招生资源的极大浪费,进入大学校园的同学也屡屡违反诚信条约,在学习上奉行“作业大家借、论文网上抄、小考互相看、大考找”的新主张,其它诸如抄袭、舞弊、替考等更是屡见不鲜,这些都是学生诚信危机的主要表现。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学生就业工作的老师,我深深的感到“诚信”这个问题,在就业工作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这里简单说说发生在校园里的例子吧。 每年从三月份开始,应届毕业生就开始拿着“推荐表”跑人才市场、用人单位,他们的身影频繁的出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招聘会上,作为学院的就业部门,我们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检查毕业生的“推荐表”并加盖公章,同学们的“推荐表”五花八门,做假的技术也是层出不穷,有伪造证件、模仿老师笔迹、篡改学习成绩等各种手段。这一情况也引起了一些招聘单位的注意,曾经就有一名公司的人事部经理告诉我“现在的学生连假的英语证书都敢做,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做呢?”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和巨大的就业压力,同学们急于找工作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可一旦被用人单位知晓了真实的情况,我想他们也不会用一个不诚信的员工吧! 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关注,国家为了让贫困学生上得起大学,从1999年开始专门出台了“助学贷款”政策,莘莘学子们得到了助学贷款的支持,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申请了“助学贷款”的部分同学在毕业以后音信用无,不按时偿还贷款的毕业生占了大部分。据统计,国家发放“助学贷款”这八年以来,发出的贷款数累计总金额超过200亿元,到了毕业后能按时还款的同学不足30%,这种利用国家政策恶意贷款、欠款不还的行为,不仅给学生本人,也给学校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比如我们学院,2007年的1321个新生中,申请贷款的就有365人,占了新生比例的27%,而助学贷款的审批却一直到年底都迟迟没有批下来,这和之前贷款的同学们没有诚信还款是脱不了关系的,最终受害者就成了学校,还有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从网上查询的数据也显示,由于银行追贷的困难,实行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以来,仍有大约27%的申请学生遭拒,没有获得贷款,诚信问题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 在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接触中,也存在“诚信”问题。为了让毕业生更好的找到就业单位,我们学院长期和国内几家大型国企和外企联系,输送毕业生就业,几年下来,由于专业对口,薪资待遇也不错,毕业生和企业都很满意。可是,在今年的毕业生输送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一家国内知名的外企在我院招聘了40多名应届毕业生,由于工作岗位是分散在全国不同的城市,该企业不仅全程报销差旅费,还特许部份同学乘座飞机,并约定先期签定一年的合同,可是到了工作岗位后不到一个月,就业单位的岗前培训还没有结束,就有10多名同学打道回府,虽然企业表示能够尊重学生们的选择,但难免会给将来的毕业生推荐工作留下隐患。 这两年来,毕业生在就业时经常会有各种状况发生,有和公司谈好工作意向后反悔不去上班的,还有是先签了约垫底,找到更好的单位马上跳槽的,这让许多公司不得不再临时找人,毕业生频频毁约跳槽,已成为用人单位的心病。这样的违约行为,从客观上来看,将导致就业市场秩序的混乱,极大的损害用人单位的利益,也会使学校的声誉受到影响。 这样那样的诚信问题,给我们这个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很现实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如何才能让这群“天之娇子”一一国家将来的顶梁柱找回失去的“诚信”,让他们带着“诚实守信”的品质踏入社会、建设新中国呢?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母和老师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狼来啦”的故事每一个中国人都听过,也能领会其中的含义。“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这是小朋友们都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不诚信”这样的情况还是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高职毕业生当中呢?分析原因,我归纳了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环境的原因。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经济的阶段,经济上的急功近利,必然造成道德上的惟利是图,诚实守信的基本道德规范被物质化、功利化。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虽然形成了诸如“童叟无欺,公平交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诚信的古训,但到了今天,一些“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老实人吃亏”的俗语,也导致人们在潜意识中诚信意识的扭曲。学生们身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受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难免“近朱者赤”,从而导致了当代高职学生诚信的滑坡。 二是失信成本偏低,这也是导致高职学生诚信缺失的直接原因。每个人都要对自已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失信行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很大的收益。当前,同学们在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看到的是,失信者所付出的成本远远小于守信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当他们面临毕业,即将踏人社会的时候,又怎能以一颗诚信的心去迎接呢? 第三个原因是教育机制的问题。高职学院一般都是才升人大学行列,各种教育机制和管理体制都不完善。部分学校虽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但缺乏有效的实施与监督,制度缺乏、管理松散、监督不力等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诚信缺失学生的侥幸心理。这些行为,客观上助长了高职学生诚信的缺失,加剧了诚信缺失的泛滥。 最后要看到高职学生本身也存在问题。学生诚信道德的缺失与其自身有很大的关系,当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思维活跃,易接受新事物,但又有任性好强、辨别能力差的一面。高职学生初涉社会,对周围的事物有了自已的看法和理解,容易产生抵触心理,会用一种怀疑一切的眼光来看世界,对家长、学校的教育持逆反心理,这更增加了不诚信的因素。 面对毕业生缺乏诚信的诸多问题,分析了学生们诚信缺失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要建立毕业生的诚信意识,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生进入校园第一天就应该开始,同时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相互配合,才能提高学生的诚信意识。在这里就学校这一块的工作,谈谈我的想法。 1、开展形式多样的诚信教育主题活动,利用全社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良机,举办讲座、征文、团会等活动,在学生中确立诚实守信的意识,将其作为为人处世的第一准则。强调从作业不抄袭、考试不作弊等小事做起,将诚实守信贯穿到学习、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 2、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高校在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完善和执行过程中,既要强调制度的严肃性,使制度起到惩戒的作用,督促诚信缺失的高职学生去约束自己的不诚信行为,把可能出现的不诚信问题制止在萌芽状态,对于一些不遵守学校制度的“害群之马”给予严历警告或开除学籍。只有这样,才能使失信者得不到任何益处,而且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3、在诚信教育中引入心里咨询的方法。学校的诚信教育往往习惯于通过批评、禁止等行政手段来规范学生的行动,而不善于形成文化氛围对学生进行熏陶;习惯于居高临下对学生提出种种要求,而不善于从学生角度进行分析,因此学校可以借助已经成立的心理咨询室,通过老师找同学谈心,探讨诚信问题等方法来引导学生。 4、建立高职学生诚信档案制度。从学生入学开始,为其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对学生在校期间的个人基本情况、品行说明、学习态度、学习成绩、日常行为以及奖惩等各种信用状况进行记录。推行个人诚信档案,是高职学生走向社会的“通行证”。信用档案不仅是高校作为其入党、保送、评优、发放贷款的—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用人单位是否聘用、是否让其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据。 5、针对助学贷款中暴露出的问题,要求申请贷款的高职学生们建立个人诚信系统,高职学生借用国家助学贷款的有关信息将被录人在内,成为个人信用记录的一部分,按期还款将成为高职学生们诚信的标志。也可以将“个人信用档案”和“贷款诚信系统”合二为一,通过建立诚信系统,让全社会来监督毕业生的诚信度。 6、加强就业规范化管理,指导毕业生如实填写“毕业生推荐表”,建立严格的就业推荐材料制度,证书认证制度,用人单位信息公布制度,引导高职学生制作“诚信简历”。同时,让学生明白,签订就业协议是一种法律行为,违反协议必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杜绝恶意毁约的行为。 高职学生群体是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不仅是高校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然要求。让我们呼吁毕业生同学们:“唯天下至诚,唯能尽其性” 诚信教育论文:市场营销教学中诚信教育论文 一、市场营销教学中诚信教育的重要性 (一)目前大学生的诚信现状 当代大学生经过多年正规教育,在具备较高知识层次的同时,其思想道德素质及诚信水平也得以不断提升。因此在这一青年群体中,诚信状况的主流是好的,能够将诚信视为立足社会不可或缺的“无形资本”,从而积极履行承诺,与他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彼此平等、相互承诺、互为信用的关系。但由于受到传统应试教育及社会各种消极现象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在一些大学生中也存在着较为突出的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大学生的诚信意识淡薄,诚信失去了它的本来价值,曾被视为一方净土的大学校园也出现了诚信缺失的问题。大学生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诚信,背信违约 据《中国青年报》的一次调查统计表明,在校学生中未说过假话的平均只有6.2%,其中,幼儿园小朋友占84%,小学生占51.3%,中学生占20.1%,大学生占0.48%。孩子的心灵本是一张洁白的纸,纯真无邪,净洁无瑕。随着年龄的增长及接触社会的机会增多,有些人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诚信随之变得匮乏,到大学阶段达到了不诚实最低点。经常出现诸如校外租房不按时交付租金,背后说同学坏话,表里不一,借别人钱不还,冒充贫困生、恶意贷款,又以种种借口贷款后不还,在与用人单位签约后随意违约等不诚信行为。 2.抄袭成风,考试作弊 在大学里,老师给学生留的作业和论文,要求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独立思考完成。而部分同学却靠抄袭他人作业,或是利用网络搜集资料的便利,随便拷贝一篇文章应付了事。 考试中,尽管各高校都制定了严格的监考制度,对考场纪律有严格规定,但有的学生仍是心存侥幸,总想通过作弊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考试成绩。如打小抄、传纸条、手机作弊、替考,等等。 3.违反校纪,无视校规 上课睡觉、吃东西、乱打手机等影响课堂纪律的所有行为,课桌文化、乱插队现象、寝室违章用电,毁坏公物,违反管理条例等行为,反映了学生诚信的缺失。 4.求职履历,“掺水”成风 由于高校扩招等原因,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有些学生在求职履历上大做文章,涂改成绩、夸大事实、制造假证件和假荣誉证书、虚构经历,绞尽脑汁玩手段。 (二)诚信是市场营销人员的必备素质 优秀的营销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有才能的真正人才。品德不正就不会得到客户的信任,也不会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一般的企业招聘营销人员时,品德都被列为第一重要条件。有些营销人员一味追求项目的获取成功,结果不择手段地采用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假冒等欺骗办法,取得业主的信任,也可能得利于一时,但这些毕竟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戳穿,当业主一旦知道你是一个不讲信用之人,你就会身败名裂。再也不能重返这一家业主的门槛。而且原有的朋友或关系户也会与你断绝交往,你过去的一切努力必将付之东流,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转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各企业都非常注意自己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要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在做好质量服务、新品开发的同时,最主要的是掌握好销售环节。一个公司无论做什么样的产品,其最终目的是把产品卖到用户手中。因此,销售应该是一个企业的优秀。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销售来养活的。影响销售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品牌效应、质量品质、价格优势、服务理念等,而销售人员的因素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一因素是制约和实现销售的关键。因为消费者、客户、社会大众一般都是通过营销人员来认识这个企业的,营销人员是这个企业站在与社会接触的最前沿的人,是向社会反映企业的一面镜子,社会大众通过对其营销工作的认可来接受这个企业和这个企业的产品。 今天的市场营销专业大学生,将是未来社会实际营销工作者,对于他们大学期间的诚信教育更是尤为必要。大学生诚信的缺失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其主要表现如下: 1.高等教育阶段是大学生形成比较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所树立起来的理念、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将在其一生中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如果大学生诚信缺失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矫正,那么对大学生自身而言,将危害终身。 2.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中的相对高素质人群,诚信在这些高素质人群中的缺失所引发的“不良示范”效应和负面影响,从教育层面来看,远比其他人群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明显。 3.大学生诚信缺失所引起的消极影响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和隐蔽性。由于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尚未真正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诚信缺失的危害尚不能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当他们毕业后融入社会,分布到祖国各地、各行各业后,诚信缺失所导致的严重危害才会真正凸显出来,到时候再亡羊补牢就晚了。如果分析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对诚信缺失所产生的影响,不难发现,诚信价值观的教育对于引导大学生讲诚信起着十分重要的优秀作用。 二、在市场营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 作为一名市场营销专职教师,如何把“诚信”营销观念灌输给营销实践工作的后备军——青年学生呢?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提高自身修养,做诚信的典范 教师是园丁,小苗的成长有赖于园丁的劳动。要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教师必须是诚信的典范,所以教师首先要加强自身师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为人师表,身体力行,有诺必践,以教师高尚的品行、人格的魅力、诚信的作风取信于学生,真正做到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学识学风上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增强诚信教育的时效性。 (二)将诚信教育融入到日常的营销理论教学中 在市场营销的教学内容中,蕴含着大量的诚信教育因素与材料。 在“市场营销观念演变”的教学中,要让学生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该树立正确的营销观念,要以顾客的需求为中心,要考虑到消费者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在这中间,凸显着一条主线——“诚信”营销,许多企业在“诚信”营销中获益巨大,企业如果缺乏诚信必将影响企业的发展。教学中要让学生懂得,对于一个有志于长远发展的企业,诚信一定是他的经营理念,也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我在课堂教学中引用了一些当代企业发展的案例,如“海尔”集团在发展之初,首先树立的是建设诚信制度的观念。当时张瑞敏把几十台有点小毛病的冰箱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给砸烂了,“海尔”总裁张瑞敏就是要让全体职工知道他诚信经营的决心。“海尔”有一条著名的广告语就是“真诚到永远”。海尔的诚信为他赢得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企业也得到了发展壮大。相比之下,“秦池”酒业从竞争标王到濒临破产,只走过了短短的两个春秋,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在“品牌”的教学中,让学生在明确品牌是企业的形象和内涵的基础上,更要明确在构筑品牌形象的因素中,诚信是品牌的基础。在课堂教学中大量收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来加以说明。如南京“冠生园”这么一家具有良好声誉和品牌形象的老字号企业,却因“陈馅制作月饼”事件曝光,就这么一次“失信”的行为,导致商品质量不能保证,销售困难,最后导致破产,教训可谓深刻。同时我也从正面引导学生认识一些知名品牌因诚信而创建品牌巨额无形资产的案例。通过这样的教学,使枯燥的理论与现实生活结合,同时对学生又是一次很好的诚信教育。 诚信教育论文:市场经济中诚信教育论文 一、目前市场经济社会中诚信的缺失 自古以来,我国是崇尚诚信的国家,儒家认为“诚”是“天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信”是我国传统伦理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孔子的儒家思想优秀“仁”,其延伸就是“信”。诚与信相比,诚带有根本的性质,其主要内容是真实不欺,是信的思想基础;信强调的是言行,言行要一致,守信是诚实的外在具体表现。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是为人处事的最重要的品德,“人无诚信,不可立于世”。 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从教育领域到经济领域不得不面对这些事件和现象:某学院应届毕业大学生中,有近百人得到国家助学贷款,结果只有几个学生还贷;北京大学某博士生导师剽窃他人的学术论文;一些学校打着函授或继续教育的名义,学员只需交一千几百元即可买到一张文凭;百年老子号南京“冠生园”用陈年旧馅造月饼;上市公司造虚假财务报表;市场上,稍微不留神就会买到“瘦肉精”猪肉,“三聚氰氨”牛奶,“苏丹红”咸蛋,而找回的零钞很可能是仿真度极高的假钞……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这些诚实和信用的缺失,令人痛心疾首,国人的诚与信去哪里了?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失信行为既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又大大降低经济效率,扰乱整个经济秩序,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为此,中共中央一直高度重视诚信道德建设这一问题,制定并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集中概括为20个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当中,诚信应看作是整个道德体系确立的基石,整个道德体系的大厦正是以诚信这个优秀建立起来的。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将诚信作为我们行为的根本规范。并自觉履行。 二、当前我们对诚信教育的思考 诚信教育是诚信道德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笔者深知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重要性,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教育学生诚实守信? 2001年全国语文高考作文题目是围绕诚信展开讨论:一个年轻人背着七个背囊,分别装的是——美貌、健康、金钱、名誉、才学、机遇和诚信,准备过渡,渡船梢公说,年轻人背的东西太多太重,必须丢弃其中一样,否则船会下沉。究竟丢弃哪样呢?让学生作出选择和分析。在传统教育下,相信大部分学生都选择留下诚信。放弃其它当中的一样。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明确放弃诚信。而选择金钱、名誉、美貌等。因为他们知道,在当今现实社会中讲诚信会吃亏,不讲诚信会得到好处。从高考文章内容反映了一个问题,并引起我们的思考:选择了诚信的学生一定就是诚实守信的学生吗?而选择放弃诚信的学生一定就是道德品质低下的学生吗?事实上,有一部分选择了诚信的学生是为了迎合传统的价值观念、取得高考高分,他们知道讲诚信的人会吃亏,他们不想吃亏,所以不诚实地选择了诚信。而放弃诚信的学生恰恰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内心的价值取向,但文章分数较低。这反映了不诚实的学生选择留下“诚信”得到好处,诚实的学生选择放弃“诚信”却吃亏这样一种怪现象。 一直以来,在传统的诚信道德施教中,我们只注重传授。讲解道德原则规范,单纯把诚信教育上升到精神层面,把教育理论化、简单化,忽视了每一个人要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负责。传统的诚信教育缺乏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与时俱进的观念。中国传统伦理中的诚信是侧重对人的人格信任,它以道德为支撑,通过言传身教,重感情、讲情理,要求单方面主动实践,不求后果,哪怕对方既不诚实也不守信,自己也不能丢弃立人之本——诚信。其实,这是与中国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在封闭的小农经济中,经济交往范围狭小,缺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契约平等观念,传统上只重视整体利益,忽视个体利益,甚至否定个体利益。可见,“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改革深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个人或企业等市场主体通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与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游戏规则,效益最大化就成为整个经济活动的最高目的。这样,社会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经济利益,特别是个人经济利益的取向逐渐成为社会和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但问题是:人们如何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私利,是以诚信,既利己又利人的方式,还是以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方式?让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人都以诚信的方式进行谋利活动,抛弃非诚信的方式,我们教育的惯用手法是道理说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侧重人格的塑造,认为只要加强道德说教,把人们的思想搞好了,就会使他们有诚实守信的行为。但是,唯物主义观点是:存在决定意识。假如不讲诚信的损人利己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或者不需付出成本;又或者不讲诚信的损人利己行为最终承担的风险很少,甚至没有风险,那么这种“社会存在”就会让人在利益诱惑面前逐渐放弃诚信,不择手段去营利。因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大多数人不是依道理的思想指导行为。而是按利益的思想指导行为。这就很容易理解:坑蒙拐骗者、制假售假者、偷逃税金者、贪污受贿者,他们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对,有违道德情理,但都要为之,这是受利益魔鬼所驱动。学生不是不知道诚信的可贵和重要,但面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时,可能就会暂时牺牲诚信换回眼前利益。可见,人们往往不是依据道理判断行为的对错与否来行事,而是依据利益权衡行为的利弊大小来行事。三、诚信教育要与法制建设和信用记录制度建立相结合。与时俱进 我们的诚信教育不能再简单地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纯道德说教,这种道德说教只能劝善,不能禁恶,更不能惩恶,指望它来消除社会中各种不合情理、不合法的损人利己行为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借鉴西方法治国家,信奉诚信应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础之上,重视法律,强调契约信任,双方平等自觉履约,对违约失信者给予记录和法律的严惩。可见,我们的诚信教育除传授讲解道德原则规范外,还要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与时俱进,要依靠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和完善,重视建立一个切实可行、可具体操作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社会信用记录制度,对不诚实守信的个人或企业给予毕生记录与法律惩罚,让他们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因欺诈所获得的利益,甚至让不诚信者无利可图。 尽管有人认为部分素质好的人群,他们文化高、思想觉悟好、自律性强,不会为了少许利益而抛弃诚信,这似乎说明诚信还要靠道德层面解决。但是,思想觉悟的提高、自律精神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讲诚信的人总是吃亏,得不到利益,而不讲诚信的人总是获得利益,那么诚信的人自身的生存也成问题,更不要说发展。这种情况下,道德说教就很难被大家认同和接受,出现了好人既出力出汗,但又流血流泪的尴尬局面。 诚信是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道德行为规范,它由当前社会物质内容所决定,属于道德范畴,虽然是精神上的东西,但是它能为我们带来物质财富和成功。这种利益的存在,我们不能否认,而且在实践教育中正是这样教导学生的。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如果我们脱离现实存在的利益,教导学生不求后果,单方实践诚信,这样的教育往往是唯心主义教育,是徒劳无功的。试想,在语文高考作文中选择留下诚信的学生,当他进入社会中,就一定会自觉履行坚守诚信的诺言吗? 诚信教育只是引导学生自律,而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信用记录制度的建立才是实现自律的外在条件(他律)。只有把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我们的诚信教育才更有说服力,才有实际成效。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诚信教育思考 论文摘要:当前市场经济交往活跃,物质财富日渐丰富的同时,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互不信任、尔诈我虞、假冒伪劣、违约失信、欺下瞒上等现象也引起人们的深思。全面加强诚信教育是一项现实的重要任务,是整个道德体系确立的基石。怎样进行诚信教育,让诚信成为人的习惯和信念,自觉地履行,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