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3 15:45: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村市场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各国国情不同，农村市场化的建设和发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依靠工业化、城市化来带动农业市场化发展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农业大国，显然不能搬套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必须立足自己的具体国情，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来。
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关系辨析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之一。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进程，必然要对包括农业和农村市场化建设在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从系统理论来看，系统的开放性，决定了农村市场化建设作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子系统，必然要与其他子系统相联系并受之影响，其中对之影响最大的应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所以，要正确选择农村市场化建设发展道路，首先必须深入研究和把握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的辩证关系。
工业化与农村市场化
深入研究和把握工业化与农村市场化的关系，就必须了解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业和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两大重要部门，彼此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农业是孕育工业的温床，是哺育工业养料的基本来源，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原料、劳动力和资本，都要靠农业来提供。特别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剩余积累决定着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虽然工业随着独立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步减少对农业的依赖，并逐步取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但无论工业怎样进步，只要人类仍然以动植物为养料，就不能割断工业对农业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工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传统农业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只有依靠现代工业的强大资本、技术、装备和先进制度的支持，才能进行现代化改造，顺利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理论界和学术界根据农业与工业依存关系的演化，把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农业支持工业发展阶段，即以农养工或以农补工阶段，基本特征是农业支持工业，农业剩余由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而成为工业发展的资金积累。
第二阶段为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即农工自养或农工自补阶段，基本特征是农业剩余不再作为工业发展的资金要素流向工业部门，而是留在农业部门成为农业自身发展的资金积累，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则依靠其自身的剩余积累。
第三阶段为工业支持农业发展阶段，即以工养农或以工补农阶段，工业部门的剩余以资金要素的形式流入农业，形成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农业发展由依靠自身剩余积累转向依靠工业剩余积累。
如果对农业与工业依存关系演化的三个阶段再作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农业剩余由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而成为工业发展的资金积累，还是工业部门的剩余以资金要素的形式流入农业支持农业发展，都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这就是市场。市场是连接工业与农业的纽带，市场化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工业与农业的依存关系和工业与农业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市场化是包括农村市场化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就农村市场化而言，其发展进程与工业化的发展是不完全同步的。
工业化是牵动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农村市场化建设需要以工业化为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虽然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也对工业化的加速实现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农村市场化不可能先于工业化而启动，也不可能先于工业化而实现。
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
所谓城市化，是指人口不断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也是城市地域扩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的过程。
城市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人类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和城市化进程史。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实现现代化必然要以城市化为前提和基础。
学术界和理论界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将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分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国际上对三个阶段的划分标志是：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40%以下为早期阶段（也有的把30%以下定为早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40%～70%（也有的是30%～70%）为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为成熟期阶段。
城市化与经济市场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是城郭+市场，没有“市”，“城”就无法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市场又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市场不扩大，市场经济就发展不了，而市场经济得不到发展，城市就不可能繁荣和发达，城市化也不可能“化”起来。同时，“城”也是“市”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城市的扩大必然导致市场的扩大，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促进经济市场化的发展。
城市化与经济市场化的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决定了农村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之间必然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农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在城市，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农业人口要逐步转化为城市人口，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信息也要从城市中获得，农村市场化需要以农村城市化为动力，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农村市场化的发展也能够有力地促进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和实现，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要努力为农村市场化的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
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要研究和把握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除了要分析工业化与农村市场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外，还必须分析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两者之间也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工业革命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机器大工业导致了大规模的集中生产，而工业的集聚必然产生大规模的城市，从这一意义上说，是工业革命拉动了城市化向前发展，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城市的根本特点是集中，而集中能够产生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有利于形成发达的城市文明，这正好适应了工业化的要求。由此可见，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是工业化，但城市化的发展又能够反过来推动工业化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器”。
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二者要保持这样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还必须有市场经济的相应发展，确切地说是需要市场联系作为保证。我们在前面分析工业化与农村市场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已证明农村市场化是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之所以出现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长期游离于工业化进程之外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否认市场经济，抑制市场的力量，割裂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有机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农村市场化的发展促进了乡镇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的兴起，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逐步得到了改善。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如下概述：工业化的大规模集中生产拉动了城市化向前发展，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能够反过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是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器”；农村市场化是连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纽带，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但是，农村市场化不可能先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启动，也不可能先于工业化、城市化而实现，需要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牵动力，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而发展。
同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也要为农村市场化的发展拓展空间。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市场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反映了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我国要在新世纪中大力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就必须遵循这一基本规律，立足本国的基本国情，探索和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发展道路选择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基本思路
通过研究分析，我认为中国在新世纪中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应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以WTO对农业的要求为导向，以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有机连接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帮助农民安全进入国内外农产品大市场为重点，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两个方面的作用，着力培育和提高市场主体的整体素质，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健全农产品和农业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加强对弱质农业的贸易保护，扩大农业的对外合作与交流，高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切实提高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业）市场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的道路选择
加快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要求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和走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
正确处理农村市场化与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系，坚持走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互促共进、同期实现的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有近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大，显然不能等到工业化、城市化实现之后再去实现农村市场化，因为这样不仅会进一步扩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而且将会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市场化同步发展、互促共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这里需要予以说明的是，农村工业化与工业化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农村城市化也与城市化的概念有着一定的差异。农村工业化是现代工业在农村不断发展和就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从农村内部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则是指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是从农业外部推动现代工业的发展，两者所涉及的范围是明显不同的。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化虽然都是指人口不断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地域扩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但城市化一般较多研究的是大中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农村城市化则较多的是研究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从农村工业化与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化概念的差异中可以看出，如果说农村市场化不能与工业化、城市化互促共进、同步发展的话，那么，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则是完全可以互促共进、同步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推动小城镇建设，在促进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共同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在新世纪中，我国要继续走好这条发展路子。因为实践和理论都证明，这是一条既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
正确处理农村市场化建设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系，坚持走城市、农村共同吸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路子。农村市场化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然要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和效益。而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近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将会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这些都要求中国的农村市场化建设必须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能够从城市和农村共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路子。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广大农民创造了兴办乡镇企业这一发展农村经济的新途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别是一大批规模大、现代化水平高的骨干企业兴起，带动了乡镇企业工业区连片开发和与之相配套的第三产业发展，形成了一批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农村小城镇，既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又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为我们找到了一条能够通过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同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市场化发展新路子。进入新世纪后，我们要继续走好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
正确处理加快农村市场化建设与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关系，坚持走共同致富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如果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必然会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的问题。同时，由于农民的经济基础、从事职业、生产技能、拥有资源、区域生产和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在市场竞争、淘汰和分配机制的作用下，必然会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极分化问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允许在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的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在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起主导作用的优势，通过对贫困农民的扶持、保护和帮助，扩大农村贫困人口就业机会，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和生产经营素质，对社会财富分配进行合理调节，走出一条能够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致富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
在一二级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杀红了眼的企业，前赴后继地杀进农村市场掘金。政府大篷车、电脑下乡，很多PC企业轰轰烈烈地打起了“政府牌”，“搭车”政府信息化项目，敲锣打鼓地进军新农村建设。但这些淘金者既没有收获暴利大单，也没有因此增加销量。
踌躇满志地进来，却落得个黯然收场。农村市场似乎形成了一个怪圈，困在里面的淘金者越来越多，赚钱的却越来越少。只有充满诱惑的金矿似乎还在原地。
2008年，“农村热”持续升温，但厂商的热情却由“发烧”变为“退烧”，农村市场走入了一个困局。
经过新一轮优胜劣汰后，还留守在农村的厂商们使出的招数日益繁多，也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这乱局的背后，是否有章法可循？
回顾这两年农村市场的大起大落，不难发现很多厂商都没有真正把政府快车搭到农村去，都没有沉下心来贴近农民需求，违背了“借力政府、深扎农村”的初衷，短视地为了采购大单而争得你死我活。最终，急功近利的行为也受到了惩罚。
2008年，依然战斗在农村市场的厂商开始回归农民需求的本源。这些微妙变化的背后，是商业最基本的规则：谁能贴近农民的需求根源、最贴近农村群体，谁就掌握了真正的主动权。长跑与短跑都只是一种策略选择，最终能否挖到金矿，最关键的还是谁能真切地把握农民的需求。
本报已连续3年对农村市场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和报道。本期报道在深刻揭示现阶段农村市场的“困局”、“乱局”的同时，也深入地探讨了那些迷失在农村市场的厂商们的出路。相信会给读者以启示。
搭台唱戏、进村刷墙，热热闹闹的市场推广，零零星星的销量。农村市场是金矿，还是铺满鲜花的陷阱？
困局
于先生在河北滦平县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有一个40多平方米的小店，周边村子的人都到他店里来买电脑。在七八年里，他卖过攒机，也做过大大小小无数电脑品牌的经销商，曾经店里同时摆着七八个品牌的电脑。“王子、八亿时空、七喜……很多牌子我都卖过，可每年都消失几个品牌。后来，脆只卖海尔电脑了。”
“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几乎所有的电脑经销商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搭台唱戏、进村刷墙，热热闹闹的市场推广，零零星星的销量。然后，只需将广告牌再重新贴上另一个Logo，又继续下乡。
PC市场最后的机会！互联网最后的机会！电信增值最后的机会！很多人踌躇满志地进来，却铩羽而归。农村市场似乎形成了一个怪圈，困在里面的淘金者越来越多，赚钱的却越来越少，只有金矿一角似乎还在原地。
农村市场到底是金矿，还是铺满鲜花的陷阱？
脆弱的“救命稻草”
在一二级市场已成血腥的“红海”时，农村市场俨然是一个尚未开发的金矿。对一些二三线PC厂商来说，不仅意味着弯道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机会，甚至是避免被市场淘汰的“救命稻草”。
“目前在大中型城市，PC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了，而消费群体已经变得很理性。尤其是台式电脑，市场份额的大小和大家对于品牌的选择基本已经稳定。而四到六级市场消费倾向还不够成熟，还处于开拓阶段。”TCL的一位农村市场负责人曾经这样解释PC厂商进军农村市场的初衷。
经过几年的市场化摸索，从政府唱独角戏，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逐渐形成了由政府主导，电信运营商、上游厂商、内容服务商、硬件厂商和软件厂商构成的产业链。随着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引入，农村信息化似乎成为唾手可得的“蛋糕”。
然而，农村信息化对于IT产业尤其是PC市场来说，是远未开发的处女地，市场化运作的基础太薄弱，企业想要在短期内从农村市场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非常难。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进入农村市场的通道、渠道、方法，以及如何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厂商都做不下去的原因。”浪潮北京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黄刚告诉记者，浪潮也曾投入很多资金在一些县做试点，建设了很多体验中心和专卖店，还专门招了一大批员工。但经过一年的探索，发现大规模投入后销量较以前仍没有大的起色。“农村市场毫无疑问是增长最快的，但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来做。毕竟市场比城市分散，一个县一年的采购量也比较小。”
此外，很多厂商推向农村的电脑产品虽然出厂价格降低了，但经过渠道之手到了农村后，中间的加价却高得惊人。很多渠道商都加了500元～800元，而且越往下走加价越高。“因为销量有限，在大城市如果一年能卖一万台，每台只加10元就能挣10万元。到了县，顶多卖500台，加10元是不可能的，要加500元才有钱赚。”一位县级经销商这样告诉记者。因此，即使电脑出厂时的价格确实很低，真正流到农村后，价格并不低，竞争力自然也下降了。
因此，一些在一二级城市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的企业，前赴后继地杀进农村市场，冀望“枯木逢春”，却黯然收场。
IT企业搭车政府信息化项目，终极目标还是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从而获得利益，但结果却是，投资有去无回，反而加速了死亡。
难傍的“政府大佬”
曾经有专家说过，IT厂商在农村市场，尤其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进军农村市场，不仅需要很大的勇气，还需要战略性、前瞻性的眼光，“短视”会带来致命的恶果。
很多IT企业把“搭车”政府农村信息化项目当做进军农村市场的重点。“其实在政府信息化项目过程中，看不到什么眼前利益，顶多可能获得一点名声。”这是IT厂商普遍的心声。
“但长期来看，在农村市场培育过程中，一定会有间接效益产生。关键是在巨大的成本压力和不能立马见到销量的情况下，企业还能不能坚持。”TCL的一位农村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2003年广东省开启山区信息化时，方正负责粤西，七喜负责粤北，TCL电脑则负责粤东，最后却只有TCL坚持了下来。
政府的农村信息化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PC厂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恰恰是不能够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因此，能够坚持的IT厂商，除了对农村市场充满期待，更重要的是他们看重政府信息化项目每年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投资中的PC采购大单。
一家PC厂商的农村负责人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样事，这家PC厂商参与某地的农村信息化项目长达4年，无偿捐机器、建体验店。每年，当地政府都有近两千万元的信息服务站PC采购，每次采购前，政府总是说“有希望”，可是每次总有“程咬金”以更低的价格半路杀出来。
“在低价面前，口头许诺都是没用的，连续4年失去大单，真的让我们很受伤。”这位负责人说。
这家“很受伤”的PC厂商恰恰体现出众多PC厂商对农村市场的急功近利的心态――进军农村市场就是夺取政府大单。政府是农村信息化的引导者和资源整合者，政府采购仅仅是农村信息化项目的一部分，也不具备长期性。企业为了争夺大单，在竞标中打起了价格战，利润一压再压，即使中标的企业也无法从大单中捞到更多的油水，笑也笑不起来。
政府项目并没有给IT厂商带来预想中的短期收入的增长，一些企业发生了摇摆。另一方面，农民用电脑的意识的确提高了，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蜂拥而至采购PC，政府项目的长远性和持续性也受到了厂商的质疑。
“这些IT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不明白参与项目最终能够吸引农民的是什么？农民在大篷车体验之后，如何吸引这些用户来购买你的产品？你能够给他提供什么？你后续的策略是什么？”黄刚认为，很多企业往往是喊过了、跑过了，却没有一个实际的计划，产品继续放在国美、苏宁去卖，五六级城市的渠道仍然很少，甚至看不到产品。
事实上，一些PC厂商不仅没有恰当地理解政府信息化项目的深远影响，在企业决定参与这个项目前，也没有规划好如何参与，如何利用品牌宣传的价值、市场推广的价值，使企业在投身公益事业的同时获得利益回馈。
因此，一些曾经想走捷径、“搭车”政府信息化项目的企业，敲锣打鼓地进军新农村建设。但这些淘金者既没有从中收获暴利大单，也没有因此增加销量，如今更是提“农村”色变。
那么，缺少了这些被农村“伤”过的IT厂商，今年或者明年农村市场还能不能再火起来？农村市场会不会这样一直冷下去？
“只是看上去不那么火了，其实都在埋头做自己的事。” 英特尔中国新兴业务发展部经理周力认为，农村市场并没有“冷”下去，只是经过一年时间的沉淀，生存下来的厂商开始找到一些各自的模式，工作重点也从以往尝试性地造声势，慢慢地转向了务实。
对于农村市场这座金矿，现状是: 一些企业不想挖，想挖的企业不会挖，会挖一点的却又乱挖。
乱局
农信通公司总经理李一语道出了造成农村市场趋“冷”的原因――对于农村市场这一金矿，一些企业不想挖，想挖的则不会挖，会挖一点的就乱挖。
事实上，看似冷清的农村市场，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一直没有停止过。
策略之乱
2007年，在政府的号角下，农村市场得到了IT厂商空前积极的响应和参与，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讲，农村市场都是很好的市场突破口。
但是，农村市场太过分散，一次采购量太小，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很多厂商头脑一热一头栽进来，导致农村市场诸多怪现象的产生。
怪现象一: 部门混乱。
本报记者在采访某一知名厂商时就遭遇到了这样的“混乱”: 这家厂商在农村市场深耕多年，记者约采访时，先是被“发配”到了消费部门，但该部门老总称自己只负责农村的消费产品，无法从战略高度说清楚。
于是记者又被“推”到了渠道部门，公关人员很快将记者拒之门外。理由是，渠道只是农村市场布局的一部分，代表不了全局。
最终，记者只有向集团公关“求救”，辗转三四个星期，集团公关也没找着该由哪位老总担任“农村发言人”。
一个将农村市场置于战略高度的企业，居然没有一个部门或者负责人来统筹和规划全局，实在令人费解。环顾其他企业，记者发现这样混乱的组织设置居然占大多数。
农村市场的特殊性让企业无法复制以往的手法，特别需要从集团层面进行统筹规划，在这方面，运营商走在了终端产品厂商前面。2007年～2008年，部分省份的运营商从组织系统上做出改变，纷纷成立独立的农村客户部门，从整个渠道体系、队伍建设、业务突破点等方面，整体统筹农村市场。
怪现象二: 农村产品定位混乱。
“信息热、农民冷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浪费了大量的信息资源，也没有分析出农民核心的需求，很多都是停留在表面上，摆摆样子。”李认为，厂商一提到农村信息产品就有两个概念，一是便宜，二是傻瓜化。
“不要一提农民就是落后、封闭，一提农村市场就是便宜、一键上网、一键启动，再弄点不痛不痒的农业数据库上去。本来是液晶屏，硬要换成CRT。”李说。
“我有很多同学，有的在村里当村长，有的在村里做生意，他们经常上网，给我转发的短信都是很时尚的。只要农民能够上互联网，什么事情都能自己解决。”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很多设计农村PC的人，并不了解农村市场真正的需求。在农村，能买得起电脑的人，并不特别在意价格，那些便宜的“傻瓜”电脑并不受欢迎，常常摆着没有人买。
浪潮在到底为农村市场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上，就走过弯路。
浪潮在前不久为农村市场定制的3万台农村电脑，其中75%都配备了19英寸的液晶显示器。“其实原来我们配的是15英寸或17英寸CRT，都是2000～3000元的产品，发了一大批货后，有不少被要求换货。”浪潮北京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黄刚坦承，浪潮原来的思路是农村产品要低价、低配置，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农民往往是将电脑当做一个大件家电来买的。
“实际上，农村市场只有30%左右的需求是最低端产品，能够满足基本要求; 而60%～70%是满足多种需求，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黄刚说。
玩法之乱
农村市场需求复杂，使很多企业的渠道拓展无从下手，传播鞭长莫及，铺不开、沉不下。有些企业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不行，需要充分发挥产业链条的整合作用，使链条各个环节环环相扣。
因此，企业在自己玩的同时，纷纷采取“组合拳”的形式，彼此取长补短，利益驱动使每个企业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合作伙伴，但各自应扮演什么角色？利益如何界定？种种浮现的问题让企业在农村市场更加手足无措。
诸如联想、海尔这样的大企业，一边积极为“农村信息化大篷车”提供电脑，一边还着自己的农村战略，建专卖店。
在农村，可以看到三种形式的海尔电脑专卖店。一种是独立专卖店，从产品、人员培训到所有的店面装修、收入，海尔都有统一标准。第二种是在海尔家电专卖店的旁边，开设电脑专卖店，凭借家电的影响力引导顾客。第三种是在大型家电专卖店中租用店面给专业的IT经销商。
海尔信息科技副总裁方纯松告诉记者，海尔电脑的员工会到村里去，培训当地的电工基本维修知识和技巧，这样不仅节约成本，还能成为海尔当地的代言人。
海尔电脑在农村“多条腿”走路，但有这样渠道建设能力的厂商毕竟是少数。
当政府的信息化“快车”减速时，运营商则变成了IT厂商争相捆绑的“香饽饽”。同时，运营商也感受到自身的压力，尤其是电信重组后，三大运营商的力量更加均衡，因此，农村市场成为必争之地。
电信运营商从以往单纯的语音或带宽提供商变成了一个综合的服务提供商，这是整个角色和业务模式的改变。英特尔中国区新兴业务发展部经理周力认为，在农村，在带宽、设备、内容和服务的整合方面，运营商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这几年，宽带在整个电信运营商的考核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重，已达到30%～40%。同时，由于IT产业的发展程度远不及电信运营商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程度，此时“服务提供商”的角色转型，正好填补了IT厂家在这方面的空白。
“在一个省网通就有几万员工，营业厅已经建到了县，平均几个村就有一个网通的员工。能到农村直接销售终端，运营商的网络是很好的销售平台，是任何一个IT厂家的渠道都不能比的。”黄刚认为，PC厂商和运营商合作的互动性也很大，因为电脑卖了，才能够带动宽带。
但这个方法在不同地区收到的效果不同。
在四川电信，宽带捆绑电脑还不是主流。“我们和一些PC厂商也在合作，也有一些效果，但都是临时性的，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四川电信农村客户部负责人表示，市场的推广还是渠道为王，各个运营商的产品差别不大，很快就能复制，竞争的关键是各自的渠道能力和服务能力。
不管怎样，IT厂商和运营商之间的“婚姻”，只是利益驱使下暂时的合纵联盟，这种短期碰撞能否长效，还有待考证。
【关键词】中国邮政快递 农村快递业 竞争能力分析
一、农村快递业的需求分析及现状
我国农村快递业总体需求规模较小，需求地点分散。近年来，我国大力扶持农村快递业的发展，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快递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农村快递业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现代快递流通体系建设严重落后，各地区农村快递市场发展不平衡。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网购数量增多，快递需求不断增长，对服务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众多快递公司进入农村市场，与中国邮政快递展开竞争。
二、中国邮政快递发展农村快递业的SWOT分析
（一）机遇。
首先，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拉动了农村快递市场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快递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农村运输条件的改善为中国邮政快递的网络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第二，农村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更改变了快递行业的运作模式，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快递业发展更加迅速。第三，国家近年来相继出台政策扶持快递业发展，加大邮政体制的改革，从而推动中国邮政快递的经营方式向市场化、企业化方向转变。第四，其他快递公司规模小、网络体系构建成本大，难以在短期内与中国邮政快递展开竞争，因此中国邮政快递在现阶段面临开拓农村快递市场的重大机遇。
（二）威胁。
首先，邮政快递的专营权遭到削弱，国内快递行业反垄断的呼声渐高，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国家扶持、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邮政快递的政策优势。其次，外资快递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能够制定灵活的价格标准、快速识别顾客需求，在资本、技术、管理能力方面极具优势，成为邮政快递的一大竞争对手。同时，我国民营快递业迅速发展，近年来积极进入农村市场，建设农村物流节点、争夺市场份额，因此农村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最后，由于技术的发展，快递的替代服务质量显著提高，纸质文件传输需求下降，农村网络的普及和通讯方式的改变，电子信息逐渐替代纸质信息，由此带来此类快递业的需求下降。总体来讲，邮政快递在管理、服务等方面面临国内外快递公司的挑战。
（三）优势。
第一，邮政快递的农村网络体系完备。中国邮政凭借国家财政和政策的大力支持，已经拥有了遍布农村的发达的物流网络体系，为农村快递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极大节省了开拓农村市场的成本。其他快递公司进入农村市场，需要在物流网点、人员、运输路线等方面进行投入，初期成本较大，效益不明显。相比之下，中国邮政快递的农村服务点众多，快递人员有丰富的经验，基础设施和运营模式较为成熟，具有明显优势。
第二，邮政快递品牌优势明显，在农村地区认可度高、信誉好。经过多年的运营，邮政快递服务在农村已经拥有了稳定并且广泛的客户群体，客户满意度较高。邮政的百年经验和几十年的快递运营经验，使得邮政快递服务安全可靠，保证了快件的安全运达，能够及时满足客户需求。因此，邮政快递在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颇具优势。
（四）劣势。
第一，价格水平较高，资费政策不灵活。目前，中国邮政快递与民营快递公司相比收费较高，并且存在收费制度过于单一、调控机制不灵活等问题。在农村地区，快递费用往往成为农民选择快递公司的重要依据，价格水平过高将会削弱邮政快递的竞争力。随着众多快递公司进入农村市场，快递行业的价格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第二，营销观念落后，管理体制不合理。中国邮政快递缺乏市场观念、市场细分过于简单，难以满足农民多样化的需求。面对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农村市场，邮政快递缺乏灵活性，反应较慢，未能进一步发掘自身优势，巩固与农村客户群体的关系。中国邮政管理体制还存在过于僵化、多头领导、机构臃肿等问题，导致管理效率较低，决策速度缓慢，由此削弱了邮政快递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的反应能力。
三、中国邮政快递发展农村快递业的竞争策略
（一）改革邮政管理体制，创新快递服务模式。
中国邮政快递应加强自身体制改革，尽快理顺各种关系，真正实现企业化经营。同时，应实行差异化经营战略，适应市场需求、调整业务结构，增强服务意识、科学划分市场，以增强自身竞争力。中国邮政快递应整合邮政储蓄、快递业务、信息网络的资源，实现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结合，同时加强与电子商务企业的合作，为农村客户群体提供由购买、付款、运输的一体化服务，强化邮政快递的竞争力。
（二）改革现有价格策略，增强快递品牌宣传。
中国邮政快递应加强成本控制，通过借鉴其他快递企业的经验，制定相对灵活的价格机制。同时，应进一步细分农村消费者市场，增强自身在农村快递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其次，邮政快递应建立相对灵活的价格调控机制，不断适应竞争对手、市场需求的变化。中国邮政快递应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和知名度，加强品牌建设，强化邮政快递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
（三）加强员工队伍建设，创新快递经营理念。
农村快递业的发展急需一批素质高、基础好的专业人才，这是邮政快递提高其技术服务水平的前提和保证。因此，中国邮政快递应加强人才激励机制的改革，培育具有农村市场规划能力的人才，增加农村投递队伍，增强员工的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同时，邮政快递应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加强对农村市场的调研和投资力度，提高服务效率，加强农村物流节点的建设，增强自身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华小欢，谢利燕，黄丹青.农村快递物流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3，（20）.
一、利率市场化理论基础和改革历程
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经营融资的利率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它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
（一）利率市场化的相关理论
利率市场化的理论基础涉及利率决定理论、利率传导理论以及剖析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包括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是利率市场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认为，利息来源于借入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所以利息率由平均利润率决定。凯恩斯以流动性理论为基础，提出利息是对货币流动性的补偿，因而利率由货币的供求决定。罗伯逊和奥林提出的可贷资金理论认为可贷资金的供求状况决定了利率。希克斯和汉森建立的IS-LM模型表明，利率是由投资、储蓄、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共同决定的。莫迪利亚尼则认为，利率传导机制通过财富变动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综合上述各学派观点，利率是由投资、储蓄、货币供给、货币需求、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社会平均利润率等内生变量决定的；反过来，利率的变化又会对上述经济变量产生影响。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结构理论证明了各国金融结构的趋同性，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发展中国家应打破单一银行体系，开放金融市场，逐步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准入制度；创新金融工具和金融制度，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拓展银行表外业务；深化资本市场，形成多元化的市场结构。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与金融深化理论，主张放松利率管制，缩小指导性信贷计划实施范围，促进金融同业竞争，放松汇率和资本流动的限制，由市场决定利率的变动。
（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历程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国际趋势，是金融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从经历的时间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从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到完全实现利率自由化，通常需要10年以上，美国从1970～1986年前后耗时16年时间，日本从1977～1994年同样耗时16年。从改革推进方式看，各国都采取了审慎稳健的改革方式，美国和日本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先后于1933年和1971年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从改革绩效看，利率市场化改革为金融机构提供自由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美国采取金融创新倒逼改革的方式，先大额定期存款、再小额定期存款、最后储蓄存款，逐步解除了对存款利率的管制，最终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日本在丰富市场交易品种和扩大市场交易规模的过程中，成功实现了银行间市场中、长期债券市场和短期市场的大额交易品种利率的自由化。韩国在经历了“激进式”改革失败之后，以先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后银行类金融机构、先贷款利率后存款利率、先长期利率后短期利率、先大额后小额的“渐进式”思路有序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
1996年，我国放开了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式起步。2012年6月8日起，央行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2012年7月6日起，央行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2013年7月20日起，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取消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2.3倍的上限，要求金融机构积极适应贷款利率市场化定价方式，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结合期限、信用等风险因素合理确定贷款利率。2007年1月，Shibor正式运行，其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地位逐步确立，目前已发展成为债券产品及衍生品定价的基准。历经十几年的稳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取得重要进展，改革步伐正加快推进。
二、农村信用社发展现状及经营特点
农村信用社属于合作组织。在国外，合作组织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种类繁多、规模庞大。农村信用社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有庞大的组织机构，在国内有遍布城乡的机构网点。
（一）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现状
1848年，为使小农免受高利贷者盘剥，摆脱资金困境，德国人雷发巽创立了世界第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建立以来，遵循合作制原则，不断发展壮大，在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弱小经济组织融资困难、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农村信用社在上世纪50年代大量发展起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营管理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覆盖城乡的网络机构，成为服务“三农”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主力军。近年来，在政策扶持和体制改革的双重作用下，国内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各项业务快速发展，但经营管理体制仍未理顺，所有制仍然模糊，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等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2010年11月23日，中国银监会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0〕92号），正式明确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方向。
（二）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特点
农村信用社作为银行类经营机构，较其他商业银行，共同之处是均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兼营中间业务，业务经营范围相似；不同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法人结构不同，其他商业银行为一级法人，自上而下发展分支机构；农村信用社为多级法人，自下而上整合机构，经营主体主要是县级法人机构，经营方式灵活；省联社和地市级联社多为管理机构，主要履行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二是市场定位不同，农村信用社以服务“三农”为重点，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户和县域小微企业；其他商业银行服务重点在城市，服务对象覆盖面更广。三是所有制结构不同，农村信用社为合作制，由农户和其他经济组织入股组成，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其他商业银行为股份制，由股东入股组成，公司治理结构较为规范。
三、利率市场化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促进资金的高效配置，促进金融创新和发展。对银行机构而言，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战略，采用更加灵活的定价方式，提升竞争能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差异化、集约化经营。对银行客户而言，将拥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存款收益。对农村信用社而言，因其单个法人机构经营规模较小、经营管理较粗放、抗风险能力较弱，利率市场化带来的积极影响有限，冲击和挑战更需引起重视。
（一）盈利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盈利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严格管制存贷款利率，银行机构依靠稳定的存贷利差获取高额利润。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金融产品创新不足，中间业务收入甚微，经营成本居高不下，长期依靠远高于同行的存贷利差维持较低的盈利水平。利率市场化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村信用社为争取更多的存款，抢夺优质客户资源，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将呈明显上升趋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将呈下降趋势，存贷利差将呈加速递减趋势，依靠较高存贷利差盈利的模式将面临严峻挑战，盈利空间将受到严重挤压。
（二）利率定价能力面临挑战
在相同的利率水平下，客户选择金融机构考虑更多的是服务质量、服务渠道和金融产品宣传营销。利率市场化后，金融产品价格将成为客户选择金融机构的首要考虑因素，定价策略将在未来银行业发展战略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人民银行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以来，农村信用社普遍尚未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率定价机制，利率定价缺乏科学依据，随意性大、地区差异大。随着利率自主决定空间的扩大，如何准确地预测市场利率变动趋势，合理确定具有竞争优势的价格水平；如何科学地配置存贷款期限，保持最佳的利差水平，对农村信用社都将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
（三）利率风险防控难度加大
利率风险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因利率的变化和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而给银行带来的净利息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利率市场化后，受资金供求状况和经济运行情况等诸多因素影响，市场利率水平会发生频繁而剧烈的波动。同时，利率市场化后，银行类金融机构利率敏感性资产和负债将明显增加，这些资产和负债的缺口量，在利率波动时将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风险。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长期在严格的监管下经营，缺少管理利率风险的方法、经验、手段和人才。较其他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将面临更大的利率风险。
（四）同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和国家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传统农户贷款需求呈下降趋势，农村信用社长期扎根的农村市场业务拓展空间有限。与此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纷纷抢滩县域金融市场，逐步向农村市场延伸，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垄断经营的局面将逐步终结，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四、利率市场化下农村信用社的对策
在存贷利差缩小、利率风险加大、同业竞争加剧、宏观经济下行的严峻形势下，为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农村信用社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实施差异化战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银行业的竞争最终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我国银行业产品和服务同质化严重，但各机构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农村信用社长期扎根农村、服务“三农”，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户认同感高，机构遍布城乡，较其他银行有明显的地域优势和渠道优势，应充分发挥自身产品、服务、地域和渠道等比较优势，牢固树立“农村市场寸土不让，城区业务分毫必争”的竞争理念，守住农村市场、拓展城区业务。一是要充分发挥与“三农”联系紧密、贴近农户的地域优势，通过提升服务水平强化客户认同感，通过创新产品满足不同客户不断增长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留住农村客户；二是要充分挖掘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相同的产品比服务，同等的服务比产品和价格，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提升客户忠诚度和贡献度，以此不断拓展城区业务；三是要充分发挥营业网点遍布城乡、惠农支付点进入千村万户的渠道优势，进一步优化网点布局和服务渠道，不断拓展网点和机具等服务渠道功能，持续提升客户依存度。
（二）顺应市场化趋势，健全利率定价机制
利率市场化初期，银行机构之间的竞争将主要是产品价格的竞争，科学有效的利率定价机制是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内容。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管理起步晚、管理粗放，利率定价管理参差不齐。为适应利率市场化趋势，农村信用社应及时建立科学高效的存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定价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诸多影响因素，建立合适的定价模型，运用数据定量模拟出价格；并及时收集相关数据，适时监控信息变化情况，为利率风险的识别和监控提供有效支撑；同时，应遵循市场规律，参考资金市场的发展变化与运行态势，了解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和经营策略，在不偏离市场一般利率的情况下，制定出一个能给客户和农村信用社自身都带来效益的定价。存款方面，应综合考核同业市场利率水平、资金供求、资产负债期限结构、流动性缺口、利率敏感性缺口、客户贡献度和忠诚度等因素，探索建立灵活的存款利率定价机制。贷款方面，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村信用社目标利润率为基础，综合考虑客户偿债能力、信用等级、成长性、综合贡献度、风险水平、抵押担保、资金成本、贷款期限、贷款投向和同业市场利率等因素建立健全利率定价机制。
（三）坚持安全性原则，完善风险管控机制
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是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利率市场化将加大银行“三性”管理的难度。为防控利率风险，农村信用社应积极探索建立利率风险管理机制。一是要认真研究自身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和相应期限的利率水平，综合考虑利率敏感性缺口、流动性缺口和市场融资能力等因素，建立健全利率风险预警、识别、评估和处置机制；二是要对不同的金融产品，尤其是投资理财和金融衍生产品，建立风险隔离机制，避免风险连锁反应；三是要建立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机制，避免农村信用社拥有利率定价权后，业务人员逆向选择引发道德风险。
四年为盟，已近尾声。
随着日前商务部、财政部、工信部三部委联合通知称：“2011年11月30日，家电下乡政策首批试点的“山东、河南、四川、青岛”政策如期结束，届时上述地区农村消费者购买家电将不再享受13%的财政补贴。同时，所有“家电下乡”中标产品和中标渠道的企业不允许继续以“家电下乡”名义进行任何宣传销售。
这意味着，首批四年、全国分批实施的“家电下乡”政策将全面步入退出通道，也引发了政策退出后农村市场发展前景、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等讨论。有人认为“政策退出中小品牌企业日子难过”；有人认为“政策退出将引发农村家电市场的增速放缓甚至停滞”；有人认为“政策退出将给农村家电市场带来服务等方面的诸多隐患”。
显然，围绕“后家电下乡时代”的农村市场发展和走势，大小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冲击将会成为今后1—2年内社会热议的话题。《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家电下乡”政策执行情况及对诸多家电企业长达2年多的跟踪研究和分析，认为“政策进退难改农村家电市场发展的大格局，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市场还将继续保持着高于城市市场的发展增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认为“家电下乡”政策退出后中小企业就缺乏生存空间。相反，由于三四级市场的复杂商业环境和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大小企业均会找到各自合适的生存空间。淘汰的只有那些农村市场的“逐利投机者”们。
政策走势：进退无关大局
当年，“家电下乡”政策的推出，被锁定为“首期暂定4年”。这无疑为政策在首期执行完成后是否还将继续延续，留下了余地和空间。目前，这一政策的主管部委商务部、财政部、工信部均未就“政策的延续或取消”表态。
不过，从政策当年出台的初衷来看，主要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下出口大幅下滑，国家鼓励家电企业开拓农村市场，最终通过刺激需求拉动整个国家内需的增长。《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政策不仅拉动了家电内需增长，还进一步带动了物流、服务等第三产业的振兴与发展，并间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形成了国家、企业、农民三方得利的良性生态链。”
已经激活的农村消费者对于家电的需求性以及近年来家电作为农村家庭生活品质提升的象征，这些因素或将会弥补“政策退出”后的市场增长动力减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当家电企业习惯了在“无政策”刺激下通过技术创新拉动升级换代等市场化手段推动市场发展时，政策的影响力就自然会不断减弱。
产业走势：稳增再度走强
尽管“家电下乡”政策进退尚不明朗，但市场和企业对于政策退出后的农村家电市场能否继续保持着“稳健增长”走势产生了较大的担忧。一些企业人士甚至指出：“经过家电下乡政策四年多的刺激，对农村市场消费形成了短期内的井喷式发展，甚至还产生了提前透支情况。这会给政策退出后的市场增长带来很大阻力。”
的确，《中国企业报》记者也看到：“自2009年政策实施以来，农村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从彩电、冰箱、洗衣机到空调的几轮井喷式销售热潮，短期内农村市场增速超出预期，不少家庭因为政策原因提前大量地购买家电。”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四级市场每百户家庭的家电拥有量，远远未达到一二级市场的饱和状态。其中，空调、洗衣机等产品的农村市场普及率远远未达到50%以上。来自于农村市场对于家电的刚性需求，还将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
更为重要的是，短短四年间家电企业在农村市场的竞争重点主要集中在前期的销售网点和服务网点的建设以及专门的产品功能研发。这种前期投入带来的增长惯性会在今后几年间继续刺激并推动农村市场的成长性。政策退出对于市场未来增长速度和规模的影响非常有限。
市场走势：政策市场双驱
与当年城市家电市场的发展所不同的是，近年来农村家电市场的发展，一直是处在“政策+市场”双轮驱动体系下，这就意味着农村市场的成长路径和发展模式有别于城市，主导其发展的竞争元素也较为复杂。
多年来，城市市场的发展崛起是建立在相对完善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第三方公共配套体系基础上，以消费需求的升级拉动产业竞争和企业扩张。当前农村市场的发展，则完全是处在企业主导下的产品营销先行，物流服务等配套体系尚不完善的基础上，出现了以企业升级引领产业和需求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企业的“风向标”领先优势，但同时因行业进入门槛较低，令中小企业快速掀起“跟风模仿”潮流，最终引发了农村家电市场竞争的混乱局面。
政策市场双向驱动下的农村家电业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热潮，不过决定这一轮洗牌的力量除了大企业的话语体系，还受到政策及后政策因素的影响，这会延长市场的洗牌周期，也会给一些中小企业、区域品牌的崛起提供生存空间。
企业走势：大小互补发展
近年来，不断升温的市场、不断激发的需求、不断升级的需求，给大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提供相对有利的生存空间。
当前，市场和舆论对于“后家电下乡时代”中小企业生存的担忧，正是来源于“规模做大”、“农村进城”等思维模式下的分析判断。但中国市场的二元化格局，必然会带来辐射全国的大企业，辐射区域的强势品牌以及辐射农村的地方品牌的梯形阵营。
1月29日,家住山东省章丘市相公镇郝一村的张美芳足额领到了240.5元的家电补贴,成为拿到“家电下乡”补贴的首批农村用户。此前,张美芳曾花了1800元买了一台标有“家电下乡”标志的海尔冰箱。商家宣称有13%的专项补贴是其购买的主要原因,因为扣掉补贴,张美芳认为,这台冰箱的价钱与别的中小品牌的也没有多少差距,相比较之下,“海尔的名气显然更大一些”。
2007年年底,出于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考虑,国家财政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将在山东、河南、四川三省试行“家电下乡”工程,当地农民只要购买获得国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品牌及型号的家电产品,都可以获得最高达13%的国家财政补贴。
这是一场以撬动9亿人的农村市场为主题的浩大工程,而根据相关部门的权威统计,如果开发得当,农村家电市场的消费潜力将达到惊人的23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足以吊起任何一家即便是自视清高的家电企业的胃口。
“这是一项利国、利民、利企的工程。”在接受《小康•财智》的书面采访时,长虹新闻发言人何克思毫不掩饰其对于家电下乡工程的看好。
雪中送炭
在夸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师刘步尘看来,家电下乡工程对本土企业来说,绝不仅仅是“一块巨大的蛋糕”这么简单,他甚至用了“雪中送炭”来形容。
确实,对于本土家电企业而言,过去的数年里并不太好过。由于人民币持续升值、环保壁垒等一系列因素,家电企业的出口普遍遇到了阻力,因此各大企业都齐刷刷把消化产能的重担转向了扩大内需上。
不过,作为本土最早市场化的行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家电产业早已经¬成熟,在市场相对成熟的城市市场,各大企业现在都已经¬有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其中的任何一家企业要想跳出已有的势力范围去争夺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难度都非常大,且费力费时。这也是多年来,家电市场的总体格局一直相对平稳,并没有发生太大变革的原因所在。
迫不得已,众多本土家电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把销售额增长的潜力放在了三四线城市乃至更为深入的乡镇市场,希冀能通过新一轮的针对三四五线市场的充分挖掘来消化企业为了未来长期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产能。于是,从空调领域的格力开始, TCL、长虹、美的、海尔、格兰仕等一大批家电企业开始了通过各种形式兴起一阵阵的“下乡”热―自建连锁渠道者有之,建立专卖店者有之,与当地经¬销商共建联合体者也有之。
然而,激情过后,家电企业们幡然醒悟：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二元化的经济状态下的国家,下乡之路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平坦。由于县乡市场人口有限,加之经济水平相对一二线城市逊色不少,可支配的收入不高,因此,虽然农村市场整体购买力很强,但具体到某一个县乡市场,购买力都极其有限。反之,由于远离中心城市,且各个市场之间分散,极大提升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如此一来,企业“下乡”的运营成本可能要远高于在中心城市,因此,提高县乡市场的产品单价也就成为了企业的无奈选择。
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它意味着购买力远低于中心城市的县乡市场的消费者却要花费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同一件商品,这样的做法极大的压制了县乡市场本来就很有限的购买力。这种局面显然不是家电企业们所期望看到的,因此,长期一来,家电企业们一直在研究如何降低下乡的运营成本,让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市场的产品价格不高于甚至是低于中心城市的产品销售价格。惟有这样,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
期间,包括长虹、TCL、海尔等众多家电企业做了很多的努力与尝试，比如TCL就曾经¬参照中心城市的国美模式专门成立了一家叫做幸福树的专注于三四线城市的家电连锁机构,期望通过建立一个家电企业所共有的产销平台,让期待进入三四级市场的企业与TCL一起分担下乡成本。结果,由于竞争对手害怕幸福树一旦做大,企业命运将被在中心城市受制于国美、苏宁一样,受制于TCL这个直接竞争对手,因而一直拒绝加入幸福树的平台。TCL的幸福树计划在运营了三年之久后,也只能于2007年年中搁浅。
和大胆的TCL一样,长虹、美的、格兰仕等企业虽然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尽可能地适应三四级市场的需要,降低运营成本,但效果无一例外都不是很明显―同一产品不同市场不同价位的现象一直存在。
正如资深的媒体观察家李村所言:“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对于企业而言,都是一个新的机遇。”2007年年底,国家财政部和商务部出台的“家电下乡”规定的国家出面补助农村所购买家电的13%的条款使得家电企业在过去数十年的下乡过程中所遭遇的成本难题一夜之间不复存在。这或许就是众多本土家电企业对于此次“家电下乡”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原因所在。
本土狂欢
在此次被媒体舆论称之为“盛宴”的家电下乡运动中,《小康•财智》发现,除了三星几乎可以忽略的一款手机外,在全部的入围的彩电、冰箱、手机三大类别中,几乎见不到外资品牌的身影。清一色的本土品牌的入选,使得这次盛宴几乎成为了本土品牌的天下。
“这是外资品牌的定位所决定的。”普汇创展管理咨询机构高级合伙人况杰如此对《小康•财智》表示。
《小康•财智》了解到,基于农民的实际购买力考虑,国家相关部门对于此次下乡的家电产品有严格规定,并在价格上做了限价,其中手机类产品不得超过1000元,冰箱类不得超过2000元,彩电类不得超过1500元。
“这种限价要求几乎把外资品牌排除在外了。”况杰说。在况杰看来,如今外资品牌在中国市场上早已经淘汰了国家相关部门规定的限价要求内的产品。
“其实诺基亚、摩托罗拉¬等都有很多1000元价位以下的产品,且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在手机领域的品牌知名度远高于现在入围的海尔、长虹,甚至三星,为什么也没能入选呢?”夸父企业管理咨询机构首席咨询师刘步尘对况杰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刘步尘认为,虽然有LG等品牌正在逐步由全国性市场向中心城市市场回流,农村这一广阔市场对外资品牌而言,同样重要。只是因为农村市场小而散的特点,让习惯了城市攻坚战的外资品牌无从下手。而随着国美、苏宁等家电连锁巨头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市场的渗透,借助于连锁机构的力量,外资向这一市场渗透已是不争的事实。
长虹集团新闻发言人何克思对《小康•财智》表示,不植根拥有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就谈不上真正的本土化。拥有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是任何致力于国际化的企业都不能忽视的。海尔集团新闻发言人汲广强在接受《小康•财智》采访时也认为,21世纪最成功的家电企业应该是那些成功占领了农村市场的企业。
因此刘步尘认为,此次外资品牌落败,恐与国家支持民族产业的政治需求思维有关。
浙江大学科技中心研究员沈闻涧对《小康•财智》则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此次家电招标试点工作的时间短、辐射面窄所致。”
沈闻涧认为,外资品牌的中国区的重大决策一般都需要得到来自其全球总部的批准,而由于外资一般都是矩形管理模式,决策时间过长使得很多外资品牌全球总部还未来得及作出决策,家电下乡的招标工作即已完成。
《小康•财智》也从多方面了解到,此次家电下乡从产品招标,到公布中标结果,期间仅相隔了半个月左右。半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全球总部即是中国总部的本土品牌作出反应,并参与进来。但对于外资品牌而言,这一时间显然太短。
“作为一项专门针对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政策,这样的操作模式显然太过于急躁和鲁莽。”沈闻涧略表遗憾,“随着家电下乡从试点走向正规,我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品牌进入。”
刘步尘则进一步预测说,未来,家电下乡在地域上由山东、河南、四川扩展到全国的同时,产品招标的领域也将会逐步扩展到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电脑等现在还没能涉及的领域。
小企业的噩梦
长虹新闻发言人何克思坚信,国家正在推行的家电下乡,对于长虹这样的民族优势品牌是一个推动。何认为,纵观这次中标结果,不难发现,中标品牌大概都集中聚焦在长虹、海尔、海信、康佳等在各自领域位居前几强的行业领头羊位置的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布局,从国家相关部门考虑,大品牌中标,更有利于控制产品的质量和服务。相比之下,中小企业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都远不如大企业放心。
但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考虑,“这也恰恰是一场利用国家行政手段制造新的不公平”,它直接冲击了一些以农村市场为主力市场的中小企业的市场。刘步尘向《小康•财智》倾诉道,“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由于价格因素明显,长期以来,三四线城市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一直都是中小企业的天下。这些企业一方面拥有价格优势,另一方面,由于专注农村市场,更熟悉农村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因此在农村市场,这些在中心城市消费者看来非常陌生的品牌却都成为了当地消费的首选。比如长虹总部所在的绵阳市场,中小冰箱企业的销量占据了整个农村市场60%的份额,排名靠前的则是雪儿、双鹿、奥玛等品牌,美菱、海尔等中心城市的主流品牌对此也只能莫衷一是。
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一下子将农村市场的现有格局来了个整体颠覆。
中山奥玛电器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奥玛是一家以代工闻名的冰箱制造企业。之后,利用其庞大的产能带来的巨大的成本优势,奥玛通过传统的经销商模式低调进入了竞争并不激烈的三四线城市市场,并取得了不俗的战绩。然而,家电下乡政策一出台,奥玛在山东、河南、四川等试点地区的渠道一下子陷入了瘫痪。减去最高13%的补贴,海尔等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与奥玛等企业的价差一下子从原¬来的300〜500元缩到了现在的100〜200元,这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并将目标直接定在了海尔等大品牌上。
消费者口味的变化也带来了商的反戈。据《小康•财智》了解,目前奥玛电器在上述三省地区的经销商大多还处于观望状态,其中直接表示不再奥玛品牌的商也大有人在。
“有的乡镇门店,我们已经¬做好了专柜,却因为不是家电下乡产品而被对方‘踢’出来。”中山奥玛电器营销副总裁吴世庆对《小康•财智》诉苦说。
吴世庆担心,一旦家电下乡全面推行,奥玛的处境将“辛辛苦苦忙三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三四线城市市场,奥玛电器的处境并不是个案。宁波万宝电器副总经¬理施立科就不无忧虑的表示,家电下乡政策一公布,万宝在试点地区的销售网络就消失了一半,目前山东市场已经全线失手,“网络都死了”,河南、四川的状况也在不断恶化。
这样的结局让施立科愤愤不平:“事实上家电行业发展是很成熟的,商务部和财政部如此举措是在打压中小企业。”
由此看来,家电下乡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似乎是为本土的主流家电企业而定制,让其外能抵御强敌,内能扫除后方,从而轻松获取一块广阔的农村市场,并以此提升主流企业在以前薄弱的农村市场上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获取在中国两大“二元市场”上的大满贯。
《小康•财智》了解到,包括万宝、奥玛在内的众多中小企业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上书国家有关部门,希望能够尊重中小企业在农村市场的既得利益,让质量和服务都达标的中小企业也能参与到家电下乡活动中来,以此获得与主流品牌平等竞争的机会。
不过,到目前为止,结果如何,《小康•财智》还不得而知。
“我以为作为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应该降低门槛、下放权力、抛弃统一招标的做法,充分发挥和利用各个地方有关职能部门的力量,制订统一的市场准入门槛和标准,采取‘先上车后买票’的方式,达到淘汰、清理、规范农村家电市场规范竞争的目的。应该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Ь调和激励农村家电市场的发展。”沈闻涧建议说。
谁是赢家
目前可以预计的是,在运用行政手段清洗了外资品牌和中小品牌后,广阔的农村市场已经几乎让给了那些中标了的“主流企业”。这也使得一部分“主流企业”天真地认为,中标家电下乡产品是一劳永逸之举,2300亿的蛋糕必定已经唾手可得。
《小康•财智》也了解到,持这种心态的企业不在少数。不少中标的品牌的产品,特别是手机,其在中心城市都处于被淘汰¬状态的产品,而且,这类产品在农村销售价格甚至要高于在中心城市的价格。
“这种现象一旦蔓延,会不会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城市里过时了的喇叭裤往农村推销的年代?”针对这一现象,有网友质疑说。
刘步尘也担心,由于限价的影响,所谓的家电下乡工程最后会被演变成为一个中心城市淘汰产品向农村市场的倾销行为。
这显然是正在演奏的激昂的家电下乡进行曲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刘步尘说。
沈闻涧也表示,中心城市的滞销品并不能完全满足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不可能长久,“毫无疑问,适销的产品仍然是取胜的关键”,不符合农村消费习惯的产品也有可能照样滞销。
海尔等企业已经做出了榜样。海尔甚至专门针对三四线城市市场开发了一套独立的产品研发平台,成立了专门的研发团队研发适合农村消费者的产品来满足农村市场的需求。
“对于家电下乡的过分依恋,还有可能使得企业忽视了主流市场的需求。”刘步尘向中标企业提醒说。
刘认为,农村市场再广阔,在短期内都不可能是主流市场,况且,由于限价因素影响,进入家电下乡工程的产品多是一些低附加值的处于成熟期的产品,其能给企业带来的单位利润非常有限。
这一现象表现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现在的彩电行业,农村市场一般都是以传统的CRT彩电为主,而在中心城市市场,平板电视已经取代CRT成为了市场的主流。如果彩电企业的心态没有摆好,因为眼前的利益过于倚靠CRT,而忽视了在平板领域的技术升级,那么,本土彩电企业与外资品牌的差距只能越拉越大,最终有可能丧失在平板产业链上的话语权。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风险；测度；防范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0240
1农村合作金融的经营现状分析
2003年，国务院下发文件，开启了农村信用社的深化改革试点，明确农村合作金融改革主要通过三种模式进行：一是商业银行模式；二是合作银行模式；三是完善的合作制银行模式。按照这一思路和方向，我国各级信用社对自身的产权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积极改革。经过十多年的金融改革探索和实践，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包括农村信用联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三种形式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增效产生了积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成为县乡地区联系农民群众的重要金融桥梁和纽带，呈现出网点分布广、惠农金融服务多、涉农信贷投放量大、均等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等特点，在引导农村社会资源配置、帮助农民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助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广大农民的积极欢迎。
2农村合作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
21农村二元经济结构脆弱
由于我国广大地区都是在农业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使得当前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落后的传统农业与先进的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农村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农村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受到基层政府的干预较大，使得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投放难以真正实现自主，对农村信用社的盈利能力、资本充足能力等难以实现科学评估，从而增加农村金融信用风险，威胁着金融安全；另一方面，许多农村地区还停留在重产值和增速的粗放型发展阶段，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一些地区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拉贷款，使得产能过剩加剧，经济效益减少，容易产生信用链条的受阻或中断，造成农村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的增大。
22农村市场化制度建设落后
市场化程度越高的社会，相关的产权制度就越完善，就越能够减少或消除潜在成本，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和产出的最大化。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民的商品意识和经济意识不断增强，农村市场化水平有所提升，但对比城市，当前我国农村市场化制度建设落后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使得农村合作金融还存在比较突出的产权缺陷。由于农村信用社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改造，信用社的产权既包括社员因投资入股而形成的社员产权，又包括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公共产权。有的进行了市场化改造的农村商业银行，还存在企业性质的产权。因此，当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产权比较分散，容易造成内部治理的混乱、决策不民主、监督不到位等问题，从而导致农村金融机构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和操作风险。
23农村信息严重不对称
信息对称是金融信贷的重要基础，对于降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农民与农村金融机构的同质性差异比较大，加之我国尚未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农民征信体系，使得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落实国家支农惠农政策、进行农村信贷的过程中不得不付出较高的信息搜索成本和信贷监督成本。一方面，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由于对农民的客户特点、信用信息等不了解，因此在农村信贷过程中大多需要农民出具担保和抵押，变相提高了农业信贷的“门槛”，不利于农业信贷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房屋、农具等难以成为有效的担保和抵押物，使得农民在发展相关产业和农业项目中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融资难”“贷款难”等问题。此外，由于农村为熟人社会，一些地方存在违规违法的“人情贷”“关系贷”的现象，大大增加了不良资产和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
3农村合作金融风险的防范
31深化体制改革，突出产权改革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探索，当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需要在进一步坚定改革信心的基础上，加强对农村合作金融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具体而言，一是应在管理体制上，应进一步发挥省级信用联社的管理作用，建立完善农村银行“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各自的职责和边界；二是应通过市场化招聘的方式，积极招聘和选拔具有很强现代市场意识和管理经营能力的优秀人才来担任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管理人员，提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综合管理能力和水平；三是要坚持以股份制改革为导向，建立现代科学的产权制度，优化农村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提升股东的话语权和监督权。
32完善内控制度，科学化经营
一是要在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科学指导下，积极建立健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组织结构，完善风险预警系统和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职责和义务，降低内部控制风险。二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树立最大化分散、转移、防范风险的意识，在银监会以及升级联社的监督指导下，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努力将风险和损失降至最低。三是要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内部的规章制度，增强员工依法经营和依规办事的意识，实现科学化、法治化经营，降低因人为原因而存在的操作风险。
33完善外控环境，引导健康发展
外部控制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和促进力量。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要充分履行职能职责，在引导、指引和监督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健康发展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一是要根据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完善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建立科学、成熟、有效、公信力强的农村金融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二是要科学有效地处理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存在的不良资产，立足农村金融发展实际，积极探索和建立农村信贷风险的担保和补偿机制，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能够减压上阵，实现更好发展。三是要密切监测和关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状况及程度，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督和指导，帮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科学、及时、有效地测度和化解风险。
4结论
农村合作金融在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迫切需要金融力量的支持。科学测度当前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存在的风险，并立足中国农村金融实际，采取积极有效应对和防范措施，是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农村合作金融风险的关注和研究也不断深入。在应对、测度和防范农村合作金融风险过程中，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发挥综合力量，用好综合资源，从而形成防范农村合作金融风险的强大合力。
参考文献：
[1]崔婷婷我国农村合作金融风险的测度及防范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2
[2]张珩陕北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虽然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但就目前现实状况而言,市场机制远没有确立其主导地位而成为农村经济运行的基础,与农村市场相关的市场主体、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市场中介组/！/织,离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相差甚远,需要进一步加快发展和培育。
一、进一步培育农业市场经济的核心:完善市场主体
进一步发育农村市场经济,就必须完善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农业微观主体是农户。在农业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来界定和保护农户的产权,使他们安居乐业的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而不受各种侵权行为的困扰。其界定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明晰农户经济的产权。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要努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关系,使所有者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合理化,实现财产主体多元化。其基本措施是:(1)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放手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形成农村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并存、活跃发展的格局。(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不是变更土地所有制的性质,而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根本改革传统的农村土地的产权关系。土地产权应在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之间进行符合规律的界定,重新界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占有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的实现形式,确定土地公有制所有权的人格化代表,实行土地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和分配权的分解。在此基础上,严格界定各财产利益主体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和法律的关系及利益的约束关系。在新型的土地产权关系基础上,发给土地使用权证,使承包土地具有法律保障,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证的形式促使土地流转。同时,还要建立农村土地有偿合作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收益分配及土地投入制度。(3)将土地以外的集体财产的产权进一步明晰化。当前应从清理集体资产入手来明确农户经济产权。一是对集体所有的资产和资金进行全面的清查,摸清“家底”;二是对农户资产所有权进行界定,划清资产所有权的归属关系,把应属于农户所有的资产权益收回来,切实解决农户及其权益被侵占流失的问题;三是对必须重估的集体资产价值进行评估,解决资产帐面与资产价值相背离的问题;四是对经营者占用价值总量或资本进行核定,明确农民经营集体资产的责任。逐步建立以集体资产占用价值量或集体资金效益评价和考核经营成果的集体资产管理新体制、新方法,促进集体资产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第二,科学地界定农地产权中的转让权。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在经济上、法律上严格确立农户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与这种宏观要求相适应,界定农村土地产权的着眼点应放在强化农户的自上。除了土地使用权,部分收益权之外,土地使用的转让权可以交给农户。目前,应该明确土地转让权在什么意义和什么程度上归集体,在什么意义和程度上归农户。同时制定和完善农村土地转让流转的监督制度,允许农户合理地转让土地,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序性。坚持从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制定比较合理规范而又切实可行的农村土地转让流转管理条例。以法律形式对参与农村土地市场主体、土地转让条件、转让程度、转让价格、违约责任、利益调节等重要问题进行规范。鼓励和保障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土地转让和流转。
二、进一步发育农村市场经济的关键:市场体系的建设
根据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农业调控的经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发达的商品市场,还包括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不仅包括发达的现货市场,还包括发达的期货市场。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在经济过渡时期,我国农村的市场体系是发育不全的。因而培育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是进一步发育我国的农村市场经济的关键。首先,政府应继续放开产区的初级市场。从90年代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经营已经放开。但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粮食、棉花市场尚未放开,已成为制约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政府应采取措施逐步放开,在减少国有限额收购任务前提下常年开放粮食市场,特别是产区的初级市场和大部分县以上的粮食批发市场。跨地区的粮食购销活动主要通过县和县以上粮食批发市场进行,销区流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个体和私营)暂时不允许到产区农村基层(包括集贸市场、农户、个体私营粮商、集体粮食企业和国有粮食企业)直接收购原粮。同时,也要有秩序地开放产品初级市场,应允许产区基层粮食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粮食企业和个体私营粮商)通过市场竞争收购农户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后的商品粮。但这些粮食应主要通过地、县以上粮食批发市场销售,一般不得越过当地县以上粮食批发市场直接与销区粮食企业(包括个体、私营、集体和国有企业等)成交。其次,在市场体系中,应充分发挥目前批发市场的中心作用。我国所要建立的正是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市场体系。批发市场应分为中央级批发市场和区域性批发市场。中央级批发市场主要经营跨省域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批发业务,通常由中央政府直接干预,并对全国农产品市场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区域性批发市场又分为区域中心性批发市场和市区性批发市场,主要经营本省和本地区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批发业务,其辐射力往往是地区性的。两级批发市场要明确分工批发的权限。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应主要通过中央批发市场进行吞吐调节,进而影响区域性批发市场和其他各类市场。地方政府对区域性批发市场的调控,既要考虑中央政府的作用,又要承担对区域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调节。两级批发市场调节需要互通信息,建立准确、迅速、方便低廉的信息网络,快速地把中央级现货批发市场价格和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品种、数量等信息传送到全国各地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者和流通企业。使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得到更准确的市场信息。第三,逐步建立地区性农副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专业批发市场是在专业市场的基础上,继承了“专业”和“批发”两种市场的特点,是一种更适合农村商品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基地化发展需要的优化市场。而期货市场是指预先付出少许保证金,在将来的某一确定日期、地点,按照约定的价格、规格、数量、品质交付并结清的交易场所。期货市场一般由专业批发市场发育形成。建立期货市场是避免大宗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产量大幅度摇摆,农民单方面承担市场风险的有效机制。建立专业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需根据农产品生产发展的情况,循序推进。(1)先在交通便利的农产品集散地或专项产品加工集中地建立专业市场,由批零兼营逐步转向批发为主,再由专业批发市场逐步向期货市场过渡;(2)先选供求数量大、市场竞争性强的加工产品,如食品、食糖、食品油、中草药,以及容易储运的非鲜活的农产品,如粮食、大豆、花生、黄麻等,在形成专业批发市场的基础上发育期货市场;(3)加强专业批发、期货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解决好场地、摊位、柜台等基本设施,再是搞好配套设施,如水电、卫生、交通、结算、管理等系统的设施建设;(4)培育和发展市场中介人和中介组织,把千家万户同市场联结起来,把分散的商品集中到批发市场或期货市场,以利降低交易 成本。同时,考虑建立期货商品生产基地,以保证期货市场的货源供给。第四,逐步推行和实现农副产品购销“契约化”。农副产品购销“契约化”,是国家对农业进行有计划指导,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农民”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具体设想是:凡国家定购的农产品,如粮食、棉花、糖蔗、蚕茧、烤烟等,要委托收购部门同农户签定好定购合同;凡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要事先或委托收购部门与农户鉴定供货合同;凡从事农副产品购销的部门,要根据市场需要及自己的购销计划同农户签定产销合同;凡组织经营农产品外贸出口的部门和组织,要同农户或生产单位签定外贸购销合同;凡签定购销合同必须按合同法进行,坚持自愿、互利、平等,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条款。凡预先不签定购销合同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利用行政职权,强迫交售或设卡拦路;凡没有合同约束的农户生产的产品(除国家禁止生产和流通的产品外),可以由农户自由销售。推行农副产品购销“契约化”不应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要破除经济上的“诸侯割据”和“围墙政策”,至于地方与中央、产地与加工地、内销与外贸的利益问题,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或协商解决。
三、发育和完善农村生产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根据市场学原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及其它专业市场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发育完善、健全有序的市场客体结构和组织体系是发挥市场机制配制资源的基本前提。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发育要素市场比发育产品市场更为重要。从中国目前情况看,培育和发展农村要素市场最重要的是建立3个市场,即土地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第一,发育和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关键是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农村集体经济内部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流转机制。首先,应明确界定土地产权,特别是明确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划分,合理构造农村的土地产权结构和土地产权关系。基层社区的合作经济组织和村民组织是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具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对于外界的不法侵权行为,如随意侵占土地,越过所有者或强迫所有者按土地承包面积对农民进行乱摊派等,必须由法律规定并加以禁止。另外,可通过颁发长久性的土地使用权证并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农民家庭联产承包制制度化、法律化,使土地使用权商品化、流转化。在坚持流转自由的前提下,从延长土地承包期、分离土地经营与社会保障职能入手,恢复土地的生产要素性质,鼓励已转入非农产业的农户自愿放弃承包土地,以此来促进土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引导土地使用权流转朝着有利于农业经济和农用土地的规模经营效益的方向流动。再次,加强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和行政管理,建立完善配套的土地市场服务体系。政府应根据土地资源和资产管理并重的原则制定比较完备的管理和规范土地市场的法律法规,在健全法制和科学管理基础上引导土地市场的发育。除此之外,政府应建立土地银行,土地银行属于商业性银行,它为农村土地要素的有偿转让和合理流动提供资金保证。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引为借鉴。第二,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滞后,已成为阻滞我国农业市场化的瓶颈部分。要培育和发育农村金融市场,必须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首先,从组织和功能上对国家农业金融机构进行彻底的改造,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新的农业金融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的二元金融体系。政府应考虑建立政策性的中国农业银行,这种性质的农业银行应代表政府向农业提供政策性投资、融资服务职能。政策性农业银行的服务对象涉及到农村的千家万户,这就决定了政策性农业银行从上到下都会有一个发达的、分布面较广的基层营业网络机构,如果缺少这个网络机构,而把业务委托其他商业银行办理,政府的农业政策等优惠容易被截留,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很难落到实处。其次,要组建商业性的中国农村合作银行,即通过把现有中国农业银行的商业经营性业务与农村信用社合并,组建成产权明确的股份制中国农村合作银行。这家银行虽然在经营性质上是商业银行,但政府应在经营宗旨、服务对象,经营范围方面作出有利于农业的制度规定,对其经营活动保持必要的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促使资金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再次,要打破农村金融业的垄断,促进和保护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大力培育民营现代化金融组织。培育与发展民营金融组织应重视发挥农村民间传统的非制度金融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发展跨地区的制度金融组织(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要办成社区性的资金互助组织,在农村社区范围内为农业、为农民服务,对目前已办理存货款业务的合作基金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风险保护和防范机制。并通过深化改革使其有效地运转,进一步活跃农村资金融通,诱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了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长期资金的需求,政府应在完善短期金融市场基础上促进长期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并逐步地朝培育长期金融市场(主要指股票和某些债券的发行和卖买)的方向过渡。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为农村金融融资的市场化创造了条件。发育农 村长期金融市场要因势利导,目前中国农业银行系统可用债券、股票、组织信托投资、抵押贷款等方式把证券市场的资金引向农村。另外,农业金融保险业也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应多方位引导农户的保险资金投入长期的资本形式。第三,培育和发展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关键是政府应拆除各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樊篱,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力市场,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建立有调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首先,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到社会就业合理化的高度来认识,切实赋予劳动者主体的地位,保证其择业权利的实现。其次,政府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探索新的人口管理办法。可考虑放宽农民常住地户口迁移政策,建立以公民住房、生活基础(如稳定的职业、收入等)为落户标准的户口迁移制度。可以先在县城以及县以下小城镇试点,允许农民在具备一定条件后自由落户,使进入非农产业发展小区、小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实现工作和生活基础由乡村到城镇的空间转移。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应该同发展非农产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结合起来考虑。在中等城市周围,县城和建制城镇开办工业小区、科技小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可以实行农民带资进城、口粮自理,并附加诸如在小区兴厂办农场,退掉承包地等条件,使农业劳动力迅速向外转移。再次,应与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济形式相适应,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地建立城乡相互衔接的劳动力市场,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市场流转中实现有效地转移,有计划地开放县城以上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秩序地进入城市出现的就业空缺行业与岗位,并改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无序性状态;指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区际间合理流动,在互惠互利地基础上通过签订劳务输出协议等方式建立省(区)际劳动力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务输出。最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与发展要体现政府监督调控的原则,加强政府对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和计划指导。
四、进一步发育农村市场经济的重点:中介组织的建设
我国农业市场化的关键,是农民不断地进入市场。但农户与市场之间往往存在断档,需要依托中介组织把两者联结进来,使农民能够有组织有秩序地进入市场。因此,政府组织和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必须培育市场的中介组织,使市场能够容纳更多的农户。市场中介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但主要有:1、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组织。(1)农业信息咨询组织。市场经济已逐步使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经营都要以市场为导向。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地区性的统一信息、咨询机构,并且充分发挥公众传媒的作用,扩大专业信息队伍,通过中介组织的作用,做到农户与市场之间双向的信息反馈,从而提高农户生产与经营的决策能力。(2)资金信贷组织。为了保证农业的基础地位,满足农民发展生产对资金的需求,政府要建立政策性的开发银行,以确保对农业资金投入。同时,在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要允许农民建立自己的合作信用组织和合作基金会,把闲散资金汇集起来,增加对农业资金的投放。(3)生产要素供给服务组织。要改革农用生产资料的供给、农用机械和灌溉系统的使用、优良品种的供应等中介组织的运行机制,使原有的主管生产要素的农业部门把自己的管理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分开,成为独立经营的实体,并真正成为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民群众谋利益的中介组织。(4)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组织。要成立各种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并以此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促进更多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2、农产品流通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通过加工和销售取得利益是单个农民无力完成和无法完成的。因此,以市场为导向,组织、引导分散经营的农户,围绕支柱产业和重点产品开发建立生产基地。实行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专业化生产经营体系,才能以规模经营的力量,尽快地销售和较好的加工储藏农产品,并满足农民的各种需要,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3、农村劳动力市场组织。随着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和农村人口的增长,我国现已有1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领域。由于这些农民受高收入动机的驱使,他们或者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或者成为城市中的劳动后备军。信息的闭塞或劳动用工制度不健全,使农民工就业难,生存难,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某些制度没有发生松动,还在限制农民自由流动。因此,建立相应的介绍农民就业的中介组织,负责农民工的地域选择,也能起到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中介服务组织不断增加和扩大,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需要通过农村深化改革不断加强和完善。目前主要是解决不同类别的中介服务组织之间各行其事,过多地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问题。政府要加强必要干预和指导,可以通过服务合作制的有效途径明确各自服务权限,建立稳定的分工协作关系,充分发挥各个组织的自身优势,形成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合力,在带领农户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农村现有商业的局限性为连锁超市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中小城镇和农村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但不少传统的商业网点和店铺业态，其功能已日益满足不了消费者不断提高的购买需求。通过超市连锁形式，可以借助总部强大的采购、管理、品牌、服务等优势，将零散性强的商业资源重新组合。
二、全国供销社特有的经营基础为连锁超市的发展奠定了先天优势。
经过几十年努力开拓，供销社原有网点已基本遍布城乡每个角落。发展连锁超市，可以充分利用供销社已有的商业网络和人才基础，迅速实现连锁规模的低成本扩张。
三、新时期的农村消费趋势为连锁超市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潜力。
经过市场调查研究，发现中小城镇和农村的日常消费主要集中在吃、用两大方面，而价格低廉、质量保证、服务优良的商业形态在当地的缺位率相对较高。随着农村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心理的成熟和消费需求的提高，人们更注重于购物环境的和谐、方便、自由和休闲。连锁超市这一新颖经营业态和销售模式的出现，正顺应了新时期农村消费求真、求廉、求便、求全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四、较少的资金投入和风险为连锁超市的发展降低了经营成本。
发展农村连锁超市无论在店址选择还是内部装潢上要求均较低，可以大大降低资产的固定投入；开架销售、电子化管理和各门店之间统一采购，可以减少人力物力支出、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压低商品进价。
用现代流通方式，走连锁经营之路，是开拓农村市场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不但能取得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同时还可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用连锁经营形式改善农村商业格局，用现代流通方式提升农民消费层次，用规模优势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用商业文明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等。
江苏省重点扶持苏果超市、苏农超市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目前，苏果有门店1405家，其中60％以上的门店设在县城及农村；销售规模中50％以上的份额是在农村实现的。
尽管大趋势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创业选择，但不可忽视的是，经营农村连锁超市还存在一些问题：
1.远离城区的农村连锁店、超市，特别是边远乡村、山区农村山高路远、幅员辽阔、人口分散、店铺大多经营规模小、商品统一配送运输成本高、经营风险高。
2.农村经济收入低，部分农民品牌意识不强，商品只求价格低廉，不求品牌质量，对从正规渠道进货的农村连锁店、超市经营带来很大冲击。
3.不少地方仍有年头打酒、年尾结账的赊欠习惯，对即买即结的超市经营模式不是十分适应。
4.农村贫困群体所持现金有限，如果没有配套的农副产品收购交易，其购买力受到限制，也反过来影响农村连锁店和超市的发展。
关健字：农村经济;农村汽车市场;汽车工业的发展;农村市场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与城市汽车市场不同，中国农村市场基本上还处在比较强调汽车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物质利益，而不太注重其附加价值和精神享受。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及广阔农村市场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渐深远，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拉动内需成为了当务之急。所以，发展农村的汽车消费可以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
一、近3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省区差异经历了一个在波动中上升的动态演变过程，我国农村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区在经历了由东北地区、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扩展和转移的空间演变过程后。空间差异的形成既有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和原有社会经济基础的影响，也有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化进程中产业聚集、效益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等经济规律的作用。
（二）农村信息化的提高对农村经济水平的影响
农村信息化是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要求。农村信息化是使信息化渗透到农户生产、经营、消费、学习等各个环节，从而极大地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的过程。
（三）农村公路网完善蕴育着巨大市场
联结交通隔绝地区、农户与销售市场和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市场之间的农村公路是自给的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农业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农民需要进入当地的市场或公路、铁路、水路的集散点，也需要进入学校、医疗及其它社会服务的中心，这些都离不开相应的运输工具。按照2005年2月国务院通过的《全国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十一五”期间，全国计划建设农村公路约113万km，其中改造沥青水泥路73万km，建设通达工程40万km。
（四）农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使汽车消费成为可能
农村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农村汽车市场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农村的人均年收入呈逐年上升的良好势头，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4000元。在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了5800元，这些地区的农民对汽车的需求较多，一些小型汽车已经在这些地区流行起来。
（五）农村汽车市场与城市汽车市场的差异
与城市汽车市场不同，中国农村市场基本上还处在比较典型的功能性需求阶段，即比较强调汽车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物质利益，而不太注重其附加价值和精神享受。如价格、载运量、耗油量等因素远胜于噪声、乘坐舒适性、操控方便性、安全性、排放污染等因素。这一特点与农村现阶段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相适应。因此，广大农村普遍欢迎的汽车产品具有如下特点。
二、汽车工业的发展
（一）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化，尤其是自主品牌汽车的国际化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汽车产业已进入国际化进程。在汽车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在汽车金融领域，一批批独资及中外合资的公司已经开始运营。国际化将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新动力。中国要跟上世界汽车市场国际化的步伐，就要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探讨，汲取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并不断拓展与世界同行的交流
领域。
（二）自2001年底加入WTO后，我国经历了汽车工业发展的黄金十年，2001 至 2010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 22.80%和 22.55%，并于 2009 年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2011 年，受宏观调控、鼓励政策退出、北京等城市限购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速分别回落至 0.84%和 2.45%。自2012 年起，我国汽车市场逐渐回暖，至 2013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均突破 2000万辆，连续第五年蝉联全球第一，产销量同比增速均回升至 15%以上。近年来，乘用车产销量增速持续高于行业整体增速，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增长的主要力量。我国汽车行业发展概况
（三）分析目前国内十大轿车品牌，前三名仍全是合资企业，而我国自主品牌：红旗、夏利、奇瑞等都在五名以后。从外国人那分得加工组装的少量利益，还不如加速国内企业的合作，打破区域限制，集全国的资源为一体，即使利润分配不平均，至少都是在本国人的口袋里，不会被外国人瓜分。此外，自中国入世后，一些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很快，物价飞涨，很多跨国企业为了寻求低价劳动力，纷纷把目标投向内陆，而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人力资源这样的生产要素也没有办法自由流动，限制了资源的合理配置，让外资企业占尽各地优势资源。
三、结语
“中国最大的潜在汽车消费市场就是农村。”在“2006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上，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副司长陈斌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的形势十分严峻，到“十一五”末期，汽车行业的产能可达2000万辆左右，比实际需求多出一倍还多。因此，寻找新的市场空间是当务之急。
“谁能赢得农村市场，谁就能真正意义上赢得中国市场。”业内人士认为，202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4亿辆，而这高达1亿多的潜在客户，主要为现在汽车保有量还远未饱和的城镇和农村，这些地域蕴藏着巨大的汽车产品消费潜力，也是微车发展的终极市场。
参考文献：
[1]杜萍，浅谈农村经济水平发展现状[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5）：198
（一）经济法制度变迁的传统模式
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主导性相对应的，我国经济法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也体现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其表现首先在于，我国的经济法制度以政府为供给主体，具有供给主动性因素。其次，我国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基础并非建立于平等主体的自由约定之上，而是来源于政府的单方意志，因而具有“法定高于约定”的强制性因素。再次，我国经济法制度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基础，其产生根源于国家对新的潜在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体现了一定的阶级意志性和利益性因素。但是我们认为，新农村经济建设背景下的经济法制度变迁模式不应局限于强制性变迁。
首先，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历程中许多制度创新最初来源于农民个体或群体，此后才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所肯定。比如的出现最初就是农民群体所推动的，政府反而是该制度变迁的追随者。此外农村地区还存在着在长期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自发形成的经济秩序”，以及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员集体商议而建立的经济关系调整规则，这些规则广泛涉及农村市场秩序调整、农村民间金融信贷担保规则、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集体劳动与收入分配方法、农村集体生活保障机制等问题。上述规则虽未被国家立法所承认，但却在协调农村经济管理和调整农村公共利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将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建立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体制模式的转换。而就本文探讨的农村经济建设问题而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的减少，农民在生产经营中所拥有的自范围逐步扩大，从而促使农民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参与国家的经济活动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利益多元化局面，最终激励他们发掘新的具有潜在收益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再次，经济法本身具有的“公私法兼容”的品性也意味着由诱致性变迁所产生的农村民间法与习惯法具有融入国家经济立法的可能性，而上述民间法和习惯法所具有的调整农村集体经济利益关系的功能又意味着将其融入国家经济立法具有必要性。因为“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主要产生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长期经济生活中的磨合，因此可以有效地防止在强制变迁情形下可能产生的改革障碍；此外“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具有优化演进的机制和广泛的决策修整机制，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错误率，因此即使出现错误其产生的制度变革成本也较小。（二）新农村建设中“公法与私法兼容”的经济法制度创新思路
其一，需要从动态性角度重新审视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传统法学理论局限于部门法划分的角度习惯于将民商法和经济法视为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而忽视了两者在经济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中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实质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经济法制度供给应该日趋有限化，而民商法制度供给应该逐渐增多，这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制定大量经济法律制度以开拓改革领域以及保障改革成果的状况将形成鲜明对比。实现这一制度变迁的具体路径一是在立法数量层面通过增加民商立法和减少经济立法来实现制度供给的外部替代，二是在立法技术层面将传统民商法的某些原则和理念引入经济立法从而实现对经济法制度特性的内部改造。对于前者而言，我们认为主要发生在经济主体法和市场管理法这两个制度框架中，因为两者刚好是民商法和经济法交叉结合最为紧密的领域。以经济主体法为例，新农村经济建设必然促使国家充分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信用社、农民协会、农村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立法问题，而这一领域又是民法意义上法人组织的成立、运作和解散以及法人组织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立法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领域的立法与民法的结合更为紧密。而对于后者我们认为将主要发生在以产业法、投资法等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法领域。因为在传统的宏观调控法领域适当引入民法的“契约观”、“平等观”与现代民主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改革理念具有契合性。一个可予支撑的论据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业自治组织的兴起，政府宏观调控的许多职能将通过授权和委托的形式逐步下放给以商会、农会等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介组织，而这种授权和委托将以类似于民事合同的方式得以缔结。
其二，需要从互补性角度重新审视农村地区“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与国家经济立法的关系。一是国家的经济立法应该包含指引性规范，即立法原则中应该肯定“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同时对于可交由非正式制度调整的经济问题，国家立法承认其适用上的优先性。二是国家经济立法应该包含激励性规范，即立法应该体现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体农民参与制度创新的激励，促使他们改革、修正和创造适合农村经济关系调整的非正式制度。三是国家经济立法应该包含兜底性规范，即对于“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无法涉及的经济问题特别是跨地区、跨行业、跨时期的重大经济问题，国家立法应该体现其制度功能上的宏观性和前瞻性。四是国家经济立法应该包含约束性规范，即对于“非正式经济调整制度”中带有“负外部性”的内容进行限制和屏弃，以防止其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二、新农村建设与经济法制度创新：从关系经济到契约经济
（一）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点——关系经济
中国农村传统以来的经济运行机制主要是关系经济，而并非建立在“契约”之上的市场经济；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由于其市场配套机制（例如金融、保险、证券、社会保障等）的培育并不完善以及国家经济立法对其渗入不足，再加上农村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强势影响，关系经济模式仍然广泛地存在于农村地区并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如果从新农村经济建设或者更大范畴的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宏观环境来审视，关系型经济在实现经济效率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关系型经济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原因是关系经济的交易信息具有专用性、隐蔽性，由此导致了生产要素的非自由流动及和竞争秩序的不正常限制，从而使市场失去了通过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对农村经济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其次，关系型经济环境下的交易成本高，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因为与关系经济相对应的制度结构需要高昂的边际成本，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交易成本的上升许多交易将无法进行；而且关系型经济模式交易的完成往往需要交易主体开展各种形式的院外游说以疏通关系，这将耗费巨大的经济资源。再次，关系型经济容易导致政府管理失灵和政府寻租现象的泛滥。因为交易主体主动的院外活动往往导致国家经济法律制度和其他行政管理秩序被“屏蔽”，而转而衍生出依靠人际关系来构建交易秩序的制度网络。这与经济立法调整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初衷完全相背离，其最终结果将是政府经济干预的失灵以及政府腐败的泛滥。
关系型经济影响下的农村市场环境普遍处于低水平状态，表现为需求量萎靡，交易不活跃，价格机制不合理，主体收入低下以及地域排斥性较强等等。由此可见，关系经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新农村建设要从根本上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和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则必须重视对农村关系经济的改造，即通过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作为农村“关系经济契约化”的推动器，并以市场作为城市与农村进行经济交流的平台，由此实现“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城乡经济统筹的政策目标。
（二）新农村建设中“关系经济契约化”的经济法制度创新思路
“关系经济契约化”是农村经济运行机制实现历史变革的重要途径，它既与经济立法具有内在“关联性”，也赋予了经济立法“新的历史使命”。“关系经济契约化”背景下的经济立法应该根据农村市场发展程度和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来合理选择自身的变革路径，即通过“从城市到农村”的路径转移来实现对农村市场发展和农村经济契约化，并尝试从传统的“管理型立法”向“促进型立法”转变。
一是以契约化为导向，构建农村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传统农村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农户为单位，这种主体缺陷首先限制了农村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制度变迁中的经济主体法律制度应该广泛地为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经济建设中介组织等在内的农村市场主体的建立、运作、解散以及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法律依据。
从商品货币关系角度考察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出现并不全是坏事。消化生产过剩，关键是要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消费，也就是说，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是要刺激和启动消费，因为持续多年的消费不足至今没有明显改观。启动消费，重点又在于农村消费。当前城市消费已相对饱和，但是农村消费则停滞不前，城乡消费反差太大。消化生产过剩，根本落脚点是要启动农村消费。农民收入增速持续4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未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为农民兄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与中国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3种主要商品2001年下半年的全国市场供求情况的分析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03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00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经济日报》2001年7月16日第2版）。该分析还表明，下半年供过于求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家电商品，其生产能力仍然严重过剩，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当然，这项分析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所选取的600余种商品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这些公共物品很大程度上至今供给不足。因此，当前我国市场局势一方面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另一方面事实上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品种不丰富，但是总的说来，当前市场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产品滞销，物价下降。生产过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般都从“坏”的角度认识生产过剩，认为生产过剩导致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然不好。此言不错，但是我认为还是要辩证地看待生产过剩。生产过剩诚然有坏的方面，但是较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短缺经济时代，你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生产过剩无疑是“好的”。生产过剩的“好”，理论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危机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85页）。因此，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现现实的生产过剩，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相反，它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信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说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样，从商品货币关系角度考察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出现并不是坏事，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率日益提高和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拓大规模增加了供给。
当然，我并不是为生产过剩叫好，唱赞歌，既然要辩证地看待，那么在看到“好”的同时，确实还要关注生产过剩的“坏”。坏，体现为生产过剩是通货紧缩（deflation）和经济萧条(depression)的直接诱因，破坏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无疑需要克服和遏制。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生产过剩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这种对抗性矛盾，源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的变异，加之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的固有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愈益尖锐，进而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过剩的根源是改革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日益尖锐。按照这个思路，消化生产过剩，关键是要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消费，也就是说，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是要刺激和启动消费，因为持续多年的消费不足至今没有明显改观。启动消费，重点又在于农村消费。当前城市消费已相对饱和，但是农村消费则停滞不前，城乡消费反差太大。1999年，乡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52.96％下降至38.68％，减少了14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9％。今年上半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1％，城镇高出乡村3.5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为1.8个百分点，去年底为2.3个百分点，城乡市场零售额增幅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年底，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38.24台，电冰箱10.64台，洗衣机24.32台，照相机2.69部，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111.57台、77.74台、91.44台、38.11部。在城镇流行的空调器、热水器、排油烟机、微波炉、家用电脑、影碟机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拥有量更低。因此，消化生产过剩，根本落脚点是要启动农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立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农民收入增速持续4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未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为农民兄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了，就会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更多的机会，乡镇企业也会得到较快发展。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为此政府必须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的政策不宜简单关闭了事，要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也应该保证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要乡镇企业再度蓬勃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农民收入增速继续下跌的趋势必将得到扭转。此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途径。
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农民的家用电器拥有量低，除开收入因素外，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一般的家用电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例如电视机需要电压稳定和有线电视信号，电冰箱需要电源供应不间断，洗衣机离不开方便的自来水供应，但是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现状是：电视信号比较弱，收视效果差；电力供力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比较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限制了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因此，启动农村消费，必须尽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内容包括农村电网、有线电视、自来水、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其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贫穷的中国农民当然出不起，这无疑需要政府投入，将城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等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兼顾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应鼓励农民集资办小水电、小水塔、电视信号接转站等。水、电、路、信号等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广大农村地区将很可能出现一个家用电器消费热潮，蓄势待发的潜在需求将变为现实，进而消化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
再次，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目前农村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农民购物并不方便，影响农民购买力的实现。供销社曾经是农村销售网点的主渠道，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早已陷入困境。国有商业网点又不愿进入农村市场。活跃于农村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分散的个体工商业户，这些个体工商业户大多实力不强，素质不高，不具备经营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难以担当开拓农村市场“主力军”的重任。因此，当前农村市场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网络很不完善，耐用消费品的维修网点少，售后服务无法保证，坏了无处修，遇上假冒伪劣产品也很难投诉，索赔更难，使得农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购买耐用消费品，从而人为地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启动农村消费，一定要合理布局农村商业网点，构筑点线面相结合、适应农村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拓宽销售渠道。建议国有商业企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军农村市场，在县城和农村乡镇逐渐引入连锁经营、配送制、直供等新型营销方式，同时定期到农村进行产品促销宣传活动，增设家电、农机维修服务网点。
第四，深入农村市场调研，开发适应农村市场的产品。长期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大都只偏重于适应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的新产品的开发，追求高科技、高档次的商品，忽视农村市场的系统调研与营销策划，农民的消费需求很少得到商家、企业的重视，致使农村市场的商品供求结构脱节，工业品结构与农民消费需求结构严重不相适应，“卖不动”与“买不到”并存。一方面是厂家大量产品在城市积压，国内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农村又缺乏适销对路的商品，农民有需求欲望的产品却不容易买到。例如农用汽车在农村市场有较大需求，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开发，高档小汽车生产能力却闲置。这种不合理格局，限制了农村市场的消费空间。因此，厂商必须深入农村市场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消费心理与消费特征，研究农民需求，既不能用老眼光看待今日之农民，又不能简单地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等同于城镇居民。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顺应农村市场的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合理调整工业产品结构，大力开发适应农村市场的产品。这些产品中，以下两种确实较有开发潜力：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型农业生产资料，如优质农药、高效化肥、新型良种、小农机、农用汽车等；结实耐用、功能简单、价格便宜的耐用消费品。据悉康佳集团曾针对农村地区电压不稳、信号弱等实际情况，成功开发了“福临门”彩电，深受农户欢迎。这种开拓精神，值得提倡。
第五，加大金融扶持力度，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我国消费信贷非常落后，农村尤甚。近年来农村信用社的贷存比逐渐降低，存贷差逐渐增大，大量资金流入城市，农民从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很高的利息。信用社不愿贷款给农民，原因当然是担心农民不能按时还款。正如谚语所言，银行只把钱借给那些不需要钱的人！人穷年景坏时，哪个银行愿意慷慨相助？农民贷款难，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也制约了农村消费的增长。一些农民可能有很好的赚钱门路，但就是因为缺少资金，贷不到款，机会稍纵即逝。当然，由于农民个人信用不稳定等因素的制约，农村消费信贷困难确实大于城镇，但是银行不能“因噎废食”，要有所作为，大胆创新，深入农村调研，掌握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特点和规律，从贷款方式、利率、期限等方面开发出适应农村特点的消费信贷品种。例如，对有较稳定收入来源的农户，可适当发放住宅贷款；农民子女上学，可以推出教育助学贷款；还可以在农村推广农业机械和家电的消费贷款。尤其是农业机械消费贷款，既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又能增加农业机械的销售量，直接扩大农村消费，一箭双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