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05 17:01:44
本文作者：李珂张伟社工作单位：长安工程机械学院
中国工业设计现状
虽然我国工业制造开始越来越重视工业设计，但我国工业设计并没有像预想中的那样迅速发展起来。认识不足、观念陈旧、没有很好解决“人—产品—环境—社会”这一主要矛盾，也导致了我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滞后。1.许多企业“急功近利”，为追求效益，忽略了开发创新机制的引进。例如在汽车设计方面创新不够，对国情缺乏分析，对国人性格、气质与车辆设计的结合也没有充分考虑，只是简单地模仿、抄袭或是将几个车型的不同部分简单地堆砌，造出的车不但毫无本国特色，而且许多显得不伦不类。在车辆人机界面设计和内部颜色搭配以及人性化设计的细节上，没有过多地琢磨，影响了驾驶者的驾驶乐趣，车辆操控的便利性和舒适性都大打折扣。2.设计人员在设计的过程中，忽视了需求者对产品的社会心理、易理解性等的需求，片面夸大了需求者对产品的功能需求。很多设计人员会认为自己对产品的需求即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忽视了真正的用户的需求。在设计的过程中，懒于做市场调研，或者在做市场调研中，忽视了调研的准确性或有效性，仅仅是程序化而已。3.设计人员人为地在设计中留下个人印记。设计者总想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个人印记。这种力求使自己的产品与众不同的欲望固然能激发出最佳设计方案和新颖的想法，但如果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完美的产品，其他设计者可能会将原本完美产品加以改变，结果反而设计出不让人满意的产品。4.从设计产品到产品投入市场，反馈信息的周期过长。往往是在旧产品还未投放市场之前，设计人员就已经开始研制新产品，况且也缺乏用于收集并反馈产品使用状况的机制。产品设计出来，小范围地投入市场后，很多产品的设计人员并没有及时地对产品的使用者进行反馈信息的调查，以了解设计出的产品是否具有易操作性，是否很少出现误操作，使用过程是否能满足使用者的社会心理期望。5.盲目的功能主义。设计人员或用户总想增加产品的功能，结果常常导致功能过于繁杂，使人无法明白，也不知道如何操作。复杂的功能组合和按钮常常会令用户无从下手，这样的设计就与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不符合设计的自然演变过程。
在教学中应如何改进并应用工业设计心理学
1.设计观念从“以机器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由于“以机器为本”的设计思想是指机械论世界观。这种思想影响下设计了许多机器工具，给人造成了巨大体力和精神负担。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将人的需求着重讲述并讨论，只有让学生深刻地了解到自己作为用户，对产品的需求不光是功能上的需求，更多的还存在心理需求，而大多数人们的心理需求就是其价值观等引起的。因此，要在设计中确定“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让学生学会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即设计应以用户的需求和利益为基础，以产品的易用性和可理解性为侧重点。2.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为依据，建立合适的设计调查方法。要弄清楚用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必须要对用户的需求进行调查，然后进行设计。那么就需要设计师学会观察了解用户的使用心理和使用过程。由于影响调查的准确性因素很多，很难得到真实信息。用户调查和实验往往涉及到人的内心深处，因此在做调查的时候，很多人往往不加以配合，或者掩盖了真实的想法，只给调查者客套、表面的回答。而在产品设计中，不同的价值观就决定了用户群体对同样产品而产生的不同需求，这在设计中是很重要的。因此，在设计调查方法的时候，要注意并避免得到不实的答案。3.在调查过程中，尽可能得到真实的信息，建立用户模型，减小对系统表象理解的鸿沟。在产品设计之前，要先对用户需求做设计调查，建立正确的、真实的用户模型。如果用户拥有正确的概念模型，就能比较容易地学会使用产品，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能比较容易地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在建立用户模型的过程中，有许多因素都可以导致用户模型建立的不正确。因此在调查过程中，要注意尽可能得到真实的用户资料，以便设计师建立用户模型。而且，设计人员对自己的产品太过熟悉，以致自己察觉不到，也无法了解到产品的哪些方面会造成使用上的困难。在这里，要正确理解心理模型这三个方面的关系。设计人员要保证尽可能地得到真实的、正确的信息，保证设计人员建立的用户模型与用户本身建立的用户模型尽可能一致，这样就能够减少对用户心理模型方面的理解误差，才能建立恰当的用户模型，设计合理的产品。随着现代设计人性化需求的增加，在工业产品设计中设计师更应该注意到社会文化、价值观等因素而引起的用户需求的多样性。在现代工业产品设计的进程中，设计心理学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设计中要正确地运用设计心理学的知识，建立正确的产品用户模型，摸索用户心理需求及操作习惯，才能设计出真正适合用户需求的产品。
1资料与方法
1．1评价指标入组时对患者家属采用自编问卷进行调查，由患者家属自填，采用无记名问卷方式，要求陪护家属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独立评定，当场填写当场收回，总计发放70份，回收有效率100%。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在患者入院后3天内对其家属进行第1次评定，第2次评定是在实施护理干预2周后进行。问卷内容:①自制的一般资料问卷调查，包括受试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陪护家属与患者的关系、对患者病情了解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家属的各种心理状态等项目。②应用SAS、SDS量表各由20个项目，将20个项目的各项得分相加得总粗分，用粗分乘以1．25得到标准分，用于评定受试者有无焦虑或抑郁以及焦虑和抑郁的程度。评分标准为4级，≤40分为无焦虑、41分～59分为轻度、60分～79分为中度、≥80分为重度。受试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并标明产生负性心理的相关因素，统计各项例数及百分比。
1．2统计学方法将干预前后调查所得数据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干预前后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干预前后患者家属SAS及SDS评分比较(表1)。
2．2家属产生负性心理的相关因素排序(表2)
3讨论
上述评定结果显示:综合干预后患者家属的SAS、SDS评分较干预前有明显降低且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影响患者家属产生负性心理的主要因素有:精神卫生知识缺乏;患者的病态表现;陌生的住院环境等共6项，针对患者家属产生负性心理的不同原因实施相应的心理干预后，其焦虑、抑郁表现明显下降，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通过实施心理干预，制定详细的护理措施可有效改善患者家属的心理状况。因此，护士应重视家庭、社会因素对患者的影响，主动与患者家属沟通［4］，同时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力度，普及精神卫生知识，使社会能给予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关爱，鼓励患者家属在面对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时，积极争取，勇敢接纳，以提高社会支持的利用度。通过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为患者家属普及了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使其掌握了对精神病患者相应的应对方式，增强了家属帮助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有效降低了患者家属的心理紧张，减少了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
4小结
由此可见，精神病患者住院期间，医护人员在给与患者精心治疗和护理的同时，对陪护家属的心理状况亦应给与关注，了解其担心和需求，并给与理解和支持。有研究表明:患者和家属实施同步心理干预对患者的康复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家属的参与更有利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及家属与医护人员的沟通［5］。总之，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与患者家属的接触最频繁最密切，及时发现家属的心理问题并实施有效的心理干预，这对于减少家属的负性心理，促进患者的康复，减轻家属及社会的负担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曹丽华单位：山东省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关键词：心理健康教育; 高中体育教学; 渗透;
高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关键阶段, 心理尚未定型, 且在学习压力的影响下, 容易产生叛逆心理, 不利于高中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因此, 在体育教学实践中, 教师应关注学生的心理素质, 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至高中体育教学活动中。就当前阶段而言, 许多体育教师将过多精力与时间放在对学生身体素质的锻炼与体育技能的传授上, 而忽略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使学生往往处于心理困惑中, 无法摆脱负面情绪, 不利于其健康发展。因此, 作为高中体育教师应正视当前高中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并采取科学有效的教学措施, 加强心理健康指导与教育。
一、心理健康教育概述
心理健康, 即人的心理世界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平衡状态, 是个体与他人维持的健康的人际关系, 并在认知水平、心理情绪、意志行为等方面始终保持在积极状态, 能长时间保持良好的调控能力。在高中体育教学实践中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 应及时转变当前体育教学现状, 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 并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体育教学体系中来, 在进行体育活动的过程中, 使学生学会正确处理不良情绪, 改善其心理健康状态。
在体育活动中, 学生的心理逐渐从学习压力中解放出来, 并将关注点转移到体育运动中, 通过运动放松心情, 通过运动释放压力, 并对负面情绪与不良心态进行调整。就体育运动而言, 不同的运动项目其运动强度与运动节奏也各不相同, 学生通过不同节奏的体育项目, 使身心得以放松, 并逐渐摆脱在学习中产生的挫败感与自卑感, 在体育活动中获得自信, 进而促进心理状态的改善, 有利于心理健康发展。
二、高中体育教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一) 有利于学生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
在高中体育运动锻炼中, 篮球、足球、体操、跑步等体育项目均对学生的体力有所要求, 学生在进行体育锻炼时, 需要有吃苦精神与意志力做支撑, 才能做好每一项体育项目。这样一来, 在体育锻炼中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同时, 高中体育教学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使学生掌握更多的体育知识与运动技能, 而是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与情感目标, 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 不怕吃苦, 坚持不懈, 并学会与他人的团结协作, 促进自身意志品质的提升。
(二) 有利于改善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
现如今, “健康”已不再仅仅是传统医学中的概念, 除了身体健康以外, 心理健康已经逐渐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课题。当前阶段, 高中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 多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 面临与日俱增的升学压力, 心理脆弱无处宣泄, 导致心理情绪常常处在不良状态下。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与疏导, 很容易引发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在高中体育教学中, 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展开全面疏导, 能进一步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 减轻心理负担, 使其心理状态向着健康方向发展。
(三) 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
当前, 高中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均处于较低水平, 学会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不仅对学生的心理状态产生较大影响, 而且还影响其学习效果。与其他基础学科不同的是, 体育教学需要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配合来完成, 并且在具体活动的参与中能够锻炼学生的交往能力与团结协作能力。通过在体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缓解其人际交往压力, 使学生学会正确地与他人交往与配合, 进而提升其社会交往能力。
三、心理健康教育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的渗透路径
(一) 明确培养目标, 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在高中体育教学中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 应首先明确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以高中生心理健康标准为依据, 确定具体方案, 要求在体育教学实践中, 重视对学生自我认知的正确培养, 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引导学生正确地与他人交往, 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重视对学生心理品质的塑造, 增强其心理适应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 提升耐挫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心理, 掌握正确的心理调适方法, 提升自控力。
(二) 充分发挥体育教师的引导作用
在体育教学活动中, 体育教师作为组织者、引导者与参与者, 对体育教学效果及学生的心理状态均产生着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讲, 在教学实践中, 教师心态平和、心理健康, 就会使学生不自觉地进入良好的教学情境中, 并能在体育活动中彻底放松心情, 进而使其心理压力得到有效缓解。因此, 作为体育教师, 在掌握扎实的体育专业知识与体育技能的 (下转第35页) (上接第31页) 同时, 应首先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且有较强的心理调节能力, 能够适应不同的教学情景, 解决教学过程中的各种突发问题, 并为学生做好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三) 改善体育教育教学环境
对于高中生而言, 教育教学环境对其身心健康可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学校应关注对体育教育教学环境的创设, 包括硬环境与软环境。在教学硬环境的创设上, 应加强对学校体育设施的建设力度, 加大对体育器材的购置, 为学生体育活动的进行创造良好的条件, 满足其体育运动需求;在教学软环境的创设上, 教师应为学生创设良好、轻松的教学氛围, 无论是在师生交往上, 还是在教学气氛上, 都应让学生感受到轻松、愉悦, 使学生能够自由发挥体育特长, 充分展示自我, 激发其锻炼热情, 进而提升教育效果。
(四) 通过竞赛活动, 塑造健康心态
高中学生自尊心与好胜心较强, 体育教师可针对学生的这一个性特点, 科学组织体育竞赛活动, 引导学生通过体育竞赛活动, 养成良好的心理情绪, 塑造健康的心态。例如, 在班级内部组织篮球比赛, 让学生根据个人意愿进行组队,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与组内磨合, 学会正确的分工与写作, 不同的组内成员负责不同的任务, 并通过球场策略的商讨, 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在篮球赛场上, 所有球员以组内集体获胜为目的, 不能为了展现个人球技而不顾小组荣誉, 以此建立小组成员的集体荣誉感, 培养其竞争意识的同时, 塑造良好健康的心态。
四、结语
总之, 在当前素质教育背景下, 要求教师在教育工作实践中, 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对于高中体育教学而言, 教师应在对学生传授体育知识, 讲授体育技能的同时, 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至体育教学活动中。本文在对心理健康教育进行简要概述的基础上, 分析了高中体育教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并重点探讨了心理健康教育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的渗透路径, 希望能为广大体育教师分享一些有价值的教学经验, 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曾祥林.浅谈高中体育教学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J].新课程, 2017, (10) :228.
[2]马德强.高中体育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策略研究[J].科技信息, 2010, (04) :263.
1、矫正学生的品行障碍。首先，教师在思想上应该把有品行障碍的学生看作具有意识、感情和潜能的人，具有和他人同等价值和尊严的人，充分地信任和尊重他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长处、让他们承担一部分班级工作。学生会因为教师对自己的信任而信任自己，他们往往会按照教师所期待的目标来塑造自己。特别是那些对自己的价值恰好有怀疑、在家又觉得不受尊重的学生，他们会因为受到老师的尊重而获得价值感。其次，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对待有品行障碍的学生要注意把握分寸，其言语、举止要能最恰当地顾及行为的环境条件和社会效果。例如，当学生在课堂上出现一些出格的行为，此时教师采取一些适宜的身体语言动作，如注视、否定性手势、身体接触等，来表达对学生的不满意，希望停止当前行为。尽量避免与学生正面交锋，使问题扩大，待事情过后再找机会与之论理。再次，在与有品行障碍的学生的交往中，教师必须了解其特性，以真势的感情对待他们，创设平等、宽松、自由的相处环境，减少学生的敌对情绪，从而有利于找出形成不良行为的原因，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例如，课后不时地找他们谈谈心，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学习上给予帮助，并向他们传递爱的信息，从而建立起一种和谐、友好的师生关系，建立起学生对教师的信任，使学生乐于接受教师的要求和指导，敝开心扉，自然地表达其心理动态。
总之，教师对待有品行障碍的学生应尊重他们，注意表扬他们的长处，加强其自信心，提高其学习兴趣，把他们的注意力慢慢地引导到学习上来。
2、指导学生合理疏散不良情绪。具有情绪障碍的学生对于喜怒哀乐的感受通常很强烈，往往直接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当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产生消极情绪时，那种动辄给予压制、白眼或不理睬的消极做法是不明智的。教师应尽可能让他们不受压抑地通过语言或非语言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从而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消除他们的不良情绪。所以，教会学生掌握一些合理疏泄消极情绪的方法和技能是非常重要的。倾诉、转移和移情便是合理疏泄情绪的良好途径。
倾诉,当学生遇到挫折时，应让他们将心中的感受告诉老师或他人，以得到同情、理解、安慰和支持。即使是在学生的倾诉并不合乎情理的情况下，作为教师也要听下去，待情绪的风雨过后再与之细作理论。
转移,当学生遭遇冲突或挫折时，教师指导他们分散注意力，不让他们沉浸在引起冲突或挫折的情境中，尽快让他们去摆脱这种情境，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中去。
移情,当学生和别人发生矛盾，产生不满、敌对、嫉妒等强烈情绪时，教师不妨让他们调换一下角色，来个心理换位，想一想假如我是对方该怎么办，就容易理解对方的做法，从而改变学生原有的看法，减轻消极情绪。
3、完善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具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常表现出自我中心的倾向，或自卑、孤僻、胆怯等行为特点，他们缺乏帮助、关心、抚慰、同情等亲社会，在群体交往过程中容易被同伴忽视。因此，教师应该教会他们正确处理好伙伴关系，学会交往、学会关心、学会帮助，做一个受欢迎的人。
首先，教师对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应表现出积极情感态度的行为，这是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的基本条件。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教师应允许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而不以权威的命令去要求他们；在他们产生不良行为的时候，允许他们为自己的错误申辩，而不一昧地呵斥，冷静分析产生不良行为的原因，坚持晓之以理，以理服人。这种方式以使学生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受到尊重和鼓励，能使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自我接纳和自我控制能力发展都较好，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也完善得较快。
其次，在学生群体交往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一特殊角色，为那些具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创设一个积极交往的背景。例如，针对具有自卑、自怯、孤僻等心理的学生开展一些主题班会或集体活动，为他们提供证明自己和评价他人的机会，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表现自我，克服自卑、胆怯等心理。又如，针对那些有自我中心倾向的学生，教师可以让他主持一些集体活动，通过活动设计、组织、实施等过程，使之明白自己力量是有限的，任何成功都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以及他人的帮助，进而学会正确的反馈方式，产生帮助他人的愿望和行为。总之，让学生学会正确的帮助、关心别人的行为方式，是帮助学生产生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心理学理论研究；后实证主义；范式转换
心理学的先驱者布伦塔诺曾说：“心理学好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更是关于人类真理的试金石”。［1］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与经济学和法律齐名的热门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心理学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脑的十年”研究和“认知科学计划”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战略，又将心理学推向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把心理科学单列为七大部类之一。我国也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18门学科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基础学科。这无疑为新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从学科发展的内部格局而言，心理学的知识更新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实证心理学独揽天下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双峰对峙的并行发展格局。不仅像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也不断展现出了心理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内在学术魅力与文化自信。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新时代。探讨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规范基础和前沿主题，对于改善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及错位状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一、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后实证主义的崛起
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范式的新阶段。正如车文博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2］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心理学”学科分支已经得到确立；许多传统问题像身心关系问题、意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在当代新的科学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也为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课题。许多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心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具有探本求源属性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经过20多年的持续创新积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成型的后实证主义的新视角或新范式。
“范式”是指特定时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公认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基本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科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态度和信念；具有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理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斯腾伯格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总是会受到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资源的推动：一种是“思想驱动”（ideadriven），另一种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3］理论范式无疑属于“思想驱动”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许多科学发展问题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而关键需要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需要进一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摆脱发展中的困局。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多年来成为“主流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使许多人得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凡是心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实证研究，其余的即是非科学方法，或者说是科学水准不够。“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是采纳了实证的科学方法”。［4］国内不少学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证科学精神发展不够的国度里，当务之急更应强调实证性。但是这种对实证研究的崇尚，虽然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技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学科发展危机。人类博大精深的心理世界被研究肢解的相当贫乏和简单。实证主义“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巨大而且极恶劣的影响……知识主张的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一范式内是正确的，运用到另一个范式就可能是错误的。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所谓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理论模式的”［5］。
以格根等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崛起于19世纪末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不过“是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传统的简单继承”。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把宇宙和自然视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提出只有通过实验和测量并使用数学方法，才能认识理解宇宙这一完美的机器。牛顿也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该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6］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更是提倡采取实证观察的方法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然而，20世纪初期微观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基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充分反映了对科学作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即科学研究可以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建构“思想实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便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罗素认为，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可实证性才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以为对科学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即与经验一致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实证数据，都声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实证的研究只有在精心选择的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在实际中也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现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法观察的，像我们能够观察到化学反应，而解释化学反应的分子作用过程则是看不到的。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新思维和预测能力。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明显违背了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波普也强调，科学研究需要“逻辑＋经验”这样的双重标准。逻辑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了与可观察物的联系，而解释和预测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拉卡托斯更是提出，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单个的命题或理论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纲领之中。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验绝不能简单地推翻理论，科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被经验所否证。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接近真理的符合程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术合法性地位。
在心理学界，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势头，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具有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范式在强调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却并没有考虑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普遍程度和深度如何？第二是科学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并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只是一味地拒斥理论陈述而赋予观察事实以特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优先地位，进而从反形而上学道路出发走上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道路。为了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困扰，进一步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
所谓科学实在论是倡导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要保证其正确性的一种学说。科学实在论所讲的“实在”意味着“存在着的东西”，它强调客观世界存在着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不只是存在我们能感知的东西，也存在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我们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7］后实证主义者强调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则以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事物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其意义。对于无法实证解释的问题，要么抛弃，要么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后实证主义者提出，心理学的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在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上进行，概念与逻辑标准也是实验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解释学是当前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解释学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8］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狄尔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提出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意义。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范式也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程序。许多人批评这种范式的研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整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往往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相反，理论研究恰恰由于缺乏诸如有实验的方法这样的东西来依靠，就迫使自己必须“以概念分析为首要步骤、以框架问题为主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9］，寻求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理论研究范式把原创性、富于想象的感受性和纯粹理智逻辑的严密性三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系统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例如，“近几年来，理论心理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如何取得统一的规划和评价标准”。［10］在心理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将心理学领域统一规划为两种本体论：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且不可从一个还原到另一个。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心理学领域应该被限制到思想、感觉和有意义行为上；物质主义则应该将心理学限制到身体的物质状态、特别是脑和神经系统上。这两种本体论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繁荣和进步。在科学研究评价标准问题上，受当代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3个层面上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1概念与逻辑标准；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通过分析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判断理论的优劣；3科学修辞学的标准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而与实证数据的一致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11］理论研究范式允许区域内扩张。
二、前沿主题：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不仅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性前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探索新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形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以元理论研究、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范式初现端倪，汇成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灵魂。现代科学研究创新的显著特点在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变革是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的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和事务性的变化。有关理论本身及其社会意义、技术、方法、策略手段、选择和评价的，是最重要的一类知识，这就是“元理论”和“元技术”。元理论和元技术是一种在整体意义上更多更好的理论或技术。因此，重新思考传统基础理论的价值和重建科学的元理论基础便成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心理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寻求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努力还一直在继续。尽管在新的千年里，心理学的分化与分裂还在加剧，但致力于澄清基础理论秩序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也标示着当代的心理学者已经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必须面对却又有可能无法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瓦格纳指出，20世纪末期的社会科学各种问题虽然相互纠结，但是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致力于澄清理论，二是致力于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坚实的基础，即“以多种理论模式作为建立秩序的根据”［12］。心理学的发展也证明，研究人的行为活动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系统评价和反思活动。当前后实证主义者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划分为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元理论；另一类是实体理论。元理论是指以学科自身以及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努力发展现存学科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更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13］一般来讲，元理论的研究价值在以下两种情境中最具有学术意义：一是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该学科中所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纲领；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困惑，于是便对某一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寻找“心理学理论应该是什么”的潜在结构问题是目前元理论研究的重心内容。元心理学的基本学术领域是“致力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和潜力”［14］。
(二)多元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新科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重建科学方法论，以便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所谓方法论，是指讨论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其包括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选择方法的依据、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等。心理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之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观点。多年来心理学对理论研究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难以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方法来支撑，因而，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他们提出要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标准评价体系来解决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困境。长期以来，心理学界盛行着“方法中心论”观点，造成了现代心理学陷入一种理论上缺乏中心、而在方法论上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后实证主义者反对以定量方法评价一切的做法，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认为方法的丰富性、多元性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学科的理论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是多元的，通过多样的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丰富内涵。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排斥实验和测量，而是强调要防止对实证方法的绝对盲从和迷信。主张实证研究应该成为多元心理学研究范式中的一元，而不应再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化方法取向，既尊重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也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倡导理论与方法的契合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能选择任何一种而排斥其他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适用于所有研究的方法；2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方法；3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4适用于社区心理学的特殊方法。［15］其中第1和第3种更具有理论范式的研究特征。后实证主义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批评、质疑和反思的层面上，也必须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去阻止心理学的解体。近10年来，心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元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行动研究、模型方法、解释学、叙事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技术的兴起，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
（三）文化反思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从文化视角探讨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切入点。文化与心理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格根指出，作为文化资源的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证主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潜在的理论结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布鲁纳晚年对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失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性批判。他认为，将冯特开创的另一个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解为“民族心理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因为冯特曾说，心理学应该看作是文化科学的代表(geistewissenschaften)，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代表(naturwissenschaften)。布鲁纳和奈瑟明确指出，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大失误是在开始阶段从“意义”转向了“信息”，意义概念被替换成了计算能力。目前“要还心理学以原貌”，要使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必须使“心理学植根于文化，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组织”科学理论。［16］在布鲁纳等人看来，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包括软文化约束与硬文化约束两个方面。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既涉及对文化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探讨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另外还需要重视学科文化制度建设和职业制度建设等要素。仅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而言，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功能便非常突出。心理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涉及科学观、方法技术方面的规范，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社会规则、制度、政策文化的引导。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历来是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量。作为文化制度建设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在科学建制设计、职业标准制定、专业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规范建设等领域，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心理学的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培训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广作用。例如，目前美国心理学有30多万专业工作者，日本是5万，以色列为1万，而我国只有不足5千人。美国心理学的繁荣得益于联邦政府所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和评估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美国军方对心理学的积极支持。而《国防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等政策法规更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心理学在国家核心部门和国民教育制度中扎下了根基。现代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又使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医疗与心理治疗这样两套保护系统。近年来联合国科文组织也要求，在每6000—7500名中小学生中，至少需要1位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以此标准我国仅中小学便需要3万名专业服务者）。目前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制度与职业制度。在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对心理学的制度建设研究探讨的不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层面的心理学文化建设力度。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修辞心理学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强调理论的社会建构特性。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和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17］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和心理学样式。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心理学研究并不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心理学理论存在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习惯的使用来自于语言前结构被普遍化为“科学事实”。以肖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在科学修辞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一种修辞心理学，这也为反思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直受经验实证科学的排斥。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中性的语言，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肖特等人强调，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的独有产物，实际上科学也在运用这种手段，以增加理论的魅力。修辞和叙事具有方法论意义，科学陈述其实都建立在修辞的操作上。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为判断理论陈述的一致性和完美性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同时，“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18］。修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许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理论结构。
(五)辩证法心理学
社会建构主义和修辞心理学的崛起，也为重新反思辩证法和重建辩证思维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辩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古希腊哲学中早期的辩证法包含有“对话”、“话语”、“修辞”、“劝导”等多种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里格尔的辩证法心理学的出现，到80年代以来皮亚杰和新皮亚杰主义思潮的兴盛，再到当前哈夫曼的拓朴辩证法心理学的兴起，标志着“思想或事实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方式发生的逻辑发展”［19］。辩证法对科学理论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证法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科学观重建的理解将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的心理世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而非机械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人的精神、意识是最高的辩证法”［18］。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实现了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的和解。这种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代心理学的深层困境，推动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心理学理论在行动
后实证主义者提出，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应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除了“需要奋力组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践应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其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认为心理学要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在市场决策、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包含着前理论的成分。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保证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对人的实际生活也发挥着隐性的、实在的支配性作用。根格指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行动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即理论评价模式和合作反思模式。理论评价的行动模式是首先通过现象分析，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其次进行理论评价。在理论评价过程中，要求建立模型框架，做出合理的解释，制定实践行动计划。而合作反思理论的行动模式是，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并设立研究目标，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收集有用的数据信息，开展实践评估与校正活动，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并发现新的可能方向。当然，“新的社会现实会导致新的研究模式再次产生”［20］。
三、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无疑对于国内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持续创新是心理学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
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西方学者仍然在反思与修正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心理学。推动西方现代心理学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思想的心理学；另一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与思想的心理学并行不悖。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更多地属于思想的心理学。同其他研究相似的是，西方当代的研究进展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同类型问题的参照。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经常处于理论滞后及错位的状态。我们往往只重视对西方“科学的心理学”资源的引进和转借，而对“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学习借鉴得十分不够。寻求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繁荣，需要从理论思想范式、学科制度、职业建设以及新型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缩小与西方差距，努力把我国的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科。
(二)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标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问世
确立一种适合于人的心理、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实现科学观、方法论的转变，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追求。长期盛行的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观，基本上不适合描述及解释人类复杂多样的心理世界。那么，目前所需要的“新的科学观”或科学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科学形态呢？应该说，当前西方后实证主义对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解释学、科学修辞学和辩证法心理学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和完善实证科学范式研究的局限性。只有选择具有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多元范式”，才能超越当前实证心理学研究中的简单主义与还原主义困境。
一、进化心理学范式的贡献
在理论范式上，一方面拓展了心理学研究内容的深度。进化心理学将心理学的研究主题框定于生存、繁衍等进化问题范围之内，以揭示适应性心理机制为目标。相对于传统研究范式，其研究的主题不再是停留于心理机制的“如何”，而是聚焦于心理机制的“为何”；对人类行为的原因不再是停留于近因的探讨，而是对人类心理、行为的进化史远因的一种追溯。在人性论上，进化心理学认为心理机制即为人的本性，从生物学的维度探究人性产生的根源，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心理学家对人的生物性这一维度的深层的思考，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促进了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进化心理学范式强调以进化论和内含适应性理论为元理论的同时，又提出适用于不同领域的亚理论，比如亲本投资理论、互惠利他理论等。其研究不仅重视心理学的实际应用，而且还给予了对心理学理论模式建构的关注，进一步激发了心理学家进行理论建构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心理学理论与实证之间的间隙。
在方法范式上，进化心理学确立了由进化论开始，形成、验证假设，进而确认适应性问题与心理机制的较为完整的科学研究程序。相对传统研究范式而言，其运用生物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并且与其他生命学科相联系，通过二者的结合，使得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科学基础，进一步推进了心理学方法论的建设，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不仅如此，在具体方法层面，进化心理学在研究中广泛的运用功能分析法、回溯研究法，强调研究方法的自然性。回溯分析法的运用，其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一种转变，即由因到果的顺向思维转变为由果到因的逆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进一步的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途径，也为心理学在探索人类心理机制的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
在具体研究成果上，扩大了心理学研究范围的广度，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进化心理学范式不仅仅研究了一系列与人类生存、繁衍相关的适应性问题，而且它还以进化论为元理论，从进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不同的分支学科，并把自身的观点逐渐渗透到不同的分支中。例如进化认知心理学就主张人并不具有一般性的心理模块，而是具有许多特殊性的模块，正式因为这些特殊性的模块的相互配合才能够更加有效的解决许多适应性问题。不仅如此这些新兴的学科还包括进化认知心理学、进化社会心理学、进化发展心理学等。
二、进化心理学范式的局限
在理论范式上。一方面就进化心理学的元理论而言，其吸收的是来社会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具体理论，虽然能够为主流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一种元理论，但是其并不能真正的成为整个心理学发展的元理论，不能统领不同取向的心理学，实现心理学的整合。因为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人的双重性决定着心理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还是人文科学的，这就注定了进化心理学范式不能成为整个心理学的统一范式。另一方面在人性论问题的探讨上，考察人性的维度不全，探讨的深度不够，未能没有构筑人的完整形象。虽然进化心理学强调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以及文化性，但是在社会性和文化性上它依然存在不足。它所强调的社会性并不同于人的独特社会性，而是由基因决定的社会性，其目的依然是为了解决生产、繁衍等进化问题，例如攻击、合作、互惠等社会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资源，从而最终保证自身个体生存和基因得到遗传。进化心理学所倡导的文化也不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文化，而是基于进化心理机制之上形成的文化，是为了满足有机体生存、繁衍等问题解决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化，是服从于生物性的需要。例如绘画、雕刻等艺术其目的都是为了激活人类已有的心理机制，使得心理机制能够更好的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从而实现生存和繁衍。因此，进化心理学所强调的人的社会性、文化性从本质上而言是屈从于或者服从于它的生物性，是一种生物的社会性、生物的文化性，它依然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文化历史性。在人性发展观层面，虽然进化心理学家承认了环境、文化在人性发展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依然认为遗传基因处于主要地位，环境、文化处于次要地位，而且环境和文化都必须通过基因才能够对人产生间接的影响，实际上类似于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因此进化心理学的人性发展论虽然不能完全称为遗产决定论，但依然是一种以遗传为主导的决定论，它突显的是基因的主导作用。
在方法范式上：进化心理学范式是对心理主义范式、信息加工范式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它承认心理的存在，自我报告法（内省法）在其方法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吸收信息加工的观点，把功能分析法贯穿心理学研究的每个层面；这都无不表明进化心理学依然视心理学为一门自然科学，视人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坚持的是科学主义的心理学方法论，因此，进化心理学范式并不能算是心理学中一场“范式革命”，反而只能算作是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范围内一次改良，是对科学主义心理方法论缺陷的弥补和完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进化心理学方法只定位于回溯研究和功能分析，只重视心理机制的“为何性”而轻视“如何性”，只重视对过去进化史、人类生活史数据的搜集而不重视神经生物学方面直接证据的搜集，其从数据收集方面来讲亦是一种只重视过去而忽视现在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这也都表明进化心理学范式并不能成为整个心理学公认的范式，进化心理学也并不能代表心理学的未来。
在具体研究成果上，由于心理学既是自然科学，也是人文科学，人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这就决定了心理学的研究是双方面的。然而，进化心理学视人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认同人与自然的连续性，仅仅研究了人的自然属性方面的问题，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别，把人的主体性、社会性、能动性排除在了心理学研究的主题范围之外。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也决定了其在具体研中无法获得人的价值、自我需要、社会意义方面的研究成果。
三、走向彰显人的全面本质的心理学
不可否认，进化心理学范式在心理学的发展中确有其进步之处，但它与传统心理学范式一样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本路线，它承认人的心理、行为与动物一样受到自然进化规律的制约，重视人与自然的连续性，强调进化心理机制作为人性的核心成份，否认人与自然的差别。在研究中坚持的依然是实证主义的基本准则，重视研究假设的科学验证。总体而言其表现出的思想方法依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歧视野，它也并不能展现人的完整本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的内在生命物质本体与特定的大脑意识本体构成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其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共同构成人的社会属性。两种不同的属性共同造就了人所具有的独特性——整合本性。因此人的这种整合本性决定了心理学要想成为一门构筑人的全面形象，彰显人的全面本性的学科，还需要实现研究视野的转变，确立一种整合视野。整合视野要求“心理学的研究要立足于对人的整合本性的完整把握，据此框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确立心理学的方法，构建心理学的理论。”（彭运石，1999）
心理学的发展是在追求其学科的科学化基础上，对心理现象进行科学、实用和有效的研究，以此来为社会民众服务,这是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路线。世界心理学科学化的追求始于冯特的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这个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将心理学的发展引向了一条既定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科学实证主义。虽然冯特在学术生命的最后20年完成了10卷本的《民族心理学》，将心理学一部分分成个体的实验心理学或生理心理学，另一部分分成研究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的群体的民族心理学。但是，19一20世纪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纪，已经很难改变个体的实验心理学所主导的自然科学取向被标榜为科学的化身的结局，科学研究就等同于客观的实证研究。世界心理学的发展的哲学根源沿袭的正是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罗素和弗雷格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以及卡尔纳普和亨普尔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实证主义哲学最终还是将心理学的发展引向了实证主义的道路，这种重视实证材料积累，忽视心理学理论建设的倾向同时也影响了世界心理学整体的发展。中国早期的科学心理学是对西方心理学的模仿、复制和跟随，也未能完全摆脱心理学研究实证主义化的困境。
纵观心理学各个分支学科，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欧美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很难找寻到中国心理学家的足迹，这让本国心理学工作者感到很悲哀。因此，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问题在20世纪末期曾引起过港澳台三地学者的广泛探讨，问题的焦点是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但是，直至今日，对此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论。如，中国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分离抑或整合问题、心理学学科归属与学科分裂问题、心理学研究之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心理学道路发展之西方化抑或自主创新问题、心理学之理论挖掘与理论独创问题等。
2.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分离抑或整合问题
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心理学学科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的心理学是以实证主义为逻辑主线的，无论是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早期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惠特海默和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还是近几十年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主要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其哲学基础。虽然人文主义心理学重视理论的研究，但是很多时候,它仍然承袭了欧美实证主义心理学的传统。导致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分歧的最主要原因是实证主义心理学所追求的经验证实原则和客观的研究立场。
传统科学方法论是以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假设。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现象是可以通过感官或借助于感官的延长工具客观地把握到的，只有感官把握到的才是客观的真实的，否则是虚假的。实证主义立场的心理学其实揭示的只是人类全部心理现象的一部分内容，很多无法用经验证实的心理现象必须借助于非实证的研究。格根等人就曾指出，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最大挑战是，从实证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心理学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冯特虽然推崇实验的心理学，但是他并没有对实证的心理学研究达到崇拜的程度，他清楚地认识到，实证的心理学根本无法揭示全部心理现象，因此也就有了经典的《民族心理学》。这部使用了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方法对习俗、信仰、语言、神话、宗教进行研究的着作，已经证明了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遗憾的是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心理学者无法容忍非经验证实和有主观参与的理论研究，最终将心理学推向了实证的极端。
然而,20世纪后期，随着实证心理学研究弊端的显现，心理学理论研究再次受到重视。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85年理论心理学国际协会在英国的成立，它表明世界心理学已经开始关注理论研究，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我国心理学者也在这一旗帜影响下开展了一些心理学理论研究，尤其是港台学者杨国枢先生的团队所进行的本土心理研究产生了强烈反响'大陆潘菽先生主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理学的心理学建设也引起了强烈反响。21世纪初，一批年轻的心理学理论研究者，如葛鲁嘉先生对中国心性心理学思想进行挖掘，形成了新心性心理学的理论体系m;汪凤炎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形成了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彭彦琴对传统佛家心理学思想进行发掘，形成了禅宗的心理学思想体系m。这些研究对我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无疑是有建设意义的，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问题在于，是否做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就只做理论而不做实证研究，而做实证研究的就不做理论研究？
以笔者观察，在中国心理学界，大多数研究者都是要么做理论要么做实证，很少有将理论与实证结合起来的，不过北师大金盛华教授所提出的自我价值定向理论是一个例外,他既做理论也做实证研究。但更多的学者仍是专攻其一。我们翻看国外很多知名学者的简历会发现，他们不仅在自然科学上有所造诣，而且在人文社会学科上也有建树，这让我们国内学者汗颜。科学史的事实也证明了，只有在人文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辅之以严密的自然科学实证研究，才能对某一心理现象做到全方位的研究m。在这一点上国内心理学者做的还很不够，因此就有了我国本土心理学发展是否应该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二者割裂开来的问题。一般来讲，理论心理研究从非经验的角度，通过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设、抽象、演绎或推理等多种理论思维的方式，对心理现象进行探索，对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但同时理论心理研究所提出的假设或做出的预测能够为实证心理研究提供课题，而对该课题的实证研究又可支持理论的假设。这样看来，心理学理论研究与心理学实证研究不应该各行其是、互不相干’而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中国本土心理学也应该在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上相互配合，这样才有可能提升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品味和质量,才能更好地融人国际心理学的阵营。
3.心理学学科归属与学科分裂问题
心理学学科归属与学科分裂问题仍是我国本土心理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问题。探讨心理学为何会分裂和如何分裂的问题，必须首先澄清心理学学科的归属问题,这一问题时至今日仍处于争论之中。从学科归属上来讲，心理学学科目前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心理科学既不为自然科学接纳，又不愿依附于人文科学，而不得不沦为“准自然科学”。综合西方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关于心理学学科归属的界说:一是自从冯特用实验的方法建立科学心理学，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以来，心理学就被人们看成一门自然科学；二是由于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它们与社会文化又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有些人又将之视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是有些人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均不妥，便把心理学看作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或综合科学。因此，心理学史学家墨菲就打比方说：“心理学独立之前曾经像个流浪儿，一会儿敲敲伦理学的门，一会儿敲敲认识论的门。”那么，在心理学独立之后，在科学共同体中，心理学仍是一个到处流浪的打工仔，它的研究领域不断被生物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众多学科瓜分，已经失去很多本属于心理学自身的研究领域。
在国内也有相关的理论探讨，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和张春兴认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梁漱溟认为“心理学天然该当是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纯理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而为一核心或联络中枢者。它是最无比重要的一门学问，凡百术统在其后”；潘菽先生则明确指出“心理学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性质,是一种中间科学或跨界科学，具有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车文博先生主张树立大心理观，“把心理学视为介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中间科学,采用主观客观统一的研究方法，重视实验方法和现象学方法的结合……至于心理学的分支，有的可作为社会科学如社会心理学,有的可作为自然科学如神经生理心理学”;着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从系统科学思想出发，认为心理学应包含在思维科学之中。思维科学除了心理学外，还有人工智能、认识科学、神经生理学（神经解剖学）、语言学、数理语言学、文字学、科学方法论、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算法论等。
从国内外学者对心理学学科的不同归属的界定来看，学科归属的模糊是心理学学科分裂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就出现了做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不懂实验心理学，做实验心理研究的学者不懂理论心理学；做认知神经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不了解人格心理学，做人格心理研究的学者不懂认知神经心理学；做人文心理学的学者看不懂做自然科学学者做的研究，做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不屑于与做人文心理研究的学者为伍。这种学科的分裂进一步表现为:心理学研究者之间的分裂、心理学研究课题的分裂和心理学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分裂。这种学科间的分裂不仅阻碍了学科之间的沟通联系，更重要的是使心理学学科之间越来越独立,互不往来，统一的愿望将很难实现。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斯彭斯所言：“在我的一个可怕的梦中，我预见到心理学组织机构的解体,实验心理学家被分配到正在兴起的认知科学学科当中，生理心理学家愉快地到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系报到，工业和组织心理学家被商业学院抢走，心理疾病学家在医学院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长此以往，心理学研究领域被其他学科瓜分的危机将会进一步增大。
我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基本与西方心理学体系相一致，学科归属、学科分类和学科设置也并没有太多变化。我国心理学发展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国外心理学，历史上曾经历过对国外心理学的三次模仿、复制和跟随以及三次批判和反思。但是我国本土的心理学显然是落后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心理学过度地引进和介绍国外心理学的进展，而很少将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和理论研究介绍到国外去，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本土的心理学始终未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其学科归属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也就不能最终解决中国本土心理学学科分裂的问题，最终也会出现欧美心理学学科分裂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本土心理学与其尴尬地逡巡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边缘学科之间，不如抛弃传统科学观，以宽广的胸怀,宏大的视野,树立系统科学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目前心理学的发展。
4.心理学研究之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
在《中国心理学城乡分野的文化心理学批判与反思》一文中，笔者曾就我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文化根植性、文化差异性以及文化适用的问题做过讨论?。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关系曾有过三次模仿复制和跟随过程，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引进西方心理学（主要是美国心理学）为主。第二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心理学受政治形态影响，以前苏联心理学马首是瞻，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说成为了中国心理学的代名词。第三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心理学又重新开始大量地引进、介绍西方尤其是美国心理学。引进发达国家心理学对于一个发展较缓慢的地区来说,一方面可以提高其发展速度，节省发展时间，另一方面也使该地区的心理学发展失去了自主性和创新性。20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心理学者发现了复制来的美国心理学研究理论和内容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因此才有了杨国枢先生的致力于发展本土心理学的重要宣言。
心理学的发展原本就没有脱离开文化的范畴，它存在着文化品性问题，这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品性是有区别的。心理学的自然品性表现为三方面:一是追求心理学研究的客观性，二是依赖研究者感官经验的普遍性，三是确立实证方法的中心地位。心理学的自然品性作为心理学本身存在的两个属性之一，在使用研究物理现象的手段来研究主观自觉的心理现象时，不免会使人类内在心理产生隔膜，使心理学的适用性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从文化品性的框架来界说心理学的发展，目前有三种提法:一是文化心理学，二是跨文化心理学，三是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强调人类心理行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与特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无法脱离文化历史背景对其进行理解，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文化与心理和行为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跨文化心理学是以文化为变量研究心理和行为异同的，通过跨文化比较,对心理学的某些概念、理论和假设予以文化上的比较和检验，从而找到人类心理与行为的跨文化一致性及心理与行为的普适性。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兴起说明了文化间确实存在着文化心理的差异，心理学确实存在着文化不适用性,但是它的目的却是检验主流文化中的心理学理论在其他文化中的普适性，其实质仍旧沿袭了心理学的自然品性。本土心理学则是在跨文化心理学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具体文化特征进行的研究。对心理学本土化的讨论也多见于20世纪末期，虽然有倾向于实证主义心理学的，有倾向于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但是笔者仍坚持主张建立“内发性本土心理学”，其目标是要根植文化传统，挖掘文化资源，建立起特定文化中的特定的心理与行为解释方式，为特定文化中的人所服务的本土契合性心理学。虽然这三种研究取向都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目前仍只重视实证资料的积累而忽视本土理论的建构，当然这种建构是建立在本土文化特征之上的。目前仅有的少量的理论建构却只注重挖掘古代心理学思想，其目的不过是为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寻找或提供中国文化中的证据罢了。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也无法回避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心理学研究的本真就在于“求真”(做最好的研究）、“求存”(解决生存问题）、“求用”（与实践相结合），而求真、求存、求用这六字也揭示了中国心理学最终目的是要用于实践、服务社会的。
5.心理学发展道路之西方化抑或自主创新问题
如前文所述，心理学的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是我国心理学发展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由此又引出了另外一个理论问题，即中国心理学究竟是应该走西方化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决定了心理学发展的目的，而西方心理学体系不能完全揭示我国文化背景下民众的心理现象已是公认的事实，所以文化差异与文化适用问题也是我国心理学发展道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有三种观点：一是对西方心理学采取默认态度，这主要集中在进行基础实验研究和神经心理学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中间，他们往往不关注现实和实践问题，将心理学基础实验作为不受文化影响的研究来做。二是认为中国心理学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走与西方心理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文化的差异，必然存在文化心理的差异，因此要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典型的心理现象，进行独立的理论创新和研究。三是折衷主义,认为中国心理学既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成果，也应该采取自主的理论创新，这种观点存在于绝大多数国内做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身上。
这三种观点反映的是我国心理学者对西方心理学的不同态度，有排斥也有吸收。我国心理学前期发展走的是吸收的道路，通过三次较大的模仿复制和跟随过程，缩小了我国心理学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后期应该走独立自主创新的道路。当然笔者基本支持第三种观点，主张合理但不过度吸收国外有益的心理学成果，不盲从，毕竟我国心理学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学术资源，只有吸收有益的资源才能促进我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可见，心理学的西方化倾向既有利也有弊，西方化容易使心理学研究迷失自我意识，缺乏创新，但同时也会给心理学发展带来学术资源。心理学独立创新同样也有利有弊，独立创新容易形成闭门造车，与外界隔绝的发展境地，但同时也可以提高一国心理学发展的独创水平。因此,心理学的发展需要资源，这种资源既是国外同行带来的学术资源，也应该是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儒道释文化的历史文化资源。基于这样一些资源之上进行的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创新，才能够既与世界心理学接轨，又能有效揭示我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的心理现象，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
6.结论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学派与范式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际学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其力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非言语交际行为做了理论分析，本书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历经50年积淀，跨文化交际学的架构渐渐清晰，其内涵日益丰满，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源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针对的是最为根本的文化差异问题，然后延伸到调整、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等重要议题。起始阶段，跨文化交际理论主要解释某些局部现象，各种视角缺乏必要的统合，显得有些零散。经过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下，现已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学科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本文拟以跨文化交际核心议题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为线索，全面检视该学科理论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点与中心：差异与调整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局部现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最为根本、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国际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频度直线上升，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问题显得极为突出，它促使学者们潜心思考，对此做出学理的解释，提出相应的对策。
上世纪50年代末，霍尔率先把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的交际概念结合到一起，启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程。他着力探究身势语言(kinesies)、距离学(proxemics)以及时间学(chroneml‘cs)等非言语行为，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就理论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高、低语境文化理论(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霍尔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语境文化指高度依赖语境来传递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符号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代码之中，直接表达出来，较少依赖语境。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大致对应于东西文化分野，以简洁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两种文化运作机制的本质差异，为后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取向理论的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
60至70年代期间，围绕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欧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论(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适应周期论(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欧伯格1960年首次运用文化休克概念表达海外旅居者面对陌生文化产生的疏远、惊恐、烦躁和沮丧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症状。他对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经典U-曲线模型加以改良，创建了文化适应周期理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大体经历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机期(crisis stage)、恢复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适应期(full adaptation)四个阶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适应原有文化的现象，把U-曲线拓展为W-曲线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海外旅居人员，揭示了他们在适应异国文化以及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论来自经验的归纳，主要是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性。它们仅以交际者对新文化的满意度来衡量效果，没有考虑适应的逆转与失败等情况，有简单化理解问题的倾向，但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际原理，开拓新的领域做了必要的准备。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休克”概念比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学理论依据；相对而言，“压力”(stress)概念更明确和有解释力。白瑞提出，移民们面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时会采取四种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们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们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则会选择同化；如果他们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分离；如果他们对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会都不重视，就会选择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种策略中，移民们最愿意选择的是整合，选择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化适应研究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也引起一些批评。纳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他们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扩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应该拓宽它的视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起点同样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她认为，文化差异造成各种压力促使交际者做自我调整；经历调整与转化后，他们不断成长，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文化场景，最终成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荣渊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其简明的概念框架、严谨的逻辑和坚实的实证基础而备受学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间，跨文化交际学者们还对其他议题进行研究。例如，奥利弗对修辞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康顿和约赛夫对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费琛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等。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观点庞杂，不成体系。这个时期，他们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调整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对其他问题的分析相对薄弱，理论建设的发展缓慢，学科的繁荣期仍未到来。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10年“”动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何道宽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际学介绍给外语学界。随后10年，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步展开。就理论探索而言，国内研究者的起点也是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围绕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和外语教学的影响，中国学者着力分析跨文化语用失误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顾日国《礼貌、语用与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道”与“器”》、许力生《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等。
王得杏认为，跨文化交际既涉及文化的规约，又涉及语言的规约；两种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是导致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顾日国也指出，由于英汉文化差异，两者的礼貌准则有所不同；其中，“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最富中国文化特色。从跨文化语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国学者大体上持一种温和的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高一虹运用中国文化中“道”与“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她在批评以“功效”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论证以“人”为中心，从涵盖“健全人格与能产生交际意向”的“道”与原理，及其“文化知识、交际技巧与功效”的“器”两个层面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合理性。㈣许力生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跨文化性。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进展看，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外语教学领域，往往更侧重语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还探讨其他一些议题，例如高一虹对定型(stereotype)的正负面效应的分析、贾玉新对面子与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的讨论、胡超有关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胡文仲有关跨文化交际学性质与研究层面的论述等。这段时期，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很快，但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相对滞后，建设性成果屈指可数，并且集中于语言交际层面。开始阶段理论视野的偏狭并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与深化：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核心议题的拓展与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与系统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间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差异与调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价值、身份、能力和意义等议题逐步成为新的重心。
(1)关于差异与调整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和江纳曼的6阶段跨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盖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刘易斯和江纳曼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发展出跨文化适应6阶段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在适应异国文化和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一般经历“预备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观期”(speeta-tor stage)、“参与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调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乡期”(reentry stage)6个阶段。它虽未揭示各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揭示适应的逆转或失败，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为止跨文化适应阶段论中最完整的一个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观点，没有提出新的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则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全面考虑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因素，建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她认为跨文化调整涉及6个层面：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际、当地社会环境、交际者个人倾向及跨文化转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交际者逐步成长，形成健全的交际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认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发展更为包容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是身份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荣渊的理论简洁而严密，得到广泛引用，堪称经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确定性消除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随后在1998年和2005年对其理论进行精简与完善。他认为，当陌生人进人新的文化时总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焦虑；人们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们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们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完成。AUM理论启发了许多学者，开辟了一条围绕心理调节而展开的分析途径。
伯贡1995年提出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她认为，预期违背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两种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评判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积极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由于非言语行为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使它在解释与情感相关的现象时显出较大的局限性。
盖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发展跨文化交际通融理论。她们指出，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首先，不管是以群体交往或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其次，积极的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此外，群体认同的强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体地位都影响跨文化通融的过程。跨文化通融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情感因素的重视，但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轻视交际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倾向。
(2)关于价值取向的理论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以及苏瓦茨的文化价值理论。他们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 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个价值维度。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显示一个文化对自我是相互依赖，还是独立、自治的理解；权势距离表明社会平等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显示文化群体对暧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反映男女之间是否平等；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体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其中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论得到最多的肯定和运用。特里安德斯还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纵向和横向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论(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横向个体主义珍视自我独立和相互平等：纵向个体主义重视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但接受现实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诚然，霍斯泰德的理论也遭到尖锐的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实证基础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但其样本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的雇员，其代表性自然有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文化范畴是否可以用线性、相互排斥的概念来表达、并且用数字进行量化提出质疑。
“霍斯泰德仅仅在国家层面上探讨文化价值取向问题，苏瓦茨主要在个人层面上展开研究”。苏瓦茨发现，个人层面存在10个近似普遍性的价值观(near universal values)：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乐主义(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传统(traditiun)、顺从(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这些价值观在每个特定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取向。近年来，苏瓦茨的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学界的影响渐隆，为学者们理解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一般性参照框架。
(3)有关身份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尔与托马斯的文化认同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围绕跨文化交际中身份冲突问题，开始建构面子协商理论。她指出，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关系，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的策略；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不惜使他人丢脸的策略。当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竞争。面子协商理论推出后，受到学界好评，广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该理论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其次，它没有深入探讨尊重、信赖、尊严与荣誉感等情感因素对面子协商的影响。
面子协商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交际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认同理论则更侧重身份内涵的分析。科里尔与托马斯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主要中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出多样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表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认同理论属于思辨、解释性理论。它在经验归纳型理论占主流的情况下，为研究者探寻跨文化交际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蹄。与此同时，它也有待于经受实证研究的检验。库帕奇与今堀分析交际个体如何在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他们认为，身份与面子在社会交往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际者都面临一系列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相互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3个相互联系、循环的阶段，即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和再协商(renegotiatlon)；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面子的维护以及相互满意的交际关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围绕身份管理的5对辩证关系来建构理论。她认为，跨越文化边界应该遵循下列5对辩证关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与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与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交际者不但要积极维护身份的安全与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拓展与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商谈的两大主要理论。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观层面，注重交际行为；后者关注身份的宏观层面，侧重交际原则；两者互为补充，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影响广泛。
(4)有关能力的理论主要有：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早期的理论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为标准来评判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些过于抽象，并且常常与能力概念产生混淆。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认知层面的“知识”、情感层面的“动机”与行为层面的“技巧”三个要素。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三分法简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层面，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现已成为经典的理论模型。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延续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综合性理论。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层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际者的个人情绪或偏好。认知是指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盖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自我意识是指交际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领悟；文化意识是指对交际者对文化共性与差异的理解。行为――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际者实施交际行为，完成交际目标的技能。陈国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全球心态(gJobal mindset)层面――全球思维，进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丰富了它的内涵。
(5)有关意义理论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论，其后皮尔士对它加以拓展与改进。他们认为，交际是人们以开放的心态，探索互动模式、理解意义、建立相互关系的进程。协同的意义在于它把不同的见解和反对的意见转变为推动交际走向深入的潜力；协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过程设计、事件的运筹、交流的技巧、逻辑的力量(logical force)、个人地位和日常语言以及语境重建等。CMM理论吸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主张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鼓励理论家参与社会实践，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颖的视角在跨文化交际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该理论的强处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它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界，但却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一方面，理论有它超越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在很多场合中是下意识、习惯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华为理论。
上述理论汲取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观念做理性的分析与解释，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争鸣，促进了学科的壮大与繁荣。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建立起更广泛、密切的联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跨文化交际已然成为显要的社会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际学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狭隘视阈，拓展到移情、身份认同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际中移情适度的原则》、胡庚申的《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戴晓东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双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际”、“专业交流”和“谈判交涉”语境三分假说。他认为，语境对话语有制约和释义作用；在国际交流中，对语用失误的处理应该根据语境和交流效果，分别采取“酌情”、“忽略”和“补救”的原则。胡超以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论断为基础，结合中国道家无为与儒家仁爱的思想，提出她对E-时代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解读。戴晓东在汲取金荣渊、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模型。他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向度拓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跨文化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这个时期，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成果依然较少，与国外同行仍有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整合与分化：学派与范式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系统整合。长期以来，欧洲范式一直主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继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的构想之后，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探讨了构建亚洲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可能性。学派与范式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真正意义上系统性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史上第一部理论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下的视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与金荣渊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卫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编辑了理论文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两篇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与《文化间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对现有理论成果做系统性总结。2005年，古迪康斯特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文集。上述几部理论文集以及综述性文章围绕跨文化调整、交际能力、身份和意义等核心议题，对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层面做立体、多方位的研讨。
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自然涉及学派与范式问题。学派与范式泛指学界公认的理论流派或体系。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研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使之形成连贯的研究传统，避免因过于庞杂、凌乱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从广义，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前者涉及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界，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白瑞的文化适应模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影响广泛的经典理论。然而，这些理论相互之间的互动较少，各自基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并未在学界建立起高度的学术认同，只能在很宽泛的意义上称作学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有3种基本范式：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社会解释主义(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辞法(rhetorical approach)。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假设一推演以及解释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模式：社会解释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对社会语境中的符号进行主观诠释的研究路径；修辞法采取对现实做预测和辩证解释的分析模式。陈国明基本赞同斯密斯的观点。他认为，主导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内在结构，揭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社会背景。罗杰斯与哈特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无声的语言》为发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相关性。迄今为止，跨文化交际理论基本建立在欧美人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鉴于欧洲范式对欧美以外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忽视，阿桑迪率先倡导非洲范式。他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理论所关注的非洲人是交际的主体、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交际，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与语言来诠释交际原理。例如，欧洲人把交际理解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在非洲人看来，交际是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有效的交际需要经过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个阶段。gir- 1-so是话前话(word before word)，在此阶段交际者依据自身文化常识准备进行交际。benne--SO是比较性分析，在此阶段交际者通过省察对方的观点了解如何与之交际。bolo-so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在此阶段交际者进行互动、建立关系。so-dayi是交际的结束，在此阶段交际者对交际过程做整体评判。
受阿桑迪的启发，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提出建构亚洲交际理论的构想。陈国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由“仁”、“义”、“礼”、“时”、“位”、“极”、“关系”、“面子”与“权力”构成的概念框架，演绎和睦交往的原理，创立“和谐理论”。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2003年讨论亚洲的交际方法。他们认为，亚洲文化极具多样性，很难概括出代表整个亚洲的特性或价值。但各国之间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体论上，亚洲人持有整体宇宙观；在认识论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是联系与互动的；在价值论上，他们倾向于把“和谐”看作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他们常常运用循环、直觉的感知方式；以亚洲为中心的方法，可以检验理论建构的限度所在，找到欧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贤明确倡导亚洲范式。他指出，交际是表达人性与人道的过程；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性的内涵，人们在建构抽象、普遍的理论时需要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亚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肯定亚洲人的主体性，围绕亚洲人的旨趣，运用亚洲的价值、历史经验、信息与伦理建构理论。恰如非洲中心论体现非洲人的视角一样，亚洲中心论反映亚洲人视阈中的现实，在反思欧洲范式的缺失与偏见、完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2000年之后也有了局部的整合。许力生全面总结国内跨文化语用、跨文化语篇以及跨文化能力的研究成果，阐述他对这些议题的独到见解。张红玲对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因素进行了综合性讨论。此外，林大津与谢朝群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际》、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严明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等都对现今学界影响较大的理论做了评介。李炯英和张向阳等对中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回顾。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理论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本土原创性理论与学派仍未形成。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跨文化交际学依附于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的尴尬境地。
一、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理论资源
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80年代，至今仍然影响深广。就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哲学文化而言，现在虽然进入了21世纪，但至少目前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还没有出现更新的哲学流派。后现代主义迄今仍无统一的概念，其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18世纪以来工业化的产物，它以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博爱、绝对、统一性、一体化，以及经验性和终极关怀为基本特征许多学者提出，现代主义可以从社会经济的、文化的和艺术的方面加以界定，其中在文化精神维度上，“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以数学、物理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理论，以及由启蒙主义引发的哲学中存在的理性精神和历史意识。后现代主义也可以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加以理解。在社会经济方面，后现代指的是以信息传媒、后工业社会、“饱和的社会”等特征为主导的新时代;在文化方面，后现代指的是一种反理性主义、反中心、反主体性的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一种有着统一宗旨的哲学或文化流派，而是一种精神气质，其主要体现为对一切崇尚中心、秩序、总体性的理性体系的反叛，对不确定性、异质性文化的尊重与追求。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并不是全部否认理性、科学，而是为了破除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绝对确信和盲崇。同时，更强调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实现对现代主义哲学的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同那些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哲学思想一样，它的精神实际上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最终将成为人类的存在的构成因素。
后现代的文化将不仅表现在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和抨击上，也反映在对人性光明面的歌颂和鼓励上，还体现在对真理的认识和正义的扞卫上，更呈现在对文明人格的塑造、思想境界的升华、精神情操的陶冶、生活信念的鼓舞、人类光明前途的憧憬上，而并非完全是“尽善尽美的自欺式幻想”。即便是后现代主义的“游戏”观点也有合理的成分，游戏反映出了“自由、愉快”的人类本性。尽管后现代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在今天也许才刚刚开始，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后现代心理学是指近20年来西方心理学中出现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取向。这种后现代主义取向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如建构主义心理学、解释学心理学、解构主义心理学、女权主义心理学、后认知主义、后实证心理学和话语心理学等分支，在这些不同的后现代心理学的分支流派之间均存在着许多对立与冲突，但也反映出了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普遍试图以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重新阐释心理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等基础性问题，从而能为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基本支撑点。后现代心理学在哲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建构实在论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本体论思想；在科学认识论方面，无论是批判性的后现代心理学，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心理学，他们纷纷以有机整体观、生态科学观为武器，试图实现“世界的返魅”，再现“科学的魅力”，进而建构起一种内生性的“真善美统一”的后现代世界观与科学观;在心理学领域，后现代心理学不断通过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赖以立足、发展的理由及方法进行深入反思、追问和判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离散式的理论格局，重新解释与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心理学的知识观、真理观和意义价值论，特别是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流派在知识论和认识论领域所开创的“后继认识论”，更是在理论心理学的层面上对以科学主义为代表的实证心理学及认知心理学的一种有力否定与超越。
长期以来，现代主义的理性科学观点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在心理学的学科共同研究纲领中，“自然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实证心理学，已经成为“现代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现代主义取向的心理学认为，只有走近代数学、物理学的科学之路，才是心理学发展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因此，创建心理学的先驱者们相信，通过科学的方法最终能揭示人的心理活动方面的“真理”。于是，倾心于自然科学化便成为多数心理学家的梦想。即便是当代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在相信科学、相信客观真理方面，也与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是一致的。为了实现科学化梦想，心理学一直期待着有自己的牛顿、达尔文式的科学巨人的出现。因为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虽然于1879年建立第一个实验室，这一事件曾被誉为“科学心理学”正式摆脱哲学、走上自然科学道路的标志，但冯特所开创的心理学实际上是二元型的“新科学”：第一种是哲学的心理学，第二种则是半科学的心理学。正如我国已故着名心理学家潘菽所讲的那样，心理学独立之后的“半科学的心理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至今也未能发展为纯正的科学，因为其所有的问题还未能脱离旧时哲学的影响。即使是实证心理学，其出发点都是在沿习某种哲学，它们都要先采取一个固定的哲学观点。现代主义的实证心理学从反哲学出发，又走向了竭力维护自己的另一种哲学的发展道路。
西方不少思想家对现代心理学的这种极端“科学化”做法早已进行了尖锐的间接的批判。例如，马克思便曾指出，孔德、马赫的实证主义是“肤浅的经验主义”。列宁也批判过心理学的创始人在哲学上是“侏儒”、一只“跳来跳去的老麻雀”。与冯持同时代的哲学家胡塞尔更是明确指出，在自然主义观点中的“悖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时的科学心理学。胡塞尔说，19世纪中叶，“通过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心理学，为了将意识现象作为经验科学的考察对象，尝试着要进行意识的自然化，探究存在于其中的因果法则。但是即使仿照物理的、化学的手段，采用精密的实验方法，由于心理学家们甚至‘连实验方法的诸前提是无法凭借实验心理学自身来建立基础的’都没有认识到，因而如果勉强要建立这一基础的话，那心理学就只能是陷入悖论的循环。在胡塞尔看来，对于心理学而言，现象学方法具有优先性。因为只有依靠纯粹的意识分析科学的现象学，才可以使心理学获得科学的基础。
后现代心理学中最为值得关注的一大思想资源，无疑是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科学观、知识观和真理观的系统性反思和批判。现代心理学主流范式的基础性前提是科学中心论的实证主义，而有关知识、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问题，既是现代主义心理学发展的立足性基础前提，也是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性理论与建构性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现代主义的心理学重视科学与知识的客观价值，强调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真理、逼近真理的惟一方法和途径，实证的科学方法最终能揭示真理及规律。后现代心理学则对现代心理学的这种科学观与认识论发起了攻势强劲的批判与否定。后现代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知识、概念和理论完全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一切知识和真理均不是必然的、普遍的，而是特定的和情境性的;知识不能、也不需要被认为是“真理”,一切所谓的真理都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知识永远是某种角度的知识，知识的情境性远远甚于普遍性;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而不是惟一的;知识发展的根本目标不是效率，而是保证人类的公平和正义;知识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民主的、参与的和分享的，而不是权力的、垄断的和支配性的；知识的学习与传授，应该是情境的、价值的，而不是程序的和方法的。后现代心理学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技术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自然科学技术的公共语言也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形式，因而不再应该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和社会特权，它只应该是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一元。
后现代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重要批判性理论资源是对目前在心理学界盛行的另一种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一认知心理学的批判。现代认知心理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假设是物理符号加工系统，即主张物理符号系统类似于人的心理表征机制。后现代心理学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认知机能主义的核心假设。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格根等人提出，在人的头脑中并不存在着一种心理表征的机制，或是“认知魔殿”、“认知小鬼”。人的心理活动的实质不是“心理机制”，或表征系统，而是“话语”、“技能”与“能力”等方面的个体自我建构活动。即使是与认知心理学关系十分密切的认知建构主义学派也批评了经典信息加工理论中的“表征”核心概念，例如格拉斯费尔德等人便指出，知识并非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抑或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它只不过是一种解释和假设，而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被革命掉。科学知识被个体接受之前对其而言“毫无意义”，一切外在知识信息的输入，只有经过个体的主动加工、转换与建构，才具有客观的价值意义。后现代心理学在坚持以批判为先导的前提下逐渐发展并建构起了自己的元理论基础。
二、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建设性资源
有的论者认为，西方后现代心理学“就其本身的理论层次及理论穿透力而言，它所触及的领域要远远超出了整个心理学，它事实上是一种新的知识论，是科学研究的元理论或者元话语。”[6为了更好地考察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的精神资源，有必要从元理论的视角对之进行扼要的阐述。所谓元理论是指以某一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探索对象的研究取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许多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中出现了一股日新月异的元理论化研究运动，这标志着社会人文科学整个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及反思自身学科时代的到来。元理论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建立理论的一般出发点，规定着学科在某些问题上建立理论的方向。元理论化发展趋势目前已被视为社会人文学科理论建设的一个新的发展途径。在一些学者看来，元理论乃是获得对理论深入理解的新方式，构建新理论的序曲，形成超越的理论视界的资源。从元理论视角来看，后现代心理学对的心理学元理论贡献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核心假设？社会认识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既反思质询“什么是心理学”或“心理学的知识是什么”一类的认识论、知识论问题，也同时注重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起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的中心观点”。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心理学的概念、理论不是知识的客观性的积累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知识的建构过程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因此，语言规则是科学事实产生的语言前结构。语言本身是社会现象，其意义依赖于语境，语言规则包含着“文化生活的模式”。一些学者总结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建立其“社会认识论”元理论的四个原则:一是话语知识论原则。后现代主义对知识的建构之关注的焦点从传统二元认识论的主观？客观、心？物世界的关系的探讨，转移到了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之分析，从人们头脑中的命题转移到了人们所说的语言中的命题，话语成为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二是知识社会关系论原则。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首位，这种关系正是在微观社会层面上行为相互依赖的范型，而没有必要像传统二元论者哪样追究人的心理如何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世界。知识或语言是社会文化和主体间交往的产物，其产生并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情境之中。三是知识语言的经验性、参与性原则。它主张知识由过去的经验所构成，个人从内心解释外在的经验，进而对这些经验产生深刻的意义。知识的理解只能由个体基于自己的经验和信念背景而建构起来。四是主动建构性、实践性原则。许多建构主义者普遍重视“活动”，即创造性的形成性的、建构性的自我再生产的自我维持的活动。
也有的学者从元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了“心理学的知识性质’。赫波得指出，后现代心理学在元理论水平上对心理学的知识话语系统进行了8个方面的分解：（1)心理学理论中的心理话语是用其他心理话语来解释、表达和规定的。（2)—种心理学的理论，不过是由一系列相近的语词、定义组成的。（3)心理话语将还原为一组扩展的重复话语，多属于无谓的重复和赘述。心理学的语言在典型特征上，类似于数学上的命题，是可以被理解的。（4)心理学的语言陈述中的合理部分只不过是表明，在刺激世界与心理话语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功能关系。（5)心理学的理论存在于语言沟通、协商过程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学科专业术语本质上是由沟通中的协商所决定了的。（6)心理学的语言习惯的约定来自于语言的前结构被随后普遍化为“科学事实”。（7)心理学公共语言中的事实含义，以及不规则的异例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用来表达相关内容的命题形式。(8)对心理学语言的规范，实际上是促使能够变成清晰的语言陈述习惯，也预示着对某些事物的研究特征‘能够被理解”。
(二)后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也相当关注“怎么做”一类的方法论问题。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不习惯于使用方法一词，但有时他们也用近似于方法论的术语来讨论科学、真理与知识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所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后现代的方法论是后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的，他们甚至声称，就方法而言，“怎么都行”。同时，作为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科学方法”的替代者，后现代心理学主张这样两条方法论途径：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解释和解构，其中“解构”注重否定的批判能力，“解释”则侧重表达某个积极的观点。在现代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的领域中，解释的特点受到严格的规定:寻求协调、追求对真理的统一，而不是寻求各种方案的扩大和增加。可在后现代心理学的解释理论内，解释已经不是深入根底的追求真理的活动，而只不过是一种起中介作用的个体化理解形式。所有的文本意义，所有的解释，都是无法确定的。所有的解释都是等价的，他们拒绝让某个陈述高于另一个陈述。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将话语分析方法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认为话语分析方法并不亚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与这种基本方法相关的方法还有访谈法、叙述一写作法、介入观察、协调理解、争论研究等方法。他们还创立了Q方法，主张将主观性纳入人的行为分析当中，并对其进行测量。
(三)后现代心理学的实践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也涉及到了心理学的实践论问题。实践论是与方法论相并联系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即“如何去做”之类的实践应用问题。这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已经超出了元理论的既有研究内容，但是实践论题本身的重要性也迫使元理论研究对于实践问题不得不对理论的应用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因为如果任何形而上学的元理论是无用的，那么，后现代心理学对于科学的一般性质和结构之类议题的讨论，同样也是多余的，或者是无用的。而倘若一个心理学理论问题的解答是有意义的，其必然是人类实践所必需的。因此，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基础性问题的反思和探讨，也理应涉及元理论的实践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讲，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即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而后现代心理学也强调自己是关注日常生活世界和实践操作的心理学。正如建构主义者波特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有利于心理学实践向这样4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促进语言的意义与功能的转变;二是从个体中心模型向关系模型转变;三是从客观世界向社会建构世界转变；四是从经验实证向话语分析转变。波特还批评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心理学，认为其至今仍未能将人的实践活动概念化，未能认识实践的行动定向和协同来建构其功能，也未能说明实践如何通过人的分类、公式化及定向活动获得意义。话语心理学集中强调了自然情境中关于现实和认知的“文本”的产生过程，这种文本是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后现代心理学者看来，作为一种思潮、一种理论的后现代心理学，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承认。不过，这种所谓的“新的心理学样式”进一步的发展目标则应该是对自己的学科和职业实践活动有所贡献。正因为如此，当前西方后现代心理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对于文化实践的心理学作用问题，以便为心理治疗、咨询、教育、测量和组织管理工作等心理学的传统职业活动提供服务。近年来，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心理学理论不仅在教育领域发挥了观念先导、实践操作的支配性作用，同时，后现代主义的心理治疗与咨询模式已经出现在家庭疗法、叙事疗法、交往互动疗法等职业实践中。“后现代心理学作为一种理论，不但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能够使心理学的社会职业实践有所丰富。
三、对后现代心理学精神资源的初步评价
在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在元理论上的学术贡献的问题上，目前学术界分歧很大。肯定者认为，后现代心理学所提出的社会认识论这一理解方式，解构了传统心理学的基石，它一方面为重新理解和审视传统研究模式和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基点，另一方面则又同时打开了通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门扉，进而在心理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取向，正在兴起一场理论革命。因此，应该欢迎后现代主义这种与西方传统上不同的探讨真理的方法，应该给不同的视角以同样的尊重。国内学术界甚至有人认为，后现代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主义造成了一次反映论的革命。后现代主义无论对于推进人类认识，还是社会实践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启发、批判和开放的作用。但是，否定的意见则更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史密斯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只能在心理学的人文领域等边缘地带发挥作用，而在核心的自然科学领域则毫无市场。后现代主义对自然科学范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冲击，其破坏了来之不容易的现代心理学共同体所建立的基本信念。当然，后现代心理学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饱和的后工业社会、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新探索，其本身也正在处于发展及完善之中，因而要对它的理论精神资源做出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评价尚为时过早，但目前至少可以得出几点初步的结论：
首先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性精神资源能够促进心理学科自身的不断反思与进步。从学术意义上讲，怀疑、探索、反思与批判，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内在生命力。反思批判精神是开辟真理、推动科学进步的有力思想武器。在现代及后现代科学知识的研究积累、探索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批评与喝采同样重要”的发展规律。有时批评的声音、批判的视角，恰恰是扞卫人类进步事业的充分必要程序。因此，真正的科学研究从不害怕自己被否定和超越。任何科学研究并非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变成了绝对真理，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如果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对已有的研究对象或研究成果偏爱有加，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会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新教条。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任何科学研究，只有在坚持以批判为先导的前提下，才能发展并建设起新的理论。毫无疑问，西方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精神是当代心理学发展所需要的一种科学品格及精神。也正是在批判性研究的发展中，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才得以形成、发展乃至实践，进而使其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中，走向了对现代性形态的建设与重构的发展阶段，从而使当前西方的后现代心理学迈上了一个“后现代与现代特性相共存”的新的发展平台。就心理学的理论的建设性需要来看，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元理论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最后根据，作为基础性的心理学元理论需要经常反思自己学科的基本问题，以便重新整合与发展自身。为了同人类知识、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相衔接，心理学的学术理论研究不断地面临着基础问题的重新组合的强大压力。而后现代心理学正是基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对心理学中的许多重大学科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探索和创新。后现代心理学并非完全是反知识、反科学、反技术的基本本体论形态，而是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强调通过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
其次，后现代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思想在理论上丰富了认识反映论的实质性内容。从认知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变是当前西方心理学基础理论核心假设转换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后现代心理学中的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贡献最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识的确是对外部信息的加工，没有外部的信息，认识就无法形成。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人的认识何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又必须到心理的建构和反思中去寻找，也就是需要从认识的社会性、文化性、语言性、能动性和经验性等方面加以阐释和澄明。以社会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心理学研究取向，从心理基础、生理机制和语言方面深入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具体机制，比较深入地揭示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主体的认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即认识过程中主体的内源性因素，这是对反映论的具体化和深化。因为反映论与建构论是现代认识论中的两个不同的层次，在后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建构论中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成分。当然，西方后现代心理学中的建构论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建构论而非客观建构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内在分歧。过分地高估后现代心理学的建构论与反映论的一致性，也是不正确的。
1．塞尔心智哲学的萌芽和孕育
塞尔在其恩师奥斯汀(J．L．Austin)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把自己的观点，即“言语行为是由语言规则构成的”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的意义是受到规则控制的”，阿尔斯通提出“句子意义存在于成套的规定性规则中”，格赖斯认为“意义分析就是为了被理解的”等相结合，创新提出了新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塞尔的新的言语行为理论中，对语用力量七种要素的考察和“适应方向”都涉及对心智的分析，已经含有心智和认知的因素(蔡曙山，2008:45－46)，言语意义分析中的心智分析逐渐突出和明朗化(张媛，2012:99)。在塞尔看来，“言语行为理论开启了心智哲学的研究，因为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是同一学科的分支”(蔡曙山，2007:9)，可以被认为是塞尔心智哲学的孕育和开始。塞尔从言语行为(1969)的研究转向意向性(1983)的研究，是基于语言，尝试将哲学问题与认知科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其论著《意向性:心智哲学论文集》(In-tentionality:AnEssayinthePhilosophyofMind)的问世就是他从语言哲学转向心智哲学研究的标志，也代表着50多年来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印证了20世纪中叶以来英美哲学发展从语言到心智和认知的主流。
2．塞尔心智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在对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这两个领域完成创新性研究以后，塞尔继续坚持对哲学和认知奥秘的探究，开始转向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涉及意向性、心智和意识、人工智能等研究领域。1983至1984年塞尔陆续出版了《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和《心智、大脑和科学》(Minds，BrainsandScience)(1984)两本学术论著，被认为是他的两本学术代表作，为塞尔转向心智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塞尔心智哲学的正式形成的标志。2004年塞尔另一部重要的学术代表作《心智:简介》(Mind:ABriefIntroduction)一书问世。在该书中，塞尔将神经科学引入了意向性研究之中，进一步推进了意向性研究，完成了其哲学的认知转向，形成了“心智—语言—世界”新三元结构的世界观和语言观。在塞尔心智哲学形成和发展时期，他对心智哲学领域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心智的重新发现》(TheRediscoveryofTheMind，1992)、《意识之谜》(TheMysteryofConsciousness，1997)、《心智、语言和社会:现实世界的哲学》(Mind，LanguageandSociety:PhilosophyintheRealWorld，1998)、《行为中的理性》(RationalityinAction，2001)、《意识和语言》(ConsciousnessandLanguage，2002)。在这诸多的研究成果中，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就是“意向性理论”(TheTheo-riesofIntentionality)和“中文房间论证”(ChineseRoomArgu-ment)。
2．1意向性理论无论是在早期的分析哲学还是语言哲学研究领域，塞尔一直关注对意向性问题的研究;而在他转向心智哲学领域后，意向性问题的研究更是被他定位为该领域的核心研究论题。他(1983:1－3)在《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文中赋予了意向性明确的定义和结构，认为意向性是心智关指世界的能力，即“意向性是指某些心理状态和事件的特征，是心理状态和事件指向、关予、涉及或表现某些其他客体和事态的特征;意向性是有针对性的，只是某些(并非所有)心理状态和事件具有意向性;意向性有别于意识，许多意识状态并无意向性，而有些意向性状态却可能是无意识的;意图只是意向性的一种形式，并没有特殊的状态。”塞尔意向性理论的主要观点以及对意向性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主要发表于《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和《心智:简介》，这两本论著是当今学者公认的塞尔心智哲学的两本重要学术代表作。虽然前者仍留有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痕迹(蔡曙山，2008:46)，但从该书的内容介绍就可以看出他对意向性问题的探讨还是存在明显的区别。该书共分10章，第一章分析心理状态的意向性;第二章研究感知的意向性;第三章探讨意图与行为的关系;第四章讨论意向因果性(这是理解感知和行为的前提);第五章为对非表现的心理能力的背景研究;第六章塞尔从意义的角度讨论了语言意向性与心理意向性之间的关系;第七章详细论述了带有-t和带有-s的两种特殊意向的关系;第八章和第九章塞尔根据前几章提出的理论，对当前关于指称和意义理论的集中有影响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对索引表达式、自然类术语和专有名词的意向性思考;第十章从意向性和大脑的关系角度，提出了针对传统“心身问题”(mind-bodyproblem)，也即“心脑问题”(mind-brainproblem)的解决办法。塞尔坚持认为，语言哲学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言语行为表征外界客体和事态的能力是具有生物基础的心智(即大脑)能力的延伸，心智能力通过人的信念、欲望等心理状态，尤其是通过人的行为和感知将生物体与外界联系在一起，它们由大脑过程引起并在大脑的结构中实现。因此，意识和意向性也是人的生物体的一部分，要正确解决心身问题，就需要正确认识它们的生物本质，而不是否定心理现象的现实性。在《心智:简介》一书中，塞尔对意向性问题进行了更深刻的论述，首先表现在其立场的选取上。在该书的第六章，塞尔(2004:159)指出，“在心智哲学中，意向性问题是仅次于意识问题的又一个被认为是一个困难的，也许相当困难的问题。意向性问题就像是意识问题的一个镜像。”这样，塞尔就从心智哲学的立场开始研究意向性问题，包括三个方面:(1)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2)假设意向性状态是可能的，那么其内容又如何确定;(3)意向性整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Searle，2004:161)
第一，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塞尔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大脑为什么会产生口渴的感觉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解释。“感觉口渴是有一种喝水的愿望。当Ⅱ型血管紧张素(AngiotensinII)进入下丘脑里面时，它就会引起神经元的活动，而神经元的活动最终会产生一种口渴的感觉，从本质上讲，就是产生了一种意向的感觉。意识和意向性的基本形式是由神经元的行为引起并在大脑系统中实现，而大脑系统本身就是由神经元构成的。通过神经元和大脑过程来解释口渴的意向，同样适用于解释饥饿、恐惧、知觉、愿望以及其它意向是如何产生的。”(Searle，2004:164)所以，塞尔认为，“一旦我们把意向性问题从抽象的、精神的层面放到真实的动物生理学的具体层面，意向性问题也就不神秘了，为此，关于动物如何可能具有意向性的状态就不再是什么难解之谜了。”(Searle，2004:164)而对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意向性又是如何可能呢?塞尔是这样回答的，“对事物的关指或者思考就是一种表征，而对这一概念的表征并不要求被表征的对象客观存在或者与表征本身具有某种直接的邻近性”(Searle，2004:165)。
第二，意向性内容又是如何确定的呢?意向性内容分为宽内容和窄内容，前者指与意向性状态主体所处的环境相关的内容，即心理状态的内容受环境的影响，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后者则指单纯由意向性主体头脑中的状态和性质所决定的内容(田平，2000:164)。现代西方哲学在意向性内容研究上的观点主要有两种:外在论和内在论。而外在论与内在论在意向性内容研究上的分歧正好体现在对宽内容和窄内容上不同的立场。持内在论立场的人主张，意向性内容是窄的，即意向性内容取决于意向性主体头脑内部的性质和过程，而不依赖于主体所处的环境;外在论者则坚持至少有一部分意向性内容是宽的，意向性内容与意向性主体所处的环境相关，环境的事物、事态、性质、关系是确定意向性内容的决定性因素。塞尔坚持内在论的意向内容立场，认为意向性内容就是心智，是对外界客体和事态的关指，意向性通过表征外界的各种特征将意向性主体与外界联系在一起(Searle，2004:179)，而心智决定一个客体通过一种表达式或其他形式的思维内容被关指所必须满足的条件(Searle，2004:182)，意向性状态的内容取决于满足条件，而满足条件总是表征于某种特征，受意向性状态的内容决定，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循环性的相互决定(Searle，2004:190)。
第三，意向性整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塞尔认为，“意向性结构包括命题内容和心理模式、适应方向、满足条件、因果自我指称性、意向性网络与前意向能力背景五个方面”(Searle，1969;Searle，1983;Searle，2004)。前三种意向性结构是对他自己在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性研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前语言意向性和言语行为的共同特征，其共同特征证明了意向性是语言哲学的基础;而后两种意向性结构是塞尔的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成果。他是这样描述意向性结构的，“当我们逐渐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时，当我们下定决心参与某种行为过程时，当我们感受那繁星满天的夜空时，当我们突然回忆起童年吃玛德琳蛋糕的经历时。”(Searle，2004:174)所以，在塞尔看来，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意向性的形式结构实际上就是我们思想生活的结构，故，为了理解生活，我们必须理解意向性的结构。除此之外，塞尔还探讨了意向性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论题:意向性与因果性的关系。在《心智:简介》一书中，塞尔将意向性研究与神经科学结合起来，从意向性分析的角度回答了心身问题，并以图示的方式表征了心理因果关系(见图1):。图1的认知假设是“心智只是大脑的生物结构(在系统层面)的一个特征”(Searle，2004:210)，正是基于这一核心思想，塞尔创造性地发展了意向因果性的理论:神经活动可以引起并实现行为意向，生理变化可以引起并实现身体运动;行为意向引起身体运动，神经活动引起生理变化。因此，我在意识上要举起胳膊，那么我真的就能举起来(Searle，2004:206)。后来，塞尔发现，虽然图1在教学法上有用，但它容易让人产生“意向在神经之上”的误解。为此，塞尔给出了一个在他看来也许更好的图示:意向存在于整个系统之中而不仅仅是在系统的上部(见图2)。
2．2中文房间论证塞尔对心智探索的另一重要学术成果就是“中文房间论证”。对“中文房间论证”首次提出是他1980年发表于《行为与脑科学》杂志上的《心智、大脑与程序》(Minds，BrainsandPrograms)一文，之后他在1984年出版的论著《心智、大脑和科学》(Minds，BrainsandScience)中对“中文房间论证”做了详细的论述。“中文房间论证”的提出，在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驳斥了“强人工智能”和图灵测试，成为了人工智能的一个新标准，这是对包括图灵标准在内的已有人工智能标准的挑战，比图灵标准更有意义(蔡曙山，2001:19)。塞尔的“中文房间论证”的核心是一个想像的人模仿计算机，类似于图灵的纸机。该论证其实是一个思维实验(Searle，1980;Searle，1984):塞尔设想自己根本不懂中文，被锁在一个有两个缝的房间里，里面有装满中文符号的几个篮子、一些纸片(scratchpaper)和一本英语操作规程(arulebook)，这本操作规程可以用于中文符号转换，而符号转换纯粹是通过句法而不是通过语义。运用这本操作规程，塞尔把从房间外通过第一个缝传进来的那些中文符号转换为另一些中文符号写在纸上，并通过第二个缝将这些新的符号传递到房间外面。对于只懂英文的塞尔来讲，从房间外传入的中文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但对于房间外的中国人来讲，这些中文符号是具有自身涵义的:从房间外面传入的那些中文符号被认为是问题，而经过塞尔转换之后从房间传出的那些中文符号则被认为是提供给这个问题的答案，因而，他们便认为塞尔是懂中文的。然而事实上，屋中的塞尔只不过是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计算对符号进行了转换，但他根本没有理解其中的中文问题。在“中文房间论证”实验中，塞尔就是那台对中文符号进行转换的计算机，那本操作规程就是程序;从本质上说，整个过程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理解，只是进行了一段计算机程序模拟:输入一段中文字符程序运算输出另一段中文字符。计算机程序本质上是形式化(句法化)的，它不足以具有人类心智的意义理解或意向性活动。可见，模仿心智和拥有心智是有区别的，拥有正确的程序并不等于拥有心智，批判了强人工智能的观点“正确的模仿就是心智以及心智就是大脑中植入的计算机程序”。在《心智、大脑和科学》一书中，塞尔概括了“中文房间论证”的逻辑结构，以展示“中文房间论证”的有效性，用于回答“计算机能思维吗?”这一命题和各类强人工智能的回应。该逻辑结构包含四个命题:(1)大脑引起心智;(2)句法不足以构成语义;(3)计算机程序完全是通过其形式，即句法结构来定义的;(4)心智具有心理内容，确切地讲，心智具有语义内容(Searle，1984:39)和四条结论:(1)任何计算机程序自身不足以使系统具有心智。简言之，程序不是心智，程序自身不足以具有心智;(2)大脑功能产生心智的方式不能仅仅靠操作计算机程序的方式;(3)其他任何产生心智的事物应至少具有与大脑产生心智同等的因果力;(4)对于任何我们可能制作具有相当于人类心理状态的人造物，仅靠操作计算机程序是不够的。这种人造物必须具有相当于大脑的能力(Searle，1984:39－41)。该逻辑结构隐含了两个论证要点:一个是主张要点:主张人工智能事物至少具有大脑产生心灵的因果力;另一个是批判要点:批判将语法等同于语义、程序等同于心灵(王佳，2010:37)。同时，该逻辑结构还包含了两种论证形式:逻辑论证和经验论证。塞尔(2002)在《“中文房间”中的二十一年》(TwentyOneYearsintheChineseRoom)一文中强调，“中文房间”的有效性始终依赖于它所隐含的两个逻辑真理:(1)“语法不等同于语义”;(2)“复制不等同于模拟”。逻辑论证和经验论证这两种论证形式就是从以上两个逻辑真理推导出来的。从逻辑论证角度看，其有效性依赖于“语法不等同于语义”，这为“中文房间论证”中的批判要点提供了支撑;同时，从经验论证角度看，其有效性依赖于“复制不等于模拟”，这又为“中文房间论证”中的主张要点提供了支撑。塞尔的“中文房间论证”实验区分了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使我们坚信人类的心智能力和进行心智研究的必要性，是当代心智哲学不可或缺的哲学论证，驳斥了强人工智能的观点，对功能主义、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为当代心智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人工智能乃至整个认知科学发展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结论与启示
塞尔心智哲学的认知发展历程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萌芽和孕育阶段和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形成和发展两个重要阶段。其言语行为理论开启了心智哲学的研究，被认为是其心智哲学的萌芽和孕育;而“意向性理论”和“中文房间论证”是他在心智哲学领域研究的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发现和成果，为其心智哲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塞尔心智哲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成果，是在认知科学，特别是在脑科学和神经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建构的—个与人相关、与人的身体、大脑和心智紧密相关的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新的认识世界、探索心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心智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前景广阔。虽然从生物学上讲人类的大脑与四万年前没有两样，但是文化的进化已经引起了现代大脑工作方式的急剧变化(Kellogg，2013:31)。认知科学经过近40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急剧变革和不断重组的新阶段(徐盛桓，2010a:84)，对大脑是如何工作以及大脑又是如何产生心智、语言与大脑和认知的关系、心理与认知的关系、人工智能如何解决机器智能、如何认识心身问题、意向性问题等等与人自身有关的问题的探索也越来越深入，并要求做出回答，作为在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建构的心智哲学，其研究也就有了更大的推动力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正如塞尔所描述的那样，“如果说20世纪的第一哲学是语言哲学，那么2l世纪的第一哲学则是心灵(智)哲学”(于爽，2009:126)。
科学心理学自1879诞生以来，历经众多学派的竞争与融合，发展到当代，认知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生物科学、神经科学、医学、哲学等学科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成为当下心理学发展的主流。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体系内容心理学到目前的认知心理学，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心理学已历经内容心理学、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其中夹杂的大大小小的理论思潮也很多，其中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认知心理学被称为心理学的四大势力，其影响持续至今（舒跃育， 2011）。但是，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进步，心理学学科体系自身的不断拓展，以及心理学与多学科的相互交融，心理学发展之势势不可挡，其中发展正盛的认知神经科学最有可能成为心理学的“第五势力”。在后现代与多元文化背景下，心理学学科体系加速分化，美国心理学会（APA）目前在册的就有53个心理学分会，每一个分会几乎都可以主导一门学科的发展，就我们所熟知的，近年就兴起了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社区心理学、生态心理学、环境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现象心理学、认知神经心理学等（叶浩生，2003），这使原本就不很清晰的心理学体系新增加几分凌乱。
心理学目前的多学科分支的现状，是心理学高度发展的结果，还是心理学分离和破碎的预兆。张海钟和姜永志（2010）认为，学科分化是心理学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物理学这样的成熟学科就有数十个分支学科，相比较而言心理学并不多。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斯塔茨（Staats， 2003）则认为，学科过度分化是心理学分裂的预兆，这样的分裂现状，使科学心理学很难形成真正的科学共同体，难以形成如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所说的统一“范式”（Paradigm），使心理学成为一门常规科学将成为泡影，心理学终将难以摆脱前范式科学形态的命运。斯塔茨（1996）曾指出，“每一门科学都得经历一个从不统一到统一的转变过程”，他注意到在自然科学方面，这种转变以极高导致了在理论、方法和哲学上的相当多的一致性，而行为科学却是分裂的，因此，他试图利用实证主义方法论将心理学整合为统一科学心理学，但是舍弃人文的心理学注定是不圆满的，这一整合注定了失败的结局。那么，心理学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呢？心理学是在发展还是在倒退，心理学的历史是否有一个类似于规律的法则来引导学科发展，或者说心理学发展的模式和方向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澄清会让我们对心理学的现状有一个新的认识。以下我们将看到争论最多的三种心理学史发展模式，同时，立足于当下后现代和多元论的观点，我们提出心理学的多元论发展模式，作为第四种模式，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
2心理学史发展的传统模式
2.1循环发展模式及其评析
每一种发展模式都是一个规律的生成，循环发展模式（Cyclical development model）认为历史就是重复自身，起落消长，无尽往复。王国由盛而衰到再次兴盛，知识的停滞与知识的重新发现都是循环往复的。最早的循环论者应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阿那克·西曼德，他认为，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是无限与无形的，他命名为“阿派朗”，意思是“无边无界”，他认为宇宙的每一事物都要经历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循环变化过程。在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为循环发展模式提供了佐证。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论认为，范式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一门学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可以称之为科学，任何一门学科在没有形成范式以前，都处在前范式或前科学时期，科学工作者各自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待经过讨论形成统一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于是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因此，他认为科学发展是四个阶段的往复循环：即前科学时期（前范式）→常态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时期→常态科学时期……。库恩认为，当新范式战胜旧范式就标志科学革命时期的结束，而进入新的常态科学时期。在新的常态科学时期，新的范式成为该学科的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科学研究在新范式的引导下继续积累式的前进。但到了后来又出现新的反常，陷入新的危机，引起新的科学革命，并实现从新范式到更新范式的转变，进入更新的常态科学时期，科学的发展模式就是通过这几个环节不断循环往复不断前进。与库恩同一时期的另一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中，同样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认为科学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即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研究纲领证伪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拉卡托斯的这个模式不同于波普尔的不断革命模式，它既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过程的质变，也体现了它的量的进化（夏基松， 2010）。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出发，心理学史的发展也遵循这样一个往复循环周而复始的规律。从地域人格的形成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循环，姜永志和张海钟（2010）就发现，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将导致人们适应环境的差异，对环境的不同适应会逐渐内化为区域文化内的一种习惯、思维，最后生成一种区域性文化，不同的区域文化因差异不同，而形成不同区域的文化心理特征，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的表征方式外显为区域文化心理行为，这种行为又会使人们对区域地理环境进行改造，即区域地理环境→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心理→区域文化心理行为→区域地理环境→区域文化心理……，这是区域地理与人格生成的循环往复过程。另外，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的循环模式，意识或经验是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初唯一的心理学研究对象，在构造主义心理学和机能主义心理学时期，意识仍旧是心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自从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1913年在《心理学评论》发表《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之后，心理学彻底的将意识排除在心理学之外，将外显的能够测量、重复和量化的行为作为心理学唯一的研究对象，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持续影响整整持续了半个世纪，其很多观点仍被认知心理学所沿用。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认知心理学使 意识重归心理学领域，意识的回归是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又一次循环。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意识与行为成为当代心理学都涉足的研究领域，认知神经科学致力于寻求意识与行为的神经生理基础。这种循环其实并没有停止，每一次循环只是达到了暂时的平衡，即达到了库恩所说的常态科学时期，或者拉卡托斯说的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但是，每一次循环都会从之前的发展过程中吸收新鲜的东西，并将其整合到现有理论中来，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进步，这是该模式最易被接受，也是最具解释力观点。
2.2线性发展模式及其评析
线性发展模式（Linear-progressive Development Model）认为，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是建立在先辈发现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人类的知识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就如实证主义先驱孔德说的一样，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和基础，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其暗含的假设就是只有被经验证实的知识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那么这种发展应该就是线性的发展。而波普尔（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哲学也承认了积累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发展模式是：（1）科学开始于问题；（2）科学家对问题提出大胆猜测，即理论；（3）各理论间展开批判和竞争，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筛选出逼真度高的理论；（4）新理论被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证伪，又出现新的理论。波普尔认为，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不断的否定之否定，是知识经验的不断累积（姜永志，刘额尔敦吐，2012）。孔德（Isidore Comte）和波普尔的科学进步模式直接影响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众多学科。
在心理学领域，或许这一线性进步发展模式更容易被接受。因为从心理学史的考察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佐证。如在心理治疗领域，这个过程就是一种线性模式，我国心理学家车文博（2010）在《车文博文集：西方科学心理学史（第五卷）》中认为，早期希腊思想将心理障碍看做是超自然的力量，后来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认为是体液失衡导致心理障碍并强调脑的作用，后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强调“中庸”的情绪反应是缓解心理障碍的重要手段，后来萨布科（Oliva Sabuco）认为情绪的自制促进了心理健康，后来皮内尔（Philippe Pinel）对精神障碍进行了分类，并认为有些精神障碍有神经生理基础，而有些精神障碍没有生理解剖基础，环境和生活方式对心理疾病的产生有重要作用，再到后来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人们通过现代测量技术来鉴别心理障碍，并通发展出了精神分析疗法、行为主义疗法、人本主义疗法、意象疗法等。现代心理治疗的诊断与治疗的发展，并不是突现的，而是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累积的结果。研究者也常常深有体会的认为，我们所做的每一项研究都是奠定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累积，如感觉、知觉、记忆等的每一次新的突破都是在对大量文献进行研读基础上，通过一次次实验得到的。在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之争中，所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心理学是否需要这样的实证累积，由实验数据组成的实证材料能否代表心理学的发展进步，实证积累的心理学能否促进心理学的统一？
这种线性进步的发展模式其实是每一个学科发展多必须要经历的，知识的产生都是逐渐积累的。心理学史的发展同样需要这样的早期积累，心理学史的每一本经典著作，都对促进科学心理学产生的各学科知识做大篇幅的论述，哲学作为心理学的母体、从来都是科学心理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直接供体，生理学作为对科学心理学具有重大影响的学科也成为了科学心理学最亲密的伙伴。正如维特斯特恩（Wetterstein， 1975）认为的那样，“在心理学领域，人们理解记忆、学习和感知过程等问题的知识有了显著增长”。但是心理学内部仍存在一些分支学科的领域，它们通常研究诸如人格或社会控制问题，其发展历史较为混乱，不容易根据线性进步模式来解释。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心理学历史的发展是否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总体模式，也许存在几种模式，一些符合循环发展模式，另一些符合线性进步发展模式。
2.3混沌发展模式及其评析
混沌发展模式（Chaos Development Model）认为，历史本身没有任何完全相同和普遍性意义。正如费舍尔（Fisher）指出的那样，“历史只不过是一出偶然发生的、不能预见结局的戏剧”（墨菲， 科瓦奇， 2010）。在历史中发掘的意义是我们强加于历史之上的意义，而不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意义。萨瓦（Sawyer， 2000）就认为：“撇开创造历史的人，历史不过是一个抽象、静态的概念，既不能说它具有客观性，也不能说它没有客观性，问题在于人们不了解历史的客观性却赋予其客观性”。因此，心理学的历史也可能是一种混沌的和不连贯的历史，科克（Koch， 1969）在《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连续的科学》指出，心理学在百年之后产生了大量的伪知识和无意义的思想[。科克认为，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可以被看做是“极力效仿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不断变化的连续体”，但是他又说，目前为止，心理学尚未找到一种适当的方法论来研究其独特的对象，还远远不能说明它是一门累积的、渐进的科学。
事实上，科学心理学在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过程，已经将心理学割裂了。按照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轨迹，科学的心理学是以实证主义为逻辑主线的，无论是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还是近年兴起的认知心理学，都主要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其哲学基础。传统科学方法论是以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假设，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现象是可以通过感官或借助于感官的延长工具可以客观把握到的，只有感官把握到的才是客观和真实的，否则是虚假的。实证主义立场的心理学其实揭示的只是人类全部心理现象的一部分内容，很多无法用经验证实的心理现象必须借助于非实证的研究（葛鲁嘉， 2008）。对自然科学过度的模仿，使心理学失去了本真，那些不能用实证方法研究的，但又对人的日常生活起着主导作用的心理现象，不应该被方法论无情的拒之门外。从这一视角来看，心理学的历史更多的是一部 实证科学心理学史，它缺少的是连续性的和综合性的关于人的心理的解读。因此，混沌发展模式占据的市场份额并不大，显然它也不能完全解释心理学的历史，毕竟科学心理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内容以及体系上，都具有循环和线性进步的特征，那究竟哪种模式更适合当下的心理学，更能揭示心理学历史的发展规律呢？显然上述三者都具有相对的适切性，但同时也有片面性。
3多元发展模式
以上每一种心理学史发展模式都不能完全解释心理学的发展连贯性，正如前面提到的，有些人更愿意接受心理学史的循环发展模式，另外有一些人更倾向于接受线性进步发展模式，甚至还有人认为心理学史部分上也是混沌的。理论的不统一往往都会陷科学于囹圄之中，在心理学这个限定的领域也一样。既然以上三种历史发展模式存在缺陷，那么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来看待心理学的历史。回顾对心理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早期学者，会发现很多学者都持有一种多元论，瓦伊尼（Weiner， 2010）在其著作《心理学史：观念与背景》中强调，苏格拉底（Socrates）就曾最早规划出一种多元论的心理学研究取向，强调行为具有多重原因，行为的原因不单纯是心理学、生理的或是社会的，而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而中世纪理性主义者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哲学视角也允许多元性和多样性在整体性中占有更重要地位，认为世界由无数独立的精神性的“单子”所组成，是无数单子的和谐的体系，这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现代机能主义心理学创立者詹姆斯同样是一位彻底的多元主义者，詹姆斯明确证实了分析的多重水平：分子的、生物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所有这些都是合理的，并且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和应用。他的多元论对他的心理学取向有几种含义，首先是方法学的，我们审视詹姆斯的著作，无论是心理学还是哲学，就会发现一种实用主义的多元论，其中方法学的观点起了辅助性的作用，詹姆斯是用了多种方法，显然是一位方法多元论者。二是在心理学对象上他的多元论也尤为凸显，他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基础问题与应用问题，宗教心理甚至超自然现象（方双虎， 2011）。早期学者的多元论思想，为今天心理学的多元论取向奠定了基础。
随着近几十年科学哲学的发展，后现代哲学成为支持多元论的主要阵地，后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反一元论，提倡多元主义，认同不同意见同时并存，共同繁荣。后现代哲学还接受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和“增生原则”，认为任何理论都有韧性，没有一种理论永远能驳倒另一种理论，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能判定一个理论好于另一个理论。我们再回到心理学分裂的源头来看，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实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文化霸权问题，即主张建立一种普遍性适用的实证科学和严格意义的实证科学，这种客观的研究范式确实给心理学研究带来了科学的地位，揭开了人类心灵的神秘面纱，操作主义使人类心灵越来越具有可操作化，提供了客观揭示和理解心灵的方式方法和有效的干预技术，合理的揭示了人类心理的一个侧面。
但是，这种客观研究范式所坚持的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没能完全的阐释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类心灵主观性。这种以实证主义取向建立的心理学实际上所持有的就是一种一元文化论，反对其他形态的心理学形式，反对其他文化中的心理学式样，这样难免忽略了其他文化中有价值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关于心理的解释。从美国心理学会（APA）53个专业分会来看，学科分化越来越细致，这样的分化是否阻碍了心理学的健康发展了呢？从目前的发展来看，这样的细化不但没有阻碍各心理学分会的发展，而且很多心理学研究领域还出现更多的交叉研究。从行政组织结构来看，在20世纪末，心理学已经同其他学科一样统一，甚至比某些学科还要统一，如，在生物学内部，我们通常能见到至少20个系，包括植物学、园艺学、畜牧学、林业学、动物学、解剖学、动物研究学、微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等。所以，心理学可能高估了其他学科的统一而贬低了自身的统一性。按照詹姆斯的精神，我们必须考虑学科统一的优势，但是我们也应该探索多元化为心理学提供的优势，一门新的理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会弥补心理学的分裂，同时又为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带来希望。
4小结
综上所述，心理学的历史并不是分化的历史，而是学科多样化、复杂化、丰富化、精细化的发展必然性。那么，心理学史的发展模式更可能会遵循这样一种多元论取向，心理学学科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分支学科不断增多、心理学研究越精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弥补了心理学的分裂，起码将其研究限定在了心理学的边界之内，阻止了学科分裂或被其他学科蚕食的结果。因此，对心理学史的解读，要站在多元论的立场上，持有多元发展模式（Pluralism Development Model）的观点。在心理学史的体系中，诸如机能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等几种典型体系被纳入到了当代主流心理学之列，而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等对当代心理学也产生着持续的影响，认知心理研究回归了意识的主体地位，同时对多元方法的重视也拓宽了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们对整个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变化仍会持续关注，但我们应该更倾向于采用多元论的视角，将心理学史的发展纳入到多元发展模式中来考量，客观公平的承认每一种心理学研究取向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性，这样解读的心理学史才会彰显心理学的当代价值。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 论 文 网专业写作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车文博. 车文博文集（第五卷）： 西方科学心理学史.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方双虎. （2011）. 论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科学观. 心理科学， 34， 1242-1246.
葛鲁嘉. （2008）. 新心性心理学宣言---中国本土心理学原创性理论建构.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姜永志， 张海钟. （2010）. 中国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整合探索. 心理学探新， 30， 3-6.
姜永志， 刘额尔敦吐. （2012）. 近代哲学与心理学的逻辑演进--基于语言哲学的发展脉络. 心理研究， 5， 8-12.
墨菲， 科瓦奇. （2010）. 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 林方， 王景和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一、本课题主要教改内容
本课题教改内容由三大板块构成:第一板块为“文学理论的审美形象化教学改革”;第二板块为“文学理论的审美情感化教学改革”;第三板块为“文学理论的审美意境化教学改革”。文学理论的审美形象化教学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文学理论的审美形象化教学之理念;文学理论的审美形象化教学之形式;文学理论的审美形象化教学之技法。文学理论的审美形象化教学之理念，即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以具有审美意味的艺术形象来释义文学理论课程中的专业术语、抽象概念和学术范畴;始终以具有审美意味的艺术形象来阐述文学创作和鉴赏规律;始终以具有审美意味的艺术形象来示范文学理论的运用方法。文学理论的审美形象化教学之形式主要包括:形象化的言语描摹形式、具象性的文学形象形式和艺术音像材料展示形式。文学理论的审美形象化教学之技法主要包括:课堂言语描摹之技法、课堂情境设置之技法、多媒体音像展示之技法、电脑动画展示之技法。文学理论的审美情感化教学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文学理论的审美情感化教学之理念;文学理论的审美情感化教学之形式;文学理论的审美情感化教学之技法。文学理论的审美情感化教学之理念，即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以具有审美意味的情感手段来激发学生对文学理论的学习兴趣，始终以具有审美意味的感性感染手法来激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知和体验，始终以具有审美意味的情感教学手法来促进学生对文学理论的认知和把握。审美情感化教学之形式主要包括:以文学景物形象来传情达意、以文学人物形象来传情达意、以文学细节情节来传情达意、以文学场景情境来传情达意。审美情感化教学之技法主要包括:触景生情法、借景传情法、托物言情法。文学理论的审美意境化教学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文学理论的审美意境化教学之理念;文学理论的审美意境化教学之形式;文学理论的审美意境化教学之技法。审美意境化教学之形式主要包括:情景交融之教学形式、虚实相生之教学形式、动静相成之教学形式、意在言外之教学形式。审美意境化教学之技法主要包括:以言语描摹的方式来营造意境之技法、以情境设置的方式来营造意境之技法、以艺术形象呈现的方式来营造意境之技法、以电脑动画的方式来营造意境之技法。
二、本课题预期教学目标
本课题预期达到的教学目标主要有三个:其一，改变目前国内各高校《文学概论》课程抽象解说理论术语的教学现状，以具体鲜明生动的审美形象，将艰深晦涩玄奥的学术范畴和抽象概念转化成为可感可触的审美形象，达到明显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学习兴趣、接受程度和理解深度的教学目标。其二，改变目前国内各高校《文学概论》课程理性阐释学术范畴的教学现状，以感染性、动情性、愉悦性的审美情感化教学，达到化“苦学”为“乐学”并大大提升教学效果和师生课堂生活的质量的教学目标。其三，改变目前国内各高校《文学概论》课程刻板点缀具体例证的教学现状，以具有意蕴暗示性、象征启发性和自主创造性意义的审美意境化教学，达到让学生自主发现艺术作品的深层意蕴，对艺术意义做出个性化有创意的理解，将所掌握的文学理论知识活用于自己独自进行的文学欣赏和批评活动中的教学目标。
三、本课题预期教学效果
本课题预期教学效果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审美形象化教学的预期教学效果;其二，审美情感化教学的预期教学效果;其三，审美意境化教学的预期教学效果。
1．审美形象化教学所能产生的积极心理效应人的自然天性倾向是喜好形象的东西而厌恶抽象的东西。而《文学概论》恰恰是一门完全由抽象概念构成的课程。这些抽象概念知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的专业发展必不可少且十分重要。要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文学理论的审美形象化教学改革致力于抽象概念知识的审美形象化，将使抽象概念的教学一改过往的抽象、枯燥、乏味的特点，将使整个教学过程一扫过往的沉闷和消极气氛。课堂里充满具体、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抽象概念知识则完全消融在具体、鲜明而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这种寓抽象概念于感性形象的教学方法，必能最大程度地扫除厌学情绪，大大提高学习兴趣，从而大大改善教学效果。
2．审美情感化教学所能产生的积极心理效应人的自然天性倾向是喜好情感性东西而厌恶理性的东西。而《文学概论》恰恰是一门完全由理性范畴构成，且完全遵循理性逻辑推演而成的课程。这些理性范畴和理性逻辑思维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的专业发展必不可少且十分重要。要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文学理论的审美情感化教学改革致力于理性范畴的感性化和理性逻辑的情感化，将使理性范畴的教学一改过往的抽象、晦涩的特点，使理性逻辑思维的教学一改过往空泛、玄奥思辨的特点;利用文学作品本身具备的感性形式和情感载体特质，将理性范畴消融在艺术的感性形式之中，将理性逻辑消融在情感思维之中。由于审美情感化教学具有感染性、动情性、愉悦性的特点，必能最大程度地消除文学专业学生视理性思辨为畏途的学习心理，化“苦学”为“乐学”，在文学理论课堂上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快乐，由此大大提升教学的效果和师生课堂生活的质量。
3．审美意境化教学所能产生的积极心理效应审美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特有的理论范畴。审美意境由“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动静相成”和“意在言外”四个义项构成。中国古典美学如此看重情景交融的原因在于:情景交融可以使情与景相互生发。而情与景的相互生发实际上是基于审美欣赏者主观能动的心理活动的。没有欣赏者的主观能动的想象和体验活动，文学作品中的景便不能触发欣赏者的情，欣赏者的情也不能深化艺术之景。中国古典美学所谓虚实相生，是指实象与虚象、实情与虚情相生相成，于是乎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弦外之音、韵外之旨等说法。而实写之景象之所以能滋生虚妙之心象，实写之情感之所以能滋生微妙之心情，完全在于欣赏者主观能动的心理参与。没有欣赏者主观能动的联想和想象、体验和感悟，实象和实情便不能生发虚妙心象和微妙心情;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弦外之音、韵外之旨也无从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