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43: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活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树立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
哲学教育生活化的理念的实质是人的本性，要使得哲学教育发挥其帮助学生形成科学思维方式的功能，促进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就要通过教学活动来使哲学在学生的发展中掌握认知、评价和实践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要通过哲学教育来提高学生的生活境界，使得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做到真善美。提倡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转变原来的教育目标，从以往政治塑造转为全人教育。全人教育是教育生活化的基本要求，全人所指的是具有健全人格、全面发展、自由的人。哲学教育虽然不能保证实现全人教育，但是通过哲学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提高学生的思想素养，同时为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打基础。因而，理解哲学教育的性质，落实好其对学生立场和方法的教育，体现哲学的时间思维培养是必要的。其次，通过转换哲学教育目标，实现预成性目标向生成性目标的转化。预成性目标是知识论的产物，受到知识主义价值和分析论的影响。这种目标对于学生的知识习得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帮助学生建构和转换思维却无法实现。而生活化的哲学教育的关键是对学生学习过程以及现实生活中生成目标。
2.探索哲学教育生活化课程模式
改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哲学教育生活化的要求。信息化的语境和学生自主社会化的现实促进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使得教学气氛愉悦。哲学教育要向现实生活迈进就要探究可以优化教学环境的课程模式。第一，研究学生的系统目标，创设哲学思维训练平台；第二，为学生提供诸如网络环境、学界论坛、课外活动等哲学教育场域，延伸哲学课堂教学的场所。
3.建构文本与生活融会的教育话语
教学是学生和教师对教育文本解释和理解的过程，教育文本中包括教材、辅导资料和教案等。而教材是教育文本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国的哲学教育改革过程中，是以传统的哲学教材反思和建构实施的。我国使用的教材是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要想解放思想就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因此，教师要正确对待哲学教材在学科和课程的地位，应当把其看成是学习哲学的平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吸收学界中的优秀成果，包括教育文本的设计，哲学的精神。此外，还应该实现哲学教育文本和生活教育话语的互通，使得教育文本话语可以和现实生活话语实现对接。
4.教学内容要体现哲学历史感和现实感
作为人类历史升华，哲学是在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也就是说哲学是具有历史性的思想，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哲学是对人类、自然、社会问题的关注。所以，哲学教育应当容纳哲学史，应该把哲学放到思想史演进当中加以观照，促使学生了解思维的历史、哲学的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的中的发展和地位。同时，哲学教育内容还要加强和哲学历史之间的对话，批判地接受以及借鉴有价值的思想。
5.教学方式要适应哲学学科特点
哲学思维属于创造性的思维，其本质是具有批判性的，在各种理论的批判中，使得哲学思维得以发展。因此，哲学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激发学生进行思维创造的过程，其教学要以提高学生创造思维为要求的。同时引导学生进入批判和反思思维状态，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在哲学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为学生营造教学环境，让学生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养成学生追问的习惯。
作者：李小俊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人文社科系
本科论文致谢词
致谢论文
在本篇论文完成的同时，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XX老师。在X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的论文才能如此顺利的完成。并且得到了其他老师的肯定。在本篇论文的完成过程中，X老师对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指导意见，细心地和我讲解论文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专业上的指导，信心上的鼓励。我能顺利完成本篇论文和老师的认真指导和辛苦的批改是分不开的，在此我由衷论文写作的向X老师表示感谢。
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和学校的领导给我们创造的良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能够在良好的氛围中完成论文。感谢同学和家人在这期间的大力支持。
毕业论文致谢词范文
致谢
本研究及学位论文是在我的导师郑建立副教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课题的选择到项目的最终完成，郑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两年多来，郑原创文秘网站：文秘知音教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精心指导，同时还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谨向郑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在此，我还要感谢在一起愉快的度过研究生生活的电工楼105各位同门，正是由于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才能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和疑惑，直至本文的顺利完成。特别感谢我的师妹叶秋香同学，她对本课题做了不少工作，给予我不少的帮助。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最后我还要感谢培养我长大含辛茹苦的父母，谢谢你们!
最新本科毕业论文致谢词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接近了尾声。当自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自己也从当年一个从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变成了一个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容易。首先，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当然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农民，没有他们的勤勤恳恳和细心安排，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当然，一个农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帮助和接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神上帮助的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精彩和充实。
华中科技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充实和愉快。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度过的。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有幸和许多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授哲学。后来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冲动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哲学系，离开了亲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光，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对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这些有用的东西一直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伴随我走完整个人生的道路。现在回想起在哲学班的日子，还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谢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大一下学期，我转专业来到了一个新集体，开始了新的专业。虽然老师和同学都是新的，专业是新的，但我仍然感受到了那种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和融洽！这对我融入新环境，对新专业产生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公管院的老师更是让我难忘，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幽默风趣的授课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篇论文构思和写作过程，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国华教授，对我论文的完成更是功不可没，王老师每次给我的疑问给予细心的解答并给出写作建议，对我的论文进行细心的修改，使得我的论文结构一步一步的完善，内容日趋丰满。没有王老师的细心指导，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完成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的水平还非常的欠缺。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完善的过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本科论文致谢词范文
本论文是在我的导师XXX教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严谨的科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课题的选择到项目的最终完成，X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在此谨向X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感谢XX学院的老师对我的教育培养。他们细心指导我的学习，在此，我要向诸位老师深深地鞠上一躬。
感谢给我提供参考文献的学者们，谢谢他们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文献，使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有了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三思”，《生活与哲学》
新课程理念下的《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必须要有生活味和哲学味。然而，要让课堂洋溢着生活味相对容易些，而充满着哲学味却并非易事。因此，很有必要对《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充满哲学味进行探索。
一、让课堂充满理性思辨的魅力
普通人对哲学家所大惑不解的那些问题往往终生不疑，甚至从来就没有思考过它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哲学的问题就深深地蕴涵在日常生活中，并且与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使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性思维罢了。
哲学的土壤，尤其是“辩证法”，孕育的是人的思维方法，敢于否定自己的、客观的、不拘泥于任何束缚的思维方法。研究哲学的人受过这种逻辑思维的训练之后，长于推理及判断，不容易自相矛盾。哲学家大都具有整体而根本的立场，在提出观点时，也明白自己的预设及限制，总是温和而有商榷的余地。我们常不可避免地要从哲学意义上对“人”进行思辨。尽管有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说法在先，但是“如果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有个故事，说是一个瞎子在森林里迷了路，摸来摸去却怎么也找不着方向。后来，他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这时他听到地上有人骂到：“谁踢我了？”原来绊着他的是一个瘸子。两个人于是坐到地上聊了起来，瞎子说自己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方向，两人彼此诉了很长时间的苦。后来瞎子灵光一闪说：“我把你背在背上，你为我指明方向，我来行走，不就能走出去了吗？”两人一拍即合。故事中说的瞎子即指理性，而瘸子即直觉。同样，日常工作中，它们缺一不可，我们只有合理地使用二者才能取得成功。毕业论文，“三思”。这种理性的思辨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舒展着师生的心灵。
二、重视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哲学是一门特具思辨性的学科。在《生活与哲学》课教学中，教师除了要重视知识的传授和立场观点的教育外，还应特别注重对学生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抽象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一方面，培养学生抓住事物本质属性，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个性中找到共性，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身边的人、事，我们的社会、国家，我们的思想，大到宏观天体、小到微观世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着。因此，我们看事物的时候应该把事物如实地看成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注重学生辩证思维的能力培养，让学生逐步学会在运动、联系、矛盾中去考察和分析事物。毕业论文，“三思”。《生活与哲学》教材中，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构成章节内容的基本框架，而哲学思维方式则是隐涵于教材中的一种思路。如果教师机械地分成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教学，而忽视了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和形成，就会造成学生对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解上的分离。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是把知识、观点、方法串连起来的一条暗线，没有这条线，教学结构就缺少内在联系，不能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生活与哲学》课程是一个前后连贯、互相渗透，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的系统。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就要用哲学的思维来备课，通盘考虑，准确地把握各部分、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把每一部分都看作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哲学是一种对各种思想和认识的贯通和超越的思想，是“智慧之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学说，是人类精神的灵光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毕业论文，“三思”。要在求“是”的基础上，重视对学生的心灵、智慧的开发，重视对他们性情的陶冶，重视人格与个性的教育，重视对情感、情绪和意志的培养，重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倡导，使学生理解人生的意义，追求更高的生活境界，这才是我们要给学生的最最重要的东西。
三、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哲学注重思辨，思辨需要时间与空间。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不少教师往往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及大量的提问，使得课堂热闹非凡却失去应有的思考时间。教学提问的价值在于教师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启发学生深入思考，获得新知，而不是简单应答。一节优秀的《生活与哲学》课，必须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此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可从以下几点进行教学：
第一，巧妙设疑，善于解难释疑。巧妙地设疑，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学生探索真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结合热点，密切联系实际。多提一些应用型的问题，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与应用能力。毕业论文，“三思”。第三，留有余地，巧设课堂“空白”。毕业论文，“三思”。中国的绘画、书法很讲究“布白”艺术。毕业论文，“三思”。课堂教学也是一门艺术，课堂中的“空白”艺术，要求教学中要留有余地。
从课堂教学改革导向看，哲学味的《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必将随着课堂教学改革的春风，伴随着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的进一步推广而获得新生。探索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但我们始终应朝着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让《生活与哲学》课充满着哲学味，用智慧启迪智慧，让智慧的火花在课堂中碰撞、绽放，感染每一个渴望和追求智慧的学子；让诗词之韵、哲言之智、思辨之美透出百般意、万种情，舒展心灵，铸造灵魂。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哲学(324次)、(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后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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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颜佳华教授作为一名淡定而宁静的思想舞者,在行政哲学研究领域筚路蓝缕、潜心研究近二十年,耕耘在这重要但并不是很多人耐得住寂寞的研究领域,体现的是一个学者的品味和信念。颜佳华教授新著《行政哲学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是他在行政哲学领域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学者文集,《行政哲学研究》不是简单的论文堆砌,而是按照体系构建、内容探讨、应用拓展的逻辑结构将他从1995年到2008年的研究成果梳理而成的。该书将行政哲学的理论之美和实践之美较好的展现出来,"行政哲学通过对行政生活进行哲学反思,探索行政之真,追求行政之善,塑造行政之美,建构关于行政生活的真的理念、美的理念和善的理念,驱使行政生活达到真善美统一的境界"。可以说,《行政哲学研究》正是作者在探求行政生活的真、善、美的过程中的智慧结晶。
以开阔的视域展现行政哲学丰富的内涵。《行政哲学研究》的研究视域开阔:一是以纵向的时间发展为线索,展现了作者在批判与反思行政生活与行政实践过程中的基本理路。颜佳华教授1995年发表的《行政哲学论》、《行政哲学建构的基础和根据》,是我国行政哲学界较早的理论研究成果,2000年发表的《行政哲学:一个亟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2004年发表的《我国行政哲学研究概况与相关问题再探讨》,2007年发表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述评》等一些列论文,体现了作者对行政哲学丰富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升华的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行政哲学研究的发展轨迹。二是通过对不同部门哲学领域之间的比较和借鉴,通过分析政治哲学与行政哲学之间、法哲学与行政哲学之间、管理哲学与行政哲学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来阐释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三是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视角,进行行政学科发展史为角度的行政哲学建构路径探讨,进行行政思想史视域为角度的行政哲学探讨。这些多视域的研究展现了行政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丰富了行政哲学的内涵。
以创新的思维建构行政哲学研究的框架。《行政哲学研究》的研究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其生命力就在于创新,是一部具有丰硕创新成果的力作:首先,《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行政生活,这是对于行政哲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更为终极性的、根本性的理解。其次,《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凝练为行政活动,从研究的起点即坚持了行政哲学的实践性。再次,《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的基本功能概括为对于行政主体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制约,这样一种对于行政哲学功能的表述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和逻辑性。最后,《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的的研究内容具体化为生活与行政、人性假设与行政、公共利益与行政、知识与行政、理性与行政、民主与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与行政、真善美与行政等研究领域,构建了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以实践的需要拓展行政哲学应用的空间。单纯的理论研究缺乏生命的活力,任何知识、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行政哲学的研究最终的目的在于服务于行政活动实践的需要。颜教授始终保持着对行政哲学及相关领域理论最新进展的敏感和对公共行政实践的密切关注。因此,《行政哲学研究》的特色之一就在于根据实践的需要探讨了行政哲学的应用拓展,在著作中探讨了行政哲学视野中的政府决策,非理性因素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公共行政的价值选择与观念转型,善治理论在我国地方公共管理中的适用性等实践性很强的选题。
读完颜佳华教授的《行政哲学研究》之后,一是感动于他执着于行政哲学研究二十年而从不放弃,甘于为之而奉献,是学者的魅力;二是感激其书中的真知灼见给予读者在学术和生活中的较大的启发,担当起了学者的责任。这些相对于本书所蕴含的内容和价值来说,可能只触及皮毛,加之我理论上的浅薄,很难将本书的精妙之处如数家珍般道来,更因学术之著作需用心研读,敬请用心研读以示对学者和学术品格的尊敬。只有这样,学术之花常开,学术之园长香!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文关键词：女娲，神话，精神
女娲神话研究的精髓在于女娲精神：超越自我的创造精神；无所畏惧的包容精神；母仪万世的生息精神；协调矛盾的和谐精神；无私无畏，坚忍不拔、冲锋陷阵、顽强搏击的拼搏精神。这些高贵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之源，是人类至为宝贵的财富。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超越自我的创造精神
关于人类的起源我们的先民们曾做过种种臆测。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女娲造人的神话了。《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演义》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洹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洹人也。”泥土捏人的神话产生于原始人类与泥土密切接触的社会背景，也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但女娲造人的行为确实是惊人的创举。这不是一般的创造，创造的是人类本身，是宇宙天地间前所未有的惊人之举。在人民对人产生之谜未解之时，人类就通过女娲的双手作出了最根本的创造。她的创造完全超越自我，使沉寂的宇宙活了起来，一种灵性从此在无限永久无限开阔的时间空间中持续不断地运动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创造精神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致后来出现了另一个关于女娲造人的故事。唐代李冗《独异志》：“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哲学论文，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取妇执扇，象其事也。”由女娲独立创造的人类的独创性到两性关系的出现，可见此时人们已渐渐脱离原始的胚胎，正逐步迈进科学的轨道，虽为神话，但已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女娲时代的创造精神渐显平淡。
二、博大宽厚的包容精神
在中国哲学中，“地”一向是作为宽容博大的象征。女娲精神与“地”具有密切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大地的象征。《抱朴子·释滞》说：“女娲地出”；《淮南子·览冥篇》所载女娲补天故事，也不仅与“天”有关系，同时与“地”也有密切关联。古人还通过这个神话来说明中国“地”势的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例如《论衡·谈天》：“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此久远之文、世间之言也。”《路史·后纪二》罗苹注：“世遂有（女娲）炼石成霞、地势北高南下之说。”其实，“补天”本身已表明她是象征“地”的，因为地与“天”正相对、互“补”。《列子·汤问》中载：“……共工氏……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就是对我国地势认识的很好说明。至于“抟土作人”的神话，也是把造人跟“土”联系在一起的。女娲从事的补天载地的工作，不是发动残酷的战争，而恰恰是疗救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共工和颛顼为着争当天子的一己之私，竟然不惜一切代价，撞坏天地。女娲对这件事并不是首先对他们作挞伐，而是像母亲及时补救不懂事的小孩子闯下的大祸一样，挺身而出，消灾避患，终使地平天正。天可以补，地可以立。还有什么样的灾害不可以抚平？可见，女娲有极广大的神通，故无所畏惧，无所忧虑。因无所畏惧哲学论文，故能厚德载物，无限包容。总之，中国哲学传统中大无畏精神和博大的包容精神，正是女娲精神的胎传。
三、母仪万世的生息精神
上文谈到女娲造人引出生命诞生的源头，女娲补天却表现出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除了创造生命还有对人类生存的无限关怀。《淮南子·览冥篇》所载女娲任劳任怨，不辞辛劳地为人民平息灾难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后有女娲兄妹成婚再造人类的传说，因此被后世祀为生殖之神、送子娘娘等都源起于女娲造人神话。《路史·后纪二》：“以其（女娲）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楳（高媒）之神。”罗苹注引《风俗通》：“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吕氏春秋·仲春纪》：“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高诱注：“《周礼》，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于时也，奔则不禁，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禖。郊音与高相近，故或言高禖。”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不论儒、道，始终关怀人的生命存在，关怀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与超越。《周易》讲“生生之谓易”，是这种生命哲学在轴心时期的确立；而这种生命精神，早已由女娲精神加以象征。如果像尼采所说，日神形象的诞生是“作为诱使人生活下去的补偿和生存的完成。”[1]那么，女娲形象的诞生就是使群体生命存在得以延续下去的生命精神的象征。
四、协调矛盾的和谐精神
“和”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突出的精神传统，而女娲精神就是其早期神话体现。女娲补天之前，天地之间的环境十分糟糕，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不和谐使得人不堪命，民不聊生。作为拥有无限智慧和神力的神，她没有去推翻已有的世界，而是朝着符合人类生存的方向进行补缀和修葺，以协调世界与人类的关系。天还是原来的天，不同的是补缀了一块色彩绚丽的“五色石”，使其更加美丽，增加了数根用代表力量的“鳌足”做成的天柱，使其更加稳当；地还是原来的地，只是没有了“”的肆虐，猛兽的祸患。世界环境更符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女娲她没有彻头彻尾的改换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局部的改变和提升来拯救世界，也拯救人类，使人类与环境最终达到和谐。女娲的这种“和合精神”，还表现在关于女娲发明音乐的神话传说之中。众所周知哲学论文，按照传统理解，“乐者和也”，“乐以和同”。《世本·作篇》载：“女娲作笙簧”，又据补注本《世本·帝系篇》：“女娲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圣氏为斑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乐。既成，天下无不得理。”又《史记·补三皇本纪》：“女娲氏……惟作笙簧。”另据《太平御览》卷五十二引《南康记》：“归美山，山石红丹，赫若彩绘，……名曰女娲石。大风雨后，天澄气静，闻弦管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诸天音乐”，乃是一种西方式的和合精神；而中国哲学的“和同论”，则是一种中国式的和合精神。这种和合精神，也是始于女娲精神，是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根源。
女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魅力无穷，光芒四射。今天人类进入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种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一部分的女娲精神，仍然可以供鉴并弘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陈世珍.众神的起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2]李军.论民族精神在女娲形象中的孕育[J].文学教育（上），2009，02：107-109．
[3]徐丽云.女娲精神的失落与启示[J].大众文艺，2010，17：83-84．
[4]殷满堂.女娲神话的象征意义及其当下启示[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9，04（8）：22-28．
网络上最近有关高校的热点问题之一，是讨论大学生要不要写毕业论文的问题，写毕业论文对大学生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因为许多学生越来越不会写论文了，所以毕业论文太“水”，或者学生干脆用别人论文来拼贴，或雇用“”发表。
不要说对社会的责任，对自己也越来越淡薄了，这是大学生个人的过错，还是我们高校的过错呢？无论高校教育整体情形如何，总有一些极具挑战常人想象力的个案使我们若有所思，譬如北大学生毕业后卖猪肉，更有清华哲学系学生毕业后入寺为尼，将自己的论文甚至对人生的终极探索写在寺庙里。
智宏法师现在是普陀山佛学院教师，1995年出家，出家前她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因为“在哲学中没有找到需要的答案”，她选择了宗教，进入了佛门。其实，佛教与中国的道教一样，最初都是哲学范畴上的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极度轻视物质财富，而将人的精神境界看成高于一切的价值。也就是说，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最初都是没有神灵崇拜的，只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信众的极度崇拜，而形成了神灵体系。一些人将建庙侍神看成了目的，而将人的超度与拯救忽略了。“和尚”的本义是师傅或导师的意思，就是能够通过精神引导，使人们认识到生命的本质意义，忘却生活中的苦难，通过顿悟与修行，使自己灵魂升入涅槃，获得永远的幸福。
和尚引导人们放弃俗世浮华，获得生命轮回中的超度，菩萨则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譬如观音菩萨就是信众们心目中的救苦救难的象征，而地藏菩萨则发誓要在地狱里拯救每一个受苦受难者，然后自我拯救。可惜的是，宗教的东传过程，既是神化过程，也是世俗化的过程，更多的人并不是通过顿悟放弃身外之物，追求生命本真的意义，而是通过烧香膜拜来获得神灵的帮助，以获得切身的利益，观音因此也就成了送子观音与送财观音。现在许多寺庙香火鼎盛后面，充斥着迷信与交易，甚至将寺庙做成了利益集团，香客们在这里似乎是购买精神安慰产品。
清华大学毕业生进人寺庙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她的哲学追问精神使她不可能趋势附俗，另一方面她更能本真地对待自己面对的一切。我们看到智宏从2001年至今，已经收养了26名弃儿，其中的20多名弃儿已经在国内的一些佛学院就读或毕业。为了孩子的读书、生活、治病，智宏法师修建寺院大殿的事一直拖延，“如果看到孩子的苦难，却视而不见，念佛又有什么意义？”是啊，宗教无法论证天国的荣华，但可以直面人间的苦难伟大的宗教体现的是人本主义精神，而非神本主义迷信。
这位清华女生成为比丘尼，并致力于救济孤儿，最使人想到台湾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证严法师。证严法师年轻时即入佛门，看到当时许多穷苦人因贫病而遭受苦难，发誓要为穷人建医院学校，一朴素的想法形成后来慈济功德会“人间佛教”的人文理念。40多年以来，证严法师筹集了逾百亿元新台币的善款，在慈济功德会的帮助下全球各地蒙恩受惠的贫民、病人、灾民不计其数。如今的慈济功德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慈善救济组织，其范围涉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环保、社区志工、骨髓捐赠、国际赈灾，用慈济的术语来说，就是“四大志业法印”。慈济功德会也成功“登陆”，成为第一个在大陆合法营运的台湾宗教性质的慈善组织。
是什么原因使证严法师由传统佛教转入人间佛教呢？
原来，在证严法师年轻的时候，遇见二位来台湾的西方修女，在交流过程中，修女对证严说，佛教追求的是个人顿悟与超脱，缺少人间关怀;基督教兴办慈善机构，譬如育婴园，收养被遗弃的孤儿，办基督教学校甚至医院，为什么佛教不能致力于这样的关怀呢？一语惊醒梦中人，证严由此走向了人间关怀之路。
2005年秋天，我有幸拜访了位于台湾花莲的慈济功德会总部，发现那里寺庙气氛并不浓，却像一家博物馆，里面没有烧香拜佛，也没有偶像供奉，而是通过清雅的环境来展示慈济功德会的人文理念，大量的图片无声地述说着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所作所为，参观完展示，我最大的感受是，这里没有神的形象，但却通过人的力量，创造了神迹，而且其慈善不是随机性的，而是有组织有方式的团队机构来完成。还有就是没有烟雾缭绕，也没香客喧哗，也就是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没有一些寺庙里无处不在的捐款箱，但他们却有上千万的义工在全世界各地为慈济事业而奉献着。当他们将善款或捐赠转达到受赠对象手中时，他们都在真诚地感谢对方，因为是对方使自己感受到了爱与关怀，付出爱使每一个都受到一份内心的感动。人们发现慈善也是内心的一份情感需要。
现在，大陆的少林寺正在图谋向台湾“扩张”，要在台湾建立少林分寺。台湾的慈济基金登上大陆，靠的是普世关怀，是通过基金对灾难的救助与贫弱的扶持，我不知道少林寺除了功夫，还有没有其他人文关怀的内涵可以在台湾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
[关键词]哲学 考据 文学史 罗根泽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I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300―7326(2009)10―0131―06
一
1933年初，受顾颉刚委托，罗根泽(1900-1960年)在北平编定《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并模仿顾编《古史辨》第一册，借长篇《自序》畅谈自家的学术经历及理想。此后四年，罗氏又续编《古史辨》第六册，由此彻底完成了从学历不太完整的农家子弟向前途无量的著名学者的转型。这中间，1927年之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师从梁启超研究“诸子学”，以及随后考取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极为关键。如此学术背景，加上两篇毕业论文《孟子评传》与《管子探源》，不久分别由商务、中华公开刊行，罗根泽的学术道路似乎很清晰；可形势比人强，辗转各大学教书，需要开设的课程，除诸子概要、中国学术史外，还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批评史等。于是，一半是个人兴趣，一半是工作需要，就在这春风得意的十年间，罗根泽时而文学，时而哲学，时而考据学，开始多面出击。
为何如此纵横驰骋?在《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的《自序》中，罗根泽做了如下解释：
做考据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学吧，理智又时来捣乱。做哲学吧，哲学要有己见；我呢，觉得凡是己见，都不是最终的真理，最终的真理在若干哲学家之己见的中间：我反对己见，当然不配研究哲学。可是哲学，文学，考据学，又都在被我爱好。那末怎么办呢?经了这一次的徨，最后体察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没有已见，因之缺乏创造力，不能创造哲学，亦不能创造文学。但亦惟其没有己见，因亦没有偏见，最适合于做忠实的，客观的整理的工作。利用自己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因爱好文学而得到的文学技术与欣赏能力，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来做整理中国文学和哲学的事业。那时的罗先生，年轻气盛，展望未来，前程似锦，谈起研究计划时，口气实在大得很。关于《中国文学史》，请读者参见他的《乐府文学史》；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期即“诸子研究”中，罗根泽开列了五类研究计划：人的研究、书的研究、学说的研究、佚子的研究、历代人研究诸子的总成绩。就拿第三类“学说的研究”来说吧。可分成“侧重人”与“侧重学术”两种。前一种可分四类，每类罗先生都有拟想中或正在做的具体题目，而其中的第四类“比较的研究”，“细分又可析为四类”。如此发散式思维，以及庞大无比的研究计划，决定了其工作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即便再活一百岁。而这还只是其众多规划中的一个。眼界开阔，志向远大，喜欢制订计划，擅长建立框架，论述时勇于下大结论并列表说明，如此做派，极像其师梁启超。
谈论诸子学以及文学史，罗根泽多次引用“本师梁任公先生”的相关论述，明显看得出他很重视自己的师承。可以上《自序》，尤其在分析自家性情与学问之关系时，模仿的却是另一位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谈及学问“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一困境使得他彷徨无地：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那一代读书人，普遍有大志向，希望将生命与学问合一，而不仅仅是谋一职业。王国维之治学路径，由哲学而诗歌而戏曲而古史，几次成功转型，给中国现代学术留下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探寻足迹。罗根泽显然从中获得启示，也在30岁左右，借“自序”剖析自家的性情、志向、趣味与学力，最后确定“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和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
此一早年制订的目标，既未彻底实现，也不至全然落空。这或许是所有美好愿望或工作计划的共同命运。“学术思想史”方面，除了编辑《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自家论著主要集中在《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或《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二书互有重叠，也不无差异，可参照阅读。至于“文学史”研究，在罗根泽这里，日后展开为“批评史”与“文学史”两翼。1930年秋，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称准备分歌谣、乐府、词、戏曲、小说、诗、赋、骈散文八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类编”。而1935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认定歌谣是诗词乐府的生母，且本身变化极少；“又以文学批评虽不一定也算创作，但确是创作的导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高”，因此，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类编”，删去歌谣，添人批评，仍是八类。
只不过随着学术发展以及本人兴趣转移，“批评史”逐渐自立门户，不再委托“文学史”代管。至于罗根泽本人，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之将“批评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类编”之一，到《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之主张“文学批评及文学史的参取”，再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绪言”之专门讨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历陈“文学批评史虽与文学史有关，但文学批评史的去取褒贬，不能纯以文学史为标准”，中间多有变化。其实，放长视线，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一种“文学史”，一点都不委屈，而且，更能体现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批评史家的情怀。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称自己“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因规模过于庞大，没有勇气进行下去，“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对于郭、罗这一代学者来说。在教学、研究及著述中兼及批评史与文学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二
这里暂且从俗，尊重现有的学科分野，让“批评史”与“文学史”并驾齐驱。这么一来，罗根泽的业绩大致体现为诸子学、批评史、文学史三大块。这方面，周勋初有精彩的论述。周先生是罗先生晚年在南京大学时的得意门生，对其师学问的理解与论述相当精辟，其中的“盖棺论定”尤其值得关注：
总的看来，罗先生在诸子学的考辨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他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材料的发掘与格局的定型上。他在文学史方面的开拓，则有逊于前二者，未能取得相应的成绩，这是有其原因的。
所谓“原因”，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罗先生，受时局影响，转而走“以论带史”道路，教训十分深刻。关于罗先生的学术业绩，到底是诸子学第一，还是批评史领先，可以讨论；但文学史只能叨陪末座，这点大概没有疑问。
按照时下的学科分类，罗根泽先生的文学史著述，主要是1931年文化学社印行的《乐府文学史》、1955年五十年代出版社所刊《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和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下面就主要围绕这三书，讨论罗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乐府文学史》是罗根泽设想的《中国文学史类编》的第二编，分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两汉之乐府”、第三章“魏晋乐府”、第四章“南北朝乐府”、第五章“隋唐乐府”、第六章“结论”，共290页；加上12页《自序》，在草创时期，也算是一本很像样的专著了。因体制新颖，此书曾吸引众多目光，以至直到今天，谈论中国诗歌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史”时，一般都会提到它。
作者之所以分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理由是：“我相信一种文学的变迁的原因，和并时的其他文学的影响，终不及和前代的同类文学的影响大。”也就是说，论及文学创作时，将文类内部的规制与承传，置于外部的时代风气之上。可最为关键的第二至第五章，也仍然是以朝代为线索。如此“以类为经，以时为纬”、“以类为编，以时为章”，作者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指望读者一方面得到各类文学的竖的观念，一方面也得到全部文学的横的观念。”
此一“文学史类编”研究设想，确有创新之处。不过，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承担者的实际能力之间，其实是存在差距的。作者称：“我这本《乐府文学史》，采取他人说最多的，两汉则有先师梁任公先生的《美文史》里《两汉乐府》一章(未刻)，唐代则有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里《八世纪的新乐府》一章。”可仔细阅读，你会发现，此书更像是一册课堂讲义，多为铺陈与综述，少见精彩的深入探讨。
这确实是一本大学教材，作者还没来得及撰写众多相关的专业论文，故线索清晰，但底子单薄。这一点，作者心里很明白。1934年10月，罗根泽曾借《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的“引言”，讲述其研究乐府的历程!
余于十八年秋，应河南大学之聘，以乐府教坊，讲授学子。十九年秋，移讲席河北大学，整理旧业，对原用讲义，大加修改，以乐府一部分，命名《乐府文学史》，交北平文化学社付印。出版后，续有新获，觉应当增删之处仍甚多。二十年秋，又移讲席北平，在燕京大学讲“乐府及乐府史”，除以已出版之《乐府文学史》作教本外，又成《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及此文两篇。若谈论罗根泽“乐府研究”的成绩，单凭《乐府文学史》远远不够，非将《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拉进来不可。换个角度，新刊《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若能兼收1930年代公开出版的《乐府文学史》和1950年代内部印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无论其学术水平高低)，当更能体现罗根泽的“文学史”业绩。这样，方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罗根泽说诸子》鼎足而一。
不过，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先声夺人，表达自己的学术志向：“生平有一种怪脾气，不好吃不劳而获的‘现成饭’，很迷信古文大家的话：‘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也。’《中国文学史》虽然已经有了许多的本子，但被逼于不吃‘现成饭’的我，却不能不来尝尝‘手植手撷’‘其味弥甘’的滋味。”这种白手起家、发凡起例的大气魄，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确实是罗根泽著述的一大特点。
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论集》，收文六篇，共119页，其《后记》称：“文学的发生、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伟大的古代作家是遵循着现实主义传统，表现了很高的人民性。”在作者看来，发掘“现实主义传统”与“人民性”，乃“祖国文学史工作的不可免的重大任务”。若《古奴隶社会的奴隶歌谣》、《陶渊明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李白爱祖国爱人民的一面》等文，乃解放后作者适应新环境，认真学习新理论的成果。可我以为，此书最值得欣赏的，还是考辨性质的《绝句三源》；此文撰于1944年，十年后增加“三点补充”，没有引入任何时髦理论，反而显得质朴可爱。
这六篇文章全部进入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后者收文42篇，582页。算篇数，三分之二撰于解放前，三分之一撰于解放后；但若计算字数，则旗鼓相当。集中文章，最早的是1929年11月20日脱稿，刊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一期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最晚的是刊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这两篇长文，前后相隔30年，论述风格迥异：一考据为主，一以论代史。与其说是作者学术兴趣的转移，还不如说十分形象地体现了时代风气的变化。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引述13家说法，从晋人挚虞《文章流别论》到近人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以“根泽案”的形式展开论辩。其中谈及“本师梁任公先生著有《美文史》一书”，称扬其“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公元前二、三十年(西汉成帝时)，已有纯粹五言歌谣，为五言诗之原始时期。
公元七、八十年(东汉章和时)，已有文人五言诗，为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
公元一百四、五十年(东汉桓灵时)，已多优美之五言诗，为五言诗完成时期。
公元二百年后(汉、魏之交)，五言诗笼罩一时诗坛，为五言诗全盛时期。
周勋初先生对此文相当欣赏，称：“这样的结论，因为是从大量的材料中客观地概括出来的，也就经得起推敲，可以信从。”延续此等以大量资料考辨，解说某一文类起源的，还有《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绝句三源》等。
在《五言诗起源说评录》结尾，作者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希望有所提升。于是，有了如下的“曲终奏雅”：
今国内文学家无虑千百，而文学史家则无几，以故时至今日，尚无厘然有当于人心之文学史也。根泽窃为此惧，思竭绵薄，勉力于此。其工作计划，拟先将中国全部文学，分为若干类，如诗类、赋类、词曲类、小说类……。再于每类中分为若干小问题以研究之，兹篇其嚆矢也。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罗根泽1929年已经形成分类撰写文学史的设想，而不必等待1931年《乐府文学史》的刊行；第二，作者原本也是主张先做专题论文，而后才写总体论述的专著。按此标准衡量，两年后之刊行《乐府文学史》，显得有点仓促。
至于30年后发表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就述学文体而言，与小心求证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风马牛不相及。表面上高屋建瓴，从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以及高尔基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人手，转了大半天才“言归正传”。作者熟悉中国文学的相关史料，从远古神话一直数落到曾朴的《孽海花》，结论是：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经过三个阶段：一、不自觉
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远古的歌谣神话到《诗经》中的《国风》和《左传》以及其他书中所录存的人民讴谣，时间是远古到春秋时代――即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二、自觉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左传》到元、白、韩、柳的诗文及理论批评，时间是春秋末至中唐――即公元前四、五世纪到公元九世纪初年。三、除了“真实的描写”，还“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阶段，包括自唐代传奇小说到晚清谴责小说，时间当公元八、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M(”)努力爬梳众多史料，只是为了印证“恩格斯、高尔基的正确指示”，这一时代潮流，虽难以回避，实不敢恭维。生活在50年代中国的文学史家，有冷眼旁观，有干脆搁笔，也有当时积极参与、日后自我调整的，可惜，罗根泽先生过早去世，没有这样的机会。以如此“宏文”收场，与作者当初“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的志愿相去甚远，能不让人感叹唏嘘?
上海古籍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有些文章可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补充。比如，《苏轼的文学思想》就延续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第六章“苏轼及其他议论派的述意达辞说”的思路，而又有较大的推进；至于《笔记文评杂录》(九则)和《笔记文评新录》(四则)，提要钩玄各种宋人笔记中的文学观念，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附录的《两宋诗话辑校叙录》对照阅读，进一步坐实了郭绍虞的评价：“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
三
作为文学史家的罗根泽，喜欢“宏大叙事”，若《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中国诗歌之起源》、《散文源流》等，还有《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开篇必是“绪言”，义界与分期，从头说起。朱自清表彰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但以下这句话，却蕴含着某种批评：“罗先生的书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明显地，北大哲学门毕业的朱自清，并不喜欢罗著的“绪言”。可这总共14节、长达30页的“绪言”，是罗著的特色。从“文学界说”一直讲到“编著的体例”，确实是哕嗦了些，很多“常识”没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可罗根泽肯定不这么看，会认为这是体现其“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的绝好机会。几乎每做一个课题，无论专著还是长篇论文，罗先生都想来一点总揽全局的“绪言”。其实，引述时髦理论，非其所长；讨论著作体例，属于操作层面。在同时代的人文学者中。罗根泽并不具备与外国新学说直接对话的机遇，也缺乏就文学或人生展开深入骨髓探究的能力。早年的“爱好哲学”，主要体现在思路清晰，擅长条分缕析上。相对来说，我更看好其“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认定此乃其文学史著的最大特色。若能更加执着于自己这方面的擅长，加上对于文类的敏感，罗根泽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本可做出更大的成绩。
如此事后诸葛亮，很可能不为罗根泽先生所接受。原因是，罗先生有更加宏大的目标。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中，有这么一段：“中国文学的历史很长，文学及其他书籍真是浩如烟埃，一人的精力当然无法全读，更不用说细心研究。所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应当从大处着眼，但必需从小处人手。”因此，罗先生制订一“以论文为始、以通史为终的步骤表”：
第一期：各种文学史论文
第二期：各类文学史、各代文学史
第三期：中国文学通史
只是人寿几何?哪经得起如此庞大且周密的研究计划。不过，这也是罗根泽先生可爱之处：只考虑学问之“可爱”与“可信”，而不考虑计划可行不可行。此文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提及十几年前编著《乐府文学史》，据此推断，当撰于1940年代。大处着眼小处人手，这当然是做学问的正路，可研究者往往高估了自家的时间与精力(更不要说才华)。
“千古文章未尽才”，学者何尝不是如此?做学术史研究的，当有更多悲悯之情。茫茫学问路，除了规避外界的风刀霜剑，还得有把握机遇以及克制欲望的能力。在所有学者中，罗根泽的“人生规划”不见得是最为成功的，但像他那样坦诚，不断地自我表白，实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除了诸多精彩的专业论文，我推荐罗书中那些有点繁复、略带自恋的“自序”、“绪言”以及“研究计划”，因其能让我们了解前辈学者的思考与探求、奋起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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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47逯钦立《说文笔》，收其《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71页。
关键词：异化，美国梦的幻灭，消费主义
美国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爵士乐时代的优秀编年史家”，《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发表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无论在思想意义还是在艺术水平方面，《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堪称20年代“美国梦”破灭的一首绝唱。小说以盖茨比和美国上流社会的时髦女郎黛茜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并通过严谨的结构布局和崭新的叙述视角，将“美国梦”的幻灭这一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爵士时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认为，作品最动人心弦的力量还在于，小说中揭示了三种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反映出菲兹杰拉德对现代人处于异化状态的关注。
一、异化
关于“异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学者的说法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旧约》，也有认为其是源于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还有认为其源于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等等[1]。本文探讨的异化是在近论框架下所产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现在通译成“异化”(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它的本意是“转让”或者“出卖”。
近代，在社会政治学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的是卢梭。，卢梭将异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认为，异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状态，即依附。而德文的“异化”被黑格尔运用于其哲学之中才获得了深刻的哲学意义。黑格尔是经典异化理论的真正创始人。黑格尔认为，异化指的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分裂出他的对立面的客体，而客体后来反成为支配主体的力量[2]。
异化在人类历史上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然相异的诠释。卢梭以“社会契约学说”视之，叔本华以“唯意志论”视之，尼采以“超人哲学”视之，黑格尔以“自我意识论”视之。异化观独得其要，马克思是这样定义异化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其异化理论阐述为四个方面: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4] 在哲学视野下，这一理论亦可归化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并逐步成为贯穿西方文学的基本主题。一些现当代严肃作家的著作中，描绘了一幅幅“社会荒原”的凄凉画面。本文正是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对《伟大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从三个方面，既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异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从人的异化到美国梦的幻灭
“美国梦”源起于殖民主义时期，其代表人物为本杰明·弗兰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国梦的本质特征。“美国梦”代表着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换句话说，人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个人成功，即获取财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爵士时代，经济繁荣，许多投机者一夜暴富，成了众人的榜样，因而也赋予了美国梦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这一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堕落和道德沦丧。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享乐主义盛行，财富成为成功的唯一标志。《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向读者展示了荒凉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并最终导致了盖茨比梦想的幻灭。
人与自我的异化主要体现为：盖茨比梦想的异化。年轻时的盖茨比怀着最为传统的美国梦，以富兰克林为榜样，试图通过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响，开始不择手段的赚钱。上流社会富有而美丽的女子黛西的出现使盖茨比的美国梦有了具体的化身。为了赢回初恋情人黛西的爱，盖茨比通过非法贩卖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过财富使自己重拾过去的好时光，运用物质手段去实现精神梦想正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腐败。而“声音中充满着金钱”[5]的黛西，作为盖茨比美国梦的化身，同时也是上流社会虚荣、世故的代表，将车祸嫁祸于盖茨比。硕士论文，消费主义。当他揭开了“梦”的面纱后，才发现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虚幻，生命和爱情的失去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彻底破灭。
人与社会的异化体现为：盖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费”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会渗透，但是上流社会文化决定了盖茨比最终的失败。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硕士论文，消费主义。《伟大的盖茨》涉及了“美国梦”主题，美国梦，简而言之就是对成功的追求。硕士论文，消费主义。成功的标志是获得财富和名声，而“到达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便可同时抓住这两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着跳脱原有的阶层、跻身于上流社会。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盖茨比显示了他对上流社会文化的模仿和对自身修养的自卑，而以汤姆为代表的贵族们利用其在教育、教养、审美方面的优势，对欠缺文化修养的暴发户们进行排挤和打击。在当时那个充斥着物质享乐，肤浅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经壮志凌云追逐梦想的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道德准则可言。盖茨比以各种手段炫耀财富，因为他相信金钱可以买到爱情，买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钱而本身没有实际价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爱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给盖茨比的生活带来意义和满足。他建议用金钱来酬谢尼克为他和黛西安排了约会，却对默特尔的惨死无动于衷。而他身边的人更为残酷：黛西，如此“纯洁”、“美丽”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无视盖茨比的命运，而去与丈夫度假；汤姆在谈笑间就借威尔逊之手除掉情敌盖茨比，毫无道德准则可言。
三、异化原因分析
通过对这些扭曲灵魂的描写，菲茨杰拉德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处于异化状态的担忧。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状态的，人必然受到社会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时尚性和挥霍性。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伦理后果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社会的消费不公和人成为物的奴隶。消费主义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丧失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能力。人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仅应当追求物质的富足，而且应当追求精神的富有。虽然没有物质的满足，人则无以生存，但没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则无疑是异化的存在。
消费主义者只关注自己眼前的消费和物欲的满足，而没有对未来的长远筹划，更没有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它割断了自身同未来的肯定性关系，“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而“当人们随着丧失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丧失从前对任何传统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时，就会陷人及时行乐的境地”。[6]一旦人们过分地沉溺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则必然是精神的贫乏和心灵的空虚。在物欲主义的洪流中，人们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能力，虽然“我是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独、冷漠和人类灵魂的失落，却无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对于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似乎成了人们自我价值确证的惟一形式。硕士论文，消费主义。
总结
综上所述，异化问题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痛苦经历，人的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和信仰等缺失。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树立了虚妄的爱情理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物质成功来赢得爱情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当时那个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充物欲横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并且产生了三种异化：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使天真浪漫的梦想家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铸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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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摘要】本文分析了生态运动的价值论阶段及其局限，阐述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由价值论中心到经济学视域的转变及意义，探讨了当代生态危机的经济转向及构建中国的生态经济学问题。指出现有生态伦理学作为环境保护运动的核心价值，越来越脱离经济和生活的现实。马克思在其思想历程中也经历过以价值论为中心的阶段，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的新视野使他意识到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和不切实际，所以他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历史哲学。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经济结构危机，马克思用经济学视野取代伦理学视野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对于政府决策而言，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现实意义
当下，国际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发现这次深刻的经济危机，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决策机制空前的改变，生态问题在可见的将来必然会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因素之一，整个生态运动的理念也将会产生一次历史性变化。这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策制定者既有的观念系统必须适应新的挑战。中国政府在其既有的观念系统中要找到相应的思想资源，并不困难，问题在于需要在本土实践中根据这种资源，不断作出切题的再思考。
一、生态运动的价值论阶段及其局限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尽管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了“大地伦理学”的概念，但学者群体系统地回应生态危机、构造生态哲学仅仅有45年左右的历史。这几十年间，人文社科界的生态学说风起云涌，顿成西方学术界之显学，学派林立，并且涌现出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与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两大阵营的争论。不管以人类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还是以自然系统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这些生态学术运动的主线是一种价值学说，换言之，生态伦理学是这45年来整个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科学的轴心。但是过分地从伦理学角度考虑我们的生态困境，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局限性，其缺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价值观先行的视角，日益脱离人类与自然的实际，带有浪漫主义、神化自然的乌托邦色彩。在生态哲学诞生之初，影响最广的四篇奠基性论文都带有这种倾向。例如小林恩·怀特（Lynn T. White, Jr.）教授196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著名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认为早在中世纪，犹太－基督宗教传统的人类优于自然的倾向已经造成西方人使用科学技术榨取自然的心态萌芽。［1］这个带有韦伯风格的论断本来尚有可取之处，但是随后他谈及未来的解决方案时，盛赞佛教禅文化以及中世纪著名修士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对待自然的态度。我们分析一下后一个个案，方济各在他著名的《太阳颂歌》（Canticle of the Sun）中表达他对自然的感受：“我主，愿你因亿万受造而蒙颂赞，尤其是因为太阳兄弟，它带来白昼，给我们光明，它美丽灿烂，彰显你的尊荣…… 我主，为了风兄弟，又为了空气、白云和晴朗，以及各种气候，愿你受赞颂……为了水妹妹，愿你受赞颂，它多么有用又谦逊，宝贵而贞洁……我主，为了我们慈母般的大地姊妹，愿你受赞颂，它负载并照顾我们，它生产许多果实和缤纷的花卉草木……” ［2］但是，这种田园牧歌的情调确实与方济各时代的现实生活紧密关联，蛮族入侵瓦解了西罗马帝国后，基督教在蛮族中虽然获得承认，但能够保存的文化遗产极少，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采邑制和教会的苦修传统构成了这个“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方济各生活在狭义上的黑暗时代刚刚结束的时期）紧缩而有序的社会构造。在自给型经济中，作为共同体恬静的成员，自然当然不会成为过度索取的对象。现代生态哲学家对方济各这种与自然相团契的价值观称羡不已，但是不见得他们就愿意还原方济各时代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再者，方济各传中的很多情节，如果和东方文化相类比，更接近于董仲舒学说的天人交感关系，是带有等级制教化功能的，禅佛教以人人皆有佛性立说，拒斥这种向下示范的苦修文化。完全是现代西方学者对生态伦理脱离具体场景的浪漫幻想，把方济各和禅宗这两种风牛马不相及的传统，一起摆放到生态价值论的玄学神坛上当作护法。
第二，生态价值论强调自身的普世性，没有考虑到现实政治秩序中大多数人的道德生活需要。在老百姓中化育一种与自然界良好互动的善，与学院派自己追求的境界是两回事，生态教育在知识分子以外无法得到大众真正的回应，大众仍然很容易陷入现代经济的极端功利主义之中去。当代很多生态伦理学的倡议者，都是梭罗类型的受过良好学院教育的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灵感至上，常常直接诉诸自然界的美感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阿伦·奈斯(Arne Naess)既是个语言哲学教授，又是银行业世家哺育的杰出的业余登山家。《环境伦理学》的作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辞去牧师职务后，曾经在美国长时间过着野外游历的生活，其文笔不逊于《沙郡年记》的作者利奥波德。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模式完全来自自身的感受或推理，独立于任何活生生的文化传统之外，不是任何普通民众可以效仿的。但是他们的象牙塔价值观成为生态教育中压倒性的意识形态，甚至成为欧洲人生活中的一种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欧洲人完全忘记了数百年长期不平衡的世界经济秩序积累的财富的供给，使他们可以践行精神贵族一样的环保生活，一旦向全球推广这种少数人的环保方式，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全球性贫富悬殊和灾难性的文化危机；更何况高福利、“低消耗”的欧洲理想国模式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已经暴露出巨大弊端。而在美国，新教保守派占多数的情况下，没有出现新兴价值压倒文化传统的局面；但是在传统力量薄弱的自由主义地区，生态价值论影响大众的结果是，许多中产阶级常常把自然价值和新兴神秘主义生命哲学联系在一起，仿佛是对韦伯所说现代社会的“祛魅”的一种精神补偿。［3］对自然的神化以及对神秘主义生命哲学的体认往往导致中等知识阶层的传统伦理观被清洗，使自由主义社区的社会结构走向崩溃，底层新移民则往往倒向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社会不稳的隐忧逐渐增长。所以，一种现实的环保主义必须立足于各国文化传统，与之水融，而不是以文化精英的价值标准去取代既有的社会伦理，引发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