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33:05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心智；社会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经济学是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思潮，它们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公理化演绎、理性选择等研究范式，强调要以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来替代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这种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假定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对精致，尤其是数学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广泛应用。这种形式上的精致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极具诱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经济学者的解释，“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其原理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怎样成为主流，解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学科的式微。我们可以在经济思想史中发现式微的线索，它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30、4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而非与之竞争的制度经济学或其他相关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支配范式。”
对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经济学演化方法发展的直接原因。很显然，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学应该是演进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认为的物理学机械意义上的。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然而，尽管演化经济学以反新古典的姿态出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理论内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两者互补?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观有何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概念的简单梳理，来解答以上的理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比较分析，来凸显各自的理论洞见与局限，从而揭示演化经济学兴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筑
现代演化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只有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与相互对立中才能得到较好的揭示。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物理学中的机械力学为隐喻，以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市场的完全信息假设为理论前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和市场均衡分析作为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将时间和历史作为既定因素来分析经济过程。皮奇(J.Peach)曾认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演化经济学从理论假定前提和方法论等多维度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了全面批判。
演化经济学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行为主体的“同质性”假设，认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体行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因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差异反映在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差异，引发了各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形成经济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是经济过程中的一种自主因素，这种自主因素与导致心智过程的知识结构和变化着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着学习和知识的重要。“知识的可能状态是导致世界可能发生变化的关键性力量，是产生创造性的源泉。”部分演化经济学家还认为这种知识的可能状态，说明知识并非是完全真实的，而错误是非偶然的。这种立场被称为“激进可错论”。从这种演化观得出的结论是，谬见是新知识唯一可能的来源。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切地知道决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优选择。人们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是一种试错过程，选择的目标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满意”即可。演化经济学用“抱负水平”来表示“满意的期望值”，并认为由于人们的心智状态和历史经验不同，人们的抱负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满意”在演化经济学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威特(1978)运用“满意”假设来解释经济体创新的动机和能力，认为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对现状的不满意是人们搜寻新的未知选择的推动力量。人们一般有搜寻“新奇”体验的倾向，它以一种可能较低但持续的基本速度进行。在一种社会或组织层面上，在一个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选择性增强引导着创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碍个体的新奇创造。
演化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断出现，现实世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现的时间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即意味着世界结构的变迁和世界新奇的突现，“不确定性是与想象和新潜能的创造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创造，
“经济行为者能够预期到利润和经济境遇的改善。”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变化要取决于推测人们如何获得新奇。任何新观念都是在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中突现出来，对它的评价也是以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为基础主观上做出的，它们在人与人之间是极为不同的”，由此他们得出，
“个体行为的创新性变化和种类都难以用个人主义术语来解释”，而只能从个体群层面上来进行观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认为“经济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释为与一群不同的个体相关，而不是与某个个体群中的单一个体相关。”“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理论中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与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演化经济学文献中，“个体群思维”更有着直接意义。“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学中可理解为，个体群成员的共时性个体决策表现为行为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作用的过程。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这种作用倾向增加事象的多样性。
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的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着重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纳尔逊和温特(1982)曾指出，经济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这种马尔科夫过程所体现的就是路径依赖现象。不可逆或路径依赖反映了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历史至关重要，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
综上所述，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对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大量行为主义的思想，充分考虑了人的本能、社会习俗和制度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确定性”、“多样性”、“历史重要”等几个理论假设，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简化的”、“确定性”的世界观而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论中，不确定性是世界结构变迁的前提；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历史重要”假设则突出了时间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意义。“时间不可进性”概念的引入，更凸显了演化分析与静态均衡分析之间的重要区别。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对新古典方法论上个人主义和牛顿力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态度，可以说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点与演化经济学观点基本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同视为演化方式，认为马克思是经济演化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马克思是演化学者。霍奇逊曾将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概括为三个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还原论和采纳生物隐喻，认为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或至少满足这三者的前两者，才能够得上演化经济学标准，而马克思经济学就违背了这个标准。
所谓的新事象，是指经济演化过程中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强调新事象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威特(ulrich Witt，1992)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恰当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关键作用、新事象的突现和扩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 Foss，1994)力主从是否接纳新事象的本体论上将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区分开来。他认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威特等人所发展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演化经济理论立足于一个开放的宇宙，从而允许新事象的出现；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压制了新事象。
还原论一般可理解为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在一个水平(或一个单位)上得到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除了基本的元素层面，再没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没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现的特征。在霍奇逊看来，所谓的“还原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含义大致相同。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则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一切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他们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与此相关联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不懈地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与此相反，演化经济学家则认为，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现突现的特性，每一个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或不能在另一个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释。
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演化经济论者认为，经济系统在性质上更接近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喻更为恰当。20世纪初，已经有了像凡勃伦和马歇尔那样使用“生物学”隐喻的理论家。虽然在他们的逻辑结构体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学进化论观点，但是在阐释他们的经济学观点时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末的理论家，既运用了因发现基因而得以发展的生物学进化论，也使用了“种群动态学”、“遗传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学理论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当然，也有一些演化论者并不十分赞同在经济分析中生物学隐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对生物学的隐喻持批评态度。甚至实际使用隐喻的人们也拒绝使用生物学隐喻，，因为对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因此有论者指出，经济学中的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潜在的，因而许多演化论者对此不做特别的强调。霍奇逊就将演化经济学称之为NEAR经济学，即“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 embracing anti-reductiorrism)”的经济学。
霍奇逊根据以上三个标准，断言马克思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理论仅符合三个标准中的一条即反还原主义，而违反了另两条，即不接纳新事象和没有采用生物学隐喻。而这三者围绕新事象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构成了演化经济学判定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愿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列入演化阵容的，在西方学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样化来源时，就将马克思拒之演化门外。
当然，西方学界还是有众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对当代演化分析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杜格和谢尔曼(W.H.Dugger和H.J.Sherman)认为，19世纪第一位提出进化理论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家是卡尔・马克思。纳尔逊和温特(1982)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许多观点与现代演化论思想是一致的。目它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将马克思与凡勃伦、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视为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西方学术界目前已经发展出了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学派，以柯兹纳和拉什曼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门施、弗里曼、戴维斯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等四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法国调节学派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法国调节学派的特点是，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而每一种积累体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着积累过程。调节学派对经济理论文献的贡献是，试图把制度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演化分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历史的特定制度条件与总需求发生机制结合起来，内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演化经济学的这四大流派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分歧，从发展态势看，它们之间有相互融合的倾向。
四、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分野
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观点和方法论上的相近，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曾伯格在《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一书中提及，罗斯托在晚年时曾对经济学做过这样的总结：“尽管要冒极大的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还是可以说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分为两派，新牛顿学派和生物学派。”根良教授认为，前者即是以静态的、原子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哲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后者即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研究传统，包括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等，并将后者称之为达尔文主义学派。
作为同一研究传统的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学上赞同实在论；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联结。但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演进观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
演化经济学家一般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贾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经济学》一文中将演化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路径概括为“遗传”、“变异”和“选择”等三种机制。所谓的“遗传”是指制度、习惯、惯例等因素通过企业等各种组织结构相互模仿而传递，这里的制度、惯例等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化的“基因”，各种组织结构则为承载这些“基因”的载体。
“变异”则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创造过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经济学正是研究经济系统中新奇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所进行研究的科学。”而新奇来源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大脑活动持续地对已知的认知要素的重组”，形成了各种新的认知结构，即创造了新奇。这种重组过程越深入，新产生的认知结构就越复杂，因此新奇的创造是不可预测的。
威特(1978)认为，新奇的产生在于“相对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和“对新认知激励的偏爱”。前者意味着，对新奇的搜寻通常要由挑战或危机来触发；后者意味着，在环境不提供激励的地方，人们可能通过发明或尝试新事物而创造他们的动机。这两种动机是互补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类行为而言，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而这种新奇意念可能被传播，也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这种新奇被接受而产生行动，这种行动就被称之为创新。而创新在各演化经济学分支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从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纳尔逊和温特(1982)等的观点来看，在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和创新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推动了演化的进程。
“变异”机制说明的是新奇如何产生的问题，而“选择”机制要说明的是，新奇或创新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的问题。演化经济学认为这种机制只能从“个体群”概念上来进行理解。就新奇的传播而言，演化经济学认为，个体群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和“选择一占据效应”。前者揭示个体行为的选择规律，认为“个体某种行动选择依赖于这种行为已经在个体群中出现的频率。”就后者而言，一般认为，“竞争过程在新奇或创新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续地为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而制造压力”，重要的是，“它会以某种方式强制进行”。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效应”。而“占据效应”指的是，单个变异的存续对与之竞争的其他变异具有依赖性。
演化经济学正是以心智的创造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以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即以“遗传”―“变异”―“选择”机制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演化观主要体现在历史唯物观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演进观的共识，它将社会变迁的动因归结为经济原因，在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
马克思通过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来揭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并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产关系只是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发展到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时，生产关系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决定并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从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过程，即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的演进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进化中的重要作用，将阶级冲突视为历史的发动机，认为阶级关系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在这整个分析框架中处处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机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出发点。从这两种演化机制中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演化观的根本区别。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演化经济学这两者都坚持以历史和演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的意义。但在坚持历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后者则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创造性的个人“心智”。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两者哲学观的区别，前者贯彻的是唯物主义，后者渗透的是唯心主义。从制度变迁的方向看，前者认为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将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后者则强调演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和多样的。
霍奇逊等演化论者也意识到这两者演进观的差异，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演化预设了历史演化的方向”，与“演化主义”的无目的、无方向和多样性原则相背离，并从而论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进程设想是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学界有学者还由此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视为“技术还原论”或“经济还原论”，并进而认定马克思理论就“反还原论”的演化标准也是不满足的。当然，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此进行过多方辩解，试图寻找各种证据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符合演化标准。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姑且不论，事实上，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能否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否冠以“演化”头衔，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没有“演化”头衔，也不会失去它的理论光辉。霍奇逊的这些演化标准恰恰从侧面印证，演化论者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五、演化思潮复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自二战以来，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在与各经济学流派斗争中胜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贯彻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致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数学形式主义日益偏离现实的追求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愈趋明显地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始发于长期倡导并践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而其他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为此次危机的重灾区，这愈加凸显了新古典范式的现实局限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研究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的经
济学研究视角。演化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它的理论假设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关理论也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断有旧的理论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演化经济学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新古典经济学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下，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论在基本框架内也做了些许边际上的调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演化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无疑有着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也必将在积极总结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新经验、探索经济关系变化新情况、吸收和借鉴当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创新和发展。事实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和融合中得出，如“调节理论关于需求带动生产率进步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经济剩余创造和榨取的论断借助了斯拉法经济学和效率工资理论，灵活生产理论关于积累体系空间的论断有赖于新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如此种种显示，吸收和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积极成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认为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它们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联结，等等。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演化中的协调和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两个问题上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启发和支持。杨虎涛教授认为，“在制度分析上，马克思非常强调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结构性变迁，而演化经济学则对制度的构成、分类和知识属性等问题非常重视。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Jeames Peach，2003)。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各种异端经济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排斥和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正在“被边缘化”。这里既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的“挤压”作用，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阵容的“收缩”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高校教学中呈现的教条化趋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经济学在西方学界的兴起和趋热，令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之振奋，近年中国学术界演化经济学研究也蔚然成风。不少学者对演化经济学备加推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将引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还有学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创造性转化的机遇，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某种创造性的综合，并试图多方论证马克思也是演化论者。有个别的演化论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过是落后的牛顿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与演化经济学结合才能获得新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自然是离不开向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但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动摇。
我们有理由相信，演化经济学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多普菲认为，“目前，演化经济学的智力环境基本上仍是由新古典范式所支配的。因此，演化方法生存的机会也取决于它适应这个环境的能力。”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它的新颖处就在于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有资料显示，演化经济学正在积极争取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接纳和同情，新古典经济学也向演化经济学抛出了友好的橄榄枝。“从目前的文献看，新古典和演化模型之间存在某些理论的趋同。新古典理论的支持者开始涉及制度问题和演化博弈论，而演化经济学的支持者着手处理新古典的主题。”
关键词：会计准则 制定 演化经济学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三、会计准则制定的演化分析框架
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在经济理论上开始陷入持久的危机，自贝尔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危机》(1981)出版以来，西方一些高级学术杂志对危机的实质议论纷纷。笔者认为，这场危机的主体是自上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危机是：第一，简化论。例如，为了有效地进行均衡分析，引入代表性企业之概念，抹煞了企业间的差异和多样性，企业被简缩为一个点，通过类似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这非常类似于牛顿力学，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黑箱的根源。又如把技术简化为生产函数，是一种生产的蓝图，增长是通过新的生产函数引入所导致的，但技术的起源、性质和变化过程却被束之高阁了。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打开了企业黑箱，但它仍受简化论思维所支配（如企业与市场两分法），忽视了丰富的多样性现实，而技术在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中至今仍基本上处于黑箱状态。第二，还原论。新古典经济学遵循经典科学之方法，把复杂的经济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以致于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不存在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结构。凯恩斯革命之后，新古典主义通过形式化处理凯恩斯宏观分析之方法，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但却丢弃了凯恩斯革命的精髓，以致于许多经济学家提出重建凯恩斯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这种还原论的另一突出特征是排斥对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研究，从而不能对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交互作用给予更深刻的说明，它不仅使肯德里克等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产生了生产要素无法说明的“余值”，而且也无法解释非线性正反馈与金融危机之关系等问题。第三，决定论哲学观。新古典综合派形成的一个重大后果是丢掉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这种理论结构通过给定参数的结构（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通过系统各部分之间可描述的关系，排除了随机和偶然因素，以一种决定论的框架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
新古典经济学上述理论结构，按照mirowsk的说法，是19世纪经典物理学给其打上的出生胎记。18世纪法国的拉普拉斯把这种机械决定论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信条是，只要给出足够的信息，我们就能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这就是科学史上有名的“拉普拉斯决定论”。受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许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试图把社会科学建立成类似于数学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思潮在科学哲学上的反应就是实证主义，孔德写道，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或最终结果。新古典经济学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假定就是这种科学哲学的反应。从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经典物理学的这种影响是无孔不入的，如瓦尔拉写道，“纯经济理论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的科学”，帕累托也把决定均衡的方程看作是合乎情理的力学方程。即使对马歇尔来说，虽然“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由于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比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含意”，但他不会想到，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已不知晓经济生物学或演化经济学这些术语了。现在的问题是主流经济学目前仍滞留于力学或机械类比的状态，并通过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其他社会科学输出这种方法。虽然凯恩斯革命受到量子力学发展的影响，在其理论架构中引入了整体性和不确定性思想，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革命，反而被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简化论和机械论思维所同化，因此经济理论的危机势不可免，借用x－效率理论创始人莱本斯坦的话来说，不存在危机也应有危机。
大量证据清楚地说明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基于机械类比或隐喻。那么是否通过去掉这种机械类比或干脆拒绝任何类比，经济理论的危机状况就能得到改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社会科学都应避免来自自然科学的隐喻，但许多认知科学家和方法论学者认为类比在科学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归纳、演绎和类比三种方法中，类比是最具创造性的，其原因在于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类比所起的作用是从其他学科引入新的认识论并与本学科杂交产生创新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有助于当事人从本专业已“锁定”的思维模式中挣脱出来，而且在科学革命期间有助于新范式之内核的形式，这种范式的内核是科学家认识世界的基本信念，自然科学对此也概莫能外。众所周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达尔文进化学说的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普利高津自幼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浓厚兴趣，促使他勇敢地踏上追寻大自然“时间之箭”的艰苦历程，终于创建非平衡热力学的布鲁塞尔学派，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正因为如此，本世纪80年代以来，进化论在经济理论的危机中被引入，博尔丁1981年出版了《演化经济学》，尼尔森和温特汇集他们多年研究之成果，于1982年出版了目前已成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80年代后期，经过布莱恩·阿瑟和保罗·大卫的努力，报酬递增理论也得到有力的复兴和发展，并很快融入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入90年代，演化经济学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创刊，到目前为止，霍奇逊等已出版了大量演化经济学的著作。演化经济学已成为本世纪末在社会科学中最重要、最激动人心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之一。
二、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源流
试图以演化范式研究经济过程在经济学中并不是新的东西，它明确存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持不同见解者的著作中，一般认为凡勃伦、熊彼特、马克思和马歇尔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然而，经济学演化范式的最终确立却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无疑它是自然科学革命性进展的结果。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重新检验了演化经济学的先驱思想，更使演化范式奠定在更坚实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之上，演化经济学已成为有可能替代新古典范式的研究纲领。
从本质上说，演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演化的科学，而非新古典研究存在的科学。由于依赖代表者（正常状态）和均衡这两个核心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说明知识、时间和不可逆过程，排除了驱动经济系统的变异（变化）和开放性过程。凡勃伦最早提出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并创立制度学派，演化这一术语随后也被旧制度学派所采用，但凡勃伦的传人未能很好地继承这一传统。凡勃伦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隐喻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和变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从物理学中所借入的静态和均衡思想。凡勃伦关于制度是生物学基因类比物的观点，是尼尔森和温特所提出的作为选择单位的基因类比物——企业惯例的先驱，但尼尔森和温特却把其进化建模先驱归于熊彼特，并创立“新熊彼特”学派。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借用生物学，他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之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古尔德等“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进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与马歇尔不同，熊彼特认为，自然界确实能发生飞跃，非连续的质变导致系统形态发生一种格式塔式的（或整体）的转变，在耗散结构理论中我们会发现熊彼特这一思想似曾相识，当然前者更系统和更完备。熊彼特的思想80年代以来已成为技术变迁理论重要的灵感来源，另一影响甚大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关于技术演化的思想深受达尔文的影响，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化及其相互转换的论断显然是进化论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大纲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强调了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有异，但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框架相一致。马歇尔被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在于他鼓吹经济学的生物学类比，但由于他认为经济力学是经济生物学的先导，毕生精力用于对新古典的综合，他的梦想未能实现。他强调了时间、报酬递增和不可逆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然而却试图在均衡框架中加以处理，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总之，从凡勃伦到马歇尔都明确地包含着演化隐喻，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仅未能形成一个明确的演化框架，而且存在许多不恰当的成份。
本世纪初以来自然科学革命性的进展到80年代开始成为演化经济学发展的直接动力。这里我们只简要讨论生物学与耗散结构理论的意义。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在于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首先，在一个物种的成员间必须存在变异，无论这种变异是盲目的、随机的或有目的的，如果没有这种变异，进化过程将无从谈起。其次，必须存在某种遗传机制，借此后代更像他们的父母而非同一物种其他成员。第三，自然选择对变异和遗传发生作用，导致新物种的形成或旧物种的灭绝。但达尔文当时不了解孟德尔所做的工作，未能提供一个遗传机制的理论，曾考虑是否采用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拉马克看来，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产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生物学未能为拉马克主义提供例证，但拉马克进化机制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应用，许多学者在研究文化基因及其传递上借用了这种隐喻。
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取得了巨大进展。新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理论与孟德尔“基因”理论相结合，对遗传过程给予了说明，核心概念是表型和基因型的区分，表型是指有机体外部特征和形态结构，而基因型是由遗传组织所构成，植根于dna结构中。基因决定了一个物种的个体或物种间的差异，是代际间遗传连续性的根源，表型生活的环境对基因突变进行选择。然而，许多生物学家对此提出了异议，主要的批评是，第一，新达尔文主义把基因看作是选择的唯一单位，仍不能解释新物种形成的机制等问题。与生物简化论相反，一些学者提出了选择是在不同层次上展开的，淘汰过程可以在整个物种水平上发生，而不仅仅发生于对基因型的选择。第二，新物种的形成不仅仅是突变的累积，环境的快速变化是物种形成的主要原因，这就是由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和尼尔斯·埃尔德里奇提出的“间断平衡”进化理论。他们认为在环境巨变之后，进化速度放慢，一直到生物群体再次面临环境的挑战。上述隐喻在研究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时，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引起日本经济体制的突变，调整之后，体制演进速度肯定会慢下来。生物学中争论的问题很多，很难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生物学理论，这是演化经济学在借用生物学类比时必须加以鉴别的。
虽然生物学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但笔者认为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布鲁塞尔学派的耗散结构理论意义更大，这是因为它对人类思想中演化这个统一范式的最终确立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知道，当牛顿经典力学完成其综合之时，就受到了经典热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挑战。与经典物理学不同，这两种理论或学科都强调了自然演化及时间的重要性，但“时间之箭”的方向却是相反的。整个19世纪人们都陷入了这两种对立方向时间之箭的困惑之中。这个问题经由耗散结构理论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普利高津等对物理规律很少谈及时间、进化和不可逆现象深感惊奇，深信自然界遵循统一的规律，他们从濒于死亡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入手，挖掘这一定律关于时间和不可逆过程的深刻含义，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从热力学观点来看，耗散结构是指在远离均衡态之下，热力学系统可能出现的一种稳定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理论的提出，基于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区分。经典热力学研究的是处于或接近均衡的封闭系统，在封闭系统中，如果最初不是处于均衡，热力学第二定律将驱使系统达到以最大可能混乱和随机为特征的均衡态的形成。但如果系统是开放的逐渐远离均衡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接近均衡的区域，如果内部和外界引起涨落的因素是线性的，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组织结构。相反，如果系统处于外界各种因素的强制作用之下，具有非线性动力机制，系统行为就处于在多重稳定态（分叉）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变过程，这种新的分叉的增加代表着系统演进的多样性和组织结构趋于复杂。一个非常小的扰动或涨落通过非线性机制有可能导致系统从偶然事件走向必然，使系统从不稳定态走向新的稳定有序状态。系统的发展可以经受突变，系统在分叉点之前的驻留和犹豫，呈现出混沌之特征，因此，约瑟夫·福特说：“进化是具有反馈的混沌”，分叉点区域系统行为的非决定性，表明了大自然所具有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混沌理论把这种因素与系统内在的决定性机制巧妙地结合起来，说明了在秩序和混沌的边缘，大自然创造性演化过程的内在本质。耗散结构是在开放、非均衡条件下，通过非线性、自动催化（正反馈）和系统的涨落而形成的自维生系统。这一理论目前已被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等许多问题的研究，无疑它对解释中国历史和改革、中日及中俄制度变迁的路径等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三、演化经济学的方法
在演化经济学中，对演化概念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把生活带回经济学》（1993）一书中，对经济学中演化含义进行了分类，参看下表。根据霍奇逊的看法，遗传一词应在它被生物学采用之前的最初含义上所使用，经济社会系统的遗传理论是指对系统各组分之间交互作用的因果解释。个体发生论认为，某个个体的成长是从给定发育可能且不发生变化的基因的展开过程。与此相反，系统发生论认为进化既包括基因库又包括系统组分的变化，演化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了系统发生论的隐喻。
单线路
1.发展—|
多重线路（马克思、霍布斯）
经济演化—|
连续（斯密、门格尔、瓦尔拉和马歇尔）
个体发生论—|
间断（熊彼特）
2.遗传—|
社会演进具有终级完美趋势（斯宾塞、哈耶克）
系统发生论—|
无终极完善趋势（马尔萨斯和凡勃伦）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归纳主义;演绎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史上,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就经济学主流研究方法进行了跨世纪的争夺,其中最突出的共有两次:一次是18世纪马尔萨斯的归纳法与李嘉图的演绎法之争;另一次是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抽象演绎法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之争。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的激烈论战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仍是许多经济学家不懈探讨的主题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这两次大的论战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探讨其带给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二、18世纪归纳法与演绎法之争
(一)马尔萨斯与古典归纳主义
古典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观察是建立理论陈述的基础”。如果满足归纳原理的条件,那么从有限单位观察的陈述中归纳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的。科学理论发展是真实知识的积累和递增。因此,经验事实是真实的,归纳法也是合理的,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知识是不会错的。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在他之后,马尔萨斯继承了斯密著作中隐含的归纳分析法。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
(二)李嘉图与传统演绎主义
传统的演绎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因此科学是绝对正确的,是已被证明了的知识。科学的基础是公理,是所有科学命题的原始前提,有了这样的原始前提,就可以推导出整个科学理论体系。采用演绎法最早的代表人物仍是亚当・斯密,在他之后,李嘉图继承了斯密方法论中的演绎倾向,在讨论一个问题时,他总是根据一项或者几项最基本的规则,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然后分别考察几个主要因素间的相互关系,通过他们之间的相应变化,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
(三)争论的发展
归纳法与演绎法各自的优点与局限性使得双方支持者陷入了争论之中。但是,随着双方对另一方研究方法的深入了解和历史事实的检验,这种争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淡化。在随后的演进过程中,确立了经济学演绎的基石-“经济人”假设-的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频繁的使用斯密的二重法来分析问题。可见,在18世纪英国国内的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的争论中,尽管经历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的论战,但双方对各自的理论方法并没有绝对的自信,对另一方的观点也持一定的认同态度。
三、19世纪“方法论之争”
在倡导抽象演绎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迅速扩展其影响的同时,在德国却出现了一股相反的潮流。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在德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坚持历史的、相对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在认真研究经济史的基础上强调历史方法的运用,与古典经济学倡导的演绎法相对抗。然而,历史学派的繁荣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就遇到了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挑战。两者的这场争论使得“方法论之争”成为经济学辞书中的一个固定词条,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空前的影响。双方的争论围绕着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论述历史过程的科学,还是关于发展一套用以处理资料的分析工具的科学而展开。
门格尔在方法论上以对历史学派方法论的批判以及对理论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而闻名,他认为经济学实际运用的主要方法不是历史归纳法,而是捕象演绎法。但同时,门格尔也承认经济学有运用历史方法的必要,他只是反对历史学派把它当作经济学唯一的方法。但这似乎并不完全是历史学派的观点。作为新历史学派的主要领袖之一,施穆勒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公理演绎式研究方法。但是,施穆勒虽然强调归纳法,却并不排斥在经济推理时使用演绎法。他认为,就使用演绎法和形成经济理论而言,最重要的是对历史事实和材料有丰富的知识。
可见,在这一论战中,归纳与演绎依然有着融合的倾向,且这一倾向较之前有加深的趋势。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就提倡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内维尔・凯恩斯在189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范围与定义》中也总结了上述方法论之争,主张将二者兼容并包,认为单纯运用其中一种是不会产生科学效果的。
四、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之争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和启示
(一)两种方法并非不可共存
通过以上分析,一方面,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法简化了经济分析过程中错综复杂的背景条件,使得经济问题变得简单明确,抽象假设在经济学中变得更加重要,乃至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另一方面,抽象演绎法中理论假设与现实状况的脱节又使得历史归纳法即使被许多经济学家排斥但仍然必不可少。这构成了两者共存的必要性。同时,在上述的两次争论中,双方并不完全否定另一方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历史的演变中,两种方法论又有着交叉和融合的趋势,可见,演绎法和归纳法本身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们是研究经济问题时有着不同侧重点的两种并行的方法。这又构成了两者共存的可能性。
(二)经济研究过程中应更加注重从实际出发
在两种方法论的争论过程中,双方都企图让自己支持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然而,由于各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人文环境等许多因素并非完全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在一国或一个地区成立的结论在另一国或地区中往往被历史检验为错误的或不完美的。因此,建立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体系就像创立一门世界语言一样是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经济学研究不应过多纠缠于“主流方法论”称号的争夺,而应努力寻找各方法论相对适用并占有优势的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各种背景指标,选择合适的几种方法的组合来进行系统、综合和全面的分析。
参考文献:
[1]卡尔・门格尔.经济学原理.纽约大学出版社,1981
[2]北京大学国情研究所.世界文明百科全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3]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关键词】 企业创新；创新思想；演化经济学
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新成为了关系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要素，更成为了企业在商业竞争中重要的制胜因子之一，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化的普及与推进以及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演化经济学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它综合了自然科学、生物进化、博弈等领域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成果，对经济现象与行为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由于演化经济学是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对企业行为进行分析，因而对现实生活中企业的创新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与意义。
一、演化经济创新理论
（一）熊彼特的创新思想
奥地利学者熊彼特是第一位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经济学家。《经济发展理论》是他在1912年出版的代表性书目，在书中他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创新理论”并于以后的研究中不断丰富与完善他对创新理论的研究，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是熊彼特“创新理论”体系完全建立的标志。
熊彼特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因素，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他认为，创新就是将新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以新组合的形成投入生产之中，这种形式包括五个方面：生产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工艺和技术；开拓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料供给来源；新的组织形式。
借用生物学相关理论，熊彼特认为，从静态的角度看，创新代表着企业自身能力的增长，这种增长从生物学层面看是静态的、定向的。而从动态的视角出发，创新则是企业为了赢得市场竞争而追求的目标，贯穿于企业间动态竞争的过程，创新的生死存亡也是由市场竞争决定。
（二）纳尔逊与温特的创新思想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新熊彼特”学者纳尔逊和温同著作的，此书于1982年出版后，在经济研究中迅速兴起了对演化观进行研究的热潮。纳尔逊和温特借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来研究企业问题，提出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获胜，需要不断开拓创新，突出企业优势，发挥所长，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纳尔逊和温特在书中提到的核心概念是“企业惯例”，该概念犹如生物学中的“遗传基因”概念，在经济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企业惯例就是创新的基础，通过对企业惯例进行修正、舍弃或者革新，在“搜寻-变异-选择”的过程中便形成了创新。
1. 创新的动力
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中物竞天择的基本思想，纳尔逊和温特认为经济市场环境如同生物环境一样，生物“自然选择”与优胜劣汰同样适用于市场环境，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能够较好适应竞争并能够获得较高利润的企业将脱颖而出，并发展壮大，而无法适应竞争且不能制造利润的企业就将逐渐失去市场生存能力终而被市场所淘汰。企业要在市场中生存下来，需要不断开拓革新，突出企业优势，发挥所长，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市场地位。因此，企业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市场环境的压力。对于环境压力推动下的企业创新，纳尔逊和温特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如企业利润低得无法忍受时，企业被迫搜寻新技术及新的组织形式，由此导致企业创新的发生。”
2. 创新的生成
在市场形势与竞争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企业对创新的需求得以出现，为了满足需要，企业开始“搜寻”，这种行为体现于企业在现有的技术或惯例中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即是对当前企业惯例进行舍弃、修正或者革新。
纳尔逊和温特认为，企业惯例意指企业一切有规律可循的、可以预测的行为方式。他们认为惯例是可以继承也是可以被选择的，若现有惯例在企业运行中反馈良好，那么这些惯例便会得到保存与继续使用；若惯例在企业运行中取得的效果不好，则这些惯例就将被改变甚至舍弃，这种行为就是“搜寻”。“搜寻”行为会导致“基因变异”，即企业当前惯例的被改造、革新或者舍弃，在此过程中，企业将创造出新的惯例，创新便得以实现。
3. 创新的扩散
根据演化理论，创新的去留需要由环境选择决定，“搜寻”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结果首先应该在组织内部和企业之间普遍散布，只有该项结果能够被企业采用同时被社会大众接受认可，该项结果才能称为成功的创新。如果该结果未能得到采纳与传播扩散，那么该创新很可能就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同时，一个企业所产生的创新是否能使企业的盈利能力与盈利水平尽如人意，并且得到经济社会的广泛认可，也取决于市场选择。能否为企业创造利润是创新被保留还是被淘汰的衡量标准。
此外，创新理论还认为，企业的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和技术锁定的特点。企业的创新过程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随机因素的作用，使得创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随机性与风险性，而演化过程中存在的多路径、路径依赖等原因，也可能使得创新“锁定在劣技术上”。
二、从演化经济学视角认识企业创新的合理性
当今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市场风云瞬息万变，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是使得企业不断壮大，立于市场之林的利器，已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与核心。顺应时代大流而生的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创新事物与行为进行研究的科学。演化经济学对于企业创新实践而言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小企业的决策通常以企业惯例为基础，当企业运转发出不正常信号，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利润低于企业限额时，企业便会产生改变、革新的动机，开始调整企业“惯例”，“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当出现的变异被市场选择认可，并逐渐成为流行状态时，企业便实现创新，获得创新竞争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创新行为以及企业便顺利通过了市场选择，在残酷的竞争中得以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说明了企业的行为也遵循着“搜寻-变异-选择”的逻辑，因而用演化经济创新思想来研究企业创新问题，具备科学性与合理性，可以为企业现实创新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三、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企业创新路径分析
（一）结合创新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由于信息、市场等要素自身不确定性的影响，创新程度与结果也是不确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企业对创新行为的热情与投入程度。将现有产品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并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关键在于捕捉与利用创新机会，也就是要从市场需求、市场受众、消费结构等方面的趋势或变化中获取线索，提出新创意或设想，使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从而产生社会经济效益。同时，在过程中尽力降低不确定性，减小市场选择对企业的影响。因此，企业需要充分认识创新过程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将二者有效结合起来，使其发挥合力。一方面，要以市场需求为线索，充分认识与把握创新的必然性，抓住创新机遇。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其组织结构小而灵活的特点，对市场变化快速反应，尽可能的做到创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协同结合，尽可能的减少不利影响。
（二）加强企业内学习功能
在纳尔逊和温特看来，生产率的差异是企业能力差异的反映，而企业能力则是基于企业特有的意会知识而培养起来的。企业内学习的功能就在于把企业内部员工个人所特有的意会知识转化成企业内部的共享知识，进而逐步发展为整个企业新的意会知识。因而，加强企业内部学习功能，将组织内部各个模块功能充分结合起来，促进它们之间的交流，可以大大提升创新成功的可能性。
（三）避免“锁定劣技术”现象出现
演化经济学认为，创新演化过程中伴随的多路径、路径依赖等方面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创新“锁定在劣技术上”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干预技术。此外，针对回报递减效应的技术或产品，政府可以鼓励市场竞争，通过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反之，采取一定的激励政策，鼓励企业进行产品、工艺或过程的革新。
（四）发挥政府在企业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目前我国创新体系尚未建成，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法律环境、制度环境等还不能很好地保障和支持企业的创新行为。政府在创新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职能与作用。根据演化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为了推进创新的产生与传播，政府应加速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为企业创新的生存提供好的大环境。
在政策方面，政府应该通过制度与机制的完善，在资金经费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高效的服务。同时，政府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激励制度，通过制度来推动企业的创新。可以从促进组织间技术交流、制定技术标准等方面入手，通过政策激励企业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层面的扶持与引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要不断调整以适应现实创新竞争的需要，使企业创新与国家政策形成良好的互动。
四、结语
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创新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特征，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企业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市场环境的形势与压力，创新的产生需要经历一个“搜寻-变异-选择”的过程。企业的搜寻产生变异，环境选择是对已经出现的变异的检验，决定了该变异能否取得主导地位从而实现创新。通过对演化创新理论的研究，本文认为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并有效结合创新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一方面抓住创新机遇，另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市场选择与不利因素的影响。加强企业内学习功能，不断共享与更新意会知识，提高企业能力，为成功实现创新创造条件。同时，政府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关键作用，制定相关政策，在环境塑造、制度建立、机制完善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必要支持，使企业创新与国家政策形成良好的互动。
参考文献
[1]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2] 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4] 杨玉秀.演化经济视角下的企业创新分析[J].社科纵横2007，（8）：19.
[5] 李长青，张术丹.演化经济学的演化与企业技术创新分析的新思路[J].经济问题探索，2006（10）：18.
[6] 杜建国，梅强，马国建.演化经济学在研究中小企业中的应用[J].科学管理研究，2010，04.
[7] 孙浩进.创新竞争力的机制分析：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解释[J].浙江学刊，2011，02.
[8] 孙晓华，戴进，王昀.技术创新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述评[J].科学管理研究，2010，02.
[9] 孙冰.基于演化视角的技术创新相关研究综述[J].科学进步与对策，2011（28）：01.
[10] 金雪军，杨晓兰.基于演化范式的技术创新政策理论.科学管理研究[J].2005（26）：02.
关键词：变革；制度变迁；认知路径依赖；文化模式
作者简介：干晓艳(1972～)。女，辽宁辽阳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2-0005-03 收藏日期：2009-02-04
一、引言
1978年至今，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各项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作用已为改革取得的成就所证实。然而，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权利更替与转移、区域发展不均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深层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诺斯等(1989)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形成一种制度安排来激励人们进行增加产出的劳务活动，减少闲暇，进行科技创新、促使技术进步。并从中获得相应报酬。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明确所有权、规划产业政策、完善各类法规制度、加强制度实施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进行，无不充分证实了诺斯所强调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诺斯通过建立静态的制度均衡模型形成了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但随着其思想的不断发展，演化的制度变迁理论更强调了制度与文化、学习和认知科学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诺斯试图建立一套包括人口、知识和经济变迁的动态变迁理论。深化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及潜藏其后的社会矛盾，认识并解决好这些矛盾是改革者们要在很长时期内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从诺斯的制度变迁、动态演化理论的认知路径依赖和文化角度对改革加以几点深层思考。
二、诺斯的制度理论
对制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休谟、斯图亚特、斯密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他们都认为制度重要。斯密主张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强调竞争越自由、越普遍，就越有利于社会(斯密，2005；原版，1776)。主流学派视制度为外生变量，而非主流学派从不同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施莫勒代表德国新历史学派强调法律制度和道德文化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哈耶克代表新奥地利学派强调人的知识有限性。因此需要制度加以协调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方式。凡勃仑代表美国旧制度学派强调制度是由于人的生物性而产生的社会习惯，因此从生物演化角度理解制度变迁(方福前，2004)。科斯、诺斯代表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为补充，视制度为内生变量，将制度纳入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因保留了新古典的稀缺性因而具有竞争性――支持微观经济学选择理论方法的假设，建立、改变和扩展了新古典经济学”。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包含法律、规则等正规的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习惯等非正规约束。在层次上它既指整个社会整体的经济制度，也指在一定制度环境下特定的制度安排。制度有创立的和随时间演进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体假设基础上的，制度的最终约束是个人。因此，诺斯的制度分析框架无疑在个人理性选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也与马克思的整体主义方法的制度研究不同(林岗等，2003)。诺斯关于人的行为假定是新古典意义上的人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加上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约束的(诺斯，1994)。制度怎样产生的?由于从人际间的重复行为到非人际间的不重复行为所做的选择增大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的决策行为不会完全理性。因此，制度存在就是为了引导行动者行为动机，减少行为不确定性。
制度制定是有成本的。正规制度框架影响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非正规制度可以降低生产中的监督等成本，因此制度对整个经济效益的提高起着核心作用。组织对变迁起诱因作用，组织是在现有约束所致的机会集下有目的地创立的(诺斯，1994)。组织与制度是互生共进的，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诺斯等，1989)。当相对价格变化或偏好变化使组织为了获取或实现这些目标而要求建立更有效的制度激励。从而改变制度。
三、诺斯的制度均衡与变迁理论
诺斯的制度均衡分析是将制度视为以均衡一非均衡一均衡这种模式的运动。制度起初处于一种初始均衡状态，即处于福利经济学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当外界因素变化时，均衡被打破而发生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有社会整体制度变迁和对规则、准则等具体制度安排所作的边际调整。林毅夫(2005)将其区分为诱致性的和强致性的。诺斯诱致性制度变迁需求条件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而预期净收益(外部收益)来源于“规模经济、交易费用、外部性内在化、风险和收入再分配”等(戴维斯等，2005)。诺斯的制度供给理论不同于拉坦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决定论，它是一种滞后制度供给理论。
在制度供给中，国家是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通过建立契约，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经济增长，获得最大社会产出，增加税收，但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又通过建立一定的竞争合作规则，使自己租金最大化，二者之间有冲突。因此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1990)。这一诺斯国家悖论说明了国家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决定作用。制度变迁中，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诺斯，1990)。意识形态能够克服个人不计较成本收益计算中的经济价值从而用道德准则及社会尊重等社会价值度量群体行为。一致的意识形态观点可以降低制度的执行成本，在维护权利和行使交易时增大剩余。因此，意识形态的动态性及不断演变使个体或团体意识到自身社会地位的相对不公正性，使得长期制度变迁行动成为可能。由于一定时期意识形态具有粘性，所以制度变迁中大量存在路径依赖及锁定现象。
路径依赖问题首先是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用于描述技术渐进变迁过程中技术存在的相对稳定性。后来由w・巴兰・阿瑟加以发展(诺斯，1994)：认为由于偶然事件导致占优的技术方案被采用而无视更有效的方案时就形成了路径依赖现象。即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非线性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发生改变(林岗，2003)。诺斯将技术路径依赖现象引入制度变迁理论。报酬递增和交易费用规范制度变迁路径。在报酬递增时，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自我
增强机制决定制度变迁路线。交易费用通过对行动者主观主义模型的修正而规定变迁路线选择，形成变迁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正反馈的特点使得变迁路径朝着某一方向具体行进时，由系统、环境产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和效仿过程以及之前关于这些类似问题所产生的行为者主观倾向就会增强这一方向和进程。
制度变迁的最终路径是组织、制度与人们意识反应的综合结果。由组织和制度变化所带来的机会诱致人类认识与反应以促进最终制度变迁路径形成。政治或经济组织中的企业家感知到潜在的获利机会，认为对现有的制度框架进行某些边际调整会使他们变得更好，于是制度变迁以渐进的方式演进。但演进中并不排除由于行动者信息不完全及主观主义模式而导致的无效路径。
四、诺斯基于学习、心智模式、文化演化的动态经济变迁理论
制度的本质是什么?从外部观点看，制度是人类群体内共享的行为规则或惯例；从内部看，制度仅仅是人类共享的心智模式或人类交往时对经常发生的问题采用的共同解决方案。从内部方面阐明制度是充分解释制度出现、演进和影响的关键一步。这是制度的认知模型与其他模型间质的差别。诺斯认为学习对制度形成、经济活动和变迁是重要的。
诺斯提出学习一心智模式一环境理论分析框架中，逻辑起点是人类学习是一个进化过程，通过不断试错，以灵活可变的认知结构促进人类不断解决新问题。心智模式在对概念的形成和保持记忆的认知发展过程间也是逐渐进化的。环境反馈形成心智模式。当相同的心智模式多次被环境反馈证实时，这个心智模式就被固化下来形成诺斯称之为的信念(体系)。心智模式是如何演化的?当现有的心智模式不能解决新问题时，个体就会采用一个类推的策略以一种准自动方式解决问题。如果还没有成功，个体被迫采取创造性的方式形成新的心智模式以解决新问题，这种追求替代方法的思想以概念化形式创造了新的选择情境。群体或共享的学习形成共享心智模式。这种共享有静态和演化之分。静态下。个体在给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不断地与其他个体进行交流以解决问题，交流的直接结果是形成共享心智模式。共享心智模式演化依赖团体规模，所以一个组织内部和在社会总体层面的共享心智模式是不同的。演化情境下，在社会层面，文化演化过程与知识存量的增长与转移有关。随着在社会层面集体学习的展开，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理论科学和实践知识都随时间增长和转移。人类学习不仅仅是个人一生经验也是前几代人的积累。一个社会累积的知识是嵌入在语言、人类记忆和符号存储系统中，包括信念、神话和形成社会文化的行为方式。文化不仅决定一定时间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它的框架制约行为者的方式对变迁过程起作用。马克斯・韦伯认同观念和信念体系在形成社会文化方面的作用，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来源。但是他的文化来源太窄，它没有在信念和随之产生的制度之间建立联系。而诺斯在信念体系、制度和技术、知识存量间建立一个有用的分析模式：即制度为人口和技术变迁提供激励结构，人口和知识存量反过来促进制度变迁形成。
诺斯认为随时间变化的经济绩效理论将整合制度变迁、人口变迁、和知识存量变迁。进而广泛的经济变迁过程是：作为经济体系中的行为者――经济和组织单位，意识到新技术和制度会提高他们的竞争地位，他们便会推出新制度和技术。而意识是信念体系的函数。经济变迁是一个过程，社会制度变迁是其载体。诺斯认为社会变迁的过程是：现实一信念一制度一具体政策一结果(即被改变的现实)。从结果到现实的反馈过程经历整个人类思想。人类思想在后一个时期共享的学习是基于前一个时期的已经存在的学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共享学习的内容在大量时期内是同样的或是相似的，所以心智模式一旦不灵活，固化了，人类信念体系也就形成了，这是认知路径依赖的形成来源。心智模式越是固化，改变和修正就越困难。因为存在认知路径依赖。制度形成也必然以一种依赖方式发生，当所有游戏者都形成了同样的心智模式时，制度矩阵开始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解决大量社会问题。随着时间变化，制度路径依赖方式可以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制定经济游戏结构，引导社会朝着并非想要的结果进行活动。
五、中国制度变革的现实思考
我国大范围的制度变革现实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为宏观层面指导，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为具体方法及工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而进行的。纵观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结合我国具体改革实践，我国很多学者都从理论与我国具体改革实践相吻合方面解释经济体制及制度安排变迁。这里，结合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认知路径依赖、社会共同学习及文化模式角度，对深化中国改革提出几点启示：
(一)突破认知路径依赖，开拓深化改革新局面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开始，一直在探索中渐近前行，其中原因不排除改革面临着诺斯所说的认知路径依赖。关于路径依赖问题有不同学者从技术、制度、生物演化博弈等角度进行过研究，但认知路径依赖是根本性的。由认知路径依赖形成制度的路径依赖进而发展成经济路径依赖。突破路径依赖就是要有新的眼光，灵活运用改革理论。真正理解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内涵，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处理发展中遇到的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价值与意识形态迷惑。改革是在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优先保障，而一部分人的利益要被动调整中进行的，但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种调整实现全面富裕，通过非帕累托改进达到帕累托改进。因此，实事求是，从客观规律出发。突破路径依赖，合理进行改革利益分配，使改革目标始终一致是当前深化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强化不同层面的学习，促使人的意识不断提高
学习是整个人类不断提高认识和能力战胜未知的重要手段，群体学习是提高整个社会意识演进、促进知识共享、提高文化共通以获得交易剩余的有益方式。我国改革是在不断学习探索中前进的。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下，领导层面的学习固然重要，但在改革“中坚”时期，面对社会群体的意识差距，自觉运用市场机制的能力差距，我们要加强不同层面的群体学习，完善个体习得能力。从实践和实验中学习经验、吸取教训。深化整个社会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中国股票市场；演化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2
一、引言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历史短，存在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健全、效率不高和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并且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处于转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这与以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有较大的不同。本文利用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适合中国股票市场系统的演化模型，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好的回答希望能对决策部门提供理论指导，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目前来看，将演化经济学理论运用于金融系统的研究较少，国外的研究主要有：Bottazzi，Dosi 和Rebesco(2005)使用市场主体模型检验了股票市场的动力特征，结果发现不同的交易制度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寇齐(Coche，1998)利用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演化模型对股票市场的效率进行了检验，发现股票市场的投资者通过创造新的惯例和模仿其他投资者的惯例来改变行为。何蒙斯(Hommes，2001)把金融市场看做是不同的竞争交易策略存在的演化系统，他发现理性的人通常采取跟随策略，简单的技术交易策略可以在不同价格和理念存在的市场里演化。Mikhail Anufriev ＆Cars Homes(2009)构建了一个在异质期望规则下的基于市场演化选择机制的个人学习模型，结果表明异质性在个人预测中具有关键作用。
国内少量对金融系统的研究也涉及了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诸如：在一定条件下，金融体系会内生出现，从根本上讲，金融体系的产生与演进是企业家追求利润的结果(曹啸，2006)；金融创新是经济主体自发的博弈结果，具有环境选择性(徐荣贞，2010；林鸿熙，李红刚，2010；高建刚，2009董金玲，2009)。而将演化经济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运用于股票市场演化的研究也不多，应尚军，范英，魏一鸣，汪秉宏(2004)用元胞自动机作为复杂系统的研究工具在己有的关于股票市场演化的基本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基于投资分析的股票市场演化模型；赵永刚(2006)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演化经济学理论研究了股票市场的演化机制；商孟华(2006)解释了股票价格指数变化的动态过程，并提出了演化循环假说和演化定价假说；张维(2006)研究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演化；胡挺(2007)从演化视角重新定义了股市生态，从股市生态演化前提、诱因及其动力机制等方面对其演化机制展开分析；邹琳，马超群，李红权(2008)依据中国股市的现实特征提出了一个新的人工金融市场模型。该模型利用遗传算法来刻画自适应主体Agent的学习规则进化，并且引入了噪声交易者、政策因子、股利动力学模型等因素，使得仿真市场更贴近中国股市。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为本文研究股票市场演化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将吸收前辈们做出的相关成果，对股票市场系统演化的模型进行的探讨。
三、演化模型的基本假设
(一)股票市场的所有参与主体都是利益追求者
股票市场的参与主体有：政府(G)主体和市场(M)主体两大类，其中政府主体包括中国证监会(CSRC)、交易所(EXC)和国资委(SASAC)，市场主体主要包括上市公司(LC)、证券公司(SC)、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FC)、其他国有机构投资者(SO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民营机构投资者(POII)、中小投资者(MSI)和金融企业家(FE)。这些参与主体都是利益追求者，都以利益多少决定其行动，且是有限理性的。
(二)股票市场的利益可以计量
股票市场的存在实质上是为所有权的交易提供平台，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利益能计量，股票参与主体才能进行相应的决策。本文中股票市场的利益主要是指资金进入产业的投资收益和市场交易产生的流动性收益。
(三)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平分股票市场利益
政府主体是股票市场的制度供给者，市场主体是股票市场的制度需求者，二者利益相等才能实现股票市场制度的均衡，否则会导致股票市场制度的演化。
(四)不考虑制度演化成本
股票市场系统演化涉及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博弈，博弈过程存在一定的制度演化成本。由于制度演化成本数据难以获得，并且在存在潜规则的情况下制度演化成本难以计量，因此不考虑制度演化成本。
四、演化模型的结构
根据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历程可知，中国股票市场是在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两手”推动下产生发展的，并且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和政府的这两大内外动力推动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演化。内在动力机制的背后推动力主要是金融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外在动力机制的背后推动力则是政府对国有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追求。政府和金融企业家的追求经常不一致，因此二者存在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它们的反复博弈的结果是股票市场系统的不断演化。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都是利益追求者，当二者利益不相等时，股票市场系统就会演化，所以，股票市场系统演化必然存在一个演化均衡模型：
RM=RG (4.1)
其中RM表示市场在股票市场演化中的利益，RG表示政府在股票市场演化中的利益。演化模型的图示如下：
图1 股票市场系统演化均衡图
在股票市场演化的过程中，市场利益(RM)和政府利益(RG)本身也随时间演化。根据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经济系统及其变量的演化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可以用马尔科夫链来描述具有路径依赖的演化过程。因此，市场利益(RM)和政府利益(RG)的演化可以用以下模型来描述：
(4.2)
(4.3)
公式中表示第t+1期的股票市场利益，其依赖于第t 期的股票市场利益，表示第t期的股票市场利益，表示第t+1期和第t 期的股票市场利益的关系系数。
根据前面对股票市场参与主体的分类，公式(4.2)和(4.3)可扩展为：
(4.4)
(4.5)
由以上股票市场演化的模型可知：当≠时，市场主体和政府主体必然出现新一轮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双方将重新分配股票市场利益，直到＝，即市场和政府平分利益时，股票市场进入新的演化均衡点。新的演化均衡点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股票市场利益增长，仅意味着股票市场处于演化的相对稳定状态。实际过程中，影响股票市场利益的因素错综复杂，股票市场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重新分配股票市场利益的新的演化均衡点促使股票市场系统不断处于演化过程中。
图2 股票市场系统演化过程图
五、演化模型的可检验性说明
上述演化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演化进行了较好的描述和解释，避免了制度经济学对制度演化的静态分析缺陷，要对其实证检验也是可行的。对模型的实证检验的关键是要解决模型中各指标的计量问题。
(一)市场收益(RM)的计量
市场收益包括上市公司(LC)、证券公司(SC)、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FC)、其他国有机构投资者(SOII)、民营机构投资者(PO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中小投资者(MSI)和金融企业家(FE)的收益，主要是投资收益、服务收益和流动性收益。这些收益都容易计量，其中投资收益可以用上市公司的净利润计量，流动性收益可以用股票市场市值的变化额来计量。
(二)政府收益(RG)的计量
政府收益包括中国证监会(CSRC)、国资委(SASAC)和交易所(EXC)的收益，具体包括中国证监会的战略收益、国资委持有的国有股投资收益和流动性收益、交易所的服务净收益。这些收益中中国证监会的战略收益的完全计量有一定的难度，但可以用股票市场的机会收益计量，机会收益可用股票市场提供的融资成本节约和风险损失部分计量。
(三) 和的计量
和主要是指政府和市场主体的无风险收益率的连续复利值，可以用国债收益率进行调整后近似代替。模型中各指标计量问题的解决，使模型的实证检验变得可行。
参考文献：
[1]Dave Cliff, 2002, Evolution of market mechanism through a continuous space of auction-types II: Two-sided auction mechanisms evolve in response to market shocks. Business Applications.
[2]Bottazzi, Dos, Rebesco, 2005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s and behavioral ecologies in the dynamics of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Volume 41, Issues 1-2, Pages 197-228.
[3]应尚军,范英,魏一鸣,汪秉宏.基于投资分析的股票市场演化元胞自动机模型[J].管理评论,2004(11):4-9.
[4]韦森.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胡挺.股市生态的演化分析――兼论我国股市生态的优化对策[J].财经科学,2007(2):22-28.
[6]刘维妮,韩立岩.基于人工股市模型的投资者仿真研究[J].管理学报, 2007(7):414-420.
[7]曹啸.金融体系的内生演进与制度分析[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8]高展军,李垣.组织惯例及其演进研究[J].科研管理,2007(3):142-147.
[9]黄金鑫,张海丰.中国股票市场的演进路径探析――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范式[J].市场论坛,2009(8):68-70.
[关键词]社会形态 人的本质 经济形态 有制形态 两种生产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9-0005-12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哲学论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中以人的本质理论对人类历史作了三阶段的划分：
人的本质的形成――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人的复归）。
这一表述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表述表面上相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统理论据此认为：这一概括是“思辨的，抽象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它仍“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范畴”。[1] （P248） 传统理论未能理解两者的区别：费尔巴哈对人和对象世界是“直观”的理解――他把它们理解为“感性的对象”；而马克思对人和对象世界是“实践”的理解――他把它们理解为“感性的活动”。这一区别是根本性的原则区别：在前者的视域中，人与对象世界是既成的，是无历史维度的存在；而在后者的视域中，人与对象世界是在感性活动即实践中生成的，是历史性的发展着的存在。这一基本原则的确立，马克思把唯物主义由费尔巴哈的直观形态推进到实践形态。
“巴黎手稿”批判地改造了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劳动观，通过对现实的异化劳动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劳动的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巴黎手稿”以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劳动范畴界说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人和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历史。[2] （P252-253、254）
“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在费尔巴哈那里，是非历史的生物学意义的“类本质”的抽象的逻辑展开；而在马克思这里，则是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人的感性活动――劳动的现实的逻辑展开，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劳动――劳动的异化――劳动异化的扬弃这一现实的历史逻辑的展开。所以后者并不是“处于”前者的历史观范畴，而是对前者实现了革命的变革。
“巴黎手稿”进而“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3] （P102） 论证了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人的自我异化，论证了私有财产制的暂时性，论证了向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复归的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3] （P120）
共产主义的本体根据就在于：“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3] （P117） 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与异化世界相对立的彼岸世界，而是对私有财产的异化世界的扬弃。私有财产的异化世界本身的劳动与资本对立的矛盾运动构成它的否定性基础，它在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的同时，也为这种非人化的否定准备了条件。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积极的，它只是消除其异化形式，使之重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因而它“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刘丕坤译本译为“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更为确切）。[4] （P73）
“巴黎手稿”以对劳动的展开过程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的统一的把握，揭示了社会所有制形态演进的规律：
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私有制的“异化的社会”――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
传统理论对“巴黎手稿”这一概括的一个根本性的批评是：“真正人的社会”是“先验的理想状态的预设”，因而它是“一种深层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5] （P219） 从表面看，似是如此。因为马克思这时并不具有对原始社会作实证研究的条件。但这一批评实际上并不能成立，因为它并未把握马克思对历史思考和研究的辩证方法。“真正人的社会”并非是先验的设想，而是对现实的“异化的社会”的异化本质深刻批判基础上的抽象。“巴黎手稿”创作之前，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对自己的哲学思维的特点作过这样的说明：“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6] （P416） 这一方法固然是对未来社会而言：它说的是在对异化社会特别是其最后一个形式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发现未来的新世界――共产主义；但这一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对“异化的社会”之前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发现。两者都是由已知探索未知。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可以抽象出人的本真的劳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对“异化的社会”的人的异化的社会联系的批判中可以抽象出“真正人的社会”的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马克思在与“巴黎手稿”的内容相衔接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对“真正人的社会”的基本特点作的概括，是合乎对“异化的社会”批判的逻辑的抽象。① 这是一个从实然到本然再到应然的辩证思维过程。[2] （P271）
“巴黎手稿”的这一论证，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确立了本体根据和基本方法论。其深刻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在包含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人类学研究基础上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新概括，是与之对应的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回复的再生社会的“三形态”。两者的关系是：前者为后者提供哲学基础，后者为前者提供科学论证。
二、由哲学转向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
“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哲学论证是深刻的，但这一规律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哲学。对现实社会运动规律的把握和揭示，还有待在“巴黎手稿”确立的“三形态”的方法论的指导下，由历史哲学转向历史科学。这一转向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开始的。
《形态》由对劳动分化即分工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异化劳动的起源，揭示了异化劳动包含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揭示了“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7] （P26）《形态》的这一研究，由历史哲学的人的本质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上论证，进入历史科学的对社会的现实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形态》依据分工发展的规律，论述了所有制社会形态的演化：“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
传统理论把这一概括看作是“五形态论”的根据，认为“关于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最早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论证的”。[8] （P46） 这一理解与《形态》概括的原意有原则性的出入。
第一，《形态》概括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原始社会的不确切的表述”。《形态》研究的是：分工出现之后有几个与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的所有制社会形态依次向资本主义演进。“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对应于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因为前两者与后两者就其包含的私有制对抗性的实质内容而言，是一致的。但“部落所有制”则绝不能理解为与原始社会的所有制相对应。这是因为：原始社会的所有制是个体与群体统一的没有分工的原始共同体的公有制，而“部落所有制”则是与分工形成后的第一个阶段相应的所有制，即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
并非如“五形态论”所理解的那样：资本主义之前只有奴隶制与封建制这两种私有制对抗形式。此前还有第三种私有制对抗形式，这就是奴隶制由以产生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部落所有制”。这一点，马克思分析得很清楚：“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7] （P73） 这就是说，分工的形成即是私有制的起源，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是私有制的不同形式。作为分工发展的第一阶段――“部落所有制”，是由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阶段，它虽非完全的私有制，尚具有公私两重性，但它已包含私有制，因而它不属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的非对抗性社会生产形式，而属向私有制社会演进的对抗性社会生产形式。
所以，《形态》论证的“五形态”的演进，不能依据“五形态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演进来理解，而应依据“巴黎手稿”的“三形态”的划分来理解：作为分工发展不同阶段的前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发达私有制社会形态和发达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对应于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异化的社会”，消灭分工的共产主义对应于扬弃异化劳动的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在《形态》的社会形态的概括中没有对应于“巴黎手稿”的“三形态”划分中的第一形态“真正人的社会”的原始社会。其原因是：当时尚无可供研究的原始社会的实证材料。“巴黎手稿”对异化之前的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概括，是基于对“异化的社会”的异化劳动的深刻研究对之作出的哲学的逻辑把握，以为论证私有制的暂时性，论证向社会的人复归的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提供逻辑起点。《形态》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研究由历史哲学转入历史科学，因而它对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的研究只能有待于原始社会实证材料的发现。《形态》依据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探讨分工的发展规律如何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所以，它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前史的研究仅追溯到分工形成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部落所有制”，而未进一步追溯到尚无分工的原始公有制。
第二，《形态》对所有制社会形态演进的概括，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在《形态》创作前后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尚限于西欧范围。1843年6―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主要研究了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封建政治史，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了“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8月，马克思先后在巴黎、布鲁塞尔、曼彻斯特主要研究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了“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这时，马克思对所有制社会形态及其演进规律的研究，依据的是西欧的历史。因而《形态》概括的“五形态”只是反映西欧这一世界局部地区历史发展的规律。当时以及后来马克思都无意要把这个概括作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形态》概括的“五形态”，不是“五形态论”所指认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而是与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的前资本主义的三种对抗性所有制形式向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资本主义所有制演进，而后再向扬弃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共产主义演进；不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而是世界局部地区――西欧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但这一局部规律的概括具有世界史意义：因为世界历史正是从西欧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
《形态》还进一步深化对这一规律的研究：它进而把前资本主义三种所有制形式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概括为“自然产生的所有制形式”与“文明创造的所有制形式”两大形态，并具体论述了两者的区别：前一大形态，其前提是“各个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区的联系而结合在一起”；后一大形态，其前提则是“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来统治非所有者；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7] （P72） 扬弃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为第三大形态，“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7] （P75）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的哲学论证，如何转化为基于分工和交往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证，而前者正是后者的哲学基础。
《形态》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它的“五形态”概括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概括提供基础；它的“三形态”概括则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交换社会形态的“三形态论”提供基础。
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社会形态理论：交换社会形态的“三形态论”和所有制社会形态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
传统理论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片面强调所有制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个别劳动的占有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轻视乃至否定交换即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致马克思从交换的角度揭示的交换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理论根本不在它的视野中。
1980年代以来，学界十分重视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伦敦手稿”）这一交换社会形态“三形态”概括的研究：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9] （P104）
学界对这段概括的流行见解是：第一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即自然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包括原始社会在内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二大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即产品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扬弃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解似是正确的，但其实并不合理：它的划分与“巴黎手稿”的三大形态的划分不对应，因而也与马克思晚年在给查苏利奇复信信稿中的三大形态的划分不对应（后者是对前者的科学论证，这一点第五节再论）。
按“巴黎手稿”和“晚年信稿”的三大形态的划分，原始社会是第一大形态，即“真正人的社会”或原生形态；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与资本主义是第二大形态，即“异化的社会”或次生形态。而据上述对“伦敦手稿”的“三形态”概括的理解，则原始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为第一大形态，而资本主义单独为第二大形态。前一划分合理，还是后一划分合理？自然是前一划分合理。
后一划分的问题在于：它误把原始社会也列入“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其实，按马克思这段论述的原意，“人的依赖关系”这第一大社会形态并不包括原始社会。我们应当注意：上述引文并未引完整，“人的依赖关系”之前还有一段总起的话：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9] （P104）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这是揭示私有制对抗性社会形态的共同特征：人与物的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人占有物就能够支配、占有他人的劳动。在这一论断之后概括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自然就是向资本主义演进的几个私有制对抗性形式的所有制社会形态，不可能包括非对抗性形式的公有制的原始社会――因为原始社会不存在“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
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与第二大社会形态“物的依赖关系”的区别是形式的、现象的，而非内容的、本质的。两者都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区别只是在于：前者人对物的占有是实物形态，后者人对物的占有是抽象形态即货币形态；前者人对物的依赖以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表现――以人对地域共同体的依赖关系表现，后者人对物的依赖则以物化的普遍形式表现。
但“伦敦手稿”以这一区别划分“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为两大形态有重要意义：它揭示了具有普遍制约性的物化的经济关系取代以血缘关系、宗法关系、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域性经济关系的必然性，揭示了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必然性，论证了由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中介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性。
流行见解之所以误把原始社会也列入“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其原因是它未能注意“自然形成的社会”。① 即自然形态的社会与自然经济的社会的区别：前者人与人、人与物直接联系、天然统一；后者人与人、人与物则由分化转向对立。人与人、人与物的统一决定了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劳动以人为目的的产品经济（生产并未以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的尺度），而非劳动以物为目的的自然经济（以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的尺度的生产已逐步形成和发展）。因此，原始社会的自然形态的经济的特征，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支配人与物的关系的血缘共同体基础上的具有“原始的丰富”的自由个性，而非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的地域共同体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系”。②
“伦敦手稿”概括的第一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并不包括原始社会，所以它的“三形态”的概括与“巴黎手稿”的“三形态”的概括也是对应的：前者的第一、第二形态是后者的第二形态中的两形态。“伦敦手稿”对社会形态理论的贡献，不仅从交换角度作出了“三形态”的概括，并对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作出了“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的区分；而且从所有制角度进一步对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进作出了东西方双线发展的概括。
在对印度和俄国的农村公社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伦敦手稿”确定：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9] （P44） 它构成从公有制的原生社会向私有制的次生社会转变的序列的起点，是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中介――它本身以公有制为主导但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因而具有公私两重性。这个过渡蕴涵着往后发展的不同的可能性。
这往后发展的不同的可能性，“伦敦手稿”依据对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和以印度、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概括为两条路线：“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9]（P471）“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是西方社会所走的道路。“巴黎手稿”指出：亚细亚所有制这个“东方形式”“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9]（P498）“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各种原型”“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即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推出”。① 其演进路线是：由亚细亚公社所有制演化为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公社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在罗马后来又演进为古代的奴隶制所有制；而日耳曼公社所有制在后来的发展中则与处于瓦解的罗马的奴隶制所有制结合而产生欧洲中世纪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制所有制；“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10] （P832）“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是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所走的道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的社会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的。在这一阶段，东西方社会各自独立发展。西方社会的古希腊因经民族的跨海大迁移，其血缘关系崩解，建立了地缘的以财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演进路线。而东方古代社会则不同：由其历史环境决定，其发生的民族迁移是陆地上的迁移，而这种迁移“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11] （P129-130） 其血缘关系得以保持。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为公社土地公有制所扼制，由公社公有制向东方专制制度的土地国有制（王有制）过渡的演进路线。“伦敦手稿”预示：与西方奴隶制、封建制并行发展的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社会形态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它的“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也必将“解体”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伦敦手稿”中，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也被列入“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9] （P471、472-473）
《形态》的社会形态研究尚限于对西欧的研究，因而只概括了前一演进路线。“伦敦手稿”的社会形态研究则由对印度、俄国的农村公社的研究扩大到了东方，进而探讨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东方社会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的演进路线，作出了所有制社会形态的东西方双线发展的概括。马克思晚年在对处于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的俄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双线发展论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发展了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这一点，第五节再论）。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概括及其意义
通常为我们引为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经典表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的这一论断：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2] （P83）
传统理论认定：这是“五形态论”的根据。
其实，这种理解是依据斯大林的“五形态论”对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表述的误读。
1. 这一表述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对纵贯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概括，而是对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概括。
如有的学者所考证：这一经典表述中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据德文本原文，“社会经济形态的原词为Ökonomischen Gesellchaftsformation，按原文词义，应直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文本《序言》是根据俄文本转译的。在俄文本中，此词是按德文原词直译为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обществениая формачия，即经济的社会形态。不知为什么中文本“把这一词义颠倒过来，错译成‘社会经济形态’”。[13] 1995年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已对这一错译作了校正。[14] （P33）“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也如有的学者所论析：“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在同一时间的历史横断面上与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并列的一种形态，它存在于任何社会；而“经济的社会形态”则是人类历史纵向发展存在的一个阶段（其内部也有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它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在时间序列上并列。[15] 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特殊阶段，它与其前和其后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区别是什么，这在“五形态论”的一种生产理论――即只肯定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理论――的视野中，是不可理解的。
但一种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一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形态》明确肯定：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人类历史发生和存在的基础，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共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动力性的决定作用。[7] （P32-34） 马克思晚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把它确立为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何者居于支配地位，划分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阶段。
“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是人的目的，物支配人。
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为人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人的生产，人是生产的目的，人支配物。原始社会的血缘组织使人联合起来支配自己的生产，使生产以具有“原始的丰富”[9] （P109） 的人为目的，尽管这是在较低水平上和以较狭隘的形式进行的。①
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这一否定的否定，它在“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3] （P120） 的基础上，向人的生产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的社会形态回复。通过这一否定之否定，人重新成为生产目的――这里成为目的的人不是“原始的丰富”的人，而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人。[9]（P104）《序言》的正文正篇《资本论》对这一未来社会形态的特点以对超越“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的深刻论述作了进一步论证：在未来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阶段，人的生产回复到对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支配――“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超越物质生产领域的基础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6] （P926-927）
这三大阶段的划分与“巴黎手稿”的人的本质发展三大阶段的划分是对应的。
所以，《序言》的“大体说来”的“几个时代”的概括，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的概括，而不是纵贯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概括。其所概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也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基本矛盾，而不是纵贯全部人类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
所以，传统理论断言“任何离开了这段经典表述企图从马克思的其他什么论述中寻找‘依据’来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是荒唐的”的结论，是片面的[17] ――它把两种生产理论排除在唯物史观之外。
2. 这一表述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原始社会，而是由原生形态的公有制社会向次生形态的私有制社会过渡的具有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的社会。
传统理论未能注意《序言》这一经典表述中有两个限定。一个限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表述概括的“几个时代”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不仅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而且古代的生产方式之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因此，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不可能是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原始社会。另一个限定是“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这一表述明确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此前的向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演进的几种生产方式，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内，当然也都是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对抗形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不可能是非对抗形式的原始社会。
《序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涵义应依据“伦敦手稿”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阐述来确定。
“伦敦手稿”以对作为亚细亚所有制典型形态的印度农村公社的深刻研究为基础，论析了亚细亚所有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形式：一是作为由公有制的原生社会向私有制的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的亚细亚所有制；一是作为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亚细亚所有制。前者的主要特征是：土地公有制仍然保持――耕地是公社的公共财产，但公共土地已分配为份地――它定期在公社社员之间重分；社员同自己的家庭独立耕作分配给他的份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不动产私有权也已出现――房屋及其园地已属社员私有。[9] （P481） 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凌驾于公社共同体之上的作为“总合的统一体”的专制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同生产者对立；生产者村社社员只有经由专制国家的君主的赐予，才获得土地使用权，其剩余产品属“总合的统一体”即专制国家。[9] （P473-474）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具有公私两重性。《序言》概括的向资本主义演进的早于古代的生产方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前一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它是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较《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中的“部落所有制”的概括更科学。
3. 这一表述概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规律并非是“五形态论”所理解的包括东方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概括，而是对西欧这一局部地区的西方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
第一，封建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演进并无普遍性。《序言》的正文正篇《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的必然性”的论证明确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说明：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18] （P268-269）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的必然性过程，即“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18] （P129） 显然是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的演进路线。
所以，封建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演进，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二，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演进也无普遍性。传统理论以为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奴隶社会是由原始社会演化而来。其实，这是斯大林并无历史根据的武断。[19] （P649-653） 公有制的原始社会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私有制的奴隶社会，两者之间必然要有公私两重性的社会作为过渡的中介。所以，正确的不是斯大林的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演进的概括，而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向古代的即奴隶制的社会演进的概括。问题是：在西欧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作为由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是向作为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演进，为什么独独在西欧地区它则是向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演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明了西欧社会之所以向奴隶社会演进所具备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它有着发达的商业。《资本论》指出：“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这“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16]（P371） 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过具体说明：“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在波斯战争时期，科林斯地方的奴隶数月达到四十六万，在埃伊纳地方达到四十七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十个奴隶，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20] （P200）
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奴隶劳动成为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商业资本的发展”、“美术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地产的集中、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的形成、“广泛的贸易”，并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村公社的连续性发展所能形成的，而是在这种连续发展出现“中断”才可能形成。
为什么西欧社会的发展会出现这个“中断”？汤因比的希腊文明研究，以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能否挣脱、割断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从而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组织取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组织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析，对此作出了解释。处于海洋型地理环境的古希腊民族，在扩展民族生存和发展空间需要的支配下，导致了民族的跨海大迁移。这一迁移的结果是：其血缘关系崩解，建立了地缘的以财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11] （P130、132） 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由公私两重性的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演进路线。正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西欧古代社会奴隶制产生的历史条件――商业的发达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才得以形成。
西欧之外的东方古代社会则不同，其发生的民族迁移是陆地上的迁移，其血缘纽带未能挣脱，其土地公社所有演变为土地国有，因而不可形成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奴隶制经济。
继汤因比之后，张光直对西方方式的文明发展的非连续性、突破性和非西方式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作出了深入的考古学的论证。其要点，徐苹芳作了概括：
西方方式的文明[突破性的]
（1）生产的手段即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技术或商业程序是决定性的因素；
（2）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
（3）文字产生的主要动机是技术和商业的需要；
（4）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城乡分离。
西方式的文明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
非西方式的文明[连续性的]
（1）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贸易主要限于宝货的范围；
（2）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到国家一直延续着，起主要作用；
（3）文明社会的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有连续性；
（4）文字的出现与政治、亲族的辨认、宗教仪式密切相关。
张光直对东西方文明的考古学比较研究的结论是：“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而非西方式的或者说东方式的文明的发展则是“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到国家一直延续着，起主要作用”，不能突破血缘伦理型文化的束缚。因此，西方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例外”。①
汤因比、张光直对西方文明特殊性形成的历史条件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关于西方奴隶经济形成的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的科学论断。
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演进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三，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制生产方式的演进也无普遍性。在奴隶制生产方式没有普遍性得到合理的科学说明之后，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已指明了封建所有制的特殊性是由其得以形成的内外因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其内因的特殊性是：处于瓦解的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出现封建制萌芽――奴隶制的大庄园经济向小农经营转变。其外因的特殊性是：日耳曼的入侵、征服，导致日耳曼的公私两重性的公社制与开始具有封建制萌芽的奴隶制的相互作用。《形态》指出：“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7] （P28）《序言》正文的《导言》在论述征服的历史作用时，也指出了这一点：日耳曼对罗马的征服，使两者的生产方式“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12] （P100） 这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就是封建的生产方式。西欧之外的其他地区并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因而都不存在封建制。
马克思晚年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菲尔笔记中，对把东方村社共同体的结构当作“封建的结构”、把东方的中央集权制专制制度当作“封建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坚决反对把封建化当作普遍规律。②
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古代的即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决定了封建制生产方式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序言》揭示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几个时代”的演进规律，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是人类社会特定地区、特定阶段的局部规律。但对于全局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对“巴黎手稿”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哲学论证的科学论证：揭示了民族史向世界史演进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开创的物的异化力量支配的世界史向联合起来的个人通过占有生产力总和实现对物的异化力量的控制和自觉驾驭的世界史即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史演进的规律。
五、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综合
传统理论不承认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因为在它看来：承认这一点，那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纳入早期人道主义的轨道”，那就会“派生出种种不科学的判断”，简言之，那就会“歪曲”马克思主义。[21][22] （P141） 这表明，传统理论囿于对经济的社会形态作政治经济学剖析的视界，难以理解马克思晚年为探明由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向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再由经济的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复归的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其理论研究重心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之所以必然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这是因为：只有转向人类学，才能建立两种生产理论，才能进而建立原始社会理论，才能进而揭示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复归之再生社会这一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及对这一笔记的思想作了初步提炼、概括的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信稿，③ 确立了以下基本理论要点。（1） 确定“较古的公社”即氏族公社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2） 原生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是人的生产，其演化由人的生产和它形成的血缘关系支配；生活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它以人及其共同体为目的。（3） 通过对农村公社与“较古的公社”即氏族公社主要特征的比较，确定农村公社的历史地位：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4） 确立研究向次生形态过渡的公私两重性的农村公社在东西方的两条演进路线的方法论原则。（5） 结合经济学研究成果，肯定和论证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关于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社会的人类学结论：它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即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6） 以人类学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向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演进，再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再生社会演进。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巴黎手稿”开始研究的社会形态理论作了综合。
（1）“人类学笔记”从两种生产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的概括与“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的概括对应：人的本质形成的“真正人的社会”即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人的本质异化的“异化的社会”即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扬弃人的本质异化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即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复归的再生社会。后者对前者的哲学论证作出了人类学的科学论证。
（2）“伦敦手稿”从交换的角度具体揭示了次生社会向再生社会发展的经济形态演进规律，即“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演进，再由“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个性的产品经济社会形态演进。
依据马克思晚年的原生社会及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演进的理论，这一概括应再补充血缘共同体的“原始的丰富”的自由个性的自然形态经济向“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演进。
人类社会总体的经济形态的演进是四阶段：血缘共同体的自由个性的自然形态经济――“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个性的产品经济。
（3）“人类学笔记”发展了“伦敦手稿”从所有制角度对东西方两条演路线的概括，把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推进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①
西方社会的演进路线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东方社会的演进路线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
“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马克思晚年的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演进的理论指明了：（1）公私两重性的亚细亚所有制是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2）这一中介蕴涵着往后发展的两种可能性，这是东西方在次生形态阶段双线发展的根据；（3）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发展前途仍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公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私有制因素战胜公有制因素而成为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通过对马克思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的社会形态理论发展进程的探讨，本文对这一理论作如下的初步整合。
第一层次：哲学论证
人的本质形成――人的本质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
第二层次：经济形态的经济学论证
自然形态的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
第三层次：所有制形态的经济学论证
演进路线[Ⅰ]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演进路线[Ⅱ]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
“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第四层次：人类学论证
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复归的再生社会
[参考文献]
[1]许俊达. 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黄克剑. 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解读[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马克思恩格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冯景源.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汤因比. 历史研究（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张雅琴.“三形态”“五形态”辨析[J]. 史学理论研究，1994，（1）.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邵腾.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两阶段论探索[J]. 学术月刊，2001，（10）.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7]陈学明.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信仰[A]. 永远的马克思[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9]列宁主义问题[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辽宁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具备文、史、哲、经、法、理、工、管、艺等多学科的辽宁省惟一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三个校区，即沈阳崇山校区、沈阳蒲河校区和辽阳武圣校区，教学区占地面积2196亩，建筑面积64.45万平方米，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之一。
辽宁大学初创于1948年11月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建立的商业专门学校，建校之初即招收四年制本科生。1958年9月15日，东北财经学院、沈阳师范学院和沈阳俄文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辽宁大学，朱德同志亲笔题写了校名。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255人，其中教授281人、副教授476人，博士生导师99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83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双聘院士1人。
学校现有本科专业69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58个，其中设有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MBA(工商管理硕士)、MPA(公共管理硕士)、JM(法律硕士)、MTCSOL(汉语国际教育硕士)、MFA(艺术硕士)等21个专业学位授权点;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哲学、法学、化学和统计学等8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具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6个，有6个博士后流动站;设有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学和金融学3个国家重点学科、6个省重点一级学科;设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高校辅导员培训与研修基地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辽宁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校有2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8个省级重点实验室、3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省级工程实验室、6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个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12个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教学实验平台、6个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截止2014年4月，学校有全日制在校学生2.8万余人，其中本科生近2万人，研究生7000余人，外国留学生1000余人。
学校现有校舍建筑面积64.45万平方米，各类实验教学中心(室)28个，实习基地125个，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22564万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较为完善，图书馆总面积达4.2万平方米，馆藏文献277.5万册，其中珍本、善本书300余种，被联合国出版部指定为联合国文献收藏图书馆，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学校设有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珍藏2000余件文物和1.6万多号生物标本。校园网是中国教育和科研网的组成部分，已成为沈阳北部大学区域节点。
自建校以来，辽宁大学已为国家培养各类学生15万余人，为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94个国家培养长期留学生8000余人，短期留学生3000余人。学校分别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共建孔子学院，精心打造的孔子学院品牌跨越亚、欧、非三大洲，国际化办学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面对21世纪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要求，辽宁大学秉承“明德精学、笃行致强”的校训精神，力争经过全体辽大人的扎实工作，早日把辽宁大学建设成为人才培养质量上乘、学科建设特色鲜明，整体办学实力国内先进、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
二、艺术类专业介绍
2015年我校艺术类共有艺术设计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编导(数码影视制作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摄影、表演、表演(民间艺术表演方向)、表演(民间器乐方向)、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文学10个专业(含方向)招生。
艺术设计学
本专业以传统造型艺术为基础。能够掌握艺术设计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懂得一定的管理知识，具备为企事业进行整体策划、创意与设计的能力。主要课程：设计管理学、设计概论、展示设计、计算机平面与三维设计、标志设计、创意广告、CI设计、多媒体动画设计、艺术概论、艺术鉴赏、表现技法等。
广播电视编导
本专业培养具备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创作、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能力，适合在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和文化部门从事广播及电视节目编导、制作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人才。主要课程：传播学、艺术学概论、电视艺术概论、影视作品分析、视听语言、电视节目制作、摄像技术、照明技术、电视节目策划、电视纪录片创作、广播电视节目主持等。
广播电视编导(数码影视制作方向)
本专业培养具备数码影视制作领域基本理论和专业技术，具备丰富的文化艺术知识，适合在电视台、广告公司、影视制作公司以及其它视频制作领域从事动画设计与制作、影视特效与包装、网页设计等工作的高级人才。主要课程：传播学、艺术学概论、动画创意与制作、影视策划与制作、电视摄像、剪辑技术、影视特效、影视照明、导演基础、编剧理论、电视广告等。
播音与主持艺术
本专业培养具备广播电视新闻传播、语言文学、播音学以及艺术、美学等多学科知识与能力，适合在广播电台、电视台及其它单位从事广播电视播音与节目主持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人才。主要课程：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广播播音主持、电视播音主持、文艺作品演播、播音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新闻采编、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
摄影
本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图片摄影、电视摄像基本理论和知识，掌握具有专业水准的摄影、摄像技巧与技能，适合从事专业图片摄影、电视摄像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人才。主要课程：艺术学概论、摄影光学、色彩与构图、暗房技术、摄像技术、数码技术、人像摄影、新闻摄影、广告摄影、影像编辑艺术等。
表演
本专业培养具备丰富的文学和表演理论知识、塑造人物形象的表演技能和具有个性化创作意识的影视、戏剧表演方面的艺术人才。主要课程：表演基础、表演技巧、台词、形体、声乐、经典戏剧赏析、表演理论、艺术概论等。
表演(民间艺术表演方向)
本专业培养具备丰富的文学和表演理论知识，在表演上力求艺术性与生活性相结合、地域性与民族性相统一，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表演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的艺术人才。主要课程：表演基础、台词、民族舞、民间舞与技巧、唱腔、乐理、声乐、剧目等。
表演(民间器乐方向)(类别：弦乐、管乐、弹拨乐、打击乐)
本专业培养具备丰富的文学、音乐表演理论知识，专业的独奏、重奏、合奏能力，适应“新民乐”等现代演奏需要的艺术人才。专业课程：独奏、重奏、合奏、乐曲改编。专业基础课：中外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音乐赏析、艺术概论、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形体、声乐。
戏剧影视导演
本专业培养具备丰富的文学、导演理论知识和导演、创作技能的影视导演方面的艺术人才。主要课程：表演基础、英语、舞台导演元素、台词、导演理论、舞台美术、经典作品赏析、影视剧作、艺术概论、视听语言、影视导演创作等。
戏剧影视文学
【关键词】 经济理论 归纳法 演绎法
什么是经济理论？什么是创造经济理论的有效方法？这是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首先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些重要的问题历来争论不休，至今尚未形成共识。有的人认为理论假设可以而且有必要完全符合现实，而有的人却认为理论假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合乎现实；有的人强调理论重要的是对现实的解释力，而有的人却强调对未来的预测效果；有的人把演绎方法奉为圭臬，有的人却把归纳方法视为法宝。这些只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本文无意考问科学的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和特征，什么样的方法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想根据理论的研究目的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性状和特点，探讨我们所想创造的“理论”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以及什么样的方法是创造具有这种性质的理论的有效方法。
一、经济理论的性质
1、经济理论是经济现象的因果性解释
一般地说，理论是事物之间联系方式的一种描述或解释。然而，事物之间的关系（即规律）可能是确定性关系，也可能是概率性关系。无论是何种关系，都又可区分为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获知客观现象之间可能存在的隐而不彰的因果关系，并以此认知为依据来谋求人类福利水平的提高。这一目的也可解释成旨在探明所关注现象起因为何物或导致何种结果。所以，严格地说，理论是对同一类现象发生的原因或导致的结果进行描述和解释的一般性陈述。相应地，经济理论是对同一类经济现象发生的原因或导致的结果进行描述和解释的一般性陈述。如果说经济学正如罗宾斯所说的那样，是研究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那么，经济理论试图解释的是不同的手段如何改变或影响人们的选择，以及这种改变导致怎样的经济结果。
作为理论，它至少应该包括因果假说、解释以及初始条件等几个部分。解释本身也包括由自变量和因变量组成的因果假设。如果理论假说陈述的是A导致了F，则解释就是说明A是如何导致F，比如A导致B，B又导致C……最终导致F。解释得越深入，理论就越令人满意。比如，“海水温度变化引起饥荒”和“干旱引起饥荒”，与“海水表面温度变化引起大气环流的改变，从而引起降水区域的变化，进而导致干旱，产生饥荒”相比，前两者就不很令人满意。初始条件也被称为互动条件、使能条件、背景因素等，它是指能激发或影响因果假说的作用的因素。如阳光使草木生长，但只有土地肥沃、降水充足才能使草木生长茂盛。价格上升，棉袄需求量减少，但是如果气温骤降，棉袄需求量可能不但不减少，还有可能增加。所以，在研究经济现象时需要注意保持初始条件不变，抑或说，要注意保持“其它条件不变”。
2、经济理论是对现实进行抽象后得到的模型
理论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客观世界，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或行动，但正如1：1的地图对行动不具有指导意义一样，建立在完全符合现实基础之上的理论也不可能具有指导作用。所以，有用的理论是一张省去了细枝末节的地图，换句话说，是一种经由抽象或简化得到的模型。模型可以用文字语言或是数学语言来描述，也可以用几何图形来表示，采用何种形式可以根据研究者自己的习惯和偏好而定。复杂的问题可能不得不使用相对复杂的模型来解释，因为所研究问题本身的复杂程度决定了理论可以抽象和简化的程度。过度地抽象会影响理论的解释力，而过度地具体又会制约理论的适用范围。
3、经济理论是经济现象的因果性假说
如前所述，理论是一种因果解释，但解释是否为真是无法确证的，因而理论只能是假说。理论是假说的观念源于休谟的怀疑主义，尽管休谟并不否定事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但他认为人们相信存在因果关系是因为重复地发现“原因”和“结果”相继发生，并非由于人们真的看到了“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着“联系”。休谟的怀疑并非毫无道理，譬如，我们根据对一只毛毛虫的有限次数的观察结果来归纳推断，得到的结论只能是毛毛虫就是毛毛虫，必定不会预料到它日后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有鉴于此，卡尔・波普认为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说、一种猜想，只可能被证伪，不可能被证实，而且，科学的理论假说必须具有可证伪性。依波普的观点，类似“明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雨”等不具有可证伪性的陈述就不是科学的陈述，或者说，不是科学的理论假说。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承认理论都是假说，并不否定某些理论为真的可能，只因它们即使从未被也永远不会被事实所证伪，可我们永远也无法声称它们已经得到证实。无法证实并不意味着理论就失去了意义，只要有足够的经验证据支持，理论就能对实践做出有意义的指导。实际上，人类正是依凭这样的理论做出选择，并往往获得成功。经验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但它能反映何种理论最有可能是真理，所以切不可对经验证据不屑一顾。还有，对于确定性关系假说而言，一次反面事件的出现就足以否定这一假说的正确性，但对于或然性关系假说就不一定成立，譬如，抛一枚材质分布均匀的镍币，即使抛上一千次，甚至一万次，正面朝上的次数和反面朝上的次数仍不一定相等，但这不足以否证正面或反面出现的概率为0.5的假设。
4、经济理论的功效在于解释而不是预测
理论的价值在于揭示客观现象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并根据这种因果关系对尚未观察到的事物做出有效且有意义的（而不是空洞平庸的）推测。然而，面对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理论能否或者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预测的工具是不确定的。这不仅因为在理论的运用中，我们无法回避其它因素的干扰，或是把不确定的未来变为现在状态的简单延续。问题还在于社会大众的行为会根据新的认知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使理论可能失去预测的“用武之地”。这好比一个走在有老虎出没的路上的人，本来无疑是要被大虫吃掉的，却因为发现老虎刚走过的足迹，或是因为听到理论家在发表“前面有老虎，这个人必将葬送性命”的预言而绕道前行，从而使预测落空。
所以，预测失败并不能说明经济理论就是错误的。经济理论正确与否，关键是要看理论假设（对人类行为方式和环境条件的抽象）是否恰当，演绎推理过程是否正确，以及逻辑推论是否与经验事实保持一致，而不是看预测是否成功。贝克豪斯指出（2000），完美的理论应当具备逻辑一致性、与事实保持一致性和成功的预测三个方面的特征。但他本人也承认，这样的经济理论几乎不存在。弗里德曼认为理论的作用在于预测，理论假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符合现实。这样的经济理论或许有其自身的意义，但能够对现实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可疑的。
二、关于方法论的争论
在经济学方法论史中，大多数的争论都集中在关于归纳法与演绎法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历史上存在过两次激烈的争论，一次是发生在18世纪的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争论，另一次是19世纪以古斯塔夫・施默勒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与以卡尔・门格尔为首的奥地利学派之间的争论。当前，主张用计量方法构建经济理论的学者与主张纯理论构建的学者之间还在继续争论，何种方法更重要的问题继续成为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中心问题。
争论的根源在于什么才是知识的根源。以德国历史学派为代表的归纳主义者认为经验乃是知识的根源（这种立场被称为“经验主义”）。相反，演绎主义者把“思考”看成是知识的基础（这种立场被称为“理性主义”）。归纳主义认为从事实中归纳得出的理论保持了和事实的一致性，错误的理论往往源于凭空立说，没有证据，也不管证据。更有甚者认为，通过演绎方法不可能创造出新的知识，演绎推理所得到的知识并未超出定理已经陈述过的内容。“张三的篮子里的苹果都是红的（定理），如果这个苹果是从张三的篮子里拿出来的，那它必定是红的”，“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定理），如果计算机的价格上升，那计算机的需求量必定减少”等，演绎推理所能得到的知识已经蕴含在其定理中，对增进新的认知没有任何助益，除非演绎能够回答苹果为什么是红的、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上升而减少。更有甚者讥讽演绎主义者不注意观察现实，弄出“吃了避孕药的人不会怀孕，张三吃了避孕药，所以张三必定不会怀孕”之类的瞎话（意指不注意前提条件，不考察张三是男性还是女性）。
演绎主义者却认为有用的理论是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或由公理得出的命题经过演绎得到，经验事实顶多起到支持理论可能正确或错误的作用。“数据自身不能说话，赋予数据以思想的是人”、“数据反映的可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当前被视为原因事件的结果”等等，是演绎主义者质疑归纳方法的理由。事实上，许多人虽然主张归纳方法，但在实际研究中往往也是观念先于数据、理论先于归纳，数据只是用来佐证观念和理论。在演绎主义者看来，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证自明的法则，对于这些法则，我们无需进行解释也无法解释。猫为什么会生成那个样子？猪为什么那样喜欢睡觉？人为什么会趋利避害？如果一定要找出它们的终结答案，那就是因为造物主喜欢赋予它们各自以这样的特性。演绎主义者常常抱怨归纳主义者搬弄数据，且得到的往往是“世界上没有超过一千层的楼房”、“人在不加助力的情况下无法跳过十米高的障碍”之类的“非本质的概括”（意指不是探求因果关系，没有给出为何不能超过一千层的原因）。
三、归纳法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规范的研究方法来说，理论的创造有两种途径，一是界定研究范围收集经验数据归纳推断理论假说（定量或定性）检验，二是界定研究范围给出前提假设演绎推理理论假说（定性）检验。前者称为归纳法，后者称为演绎法。归纳理论的检验方法是直接诉诸事实，而演绎理论的检验方法既可以直接诉诸事实，也可以间接地通过审查假设是否合理、逻辑推理是否正确而做出检验。如果说归纳法注重的是经验数据的收集，那么演绎法重视的是对理论前提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直觉判断。经济现象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结果，从理论上讲，只要其它条件保持不变，且保证归纳过程和演绎过程都不存在错误，那么，无论我们选择经验―归纳法还是假设―演绎法，对某一因素的变化导致何种结果的定性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在经济理论的创造中，通过归纳法得到的理论具有可靠性是非常可疑的。也许休谟的质疑并不足以撼动归纳法作为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方法的地位，但从经济理论研究对象的特性来看，归纳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方法。经济现象是一种复杂且不可实验的现象，说它是复杂现象，是因为它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作用于人们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说它不可试验，是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设计社会经济生活实验室，即使能够设计，如何让人们接受实验，并在实验条件下进入真实生活状态而不带有表演的性质也是个难题。归纳主义者视经验归纳法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忽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截然不同――人有头脑而原子没有头脑，社会生活具有不可实验性。不可实验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获得自然科学所依赖的那种实验性经验，所能运用的只能是不适合运用归纳法的历史性经验。米塞斯指出，“社会经验是历史性经验。当然，所有的经验均是关于已经失去的某种事物的经验。但是，社会经验总是一种复杂现象的经验，这使得社会经验与构成自然科学基础的经验截然不同。自然科学之成就所依赖的经验是试验的经验。试验中可导致变化的不同因素可以分离出来进行观察……而社会科学却不可能利用试验的方法。”因此，试图运用经验归纳法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是行不通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在漫长的时间里，某些社会经验可能具有试验经验的特征。比如，研究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否优于计划经济的问题，我们无需进行科学试验，只需对二十世纪下半叶两种体制下的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对比归纳便可获知。只不过这样的经验数据往往不易获得或是残缺不全，且观察变量往往不具有如经济体制一样的明显可观察的特征。再说，归纳主义者所倚重的经验也并不仅仅是这种社会经验。
四、演绎主义的两种极端
在演绎主义者看来，经验本身不能告诉我们重复相继发生的现象只是一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某种恒定的关系，而且即便能表明存在恒定的关系，也无法证明这种关系是相关关系还是因果关系，这一切都得靠理性来做出判断。但是经济学演绎主义者之所以否定归纳法，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生活的不可实验性。他们主张通过对人类行为动机的把握，进而对社会大众在给定情形下采取怎样的行为并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进行演绎推理。演绎主义者认为人类经济行为遵从理性法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果说人类经济行为完全是盲目的、随机的、非理性的（这里所说的“非理”与行为金融学所研究的“非理”的含义不同，前者是指不考虑后果的任意，而后者是指受心理因素支配的大众性易犯的错误行为，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那么社会经济系统便是一个布朗运动系统，无规则运动便是它的运动规律，不可能存在进步和发展的情况。
然而演绎主义存在两种极端，一种是以米塞斯为代表的主观演绎主义，另一种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米塞斯认为关于人类行为遵从理性法则的知识是先验性的，是大脑中先于经验就具有的洞见；历史经验既对演绎推理毫无助益，也不足以证伪理论。诚然，历史经验作为复杂现象的经验，能否证伪经济理论是不确定的。但说演绎过程可以完全脱离经验是错误的。虽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反思而认知自己的选择方式，可社会大众的行为是否遵从理性法则就必须存在对这一法则进行判断的经验基础。
而且在研究具体经济问题时，我们也不可能纯粹根据行为法则作凭空推理，否则得到的只能是“因为人是理性的，所以当发生这种情况就会导致那种结果”的空洞的解释。有效的演绎推理不仅需要弄清楚理性之人的理性能力和行为动机，纯粹的、与经验无涉的演绎推理与现实中的何种事物相关或相对应是不清楚的。
弗里德曼认为理论重要的是它的预测效果，假设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理论（通过演绎得出）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理论就能指导人们做出成功预测。这种观点与胡适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观颇为相似。由于实证主义的目的在于预测，对于这种演绎主义能否附带地对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在此不想作讨论。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经济变迁过程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用与经验事实保持一致的理论来预测不确定的未来必然存在失败的可能。一百年前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同样，尽管人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也仍未改变，可不同的制度结构、文化背景和认知能力可能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生改变，因而，试图通过满足与经验事实保持一致性的理论来预测未来的变化，根本就不可能保证成功。
五、历史经验并非毫无价值
如前所述，归纳主义强调没有理论的历史归纳方法，而主观演绎主义提倡没有历史的理论演绎方法。主观演绎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否定经验之价值。如果说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现实世界，那么，前提假设是否合乎现实，演绎推论是否和经验事实保持一致，自然就成为判断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力的根本标准。主观演绎主义既否定依靠历史经验对人类如何选择行为做出正确认知或判断的可能性，也否定基于历史经验证实或证伪理论的可能性，否定经验之价值，进而拒绝经验之检验。
的确，经济现象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这是由于决定和影响人之行为的各个因素（欲望、认知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等）总是变化不定，而且这种变化对不同的个体而言还不一定相同。因而，历史经验具有不可严格归纳的特征。但不可严格归纳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意义，人类之所以能够认知客观世界，不仅因为人类具有认知能力，还因为经验事实里总是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有助于认知因果规律的信息。正是因为可以凭借这些经验信息，我们才有可能对理论假设是否成立、理论解释是否可靠做出判断。从这点来看，实证主义虽然错误地认为理论可以建立在脱离现实的假设上，但强调逻辑推论要与经验事实保持一致的观点是正确的。
当然，既然历史经验是复杂现象的经验，也就不能直接运用历史经验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需要对其它因素的“干扰”加以处理。至于如何消除这些“干扰”进而对理论做出检验，这已经超出本文所要探讨的范围。需要强调的是检验结果表明与经验事实相一致并不能说明理论就是正确的，只不过这样的理论更为可信罢了。还有，只要我们敢于直面现实，有些理论可信与否凭直觉也可做出判断，无须搬弄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 斯蒂芬・范埃佛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丹尼尔・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 （2014）02-0170-01
《区域金融集聚演化机制实证研究》是张世晓博士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从事区域金融集聚理论与实践研究长期积累的重要学术成果。该学术专著创新性地运用复杂性科学系统论理论对区域金融集聚演化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创新探索，将对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起到推动作用，对相关领域研究学者产生启发。区域金融、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区域间金融、经济差异化都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区域金融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配置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金融系统，对区域经济增长乃至整个宏观经济都产生重要影响。区域金融集聚系统符合耗散结构特征可以运用耗散结构理论进行分析。该专著研究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及区域间金融集聚、扩散动态演化，主要开展了一下一些方面的研究创新。
首先，是对区域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和企业融资结构等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以及企业融资结构均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长期以来，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等宏、微观经济变量存在的影响方向、程度大多停留在假设阶段，或有着一定的争议。该课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工作为该领域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而受到广泛重视，其阶段性成果也被广泛引用。
其次，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区域金融集聚的系统特征，提出了描述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有序性特征的“金融熵”指标，并运用这一指标建立起了“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方向判别模型”，对于区域金融集聚系统的良性或非良性运行状态进行趋势判断。“金融熵”指标概念的提出是该专著核心理论创新之一，是系统论方法在金融集聚研究领域应用的重要创新成果，已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和引用。
再次，基于“金融熵”指标构建了金融集聚区域分布的“集散度”指标，并在这一指标基础上建立起了“金融集聚区域动态分布判别模型”，进行区域金融集聚与扩散、区域金融经济差异化与一体化演化趋势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演化机制。金融集聚区域分布“集散度”指标的提出是该专著的另一项重要理论创新概念，同样得到许多专家的重视和应用。
第四，选取中国主要金融集聚区域样本对区域及区域间金融集聚系统的演化趋势、动态分布状况和演化路径进行模型检验，并对其进行演化机制分析研究。这种理论创新的同时也结合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该专著研究工作的严谨性、科学性，表明该研究工作内容的充实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研究工作者借鉴。
第五，对区域间基于金融集聚的竞争关系进行了模型和实证研究，认为区域间基于金融集聚的竞争过程将有利于优化区域金融环境。金融集聚竞争关系研究是对该研究主题内容的扩展与深化，同时，也是对现实金融集聚竞争关系现象的理论解释。
第六，该研究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可以从宏、微观多角度优化区域金融环境，提升区域金融集聚竞争力。对策建议的提出是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逻辑结论。
从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实证研究的广度，该本学术专著都是金融集聚研究领域里不可多得的一部重要研究成果，推荐学术界同行参考交流。
[论文摘要]对于资源富裕的区域，伴随资源逐渐开采和技术进步，必然产生就业率迅速下降的问题。如何通过产业内和产业间分工建立一条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途径，本文试图从熊彼特竞争的标准演化模型出发，提出一个初步的模型。这一模型强调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日越复杂的劳动垂直分工的出现。有助于理解基于知识和自然资源的区域增长与发展的过程。
一、引言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和区域应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例如，一个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地区应该专业化于木材生产。但是，随着木材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除非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在这里，一个首要问题是能否创造出与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相关的新的就业机会。
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制定政策过程中，在新古典理论、熊彼特的研究及投入－产出分析之间的交叉地带，出现了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对于这一被广泛运用于诸如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而言，它对政策制定并没有很大帮助，相反，在研究地区和国家中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问题时产生了当的混乱。
本文概括了上述主要理论，并且试图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基于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促进增长和发展的资源是知识而非任何自然资源。但是一种自然资源可以作为建立一套复杂的增长能力的起点。这一结论和其它结论可以为制定政策提供新方法。
二、马歇尔的区域发展理论
马歇尔指出：“当一个产业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地点，它很可能长期待在那儿”。（马歇尔，1949，225）对于这一点，他发展了一个“产业区位”理论。这一理论应当被看作整个增长和发展理论的一个特例。根据这一理论，虽然资源可能是一个产业长期区域化的最初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应当是技巧、相互依赖的企业网络和支持制度的集合。
区域发展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长期竞争力以技巧和能力的演进为基础。对技巧的持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训练的努力。市场也存在对知识进步的需求。在产业区域内，“机器、生产过程和一般商业组织等方面的发明和改进有着被即时讨论的优点。”因此，创新能够迅速传播：“如果一个人开始尝试一个新想法，这个想法会被其他人吸收并且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并且因此成为更进一步的新思想的来源。”（马歇尔，1949，225）
虽然马歇尔强调在产业区域内辅助产业的出现，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一主题的细节。区域中企业间复杂的分工模式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首先，可以在给定的劳动分工条件下集中分析系统的功能，这个分析可以通过标准的投入产出分析来做。其次，可以研究这个复杂系统如何生成。这方面研究必须强调企业专业化决策及创新活动的顺序。但是企业的某些专业化和创新会从根本上扰乱企业静态的投入产出过程。这两个方面显示了研究静态结构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企业家创新（或打破旧结构）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裂。但是只专注于静态或动态特征可能妨害对区域发展的真实过程的理解。
三、演化经济学
上述讨论强调了在研究区域化增长和发展的演化过程时，目前的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新演化经济学的两位先驱，尼尔森和温特（尼尔森，温特，1982，19）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经济演化的文字表达似乎可以自然地转化为一种Markov过程虽然它可能处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状态空间。”在某一个时间点t，一个产业演化过程的状态用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的行为规则来描述。这种状态被用来决定产业的短期行为及在时间t+1时新的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新的行为规则。它是企业行为规则的变动，这种变动表明了一个静态Markov过程的全部演化特征。
典型的尼尔森－温特模型处理生产同质产品的产业中生产技术和行为规则的演化。这个模型描述了在给定当前阶段的产业状态（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时，这个状态在下一阶段会如何演变。首先，当前状态被用于定义在已知市场份额、价格和企业利润的产业中短期内经济演化过程。其次，投资决策被看作是企业扩张其收益能力。第三，企业的创新和模仿过程。企业持续地寻找新的生产技术，或复制其它寡头竞争者的技术。如果他们成功，就会增强竞争力。创新也可以由产业外部引入。如果创新成为主流，就会不断提高集中度，即使模仿和大企业的垄断会抑制集中的速度。
四、演化经济学和区域发展
很明显，需要特别设计一个演化经济学模型以研究区域中企业间的劳动分工问题。为了建立这个模型，我们以尼尔森和温特的企业理论开始。根据这个理论（尼尔森，温特，1982，chs．4-5），每个企业都是以大量互相依赖的惯例和由职工执行的任务为基础。在熊彼特竞争的尼尔森－温特模型中，所有这些组织内的多样性被简化为一个单独演化的生产技术和一组固定的决策参数。但是他们关于企业内部复杂性的文字叙述实际上可以被用来对企业创造市场进行研究，这里的企业被特别看作演化过程的结果
在企业层次上模型的动态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案例来描述。一个企业拥有一片森林，产品是木料。起初，企业只能雇用全能的工人，但是逐渐，它发展起了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分工，包括伐木工，运输工人，苗圃工人，制造特殊用途的工具，等等。可以说，它的劳动分工的发展象一棵越来越多分枝的树。如果该区域中其它企业也发展同样的劳动分工，很明显有一个正在扩展的市场，推动企业的专业化，以一种更低廉的方式供给产品或者供给产品比森林所有者能够提供的产品质量更高。当企业建立以后，它们可能要寻找区域以外的市场以实现扩张。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充分描述演化模型的运行方式。这个模型说明了一个产业部门经济“迂回”的变动程度，即在不同类型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劳动的垂直分工。虽然这个模型是在尼尔森和温特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引入“奥地利经济学”的迂回概念极大扩展了研究议题，包括生产结构创新，中间产品市场的出现及功能，应对上游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的方法，一个上游产业创新效果的传播，迂回程度和整体生产能力的测定。
现在，问题是企业的劳动分工为什么及如何出现。从模型的逻辑和后熊彼特学派的观点两方面，可以认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涉及特有产品和生产性活动的创新。因此，一次专业化的原因可能是一种方法的创新（涉及一种中间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产品创新（一种特定产品质量的改进）和结构创新。
中间产品市场的创造，发展和消亡过程表明生产的迂回过程的演化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的过程。一个已经完成一个重要产品或过程的创新的企业家要判断在一种有重大创新作用的中间产品的生产上专业化是否可行。如果一种专业化相当有利可图，则潜在的购买者被要求给出一个最高价格和所需数量。如果总需求量足够利用企业家的能力并且最终购买者的价格也是合意，那么专业化就会出现，并且产品将以最低价出售。此后，企业家的专业化就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它企业可能会进入它的“产业”。企业家（及其伙伴）只能进入次级树。
这里提出的模型只是研究产业动态过程的起点，它完全不同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标准模型。在标准模型中，企业在完全相同的小环境中竞争。但是为了理解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的长期共存，我们必须突破这种演化模型限制。在我们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大量能够被单独创新的不同的生产任务，创造了一个多空间竞争系统，这个系统允许大量行为变量存在。企业能够专业化的原因在于：当一个企业针对它的一个任务进行创新时，它要决定是否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专业化。如果它决定专业化，就会以较大规模开发创新。然而企业创新任务的结果作为中间产品，还面临为之创造市场的问题。
五、结论
基于区域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作为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许多地区中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就业率迅速下降问题，这一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虑是否及如何改进这一问题。马歇尔一派的理论特别强调发展首先是以知识为基础，其次才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他的理论也有助于将研究聚焦于区域化的劳动市场和企业网络。后熊彼特学派的增长极理论和发展锁定理论有助于促进对企业间的联结进行贴近的观察，这种联结可能在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强调在不同产业中决定创新过程的不同的技术范式的作用，它也聚焦于在促进创新方面产品的供给者和使用者之间联结的作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