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1 07:44: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高中经济生活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文本栏目 课程理念
相对于大纲版教材和96版课标教材，2004年后按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通常简称为新教材。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从2004年开始实验到现在全面使用已近十年，使用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教师都经历了一个探索――尝试――适应――熟练的过程，目前大多基本定型。高中思想政治四本必修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下同）在体例编排和呈现方式上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材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目标生成方式变原来以“学科体系为主导”为“能力发展为主导”，教学组织形式变原来以“教书过程为主线”为“学习过程为主线”，整个教材的内容结构以不同的文本栏目呈现出来，课文图文并茂，语言简明活泼，不同文本栏目都有着不同功能，对应着不同的教学行为和教学过程。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对各类不同的文本栏目的处理五花八门，与新课程的教学理念直接违背的做法大量存在，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类：
一、传统式使用教材的文本栏目
一些老师不了解新课程实施的外在背景和真正意图，无视新教材与传统教材的区别，不明确课程标准的要求，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教师，习惯于穿新鞋走老路，对课本上的所有文字材料一视同仁，像对待传统教科书一样一丝不苟地“教教材”。他们把学生看成是一张白纸，认为学生对所学内容都是一无所知，知识都应来自教师，来自教科书，所以面面俱到，逐句逐段讲解课本上的所有文字材料，课堂内容冗杂，教学形式单一，抱怨课时不足，课堂效率低下。
二、功利性使用教材的文本栏目
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实际教学中对教材中的文本栏目做功利性处理的现象大量存在，凡与考试有关联的就讲就学，与高考关系不大的文字材料一律不用，斩头去尾，自认为是“高效教学”。也即只要正文，不要辅助文，只要宋体字正文，不要仿宋体正文，只要知识原理，省略自主探究，要学生平时死记硬背，考试照搬照抄，完全无视能力培养和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
三、机械化使用教材的文本栏目
实际教学中不敢越教材雷池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不明白教材只是依据课程标准编写的教学文本，只会严格地按照教材的编排顺序和结构进行教学，不能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不敢对教材的滞后性内容进行调整补充，不愿耗费精力重新选举新的探究性材料，不想结合本地实际开发“校本教材”。
四、放任型使用教材的文本栏目
也有一些年轻教师或者是一些比较赶潮流的老师，想到思想政治课需要革新，也尝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采用探究式学习方式，这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在探究材料的选择时，随意性强，针对性不够，准确性不到位。有的带动和引领学生勉强，有的哗众取宠背离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有的根本就没有可读性和可教性，偏离了课本的主体内容，忽视了“双基”的落实。
新教材的文本栏目主要由单元管涌图、导言、框题、目题、活动导入、仿宋体正文、宋体正文、辅助文、单元综合探究等组成，下面我们先重点了解新教材课文中正文和辅助文的分类、功能和对应要求。
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的正文，既包括课本中的宋体字文本，也包括穿插其间的仿宋体字文本。其中正文中宋体字部分，是对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基本事实、基本结论做规范性表述，承载着教学内容、目标设置与评价的基本要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教学中必须突出其主体内容地位，特别是加强对重难点的突破，引领学生重点解读、理解和掌握。对这部分内容重视和处理一般没有异议。
仿宋体正文主要是课本中虚线框内的内容，也包括每个单元后的综合探究内容。主要功能是创设情境，为体验教育提供平台，为知识生成搭建载体，改变了原来政治课教学过于注重理论的传授，学生缺乏思考、体验、感悟的氛围和机会倾向。正文的仿宋体部分，本身也是内容目标的有机构成，是完整地实施教学和评价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它还注重提供引领学生思考问题的路径、运用资料的方法和共同探究的策略，并提供解释各自想法的机会，是实施过程性目标的主要载体和环节。教学中必须灵活而有针对性地使用这部分文本栏目内容，要做到探究为教学主体内容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综合探究内容，应视为每个单元的实质性内容，它巧妙地把研究性学习活动引入课堂，引用到练习中，既深化了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又推动了学生新型学习方式的建立，教师务必要重视，不能因为这部分内容与考试关系不大而一言带过。
新课程教材中还设置了辅助文，除了正文之外的其它辅助学生自学，让学生阅读、扩充的文字内容为辅助文。辅助文原则上不属于教师教学的内容。目前使用的教材中，《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辅助文主要有：“专家点评”、“相关链接”、“名词点击”等，《文化生活》以及《生活与哲学》的辅助文还分别增设了“文化名人”和“名言”等。辅助文的主要功能在于丰富教材的信息量，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同时关照到不同区域和不同学生的差异，为教师的多样化教学和学生的个性化选择提供了可靠的素材。教学中可以根据需要更加灵活地处理，既可以让学生自学，也可以在课堂上拿来作为达到教学目标的辅助手段。
新教材还普遍使用了引言、活动导入、综合探究等丰富多样的文本栏目，也淡化了“作业练习”，这样编排就是要让课本实现由“教本”向“学本”的转变，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学习趋于独立，最终摆脱对教师和书本的双重依赖，成为学习上能够自主、人格上能够自立的人。
按照教材编写委员会的意图，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努力去改变现状，力求在使用新教材时更能体现新课改的理念，逐步规范我们的教学行为，以期更好完成思想政治课的教育功能。
（一）进一步明确新教材文体编排的客观依据
不同于传统教材从概念、定义入手引出观点、原理，新课程教材遵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知规律，对于缺乏实际生活阅历的中学生来说，总是从一个个具体的生活情景入手。教材中的宋体正文是教学的重点内容，但是主要属于理性认识，仿宋体正文即“探究活动”内容主要提供事实材料、举例分析、提出问题，属于感性材料，两者关系密切，都是学生应当掌握的内容。从认知角度看，属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相关链接、专家点评、名词点击等辅助文中，既有感性材料，也有理性认识。还有大量图片、漫画等感性知识材料，这些都改变了原先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的推导式的编法。实践证明，遵循认知规律的课堂生机勃勃，学生感受加强，课后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明显提高，其实就是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人性化教育、生活化教育和发展型教育的特点”。
（二）进一步强化过程性评价
思想政治课与其他学科相比，是一门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它不仅担任着对学生的教学工作，更是担任着学生的德育工作。《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要求，“采取多种学习评价方式”“把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放在突出位置”“把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起来”。新教材在每个框题的第三目都设置了情景回归的内容，除了进一步阐明课程标准规定的知识原理外，还具有提高学生素质、寻求与学生情感共鸣的功能，这正是思想政治德育功能的重要体现。政治教师要用好这部分内容，就应在平时多注重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结合这一内容，采用课堂发言、撰写论文或随笔、做读书笔记等，甚至可以结合学生在班集体中的行为表现，给予中肯的精致的评价，全面、客观地记录和描述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发展状况，这些都有利于让学生重视学以致用，重视言行一致，促进学生良好品行的形成和发展。
（三）进一步开发新课程资源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规定，教师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中要发挥主体作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利用课程资源，有效实现特色开发。教师既可以完全根据教材的设计进行教学，也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补充其它活动内容或采取其他的方式。由于思想政治课本本身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教材所提供的材料难免会有滞后性，因此教师需要不断更新其中的内容，力求使用最新的素材，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对于仿宋体正文，更是要灵活运用课本的现有资源，对一些比较容易理解或是探究内容太多的探究活动，可以省去或精选其中经典的材料，而对于一些会让学生产生混乱、模糊和怀疑的观点、原理，则应通过实际探究活动让学生在探究经历中留下深刻印象，对于教材中时效性不强、冲击力不大的探究材料应作调整和扩展，尽量多创设有震撼力的情景材料让学生去体验。如果有条件，教师还可以开发和使用其他更为广泛的课程资源，各种多媒体资料、网络课件，本地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都可以成为丰富学生的眼界和阅历的生动的课程资源，引导学生提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达到新课程改革的终极目标。
（四）进一步理解新课程理念
相对于传统教材而言，人教版的思想政治新教材注重“落实以学生为本的核心理念，让教材回归学生的真实生活，凸显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新课程的核心理念就是更加关注教育对象，关注他们的成长环境和自身需要，关注他们的个性差异和阶段特点，关注他们的知识能力和价值取向，真正凸显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遵循学生感悟所应经历的思维路径，领悟教材体例编写和设置所铺就的教学与学习轨道的路基。思路决定出路，理念引领行动。文体编排、过程评价、课程资源的变化只是表皮，只有教师深入理解新课程理念，并富有智慧地去实施，才会有真正意义的新课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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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