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3 22:26: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环境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1海域总体污染加剧历史调查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各主要港湾水质指标基本上都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进入90年代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出现超标现象。近年来随着福建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临海工业的发展，陆域直接或间接入海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面源污染物不断增加，海洋倾废、船舶排污和事故泄漏以及高密度水产养殖和过度投放饵料等都对海域生态环境增加压力，导致局部海域污染加重，近岸海域污染面积呈扩大趋势，福建沿海氮、磷和石油类超标严重，有的海域甚至出现溶解氧偏低、化学需氧量超标；局部水域底质硫化物、铜、铅含量超标；贝类体内粪大肠菌群超标比较普遍。
1.2局部海域生态系统遭到一定程度破坏河流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干旱年份河流入海径流量的减少，对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局部围填海等海岸工程开发建设，使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滩涂和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等重要生态功能区水域面积逐渐减小，一些关键的生态通道受到破坏，局部海域生态功能明显下降。
1.3海洋灾害频繁发生由于海域污染和富营养化等原因，福建沿海是我国赤潮的多发海区之一，赤潮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有毒赤潮生物发生的比例高，对渔业和养殖业生产的破坏性大，严重影响福建省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福建闽东沿岸、闽江口近岸和厦门近岸海域3个海域赤潮的发生次数占福建省赤潮的77．8％。闽东沿岸、闽江口、平潭沿岸和厦门近岸海域4个赤潮监控区成为福建省赤潮多发区。当前福建沿海赤潮灾害历年不断，发生面积逐年扩大。福建省浅海滩涂广阔，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研究发现互花米草和沙筛贝等外来物种已经成功入侵福建省海域，其中互花米草遍布福建省大多数海湾滩涂，沙筛贝在许多封闭型围垦区均有发现，部分海域仍有人为种植互花米草和养殖沙筛贝的现象。福建省对外贸易发达，大型港口遍布沿海各地，海上航运繁忙，船舶压舱水携带的浮游动植物及海洋生物幼体进入福建省海域；海水养殖历史长、面积大、品种多，部分引进品种可能具有入侵性，省内养殖苗种交流频繁，外来养殖品种及可能携带的病原体扩散到全省大多数海水养殖区。
1.4溢油、危险品泄漏污染事故严峻近年来，福建省临港工业特别是石化工业快速发展，海上物流规模日益加大，各类海洋经济活动显著增加，海上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污染事故多发，对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和海上活动等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1.5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建设对环境压力加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福建省沿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福建海岸带涉海市、县、区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全省人口增长速度。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发展，劳动力需求以及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沿海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随着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沿海人口将继续集聚，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而人口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负荷总量将呈增大趋势，沿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压力也将明显加重。
1.6临港工业发展对环境压力加大福建省着力培育发展三都澳、罗源湾、兴化湾、湄洲湾、厦门湾和东山湾六大临港工业基地，形成以湄洲湾、东山湾为重点的石化产业基地，依托大型深水港口的沿海能源产业基地，以三沙湾为重点的冶金产业基地，以湄洲湾为核心区域的大型林浆纸一体化产业基地。港口及临港工业项目建设将刺激新一轮的围填海造地，占用湿地资源，进一步威胁红树林生态系统、滩涂和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影响海域生态功能。产业发展及城市建设导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处置不当必将加重近岸海域水污染态势，加大海洋生态环境压力［10］。
2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演变趋势
2007年福建省近海海域环境状况良好，水质总体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中，二类水质标准、三类水质标准、四类水质标准和劣四类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分别为2850km2、1640km2、240km2和550km2。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罗源湾、泉州湾和厦门近岸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污染主要分布于沙埕港、三沙湾、罗源湾、闽江口、兴化湾和泉州湾以及厦门近岸海域；石油类则分布于沙埕港、兴化湾和泉州湾。2007年福建省海域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主要海湾部分站点沉积物存在重金属、石油类和多氯联苯超标的现象，其中三沙湾部分海域铅和多氯联苯超标，泉州湾部分海域石油类超标。本文选取3个代表性的时间段，即1983—1986年开展的“福建省海岸带与海涂资源综合调查”、1998年的“福建省海洋污染基线调查（第二次）”，以及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报告各时间跨度均为10年；通过搜集3次调查中福建省近岸海域所有站位各评价指标的测值范围和算术平均值，对比分析福建近岸海域水质、沉积物质量的变化趋势。3次调查各主要水质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表1和图1。与1983－1986年的水质监测结果对比可知，1998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趋势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营养盐含量大幅度上升。1998年海域的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2．4倍，已成为福建省近岸海域的主要污染因子。此外，石油类、重金属含量与1983－1986年相比也有不同幅度的上升，油类、汞、铅和镉的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1．5倍、6．6倍、1．9倍和2．5倍。化学需氧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21％。
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体中的主要超标指标依然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与1998年相比浓度有所下降，但超标率在增加。化学需氧量浓度有所升高，溶解氧有所下降；石油类、铅和镉的平均含量均持续上升，其平均含量分别增长了42％、90％和130％；汞的含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43％。3次调查各主要沉积物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图2和表2。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变化趋势如下：①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硫化物和镉含量增加了90％、70％，最近10年硫化物和镉含量分别降低24．18％、5．26％。②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平均含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14mg／kg下降至0．056mg／kg，降低60％，而近10年来降幅变化，仅降低了10．71％。③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从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铅、石油类、滴滴涕的含量分别降低39．63％、21．76％、81．82％；最近10年，滴滴涕和铅的含量分别增长了13％和102％，石油类的增长速度更快，增加了约3．5倍。综上所述，3个调查时期，沉积物中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其中石油类的剧增可能与临海工业、港口、船舶排污有关。
3结论
本文研究的西安市物质流主要涉及2个系统边界：第一个是西安市的自然环境边界，即西安市在本地开采物质资源以及排出废物的范围；第二个是西安市的行政边界，包括九区（新城、碑林、莲湖、雁塔、未央、灞桥、阎良、临潼、长安）四县（周至、蓝田、户县、高陵）。这种界定方式主要是基于以下2点考虑：其一，本地开采物质资源是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对环境产生影响，而向自然环境排放废物则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其二，物质的调入与调出是相对于行政区划而言的，是指西安与周边地区进行的物质流通。
2数据统计
2.1输入端
输入端包括物质调入和本地开采2个部分，细分为生物物质、建筑材料、化石能源、金属矿物和非金属矿物。中间部分为西安生态系统自身进行新陈代谢活动消耗的物质资源和城市物质资源的净存量。输入端中本地开采部分分为生物物质和非生物物质。其中，生物物质包含农（蔬菜、水果、蜂蜜、禽蛋、粮食、棉花和油料）、林（生漆、核桃、板栗、花椒、木耳）、牧（肉和奶的产量）、渔（所有水产品）；非生物物质包括化石燃料（原煤、原油、天然气）、金属矿物（铁矿石成品矿和有色金属矿石）、工业矿物（碳化钙和氢氧化钠）和建筑材料（水泥）。需要说明的是：牧产品本应计算牧草产量，但西安并无大型牧场，且缺乏相关饲料的数据，本文以肉和奶的产量表示牧产品产量；化石燃料为原煤、原油、天然气，但西安市并没有生产能源，故该项为0；工业矿物用碳化钙和氢氧化钠的量来表示；由于历年统计类目不同，建筑材料只计入水泥。
2.2输出端
输出端除物质调出外，主要有污染物和耗散性物质。污染物包括固体废弃物、大气污染物和水体污染物；固体废弃物包括城市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其中城市垃圾没有直接统计数据，本文取清扫垃圾量与清扫粪便量之和（清扫面积逐年扩大，但总量较少，本文忽略此差异）；大气污染物包括工业生产中产生的SO2、烟尘、粉尘，城市生活中产生的SO2和烟尘，其中2001－2003年的统计数据中缺乏对城市生活中产生的SO2和烟尘的统计，本文根据2004－2010年的数据，通过线性回归方法，利用Excel软件对缺失的数据进行预测；水体污染物包括水体中的COD、汞、镉、铅、六价铬、砷、氰化物、石油类、酚和铵氮，其中2001－2003年的统计数据中缺乏对生活污水中铵氮排放量的统计，考虑到生活污水中的铵氮的排放量与人口正相关，本文以人口为自变量、铵氮排放量为因变量，通过线形回归方法，利用Excel软件对缺失的数据进行预测。耗散性物质是指农药化肥的流失，本文参考国内已有的农业面源污染研究成果，进行了以下估算：氮肥、磷肥、钾肥的利用率分别按30％，15％，40％计，其他肥料的利用率平均按30％计，农药的利用率按30％计，在化肥和农药施用量中扣除二者的利用量，即为二者的流失量［7－9］。
3数据分析
本文选取的物质流分析指标主要包括资源投入量、污染物排出量、物质消耗强度、污染物排放强度、物质生产力、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以及生态效率。将西安市2001－2010年的物质流数据进行纵向比较，研究西安市近些年的发展状况与趋势，为西安市的生态城市建设提供数据基础。
3.1西安市2010年物质流全景
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绘制了2010年物质流全景图，如图2所示。图中以2010年为例，西安市的物质投入总量为1859．73万t，其中能源投入占51％，生物物质投入占35％，建筑材料占13％；污染物排放总量为315．79万t，固体废弃物占78％，耗散性物质占17％，大气污染物占4％。输入部分的能源和输出部分的固体废弃物仍然在各部分占有最大比重。相较于2009年，如图3资源投入量中的能源部分有所降低，预计在未来几年内，还会有下降趋势；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不断增长而且所占比例继续上升，将来可能会继续升高，这一方面说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又说明现在人的生活习惯还不够环保，包装物质过多，隐藏流系数较大。
3.2资源投入量
资源投入量表示西安市在发展过程中所消耗的物质资源的量，用以衡量西安市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2001－2010年西安市物质资源投入量情况图3所示。西安市的物质资源投入总量总体上呈逐年递增趋势，从2001年的973．90万t增长到2010年的1859．73万t，2009年达到2070．42万t的峰值水平，如图3所示，平均年增长率为10．11％。能源的投入量从2001年的396．23万t增长到了2010年的951．26万t，平均年增长率为15．56％，高于资源投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量5．45个百分点。尽管金属矿物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7．26％，但其总量较少，对西安资源投入总量的影响较小。由图3资源投入结构图不难看出，西安近些年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能源。西安市的能源都是从外部调入的，因此，西安市的发展对自身的环境资源破坏较小，对物质调入的依赖程度较高。
3.3污染物排出量
污染物排出量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由于不能充分利用的物质资源，排放到自然环境中的一些有害的剩余。为了分析污染物排放量中各种污染物所占比重及变化趋势，绘制西安市2001－2010年污染物排出量结构如图4。图4中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农药化肥的耗散所占比重较少，且变化起伏不大，固体废弃物在所有污染物排放量中所占比重较大，且决定了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变化趋势，固体废弃物由70．9％上升到77．6％。大气污染物由7．1％降到3．6％。耗散性物质由20．5％降到17．2％。水污染基本保持在1．5％左右。此处并不能说明对西安市环境影响最大的为固体废弃物，因为部分大气染污物、水污染物的含量虽小，却能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对西安市污染物的排放量与资源的投入量进行对比分析，如图5。经相关性分析，污染物的排放量和资源投入量的变化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其中资源投入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污染物的排放量并没有相应的起伏，这说明西安市在污染物的综合利用和治理方面情况良好，而物质净存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或减轻了环境压力。
3.4物质消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
根据物质消耗强度的计算方法（物质消耗强度＝资源投入量／人口数）和污染物排放强度的计算方法（污染物排放强度＝污染物排放量／人口数），计算西安市2001－2010年的物质消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绘制二者相关曲线如图6所示，西安市的物质消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不断增长。西安市2001年的人口数为694．8万人，2010年的人口数为782．7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1．41％；2001年的物质消耗强度为1．402t／人，2010年的物质消耗强度为2．376t／人，平均年增长率为7．72％；2001年的污染物排放强度为0．339t／人，2010年的污染物排放强度为0．403t／人，平均年增长率为2．10％。物质消耗强度增长最快，人口和污染物排放强度则相对增长较缓。这表明在西安市的发展过程中，对物质资源的利用强度越来越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而污染物方面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并无明显增大。
3.5物质生产力
物质生产力（materialproductivity，MP）等于国内生产总值除以物质总需求，表示单位物质消耗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是衡量经济系统年度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主要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有关，另外也受经济结构的影响。物质生产力常以每投入1t物质量所创造的GDP予以表示，是衡量物质利用效率的指标。根据物质生产力的计算方法（物质生产力＝GDP／资源投入量），西安市2001－2010年的物质生产力变化如图7所示。西安市的物质生产力由2001年的0．755亿元／万t增长到了2010年的1．743亿元／万t，呈较为平稳的上升趋势，平均年增长率为14．54％，表明西安市的物质生产力增长较快，物质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图7为西安市2010－2010年物质生产力与物质消耗强度的关系，可以看出随着消耗强度的增加物质生产力增加，发展态势良好。
3.6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
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是城市物能代谢生态效率中的2项指标，表示单位资源消耗和污染负荷所能提供的社会服务量［12］。现有的资源效率研究多是分不同类型的资源进行的，如土地资源的效率、矿产资源的效率、水资源的效率。但只有从整体上考虑，才能洞悉西安市整体的资源效率情况，本文研究的资源效率将建立在总的资源投入量上。相应的，本文的环境效率也是建立在总体污染物排出量之上的。根据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计算方法（资源效率＝GDP变化倍数／资源投入量变化倍数；环境效率＝GDP变化倍数／污染物排出量变化倍数），计算结果如表2。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的数据并没有以某一年为基准，而是将2001－2010年分为9个年度，每个年度都是以前一年为基准，数值表示后一年相对于前一年的变化系数，这样便能观察西安2001－2010年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变化趋势。数值为1时，说明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并没有发展，停留在原来水平；数值大于1，说明社会服务量的增长所需的资源减少或排出的污染物减少，效率提高；数值小于1，则反之。从资源效率上来看，除了2003－2004年度，其他年度的数值都大于1，说明总体上西安的资源效率还是呈提高趋势的，但数值较小，资源效率提高不是很明显，西安尚未实现GDP的增长与资源投入量的“解耦”。从环境效率来看，总体上还是不断提高的，但2009－2010年度有所下降，环境压力依然不容忽视。
4结论
1研究区域概况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位于敦煌市南郊，它以其独特的“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自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旅游发展迅速，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2年景区营业总收入达到6346万元，接待人数增加到58万人次。景区周围的月牙泉村有居民221户，共820多人，居民参与旅游业可分为几个阶段:①1978—1985年零星参与阶段。其间由于旅游业刚开始发展，接待的主要是国际游客，游客人数少，全村仅有10多户参与到旅游业中，主要是从事牵骆驼服务和经营小商品。②1986—1993年初步参与阶段。其间全村有30多户自愿参与到旅游业中，由于游客人数增加，旅游服务价格上升，再加上景区管理委员会限制村民加入，参与旅游的居民收入非常可观。③1993—2001年深入参与阶段。其间约有120户居民从事旅游工作，但农业仍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参与旅游业的居民还要从事农业。④2002年—至今全面参与阶段。由于敦煌水资源危机，出现了天然绿洲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剧、风沙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月牙泉村的农用水井被迫关闭，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当地政府实施了月牙泉渗水工程，建设生态保护林，征用了居民的大量农田，当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为了解决当地人生存问题，政府决定给全村每户平均分配两个“骆驼号”，让他们全部从事旅游服务。整个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旅游业，当地村民从此从农业转入到旅游服务业中。政府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旅游业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调查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统计特征、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总体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其中，个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用旅游收入和在景区工作的人数衡量，社区归属感用是否在本地出生和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衡量，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用旅游旺季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衡量。为了保证旅游影响的态度指标具有代表性，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文中出现的旅游影响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和排序，选取出现频率大于30%的26个指标，然后再根据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对选取的各个指标进行调整，使指标的语言表达方式更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测量参照Ap、Crompton在旅游影响研究中使用的Fishbe态度量表模型，公式为:A0=Σni=1biai。式中，A0为对一个事物和现象的态度，bi为感觉，ai为评价。采用这种乘积函数方式评估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感觉和评价采用5分Likert量表。考虑到当地人口数量状况，本研究选取整个月牙泉村为研究范围，以每户为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10月，正值旅游淡季，配合调查的时间充裕。调查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主要针对家中男、女主人进行。共发放问卷177份，由被调查人面对面交流完成问卷，有效问卷达100%。收集的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编码处理，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48．00%;年龄在25—44岁的为48．60%，45—64岁的为390%，15—24岁的为140%，65岁以上的为5．10%。在教育程度构成方面，40．70%的居民拥有初中文化，小学学历的为24．30%，未受过教育的为15．80%，高中的为15．30%，中专及以上的为4．00%。职业是农民的占71．80%，当地经营业主的为14．10%，其余依次是工人(4．00%)、学生(40%)、教师(30%)、其他(30%)、离退休人员(1．70%)、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0．60%)。全家年收入以20000—25000元的为37．30%，25000元以上的为27．70%，15000—20000元的为20．30%，10000—15000元的为10．20%，5000—10000元的为40%，5000元以下的为1．10%。家里有1人在景区从事工作的为74．60%，有2人的为18．10%，无人从事景区工作的为5．60%，有3人的为1．10%，3人以上的为0．60%。
2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总体上
当地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受深刻，总体变化均值为91，除外来投资外，所有指标变化均值都超过了5，表明当地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当地起了积极作用。偏好的总体均值为91，说明当地居民乐于接受这种变化。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总体均值达到15．39。其中，在基础设施、环保意识方面的得分分别为17．94和16．41，显示出居民的较高认同度和满意度;而在外来投资、娱乐休闲机会、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等指标的均值都低于15，态度平淡。在旅游负面影响，总体变化均值为65，与正面影响感知相比，居民对负面影响的感知较弱，其中感受变化较大的有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生活垃圾、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噪音5个指标，得分均值都超过了80;感觉变化最小的为“犯罪率”，变化均值得分为16。偏好的总体均值为19，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变化并无反对情绪，包容了这些变化。态度的总体均值为11．36，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态度较温和，没有显现出消极态度。比较而言，居民对日常生活影响和宁静生活氛围的态度更宽容，但在意上缴的税收和犯罪率两个指标。
3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不同态度，了解不同群体对旅游影响的差异性，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当地居民进行分类。首先采用分层聚类，运用沃德法，选择欧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形图，根据以前研究成果和综合分析，将旅游地居民分为三种类型;再根据聚类数目运用非阶层聚类分析中二阶段聚类法分析，并对分类结果进行方差检验和判别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上缴的税收、娱乐休闲机会、外来投资、贫富差距指标外，所有指标的方差显著性都为0．00，表明整体分类正确率为97．74%。类型1的居民占850%，为146人;类型2的居民占7．90%，为14人;类型3的居民占9．60%，为17人。对三种类型的居民比较可知，第一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各指标得分平均值高于第二类居民低于第三类居民，他们承认旅游给当地带来了积极效应，感觉较满意，但也感受到了旅游的负面影响，没有显出强烈的反感态度，在土地和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犯罪率、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噪音的态度得分均值最高，显示出对旅游负面影响的容忍。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热情的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占50．00%，职业主要是农民，所占比例为79．59%;旅游旺季时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平均次数超过5次的为68．50%，当地人占98．60%。第二类居民在旅游正面效应方面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如就业机会为10．29%、家庭收入为9．79%、自豪感为121%、文物保护力度为11．93%，他们对旅游正面效应的认同度低，没有显示出积极态度。同时，他们在消极影响方面的得分值也较低。其中，生活用品价格、土地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宁静生活氛围打扰指标在三类居民中得分最低，表现出不满意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冷漠的支持者。其中，女性比例为71．40%，15—24岁的占50%，职业主要是当地经营业主(35．70%)，其次是学生和农民(各占28．60%)。这类居民直接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较少，57．10%的居民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都小于1次。与其他两类居民相比，第三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最积极，主要是在基础设施、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的指标平均分值很高。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旅游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生活垃圾、噪音、犯罪率方面持消极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矛盾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为58．8%;在受教育程度上，590%的为初中，88．2%的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次数都超过了5次，且100%是当地人。
4旅游影响态度维度分析
为了简化变量，分析居民对旅游影响态度的主要维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6个指标进行分析，KMO值为0．74，Bartlett''''s球形检验值(0．00)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各指标负荷值都在0．8以上，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07%。我们对总体量表和各分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总体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6，各分量表中除积极环境影响外，其他可信度都大于0．6。由于上缴的税收、犯罪率、日常生活影响、娱乐休闲机会、上缴税收5个指标在各主因子上的载荷小于0．5，所以被删去。居民思想观念、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等指标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的是旅游社会影响方面，可命名为积极社会影响因子;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生活水平3个指标在第二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反映的是旅游经济影响，可命名为积极经济影响因子;宁静生活氛围打扰、交通拥挤状况、生活垃圾等指标在第三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消极环境影响因子;生活用品价格、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在第四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消极经济影响因子;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在第五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文化影响因子;基础设施、环保意识在第六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环境影响因子。在旅游正面影响方面，居民在积极环境影响上平均分值最高，态度最积极;其次是积极经济影响和积极社会影响，在积极文化影响方面得分值最低，居民对这方面影响的态度不积极。在旅游负面影响方面，消极经济影响比消极环境影响平均分值低，显示当地居民对负面经济影响的态度更消极。为了解居民的态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感、个人对旅游业依赖等变量之间的联系，本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进行检验，研究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否在这些变量影响下有显著的差异。如果存在显著性影响，进一步运用事后检验(POST－HOCtest)，分析变量各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结果表明，性别和年龄对居民的态度各因子没有显著性差异。教育程度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四个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两个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其中，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平均分值显著高于其他的平均分值，并与其他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初中文化和中专文化的居民差异显著，前者比后者的均值高。此外，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经济影响上，中专文化的居民平均分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居民(p＜0．05)，其他类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文化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居民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居民(p＜0．01)，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距不显著。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大专与其他教育程度差距明显，均值显著高于其他(p＜0．01)。收入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环境影响因子有显著差异，对其余的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与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之间有显著差异，其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在积极经济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p＜0．001)。在消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与20000—25000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职业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的消极影响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上，除退休人员外，学生和其他职业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与农民、工人、离退休人员之间也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的均值明显高于后三者，当地经营业主与农民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p＜0．001)。在积极经济影响上，学生平均分值最低，与其他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积极文化影响上，教师和农民、学生、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之间存在显著差距(p＜0．05)，学生和工人、经营业主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教师与农民、工人、学生之间有显著差距(p＜0．05)。家人在景点工作的人数只对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旅游带来的收入仅在积极经济影响上有显著性。居住时间对积极经济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他因子无显著性差异。与旅游者接触次数仅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在其他因子上无显著性。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以上变量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
5影响支持水平的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因子是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有影响，本文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住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后，分析各变量对支持水平的影响，第一步选择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把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6个自变量作为第二层引入回归。第一步引入的控制变量对居民的支持态度有一定的解释力(R2=0．20)。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无显著的影响，但职业和全家年收入有显著预测力，职业排序从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当地经营业主、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到其他，可见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越不密切，越有可能不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22，p＜0．01)。全家年收入从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5000—20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到5000元以下共6个等级，收入越低的家庭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越弱(Beta=－0．33，p＜0．01)。在旅游业依赖的指标中旅游带来的年收入对旅游支持态度有显著负影响，从旅游业中获得收入越少，越倾向不支持旅游业的发展(Beta=－0．28，p＜0．01)。社区归属感中的居住时间对支持态度有显著作用，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18，p＜0．01)，而居民与旅游者的接触程度对支持态度无影响。在分析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旅游业依赖程度、社区归属感等变量后，旅游影响态度各维度对预测支持态度做出了新的贡献，对支持态度方差的解释显著增加，对支持态度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36%，并达到显著水平(p＜0．05)。从标准回归系数可见，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文化影响态度、积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无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较明显的预测力(Beta=0．21，p＜0．05)。消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明显的负影响(Beta=－0．17，p＜0．05)。消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Beta=－0．10，p＜0．05)。总体表明，随着居民的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增加，消极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态度减少，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三讨论与分析
毛乌素沙地早在第四纪时期就存在于中国北方［7］，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脆弱生态区和自然地理区域的过渡带，受人类活动影响较为深刻，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半干旱、干旱沙区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中的许多典型问题，是农牧交错区现代土地沙漠化发展和治理恢复比较典型的地区之一［8］。因此，国内外学者纷纷将此地作为典型研究区，从不同尺度开展了生态环境变化与人为活动关系的研究。近年来与毛乌素沙地生态环境相关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通过区域自然指标并结合政策与统计数据，来探索一定时间内毛乌素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及其原因，以及通过遥感手段结合人文经济数据来研究该地区的地表变化过程，从而进一步研究各种变化的原因和驱动力。人为活动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基本集中于毛乌素的土地沙漠化、土地利用及覆被变化、植被演变3个方面；虽然各种环境效应评价方法在该地区的研究与应用也在逐步开展，但是目前仍缺乏对由于决策制定、生产生活对沙漠化影响的定量研究，需要用有效科学的环境监测方法对其进行系统的探索［9］。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整理与归类系统总结，分析现代毛乌素重要人为活动的环境效应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明确人为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的重点。
2土地沙漠化
关于毛乌素沙漠化的原因有两种说法，即人为因素说和自然因素说。在同一气候条件下，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占据主导时就是本区沙漠化加速发展时期，是典型的负环境效应，而现代积极的人为活动（如退耕还林／草等政策的实施）对沙漠化的逆转也有促进作用，是正环境效应。对于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问题，众多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给出了不同的见解［10－12］，但很少有研究从土地利用政策和能源利用入手来深入分析［13］。许多研究通过对气候数据、遥感数据与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现代毛乌素沙地退化加速，其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及各种破坏性的人为活动［14－17］。人类不合理的耕作和放牧等活动破坏地表植被，对流沙面积的增加和草地、湿地面积的减少等非地带域环境变化的作用明显，而对受自然因素控制的地带性显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如流沙分布南界变化）［18］。黄银洲等［19］认为，人为活动不但是沙漠化的主要原因，而且是导致沙漠化过程与气候过程不同步的主要原因。虽然如今沙漠化程度有所缓和，但这也只是基于植物耕作本身的控制［20－21］。有研究则认为，自然因素是主导因素，而人为活动只起到了加速的作用［22］。毛乌素沙漠化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过度的人为活动导致的“古沙翻新”的结果，如果未来温室效应继续致使全球变暖，毛乌素沙地便不会南侵，有向北退缩的可能［23］。毛乌素地区生态脆弱是沙漠化加剧的内因，人为活动是沙漠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其中人口增长是人为活动强度的内驱力［24］。也有学者通过遥感数据发现，近30年毛乌素沙地的部分区域沙漠化进程在时空上出现了逆转，主要是积极的人为活动作用的结果［25］。对于人为活动与毛乌素沙漠化是如何关联的问题，马玉芳［26］展开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从某种具体的人为活动行为入手，综合考虑农户经济行为面对的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市场因素等，探析该地区农户土地开垦、畜牧业生产和薪柴利用等行为及相关因素与沙漠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毛乌素沙漠化的研究结果大部分都表明该地区生态环境在逐步恶化，但在局部地区或部分时间段有逆转现象存在。探究该地区沙漠化因素发现，历史上从农耕文明出现以来主要是人为因素主导，而在此之前主要是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无论是哪种因素，现在还未能清晰地区分它们各自对毛乌素地区环境变化的贡献程度，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尤其是重要人为活动对沙漠化正逆过程的影响缺乏明确的对应分析。
3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土地利用／覆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和自然因素都很活跃的“热点区”和“脆弱区”［27］。在毛乌素沙地这样的生态脆弱区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其形成演变机制、揭示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对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的影响。现代随着空间科技的发展，对毛乌素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研究多数都是利用遥感的手段，对不同时间段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加以对比，结合其他数据和指标（如地形、水文、气候等自然指标，交通、居民点、人口、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居民调查数据等）来分析并揭示人为活动与气候变化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中所起到的影响作用以及更为复杂的驱动机制［28－30］。如今众多研究都是围绕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机制而展开的，而各种人为活动作为重要的驱动因子备受科学家们关注。蒙吉军等［31］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毛乌素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进行多尺度研究，认为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自然与人为影响因素各有差别，尤其是社会政策等经济因素会影响到区域宏观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国内近些年不少研究是围绕重大的环境建设工程和政府相关政策实施对土地利用／覆被情况变化的影响而开展的。从景观角度入手研究人为活动对毛乌素沙地土地利用的影响发现，人为活动强度的大小与景观的破碎化程度有最直接的关系［32］。随着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积极的人为活动会使毛乌素一些区域林地面积增加、水体面积增加、耕地和草地面积减少等，产生一定的正环境效应；而与此同时，未利用土地和建设用地的持续增长又会造成当地土地退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剧等负环境效应，该地区的景观格局变化以1995年为转折点，至2010年人为活动在空间上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33］。如果以城镇为核心来研究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会发现人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当地的土地利用格局，但在此过程中也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虽然气候因素是驱动土地利用／覆被的重要自然因素，但政策制度的导向、人口压力及社会经济活动会直接影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分异，驱动了土地利用／覆被格局的变化［35］。在土地覆被的预测研究方面，有学者对毛乌素沙地植被覆盖的动态变化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并运用马尔科夫模型预测研究区未来21年的植被转化情况，综合了自然和人为因素分析，认为毛乌素沙地总体气候变化有利于植被生长，但其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将会直接产生负环境效应，导致植被退化等环境恶化问题［36］。国内诸多关于毛乌素沙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监测及其解释。近些年也有不少研究工作开始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在区域尺度上的环境响应与驱动力研究，并从多尺度开始研究各个因子的综合作用及其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其变化状况的预测与评价研究。
4植被演变
对于毛乌素沙地的植被演变问题，大多是针对植被退化方面。针对温度、降水、沙尘暴频率、风、植被的空间结构及其变化等自然因素与植被退化之间关系，更多是在关注人为活动所导致植被退化等负环境效应［43］。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频繁的人为活动及其不合理性对当地的植被造成影响，以至于沙地植被退化严重，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人口及牲畜量的增加使原本承载力较低的土地不堪重负而导致的植被覆盖度的退化与植被种类的退化［44］。由于过度放牧使草场的生长不抵消耗，草原面积减少；而与此同时，当地植被优势物种的减少使一些有毒物种趁虚而入，造成了草场植物物种变化，比如说毛乌素沙地植物老瓜头（Cynanchumkomarovii）就是由于重度放牧而入侵的有毒物种［9］。②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植被也因生长环境的恶化而逐渐退化。国内学者通过1950年至20世纪90年代共35年的统计数据结合遥感数据对比分析得出，由于过度放牧、过度开垦等原因，该地区东部和南部极少范围沙漠化有逆转现象，其余大部分地区植被退化，地表景观遭到破坏，植被覆盖减小［21］。③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大规模的农场和牧场开发、商业性采伐、采矿等行为没有得到合理的规划和治理［45］），使得矿区部分地区植被遭到人为大规模的破坏而导致了退化。如高国雄对毛乌素地区煤矿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表明：在矿区，道路挤占、地下开采引发地面塌陷、地下水位下降、滑坡、岩崩及矿渣矸石堆放占地等各种因素，都会造成矿区植被大面积退化、生态环境恶化。毛乌素沙地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所导致的植被演变产生了诸多负向的环境效应，不少研究围绕着生态恢复问题而逐渐开展。对于积极的植被演变方面的研究，除了对生态恢复方法技术的关注，有不少工作是从不同的角度着眼于环境建设改变植物生长从而产生相应的环境效应而进行相关研究的，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毛乌素沙地种植草对遏制该区域的沙漠化进程效果不佳，而种植灌木是减缓沙漠化的最佳途径［47］。Runnstrom［48］利用毛乌素地区某时段内NDVI值，通过计算与分析得到人为干预的地区（如耕地和人工林地）其生物量都有明显的增长；植物群落可以作为一个指标，从侧面反映不同年限内、不同区域里环境恢复措施的恢复效应［49］。通过实际验证，毛乌素沙地腹地的乔木林、灌木林以及草原群落的群落盖度、重要值、生物量、植物多样性在经过多年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之后，植被得到明显恢复，植被群落正趋于稳定［50］。
5人为活动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鉴于对中国北方生态安全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毛乌素沙地成为中国生态恢复及评价实践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毛乌素沙地现代重要的人为活动主要有1955—1956年、1958—1962年及1970—1973年3次较大范围的开荒；1978年开始实施三北防护林的生态建设工程；1983年以后又实行包地到户；20世纪80年代后期沙地牧区限养山羊；1998年以来开始实施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由于这一系列重要人为活动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对其生态环境效应的评估研究与实践也在随之发展起来，但许多评估方法和体系都处在探索阶段。在对毛乌素沙地现代人为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效应进行评估时，国内有些研究主要是反映单项环境要素的某些指标，而专门分析土地利用环境影响指标体系的研究工作不多，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有关生态脆弱性的评估。相关研究主要有：从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生物变化、气象灾害、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以及沙漠化状况等几个方面分析环境脆弱性变化特征，并建立评估模型对其环境脆弱性进行评估并提出治理对策与开发利用模式［51－52］；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建立生态脆弱性评估模型对特定时段内毛乌素草地生态脆弱性进行动态评估［53］；从人文调查的角度对毛乌素地区生态足迹与生态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采用生态盈亏平衡分析方法定量分析该地区的生态风险并对其进行评估［54］。有研究工作发展了构建沙漠化逆转和发展过程中不同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作用情景下的评估方法，来评估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在沙漠化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同时根据当地居民对沙漠化的感知与适应的相关调查数据，多学科结合并使用专业分析方法讨论了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效应［56］。目前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还存在许多不足，如评估指标体系的量化和尺度选择的局限、评估方法在定量化与客观性方面的欠缺、在价值计算与经济可比性方面的严重不足，使得各种评估实践与研究都处在初级阶段。国内众多对毛乌素沙地人为活动的环境效应研究，都是针对某一时间段内的环境事件，从不同的侧重点或方法入手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下进行研究，或构建相应的模型来讨论生态环境政策实施的生态效应。不同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各有其侧重点，研究工作更倾向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和各种指标模型的有机结合。而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估、森林开采活动的环境效应、人为活动对流域开发的环境影响等方面，常将研究区植被的动态（常以净初级生产库NPP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来表示）作为衡量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作用的指标［57－58］。对流域进行评估或通过花粉等指标来研究历史上人为活动的环境效应，也有学者主要从人为活动（如农药化肥等的使用）来研究对当地渔业的影响及其他一些生态灾难等问题［59－61］。对农牧交错的沙漠地区人为活动的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6总结与展望
目前全旗人口近4万，其中牧业人口1.5万，蒙古族人口占79.8%，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据统计，如今新巴尔虎右旗外来人口近10000人，而且已经在新巴尔虎右旗落户.脆弱干旱的草原环境加上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草质变劣及植被覆盖率下降造成草畜矛盾日益突出，草原沙化加剧，草原生产力大幅下降，多数牲畜处在半饱状态下，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牲畜会大批死亡等诸多问题，在利益的驱使下夏秋两季草原上挖药材的人遍布，严重破坏了土壤表层结构，同时也污染了环境.新右旗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现已探明有金、铅、锰、铁等十多种金属和煤、玛瑙石、石灰石等非金属矿藏，并引来大庆油田等公司的青睐，但近几年因为某些矿山企业的盲目开矿和违法开采造成土地的破坏和植被的破坏，这些企业造成的废弃物不仅过多占用空间，而且对周围的水域和大气也造成了污染，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2011年春季，新巴尔虎右旗草原发生鼠害面积达1350万亩，占全旗草原的50％，在鼠害重灾区，植被稀疏，地表，遭受破坏的草原惨不忍睹.2012年全旗闹蝗灾危及420多万亩草场，平均每平方千米害虫数量达400~500只，最高到达700~1000只.我们的草原正加速向毁灭前进，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2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原因
2.1草畜双承包制度是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根源
自1983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草场共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在人口与草场比例失衡的状态下，牧民只在自己的牧场上完成日复一日的放牧活动既不科学又不合理.草场承包制限制了四季轮流放牧的可能，这种使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使得经营畜牧业和经营草原紧密联系.牧民承包以后年复一年都在固定的放牧圈里活动，牲畜昼夜啃食同一个牧场，在居民点、卧盘、水井附近出现许多直径60米至95米的同心圆，平均每个居民点退化105亩至310亩左右的草原“.草畜双包制”导致草原的不科学使用，牲畜以牧户为中心每天从定居点至饮水点不断践踏和啃食一片草地从而导致了蹄灾.同时，这种把草原一片一片圈起来的制度不仅使草原载畜力降低而且加大了牧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造成牧民之间的恶性竞争.
2.2新巴尔虎右旗旅游业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截至2014年11月，新右旗共接待游客496191人次，同比增长9.1%，其中接待国内游客473860人次，同比增长8.9%；接待国外游客22331人次，同比增长13.1%.②通过对一个在旅游基地工作多年的同学进行电话采访了解到，游客进去之前和出来之后的地面状况完全不同，塑料袋、矿泉水瓶、饮料瓶等满地都是，加上草原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也会对草原植被、动物、土壤产生影响.土壤遭到破坏之后导致其结构的变化，并引发土壤上层植物的大量生长，终将造成动物的迁徙或减少.旅游者丢弃的废弃物严重污染环境，超过了草原生态的承受能力，导致水质和土壤质量变差，环境和旅游之间是既有冲突也能共存的关系，环境保护依托于游客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素质.
2.3过度放牧使草畜得不到平衡发展
全旗总面积25194平方公里，草原面积3444.2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2716.7万亩.牧业户3909户，牧业人口1.5万人，2006年全旗牲畜总头数突破205.3万头只.随着人口的增长草原的载畜量已经超过其载蓄能力，新巴尔虎右旗属于干旱草原，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而且年降水量少，冬季干冷，夏季炎热,2010年退化草原已达1208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44.5％.过度放牧的大多是外来人口，他们承包本地牧民的草场，大量引进牲畜，短时间内过度使用牧场，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近年，新巴尔虎右旗牲畜数量愈发增多，对现有的草场容量已经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不防止过度放牧草原生态系统会遭到破坏，因为牲畜数量的增加，造成草场压力变大且得不到有效恢复，致使草场退化，也因此引起草原沙漠化的蔓延.
2.4外来人口过度开采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008年至2011年，金山矿业和新鑫矿业为利益所驱使，在新巴尔虎右旗草原上进行非法开采并向周围排放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这些对地表水、土壤、空气和人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开发到完成，牧民始终是弱势群体，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要遭受开采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每年来新巴尔虎右旗挖药材的流动人口约260人，而且很多人就地搭帐篷过夜，连续几天不停的采挖，严重破坏了牧民的居住环境.2013年7月，公安机关在药材密集地抓获数名违法作案人员，没收作案工具数把，去年新巴尔虎右旗查获违法采药人员143人，没收非法采集的药材将近1027公斤，过度采挖使草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3关于新巴尔虎右旗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3.1合理利用草原资源
对草原进行科学地开发利用和建设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措施.很多鼠目寸光的人为了眼前利益去破坏草原，如开矿，滥挖，滥櫵，过度放牧等等.2007年旗长白爱军接受采访时说过：“牛羊还是太多，还要往下减！”.草原受到破坏就等于广大牧民的利益也在遭受损害，但光靠他们的力量无法制止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及时并强力打击破坏草原的多种行为，促进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
1、制定具体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同时应根据破坏活动的程度进行批评或处罚，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2、坚持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一定要保护原则.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人开发之后都要进行付费，获取利益之后都要进行补偿，开发之前应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坚持保护和开发并行，不能盲目的开发要遵循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
3、严格检查流动人口，禁止其破坏草原.新巴尔虎右旗有众多流动人口，由于他们对草原的不了解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利益所驱使就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的破坏.2012年全旗投入约300万元组建了“草原110”，设立多个流动报警点以及固定警务室.必须“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得”.③
3.2从经济上帮助牧民,减轻对草原生态的压力
有效地限制过牧行为实属不易，在政府的强力管理下过牧活动依然存在.牧民的过牧行为会受到草原监管部门的制止，然而，这会影响到牧民的生计，如果超载被发现监管部门会对牧民进行罚款，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政策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关部门往往只对过牧行为进行罚款了事而对超载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当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保护和建设，例如从2002年以来惠及牧民的退牧还草补偿金约1500万元，约716万亩牧场得到休养生息，同时政府投入约1460万元有效的控制了10多万亩草场的持续沙化局面，制造并投入使用移动篷车近400辆，棚圈近600座.
3.3合理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
外来人口的增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牧区的平衡发展，新巴尔虎右旗在1990年总人口近2.5万，1997年总人口3万，现在全旗人口近4万人.不有效合理的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长会给新巴尔虎右旗以后的发展带来阻碍和困境.新巴尔虎右旗现在的常住人口为26420人，总人口近4万，外来人口近10000人.人口的增长及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造成了牧民赖以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浪费.应把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工作重视起来.
1、充分认识人口增长给有限资源带来的困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周围环境和资源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加大，这不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从长计议使有限资源科学搭配人口数量，鼓励牧民有效利用草原资源.
2、禁止外来人口进行养殖活动.现今外来人口对草原的使用主要是代放牧，他们从牧民手里购买牲畜之后让牧民代放，间接地使用草原，加大了草畜矛盾.
3、成立户籍制度改革小组，通过合理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快建立外来人口动态监测长期工作机制.
3.4保护草原旅游资源环境
选择科学的开发利用模式，明确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相互平衡原则，要顾及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可承受能力等.现在的旅游业和消费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冲击力很大，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草原旅游环境.
1﹑发挥政府的管理作用.政府在旅游环境和资源管理上进行战略性调控，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并肩而行，确保旅游资源的长效利用.
2﹑创新草原旅游资源的管理体制.要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增长效益及可持续发展管理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通过政府部门的扶持和引导使开发资源的各种要素得到最优配置，草原旅游的开发要与生态平衡的维持及自然保护结合起来，促进旅游地环境的良性发展.
石油在建设期的环境影响主要表现在油井的开建，设备的运输堆放，以及输油管线的铺设等等，而开采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发生在采油、储存、运输等环节。石油开采施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运营期的生态环境影响大许多，其中，施工期的主要的生态环境影响是地面开挖、场地清理以及材料堆放环节，其中，主要的影响因子有土壤、植被、动物、农林牧业以及景观生态。而运营期间的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是事故风险、产品和固废排放。根据石油开采的污染物成分及污染源分析来看，对生态环境构成影响的主要有钻井废水、开采及装卸油污，以及生产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废气、废水等。这些污染物的成分主要有石油类、挥发酚、烟（粉尘）、SO2、NOx、CO、硫酸、H2S、烃类物质。石油开采在运营期的各种生态污染源大多属于连续性的污染源，也有少部分属于间歇性污染物，与间歇性污染物相比连续性的污染源更具危害性，排放周期长、污染种类复杂，治理的难度也较大。
2石油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根据石油开采的实际特点和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建立的标准和要求，可以选择采用环境影响评价中常用到的一种评价模型：PSR模型，即“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压力：主要描述的是石油开采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一些负影响因素；状态：则是反映石油在实际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各种现实影响的表现；响应：就是针对石油项目开发建设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各种影响而采取的解决措施。
3石油项目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我国石油开采所处的地区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复杂多样，因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也表现出较为复杂。具体来说，石油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3.1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石油在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主要有各种加热炉燃烧以及居民生活区排放的废气。这些废气中含有大量的烟尘、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以及烃类物质，这些废气不采取相关预防处置措施直接排放到空气中，会给油田开发区域周边的大气环境带来较大危害，各种废气污染物浓度的提升会直接导致空气质量的下降。石油项目开发一般都是属于大型工程，前期建设过程中大量建材的运输会造成扬尘，这些扬尘会增加附近区域的悬浮颗粒物的浓度，尤其在一定气候条件下还会将其扩散至周边区域，对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3.2对水系生态环境的影响
根据石油开发时段的不同，石油项目开发对水环境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在油田开发建设阶段，对水系的影响较小，做好勘探和建设期的预防就可以有效应对。真正对水系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是在运营期的石油正式开采阶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油田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主要有井下作业产生的废水、原油脱出水，这些废水中含有烃类、化学需要量等污染因子，如果不经处理直接排放会给地下水或土壤产生污染，尤其是对于处于沙漠区域等生态环境敏感区域的油田开采，对水系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一些钻井废液等含油污水对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二是石油开发还会降低地下的水位，对石油开采区域内的水文地质环境影响也大。
3.3对动植物的影响
石油开采属于大型项目建设，对于区域内的动植物原有的生存环境产生较大影响。例如，井场周边的道路修建、建材堆放和场地清理，以及石油管道的铺设都会破坏植被，会造成植物生产能力下降，植被覆盖率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从而导致其环境功能的下降。此外对动物的影响也较为普遍，石油项目的开发在施工时会割断和破坏区域内的陆生动物的活动区域，影响它们的栖息环境和觅食范围，大量施工机械的涌入和车辆的噪声，往往会对动物的影响是巨大的。
3.4对土壤的影响
石油开发项目在所有生态因子中，对土壤影响最大。根据石油项目开发的时段不同，对于土壤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在建设阶段，对土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项目施工中对土壤表层的剥离，对土壤的挖掘会造成其结构被破坏，影响农作物的成长。在运营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石油井场周围的石油类污染物对土壤的污染。据测算，每一口井的落地原油辐射半径为20~40m，排污池平均为15×15m，渗透的深度为5~30cm，土壤中石油烃、芳烃总量、酚的含量超过土壤背景值60倍以上。
4石油开发态环境保护对策
石油开发工程项目大，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影响时间长、影响复杂，因此，在石油项目开发之初就要牢固树立环境保护观念，把环保理念充分融入到整个项目开发的全过程，切实在做好石油开发的同时，将环境影响降低到最小。
4.1加强环境管理
石油开发的相关参与方要牢固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其中，石油开发者要严格遵守各项环保制度，带头落实环境管理的规章要求，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都要把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纳入进来，通过各项具体措施来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管理力度。石油开发的监管者，尤其是地方环保部门要切实加大执法力度，严格督查开发企业是否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生产和开发。
4.2严格环评制度
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纳入到石油开发项目的前置环节，对油田开发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详细的调研、论证和分析，并结合周围环境现状预先制定出合理、科学的污染防治之策，确保油气田项目的开发始终做到污染物治理设施和主体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三同时”制度。
4.3加强环保监管
建设水电水利工程的实质是根除对人民有害的事物，兴办对人民有利的事业。追求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首要任务，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还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农田的灌溉、提供生活用水等是水电水利工程最直观的表现。此外，从能源的归属来看，水电水利资源属于绿色的可再生能源。近几年来，能源危机的存在是各国所面临的又一难题，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希望寄托于水电开发上面。我国的水利资源相对丰富，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推动下，水库的作用也不仅仅是防涝防旱如用水库进行发电，这样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还能节约大量煤炭资源等。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对水资源的利用率相较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提高对水资源的利用率，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的重中之重，这就需要从技术上提高与改进，突破对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所遇到的技术性难题，在保证不破坏生态与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经济发展。
2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带来的问题
2．1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
河流并不是在一两天的时间内形成的，是经过一次次的演化才形成，河流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起到调节气候环境的作用，但是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依托于宽阔的河道，这样就会影响河流的水质和温度，使河道周围的地质遭到破坏。
2．1．1提高了河流水温
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河道的水面会慢慢变宽，流淌的速度也会放缓，这样就会增加太阳对水面的辐射面积，水库积蓄的热量在短时间内很难退却。任何生物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水温的升高会影响鱼的排卵，河道中鱼虾的数量相应减少，生物链也会因鱼虾数量的减少遭到破坏。
2．1．2污染了河流的水质
大家都熟知，水体中的氟是通过水面和大气接触与空气中的元素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的，但是，水电工程的建设，会影响河流的水流速度，氟的产生速率就会降低，而河流的净化又依托于氟，这样长时间的日积月累，河流的水质就会从整体上受到影响。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金属材料，其金属长时间与水体接触，也会污染水资源和土质。
2．1．3气候的改变
建设水电水利工程，会使得水汽的蒸发量要比在没建设之前大大增加，这样就容易导致河面上出现雨雾天气，水汽是会随着空气的流动，雨雾飘散到周边环境中，提高了周边环境的空气湿度，空气湿度又会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因此，气候也会随之改变。
2．2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对陆地生态的破坏
2．2．1对农田和森林的损害
任何工程的建设，都会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水电水利工程也不例外，大量的土地被征用，但征用的土地并不都是荒芜的土地，有的可能是大片的森林和农田，工程建设一旦征用人口密集地区的土地，农田和森林就会遭到破坏。谁也不能保障修建在河道或者水库上面的水利工程所产生的废水不会流入其中，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不仅会污染水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波及到周边的环境，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2．2．2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
把范围缩小到一个区域而言，河流不仅养育了周围的居民，还孕育了许许多多的动植物，由于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植物遭到破坏，动物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被迫迁徙或死亡，从历史的长河中看，任何生物的迁徙，数量都会相应地减少。工程建设还会在小范围内改变原有的气候环境，由于环境的改变，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动物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2．2．3影响人类的居住环境
由于大量的土地在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中被征用，虽然工程的建设是秉持着将居民的损失最小化的原则而建设的，但这也不能从根本上避免房屋与工厂等土地的征用。人类的居住环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人们生活的环境还要考虑到气候环境的改变，尤其在夏季，要做好防洪防灾的准备工作，避免洪灾的发生，保证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气候在短时间的改变，人的身体很难适应，部分居民会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
3保护生态环境的办法
3．1将生态保护作为首要目标
在建设水利水电工程中，要将保护生态环境置于首位，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环境效益。环境与生态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要事先对其有一定的认识，将保护生态与环境的理念自始至终的贯穿于其中，这样才能将生态坏境的破坏降到最低。
3．2要建立健全有关生态方面的法律体制
保障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就要加大环境监管力度，要求开发商进行合理的补偿，恢复能恢复的生态环境，对于能够恢复的生态，政府部门要强烈要求开发商对其进行恢复，保持水利水电工程周围的生物链平衡。也可以采取合理的手段加快生态恢复，例如在河道中投放鱼苗，让河道中的鱼的数量大体上维持在一定的数量上，增加河道周围的森林覆盖率等。
3．3加大工程技术研究，增强环境保护措施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会涉及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尤为明显，所以这就要求施工团队要对运用新技术、新手段，运用绿色无污染的施工材料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尽量保证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破坏。
3．4在施工过程中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要加强监测力度，要杜绝大气污染、噪音以及水污染的产生，对施工的过程及环境，要进行全程监控。针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情况，要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产生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要合理的处理，不能为了增加经济效益随便排放废物，对于可恢复的生态还要最大力度的进行恢复。
3．5完善工程的管理制度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需要科学合理的方案支配才能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又好又快地完成，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经济和环境效益。工程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方便人们生活，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所以制定方案时，要优先考虑城镇的生活用水，其次是生态用水，要保证水库或者河流的水量，尽量满足农田灌溉、发电以及水运的用水。
3．6做好监测工作
要根据制定的环境监督计划，定期或不定期的对水利水电工程进行环境检测，检测标准要严格按照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与指标进行，不能为了一己私利，置生态环境于不顾，这种做法是有悖于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4结语
[论文关键词]公路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根据多年道路设计和施工的经验，浅谈了道路设计和建设中应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并提出了在设计中环境保护要考虑的问题和注意事项。
随着西部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公路建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时期。环境保护成了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保护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总称。在公路建设中，我们只有保护建设环境的责任，不能也无权恣意消费。良好的生态和独特的资源是自然风景区发展的优势，也是最大的资本。发展生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设计良好的公路能同时满足人、车、路环境及景观的要求，富有行车诱导性，将人、车、路、环境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不仅使公路本身形成一个行车迅速、舒适、清洁、安全的环境，还要创造一个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生态环境。公路的绿色文化全新概念，强调公路是景观、文化、旅游资源，与沿线风土、历史和时空相适应，与时代感相适应，与运动中人的感知和静态中人的观察相适应，与环境相适应。反映当地风土人情，在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增进人类健康，促进人和自然和谐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改建公路与环境保护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改建公路仍将作为公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必要的重复改造，不但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浪费，也加大了不必要的土地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所以有必要从根源上进行探讨。
（一）公路建设必须着眼于高起点。过去由于资金短缺和对远景交通发展规划不足，公路等级和技术指标采用较低，不论是线型、纵面、横向宽度还是路面结构，都只能缓解短期之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公路运输对道路的技术标准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但公路建设的发展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和运输业的要求，在旧路改造中还存在着短期效应的现象。对公路发展缺乏预见性，往往采用低限指标，以致刚改造的公路通车不久，很快就不能满足运输的需要，不得不进行新的改建。所以公路改建必须要着眼于高起点，线型上要满足发展要求，红线范围满足拓宽要求，无论在断面上一次改造，还是分期改造，都应将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措施考虑周到，并付诸实施。同时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绕避村镇，靠村不进村，以保证道路畅通，减少干扰及污染，真正起到便民、利民的效果。
（二）废弃公路的合理处置。旧路改建必然要废弃一部分原有旧路，在本着尽量利用原有线位、提高路线标准的前提下，适当开辟部分新路是必要的，而处理好废弃的旧路也是必要的。对于改造成高等级的公路，废弃旧路可视其价值的多少作为辅道，否则应因地制宜进行旧路还田或者绿化，使土地得到有效的利用。这项工作应在公路改建中完成，旧路路堤可作为新路的取土场，或者平整周围地表的土方来源。废旧油皮及其他不适宜于还田绿化的废弃物，运走集中处理，以便有效地保护环境，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二、新建公路与环境保护
公路建设必须要经过工可研、设计、施工三个主要环节，对环保认识不足都可能在公路建成后，对路线周围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工可研阶段对环境保护的影响作为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工可研阶段在投资费用估算、经济费用及效益分析上的考虑，基本建立在实地踏勘和调查上，但是目前在论证项目可行性时，对自然环境论述较少，大多局限于一些古迹和自然保护区，在满足技术指标的前提下，许多大填大挖的方案很少考虑自然环境及植被保护。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公路建设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评估势在必行，工可研阶段应该把环保与效益分析等论证放在同等程度,尽可能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指导后期的测设、施工。测试阶段对环境保护的影响公路测设是在工可研的指导下，具体确定路线的布局。线位的具体设置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路建成后的使用情况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所以公路测设在满足技术等级要求前提下，不但要考虑线形指标，还要考虑环境保护，尽可能地优化方案，力求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少破坏自然环境，减少水土流失，无论永久性占地、还是临时性占地，都应有合理的环保设计。对于在建设中破坏的植被应提供恢复措施设计，防护工程应优先考虑植物防护。这样，虽然初期投资可能大一些，但从长远看，无论对公路本身的发展还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都十分有益。
三、采取的措施
（一）公路设计阶段环保措施。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阶段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为进行环境保护设计和采取环保措施提供依据。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进行环境保护设计。正确处理造价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重视大型结构物设计与自然景观的协调。路线走向应尽量减少避免穿越对地球生态至关重要的湿地、林区等。保护原有地质结构的稳定性。公路建设破坏了山区或丘陵本来的自然稳定性，由于开挖导致应力释放引起坡度滑动。目前的设计很少考虑应力释放，只简单地考虑土质的自然休止角，只做一些较粗的地质勘探，出现滑坡后治理的费用远远超过先期避免滑坡所投入的费用。重视排水、防护设计。公路排水设计不畅，不但对公路本身造成损坏，并且对环境造成破坏，在公路运营阶段仍然存在水淹耕地、冲刷原地表的现象。
公路设计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它融贯于公路规划、设计、施工过程的始终。随着时间和沿线环境的变迁，公路的影响因素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动态设计的概念，运用先进的技术，结合施工现场的情况，需随时间、空间的推移不断地进行补充和完善，经过反复的调整及技术经济比较，才能设计出经济、与环境协调的公路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