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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都市文学；都市文化；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7-0165-02
1前言
都市文学在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这样的一批大城市里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它产生的文化背景是上世纪末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与转型，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即 “消费社会”、“后现代”的社会形态。20世纪90年代文化形态和历史语境的急骤变化，同时带来了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审美风尚的嬗变。基于这一背景，一种不同于早前的文学创作样式—都市文学应运而生。它以当下时代为背景，以现代都市为场景，抒写都市生活，塑造都市新人，并揭示出了一定的现代都市的内在情绪和独有的精神风韵。这是一种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都市文学有着文学渊源但又迥别于上述文学形态的一种新的文学—文化现象。都市文学植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市文化，通过绘写现代都市景观，展示都市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文化性格，反映都市情绪，彰显都市精神，从而表现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与美学内涵。都市文学已经并将继续表征并催生着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转型、生成与建构。
2都市文学的生存状态
从历史上看，都市文学不是空穴来风，，它是传统中国文学从清末的“市民小说”到后来的“城市文学”（都市文学）的一个合理的承续和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学资源和明确的文学个性。就现实来讲，90年代以来所倡导并有不同程度文学实践的“新写实”、“新状态文学”、“新体验文学”、“新生代（或曰晚生代）小说”，乃至以性别区划的“女性写作”。这些文学实践都成为都市文学的背景和重要构成方面。这类小说对“欲望化生存”的表现，对于“欲望化”的“仰视”、 “顺应”，态度。让人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在新感觉派那里，对于“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夜半歌声，奢靡与贪欲，赏玩多于针砭。在一个日益物化的社会里，人为“商品”而生活，“消费”成了人的唯一存在和灵魂，从消费“物”（商品）到消费“身体”（另一种“物”），直到消费“生命”、消费“爱情”……这畸形的现象也反映在那些以上海人生为对象的都市文学。①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文化大略可分两段去看。即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城市，其共同点是，除开上海这样的少数城市，内陆大多数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并不突出，主要是作为政治（战时是作为军事）的中心而存在，中国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城市的物质生产、经济生活，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中国城市的文化生产和其留居者的精神存在方式。居住在城市的大多数人，就其生活方式而言，基本上是乡村式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变局。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动，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观察社会的视角的变化；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初步形成，社会物质财富的相对增加，消费主义倾向的萌芽，大众文化的逞盛，最先在城市尤其是部分发展较快的城市得到了反映。都市文学因此有了新的背景和坐标。大众文化语境赋予了都市小说以新的审美特征，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催发了新都市文学的发展，而都市文学对大众文化的合谋与反叛，文学关于城市的想象与城市人的实际存在状态的绘写，都市与性别关系的互动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又深化了都市小说的内涵。中国都市小说方兴未艾，就其处理生活及其叙事方式而言，还未完全摆脱市井气；就其表达的观念而言，还沾染着现代派的余韵；仅就是在对城市的反讽性描写和对更粗鄙的生活状态的表现方面，才展示了新的都市景观。
我们对于当下都市文化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持强烈批判态度，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严肃文学如此地迅速衰退，而我们极力排斥的作为大众文化的都市文学却广为接受，这难道仅仅是梅内尔意义上的“好的艺术并不是总是流行的”吗？②毫无疑问，当下大众文化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的市场化导向、内容的媚俗与形式的粗制滥造等等都是为批评家所诟病的，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它不同于传统文学或严肃文学审美价值的性质。这里所谓的传统文学或严肃文学，更多的是指自“五四”以来的以启蒙和救亡为主导的新文学，它是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意义上的启蒙主义和在民族危机关头以救亡为己任的国家民族主义文学，尽管它和我国古代传统的讲究修、齐、治、平，讲究立德、立言，讲究经国之大业的文章有所不同，但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大众放在受教育的对立面，传达出强烈的功利目的和说教意识，强调大众应如何如何。如果说在近百年中国历史的特定语境下，这种文学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而对于现代化过程中今天日益世俗化的大众，则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他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的享受、各种欲望的追逐和满足以及闲暇的娱乐性消遣。对于长期生活在虚假意识形态下的人们来说，无论是以国家、民族名义所设计的乌托邦工程，还是启蒙主义的理想与自由，在世俗欲望的享受与满足面前，都褪去了往昔的色彩，不再对大众具有吸引力。而大众文学所表达出来的对于各种世俗欲望的关怀与肯定，对于生活的游戏态度和十分轻松的娱乐方式，却极大地符合了大众的口味。不过，客观地说，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其表现如何世俗，都包含有一种价值关怀。大众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世俗欲望。虽然为传统或精英所抵斥，但却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古今中外，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阶层或精英阶层，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总是扼制大众的欲望，这当然一方面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欠发达，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而他们自己则通过占有大众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食、色、虚荣、贪欲。同时在文化上炮制出一套“存天理、灭人欲”的迷雾来愚弄老百姓以维持社会秩序。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人的解放，不仅仅是精神和思想的解放，也是人的欲望和身体的解放。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每一次在一定的程度上世俗欲望都得到较大的肯定。
现代社会工商业高度繁荣，实际上使大众世俗欲望的满足成为可能，大众对物质欲望的要求自然而然超出传统社会统治阶层或精英们所允许的范围，传统和精英们所炮制的抵制大众世俗欲望的精神文化价值系统遭大众遗弃。而大众文化所表现出的对世欲欲望的肯定，应该说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的，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曾把人类社会发展描述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个性自由的时代。人的依赖是指个体不能独立，只能依靠群体和他人才能生存，物的依赖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独立性的时代，个体从人的依赖关系中独立出来，却又堕入物的关系之中。③这一阶段也是为人类进入个性自由时代所必经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成所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3大众文化时代
对于大众文化时代的艺术创作，最为人诟病的就是艺术创作为市场所左右而沦为商品，因而失去了艺术的“自律”。用阿多诺的话说即是从“自为存在”成为“为他存在”。阿多诺本人就是对大众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最典型人物。阿多诺关于大众文化的理论被中国当前许多人拿来当作当前文化批判的武器。
问题是传统文学创作（大众文化之前）的“自为存在”真的是真正的“自为”吗？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实际上这都不可能，西方的“寓教于乐”和中国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这一点。传统文学创作更多的是为帝王、为权贵、为上流社会、为宗教、为精英，总之是眼睛朝上，为王牧民。然而牧人和羊的关系又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艺术没有成为当代工商业社会意义上的商品，但无疑是一种谋生工具，为稻粮谋，图个好身价，或作进身之阶，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另一方面，目的不外是维持既定秩序和既得利益。传统社会，受教育作为一种特权，能够创作艺术、欣赏艺术本身就是上层社会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现代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渴望知识分子通过市场可以养活自己，可以摆脱依附地位获得人身独立和自由……
大众文化时代，艺术成为一种商品，艺术家要得到认可在更大程度上需要大众的认同，退一步说，迎合大众和迎合权贵，在今天看来，后者并不更值得推崇。究竟什么是迎合，我想，不论是传统的迎合权贵，还是今天的迎合大众，决不仅仅是艺术的献媚。无论是得到少数上层社会和精英的肯定，还是得到大众的市场，重要的是骨子里站在哪一方的立场去创作，关键是艺术创作的立场取向。如果这也称迎合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真正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得不去迎合。一个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总是代表一定阶级、一定阶层、一定群体来说话。而表面上的一味献媚和取悦无论在为少数人的传统艺术，还是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今天大众文化的精品，为大众承认的艺术品绝不仅是表面的、肤浅的、不关痛痒的媚俗与搞笑，它是从大众立场出发，含有一种平民化的、对大众世俗生活的人文关怀，当然不同于精英社会的高高在上和颐指气使，更不是牧人和羊的关系。④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中确实也存在大量粗陋的作品，这正是为精英所批判的，但并不能代表全部。好莱坞影片固然有不菲的商业价值，但其成功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迎合、媚俗，其众多影片获奥斯卡金奖就是明证。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长河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大众文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民主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全集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英]梅内尔著.审美价值的本性[M]. 刘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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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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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关键词]大众文化;兰白都市文化圈;文化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0-0042-02
建设文化圈是甘肃作为文化大省在发展文化上早已确定的战略选择,一个以兰州为中心、以兰州及周边地区众多文化设施和人文景点为重点的中心文化圈已经初步形成。作为这一战略选择,无疑走在经济圈战略选择的前面,在一定意义上为经济圈建设打下了文化基础。
如何在建设经济圈的同时,进一步促进文化圈的建设,让文化圈的建设成为经济圈的助推器,需要我们认真、深入地思考与探讨。
一、大众文化对于促进兰白都市圈文化发展的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圈内文化价值
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及其价值实现上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这个启示在于只有满足了大众需求,文化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彰显。大众文化的这个启示,为精英文化的大众化、主流文化的大众化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路径,自然也为圈内一些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资源实现其价值提供了可选择路径。
(二)有利于催生圈内新型文化产业的诞生
文化产业依托大众消费群体,迎合和满足大众消费群体而得以快速发展,大众文化消费热的兴起又进一步促使新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和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就在这一相互作用下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重视大众文化,引导大众消费,必然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有利于推进圈内公民社会的进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它具有一种依托大众、趋向民主的品格和指向开放的、双向交往的多元化意识形式。这一切悄然地改变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场域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当我们进一步以更加自觉的意识为大众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生态环境时,实际上就在推进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的进程,促进着人的全面发展。
(四)有利于促进圈内人们文化意识的提升和文化主题的生成
在大众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地方的文化主题才有可能逐渐变得清晰,得到彰显,大众文化素养才能得到普遍提升,文化意识与自觉才能得到普遍加强,从而进一步体现出较为突出的竞争力。因此,注重发展大众文化是进行文化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五)有利于促进圈内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促进甘肃走出文化边缘化
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只有大众文化的发展才能为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提供可能性与现实性,才有可能改变甘肃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才有可能改变外界对于甘肃的认识与意识,才有可能使甘肃走出文化的边缘化状态。
二、兰白都市经济圈大众文化发展已经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作为支撑大众文化消费的文化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
甘肃省投资5000多万元建设《四库全书》藏书楼,投入近1.1亿元巨资扩建甘肃省博物馆,投入数千万元改建甘肃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兰州市也投入1800多万元资金,将金城大剧院改建为全省条件最好的剧院;将文化项目和城市建设结合起来,累计投入数亿元资金建起了文化内涵丰富的百里黄河风情线、水车大观园、金城关文化区、兰州碑林、龙园、生命之源雕塑广场等一批人文景点。与此同时,兰州周边地区也涌现出一批新的人文景点,如和政古生物化石馆、永靖恐龙足印化石群、榆中青城古居、景泰黄河石林及影视城、康乐莲花儿基地等。这一切为兰白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硬件基础。
(二)引领大众文化发展的精英团队初步形成,精品成果不断涌现
作为甘肃省文化中心的兰州,拥有全省最重要的文化艺术机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汇聚了全省最重要的文化艺术人才,产生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化艺术产品:享誉海内外的《读者》杂志和舞剧《丝路花雨》,目前已成为甘肃的两张“名片”。另外,就舞台艺术而言,至2009年,新创排的舞剧《丝路花雨》、舞剧《大梦敦煌》、陇剧《官鹅情歌》、京剧《丝路花雨》、话剧《老柿子树》、秦剧《大河情》、杂技剧《敦煌神女》等一大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优秀剧目,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可以说甘肃文化精英们通过文化诠释着甘肃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三)作为大众文化重要资源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得到空前重视与保护
甘肃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文化意识浓厚,不仅体现在对教育的重视上,也体现在对各种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上,使甘肃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省显得名副其实。甘肃的文化资源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有灿烂的历史文化,二是丰富的红色文化,三是多样的民族民间文化,四是具有一定实力的现代文化。如敦煌和天水麦积山的石窟文化,还有彩陶文化、长城文化、丝绸之路文化,都是古代文化在甘肃省的遗存。对这些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重视,无疑为大众文化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四)作为大众文化最重要技术基础的大众传媒也已普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甘肃的大众传媒也得到飞速发展,广播电视的普及自不待言,作为信息传递与交流主要手段的网络也逐渐从城市向乡村延伸、普及,手机作为新的大众文化媒体尤其发展迅速。另外,报刊杂志为了争得更多的消费大众,也在增加娱乐版面,从而保持其在大众传媒中应有的地位。
(五)作为大众文化的市场主体逐渐得到培育,并初步形成
甘肃的文化市场经历了从小到大、从点到面、从单一到多样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奋斗历程。经过不断繁荣发展,目前包括演艺、娱乐、网络、艺术品等文化产品市场和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在内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三、在兰白都市经济圈的背景下,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大众文化生态环境,促进圈内文化的大发展
(一)以《读者》品牌为依托,打造文化主题
《读者》作为甘肃“名片”之一,属于大众文化品牌,是打造大众文化的成功范例,其在坚守文化应有的价值与实现文化应有的价值方面实现了有机统一,为克服大众文化标准化、模式化等消极方面树立了典范。当前,我们要利用好这一品牌,进一步打造圈内的文化主题。
(二)以整合资源为基础,大力打造文化圈引擎
兰州和白银两地在历史、文化资源上有着极大的关联性,具有共同开发、整合优势的先天条件。在兰白文化圈建设上,需要更新观念,建立统一的文化产业项目库,通过共同融资、开发来整合资源,实现文化圈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要以发展旅游业作为圈内文化建设的引擎,有效激活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在发展旅游上,要注意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提升圈内的旅游文化内涵。要以原有的精品舞剧为基础,注重继续打造大型原生态场景剧或舞台剧精品,使之成为文化圈的灵魂和象征。
(三)以提升媒体工作者的文化素养为基础,引导大众文化向正确方向发展
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大众传媒文化,大众传媒影响或主导着大众文化消费。因此,发挥好大众传媒的作用,是进行大众文化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必须关注的问题。发挥好大众传媒作用,关键又在于人,在于大众传媒工作者的文化素养。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才能有效理清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信息、教育、引导功能,使大众文化更加符合大众的精神和心理需要,从而建构健康、文明、向上的媒介环境,营造良好的舆论文化氛围。
【关键词】新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景观；锦里；文殊坊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锦里和文殊坊作为业已建成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名片，优雅地代言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统一规划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本该不相上下、评分秋色，但事实上，“锦里”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繁荣，“文殊坊”却在刚开市的一时风光之后长期陷入门庭冷落的境况。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记者黄玲在04版经济新闻中发表了题为《国庆人山人海节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缘何不如锦里》的报道，针对文殊坊作为“锦里第二”的趋同性，提出了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条街”以及“现场演奏天竺乐器”等操作性建议；其他重要论文有诸如周杨和乐雪《成都城市RBD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分析》（2008）所作的经济分析、周向频，唐静云《历史街区的商业开发模式及其规划方法研究——以成都锦里、文殊坊、宽窄巷子为例》（2009）的规划学分析、崔佳春《基于后发优势的成都大慈寺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建议》（2011）的后发优势理论与文化结构功能理论分析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其他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本文将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在被作为都市文化景观而建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以此探索作为都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优势路径。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形成：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
（一）“文化景观”概念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其标志是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书的发表。索尔首次将拉采尔等人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他从综合角度对文化景观加以发生学的研究，对景观的结构做了详尽剖析。他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如下定义：
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团体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观成为以美国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学的中心论题。1962年，该派地理学家瓦格纳（Wager）和米克塞尔（Mikesell）进一步指出：
文化景观是一个特定人类团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化和特征性产物，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潜力以及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历代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的结果。[2]
（二）“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出现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该指出，“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1992年12月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第16届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的第4种遗产类型。[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和聚落随着时间在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机会以及延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内在的）影响下的有形证据。它们必须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并成为某一地理区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署则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联系着一个历史事件、活动、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一个地理区域。[5]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提出使得遗产保护从对单一对象的保护扩展为对“场所”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保护，从器物层面的保护扩展到人地关系的保护，这种转变充分彰显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观遗产的观念被纳入到各国的历史和文物保护法中。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地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文化景观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要求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使得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如京杭大运河、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出现在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逐步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保护的过程中，是一种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建筑、文化、社会、历史多个维度的价值。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从“历史文化保护区”到“游憩商业区”
（一）成都“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的规划
历史街区是城市演进历程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起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成都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名城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宽窄巷子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1986年又对该规划进行了修订补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召开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研讨会”，并向市政府提交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保护发展建议》。此后成都市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系统的保护，即从个别保护到群体保护，从静止保护到动态保护。[6]
（二）成都RBD现状
与此同时，成都还必须思考如何在延续旧有文化血脉、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无数的探索与调研之后，与北京、上海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成都最终选择了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RBD）规划模式，决定将RBD作为城市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创造城市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RBD这一概念最早由查尔斯.A.斯坦菲尔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约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时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务区（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和居住功能区（LBD）相融合的产物，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内某一区域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学》（Recreation Geography）一书中把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理念内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继刚在研究深圳华侨城发展模式时，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许多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发展并实践了RBD规划理念，将城市RBD的类型扩展为四类：（1）大型的购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购物步行街型；（3）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4）新城文化旅游区型。如北京新东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条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较为成功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将重点把浣花风景区、武侯祠片区、水井坊片区、文殊院片区、北郊风景区、十陵历史文化区等6个片区建设成旅游休闲商业片区，以此为中心带动周边的旅游产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的规划。这六大片区中，除北郊风景区之外，五大片区均分别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
锦里（武侯祠片区）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区）相继建成，并对外开放，二者的基本隋况如下：
1.锦里
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如今，锦里被改造为一个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民俗风情街区。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这条全长350米的街上，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有茶楼、客栈、酒楼、酒吧、戏台、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充分展现了四川民风民俗的独特魅力。此外，古戏台将定期上演川戏的经典剧目，戏台前会定期放映坝坝电影、以特色小摊的方式举行民间艺人的展演（如糖画、捏泥人、剪纸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镜等）；热闹非凡的民间小吃集市，让人们亲身体验川西古镇“赶场”的热闹场景；趣味十足的民间婚礼展示，游人可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而情侣们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婚礼仪式搬来锦里举行，体会一种独特的、传统的婚庆方式；民间音乐及戏剧表演、民俗服装秀更是长年不断，花样百出。其他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让锦里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被称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该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引进经营管理人才进行市场管理。据统计，自2004年11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800余万人，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拉动周边经济2亿元以上，为社会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闲文化的一个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以川西街院建筑为载体的，充分体现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33.25公顷。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会馆和成都庙街两大部分。成都会馆院落总占地面积为7460平方米，项目分两期进行开发，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为清末时期的木质建筑，通过落架整合修建进行保护后，老院落里破旧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复；成都庙街与成都会馆一街之隔，同样为传统老建筑。开街营业后的成都庙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饮休闲、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开街，依托具有1400年历史的文殊院，投资22.2亿元，将其周边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资”和“规模”都可谓得天独厚，且有后发优势。如此偌大的占地规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显得过于冷清。
历史文化街区的未来：从“物质文化景观”到“非物质文化景观”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新“文化景观”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专著《意义的地图》（Maps of Meaning）一书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相比，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景观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强调人地关系：从景观形态研究的研究转向景观文化的研究，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新文化地理学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对景观的塑造，以及景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景观的讨论纳入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显示出景观成为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等活生生的人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这样，景观就并非只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自然系统（自然景观）或客观文化系统（文化景观），而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历史的多维存在。这就强调了文化景观中人地关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强调文化景观对于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承载：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观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
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详细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观对于保存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戴维·洛文苏（David Lowenthal）指出，历史建筑和城区的保护、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纪念碑和博物馆均用于纪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诸如供娱乐的街道设施、公共艺术品和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号都是城市记忆的证据。[10]蒂姆·科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须考虑到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
（二）历史文化街区内涵的进一步界定：物质文化层面与非物质文化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的重新定义使得历史文化街区从单纯的“历史古迹保护地”变成了“城市集体文化记忆场”，这促使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从“物质文化层面”进一步深入到“非物质文化层面”。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并通过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确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其中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的保护和保存，既包括保护区内的单独古迹，也包括建筑群及其与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在实体、功能、视觉、材料和联想等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西安召开第十五届大会，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指出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和独特贡献，“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除了实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氛围。”[13]
正如崔佳春所言，“历史街区是过去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载体，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能力、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综合目前各类文献对历史街区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构筑物，且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时期城市的历史风貌、生活习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围合而成的区域。”[14]
（三）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
1.锦里：锦里是成都首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进行综合开发的街区。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锦里片区街道两侧的所有建筑均属新建，并不具备历史遗产价值；但锦里充分利用紧邻武侯祠的区位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为集中展示三国蜀汉文化和巴蜀民风民俗的民俗风情街区，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承载。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护与开发采用的则是改造与重建结合的方式。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文殊坊片区内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维护与修缮，其中庙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较好地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看，街区设想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传统川西街院建筑群为载体，力图保留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闲旅游为主的城市“游憩商务区”（RBD）的想法。但由于对佛禅文化强调不足，对川西民俗表达不充分，与街区核心文殊院几乎没有互动，文殊坊街区成了_一个文化空壳。
结论：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成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意义
首先，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人地关系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
锦里采用“赶场”、坝坝电影、古戏表演、手工织锦、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来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文殊坊对于古代佛禅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现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其次，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集体记忆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搜寻各个历史文化街区各自特殊的文化记忆。
【关键词】 文化建设；成都形象；文化资源；个性特色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064—4
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市，自2003年以来，已经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改革试验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已经获得了“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六个一体化”(城乡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市场体制、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城乡管理体制等的“一体化”)的辉煌成就。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成就，可以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三大领域，却在“文化建设”方面，却明显缺失。因为，就当下的中国发展的国策而言，需要的是“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按照这个标准，成都市应该及时跟进，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
文化建设的内容甚多，城市文化设施如社会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科技馆、体育馆等基础性设施的硬件建设，已经被很多人认识到了。中国的每个城市、包括成都市，都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确实，这些硬件设施为广大市民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审美活动，提供了条件，为提升普通市民的文化素养、培养现代社会的文明公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也为文化创造者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理念支配下，中国城市的文化设施建设、包括成都市的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大多雷同，缺乏自己的特点。例如，成都市体育中心、四川省与成都市图书馆、成都市娇子音乐厅等大型文化设施的外观形制，如果把其标牌名称去掉后，换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名称都可以。像天府广场这样的不可置换的城市文化形象设施建设，在成都街头还太少。一个城市的精魂和个性呈现，就在于其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张扬——这才是城市文化形象建设最困难的所在。
城市建筑的任何一种具体物质形制，都应该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文化韵味。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里弄，就是不同文化风格的民居；同样是皇宫，北京的紫禁城与巴黎的凡尔赛宫，却具有东西方的不同历史文化内涵；伊斯兰文化圈的的穹隆建筑以及尖拱窗形式，与西方哥特式高耸的尖塔构成鲜明对比；即使是现代化建筑，纽约的摩天大楼与上海的摩天大楼，都有各自的文化韵味。城市的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绘画、实用的雕塑，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统一，而且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独特文化内涵。
事实上，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是中国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特点。一个区域的禀赋受到地理、资源、文化传统、民族、基础设施、市场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而形成自己的个性；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态，又往往集中体现于一个中心城市的形象之中。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资源禀赋、构成因素及分布状况、由之而来的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由这些前提条件决定而形成的文化、制度、人口规模等，这就决定了每一个城市都是独特、不可互换的。一个城市的建设必须体现自己对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体验，展示自己独特的社会图景和地域文化气象。这种图景和气象，固然展示着这个城市当下的社会面相和精神世界，更要呈现出特定地域社会的文化面貌。我们对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的认知，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要将这个地域空间中多重因素叠合的社会文化因素，通过物质化的建筑设施，进行显像化的展现。于此，这个城市动态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变化的时间历程，通过不同街区的各种物质化手段，得到立体的‘‘全息化”展示。也就是说，通过对“地域空间”的历时性的过程和场景的重建与再现，常常更有助于广大市民与外来者，对这个区域社会历史脉络与文化创造历程及其特色精妙之处的感悟与理解。
特定的区域，既是人类在一个特定空间中生存的历史过程单位，同时也是他们基于特定自然条件禀赋而进行生存活动与文化创造的空间。这个具体的时空，一方面为该区域人类的活动提供了条件和限制，但同时也是他们进行独特历史创造的“场”，一种独特的历史就在这种特定空间展示了自己的过程。作为巴蜀大盆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市，应该承担起这个任务。因为位处巴蜀大盆地的成都，有着自己漫长的发展历史，一直是内陆大都市、大陆型农耕文化圈城市的典型。
成都形象定位是“文化、历史之都”，这早已被四川省与成都市政府、本土学术界与广大市民所确认，成都市为这种城市文化形象的建设，也做了大量工作，努力把这种品牌形象特征用物质化、视觉化的方式，外显出来，昭示世界。在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文殊院、大慈寺、宝光寺、都江堰与二王庙、青城山等历史文化保护地的完美化建设等方面，投入极大并获得很好效果；在锦里、宽窄巷子、文殊坊等街区的文化形象设施建设上，也取得较好成绩。
但是，可以被称为“文化、历史之都”的城市尚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行文批准并对它们进行重点保护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截至今天至少已经有113座。所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都城市建设，必须探索一条自己的路子。
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文化研究可使“城市教育学”转向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日常生活发掘教育议题。文化研究创立者霍家特就曾透过都市社会兴起的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揭示英国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难局。而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对其展开研究，更是可以形成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关键词：
城市教育学；文化研究；都市人生教育学
一、城市教育学的兴起及其学术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本土教育理论界开始重视研究“城市教育”，相关理论探讨已浮现不少议题明确的“城市教育学”框架，如“城市独生子女教育学”、“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学”等。[1]近几年，本土“城市教育”研究又有一些进展。2013年，李振涛等甚至正式提出要“创建和发展‘城市教育学’”，以便研究“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最有利于现代市民意识和素质的培育生成，最有助于市民的健康、主动的发展及生命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等议题。这一教育学新构想旨在构建“教育城市”，将“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2]不仅如此，这一教育学新构想还有意纠正主流城市研究的教育盲点，显示出要在更广的学术界挺立“城市教育学”。为此还曾跨界进入“都市人类学”领域，以求发展“基于教育价值关切的都市人类学研究”。[3]其实，早在1928年，教育家吴研因便曾提倡“都市教育”研究。1933年，孙逸园也因看到时人“厌弃都市生活”，曾推出“我国教育界讨论都市教育的第一部专书”，[4]企图激励时人重建“都市教育”与都市社会。遗憾的是，这一“都市教育学”努力仅是“略举世界各国关于都市教育上的理论与设施”，[5]并未研究本土都市教育问题或“厌弃都市生活”的时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而且这一努力仅是昙花一现便终结了。现在，这点早已熄灭的“都市教育学”火花，又被近些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重新点燃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幸事。只是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建构同样面临随时可能终结的结局，亦即构想一提出便没有了下文，拿不出议题更具体的本土“城市教育学”实验作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有诸多力不从心之处，其中最棘手的正是孙逸园当年遭遇过的学术困境，即无论北京、上海或其他都市，都难以深入了解其中的社会现实以及都市众生的生活与问题，以至往往只能靠“现代市民”、“生命价值”等抽象概念来建构城市教育议题，而无法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就此而言，要想推进当前由抽象概念主导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首先就得真正走入北京、上海或其他本土城市，从本土城市的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生活经验中获取教育问题。总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都市教育学”一样，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也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对此学术困境，李振涛等想到的克服办法是到城市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寻找城市经验及理论支撑。这一路径确实有助于深入了解城市，像列斐弗尔（H.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就能提醒学者，研究城市时切不可只盯着国家、资本等城市社会的巨型主宰力量，而应从都市众生的日常实践入手展开考察，否则便无法理解“凌乱如麻”的都市社会现实和都市个体可能有的自我创造及影响。[6]不过，在认可到学术领域寻找经验及理论支撑之余，本文更想尝试到文学、电影等文化领域寻找适宜城市经验与教育议题，此即所谓“文化研究”路径。以下便通过理论阐述和一项文化研究实验，探讨文化研究到底可以带来何种不同的“城市教育学”进路，又能形成什么具体且有意义的“城市教育学”。
二、文化研究：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
对文化研究进行理论阐述时，总难绕过英国文学家霍家特（R.Hoggart）留下的学术遗产。1964年，霍家特在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由此在学院体制赢得一席之地。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则在1958年便由霍氏以一本专著《识字的用途》公之于世了。当时，霍家特深感精英及古典主义文学教育太过远离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无法关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命运。他希望发起改革，使现实社会中那些对普通民众影响甚大的文化能够进入正式的文学研究与教学体制。《识字的用途》便是考察广播、电视及广告等“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迅速崛起及对工人阶级造成的文化与道德践踏。霍家特的文学革新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文化转向”（culturalturn）运动，即由解读莎士比亚小说一类的“经典文化”，转向考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当代文化”。电视、流行音乐、电影等社会影响巨大的“大众文化”因此涌入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视野，长期远离人间烟火的精英主义文学研究与教学随之得以和当代社会变迁及芸芸众生的命运走势形成紧密联系。关于这一点，曾协助霍家特创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斯图亚特•霍尔（S.Hall）早已做过梳理，[7]无需本文再做更多揭示。本文真正要提的是霍家特创建文化研究时的城市语境、“城市教育”关切与“城市教育学”贡献。在霍家特那里，文化研究自一开始便将语境定在了伦敦、伯明翰等城市里，所以他会把自己发现的“大众文化”又称作“大众城市文化”（massurbanculture）。[8]更值得留意的是，霍家特之所以考察城市文化，其实是为了表达内心深处的“城市教育”关切，提请“大众文化”制造者及文化精英主义者不要把工人想象成只知“享乐”、“消费”，或是群“粗人”，以至于不是向他们兜售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就是将他们隔离在精英文化教育之外。1960年，当企鹅出版社因发行大众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控“有伤风化”时，霍家特之所以勇于出庭替出版方声辩，也是为了反抗精英势力认为该书只能让所谓“有教养的阶层”阅读，工人阶级等普通市民没有道德辨识能力，不能任其自由接触。这次出庭使霍家特成为“真正的名人”，[9]而本文所看重的仍是他的“城市教育”关切。和他的文化研究一样，他的出庭作证也是为了使城市工人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待遇，而不是被任由精英势力划为没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的“粗人”。总之，虽然霍家特从未以“城市教育学”之名来统领自己的文化研究，但其文化研究其实是在揭示城市工人阶级遭遇的文化教育难局，从而为后人发展“城市教育学”提供了一大经典范式，即“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主题涉及精英阶层如何在文化教育上歧视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生产商又以何种不义甚至低劣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向他们提供堕落的“大众文化”，不珍惜都市工人本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并为他们生产“健康的大众文化”。[10]无疑，霍家特通过研究当代都市社会中新兴的“大众文化”来彰显自己对于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关切，正符合前文所说的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本文即因此认为，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不仅贡献了一种“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更为发展“城市教育学”开拓了一条现实主义进路。这样说，是为了丰富“城市教育学”的既有路径。进而言之，相比于既有路径试图回答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或“教育城市”能把“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这一形而上的城市教育难题，霍家特的现实主义路径显然能将“城市教育学”引向具体的城市社会，都市众生的社会现实、日常生活与教育难题随之亦能得到生动呈现。
三、一项实验：杨德昌“新电影”与都市人生教育学
当下中国都市同样充斥着“大众文化”，本土“城市教育学”自然可以像霍家特那样借助文化研究，描绘城市工人子弟被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包围，以至难有时间和空间接触有利于工人子弟实现社会上升的良好文化教育。但本文不想让本土“城市教育学”变成仅是为验证霍家特的理论提供中国案例。由此出发，本文决定以杨德昌（1947-2007）的“新电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这项文化研究实验，寻觅霍家特未曾涉及的都市教育议题。电影也在霍家特的视域之内，但他当初仅看到好莱坞商业电影，未曾考察当时法国文化界正兴起“新电影”运动。[11]“新电影”不是为了将观众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而是表达新一代艺术家对于西方社会人生的独立观察与思考。“新电影”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杨德昌正是中国台湾“新电影”的核心发起人。只要将杨德昌电影列为研究对象，即能突破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很适合用来建构不同于霍家特的本土文化研究和“城市教育学”。杨德昌1965年在台湾读大学时喜欢上了电影。1974年，在佛罗里达大学拿到工程硕士后，他又去南加州大学学电影，但那里的“课程满是好莱坞习气，没多久便愤而求去”。[12]之后杨德昌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但到1980年，杨德昌还是决定“改变人生，做真正喜欢的事，拍电影”，[13]于是返回台湾，与张艾嘉、侯孝贤、吴念真等走到了一起。当时业界流行的乃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爱情片，[14]这群年轻人则立志拍不一样的电影。如侯孝贤所言，1982年是“台湾新电影崛起的年代”，[15]“其标志是由四段短片组成的电影《光阴的故事》，杨德昌在其中执导《指望》”。[16]之后，从1983年推出《海滩的一天》，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共留下7部“新电影”。这些作品曾赢得50余项电影节奖，《一一》更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杨德昌因此被国际电影界誉为“大师”。[17]至于杨德昌电影蕴含什么大师级的思想或理论，焦雄屏、黄建业、米歇尔•付东等电影及人文学界的杨德昌电影研究权威已做过诸多揭示。[18]然而由于专业限制，无论国际电影业界，还是国内外电影及人文学界，探讨杨德昌电影的艺术、哲学及社会学内涵时，均忽视了杨德昌的教育热情与忧思，即使偶有提及，也是当作缺点加以批评，声称真正的艺术不该为说教。只看到有观众曾替杨德昌的“说教倾向”做辩护，认为杨德昌之所以动人，恰恰在于他是“一个热忱的传教士”。[19]杨德昌的确是电影界难得的一位教育家，但更值得关注的还不是他的教育热情与忧思，而是他在深入了解台北社会现实及芸芸众生的基础上形成的都市教育探索，以及他以真实感人的“新电影”叙事表达出来的“都市人生教育学”。最初的作品即《指望》中，杨德昌是从都市女生入手展开他的台北观察与教育思考，他发现新一代都市女生固然独立要强，学业、家事均能对付，但在初潮、情窦初开等重要成长时刻，总是陷入孤独与无助。是为杨德昌首篇“都市教育”论文。到1983年推出独立执导的《海滩的一天》，女生已长大，变成可以在台北、巴黎等大都市自由来往的女白领。杨德昌的思考随之也有变化，他开始更关注台北社会的复杂变迁，以便弄清女白领寄生其中究竟能有何种人生。结果在传统体制瓦解、资本投机风行等变迁力量的作用下，女白领最渴望的生活即婚姻与爱情到头来均变得面目残非，仅在经济层面尚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人。黄建业等曾言，《海滩的一天》蕴含“台湾传统电影中未出现过的女性处境论述”，并为认识、超越此处境“提供了一个反省机会与一项参考：那就是在变化纷纭的现代社会里，真正的幸福与生命之道仍掌握你手中”。[20]这些解读堪称准确，但《海滩的一天》绝不只是为了展示导演的都市社会学和生命哲学发现。杨德昌考察都市白领的现实处境，特意以人物对话与回忆引导观众反省自我人生，均是为了教育都市众生：先冷静观察周遭社会变迁，然后才可能弄清自己的都市人生。言外之意，《海滩的一天》其实是一次“都市人生教育学”实验。只是这次以社会学观察为主的教育实验虽能启示人们从社会转型入手认识人生，却无法回答何谓美好都市人生。之后的《青梅竹马》、《》及1991年的史诗大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同样表明：杨德昌越是了解台北女白领、中学生和市井百姓身处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越是难以向芸芸众生勾勒美好都市人生。杨德昌因此变得既忧伤，又愤怒。而在“新儒家”推动下，当时海内外学术界恰好兴起一股理论热潮，认为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腾飞”，是因为有“儒家伦理”暗中起支撑作用，仿佛商场各路人马都是孔子式的谦谦君子。这更让杨德昌感到忧伤与愤怒。1994年，杨德昌以一部新作《独立时代》对骤起的“新儒家”经济言论做出了回应。他彻底不顾“艺术不涉及说教”的陈腐教条，史无前例地在片头引用了《论语》的一段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引言到此，戛然而止。接着银幕上出现的是另一句话：“两千多年后，台北在短短二十年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之一”。杨德昌故意隐去孔子的回答“教之”，换上后面那句反映台北现实的话，以及特意将影片英文名定为AConfucianConfusion（孔子的困惑），这些显然意在提醒人们，如果将孔子请来，一定能发现，台北并不是靠“新儒家”列举的“伦理教条”富裕起来的，富裕的台北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没有教育。那台北社会有什么呢？杨德昌再次聚焦于白领女性，即琪琪、小凤等。她们时尚漂亮，特立独行，在台北商场展开各自人生。但这个暴富的商业社会并没有那种可以将人们的观念、行为及人际关系维持在道德水平的教育力量。像琪琪那样难得的矜持自重，也被周围人恶评为“装的比真的还像”。结果大家除了像小凤那样不顾一切地赚钱外，便不知道能从都市社会中得到什么。总之，在富裕的台北社会暗中起支撑作用的不是“儒家伦理”，而是疯狂追求经济成功及顺带而起的分裂与竞争。1996年，杨德昌推出了《麻将》。这一次，导演对于台北都市社会又有新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台北成为恐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汇集地。如那些来台北淘金、有钱之后便玩弄各地女性的英国人，其中一个还想将台北作为新基地，重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辉煌统治”。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原本紧张激烈的经济竞争，使各路本地人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追求成功。连初涉商场的青少年都信奉“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动感情”，变成比西方及本地成年淘金者还要疯狂的淘金者。林文淇说：“《麻将》是一部高潮迭起，十分好看的电影。对台湾社会问题的剖析更是一针见血。”[21]的确如此，只是评论者未曾留意《麻将》其实是在延续《独立时代》的教育忧思，即富裕的台北社会急需一种可以将都市众生引向道德人生的教育力量。从《独立时代》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认为，要想解决他之前提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让学生、白领等都市众生获得美好人生，得先克服富裕都市社会的道德危机。可多年探索下来，又找不到那种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的教育力量。即使化身孔子，他真正能做的也只是如实公布自己看到的都市社会事实以及由此形成的教育困惑。因为找不到解答，杨德昌其实不必再做教育探索。然而2000年，杨德昌仍拍出了《一一》。还有什么都市教育议题值得他以这部电影来展开探讨？得益于转换议题，他终于还能继续进行都市教育实验。这一次，他不再关注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而是思考如何安顿都市社会中的个体生命存在，使都市个体获得美好人生体验。由此都市人生教育难题入手，杨德昌将台北中产阶级个体NJ作为观察中心，揭示了NJ及其家人、经济合伙人等都市个体的生命存在事实：众多都市个体的正常人生背后，均有疏离、压抑、孤独、失意等无人察觉的苦楚心相。连尚在中小学读书的儿女究竟有何沉重心事也没一个人能理解，精疲力竭的家长连他们是怎么上学的都无暇顾及，老师们也仅在意他们上课是否认真听讲。只是面对众多都市个体正常人生背后的苦楚心相，杨德昌虽可以慈悲地将它们一一揭示，却只能为NJ提供一种教育解答，认为像NJ这样的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即使因为责任满身注定疲惫奔波一生，也还是能通过古典音乐获得安顿和美好人生体验。至于如何改革家庭和学校以缓解NJ一双儿女的内心孤独，怎样为NJ妻子提供精神慰藉等都市中产阶级遭遇的其他人生教育难题，《一一》均没有作答。但瑕不掩瑜，《一一》终究贡献了一种旨在理解、超越都市个体苦楚心相的“都市人生教育学”。
四、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毫无疑问，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教育学因此必须研究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可能遭遇的教育难题。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正是为此而生，而且也提出了怎样把城市建设成真正的“教育城市”，如何将“城市人”培养成“现代市民”等城市教育难题。但这些城市教育追问往往是由抽象概念建构而成，并未深入了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教育难题。本文即是由此提出，转向文化研究可以丰富“城市教育学”既有的议题建构方式，开拓“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从而使“城市教育学”的理论生产真正能够揭示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的教育难题。如本文所述，在创始人霍家特那里，所谓文化研究，是指对电视、电影等当代都市社会兴起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霍家特之所以创立文化研究，则是为了揭示“大众文化”入侵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之后，会使都市工人阶级陷入什么样的文化教育难局。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因此其实是一种旨在认识、改善当代都市工人阶级文化教育环境的“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所揭示的“大众文化”生产商以低劣乃至不义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和其他都市民众，将他们推入“堕落”的“大众文化”世界，把他们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正是当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但却被学界忽视的一大教育难题。可以说，即使原封不动地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也能将发展某种和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教育命运息息相关的“城市教育学”。除梳理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及其“城市教育学”贡献外，本文还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做了一项文化研究实验。通过这一实验，不仅可以超越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即电影并非都是霍家特所说的意图低劣的“大众文化”），而且能发展出某种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如本文所示，自1982年推出《光阴的故事•指望》，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一直都在以“新电影”的深刻观察与生动叙事来揭示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个体等都市众生在台北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遭遇的人生教育难题，诸如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解决富裕台北社会的严重道德危机，使生于其中的学生、女白领等都市众生可以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以及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如何安顿自身诸多无人理解的苦楚心相，形成美好人生体验。就像许多人不同意伽达默尔的美学教育结论，即艺术可以拯救当代西方意义迷失的“生活世界”，[22]杨德昌的都市人生教育解答——找不到那种能够净化整个都市社会人心的教育力量，不过都市个体最终可以依靠古典音乐获得生命安顿——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太过悲观，或不符合多数都市众生的美学口味。杨德昌是不该对学校、公司等都市社会基本运行机制的道德培育能力失去信心，或只把古典音乐列为“福音”，但对本文而言，真正值得留意的并不是杨德昌提供的解答有何不足，而是他在深入观察都市众生日常人生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探索及其所揭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本文即因此认为，相比于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文化研究路径乃是以杨德昌“新电影”或其他相似的文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样一来便能像杨德昌那样真正深入台北或其他本土都市，“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最后想起，罗蒂曾呼吁学术界“抛弃理论，转向叙事”，理由是数学式的抽象理论无法认识人类的苦难处境，“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才能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23]此类言论难免会让人对数学式的抽象理论产生误解，乃至抹杀抽象理论本身的知识与教育价值。不过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的确很适合用来详细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就像杨德昌，他其实很喜欢做抽象的理论思考，甚至如吴念真所言也很善于写“论文”，[24]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以电影叙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都市社会观察与人生教育思考。以此为参照，本土“城市教育学”如果想深度呈现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等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也需尝试更有效的叙事方式。何况如孔子曾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5]叙事其实还是中国教育最初首选的理论及实践表达方式。
作者：周勇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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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德国柏林；设计之都；创意城市；文化创意化
中图分类号：F90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6
柏林是欧洲文学、媒体、音乐及科学的发展中心。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欧洲“设计之都”，柏林建设了完整的创意设计服务平台、国际推广的本土设计品牌、完善的创意人才培训体系等，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现了城市的创意化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德国统一以来，柏林创意文化产业发展迅速[1]，逐步成为国际文化创意的大熔炉。其发展经验对我国发展创意产业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1 柏林城市历史文脉溯源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城市发展背景形成了柏林独特的创意财富[1]，文化软实力及工业设计的发展协调了传统文化要素与创意设计阶层间的关系，实现了设计之都的“创意演化”过程[2]。
1.1 柏林城市化历程及主要特征
柏林位于中欧平原，1237年建于施普雷河边，当时是商人的聚居地。1640年威廉一世开创了柏林在文化、艺术上的繁荣，使柏林赢得了“施普雷河畔的雅典”的美誉。17世纪柏林已发展成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1810年柏林大学的成立加速了柏林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初，柏林人口迅速增加逐渐发展成德国最大的城市（表1）。
柏林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840年以前是城市化兴起的准备阶段，城市经济开始发展，柏林城市人口达到17.2万。1840-1871年是城市化迅速发展阶段，工业革命及其成果推广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1850年，柏林城市人口已达41.9万。1871年至一战期间是城市化的繁荣时期，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人口迅速增加，柏林逐渐成为综合性大都市。1870年柏林城市人口达到77.4万，1910年突破200万达到207.2万，成为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欧洲第三和世界第五大城市[4]。1961年，由于二战后大国间的冷战，柏林墙将城市一分为二，使东西柏林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城市发展风格与城市人文景观[5]。1989年柏林墙倒塌，使东西柏林的城市文化得以融会贯通，加速了柏林的文化多元化发展。
1.2 柏林城市文化演绎及其特点
艺术及文化要素被认为是创意设计发展的核心要素[6]。过去的城市发展过程中，柏林逐渐形成创新的文化设计理念并建成设计交流中心。柏林多元的风格及开放自由的城市设计氛围源于其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7]。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柏林文化对其设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表2）。柏林文化源于中世纪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该文化深入影响了艺术及建筑设计领域，形成了典型的罗曼式及哥特式教堂建筑。16世纪的柏林以巴洛克文化为主，其对工业及生活必需品的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7世纪的魏玛文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形成了自由开放的新思潮。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后的设计理念融合了多元文化特点，既有复兴严谨的设计风格又有民主自由的设计理念，柏林还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设计阶层集聚，融入了各国的时尚设计理念，逐步形成了“自由、原创、空间”的设计理念。这也对当今柏林设计之都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19年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奠定了包豪斯①文化的发展基础，实现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使设计遵循自然和客观原则，实现设计的个性化发展。包豪斯设计理念对城市建筑设计风格及现代设计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逐渐成为柏林设计文化发展的主要演变特征（表3）。
由于地理位置的制约，柏林工业发展相对其他欧洲城市起步较晚。德国工业在19世纪上叶起步，比英法等国要晚一、两个世纪，但发展十分迅速，19世纪末，德国成为欧洲大陆工业产值较高的国家[8]。柏林作为德国的首府，是德国工业的发祥地。能源紧缺使柏林不能通过发展传统工业实现振兴[9]，工业设计便成为其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柏林工业设计经历了五个主要发展阶段[10]（表4）。传统工业遗迹为创意人才集聚提供了条件，2007年底，柏林政府通过资金投入使柏林的老厂房租金低于全德平均水平的20%[11]，创意人才在此集聚，成立工业设计工作室等，为柏林工业设计注入新的血液。
2 柏林设计之都的目标与内容
柏林以发展国际文化之都、购物时尚之都、派对之都为目标。柏林的设计产业涵盖了设计机构、设计工作室、工业设计、时尚设计、设计节以及设计产品商店在内的1300多家设计商贸机构，是欧洲新兴的设计产业集聚地，为其实现设计之都发展目标奠定了基础。
2.1 柏林设计之都的发展现状
柏林设计产业发展迅速。至2006年，柏林的创意企业数量已达22933个，5%的柏林市民供职于创意设计企业，约占GDP的13%[9]（表5）；截至2010年，柏林约有6700家专业设计公司，2400多家与设计相关的公司，专业设计工作者约1.17万人，创造了约15亿欧元的年产值[3]。设计产业逐渐发展成柏林的支柱产业。
2.2 柏林设计之都主要内容
柏林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及文化之都、时尚之都的建设主要基于三种相互交织的理念（图1）：一是“以高起点的设计规划实现城市重建，以大规模的创意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吸引大量艺术设计企业及设计人才集聚，为城市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创意元素；二是“节能、低碳”的产业设计理念，使柏林由传统的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向生态、环保、节能的新型文化时尚之都转变[12]；三是“用工业保护设计”的工业设计理念，认为工业产品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设计[11]。
（1）城市景观设计
柏林文化之都建设的重要表现是对内城空间的塑造。一方面，柏林形成了具有文化特色的“城市街道空间艺术”[12]。该设计在自由、开放文化理念的引导下强调城市空间的“平等、尊重、活力”，包括园林设计、道路设计艺术、街头艺术设计（图2）。通过公共空间的塑造来营造良好的内城居住环境，公共空间既包括有形的建筑也包括无形的城市环境，柏林正是通过对包括庭院、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的设计实现内城创意规划的[13]。由于受二战影响，柏林公共空间设计集中于内城的空间设计方面，强调以艺术塑造公共空间，认为艺术生产与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矛盾紧密相连。柏林政府在全市范围内投资提升公共空间，防止公共空间私人化及人们在公共空间的行为受到限制等[14]。这样的设计理念兼顾历史又融入可持续开发的创新理念，通过公共空间的塑造改变居民生活环境，使文化创意不再局限于专业设计领域而是应用到城市空间及景观建造方面，也使创意设计真正融入人们生活，在改造城市面貌的同时为创意人及普通居民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将文化元素融入城市空间塑造及城市生活中，实现柏林文化之都的建设目标。
（2）数字媒体设计
柏林的数字媒体发展是实现时尚之都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数字媒体包括城市互联网、影视设计、手机通讯等。柏林是世界范围内数字媒体技术领先发展的核心区域[15]。一方面，设计产业的数字化满足了人们对创意设计衍生品的跨区域需求，扩大了创意设计产品的市场空间，增强了柏林时尚购物之都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数字产品要实现其价值就需要设计研发机构与企业及市场结合，形成以数字媒体为载体的创意产业链。在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中，融入文化理念的创意设计体现了文化之都的发展要求；为设计产品宣传举办的节事活动成为派对之都建设的重要表现；这些活动吸引了大量创意阶层在此集聚，使柏林成为多元文化的大熔炉，也成为时尚设计的源地，推动了建设文化之都、时尚设计之都目标的实现。其中，尤以柏林影视媒体设计产业发展最具代表性（表6）。
柏林的影视设计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图3），首先，从设计环节来说，与影视设计相关的产业吸纳大量的创意阶层就业，实现了文化产业化的第一步；生产及分配过程中，包含文化元素的创意设计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使影视产业呈现高营业额的发展态势；从最终的消费环节来看，融入文化创意元素的消费品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使创意影视产业呈现大业务量的发展现态势。完整的产业链使柏林影视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而实现了时尚设计之都的发展目标。
3 柏林设计之都发展的优势条件
柏林设计之都的创意化道路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来自政府、私营部门以及非盈利组织的支持；实虚结合的创意服务平台；节庆及集市活动的开展；大量年轻创意人才的集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成为世界文化创意的大熔炉；城市的旅游文化建设[15]。其中，政府的支持、完善的平台服务、节事活动的举办以及人才的培养等显得尤为重要。
3.1 各部门的合作支撑
柏林设计之都通过延伸城市产业链推动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17]，实现其时尚之都的建设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创意设计、技术生产、分配及传播等各环节、各部门紧密结合，密切合作，通过协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公共服务部门通过举办音乐会、戏剧、电影演艺等公共文化节事活动对新创意设计进行宣传；政府通过减免税收、活动场地减租及物资供给等对其时尚设计产业发展进行经济及政策上的扶植[18]。银行为从事设计的中小企业进行资金信贷，增加了设计产业的附加值并延伸城市时尚设计产业链，推动柏林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17]。非盈利基金会、协会通过提供资金进行经济支撑。另外，柏林还建有包括酒店、银行及集团企业在内的机构联盟，如“设计酒店联盟”（design hotel），旗下有200多个酒店，加入该联盟的企业必须在某方面体现突出的设计创意。德国银行每月都将柏林总部大厅免费供创意柏林联盟举办设计作品展[15]。这使柏林的创意设计产业成为依靠中介组织、半官方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的综合型设计产业。政府、工会、工业团体、金融机构、艺术家群体合作，实现了各服务平台之间的合作与交流[22]，进而推动柏林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
3.2 完善的网络服务平台
作为国际设计之都，柏林拥有完善的网络服务平台，包括由政府、设计机构、教育培训机构、设计媒体共同组成的实体平台及各机构相互联系构成的网络平台，服务于设计产业发展的各方面，推动创意设计的产业化发展（图4）。柏林建立了联系政府机构、教育人才培训、媒体宣传、资金支撑机构、公共服务、设计企业及创意设计产品的生产、销售、运送等实体平台的网络虚拟平台，如：柏林官方网站会与国际设计中心（IDZ）、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UNES）等国际网站相互链接，提供双语服务便于设计之都的国际化发展。欧洲公共服务机构（Europublic）、柏林设计人才培训机构（WDB-berlin）、设计职业交流协会（BDG）等机构相互链接为设计人才的培训、交流提供广阔的空间。完善的网络服务平台使柏林创意设计发展突破时空的局限，不仅弥补了实体平台的不足，也扩大了国际影响力，使柏林的创意设计产业链向外延伸，促进了柏林的产业转型以及创意经济的快速增长，最终实现柏林建设时尚设计之都的目标。
3.3 依托节事活动大力发展“派对之都”
柏林时尚之都创意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开展创意节事活动来实现时尚之都及派对之都的建设目标，其中柏林电影节及时装周最具代表意义。1951年，柏林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成为影视设计产业发展的先导型城市[6]。柏林影视产业实现了从创意影视设计、影视制作、影视发行、传播一体化模式，通过溢出效应增强创意设计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柏林具有时装界优秀设计人才需要的理想环境。首先，柏林时装设计学校众多，在欧洲城市中名列前茅[19]；其次，自由、开放的创意氛围营造了良好的设计环境，吸引许多年轻的时装设计师汇聚于此；再次，柏林举办的时尚节事活动也吸引了大量的创意人才。如2011年柏林举办的第八届国际时装周，在吸引大量时尚设计师及专业模特的同时还吸引了众多国际知名创意设计品牌在此举办时装活动，这使柏林成为国际时尚品牌集聚的秀场。
3.4 依托教育培训机构大力培养专业化创意人才
柏林注重对人才的教育培训，有5个艺术院校及众多个体机构提供与设计相关的教育培训 ，它们与国际设计机构及企业的交流为后续的国际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柏林的专业艺术院校是国际艺术领域的权威，如柏林艺术学院，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及多元文化特征的高等艺术院校涉及设计师培训、发展创新设计理念、艺术设计理念及教育理论的革新方面，实现了柏林创意设计的专业化及可持续发展。
3.5 依托空间布局扩大产业辐射效应
柏林设计产业的空间布局反映了柏林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其在都市空间集聚背景下的设计产业集群状况[4]。柏林分为12个行政区，创意设计企业及创意设计活动多集聚发生于城市中心区[4]。
柏林创意化发展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从中心向辐射发展的模式（图5，图6）。在12个城区中，米特区位于城市的最中心，舍内贝尔区、威尔斯多夫区和克罗伊茨贝格区为次级中心，是创意产业及相关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发生在中心区的设计创意灵感会对次级中心产生辐射效应，带动次级中心的创意产业发展，次级中心区间也会进行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的交流进一步扩大辐射面，使这种辐射效应蔓延至城市的城区，进而实现柏林整个城市的创意化发展。
4 结论
柏林作为较早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设计之都，其独特的城市及工业化发展文脉贯穿了城市创意化发展的整个过程。柏林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实现了设计之都的创意演化过程。尤其是其传统的包豪斯文化设计理念与建筑及工业设计的巧妙结合，实现了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对柏林设计理念及现代设计产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柏林政府及相关机构支持并建立了完善的服务平台，在政府的引导下让设计理念真正的融入柏林人民的生活，并进行了相关的城市景观设计，塑造具有柏林艺术风格的城市街道空间艺术，且对园林及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相应的设计规划；另一方面，柏林强调数字媒体设计的发展，这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创意设计衍生品的跨区域需求，增强了柏林设计的国际影响力。每年，柏林都会举办柏林时装周、柏林电影节等时尚创意节事活动，这些节事活动一方面增强了柏林设计理念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吸引了具有创意设计思维的创意阶层到柏林集聚，为柏林的创新设计理念产生注入新的活力，这为“建设派对之都”提供了条件的同时也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柏林不仅通过举办节事活动吸引大量的创意人才，还十分注重创意人才的培养，通过对设计学院、设计教育培训机构的支持，培养了大量的创意设计人才。在此基础上，柏林逐步实现了建设文化之都、时尚购物之都、派对之都的创意化发展目标，成为国际时尚之都发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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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高度，决定发展的高度。近年来，六盘水通过打造“凉都”文化品牌，不断挖掘“三线”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红色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力开展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活动，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文化创新实践中取得了新突破，实现了新发展。
依托气候资源打造“凉都”品牌
统计数据显示，贵州的煤炭总量是江南地区9省区之和，素有“江南煤海”之称。六盘水市是贵州最大的产煤地区之一，煤炭占贵州总量的40%，因此又有“江南煤都” 的美誉。
自“三线”建设以来，六盘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铁、建材、煤化工为支撑的产业体系，是国家“西电东送”的主战场和煤炭资源精深加工基地。近年来，六盘水一方面加强环境整治，坚决关停“五小”、取缔“两土”，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坚决不要“带污的GDP”；另一方面，坚持“立足煤、依托煤、超越煤、跳出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淘汰落后产能，改进生产工艺实现清洁生产、研发高新技术吃掉“三废”……现在的六盘水循环经济之路越走越宽。
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六盘水立足气候资源，走转型发展之路。六盘水属亚热带高原性季风气候区，夏季平均气温19.7度，全年凉爽、舒适的天数达到200多天。2005年8月，中国气象学会因六盘水气候“凉爽、舒适、滋润、清新，紫外线辐射适中”，授予其“中国凉都”称号。
围绕“凉都”品牌，六盘水把气候资源作为经营城市的重要元素，成功举办了九届消夏文化节。期间，六盘水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商贸、会展等系列活动，展示“凉都”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形象，彰显“凉都”发展活力，为六盘水实现从“江南煤都”向“中国凉都”的战略转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今，一年一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消夏文化节”已经成为六盘水打造“中国凉都”城市品牌强有力的支撑和重要平台。
2006年，六盘水以其独特的避暑舒适型气候资源，成功入选“2006中国十佳避暑旅游城市”，排名第六。
2007年，继2004年和2006年之后，六盘水再度上榜“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
2009年，六盘水获得全国“十佳绿色环保标志城市”称号，成为贵州省惟一入围的城市。并被批准为国家资源富集区循环经济试点城市。
2011年，“中国十佳投资环境城市”排行榜出炉，六盘水榜上有名。
通过“凉都”品牌的持续打造，推动了六盘水文化旅游产业的大突破、大发展。昔日“傻、大、黑、粗”的六盘水，如今天正变蓝、水正变清、城正变美、人正变雅。催生这种变化的“酵母”，是六盘水冲出经济洼地、构筑精神高地的信心和决心，是打好经济发展硬实力基础的同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魄力和毅力。
依托多元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六盘水文化底蕴厚重，夜郎文化、“三线”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在此交汇融和，形成了独特的民风民俗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夜郎文化彰显活力。夜郎文化是贵州文化的重要基因和源头。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毛口等地至今仍传承着许多古夜郎遗风，有牂牁寨、祭王寨、大补王寨、小补王寨、阿女寨、老王山，九层山、王子坟、月亮洞等夜郎人文景点。近年来，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夜郎文化，六盘水开发建设了郎岱夜郎古镇、夜郎宴、夜郎产品等。借“夜郎文化论坛”、六枝牂牁文化园区、实景山水歌舞剧场《夜郎史诗》、《印象夜郎》等平台，加强与周边地区夜郎文化组织的互动交流，不断扩大夜郎文化特色品牌的影响力，形成了六盘水固有的历史文化特色和优势。
民俗文化炙手可热。六盘水民族众多，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的民族心理，形成了各民族各自不同的乡土风俗，这些民族文化融合了西南多民族的民俗文化精华，编织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贵州高原风情画。如今，六枝梭戛箐苗彩色服饰艺术、盘县布依族盘歌、水城苗族芦笙舞、盘县淤泥彝族山歌等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玉舍等10个乡被命名为“民族歌舞艺术之乡”，“水城农民画”享誉省内外。
红色文化异军突起。六盘水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六枝、盘县、水城等地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曾烽火四起，义旗高扬，是中国共产党在贵州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红色遗迹遍布全市。1935年中央红军和红二、三、六军团长征过境时，留下了战斗遗址、革命旧址、会址、旧居、烈士墓等宝贵红色文化资源。盘县会议会址、盘县保田镇鹅毛寨魁星阁等会议旧址，领导人宿地等建筑物、六枝郎岱“三·三”暴动遗址和烈士陵园等都是红色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
“三线”文化厚积薄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十万大军汇聚六盘水，打响了我国煤炭产业发展史上罕见的大会战，贵州最大的钢铁企业、最大的煤炭企业、最大装机容量的火力发电厂、最大的水泥企业相继出现，六盘水成为贵州西部现代化能源原材料工业新城。“三线”建设奋斗创业的历史文化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即“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如今，六盘水“三线”建设博物馆即将建成开馆，从而把“三线”精神组织成可读、可看、可听、可唱、可演、可参观的实体，打造六盘水 “三线建设”文化“独创本”，力争把六盘水建成“三线”文化和“工业文化”的聚集地、展示区和辐射带。
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进一步坚定了六盘水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进一步增强了六盘水人民的文化自信，莽莽乌蒙、滚滚盘江开始绽放出不一样的文化魅力。
依托政策东风构筑“文化高地”
2012年年初，国务院出台的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一重大的历史机遇为全省上下实现科学发展、后发赶超提供了的政策支持，也为六盘水做好文化事业、做强文化产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平台。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党的十报告中，一条条有力的论述将文化建设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文化强国的“路线图”已然清晰。六盘水矿藏资源、生物资源丰富，民族风情绚丽多彩，历史文化遗存丰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六盘水有资源、有基础、有特色。
关键词：都市情感剧 婚姻伦理
都市情感剧的概念
都市情感剧，指的是以现代人的恋爱和婚姻经历为主要内容，表现和挖掘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情感迷茫和困惑的电视剧。它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要内容――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因此从题材上讲，应当说是包含了部分家庭伦理剧以及言情剧。近年来，随着表现内容的丰富、表现手法的多样和剧集数量的不断增多，这类剧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们以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纠葛、婚恋故事为主题，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从而折射出现代人以恋爱观和婚姻观为核心的感情观和价值观的变迁。这些电视剧不同于青春偶像派的言情剧，走的是以理言情的路子，在关注现代人情感需求的同时，努力挖掘情感与责任、婚姻与道德等情感所具有的社会内涵；同时，由于所涉及的内容与伦理关系和传统的家庭伦理剧相比要相对简单一些，伦理教化色彩也并不十分浓厚，而代之以亲和力和感染力，这也成为它能够同时吸引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等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原因。
当下我国都市情感剧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指出：“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成为中国人通向外来文明的窗口，同时由于工业化的逐步深化和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都市商业文明开始迅速兴起。都市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所在，都市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重要阵地。新生的电视剧艺术也敏感地体察到了这个新兴世界的脉搏，感应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需求，一大批反映改革大潮中城市和市民生活变迁的电视剧迅速涌入人们的视野。同时，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说，都市的形成不仅以都市的经济发展为标志，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都市人出现了。这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交通、通信、印刷和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高智商的人群。城市人是复杂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机遇、陷阱、矛盾、选择、困惑、失落与希望。他们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也有在艺术形象中寻找认同的需求。都市文化的土壤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厚，人们对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情感生活作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反映其情感需求就成为日益迫切的事情。这些都为以都市人婚恋和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都市情感剧发展反映出我国当下受众婚姻伦理观念的嬗变
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二、第三次科技浪潮，为现代人带来的绝不只是发达的网络技术、高效的通信手段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人类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受到的冲击才更为巨大和深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精神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匮乏。人们需要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吸取经验，有时甚至希望从艺术作品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在商业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中，人们的情感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婚姻和情感的内容、地位以及表达方式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向来引以为豪的家庭稳固、婚姻稳定，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对婚姻家庭的幸福期望值不可太高。神圣的爱情受到挑战，家庭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艺术创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传播的需要和社会的呼应。中国人的家庭和婚姻已经成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再也无法隔绝于世界之外，被纳入现代艺术的视野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反映家庭、婚姻问题的电视剧也因此备受关注。这些作品往往不是简单地去演绎一个“陈世美”或移情别恋的模式，而是深入到伦理、文化的更深层次，表现当代社会在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多重制约下的男女两性性别心理意识及其复杂多样的情感问题，其中不少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比如《蜗居》，以海萍、海藻姐妹俩的情感生活与所需求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为故事主线，内容涉及房价、反腐、外来人员融入城市的艰辛等极具时代特点的话题，把当下民众所面临的区别以往时代的困惑一一展现，使观众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开始审视自己的情感世界和价值取向。在当年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一时成为社会性的话题。
都市情感剧对当下受众审美心理的精神抚慰
电视剧从兴起到今天，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除了有社会的土壤、契合大众的需要外，还与其自身的特点及创作者的努力分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娱乐、大众消费的呼声渐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人们渴望在疲劳的工作之余，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愉悦，大批的言情剧应运而生。”①这类电视剧从兴起伊始，就主要以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人们最熟悉也最渴望的感情为讲述对象，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喜剧、悲剧、闹剧，有的以曲折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观众，为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有的则以情感人，滋润观众心灵，成为一剂抚慰心灵创伤的良药。
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是艺术表现的永恒题材，美好的爱情、完美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心中的渴望。婚恋题材电视剧兼具言情剧与家庭伦理剧的共同特点，既具有时代感，同时又具备与传统因素的契合点，对观众有一种“圆梦”的吸引力。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到婚姻家庭，也让它与电视剧本身的家庭收看方式相符合，更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由于“该类题材的电视剧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政治敏感度不强，因而也就在创作上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是电视剧国情化、地域化、叙事化特色最重要的表现领域”②。
都市情感剧的发展也体现了创作者们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近年来，电视人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深入挖掘，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中国人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危机，充分表现了他们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的努力下，以都市人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正以其丰富的内容、多元化的创作风格以及直面现实的精神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结语
任何艺术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电视剧艺术作为一种现代新兴的艺术门类，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更有着最为敏锐的嗅觉，它关注的焦点，往往就是社会的焦点和热点。处在这一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既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来观察和阐释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来理解和分析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③。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的巨大变革，使得以婚姻伦理精神为核心的我国婚姻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并存的情况。正是这种变迁，使得以表现现代人婚姻情感为核心的婚恋题材电视剧，从创作理念到价值取向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综观近年来数量庞大的电视剧创作，在内容、题材、主题上对社会生活的强烈关注和贴近，创作视角的平民意识和强烈的现实主义再现风格，成为当下都市情感剧的特征。（本文为2010年度南京艺术学院校级重点课题“都市情感剧研究”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DGCYYDS10）
注 释：
①曾庆瑞：《通俗电视剧艺术论――世俗生活的神话》，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②戴清：《多极分化 异趣共生――2003年现实题材剧盘点》，《当代电影》，2004（3）。
③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历史见证――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转引自cuc.省略
都市情感剧,指的是以现代人的恋爱和婚姻经历为主要内容,表现和挖掘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情感迷茫和困惑的电视剧。它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要内容——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因此从题材上讲,应当说是包含了部分家庭伦理剧以及言情剧。近年来,随着表现内容的丰富、表现手法的多样和剧集数量的不断增多,这类剧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们以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纠葛、婚恋故事为主题,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从而折射出现代人以恋爱观和婚姻观为核心的感情观和价值观的变迁。这些电视剧不同于青春偶像派的言情剧,走的是以理言情的路子,在关注现代人情感需求的同时,努力挖掘情感与责任、婚姻与道德等情感所具有的社会内涵;同时,由于所涉及的内容与伦理关系和传统的家庭伦理剧相比要相对简单一些,伦理教化色彩也并不十分浓厚,而代之以亲和力和感染力,这也成为它能够同时吸引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等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原因。
当下我国都市情感剧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指出:“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成为中国人通向外来文明的窗口,同时由于工业化的逐步深化和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都市商业文明开始迅速兴起。都市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所在,都市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重要阵地。新生的电视剧艺术也敏感地体察到了这个新兴世界的脉搏,感应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需求,一大批反映改革大潮中城市和市民生活变迁的电视剧迅速涌入人们的视野。同时,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说,都市的形成不仅以都市的经济发展为标志,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都市人出现了。这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交通、通信、印刷和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高智商的人群。城市人是复杂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机遇、陷阱、矛盾、选择、困惑、失落与希望。他们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也有在艺术形象中寻找认同的需求。都市文化的土壤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厚,人们对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情感生活作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反映其情感需求就成为日益迫切的事情。这些都为以都市人婚恋和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都市情感剧发展反映出我国当下受众婚姻伦理观念的嬗变
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二、第三次科技浪潮,为现代人带来的绝不只是发达的网络技术、高效的通信手段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人类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受到的冲击才更为巨大和深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精神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匮乏。人们需要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吸取经验,有时甚至希望从艺术作品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在商业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中,人们的情感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婚姻和情感的内容、地位以及表达方式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向来引以为豪的家庭稳固、婚姻稳定,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对婚姻家庭的幸福期望值不可太高。神圣的爱情受到挑战,家庭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艺术创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传播的需要和社会的呼应。中国人的家庭和婚姻已经成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再也无法隔绝于世界之外,被纳入现代艺术的视野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反映家庭、婚姻问题的电视剧也因此备受关注。这些作品往往不是简单地去演绎一个“陈世美”或移情别恋的模式,而是深入到伦理、文化的更深层次,表现当代社会在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多重制约下的男女两性性别心理意识及其复杂多样的情感问题,其中不少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比如《蜗居》,以海萍、海藻姐妹俩的情感生活与所需求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为故事主线,内容涉及房价、反腐、外来人员融入城市的艰辛等极具时代特点的话题,把当下民众所面临的区别以往时代的困惑一一展现,使观众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开始审视自己的情感世界和价值取向。在当年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一时成为社会性的话题。
都市情感剧对当下受众审美心理的精神抚慰
电视剧从兴起到今天,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除了有社会的土壤、契合大众的需要外,还与其自身的特点及创作者的努力分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娱乐、大众消费的呼声渐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人们渴望在疲劳的工作之余,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愉悦,大批的言情剧应运而生。”①这类电视剧从兴起伊始,就主要以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人们最熟悉也最渴望的感情为讲述对象,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喜剧、悲剧、闹剧,有的以曲折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观众,为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有的则以情感人,滋润观众心灵,成为一剂抚慰心灵创伤的良药。
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是艺术表现的永恒题材,美好的爱情、完美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心中的渴望。婚恋题材电视剧兼具言情剧与家庭伦理剧的共同特点,既具有时代感,同时又具备与传统因素的契合点,对观众有一种“圆梦”的吸引力。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到婚姻家庭,也让它与电视剧本身的家庭收看方式相符合,更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由于“该类题材的电视剧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政治敏感度不强,因而也就在创作上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是电视剧国情化、地域化、叙事化特色最重要的表现领域”②。
都市情感剧的发展也体现了创作者们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近年来,电视人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深入挖掘,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中国人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危机,充分表现了他们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的努力下,以都市人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正以其丰富的内容、多元化的创作风格以及直面现实的精神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关键词：成都地名 社会文化内涵 结构形式
一、引言
成都是四川省的省会，被誉为“天府之国”，是中国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成都同时也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随着时代的变迁，今人已无法复现历史原貌，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得知以前的概况，通过积淀下来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对历史窥视一二。其中最有特点的非“地名”莫属。
本文以成都市区三环线以内的地名为对象，结合《成都大词典》和“成都市地图”，拟通过对成都地名的得名之由、地名反映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对语言研究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以期得出成都这一历史文化古城的概貌。
二、成都地名的社会文化内涵
1.地名记录了经济类型及其发展情况。
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人民聚居之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集市贸易、商业作坊不断壮大。“浆洗街、锣锅巷、染房街、骡马市、草市街、东打铜街、南打金街”仿佛一幅幅描绘着成都工艺发展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展开。
2.地名记录了历史和有关传说。
“升仙湖、天仙桥路、二仙桥街、迎仙桥、送仙桥、望仙桥街、金仙桥路、神仙树公园、龙潭寺、文殊院、花牌坊”等地名的由来带有传说色彩。
3.地名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意识。
“陕西衔、燕鲁公所街、江南（会）馆、金玉街、江汉路、洛阳路、西安南路、西安中路”是外来移民对祖籍怀念之情的表达。
三、成都地名的语言类型
1.语音特点。
成都话是四川官话的代表，具有其独特的特点。通过对成都地名的语音研究，我们可以得出成都话声韵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声母特点
成都话的声母（包括零声母）共计20个：p、ph、m、f、t、th、n、ts、?h、s、?、?、?h、?、?、k、kh、?、x、?。
同普通话比较，成都话声母有下列特点：
1）成都话无卷舌音声母t?、t?h、?、?，普通话念卷舌音声母的字，成都话分别归入龈音声母?、?h、s、z。例如，“石室巷”中的“石室“普通话为[?? ??]，成都话读作[s? s?]；“正通顺街”中的“正”和“顺”普通话为[t???]、[?un]，成都话读作[???]、[sun]等。
2）成都话n、i不分，古泥母三四等字读? ，其余泥来母读n。如：“万年场”的“年”成都话读作[?ian]；“双林路”的“林”成都话读作[nin]等。
3）成都话有?声母。普通话除? r外的开口呼零声母音节，成都话都加? 。如“西安南路”中的“安”成都话读作[?an]。
4）成都话古晓组字u韵前读为f，如“升仙湖”的“湖”成都话读作[fu]，“互助路”的“互”成都话读作[fu]等。
（2）韵母特点
成都话的韵母共计36个：?、? r、i、u、y 、a、ia、ua、o、yo、e、ie、ue、ye、ai、iai、uai、ei、uei、au、iau、? u、i?u、an、ian、uan、yan、?n、in、u?n、yn、a?、ia?、ua?、o?、yo?。
同普通话比较，成都韵母有以下特点：
1）二等见系开口字成都话读作洪音。如“东胜街、商业街、提督街”等的“街”成都话读作[kai]；“多子巷、桂花巷、宽窄巷子”等的“巷”成都话读作[xa?]；“解放路”的“解”读作[kai]等。
2）臻摄一三等端泥精组合口字失去-u-介音。如“九如村、竹林村”的“村”成都话读作[?h?n]；“孙家湾、孙家院子、孙家碑”的“孙”成都话读作[s?n]等。
3）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开口帮端见系读ie。如“七道堰”中的“七”成都话读作[?hie]；“航天立交桥”中的“立”成都话读作[lie]；“力宝大厦”中的“力”成都话读作[lie]等。
（3）声调特点
成都话和北京话一样，都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入声归为阳平调。在今天成都话的3929个常用字（据《方言调查字表》的收字）中，来自古入声的540字，其中今读阳平的达500字，占93%。
2.词汇特点。
地名一般有通名和专名构成，就现代汉语的标淮地名来说，有“专名定位、通名定类”的说法。通名是是指普遍存在的有明显共性的地理实体，如江、乡、街、城；专名是区别共性地理实体的特定名称。
成都市地名有以下几种组合形式：
（1）传说/历史事件（+专名）+通名
浣花溪、濯锦江、龙潭寺、猛追湾、养兵
、洗面桥、金仙桥、送仙桥、神仙树、五丁桥等。
（2）政府机构/驻地（+专名）+通名
督院街、提督街、藩署街、藩库街、布后街、厅署街、都司街、盐道街、学道街、南府街、总府路等。
（3）姓氏/人名（+专名）+通名
张家巷、赵家村、沈家院子、焦家坟坝、花牌坊、苏坡桥、子龙塘、武侯祠、张仪楼、子云亭、方正街、君平街、将军衙门等。
（4）物产名称（+专名）+通名
红牌楼、骡马市、金牛坝、华西坝、槽营坝等。
（5）身份名（+专名）+通名
喇嘛寺、坛神庙、状元街等。
（6）意愿+通名
通惠门、九如村、华美村、万福桥等。
（7）建筑名+通名
文殊院街、马王庙街、张爷庙街、玉皇观街、小关庙街、皇城坝、营门口、宋公桥街、祠堂街等。
（8）数量词+通名
五块石、一心桥、二仙桥、三圣街、四马桥、五块石、七道堰、九里堤、万里桥。
【摘 要】茶馆，在巴蜀地区，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生活。川人饮茶之风，闻名遐迩，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四川茶馆具有多功能性，集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为一体，大有为社会“拾遗补缺”的作用。不论是风景名胜之地，还是闹市街巷之中，到处可看到富有地方色彩的民间茶馆。这些茶馆收费低廉，服务周到，顾客往往只需点一杯香茗茶，一碟小吃，便可坐上半日。在与亲友纵论畅谈之中，巴蜀大地的茶文化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成都；茶；茶馆文化
茶馆，在巴蜀地区，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生活。
巴蜀地区是全国最古老的产茶胜地之一。川人饮茶之风，闻名遐迩，可以说“四川茶馆甲天下”。自古以来，川人便保留了喜好饮茶的习惯。四川茶馆奇多，以成都为最。泡茶馆，历来是成都人最典型的休闲生活方式之一，代表了成都人与生俱来的从容气度和浸入骨子里的悠闲。茶馆也有大有小，大到上千个座位，小到仅三、五张桌。四川茶馆讲究以待客态度、铺面格调、茶具、茶汤，操作技艺配套服务。正宗川茶馆里边应是紫铜茶壶、锡茶托、景瓷盖碗、圆沱茶、好么师（茶博士），样样皆精。成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源远流长，种茶、采茶、制茶、泡茶、饮茶、茶器、茶礼、茶规、茶法、茶技、茶心……茶文化种种，这些早已融入到生活的点滴之中。研究成都茶馆文化，有助于更加完整的了解巴蜀地区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特色。
早在明国时期，仅在全成都市就有茶馆400多家，这在当时的各大城市中堪称全国之最。现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馆儿不下千家，数量之多，当数全国第一，故民间对成都也有“头上阴天多，眼前茶馆多”的说法。成都有如此多的茶馆儿当然跟成都人闲暇的生活分不开，重要的原因则是跟成都的气候条件有关。成都平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终年温暖湿润，潮湿的气候便成就了成都人吃辣椒除湿的习惯，辣椒吃多了会上火，而喝茶正好可以起到清热的作用。再者，老成都的井水含碱量高、味苦，而由于运送成本和当时运送条件等诸多限制使得城外好水质的河水没法运进城内，而茶馆也就因此应运而生了。
四川，山水秀丽，物产丰富，但四周环山，中间是一块盆地。在秦汉时期，长江下游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四川与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接近，又是秦汉时期重要的经济区，故古代文化相当厚重。而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帮助刘备入川建立蜀国，对开发巴蜀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并给川民留下了关心国事的好传统。但四川由于地理原因造成的天然闭塞，川民想了解全国形势实在不易，这样一来使得近代的茶馆体现出了“传播信息”的作用。川人进茶馆，不仅是为了饮茶，而首先是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把自己得到的新闻告诉别人，又从他人那里获得更多的新闻与信息。川茶馆的首要功能便是“摆龙门阵”。所谓“龙门阵”，也就是我们说的聊天，拉家常。不过，四川龙门阵，那是摆起来可以几天几夜也摆不完，像一条长龙一样，可以从头说到尾，又从尾说到头，可以从三皇五帝一直聊到油盐酱醋，随心所欲地把茶言欢。这和北京人“侃大山”差不多，但又有其独特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历来是京都所选，全国的政治中心，因而倒不似成都这般离乡土文化更近些，所以，同样的休闲，相比之下，成都则更具有田园色彩。而同属休闲城市的杭州，与成都很多地方都有相似之处，但婉约的江南文化使其则更近文人风格。除“摆龙门阵”之外，大多数成都人除了爱喝茶，爱看报也是出了名。而看报纸最集中的地方也莫过于茶馆了。看报纸是一个收集和接受信息的过程，而看报纸的另一个功能也是为了互相见面是增加自己的谈资。特别是在茶馆里，大家你来我往的摆龙门阵，除了谈家长里短外，还可以就着报纸谈刚看到的消息，互相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是牢骚。因此，茶馆不仅是一个打发休闲时光的去处，也是一个发泄的好地方，人们把心中的一些琐碎统统地倾尽于此，也把一些不愉快在这里浸泡，在渐渐淡掉的茶水中，心情却渐渐地舒畅起来。而当乡民们有了纠纷的时候，逢“场”时可以到茶馆里去“讲理”，由当地有势力的保长、乡外或袍哥大爷来“断案”。旧社会的茶馆还兼有调解社会纠纷的职能。而当亲朋邻里之间若出现了纠纷，双方约定到某茶馆“评理”。凡上茶馆调解纠纷者，由双方当事人出面，请当地头面人物调解，双方参加辩论的对手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由调解人仲裁。所谓“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如果双方各有不是，则各付一半茶钱；如是一方理亏，则要认输赔礼，包付茶钱。至于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但它却说明，川人看待茶馆，起码是有一些“公平”、“廉洁”内容，四川茶馆的“政治”、“社会”功能似乎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
不少茶馆还是文人活动场所。有些四川作家写作专到茶馆里，“闹中取静”没有茶馆便没有灵感。台湾女作家琼瑶笔下的《几度夕阳红》中的重庆沙坪坝茶馆，便是文化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在那里，学生们可以吟诗、作画、谈心，成立什么“南北社”，比一般茶馆多了些风雅气氛。四川不仅大中城市茶馆多，小的镇邑也总有茶馆。甚至乡间场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逢“赶场“天，茶桌子一直摆到街沿上。在那里，你可以观赏到川剧、四川清音、说唱，还有木偶戏等。这是民间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
既然是在茶馆喝茶，那么就一定会有茶艺表演的了。中国茶艺博大精深，比如闽南地区的功夫茶，白族的三道茶等。四川茶艺主要还是体现在掺茶技巧上。茶幺师（茶博士）的斟茶技巧，是四川茶楼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水柱临空而降，泻入茶碗，翻腾有声；因为俗话说：“酒满敬人，茶满欺人”，须臾之间，嘎然而止，茶水是不能恰与碗口平齐的，碗外也无一滴水珠。这既是一门绝技，又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旧时去茶馆喝茶常能见到茶倌的这种表演，各种掺茶的姿势还有各种好听的名字，“苏秦背剑”，“双龙戏珠”，“鱼跃龙门”，“武松打虎”……花样繁多，似一招招武功绝活，不禁惹得看倌拍手连连叫好不绝。而在幺师掺茶完毕后，茶客应该在桌上用手指点叩两下，以表示谢意。老茶馆里一般都是用盖碗茶具，就算不是用盖碗的，那么假如茶客有事临时要走，但办完事后还会回来喝茶的话，都要在走时将碗盖或杯盖翻起放在椅子上，以示不要收茶，此等规矩至今也仍然如此。若是集体饮茶，你便会看到一场如“杂技小品”一般的冲茶表演。茶博士顿时托一大堆茶碗来陈列桌上，茶碗都是有盖的。这时，茶师傅左手揭盖，右手提壶，一手翻，一手冲，左右配合，纹丝不乱，而速度又快得惊人，甚至数十只杯，转眼间翻盖冲水即毕，桌上可以滴水不漏。这种行茶方法，既体现了我国茶文化中“精华均匀”的传统，又表现出一种优美韵律和高超的技艺。川东人和川南人爱饮沱茶，这是一种紧压茶，味浓烈，清香久，且对持久品饮以伴长谈最相宜。沱茶经泡，一盅茶可以喝半天，有的人清晨喝到中午，临走还吩咐：“么师，把茶碗给我搁好，吃罢饭晌午我还来。”
以前，除了那些民间艺人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行当也要靠茶馆维系。如掏耳朵的手艺人就是其中一类，别看这似一种简单的活儿，他们手里一般有好几样工具，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作用，而所有这些工具只是为了一个服务对象──耳朵，要做到把该掏的掏掉，不能出血，更不能让客人感到丝毫的不舒服，这就不是一门简单的手艺了。而更有绝者，不仅掏耳朵，还会洗眼睛的绝技，这洗眼睛现在可能不是很多人清楚，其事就是用一种特制的小刀，将眼睛表面的东西刮掉，这是一种难见的技术，眼睛经这么洗过后，会感到很舒服，看东西也要清楚些。四川人爱喝茶却对茶本身不是十分的讲究，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那闲翁之意自是多半也不在茶了。
由此可见四川茶馆具有多功能性，集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为一体，大有为社会“拾遗补缺”的作用。虽然少了些德雅，但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却得到充分体现，这是四川茶馆文化最大的特点。
四川的茶馆从古至今一直都极为兴盛。不论是风景名胜之地，还是闹市街巷之中，到处可看到富有地方色彩的民间茶馆。这些茶馆收费低廉，服务周到，顾客往往只需点一杯香茗茶，一碟小吃，便可坐上半日。在与亲友纵论畅谈之中，巴蜀大地的茶文化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曾有外省的朋友来到成都，甚惑不解地问：“怎么成都人能如此休闲，他们都没有事可做吗？”甚至认为“出川的川人吃苦耐劳，在川的川人悠闲自在”。其实哪里是成都而已，可以说整个四川都是如此景象，这里的人不是成天没事，应该说是很懂得生活，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忙忙碌碌的，只不过是在忙里知道如何偷得半日之闲，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来放松自己。“少不入川”便是怕川人闲情逸致的慢节奏生活让你的远大抱负消亡殆尽；“老不出蜀”则是指在人近黄昏时享受这里独有的舒适安逸的晚年生活。川人是很勤劳的，不管是做体力劳动的民工还是做脑力劳动的人才，他们遍布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并且都作出了一定成绩，享誉神州大地。所以，不能说留在四川的生活方式是种懒惰，其实，是一种休闲式的生活，这特别有助于平衡我们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格调，让我们的身心都能在快节奏生活之余得到极大的缓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