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3 18:13:17
关键词：《孙子兵法》；精英；战略思维；操作层面；态势
美国著名评论家松得尔恩称孙子为“战略之祖”。英国的布劳说：“《孙子兵法》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世界史中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但是书里面所载的许多学理，确是非常适于现代的应用。”英国的学者托马斯·菲力浦强调：“《孙子兵法》是研究战略者必读的基础理论。”[1]孙子汲取了先贤智慧，创立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战略原理。时至今日，从中发掘《孙子兵法》特有的战略内涵，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从战略思维的视角去探讨《孙子兵法》蕴涵的精英战略思维。
一、孙子关注精英角色
孙子在战争中关注的角色，既有个体，也有群体。角色多元，层次鲜明。孙子提到的主要角色有：上（国君），将，士卒，宾客，善用兵者，百姓，智将，杀敌者，先得者，知兵之将，善守者，善攻者，胜兵，败兵，劲者，疲者，乡导，勇者，怯者，锐卒，饵兵，归师，围师，穷寇，五间，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等等。但就整体而言，孙子却格外关注精英角色。孙子主要关注四种精英，即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外交精英、情报界精英。孙子关注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及其表现。
孙武论兵，重视政治精英——国家元首。孙子在探索敌我双方的实情及其战争胜负的情势时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2]（《计篇》）。国家元首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很大程度可以掌握胜败的决定权，“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军形篇》）。国家元首拥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的权力，因此，国家元首既可以“安国全军”（《火攻篇》），也可以“怒而兴师”（《火攻篇》），甚至有可能把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缘。国家元首有参与军事决策与指挥的权力，如孙子所说的“庙算”（《计篇》），以及孙子的“主曰无战”和“主曰必战”（《地形篇》）这样的说法。而国家元首有时过分干预军队的管理与指挥，“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谋攻篇》）。这样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诚如，孙子所讲的“乱军引胜”（《谋攻篇》）。国家元首与战争中将帅之间的关系也对军事行动有着重要性的影响，正如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
孙武论兵，重视军事精英——将帅。孙子在“五事”中提到了“将”，把将帅列入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之一，又在“七计”中强调“将孰有能”（《计篇》），孙子认为将帅是国家元首的重要辅佐，直接影响国家的实力地位，“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战场上将帅是直接的指挥者，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诚如孙子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优秀的将帅是国家利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将帅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将帅负有“料敌制胜”（《地形篇》）的责任，将帅要做到“战道必胜”。（《地形篇》）将帅拥有进行决战的权力，但是“不可愠而致战”（《火攻篇》）。
孙武论兵，重视外交精英——外交家。孙子在绝大多数场合，没有直接提及外交家。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孙子反复强调外交在战争领域的使用和它所发挥的作用。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谋攻篇》）；“不知诸侯之谋，不能预交”（《九地篇》）；“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九变篇》）；“衢地合交”；“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政举之日，夷关拆符，无通其使”（《九地篇》）。从侧面证明：孙子重视外交，自然不轻视外交家。另外，孙子从经济支出的角度说明外交家的重要性，他把“宾客之用”（《作战篇》）列入军事开支中的重要一项。
孙武论兵，重视情报界精英——间谍。在孙子看来，军队是对已经十分脆弱的敌人进行最后一击的工具。在开战之前，应该使用间谍分化敌人并进行一系列的暗中破坏活动。间谍的任务包括散布流言以及误导敌人的情报、收买和策反敌人的军官、制造并恶化其内部的分歧以及培养第五纵队。[3]孙子认为贤明的君主、将领，如能使用智慧超群的人为间谍，必能成大功。“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用间篇》）。
二、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操作性策略
战争是敌我各种因素的较量。物质因素固然不可缺少，但人的因素尤为关键。在国家政治、军事、外交、谍报活动等领域，并不是每个人都在起相同的作用。由于每个人的禀赋、素质、能力、地位、影响力的差异，他们对国家政策和战争的影响就自然各不相同，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孙子兵法》当中，孙子的“攻人”理论独具一格，与众不同。孙子“攻人”有数量和质量的区分，但孙子更注重质量。孙子尤其注重攻击敌国的军事精英和政治精英。军事精英主要是指军队的将帅，政治精英主要是指国家元首。从操作层面上进行分析，《孙子兵法》蕴涵的精英战略思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主体是有九个可操作性的策略构成：
（一）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
孙子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的策略是：“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在《孙子兵法》的注解中，王晳曰：“强示弱，勇示怯，治示乱，实示虚，智示愚，众示寡，进示退，速示迟，取示舍，彼示此。”通过各种虚假信息的输入，导致敌国、敌对集团的精英决策者在决策上出现失误。《战国策》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的思想。郑武公打算进攻胡人，他把女儿嫁给胡人君主做妻子，把主张进攻胡人的关其思杀掉。胡人君主以为亲近，不加防备。郑国突然袭击，把胡国给灭掉了。
（二）拉拢、控制敌之精英
孙子拉拢、控制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利而诱之”（《计篇》）。梅尧臣注解其说：“彼贪利，则以货诱之。”这不仅对于敌国重要人物适用，而且对于敌国重要的情报人员也适用。敌之高官贪图利益，就以利相诱。另外，孙子主张对敌之间谍“导而舍之”（《用间篇》）。就是通过优待，收买敌之间谍，热情款待，引诱开导，为己所用。通过各种手段操控他国政治精英、军事精英、情报界精英，为己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战国策》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拉拢、控制敌之精英的思想。秦国暗地用许多财宝去贿赂赵王的宠臣郭开，让郭开在赵王面前攻击李牧。赵王怀疑李牧，自毁“长城”，把李牧杀害，废黜了司马尚。王翦加紧进攻赵国，大破赵军，俘虏了赵国将帅，灭掉了赵国。
（三）腐蚀敌之精英
孙子腐蚀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乱而取之”（《计篇》）。杜牧注解说：“敌有昏乱，可以乘而取之。”因而，可以通过精神宣传使敌国精英的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然后可以实施攻击。对于精英当中信念不坚定者，使用各种形式的手段，使之迷惘堕落。《吴越春秋》可以佐证《孙子兵法》腐蚀敌之精英的策略。范蠡针对夫差好色的个性，对吴王夫差实施了“美人计”。伍子胥劝诫不听,夫差一怒之下，自坏“长城”，杀害伍子胥。后来，逐渐强大的越国，借机灭掉了吴国。
（四）疲扰敌之精英
孙子疲扰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佚而劳之”（《计篇》）。梅尧臣注解说：“以我之佚，待彼之劳。”如果敌之精英状态良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他们疲惫不堪。使敌国精英消耗大量精力，无力关心国是，无心献身于他所钟爱的事业。冯梦龙的《智囊》可以佐证《孙子兵法》疲扰敌之精英的策略。南唐广陵人徐铉闻名于北宋朝廷。有一次恰好江南派徐铉来纳贡，照例要由朝廷派官员去作押运使。宦官将名单送给宋太祖，太祖御笔一挥，随便点了一个人的名字去做使臣，一上船，徐铉就滔滔不绝，词锋如云，周围的人都为他的能言善辩而惊讶。那位侍者当然无言以对，只是一个劲点头称是。徐铉不了解他的深浅，愈是喋喋不休，竭力与他交谈。一连几天，那人却不与徐铉论辩，徐铉说得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再也不吭声了。宋太祖以愚困智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疲扰敌之精英的方法。
（五）离间敌之精英
孙子离间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亲而离之”（《计篇》）。李荃注解说：“破其行约，间其君臣，而后攻也。”君主和臣子都属于精英集团。孙子主张，若敌之精英层团结一致，就要设法离间，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从内部给敌人形成巨大的杀伤力。《三国志》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离间敌之精英的策略。三国时，袁尚、袁熙被曹操打败，带领数千人马逃往辽东，投奔公孙康。曹操没有立刻乘胜远征公孙康。没过多久，公孙康就带着袁氏兄弟的头来见。众将向曹操请教其中的奥妙。曹操说：公孙康向来怕袁尚、袁熙兄弟吞并他，今二袁上门投奔，他必猜疑。如果用兵急攻，他们必然会合力抗拒，我们放松一下，他们就会自相火并。
（六）争夺敌之精英
争夺敌国的精英，为我所用，是历史发展进程当中一个不变的音符。孙子争夺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先夺其所爱，则听矣”（《九地篇》）。杜牧注解说：“凡是敌人所爱惜倚恃以为军者，则先夺之矣”。实际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以敌制敌”的策略。《史记》的记载可以佐证争夺敌之精英的策略。公元前7世纪，秦国西面的少数民族戎族逐渐强盛，戎之国君派使者由余到秦国。由余的政治远见令秦穆公大为折服。秦穆公依内史廖之计而行，向戎王馈赠了16位美丽的歌姬，并且故意拖延由余的归期。戎王收下礼物，连日纵酒，沉溺于歌舞。由余从秦国归来，劝谏戎王，戎王充耳不闻。由余一气之下投奔秦国。秦穆公待如上宾，封他上卿，借机了解戎国的兵力和地形，举兵伐戎，拓地千里。
（七）妖魔化敌之精英
孙子妖魔化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廉洁，可侮也”（《九变篇》）。张预注解说：“清廉爱民之士，可垢辱以挠之，必可致也。”玷污敌国的精英领军人物和领导者精英。妖魔化他们，使之失去权威性，淡化他们对各方面的决策和政治影响力。《史记》可以佐证《孙子兵法》妖魔化敌国精英的策略。汉高祖刘邦接受董公建议：“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刘邦为死去的义帝发了讣告，全军将士都穿着白色丧服，并且公告各路诸侯：“我将率领关中全部兵力，收复三河国土，向南打到汉江以下。我愿意跟随着各诸侯王，打败楚国那个弑义帝的人。”实质上是典型的妖魔化项羽的策略。
（八）破坏敌之精英心理
通过破坏敌国或敌对集团精英的心理来夺取战争的良好态势。孙子破坏敌之精英心理的思想是“将军可夺心”（《军争篇》）。张预注：“心者，将之所主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说，“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4]《后汉书》中的史实可佐证《孙子兵法》破坏敌之精英心理的策略。刘秀派遣寇恂招降隗嚣部将高峻，高峻派遣他的军师皇甫文前来拜见，言辞强硬，傲慢无礼。寇恂一怒之下，不听别人劝说，杀了皇甫文。高峻惶恐万分，当天就打开城门投降。寇恂手下的部将问他：“为什么能够杀了高峻的使节，却能使他献城投降？”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之人，也是他最得力的谋士。今天来，他的口气一直强硬，必然不会投降。让他回去，就中了他的计。杀了他，就使高峻心胆俱寒，所以他才投降。”
（九）敌之精英逆我者亡
孙子在《用间篇》中体现了“敌之精英逆我者亡”的策略。孙子说：“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用间篇》）。张预注解说：“守将，守官任职之将也。”正所谓“英雄不死，刺客不止。”孙子主张，不排除使用一些恐怖手段，刺杀敌方一些关键人物，这样做是为扫除战争道路上的障碍。[5]《史记》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敌之精英逆我者亡”的策略。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曾经采纳李斯的建议，“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6]借助史实，可以佐证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的价值，可以证明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曾对政治、军事格局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意识地针对敌国或敌对集团的精英，有计划、有组织地、有目的实施跨国式或跨集团式的误导、拉拢控制、腐蚀、疲扰、离间、妖魔化、逆我者亡、争夺、以及破坏精英的心理等操控策略，可以创造一种优良的战略态势。“夫料敌者，料将不料兵”[7]，就是一种古典式的精英战略思维。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的现实斗争中，客观上依然存在着一种精英战略思维。它对于当今时代的斗争格局，依然有着现实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少俊：《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2]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页。中文所引《孙子兵法》中的材料，均出自《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在文中仅注篇名。
[3][美]塞缪尔·B·格里菲思：《孙子兵法：美国人的解读·前言》，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4][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5]阎盛国：《论孙子兵法致胜战术思维的多元性》，《船山学刊》2007年第4期。
“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古代军事著作，西方军事家誉之为“百世谈兵之祖”。据史书记载，它是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为春秋末期齐国人，约与孔子同时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录了孙子同伍子胥辅助吴王经国治军，对于吴国的崛起，“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起过重要作用。《孙子兵法》对我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曹操称赞《孙子》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则有“观诸兵书，无出孙武”的感言。《论持久战》中说，“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我国虽然是孙子的故乡，对孙子军事学的研究也甚有成效，在军事学以外，如联系商业贸易也发表过个别有价值的著作，但从总体上看，比日本和西方还差了一截，尤其是很少有著作把《孙子兵法》的实用价值提到战略的思想高度。”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张文儒教授在新著《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里颇为中肯的“实话实说”，值得我们深思。
日本民族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唐朝武则天时代，日本使者吉备真备在中国居住近20年后，把《孙子兵法》带回国内进行宣讲。此后，则成为日本学者和武将的“最爱”，初始甚至成为朝廷的秘藏；渐渐形成研读中国兵书之风。史载：日本战国时代的毛利元出身豪门，受益于《孙子兵法》，率兵打下了日本的半壁江山。另一位名将武田信玄也是因为熟读并善用《孙子兵法》，让其他战国武将而敬畏。至今，日本的政治家一般也都把《孙子兵法》作为必读书，讲话中多引用几句《孙子兵法》中的话。这与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套用《论语》中名言警句的做法，“形似而神不是”――前者求“智”，务实；后者讲“仁”，玩“虚”；结果自然不同。时下，广为传诵日本商家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的故事。松下电器鼻祖松下幸之助先生说，“《孙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凡是自己的部下必须读《孙子兵法》。”想起松下从1918年的100日元起步，发展到今天地跨五大洲、拥有130多家企业的“松下王国”，令《孙子兵法》的故乡人感到惭愧。另一位日本麦肯齐公司“掌门人”大前研一，把《孙子兵法》视为“最高经营教科书”。更有一位日本学者山孚先生概言之，“日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两个支柱：一个是美国的现代管理制度；另一个则是《孙子兵法》的战略和策略。”事实表明，日本民族研究《孙子兵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孙子的故乡中国人。
美国人用《孙子兵法》打造“战略家的头脑”。著名的鲍威尔将军在任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他的家中就收藏了好几个版本的《孙子兵法》。美国士兵几乎都读过《孙子兵法》；西点军校将《孙子兵法》列为教学参考书，国防部在军官中举办过上千次《孙子兵法》讲座。《孙子兵法》是高级军校学生的必读书，凡教授战略学、军事学课程的高等学校，都将《孙子兵法》作为必读教材和必修课。美国国防大学还将《孙子兵法》排在被列宁称为“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作家”克劳塞维茨所著的《战争论》一书之前。前几年，曾经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一位看不见的中国人指挥美国人取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这是因为在海湾战争中，《孙子兵法》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人手一册；就连老布什的办公桌上也放着一本《孙子兵法》。当回忆起是年的海湾战争时，美军总指挥弗兰克斯将军感言：孙武，这位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的幽灵似乎徘徊在伊拉克沙漠上向前推进的每架战争机器的旁边。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位美国电视制作人福克斯对新华社记者说：学习《孙子兵法》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避免战争，可惜许多美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可见，这位美国人，不仅读懂了《孙子兵法》，而且还掌握了精髓。
在和平年代，美国人更善于把《孙子兵法》用于商业领域。“商业战争与军事战争有极多的相似之处，经理们可以从一些战争原则中学到很多有关如何成功管理和经营企业的知识。”这是一位曾任过美国陆军部官员、后成为两家公司总裁的皮科克谈的感悟。20多年前，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创下年销售额840亿美元的“世界第一”。董事会主席史密斯在回忆这一辉煌时说，成功的秘诀是“从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战略家写的《孙子兵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从而使之获得了一个“战略家的头脑”。书店里畅销的《12经营原则》，一时洛阳纸贵。这部书的作者麦克尔森，就是世界著名的市场营销专家，他长期研究《孙子兵法》，进行概括和提炼，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营销制胜体系。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学者波拉克对《孙子兵法》的普遍性作了更为客观中肯的评价。他说：“孙子有和孔子一样的永恒的智慧，这种智慧属于全世界，没有那个国家能够垄断。”
……
《孙子兵法》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洋人”重视《孙子兵法》，作为军事院校的“必修课”也好，当成商战的“圣经”也罢，都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聪明之举。时下，国人中的学者、专家，研究问题“言必称希腊”，怠慢了祖宗，舍近求远，有些数典忘祖的意味。当今，在政府的鼓励下，“孔子学院”大有遍布全球之势，但愿“孔子”能大度些，不妨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孔子”和“孙子”，“都是同根生”，联袂倡“国学”，今朝更好看！
《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是商家的案头书
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文儒先生，基于对《孙子兵法》“墙里开花墙外香”现象的遗憾，潜心研究《孙子兵法》多年，终于推出力作《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颇受好评，窃以为可作为中国商家的“案头书”。
作者自云：“《孙子兵法》作为兵学圣典，之所以使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就在于它的许多认识与结论是超时空的；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是一种哲学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抽象思维、朴素的整体性思维和辩证思维，在这部军事专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由于孙子对瞬息万变的战场状况进行了高度抽象的概括，因此提出的谋略思想和思维技巧，不仅可以适用于军事活动领域，同样也适用于商品贸易和企业管理。《孙子兵法》中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它的哲学思维模式及巧妙的战略构想。”张文儒教授用哲学思维，精心提炼出《孙子兵法》中17种核心的“兵学智慧”，融会贯通300多年来经济发达国家成功企业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发展的新鲜实例，架构成《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的风骨和内涵。思维独特，实用性强，资料丰富，涵盖面广，通俗易懂，是一部难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管理学著作。如果说《孙子兵法》是一部“言简意赅、文约义丰、舍事言理”的“兵学圣典”，那么，《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则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思维方法解读《孙子兵法》要义的“商战宝典”。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书稿，对一般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或对中国古代兵学抑或对现代商贸有兴趣的读者，都具有可读性和亲和力。书的内容覆盖面广，信息丰富而准确，尤其是书中独特的论断与相关的古今中外的示例，既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又可提高读者的哲学思维和文化鉴赏能力。窃以为，倘若把这部《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放诸案头，不管忙闲，皆可随手翻翻，定然会产生“开卷有益”、“神定意笃”之效。
张文儒教授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力和文化底蕴，他认为，“如果说，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核心，那么，兵家学说便是以智为核心。”全书诠释了《孙子兵法》中“知、计、力、智、争、时、势、权、数、奇、险、策、心、法、道、信、节”等17种要义，并用成功的实例使之丰满鲜活起来，让读者融会贯通在脑海里。然后，又在“战争”和“商战”的比较中，告诉我们“还要排除一种误解，即有人认为所有《孙子兵法》的理论和原则都无例外地适合于商战，其实不是。”让读者掌握真谛，防止食古不化，杜绝纸上谈兵。
历史上有许多名著，如《史记》《论语》《孙子兵法》《孟子》。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对中国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史记》诞生于公元前1世纪中国西汉时候，它记载了从中国上古开始到西汉时期，长达300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全书记录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互谈论，多方面表现了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包括孔子的政治主张、教育原则、伦理观念、品德修养、文学理论等。故《论语》成为后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孙子兵法》又名《孙子》、《孙子兵书》、《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孙武兵书》等。是中国古代的兵书，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兵书，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一般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即前515至前512年，全书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事见司马迁《史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1974年6月7日，《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出土。
《孟子》为记述孟子思想的著作。此书的来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等人认为是孟子自著，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参与；赵歧、朱熹、焦循等人认为是孟子自著；韩愈、苏辙、晁公武等人认为是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追记，但目前学术界较采用司马迁等人的说法。完成于战国中后期。该书翔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注本主要有东汉人赵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朝人焦循的《孟子正义》等。
【英文摘要】the art of war by sunzi is not only a book concerning wars,but amasterpiece on shi.from the comments on shi,we can easily find out theinfluence which the book has ha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t aesthetics.shi is used by sunzi as natural condition,inner strength and war-situation,embodying the beauty of noumenon,reason and strength.from an aestheticperspective,the great value of shi is the transcendence over the traditional viewpoints,and the aesthetic transition form nature and human to thesociety including wars.due to the continuous explanation by many theoristsin later generations,shi finally becomes a typical aesthetic catalogue with profound significance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关键词】孙子兵法/势/本体美/理性美/力量美/the art of war by sunzi/shi/beauty ofnoumenon/beauty of reason/beauty of strength
提起《孙子兵法》，人们都知道它是一部研究军事谋略和作战技巧的古代兵书，具有 很高的地位、深刻的价值和广泛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把这部著作奉为“兵经”或“武经 ”，而把其著者孙武封为“兵圣”。事实上，从文本的价值阐释和实践品格来看，这些 评价绝非溢美之词。然而，《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影响绝非仅限于军事领域，在哲学美 学特别是艺术美学领域内，它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但目前很少有学者愿意涉足甚至根 本不屑提及，这确乎是一种已被长久“遮蔽”了的“存在”。《孙子兵法》对后世艺术 美学发展的审美向度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最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对“势”范畴的论述 上。
一、“势”在《孙子兵法》中的多重所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势”是一个被广泛应用的重要范畴之一。《孙子兵法》从军事 学的角度，较早提出且颇为系统地论述了“势”的各种类型及其特点。从《孙子兵法》 全书来看，直接提到“势”字的有15处之多，涉及《计篇》、《势篇》、《虚实篇》、 《地形篇》等篇章，其中《势篇》是论述“势”的专篇。尽管在其他篇幅中并未直接提 到“势”字，但都程度不同地和“势”相关联，讲的都是治军策略、用兵技巧、军事实 力、虚实关系、战场地形、攻守方式、间谍运用等对军势、战势直至战争结果所产生的 深刻影响。我们不妨说，“势”才是《孙子兵法》的核心范畴，《孙子兵法》其实就是 一部论“势”的兵书：作战前应善于判断形势、驾驭局势，作战中应巧妙地利用地势、 山势、水势、火势，善于造势、积势、任势、变势、化势，调动全军的气势，占据战势 的主动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最大可能地夺取战争的胜利。显然，《孙子兵法》并非 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用“势”，由此便形成了《孙子兵法》中“势”范畴的多重所指。
一指自然之形势，具体表现为战争中应巧妙地运用地势、山势、水势、火势等。这是 孙子论势的第一层次。《行军篇》提出了处于不同地形情况即“处山”、“处水”、“ 处泽”、“处陆”条件下不同的“处军”方法，得出了“好高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 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的驻军原则，强调了“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 、天隙”等地形的隐患，这些旨在说明作战时要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地形篇》从军 事地理学的角度，详细地考察了“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 和“远形”此“六地”的利弊，并探讨了应相应具备的战术原则，说的也是地势对战争 形势的巨大影响，孙子认为此乃“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九地篇》在开 篇便提出了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和死地等“九地”，论 述了战场地形地势对士兵心理、诸候态势和敌我形势的影响。《火攻篇》虽然表面看来 是在讲“以火佐攻”，实际上是说火攻同样可以对战争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可见，在孙 子那里，“自然之势”已成为影响战争结果的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
二指内在之气势，具体表现为为赢得战争的主动权而具备的全军的向心力、凝聚力和 战斗力。这是孙子论势的进一步深入。
如果说自然之形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外部因素的话，那么“人”才是战争中起决定作 用的内在因素。《孙子兵法》从内部因素即人的素质、人的心理等方面加以阐述，认为 从将帅到士兵必须打出气势、拿出信心，同时应消解和压制敌人的气势。
“用兵任势也。”(曹操语)孙子认为，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帅就必须善于激发全 军的气势。一方面将帅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即谋略 冷静而幽邃、管理公正而严明等)和运筹帷幄的指挥能力(奇正变化、避实击虚等)，给 全军做出表率，从而激发士气；另一方面又要靠深入敌军(“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 主人不克”)、重击敌军(“故杀敌者，怒也”)和激励奖赏(“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 其先得者”)等手段，做到“与众相得”(《行军篇》)。在他看来，“齐勇如一”(《九 地篇》)才是真正的为军之道；只有戮力同心，才能得战争之“势”，进而取得战争的 胜利，因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
全军内在气势的获得，既要靠“我军”士气之激发，又要靠对“敌军”士气的消解和 争夺。《军争篇》深刻指出：“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善用兵者，避其锐气 ，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作为将帅，必须善于“观势”，即所谓的“相敌”。孙子 在《行军篇》中列举了32种“相敌”方法，包括饥、渴、劳、虚、恐、扰、乱、倦、穷 、失、窘、困、不精、乏、怒，以及静、挑、安、来、隐、伏、覆、车来、徒来、薪来 、营军、敌卑、辞强、陈、谋、期、诱等。在孙子看来，“任势”必须“观势”，正所 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地形篇》)。
三指战争之局势，具体表现为由自然之形势和内在之气势而形成的对作战形势的控制 力与对敌人无形的打击力。这是孙子论势的核心和落脚点。
“势”在虚为“气”，在实则为“力”，体现为作战时的一种爆发力、冲击力。有的 学者指出：“‘势’就是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由于实行正确的作战指挥，从而在战场 上所表现出的实际作战能力。”[1](p54)孙子也提出：“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 。”(《势篇》)在孙子看来，“势”具有“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和“激水漂石”所形成 的“势能”，依靠此“势”，“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势篇》)。但这种“势能”究 竟缘何而来呢?除了前述的巧妙利用自然地势、调动全军内在气势以外，孙子还作了进 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势”贵在“变”，“战势不过奇正”，要善于在“奇正”之间 寻求不断变化，“以正合，以奇胜”，唯其如此方能“不可胜穷”。“势”贵在“造” ，造出声势，给敌军以假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 近”。“势”贵在“化”，《用间篇》讲的就是化势的问题，即通过用间和反间扭转战 争形势，化被动为主动，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效果。“势”贵在“度 ”，即审视实力、把握时机、巧妙安排。孙子在《地形篇》论述“远形”时提出“势均 ，难以挑战，战而不利”的观点，在论述“六败”时又提出“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 ”，也就是说在地势均等、平分兵力、实力相当的情况下作战就非常不利。“势”还贵 在“积”，经过长期而有准备的蓄积和贮存，就如同火山爆发、剑拔弩张般蕴藏着极大 的动力和能量，所以他说“势如弓广弩”，王皙则提出“势者，积势之变也”。总之， 作战应“求之于势”，“择人而任势”，方能形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般之“势”或 曰对敌打击力。
基于上述理解，很显然，孙子之“势”绝非简单的“形势”二字可以全部说清。它固 然最终指向战争的局势，因为《孙子兵法》原本就是谈论战争的，孙子就是想证明应通 过一切办法取胜战争，但同时还要看到，把握战争的局势、赢得战事的主动权，不可能 唾手可得，而应善于利用自然之势，巧妙地营造内在之势。只有做到内外结合，才能真 正得“势”，“因利而制权”(《计篇》)，否则只能落个“用之必败”、吾乃“去之” 的结局。孙子以其气派非凡的“论势”，给予当时的为政者和后世的军事作战以深刻的 启示。
二、《孙子兵法》中“势”范畴的美学意蕴
《孙子兵法》的军事学价值自不待言，但其美学价值却常常为学者们所淡漠和忽略。 从审美角度来审视《孙子兵法》，我们不难发现，其所反复论及的“势”范畴具有深刻 的美学意蕴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孙子兵法》之“势”首先具有显明的本体美。《孙子兵法》一书的核心是什么?可能 更多的学者都倾向于一个“计”字，认为全书都是讲谋略的，“先计而后战”理应成为 全书的核心。但笔者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孙子兵法》全书直接或间接论 “势”的篇章占据相当的比重，甚至可以说，全书13个篇章都与“势”有关，或造势， 或用势，或变势，或积势，或观势，论述的焦点或终极旨归直指对战争总体局势的驾驭 和把握。也就是说，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势”是一个更具本体意义的范畴。有的 学者甚至从“势”本身所蕴含的强劲锐利的力量进一步推论，“势”这个概念“既来自 于对生命形式的感悟，又概括着生命的基本特征”[2]。更有意味的是，《孙子兵法》 还将“势”与中国古典文化中另外两个经典范畴“道”、“气”联系到了一起。在孙子 看来，得“道”者方能得“势”，得“势”也就是寻得了作战之“道”。《计篇》有“ 存亡之道”、“五事”之“道”，《谋攻篇》有“知胜之道”，《九地篇》有“齐勇如 一，政之道也”，《火攻篇》有“安国全军之道”，说的都是“势”与“道”之间的相 互影响和渗透。此外，孙子还将“势”与“气”勾连在一起，认为得“势”就要长我之 士气、灭敌人之威风。孙子还在“自然之气”与“内在之势”之间找到了逻辑契合，认 为“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他还进一步指出，占据作战的有利态势就是要善于“ 治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其实，《九地篇》、《地形篇》等篇章对自然之势 的重视，不恰恰能够印证作战要善于得自然之“精气”吗?如此看来，孙子之“势”的 确非简单之“势”，而颇具本体性的美。
《孙子兵法》之“势”同样具有辩证的理性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非常发达，这可以 从《孙子兵法》、《易经》、《老子》等著作中清楚地感受到。但与古希腊哲人的思辨 美迥然不同的是，后者更多地体现为抽象、空洞、玄奥的逻辑推演，一种言语式的论辩 甚至是诡辩，一种神性、顶礼膜拜和遥不可及。从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为代表的一 批古希腊文论著作中便足可窥见一斑。相比之下，《孙子兵法》所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 更具世俗性而少了些神秘性、更具理性而少了些非理性。正如《用间篇》所言：“先知 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或许是出 于对战争特有性质的深刻认知，尽管孙子生活在神秘主义依旧盛行、科学思维还很不发 达的时代，但他却能够在论“势”时体现出高度的理智与惊人的警省。他论敌我、虚实 、奇正、强弱、勇怯、众寡、动静、进退、治乱、攻守、胜败等，总能给人以纵横捭阖 、滴水不漏之感。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战争经验的厚重积累与长期积淀，如果没有对 战争的入微洞察与深刻领悟，恐怕难能以这般气势写出如此之“势”。应该说，孙子之 “势”更自然实在，更具亲和力，更能体现出一种旷达的理性美。李泽厚先生在论及《 孙子兵法》时深刻指出，该书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表现在兵家思想中的理性态度，即“一 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 替代或影响理知的判断和谋划”[3](p83)。这一点恐怕也正是孙子论“势”的独特高明 之处。
《孙子兵法》之“势”还具有流动的力量美。孙子之“势”是一个流动的范畴，具有 不确定性和可转化性。对此，孙子多有论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 穷也”；“勇怯，势也”；“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正因为如此，“势”可以造、可以化、可以积、可以变，因而在变化中呈现着“美” ，体现着“用兵如神”，并最终指向战争的胜利。这分明是孙子所着意描画的运筹帷幄 、指挥自如、势在必得的审美境界，鲜明地展现了孙子的战争美学和军事美学观。此外 ，“势”原本就是一个与“力”有关的范畴。《说文解字》对“势”的解释便是“盛力 权”，显然与“力”有关。其实，在孙子看来，无论是“自然之势”还是“内在之势” 抑或是“战争态势”，都内含着一种无形的“力”。“自然之势”总是蕴藏着天然的势 能，并能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战争的有利态势；“内在之势”可以摧枯拉朽，以弱胜 强，制敌于死命；而依靠巧妙地运用自然之势和内在之势，就可以占据和把握有利的“ 战争态势”，进而形成强大的爆发力和对敌人致命的打击力。综合运用这几种势能和力 量，战争的结局便可胜券在握。无疑，这是一种强悍的美、力量的美、颇具冲击性的美 。
三、《孙子兵法》“势”论在美学史中的地位
在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势”起初被广泛地应用于哲学、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 ，但“势”范畴最为成熟也最具影响力，却是在它被移植、拓展到艺术美学领域以后的 事情。《孙子兵法》在“势”范畴的发展历程中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作用。
首先应引起关注的便是《孙子兵法》对传统“势”论的多元化突破。有的研究者指出 ：“孙子之势已经生发成熟。其系统所涉及的领域是从自然界现象到人类社会，从具体 到抽象、从形而上的最高境界到形而下的具体度、量、数等，显然是一个完整而庞大的 体系。”[4]从前文论述来看，《孙子兵法》的“势”论已不仅涉及地势、山势、水势 、火势等“自然之势”，更把视角拓展到人本身，关注战争主体的“内在之势”，并把 它应用到社会实践领域即战争实践中。俨然，孙子是在“自然—人—社会(战争)”的逻 辑构架中展开其“势”论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审视，孙子还把“势”范畴进一步由“ 实”(自然之势)变“虚”(内在之势)再变“实”(战争之势)，从而给予“势”的虚实特 性以较为完整的揭示。
不容置疑，任何范畴都是过程性的，都要历经不断的发展才日臻定型、走向成熟。如 果用今天的眼光回视“势”范畴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势”范畴的鼎盛期出 现在艺术美学领域，但“‘势’这一范畴的发展，首先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中，然后是书 论、文论、画论”[4]。也就是说，“势”范畴的发展、成熟和壮大，与此前的《孙子 兵法》等著作的重视、阐发有着紧密的关联。我们不难看到，孙子之“势”对后世“势 ”论的拓展与深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得到直接体现和印证：一是后世论 “势”的范围已由孙子的“自然—人—战争”进一步转入艺术实践领域，从而大大拓展 了“势”范畴发展和艺术发展的新空间，凸显了“自然之势”向“人文之势”的转变。 顾恺之的一席话足以佐证：“《孙武》……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 也。”[5]二是顺着《孙子兵法》的“势”论，后代的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围绕“势” 范畴进行理论抉发、体系建构和意蕴拓展。卫恒的《四体书势》、刘勰的《文心雕龙》 、顾恺之的《画论》等，都对“势”范畴的完善与成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随着“ 势”在书论、画论和文论中的广泛应用，“势”逐渐成为与“意”、“气”、“神”、 “韵”、“味”等同等重要的、具有深刻审美蕴含和华夏民族特色的经典美学范畴。我 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孙子兵法》使“势”范畴进一步走向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 ，《孙子兵法》不仅孕育了大智慧，也推进了“势”范畴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魏黎波，王新华.孙子兵法今读[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
[2]杜绣琳.论《四体书势》中势的生命意蕴[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
[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陈正俊.“势”论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经典著作，又是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它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孙武在其书中揭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不仅深受战国以来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和推崇，对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内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至今仍有其不可抹煞的科学价值。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关于《孙子兵法》读书笔记，请您阅读。
《孙子兵法》读书笔记1最近我阅读了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真是受益匪浅。它成书于春秋末期，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它主要论述的是战略方面的理论，比较抽象，但哲理性强，可借鉴的范围很广。孙子兵法的作用远远不再局限于一本军事著作的范畴，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到战争规律、哲理、谋略、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和集大成者，在世界广为传播。
在当代，一些相关企业要求员工的入门基础就是熟读《孙子兵法》，因为它的作用及地位在管理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孙子兵法》的《谋攻》当中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形》、《势》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两种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势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虚实》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最后以多胜少。《军争》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九变》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行军》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地形》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火攻》讲的是以火助攻。《用间》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书中的语言叙述简洁，内容也很有哲理性。在古代，很多将领用兵都受到了该书的影响。处于当代的我们更应该像古人学习!
有人说，读《孙子兵法》的启示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不要有一颗仁慈的心。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与古代是不一样的，虽然也需要竞争，但它们竞争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至少现在不用我们上战场与敌人厮杀，只是与对方动脑子竞争，专业的话就是心理战。
在《孙子兵法》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技术，更多的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的最好技巧。
《孙子兵法》读书笔记2在现代的商业范畴里，“商战如兵”。如“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这里提到了“奇正”。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多我退。正所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孙子兵法》的魅力在于他是中华5000文明的结晶，他蕴涵了普遍的、朴素的、辨证的真理。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其视为万古不易的真理，也不能把他捧上高高的神坛。但是，我们现在又必须把他捧上神坛，这不仅是因为数千年来《孙子兵法》和孙子在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百战百胜、决战决胜的钢铁统帅的代名词及其圣经，更重要的是，其文笔简约，正因为简约，可以引申出无限的联想和解释，言简意赅，内涵深厚，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就像其道理尚存，“法无万古不便之法。”古时的圣经，现在很多以丧失其曾存的魅力，如“唯女子与小人者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如“男女授受不亲，嫂溺，叔援以手，权也。”如“蛮夷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也。”《四书》《五经》“六艺”，多以不用，就正如列宁所说：“历史是客观事物的排列，逻辑是主观对历史的排列。”，或如郭沫若所提出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旧瓶装新酒，使古老的东西披上新的外衣，外延其适用，内涵其道理;“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使新的理论有古老的外壳，让其与中华文明完美的结合。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现代，与古老，完美的结合，这也就是其真谛之所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个道理。用古文阐释现代，用现代充实古文。《孙子兵法》有其长久适用的道理，因此，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指导现代的实践，获得成就。如商业和教育。
《孙子兵法》读书笔记3今天，我和我妈去书店买了一些书，我看了其中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里有很多篇如《始计篇》第一、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
《作战篇》第二、讲的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及取用于敌，胜敌益强。
《谋攻篇》第三、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
《军形篇》第四、讲的是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
《兵势篇》第五、讲的是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
《虚实篇》第六、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多胜少。
《军争篇》第七、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
《九变篇》第八、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行军篇》第九、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
《地形篇》第十、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九地篇》第十一、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火攻篇》第十二、讲的是以火助攻。
《用间篇》第十三、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我还查了一些作者的资料：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读书笔记4《孙子兵法》是一部经典的兵法著作，书中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在后世被应用被实践，并且让实践者获得成功。在《孙子兵法》出现过后的几千年中，历史历经了多少场战争，又有多少猛将锐兵借用《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战术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古人用之于战，现代人亦可用之，用之于生活。
何为道?道乃明政。古时的战争需要人力，更需要人心。君主应当同民众一样有必胜的目标，有保家卫国的理想，意志统一，共同生死。古之用兵需要有严明的政治，今之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身处和平年代，没有战争，却又灾难。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需要“道”的存在。这不禁又将我的记忆带回那段痛苦的时光，那段自豪的时光。我们，经历了雪灾地震。但是?种植恍也⒚挥写虻轿颐牵?颐堑牧斓既撕妥婀?嗣裢沤嵋恍模?餐?乖值某【傲钊烁卸?U庋?纳舷乱恍牟痪褪潜?ㄖ?“道”最好的体现吗?或许那段往事不堪回首，但是那段往事让人难忘。
何为天，何为地?天乃天时，地乃地利。古时用兵作战不仅要靠军队实力，除了之前所说“道”之所用带来的人和之外，还需依靠天时地利。如若不是江面大雾弥漫，或许诸葛亮便会因为自己定下的三天之内造十万支军箭的军令状而丧命了吧;如若不是东南风的吹拂，或许火烧赤壁中周瑜只会烧伤自己了吧;如若荆州不是军事要地，又怎会成就其兵家必争的美名呢。天时地利在战时很重要，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同样很重要。为什么商人会在情人节将玫瑰花精美包装然后卖出，为什么大雨天总会有人撑着一把伞外出卖伞，为什么经营者会挑选店面位置?这些不都是人们在生存和竞争中对天时地利理解过后的运用和实践吗?
何为将?将乃明将。战时拥有一个贤明的大将是福，现在拥有一个贤明的领导人同样是福。我们同样期盼自己的领导富有才华，赏罚有信，对下属关爱有加;我们也同样期待着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勇敢果断受人尊重的领导。《孙子兵法》中的“将”告诉了我们领导之方，告诉了我们成功管理的方法。
何为法?法乃军法。古时战争中军法严明是众所周知的，只有拥有严明的纪律才会有严明的军队，只有严明的军队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古之军法，现之律法。在现代这样一个法治社会，我们需要懂法更需要守法。只有在有规有矩的社会中，我们才能够自由发展，良好发展。试想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将会是怎样，那将会是没有管制，没有保护，没有人权的混乱世界。
《孙子兵法》是兵书，指导军队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孙子兵法》也是生存指南之书，指引我们在生活中走向成功。
《孙子兵法》读书笔记5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军事巨著，其深邃的战争理论、精准的战略眼光以及无可挑剔的战术运用，让多少战争神话上演，使多少不世名将诞生!读来荡气回肠，发人深省。禁不住总结了一下心中的感受：
一宏，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站在人类的生死存亡高度来定义战争，宏观大义，发人深省，可见孙子是深恶战争的，但又深知只有用战争的形式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故其修兵书绝非是赞成战争。
二略，孙子言略归于形势虚实之道，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算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行，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可见孙子反复强调创造性和变化性的重要性，他指出战争要创造出战略上的优势而使敌虚，反复变化自己的用兵使之实。从后代无数百站百胜的名将的用兵来看，创造不存在的优势和飘忽不定的用兵正是他们的取胜之道。
三计，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扶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毫不避讳的提出战争就是耍诈，这与春秋时期堂堂之鼓，阵阵之旗，兵对兵将对将兵车对兵车的战争形式背道而驰，却引领了之后数千年的中外战争。
四谋，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子深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道理，故提出战争最终目的是使敌人不与我为敌，使想法不和者同我想法而已，能用别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就最好不要用战争。多么先进的军事思想啊，历史的长河中不就挂满了那么多因谋而息的战例吗?
关键词：孙子；吕尚；全胜战略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64-02
一
孙子的兵学思想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既是军事理论家，同时又是战争的反叛者。文章以孙子战争思想最高境界是全胜战略，也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例，进行探讨。孙子认为：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①
孙子之所以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有着深层次的文化背景，是对春秋无义战的最新解读。其核心思想是强国强兵，积极备战为第一要务。在他看来，战争不是什么好事，是不得已的行为，因为战争要付出一定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他曾经说过：“凡用兵之道，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另外，战争一旦打起，速胜尚可，如若不能便陷入持久战，则国力消耗殆尽，“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②因此，最佳的方式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既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又不损失国家的实力。
考察表明，孙子全胜战略思想来自于吕尚的战争思想。吕尚，也叫姜尚、姜子牙，原姓姜名望，又名子牙，所以后人称其为姜子牙。《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姜子牙在帮助周文王、周武王打败殷商建立西周的过程中，作为最高军事长官“太师”的姜子牙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大军事家。吕尚认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可以“无甲兵而胜，无冲击而功，无沟堑而守”。③吕尚一贯认为战争是手段，目的是国家，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果，最高境界就是全胜。国是第一位的，战只是一种为国的手段。所谓“……可成也，争强者，争胜者也，全胜可得王”[1]。但是，孙子在继承吕尚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充分体现出春秋时期新一代军事家的战争观。
《司马法》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④意思是反对穷兵黩武，但是却不能忘记战争。古往今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和平环境是建立在强大军事实力之上，如果没有军事实力为保障，和平只是希望而不是现实。
以战去战非但达不到全胜战略反而有穷兵黩武之嫌弃，只有与政治结合才能变成现实。对此，吕尚提出“正而后伐，故功可得而立也”[1]，认为只有“正”战才能取胜。所谓正战其实就是以德服人，利用政治上的优势，人心向背决定成败。《孙子兵法・军形篇》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这里的“道”内涵比较丰富，“我们应该理解为治理国家的一种方针政策和体系规范，最终的理想目标就是要达到“民与上同意”即百姓和统治者同进退的一种和谐状态”[2]。但是，从政治高度考察，则必然与“德”与“正”相关联。事实上除了极个别穷兵黩武的好战分子之外，绝大多数的军事家都是以“德”为先。尽管“兵者诡道也”，但那主要是指用兵的战术，正义之师仍然是主流，师出有名，攻伐有道，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二
吕尚是西周开国重功，任周文王、周武王的太师，长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为兴周灭商立下了汗马功劳。《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周西伯昌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司马迁所说吕尚的“本谋”又是什么呢，其实正是他治理国家的理念“尊贤上功”。①作为显赫一时的军事、政治人物，他的军事活动、军事思想以及政治思想被当时总结，成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六韬》可能只是传世的记录之一。《汉书・艺文志》记载“《周史六韬》六篇，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注曰“即今之《六韬》也”。惠、襄之间，指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间，即公元前676年-公元前619年。银雀山汉墓中《六韬》的发现，说明其历史要超出我们的想象，而《孙子兵法》受到《六韬》的影响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军事专家们认为“《六韬》一书，很可能最早是记载吕尚军事思想的语录，后来不断被人们增饰，到战国时，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六韬》”[3]。仔细考察“《六韬》主要体现的是吕尚政治思想与军事思想的相结合”[4]。孙武生于齐国的乐安，即今天的山东省惠民县，卒于今江苏省的吴县，其地至今仍有孙武墓。孙武本姓陈，在齐景公十三年（公元前535年）时赐孙武的祖父陈书为孙氏，从此以孙为姓。孙武祖上为贵族，其曾祖父、祖父都是善于带兵打仗的将军。作为齐国的军人世家，孙子学习吕尚的军事思想与军事谋略，包括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兵法，是最基本的功课。
孙子学习司马穰苴兵法的痕迹非常明显，例如，孙子提出：战争要讲人、天、地、将、法五个条件的相互配合，就来自于司马穰苴的实践。《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国的大军事家司马穰苴，因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穰苴初为将时，由于司马穰苴出身“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原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
（齐）景公许之，使庄贾往。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燕师闻之，度水而解。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景公与诸大夫郊迎，劳师成礼，然后反归寝。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
司马穰苴杀庄贾以正军法与后来孙子斩吴王阖闾的二姬一样，目的就是树立权威令行禁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
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古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原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法”就是纪律，是军事行动的保证，所谓“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②作为齐传统军事思想的内容之一，司马穰苴杀庄贾主要表现在“立威”上，借庄贾的人头建立自己的威信，孙子以司马穰苴的做法为榜样，用训练宫女的事实当面教育了阖庐，才真正得到了认可，也是在“立威”，有威才能令行禁止，部队才能团结有战斗力。
所以，司马迁评论说：“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③所谓“申明军约，赏罚必信”，这是对二人治军手段的高度概括和赞誉。
战争是一架机器，既为政治服务，也是政治的继续。作为实现政治目的重要手段，包括经济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在内，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称：“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出身贵族的禀赋，活动于显赫的军事世家的氛围，孙子自小耳濡目染，时时在接触兵事，其感悟已非常人可比。他熟读兵法胸有韬略，所谓将门虎子，绝非向壁虚构。“孙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不同于其他军事家，而是将军事斗争与军事经济有机地融为一体，遂成为历史的佼佼者”[5]。作为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两千多年来孙子的军事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军事家们，现在又受益于世界各国的兵学后辈，可谓功莫大焉。
参考文献：
[1]吴九龙，释.银雀山汉简释文[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75.
[2]徐锦博.孙子与吴文化新论[M]//史记论丛.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3]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M].北京：出版社，1990：17-18.
关键词： 《孙子兵法》；精英；战略思维；操作层面；态势
美国著名评论家松得尔恩称孙子为“战略之祖”。英国的布劳说：“《孙子兵法》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世界史中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但是书里面所载的许多学理，确是非常适于现代的应用。”英国的学者托马斯·菲力浦强调：“《孙子兵法》是研究战略者必读的基础理论。”[1]孙子汲取了先贤智慧，创立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战略原理。时至今日，从中发掘《孙子兵法》特有的战略内涵，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从战略思维的视角去探讨《孙子兵法》蕴涵的精英战略思维。
一、孙子关注精英角色
孙子在战争中关注的角色，既有个体，也有群体。角色多元，层次鲜明。孙子提到的主要角色有：上（国君），将，士卒，宾客，善用兵者，百姓，智将，杀敌者，先得者，知兵之将，善守者，善攻者，胜兵，败兵，劲者，疲者，乡导，勇者，怯者，锐卒，饵兵，归师，围师，穷寇，五间，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等等。但就整体而言，孙子却格外关注精英角色。孙子主要关注四种精英，即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外交精英、情报界精英。孙子关注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及其表现。
孙武论兵，重视政治精英——国家元首。孙子在探索敌我双方的实情及其战争胜负的情势时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2]（《计篇》）。国家元首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很大程度可以掌握胜败的决定权，“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军形篇》）。国家元首拥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的权力，因此，国家元首既可以“安国全军”（《火攻篇》），也可以“怒而兴师”（《火攻篇》），甚至有可能把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缘。国家元首有参与军事决策与指挥的权力，如孙子所说的“庙算”（《计篇》），以及孙子的“主曰无战”和“主曰必战”（《地形篇》）这样的说法。而国家元首有时过分干预军队的管理与指挥，“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谋攻篇》）。这样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诚如，孙子所讲的“乱军引胜”（《谋攻篇》）。国家元首与战争中将帅之间的关系也对军事行动有着重要性的影响，正如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
孙武论兵，重视军事精英——将帅。孙子在“五事”中提到了“将”，把将帅列入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之一，又在“七计”中强调“将孰有能”（《计篇》），孙子认为将帅是国家元首的重要辅佐，直接影响国家的实力地位，“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战场上将帅是直接的指挥者，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诚如孙子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优秀的将帅是国家利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将帅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将帅负有“料敌制胜”（《地形篇》）的责任，将帅要做到“战道必胜”。（《地形篇》）将帅拥有进行决战的权力，但是“不可愠而致战”（《火攻篇》）。
孙武论兵，重视外交精英——外交家。孙子在绝大多数场合，没有直接提及外交家。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孙子反复强调外交在战争领域的使用和它所发挥的作用。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谋攻篇》）；“不知诸侯之谋，不能预交”（《九地篇》）；“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九变篇》）；“衢地合交”；“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政举之日，夷关拆符，无通其使”（《九地篇》）。从侧面证明：孙子重视外交，自然不轻视外交家。另外，孙子从经济支出的角度说明外交家的重要性，他把“宾客之用”（《作战篇》）列入军事开支中的重要一项。
孙武论兵，重视情报界精英——间谍。在孙子看来，军队是对已经十分脆弱的敌人进行最后一击的工具。在开战之前，应该使用间谍分化敌人并进行一系列的暗中破坏活动。间谍的任务包括散布流言以及误导敌人的情报、收买和策反敌人的军官、制造并恶化其内部的分歧以及培养第五纵队。[3]孙子认为贤明的君主、将领，如能使用智慧超群的人为间谍，必能成大功。“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用间篇》）。
二、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操作性策略
战争是敌我各种因素的较量。物质因素固然不可缺少，但人的因素尤为关键。在国家政治、军事、外交、谍报活动等领域，并不是每个人都在起相同的作用。由于每个人的禀赋、素质、能力、地位、影响力的差异，他们对国家政策和战争的影响就自然各不相同，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孙子兵法》当中，孙子的“攻人”理论独具一格，与众不同。孙子“攻人”有数量和质量的区分，但孙子更注重质量。孙子尤其注重攻击敌国的军事精英和政治精英。军事精英主要是指军队的将帅，政治精英主要是指国家元首。从操作层面上进行分析，《孙子兵法》蕴涵的精英战略思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主体是有九个可操作性的策略构成：
（一）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
孙子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的策略是：“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在《孙子兵法》的注解中，王晳曰：“强示弱，勇示怯，治示乱，实示虚，智示愚，众示寡，进示退，速示迟，取示舍，彼示此。”通过各种虚假信息的输入，导致敌国、敌对集团的精英决策者在决策上出现失误。《战国策》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的思想。郑武公打算进攻胡人，他把女儿嫁给胡人君主做妻子，把主张进攻胡人的关其思杀掉。胡人君主以为亲近，不加防备。郑国突然袭击，把胡国给灭掉了。
（二）拉拢、控制敌之精英
孙子拉拢、控制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利而诱之”（《计篇》）。梅尧臣注解其说：“彼贪利，则以货诱之。”这不仅对于敌国重要人物适用，而且对于敌国重要的情报人员也适用。敌之高官贪图利益，就以利相诱。另外，孙子主张对敌之间谍“导而舍之”（《用间篇》）。就是通过优待，收买敌之间谍，热情款待，引诱开导，为己所用。通过各种手段操控他国政治精英、军事精英、情报界精英，为己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战国策》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拉拢、控制敌之精英的思想。秦国暗地用许多财宝去贿赂赵王的宠臣郭开，让郭开在赵王面前攻击李牧。赵王怀疑李牧，自毁“长城”，把李牧杀害，废黜了司马尚。王翦加紧进攻赵国，大破赵军，俘虏了赵国将帅，灭掉了赵国。
（三）腐蚀敌之精英
孙子腐蚀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乱而取之”（《计篇》）。杜牧注解说：“敌有昏乱，可以乘而取之。”因而，可以通过精神宣传使敌国精英的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然后可以实施攻击。对于精英当中信念不坚定者，使用各种形式的手段，使之迷惘堕落。《吴越春秋》可以佐证《孙子兵法》腐蚀敌之精英的策略。范蠡针对夫差好色的个性，对吴王夫差实施了“美人计”。伍子胥劝诫不听,夫差一怒之下，自坏“长城”，杀害伍子胥。后来，逐渐强大的越国，借机灭掉了吴国。
（四）疲扰敌之精英
孙子疲扰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佚而劳之”（《计篇》）。梅尧臣注解说：“以我之佚，待彼之劳。”如果敌之精英状态良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他们疲惫不堪。使敌国精英消耗大量精力，无力关心国是，无心献身于他所钟爱的事业。冯梦龙的《智囊》可以佐证《孙子兵法》疲扰敌之精英的策略。南唐广陵人徐铉闻名于北宋朝廷。有一次恰好江南派徐铉来纳贡，照例要由朝廷派官员去作押运使。宦官将名单送给宋太祖，太祖御笔一挥，随便点了一个人的名字去做使臣，一上船，徐铉就滔滔不绝，词锋如云，周围的人都为他的能言善辩而惊讶。那位侍者当然无言以对，只是一个劲点头称是。徐铉不了解他的深浅，愈是喋喋不休，竭力与他交谈。一连几天，那人却不与徐铉论辩，徐铉说得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再也不吭声了。宋太祖以愚困智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疲扰敌之精英的方法。
（五）离间敌之精英
孙子离间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亲而离之”（《计篇》）。李荃注解说：“破其行约，间其君臣，而后攻也。”君主和臣子都属于精英集团。孙子主张，若敌之精英层团结一致，就要设法离间，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从内部给敌人形成巨大的杀伤力。《三国志》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离间敌之精英的策略。三国时，袁尚、袁熙被曹操打败，带领数千人马逃往辽东，投奔公孙康。曹操没有立刻乘胜远征公孙康。没过多久，公孙康就带着袁氏兄弟的头来见。众将向曹操请教其中的奥妙。曹操说：公孙康向来怕袁尚、袁熙兄弟吞并他，今二袁上门投奔，他必猜疑。如果用兵急攻，他们必然会合力抗拒，我们放松一下，他们就会自相火并。
（六）争夺敌之精英
争夺敌国的精英，为我所用，是历史发展进程当中一个不变的音符。孙子争夺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先夺其所爱，则听矣”（《九地篇》）。杜牧注解说：“凡是敌人所爱惜倚恃以为军者，则先夺之矣”。实际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以敌制敌”的策略。《史记》的记载可以佐证争夺敌之精英的策略。公元前7世纪，秦国西面的少数民族戎族逐渐强盛，戎之国君派使者由余到秦国。由余的政治远见令秦穆公大为折服。秦穆公依内史廖之计而行，向戎王馈赠了16位美丽的歌姬，并且故意拖延由余的归期。戎王收下礼物，连日纵酒，沉溺于歌舞。由余从秦国归来，劝谏戎王，戎王充耳不闻。由余一气之下投奔秦国。秦穆公待如上宾，封他上卿，借机了解戎国的兵力和地形，举兵伐戎，拓地千里。
（七）妖魔化敌之精英
孙子妖魔化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廉洁，可侮也”（《九变篇》）。张预注解说：“清廉爱民之士，可垢辱以挠之，必可致也。”玷污敌国的精英领军人物和领导者精英。妖魔化他们，使之失去权威性，淡化他们对各方面的决策和政治影响力。《史记》可以佐证《孙子兵法》妖魔化敌国精英的策略。汉高祖刘邦接受董公建议：“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刘邦为死去的义帝发了讣告，全军将士都穿着白色丧服，并且公告各路诸侯：“我将率领关中全部兵力，收复三河国土，向南打到汉江以下。我愿意跟随着各诸侯王，打败楚国那个弑义帝的人。”实质上是典型的妖魔化项羽的策略。
（八）破坏敌之精英心理
通过破坏敌国或敌对集团精英的心理来夺取战争的良好态势。孙子破坏敌之精英心理的思想是“将军可夺心”（《军争篇》）。张预注：“心者，将之所主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说，“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4]《后汉书》中的史实可佐证《孙子兵法》破坏敌之精英心理的策略。刘秀派遣寇恂招降隗嚣部将高峻，高峻派遣他的军师皇甫文前来拜见，言辞强硬，傲慢无礼。寇恂一怒之下，不听别人劝说，杀了皇甫文。高峻惶恐万分，当天就打开城门投降。寇恂手下的部将问他：“为什么能够杀了高峻的使节，却能使他献城投降？”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之人，也是他最得力的谋士。今天来，他的口气一直强硬，必然不会投降。让他回去，就中了他的计。杀了他，就使高峻心胆俱寒，所以他才投降。”
（九）敌之精英逆我者亡
孙子在《用间篇》中体现了“敌之精英逆我者亡”的策略。孙子说：“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用间篇》）。张预注解说：“守将，守官任职之将也。”正所谓“英雄不死，刺客不止。” 孙子主张，不排除使用一些恐怖手段，刺杀敌方一些关键人物，这样做是为扫除战争道路上的障碍。[5]《史记》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敌之精英逆我者亡”的策略。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曾经采纳李斯的建议，“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 [6]借助史实，可以佐证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的价值，可以证明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曾对政治、军事格局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意识地针对敌国或敌对集团的精英，有计划、有组织地、有目的实施跨国式或跨集团式的误导、拉拢控制、腐蚀、疲扰、离间、妖魔化、逆我者亡、争夺、以及破坏精英的心理等操控策略，可以创造一种优良的战略态势。“夫料敌者，料将不料兵”[7]，就是一种古典式的精英战略思维。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的现实斗争中，客观上依然存在着一种精英战略思维。它对于当今时代的斗争格局，依然有着现实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少俊：《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2]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页。中文所引《孙子兵法》中的材料，均出自《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在文中仅注篇名。
[3][美]塞缪尔·b·格里菲思：《孙子兵法：美国人的解读·前言》，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4][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5] 阎盛国：《论孙子兵法致胜战术思维的多元性》，《船山学刊》2007年第4期。
西方人有重技术的军事文化传统，而东方军事文化则有着重权谋的一面。随着战争由工业时代走向信息时代，信息化战争、信息战，成为新军事变革的重心。而信息化战争、信息战，就其发展来说，是知识战、智慧战，是真正意义上的谋略战。因此，信息化战争更应从东方兵学文化中汲取军事谋略思想。
打开国际互联网关于信息战的网页，跃入眼帘的首先是我国2500多年前的大军事家孙子的肖像和《孙子兵法》中的名言。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思想正日益具有世界意义。《孙子兵法》在西方，特别在美国的战略研究界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有观点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西方的主导地位将为《孙子兵法》所取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产生于工业社会的上升时期，率先在哲学层面上提出了战争的一般问题，如大规模力量投入、大面积毁伤等。克劳塞维茨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牛顿力学方法，分析战争现象，建立了《战争论》的理论基石―――“无限暴力论”。《战争论》虽然讲了许多将帅的智慧，提出了“盖然性”、“战争阻力”等新的军事科学概念，但从总体上看，《战争论》是西方力量型军事理论的代表作。而我国的《孙子兵法》，运用东方整体辩证思维方法，探索战争规律，提出了“谋攻全胜”、“示形用诈”等丰富奇妙的谋略思想，暗合了信息时代战争的发展趋势，即智力、知识、信息已成为制胜的关键因素，以及战争的节约化投入和精确作战。《孙子兵法》是东方重权谋兵学理论的代表作。西方《战争论》的主导地位正悄悄易让于《孙子兵法》这一客观现实，正好反映了工业社会的战争走向信息社会战争的需要。
1997年，美国兰德公司出版了一本关于信息战与军事革命问题的权威性学术文章汇编，收入该书的文章有“正在来临的信息空间战争”、“网络空间的安全与防御”、“电子珍珠港”、“跨国犯罪集团和国际安全”、“信息、权力和大战略”等。有意思的是，编者给这本书取的名字叫《在雅典娜兵营》。雅典娜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由此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把登月飞船的建造叫“阿波罗登月计划”。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从这两件事情取名的选择，可以看出美国军事思维的发展，过去单靠力量、技术，现在又加上了谋略。《在雅典娜兵营》一书的取名，代表了兰德公司的编者们对未来战争的认识：智慧将压倒力量，而成为胜利之神。
美军由以往那种力量型的“火力消耗”，逐步转向“以谋克力”，在战争指导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海湾战争后，美国国防部在递交国会的关于海湾战争的报告中说：多国联盟成功地实践了孙子所说的“上兵伐谋”的战略思想。众所周知，美军从独立战争到朝鲜战争之前，基本上奉行的是“火力消耗理论”―――实力与实力拼搏的理论。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发达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对于作战问题，总是强调注重依靠作战的物质力量因素，而不是智能和心理方面。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部主任乔・波拉克说过：＂当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可能有必要用兵时，他们更多地是注重敌方的能力，而很少考虑敌方的战略和意图。到朝鲜战争时期，国际上已出现两大集团的对峙，军事武库中核武器的出现给战争带来巨大变化，特别是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军经历了一个重新估价和重建军事思想的过程。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军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考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集中研究了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格兰特、富勒、利德尔哈特、隆美尔、成吉思汗、孙子和其他名家的著作，目的是创造一种在决战中以少胜多的新理论，结果出现了＂空地一体战＂。这一理论的特点是：在火力和机动之间，在直接与间接手段之间，以及在控制管理和掌握主动之间，取得较好的均衡。这里所说的机动，不单是机动力，更主要的是避敌强点，击敌弱点的非对称作战的相关行动。他们研究＂空地一体战＂的时候，即企图把孙子的智慧与克劳塞维茨的见解熔为一炉，从单纯的重力向重谋转变。到了海湾战争时，他们干脆把孙子这位东方老人请到战争指挥部―――前线官兵人手一册《孙子兵法》。把“上兵伐谋”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参与制定海湾战争作战计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位将军说：“美军将尽力避免与伊军正面对抗。”这是他从《孙子兵法》中悟出的。
关键词:孙子兵法 战争论 情报思想 比较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分别被推崇为东方和西方的“兵学圣经”。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指出:“《孙子兵法》堪称兵法之精华。在过去的所有军事思想家中,惟有克劳塞维茨可以与孙子相提并论”。以色列战略家克里费得也表示:“在所有一切的战争研究中,孙子是最好的,而克劳塞维茨则屈居第二”。正是因为《孙子兵法》和《战争论》是相互齐名的兵学“双璧”,对两部兵书情报思想进行比较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一、情报的定义
《孙子兵法》中军事情报思想是以“知”为核心的,《孙子兵法》全篇共出现了七十多处“知”,其“情报”思想贯穿全篇。孙子在《地形篇》中指出“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是对情报的一个总的概括。孙子指出,情报的内容和对象极其广泛,包括“己、彼、天、地”、“五事七计”等等。
克劳塞维茨指出“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掌握的全部材料,是我们所有计划和行动的基础”。克劳塞维茨认为,情报仅仅是关于敌方的所有材料,并不包括己方的情况。
从战争发展的历程上,克劳塞维茨的情报定义具有极大的狭隘性,这与战争实践显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战场上,尤其是现代战场上,如果指挥官对己方部队的实力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如何能制定出相应的决策?但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发展以及《孙子兵法》在西方的流传,西方军事理论家也逐渐认识到了克劳塞维茨军事情报思想的不足。美国兰德公司出版的《战争中正在变化的情报角色》明确指出,了解己方部队的能力、局限和位置的准确情报,与知敌同样重要。这也就证明了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二、情报的属性
孙子认为,情报具有连续性、完整性、全面性等特点,孙子认为是可以获知准确的情报的,经过确认的情报是可靠的。而克劳塞维茨则指出,战争中的情报具有“不可靠性和多变性”。他认为,“战争中收集的情报,大部分是相互矛盾,还有许多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定的”。
我们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与孙子关于情报属性的判断存在巨大的差异。军事活动总是变化的,在加上军事活动中的偶然性,情报的不可靠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不是情报的本质属性。孙子提出,战前需要了解敌对国家的情报包括“五事”、“七计”,在战争中必须采用“动敌”的方法,所谓“动敌”,即:通过佯动调动敌人,观察敌人的反应,以了解其动静规律。通过上述一系列情报活动,孙子认为完全可以破除战争迷雾,获取准确、可靠的情报。
克劳塞维茨与孙子之间关于情报属性的看法差异巨大,克劳塞维茨认为情报是不可靠的,在战争中不可以相信情报。而孙子则指出完全可以获取准确的情报,情报是可以信任的。二人之间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是由于,克劳塞维茨所分析的是作战层面的问题,而孙子所重视的则为情报对于战争计划的准备的贡献。
三、情报的功用
孙子非常重视情报,其整个思想体系以情报为基础。情报的功用即为“先知”,无“先知”也就无“庙算”,于是一切战略理论或计划将沦为空谈。克劳塞维茨也充分认识到了情报的重要性,他指出情报“是我们所有计划和行动的基础”,即战前必须掌握敌人的动向,才能确定具体的作战行动和计划。
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中有许多情报都是矛盾的,甚至于更多的情报是虚伪的,而极大多数情报都是不确实的。”对此要求指挥官必须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战争的人和事件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近现代战争实践证明,克劳塞维茨的关于军事天才的论述具有极大的狭隘性,军事统帅应正确认识情报的作用,学会充分利用情报,发挥其“力量倍增器”的功效。
而孙子强调“庙算”,即:战争指导必须建立在情报认识的基础之上。孙子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不算乎?”指出了情报之于战争的重要性,军事统帅必须根据情报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没有情报的支撑,依靠所谓的“军事天才”也不可能真正获取战争胜利。
参考文献:
[1](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王晓军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张晓军:《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价》,时事出版社,2005。
关键词：孙子兵法；人本思想；部队管理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流传下来，最早为世界所公认的军事学名著，其治军基本理念中的人本思想和现代军队管理讲究人性和认同的指导思想具有一致性，正确借鉴《孙子兵法》的人本管理思想，对当今部队各级领导更新管理理念、改善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以人为本”的思想在部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管理作为军队建设中一项根本性、全局性的基础工作，涉及到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人又是军队管理工作中居于首要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要素。第一，人是管理工作的实施主体。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部队装备智能化、自动化特色日益凸显，但归根到底还要靠人的管理才能使武器装备的性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使部队这部机器正常运转。因此，管理教育的成败，关键在于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所谓管理得好，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第二，管理最根本的是对人的管理。无论部队怎么发展，人员的管理始终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基本保证。就是要通过对人的管理教育，培养政治素质优良、军事素质过硬、作风纪律严格、内外关系融洽的革命战士，以巩固、提高战斗力，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各项任务；第三，在管理中要突出以人为本。传统军队管理注重命令和纪律，现代军队管理更讲究人性和认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尝试通过改善官兵关系、加强思想工作等措施更新管理方式，使被管理都自觉地服从命令和主动地配合协助工作。爱护战士、关心战士，同样也是我军管理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用“兵民是胜利之本”将兵民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表达得一针见血。
二、《孙子兵法》人本思想的主要体现及借鉴
孙子极为重视对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认为管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而“人本”思想作为孙子治军思想的重要内容，散见于《孙子兵法》的诸多篇章之中。
（一）“视卒如爱子”、“视卒如婴儿”的人性化情感管理。“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在《地形篇》里将士兵比喻为“婴儿”、“爱子”，呵护、怜惜之情跃然纸上。在《行军篇》中又指出“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计篇》中，孙子更是把“仁”作为将帅的“五德”之一。在孙子看来，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感情维系才能培养出最为牢固的关系，而亲情又无疑位于人世间各种感情之首。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什么样的军队敢同这样的军队较量呢？而对那些不爱惜士卒的人，孙子是深恶痛绝的：在《用间篇》中指出“……不知敌之情都，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从孙子的这些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把爱作为带兵、用兵的基础，是难能可贵的，对我们有着非常积极的启发意义。虽然说“军令如山”，但“命令”绝不就等于“管理”。巴顿是一个颇有声望的西方军事家。他的泼辣果敢甚至专断霸道粗暴的治军作风，曾经被我们一些年轻干部所崇拜。但这些同志很可能不知道，巴顿在爱兵的问题上也有他很独到深刻的见解。他不仅要求军官时常关心士兵的福利和口粮，还要求军官对士兵有何疾病或神经紧张的症状，都应“一目了然”。我军是人民军队，共同的革命目标，将战士与干部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阶级情、同志爱是任何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军队所不能比拟的，爱护战士、关心战士，是我军管理工作的一条根本性原则，是我军几十年来形成的光荣传统，新形势下，我们完全有理由、也应该在“视卒如爱子”的问题上，比我们古人做得更好、更出色。
（二）上下同欲的动力管理思想。《行军篇》中，孙子在论述战争取胜的条件―“五事”时，把“道”放在了第一位置，并解释为“令民与上同意”。如果这样，民众和士兵就“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计篇》），这也是“令民与上同意”的目的。同时，孙子又作了补充，在《谋攻篇》中指出“上下同欲者胜”，如果全国上下心往一处想，有共同的保国、灭敌、取胜的欲望，便会战无不胜。内部和谐一致是任何一支威武之师、胜利之师的本质特征。然而，在一支军队中要真正做到“上下同欲”，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现实中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我军80余年的成长发展过程，雄辩地证实了内部和谐可以凝聚军心、稳定部队。新形势下，也只有进一步搞好官兵关系，建立官兵互敬互爱、纯洁融洽的和谐军营，才能充分调动官兵爱军习武的热情，为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和精神动力。
（三）“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基本原则。“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篇》），所谓“文”，是指教育、、感化、奖赏等管理方法；所谓“武”，是指纪律、约束、惩罚等管理方法，是孙子以法治军思想的集中体现。简单的一句话，却把治军之道精髓中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和重要地位、作用说得相当之透彻。同时，孙子在“五事”中提出“法”，在“七计”中又提出了“法令孰行”、“赏罚分明”。认为“法令孰行”，首先要制定严明的法规制度，军队才能组成集中统一的有组织的力量，成为“有制之兵”，步调一致的去战胜敌人。其次，孙子认为立法贵行。制定了法纪规章，职责权限明确，落脚点还要放在“行”上。所以，孙子把“行”作为考校法纪的秘令是非常明智的。这些都是孙子以法治军思想的体现，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党三代领导核心一以贯之的治军思想，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和部队自身建设发展、完成任务的需要，我军法治建设力度不断加大，领导和各级机关通过狠抓正规化管理建设，“管理松懈、作风松散、纪律松驰”等制约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顽症普遍得到有效治理，官兵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部队遂行任务能力和全面建设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三、结束语
军队是一个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成分复杂且不断更新的武装集团。军队构成的复杂多变性决定了军队管理教育方法的多样性，也客观上增大了管理教育工作的难度。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给部队建设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相对封闭的军营也正面对外面花花世界的冲击，给管理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考验。
孙子的“人本”治军思想，突出表现在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正因为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而管理者要针对人的思想行为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正确处理爱与令、厚与使，乱与治的关系，使之“治众如治寡”，达到“携手若使一人”的境界。孙子的治军理论虽然与当今军队管理理念相比只是初步的，但在当时却具有革旧布新的开创性意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军队的管理放在战略高度来考察的军事家，重新对孙子的治军思想原则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探索，对新时期指导、推进军队管理工作创新和变革，确保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启迪价值和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研究生管理大队）
参考文献
情境咏诵剧――兵道《孙子兵法》,从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命题的思考出发,以孙子“兵者,国之大事”的思想为提挈,艺术地再现了这部兵学经典的思想内涵,较好地展示了孙子超凡的谋略、智慧,向人们传递出“忘战必危、好战必亡”的历史警示。流连陶醉于该剧优美旋律之中,观众在为壮美、质朴、凝练的曲调击掌时,更为哲理、深邃、诗意的歌词所震撼。
无疑,被称作东方智慧结晶的《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兵书、一部文学大典,也是一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著作,有着鲜明的哲学意味和强烈的思辨精神。兵道《孙子兵法》情境咏诵剧的词作者却能把哲学与歌词融为一体,把缜密与舒放融为一体,较好地开拓了创作思路,使其文化内蕴更加丰盈。“兵者国之大事,忘战必危,好战必亡。金戈铁马,千年沧桑,谁见和平无恙?//多少男儿弃耕,驭马疆场。多少女儿去国,血卧他乡,多少壮士悲歌,遗恨天方。”《兵者,国之大事》。词作者这一蓝天大写意的创作手法,使人们在欣赏歌词时如同驾上飞翔的翅膀在哲学的天空里遨游,跟随它,我们似乎看到了边关冷月,日出日落、云飞云聚、雨疏雨聚、斗转星移。也好像看见了雄关巍峨、雄风飞扬 ,更似曾看见了几番烽烟起,几度鲜血染花香的古战场画卷。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致,是睿智还是愚昧?是人世悲欢还是人生的缩影?是哲思还是理趣?在这里,《孙子兵法》已不再是原有的理论表现形式,它已演变成一个强大的艺术符号,在观众心中产生出通俗易懂的趣味性、故事性与亲和力。使人们在音乐审美时解读《孙子兵法》的精髓,也正是这一系列充满哲思的歌词,时时撞击着人们的理性思维,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强烈共鸣,从而较好地提升作品的哲理深度,谁说这不是歌词创作的旨归所在。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是《孙子兵法》中《谋攻篇》的章节,自身便含有鲜明的哲学意味和强烈的思辨精神。其歌词切入角度十分独特:“兵家大要,古今中外,千里沙场,万里尘埃。两军对决,谁胜谁败,//知己者根本在,知彼者胜裁,先知者方知行,生死将帅。”这种从第三人称的视角着笔、集抒发和叙述并举的创作手法,较好地揭示了孙子的心路历程,从而将厚重的历史与想象的旷野紧密融合,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时代感受,它是心灵的独白与咀嚼,是历史长河中的智慧交响。这样的精髓之笔还表现在歌词《诡道》上:“诡道、诡道、诡道,斗智、斗勇、斗机巧,能战之时示之弱,要打先把迷惑抛。”这种不求刻板格律的自由词体 不仅惜墨如金,而且像平常说话一样的语气,自然、亲切、流畅,意味醇浓、相得益彰;在给演唱拓展足够艺术空间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作品的丰富内涵。其精确的炼句,厚重的立意,源于词作家善于运用虚实搭配的方式,高度人性化的创作手段,使优美的意象错落组合,自由流淌,营造出充满诗情画意的意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除了那些精致的抒写孙子兵法精髓的歌词外,还有一首压轴歌词《和平颂》:“鸽子,驮着白云,在蓝天上飞翔,她是歌唱明媚的阳光。花儿仰着笑脸,在田野上开放,她是赞美生命的辉煌。和平,人类共同的梦想,追寻的脚步千百年漫长。和平,我们共同的向往,勇敢前行,直到幸福的天堂。”这是一首讴歌和平的歌词,作者以大开大阖的艺术框架和饱蘸激情的笔墨,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人民热爱和平的热切愿望和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诚然,战争是人类最愚蠢的行为,当和平与发展的鸽哨越吹越响时,军人与钢枪似乎也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词作者坚信孙子忘战必危、好战必亡的思想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情境咏诵剧――兵道《孙子兵法》的歌词已远远超越了它的艺术价值,它是饱蘸悲泪和喜泪谱写的警示录,是肝胆和良知铸造的英雄交响,是人类对历史的一声长叹。
“时移音律改,岂是昔时声。”艺术创作的命脉在于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于探索。用歌词诠释《孙子兵法》只有在不断探索、创新中才能产生精美佳作。纵观兵道《孙子兵法》情境咏诵剧歌词,确实是在“深入”“浅出”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该剧13首歌词,可以说首首都具有可读性、可唱性,词语清丽,意象生动,节奏鲜明,音韵和谐,既具有诗的文采和意境,又富于音乐的韵律气息,是心灵具象,是哲思凝聚,是梦幻飞翔,让人们感到亲近而遥远,真切而迷茫。读之像一首诗,吟之如一首歌。 在形式上,有的壮怀激烈,有的情深意长,有的直抒胸臆,有的蕴蓄深沉,有的娓娓道来,有的阳光时尚,有的柔美甜蜜,有的庄严礼赞。无论是战争写照还是心灵乐章,都蕴含着共同的审美理想、情趣。既流动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又有鲜活的时代感。从这些歌词中不难看出,不论基调与风格如何,词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都力求将诗性的禀赋与歌词的特质相结合,既遐想又现实,既有诗的含蓄又有歌的明朗,说到其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那便是豪放与柔情相错落相融合,绚丽与淡雅相错落相融合,旷达与细腻相错落相融合,把孙子对战争的思考与和平的愿望表现得生动而优雅。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时而是江河澎湃,时而是松下流泉,时而是急风暴雨,时而是清风明月。让黄钟大吕振聋发聩,让悠悠琴音抚慰灵魂。
一九七二年，英国剑桥新学院教授格芮菲司（Samuei B. Griffith）为翻译《孙子兵法》，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询问有关《孙子兵法》的年代等问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来函上作了批示，表达了《史记·孙武传》不可靠、《孙子兵法》是战国时著作的个人看法，并安排年已八十岁的顾颉刚先生书面答复。二十天后，顾颉刚做出了回答，据笔记，其结论是：“《孙子》决不作于春秋时。既不作于春秋时，即与吴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孙膑杀庞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但何以说他和吴国有关系？书中已两次提到越人，我们可以猜想：前三四一年，齐伐魏救韩，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其后田忌奔楚，楚封田忌于江南，江南即吴境，说不定孙膑跟了田忌去，就在那里写出他的兵法。后人弄错了时代，说他是春秋时人，另外造出一个帮助阖闾伐楚的孙武来，这故事就为司马迁所采取了。”顾颉刚先生的这项结论可以分析为三项：一、《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二、《孙子兵法》决不作于春秋时，而成书于战国时期；三、《孙子兵法》的作者猜想是孙膑。然而在一番驾轻就熟的辨伪工作后，顾颉刚忽然感到一丝不安来，他在这条笔记的末尾写道：“闻今年山东某地出土木简《孙子兵法》，视今本倍多，不知何时可见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陈金生君来谈及。”（钱谷融、印永清：《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5页）顾先生这里所说的正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的大事，这次发现不仅完全了顾颉刚等人对《孙子兵法》及《史记·孙武传》的种种怀疑，而且引发了人们对疑古派古籍辨伪方法的深层反省。
众所周知，古史辩派辨伪古史（包括古籍）的指导思想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从这一思想出发，其辨伪古史又表现为：一，对古代文献进行“有罪推定”，一概存疑。（顾颉刚说：“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见《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48页）二，以故事演绎的方法对“伪史”的成因进行解释说明，把有独立来源的文献记载看成故事流变中的不同版本。（上文关于孙武被误传为孙膑的说明，即是典型一例）古史辨派的这一套辨伪方法虽盛极一时，并产生大量的辨伪成果，然而其基础却是脆弱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不仅一次次证伪了古史辨派的具体结论，同时也暴露出其方法论上的严重不足。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有规范、严密、长期不间断传承的史官系统，史书的传承是非常严肃的国之正事，与自由无序的故事传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古史辨派用故事的眼光看待历史，用梳理故事传播的方式来处理历史文献，是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的结果。古史辨派的另一个不足，是他们缺乏对于古书体例和成书情况的了解。近些年大量战国古籍的出土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外，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同时，由于古人没有类似后世的著作权概念，古书的“作者”、“述者”还有“撰人”，时间可以拉得很长。因此，古书形成时间的远近与历史真实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参见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而古史辨派简单用古书出现的“早晚”来判定历史事实的“真伪”，难免会以偏概全，制造出种种“冤假错案”来。因此，古史辨派的失误并非个人的偶然原因，而是其方法论导致的必然结果。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只可以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命题来看待的，即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回忆、记录、认识和描述往往因观点、立场的不同而不同，历史事实的“意义”和“价值”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即是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的原因所在，而古史辨派由这种记录、描述的不同，转而怀疑事实本身的“有无”和“真伪”，这可以说是导致其片面“疑古”，并最终走向的根本原因所在。
走出“疑古”，并非要重新回到“信古”的老路，也不是要放弃对史料的审查，而是要对审查史料的方法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主要表现为：一，由“有罪推定”转变为“无罪推定”，承认古代文献是在长期的传承中形成的，其中虽有某种“变形”、“失真”，但应是基本可靠，是我们研究古史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二，由控告方转变为审判方，以“法官”客观的身份对史料的真伪进行裁决。这里古史辨派的成果可以重新拿来作为“控词”，但允许被告有申诉的权利，凡申诉成功即无罪，反之则有罪。三，二重证据法。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重证据，不重推理。如果以上概括不错的话，这应该就是活跃于当今史坛、代表了史学发展方向的“释古派”的“辨伪”方法，令人可喜的是，这一方法已被一些前辈学者运用到古史研究的实践中，何炳棣先生近年关于《孙子兵法》一书的考辨，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见《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收入《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二
本来对于孙武和《孙子兵法》，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也分别列有《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但是由于属于孙膑的《齐孙子》隋唐以后失传，由此引起人们对孙武和《孙子兵法》的种种怀疑。据顾颉刚先生的总结，人们怀疑《孙子》一书的主要理由有：1、《左传》、《国语》述吴国事甚详，而不载孙武；2、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也很少记载孙武；3、《孙子》所述为战国战术，非三代战术；4、《孙子》讲权诈，与春秋时讲礼义不合；5、春秋时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孙子》称吴国“兴师十万”、“出征千里”，不可信；6、春秋时各国都由卿率师出征，没有专任将军的，《孙子》多次提到“将”，与春秋制度不合；7、孙武以妇女实验兵法不可信；8、春秋时大夫的家臣称大夫为“主”，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以后才称国君为“主”，《孙子》称国君为“主”，说明此书作于战国时；9、《孙子》内容与《战国策》中所载孙膑之言相似，说明孙子即战国时的孙膑；10、《孙子》有《势篇》，而《吕氏春秋·不二》说“孙膑贵势”，说明孙子即战国时的孙膑；11、“弩”的使用大概在前四??年左右，而《孙子》中正有“弩”的记载。可以说，《孙子》一书之所以长期受到质疑，就是与以上的“指控”相关，但这些“指控”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否经过了必要的审查工作，却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其实，稍一分析就可以发现，以上“指控”有些使用的是所谓的“默证”，有些则是无意义的主观联想，根本不足为据；其中似乎较有说服力、且被人们反复引证的主要是将的职权功能、战争规模等各项，但若细加审查，其可靠性同样存在着问题。
比如，古今学人或以为《孙子》所论的“将”是能决定全部作战策略，享有统一指挥权力，承当全部胜败责任，十足专业化的将军，大异于文武不殊途、将帅共决策的传统，所以《孙子》应该是战国时代的著作。但何炳棣先生通过分析汉语无时态变化的特点指出，“所有《孙子》论将的词句决不能以通常陈述语气去解释，必须以建议、要求的语气去理解；而建议和要求的对象就是勇于创新的君主”；“孙武对将的理论与主张既有异于春秋的传统，又预期战国二三百年间的巨变；它所代表的时代过渡性是相当明显的。《孙子》久已被举世公认为古代军事最经典之作，其中论将的部分最能明示孙武的先驱认知。”（第42～44页）可见以上“指控”之所以有误，是将思想创造混同于一般的事实描述，忽视了思想的预言性、前瞻性。其实思想家的最大特点，是其能敏锐地观察到事态的发展，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主张，故其思想主张往往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才能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孙武对“将”的论述正是这种情况。试想，若《孙子》是完成于“将”的专业化已完成的时代，其中关于“将”的种种论述和要求岂不成了喋喋不休、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又如何能显示出独特的军事价值？又如何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以至“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又比如，一些学者见《孙子》中有“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等语，便推论《孙子》一书完成于战国时，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春秋时代的战争远没有达到“兴师十万”的规模。其实这同样没有事实根据，我们只要对史实作一番审查，便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春秋中期的城濮之战（前633年），晋军已出车达七百乘，合士卒五万二千五百人（按杜预的计算方法，下同）；?之战（前589年），晋军出车八百乘，合士卒六万人。到了春秋末、战国初期，军队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如稷之战（前505年），秦楚联军出车约一千乘，合士卒七万五千人。这还不包括后勤徒役，若按每乘革车有徒役二十五人，千乘二万五千人计算，则稷之战秦楚联军的总人数恰好是十万人。所以对春秋步兵有深入研究的蓝永蔚先生说：“春秋中期的战争规模还比较小，即使著名的大战，出军也还没有达到千乘，而战国中期以后，战争的规模则变得十分庞大，参战各方的军队一般都在二、三十万以上，远非《孙子兵法》的‘十万之师’所能望其项背。可见《孙子兵法》中所展示的作战部队的规模是与春秋末期的战争实况相一致的。”（《〈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可见以上“指控”之所以无效，主要是忽略了必要的审查程序，而“审判程序”不合法，其结论自然也就不合法了。
在对《孙子》的各项“指控”逐一进行审查之后，何炳棣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孙子》十三篇和《吴问》都可确定是撰成于吴王阖闾三年，孔子时年四十”，“《孙子》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著述。”（第68～69页）这个结论看似出人意外，实际却已隐含在各种文献记载之中，只不过由于种种成见，人们对其视而不见罢了。我们今天重新接受这一结论，并不是因为有了什么新的证据——如果司马迁的记载证据不足的话——也不仅仅是因为银雀山竹简的出土增加了我们对孙武作《孙子》的信心，而是因为我们实在拿不出《孙子》不是孙武所作的证据。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与其随意猜测，任意联想，不如相信司马迁的记载是可靠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不仅更接近他所记录的时代，而且还拥有大量我们不可能拥有的资料、信息来源，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置他的记载于不顾，而凭借自己的演绎、推理来重新对历史进行解释和说明，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做法其实是极容易犯错误的。
在讨论《孙子》的成书时，颇为流行的“集体创作”说也值得注意。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司马迁的记载，但又受“春秋无私家著述”的影响，认为《孙子》一书不可能是由孙武个人完成，而应是“孙子学派”军事思想的记录，其成书经历了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的较长时间。然而如我们前面所说，古书的形成往往有较长的一个过程，经过了许多人的传抄、记录、整理，如果说《孙子》一书经历了这样的形成过程，那么这不过是古书的通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说许多人都参与到《孙子》的创作中，那么则是大有疑问的。读过《孙子》的人，都会感到其风格的统一和联系的紧密，这些都是《管子》、《吕氏春秋》之类的“集体著作”所不具备的。“集体创作”说的逻辑是，像《孙子》这样具有创造性和思想价值的著作，决不可能在那么早的时间由个人来完成，所以要拉长其创作时间，增加创作人数。然而思想的突破并不完全取决于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而是需要某种机缘，甚至是天才人物的出现，那种“直线式进化模式”并不符合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实真正的思想创造都是个人化的、不可重复的，如果没有李白、曹雪芹，就决不可能会有那些千古吟唱的佳句和文学瑰宝《红楼梦》，同样，没有春秋末年的孙武，也就不可能会有举世公认的军事经典《孙子兵法》。虽然俗话有云：“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但这实际是只能适用于日常经验的范围，若扩大到哲学、思想、艺术等创造性领域则显然是不合适的。历史上的“臭皮匠”何其多也，而真正的思想家却寥若星辰，这正说明思想的创造是不能以量的多少来计算的。对《孙子》来说是如此，对其他古代典籍也是如此。
三
如果说历史上关于孙武的记载相对一致的话，那么老子的情况则较为复杂，这也增加了问题的难度。古籍中关于老子至少有以下线索：一，老子为周守藏史，年纪长于孔子，孔子曾向其问礼，见于《史记》、《庄子》以及属于儒家的《礼记》、《孔子家语》等；二，太史儋即老子，但“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三，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之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之子李解西汉时为?西王?n太傅，见于《史记》所记老子后代的世系。那么，以上线索哪个更为可靠、更有理由作为我们的依据呢？在我看来，显然应该是第一点。这不仅是因为司马迁主要倾向这种观点，而且它还见于儒家的《礼记》、《孔子家语》等著作中，这就更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曾有学者以《礼记》、《孔子家语》晚出为借口，否认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可靠性。然而他们所谓晚出的汉代正处于“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形势，此时的儒生有何必要“扬彼抑己”，编造出自己的宗师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呢？其实，这些记载之所以保留在儒家典籍中，正说明孔老的关系和交往是有着事实根据的，是后世儒生自己也无法否认的，尽管这种“事实”在流传中会出现某种“变形”和“失真”。
至于第二点，虽说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可信性显然较小——司马迁也不倾向这一观点——很可能是由于老子（名聃）、太史儋二人身份、名字的相近而造成的混淆和误传。学术史上影响颇大的“《老子》战国说”，虽也与这一线索有关，但学者们的论证的依据却往往是 “思想线索”、“文字文体”、“时代术语”等内在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其实也是未经审查、证明力有限的。张煦曾针对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的指控答辩道：
查原告所称……仁义二字是《孟子》专卖品……《易·系辞下传》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左传》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仁义为并文，与老子所说“绝仁弃义”，“先仁而后义”有何不同？《史记》引周初所制谥法云：“仁义之所往为王”，周初谥法篇义与此合，早以仁义联用，与老子“大道废而后有仁义”有何不同？《易·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老子既说阴阳（如“万物负阴而抱阳”之类），又说刚柔（如“柔之胜刚”之类），为何独不能连说仁义？
原告说某诸侯在春秋后若干年始称王，才能“王侯”（《老子》或本作“侯王”）、“王公”连用，那话从何见得？考吴子寿梦在《春秋》绝笔前一百零四年已称王，稍后越亦称王，楚更在春秋前称王。老子原籍与楚接壤，或后竟为楚人，岂有不知楚王？在周作官，岂有不知周王（夏商周皆称王）？何以孔子同时的老子，不会用它？《易·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是早已“王侯”连用吗？《易·坎彖》“王公被险以守其国”，《离象》“六五之吉离王公也”，不是“王公”连用吗？（《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载《古史辨》第四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