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8 12:45:59
林文月在其译著的《源氏物语》的洪范新版序中表达了自己未能参考丰译的遗憾，同时也庆幸通过独立完成译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于今思之，反倒庆幸蒙昧中摸索前行，至少建立了属于自我的译风。”[2]（紫式部，3）林译本与其他诸译本译风的不同从对原文中和歌的翻译上就可见一斑。
一、《源氏物语》中的和歌概况
“和歌”即日本的古典诗歌，是日本韵文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源氏物语》中共有795首和歌，均为5，7，5，7，7的三十一音节组成的和歌中的短歌。795首和歌数量不可谓不庞大，因此和歌是这部巨著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国文学家本居宣长曾在他的《紫文要领》中对《源氏物语》中的和歌做过这样的评价：“欲知歌道之本意，宜精读此物语，领悟其情味；且欲知歌道之风采，宜细观此物语之风采以领悟之。此物语之外则无歌道；歌道之外则无物语。歌道与此物语其趣全同。盖夫论辩此物语之事之前，即当先知歌道之论。咏歌者之情趣，当全为此物语之情趣也。”[3]本居宣长的评价说明了《源氏物语》中的和歌质量之高堪称日本和歌的典范；想要领悟《源氏物语》的内涵则必须理解其中的和歌。由此可见和歌与《源氏物语》密不可分的关系。五十四帖《源氏物语》，每一帖均有数量不等的和歌。这种散文叙事夹杂和歌的形式恰如中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以及元明清古典小说中散文与韵文相结合的形式。
既然和歌在整部《源氏物语》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译者在翻译时自然是绞尽脑汁以期体现出和歌的原意和风韵。林文月在其修订版序言中说道：“我译《源氏物语》，虽然采用白话文体，但是在字句的斟酌方面，也努力避免陷于过度现代化，尤忌外来语法的羼入，依次试图把握比较典雅的效果。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全书共出现的795首和歌，避免采用白话诗的译法，而自创三行、首尾句押韵的类似楚歌体形式。如此，在白话的散文叙事之中时时出现比较古趣的诗歌，或者可以使人在听觉和视觉上，有接近原著的典丽感受。”[4]（紫式部，24）
二、楚辞体与《源氏物语》中的和歌在形式上的相似
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粘着语”日语与属于汉藏语系的“孤立语”汉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所以和歌的音数律不像中国的诗词格律规定的那么严苛，但音节的数量也仍需遵守一定的限制，如和歌中的短歌就需遵守5，7，5，7，7三十一音节的规定。林译本中将和歌译为三行楚辞体，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充。比起有严格格律要求的五言绝句或是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的七言律诗，楚辞灵活的形式更加贴近和歌，从而达到林文月所说的在视觉上产生接近和歌的效果。
如第一帖《桐壶》中的第一首和歌，原文如下：
限りとて別けるる道の悲しきにいかまほしきは命なりけり林译本译文为：生有涯兮离别多，誓言在耳妾心苦，
命不可恃兮将奈何！
三、楚辞体译文符合和歌具有音乐性的特点
“和歌”一词中，“和”即意为“大和民族的”，而“歌”则意味着这种文学形式本身抑扬顿挫，可以吟唱，这说明“和歌”原本是由音声语言形成的文学表现。[5]（姚继中，86）“若将日本和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仅就音律而论，和歌的发声与腔调与其说是‘吟’，毋宁说更接近‘唱’。”[6]这是由于汉语和日语的语言特点不同而造成的。汉语中每一个汉字都有其固定的发音与含义，而日语往往多个假名才对应一个日语汉字。因此和歌在节奏方面与节奏整齐划一的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不同。和歌的律拍为双音，按照叠加原理节奏应成偶数音拍。和歌遵循“5，7，5，7，7”三十一音节的格式，五音是律拍的一次性相加，为最原始的节奏；七音是律拍的二次性相加，为后起的节奏。节奏首先必须能够独立表达一个以上的独立意群，其次必须是一个独立的韵律单位。换言之，节奏内部不能有明显的停顿，节奏之间必得有一定的休止。因此比起中国的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和歌更多的接近为“歌曲”的形式。楚辞的直接渊源是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楚地民歌，因此用同样具有音乐性的楚辞体来翻译和歌是在合适不过的了。
在语音层面上，楚辞体中的叠词和语气助词“兮”就带来了明显的音乐效果。[7]如林译本第四帖《夕颜》中光源氏唱和夕颜的第一首和歌：
夕颜华兮芳馥馥，薄暮暗昏总朦胧，
如何窥得兮真面目。
首句“夕颜华兮芳馥馥”中“馥馥”这一双声叠韵词的使用就形成了一定的音乐效果。其次，“兮”古音为a-，“这一长元音反复而有规律的出现，使得整个语音过程处于相对统一的音高、音节系统之中，从而完成了文本由辞向音的转化。”[8]
从诗句结构层面上来看，王次炤在《音乐美学》一书中说到：“完整对称的结构是呆板的，在音乐中完全的对称也有类似的效果，因此在音乐中的再现往往是变化的再现，我们经常用A-B-A来表示。”[9]林译本中的和歌翻译首句均译为“OOO兮OOO”的“九歌”体，末句又译为“OOOO兮OOO”的形式。楚辞体中的“兮”字就相当于音乐旋律结构中的B的作用，通过连接两个对偶或近似对偶的句子成分，或是连接内在情绪与自然现象，通过并不完全对称的 结构，形成了自然灵动的音乐性。如林译本《夕颜》中最后一首和歌：逝者逝兮去者去，
生离死别两成空，
萧条暮秋兮独思虑。
首句“逝者逝兮去者去”中的“兮”字连接的“逝者逝”与“去者去”就为对偶的两个句子成份。而末句的“兮”字连接的“萧条暮秋”和“独思虑”则一为自然环境，一为心理活动。对称与不对称相结合，整体上形成了音乐中变化的再现。
由于在语音层面与诗句结构层面上的特点，楚辞体具有显著的音乐性，因此用来翻译同样具有音乐性的和歌是十分恰当的。
四、楚辞体中的“兮”与和歌中感叹词的语义相似
和歌中常有表达咏叹之意的助词，这些表达咏叹之意的助词往往语感十分微妙，只能通过阅读原作“意会”而很难通过翻译“言传”。如上文中引用的《桐壶》帖中的第一首和歌原文中，なり是表示断定的助动词なる的连用形，けり是表示咏叹的助动词。而“中国古典诗歌除早期的骚体用‘兮’字外，很少在句中插入感叹词。”[10]若译为五言绝句或两首七言律诗就很难直接表现出感叹之意，只能通过字里行间来揣摩出作者的情感。在这一点上，楚辞体中的一个“兮”字就承担起了咏叹的作用。闻一多在《怎样读九歌》一书中总结了《九歌》中“兮”字的用法，闻一多认为“《九歌》中的“兮”字，“竟可以说是一切虚字的总替身”。[11]因此九歌体中的“兮”字除了作为泛声符号充当语气词表示语音持续，增强所表达的悲伤，愤慨等情感外，“本身自然地兼有许多虚词的文法作用。”[12]楚辞体中的一个“兮”字，便可巧妙地承担起日语中含有微妙感情因素的助动词或终助词在和歌中的作用。因此林译本的楚辞体的翻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如何翻译和歌中表示咏叹之意的助词的问题。
五、楚辞体的美学特征与日本“物哀”文学思想的一致性
“物哀”（物のあはれ）是日本传统文学的重要概念，是由本居宣长正式提出，其最初是针对和歌的本质。作为日本审美特征源头的和歌，“物哀”便是其中心思想，代表了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他认为“从神话时代至今，乃至无穷之后世，所咏和歌，皆可以‘物哀’一次归纳之。”[13]（姚继中，52）所谓“物哀”，“物”指的是外在的客观事物，“哀”则表示人的主观感受。简而言之，“物哀”即是指人触景生情，心有所动而自然流露出的情感。林文月在其译本的修订版序言中说道：“当人的主观情感受到外在客观事物的刺激而产生反应，进入客观融合的状态，即呈现出一种调和的情趣世界。”[14]（紫式部，23）“物哀”的“哀”依附于“物”，“物”赋予“哀”一种具体的存在性。[15]“物哀”表达的是对四季风物的感受：“春有花开夏鸟鸣，秋日明月冬雪冷”。纤细典雅的自然景观往往牵动着对日本人的内心情感。
“物哀”论随后被本居宣长运用于理解整部《源氏物语》。他在《<源氏物语>玉の小栉》一书中提出了《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是“物哀”这一观点。[16]（姚继中52）和歌具有抒情性的特性，自然大大渲染了小说中的“物哀”情绪。“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者也。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感生于志，咏形于言；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吟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歌。[17]《源氏物语》中的和歌绝不是作者为了作和歌而作，而是小说人物抒发情感，从听觉上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媒介。林文月用楚辞体作为和歌翻译的形式，我认为除了两者在形式，感叹词的使用与音乐性方面的相似之外，楚辞体绝佳的抒情性与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与和歌的“物哀”的不谋而合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和歌的翻译，仅仅做到形式的相似，语义的准确传达是不够的，如何在翻译中尽可能地展现出和歌中的“物哀”的审美思想才是关键所在，因为“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学的精髓，不能传达出“物哀”精神的话，读者也就无从理解日本文学的民族特色。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楚辞的美学特征做了简明扼要的概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其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拘矩度。”[18]“其言甚长”是说楚辞体的作品行文较长，这一点并不适用《源氏物语》中短歌的翻译。林文月为此独创了三行楚辞体来作为和歌翻译的媒介，但仍保留了楚辞体其余的美学特征。
“其思甚幻”指的是楚辞体作品具有丰富奇特的想象。楚辞与楚地的原始神话、祝祭巫术等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源氏物语》中涉及神鬼宗教的情节也并不少见。如林译本第九帖《葵》中光源氏正妻葵姬被忧思过度以致灵魂出窍的六条妃子的魂魄附体时所作和歌：
叹妾魂兮空飘荡，
云游西东无定时，
盻结裾端兮息魑魉。
此处诡谲的楚辞体的译文传神地表现出六条妃子对光源氏薄情的怨慕悲伤，恰如，《九歌·湘夫人》中湘夫人思君不至时心无所依的怅然。楚辞体译文还原了原文中凄艳神秘的氛围。
“其言甚丽”说明楚辞体作品词藻典雅优美。楚辞的意象极为高洁优雅，如《九歌·湘夫人》中就有大量的关于香花香草的描绘。1968年因此用同样大量描写优美自然风物的楚辞体来翻译表现热爱自然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的和歌显然是非常适宜的。如林译本第四帖《夕颜》中夕颜写于扇面的一 首和歌：
白露濡兮夕颜丽，花因水光添幽香，疑是若人兮含情睇。
“其旨甚明”意为楚辞体作品的意旨十分明确。楚辞中的客观景物都被诗人寄托了自己的情感，运用“比”的手法，将自然景物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典型的楚辞的代表作《离骚》之中，“香草”便喻为忠贞，“美人”便喻为明君，香草美人的意象寄托了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和歌之中诸如“雪月花”之类的优美的四季风物也往往被日本人用来寄托“物哀”的情绪。《源氏物语》的和歌中，“花”与“月”这两个意象大量出现，“花”多是用以比喻风华绝代的光源氏或是文本中与光源氏有情爱纠葛的女子。如上文所引用的林译和歌中，被白露濡湿，幽香脉脉的夕颜花便是用来比喻容貌秀丽的光源氏，借夕颜花来表达了夕颜对光源氏的倾慕。“月”这一意象由于其高悬于夜空，可望而不可及的特点，常被光源氏用来寄托思美人而不可得的情感。如林译本第八帖《花宴》中光源氏试探坐在帘后的胧月夜时所做和歌：
月朦胧兮途茫茫，光隐山后失清影，何时重现兮常彷徉。
这首和歌中光源氏就是以朦胧月光比喻之前夜晚偶遇而之后遍寻不着的胧月夜，以朦胧月光寄托了自己由此引发的徘徊相寻的哀苦之情。
综上可知，楚辞体的美学特征与和歌之中“物哀”思想的吻合使得楚辞体成为了和歌的最佳译文形式。
六、结束语
林文月出生于上海的日租界，幼时接受的便是日语教育，直到13岁返回台湾居住时才开始接受中文教育。双语的教育背景加上学贯古今的文化底蕴也使其成为了台湾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佼佼者。《源氏物语》的中译本是林先生五年半的心血之作，她用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清丽的笔触用中文再现了千年之前日本平安时代的风雅。尽管林先生为书中的和歌翻译而首创的三行楚辞体在格式，语义，音乐性和思想上很大程度上贴近了原诗，然而翻译本身就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她在其译本的注释中也时常遗憾由于中日语言文化的差异未能精准传神地翻译出原作和歌中的一些精妙之处。但正由于翻译的不完美，才给广大的学者和读者留下了继续雕琢的空间，也使得这部译著保持的长盛不衰的魅力。
参考文献：
[1][2][4][14][日]紫式部，林文月译.源氏物语.译林出版社，2013.
[3]曹顺庆等.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782）.
[5][13][16]姚继中.《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6]武继平.日本和歌的节奏.外国文学，2011，1，（45）.
[7][8]沈亚丹.楚辞文本的音乐结构及其呈现形式.艺术百家，2012，6：175.
[9]王次炤.音乐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56）.
[10]金中.论和歌和俳句的翻译形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78.
[11][12]郭建勋.再论楚辞体与七言诗之关系.中国楚辞学-2009年深圳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7：73.
[15]郑民钦.和歌美学-人文日本新书樱之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51）
[17]彭恩华.日本和歌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51）.
[18]鲁迅.汉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70）.
摘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国家间的科技交流日益频繁，翻译人员的术语能力逐渐成为大家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文章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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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沈莹.俄语科技术语翻译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D].2010.
[2] 王畅.俄语科技术语翻译方法及错误分析.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D].2010.
[3] 魏向清.翻译硕士（MTI）专业人才的术语能力培养与相关教材编写思考[J].翻译论坛，2014（1）：24-28.
[4] 徐长瑞. 科技俄语翻译技巧与练习[M].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64-75.
[5] 王正.论翻译学习者的术语能力培养[J].外文研究，2014（3）：82-108.
[6] 王华树，张政.翻译项目中的术语管理研究[J]，上海翻译，2014（4）：64-69.
【关键词】翻译学 相对性 绝对性 术语
一、引言
术语是在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的称谓的集合，是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 “术语建设是任何成熟学科的必经之路”，（方梦之，2008：5）而一些核心术语更是代表着该领域的核心或者方向，通过对术语的学习，可以对该领域的研究重点，研究方向有更好的把握。译学术语的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译学的本体术语，一类是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时发展而来的。在本文中，笔者从以上两方面入手，系统探讨放翻译学独立性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二、翻译学中的本体术语
翻译学是的任务是揭示翻译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任务的落实就是具体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具体研究领域的开拓”。（许钧，穆雷 2009：27）。其本体经过20世纪50年代从语言学视角探讨翻译学到以霍姆斯在1972年提出把翻译研究作为一本独立学科再到现在翻译学的构架已经蔚为壮观。经过几个世纪来的不断演变和完善，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较为巩固。本体术语是指随着译学本体发展而产生的术语，是其独立学科绝对性的标志。例如直译、意译、神似等。
本体术语的发展应该与翻译学的发展同步，“在五十年代以前，也就是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之前，能够充分反映翻译理论概念的术语较为贫乏。”（方梦之，2008：8）， 经过翻译学的不断发展壮大，本体术语已经占了翻译学术语的一半以上。通过方梦之所编纂的《翻译译学词典》（方梦之，2004）中，译学本体术语，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技术、翻译史三方面，共收词条622，占总数的6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翻译学作为一本独立的学科，已经有其不可动摇性。
三、翻译学中的外来术语
翻译学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具有开放性和综合性，所以很多人“把翻译看作是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汇点”（许钧，穆雷 2009：34）。 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许多翻译学术语都可以追溯到其他学科， 如语言学、美学、哲学。甚至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翻译学与信息科学、计算机领域的结合产生了大量新兴的翻译学术语。在此，笔者主要从翻译学与语言学、社会学和信息科学的结合而产生出来的译学术语。
（一）语言学。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人们对翻译问题的研究都是经验式的，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直到“奈达、费道罗夫率先运用科学的、系统的、现代语言学的新视角来审视翻译问题”（许钧，穆雷 2009：34）完成了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质”的飞跃。由此可以，翻译学最初是以语言学位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语言学是与翻译学关系最为紧密的学科。从语言学角度，大量语言学领域创立的术语被引荐到了翻译学中。例如功能对等、所指、语料库翻译等等。
例如术语“转换”来自于语言学研究领域，乔姆斯基用此概念阐述了转换生成语法，用于语篇分析。当此术语用于翻译领域时，其重点从同一语言内部的转换转移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以“转换”为中心的翻译学术语还有句型转换、时态转换等等。
（二）社会学。
在翻译学文化转向之后，将翻译与社会学结合形成翻译社会学是顺应这种研究趋势的新发展。它将翻译看作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是对“翻译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其社会行为人（即译者）进行社会语境下的分析的翻译研究。”（武光军 2008：76）术语“翻译场域”就是将翻译学与布迪厄社会学中的“场域”概念融合产生的。从布迪厄社会学角度考察翻译提出了翻译场域这一术语，即指“译者带着惯习（由一系列译者定势组成）和各种资本，在权利场中争斗，从而形成翻译场域。”（邵璐，2011：125）
（三）数学。
模糊集合论是美国学者查德于1965年建立的一种研究和处理模糊性现象的数学方法。语言也同样具有模糊性，因此处理模糊性的数学方式也能更好地处理语言中存在的大量的模糊现象。“翻译学中的模糊语言是指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中具有不确定外延的话语，其特点体现在所指对象界限的不确定性。”（邵璐， 2011：128）。将模糊语言学与翻译学结合，形成“模糊翻译”可以更好得解决翻译中的模糊现象。例如在穆雷的《用模糊数学评价译文的进一步探讨》（穆雷，1991：66）中，他从语言的模糊性出发，将模糊数学的方法用于翻译理论。
四、结论
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相对性和绝对性。随着翻译学的不断壮大，对翻译学的探究更加系统全面，独立学科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这一点从翻译学科本身拥有的本体术语占译学术语的大半以上来已经得到很好的展现。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翻译学研究是动态的，是各个学科相互交融渗透的学科交汇点。在每个交汇点都会出现其他学科领域术语的借用。在现代科学多元化发展的今天，翻译学不仅涉及了人文学科的知识，甚至还可以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为翻译学开辟更加广阔的领域，例如与计算机学科的结合产生了“计算机翻译”、“术语库”等；与哲学结合产生了“主体”、“课题”、“范畴”等术语。总之，翻译术语的起源可以清晰得为我们展示出翻译术语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参考文献：
[1]方梦之.从译学术语看翻译研究的走向[J].上海翻译，2008（1）.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穆雷.用模糊数学评价译文的进一步探讨[J].外国语，1991（2）.
[4]邵璐.翻译社会学的迷思――布迪厄场域理论释解[J].暨南学报，2011.
[5]邵璐.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
[关键词]中医； 生态翻译学； 解构； 建构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8-0160-02
国内学者胡庚申教授早在2001年就发表了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的论文，并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详尽论述了该观点。近年，他又分别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生态翻译学解读”（胡庚申，2008a），“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 （胡庚申，2008b），“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胡庚申，2009），“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胡庚申，2011）等文章，在生态翻译学研究领域引发了系列学术共鸣或争论。
1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关联序链”理论
胡庚申教授在生态翻译研究中提出了“关联序链理论”。目前，我国医学翻译在内容上主要包括西医和中医两个部分，西医翻译主要涉及西医的英汉互译，就是英语和汉语均可以作为源语和目标语的双向度翻译，而中医翻译则主要是从以汉语为源语向以英语为目标语的转化。无论是从已发表的翻译作品，已确立的翻译范式，还是从备受关注的翻译理论研究情况来看，对西医翻译研究的关注度要高于中医翻译研究，这就导致了医学翻译研究在内容上的生态性相对失衡。举个例子说，西医教育中的教材大都是从欧美引进的原版教材或者是欧美名家经典的中文译本，中国的医生或医科学者要想在学术上得到国际认可，取得公认的学术地位，必须在世界顶尖医学杂志上，而这些杂志的刊发语言都是英文。与西医形成鲜明对照，中医的海外传播之路历久行艰，因为中医经典著作很难成功地被翻译成英文。虽然近年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英文译著不断走向海外，但是优秀的中医英译本仍是寥若晨星。从语言哲学上讲，翻译实质是一种文化传递活动，以英语为主的欧美强势文化大量被译成用其他语言表征的弱势文化，而其他语言所表征的弱势文化却很少成功地被译成英语为主的强势文化。这就是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在这种翻译生态中，强势文化“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 （Cronin，2003：167），而这终究会导致两种语言地位和文化交流的失衡。
2中医英译的翻译策略：“适应选择”理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译者既要适应，又要选择。彼得・纽马克在其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指出，翻译理论关心的就是“选择与决定”的问题（Newmark，1982：19）。 巴塞尔・ 哈提姆在《翻译教学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译者要么让读者去适应作者，要么让作者去适应读者（Hatim，2001：46）。可见，“适应选择理论”的主体是译者。在这里，译者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要在该环境中对译文进行选择与操纵（胡庚申，2011）。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在语言、文化、交际等不同层面做出适应和选择（胡庚申，2008b）。这就引出了翻译研究中长期争论的有关译者身份的另一个问题：翻译实践是否以译者为中心。在中医英译实践中，“译者为中心”的身份定位被以“关联序链”方式存在的翻译生态观所解构。一方面，中医英译译者身份确定具有特定的要求。由于中医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经验的结合，所以中医文本的译者既要有相应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要对中医的专业经验有所了解，更要具有专业翻译应具备的语言功底。然而事实上，三方面要求均具备的译者数量并不多，多数从业译者都是由不具中医专业背景的人半路出家而来。另一方面，中医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并不是完全主观的，而是受生态序链中目标语语言习惯和社会文化的制约。因此，“译者为中心”的观念被生态翻译学中的“关联序链”理论无情地解构了。在中医英译实践中，“适应选择”策略运用不当会出现令人费解的情况。比如，有些译者把“带下医”译为“doctor under the skirt”或“doctor underneath the skirt”，将“室女”译成“home girl”或“room girl”，这是对其字面意义直接翻译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医术语里，“带下医”意为“妇科医生”，而“室女”意为“未婚女子”，如果译者知晓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就不难做出正确的英译选择：“gynecologist”和“virgin”（李永安，2002）。
3中医英译的翻译方法：“三维转换”理论
在生态翻译学中，胡庚申教授主张采用“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他把此“三维”定义为“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并认为实践中的翻译方法就是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不同层面上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11）。根据这个观点，翻译就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语言的动态对等转换，实现不同文化有效交流的活动。“翻译的内容来源于文化”（刘法公，2000）。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中。西医的“influenza”、“infantile malnutrition”和“visceroptosis”在意义上正好与之对应，这时就可以用“归化法”处理（李永安，2002）。而中医的“五行”以及五行与五脏关系的术语如“脾土”、“肝木”等在英语中极难找到对应词，在翻译实践中，结合中国哲学和中医文化，约定俗成地将“五行”英译为“five elements”，将“脾土”和“ 肝木”英译为“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和“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再如，中医术语“脾土被肝木克制”可译为“The 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 is checked by the 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何敏，2013）。这里采用的就是“异化法”，成功地实现了中医英译中“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4中医英译的理想生态：“生态理性”观
胡庚申教授把翻译“生态理性”观归纳为：“注重整体/关联、 讲求动态/平衡、 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以及提倡多样/统一。”（胡庚申，2011）这种“生态理性”观在思维方式上体现整体性、关联性和过程性，追求“译者”、“文本”和“环境”的有机整合，最终达到和谐统一的应然状态。目前，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是：英语国家日益重视中医在临床上的疗效并逐渐开始研究中医理论；我国把中医视为传统文化瑰宝并通过传播中医技术来弘扬中华文化；中医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专业知识的不甚了解；翻译实践中缺少对中医术语和医理表达的统一规范；知识性和文化性都过硬的中医译作为数不多；中医在国际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很小。总之，医学翻译生态总体上不平衡。在生态翻译观指引下，中医翻译界要根据现实、适应形势做出适当的改变：重新审视中医英译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建立相关的中医翻译标准和术语规范；加强对译者的中医专业知识培训；鼓励和资助中医译著的出版以实现中医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最终迎来医学翻译多元共生、和谐统一的理性生态。
5结论
本文以中医英译为研究对象，在“关联序链”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医学翻译的现实生态，即哲学意义上的实然状态，使生态翻译学理论既具有解构性又具有建构性，消解了传统的“译者中心”的身份定式。
参考文献：
[1]Cronin，Michael.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关键词：尤金・奈达；翻译科学性；翻译艺术性；语境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8-0107-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3.028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一生笔耕不辍，为人们留下许多翻译研究著作，颇具反复研读的价值，其中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以下称《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一书于2001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境内发行。该书汇集了奈达对语言、翻译、文化、语境及其相互关联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堪称经典。奈达在其经典力作中，用平实英文表述剖析了语言之间的异同、文化与语言的关联、语境之于翻译等重要议题，耐人寻味，堪称经典。
1 . 奈达力作的主要内容
奈达一生翻译实践丰富，理论更新不断。谭载喜（1999）将奈达的翻译思想分为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即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和社会符号学阶段。《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应该说是这三个阶段奈达思想的概括与浓缩。该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1993年外教社出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修订版），奈达在中国10余所高校讲学的讲稿整理汇编的《翻译中的语境》，以及奈达与中国记者、专家、教授和朋友的部分谈话与信函。
1 . 1 翻译之难
奈达开篇论述了翻译悖论问题（paradoxes of translating），主要关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可译性问题。正如奈达所言，翻译就是将不可能的事做到极致（Translating is simply doing the impossible well.）。歌德、施莱尔马赫等坚持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却极力要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其他文字。第二项翻译悖论在于，翻译是可靠的，而解释是错误的。殊不知，翻译本身便是一种解释。语言差异的关键不在于表达什么，而是如何表达，因此跨语言的翻译活动势必需要解释，只要这种解释本身具有语义理据。第三，翻译是生而为之，还是学而为之？奈达认为，勤学苦练固然是翻译技能提高的重要条件，而真正卓越的翻译人员是天生的。第四，翻译永远不会达到完美，换言之，翻译具有历史局限性。斗转星移，文化变迁，语言这一开放系统也随之发展，词汇更新，语义演变。语言的善变和不稳定促使人类活动的再审视，带来了人类认识的更新换代，而翻译则呼唤创新。第五，翻译中人们往往更注重目标语的表达，往往有忽视源语理解的倾向性。奈达则认为，理解是翻译的关键，只有对原文理解透彻细致，才有可能做好翻译，才有可能做出晓畅的表达。第六，语言表征现实，但很多时候语言也会扭曲事实。这个悖论具有哲学研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与其说是人在说语言，不如说是语言在说人。而翻译的难度在于如何在跨文化和跨语言活动中使得操不同语言的人们能够达成理解和共识，能够有效沟通与交流。
1 . 2 语言功能与理论
在奈达看来，语言有两项功能，即心理功能（psychological functions）和社会功能（sociological functions）。心理功能旨在命名事物、陈述思想、表征现实、认知表意等，而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人际功能、信息功能、祈使功能、行事功能和情感功能等。有关语言功能的分析和阐述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很多，成果颇丰。虽然所用术语未必统一，但总体思想基本一致或十分近似。奈达有关语言功能的划分遵循先简后繁的原则。具体说来，语言的功能先根据个体语言使用者的内部和外部划分为：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前者关注个体自身或者说个体内部，后者关注个体外部，或者说个体之间。在两分法的基础上，进而将语言功能细化，从而将语言与人类的相互关联、语言对人类的作用等等阐明得条分缕析，深入浅出。
语言理论是对语言结构的一种表征和描述，然而没有哪一个理论能完美地呈现语言全部的真实。值得肯定的是，语言理论如同图纸、公式等，能帮助译者更好地掌握和理解语言。
1 . 3 语言结构
奈达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四项主要结构，即语音、词汇、句法和篇章等，语音和词汇是语言的两大重要构成要素，由语音和词汇构成的句法和篇章是人类交际的主要单位。人类使用语言是基于现实世界的经历和感受。因此，我们在对待语言时，不仅需要认识到语言的结构特征，而且需要注重语言的功能。正是对功能的重点关注和深入分析，奈达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提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重要概念。
首先，语音层面，奈达提醒读者在翻译时，需要关注副语言特征（paralinguistic features）和超语言特征（extralinguistic features）。所谓副语言特征是指伴随语音的一些特征，可能改变语义，如语调、口音等。
当然，副语言特征不仅存在于语音层面，也在书面表达中有所体现，如写作风格、字体、拼写、标点、格式等等。
超语言特征是指语言使用之外的一些因素及其特点，如手势、表情、着装等。所有这些都是人际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无不对语言表达与翻译造成影响，也是翻译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
第二，词汇的结构与意义。词汇是语言的构成要素，是组词造句、谋篇布局的基本语言单位。奈达提出，词义可以分为指称意义和联想意义，前者是对现实世界或语言内部的一种指称，后者是话语或语篇中词汇语境（上下文）所赋予的意义。翻译中，我们不可忽视联想意义，虽然联想意义的传递并非易事，因为联想意义十分微妙，难以捉摸。
正如奈达提出的那样，“翻译就是翻译意义”。因此，词义理解与辨析在翻译中显得尤为重要。奈达提出了辨析词义的五项原则：
（1）词义必须基于语境（上下文）来确定，语境是决定性的，而词义是第二性的；
（2）一般情况下，术语或特定词汇的核心意义是指其“非标记含义”，语境特别表明或显示的除外；
（3）词义在语境中往往是唯一的，特定语境中的一词多义现象必须有语境或者上下文的支撑；
（4）同一语言中没有两个词的含义完全相同，因此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同义词；
（5）不同语言中的两个词也不可能意义完全相同，因此跨文化交际中，意义的丢失和扭曲在所难免，翻译就是需要将这种扭曲和丢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第三，句法结构与意义。奈达认为，句法结构主要分为命题结构、轴心结构及限定结构等。这些结构在不同语言中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并通过截断、插入语及外置等过程来表达语义，而这正是语言理解的障碍所在。此外，句法的形式特征十分重要，如语序、一致问题以及句子声调都对句子含义有影响。
第四，语篇结构与意义。语篇分析可以从宏观特征或者微观结构出发，微观结构可以分为主要元素和次要元素。语篇的主要元素有时间、空间及范畴关系，次要元素是从主要元素分解而来，包括等级、结果集话语次序等。然而，语篇的意义不局限于此。为加强表达效果，人们很多时候还使用修辞手法，如委婉语、夸张、排比、双关、反讽等。奈达指出，虽然修辞手法在很多语言都普遍存在，但他们的功能却不尽相同。例如诗歌在许多语言中备受推崇，但在某些语言文化中，诗歌内容被认为是虚无缥缈、无关紧要的。问题是翻译中到底应当如何处理语篇结构中的修辞手法呢？文本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往往取决于语篇结构的组织规则及修辞手法，基于这种思考，奈达提出了两条原则：（1）读者与文本的物理距离或心理距离；（2）文本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
通过对语言各层级结构的条分缕析，奈达剖析了语言传递信息的功能及特征，同时也为语言对比与翻译埋下伏笔，为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联、翻译与语境、翻译理论做好了铺垫。全书行文流畅，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翻译作为科学还是艺术的深层次思考。
2 . 翻译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再思考
有关翻译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或者说翻译是以科学性为主导还是以艺术性为主导的争论历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奈达在该书前言中明确提到：“…one of the most crucial activities in our present world， namely，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traditionally divided into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nd studies as both a skill and a science. Effective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is a highly developed skill and must be learned primarily as a skill by imitating the experience of proven experts. But the activity and the resulting texts produced by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n and should be studied as a science， in the same way that any human activity can be analyzed scientifically.”（笔者译：“……跨语言交际，即翻译，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历来被分为笔译和口译，并作为一门技能和科学展开研究。娴熟的语言之间口笔头翻译转换需要大量的强化训练，并学习观摩翻译家的实战经验。然而翻译活动本身以及翻译成品可以并且应当作为科学研究的材料，与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可以进行科学分析和探索。”）
其实无论在前言，还是在文中，奈达均提到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是科学性，什么又是艺术性呢？翻译作为一项人类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活动，其科学性和艺术性又当如何界定，而哪一种属性为主导，抑或两种属性享有同等地位？所有这些问题在文中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可能需要读者去思考和回答了。
当然，奈达没有直接回答不代表奈达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相反，从前言和文中，读者还是能够找寻到翻译科学性与艺术性思辨的线索和证据。奈达在文中提到真正的翻译大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虽然他也认可后天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对于翻译技能训练有裨益。现实世界中天才翻译家毕竟凤毛麟角，翻译工作者则不计其数。或许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实践本身是一种艺术，翻译家天生具有对语言之间差异的高度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敏锐洞察力。而这是普通翻译匠所不具备的或比较欠缺的地方。简言之，从译者的禀赋和才能而言，翻译是具有艺术性的，并且艺术性是第一位的。蔡新乐（2005）提出“元翻译”的概念，认为翻译活动极其复杂，不能简单当成纯粹的技术性或实用性的工具论问题，而应当重视对译者的审视与研究，而这是一个与人的本质紧密相关的本体论问题。通过探讨人与翻译的相互关系能够摆脱翻译的“科学观”与“艺术观”之争，并且开辟一条建构翻译理论的新途径（刘云虹，2006）。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翻译的不同认识、采取的不同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都只是从研究角度、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理性思考和学术争辩。但翻译作为人类一项自古有之的社会交往活动，其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不随人的意志（研究人员的意志）而转移。
翻译是以符合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许钧，2014：50）。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体行为，因为翻译活动至少关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如何分析语言的异同，如何跨越文化差异，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语言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支撑，而这不得不说翻译理论研究是科学性的，并且科学性是第一位的。
当然，翻译活动关涉译者、语言、文化，翻译活动的成品，即译文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对译文的研究可以从语言对比、文化研究、读者反应等方面来展开，也可从译文质量、译者主体性发挥等角度进行探索，研究主题的变化及视角的迁移将决定翻译研究本身的属性，是偏科学性还是重艺术性，便不言而喻。
笼统地说翻译是科学性或翻译是艺术性未免过于牵强，需要瞄准对象，说明清楚，而这本身也正反映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或许奈达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文中许多地方设计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时，往往表述含蓄委婉，而不直接表态，从而为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应该说，奈达支持翻译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翻译学科的独立性。在《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中，奈达不仅深入分析了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提出了功能对等的翻译思想，而且梳理了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奈达从传播学的角度展开论述，提出“翻译即沟通交流”（“Translating means commnuicating”）和“翻译就是译义”（“Translation is translating meaning）的思想，注重将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反应进行对比，倡导翻译的准确性，并提出两种功能对等的效果，即最小对等（minimal equivalence）和最大对等（maximal equivalence）。前者是指“译文读者可以理解或体味原文读者如何理解和欣赏原文的”，而后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即“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理解与欣赏完全一致”。
奈达在阐述翻译科学性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翻译的艺术性，虽然这种关注是委婉间接的。文中专门辟一章来探讨翻译流程（Translation Procedures）。在奈达看来，翻译流程远不止从源语文本到目标语文本的转换，还应当囊括许多要素，如原文本的属性、译者能力与素养、翻译的方向性（即从二语到母语，还是从母语到二语等）、译文读者对象、译文出版商和编辑人员、译文的市场运作及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等。而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时间进度、翻译人员调度、翻译流程管理、翻译结果评估等等。总之，翻译实践是人类一项复杂而极具挑战性的活动，关涉原文、源语文化、译文、译语文化、读者、译者、作者等等，还涉及译文的传播途径及接受效果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方面来说，翻译的确具有技能性特征，而卓越的翻译堪称艺术，以资学习观摩。
客观地说，奈达结合自身翻译《圣经》的丰富经验，通过对语言的深入分析和敏锐洞察，不断更新翻译理论层次的探索与思考。本文中奈达注重语境在判断原文意义的重要性，而且强调翻译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语义理解是否透彻，语境把握是否准确。换言之，只有对原文的理解准确，才能做出晓畅的翻译。而要想对原文意义理解准确，则要求译者对原文的词汇、句法、篇章、修辞等有十分透彻的分析和把握，其中语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当译者对宏阔的文化语境了然于胸，对语言使用的情景语境了若指掌，那么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往往能够达到准确到位，译文往往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功能对等”。应该说，奈达在书中强调语境对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的重要性，旨在突出理解原文在翻译中的关键作用。
然而语境的参悟与把握并非易事，这不仅要求译者具备良好的双语驾驭能力（bilingualism），更要有双文化转换的本领（biculturalism）。正如奈达强调，文化是整个社会群体的各类活动实践的总和，包罗万象，可表征于语言，同时又决定语言的演变与发展，因此双文化转换的本领固然比双语能力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来说，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的确是具备科学性和艺术性双重特征的。其科学性在于，翻译必然涉及至少两种语言和文化，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许多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工具集研究成果都对翻译研究、翻译实践有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其艺术性在于，翻译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人类交际活动，天生的翻译家在中外翻译史上屡见不鲜，翻译名作、佳作层出不穷，其中不少堪称艺术。
3 . 结语
奈达生前多次来华，并开展翻译研究的巡回讲学，与国内的语言学界、翻译领域的专家、学者联系密切。奈达通过毕生的翻译实践与研究，为世人留下了丰富而又宝贵的文献资料。奈达的翻译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更新和变化，从“形式对等”到“动态对等”，再到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思想演进的过程反映了他对翻译的深邃思考，而对读者反应的探索与思考源于《圣经》翻译的大量实践，由此总结出的翻译经验、原则、方法等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普适性指导意义。正如翻译理论家Jeremy Munday（2010：42）所言，奈达的关键作用在于将翻译引入以读者为导向，脱离了字对字翻译的窠臼。
奈达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富，其力作《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属于第三个阶段（即社会符号学阶段）的研究成果，与读者分享了奈达对翻译科学性、翻译艺术性的新思考。解铃还须系铃人，至于奈达到底如何看待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最妙的回答还是奈达本人，“Science， art， skill， it’s all. It depends. It depends on how you look at it.”（“科学、艺术、技能，缺一不可。翻译到底是什么？取决于你的视角。”笔者译）（孙迎春，2002）。奈达经典力作，耐人寻味，催人奋进，教导后来者多角度审视翻译。
参考文献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
Nida， 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Nida， 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蔡新乐.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刘云虹.翻译的本体论：科学观与艺术观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J].中国翻译，2006（5）：49-51.
孙迎春.永远的奈达：一个paradox[J].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72-77.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
翻译美学
接受美学
发展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esthetic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urc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nd its school and method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onsidered as an end with XuYuanchong’s “Three Best”. Combined wit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trends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in China are explored， which is pointed out that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ased on dynamic and reasonable communication i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all the constituen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o reproduce the pragmatic， cultural， social values of source language，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aesthe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1. 引 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 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 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 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 “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 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 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 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 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 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 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 （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 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 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 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 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 70 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 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 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 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 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 结 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傅仲选. 实用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2．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2005.
4．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5．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 IT行业科技报道 汉译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6C-
0117-03
21世纪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科技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世界各国之间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英语作为各种科技文献的载体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何把国外IT行业先进的科技发明及信息动态及时准确、简明扼要地翻译给国内的广大读者成了我国科技翻译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应用。本文以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据，探讨IT行业科技报道中被动语态和长句汉译的常见方法。
一、功能翻译理论概述
现代功能翻译理论流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在此之前，由于受到传统的“二元化”认识论的影响，翻译界出现了一些绝对化的概念，也就是“对等”翻译理论。对等理论认为源语的特征，即源语的风格、内容及功能，必须在目的语中得以保留。“对等”排斥了翻译必须具备的如相似性、近似性、差异性，兼容性、多元性等特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凯瑟琳娜・赖斯、汉斯・费米尔、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等为代表的德国学者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引入了多元化的翻译评价标准。功能翻译理论的形成大致分为：萌芽期、确立期、发展期和完善期。
（一）萌芽期。凯瑟琳娜・赖斯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思想――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即从原文、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
（二）确立期。汉斯・费米尔以行为理论为依据，提出了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弗米尔认为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来决定的，即“结果决定方法（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翻译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弗米尔和赖斯在1984年出版的《翻译理论基础概论》中提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赖斯根据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源语文本分为信息、表现、效应和音频介质四大文本类型，并指出“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适当翻译方法的首要因素”。因此，她建议根据文本类型采用特定的翻译方法。文本功能类型学是功能翻译理论的出发点和精髓。
（三）发展期。在费米尔提出的理论基础上，贾斯塔・赫兹・曼塔利提出翻译行为论，主要分析了整个翻译过程中参与者的行为、条件和作用等，进一步发展了功能翻译理论。
（四）完善期。克里斯蒂安・诺德在1977年出版的《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一书中系统概括了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各种学术思想，阐述了功能翻译理论形成的过程及其不足之处，提出了“功能+忠实”这一原则，即兼顾忠实原文，力求原文作者、翻译发起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多边关系的一致性。
二、功能翻译理论与IT行业科技报道的汉译
功能翻译理论摆脱了“二元化”的束缚，引入了多元化的翻译评价标准，促使译者从单纯地关注目的语与源语的对等转向关注翻译的目的以及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IT行业科技报道的翻译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一）目的论与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应用。克里斯蒂安・诺德认为“译者的任务是为了一个既定的目的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群体之间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所有翻译活动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目的原则，即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翻译目的论包括目的、连贯和忠实三个重要法则。目的法则是指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包括翻译方法和策略选择是由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来决定的。目的则包括译者的目的、目的语文本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其中，目的语文本的交际目的最为重要；连贯法则指的是目的语文本内部必须是连贯的，即目的语文本必须能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并在目的语交际环境和文化中有意义；忠实法则指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存在语际连贯，即目的语文本尽可能地忠实于源语文本。因此，为了能让读者了解最新的科技成果和已有的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情况，IT行业科技报道的汉译要忠实地提供源语文本所传递的信息，做到文字简明准确，语言通顺连贯，符合规范，否则会影响甚至破坏信息传递的效果，造成读者无法理解或误解。此外，IT行业科技报道的汉译不能为了追求读者效应而有悖于源语信息和相应结构，否则难以保证目的语的真实性。
（二）功能文本类型与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基于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布勒提出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赖斯根据主体交际功能的分类，将源语文本分为“信息文本（informative text）”、“表现文本（expressive text）”、“效应文本（operative text）”和音频介质文本（audiomedial text）。她指出翻译不仅仅追求语句意义的等值，还应重视文本功能的等值。其中，信息文本提供具体事实或信息，如教材、学术论文、产品使用说明、科技资料和报刊文章等。表现文本表达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如文学作品。效应文本则是对读者施加影响，是读者按照文本作者所希望的方式采取行动，如广告、法律和合同等。音频介质文本是指以音频和视频为介质传递的文本，如电视节目等。赖斯指出信息文本的目的语文本应传递源语文本的全部所指内容或概念内容，表现文本的目的语文本应忠实再现源语文本的美学和艺术形式，效应文本的目的语文本应使目的语文本读者产生预期的反应，而音频介质文本的翻译需要补充书面文字、图像和音乐等。“文本类型分类使译者明确交际功能和功能翻译单位的语言标志”。而正确把握特定文本的类型特点有助于译者正确把握原作的总体意图和功能，实现目的语的准确性。IT行业科技报道属于信息文本，准确和真实是信息文本的功能核心，语言形式和语言风格的选择都从属于这个功能。因此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应侧重于语言的准确性、精确性和规范性，而不是与文学翻译一样强调语言的优美。
（三）功能加忠诚理论与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在目的论原有基础上诺德对译者道德观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即忠诚原则，强调译者应该对目的语文本接受者和源语文本作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功能是指使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根据功能加忠诚理论，在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过程中，基于目的语读者和源语文本作者的利益，译者以目的语文本预期功能为目的可以对源语文本的内容和形式作相应灵活的处理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目的论将实现目的语在目的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为翻译工作者进行科技翻译明确了方向和目的。功能文本类型对翻译工作者在选择与确定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中起着重要作用。忠诚原则规范了翻译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加强了翻译人员的责任感。功能翻译理论为翻译工作者在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的实践中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三、科技报道的文体特点
科技报道是对新近发生的有关科学技术事实的报道，具体而言，它报道最新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科技成就、已有的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情况，以及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反映等。由于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科技报道都会考虑到受众的接受能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传达科技信息。因此文章中涉及的专业知识不深。在词汇上，科技报道比专业科技文体用词浅近，一般词语和本专业的基础词汇用得较多，专业技术词汇用得较少。在句法上，灵活多变，但又往往受到表达内容的制约，还较多地采用科技文体的一些常用句式，如被动语态句、长句。从文体的总貌来说，科技报道文体的特点是注重逻辑上的连贯及表达上的清晰与畅达，避免行文晦涩；思维上的准确和严密，以客观的风格陈述事实和揭示真理。
四、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的IT行业科技报道的翻译
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翻译的目的和文本功能决定了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用。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的目的是让读者及时了解国外IT行业先进的科技发明及信息动态。因此笔者结合IT行业科技报道文体特点，扼要地探讨IT行业科技报道中被动语态和长句汉译的常见方法。
（一）被动语态的翻译。主语是句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被动语态着眼于动作的承受者或动作的结果，因此事物、过程和结果处于句中主语的位置，而动作的执行者被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样不仅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而且还可以充分体现句子表达的层次性和逻辑性。科技报道通常将重要的信息放在句首充当主语，以引起读者的注意。由于被动语态具有客观、简明和能突出最重要信息的特点而广泛地出现在科技报道中。在汉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远没有英语广泛，表示被动的手段也十分有限，而更多使用主动语态。因此在汉译时，一般说来，大部分英语被动句可以译成汉语主动句、无主句、判断句，有时也译成被动句。
例1：The PaperPhone is flexible and can be controlled by being bent， written on or used as a touchscreen.
译文：这款“纸手机”非常轻薄，而且还可以通过弯曲、书写，或当做触摸屏使用进行相应操作。
分析：原被动句译成汉语的主动句。翻译时不改变主语句子结构，直接转换成主动语态，因为汉语里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可以不用“被”字，而直接采用主动语态的形式。原文主语The PaperPhone仍译作主语，表示被动的谓语动词can be controlled和非谓语动词being bent， written on or used直接译成主动形式。
例2：The soaring popularity of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ranging from iPads to e-readers is expected to fuel a boom in wireless recharg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over the coming decade.
译文：随着从iPad到电子书等便携式电子设备的日益普及，预计在未来10年，无线充电技术的发展前景极好。
分析：原被动句中的主语The soaring popularity of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ranging from iPads to e-readers以及句末的wireless recharg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s不宜译作汉语主动句中的主语，因此将原句翻译成汉语的无主句。
例3：Currently， 48 hours' worth of video is uploaded to it every minute.
译文：目前，每分钟有48小时的视频被上传到该网站。
分析：此句的翻译保持了原被动结构，同时借助于“被”字进行英汉的转换。
（二）长句的翻译。英语句子大量地使用连词、冠词、介词等功能词，以及不定式、动名词、分词等非谓语动词，各种短语和不同从句，使得句子的成分相当复杂。在书面语中，尤其是科技报道，为了描述准确，表达严谨，多用长句。汉语往往句子简短、节奏明快。如果按照英语句子结构将英语长句翻译成汉语，则必然生硬难懂。译文不能通达，达不到翻译的效果，甚至会出现误解。因此英文长句汉译时，应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和逻辑层次，将长句拆成汉语短句，组织成内容准确、逻辑分明、重点突出、通顺正确的译文。长句的汉译方法主要有分译法、倒译法、变序法等。
例1：One of Microsoft's rivals， Apple Inc.， believes Windows 7 will create an opening for it to lure more customers to the Macintosh， in part because of the tedious process required to upgrade to Windows 7 from PCs running Windows XP.
初译：微软竞争对手苹果公司（Apple Inc.）认为，Windows7会吸引更多用户关注Macintosh电脑而给苹果带来一个良机，因为运行WindowsXP的电脑需要经过繁琐的过程才能升级至Windows7。
分析：本句主句为One of Microsoft's rivals， Apple Inc.， believes Windows 7 will create an opening，位于句首，句尾有动词不定式的复合结构for it to lure…和in part引导的较长的介词短语作状语。如果按原句照译会使译文过于臃肿，与汉语多用短句的表达习惯不一致，因此汉译是将这两个状语都单独译为了一个汉语句子。
改译：微软竞争对手苹果公司（Apple Inc.）认为，Windows7会给苹果带来一个良机，Macintosh电脑能借此吸引更多用户，部分原因是运行WindowsXP的电脑需要经过繁琐的过程才能升级至Windows7。
例2：The technical possibility could well exist， therefore， of nationwide integrated transmission network of high capacity， controlled by computers， inter-connected globally by satellite and submarine cable， providing speedy and reliable communic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初译：这种可能性从技术上来讲是完全存在的，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容量的通信网络，由计算机进行控制，通过卫星和海底电缆在全球从事快速可靠的通信服务。
分析：本句主句为The technical possibility could well exist，其余的是由of引导的很长的介词短语修饰possibility，作定语。如果照搬原文顺序进行翻译，则会使译文层次不清，句子语义重心“这种可能性从技术上来讲是完全存在的”不突出。
改译：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容量的通信网络，由计算机进行控制，通过卫星和海底电缆在全球从事快速可靠的通信服务，这种可能性从技术上来讲是完全存在的。
例3：What the coming era of smart devic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ring is the next evolution of computing where our devices can also interact with us by learning key things about us and then providing more specific value.
初译：而即将到来的智能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时代将带来的是计算技术的新一轮变革，我们可以与我们的电子产品互动，让我们的电子产品了解有关我们的重要事情，然后提供更为具体的价值。
分析：原句的主句为What the coming era …will bring is the next evolution of computing，句首有what引导的主语从句，句尾有where引导的定语从句，而且从句中又有by引导的介词短语作状语，句子层次比较复杂。如果顺着原文的顺序翻译成汉语，译文则不够通顺，以致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须打乱原文顺序，按照汉语表达习惯，正确表达原文的层次关系和语义关系。这样虽然顺序与原文不一，但能准确达意。
改译：而即将到来的智能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时代将带来的是计算技术的新一轮变革，让我们的电子产品通过了解有关我们的重要事情，然后提供更为具体的价值，从而与我们互动。
功能翻译理论引入了多元化的翻译评价标准，为IT行业科技报道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翻译方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以功能翻译理论来指导IT行业科技报道的汉译工作，有助于翻译出既忠实通顺又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章。
【参考文献】
[1]Christiane R.Translation criticism：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and American Bible Society，2000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Vermeer H J.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C]//In Chesterman， A.（ed）. Reading in Translation Theory. Helsinki： Oy Finn Lectura Ab. 1989
[4]贾文波.功能翻译理论对应用翻译的启示[J].上海翻译，2007（2）
[5]李超.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0（10）
[6]王雪梅.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科技论文英译研究[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7]谢小苑.科技英语翻译技巧与实践[M].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8）
[8]郑荣华.论功能派译论在科技翻译中的应用[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2）
[9]仲伟和，钟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3（3）
[关键词] 翻译; 动态对等;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关联翻译法
Abstract :Both Nida and Newmark are outstanding western theorist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hey have many differences as well as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 and content. Their constant effort to develop their theories deserve our respect.
Key words :translation ; dynamic equivalence ; semantic translation ;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 a 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尤金·奈达( Eugene A1Nida) 和彼得·纽马克是西方译界颇具影响的两位翻译理论家 , 他们在翻译理论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 同时又各具特色。
一、对翻译的认识
对翻译性质的认识, 理论界的讨论由来已久。奈达和纽马克都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奈达对翻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把翻译看作科学到把翻译看作艺术的转化过程。在奈达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交际理论阶段, 他认为, 翻译是科学, 是对翻译过程的科学的描写。同时他也承认, 对翻译的描写可在三个功能层次上进行: 科学、技巧和艺术。在奈达逐渐向第三个阶段, 即社会符号学和社会语言学阶段过渡的过程中, 他越来越倾向于把翻译看作是艺术。他认为翻译归根到底是艺术, 翻译家是天生的。同时, 他把原来提出的“翻译是科学”改为“翻译研究是科学”。到了上世纪90 年代, 奈达又提出, 翻译基本上是一种技艺。他认为: 翻译既是艺术, 也是科学, 也是技艺。
纽马克对翻译的认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最初, 他认为, 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也是技巧。后来他又认为翻译部分是科学, 部分是技巧, 部分是艺术, 部分是个人品位。他对翻译性质的阐释是基于对语言的二元划分。他把语言分为标准语言和非标准语言。说翻译是科学, 因为标准语言通常只有一种正确译法, 有规律可循, 体现了翻译是科学的一面。如科技术语。非标准语言往往有许多正确译法, 怎么挑选合适的译法要靠译者自身的眼光和能力, 体现了翻译是艺术和品位的性质。但译文也必须得到科学的检验, 以避免明显的内容和用词错误, 同时要行文自然, 符合语言环境要求。纽马克虽然认为翻译是科学, 但他不承认翻译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因为他认为目前的翻译理论缺乏统一全面的体系, 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科学,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二、理论核心
奈达和纽马克都是在各自翻译实践的基础上, 为了解决自己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理论。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翻译理论也就各成一派。但毕竟每种实践都要有一定的规律存在, 因此两位的理论又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似。
奈达提出了着名的“动态对等”。他对翻译所下的定义: 所谓翻译, 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 首先是意义, 其次是文体。这一定义明确指出翻译的本质和任务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 翻译的方法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同时这一定义也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标准:
1 (1) 传达信息;
2 (2) 传达原作的精神风貌;
3 (3) 语言顺畅自然, 完全符合译语规范和惯例;
4 (4) 读者反应类似。
要达到这四个标准, 内容和形式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奈达认为信息对等优于形式对应。他主张从译文接受者角度, 而不是从译文形式角度来看待翻译, 要实现动态对等。动态对等就是译文的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所以判断译文质量的标准最终基于三个方面: 能使接受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 易于理解; 形式适当, 吸引接受者。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 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因此语义翻译较为客观, 使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 重在重现原作者的思想过程而不是意图, 讲究准确性, 倾向于超额翻译, 重内容而轻效果。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从定义可以看出这与奈达的动态对等如出一辙。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相比, 较主观, 讲究通顺简朴, 合乎习惯, 倾向于欠额翻译, 重视效果。纽马克强调应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看成一个整体, 翻译中不可孤立地使用某种方法, 二者在翻译中常常交替使用, 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 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对于对源语信息一无所知的读者, 面对晦涩难懂的翻译腔, 就如同看天书一般。所以要完成翻译的任务, 即再现并传递信息,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其在翻译《圣经》过程中总结而来, , 那么要有效地检验译文质量, 就必须看原文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是否一致。因此奈达的翻译理论对其翻译实践来说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一理论是在翻译界长期围绕着直译和意译争论不休的
奈达和纽马克相比较, 奈达的翻译理论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可懂性和交际性问题上, 从而限制了自己的适用范围。在翻译《圣经》以及类似的以信息或呼唤功能为主的原作时, 强调译文的可懂性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用于文学翻译, 则势必导致语言的简单化, 形式上的非文学化, 失去文学应有的魅力。而纽马克在阐述具体使用哪种翻译方法时指出, 要视不同的文本类型来定。他把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 如文学作品、私人信件等, 其核心是表情达意, 语言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 应主要采用语义翻译; 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 如教科书、学术论文等, 其核心是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 应采用交际法; 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 如通知、广告等, 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 去思考, 应采用交际法。因此不难看出,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适用范围更广。
三、不断发展的理论
奈达和纽马克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大家。在自身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界的评论中, 他们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着自己的理论。
奈达在最初阐释动态对等时, 突出了“内容为主, 形式为次”的思想。这引起了人们的误解, 认为翻译只是翻译内容, 不必顾及语言表达形式。因此各种各样的自由译都被冠以动态对等。为此, 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 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 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
。在功能对等中, 奈达对“信息”作了进一步的界定, 声明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 还包括语言形式。形式也表达意义; 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功能对等的翻译不仅是信息内容的对等, 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在《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 奈达对“功能对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简单地说, 最高层次对等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 使译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在欣赏和理解时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这几乎是达不到的。最低层次的对等指译文达到充分的对等, 使译语
读者能理解和欣赏源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在这两个对等层次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允许对等有一定范围, 就能比较现实地处理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差异, 扩大了功能对等的适用范围。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基本思想囿于传统的二分法, 两种称呼不太理想, 容易招致人们的误解和批评。因此纽马克在此基础上提出“关联翻译法”。他认为过去翻译研究的主题一直是文本类型学、语言学习、篇章语言学等。翻译并不永远只考虑到文本、话语以及作者和读者、源语和译语等二元论范畴, 不能完全根据文本来确定翻译法。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关联翻译法”的定义是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 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他对“重要”的界定是语言表示出特别有价值, 特别有意义, 特别必须或永恒的事物。无论是对意义的取舍还是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 都要以“重要”为标准。紧贴翻译就是最贴近字字对译的翻译。它要保持词的外延和内涵。不但要保留原词、词语的意义, 还要保留其用法。贴切是和准确、对等联系在一起的, 紧帖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
为做到紧贴翻译, 纽马克提出了七种方法: 成分分析法、调整译法、描写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同义和释义。贴切程度最高的是成分分析法, 贴切程度最低的是释义法。紧贴是相对的, 紧贴与不紧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纽马克的“关联翻译法”缩小了意译派同直译派的分歧。同时消除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之使自己的译文更接近对方,间界限分明的区分, 这样形成的译文就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所产生的译文。
四、结语
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都来自实践和他们的潜心研究。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 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他们对理论研究执着并敢于自我否定的精神值得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学习。我们应该把时间用在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上, 而不是围绕一个老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在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 我们应不断开拓创新, 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2]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 蒋天平,唐美莲.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奈达和纽马克翻译理论的相通性[J ].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2003 , (4)
[4] 李.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刘宓庆；翻译；美学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387-02
一、导论
刘宓庆（1931-）是对我国翻译界有重大贡献的国际知名学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他的学术专著多达数百万言，其中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刘宓庆翻译散论》等十一部。刘宓庆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在国际上很受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的译论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即便在翻译研究极发达的西方也几乎没有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
二、翻译美学的发展及历程
作为同属美学分支学科的文艺美学和翻译美学，文艺美学主要是由文艺创作者依靠个人审美观点、思想修养去感受生活并把感悟生活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并通过文艺特有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引起听众和观众的共鸣。而文艺美学是研究文艺创作者在其作品中塑造美感规律的科学。美学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一个复杂、有内涵的学科，而文艺美学是其中关键的一个环节。美学研究的主要是审美的一般规律，包括审美意识、审美对象、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和审美艺术等内容。审美的逻辑起点是美的本质，逻辑终点是由美和审美相统一的典型的艺术形态。文艺美学则是以艺术形态即美的逻辑终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艺术在美学中是作为审美关系集中体现来研究的，是为了把美和审美的本质和规律更充分、更鲜明地展现出来。由此可见，美学为文艺美学提供了美学基础理论和原则，二者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文艺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它提供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具体素材。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翻译美学从文艺美学引申了许多理论资源来表达翻译这门再现的艺术从而再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原作美感规律。简言之，翻译美学研究的内容是如何把一种语言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更完整、更和谐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作品。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判断、翻译中的审美活动、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翻译美学问题的许多概念都是来源于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艺美学理论资源。同时，我们无论是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还是在具体翻译工作的时候，同样应该学习和引入西方的翻译美学理论，采用了“中西并用，以中为主”的原则，将翻译美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进行较好地融合。
美学最初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美学家也同时是伟大的哲学家。众所周知，哲学起源于德国，所以德国美学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德国的战败和美国的崛起，美学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翻译美学是翻译和美学的边缘学科，这是因为对翻译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这一领域，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美学。其实美学翻译的实质就是要克服语言、文化以及思维上的差异，让全人类能够共享不同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翻译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一个过程或是艺术的再生，有其自身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西方的翻译理论都有哲学的思想，而这也是美学的起源思想。泰特勒（A.F.Tyler）在著名的“翻译之原则”中阐述了他对翻译美学的理解。他认为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应该做到三点：首先，译作必须能够忠实保留原著的全部优点；其次，译作应该能够还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后，译作应该能够表达原作全部的美。而19世纪的译论家阿诺德主张翻译诗歌的精髓在于翻译者对作品中所表达的“真理”的审美感悟，并把这种感悟用流畅、令人惬意的文字表述出来，避免为了追求诗歌的形式而矫揉造作的修饰。在西方早期的翻译理论中，都把哲学中的美学思想作为主要的理论支撑。费尔迪南认为，语音是最能体现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因素的。而语音的审美效果并不是体现在声音本身，而是体现在韵律和节奏上，从而使得这个句子中的词汇区别于其他句子中的词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语音在朗读同样的作品时，能够表达同样的情感。英语主要依靠音势即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形成韵律，这种语音的审美效果在英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可以说直到今天，西方的美学仍然有很深的哲学内涵，所以西方的美学家在研究翻译理论时都首先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用哲学的思想表述对美的理解和感悟。这种表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亚昆那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再到今天的研究者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同时代的美学思潮深深影响着同一个时代下的翻译理论。
三、刘宓庆翻译基本理论
在长达40年的全视界译学理论探索中，刘宓庆一步一步地提出了相当完备的系统化理论主张，这些主张分布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提出翻译的文化战略观；指出翻译是中国的文化战略手段，中国译学必须重视文化战略考量；（二）理论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是“本位观照、外位参照”；重意义、重描写、重功能；重审美，强调语言生成（构建）与审美判断的“嵌合”；重基础研究，强调基础理论的体系化；强调文化战略考量；重整合，强调学科构建；（三）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应以功能主义为主导，以结构主义为辅佐，开展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范畴的研究；（四）主张革新并完善中国译学的“对策论”；指出对策研究是功能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此，刘宓庆认为，西方译论的对策论核心思想是“对应”，而中国译论的对策论（译文操控理论）核心思想应为“功能代偿”，其特征如下：以汉语的词汇手段“代偿”一切英语的时态、语态、语气、时体等形态语法意义；以动态化的“解释”代替“对等”的静态考量；以“同义替代”超越文化心理障碍；（五）大力加强翻译教学事业的建设。
刘宓庆认为，中国翻译教学应该有一个与翻译作为文化战略手段相称的高定位和目的性，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翻译教学应有理论指导，教学思想必须科学化，扬弃将课堂当作教师诠释个人经验的场所的“经验主义套路”。
四、刘宓庆翻译美学理论
（一）刘宓庆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要以译学为本位，而以其他参照学科为外位。为了能更好地进行翻译研究，刘宓庆提出了在构建中国的翻译理论时要以“译学”为“本位”，而以其他学科为“外位”，这里所提到的本位外位，是基于二元论的多元论，具体说来就是以译学为本位，而以美学思想的审美、哲学思想的思辩（刘宓庆经常提到中国墨子的思想和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语言学的逻辑架构，以及各种文化科学为外位，给文化翻译的过程和结果考察提供新视角。刘宓庆提到“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本位观，不仅是中国译论应持的基本原则，也是西方自古以来很多翻译家和译论家所提倡的翻译观。一些西方的翻译家如西塞罗和杰罗姆都是本位论者”。
刘宓庆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他的译学本位，其他学科外位的指导思想。他从翻译本位视角出发，对西方美学进行了梳理并加以借鉴。他借鉴了“模仿”这个西方美学中的表现法命题，指出西方美学对模仿的研究可以支持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以及“翻译是艺术”、“翻译也是原创”等主张，并为译学中的模仿提供审美认知的科学参照，为翻译表现法打开了美学描写的视角，有助于翻译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
（二）刘宓庆指出意义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在《翻译美学导论》的第一章中刘宓庆就专门论述了意义的复杂性和意义转换的科学性。他指出意义问题非常复杂，要圆满完成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我们必须对之作总体的、系统的科学分析。他指出意义具有多维性，认识到意义转换远不是词与词之间的简单对应，并提出了概念意义及其模糊性，语境意义及其延伸性和功能意义及其多样性。他将意义结构分成了三个层级：本体结构层、社会结构层和功能结构层，用严谨的文字对翻译学的意义问题进行了论证。刘宓庆认为翻译理论家的意义理论是动态观的意义理论，但是他又不完全排斥静态的意义观。他认为静态的意义观关注意义的“原生性”和概指性，排除词语联立变异对意义产生的变化，应该说静态意义观是意义研究基础的必要一步。但翻译学更加关注的是动态的意义观。
（三）纵观历史，翻译一直是一种有文化和政治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在翻译上刘宓庆先生提出了中国的翻译要树立自己文化战略观。对于这一问题不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写作过程中刘宓庆都多次进行过详细地论述，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的第二章中，他就提出了“文化战略考量”一语，他指出“翻译自在中国发韧之日起，就具有出自文化战略的考量。”刘宓庆把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分为两种，一种是均势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种是非均势文化间的交流，他所说的均势不仅是指文化实力和影响力，同时还包括作为文化后盾和基础的“综合国力”。由于国力的差异性，导致了非均势的文化交流在文化输出方面占了大多数。而刘宓庆又将非均势文化交流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是良流，就是说在经过了文化交流以后，文化的多元因素开始逐步形成并且交叉影响，共同发展。刘宓庆郑重地呼吁中国翻的译界应树立翻译的文化战略观，以便应对世界大局的反战态势以及我们的经济—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性需求。中国的理论应该源自于中华文化母体，紧贴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中国翻译理论界应该掌握理论话语的主导权和自。总而言之，中国翻译界正处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正亲历着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变革，因此而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光荣的历史使命。这一切都要求中国的译者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地发展翻译事业，而树立文化战略的发展观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公司，1999.
[2]马红军.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J].中国翻译，1999，（4）.
[3]刘宓庆.关于中国翻译理论的美学思考[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5，（1）.
[4]卢卫中.“象似性”与“形神皆似”翻译[J].外国语，2003，（6）.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searching the differences of aesthetics elegant from it, meanwhile, researching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studying and developing for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y comparing the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关键词：中国；西方；翻译美学；差异；研究
Key words: China；western；translation aesthetics；difference；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4-0300-02
0引言
当今时代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派流层出不穷，相继出言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1]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也以中国传统的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形成了一系列翻译理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2]而美学与翻译的联姻必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尤其在当今这个多元环境下，笔者认为更应该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
1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演变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如果单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特点大致有这三点；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其实，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即美学紧密相连。[3]此外，除引言部分，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4]然而，面对着蕴含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路又在何方呢？在关于翻译美学理论研究中，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以及毛荣贵先生的《翻译美学》等等大家名作，他们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研究了翻译的美学成份。笔者认为，这些先行的开拓者们无疑为国内翻译美学的发展与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和引领导向。
当我们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为研究案本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上。而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意美，音美，形美，以译译诗，传神达意，包容理解，来进行研究的。[5]科技翻译中周君也提出了词语修辞，音韵修辞，和结构修辞这几种美学修辞方法。[6]而商标翻译中，有作者也有提到译者应灵活运用翻译美学理论，充分尊重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体现商标的意境美，文化美，音韵美，情感美和简洁美等美学特征，最大限度地实现商标的商业价值。[7]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什么形式的文学翻译，译者都颇为讲究美的意境和美的意境的传达。笔者认为，所有译作之佳品无一不是美学的再现之作。交际翻译理论大师奈达也在翻译的性质中提出过四个标准，其中达意与传神首当其冲，他认为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只管内容不顾形式，通常反映不出原文的美感，使译文显得枯燥无味，因为说到底，翻译是一种“再创造”，而不是“再生产”。[8]
针对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王宏印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①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②国学为主的翻译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③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科学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情况看，我们不妨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9]
2西方翻译美学的发展
在谈到翻译美学，我们不能不提到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最初的美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我们不难察觉到不论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美学家大抵都是哲学家，而哲学又来源于德国，当然在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也有类似于哲学的学派出现，那就是老庄的道家学说。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美学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随后又转移到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学中心。这其间一位较为锋芒的美学家托马斯.芒罗在对美的本质问题上认为：“美学在一般传统方式中仍普遍被看作是‘涉及美的一种哲学分支’…。”
笔者发现，无论是在国内，亦或是在国外，对翻译美学研究大抵都集中在文学这一领域，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美学。而且，笔者认为，从系统的意义上而言，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它们都是艺术的体现或是艺术的再生，而艺术的特征是美，马克思曾说过，“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而文学翻译的目的正是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让人类共享各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翻译就其本身而言，已具备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即便是以其自己极端或纯粹的形式存在也是可以的。而诗歌，作为人类文学领域的集中代表，无论从其形式，节奏，韵律，无一不体现出古今中外各民族对美的追求，所以在诗歌的翻译中也就最能集中体现翻译之美学，用黑格尔的话说，诗歌就是“语言的艺术”而且是“最高的艺术”。
中国古典美学讲究的是中和，气韵，意境，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动静，比兴等强调文字内在精神的美学要素〈胡经之〉。而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一种，必然反映西方美学的一些特点，所以它强调的是理性，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 〈朱立元〉。在考察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时，不难得出这种结论：西方大多数翻译理论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的。泰特勒（A.F.Tyler）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之原则”，并在结论中将他的原则阐释为；成功的译作应能体现原作的全部优点，洞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终领悟原文的全部美。而十九世纪的译论家阿诺德主张译诗应力戒矫饰，讲求欣畅的气韵以保持原著的神采为本，翻译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文学作品“真理”的审美感知。三、四十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大多以语言哲学为理论武器，翻译评论几乎都是文学大师们书斋中的哲学――美学思辨。费尔迪南曾指出，语言的审美因素在文学作品中更集中地体现在语音方面，语音的审美效果主要体现在节奏和韵律上，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正体现出这些差别。英语主要依靠音势即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形成韵律，这种语音的审美效果在英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尤其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时教士诗人霍普金斯采用的“跳跃节奏”，充分展现了独特的音韵美。
总而言之，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亚昆那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西方著名美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西方美学家在阐释译论之时，起先主要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出发：西塞罗在公元前就提出翻译理论必须工于辞章之美；美国的德莱顿早在17世纪就已经明确提出翻译是艺术；20世纪20年代时，意大利的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一书明确指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作；到了6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吉里.列维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应该是使读者从译作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与原文相应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对文学翻译的分析与研究也应该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不难看出，多种不同的翻译理论之下，都蕴藏着同时代美学思潮的因子。
3未来中国翻译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
纵观前文，笔者认为不论是中国译论还是西方译论，美学的成份正逐渐成为翻译理论中的又一热点及亮点，而翻译美学，作为译学的边缘学科，“还不成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它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译坛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翻译美学不仅是翻译跨学科性的要求，而且有其特定的历史时代要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认为“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翻译学与哲学尤其是美学的联姻”。翻译理论与文艺美学的译论，大抵都是对译文的美学探讨与论述，而且主要集中在内容与形式这个美学命题上。在古典文艺美学的影响下，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也始终没有越出美学的范畴，这点也恰与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不谋而合。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翻译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大抵会朝以下几个方面发展：①翻译的标准问题，或是原则；②最高境界的翻译问题，即美学上的意境与传神的问题；③文学翻译的风格走向问题；④翻译美学的国际化问题。而这其中的前三项一直是中国美学史上重大的审美范畴，也是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译论命题。而最终在整个多元的大同世界里，翻译之美学也必将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整合多民族多元化的文化氛围里，翻译美学也将与其他领域交相辉映，发展成为一整套科学体系。一个国家要想建立起自己的译学体系，就必须做到兼容并蓄，在此过程中才能将自己发扬光大。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及语用价值等，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未来的译学理论指向将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翻译美学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4总结
翻译史上任何一部佳品，无不都是译者创造的美的呈现。翻译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还是译者解读原作的美并将其转化，移植到译文中的一种审美和创造美的过程。翻译与美学的携手体现人们对美的追求和人文理念。美学可以指导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借以在翻译领域发展其自身；美学分析可以帮助译者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分析，找出那些隐含于字句之外，却又可感可知的美学要素。只有在美学价值观下的翻译，才能实现语际翻译的信息与价值的完整传递，也是最高层次的翻译。翻译之美学，作为译学的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是美学，又是翻译，是翻译中的美学问题和美学中的翻译问题的统一。因此，找准两门学科的契合点，是我们研究翻译美学成功的关键，也可以为翻译理论的构建寻求新的支点。
参考文献：
[1]王晓军.翻译的美学视眼.
[2]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阐释[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20-221.
[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59.
[4]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阐释[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27.
[5]丛滋杭.中国古典诗歌美译理论研究[M].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1.
[6]周君.科技英语中的美学修辞及其翻译[M].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8-05-26 10:50:00.
[7]张礼贵，廖国强.商标翻译中的美学商业价值探究.
[8]奈达，Nida. E. A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 In Brower，R. A(ed.) on Translation，[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关键词]艺术类大学英语 翻译教学 存在问题 解决方法
长期以来，由于考试制度和英语等级考试等现实要求，艺术类大学英语教学普遍存在着比重失调的问题，即忽视翻译教学的重要性，致使英语翻译能力（英译汉或汉译英）成了艺术类学生英语学习能力中最薄弱环节之一。
一、艺术类英语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艺术类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至今得不到重视
与普通大专院校一样，艺术类大学英语教学包括听、说、读、写、译五个基本能力的培养。但由于艺术类院校的大学生英语基础薄弱，汉语知识掌握得也不尽如人意，同时又由于翻译是语言综合能力的体现，它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较好英语基础知识，而且也需要有汉语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素养，因此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翻译教学产生了误解。他们认为在艺术类英语课堂教学上没有必要传授翻译知识，所以大部分教师在日常英语教学过程中将大把时间花在精力放在精讲基础知识以及听、说、读、写四方面能力的培养上。翻译部分只要求按照答案死记硬背一带而过。从而造成了艺术类大学英语翻译教学长期得不到重视的现状。
2.忽视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学习
艺术类大学英语翻译教学长期得不到重视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翻译理论的讲解相对枯燥，很多理论的讲解还要涉及句法结构和语法知识，另一方面在艺术类英语教学课程安排上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翻译课程，因此造成目前艺术类英语翻译教学中翻译理论的教学比重远远不够。根据笔者对艺术类院校大学生的了解发现不论是在精读课程中还是翻译练习中，很多教师从来不涉及翻译理论的讲解。部分讲解理论的教师又很少注重基础语法知识对翻译效果的影响，从而造成了艺术类学生翻译实践能力从根本上得不到提高的结果。
3.缺乏文化和语境意识
目前，艺术类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对文化和语境的讲解还远远不够，导致艺术类大学生对于英语文化和语境的了解甚少，更谈不上将文化和语境因素应用到英语翻译实践之中，学生常常因为英语国家文化的问题造成翻译中的困扰和错误。
4.学生英语水平普遍偏低，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众所周知，翻译教学对译者的要求有以下几点要求：一是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二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三是学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四是熟悉各种工具书。也就是说，翻译教学要求较高，它要求学生的汉语和英语语言能力都要出色。但艺术类院校大学生生源复杂，层次参差不齐，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如何使艺术类英语教学尽快地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艺术职业对从事艺术专业人员英语能力的需求是摆在每一位从事艺术类大学英语教师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笔者根据多年从事艺术类大学英语教学的经验认为首先要调整和理清教学思路，帮助学生树立英语学习信心，提高其英语应用能力；其次要加强英语教学与学生所学专业之间的衔接，充分考虑英语学科教学特点和规律，又要兼顾艺术学生心理、生理发展规律以及其英语水平实际和未来职业对语言知识和应用能力需求。同时，对从事艺术类英语翻译教学的老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即需要翻译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去承担这一课程教学。但目前在公共外语课上专门从事翻译教学人才并不多甚至根本没有，这大大地阻碍了艺术类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开展。
二、对艺术类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
1.给予翻译教学足够的重视
重视艺术类大学英语翻译课程，课程设置针对性要强。也就是说艺术类大学英语翻译课要侧重艺术市场需求和实际能力培养。因此，在平时日常教学工作中，教师要为翻译教学留有足够时间，把翻译教学和听、说、读、写几项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强调英语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为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打好基础；教师也要重视自我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更新，尽可能的涉猎更多、更新的翻译素材，特别是与艺术专业有关的最新资料以服务于翻译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翻译理论和语法结构相互结合
艺术类大学生大部分都存在着英语基础知识薄弱、汉语表达能力差等问题。如果他们对翻译知识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从来没有涉及翻译理论学习，那么培养并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也就无从谈起。这些都将成为阻碍艺术类大学生翻译能力培养的主要因素。因此，艺术类大学英语翻译教学首先要从最初的翻译理论学起，用翻译理论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另外，英语基础知识薄弱的现实是艺术类大学生翻译能力提高的瓶颈，教师不妨在翻译教学的同时穿插相关基础语法知识的复习和巩固，从而系统的解决语法问题。
3.培养和渗透语境意识
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学生们很容易会忽视语境因素，也就是所谓的上下文，从而造成措辞搭配错误及行文的不流畅，出现前言不搭后语、意思表达不清楚等问题。因此，教师务必要强调上下文的呼应与搭配。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一词多类、一词多义的现象，因此在确定英语词义时不仅要根据词语的类别，而且还要根据词语所处的上下文。例如在下面各句中，light分属不同的此类。1） The room was big， light and looked out on the East Lake.这个房间面积大，采光好，又面朝东湖。（形容词）2）He lighted his cigarette. 他点燃了一根香烟。（动词）3）Plants grow rapidly when exposed to light. 植物有了光照就会快速生长。（名词）词语搭配组合主要主要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由于两种语言词语的搭配能力不同，一种语言中可以成立的搭配关系在另一种语言中不能成立，翻译时须根据译入语的表达习惯重新组合。如play tennis打网球play truant逃学 play tricks耍花招play the flute吹笛子等。
4.重视翻译教学中的学习自主性的培养
学习自主性是指学生负责自己学习的能力。在课堂教学环境下，实施学生的自主学习，及时改变传统教学的基本结构，将教学过程的主动权大部分从教师的手中转交给学生，特别是将翻译部分中专有名词、名曲、名画、的翻译作为自主学习内容，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自主学习并非只是课堂教学之外的学习活动，即使在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课堂里，也同样有利于学生从教师那里习得知识。这样多渠道、多形式、多方面的学习机制能有效促进学生翻译水平和翻译能力的提高。
5.翻译练习应遵循的原则
在日常翻译练习中，教师首先遵循从易到难的原则，即从词组、句子、段落到篇章。选材应取意义完整，上下连贯的整段或整篇材料进行练习。其次，多采用比较的方式，用正反面例子多方位的对比和总结。
三、结语
总之，艺术类英语翻译教学应本着提高艺术类大学生双语运用能力和语言素养的宗旨，培养出能够正确的使用翻译技巧和理论对所从事艺术专业进行一定的书面文字翻译工作优秀人才，提高艺术类大学生英语翻译能力，提升并增加其在未来艺术领域里的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陈廷佑《英文汉译技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
[2]但汉源《翻译基础：原理与方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3]李新瑞《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2011年
关键词：翻译；教学；语言与文化；艺术与科学
一、语言与文化的游离
翻译行为是立足于两种语言之间的社会行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走到一起交往，必然离不开交流，交流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此时不同的语言自然就成了交流的障碍，这就需要翻译这样一种行为将语言进行转换，即由一个掌握两种语言的人将一种语言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人类的思维是息息相通的，但不同民族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三因素却会对其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自然条件、观念体系、以及其他因素所形成的差异自然就会在文化和语言上体现出来。语言往往是与文化同步发展，而文化的发展也依赖着语言的支撑，因此，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物质表达形式。萨丕尔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而窥见这个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顾嘉祖、陆升，1990)正因为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文化交流都必须以翻译为前提，离开了翻译，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就不可能实现。”(傅敬民等，2005)
翻译教学中固然存在着许多难点，学生经常会在翻译实践中感觉荆棘满布，他们经过千辛万苦而形成的译文却是漏洞百出。究其原因，除了诸多因素外，“文化是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也可能是最难的问题之一”(王树槐，2001)。学生初学翻译时必然会急于求成，教师也常可能因为多种原因而忽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地在翻译教学中促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出现游离性，换句话说，就是只顾分析语言的表面意思，而疏于透析文本中语言的文化因素、文化内涵、文化背景，致使译文与原文文化脱节，造成一种语言空壳，影响了原文意思的正确传达。分析起来，造成语言与文化关系游离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转换模式中思想的丢失。翻译教学中，正常的认知模式“文本――思想――译文”常常被“文本――译文”替代。学生在这样的模式影响下，潜意识地以“文字对等”的方式逐字译，失去了对整个文本中原作者思想的把握与领会。(2)原文文本词汇意义中文化信息的忽略。文化信息中充分反映着文化差异，诸如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差异、观念体系的差异、传统文化形成的差异。教学中如果忽略这些差异，自然就会造成原语文化的丢失。(3)翻译策略选择中偏向重归化轻异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的选取涉及到翻译者的观点与立场，同时也涉及到文本风格、体裁、内容等的需要。但翻译教学中常出现重归化策略的倾向，导致学生不敢轻易将外来文化中的特殊表达方式引入译文中，这极不利于对外来语言文化有益成分的吸收。
综上所述，翻译教学始终要贯穿一个观点：“译者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且是两大片文化。”(周方珠，2005)只有在翻译教学中贯穿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的基本观点和在翻译实践中突出隐含于语言之中的文化因素，方能使翻译的社会行为功能得以实现。
二、理论与实践的对立
理论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归纳总结出并用以指导实践的系统论述。翻译理论是人们在翻译实践中所获得的有关翻译规律等一系列问题的结论。中国长期以来的翻译实践较多重视翻译体验，习惯于从翻译感受中得出结论，而难以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翻译研究，并建立起系统的翻译理论。如傅雷(1985)明显倾向于将翻译的焦点放在“实践”上，为此他曾举例阐述：“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的东西却不高明的很，我常引以为戒。”然而，翻译学(或称译论)迄今已形成系统科学，并在中国翻译界占有重要地位，人们也已经深深感悟：仅靠翻译实践“技艺”进行翻译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在高校翻译教材编写中，大都会涉及到翻译理论问题，编者一般习惯于在全书前面部分介绍中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历史和与之有关的人物，并在接下来的各章节中分别以某一项理论的原理对某一翻译技能实践进行套用阐述。在翻译教学中，教师也常常会按照教材安排在课堂教学中讲解有关理论。但从实际情况看，理论内容通常会使课堂枯燥，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状况。这种对立性较多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翻译课程的考试一般不会专门对理论的内容进行测试检查，而重在检查实际的翻译动手能力，这就导致教师可能忽视理论的讲解与传授，导致学生可能忽视理论内容的学习和掌握，因此，自然形成了将时间花费在理论上不如花费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上的认识误区。(2)由于学生处于学习翻译的初级阶段，对于翻译实践尚未形成一种理性上的感悟，借鉴前人在翻译实践中形成的理论本应会对其产生指导作用，但其结果是导致学生在实际的翻译行为中瞻前顾后，举棋不定，常常是一下笔就去想该以何种理论应用于这一句的翻译、该用何种方法去翻译这个句子，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翻译积极性和主动性。(3)根据课时的安排，翻译课堂教学上讲解理论的内容不可能占用太多时间，往往是点到为止，浅尝辄止，但到了学生撰写毕业论文之时，又常常会感到学的东西太少、学的东西太浅。
从哲学的观点来分析，以上几点涉及翻译理论与实践对立的矛盾不会一下从翻译教学中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翻译理论的立足点在于研究和探讨翻译自身的内在规律，并帮助译者掌握这种规律，从而致力于解决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障碍和困难。我们需要通过努力而在课堂教学中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合点，做到重理论而不拘泥于理论，重实践而不停留于实践，以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又以翻译实践检验翻译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