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0 15:52:06
【摘要】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文章支持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互补的前提，而且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将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看作是中国哲学的主体。【关键词】内容互补；内在统一；哲学主体[abstract]TheChinesephilosophystudiesasawhole,thearticlesupportintrinsicsupplementarysaidthatthisviewpointdoesnotregardastheConfucianistTaoism’sdifferencethesupplementarypremise,moreoverregardsastheConfucianistTaoismidentityessentiallyisthesupplementarypremise,isinaunifiedintrinsiclogicalfoundation,constitutedaChinesephilosophyintrinsiclogiclinkrespectively.MeanwhiletheConfuciansaidthattwothoughtintrinsicsupplementaryaswellastheChinesephilosophybasicspiritwhichmanifestsinthesupplementaryprocessregardasaretheChinesephilosophymainbodies.[keyword]Contentsupplementary;Intrinsicunification;Philosophymainbody前言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资料，就有必要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对此问题，一般有三种看法：儒家主体说，道家主体说，儒道互补说。其中第三种观点看似公允，认为儒道两家共同为中国哲学的主体。但是一经分析，又分为两种，即外在互补说，此观点承认儒家道家各自是独立的派别，认为它们本质上的区别性是互补的前提。另外一种情况是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是根本的互补的前提，而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认为它们是内在的逻辑上的互补，儒家道家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本文支持此观点，并试述其理由如下。一、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天道观念在先秦诸子之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的天道观念、神道天道观念、以及在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在原始的天道观念中，中国先民以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观点来面对世界，认为就如同人的背后有灵魂作为主宰一样，在世界的背后也有一个作为万物的最高主宰的天道。神道天道观念，遮蔽了原始天道中的必然性，强化了人格神的意义，把天道主要理解为有意志的人格神。神道天道观念的基本精神和意义就在于与天道相沟通，但是这种沟通只是特殊人物的特权。这种思想肯定了特权意义存在的合理性，反映了社会等级制的出现和合法化的过程。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是对原始天道观念中规律性意义和必然性意义的回归，是对人格神意义的扬弃，其核心观念认为天道是一个规律系统。这样的一个规律系统内在地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天道的存在是不同方面、内容、时间构成的一个结构性存在。其二是天道存在是必然性的、规律性的存在，天由人格天回归到了自然天，有意志的主宰者发展成了客观必然性，此客观必然性通过天道存在的结构表现出来，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万物的差别性和等级性。总之，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先秦诸子的学说准备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前提，即，一方面为先秦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思想内容，一方面也提供了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此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一部分，面对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时代课题，从中国先民的天道思想中汲取营养，同时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二、儒道两家在思维方式上是内在互补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它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矛盾，儒家和道家各自回答了人在存在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儒家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文化上的基础和原因，而道家则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心理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表现的是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精神境界与心理体验上的超越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现实伦理生活中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思维方式上说，表现的是时间性思维方式与空间性思维方式的内在互补。时间性、空间性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和自我反思的基本中介。以万物同为物的空间并存关系为中介，在此关系中寻找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即形上基础的说明，此即空间性思维方式；从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为中介在万物自我时间发展过程中，寻求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此即时间性思维方式。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上都是人反思自身时的片面的思维方式，而人的反思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表现出了时间性思维方式以空间性思维方式为基础，而统摄空间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方式内在的互补和统一的过程。三、历史发过程中儒道两家在内容上的互补在先秦诸子学时期，儒道两家在文化上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儒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伦理意义，而道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本原意义，但是儒道两家哲学的创始人在心灵体验上的统一性、儒道两家学者情感上的相通性和同情性以及在最高人格意义上的人格境界的理解的统一性，是此时两家文化融合的表现。对于天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道两家学者在心理感受上的一致性表现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理解的一致性。在魏晋玄学时期，玄学家们在一种文化意识上，已经自觉到了儒道两家的统一性问题，而且他们对此统一性的了解并不在于外在文化形态，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的统一性。他们认为两家在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儒道两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把两家之（下转第164页）（上接第186页）间的关系把握为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统一性。同时，他们用道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深化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文化进一步阐明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在宋明理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形态达到了极至与完美。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上儒道两家的融合。而且是以一个统一的文化形态来体现的。这种融合表现在宋明理学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之中。如本体轮种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等等，因此宋明理学时期，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在外在文化形态以及内在精神实质两方面的真正融合。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内在互补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心性学说。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性才真正揭示了人的存在：既是心理体验的存在，也是现实伦理生活的存在。儒家和道家的关系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内在的统一性关系，而人的生存是儒家和道家统一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在统一性的基础上人的生存矛盾的内在发生。综上可知，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此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主体。参考文献[1]林安梧.儒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2]张一兵.形上之思：从“我们认为”到“我以为”[J].开放的时代，2001，（3）.[3]贺来.从中国思想史的视角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理解[J].天津社会科学，2003，（2）.
一、儒、道、佛心性道德思想的异同与融通
1.儒家：孝悌人伦、仁义为教、道德创性（仁）
儒家强调“孝悌人伦”，“孝”其实是对于我们生命根源的一个崇敬；而所谓“悌”，其实是顺着那个同样生命根源而来的一个横面展开。在华人文化传统，儒家讲“孝悌”，通过“孝、悌”而讲“仁、义”。仁，在孟子书里面讲：“仁者，事亲是也；义者，敬长是也。”仁义其实是从孝悌转过来的。当我们讲“孝悌”的时候，是落在一个“血缘性的自然联结”里，这血缘的自然联结的方式，也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而通过孝悌讲“仁义”的时候，就由“血缘性的自然联结”转到了“人格性的道德联结”。“仁”强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真实的互动感通；而这种真实的互动感通从哪里来呢？是从家庭中对于自己生命根源的一种崇敬所引发出来的。“义”指的是在这社会上的一个客观的形式法则，而这客观的法则从哪里来呢？是从家庭中由“敬长”学来的。
“仁”和“义”就道德来讲，他的概念就比“孝”和“悌”更高一层，“孝”、“悌”可以把他当成一个道德的德目，而“仁”、“义”则从这个道德德目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可以一直往上升，升到最后是一个对于善的追求。顺着孝悌人伦关系所形成的一种客观的法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义”。所以从孝悌到仁义，是放在一个人最自然的亲情脉络里头，一步一步展开——由家庭进而跨入到社会。
儒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回溯到那个宇宙造化之源，所以他进一步谈“道德的创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所说宇宙造化的源头，是一个价值的源头，就儒学而言，宇宙论、道德哲学，两者是连在一块说的。
儒家认为，人活在这世间，家庭是他最基本的生活场域。从家庭里头开始伸展，人活着，他不是一个“个人”，人活着就是放在家庭的脉络里，自然而然地去理解、诠释与体会，在这过程中参与促成，别人帮助你，你也帮助别人。在整个华人文化传统提这个问题时，一定是不离家庭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育就在家庭，我们现在的教育之所以不好，家庭教育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我常提“教育三要素”，好像植物成长三要素“阳光、空气、水”，“阳光”是家庭教育，“空气”是社会教育，“水”是学校教育。没有阳光，没有空气，猛灌水，根就烂了，这里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儒家强调家庭这个脉络，“人”的概念是放在一个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可以yīn＠②yūn＠③调节生长的脉络下来看待你自己。“自我”的概念不能与外在事物分离开来，不能先把自己孤立起来作为一个认知主体去认识这个世界；而是人和家所形成的一种情感互动的关联，生命的互动关联。我从这样的一个场域来说明自我，可见华人的“自我”概念，与西方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自我”概念有很大不同。
这就牵涉到当我们展开心理辅导的时候，自我如何安顿的问题。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安顿自己，就儒学来讲，有几个层次来安顿自己，从家庭的脉络，亲情的脉络，跨出去在社会里头，仁跟义，人跟人，社会跟社会之间的互动感通。社会上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忠诚与信义的关系，这样形成一种新的朋友群。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儒家认为人跟天地造化亦有一种冥契的关系。所谓“默契道妙”，就是宇宙造化之源，跟我们内在的心性，两者有一种同一性，所以只要我们做深刻的内省活动，就可以企及那个宇宙造化之奥妙。
因此，儒学由几个层次来安顿自己：从家庭到社会，到宇宙造化之源。当然，儒学还有一个“生命资源”是来自于整个历史记载所形成的典型。所谓“古道照颜色，典型在夙昔”，而这些典型通过一大套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成为一整套文化教养，成为我们这个族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儒家将之落实，而形成一套统系，把宇宙造化之源的那个价值本性跟整个人的传递连在一块，名其为“道统”。
“道统说”对于儒学来讲，是一个历史的根源性力量。至于溯及到宇宙造化之源，谈到天理，谈到天道，谈到天命，那是一个宇宙造化之源的奥秘，是一个神秘的力量。另外回溯到自己内在的良知本心，以良知本心来说，这是内在心灵的力量，从而在心灵的力量，到历史道统的力量，到宇宙造化之源的力量。“天道论”、“道统论”、“良知学”，这三者是儒学所不能或缺的三个面向，它们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体。认为人活着，是活在世间的实存脉络之中。当他们谈到自己时，一定放在这样三个脉络里面，要问是否对得起天理、良心、古圣先哲；并且把古圣先哲连着自己的列祖列宗说，还有整个历史哲学的一个道统，这种思维向度会促使个体在思考问题时更为深思熟虑，人生在世，就要担当社会责任，如此才能获得生命的意义。当然，如果没处理好，也可能会被层层罗网束缚。
2.道家：尊道贵德、兹俭虚静、自然无为（慈）
道家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跟儒学显然不太一样。儒家将人放在血缘性的纵贯轴里，一谈就谈五伦，后来又在帝王专制时代谈三纲。道家认为儒家太繁文缛节，故认为要回溯到真正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宇宙造化之源，就是大自然。道家认为人应该回溯到这个源头。回溯到整个自然的场域里，把人在那里放开，人不必被太多语言文字符合系统所形成的文明所限制，因为文明造成另外新的遮蔽，造成文蔽，所以应该把文蔽解开，放在大自然里。大自然里反而有一个“自然之明”存在。所以人的问题常常是因为人文这个“文”太过而造成的麻烦，所以必须把这个文饰所造成的异化、疏离、遮蔽解开，让人回返到原先自然无为的状态，一个自发的、和谐的秩序。
道家认为，天地人我万物所形成的这个场域本身就拥有一个自发和谐的次序，人不应去破坏这个次序，而应该去参与促成这个自发和谐的次序。我们从《庄子·逍遥游》中许由与尧的对话可以看出，道家强调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在世间建构什么伟大，而应该是放到这个自然里头去求，去跟自然浑而为一，很真实诚恳地活着。
老子强调“尊道而贵德”，这里所强调的“道德”其实就是“自然的生长”。“道生之，德畜之”，“道”就是总体的根源；“德”就是内在的本性。道是总体，而回溯到自然上谈，也就是自然大道、自然的总体。“道德”就是天真的本性回到自然的大道，而且人人都有天真的本性，如果我们的整体根源调理得良好，那么每个人内在的本性就自然获得良好生长。
儒家非常强调“自觉”的重要性，而道家则强调自然和谐所隐含的一个调节性力量。举个例子，儒家可能一直强调你必须要反躬自省，你要做一个具有自由意识的自律人；而道家则言，你如果活在一个场域之中，这个场域是隐含着一个自发的和谐秩序，恰当地面对这个秩序，与之浑而为一，你的生命就在这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里得以安顿。道家着重的是人的生命的真实生长，是从整个场域去思考的，认为万物的存在都是人们经由一个话语系统去制定以后所形成的存在。任何存在都经由人们话语系统的介入，经由一种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之后，使得对象成为决定的一个定象。在这过程之前，对象都应该跟我们的生命浑而为一，都是无分别的，归本于无的状态。道家认为，人间的美丑善恶是非等一切价值判断，都是人们通过一套话语系统去论定，而在还没有论定以前，通通可以把他解开，还归到一种存在的真实。
道家强调把那个名取消掉，回溯到地个真实，而儒家是要审定那个名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经由正名的活动去求那个实，即“正名以求实”；而道家是“去名以就实”，去除名而回溯到实本身。道家认为最真实具体的东西来自于我们生命内在，而不是一种外在符号系统介入的论定，所以道家强调场域的思考。
所以道家思考问题用negative的思考，否定性思考、负面的思考，回答问题、思考问题，道家不一定是vertical，而是horizontal，是平面的，水平性的思考，他很清楚你所给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向度，而关联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向度，所以道可能不被你给出的问题所限制。这一智慧非常重要，若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是很受用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为别人所给的问题限制住了，但道家就不这样，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不会被现实既有话语系统所形成的那个价值论断限制住，他跨出去了。道家认为，惟有正视最真实的存在状况，从这里作为整个生命起点，这叫做“认命”的哲学。在道家思考里面，认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认命才能够再造新命”。认命不是消极，认命是比抗命还来得积极。华人几千年来受了许多苦难，但有道家这样的一个思考，就能给人以精神慰藉，保存实力，从自己真实的存在状况出发来处世，才能更好地开启新生，获得人生的意义，实现人生的价值。
道家启示人们不要用一种单线式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而必须放在一个场域之中，放在天地人我万物通而为一的“圆环性的思考”(circular thinking)里面。这不同于任何一个话语系统最常有的单线性思考的价值论定，而是通过圆环式的思考方法，将这端的A（善）和那端的非A（恶）所形成的矛盾两端拉在一块，发现原来善和恶是同一个点。因此，对于恶，要用善心、慈心去对待，“善不善，是之谓德善”。对于不善，你以善对待之，才是真正的善，因为“善”跟“不善”，只是一个圆环的同一点拉开做成两端。所以他常用这样的思考来把很多问题消解掉。他把人间事情很多的苦乐，把很多的是非、美丑、善恶、相生相待的状态一一讲明解开。
【关键词】内容互补；内在统一；哲学主体
[abstract]the chinese philosophy studies as a whole, the article support intrinsic supplementary said that this viewpoint does not regard as the confucianist taoism’s difference the supplementary premise, moreover regards as the confucianist taoism identity essentially is the supplementary premise, is in a unified intrinsic logical foundation, constituted a chinese philosophy intrinsic logic link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confucian said that two thought intrinsic supplementary as well as the chinese philosophy basic spirit which manifests in the supplementary process regard as are the chinese philosophy main bodies.
[key word]content supplementary; intrinsic unification; philosophy main body
前言
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资料，就有必要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www.133229.Com对此问题，一般有三种看法：儒家主体说，道家主体说，儒道互补说。其中第三种观点看似公允，认为儒道两家共同为中国哲学的主体。但是一经分析，又分为两种，即外在互补说，此观点承认儒家道家各自是独立的派别，认为它们本质上的区别性是互补的前提。另外一种情况是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是根本的互补的前提，而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认为它们是内在的逻辑上的互补，儒家道家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本文支持此观点，并试述其理由如下。
一、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天道观念在先秦诸子之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的天道观念、神道天道观念、以及在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
在原始的天道观念中，中国先民以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观点来面对世界，认为就如同人的背后有灵魂作为主宰一样，在世界的背后也有一个作为万物的最高主宰的天道。
神道天道观念，遮蔽了原始天道中的必然性，强化了人格神的意义，把天道主要理解为有意志的人格神。神道天道观念的基本精神和意义就在于与天道相沟通，但是这种沟通只是特殊人物的特权。这种思想肯定了特权意义存在的合理性，反映了社会等级制的出现和合法化的过程。
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是对原始天道观念中规律性意义和必然性意义的回归，是对人格神意义的扬弃，其核心观念认为天道是一个规律系统。这样的一个规律系统内在地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天道的存在是不同方面、内容、时间构成的一个结构性存在。其二是天道存在是必然性的、规律性的存在，天由人格天回归到了自然天，有意志的主宰者发展成了客观必然性，此客观必然性通过天道存在的结构表现出来，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万物的差别性和等级性。
总之，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先秦诸子的学说准备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前提，即，一方面为先秦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思想内容，一方面也提供了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此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一部分，面对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时代课题，从中国先民的天道思想中汲取营养，同时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二、儒道两家在思维方式上是内在互补的
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它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矛盾，儒家和道家各自回答了人在存在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儒家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文化上的基础和原因，而道家则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心理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表现的是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精神境界与心理体验上的超越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现实伦理生活中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思维方式上说，表现的是时间性思维方式与空间性思维方式的内在互补。
时间性、空间性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和自我反思的基本中介。以万物同为物的空间并存关系为中介，在此关系中寻找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即形上基础的说明，此即空间性思维方式；从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为中介在万物自我时间发展过程中，寻求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此即时间性思维方式。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上都是人反思自身时的片面的思维方式，而人的反思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表现出了时间性思维方式以空间性思维方式为基础，而统摄空间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方式内在的互补和统一的过程。
三、历史发过程中儒道两家在内容上的互补
在先秦诸子学时期，儒道两家在文化上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儒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伦理意义，而道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本原意义，但是儒道两家哲学的创始人在心灵体验上的统一性、儒道两家学者情感上的相通性和同情性以及在最高人格意义上的人格境界的理解的统一性，是此时两家文化融合的表现。对于天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道两家学者在心理感受上的一致性表现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理解的一致性。
在魏晋玄学时期，玄学家们在一种文化意识上，已经自觉到了儒道两家的统一性问题，而且他们对此统一性的了解并不在于外在文化形态，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的统一性。他们认为两家在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儒道两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把两家之（下转第164页）（上接第186页）间的关系把握为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统一性。同时，他们用道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深化了儒家的思想，
为儒家文化进一步阐明了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宋明理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形态达到了极至与完美。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上儒道两家的融合。而且是以一个统一的文化形态来体现的。这种融合表现在宋明理学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之中。如本体轮种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等等，因此宋明理学时期，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在外在文化形态以及内在精神实质两方面的真正融合。
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内在互补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心性学说。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性才真正揭示了人的存在：既是心理体验的存在，也是现实伦理生活的存在。儒家和道家的关系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内在的统一性关系，而人的生存是儒家和道家统一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在统一性的基础上人的生存矛盾的内在发生。综上可知，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此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林安梧.儒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道德教育实践中，已经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思想。其中，儒道两家的德育思想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德育思想http://的精髓，二者互为补充，为中国现代德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灵魂。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开放性程度的逐渐加深，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带来强烈冲击，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倾斜。因此，通过对儒道哲学体系中道德思想内容的挖掘和整理，并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当中，可以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儒家德育思想的内容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一直把道德修养教育和修身教育放在核心位置，在不断实践探索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道德修养学说。中国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德育在先、修身为本、君子人格、孔颜乐处、有教无类和师道尊严几个方面。
德育在先。德育在先的教育原则，在中国儒家伦理学中表现为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都要坚持德育为先。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也就是说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思想观念才能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国家的治理需要从德育教育和政令刑法两个角度来实施，但是，道德教化与刑法相比有着自身的优越性，也是切实达到治理国家目的的一个最有效的路径，正如孟子《尽心上》所言：“为政以德”、“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修身为本。正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儒家道德理论体系中的修身思想是建立在人性论学识和先验道德学说的基础上的，《礼记·大学》有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一切都要从修身开始，通过道德教化和自我道德修养的提升，以淳化社会风气，只有从修身教育出发，才能真正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要求。
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是指具有较高道德水准、完美人格的人，也就是要做到仁、义、礼、智、信，君子的关键是要有仁爱之心。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时代，如果人们没有君子人格之风范，则会造成小人当道，社会也就不存在任何文明了。
孔颜乐处。孔子对学生颜回赞扬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乐处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也是安贫乐道的代名词，这也是存理去欲所得到的精神享受，认为快乐本身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情操的追求。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一道德价值观激励人们去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道德情感和精神享受，淡化物欲概念，这也是对人格理想教育的最高诠释。
有教无类和师道尊严。有教无类是指人不分贵贱等级，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对传统教育思想革新的最高阐发，从而为人人接受道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师道尊严是指从尊师开始重视教育，提倡尊敬教师也是现代道德教育体制中所必须倡导的重要内容。
道家德育思想的内容
绝圣弃智。“绝圣弃智”是老子提出的，他从自然朴素的人性论出发，把自然本身作为道德认知的对象，也就是人从认识自然中崇尚道德认识，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反对一切违背自然之道，认为只有通过对道德品质知识的学习，才能提升自身的道德行为，并强调道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应当说绝圣弃智是一种由感性上升为理性的认识。
独立自由。道家强调“弱其志”，强化个体本性的自由发展，强调摆脱内外部的一切约束，成为一个“独异于人”的人，伦理道德不需强加于人，而是倡导人的自觉遵守，以彰显人的自然本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老子对独立自由的一种张扬。
自然无为。“自然无为”是指要按照自然的规律，遵守自然规律来实施行动，这也是道家的道德学说的核心部分。“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这也充分说明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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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法自然”，应把人的道德行为贯彻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理念之中。
儒道德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强调大学生个性全面发展。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产生倾斜，从而造成人们的价值取向片面发展。我国的高等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也由于过分强调学生的社会性，而忽视个性培养和全面发展。儒家的德育思想注重培养有道德的人，倡导通过道德教育以达到人格的完善，个性的自由与独立，激发学生的积极情感，以满足学生发展的不同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统一。在当前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大学生道德观念的弱化和缺位，道德意识的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严重制约和影响着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高校教育在对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应加强对其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优先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符合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
加强德育教育的内省观。儒家德育思想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坚持德育为先、修身为本的教育原则，以培养人们能够达到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并产生积极的心理作用。“内省”应当说是儒家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路径，是指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以实现内心自省的目标，塑造良好的品德最终达到“齐贤”。相对于儒家德育思想中的这一内省观，我国现阶段高等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注重他律教育，而忽略了自主教育，而缺少了受教育者的内省，这样就难以达到塑造个人品德的目标。因此，从儒家德育教育的内省观出发，培养大学生以积极的心态去处理问题，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教学相长，以发展自我、教育自我和完善自我。
培养大学生对道德规范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当今社会的教育体系受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表现在过度追求物质生活享受。因此，应挖掘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道德教育资源，引导大学生从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中解放出来。道家倡导的“绝圣弃智”让人们自觉用道德来约束自身行为，教人懂得应该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道家德育思想强调对于道德的认识应当是一种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知方式。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应当使大学生理性的判断和理解能力成为一种他律性和强制性的外在规范，让大学生在具备较强理性选择能力的前提下，自觉接受并履行某种道德规范。
重视道德情感，促进大学生知行统一。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制中知行脱节现象已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在高校德育教育中过于强调道义的讲授，而忽视了大学生的情感教育。道家肯定道德情感的重要性，注重人的自然情感，而不是用社会伦理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这一思想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是，要从道德情感的角度出发，把一种外在的社会需求转化为大学生的内在需求，倡导大学生自觉自愿地履行职责，培养爱憎分明，以彰显道德的生命力。道德情感教育同其他教育手段相比有着自身的优势，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情感教育促进大学生知行的统一，充分发挥道德情感教育的特殊功效，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高尚情操和品格的高素质社会人才。
把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结合起来，为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中过于注重“个体社会化”的思维逻辑，所培养出的大学生只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承担者，这无形当中抹杀了大学生的个性差异，压制了大学生个性的塑造。在这一教育模式下，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感趋同现象严重。这就需要借助道家德育思想中的“体道”、“循道”、“依道”价值观，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把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结合起来，为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使之成为具有独立人格之人。
强调道德主体知、情、意、行http://的全面发展和外显的道德实践。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包括道德认知、情感、意志等内在的观念的培养。道家的德育思想强调道德主体知、情、意、行的全面发展和外显的道德实践，因此，可以借鉴道家的思想，运用情感教育来培养大学生的责任心和同情心，把大学生的思想引向健康的发展轨道。
结语
论文关键词：传统医德 儒家思想 医乃仁术
论文摘要：作为民族道德规范之本的儒家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在儒家道德标准“仁”的影响之下，古代医家实践着“医乃仁术”的仁爱之心，形成了仁者爱人的传统医学道德。从儒家忠孝仁义等生活和道德准则出发，探讨医乃仁木、知医为孝、推己及人、重义轻利、以德待患等传统医德内涵，阐释传统医学以人为本的思想。
我国古代，诸子百家都论及并倡导伦理道德，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尤为重视伦理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代文人的修身之道和追求目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最具人文传统的学科，儒家道德思想对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仁义互助。这种思想反映在医药行业中，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观念。传统医学的目的是救治被病痛折磨的病人，保护人类健康。医生除了应具备治病救人的医术之外，还应当饱含治病救人的医学道德观念。因此，医德历来为医家所重视。本文从儒家的“忠孝仁义”等道德内容出发，结合传统医学道德的内涵，揭示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学道德内容的重要影响。
1.医乃仁术
“仁”是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要做“仁爱之人”，要遵守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医乃仁术”语出自明朝王绍隆的著作《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纵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历代名家著作，他们无不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观念。《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这样一门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从医者应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治病救人。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清代喻昌也曾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既要了解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医学精神，更要领悟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仁术”的精髓。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医学道德凭借医家的为人，自觉实践着医者的仁爱之心。孙思邀是实践“医乃仁术”的一代典范。《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他说作为一个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应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医”，必须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医乃仁术”之说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医儒一体。知儒理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一书中，专门撰写“医道通治道论”从病因、病理、治则、治法和治疗中如何掌握攻补兼施的尺度，与儒家礼乐兵刑的治国方略紧密联系，详细论述了治国之术与治病之道相通之处，充分证明了医儒一体。同样儒家认为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是儒家实现仁爱爱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儒同道”。正如《灵枢·师传》所指出的，掌握医术，即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由此可见医儒同道，医出于儒。
2.知医为孝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孝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百善孝为先”的做人根本。关于“孝”，《尔雅·释训》中的解释是“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老部》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从这一观念出发，重视医药是必然的。习医术，既可以用来自保、尽孝，又可以推广用于救济世人，由此推断医术也是一门孝术。研习医术是服侍父母、尽孝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体现，故自古就右“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古训。
《二程遗书》中言“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正如《论语·里仁》中所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儒家提倡忠君孝亲的道德观，而以医药侍奉双亲，正是这种道德观的直接体现，因此学习医道是尽孝道的基础，不学医则无法尽孝。例如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把自己的医学专著叫作《儒门事亲》，《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同时儒家的“为子孝，为臣忠”的谆谆教诲，也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君亲有急不能疗，非忠孝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成为孝子而学医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明代医学家王伦、唐代王煮、北齐的李元忠等。
历代名医从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文人从医。在仕途不利的情况下萌发学医救人以表夙愿，因其具备了阅读医书与理性思考能力，阅读困难较小，易于培养医学兴趣;二是自己身患顽疾，久治不愈而寻求自救，在面临自己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强烈的求生欲望就容易激发学医兴趣;三是重要亲属患病或病死之后，由于特殊的情感激发了学医兴趣;四是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接受医学熏陶，为承家训而产生学医兴趣;五是一些具有特殊天赋者，因偶然的机缘表现出浓厚的医学兴趣。
其中第二、三、四种情况均出于儒家孝道的内容要求。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东垣老人传》里记载金元医家李果走上学医之路是因为“母王氏寝疾，命里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君痛悼不知医失其亲，有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金代医学家刘完素也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孝道观的精神实质认为忠臣孝子要时刻保证君父的身体健康就必须学习并精研医术。
由此可见，孝道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宋代著名政治家、诗人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医相从根本上是同宗的道理，这集中代表了古代医家的理念。据对《中医人物词典》收录的6200余位历代名医分析，有813人由儒转医，占13%，其中又有172人因“孝”的动机而习医，占弃儒行医者21%。
3.推己及人
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关爱、真诚相待，即“仁者爱人”，“爱人”本身是情感的体现。同样，理想的医患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医乃仁术，’即爱人之术。众多医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仁”，用“仁”规范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医疗行为，在医学实践中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因此儒家的中心思想“仁”就成为了贯穿医德修养中的主线。在实施仁爱的过程中，仅仅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论语·卫灵公》)是不够的;更多的要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因此儒家教导人们的是“推已及人”、“将心比心”。孟子也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公孙丑上》)。儒医对待病患需同样怀有推己及人的观念，就是以仁爱之心行医济世，是施行仁术。于是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宗旨。即要想到自己贫病的痛苦，就应当去关心、帮助贫病之人，因而要施药救助，体现济世活人精神，也就是儒家“泛爱众”的医学体现。因此，在儒家的教诲和影响下，医家在“行仁术”、“施仁爱”的过程中，倾向于“推己及人”的思维模式，即“急病人之所急”，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理解去治疗病人，去实践“仁”的基本内涵。对于病患应该一视同仁，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家人一样。孙思邀在《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枪。勿避睑滋，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清代名医费伯雄在《费氏医书》中也说“我欲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4.重义轻利
儒家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重义轻利。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强调君子应把“义”放在首位。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对古代医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众多医家都亲身实践以医济世，舍利取义。
现在人们用“杏林春暖”这个成语来赞美医生的美德，它记载的是三国时期的医家董奉‘旧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施以娠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这样的轻利义举也就成为了医家们争相效仿的典范。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要求“凡大惬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利用医术索取钱财的人，历来为医家们所不齿。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倡导医家把良心作为道德的基础，从医者应有善良的心地，不可存私欲邪念，怀有救苦之心，淡薄名利，一心向善。同时还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强调“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吴鞠通行医记》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清代名医费伯雄说:“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表现了古代良医重义轻利、一心救民病苦的高尚品德。
5.以德待患
“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道德中“以德为先”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古代医家接受仁德思想，由以德待人具体化为以德待患。所谓“大医精诚”、“医乃仁术”、“无德不医”的优良医风更是值得我们坚持和传承的。古代中医带徒学成出师时，师傅以灯、伞相赠，以示不分昼夜，风雨无阻，为“一心赴救”之意。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要求“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急病人之所急，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也。”
关键词：仁爱；和谐；尚义；诚信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儒家伦理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批判继承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及合理成分，如仁爱、和谐、尚义、诚信等精神，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加强新时期企业职业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伦理思想贵“仁”
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这种“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孟子继承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人都应有“恻隐之心”，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万物，并认为仁是成人之道，不仁无以为人。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用“仁”这个基本范畴把其他的道德规范统帅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
企业道德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融洽的关系，在企业内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环境。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热心服务，真诚奉献。仁爱思想要求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要求企业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贵“和”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论语》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按现代话说，即礼的作用，以和谐为重；先王准则，以和谐为美。言下之意，一切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制定，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和谐，先代尧、舜、禹、汤、文、武诸王，均以此作为自己安邦治国的宗旨，因此才有了中国远古时代的泱泱盛世。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主张人际之间和谐、安定，团结，协作，即“人和”。 几千年过去了，“和为贵”始终是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信奉的治国方针和道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即将“和为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和阐述。??
和谐是一种对真善美追求的动态平衡，是企业伦理道德的理想境界。儒家思想祟尚亲密的人际关系，人际亲密强调个人以彻底和信任的方式把自己投入于群体之中。管理者与其下属之间，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保持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当今企业道德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相敬如宾，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与儒家的“人和”思想一脉相承。发扬儒家仁爱精神，就要以仁爱向善作为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引导企业员工向善，使企业内团结和睦，亲如一家。
在商业交往中，儒商注重“和气生财”，“和”则“旺”。 要坚持以正当手段竞争，不能搞小动作或诋毁竞争对手，摈弃不道德的竞争行为。对于同行业伙伴既竞争又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即树立合作竞争的“双赢”竞争理念。“双赢”模式正是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
儒家提倡尊重一切生命价值，把尊重自然规律、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善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的道德旨意。在今天提倡生态道德，保护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和谐论”、“天人合一”于平淡朴素中有着奇迹般的深刻。
企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寻求祟高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归宿。首先，企业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剥夺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其次，企业要为国分忧，勇于承担社会重任和历史使命，坚持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再者，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慈善活动。将仁慈爱心献给最需要关爱的人，博施济众，兼善天下。
关键词： 儒家；佛家；道家；处事思想；启示
一、儒家的处事思想
儒家的思想，其核心价值在于“仁、义、礼、智、信”。“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忍让谦虚以求大义，这是儒家所提倡的。可以说，儒家思想的重点便是如何调节社会关系。“仁”也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或者中庸之道，讲的都是如何维系社会关系。
说到为人处世，孔子讲究的是两个字，“忠”与“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论语》：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现在我们引申一下，就是做人要厚道，要实在。论语中说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可见中国人很早就很重视“诚信”了，只是一直推广得不够好。忠诚守信是做人的根本，而推己及人是待人处世的诀窍。
温良恭俭让和忠恕之道可以说一种非常出色的处世策略。所以有人认为，儒家的思想其实一种处世之道，是一种伦理学而不是一种哲学。儒家过于强调社会角色的重要性，“长幼有序，大小有别”，过多的强调自我的修养与克制，这些观点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之久，可谓根深蒂固。尽管儒家的很多观点今天未必完全正确，如中庸之道，政治上的复古倾向，过分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等。
二、佛家的处事思想
佛家的处事思想，其核心是教人以“慈悲为怀”。 何谓佛？僧肇云：“佛者何也？盖穷理尽性大觉之称也。”佛者，觉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故名曰佛。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从创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
在佛家思想中，一个人要想有有很高的修养，首选必须具有一颗怜悯之心，能够宽容待人。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的复杂，不论是兄弟姐妹之间，还是跟同事之间，或者和陌生人之间，大家都不能充分的信任对方，总是带着一颗犹豫的时刻准备判断对方是否在欺骗自己的心，总是在防着别人，唯恐自己会被欺骗，会吃亏。甚至现在在城市，同一栋楼住对面的邻居可能都不认识，也不愿去认识，总是提防着对方。如果在生活中我们能够换位思考，站在旁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么别人之前对你的伤害或争吵以及之前所有复杂的事情也就云淡风轻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颗宽容的心，善待他人，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变的非常和谐。
佛教的处事思想非常的朴素、平和，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佛家看来，如果人人都能胸怀慈悲之心，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无憎无爱，这个世界就会呈现祥和、快乐，就会变成人间乐土。
三、道家的处事思想
道家的人生信条是“为而不争”，这也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在为人处事上的具体体现。所谓的“为而不争”，是指做事要尽力而为，且在名和利等各种诱惑面前要保持一种平常心，不与他人攀比，不嫉妒别人的才能。在老子心目中，理想的圣人学习掌握了无为之道的真谤，他们才能清心寡欲，多做事少说话，不与他人争。
道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叫做“道”的物体，它独立运动，周而复始，天地万物都要以它为生。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自然界。
道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更多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也即“天人合一”，同时也强调要把人和自然等同对待，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四、三者之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就是说，修身养性，要用道家的思想，待人处世，要用儒家的思想。道家提出的辨证思想和对事物的认知规律，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最大的亮点。“万物负阴而抱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对事物规律有着深刻的揭示。其思想成就主要在于哲学层面的思考与认知。
总的来说，儒家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道家思想主旨是自然和谐，道法自然，以无为治国，讲的是出世，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佛家，强调的是自身修养，讲的是超世，佛教是教育，是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经过一千年的融合，在宋代的时候，儒、佛、道已经三位一体了：以道行、儒礼、佛法为灵魂影响着每一位华夏子孙。这三者的处事思想既是相互独立的，自成一体，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三种处事思想无处不在，我们要学会合理运用，让自己的生活因此变的轻松快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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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庸;认知;选择
周作人在1908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曾表现出强烈的反儒思想,然而,二、三十年代后,却逐步亲近并标榜儒家,甚至以儒家自居,与日本作家片冈铁兵的文字论战,也源于其鼓吹了儒家思想。那么周作人所标榜或说所信奉的儒家是否即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孔孟之说呢?通过对其大量文章的研读,则又不一一尽然。试以其中庸思想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一比较,探讨周作人对儒家思想的认知和选择。
中庸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何谓中庸呢?所谓中有“中正”、“中和”两层意思,所谓庸,即是用,即是常。因此中庸就是把“中和”与“中正”当作常道加以运用。中庸之道要求:第一,处理任何事情都必须牢牢地把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中正处,做到“允执其中”。(《尧曰》)第二,将两种或两种以上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思想、策略、方案等,妥善地加以调和,使它们相互融通,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达到亦彼亦此的中和状态。在孔子看来,“中庸”是德之极致,即“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如何达到“中庸”的境界呢?孔子认为“知”能使人的行为适中合度,而至于中庸。儒家的“知”包括知天命、知礼与知人,此三者都是对人的“知”。“知天命”是对自我活动限度的“知”,“知礼”是对人生行为规则的“知”,“知人”是对他人的“知”。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事物及其性质的认识,也是从道德上对善恶是非所做的辨别。
周作人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肯定孔孟的中庸之道更适合中国国情,并且合于生物之道,即自然之道。“我最喜欢中庸主义,觉得在那里也正是适切。” [1]认为儒家中庸的人生观一直占着势力,是一个很好的木本水源,“从这里可以长出健全的艺术以及生活来,将来的文学自必沿着这道路前进。” [2]故大力提倡中庸之道。
但他又否认其思想源自孔孟。“我自己是个中庸主义者,虽然我所依据的不是孔子三世孙所做的哪部书。” [3]实际上,周作人提倡的中庸似乎是作为一种策略出现的,更有其针对性,他说“我真相信如中国保持本有之思想(这里指儒家的中庸)的健全性,则对于此类意思理解自至容易,就是我们现在也正还是托这芘荫,希望思想不至于太是乌烟瘴气化也。” [4]这话表明了周作人所持的中庸论是就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有感而发的,他欲以中庸的态度来抵制社会上思想的某些混乱与偏执。这种中庸是作为应对之策而出现的,更多地是为了表达对社会上某些极端倾向的反对。
周作人不承认有什么第一因或终极本体,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一元本体论使人非此即彼,偏执独断,养成了僵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极易走向极端与过激,对历史和现实缺乏必要的理性观照,而所谓“绝对”与“彻底”又是决不可能的事。“中庸”本身可算作一种不彻底的态度,而不彻底不失为一种极具生命力和调和力的人生态度,它看似简单易行,实则难以把握度的分寸。因此他的中庸论消解的正是那种认为世间有一种超绝客观真理的执著偏见及变相的独断论。
儒家认为达到中庸的途径包括知天命、知己与知人,而在知的方面,周作人更倾向于自知,知己之所知与无所知。其以“知堂”自称,无疑是欲通过知人与自知达到中庸的境界。在谈论《小河》时说“然则知忧惧或与知惭愧相类,未始非人生入德之门乎。” [5]更明确了知的范畴与对象,忧惧与惭愧都是指向自我内心的。作为审美,他说“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的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上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6]这是一种消尽火气后的平和,或许中庸二字并不适合于它,但这句颇为诗意与感性的话却正说明了周作人中庸的内在涵义。
周作人的中庸还表现在其他许多地方,如他坚持对外国思想既不能全部接纳,也不应一概排斥。曾热烈提倡与拥护白话文,但又反对定白话文为一尊。反对文以载道,又称如缺乏诚意则不载道之文也未必是好文。其对儒家的靠拢本身也可称为一种中庸,对法家的过与道家的不及的持否认态度。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儒家思想是有着精心筛选与过滤的,既不全信盲从亦不全部,而是挑选出与自我观点统一的部分加之修改发展,形成自我体系。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7]
中庸对于周作人来说,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与处世态度,也是一种审美行为与个人涵养的确固。这种不彻底的处世态度使其后来在民族大义面前既不能舍生取义,又不愿静受汉奸之称,一心一意为虎作伥,成为一种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等,都不免为边见,只有喜偏激而言行不求实践的人,听了才觉得痛快过瘾,却去中庸已远,深为不佞,所厌闻者。” [8]这是其对所谓中庸的一种偏见,而最终成为毫无原则与个人操守的前提。从此意义上看,他的以儒自居与其说是受了孔孟的影响,毋宁说在更大程度上是其主张与儒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是一种契合而非信从。
司马迁曾概括说:“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当时因窦太后笃信道家而使朝野流行黄老之学,连朝中大臣也“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汉初主要大臣,如萧何、曹参、陈平、汲黯等也都“好黄帝老子之术”。而当时儒林博士申培公、辕固生等也影响了一批朝臣,如赵绾、王臧等形成一股势力,“隆推儒术,贬道家言”。两种思潮,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景帝时发生了以新道家代表的黄生与儒林博士辕固生的一场学术争论: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失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史记・儒林列传》)
儒家主张顺天命,道家强调得民心,儒道两家争论不已。最后景帝开口说:“吃肉的人不吃马肝,不是因为不懂得滋味;谈学问的不谈商汤和周武王接受天命,不是因为愚昧。”于是结束了这场争论。
在这一场争辩中,辕固生维护儒家主张君王行仁政的旧义,黄生则服务于新兴政权的需要,强调君臣上下之分不可颠倒。争论结果是儒家被屈,黄老思想获得了胜利。窦太后还罚辕固生去猪圈杀猪,辕固生差点丧命猪圈。
到汉武帝时,又一次发生儒道矛盾的激烈化。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即位,支持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和御史大夫赵绾乘机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并推荐其师申培公来主持此事。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申培公主张推行仁政,反对政治宣传。汉武帝很不高兴,但既然已经召来,就让议明堂事。窦太后不赞成儒学,她抓住了赵绾、王臧的政治错误,把他们扔到了监狱里,后来他们都在监狱里自杀了。申公因为生病,免去了惩罚。所谓明堂事也就不了了之。(见《史记・儒林列传》)明堂,即大学,是属于监督执政的议政机关,这显然不符合控制思想的专制制度,旧儒学在当时的失败,也是必然的结局。
这一事件,一方面说明西汉王朝对学术宣传的重视,它允许不同思想在朝廷争议和辩论,允许在推行黄老思想的同时,设置儒学博士“具官待问”;另一方面又说明西汉对学术思想的控制,把学术思想上的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专制制度下只有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学术思想宣传才被许可,否则就要被制裁甚至镇压,旧儒学在西汉初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后来,窦太后逝世,武安君田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汉书・儒林传》)学术思想的发展随着政法建设和统治阶级对它的态度而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传播史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司马迁对西汉时期法家、道家和儒家之间的起落、兴衰,曾作过这样的概括: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自序》)
司马迁还引用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归纳,总结了新道家得以传播的思想特点:“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指出新道家利用了阴阳原理,同时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优点,并且接受了名家和法家的思想要点,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针对具体对象确立新的风俗,这样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规则简单而容易操作,事情不复杂而效果好。从此中国的道家思想摆脱了空幻玄虚的境界,走上务实革新的道路。至于到魏晋时期,道家学说又出现了玄学倾向这是后话了。
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贾谊。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洛阳人,西汉初著名政论家。据《汉书・贾谊传》记载:他18岁就“能颂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史记》称他20岁“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被荐为博士,参与朝议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后因才遭妒,被贬谪到偏远的地方去,心中郁郁不乐,死的时候才33岁。他曾几次上疏陈治安之道,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掠。他认为“道德造物,德以道为本”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万物变化不息。他还提出“变化因时”的观点,认为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法令。这些观点对当时和整个汉代的政治有很大影响。贾谊又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政论文章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著有《治安策》《过秦论》等。
贾谊在他的政论文集《新书》中提出了一些政治主张:(一)主张用生活符号来区分人的等级、身份和地位。他认为人的容貌没有天生的贵贱之分,人的等级、权势、地位、身份,通常由衣服、号令等标志出来。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你是哪等人,必须使人从服装、言行上一看就知道。(二)主张“言必可行”,行必求影响。他认为言行可以区别一个人的智慧和愚昧、贤良和不肖。明智的人谨慎言行,给自己带来幸福;愚昧的人随便言行,给自己带来灾祸。所以有修养的人必须说可以实现的话,做可以承诺的事。(三)主张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教育民众是政治的根本。他认为有了教育才有政治的稳定;政治稳定,百姓才能从事劳作,国家才能富裕强大。所以他强调:“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新书・大政下》)这一思想很长时期被人们所认可。有意思的是,他还提出了“胎教”,他以周代王妃怀孕为例,指出说:“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新书・胎教》)这些都是很不寻常的观点。
当时新道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后人怀疑它们是老子和黄帝所撰写,故称为《黄老帛书》。书中指出“道”是万物的发展规律,“道”作为规律,是看不见也无形可察的,它寓于虚而普遍起作用,守恒而稳定。大小事物之所以存在,都因为“道”的作用,鸟因而能飞翔,鱼因而能游动,兽因而能奔走,万物因而能生长,办事因而能成功。书中反复强调“道”的基本规律就是“恒常”,比如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是“恒常”的,一年四季的变化是“恒常”的,它们有“度”有“数”,有“法式”。至于社会生活,也应该事事有“恒常”规律的。“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立(位):贤不宵(肖)不相放(仿)。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经法》)
《黄老帛书》特别强调说话、办事等做人的基本道理,要“执道”“循理”“审时”“守度”,即做人要遵循基本规律、坚持真理,要利用时机,把握分寸。指出“黄金珠玉臧(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财),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经法・四度》)也就是说,统治者贪图钱财,喜好女色,是造成民众怨恨和社会动乱的原因,对于这样的人,就是圣人也不会去替他出主意的。《黄老帛书》还规定了人言行的规范和准则,其中说:“是故言者心之符也,色者心之华也,气者心之浮也。有一言,无一行,谓之诬。”(《道原经》)指出如果他的言语很漂亮,行为很浮躁,就不能起用他。因为,言语是内心的标志,表情是内心的外化,气质是内心的表露。有言语而没有行动,言行不一,这是欺骗。
《黄老帛书》基于道家的宇宙观而吸收了名家和法家的思想,它在西汉初期对政治思想的传播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决定了汉初“清净无为”的治国方略,成为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
二、一代大儒董仲舒的“教化”思想
公元前191年,汉惠帝四年废除秦挟书律,躲避秦火的民间藏书渐渐显露于世,私相传授的风习也渐渐兴起。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在丞相赵绾的建议下,举办了一次全国人才大考核,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为准则选拔国家管理人员,由皇帝亲自考试。当时一位专门学习儒家学说思想、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是旁门左道,邪说妖言。他建议凡不在五经之列及非孔子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董仲舒在这场考核中得了第一名。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制定为国家政策:第一,太常内所设博士官职,原来吸收各派学者,改为只由儒家人士充当;第二,创立太学,由博士任教,传授五经和孔子的学术思想;第三,提倡礼教,恢复三年守丧,开列“避讳”等。及窦太后崩,儒家取代黄老,获得了广泛传播。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西汉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汉书・董仲舒传》说他“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武帝即位后,以三次对贤良策被武帝赏识,曾任江都相等职;后家居著述,仍被尊重,“朝廷如有大仪”,常派人“就其家而问之”。《史记・儒林列传》称他“为人廉直”,精治儒学,成为秦汉之际新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对两汉的学术和政治起了很大影响。
董仲舒的代表作是《春秋繁露》,以天道观为基础,以阴阳五行说为支柱,以《公羊传》为骨干,从人性、伦理、道德、政治、社会等方面进行阐述,宣扬儒学。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指出“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
董仲舒举了《春秋》的例子:“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因为人们先见到空中掉下陨石,后才清楚数目,所以把数目“五”写在“石”后,至于人见飞,是先见到六只鸟飞过,后才知是,故数目“六”写在前。他从语法角度阐述了语序跟人认知的关系。他还创造了“名”和“号”、“凡”和“略”、“详”和“目”等术语,说:“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指出了名称跟概念、个性与共性的逻辑关系。
(二)强调“教化”的力量和作用
董仲舒认为人民本身是愚昧的,只有经过教化才能使之向善。他说:“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未可谓善,与目之瞑而觉,一概之比也。”他采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音训”的方法,提出百姓被称为“民”正是源自百姓的“冥”;百姓冥顽不化是天性,通过教育使他们觉悟,然后“化”而能向善。因此他不同意旧儒学“性本善”的说法,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一个人的品性质朴,教育可以使他善良。如果品质不好,即使教育也不能使他善良;如果没有教育,即使品性质朴也不可能使他善良。
(三)提出“先饮食后教诲”的思想
他引用孔子和《诗经》的话说: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把“治身”“饮食”“教化”“治人”四方面内容作了调整,并深刻指出了其中的内在关系。
(四)阐述言行貌必须注意修饰的道理
他说:“衣服容貌者,所以说目也,声音应对者,所以说耳也,好恶去就者,所以说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则目说矣;言理应对逊,则耳说矣;好仁厚而恶浅薄,就善人而远僻鄙,则心说矣。故曰:行思可乐,容止可观。此之谓也。”(《为人者天》)董仲舒认为衣服、容貌、言语、声色,可以从现象上使人感知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因此必须规范,不可忽视。
(五)论证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他有这样一段深刻的论证:“何谓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必仁且智》)意思是:能避开灾难,预知祸害,事物一动知其变化,事情一起知其结果,看到发端知其结束;言语不多而坚持不变,前后也不矛盾,始终有原则;反复思考而不满足,其言语少而十分充分,简练而明确,简单而通达,简省而详尽,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其行动符合规范,其言语切合事务。像这样,才称得上智慧。董仲舒虽然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立场上,但是他的这些话,从领导者的观点看,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儒家。道家佛家。中和作用。相互渗透。
的这篇论文的思想是探讨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与精神对书法艺术、审美风格和审美价值影响的历史渊源。找出差异和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书法艺术。“历史的前进往往伴随着探源的后退。”面对当今多元文化的对抗、交流和交融，我们应该立足传统，继续探索。书法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展，但无论它如何变化，传统书法的纯度越高，它就越能得到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有着不同的探索领域，从各个方面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
。它的思想贯穿于三千多年的书法长河，是一条重要的脉络东汉赵壹《非草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思想对书法艺术影响的开始，对书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针对当时草书现象，《非草书》从世界在儒家应用的角度谈草书。他认为，士大夫的使命是掌握圣人的经典，“如果你贫穷，你可以保留你的名字，并接触到尊主致平”，“坐在太平洋周围，更不用说歌剧展览的绘画场所了，草刿壁被用来刮胳膊上的皮肤，折断手指和爪子，并继续止血。然而，它的话不利于笨拙。这也就像给那些模仿的人加上丑陋，给那些学会走路的人加上蔑视。“对于那些痴迷于草书的人来说，这与复兴世界和在儒家推广道教的理念背道而驰。这只是世俗人士追求的一项小技能。当时，汉朝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实行“与民休息”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文化的繁荣。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六种语言，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焚书坑儒》给文化传播带来了一定的灾难和障碍。汉代皇帝再次实施的“巴”字，为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丰厚的土壤，对当时官员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有较高的要求，统一要求人们使用标准的隶书——当时的隶书。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和书法的一大变化。汉武帝时期，学生的思想文化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太学和推进儒学教育的建议促进了文本内容的严肃性和书写的规范性《非草书》的建议是在正统思想的背景下形成的，即，当时的书法必须遵循儒家的观念。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德》。评价人物注重从外到内，以道德、诚信和个人修养为评价标准。在书法艺术中，“书如其人”、“蒂芙尼早餐”等一系列思想对后世书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如其人”一词可以追溯到西汉作家扬雄，他说：“书法是心和画”，意思是书法是人们思想和情感的外在化。欣赏美丽的书法，归根结底就是欣赏美丽的人格。在《书法雅言》中，项穆说：“故论书就像谈论的阶段，阅读就像百年的孤独”。《袁昂古今书评》中描绘的好书法给人一种高尚的印象：“王右军书如谢的孩子，即使不正确，也有一种清新的气氛。”孔子思想对人格的尊重，使许多后世文人和官员追求独立人格。苏东坡说：“在古代，那些谈论书籍的人也谈论他们的生活。苟非是一个男人，尽管他的作品并不昂贵。”。从苏轼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书法和文字之间的联系。如果书法是原创的，文字被人们重视，书法就会越来越珍贵。
音乐教育中的“善”。《论语》中的“冰雪之国完美复苏”。由此可见，“美”与“善”的统一是孔子对艺术的基本要求。Confucius所要求的美是：《关雎》中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符合“中间”之美，“中间”和“和谐”是儒家的艺术标准。《中庸》说：“中也者是世界的基础，和谐是世界、致中和、天地位焉和育焉的方式”。“Hamlet”是万物运行的标准。书法自然离不开“中和”和“和谐”的制约和影响。“中和之美”已成为中国书法的最高审美模式。在“中和”的概念中在古代文化中，
首先指的是情感和理性内在表达的和谐统一、公正和得体；其次，指的是外在表现的规则和公平的结构“字势雄逸如巨龙跃过天门，虎卧凤阙”和“雄逸”体现了国王话语的精髓。“龙跳天门”体现了国王话语的跳跃，“虎卧凤阙”体现了冷静和强大的笔力。王澍的姿态、妍美和笔力正是一种“中和之美”在对立和矛盾之间找到完美互动的平衡点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领域因此，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庸原则成为书法家遵循的审美原则和审美观。
没错。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政权很虚弱，王子们争霸，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知识分子之间相互讲课、辩论，学术繁荣，各种思想流派纷至沓来。道家思想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玄秘的“道”衍生了一切。所有符合自然“道”的人都是美丽的。老庄提出了一系列主张，鼓吹《清静无为》，否定社会伦理。他认为一切人工雕刻的东西都不美，所以他提倡“法贵天真”，追求回归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现在书法上，即崇尚速度和自然，用笔肆意。道家倡导的“自然”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深刻影响了中国美学和书法艺术的发展。道家美学为中国传统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倡导“自然”的审美理想，被视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老庄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在艺术上不是有意的，但却出乎意料地归因于所谓的艺术精神。书法艺术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中深受道家自然观的影响。艺术中的“自然”并不容易实现。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和追求的过程，是一个“削既雕，回归简约”的过程，是“华丽的杆子，仿造平淡”的升华。为了实现这一艺术境界，
的艺术家们受到了道家理解方式的启发。汉代书法家龙梅尔在《论笔论》一书中提出：“默坐静思随意舒适，不说话，不呼吸，目光深邃。如果它是至高无上的，那就不坏。”九势指出“夫书肇是自然的，自然建立，阴阳生。“阴阳生，形生”。蔡邕强调，在制作书籍时，我们应该消除干扰，不影响异物，保持心脏安静。名利双收，很难进入自然状态。蔡邕的“坐着冥想，随意舒适，不说话，不呼吸，沉入密神采”的方法和道家的“蒂芙尼早餐”、“坐忘”、“虚静之心”是书法艺术审美创造中自然认识论的阐释。这一思想在书法艺术中被广泛接受，大量书法理论继承了道家的思想文化。“自然”已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书法艺术美学的最高标准是自然书写。它不受礼法约束，摆脱生理欲望，摆脱所谓的知识活动，引向自然之心，拓展自身，开启无限境界。在道家思想的指导下，书家展示了自己的内心感受，表达了高逸的内心境界。
。佛教与儒教、道教一样，也在精神上渗透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道教和佛教都是精神痛苦的庇护所。佛教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把书写作为一项好的事业，创造一个“孤独的世纪”。二是将文字视为佛性的表现，如禅宗僧侣的野草。怀素，书法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僧，应该得到提拔。怀素的创作是浪漫主义追求个性解放，这是一种即时的洞察力，将葡萄酒作为一种超越悲伤和欢乐的艺术，刺激物创造了一种排除情感和形而上学的艺术。这种书法的最高境界是禅。
书法鉴赏。“禅”的禅修思维方式，引发了以禅论诗论画的新潮流，丰富了中国的艺术理论。通过黄庭坚和怀素的创作实践和理论阐释，它渗透到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禅宗为书法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标准《冲淡》和《萧散》。在他的创作中，他提倡“无意于佳”和“无法”。这是一个自然而直接的领域，进入一种超然、和谐的心和神圣的约定的心理状态。在作品风格上，他提倡含蓄美，如黄庭坚彦的《言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在欣赏书法作品的美时，我们应该采用“默悟”的方法。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下，儒释道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艺术理论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儒家的《中和》和《入世》哲学、道家的《虚静》和《自然无为》、佛家的《冲淡》和《空无》贯穿了人类的精神活动。“儒”、“释”、“道”三大哲学融合碰撞，形成了以儒家为正统、以“道”、“佛”为补充的艺术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在观念上是和谐的，但在实践上是不同的。这三所儒释道学校有不同的领域，但它们相互联系，共同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
[1]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
[2]楼宇烈的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3]李娟，罗猛佛教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影响[J]。新世纪论丛，2006，（03）。
【关键词】西安鼓乐 儒、道思想 体现
西安鼓乐自建国后开始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半个多世纪，西安鼓乐的传承至今仍然保留着口传心授的传统，我们课题小组的成员们每周和已经90岁高龄的“西安鼓乐大师——赵庚辰”老艺人学习并记录鼓乐谱。在记录、整理这几百首古谱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西安鼓乐的乐曲中可以感受到我国历代的美学思想的渗透，尤其是对儒、道两家的思想的体现。于是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以拙笔写下此文，望能抛砖引玉。
一、“礼仪”之用
在西汉及先秦旧籍成书的《礼记》，其投壶篇中就记载了我国最早的鼓乐谱。投壶是一种宴享宾客时的游戏活动，也作为一种礼仪，我国周代以来为射礼中的一种。在投壶礼中一般演奏鼓乐。该图由圆形和方形的谱字符号，那就是我国最早的鼓乐谱。对于这些方形、圆形的乐谱。根据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说明了圆和方都是打鼓的节奏符号。在《礼运》中认为，礼的形式即礼仪的起源极为久远，它始于饮食、祭祀等日常生活，并随生活方式而变迁。原始时代生活简陋，为“致其敬与鬼神”以求福佑，便有了祭祀，有了礼，为娱乐鬼神，又有了乐。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礼乐则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这说明鼓乐自古以来无论是祭祀、祈雨还是为某种活动所用均可作为一种礼仪而用。虽然西安鼓乐现在多与民俗活动联系紧密，但是它也有自己严格的礼仪。比如说，坐乐和行乐在唐宋时期就有其不同的功用，行乐主要是在“祈雨”途中行进时演奏，坐乐主要是在“斗乐”时演奏。行乐，一般是祈雨时，一边行走，一边演奏；而坐乐演奏时需要坐在桌子周围。坐乐所演奏的是一些大型套曲，它们具有复杂而严谨的曲体结构、丰富多彩的配器手法。
坐乐和行乐的乐器也会有一些区别以来适应不同的场合和功用。行乐乐队行进时是十分壮观的，最前面是彩旗和龙旗、凤旗、七星旗，中间是高照斗子，斗子的后面是乐队。行乐的演奏分为“高把子”和“乱八仙”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演奏形式之外，还有一种可供演唱的“歌章”。歌章的歌词称为“念词”。目前能见到的乐谱和歌词的歌章只有六首，它们是《往南瞧》、《终南山》、《五云登空》、《四季花》、《香宝卷》和《五更》。以《终南山》为例，其歌词的中心内容就是“要除火龙”，火龙就是旱灾的象征。众黎民提出了战胜旱魔的要求，祈求仙佛前来助战。这样的歌词更有利的证明了西安鼓乐的性质，它就是唐代祈雨活动的延续。并且祈雨的音乐是乐观向上的、健康的、战斗性的，歌词的语言是通俗朴素的，也证明了这些歌词来自于民间。
二、范仲淹的“与民同乐”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日趋没落。作为特定时代的反映，文艺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一改士大夫诗文为主的局面，市民文艺也空前的繁荣起来。市民文艺的繁荣在音乐中的突出表现则是雅乐的对立面——俗乐的空前发展，首先是富有生活气息、战斗精神的民歌小曲浩如烟海，风靡城乡；其次是说唱、歌舞，尤其是戏曲民歌小曲而创作的戏曲音乐的蓬勃发展。从小说、戏曲到音乐，所有这些市民文艺都有着与传统诗文词赋迥然不同的内容形式，迥然不同的审美情趣。
这些变化和当时有名望的一些文人雅士的思想倡导不无关系，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崇尚儒学，在他的《今乐犹古乐赋》，强调“与民同乐”，他认为“政尚兹章”，实行严酷刑法，即使袭用前代之乐，百姓依旧劳苦，如果“咸臻任寿”，推行仁政得志，则不用前代之乐，百姓也能“共乐钟鼓”。而儒家历来赞美雅颂，贬斥郑卫。而西安鼓乐是纯粹业余性的自乐组活动，它们有自己各自的乐社，这些乐社除应邀参加庙会演奏外，从不应邀或受雇于人。据东仓乐社著名艺师梁振源说：东仓鼓乐，自古以来从未接受过社外人的邀请。仅有一次，那是1950年已经接杨虎城灵柩会西安时，做过仪仗乐队。自此以后，所有乐社才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并登台演奏。此外，所有市民或农民乐社，每逢本社成员或亲属去世，举行丧殡仪式时，必定前往，不请自到。不仅参加祭奠仪式，还可以参加迎魂、送殡仪仗乐队，进行演奏，只是不参加婚嫁喜事。任何一个鼓乐社，在庙会上的演奏，总是要取得周围人群的赞赏。特别是当两家乐社在庙会上同坛比赛时，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取胜对方，所以演奏就特别认真，在一年一度的六月赛会上，总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与农民香客去各自庙会听鼓乐演奏。白天尾随行乐乐队串街走巷，晚上则去各寺院听坐乐演奏。实际上鼓乐的活动并不止这些，还经常在春节期间参加社火活动或举行赛会。周至南吉贤东、西村香会乐社，除每年六月初一去南五台参加鼓乐赛会，以及本村的三曰“皇会”外，还于每年春节正月十四、五两天，都要在村中心南、北两十字路口，隔河搭棚演奏坐乐，进行比赛以娱村民。
三、儒家“中和”与道家的“恬淡自然”
在西安鼓乐近二十种曲式体裁，以及近千支（套）乐曲中，有一部分与宗教音乐有关，但绝大部分源自宫廷音乐（如大乐）、戏曲音乐（如“别子”、“赚”）、源自词乐（如“南词”、“北词”），民间音乐（如“耍曲”、“打札子”）等。在这许多不同的曲式体裁中，不同程度地遗存着音乐传统的原始面貌。它们中的大部分曲目速度适中，有的甚至缓慢，比如《朝天子》、《奉金杯》、《得胜令》、《柳生芽》等，就连西安鼓乐中最欢快的曲目《霸王鞭》也只是在乐曲的最后部分其速度加快，但乐曲的音域的变化不是很大。其音乐美于质朴之中，显敦拙于秀丽之外，粗而不俗，简而不陋。比如南吉贤《尺调坐乐》中，虽然曲调简单，但是却亲切感人，似乎将山乡景致、民俗风貌一览于领略之中。这些特点似乎有意无意的符合了儒家及道家的乐论思想。儒家历来主张中庸，以“中和”为美的原则。所谓“中和”就是感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适度而不过分；音调“皆安其位而不相夺”，和谐而不放纵。而道家历来主静，所以以恬淡平和为审美准则，《老子》反对“乐与饵，过客止”，赞美道“淡兮其无味”，嵇康则要求音乐既“以平和为主体”，无哀无乐，又“乐不及音”、“不穷其变”。
而这里不得不提及宋代道学家周敦颐，他从“主静无欲”的思想出发，融合儒、道而提出“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审美准则，周敦颐的音乐思想既发展了儒家思想，又改造了道家思想，成为宋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个代表。而这些美学思想也渗透到了民间音乐中，并至今在自安鼓乐这个古老的乐种中还有所体现。
儒家和道家哲学贯穿中国各个朝代，至今国人的思想中还留有它们的烙印，西安鼓乐被称为“千年遗音”，其自身蕴含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也体现了儒、道思想的某些观念，所以其音“悠扬”、“清丽”、“和润”，所以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程天健，李宝杰.长安鼓乐研究论文选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
[2]吕冀，贺渌汀等.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论文摘要:儒道两家在生态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本文通过对儒道两家经典生态伦理思想的探讨和挖掘,对于如何看待生态问题,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保护观和利用观,启发人们对十七大”建设生态文明”的思考,有着现实意义。
进人21世纪以来,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种种生态问题已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及政府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直接危及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这是对我国多年来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成果的总结,也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的建设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层面的支持,更需要思想理论方面的指导。对我国而言,古代儒道两家在生态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可见,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进行总结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最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它从春秋时期的孔孟到汉代董仲舒,宋代的程朱理学以至近代章太炎,历经历史的洗礼而独成思想体系。
1.儒家爱物的生态伦理原则
从孔子开始,儒学就提出以“仁”为基本原则的伦理思想体系。在这一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儒家把“爱人”延伸到了“爱物”上,孔子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又说舜帝“仁及草木”这都包含了爱物的内容。孟子则明确的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仁者爱物”这一伦理道德原则就是中国古代生态文化在儒家思想中的体现。
荀子在《非相》中这样论述“爱物”的原则:“胜任也,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根据荀子的论述,人们应该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人类群体中的其他人,更应该考虑到大自然中的各种非人存在物。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论述了这样的“爱物”范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人。”认为如果不热爱动物就不能称为“人”。张载在前人的“爱物”基础上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着名命题:“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在这个论述中,他把所有人类看成天地所生的同胞兄弟,其他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应该了解热爱万物,使万物与人一样的得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宋代程颖在《遗书》中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势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自然万物是人的“四肢百体”因而不仅要以“善”的行为方式去对待自然万物,更要把“仁爱”为基础的道德方式延伸到自然万物身上。
虽然儒家学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派且具有理论理念上的差异,但他们都把“仁爱”这一伦理原则扩展到了非人存在物身上,这些论述为我们如何对待非人存在物提供了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2.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的“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它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又强调了人必须顺应自然,把大自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主张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的价值,爱护一切动物植物和自然产物。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孔子提出了“效法天道”的理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表现为一种自然秩序,圣人的言行就是对自然秩序的遵从。同时,人与天相通:“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天是人生命的本源和主宰,所以也是人的道德是非的仲裁者。
孟子则提出了知天”、“事天”论。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性本于天,人的本质也就是天的本质。“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是对自然万物的帮助,“顺而不害”,他是人对自然的热爱,也是人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高级境界。通过认识万物—“知天”在落实到实践中—“事天”,孟子完成了认识上的“天人合一”到实践中的“天人合一”的过渡。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这样论述:“天亦有喜怒之气……与人相符,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认为天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人和自然有高度的一致性。程颖说:“言体天地只化,已剩一体字,只此便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有天地。”认为“体天地之化”的“体”字是多出来的,因为人本身就是“天地之化”,“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宋代的张载总结前人学说,终于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者,虽然有“唯物”、“唯心”之分,“理学”、“心学”之别,但他们在论述“天人”关系这一问题时,都普遍认为“天地”是人和自然万物的孕育者,人和自然万物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的同时,又强调了人必须顺应自然、效法自然,与自然合二为一,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3.儒家生态道德行为准则
除了“仁”之外,儒家在伦理道德行为上提出了“孝”的理论,孔子把“孝”延伸到了保护生物方面。“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这是他在保护动物方面的行为,认为不以其时伐树,不以其时打猎,是残害生物的行为,是“不孝”。曾子引用孔子的话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6〕孔子和曾子把保护自然提到了“孝”的道德行为的高度,把不合时宜地滥伐幼树,捕杀幼兽的行为斥之为“不孝”,在一定层面上具有保护自然的实际意义。《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样的论述:“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数署不人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王道之始也。”这是在有关资料中引用最多的论述。强调给自然生态以修养生息的机会,恢复自然的再生产能力,避免资源枯竭。使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人良性循环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护生态平
衡的意义。而从《夏小正》《礼记·月令》到汉代的《淮南子·时则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道德行为准则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动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
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从老子开始,道家就把自然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在研究自然的同时,体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些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无为”的哲学。
1.“道通为一”的整体自然论
在老子哲学体系中,人和天地万物都是以道为本原,道是自然与人存在的共同基础,也是人与万物的共同本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即是指宇宙万物的存在,又指宇宙万物的规律—自然而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老子主张人应该协助自然发展,而不是自以为是,任意而为。“以辅助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为者败之,执着失之”。
老子还认为人与天是统一的,在这个统一体中,人只是万物的一部分,人既不是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臣服于自然。“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的存在和宇宙自然的存在一样伟大。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学说,提出“万物一体”“道通为一”的思想。“夭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庄子·达生》)。这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论。庄子认识到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他认为回归自然,顺应自然,“顺物自然而无私容焉。”是人生最明智的选择,在《庄子·应帝王》)中他讲了一个“混沌凿七窍”的故事。这是一个“以人灭天”的例子,人类想用强力变更或改造自然以符合自己的意愿,结果只能导致自然本身的死亡,这对于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有益的警示。
2.“知常、知止”的生态准则
知常,也就是知“道”,知本。老子说:“知常则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德道经·十六章》)常是自然规律。庄子把“常”解释为:“莫力之为而常自然。”(《庄子·天地》〕遵循这种自然规律就能“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庄子·缮性》。如果违背自然之常而肆意妄为就会导致凶灾。
和“知常”相联系的是“知止”。老子说:“知止可以不殆。”(《德道经·三十三章》) “知止”是要认识到人的行为应该有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危险。在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中,这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自然生态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现代系统论认为:一个系统可以在一定阂值内波动而保护平衡,超过这个值,系统就会崩溃。自然和社会系统都是如此。“知止”就是要求人在利用自然时必须限制自己的欲望,有所为,有所不为。“知止”表现在人的行为是“不妄作”,表现心理上是知足。老子说:“知足者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德道经·四十四章》。从反面说,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总是源于人的欲望“不知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德道经·四十六章》)现代世界的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与发达国家形成的浪费型消费模式有密切关系。人类如果不对自己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进行一定的限制。就不可能建设一个人和社会、人与自然共同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关系。所以老子提倡:“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德道经·二十九章》)明智的人应该去掉奢侈浪费,去掉那些极端过分的行为。
道家的“知止”“知常”,为现代人从哲学的事业正确的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提供了丰富多才的文化资源。
3.道家崇尚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
道家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崇尚自然,与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是相通的。现代社会人们为什么把追逐富贵名利作为幸福?道家对这个问题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列子·杨朱》借杨朱与孟氏的对话说:“人为什么要名?”曰:“以名者为富。”既富之后为什么还不停止?曰:“为死”。人既死要这些有什么用?曰:“为子孙”。所以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为的是升官发财,福寿双全,子孙发达,这种欲望驱使人们不断奋斗,永不满足。这种欲望实际上是人生存的生物本能的发展。它的存在无可厚非。但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却会对社会,对自然以至对个人自己造成危害。老子就此对人发出警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持而盈之,不如其己”。贪得必失,这是社会生态的一个规律。“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德道经四十四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那些拼命追逐富贵名利的人,往往从个人的私欲出发,不顾他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整体利益。不能以一种远大的胸怀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结果必然是受到他人的报复,社会的报复,自然的报复,“自遗其咎”。
庄子学派把这种价值观发展为“重生轻物”和“法天贵真”的思想。“重生”是重视生命的价值,“轻物”就是轻视物质的享受,也就是轻视富贵名利的追求。人世间基本观点“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庄子·让王》)川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用来养育生命的。如果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生的目的而把生命作为追求财富的工具,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能养生者,虽富贵不以伤其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人居高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之轻身,岂不惑哉!”(《庄子·让王》)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追求物质财富,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其出发点最初只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能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这是它积极的作用。但其负面作用却不容忽视:它是人类各种争夺、战争、杀戮的主要根源。道家从人的生命存在的角度,认为这种追求是“危身弃生以殉物。”道家提倡“身重于物”提倡生命自身的价值,对于那些追名逐利而丧失自我的人无疑是敲响了警钟。
“法天贵真”是提升人的精神生命或理想人格的价值。“法天”也就是“效法自然”,“贵真”是尊重真实的生命,即是人性之真。“真有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碌碌而受变于俗,故不足”(《庄子·渔夫》)愚人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溺于人情俗务,殉物无厌,所以永远也感到不满足。明达人能够知生命之真,也就能达到与自然精神合一的境界。“至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庄子·刻意》)合天德的境界不是儒家说的道德境界,而是一种自然审美境界:“备于天地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