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2 21:20:42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一、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与此同时，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过热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价格的不合理持续上涨；市场运作不规范；房地产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过剩并存；房地产的投机性日益增长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房地产金融秩序的有序性和安全性，也严重影响着我国民生问题和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为此，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来抑制或者纠正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的现状。
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综合性政策，如“国八条”、“国六条”等；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如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公积金贷款利率等；税收政策，如调整税率；财政政策、保障性住房政策等等。下表为十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调控政策汇总：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
时间段
调控政策
1998-2002年
发展是主旋律
2003-2005年2月
调控住房供给总量
2004年
调高资本金比例、经济适用房、加息
2005年3月-2006年4月
调控住房需求总量
2006年5月-2008年8月
调控住房结构
2008年9月-2009年
紧缩性政策开始松动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权；地方执行
一、引言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标志着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而中国正处于积极的融入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当然不能独善其身。我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措施。其中以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最为令人瞩目.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是经济法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在当前特殊情况下对其进行研究对完善我国宏观调控，丰富经济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反映最敏感、最直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企业走出困境起到了哪些作用？带着这个问题，今年3月底，笔者深入泉州、惠州等地企业进行了调研。调研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调研的企业涉及23个行业。其中67.3%的企业属于十大产业振兴政策所涉产业之列。调研企业涉及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规模，使调研结果所反映问题具有很大代表性。本文将根据调研情况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执行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和解决途径做一探讨.
二、地方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实施的一揽子计划已初见成效，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形势比预料的好。①但是我国出口持续下降、农民增收缓慢、财政收入减少、工业增长持续乏力，经济效益持续下滑的问题仍然存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在持续。通过调研，我发现，国家宏观调控在地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护理
1.宏观调控政策制定上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偏差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政策的内容上。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便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能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享有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权，其制定政策往往是从一个国家的全局出发，有时难以照顾到局部的尤其是具体的利益，与某一地区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很大偏差.
第二，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上，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往往非常迅速，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央几乎每周都会有新的政策出台。而我国对政策的制定过程和监督又没有专门的规定。所以，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应的详细调研、研讨等工作往往就会简化或者缺失。造成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效果不是很明显，并且有可能和现实脱节.
2.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具体执行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理解不够，甚至理解错误。因为宏观调控政策往往比较原则，很多需要地方政府自己制定实施细则，或者具体执行。中国幅员辽阔，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变，地方政府官员囿于自己的知识水平或者是当地的情况，在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中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所难免。比如，国家政策要求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就业，防止大量失业现象发生.
有的地方不在积极开拓新的就业渠道上下功夫，而是“一纸命令”，不分情况，一律禁止企业裁员，否则处罚企业。虽然防止失业的目标达到了，但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还大有滥用行政权力之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秩序。再者，国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鼓励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扶持。有的地方政府就向银行施压，造成了很多不良贷款，而真正贷款是否真的流向了投资领域，犹未可知.
第二，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性执行.
如果上述表现是地方政府囿于自身条件限制的过失之举，那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的选择性执行则是地方政府的故意为之。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和利益冲突，其可能不会全面执行中央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受自身利益驱动，歪曲或者阻碍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二是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根本不执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各个地区为了最大化自己的财政收入，对于对自己有利的宏观调控政策积极执行，甚至“过度” 执行，前些年出现的招商引资热就是一个例证。对于不利于本地区暂时经济发展的，千方百计阻挠或者故意作错误理解，或者根本置之不理。引起这一问题的另一原因是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以GDP作为地方官员晋升与否的依据，这便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动机。因为宏观调控政策往往比较原则，很大程度上没有强制力。其执行往往依赖于地方政府是否配合。如果不配合，即使政策制定得再好，也只能是摆设而已.护理
另外，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在宣传力度上的偏好可以看作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延伸。很多政府网站上对于自己偏好的政策大加宣传，其它的宣传力度很小或者不宣传。造成政府网站信息不完全，企业很难在政府网站上找到完整的政策文件。调研中在政府网站获取宏观调控政策信息的企业不到50%，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中的责任难以明确，造成地方政府在参与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中具有很大自由度。金融危机爆发后，有的地方政府积极开展调研工作，及时了解企业的受损状况，并迅速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制定出相应措施，自己无权作出决策的，根据调研结果，做出建议书上报给上一级政府。并在政府网站中及时相关政策信息，重要政策以通知等方式下发到企业，为企业摆脱金融危机做了不懈的努力。而有的地方政府却无所作为，仍然消极的等待上一级的具体指令的下达，并以跟企业划清了界限，以不“干涉”企业自居。这种“有为”和“无为”往往都在法律法规政策的非禁止的范围内。宏观调控政策宏观性、原则性、导向性的特点，往往会造成地方政府的“执行”政策与否没有明确的界限，地方政府或者积极执行或者消极不作为，随意性很大，所谓责任更无从谈起.
但进一步考察，地方政府的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不作为，其实也是一种责任缺失的表现。即政府在其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没有发挥作用，其责任和行政权力严重分离。保持本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及时解决本辖区范围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是地方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政府具体需要做什么，法律法规永远无法穷尽具体，但是在法律法规不禁止的范围内，主动承担起经济活动服务者、引导者的职能，却也是政府承担其经济职责的应有之义.
第四，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问题。“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所谓传导机制，是指通过摆动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去解释当体系在一定初始条件下被启动时，摆动过程呈现怎么的特征的问题。” [1]借用其概念，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指宏观调控政策对总体经济发挥作用的途径和过程，是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执行和对实际经济生活产生作用并进行相应反馈的机制。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包括制定的依据、制定的过程、制定的时机等要素。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包括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主体、执行规则、执行方式、执行的媒介等要素。宏观调控的反馈机制包括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生活产生作用的考察、调控目标是否达到、执行中是否存在偏差、宏观调控政策执行监督等要素.
宏观调控的制定、执行中都存在的问题前文已经述及，在此不再赘述。而传导机制的最末环节反馈环节在实际中更是存在着很大问题。传导机制中的反馈不仅包括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上报的政策制定的合理程度、地方的执行情况，也包括中央、地方政府主动调研获取的反馈信息。调研中，很多企业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执行存在偏差，有的地方政府“不作为”，都体现了这一环节的缺失.护理
第五，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缺乏法律的保障。没有保障的权力不能称其为权力，如果宏观调控的政策的执行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宏观调控权便丧失了作为一种权力的基础。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在地方上会得到较好执行，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地方上也越来越多地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面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屡见不鲜。而我国法律对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又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主要表现在没有相应的制度对地方政府对政策的违背进行惩罚的负强化。在缺乏利益驱动的前提下，很难保证地方政府充分贯彻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
三、地方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的路径选择
1.理顺中央与地方在宏观调控权配置中的地位我们可以借用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来解释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执行中的问题。委托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若想在地方得到充分、完全执行，被人———中央政府必须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地方政府。其关键在于合理配置双方在宏观调控权行使中的地位.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权行使中的地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只有中央政府享有宏观调控权，地方政府不享有宏观调控权；第二，将宏观调控权定位为决策权，只有中央级次的国家机关才享有这种决策权；第三，中央政府享有宏观调控决策权，该决策权的执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实行分权。[2]其实这三种观点都承认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权中享有的决策权。保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决策权是与宏观调控政策的性质和中央政府的特点相适应的。中央政府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强大资源，使其拥有充分和相对完整地信息、全局性和宏观的视角。中央政府可以授权其它部门或机关制定或参与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在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上，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可以拥有执行权，但是执行权的范围、行使必须有明确的界定.
（1）中央政府享有宏观调控的决策权。但同时中央政府可以授权其它部门甚至地方政府来制定或者参与制定一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应当拥有一定的建议权，和在本地区施行中根据本地情况取舍变通的权利，但是不能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抵触.
（2）中央政府享有宏观调控政策在全国的执行权，通常这种执行权是抽象意义上的，而地方政府拥有宏观调控政策在本地区的具体执行权。这种执行权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义务，违反义务要负一定的责任.
（3）这种划分一方面让地方拥有参与宏观调控政策制定的可能，可以提高地方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宏观调控执行权的义务性质，可以增加地方不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的违法成本，促使地方政府更好的去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4）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主要是提供不同经济调控部门之间的政策、措施协调的程序和方式，形成稳定的协调机制，避免宏观调控部门各自为政，以提高宏观调控决策的效率；同时也可提供一种解决不同部门争议的途径，在不同部门之间形成一定的制约和监督，避免宏观调控政策彼此之间的相互冲突和抵消，削弱宏观调控的功能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3]这种制度的建立将十分有助于解决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执行中的存在的各种问题.
2.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传导机制的建设
宏观调控传导机制的建设主要是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程序的完善.
（1）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上，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护理
N·格里高利·曼昆在其所著《经济学原理》中论及货币政策应该按规则制定还是相机抉择时提到：“尽管有许多研究考察了可供选择的不同规则的成本和收益，但经济学家们对于什么是最好的规则仍没有达成共识。在没有达成共识之前，社会除了让中央领导人相机抉择地实施他们认为合适的货币政策之外别无选择。”[4]可见人们只有在没有选好规则的情况下，才用相机行事的方式进行政策制定。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好规则，让宏观调整政策的制定过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从源头上减少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在政策制定中，要充分调研和论证，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基层的建议.
（2）宏观调控政策在执行上，主要是从地方政府方面入手.
首先要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机制，把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状况纳入考核内容，改变地方官员的考核、晋升很大程度上仅和本地区GDP增长相联系的现状。早在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了新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方法。根据不同地区情况，规定了不同的政绩考核方法，增加了资源消耗、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等考核和评价标准，弱化了GDP为主的传统的绩效考核方法.
其次，地方政府要正确行使其经济职能。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与增长职能、资源配置职能，这些职能都与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息息相关。在调研中，大部分企业认为走出困境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国家干预”只是辅助，并认为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存在偏差，这也反映了很多政府借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之名，也发生了一些滥用行政权力，危害企业利益的事情。“不作为”的政府并不是好政府，但滥用权力过分干预企业的政府同样不是好政府.
最后，要建立监督、问责制度。权力没有了监督就会被滥用，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问责制度，才能促使其更好的行使自己的权力、履行自己的义务.
（3）尽快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执行的反馈机制。反馈是宏观调控传导机制最后的环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首先，要明确反馈的主体及各自的义务。广义的讲，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成为反馈的主体。地方政府必须就其执行情况向中央政府提供反馈，这是其义务。而企业和宏观调控政策利益相关方有权利就政策的影响、执行状况等向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提供反馈，这是其权利.
其次，要明确反馈的方式和途径。地方政府反馈的方式必须采用正式书面文件的形式，而其它主体反馈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比如网络、电话、信件等方式都可以。对于这些反馈必须建立相应的“回答”机制，在既定的时间或者地点或用既定的方式回应这些反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反馈机制的作用.
最后，在反馈时间上，宏观调控政策在时可以规定反馈期间，比如要求地方政府在一定期限内提供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允许公众在一定期限内对某一问题发表看法，以更好地改进政策等.护理
3.加快宏观调控法的立法进程
之所以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中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立法的缺失。结合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执行的相关情况，宏观调控法要明确规定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宏观调控政策制定的原则。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社会经济运动进行调节和控制。所以其原则首先应包括平衡优化原则，此外还要坚持有限干预原则、宏观经济效益原则、统分结合原则。[5]（2）宏观调控法规范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反馈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
（3）宏观调控权的调整方法。其调整方法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的方法可以通过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实体，间接可以通过引导、监督、规制等方式进行.
（4）宏观综合协调制度。应明确规定实施宏观综合协调制度的部门、方式、内容等。这是宏观调控政策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刘海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内在传导机制与外在冲击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2.
[2]张骏.宏观调控权纵向配置研究———以宏观调控法为视角[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51-52.
[3]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51-352.
[4](美)曼昆,梁晓民.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第4版)[M].
【关键词】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金融
央行出于对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的担忧，自2010年以来，适时出台了诸多宏观调控措施，并以公开市场操作方式定向发行了央行票据，以此收紧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资金。央行实施的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金融宏观调控措施，操作适时适度，在宏观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实施的效应看， 其调控政策效应不明显。
一、欠发达地区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明显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个别非理，影响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效果
主要表现为地方企业的产权制度仍然不明晰，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过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存在偏差。
（二）金融宏观调控效力被削弱
金融宏观调控效力被削弱和基层央行贯彻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手段有限有直接关系，而基层央行能够有效运用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和调控措施不多，尤其是在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上又仅限于总行。引导信贷投向的作用减弱，和再贴现限额闲置有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因为有着再贴现功能发挥权的商业银行觉得没有什么利益可图。再贴现办理的条件太严格和央行提高再贴现率，让此局面必然出现。在具体操作中，商业银行对现有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并不是很理想，不得不说，如果只是单纯依靠窗口指导或道义上劝告的办法，没有必要的辅助手段加以保证，这样的结局是避免不了的。
（三）商业银行高度集权式信贷管理体制，增加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传导的时滞性
具体表现在现行高度集权的信贷管理体制下，基层商业金融机构出现的营审脱节以及上级行实行严格的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无疑拉长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传导的时滞性，造成基层商业银行对央行实施的稳健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反映不积极，配合不紧密。
（四）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风险保障机制不完善，制约了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拓展
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尽管近几年各地通过开展信用社区创建活动，金融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不规范，在制定政策时为达到特定目标，对政策的负面影响未有充分估计，也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此外，对于不遵守诚信规范的企业、个人，拖欠赖账等失信行为，在执法上不够严厉，使金融部门不敢加大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从而导致整个县域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所有这些金融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制约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障碍。
二、建议
（一）央行要高度重视宏观调控政策在农村实施效果的差异性问题
针对当前流动性过剩，央行采取强化宏观调控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宏观调控对全国各地的政策是基本同向和同步的，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之间是有差异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的高低，对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效应是不同的。因此，建议央行在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时，应考虑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的差异性，对县域银行及涉农金融机构应实施因地因时灵活的调控措施，最终促成货币政策目标不仅在面上而且在点上均衡实现。
（二）积极运用非对称加（减）息与差别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提高其灵活性、针对性
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基础差别很大，欠发达地区需要更加优越的政策支持，因此，首先应依据各地经济金融地区差别及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按照区域经济的特点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政策；其次在区域内根据不同的金融机构及信贷主体，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使其能向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略有倾斜。
（三）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提高其预见性
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之前，要认真考虑到政策传导的特殊情况，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正确把握政策的实施时机和取向，才能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绩效。
（四）加强宏观调控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的配合力度
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例，两者在作用机制、政策时效、政策功能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五）培育和发展金融主体，构筑比较顺畅的宏观调控政策传导渠道
一是继续深化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主体；二是不断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三是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和保护中小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农村金融；四是深化产权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主体。
（六）密切银行、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适应宏观调控政策的良好外部环境
一是逐步强化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社会信用意识，广泛宣传和普及社会信用知识，使其深刻理解、切实领会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充分认识到大量贷款损失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危害程度；二是充分认识地方政府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发挥地方政府在信用制度建设和维护金融债权中的能动作用；三是建立政府、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平台，做到反应灵敏、有效沟通、协调一致，使货币政策传导更加及时到位、权威有效；四是尽快成立由政府出资、多方入股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五是健全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充实企业征信系统，登记范围要能涵盖企业与银行以外单位的信用状况。
参考文献
关键词：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一、认识新常态
（一）新常态的概念
“新常态”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词。“新常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意思是指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不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而会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和高失业并存的状态。国内学术界对“新常态”的提法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引入的，是指我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状态。随后，这一概念被官方采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也使用了“新常态”的概念。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此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新常态，并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什么是新常态？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不同于以往的状态，即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二）新常态的时间节点和经济新常态的本质
新常态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的7.8%下降到2014年的7.4%，再到2016年的6.7%，与改革开放前30年GDP每年10%的平均增长率相比落差较大。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开始的时间节点应该是2012年左右。新常态经济的本质可以简单概括为：提质增效。具体来说就是指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感”、“获得感”，稳定物价和就业率，且建立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如同在地方考察时指出的：“政府工作好坏要看普通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意思是说新常态下的政府要更多关注基层、关注民生。
二、适应新常态
2017年我国GDP总量首超80万亿元，但是增长速度减低到6.9%，相较于以往的7%或以上，呈现下滑趋势，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降为6.7%，引发“增长过缓”的担忧。加上外部环境恶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引发了人们对2018年及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担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减缓趋势。有迹象表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大体维持在6%-7%左右；调结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过去，驱动增长的主要是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主要是冶金、建材、化工、造船等产业。而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来自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则主要是汽车、3D新科技、新能源、金融、通信等产业。过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而在新常态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来自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升；创新成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过去，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主要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在新常态下，企业的竞争力则主要来自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跨国投资、全球化经营、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大。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纵观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时期也是矛盾多发、风险累积的时期。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中国而言，目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政府刺激政策消化期、不稳定因素增多期的多重因素叠加阶段，使经济运行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宏观调控政策抉择难度明显加大；多种宏观组合政策会出现。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回落，各类风险重叠。虽然总体可以控制，但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想彻底解决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先前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边际效果在逐渐下降，必须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有效防控各种风险突发。综合而言，新常态时期的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方式会从快速粗放增长型向质量效率增长型转变，经济结构也由增量扩张为主向调整存量兼顾增量的阶段转变，经济发展的主体转向寻求新的增长点。
三、引领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要求对宏观政策做出实时调整。总体思路是必须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牢牢把握“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总格局，把保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改善供给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具体要做到如下几点：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将“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首先，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虽然在“十二五”期间取得长足发展，甚至一些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但是整体上大而不强。2018年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日本、德国的40%左右，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制造业处于“工业3.0”（信息化）阶段，“工业4.0”还在示范。因此，党的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在中高端领域做到创新引领”。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现代供应链、发展共享经济，努力培育新增长点。其次，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产业发展关键在于优化升级，我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布局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优势突出、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同时加强航空、高铁、公路、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使之能够有效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再次，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在于人才。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目前高技术人才的缺乏是短板，因此报告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增长目标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宏观调控新思路。经济进入新常态，追求效益增长和质量提升才是关键，随着经济高速增长30年，期望增速继续保持两位数已不太现实，适时的调低增速目标，更多关注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环境保护才更重要。不唯GDP论，是宏观调控目标的一大进步。不过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提供竞争激励，重启地方竞争，引导政府主动作为。还需要在增强正向激励上下功夫，特别是理顺中央地方权责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保持宏观调控政策定力，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相当一部分人陷入“速度焦虑”，开始怀疑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游说政府出台更大的刺激政策。其实，目前首要做到宏观调控的政策定力，保持基本稳定。其次，围绕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目标转变政策措施，把握好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则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就要实行定向调控，抓住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近年来，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央行实施了采取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小微企业、“三农”贷款审批倾向。完善金融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举措体现了定向调控的政策取向。增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保持宏观调控定力，不等于僵固不化、故步自封。小幅度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强刺激，而是灵活有效的预调微调。从2014年11月以来，政府连连颁布实施降息、降准、财政赤字规模增加等政策，导致一部分人认为宏观调控已经转向，形成了事实上的强扩张、双刺激。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坦言：“宏观调控没有转向，已出台的政策并非要让经济重回粗放式增长的老路，而是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寻求更佳平衡。这恰恰是政策定力的体现”。综合而言，宏观调控有定力，也要有活力。在保持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四、深化改革
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深化改革从顶层到底层已经形成了最大共识。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增强供给，有的拉动投资，有的激励出口，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同时通过改革可以强化市场力量，加强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无效供给。过去一段时间，政府重拳出击，改革举措频繁出台。比如行政审批项目的简化和下放，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简政放权有了新的突破。小微企业减免税、民营银行试点迈出新步伐，“沪港通”试点启动，上海自由贸易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增设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些改革举措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性基础。鉴于改革不仅涉及长远发展，也关乎短期经济增长，接下来，围绕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将成为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
（一）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创新与完善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是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要求，是促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党的报告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基本要求是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做到相机微调，定向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创新有：1.革新宏观调控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首次将宏观调控目标扩展为稳增长、扩就业、防风险、调结构、护环境，统筹各类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2.创造性实施区间调控。放弃西方强刺激的调控模式，实施区间调控，确定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精准调控等新举措。3.重构宏观调控政策新框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央行创新采用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政策工具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力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流动性。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中间管控目标，对地方债务融资总额设定上限，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4.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调整财政政策方向，将过去由侧重政府投资转变为减税降负。通过减轻企业负担，保持经济发展后劲。2018年，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11%和17%各降低一个百分点，并将原来的三档并作两档，预计减轻企业税收负担1.1万亿元以上，极大释放市场活力。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也发生转变，更多是加大对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支持力度。此外，国家计划2018年全年发行1.3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使得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二）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新特点、新变化
党的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对待和运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第二，从由经济形势恶化后被动调控到主动出击，进行前瞻性、预防性、导向性调控。第三，从用简单的一两种政策手段调控到综合应用复杂多样的“组合拳”手段进行调控。第四，从政策的“忽冷忽热”到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配合性和时效性，应用多种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五，从“直接调控”、“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利用“市场机制调控”为主转变。宏观调控要尊重“市场决定论”。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边界和范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防范各种突发风险，实现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第六，从一国“单打独斗”的调控向与国际社会联动协作调控转变。第七，从单纯追求GDP高增长调控向GDP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城乡、环境等综合、全面发展与提升调控转变。第八，从促进国民经济非均衡发展转向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包括体制结构：国有与非国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调节与处理；还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及素质结构等。第九，从用几种简单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调控向科学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政策手段、行政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十，宏观调控要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逐步边缘化向回归本位转变。新常态下宏观调控呼吁《资本论》回归，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事实上的回归。宏观调控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第十一，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把反腐进行到底，净化宏观调控的政治与经济生态环境，促进改革开放向纵深扩展，促进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张俊伟.“新常态”下如何完善宏观调控[N].中国经济时报，2015.2.9
2.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
3.张晓晶.试论中国宏观调控新常态[J].经济学动态，2015（4）
2005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点是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按照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05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长为9．8％、9．9％。和9．8％，预计全年增长9．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0全年上涨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9％，二者差距较上年缩小1．2个百分点；全年煤炭产量18．2亿吨，发电量2．4万亿千瓦时，分别增长10．7％和13．3％，煤电油运紧张状况趋缓。国民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平稳运行的良好局面。
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来看，2005年经济增长仍处在经济周期整合上升阶段。自2001年出现了7．5％的增长拐点之后，2003年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的势头，至今已经经历了不到4年的上升阶段，根据以往每5年一个短周期的变化规律，2005年处于我国经济经历3年上升期后的一个整合阶段。作为调控指标的货币、信贷的增长，2005年上半年一直在政策调控区间(12％--20％)的下限附近；工业增加值增长保持在1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由于时滞效应，其名义增长在2005年2月达到15．8％的峰值后，逐渐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l)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l)在2004年三季度达到峰值后，呈现下降趋势，2005年年底两项指标都已降到2％左右。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出总体判断：目前仍处于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但已转入温和调整期，经济软着陆基本完成。
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效果
在“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总体目标的指导下，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加强农业生产能力建设，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努力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供需衔接，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增加就业、扩大消费，着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全部免征农业税、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适度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房地产、钢铁等企业贷款资本金条件，以及暂停半年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严格土地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对加强宏观调控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判断宏观调控效果的两个关键指标GDP和CPI来看，宏观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具体如下：
1、物价水平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由于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变动的首要因素是食品价格，随着食品类中粮食价格下降，物价水平有所回落，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也相应降低。而且随着宏观调控的到位，调控政策相继出台，房地产市场总需求下降，非理性繁荣得以遏制。此外，由于政府仍然控制着一些服务性收费价格和基础性产品价格，比如居民生活用水、电、煤气等，考虑市场的社会承受力，2005年调价力度不大，所以，物价水平趋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
2、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钢材品种结构继续优化，电解铝淘汰落后自焙槽生产工艺步伐加快，新型干法水泥产量占全部水泥产量的比重增加，一批大型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进一步做大做强。
3、三次产业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开始出现解决的迹象。具体表现为农业基础加强，第三产业保持稳定发展。在几个重点调控领域中，房地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并呈逐月递减趋势；汽车产量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回归到较为正常的状态。受其影响，一些相关行业的调控成效明显。
4、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趋于协调。投资在降温，消费稳中趋活，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上半年比2004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有所改善。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继续加强，一些盲目扩张行业投资增速明显减缓，水泥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钢铁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铝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趋于合理。
三、宏观调控呈现的新特点
1、从总体上看，这次宏观调控是一次结构性调整。党的十四大以来，已经进行了三次宏观调控，以往的几次都是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之后，才制定相应政策，力挽狂澜。而此次宏观调控是在经济生活中的若干矛盾刚刚暴露，经济过热苗头显现初期，尚未影响全局经济发展之时，通过科学分析，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制定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加强调控力度，使投资过热、盲目扩张的势头得到控制。这次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的紧缩，而是微调。在整个调控过程中，适时适度、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在经济过热的相关领域重点调控，注意力度的把握，使经济实现软着陆。它的实践意义在于：在经济尚未全面过热、通货膨胀尚未发生之时予以遏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对国民经济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2、经济手段逐渐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手段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单纯运用经济手段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本轮经济调控之初，就遭遇了这样的困难，一些经济调控政策出台之后，各地并不重视，依然我行我素。中央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了收紧银根、强制性关停若干项目的措施。进入2005年，经济类宏观调控措施逐渐成为调控主要措施，中央政府出台了提高贷款利率抑制商品房需求过剩等措施；地方政府则采取了通过税收政策打击商品房投机行为，以经济手段引导地方投资方向等措施。这充分说明本轮宏观调控正朝着更加合理的调控方式回归。
3、此次宏观调控更加重视标本兼治。既注意解决浅层次的矛盾，又注重深入研究，把更多精力放在解决深层次矛盾的缓解上，对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政府的行政管理、财政税收制度等矛盾根源与制度缺陷进行了体制上的完善与深化。而且此次宏观调控不是简单的总量性的调控，而是从总量人手，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一方面着重于农业基础地位的加强，煤电油运、社会发展(包括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事业等)薄弱环节的发展；另一方面着重于解决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对投资总量存在的问题进行结构性紧缩。这样在整体上没有造成经济的巨大波动，同时在结构上更趋于合理。
4、地方政府成为本次经济调控的积极参与者。在现行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利益上存在一定冲突。这一利益格局决定了地方政府往往是宏观调控的被动执行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会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消解者”。而2005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当多的经济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多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相一致。这表明，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宏观调控措施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而且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不无裨益。但在某些方面，地方政府出台的调
控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些地方还不符合全局利益。
5、2005年宏观调控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前提下，在相关方面，尤其是土地管理方面采用了严格的行政措施。土地调控是本次宏观调控的最大特点，国家依法对土地市场进行清理整顿，推行所有经营型商业、住宅项目用地一律实行公开的招、拍、挂的土地政策，并逐步推广至工业用地项目，有力地改变了土地价格过低、滥用土地的问题，对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2005年我国宏观调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我国宏观经济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
四、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
1、企业效益下滑，行业分化突出。2005年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2464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20．1％，增速下降了18．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1844亿元，同比增长58．5％，提高了49．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1009亿元，增长95％，提高了93个百分点。企业效益变化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新增利润主要集中在石油开采、钢铁、煤炭、化工、纺织业五大行业，亏损主要集中在其他行业；二是上游行业尤其是资源开采行业利润持续高速增长，而下游行业利润大幅下降。行业效益迅速分化，有经济周期导致上下游产品比价关系调整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资源约束和行业垄断。利润集中和高速增长的行业基本都是垄断性强的行业，利润下降的基本都是竞争性的行业。由于下游行业在投资和就业中占据了主要比重，它们的效益下滑将直接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意愿和能力，并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2、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初显不足。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动力，作为先行指标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开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已经初显不足。2005年前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4．3点，与2004年相比有所回落。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评价的满意指数从6月份的93．8点回落到92．8点。其中，认为目前是轿车购买适当时机的消费者只有10％，认为目前是商品住宅购买适当时机的消费者只有16％。 可以看出，大部分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并不十分看好，这必然会影响到消费预期。居民在购车和购房方面持等待心理，既和汽车、住房价格下降(或涨幅下降)有关，更和收人预期下降有关。此外，2005年三季度，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7．6，比2004年同期下降5．0点。从行业看，社会服务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略有提升，其他行业均为下降；从企业类型看，联营企业、私营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有所提升，其他类型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企业规模看，大型和中型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下降12．9和2．0点，小型企业提高2．0点。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差异与不同行业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基本吻合。作为先行指标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开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已经初显不足。
3、金融机构资金宽松，但从金融机构融通资金的渠道明显收窄。自从银监会提出国内商业银行必须在2006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要求后，因贷款规模的扩大会降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放贷速度普遍减缓。2005年12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5个百分点；消除季节因素后人民币各项贷款月环比折年率仅为9．3％左右，为历史较低水平。目前，金融机构资金非常宽裕，但通过借贷市场进入实体经济部门的渠道明显收窄，大量资金涌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连续几个月的资金供过于求使收益率出现“透支”现象。金融机构的资金宽松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紧张形成鲜明对照。一方面，金融机构因资金运用渠道狭窄而出现不惜成本地追逐债券，导致市场利率大幅走低，大量资金需要寻找出路。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部门资金来源十分紧张。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债券或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有限，股票市场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事实上已经暂停新股发行和增资扩股。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渠道尚未打通，间接融资渠道已经收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放缓，企业利润增幅明显下降，致使企业资金来源呈现短缺局面。
4、外需强劲，人民币依然面临升值压力。我国2005年贸易顺差的增加，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在内需降温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和工业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外需占经济新增需求的比重偏大，一旦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或其他贸易条件发生变化，外需的波动容易造成经济动荡。2005年7月21日，我国汇率改革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人民币仍呈现强势，人民币远期市场依然存在升值压力。此外，美国为改变其进出口贸易现状，一再对我国施加压力，而且2005年年底对我国征收27％以上的关税，以迫使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经济发展。
5、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体制性束缚。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微观主体，既有在旧体制模式下运行的，也有在新体制模式下运行的，还有处于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不同的模式，使不同的微观主体对调控的反应程度不同。由于宏观调控难以对不同的微观主体采取不同的调控手段，因此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效力。
经济结构失衡使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经济增长中的消费拉动因素和投资拉动因素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加大了调控难度。
五、政策建议
1、在体制性束缚的约束下，构建理性宏观调控体系。首先在确定宏观调控目标时，要分清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现象和经济转轨中的体制束缚。如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失衡、失业等问题，其实质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现象，而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现象。只能在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加以消除。宏观调控只能为体制性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其次，对市场的主体行为的调控，不能运用旧体制时期惯用的行政干预的方式，以免造成市场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以及市场机制向旧有体制的复归。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要注意适度把握，以免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偏离调控的目标。再次，要对经济运行过程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调控手段。同时，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的合理化和法制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推动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尽快完善，以提升我国经济运行的整体绩效。
一、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
从宏观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中国政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或两者之和为顺差），本币汇率将会升值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恢复。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消除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必须买入外币卖出本币。流通中本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如果经济处于通货收缩时期，中央银行可以不必对增加的货币供应进行对冲。但是，对于一个存在结构性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来说，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或出现通货膨胀危险）时期，中央银行维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中央银行克服通货膨胀的目标往往发生矛盾。
为了防止（或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如果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中央银行就必须对因干预外汇市场而释放出的货币增量进行对冲。但是，任何国家中央银行的对冲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实上，早在中国经济走出通货收缩之前，为了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人民银行就一直在从事对冲操作。经过多年的对冲操作之后，人民银行已面临“无（国债）券可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推出了“央行票据”这一金融工具。但由于商业银行对央行票据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这种方法也无法无限使用。当然，基础货币数量的变化、银行信贷的变化和广义货币数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随时都可以相应增加信贷发放，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形势恶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
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
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在那里，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辅助性手段，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
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
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
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
二、宏观调控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
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
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三、把握宏观调控政策应弄清楚的几个问题
基于以上的分析，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
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著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2.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关键词：双轨制；宏观调控；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双轨制宏观调控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稳定的30年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历史遗留的旧问题和现阶段发展所遇到的新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均衡因素。
一是中国的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容易出现“潮涌现象”。基于企业投资建厂时信息不完全，尤其是“行业内企业总数目不确定”这一基本因素，投资者的个人理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而这一结果便是产能过剩，因而资源配置的中长期效率并不高。
二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到现阶段为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东部沿海地区明显快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中部地区。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差距较为明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依旧。
三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基于我国特殊户籍制度，过去，中国70%左右人口是农民。到目前为止，伴随城市化进程，中国农村人口已经转移出去了33%左右，但还有35%～40%的人口仍留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及城乡差距仍然存在。
四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穷人和富人所占的人口比例较大，而中等收入所占人口比例较小，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扩大。
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始终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即在市场手段之外加上行政手段，总量调控之外加上结构性调控这样一种双轨并行的宏观调控政策。
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自发生至今已有两年有余，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却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主流经济学派开始进行反思，认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政策，忽然具有了某种合理性与可借鉴的价值。其实为主流经济学所青睐的所谓明智选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也不过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无奈之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市场相对还不发达、不完善，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这就使得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宏观调控政策，因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合理性，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恰好验证了这点。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可以概括为：
1、强调扩大内需，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从依赖第二产业逐渐调整到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发挥第三产业即现代服务业的作用；从需求角度来看，逐步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最重要的是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来看，把经济增长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调整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
2、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中部振兴、西部开发战略。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加速推进，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
东部重点区域经济的崛起，对相关区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举足轻重。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以渤海沿岸和黄海部分沿岸地区为主体的环渤海经济区，以其强劲的带动能量，将经济发展的大潮由南向北推移、由东向西拓展。
作为承东启西的节点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2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加强东西南北各区域的协调合作，已在我国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中形成新的突破。中部地区围绕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正在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此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3、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聚集、乡村地区逐步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人口向城市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市地区，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首先，城市化促使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其次，城市化可以带动农村发展，改善地区产业结构；再次，城市化还可以推进科技进步，提高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最后，城市化更有利于城市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结构。
4、努力探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经之路，也是改革的重点。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公平机会，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现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建议
在过去30年，特别是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特有的“优势”，或许是现阶段中国所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基于中国现阶段面临着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需要，后危机时代中国究竟该执行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实现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其中包括对劳动力、工资、价格、产量增长等管理与调节。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中的“需求管理”是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强调的是基于供给视角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对于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的中国来说，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适合中国，需求管理在总量扩张上或许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但对于结构转型和结构优化所起作用甚微。中国要实现未来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宏观政策的导向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消除束缚经济增长的各种屏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中国政府未来的宏观调控主基调应该是突出供给管理：
（1）打破垄断，增加有效供给。当前经济中，一方面存在大量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存在供给短缺。只有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才能便于有效供给增加。
（2）优化投资结构。良好的投资结构，一方面可以改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需求结构的调整。
（3）加强财税体制改革。可以看到，大量的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出让，过于依赖来自于各个部委的项目财政，而这些项目又没有对应的配套资金，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因此，财税改革最需要重审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机制，积极推进公共财政“资产负债表”改革。
2、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中国宏观调控始终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问题：究竟是为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牺牲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标，还是为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平稳有序、协调可持续而宁愿容忍当前较低的经济增速，面对两难所作的抉择，将决定未来宏观调控的方向。因此，中国迫切需要进行经济体制转型，以实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不仅要强调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这三块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收入分配结构、体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总之，结构调整将是未来中国宏观调控的一条主线。
3、合理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较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8年的44.94%，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基本实现了宏观调控重心从工业化向城市化、城镇化转变，而且城市化进程还在进一步加速。
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对改变整个经济结构、创造市场、提高生产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思考：（1）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的就业问题能否有保障；（2）所谓的“农民工”等外来人口，他们承担着和当地人一样的纳税义务，他们能否享受到与当地人平等的城市居民待遇；（3）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能否得到妥当安排；（4）面对昂贵的住房价格，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能否得到保障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城市化进程不易过快，而是要把城市化进程调控在合理的进程中。
4、推进市场化改革。秦晓认为，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必然会破坏价格机制，破坏资源配置，也容易造成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以确保中国经济健康、良性、有序地发展。首先，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就务必要确保市场运行的前提，即确保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权利；其次，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主作用，让社会资源按经济规律进行配置，培育并鼓励企业成为投资和经营的真正主体，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扩大就业，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发展；最后，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在税收方面，要有合理的财政预算，确保财政支出的透明化，让纳税人了解税收支出的去向以及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因此，推进公共财政“资产负债表”改革尤为必要。
面临国际日益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在寻求经济可持续性增长过程中，能否再次精准地提出具有高瞻远瞩的宏观调整政策，这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严峻考验。可见，中国的宏观调控之路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研究，2010.11.
[2]樊纲.中国经济需要下一个30年高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与展望.新华文摘，2009.
证券市场的态势主要受四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宏观因素，产业和区域因素，公司因素，以及市场因素。而宏观因素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宏观因素中包括对证券市场价格影响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军事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等。其中宏观经济因素变动又是证券市场价格变动的首要因素。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证券市场影响的长期性，是宏观经济因素影响证券市场的方式和体现。
回顾2011年，2011年全年的经济大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通胀持续走高；第二阶段，下半年，经济增速继续下滑，通胀见顶回落。全年经济的走势，我们可以形容为滞涨向软着陆的演变。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了2012年经济工作的基调，虽然政策基调不变，仍然实施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重心由“抑物价”转向“稳增长”，政策的内容出现了一些变化。会议提出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同时强调“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表明在通胀下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各国均开始关注增长的趋势下，政策重心已经明确从“控通胀”向“稳增长”转移，强调宏观调控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及时做出预调微调。政策虽然出现“适度微调”，但由于地产调控不放松，所以“微调”的力度并不大。这两年的政策调控主要包括地产调控和货币调控，由于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所以地产调控是调控中的重要内容，对经济影响较大。
2012年至今我国经济增长触底反；弹物价将走低；货币政策放松可期，股市受益。货币政策预调，微调力度加大，贷款利率可能下调，准备金率将下调，人民币贷款增加可以持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幅扩大。市场行情将取决于政策放松的幅度，政策放松和经济增长回暖将带来企业盈利上升和估值上升。
其中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基调，但会根据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进行预调微调。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将回归常态。第一，从货币供应量来看，2011年，在稳健货币政策的影响下，M2同比增速逐月回落，全年增速为13.6%。考虑到2012年经济增速放缓以及通胀回落，预计2012年M2实际增速将保持在16%～17%的水平。第二，从社会融资总量来看，2011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总量为9.8万亿元，比2010年同期下降1.26万亿元，其中新增信托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下降是主要原因，而委托贷款的增速较快， 2011年全年社会融资总量为13万亿元左右。预计2012年全年社会融资总量为16万亿元左右。第三，从信贷投放来看。2011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47万亿元。货币信贷与整体M2增速基本相一致，预计2012年全年信贷增速将回归正常水平，全年新增信贷约为7.6～8.2万亿元。2012年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11年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累计升值达5.1%。从往年人民币升值幅度与国内经济增速和物价之间的大致对应关系来看，受经济增速和通胀回落的影响，2012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将会缩小，预计为3%左右。
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着力点重在支持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我国财政状况良好。考虑到经济增速回落、通胀缓解，并配合政策适度预调微调，2012年财政政策取向将更积极，以更好地发挥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预计全年财政赤字规模将扩大至7000亿，赤字占G D P的比重达1.63%。而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将重在支持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具体来看：第一，继续推行结构性税收改革。第二，继续保持对“三农”、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民生领域的投入。第三，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
通过分析得出，2012年股市的走势取决于经济下滑和政策微调之间的博弈。从2011年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步入快速下滑期，时间将持续到2012年二季度。当前政策虽然出现“适度微调”，但“微调”的力度较弱，远不足以扭转经济快速下滑的这种局势。到2012年二季度末、三季度初，基于“稳经济”的需要，政策放松的力度预计将提高，经济快速下滑的态势有望改变，经济最差的时候将过去；同时，2012年2-4月是欧债还款的密集集中期，欧债最大的风险爆发，到二季度末、三季度初的时候，欧债的最大风险过去。到明年年中，国内外影响股市的两个最大利空都将成为过去，相当于“利空出尽”，A股便失去了下跌的动能，转为趋稳或上涨；再加上国内政策的大幅放松，股市有望见底上涨。不过在地方债务的压力之下，财政空间有限，2012年年中经济刺激的力度将远弱于2008年底，所以A股难以出现“V”形反转，上涨的幅度和速度都将以波浪式的形式上涨，呈现“U”形。2012年，上证指数的波动范围是1900-2600点，先抑后仰，年中下跌到1900点附近，然后缓慢上涨到2600点。
关键词：房地产业 ，宏观调控，有效性，局限性，政策取向
我国于1998年停止计划经济遗留的福利分房，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商品房为主。十余年间，我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房地产业也焕然一新。然而我国的楼市一直在争议中前行，一路上涨的房价，更是屡受各方诟病。因而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宏观调控也成了常态。尤其是在我国可预见的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注定是人们长期关注的焦点，可以这么说，只要有供需的矛盾存在，调控就难以避免。那么该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呢？
1目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2003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遭遇了多少次政策调控，如果真要统计各部门出台的形形的政策，恐怕还真统计不清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房价一直在涨。那么是不是说房调就没有起作用呢？当然不是，今年以来在“新国八条”等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尤其是限购、限价、限贷这三项措施的影响下，政策的叠加效应开始显现，我国多数城市房价涨幅明显开始趋缓，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得到有效抑制，部分房价过高城市出现稳中有降态势。国家统计局8月18日的7月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下降的城市有14 个，持平的有17个。与6月份相比较，7月份环比价格下降和持平的城市增加了5个。价格上涨的城市中，环比涨幅均未超过1%，涨幅比6月份份缩小的的城市有15个。一线城市商品房涨幅出现全面停滞。进入10月份，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波较为猛烈的退房潮，在上海有些楼盘降价幅度甚至超过了30%。房地产价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松动，调控取得了初步成效。因而可以这样说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任何政策都有其局限性，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也应该引起我们的管理层足够的重视。
2宏观调控的副作用分析
无庸置疑，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总结近期报道：最为明显的就是：今年前7个月，全国土地流标353宗，比去年同期增长242%。受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地价水平也出现持续回落，2011年前7个月全国平均楼面价为1680元每平方，较去年下降19.8%，住宅类则下降9.8%。显然，由于调控的影响，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正在逐步收紧，同时，开发商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正在转变，落实在行动中就是拿地意愿下降，因而土地流标和地价下降不足为奇。而且这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会增加。或许人们会说，调控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是土地大规模的流标，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必将导致未来某段时间内房地产产品供给量明显不足。到时的市场供求关系会因供给下降而打破原有的均衡，会不会带来房价极强的上涨动力呢？
另一方面，由于“三限”政策的执行日益严格，人们普遍预期短期内无法解除，购房者出现了“一步到位”的购买倾向。最新统计显示，7月份北京楼市成交的住宅单套平均面积首次突破100平方米，一居室的成交比例跌至两成以下，消费者原先已逐步形成的梯次消费、逐步升级的合理住宅消费理念，正在由于限购政策设计的缺陷，面临被抛弃的境地。而这种消费理念会引导供给结构的变化，最终让大户型充斥整个市场，同时可能让90平方米以下的户型占项目70%的这一政策面临夭折。这难道是管理层所乐见的吗？
第三，目前采取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旨在通过抑制需求来达到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回归理性的目的。然而“三限”政策的推行，在抑制投机、投资需求的同时，也打击了一大部分为改善住房状况而产生的刚性需求。在政策一直延续的情况下或许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限购政策毕竟只是行政办法，长期采取这一政策无疑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相悖的。一旦政策取消，被压抑的市场需求会不会被激发，从而导致房价出现报复性反弹呢？
因此，类似这种调控引起的副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主管部门足够的重视，并对调控的政策细节加以审视，审慎的考虑各项调控政策推出及退出时机，以免引起楼市的大幅度振荡。
3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分析
应当承认，我国目前的房地产价格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滞涨状态，下行的趋势也日益显现。但是如果我们的调控目标如果仅仅定在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基础上，这和庸医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两样。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房价下降50%，银行可以接受，且不说其它行业可不可以接受，房价即便是降低了50%，是不是就已经合理，是不是人人都买得起房了呢？所以治理楼市，要从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着手。
首先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加剧了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我们的管理层采取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加以有效调节，切实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使他们的收入能够跟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幅度埸趋一致致，最终使他们也买得起房。
其次积极拓宽投资渠道，使居民手中的闲置资金能多渠道的实现保值增值作用。资本的逐利性，注定了民间资本攫取高利行业的嗅觉。从2006、2007年的全民炒股，到近几年的全民炒房，再到现如今的高利贷的盛行，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当前的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投资主要来自一些民间资本的炒作。而《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的意见》明确提出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将会从根本上引导其理性投资，多元投资，从而遏制炒房的冲动。当然有好的制度还需要地方政府的实际执行力。这样才能真正让民间资本走向有序投资，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它不仅受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控，同时更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加以必要的，合理的引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调控政策将伴随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不断推进，政策的可持续性也会越来越强。政府在调控政策的取向上不仅要从目前国家的经济层面考量，还要从长远的角度，实现楼市的平稳、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海燕.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运行过程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8-09-01
宜密切关注物价和投资走势，慎重考虑利率调整时机、力度和方式
面对我国出现的一轮经济增长和当前的局部经济过热，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是应当相继抉择。但是，现阶段美元利率水平不应是决定我国利率政策的关键因素。首先，6月30日之前，突然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只有1％，但它是一种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要远远低于美国主要商业银行1年期存、贷款利率水平Q所以，将联邦基金利率与我国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对照而认为中美之间存在较大利差，未免有失偏颇。其次，人民币在中国的各种期限存贷款、公债收益率/利率与美元在美国而不是中国的对应品种收益率／利率差别很小，甚至前者在某些期限品种上要低于后者。换句话说，认为目前即使微弱加息（例如25个基本点）也会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流行观点实际很难成立。再次，6月30日宣布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本点以后，美国开始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使得对我国上调利率可能引起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担心更加不现实。因此，我国利率水平变动与否主要取决干我国国内宏观经济走势。
就存款利率而言，是否需要调整关键在观察通货膨胀率变化。6月份，我国消费价格指以比续上杨，同比上涨5％。但是，应当看到这一结果是与去年同期物价水平偏低紧密相连的。同时，也要看到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也是下降的。此外，存款利率的上调对于消费稳步增长以及消费热度的适当保持出是不利的。因此，是否加息仍需观望。
至于贷款利率是否需要调整，则关键宜看投资增速以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走势。首先，从投资统计数据看，虽然1～5月累计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维持高位增长，同比增长34.8％，但是5月当月却仅比去年同期增长18.3％，是近期以来较低的投资增幅这是宏观调控已经明显见效的重要标志。其次，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看，虽然5月份同比上涨14.3％，但环比则下降1.4％，是近期以来较大的一次回落。再次，由于这轮宏观调控重在投资，调控结果完全最现还会有一段时滞，如果没有新的证据说明投资仍在继续走热，那么大幅抬高贷款利率，就会有宏观调控出手过重之嫌。当然，尽管贷款利率上调也需观望，但是一旦投资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继续猛升，也不宜放弃贷款利率的及时上调。
汇率政策仍宜重点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去年年底，我国政府动用450亿美元外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加速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同时，也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今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猛涨到4706亿美元，比年初上涨673亿美元，超出我国政府对两家银行注资额220亿美元以上，这实际上抵消了向银行注资所起到的为人民币升值减压的作用。人民币升值的内部经济压力客观上有所加大，需要采取有效减压措施，但不宜使人民币汇率升值。
从以往经验来看，我国汇率政策调整通常取决于贸易收支。只有当贸易顺差大量产生时，人民币升值才会被加以考虑。尽管上调汇率有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今年前6个月已经累计出现了68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人民币升值只会造成逆差进一步扩大。而且，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某些领域出现过热，并已正处于调控过程之中，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目前调整人民币汇率遭到投机攻击的可能性和负面影响就会加大。出于这些考虑，当前的汇率政策重点仍宜放在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不是调整汇率上。
仔细分析今年前6个月外汇储备变动的数据，可以发现储备的巨额增加主要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这在宏观经济有过热倾向的时候尤其需要引起注意。需要加强外商投资导向引导。综合运用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鼓励外资进入高新技术领域以及中西部地区，以利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我国经济平衡协调发展。
在适度抬高外资进入我国门槛的同时，也宜考虑进一步放松国内外汇管制。应尽快推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变强制结汇制度为按照一定比例结汇。除此以外，还可以继续考虑动用外汇储备进行战略投资，例如用外汇储备为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加速金融体系改革，或者补充社保基金以及购买战略储备性物资等等。(摘自2004年7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