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3 01:36:04
一、我国保险经纪人目前存在的问题
1.在国内，保险经纪人的素质、形象和社会地位都远不如西方同行，很难通过模仿别人的手段来达到“诫信”营销的目的；相应的保险经纪行业还没有形成自律，有关的法律规章制度滞后，令保险经纪公司处于尴尬境地。
2.国外保险经纪人非法在国内开展业务，大量外企业务落入其手中，而股东经纪公司的股东和外企业务是我国保险经纪公司发展的两个基础。非法保险中介活动，除造成我国大量保费外流，还由于手续费、佣金以及其他顾问咨询费用被直接支付到境外，逃避国家税收，从而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利益，也使我国保险经纪公司生存和发展更加艰难。
3.由于对这个行业的不了解及对保险行业的偏见，很多客户对保险经纪公司的作用不认可；理论上讲，保险经纪人有利于投保人以最小的保险费取得最大的保障。但在实际中，有些投保人认为，经纪人佣金虽然由保险公司支付，但羊毛出在羊身上，不用经纪人而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更可以节省佣金。
4.由于保险公司功能的“大而全”，保险经纪公司往往是抢走保险公司的老客户，同时还向保险公司收取佣金并降低费率，保险公司对保险经纪公司存在抵触情绪，甚至多家保险公司联手排斥保险经纪公司。
5.为了竞争业务，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职能交叉，界限不清。
综上所述，中国的保险经纪公司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先天不足，而后天的发展失调，内外交困的局面决定中国的保险经纪公司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饭碗”的问题——它们的生存空间究竟在哪里？保险经纪公司要在保险的产业链条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改善自身的外部生存环境；一是修炼“内功”，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和解决方案。
二、改善保险经纪公司的外部生存环境
1.理顺保险公司与保险经纪之间的关系，树立“竞合（co—opetition）”观念，达到双方共同协调发展
保险经纪公司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尴尬就是同保险公司之间关系没有处理好。从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看，保险公司的主要职能是产品开发、风险管理和资本运作，公司通过有效的风险经营和资本运作，扩充资本，提高偿付能力和资本实力，借以取得良好的市场信誉，通过与经纪人建立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树立社会形象，巩固市场份额。风险管理、产品开发和资本运作能力，是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而保单销售本身并不在此列。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保险公司职能定位倒错，沿袭了企业大而全的特点，至今还没有形成明确的专业优势，承揽了所有的保险经营环节，并且形成了尤其以销售为重点的部门设置和人员配备习惯。考察各个公司的部门安排和人员配置，就会发现销售部门是最庞大的，而对于一家保险企业至关重要的风险管理人员、投资人员和险种研发人员的比例却少得多，这与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分不开。我们的保险公司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了主要从事保险产品销售的企业，而风险管理和资金运用等保险企业的核心职能倒成了弱项。而经纪公司是以促成保险合同成立与履行为生存方式的企业。在保险公司主营销售的情况下，保险中介的经营困难可想而知。保险公司把经纪公司的出现视为对自己销售渠道的侵害，怎能不排斥！保险公司犯了一个大错：未能批准自己的竞争优势，却把互补者当成了竞争者。录像带刚出现的时候，好莱坞把它当作莫大威胁，后来的事实是，录像带创造了电影出租市场，现在这个市场有120亿美圆的规模，并把好莱坞的潜在收入放大了3倍。绝大多数保险客户不是保险专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总会存在，客户对保险公司的戒心就不会完全消除，这时经纪人的地位便凸显出来。保险公司与保险经纪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竞争（competition），但更主要的是合作（cooperation），于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管理学概念——“竞合（co—opetition）”。保险公司和经纪公司共同把保险蛋糕做大，然后通过某种游戏规则分配蛋糕，这样才能使双方最大受益，这也是竟合的核心观点。要做到这点，保险公司就必须剥离某些职能，将其外包（outsourcing，即“外部寻源”，指企业在充分发展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整合、利用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资金运用效率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为经纪公司，也是为自己提供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2.作好市场启蒙，改变行为惯性，彻底改变我国前20年保险市场单边运做的格局
形成一个习惯难，而要改变一个习惯更难。保险公司和消费者都习惯了直接洽谈业务，改变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也是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人顺利实现职能定位的重要保证。为此，保险经纪公司应连同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保险公估公司以及保险行业组织加大宣传和提升消费者教育，培育一个完善的保险市场环境。当然，最终还得靠经纪公司以优质的服务，让客户感受到通过保险经纪人购买保险优于直接从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保险市场，应当说是保险公司说了算的市场，因为在大多数的保险交易中，无论是承保的条款、费串，还是保险标的损失的估价以及理赔方式、赔偿金额的确定，差不多都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这种单边性的市场行为，不仅使市场本身缺乏透明度，而且有失公平之嫌。保险经纪人的登场面市，名正言顺地为被保险人主理投保风险、敲锤定音，无疑给这种倾斜的市场构架提供了支撑平衡的筹码。经纪人作为被保险人的利益代表，加大了保险运做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保险公司再不能一头说了算了。
3.完善保险中介法律环境，规范竞争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已成为老生常谈。而老生常谈往往就是最大的真理。没有一个公正、公平、透明的法律环境，会加大保险市场各方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最终导致“囚徒困境”和保险市场的萎缩直至崩塌。
4.加快费率市场化进程
费率市场化的问题属于保险监管的范围，而保险监管本质上又属于法律、法规的范畴，但这一问题极其重要，有必要单独分析。经纪公司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为其客户在不同保险公司中“寻价”，如果实行大一统的单一费率，再加之当前险种的同质性很高，经纪公司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对保险公司的监管重点应放在偿付能力上，放宽对保单条款、费率的限制，给保险公司更大的自，这也是改善保险中介市场的一个必要条件。
保险经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应该理直气壮的提出自己的利益主张，为自身的生存发展拓展空间，那么就要做好以下几点：游说（同政府监管机关）、沟通协调
（同保险公司）、宣传和教育（同保险客户）。上面所提及的主要与外部环境的营造和改善相关，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外部环境是不可控的，经纪人真正能够把握的是“修炼内功”，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和解决方案，用事实说话，证明自己的价值。
三、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拓宽保险经纪人的经营空间
1.再保险经纪
再保险市场的中介人为分出公司提供再保险服务，包括帮助分出公司确定其再保险需求；安排再保险规划满足其分保需求；寻找可提供再保险需求的市场；代表分出人（保险人）谈判合同条款、确定承保范围以及提供其他创新型业务等。再保险经纪人能够为分出公司提供综合。随着保险人对附加服务要求的不断增多，中介人也必须建立必要的防护设施。评估所有再保险人的财务状况是否安全，是再保险经纪人提供的服务之一，同时也是其职责。分出公司在选择再保险人时，很大程度上倚赖于再保险经纪人的判断能力。对原保险人来说，使用再保险经纪人非常有利。中介人通常对如何进行再保险规划比较有经验，并且熟悉再保险市场，这就可以为分出公司赢得更为有利的交易条件。中介人还可以帮助分出公司进入世界上许多更大的再保险市场，并扩大其承保能力，这一点对于原保险人来说至关重要。中国的保险业起步晚，再保险则更晚，发展潜力更大，随着法定分保比率的降低，再保险经纪业务大有作为。
2.组建自保管理公司
早期自保公司的管理是由母公司进行的，或是由一些独立的管理公司提供的。保险经纪人一直对自保公司的出现怀有敌意，并千方百计地阻挠自保公司的发展。现在保险经纪人加入到管理公司的行列中。几乎一半的自保公司，由保险公司或保险经纪人掌握的管理公司进行管理。这些管理公司提供有关财务会计、承保、再保险、税务、索赔、与审计人员的联络，提供当地政府要求的财务报表，以及与投资公司协调的全套服务。尽管有些管理公司提供保险精算方面的服务，但通常是将这类工作承包给独立的顾问公司，由它们来完成。随着自保公司的发展壮大，出于经济方面和管理控制权的考虑，自保公司也会自己雇佣全职的管理人员。目前世界上最大的10家自保公司，有6家是保险经纪人公司。
3.保险经纪公司的国际联盟
保险业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得保险经纪业国际扩张渐成潮流，方式有创建企业、战略联盟、兼并与收购等途径。“GOBIGORGOHOME（要么做大，要么回家）”已成一条重要的商业法则。只有综合实力强劲的经纪人才能提供“一站式（one—stop）”经纪服务和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大多数经纪公司都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保险中介，他们纷纷扩展自己的功能。保险经纪人在提供保险经纪业务收取中介费用的基础上，提供诸如风险管理、索赔管理、自保或其他风险融资规划的管理，还提供损失预防咨询、财产评估、收益咨询和其他相关服务。有些保险经纪人还经营统筹医疗保险。
4.转变经纪业务的计费方式
目前，在保险经纪人办理跨国业务时，其收人中的相当比例是采用计费式。对于规模较大的被保险人，其风险管理部门坚持以服务费而非佣金的方式向保险经纪人给付报酬。通过被保险人的风险管理部门与保险经纪人谈判协商服务费率的高低，通常他们更为注意如何对保险经纪人提供的服务予以补偿，而不仅是由保险人负责向经纪人提供佣金。这样，经纪人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更类似于咨询顾问。而佣金向服务费的转变，也反映出保险经纪人地位的变化。几家大型的保险经纪人一半左右的收人来自计费式服务。另外，计费式还可使经纪人不受限制地提供保险服务，比如顾客选定服务等。
5.提升专业化水平
虽然综合化、跨国化、多元化是当今潮流，但这是建立在深度专业化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低水平的综合化、跨国化、多元化。这对于实力还很单薄的中国经纪公司尤其关键，他们没有能力综合化、跨国化、多元化，但可以长期执行经营特殊业务的战略而取得成功，不论是一个地区，一类客户，还是在某些险种上，而没有必要成为“万金油”。这在其他国家有不少成功先例的，它们可能从来没有达到过靠前的名次，但只要公司经营良好，对客户的需要能及时作出反应，它就能提供一种鲜明的，其客户不能从其他地方找到的服务。
6.完善经纪公司的股东结构
慎重选择经纪公司的股东，可以考虑让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参股经纪公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结成利益共同体，减少当前保险公司对经纪公司的抵制。目前，保险公司被禁止参股经纪公司以防止关联交易，但关联交易普遍存在，单纯的禁止不是解决之道，提高监管和信息披露水平才是制本之法。必须注意的是，不能让保险公司在经纪公司股权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毕竟经纪公司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要求，从理论上来说，它代表的是客户利益而不是保险公司的。此外，让其他财大势雄又有较高保险需求的公司参股经纪公司。不可否认，在当前经纪公司发展不顺的情况下，股东业务已成为经纪公司事实上的“吃饭业务”。
总而言之，经纪公司“内功”提升的同时，还会为自己赢得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而有利的外部环境又会反过来促进经纪公司“内功”的提升，最终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为自身的生存发展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张翠珍张正乾：“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市场定位在哪里？”
2.利勇《证券时报》：“保险中介负重起跑”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法定机构只有期货公司而期货公司普遍存在规模小，过度竞争，市场集中度低，市场效率低等问题，难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对期货市场的要求。按照规模经济原则，对期货公司进行重组，优化期货公司结构，已成为促进期货公司乃至期货行业发展强大的必然选择。
【论文关键词】期货经纪业;产业组织;发展趋势
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期货公司是依法设立的经营期货业务的金融机构。期货公司是连接期货交易所和投资者的桥梁和纽带，其主要业务职能是根据客户指令买卖期货合约、办理结算和交割手续，并对客户的账户进行管理，控制客户的交易风险，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期货市场信息，进行期货交易咨询，充当客户的交易顾问等。
一、期货公司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指构成市场的卖者相互之间、买者相互之间以及卖者和买者之间等诸关系的因素及其特征，其实质反映了市场的竞争和垄断关系。
期货经纪业市场进入障碍
进入壁垒是指进入某一市场所遇到的各种障碍的总和。市场进入壁垒的构成因素往往是综合性的，主要包括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政策法律制度、策略行为等。我国期货市场近似完全竞争，行业进入壁垒主要是来自政策法律制度，期货市场高风险的特征决定了政府监管部门对期货行业的严格监管制度。从监管体制看，我国期货行业属于集中监管体制。对期货公司的监管制度主要体现在：一是对进入和业务实行特许制;二是对期货公司业务进行严格管理，规定期货公司不能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期货自营业务;三是对期货公司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
从我国期货经纪业的市场集中度来看，我国期货经纪业近似完全竞争市场，但是我国政府部门对期货业却又进行严格监管制。从我国期货经纪业市场进入壁垒来看，经纪业的完全竞争市场还远没形成。
二、期货公司市场行为
我国期货公司的非价格行为
非价格竞争行为是厂商为了达到扩张市场份额、赢得更大利润的目的，采取的价格行为之外的竞争行为。期货经纪业非价格行为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创新方面，同时期货公司并购重组行为、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行为等非价格行为，将成为未来期货行业竞争的主要形式也是期货公司需培养的主要能力。
(1)产品差异化。我国期货市场产品差异化主要表现在产品销售的地理位置差异、参与交易的投资者差异以及投资产品差异三个方面。我国期货公司发展在地里位置上表现极大的不平衡，从公司数量和保证金余额等方面衡量，东部期货公司的发展明显好于中部和西部。另外，目前参与期货交易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机构投资者，基本是散户市场。再者，在期货投资咨询业务推出之前，我国期货公司能提供的产品差异化仅限于提高期货交易的相关服务，单一的经纪业务导致期货公司同质化严重。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变化 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自由度，前所未有的扩大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价值规律的制约下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竟争。既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上搞自由竞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必然要实行改革开放，搞自由竟赛，于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自由度，评论自由度必然会更加扩大。在小说方面，近年来，有“新体验小说”、“新状态文学”、“新闻小说”等诸种小说体裁的提倡和鼓吹;在诗歌方面，Ml]有“后新诗潮”的说法;在散文方面，又有“美丈”、“无边的散丈”(指非韵文的一切文字，只要有艺术性，都是散文)、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负面这是世纪之交的中国丈学的正面。但是，既然搞对外开放，西方文艺思潮中的一些消极的、错误的东西也就一定会从开放的窗口中进来，既然搞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有负面(西方经济近几年来的停滞、滑坡就是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吸取市场经济中的有效、有益的东西.约束、克服市场经济中的负面的东西)，这也就一定会给意识形态领域和文艺界带来消极的影响。否认这一点也是不客观、不现实的。 我们应当如实地指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负面，尽童缩小它们的消极影响，引导它们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反形散神不散，散文就是要散”等诸种新观念的提出;报告文学刘有纪实性的、概括性的、政论性的、问题性的报告文学等不同;戏剧(这里说的主要是话剧)的探索更是多种多样，先锋戏剧、探索戏剧、实验戏剧、寓言戏剧等等。至于文艺理论，诸论并出，百家争鸣.在最近三年里尤为活灰。单是文学本体论而言，即有生活反映说、体验说，经验说、直觉说、自我表现说、形式说、否定说、感情化的现实和现实化的感情说等各种说法。总之，写什么，怎样写，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作家评论家都有充分的自由。列宁说过，文学应当是自由的文学。这一预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已经成了现实。 丈学创作的题材，大大地多样化了。关于题材多样化问题，还在六十年代初期，即已提出，但具体的创作实践却不尽人意。新时期到来后，题材多样化成了一种创作趋势。但由于作家的思维定势.未能从已有的思维模式中真正解放出来，所以，题材的多样化还是受到了限制。但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一方面，生活本身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作家的思维定势被触动并打破，从而文学的题材才真正多样化了。 文学队伍快速地年轻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大批年轻人进入了文学队伍。他们中的少部分成了各省市的文学院、创作组的合同制、资款制、聘任制的专业作譬如，最近三年来，文学作品中写抽象人性的越来越多，而且成了一股创作潮流。既然是人，当然有人性，但人性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并非只有自然性。当然，我们也反对把阶级、阶级分析观点简单化庸俗化，把人物写成一种模式，把作品写成一个套子，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写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相统一的人性，更真实地表现人、塑造人。然而，近三年有不少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把写抽象的人性作为文学的一切。在那些作者看来，“”、“好死不如锁活”、“窝里斗”等丑恶的东西才是人性，才值得写，而人性中那些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则不是人性，不去写。如此表现人性，怎能写出真实的典型人物，又怎能历史地、具休地、艺术地反映真实的人生呢? 又如在近三年中，有些作者以为文学的形式就是文学的本体，只要形式，不讲究内容，成了一种错误的创作倾向。形式和内容总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只讲形式，不讲内容，其实这也是一种内容，不过是度假的、抽劣的内容罢了。有些小说、诗歌和戏剧形式离奇、怪诞，却无实质性内容，使人看了根本不知所云，因此被人们所疏远。 再如，近三年问，一部分作家脱离生活，疏远人民，在家里进行创作，作家成了“坐家”。干是，他们的思想和人民大众的思怒相距十万八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某些人看来，西安是中国的皮都，中国是世界的度亦，地球是宇宙的废称，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人类是没有前途的.怎么办?要回到原始人那里去，要回到原始社会去.如此思忽，与改革开放，与人民大众，完全隔隔不入，能写出好作品吗?再如，近三年问，有的文学杂志作品宣扬的是消极的、领废的、腐朽的人生观，描写的是醉生梦死的、花天酒地的或者是浑浑圣垂的、庸庸碌碌的生活，根本看不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蓬勃向上的、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 总之，在补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里的一种倾向是看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文学带来的祈生机和对文学所起的促进作用，竟把文学领域里的消极现泉都归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某些文学报刊上，讳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讳言世纪之交中国丈学的重大成就，它们所主张的实标上是妥回到“”前的丈学老路上去。 另一种倾向是看不到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通常意义下的市场撰济)给文学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形势大好讳言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听之任之，纵容其恶性发展。这样，既不会有社会主义文学，我们的文学也不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那样的话，世纪之交的文学也将走到、邓路上去。 若问，这两种倾向中哪一种更坏?我们的回答是:看不见这两种倾向并且不与之作斗争，是最坏的。 中国文学向何处去 在明确了世纪之交的我国文学的现状后，对于世纪之交的我国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不难得出答案了。 第一，越是搞私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越是要加强马克忍主义在丈学领域内的指导地位，既要和俊化的、教条主义的“左”的倾向作斗争，又要和资产阶级的、错误的右的倾向作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做好丈学的导向工作。 #p#分页标题#e# 第二，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学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有一个过程。它应该是在马克忍主义指导下的不同的创作方法、不同的风俗、流派、形式、手法之问的共存和相互竟赛，“百花齐枚，百家争鸣”，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丈学百花园的真正繁荣l 第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丈学体制一定而且必然会进行改革。改革中、改革后建立起来的文学体制，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学自身的进步和提高，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四，新老更替。新陈代谢，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砚规律，21世纪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墓本上是以50年代后期、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为主体，但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作家仍将发挥骨干作用和中坚作用。因此，在世纪之文，做好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导向工作尤其重要。 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导致我国绘合国力的增强。西方有识之士说，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并不是凿空之谈。可以预言，21世纪的中国文学将在世界文学中处于前列地位，一大批思怒性艺术性统一的高质蚤的文学作品，将由中国作家创作出来，并底得世界文学爱好者的车重。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是转变中的丈学;21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轰得广大的世界读者的丈学。对此，我是坚信不提的。
现代保险经纪制度已有百年历史，保险经纪在保险发达国家是保险营销的一种重要形式。相比之下，我国的保险经纪业起步较晚，还有很大的阻力和自身的不足。保险经纪业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产业，也是一个朝阳产业。虽然目前比较弱小，但保险经纪业的发展和壮大是中国保险业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趋势，未来的发展前景广阔。与西方保险经纪发展历程相比，我国的保险经纪业极有可能出现跨越式的发展。
【关键词】
保险经纪；发展现状；制约因素；发展前景
1 国际保险经纪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现代保险经纪制度起源于英国，距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目前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保险经纪己成为一种成熟的保险营销模式。通过这种制度的安排，投保人能受益于保险经纪人的专业化服务和支持运作系统，保险公司则能通过保险经纪人系统集中资源于产品研发、保险承保和间接的客户服务上。保险经纪人已成为保险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际保险经纪市场的主要特点有：
（1）历史悠久。欧美等国家的保险经纪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长时间的发展和磨练中形成了制度完善、运作规范、竞争有序的成熟保险经纪市场。
（2）业务规模大，市场份额高。在保险发达的国家，保险公司保险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保险中介，特别是保险经纪人的占比很高。在英国，财产险领域60%以上的市场被保险经纪人控制，尤其是劳合社承保的业务，全部由经纪人承揽；荷兰保险经纪的市场份额达到60%以上；法国90%以上的工业保险项目是通过保险经纪人实现的。
（3）服务范围广，专业性强。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不仅从事方案设计、保险询价、保险安排等一般性的保险经纪服务，而且能够为客户提供风险管理咨询等高附加值的服务。保险经纪机构拥有一批保险和其他行业的专家，根据客户对风险保障的需求提供专业顾问服务。
（4）市场集中度高。虽然保险经纪机构数量众多，但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一些大公司，他们的业务规模大、网络覆盖广，在全球很多地方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并拥有全球保险经纪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根据Datamonitor资料来源，2009年世界前三大保险经纪公司（Marsh、Aon、Willis）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37.6%，市场高度集中。
（5）自律性强。在保险发达的国家，监管部门对保险经纪人的监管比较宽松，行业规范主要以保险经纪机构有效的自我约束和行业自律为主。很多国家都设立了保险经纪人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并监督执行行业规范和准则，约束成员的市场行为，维护行业共同利益和市场竞争规则。
2 我国保险经纪的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2.1 我国保险经纪的发展现状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保险经纪行业与成立之初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整体实力还不强，主要表现在：
（1）规模小，市场份额低。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及保险行业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我国的保险经纪发展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佣金收入持续大幅增长，但与整体保险行业相比，规模仍然很小，市场份额仍然较低。目前保险经纪的市场份额不足3%，即使在保险经纪业务集中的财产险领域，市场份额也只有6%左右。保险经纪行业还没有发展成为我国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和作用有限。
（2）经营模式较单一，风险管理等领域少有涉足。欧美等成熟国家的保险经纪，其职能除了提供保险安排和保险索赔等服务外，还为客户提供事前防灾防损建议、风险管理与咨询、保险精算分析等增值服务，充分体现保险经纪作为风险管理专家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的保险经纪提供的服务仍以保险询价、保险安排、协助理赔为主，风险管理技术力量和经验不足，风险管理咨询业务少有涉足，保险经纪的专业性发挥有限。
（3）经营层次低，以股东资源竞争和价格竞争为主。在我国，股东型的保险经纪机构成为保险经纪市场的主导力量，因此保险经纪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比较股东资源的多少和关系网的大小，而公司自身并没有形成鲜明的经营特色，也缺乏风险管理、专业人才等核心竞争力。此外，竞争的手段也是以降低保险费率和压缩佣金率为主，保险经纪的专业价值少有体现。
（4）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保险经纪机构通常可以参与研发保险产品。而目前我国保险经纪提供给客户的基本是市场上现有的产品，或者产品组合，或者在原有保单中增加一些必要的附加条款，或删除一些保障作用小或者没有实质保障作用的条款，缺乏真正创新性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经营较为普遍。
（5）专业人才匮乏。保险经纪行业是一个对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的职业，保险经纪人不仅要具备保险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还要熟悉法律、金融、财务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作为风险管理专家，需要在某一专业领域，例如航运、电力等有着丰富的经验。而目前我国保险经纪机构的员工大多来源于保险公司的市场人员，具有风险管理经验的保险专家屈指可数。保险经纪专业人才的不足在一定程度阻碍了保险经纪自身的功能发挥。
2.2 制约我国保险经纪发展的主要因素
（1）从投保人方面看。目前我国的国民保险意识普遍不高， 对保险需求层次较低，保险经纪人发挥专业价值的空间较小。同时，我国的保险经纪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也受到客户认知的制约。
（2）从保险公司方面看。在保险经纪制度尚未建立的时期，保险公司承揽了销售、承保、理赔等所有经营环节，形成了“大而全”的经营模式，特别是在“以保费论英雄”的市场环境下，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演化成为以营销能力为主导的竞争，而弱化了产品设计、服务创新等核心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以销售为主要职能的保险经纪人从一出生便面临着保险公司的排斥与抵制，原本的合作关系变为直接的竞争关系，保险经纪机构的经营困难不言而喻。
（3）从市场结构及险种结构看，目前我国保险公司数量少且市场高度集中，前三大保险公司垄断了保险市场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导致保险经纪人的选择空间小，而且在与保险公司的谈判时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从险种结构看，目前我国的车险占比高达70%以上，形成一险独大的局面。车险是相对简单、固定的保险产品，基本上不需要保险经纪人的介入，而保险经纪人可以发挥专业价值的其他领域，如责任险、船舶险、信用险等，目前整体需求不高，规模不大，这也正是我国保险经纪整体市场份额低的主要原因。
（4）从监管方面看。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表现在：一是对保险公司的监管上，监管部门对条款费率等方面限制较多，导致市场上各家保险公司的产品同质化、费率统一化，严重限制了保险经纪人进行产品比较及价格谈判的空间；二是对保险经纪公司的监管上，法规操作细则仍不完善，政策不配套，如经纪人佣金无明确标准，缺乏保险经纪行业自律组织等。
3 我国保险经纪的发展前景
保险经纪业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产业，也是一个朝阳产业。虽然目前比较弱小，但保险经纪业的发展和壮大是中国保险业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趋势，未来的发展前景广阔。
首先，从外部因素来看。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保险市场未来增长的基础，保险经纪业作为保险产业链的一环，也必然在保险业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取得快速发展；国民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及对风险保障需求层次的逐步提高，必然会扩大对保险经纪的需求；保险市场产销分离、专业化发展的方向，也会带来保险公司经营理念和方式的转变，为保险经纪的价值发挥提供空间；法律法规政策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为保险经纪的快速、规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其次，从保险经纪本身的作用和价值来看。保险经纪人的专业性有利于解决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保险经纪人可加强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由于保险经纪人对被保险人及其所处行业的风险更为了解，也有利于降低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保险经纪人也有利于降低保险市场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有利于整个保险市场的规范化经营与发展；同时也是迎合中国保险市场尽快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近两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如鼓励和支持保险中介集团化发展，加强清理整顿保险中介市场，提高保险中介的准入门槛等，这些政策皆有利于保险经纪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我们认为，与西方保险经纪发展历程相比，我国保险经纪业极有可能出现跨越式的发展，这个发展速度将会伴随着我国经济和整个保险产业的快速发展得到迅猛提升。同时，由于电销、网销等新兴渠道的竞争使得我国保险经纪业无法达到西方保险经纪业的高峰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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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保险经纪市场的发展》，孟龙，保险研究，2000（12）
[5]《保险经纪业发展战略研究》，李昊轩，硕士论文，2005
[6]《中外保险经纪人制度比较与研究》，朱长虹，硕士论文，2002
【关键词】中国/全国市场/1500—1804年
【正文】
一、1840年以前是否有一个中国的全国市场（注：本文所讨论的全国市场，即nationalmarket，国内早先有人据西方文字直译为“民族市场”，后来又有人称之为“国内市场”。但是这两个名称均有缺陷。前者因与欧洲的民族国家之形成有密切关系，故可称为民族市场；但在中国，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相类的历史进程早已完成，因此把“民族市场”这个具有特定的欧洲背景的概念搬到中国来，是不恰当的。至于“国内市场”（domesticmarket）这一概念，则是与国外市场相对而言。国内市场并不一定是统一的，在较早的时候是一些分散的区域市场（故英文中亦可用复数domesticmarkets）。但本文讨论的“全国市场”则是整合的市场，也就是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为简明起见，本文不采用“民族市场”或“国内市场”这两个旧有名称。）
近代以前的世界市场，占统治地位的是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到了近代早期，在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跨地区贸易方有长足发展。随着这一发展，众多的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逐渐结合为一个全国市场。这种市场整合并非自发的，而是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一种经济整合的形式。全国市场的形成代表了近代早期某些西欧国家在经济所取得的成功，并成为后来更大的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段历史，各国史家都已耳熟能详（注：FernandBraudel:ThePerspectiveoftheWorld-Civilization&Capitalism,15[th]-18[th]century,vol.3,(EnglishVersion),Harper&Row(NewYork),1986,p.276.）。
近代早期欧洲的三大历史发展进程——全国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出现，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成为了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由于在世界史研究中欧洲经验一向被置于中心的地位，因此全国市场的形成也被视为明显地具有“近代”特征的现象。然而在非西方地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带去的；在许多情况下（如印度），甚至统一国家的形成也是假西方殖民主义者之手完成的。因此这些地区的“全国市场”，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副产品。由此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西方来到之前，非西方国家没有全国市场。这个结论虽广为接受，但并未经充分论证，至少是对世界上最大的非西方社会——中国——而言，上述结论还是一个尚待证实的假设。
中国的“近代早期”的经历，在一些方面异于欧洲。一方面，在1500—1840年这段成为中国的“近代早期”的时期内，中国并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类似的进程早就完成了。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即已统一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拥有一个十分有效的文官制度。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所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中国都已做了。另一方面，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出现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就是到了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非常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因此在1840年以前，即使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也必定极为弱小，在国民经济中起的作用微不足道。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中国的经历又与欧洲颇为相似。近年来的研究已证实：在1500—1840年中，中国经济有颇大发展。按照麦迪逊的计算，17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到1820年，这个比重上升到三分之一（注：Au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DevelopmentCentreoftheOgr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Paris),1998,p.40.）。也正是因为这个发展，所以这三个多世纪才被视为中国的“近代早期”。王国斌更指出：推动明清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的动力是相同的，都来自地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注：R.BinWong:China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andtheLimitsofEuropeanExperience,CornelUniversityPress(Itha-ca),1998,ch2.这个动力，即所谓的“斯密动力”。）。而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都只能在一个整合的市场中才能良好运作。孤立的市场代表的是停滞的经济，如果经济要成长，这种市场就必须向外部开放。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因鸦片战争中战败而被迫向西方“开放”以前，中国是否已有一个全国市场？由于此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化至为关键，因此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中国大陆，为此展开的争论已进行了半个世纪，而且还将延续到下一世纪。一派学者认为在1840年以前，由于中国尚处于封建社会，而全国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因此中国不可能有全国市场。当时中国确实存在着商品经济，但都是地方性的或地区性的局限于本地农副产品的交换。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在1840年以前很久就已形成了全国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形成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发展的前提之一。
在海外，学界意见也同样严重分歧。一些学者强调明清中国经济的地方“自足性”，并认为这种自足性导致了中国经济区域的自给自足（注：G.WilliamSkinner1980:"MarketingSystemsandRegionalEconomies:TheirStructureandDevelopment",
paperpresentedfortheSymposiumonSocialandEconomicHistoryinChinafromtheSongDynastyto1900,Beijing,Oct.26-Nov.1,1980,pp.43～44.）。中国的国内市场，正是一个由无数这类彼此孤立、基本自给自足的地方小市场拼凑而成的意大利馅饼。此外，中国疆域的巨大也使得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变得非常困难。布罗代尔说：在全国市场的形成方面，法国是“其幅员的牺牲品”，因为与在此方面更为成功的英国相比，法国的疆域是“过大”了。疆域的广大使得法国各省之间的交往很困难，从而也使得全国性的市场运转不易（注：FernandBraudel:ThePerspectiveoftheWorld,p.315,p.325.）。但是，与施坚雅划出的清代中国九大经济区中的任何一个相比，法国的幅员却又显得太小。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则与上述看法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国内的长途贸易有迅速的发展，这个发展将中国国内主要的区域市场连为一体。正如王业键关于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粮价变化的研究所揭示出来的那样，中国各主要区域市场价格变化的指数的一致性程度非常明显（注：Yeh－chienWang(WandYejian):"SecularTrendsofRicePricesintheYangziDelta,1638-1935",inThomasRawski&LillianLieds.ChineseHistoryinEconomicPerspectiv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92.）。这一结论显示出：在1840年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统一的全国市场。
这个争论的长期延续，表明了中国全国市场形成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对中国史研究，而且对“近代早期”世界史研究，都至为重要。尽管西方在近代早期的世界史上扮演了主角，但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的规模仍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依然超过欧洲、美国和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注：Au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p.40.）。仅只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研究中，中国的经验同西方的经验同样重要。
二、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基础
1500—1840年，中国发生了若干意义深远的变化，为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变化包括：
（一）贸易的政治环境的改善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国家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和更加中央集权化了。近代早期欧洲人指望一个“民族国家”在推动全国市场形成方面去做的大部分事情，明清中国国家都做了。在明清时期，中国内地极少贸易障碍。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传统的贸易限制，在清朝的统治下，也在逐渐削弱乃至消失。各地在度量衡方面虽然还自有特色，但是一套正式的（或者说标准的）度量衡制度已在全国普遍通用。这套制度不仅在国家的财政活动（特别是赋税征收）中是唯一合法的制度，而且在私人商业活动（特别是长途贸易）中也被广泛接受。在此时期，中国的货币制度也统一并“白银化”了。此外，一般而言，明清国家很少干预国内贸易，相反倒常常鼓励粮食和其他一些商品的长途贸易。
（二）交通运输的发展
在此时期，中国的水运系统大大扩大了。中国内河航运的总里程增加了好几倍，在1840年前达到了5万公里左右；沿海航运里程也有很大增加，在1840年前已约有1万公里（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45、247～2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这个巨大的水运网覆盖了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区。在水运里程增加的同时，航运能力也提高了。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水域中航行船只超过20万艘，总载量达400～500万吨。与此相对照，19世纪世界海上霸主大英帝国在1800年仅拥有1700艘船，总载量185万吨。到1841年，其总载量增至283万吨，但仍远逊中国（注：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47～48、82～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陆运的发展也十分显著。到19世纪初，一个由12条商业干道组成的陆运网已形成。这些干道不仅将中国所有的内地省份和大多数主要城市连接了起来，并且也把蒙古、新疆、、青海等边疆地区和内地连接了起来（注：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63～226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
（三）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发展
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在19世纪以前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经济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这三个地带之间的关系，颇类似于20世纪前半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东部发达地带从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获得粮食、肥料、矿产品、木材和多种原料，同时向后两个地带提供制成品、资金、技术、人力乃至财政支持（注：参阅王业键：《近代中国农业的成长及其危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78（3）。）。以这种地域分工为基础，中国形成了一个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上述三个地带为腹地的经济整体。这三个地带如同三个同心圆围绕着核心，人口与财富集中的程度依次递减。长江三角洲不仅是中国水运系统的中心，而且也是中国贸易、工业、商业、金融乃至文化的中心，几乎整个中国都在其最大商业腹地的范围之内。
（四）商人集团与商人资本的成长
建立在地缘纽带基础之上的十个最大的商人集团，即一般所说的“十大商帮”，出现于16世纪后期，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有迅速的发展。这些商帮全都从事长途贸易，创建了各自的跨地区的商业网。其中最强大的徽商和晋商两大商帮所建立的商业网，更几乎涵盖了全国。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商业资本加速集中到大商人手中的趋势。在明代后期，大商人的资本通常是五十万两（银）级的，最高为百万两水平。到了清代中期，大商人的资本已达到百万两级，拥有资本数百万两已属寻常，多者进入千万两（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4页。）。因此明代商人资本的集中与清代不可同日而语。
（五）农村商业化与工业化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商业化与工业化的趋势，这是此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之一。19世纪初期，超过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必须通过市场来获得口粮。这些人口包括了1000多万户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连同家属约5000多万人）（注：吴慧：《历史上粮食商品率、商品粮测估——以宋、明、清为例》，载《货殖》，1999（3）。）。同时，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不织布，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棉布（注：徐新吾：《江南土布史》，20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因此，此时期的中国经济，远非如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家庭内自给”或“地方性自给”。相反，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与近代早期的西欧相比，明清中国的农村可能是“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工业化”了（注：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1973,p.277.）。这些变化，为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奠立了基础。三、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
在一个全国市场中，各地的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都必须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自由流动。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市场才能称为全国市场。在此意义上来说，可以把这种流动的发展视为全国市场形成的主要标志。在上述三个多世纪内，中国各主要经济区之间的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的流动有了巨大的增长。
（一）商品流动
在对商品流动的研究中，跨地区贸易是关键。
16世纪以前，中国的跨地区贸易主要限于奢侈品贸易和盐铁等少数特殊商品的贸易。像粮食和布匹等大众消费品的贸易，则主要限于地方市场上的交易，在跨地区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绝对规模也不大。
1500—1840年，中国的跨地区贸易增长非常迅速。若以钞关税收为参数，长途贸易量增长了39倍之多（注：FanI-chun:Long-distancetradeandmarketintegration
intheMing-Ch’ingPeriod,1400-1850,Ph.D.dissertation,1992,StanfordUniversityLibrary(Stanford),p.130,p.132.）。跨地区贸易的商品，无论在品种还是数量上都大为增加，而且市场上工业品总值超过了农产品（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4页。）。按照一项比较保守的估计，跨地区贸易中的粮食和布匹的总量，在这三个多世纪中增加了3倍，而丝织品的数量则增加了40倍。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为代表，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到了国内贸易量的20％（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5～253、255～264页；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282～284、318～329页，人民出版社，1985。）。但是笔者近来的研究表明：如果对上述估计中一些明显偏低的情况进行修正，并加入更多种类的商品一同计算，那么长途贸易量所占的比重非常有可能在30％左右（注：有关分析，见前述本人的同名论文《TheFormationofChina’sNationalMarket,1500—1850》（将发表于RalphCroizer主编的世界史学会第八届国际年会论文选集）。）。以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这些比重都已相当的高。
（二）劳力流动
持续的大规模国内移民，是中国在这三个多世纪中最显著的历史现象之一。这个时期的移民活动与以前的国内移民活动相比，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性质上，都颇为不同。16世纪之前，大规模的移民主要是政治性的和强制性的。但在17世纪以后，经济性移民逐渐成为主流。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即使不是积极支持，至少也是默许这种移民。大多数移民是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流向人口较少、经济较落后的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和台湾，以寻求较好的发展机会（注：按照曹树基的研究，1776年时，中国人口（包括边疆地区的人口）的18.4％都是国内移民或其后代。在中国西南地区，这个比重高达39.3％。参阅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6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但是在东部地区，成长中的城镇也从附近农村和国内其他地区吸收了数量可观的移民（注：例如，在17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期的两百多年中，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水平大约提高了一倍，从10％增加到了20％。大多数迁入此地区城镇的移民是商人与工匠，来自全国各地，尽管此地区已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参阅李伯重：
Agrica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theMacmillanPress(Houndmills,England),1998,p.21.）。不论在全国何处，都可以见到有移民在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这些移民浪潮，表现了劳力在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
（三）资金流动
在此时期内，中国的金融制度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使得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在18世纪以前，商人携带大量现款（例如数千乃至数万、数十万两银）跋涉数百里或数千里，到遥远的市场去采购商品，乃是常见现象。可见其时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还颇不发达。但是到了18世纪，出现了帐局、钱庄、票号等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到了19世纪初期，中国最强大的商人集团——晋商，已建立起了全国性的金融网。每年通过这个金融网汇兑的金钱，多达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两银（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40～43页，黄山书社，1993。）。由于这一进展，大笔资金的自由流动，变得十分容易了。
（三）信息流动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有两种商业情报收集方式在中国商人集团中得到了普遍运用。一种主要用于晋商中。晋商的大型商号，通常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西原籍，而在外地重要城市广设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以掌握各地市场动向（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21～22页，黄山书社，1993。）。另一种则多为徽商采用，主要是通过宗族纽带来收集商业情报。大商人常常借祭祀等机会召集在各地经商的族人集会，交流各种信息（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484～485页；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426～42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至于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小商人，则多借助商人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在此时期，商人会馆增加十分迅速。19世纪初期，会馆已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从而使得商业情报的传布十分容易。
总之，在商品、劳力、资金和信息的流动方面，这三个多世纪中确实有重大进展。这一进展显示：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已在中国形成了。
四、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基本上是贸易关系。因此，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也是通过贸易来进行的。
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全国市场的形成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在近代早期欧洲，外贸的发展对于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但是在荷兰等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外贸的成长并未导致真正的全国市场的出现，尽管荷兰曾经握有近代早期欧洲的商业霸权（注：Braudel:thePerspectiveoftheWorld,p.277,p.287,p.297.）。因此，外贸对全国市场所起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与那种中国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向世界开放的传统看法相反，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闭关自守”（注：参阅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17页，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载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北），1991。）。在此时期内，东亚的国际贸易成长迅速，而中国在其中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外贸肯定对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外贸并非只是中西贸易，中国的亚洲邻国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了清楚地看到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必要把中西贸易同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作一比较。
（一）中西贸易同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比较
1.贸易地位
在此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国贸易伙伴都不得不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必须由中国朝廷认可，在规定的时间派遣贸易使团来华。这种地位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承认它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下对上的关系，或者甚至是一种藩属国对宗主国的关系，尽管有时仅是纸面上的。在此方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亚洲邻国并无多大差异。尽管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俄国人力求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但是依然不得不接受这种“朝贡国”的地位。18世纪的世界强国英国也不例外。1793年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仍被当作“朝贡国”使团接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才发生变化。
但与中国的亚洲邻国不同的是，西方列强（特别是较晚东来者如英、法、美等国）并未真正承认这种“朝贡国”的地位。相反，它们甚至还力图挑战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权威（例如葡萄牙之窃据澳门，荷兰、西班牙、俄国、英国之占据东亚若干地区等）。在私人贸易活动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也成为中国商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尽管在19世纪以前中国商人（特别是闽广商人）依然一直在东亚商业界居于支配地位（注：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
2.商品构成
在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纺织品、生丝、茶、瓷器以及其他制成品，输入铜、海产以及香药犀象等。这些也正是中国与欧洲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在17世纪与18世纪，中俄和中美的贸易中，中国从俄、美输入的主要商品是皮毛和人参，输出纺织品、茶、瓷器，情况亦颇类似于中国在与朝鲜及北亚、中亚邻国的贸易。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国的东亚邻国一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很大，而中国则对对方的产品并无多少兴趣，只有一种产品例外，那就是白银。吴承明较近的研究表明：在1650—1800年间，有1.09亿两白银从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流入中国。这个数量颇为惊人，但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亚洲却并非新现象。在17世纪后期，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080万两。而在18世纪，也有数以百万两计的白银从越南和缅甸流入中国（注：吴承明：《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载《货殖》，1999（3）。对于16—19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孙毓棠、全汉升、王业键等人的估数均比吴承明的估数大很多。兹从吴说。）。
但是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中，也有一种重要的商品是中国与亚洲邻国的贸易中没有的，这就是鸦片。鸦片贸易成长非常迅速，以至在19世纪初成为中西贸易中，西方向中国出口的首要商品。中国的鸦片年进口数量，18世纪前期约为200担左右，至1838年—1839年度则飙升至4万担（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43、74页；林满红：《中国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年》，载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这种贸易，确实是传统的东亚贸易中从未有过的。
3.贸易成长
1500—1840年，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贸易有长足的发展。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中国与该地区之间的贸易大大扩大。但是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发展更为迅速。例如在17世纪初期，西方（葡、西、荷）每年购买中国生丝达到7000担，比日本的购买量多出三分之一（尽管西方购买的中国生丝中有一部分是转卖到日本的）。19世纪中期，日本购买中国生丝的数量锐减，东南亚的购买数量也增加缓慢，而西方国家的每年平均购买数量却跃升至16000担，大大超过东亚国家的购买数量（注：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pp.101～102,p.104.）。又如在棉布贸易方面，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棉布的最大购买者，每年平均进口中国棉布数十万匹。与此相对照，1786年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购买了372000匹中国棉布；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数量剧增了3～6倍（注：全汉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载《清华学报》（新版）（台北）第1卷第3期，195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100～101页。）。中西贸易的成长快于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的成长，也可见于前述白银流入中国的情况。
（二）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方面起的作用
首先要说明的是，尽管中西贸易成长迅速，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它在中国的贸易中所占比重依然非常小（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50～253、
255～264页；DwightPerkin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
—1968,AldincPublishingCo.(Chicago),1969.p.136.）。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西方能够起作用的空间（不论这种作用是好还是坏），是十分有限的。
1.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外贸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闽广二省。随着外贸的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也变得越来越“外向化”。因此，迅速发展的外贸是否会把这些地区从中国的全国市场中“接”出去呢？
一般而言，中国外贸与中国国内长途贸易都属于同一类型的贸易。首先，这两种贸易中的基本贸易伙伴，可以大致分为两方。一方是中国的发达地区（特别是前面提到的经济核心区），另一方则是中国的发展中地区、不发达地区以及外国。前者向后者输出纺织品、生丝和其他制成品，后者则向前者输出粮食、原料和白银。其次，尽管中国的外贸主要掌握在闽广商人手里，但是闽广商人通常扮演的是一种“转运者”的角色。换言之，他们运送到海外的中国商品，大部分并非产于闽广；而他们运送回国的外国商品，大多数最终也是销售到中国的其他地区。显而易见，这种类型的贸易把闽广与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经济核心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而不是使二者分离。
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中西贸易的迅速成长刺激了广东纺织业的发展，从而对上述贸易格局提出了挑战。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蓬勃发展中的广东纺织业，仍然严重依赖长江三角洲生产的生丝。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广东丝织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加强了广东与中国的经济核心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联系。
2.白银的持续流入，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国内银产量大约为7000万两，仅只为从西方国家输入白银的一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如1820年时一个法国商人所说的那样，货币帮助商品流通，“就像机油使得机器能更好地运转一样”（注：引自FernandBraudel:TheSrtuctruesofEverydayLife-Civilization&Capitalism,15[th]-18[th]century,vol.1(EnglishVersion),Harper&Row(NewYork),1981,p.439.）。中国的跨地区贸易是白银输入的主要受惠者之一。如果没有白银输入，中国就会出现货币供应不足，跨地区贸易发展就会因此受到严重制约。而国内跨地区贸易的发展是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关键。因此，西方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有利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形成的。但是如前所述，在此时期中向中国输出白银的，并不仅仅是西方。
自18世纪后期起，中西贸易中阴暗面逐渐显露出来。鸦片进口的不断扩大，加速了白银流出中国。在1800—1834年间，中国不得不为鸦片进口支付17190万两银子。尽管中国在其他贸易项目上仍然有可观的出超，但是中国白银的净流出量也达到了2910万两（注：许涤新、吴承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3、74页，人民出版社，1990。）。白银的流出引起了严重的通货紧缺（注：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少”论之商榷》，载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5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北），1991。），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透下了阴影。
总之，在此时期中，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的东亚邻国所扮演的角色大体相同。不过二者的差别也显而易见。
由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比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成长更快，所以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显著。不仅如此，由于西方列强在来到东亚以前，就已建立了它们各自的商业帝国，来到东亚以后，它们并不服从由中国主导的东亚贸易圈原有的游戏规则。相反，它们还努力寻求对此贸易圈的霸权。西方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与中国的东亚邻国相比，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复杂得多。大致而言，在较早的时期，中西贸易促进了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到了后来，却又开始瓦解中国的全国市场。
1840年以后的历史，也证实了西方的这种多重角色。一方面，它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但另一方面，它也摧毁了中国统一的全国市场。
关键词：文化 文化营销 文化渗透式营销
文化是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管理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虽然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和认识没有统一，但管理和市场营销理论受文化的影响已成为共识（Hofstede，1993；Tseetal，1988）。近年来，文化对消费和市场营销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Soares，Farhangmehr & Shoham，2007）。本文系统梳理市场营销中对文化的研究，得出了市场营销中对文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的结论，提出了“文化渗透式”营销的概念，并提出市场营销中对文化研究的一些建议。
20世纪50-70年代对文化的早期研究阶段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市场营销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Kotler，1989，1994）。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注意到文化环境因素与营销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是市场营销理论的起步时期，对文化的研究也处于启蒙阶段。1955年Levy首先从消费者的角度研究了产品的价值，他认为顾客在选择产品时，不仅考虑产品本身带来的实际利益，产品的心理利益也很重要，顾客最终的选择结果是实际利益与心理利益之和，而心理利益由品牌形象（Brand Image）提供（Levy，1955）。Levy的品牌形象理论是市场营销学对文化进行研究的“启蒙”，20世纪50年代的另外一位对文化研究的启蒙学者是Smith在1956年提出了市场细分（Market Segmentation）和消费群体这些具有文化意味的概念，并指出市场细分的标准就是消费者价值观念、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
进入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市场营销中的文化因素（cultural elements），并明确的将文化因素引入到市场营销研究当中。1967年，Howard和Sheth提出了消费行为理论，系统地分析了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文化因素被列为影响消费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排在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之前），之后众多与文化有关的因素和概念引入到市场营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当中。1969年Levy和Kotler提出了“扩大的市场营销”的概念，认为市场营销不仅仅适用于产品和服务，也适用于组织、政府等，而且与意识形态有关，这里的意识形态属于文化的范畴。
20世纪70年代，Kotler和Zalman开创了社会营销的理论。他们较多地将文化与营销问题联系起来，进而认为市场营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他们认为文化（包括文化、亚文化和社会阶层）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最基本因素之一。Ries和Trout在1972年提出的定位理论中开启了人们对广告文化和品牌形象的深入研究。Hall（1970）开始将文化的分析引入到跨文化营销中。
此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市场营销中对价值观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1963年，William. Lacer从心理学中把价值观的概念引入市场营销中，提出了生活方式（VALS―value and Life style）的概念，到1973年Rokeach将价值观念分成两大类：关于行为方式的价值观，为“手段价值观”（means values）或“工具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s），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开始成为市场营销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和研究基础。
在这一阶段，文化作为“文化因素（cultural elements）”已经进入市场营销研究者的视野，但由于文化概念的内涵丰富，学者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将文化进行操作化的定义，因此这一阶段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的学者们要么将文化作为环境因素的一个方面来考虑，要么就使用“价值观”代替文化的概念来研究不同文化群体的消费行为和营销问题。他们的研究更没有触及到文化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机理，这一缺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得以弥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营销中对文化的研究
市场营销中对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丰富起来。原因是Hofstede（1980）发表了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他历时两年通过对IBM公司全球员工的调查，得出了“文化”构念的五个维度，并将其应用到跨文化营销当中。对文化的这一操作性的构念使营销学术界摆脱了对“文化”这个宽泛概念无从下手的尴尬局面，后人在他的文化构念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跨文化消费者行为、跨文化营销问题的研究，使得跨文化营销问题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热门的市场营销研究领域之一。
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全球营销或者跨文化营销的时代，全球化的浪潮更加促使了人们对文化营销和跨文化营销问题的重视，Levitt提出了“消费多元化”（the pluralization of consumption）的概念（Levitt，1988）。按照他的观点，全世界是包括有多种偏好异质消费者的一个大市场。20世纪90年代后，在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共同作用下，文化问题在市场营销的各个领域全方位地体现出来，对跨文化营销的研究在顶级的营销期刊上随处可见。Nakata （2003）统计发现，1990-1995年间，在国际营销顶级杂志上25%的国际营销是关于文化研究的，然而1995-2000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44%。对文化的研究，也从认为“文化是静态的”演变到“文化是动态和不断演变的”，营销策略必须跟随文化的演变而改变（Yaprak，2008）。
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一时期对文化的研究不仅包括文化对新产品的采用、广告诉求的确定、价格感知、消费者卷入和消费购买决策风格的影响（e.g.，Nakata，Sivakumar，1996；Aaker & Maheswaran，1997；Aaker & Williams，1998）。还对价值观的概念进行深入的剖析，将其区分为文化价值观、个人价值观和消费价值观的层面，以及这些价值观对消费者行为的作用机制上。
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品牌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Aaker，1991；Keller，1991；Smith和Park，1992；卢泰宏，吴水龙等，2009）。品牌科学中对文化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卢泰宏等认为品牌研究经历了五个阶段：品牌、品牌战略、品牌资产、品牌管理和品牌关系（卢泰宏，吴水龙，朱辉煌，何云，2009），每个阶段文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营销理论的热点是全球营销以及品牌理论的发展。这一阶段的学者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营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更加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研究了文化影响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策略、品牌选择的作用机理，因此比前一阶段的研究有较大的提升。但这一阶段对文化研究的前提假设仍然是：文化是消费者稳定的一个行为上的倾向，并没有考虑到文化本身是一个演变和动态的特性，更没有对此提出操作性的营销建议。直到21世纪，诸多国际品牌跨文化营销的成功实践加速了这一理论的演进过程。
21世纪的“文化渗透式营销”阶段
进入21世纪，随着营销理论界对文化进行了持续和深入的研究，文化这一概念从纯粹作为营销的外生变量和研究的客体，变成了企业可以运用的营销手段，文化渗透式营销（或者叫文化式营销）的理念呼之欲出。文化渗透式营销是将文化作为一种营销战略，通过对某种商品或服务附加某种特定的文化意涵，再通过宣传与这种文化意涵相一致的诸如“时尚”、“流行”、“现代”、“品位”的概念来达到营销商品的目的，而这些概念和文化意涵均来源于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价值观。这里的文化渗透，不仅仅包括宏观层面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渗透，还包括微观层面对消费者个体和消费者细分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的相互渗透。此时的营销学者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测量消费者的固有价值观念，他们尝试通过营销上的努力改变消费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消费观，甚至通过改变消费者所在地的文化来进行文化渗透，从而达到营销商品的目的。Hong（2001，2003，2009）提出了“文化的动态构成模型”（The Dynamic Constructive Model of culture），将文化视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所共享的知识体系，其关注焦点在于文化是动态的，一些特定的文化知识会在特定的刺激下被激活，从而指导人们在脑海中构成特殊意义（Hong，2009）。这一理论为“文化渗透式营销”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后续研究中将会起到重要作用。依照Hong“动态文化”的逻辑，部落营销、文化营销、标志性品牌（iconic brand）等概念相继出现，文化渗透式营销得到快速发展。
Marshall.Sahlins首先把人类学上的图腾崇拜概念来分析消费，他认为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图腾，而消费者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部落。在市场营销中，后现代的部落不同于原始部落，它的特点是不稳定、短暂、小规模和情感的，并且不为任何现代社会已确立的参照标准所固定。他们是通过共享的情感和热情而聚集在一起的，而且也只以通过符号和仪式来表明其成员承诺的形式而存在（王长征，2006）。部落消费是为了建立与社会或社区的联系，建构社会的认同，从而在参与消费或者集体事件的过程中进行互动。它以集体参与、互动、情感分享为特征，目的是为了在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里找到一个社会性存在的感觉。在营销实务界动感地带和哈雷摩托成为部落营销的典范。
北京大学王建国教授认为文化营销就是激发产品的文化属性，构筑亲和力，把企业营销缔造为文化沟通，通过消费者及社会的文化共振将各种利益关系群体紧密维系在一起（王建国，1999）。他认为文化营销是把商品作为文化载体，通过市场交换进入消费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对物质和精神个性追求的各种文化要素。
Holt（2002，2003，2004）首次将标志（icons）的概念引入到品牌的研究当中，提出了标志性品牌（iconic brand）（有译偶像品牌）的概念，他认为标志性品牌就是具有一定文化标志性的商业品牌（Holt，2003，2004），提出了文化式品牌的塑造方法。McCracken和Grant（1986）系统研究了文化是如何传递到商品上，再从商品传递到消费的过程。McCracken和Grant的文化传递过程理论和Hong提出“文化的动态构成模型”给“文化渗透式”营销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研究启示和展望
本文分三个阶段对文化在市场营销中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在市场营销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营销的中心是消费者，从消费者的层面来看，第一阶段市场营销研究对消费者的前提假设是“理性人”。在第二个阶段对文化的研究中，无论是跨文化营销还是品牌营销，都是基于与顾客保持良好关系来提高企业绩效，因此，这一阶段对消费者的前提假设可以概括为“情感人”。而在21世纪的第三阶段，市场营销中对消费者的假设是“文化人”。即消费者是具有特定文化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人，而且消费者的文化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可以通过营销的努力来改变，企业不仅要顺应消费者文化的转变，更要抓住和引导消费者文化的转变，从而获得最大的效益。
从目前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Hong、Holt、Sahlins等文化的动态演变、文化式品牌塑造、部落营销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仅仅以Hong的理论作为研究基础还显得单薄，需要进一步夯实研究基础。总体来说，对“文化渗透式”营销的研究还极为缺乏，从个体对文化的接受方面来说，文化渗透与消费者认知系统的对接问题还未深入研究。文化渗透式营销的成功必须与消费者的认知系统进行对接，目前的互动导向理论强调与顾客互动来进行文化渗透，但互动的途径、互动的理论依据等仍然有待探索。此外，文化渗透式营销在营销战略和策略的层面应该如何操作的问题还亟待研究。
参考文献：
【关 键 词】经济法/市场竞争规制/国家宏观调
在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出现以前，调整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早已有之。但是，将“公正原则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并成为）相互关系条例”且“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经济法”，（注：转引自［法］阿勒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济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页。）按照大多数经济法学者的共识，则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典型代表是美国和德国经济法的兴起。（注：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所以，本文从19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经济发展趋势入手，力图把握经济法的基本性格，希冀对西方国家经济职能的转变在经济法制上给予新诠释，最终期盼对我国经济法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启示。
一、经济法的产生与形成：市场机制的缺陷与国家职能的补位
——市场竞争规制（法）与国家宏观调控（法）并行
经济法产生并形成部门法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18世纪至19世纪末，是西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盛行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指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各个人在追求私利的无形之中却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扩大。所以，对社会经济愈少干预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提供最必要的经济服务。19世纪后半期，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命，推动了经济的高度发展与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加剧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日益社会化的矛盾，引发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各产业部门的经济组织纷纷结合成立卡特尔、托拉斯及康采恩等垄断组织，谋求垄断利润，背离价值规律，社会经济自身固有的调节机制失灵，越来越需要另外一种机制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凯恩斯的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理论应运而生，并立即被西方各国奉为宝典，“有形之手”即国家调节作为弥补“无形之手”即市场调节之缺陷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便呼之欲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调节地位之确立，标志着现代国家职能的演变和国家经济职能的发达。（注：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0页。）国家调节在不同国家及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大不相同，概括来说有两种基本形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调节表现为反独占与规制；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调节在二战前主要为加强宏观调控，一定程度上抵制自由竞争甚至是扶持和鼓励垄断倾向。因国家经济调节活动之需而制定的法律，既不是单纯的私法，又不属单纯的公法，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根本价值的公私兼融的新型法律规范，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称之为经济法。在美国，这种维持市场自由竞争体制，保护个人契约与经营自由的反垄断的市场竞争规制法遂应时而生；而在德国和日本，也同时出现了强调国家权力扶持垄断以对经济进行统制之特性的国家经济统制法。由此可见，因国家调节的方式不同，导致经济法一经产生便具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基本性格；并且这一对基本性格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有消有长，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时期两类经济法律并行不悖，充分体现了国家经济政策与法制发展的适时性。
美国自19世纪60年代出现垄断伊始，至90年代情况已相当严重，如美孚操纵了全美石油生产、美国制糖公司控制了全美90～95%的制糖业。美国是奉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最典型的西方国家之一，垄断和限制竞争现象引起人们普遍忧虑和不满，要求国家出面干预，国家也意识到直接介入私人经济领域的必要性。1890年国会通过《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贸易与商业的法律》（简称《谢尔曼法》），1914年又颁布《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作为《谢尔曼法》的必要补充。这些法律确认：任何以契约、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垄断而限制贸易的行为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应受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显示出限制垄断、保障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各种经济主体之全体的实质契约与经营自由的性格。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美国的经济法制几乎仅限于反垄断和限制竞争。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国家经济调节有所变化，国家开始以资本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参与投资经营，并应用财政、计划等多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综合和经常的调节。（注：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爆发了“滞胀危机”，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在美国等国家同时并发，人们对凯恩斯主义产生质疑，古典自由经济理论又以新的面目卷土重来。1981年，里根政府着手在全美推行经济复兴计划，在政策和立法上放松国家对企业的约束；此前撒切尔夫人1979年主政英国，全面放弃凯恩斯主义，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从而掀起8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自由化、民营化以及解除管制的潮流，自由竞争或反垄断法制的重要性再度为美国等大多数国家所确认。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现代高科技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也大大加剧了各国和各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西方在新的世纪之交掀起了全球企业兼并的热潮，尤以美国为盛。在当前的兼并热潮中，美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在经济法制上表现为一方面维持国内市场竞争秩序；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兼并；一方面促使本国企业进行跨国兼并，另一方面又防止外国企业可能对本国带来不利的兼并。（注：参见李琮：《当前全球企业兼并热潮评析》，《求是》2000年第2期。）
以德、日为典型的国家在总体上实施的是国家为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并在特定的产业扶植卡特尔形成国家垄断资本的经济法制。与美国的消极国家调节不同，德、日等国“并不需要有限制竞争等行为的事先存在，国家或以整体经济发展所需，或以振兴产业等‘公益’促进为理由，就得以积极地、主动地介入私人的经济活动，限制其竞争或营业之自由，进行经济统制及管制”。（注：参见黄铭杰：《经济法基本性格论》，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58期（1997年12月）。）与美国相似，德、日两国的经济统制法亦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性格：(1)19世纪末至一战后，德国和日本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在战前要积极备战，战争期间要调整经济布置和发展生产支持战争，战后要重建、恢复经济，因而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注：（注：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于是颁布了诸如德国的《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和日本的《有关战时工业原料出口取缔事宜》、《对敌交易禁止令》、《军需工业动员令》等尤其是统制经济以及扶助卡特尔之类的初级经济法，有些学者将之称为“战时经济法”，（注：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日本学者称这一时期为“准经济法时代”。（注：参见［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3～84页。）(2)1929～1933年经济危机至二战以后。德国和日本在经济危机期间颁布了许多经济法规，扶持卡特尔的建立，促成国有垄断公司建立，以统制经济。经济危机以后，与英、美国家干预经济的减弱趋势相反，德、日两国进一步强化国家经济功能，积极扶助卡特尔。总之，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在“危机对策法”和“战时经济法”之间徘徊，并因德、日发动二战最终再次滑进“战时经济法”的老路。(3)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是经济法从（德、日）立法中逐渐剔除非经济性因素，立法体系趋于完备的阶段。”（注：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按照美国的意旨制定了反垄断、限制竞争法，但后来两国对待这类法律的态度发生了分野：德国1957年通过《反限制竞争法》，并于1973年、1976年、1980年对该法做了修订，进一步加强对垄断的限制，维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自由，德国经济法的主体性格自此嬗变为市场竞争自由，其经济法的体系也是以《反限制竞争法》为核心构建的。日本于1952年独立后不久，就立即着手制定垄断禁止法的适用除外，1953年进一步缓和对垄断的禁止，最后发展到促进垄断，保障国家对社会经济越来越全面的介入与调控。(4)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兼并热潮的冲击，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法制发展趋势以及现时经济法制的基本性格，都与美国有类似或趋同，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法制体系在英美国家主要表现为维持市场自由竞争、保障实质的契约与经营自由；在德、日等国则主要表现为限制民间经济的经营与竞争自由，扶持特定的垄断。而且，这两种基本性格之间有时互补互辅，有时则是对立的此消彼长。尤其是二战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自由化的日趋加强，这两种性格的经济法制也呈出现出和谐统一的变化。
二、经济法的发展与成熟的内在要求：经济法功能发挥的双向模式
——既要规制“市场失灵”，又要匡正“政府失败”
【关键词】 文化市场；文化经纪；规范化；措施
一、文化经纪人的概念
所谓经纪人，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他人交易而从事居间、行纪或者等经纪业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经纪人有房产经纪人、汽车经纪人、证券经纪人等很多种类，文化经纪人只是其中一种，它主要是指在出版、演出、影视、娱乐、美术、文物、体育等文化市场上为供求双方充当中介，而收取佣金的经纪人。
二、我国文化经纪市场存在的现实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文化经纪市场日趋繁荣。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我国目前的文化经纪市场存在许多现实问题：
1、文化经纪人才紧缺，且整体素质不高
目前，我国文化经纪行业的从业人员还不到整个行业需求的20%，行业需求空缺很大，并且我国现在的文化经纪人多是从以前的演员、剧团领导转行而来，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一名出色的文化经纪人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行业知识，还必须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良好的组织沟通能力、危机公关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等。另外，国内众多演艺明星多是选择自己的亲戚朋友作自己的经纪人，如范冰冰选择自己的父亲范涛作经纪人，李亚鹏选择自己的哥哥李亚伟作自己的经纪人、章子怡选择自己的哥哥章子男作经纪人等。这些明星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对自己的亲人比较信任，认为只有自己的亲人才能使自身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裙带”式经纪关系呢？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完善，使得经纪双方很难相互产生信任。而这种“裙带”式的经纪关系一方面导致文化经纪市场从业人员普遍缺乏专业素养，导致经济纠纷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经纪市场的整体声誉。另一方面这些人也没有能力对经纪主体做出长远的、科学的、合理的职业规划，并付诸实施，长此以往并不利于经纪主体的个人发展和整个经纪行业的长远发展。此外，还有些经纪人利用其文化经纪人的身份，为演艺明星、模特从事色情活动提供中介服务，这严重违背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2、产业链条不健全，行业缺乏职业化
美国的经纪人行业经过60年的发展，现在已形成了以美国创新艺人经纪公司（英文简称CAA）、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英文简称WMA）、国际创新管理公司（英文简称ICM）3家经纪公司为核心的文化经纪市场。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文化经纪人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的经纪公司一般利润都比较高，他们比较会利用经纪公司的名气签收更多的艺人；而我们的情况是艺人的收入非常高，而为艺人提供经纪服务的经纪公司收入却少得可怜，这使得经纪公司的经营状况很不理想。另外，艺人成名之后，往往会成立自己的公司，使得经纪公司为艺人的前期投入可能付之东流。据了解，国外的经纪公司一般与艺人签订的都是长期经纪合约，这非常有利于经纪公司为艺人的长期发展做详细的规划。这既对艺人的未来发展有利，也对经纪公司有利，可以有效达到双方共赢的局面。而我们国内的经纪公司由于与艺人签订的都是短期合约，缺乏对艺人的有效控制。
3、法律体系不健全，行业准入制度有待完善
近几年来，我国的文化经纪人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随之也产生了许多现实的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虽然也出台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演出经纪机构和经纪人资格做出了相应规定，但是目前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规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组织实施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工作，由文化部负责指导监督。
三、我国文化经纪市场的规范措施
为改善目前我国文化经纪人的现状，特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职业文化经纪人的培养制度
一个出色的文化经纪人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能力：第一，应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鉴赏能力。第二，应具有较高的市场经营能力。第三，要熟知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在经纪活动中，有很多地方都会涉及到法律问题，如合同的履行，依法纳税，版权保护等。因此， 经纪人只有熟知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才能做到依法办事，守法经营，才能正确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委托人的合法权利。第四，要有较强的公关能力和谈判能力。只有具备了广泛的人际关系，才能获得各方面的信息，才能为委托人建立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另外，经纪人还担负着代表委托人同各方面谈判的任务。因此，经纪人只有具有较强的商务谈判能力，才能为委托人争取到更多的利益。第五，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经纪人只有做到诚实守信，才能取得委托人的信任。近几年来，以中国传媒大学、西安外事学院等为代表的部分高校在设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时，结合自身优势，开设了文化经纪方向，注重培养学生在影视娱乐、会展活动、艺术品投资等各类文化经济领域从事文化经纪活动的专业技能，以满足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对专业经纪人才的需求。
2、建立职业文化经纪人的资格认定制度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应根据文化经纪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建立职业资格认定制度。考试内容可以包括：经纪人基础知识、经纪实务及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资格考试的方式，建立文化经纪从业人员的准入制度。通过实行资质认定，提高文化经纪人的入职门槛，努力提高文化经纪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
3、完善文化经纪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文化经纪行业的从业规范，并加大执法力度，对采取欺诈、胁迫、贿赂、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当事人利益、通过诋毁其他经纪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对经纪的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进一步规范文化经纪市场。
4、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加强管理引导
我国现阶段的文化经纪活动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文化经纪业务的范围和区域极为广泛而又不确定，文化经纪的手段和方式很不规范，经纪人的收益没有统一的标准，经纪纠纷的解决还没有走上法律化、程序化的轨道。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应加强管理和引导，使文化经纪市场能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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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语句通俗、比喻贴切、形象生动、概括干练、逻辑分明、思维前卫、言辞犀利、本真无暇的一本纪录片精神性史论著作。
《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将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在论述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同时，对关系比较密切的中国电影纪录片也做了相关的阐述，还将每个时期的中外纪录片行情做了详细的比较。就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作者将1958～1977这一时期定义为：政治化纪录片时期；将1978～1992定义为：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993～1998为：平民化纪录片时期；1999～2004为：社会化纪录片时期。前两个时期，也就是1958～1977和1978～1992这两个时期，离我们较为久远，给我的影像轮廓是模糊的传说，但从第三时期的1993～1998开始，书中对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描绘和表述，清晰而生动，使我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之所以让我不能平静的，是作者记述了第三时期1993～1998这段时间的1993年4月和11月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三次对电视专题节目（片）和纪录片的定义界定工作，并且在这一年成立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文员会”，这一年有个人独立制作的作品在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奖。历经20多年了，中国纪录片似乎应该回归到了本体、本性的创作，似乎应该是影视剧、新闻、纪录片在市场和交易上平分秋色了。但是中国今天的纪录片自我消化和独立运作并不乐观，尽管2012年以来从上到下打造了许多纪录片平台，倡导要支持独立制作，很多纪录片个体是蠢蠢欲动，可是这些动作仍然是在主流媒体的支配下操作的，主流媒体是唯一的购买者和纪录片的播出者。主流媒体一定要进行话语选择，告达自己的意志。
长期以来，中国纪录片―直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在今天看来，宁可让纪录片变成专题报道也不要让纪录片的制作和形式独立出去。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纪录片市场，中国的纪录片市场到现在仍然没有买家，所以也就没有纪录片独立制片。主流媒体并不甘心纪录片的灭迹，为了迎合市场，设法把报道和主观制作拿来当作纪录片充数。
纪录片定义不容含糊。电影出现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纪录，世界上最早的影片是记录真实生活景象的影像，并在主题、角色主体一定的情况下记述其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和过程，形成纪录意义的影像。纪录片可以说是现代各种类型电影和现代影像的母体。
维尔托夫是纪录片美学的奠基者，提出：电影应该像人的眼睛一样去客观地纪录生活实景，反对人为的扮演，要求摄影师们把摄影机的镜头看作电影的“眼睛”，认为“电影的眼睛”比人眼更完善更真实，为纪录片提供了重要的美学理论。“电影眼睛派”的制作者，事先不征得被拍者的同意，也不要求被拍者的表演，找一个可以隐蔽摄影机的地方进行拍摄，然后再经过剪辑，把混乱的影像片段变得条理分明。巴赞认为：电影艺术所具有的原始的第一特征――纪实的特征，它和任何艺术相比都更接近生活，更贴近现实。“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这为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美国纪录片制作人、导演雷德里克・怀斯曼倡导“直接电影”，坚持为公共电视台制作自己风格的纪录片，电视纪录片的样式和创作在雷德里克・怀斯曼那里得到了发挥，并在后来影响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样式。
如今的电视节目日益丰富，网络传输的加快，分流了电视节目的部分观众。可是，网络上的纪录片又有什么怎么发展的呢？这是一个转变观念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定位的时期。从1993年电视专题节目（片）和纪录片的定义开始，我们的界定的思维就一直跟不上设备和阅览观看形式的变迁。这不能怪科技的发展太快，而是我们传统纪录片思维的定势在延伸，因为纪录片曾经构筑过政治攻势，因为纪录片曾经是宣传最有力的武器。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中：纪录片曾经是“失去人性的一种声画剥离的、失去理智的工具”。
纪录片的历史性，决定了纪录片的创作必须严谨，必须去娱乐性。纪录片影像创作首先要求纪录片制作人从内心遵守伦理道德，尊重事物的真实，把纪录片的真实性当作纪录片的生命，把真实性当作制作者社会责任、历史责任。创作制作者在真诚、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拍摄内容、对待创作。
规范和明晰纪录片的定义，不能口是心非，首先要从影像表现形式和内容做起。要做到纪录片本质属性和外在的表里如一。科技影像时代使制作设备小型化、高性能化，使纪录片创作者可以轻易地完成摄像、录音、画面合成的全过程，独立创作成为可能。纪录片人的自律，是任何时候纪录片样式创作制作者的共同责任。
纪实性是纪录片创作最基本的手法，是纪录片创作不可逾越的思维。但是，通过调研发现，不是难以界定纪录片影片样式和风格，也不是科技的迅猛发展让我们“来不及”界定和梳理纪录片的创作，而是大家对纪录片的样式特征、本性本质心知肚明，是大众文化的浮躁，出于经济利益的娱乐追求，借纪录片的魅力和高雅、尊贵迎合市场的需要，扰乱了纪录片的创作观念和和制作手法，把非纪录片体裁的影像、报道冠以纪录片的名称，主观歪曲纪录片的创作理念。
一度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记录的并不是一段时间来的事物，其宣传报道成分占主要内容，制作者的宣传视角、仰视对象、美化对象、非平视或平实的拍摄方式，是明明白白的电视专题宣传报道节目，却要冠以“纪录片”称呼。市场利益的驱使，而是为了娱乐，把拍摄内容进行杂耍。借纪录片的美学殊荣，偷换概念，混淆了纪录片的含义，扰乱了纪录片市场。这是―次深刻的教训。
【关键词】纪录片 创作与发展 思考
从“专题片”与“纪录片”的概念纠结,从“画面要解说”到“纪实风潮的盛行”、从“重要人物”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新纪录片运动”到“故事化风格的广泛运用”等创作手法和创作观念的变迁,在我国,纪录片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如何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取得实质性突破,如何在“热闹与尴尬”中突围,何时能够真正迎来“纪录片的春天”?这是作为纪录片忠实拥趸者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首先,大量弱看性的作品影响了纪录片的良性发展
以新闻片为源头,我国的纪录片以其独特的发展之路,在“新纪录片运动”时期,迎来了她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辉煌。《望长城》的大胆尝试,让创作者们找到一种全新的理念和创作方式,让观众对纪录片有了新的期待;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的成立、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的开播,实现了“宏大叙事”向“小人物”的转变;在《流浪的北京》《沙与海》《最后的山神》……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人的积极关注和对人性的理性探寻……一时间,跟踪拍摄、长镜头纪实成了纪录片创作的关键词,随之而来对技巧简单模仿与过度的使用及对创作手法的积极探索中,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研究,大量纪录片本身的弱看性使纪录片创作陷入新的困境,典型的表现为:一是纪实手段被消耗性地使用,即在实际创作中,一些纪录片工作者对纪实主义的理解不够确切,造成一种理论认知的偏颇,突出表现为对题材的无选择纪录和展现,以及镜头画面构图上的随意性;其次,过分追求技巧与拘泥于技巧一定程度上束缚着纪录片的发展。过度追求画面效果、结构安排,作者想展示的似乎已不是纪录片的内容,而是技巧本身。
其次,纪录片产业经营意识淡薄制约着纪录片的发展
纪录片是影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纪录片制作人及其管理者均缺乏与纪录片市场发展相适应的商品意识和经营意识。
首先,媒体中的纪录片制作人,虽然有媒体作保障,但身处体制内限制了他的创作内容、创作思维等。媒体外的纪录片制作人,往往缺少媒体这个坚实后盾,缺少作品的播放平台而使创作之路更加艰难。独立纪录片令人钦佩之处在于拍摄者虔诚的纪录态度和浓厚的人文关怀,但缺乏专业训练技巧又使得他们难以将手中的DV变成艺术品。
其次,从国内纪录片供需双方来看,由于制播尚未分离时纪录片的生产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为播出而制作,在国内市场,比如上海与四川举行的电视节,理应成为中国和世界交流电视节目的窗口,但在国内创作界似乎并没有很大的权威性。国内大大小小的评奖活动往往注重学术价值,忽略了市场价值。①
第三,纪录片发展缺少应有的观众培育意识
近年来,国内一些电视台尝试开设了纪录片频道和栏目,但纪录片的收视、经营并不尽如人意。随着电视内容的细分,纪录片所针对的目标受众,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群体。长期以来,纪录片以精英文化的姿态出现、最广大的群众却被排除在创作者的目标受众之外,令其陷入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极具视觉与心理冲击的娱乐节目在各个卫视热播中,让老百姓在轻松、愉快中将纪录片拒于视野之外。这些简单而严峻的事实在告诫着纪录片的创作者和管理者,纪录片不仅需要优秀的创作者,还需要培育观众,让精英文化以一种朴实、平和的姿态走进群众的生活。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制片人米齐・戈德曼认为,西方纪录片的表达通常比较深入,也比较复杂,它对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是一个“考验”。而中国的纪录片则比较注重传达资讯、讲述过程,对观众的挑战性较小。如果中国的纪录片要赢得更多的观众,那它们就必须更深入地研究和探讨问题,特别要提高讲故事的水平,不要把纪录片的语言变成“讲新闻”。
作为日本的一个小城市“山形”本是名不见经传,然而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创办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而令其名声大噪,电影节两年一届,吸引了很多国家把纪录片送到这里参评,纪录片人到这里交流,不仅带动了市民观看纪录片的兴趣,同时也丰富了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以上两个事实,说明纪录片观众的培育不仅需要纪录片人去积极探索,也需要体制和政策的大力支持。
第四、题材的边缘化令纪录片未能真正承担其应有的责任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广阔的疆域使我国成为纪录片资源大国,但因为中国电视纪录片题材展现上的平面性却没能成为纪录片的强国。规避主流问题可以使纪录片获得更多创作自由,更少意识形态羁绊。这无疑是纪录片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得以逐渐崛起的原因。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创作的题材却出现了突出“老少边穷”现象。与之相适应,近年来,在国内的各种纪录片评奖中,获奖的大都是这类题材的纪录片;在国外的各种电视节上,中国获奖的也都是这类纪录片。因此,作为纪录片的创作者和策划者来说,选择“老少边穷”的题材不仅可以在“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旗帜下,远离敏感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社会主流生活,降低在国内播出和评奖时所冒的风险,还特别适合许多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的口味,在国际评奖和对外交流中更受欢迎。但是,作为一个纪录片最至关重要的社会导向意义和历史纪录价值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重削弱。
国外纪录片题材广泛,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人类学、妇女问题、儿童教育、环保、科技、宗教等,对社会生活多方面进行探讨,触及主流问题,因而纪录片整体赋有历史使命感和厚重感。如亚洲Discovery探索频道把栏目分成六大类:科学与科技、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实况电视类、儿童类科普等。而当今我国纪录片最明显的不足正是缺乏多样性和大主题。于是,作为一种最讲究自由度和主体性的纪录片却呈现出与其本性不协调的同质化和模式化,国内纪录片正在不可避免地失掉观众,呈现出边缘化趋势。
通过对我国纪录片创作与发展的思考,针对现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走出目前的困境,迎接“纪录片的春天”。
一、躲开平淡,打造横断面,讲好故事
于丹教授在2006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论坛上,曾提出了“拓展宽度与打造横断面”的观点,其中的打造横断面即通过有效的策划,将事物发展、人物经历中具有转折性、趣味点的地方抽离出来;“躲开平淡”,让纪录片在有限的时空内收获精彩,正如白岩松在他的《躲开平淡》中说到,人的一生95%都是平淡,真正痛苦、真正的辉煌只占他人生的5%,那么我们怎么样找到躲开平淡的方式……今日的电视播出平台,给了电视人太多的机遇,但娱乐性节目的大量充斥,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者,又是太大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找寻一种躲开平淡的叙事方式。“用一种策划的力量,在一种横断面上,营造反差,而力图把他的张力反映出来……”②一方面,不同的媒体出现体裁撞车的现象,需要栏目的制片人或编导,能够选择合适的观照点,适合自身媒体的创作方向,选定并打断横断面来规避媒体同质化的竞争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创作者往往也会苦于难以发现好的选题,这就需要纪录片的创作者能够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亮点,整合事件,创作故事。即使没有好故事,也要力图通过好的方法找准切入点来讲好故事。
二、正确对待纪录片的商品属性,加快纪录片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现阶段,我国从事电视纪录片拍摄的单位一般为各级电视台、独立制片人和少数影视公司,除了极少量纪录片是由独立制片人、影视公司市场化运作外,绝大部分纪录片的创作资金通常来源于电视台自身的拨款,纪录片创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各自电视台的宣传需要,正是这些纪录片社会效益的绝对化,严重弱化了其潜在的商品属性,从而在观念上模糊了其作为影像市场产品的属性,客观上阻碍了我国纪录片市场的孕育和形成。事实上,纪录片犹如其它产品,只有进入市场,赋予它商品属性,形成规模化产品市场供求,进而形成流畅的市场供求体系,投资者才有可能以更充裕的资金投入纪录片的再生产,形成良性循环。
三、搭建平台,为理论工作者与实践者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
纪录片从界定到创作手法,不同流派的专家学者,理论界与实践界一直以来难以形成共识,造成了理论不能够很好地为实践作指导,实践不能很好地吸取理论研究的成果,在“热闹与尴尬”中难以突围的现状。因此,为理论工作者与实践者搭建能够沟通的平台,无论对于理论研究,还是对于创作实践,都具备积极的意义。
四、多元化创作方式,更好地实现纪录片的价值
纪录片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其不同的风格和形式,我们称之纪录片的多元化。毋庸置疑,纪录片的发展不仅需要借鉴其它艺术类别丰富其创作方式,让纪录片能够为更多的人接受、喜欢;更重要的是,能够发挥她人文、经济和社会等多重价值。调度多种艺术手段是前提,实现价值是目标。纪录片要发展,纪录片人应该树立创新意识,无论从题材发现、内容开掘,还是技术手段、艺术风格的运用,都需要善于学习、借鉴、反思与总结,以期增强纪录片的可看性。■
参考文献
①周洁:《纪录片的市场分析及营销策略》,《2006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第51页
摘 要 纵观西方各国的经济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在某些阶段，自由主义占主导，另一些时期则是国家干预主义执牛耳。西方经济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市场到政府再到市场再到政府……”的演化路径。这两种思潮或政策的消长、演变及发展不管是对于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国家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 凯恩斯主义
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的两种理论分歧及其不同的政策主张，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理论演进的重大事件就是30年代凯恩斯革命和6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21世纪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和当前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国的蔓延，使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纷争又起，不论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在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的讨论上都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从经济思想史来回顾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理论的渊源及其发展，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衰落于18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后期正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时期。从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的货币财富观（亦即金属主义的货币本质观）出发，重商主义者提出了一套以论证借助国家干预经济、开展以邻为壑的国际贸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宗旨的理论和相应的改革主张。
古典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潮产生于“重商主义”中，随着原始资本的膨胀及大机器生产带来了空前的利润，古典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潮逐步兴起，“看不见的手”成为市场主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主张经济自由，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完美无缺。其主要观点是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而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国家不应干预经济活动；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安全，以及提供维护贸易自由和私人财产自由的法律体系，即国家应充当“守夜人”角色。
二、从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用边际分析方法把市场经济变成了可以达到一般均衡的市场模型，只要有自由选择的竞争，价格作为手段就可以保证充分使用经济中的所有资源，这样是不需要政府作用的，因此，新古典的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仍然支持着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20世纪30~6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和政府干预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在于当时的时代背景。1929~1933年那一场由经济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灾难引发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主义哲学观的重新审视，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上，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似乎在这里也成为一个分水岭。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空前的经济萧条为凯恩斯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遇，凯恩斯以就业不足均衡来反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奉为圭臬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提出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一整套财政和货币政策，长期以来成为欧美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照，并在事实上使得欧美国家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并带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三、从新自由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70年代之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和宏观总量经济学不能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中“滞涨”现象而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攻击，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和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它们都力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从学术思想渊源来看，它们都来自古典主义的自由主义及其哲学观。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例，这一学派在力主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的同时，还提出了政府政策无效论。他们笃信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认为政府的过多干预是引起预期误差的外部干扰之一，它扰乱市场信息，破坏市场机制，强化公众的防范心理，导致经济混乱。预期通货膨胀的出现就是明证。
20世纪80年代，为回应所谓“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等一些经济学家基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强调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同时在一些基本理念上赞同凯恩斯学说，因而学界把他们称为“新凯恩斯主义”。以斯蒂格利茨为例，他从新的视角来认识所谓的市场不完备性和市场失灵问题，他将与公共物品、外部效应等因素相联系的市场失灵称为“传统的市场失灵”，而将以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成本、不完备市场等因素为基础的市场失灵称为“新的市场失灵”，进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提出了市场失灵的普遍性、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径和政府与市场相比较的相对优势。
四、金融危机的反思
在20世纪结束前的二十年间，新凯恩斯主义挑战主流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真正让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成为名人的背景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世纪末IMF等国际机构给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开错药方（“华盛顿共识”）。这些事件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得不反思在转轨和改革过程中全面推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在这些国家的有效性。
当前源于美国而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不论从经济运行层面还是从经济制度层面来看，都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自由（即理性人自由选择）和市场均衡提出了挑战。不论是以经济人为假设的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他们的理论都认为以经济自由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选择的市场制度是最有效率的，由于理性选择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使得市场最后会自动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但是，市场经济真的那么完美吗？
五、政策建议
基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兼及西方历史上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此消彼长的关系，表明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应当采取辩证统一的态度。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同样面临如何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因此，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些有益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能够发挥基础作用。我们还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关于公平、公正、公开和诚信的市场规则，以便形成我国具有整体功能、规划健全、统一开放、运行有序的市场体系。
其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和质量。市场不是万能的，当市场调节无法实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问题时，就需要通过国家的必要干预来补充、协调和引导市场机制，做到国家干预的合理、适度和有效，既要避免干预的不足，又要防止干预的过度。
最后，国家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中协同决策，尤其要给对外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以保障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同时实现。
国家干预与自由主义经过几百年的争辩，虽此起彼伏，却相辅相成。国家干预与自由主义的盛行都离不开特定的坏境，在不同的环境中它们按照历史的规律发展着。但是，要想使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我们就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只有让其相互交融、互惠互利地存在，让“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完美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才能更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 唐彬.市场还是政府.理论月刊.2006(5)．
[2] 高鸿业,刘凤良.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4．
[3] 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本刊讯 （记者 王化兵）4月20日，由共青团北京市委、中共房山区委宣传部、北京作家协会、房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由同心出版社承办的《我们是共青团员》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在新闻大厦召开，主办方领导与知名评论家出席了会议。
2012年正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建90周年，为了纪念共青团建团90周年并向十献礼，同心出版社推出纪实文学力作——《我们是共青团员》。
本书是根据老一辈革命家武光同志的真实经历创作而成的纪实文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共青团员的革命斗争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小说分为地火、南下、炼狱三部分，以艺术手法，集中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共青团员，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笼罩下，面对随时可能流血牺牲的危险，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斗争的生活场景，场面波澜壮阔，情节跌宕起伏。小说具有相当的文学水准，堪称纪实版青春之歌。书中还穿插着百岁老人与年轻采访者关于地下革命工作的对话，为如今的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与革命传统教育的历史课。
作者张昊对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背景十分熟悉，小说创作历时五年，细节描写真实可信，人物塑造鲜活感人，性格刻画有血有肉。作品完成后，得到了小说原型人物武光老人的充分肯定。老人如今年逾百岁，精神矍铄，这部以其革命生涯为创作素材的纪实文学，为如今的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份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
艺术随笔换新装，突显余秋雨的学者份量《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观众心理美学》出版
本刊讯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二十年来以“文化苦旅”式的文化大散文名扬华语文坛，多种图书雄踞大陆和台湾畅销书榜。但这种明星作家的效应，却掩藏了余秋雨的另一重身份——学者的身份。现代出版社2012年重新包装、出版《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和《观众心理美学》，在有意无意之间，还原了余秋雨的学者身份。
上世纪80年代，余秋雨推出多部学术色彩浓厚的著作，引发相当大的社会关注。很多读者并不知道，他的《艺术创造工程》是与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等图书同列“文艺探索系列图书”出版的，在当时的文艺界，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观众心理学》是当时第一部研究观众心理的教材。应该说，在余秋雨“行万里路”挥笔文化大散文之前，实际上有一段相当长的“读万卷书”的学术准备。现代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和《观众心理美学》，就是上述两本书的修订再版。两本书在大陆和台湾曾经一版再版，只是在《文化苦旅》等超级畅销书的光环下，读者很难注意到它们的光亮。
《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是《艺术创造工程》的修订版。据余秋雨自述：“我花费七年时间仔细钻研了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在美学、艺术学上的主要著作，并进而研究古今伟大作品，尤其是近一百年来的现当代伟大作品，终于发现，这些作品背后潜藏着两大隐秘结构，并由此建立了我自己的艺术创造论。”这本书并不像我们习惯所想的那样，处处带着学术图书的艰涩高深、不知所云。恰恰相反，余秋雨完全是以散文的灵性之笔，把自己放在与作家心灵对话的位置，细谈对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感悟。《观众心理美学》看似专注于很窄的话题，与普通读者没有多少交集，但细心读过本书的人，会有一个感受，作者用当代的眼光，打量中国乃至世界戏剧史上数千年的创作经验和观众审美经验。特别是观众审美经验，因为日积月累，里面沉淀的其实是不同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是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底蕴。 （宋 萧）
浙江省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浙江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11）》在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