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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化学论文

时间:2022-12-13 17:27:38

生活与化学论文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1

一、对人体吸入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的探究

在进行这个探究活动时,常有师生认为教材图1-19所示用哈气的方法来验证呼出的气体中含有较多水蒸气有科学性问题。有的来信认为“哈气后玻璃片上有小水珠,更大程度上只因为温差大,而不是呼出的气体中含水多”,“从嘴里出来的气体由于温度比外界高,所以遇到较冷的玻璃后水蒸气发生液化,产生水雾,而空气与玻璃温度相同,其中的水蒸气不会液化,因此没有水雾”,等等。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理解上存在一些偏差。该现象可以用“露点”,即“饱和温度”的概念进行解释。在恒压下多组分气体混合物冷却到开始冷凝时,出现第一个微小液滴时的温度,称为该气体混合物在该压力下的露点,即饱和温度。[2]由于空气中水的饱和蒸气压随温度升高而增加,因此对于空气,在气压一定时,露点温度的高低只与空气中的水蒸气含量有关,水蒸气含量越多,露点越高。[3]反之亦然,因此可以用冷却具有明亮抛光表面的容器,并测量此抛光表面因凝结水蒸气而呈雾状时的温度(即露点)来测定空气的湿度。[4]教材图1-19中的学生对着干燥的玻璃片哈气,玻璃片上出现水雾,表明人呼出气体的露点高于室温,而另一片放置在空气中的玻璃片上未出现水雾,表明空气的露点低于室温,更低于人呼出的气体的露点。因此人呼出的气体中水的含量高于人吸入的空气中水的含量。上述解释涉及了过多的概念,初中学生显然难以理解。而以上来信中的一些观点可归结为“人呼出的气体温度比体外空气的高,所以即使二者的水蒸气含量相同,人呼出的气体遇冷也更容易产生冷凝水”。对此我们可以设计以下过程来说明问题:将一定量的常温气体加热至人体体温,这个过程没有水的参与,则气体中水的含量不会发生改变;再将该气体冷却至室温,这是上述加热过程的逆过程,显然也不会有冷凝水产生。因此,如果气体在冷却后产生了冷凝水,那么该高温气体中水的含量,一定要大于常温时相同质量的气体中水的含量。

二、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的实验

实验2-1“测定空气里氧气的含量”是仿照拉瓦锡研究空气成分实验的原理进行的一个半定量原理性实验。图2-3展示了该实验所使用的仪器装置。由于实际操作中可能难以得到进入瓶中水的体积占总体积1/5的精确结果,因此在一些课堂上常会看到围绕这个1/5展开的误差分析。例如,水的体积小于1/5,可能是:(1)红磷的量不足或没有充分燃烧;(2)没有冷却到室温就打开止水夹;(3)装置气密性不好。大于1/5,则可能是:(1)止水夹没有夹紧或者没有用夹子;(2)塞瓶塞的动作过慢。这些分析具有相当的思维深度,对于竞赛备考也许是适用的。但在新课的教学中,学生初学化学,知识储备有限,类似的误差分析容易冲淡教学主题,影响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兴致。因此除非学生接受程度合适,否则初次讲授时建议不涉及误差分析,可留待复结时适当提高。同时,目前对该实验的很多改进,主要着眼于提高测量精度,保证进入瓶内水的体积是1/5。作为初中阶段的演示实验,应在明确教学目的的基础上突出原理,淡化细节,最好使用标准化通用仪器,使装置简单明了,避免仪器过于复杂,分散学生注意力,偏离教学主题。

三、硫在氧气中的燃烧

教材中的图2-11显示了硫在氧气中燃烧使用的仪器和部分实验现象。一些实验改进为消除产物SO2的污染,将装置设计得较为复杂。我们在操作中,在集气瓶中预先盛入少量氢氧化钠溶液,适当减少硫粉用量,并及时熄灭火焰,就能够避免产生明显的空气污染。过于复杂的装置改进违背了演示实验的简明性原则,会增加学生的理解负担,影响教学效率。同时,强调实验安全和环保也不应绝对化,宜转变思路,通过多种方式灵活进行。[5]例如,结合教师的上述操作设计简单习题,让学生讨论这样做的目的,既拓展了化学知识,又向其渗透了绿色化学思想;同时,让学生通过该实验闻到极少量SO2的味道,对健康并不会产生影响,反而有利于提高其环保和自我保护意识。

四、原子结构模型与核外电子运动状态

有读者来信反映,图3-9“原子的体积很小”中地球、乒乓球和原子的大小比例严重失真,需要按比例画准确,否则会给学生甚至教师带来误导。地球直径约为1.3×107m,乒乓球直径为4.0×10-2m,原子直径在10-10m数量级,故地球直径约为乒乓球直径的108倍,乒乓球直径也约为原子直径的108倍。这便是教材中“如果将一个原子跟一个乒乓球相比,就相当于将一个乒乓球跟地球相比”这个说法的由来。图3-9考虑到印刷上清晰度的要求,其中的地球、乒乓球和原子都是卡通图片,仅起示意作用,显然没有严格按照实际的尺寸比例绘制。新课标在“微粒构成物质”的情景素材中,将实验版课标“原子结构的发现”改为“原子结构模型”,降低了课标要求。因为原子结构的发现过程涉及原子的汤姆生模型、卢瑟福模型、玻尔模型等内容。要理解α粒子散射实验,涉及动量守恒定律、库仑定律等内容,对学生的物理基础要求甚高。初中学生在刚接触原子、电子、原子核等概念时很难理解这些内容。向初中学生描述原子结构模型和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对教师和教材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原实验教科书中的描述是“核外电子的运动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像行星绕太阳旋转有固定的轨道,但却有经常出现的区域”,相对比较准确,接近量子力学对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述,然而学生根据常识很难去想象。为了描述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揭示其与元素性质的关系,教材引入离核远近、能量高低来说明核外电子的分层排布。教材图3-10的核外电子分层排布示意图,相当于给出了一个并不十分精确、但比较形象化、直观的原子结构模型,便于学生理解。在本课题的“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标题下,教材不可能继续深入,更不是要与高中内容接

轨,教学中只要求能够让学生初步了解电子分层排布的原因,并认识到最外层电子的数目与金属、非金属和稀有气体元素化学性质之间的大致关系。原实验教科书仅给出6种元素的原子结构示意图,不易说明规律,新教材在图3-12给出了1-18号元素的原子结构示意图,有利于学生自行寻找核外电子的排布规律,引导其分析和认识典型元素核外电子(最外层电子数目)的变化特点。并配合教材的相关叙述,理解最外层电子的数目与元素化学性质之间的关系。这样能使学生意识到认识原子的结构是认识物质性质、结构和变化规律的基础,从而体会到结构决定性质的化学思想。 五、电解水实验

教材图4-25的“电解水实验”使用了霍夫曼水电解器。在教材培训工作中,有学校反映使用电解器进行实验时效果不很理想:电解过程中溶液会显淡黄色,得到的氧气量相对较少。原因可能在于目前的一些水电解器为降低成本,没有使用Pt电极,而采用不锈钢或锰钢等代替。由于电极中存在Fe、Cr、Mn等活泼元素,电解时易被氧化,导致溶液变色。同时也消耗了电量和新生成的部分氧气,使收集到的氧气量减少,致使实验结果很难达到氢气和氧气2:1的体积比。

六、质量守恒定律的验证实验

图5-2显示的“红磷燃烧前后质量的测定”在原实验教科书中使用白磷,实验效果明显。但白磷作为危险品,受公安部门严格管控,目前很多学校难以获得。同时也出于安全和环保方面考虑,新教材改用了红磷。有教师反映实验时红磷难以引燃。由于红热的玻璃管的温度远高于红磷的着火点200℃,不能引发燃烧的主要原因是所用红磷不够干燥。实验室久置的红磷试剂瓶中,常有一层“水”在红磷固体上方。这实际是红磷在存放时产生的氧化物吸水后形成的磷酸、亚磷酸等的混合溶液。湿润的红磷在使用前应先用水洗净,然后过滤或抽滤,经干燥后才能使用。图5-3“铁钉与硫酸铜溶液反应前后质量的测定”将实验容器由烧杯改为带橡胶塞的锥形瓶,主要是出于操作严谨性而进行的改进。这样也将该探究活动中的两个实验装置都设计成封闭体系,构建出典型、简化的模型,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干扰。而接下来图5-5、图5-6显示的盐酸与碳酸钠反应及镁条燃烧两个实验,都是在开放体系中进行的化学反应,也是非典型、非模型化的体系,更接近实际情况下发生的大多数化学反应。第一个由于气体逸出造成体系的质量减小,第二个则可能由于镁条氧化而增重或产物在空气中飞散而减重,称量结果并不确定。因此教材在这里新增了两个“想一想”栏目,引导学生在实验前预先思考,带着问题来观察实验,最后再结合“讨论”栏目对实验结果做出解释。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深化学生对质量守恒定律的认识。

七、C60、碳纳米管和单层石墨片(石墨烯)的结构

图6-4、图6-5和图6-6分别显示了C60、碳纳米管和单层石墨片(石墨烯)的结构。教材中的文字和插图有可能让学生误认为三者的实际外观就呈足球状、管状和片状。在教学时要注意引导学生区分物质的宏观聚集状态与微观结构之间的区别,指出足球状、管状和片状只是物质分子的微观结构,用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并可结合图片或实物展示,让学生了解到这3种物质在宏观上都是黑色粉末状的固体。

八、酸与金属氧化物反应

新教材下册的探究活动“酸的化学性质”在进行酸与金属氧化物的反应时,使用了生锈的铁钉。取材于身边的常见物质,能够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有较好的实验效果。因为普通试剂Fe2O3实际上不易溶于冷的稀盐酸,与浓盐酸加热较长时间才有明显反应。而铁锈是含Fe2O3的复杂混合物,质地疏松,较易与稀酸反应。[6]类似的情况还有Al2O3,自然界中的刚玉为α-Al2O3,不溶于酸或碱,而Al(OH)3脱水得到的γ-Al2O3能溶于酸和碱,是典型的两性氧化物。该探究活动除了用生锈的铁钉外,也可使用氧化铜,它较易与稀盐酸反应,实验效果比较明显。但要注意氧化铜的用量要少,而且盐酸要稀一些,否则得到的溶液呈绿色,对初中学生而言不易从形成混合物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九、粗盐中的难溶性杂质的去除

新教材下册的“实验活动8: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是根据新课标要求新增的实验,对溶解、过滤、蒸发结晶等基本实验操作进行训练,同时又对溶液的知识进行了复习。该实验本身是一个定性的操作性实验,但教材在实验操作中安排了3次称量——称粗盐,称剩下的粗盐,称提纯后的精盐。其目的是复习溶液的相关知识,并同时利用计算得出的精盐产率让学生进行实验结果的比较,通过分析损失来源,让学生在实验和生产中树立定量和经济的观念。在近几年的教材培训工作中,有不少教师对教材中的药品用量和实验操作的科学性提出了一些疑问,例如:(1)为什么使用10ml水和5g粗盐?在这里粗盐用量如果太多,不仅浪费药品,更延长了溶解、过滤、蒸发等操作的时间,该实验步骤较多,药品用量过大会影响学生实验进度;如粗盐用量太少,如1g,溶解后剩余的粗盐和最后得到的精盐量很少,测量误差也较大。同时教材为了简化计算,在数字上尽量取整。(2)在第一步溶解的操作中为什么要“一直加到粗盐不再溶解为止”?这样是为了形成饱和溶液,以便接下来粗略估算食盐的溶解度;同时由于粗盐中的杂质量并不是很多,提高盐水浓度可增加滤出杂质的量,便于观察,使学生对难溶性杂质的去除产生直观认识。(3)为什么不能先加粗盐,再逐渐加水?这是因为溶液中有固体物质存在时,难以辨别食盐能否继续溶解,导致无法判断溶液是否饱和。(4)为什么该实验名称不叫精盐的制备?教材中实验的最后一步操作是“利用蒸发皿的余热使滤液蒸干”,因此粗盐中的可溶性杂质并不能借此除去,所谓“精盐”只是一个习惯性称呼,将该实验称作“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也较为准确。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2

摘 要:《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观点、理论及应用要求,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原理及方法论要求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存在着模糊两者界限的做法:模糊地解读概念、观点;模糊地理解理论;模糊地推断应用要求。通过理清区别、把握联系及充分发挥哲学指导作用等举措,可以有效地清除这些模糊性错误,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文化生活知识和哲学知识,实现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生活》 模糊性

纠正策略

作者简介:褚宝福,男,浙江省嘉善高级中学,中学高级教师。

《文化生活》教材中有许多内容不仅在表述上和《生活与哲学》中一些相关概念、观点、原理很相似,如“文化”与“意识”、“文化的精神力量”与“意识的能动作用”、“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等,而且在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方面也和《生活与哲学》中部分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相似,如正确对待文化的作用,既要看到“先进健康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又要看到“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这与矛盾普遍性原理要求“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很相似。为此有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时往往会无视它们间的差别而犯三大“模糊性”错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概念模糊地解读为哲学概念、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模糊地理解为哲学原理、将《文化生活》中理论知识的一些应用要求模糊地推断为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对于这些错误做法,我们需要加以纠正。

一、对基本概念和观点的模糊解读及纠正策略

于《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基本概念,如“文化”、“先进文化”、“社会实践”等概念分别与哲学中“意识”、“正确的意识”、“实践”等概念相似,因而有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会模模糊糊地做出下述两方面的错误解读:一是将《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相关概念直接等同于哲学概念,如将“文化”等同于“意识”,认为“文化”就是“意识”,将思想、理论、信念、信仰、道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丰富的文化形式等同于意识本身。二是基于上述错误解读而产生一系列新的错误性观点:将“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将“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解读为“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的发展”;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对上述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概念、观点间的区别。《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其内涵存在着严格的界限,不能混淆。一般而言,哲学中的概念、观点最为抽象,而《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是具体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和哲学相比,两者应该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如《文化生活>中的文化,相对于哲学中的意识,是个具体的概念,其中的优秀健康文化、落后腐朽文化、传统文化、当代或现代文化、区域(民族)文化、世界文化、时尚(流行)文化、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等,都是意识在文化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形式。意识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它来自对各种领域内各种具体意识表现形式相同共性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正确把握概念、观点间的联系。《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虽然有严格的界限,但却因为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所以教学中可将哲学概念、观点与《文化生活》中的相应概念、观点巧妙地联系起来,将它们理解为抽象理论与具体表现形式间的关系。这样既可立足于相对具体的事实对哲学概念、观点有形象化的理解,又能站在哲理高度对《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如对“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的理解,可将它解读为“意识依赖于物质而不能离开物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对“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的理解,也可将其解读为是“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还有对“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的理解,同样可将其解读成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等等。

第三,以哲学概念、观点为指导,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哲学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观点,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所以还需要根据哲学概念、观点的丰富内涵,指导《文化生活》概念、观点的教学,从而使学生对《文化生活》概念、知识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如依据哲学中意识概念内涵的三个主要层次:“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是客观存在人通过生活和实践的环节进入人脑”,对“文化”这一概念做出更加深入、更全面的解读:“文化是在一定经济、政治等客观实际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形式源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地理等客观因素,是它们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们经过各种生活和实践活动,在与各类客观存在的现象相互作用过程中,使它们进入人脑,并经过人脑的不同加工改造,最终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

二、对基本理论模糊理解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重要的理论知识,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理论知识与《生活与哲学》中“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原理很相似。因此,有不少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同样会模模糊糊地产生下述两方面的错误理解: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与某些哲学原理简单地等同起来,即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直接当作哲学原理来教学。如将“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这一理论知识直接等同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二是在上述误读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些新的错误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等等。对上述哲学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区别。《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毕竟不同于哲学原理,它们是相对具体的知识,局限于对文化生活领域内的重要现象和问题的认识和阐述。而哲学原理则是抽象程度最高的、是认识整个世界的理论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因此两者不能混淆、更不能等同。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强调的是在文化领域内,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文化创新也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强调的是当我们面对主客世界关系时,从一般意义上来认知实践决定认识的。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关系。《文化生活》中的一些理论知识,我们往往能找到它们所依赖的哲学原理,事实上,它们也是这些哲学原理在文化领域内的运用或表现,两者同样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教学时,特别在《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复习教学时,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展开,这样既可更加形象化地理解哲学原理,又可提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及目的”的具体形式之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又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第三,以哲学原理为指导,更深入、更有逻辑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哲学原理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各层次内容间又存在着严密的逻辑,以哲学原理为指导,开展《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教学,就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丰富、更富有逻辑的解读。如根据“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哲学原理涉及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等四个层次内容,对正确对待“文化创新”可做更加丰满、更具逻辑性的解读:第一,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第二,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正是由于社会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要求,推动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文化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第三,社会实践是检验文化创新的唯一标准,文化是否创新,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第四,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目的和归宿,文化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回归社会实践、指导并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三、对理论知识实际应用要求的模糊推断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中许多理论知识在阐述基本理论内容后,都有实际应用的说明,如在阐述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作用”理论知识后,就指出“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一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教学时,同样会模糊地做出下面两方面错误的推断: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应用性要求直接等同于哲学中的方法论要求,如将“先进健康的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和“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直接等同于“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既要看到优点,又要看到缺点”。二是基于上述误读而产生出新的错误推断,如将“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直接等同于“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此类教学中的应用性错误,是违背思想政治课教学本意的,必须加以纠正。

第一,严格区分《文化生活》理论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是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不同于具体某一领域内的具体的应用性要求。如唯物辩证法中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要求,不是具体意义上的、仅仅要求区分出优劣好坏,而是源于矛盾哲理的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原则。它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由两个对立面构成,而且相互间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属性,双方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不能分割,所以想问题办事情要求做到全面。而《文化生活》中一些理论知识在应用时的要求,只是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如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的实际应用要求,只是具体地要求做到:将文化分为优秀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既要看到优秀文化具有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落后文化具有的阻碍作用。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间的关系。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与《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间的关系,同样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前者存在于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表现出来,后者以前者为指导、是前者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活》知识教学时,完全可以以一般哲学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展开相关《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如以“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开展。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应用要求的教学:阐明文化的作用不是唯一的、单向的,既要看到有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有可能起到阻碍的消极的一面,还要考虑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可能等。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如通过对文化作用的两面性的认识,认识到树立起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以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为指导,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如矛盾及其普遍性原理要求我们坚持用矛盾观点看问题,做到“一分为二”,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以此为指导,理解《文化生活》中“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知识的应用性要求时,就能更深入、更准确地明白:文化具有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要求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促进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它还具有消极阻碍作用的一面,要具体分析和揭露不同性质文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并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促进事物的发展,而错误的意识则将人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阻碍事物的发展。以此为指导,理解《文化生活》中“文化与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性要求时,就能更深入、更准确地明白:先进健康的文化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落后腐朽的文化则危害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所以我们要鼓励、支持和大力发展先进健康的文化,坚持抵制、依法取缔落后腐朽的文化。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职院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校园文化建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在育人过程中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对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校园文化与学生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指导他们学习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但就目前高职院校的实际工作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往往分属不同的部门,缺乏沟通和合作,缺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教育资源不能高效组合,既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又影响校园文化功能的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有必要互通有无,加强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从而实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双效互动的体现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高等学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两者关系相辅相成,具有融通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上的相互渗透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完成高等教育任务的一项根本措施和基本途径。“05方案”以来②,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课程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及“形势与政策”,它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观点,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因此要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就必须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渗透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支持,引导着校园文化的主流和方向。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应该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属性和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大学人才培养的方针。校园文化强调理想信念教育,注重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重点,思想道德教育是基础,对大学生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其全面发展是目标。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思想文化也在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坚持不懈地运用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理论武装当代大学生,引导学生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促进学生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渗入。

(二)途径上的相互补充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主要在是课堂上完成,特别是高校扩招以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是以“大班课”教学形式进行,这种教学途径上的局限性,必然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灵活性受到限制,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相对于课堂教学而言,校园文化活动主要让学生通过各种实践活动的途径,参加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各种活动,在这种由大学生自己为主体营造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有校园特色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以及由大学生参与的报刊、社团及其他科学文化体育活动和各类文化设施会作为校园文化的主要特征充盈着大学校园的各方面建设,从而使得大学校园更富有生机和活力。校园文化活动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育途径上,由课堂拓展到课外。由于校园文化活动总能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开展活动,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时代特征,满足了学生自我管理、主动成才的需要,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能力,更陶冶了情操,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强有力阵地。

(三)手段上的相互融通

我们在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比较注重认知,在认知方法上强调灌输。其实,认知应该是启发,教学生学会如何学习,掌握认知的手段,而不仅在知识本身。传统的教学手段强调教育者对学生的硬性灌输,往往忽略了学生的情感与意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各领域改革的日臻深入,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出现了利益要求和精神需求的多元化。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这种由教育者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灌输,只强调学习理论的内容,忽略了教育的多

种形式;只强调施教主体的愿望,忽略了教育客体的需求;只强调知识的传授,忽略了能力的培养。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活动,一般通过实践参与和自我教育的途径实现。它注重从感性教育入手,结合院系开展的有序而系统化的系列活动,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理性的飞跃。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日趋丰富,有以知识拓展、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着眼点的学术研讨类社团,有以凸显特色、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艺术类社团,有以奉献社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志愿者服务类社团。校园文化活动所具有的实践特质和寓教于乐功能,弥补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空泛性和生硬性,增强了其针对性、娱乐性,强调学生积极的参与意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四)目的上的彼此一致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以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大学生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及国际敌对势力的能力,它的价值导向功能是教学育人。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目标是高技能人才,而高技能人才一定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强调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校园文化建设也应体现高职特色,反应高职院校的精神面貌和个性特征,使生活于其中的学生受到浓郁的“大学精神”“高职气息”的熏陶,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它的价值导向功能是文化育人。

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各有特点、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在育人的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就是把当代大学生培育成为四个“新一代”,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五四”青年节向中国青年群英会致信中所希望的“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③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在高校育人过程中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为了实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双效互动的保障

近几年来,随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日益深化,育人的主渠道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和拓展。而校园文化活动也更加富有生命力,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活动中的系统意识和理性色彩也日趋浓厚。但在两者有机结合,共同发挥育人合力的工作思路方面,仍需探索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笔者认为,要实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二者的双效互动作用,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机制的保障

为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的结合,需要建立和健全机构完整、操作可行的领导体制。学校领导应该高度重视,成立以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书记和分管教学校长为主任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领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系部要由党团总支负责人、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组成院系一级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这样便形成由书记校长领导的纵向机制,又成立了将党、政、团、系联动起来的横向机制。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转,便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教育机制保障。 转贴于

(二)学校制度的保障

在学校领导小组的统一布置下,各职能部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学生处、团委、宣传部)和管理部门(教务处、人事处)通力协作,统一协调,共同制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计划和校园文化活动安排计划,并纳入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在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可以要将体现共同教育目标的内容进行优化组合,尽量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讲授过的内容,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又重复出现,引起学生的抵触情绪,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应尽量做到二者在内容上的一致性,形式上的互补性,使得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衔接,课堂活动与文化活动相互补充,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使教育资源得到最优化的组合。计划实施过程中,既要遵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规律的要求,又满足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的需要,充分发挥二者的双效互动,追求完好的教育效果。

(三)师资队伍的保障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的有效结合,关键是要培养一支优秀的具有战斗力的师资队伍。他们需要有强烈的政治感和使命感,有较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有良好的岗位素质和相关的知识结构,有对事业忠诚、对学生负责、乐于奉献、开拓创新的精神。随着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对师资培养力度加大,两支队伍的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在理论素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与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相比,他们的不足在于除了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对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动态知之甚少。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平时经常置身于学生当中,对学生的了解宛若父母和兄弟姊妹,因此对学生有针对性的教育能力较强,而且他们直接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制定和指导,有着丰富的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活动的经验。两支队伍可以通过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

可以聘请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参与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整体实施中,作为教学实践环节的辅导教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或直接承担班主任工作,或担任学生社团或学生活动的指导教师,积极参与到校园文化活动中去,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更接近学生、了解学生,既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又增强校园文化活动的理性指导,实现教学与学生文化活动的双赢。

(四)育人环境的保障

良好的育人环境,和谐的教育氛围,更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并取得明显的成果。育人环境的营造是一个系统工程。根据教育部的统一要求,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作为必修课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在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过程的实施方面,目前各院校基本上都是统一安排教学;而校园文化活动从计划的制订到活动的开展,基本上都是以院系为单位,因而是相对独立的。这就要求校园文化活动相关部门应统一协调,力求做到全校统筹安排,树立宏观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共同营造积极、健康、向上、和谐的校园育人环境。

(五)考评机制的保障

从目前的考评机制来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是与学校教学考评制度相一致的,考评体系比较完善和规范。而建立和规范学校的校园文化活动考评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为便于考评,应注意校园文化活动考评机制中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尽量做到定性分析和定量测评结合,阶段测试和期末评定结合,教师考评和学生评价结合,制定完善、合理的考评标准。其中明确考评中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最终目标,以高职学生认知结构作为考评依据,坚持考评中客观开放的原则,制定考评中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指标,成为完善考评机制的题中之意。

[注释]

①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教社政[2004]16号)[Z].2004-12-13.

②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教社政[2005]9号)[OL].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226&infoid=14122,2005-03-02.

③胡锦涛.致中国青年群英会的信[N].人民日报,2007-05-05.

参考文献

[1]官秀成.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

[2]张红.结合思想道德类校园文化活动搞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J].职业圈,2007(11X).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5

一、社会文化理论融入医护英语教学的可行性探讨

二语习得的研究属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以斯金纳(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忽略了有意义的学习。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该理论将学习者视为个体的信息处理者,将人的个体学习孤立化、简单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社会因素对语言学习和发展的制约作用。前苏联维果茨基(Vygotsky)于1978年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独特的认知功能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论(Mediation)。“中介”是指人调节物质世界或个人世界与彼此的社会和心智活动的过程,[3]语言和任务本身就是中介活动。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强调以“活动”为核心描述人的认知发展,明确社会活动是主体学习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形式。中介和活动不仅明确了学习的社会活动的本质,也建立了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活动之间的认识论关联。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论指个体可以在有帮助的促进下,可以使成人在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跨越已有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最近几年在国内,我国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下,研究我国的英语教学。不少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不同角度介绍了调节理论、活动理论、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在教学实践方面,卞少辉将社会文化理论教学观和课堂互动话语策略有机结合起来,[4]有力地佐证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课堂的互动话语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段玲琍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和英语阅读教学领域的研究状况,[5]尝试建立一个社会文化理论融入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的模式。这些研究关注了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将社会文化理论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但对社会文化理论在医护英语教学中的研究还是空白。医护类院校开展医护英语教学的时间不长,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医护英语的研究,有的从职业和学习需求、课程建设、教材选编和教学评价等角度进行研究,有的从医护英语的词汇教学、阅读教学和口语教学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也有从语料库辅助医护英语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二、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医护英语教学创新模式

(一)教学目标

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英语课程教学指导性文件《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医护英语教学的总体目标是培养既有医学专业技能又通晓外语和外语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分级目标包括英语在日常医学工作的情景对话,英语记录和填写病人病例,用英语完成医学交流任务,医学工作英语文献资料阅读,英语沟通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等等。

(二)教学环境

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宽松教学环境,积极发挥教师的支架性作用,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有意义的“可理解性的输入”,发挥同伴的合作学习机制,学习者能在老师或者同伴的帮助下,积极参与活动,最终发展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同时有效降低学习者的学习焦虑情感。

(三)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组织应该将语言和内容有机融合,围绕学生所学的专业情景展开教学,包括问询,科室及医生介绍,挂号,化验,检查,出入院,药房,临床会话,电话巡诊,病例书写,等等。教师围绕这些主题来开展系列教学活动,例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演讲、病例分析和实地医院情景扮演等,学生通过教学活动的参与与讨论不仅掌握了一个完整的医护过程,还从中学到了专业词汇、常用句型和人文背景知识。这个教学活动过程呈现为一个借助语言活动的问题解决过程,体现了与任务、语言为中介工具的交互活动重要性。

(四)教学评价

医护英语教学采用形成性评估,加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和过程监控等机制,注重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不是学习结果,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切实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英语的用武之地。

三、结语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校园体育文化;大学生

目前湖南省部分高校在读本科生参与校园体育文化的现状:多数高校管理者缺乏对开展校园体育文化的意识,忽略校园体育文化教育课程的重要性,只对极少数为在体育竞赛中取得名次奖项而让有限的体育尖子参加体育运动训练和比赛,或为举办体育赛事而进行的体育文化活动;与中小学师资和场地器材等相比,可以说高校实施体育文化建设条件比较优越,但由于高校总人数较多,用于体育文化场地场馆以及活动器材等方面的制约,场馆器械设施的缺失和参与体育文化活动氛围都成为阻碍高校学生参与体育文化的主要原因。

一、研究目的

在现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社会上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尤其对于体育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更为广泛,那么高等院校作为培育社会所需要的高等人才的摇篮,学生作为高校体育文化发展的主体,所以在促进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的同时,如何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吸收符合社会发展所需的先进体育文化活动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学生参与性的提升,才能使体育文化管理制度及教育形式的改革、增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各方面整体素质的提升、增强体育文化活动的创新性。如何对高校体育文化管理制度的改革、转变校园体育文化教育形式,提升大学生对体育文化满意度,以及体育物质文化需求等问题的解决是促进大学生参与到校园体育文化中的研究,对高校学生参与体育文化研究提出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加全面,通过查阅大量关于高校体育文化知识,认真学习体育教育学,体育文化期刊等书籍,在网上收集相关大学生对参与体育文化现状和文献资料了解,达到充分了解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现状,综合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总结,作为写作的依据。(2)问卷调查法。通过对高校校园走访,对高校教师及学生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提出关于体育教师与学生对体育文化的参与度,以及了解湖南省高校体育文化管理制度及物质文化条件的情况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3)数据统计法。对收集的数据首先用Excel表进行筛选统计,对各项数据进行处理和归纳,用量化的数据分析,找出潜在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三、现状与分析

(1)在影响学生参与体育文化因素中,高校领导在管理校园文化中对体育文化管理工作相对缺失,体育管理制度体系不够明确,对体育师资开展体育文化知识教育掌握程握,学生对于体育文化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应引起高校领导阶层对体育文化制定长远规划的关注与重视,体育教学师资体育文化新的认识。(2)体育文化教材及教学内容过于陈旧,部分同学对体育文化课程满意度不高,学生缺乏参与体育文化课程的热情,学校应对体育文化课堂创造新的组织活动氛围,重视体育文化理论学习,提高学生参与体育文化理论学习的兴趣。(3)学生参与体育文化活动受学生习惯影响,加强体育文化活动的宣传,优美环境的创建等一些必要的措施,还受业余时间影响学生参与体育文化活动;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所需体育装备所支出的比重有比较重要影响。

四、结论

(1)湖南省高校体育文化教育整体状况较好,能掌握基本的体育文化理论知识,但体育文化管理制度存在缺陷,教学模式传统单一,学生参与体育文化活动热情有待提高。(2)湖南省高校学生参与体育活动较多,但活动内容不够系统,同时体育理论知识了解需要加强,学校应大力发展学生体育文化理论知识,教师队伍发展具有创新性的体育文化,进而吸引学生参与。

五、建议

(1)通过创新体育文化管理模式,及新型的教育理念,进行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参与体育文化活动的热情,培养高校学生参与体育文化的意识,弘扬体育文化精髓所在之处。(2)体育文化理论知识不容忽视,开展具有特色的体育理论知识竞赛,发挥高校体育社团的组织能力,加强体育文化的宣传,为促进学生参与体育文化,培养符合社会发展的体育人才。(3)加强体育文化所需的物质文化建设,提高体育场地建设的经费比重,使学生顺利参与体育文化活动得到保障,使学生参与体育文化创建更好的环境条件。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7

关键词:茶理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运用思路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1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2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3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4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5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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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明生.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161-165.

[3]谭金明.文化谱系中的艺术与体育比较研究[J];广西科学院学报,2015(6):73-75.

[4]李国娇.儒家人文精神与我国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15(11):66-68.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8

该理论在社会学层面上对活动进行分析,将个体活动纳入到包含主体、客体、共同体、工具、规则以及分工六个要素,囊括生产系统、消费系统、交换系统及分配系统四个子系统的网络之中。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主要内涵是:“一个社会文化分析的模式(实际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处于由人和物组成的社会大系统之中);一个历史分析的模式(实际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在与时俱进和分布在人类的文化之中);中介行动的理论,关注行动者和其文化工具,文化工具是活动的中介”[4]。它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实践领域的研究中来分析活动,并且产生了一些普遍接受的实践方式。恩格斯托姆在对一系列研究进行分析后,总结了运用活动理论分析活动系统的五个原则:一是以集体的、中介的、对象性的、与其他活动系统相互关联的活动系统作为分析的单位;二是重视活动系统中的多元观点;三是注重活动系统的历史性,即要从活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探寻活动的问题和发展潜能;四是认为矛盾是活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五是活动系统在发展中可以进行拓展性的变革,成员在矛盾出现时能进行

反思和寻求改变,从而推进整个系统的质的转换[5]。从上文可以看出,我们对心理素质基本涵义的界定,吸收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关于人类文化与活动在人的心理品质形成中起关键作用的思想内核,突出了“内化”在心理素质形成中的作用机制地位。因此,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是我们探讨心理素质及其培养的理论基础之一。

心理素质形成机制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解读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的心理机能(相当于我们讲的心理素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是由个体自我建构而获得的,而是来自于人类社会历史形成的实践活动的内化。我们以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为依据,从心理发生的角度出发,分析主体(人)的心理素质是如何在实践活动(指一切关乎生存和发展的活动)中发生、形成和发展的,为科学探讨心理素质形成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一)实践活动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源泉

承认实践活动是解释人类意识的本源,实践活动是人类意识的创造者,是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首要原则。维果茨基依据马克思哲学的活动观,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进行深入的分析后,提出人们的心理机能是在实践活动(主要是交往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维果茨基提出了文化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即“人的心理活动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变化是同步的”[6]。主体正是通过不断的参与实践活动,才实现了对低级心理机能的改造,发展出来高级的心理机能。根据人类意识的本质源于实践活动的观点,我们认为活动是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主体主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是人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有通过活动,个体的心理素质才能够得到发展。那么,活动究竟是如何塑造个体的心理素质的呢?这可以从活动的整体性、建构性、开放性、阶段性等基本特征来加以解释。首先,活动具有整体性特征。活动的整体性指的是活动结构的完整性,完整的活动既包括了主体的感性实践活动,又包括主体的精神活动,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实践活动。活动结构的完整性导致在活动中形成的心理素质本身也必然是一种完整的综合体,既容纳了内隐的认知品质和个性品质,又涵盖了外显的适应性品质,是心理与行为的统一体,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其次,活动具有建构性特征。实践活动在本质上是主体在一定目的驱动下所从事的主动建构、积极探索、不断改造的创造性过程。由于活动的建构性特征,心理素质在功能表现上不再是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能够促使个体采取主动的行动,探索、改造环境和自身。这也正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体现。再次,活动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活动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活动内容的丰富性、活动过程的动态性、活动空间的变化性以及活动结果产物的多样性。活动的这种开放性特征,归根结底是由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的。受到活动开放性特征的影响,个体的心理素质也明显表现出静态

与动态的统一。心理素质形成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呈现出动态发展性特征。最后,活动具有阶段性特征。活动的内容和水平是依据个体身心发展的规律有序展开并分阶段提高的,在不同年龄阶段个体活动的特点、内容、水平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主体心理素质发展的内容、特点和水平既有量上的差异也有质的不同。

(二)内化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基本机制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在解释人类意识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时,坚持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具有社会起源性。在说明高级心理机能的起源问题时,维果茨基写到,“一切高级心理机能都不是在生物学中形成的,并不是在纯种系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作为高级心理机能基础的机制本身是以社会为模本的复制品。一切高级心理机能乃是内化了的社会方面的关系,乃是个性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它们的成分、发生结构、行动方式———总之一句话,它们的全部实质都是社会的,甚至在转化为心理过程时其实质仍然是准社会的……人的心理实质乃是移置在内部并成为个性的机能及其结构形式的社会关系的总和。”[7]。列昂节夫进一步将内化解释为外部实践活动向内部精神活动的过渡,由于这种过渡的结果,“对付外部物质性对象的外部形式的过程转变为智慧方面、意识方面进行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受到了特殊的转化———概括化、言语化、减缩化,而最主要的,是能够超出外部活动可能性的界限而进一步发展”[8]。换言之,内化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转变、改造的过程,是以新的心理机能的诞生为结果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内化观可以加深我们对心理素质概念的理解。心理素质是人内在稳定的心理品质,其形成是一个由外在刺激向内在品质转化的过程,具有自组织特征和功能,从人的习惯中得以表现[9]。从本质上看,心理素质属于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它的形成与发展也遵循高级心理机能发生的基本规律———内化。但是,与维果茨基将内化仅仅理解为个体掌握符号工具,改造已有心理机能的论点不同,我们认为,在心理素质发展过程中,内化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稳定的心理品质,促进更高水平的心理机能的形成或发展。因此,这就需要对已有的内化理论作出进一步的发展。列昂节夫曾经提出,掌握工具不仅是拥有工具,而且意味着掌握使用工具的程序[10]。例如,成人记忆与儿童记忆的区别不是因为儿童使用了外部符号而成人使用了内部符号,而是对有助于记忆的程序的内化水平不同,内化的是程序而不是符号。综合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的观点,在遵循内化理论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我们开展心理素质培育的实证探讨获得的初步结果,提出了以形成策略为核心内容的心理素质形成(内化环节)过程(整合)模式,即自我认识———动情晓理———策略导行———反思内化———形成品质[11]。在具体的实践中,首先向学生提供活动情境,让学生在现实情境问题解决中发现自我,分析自我,进而激发改进、完善自我的内在动机;其次向学生提供相应的策略训练,让学生在讲解、讨论、操作、辨析等活动中,掌握思维与行动的策略与方法;再次经过有目的巩固练习、实际操作、问题解决、归纳总结等促进内化的活动;最后通过实践运用达到形成观念、反思体验、形成稳定品质之目的。由此可见,我们对心理素质形成外源性机制的探讨,既基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内化观,又从内化的基本过程揭示上丰富和发展了内化观。#p#分页标题#e#

(三)参与实践共同体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必要条件

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文化起源是被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普遍接受的基本假设。但是,学者对文化作用的具体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对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维果茨基最初将文化的作用抽象为社会往活动,局限在个体互动层面解释心理机能的发展;列昂节夫则提出要区分集体活动与个体活动的本质性差异,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探讨集体活动对心理发展的意义。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将发展局限于探讨在一个小的社会性“氛围”内,这种“氛围”被视作为特定文化的个体化获得的内化过程提供了输入[12]。他们对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对心理发展的意义,却没有作更多的说明。恩格斯托姆是最先考虑活动的集体性质的学者。他明确提出,只有在社会关系与社会规则之中,才能理解人类的活动和心理发展。此外,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的生物生态学发展观也强调了对个体发展的考察不能停留在个体的微观系统层面,而应当在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系统和宏观系统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发展。实践共同体理论则把发展研究延伸到学校之外,将社会世界的结构纳入到分析的范围之内,考虑在真实的实践背景下主体的社会化问题。由上面的论述可知,个体心理发展需要以具体的实践共同体作为依托。实践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依托作用,在于其所具有的实践本质,而心理素质本身正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具体来说,实践共同体首先强调了学习情境的真实性。实践共同体理论批评了传统学校学习的去境脉化,主张恢复学习的实践本质,强调个体的学习应当身处于与知识对象有关的具体境脉之中,因为只有这样获得的知识才具有解决实践问题的价值。其次,实践共同体具有意义协商的特征。通过有意义的协商,个体可以逐步达到对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可以让共同体成员建立起对共同体的归属观、互相之间的信任观、互惠感以及分享感;同时,个体也可以在协商中学会倾听不同的经验与观点,并分享各自的智慧,实现共同的发展

。最后,实践共同体可以为个体提供积极的心理气氛,共同体中积极健康的舆论气氛、和谐的人际关系与民主的管理形式可以更好地激发个体的动机和潜能,促进个体更加主动地投入到集体活动中。显然,这种基于实践共同体的活动是心理素质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满足心理素质结构中认知、个性以及适应性各成分发展的基本要求,成为主体心理素质健全发展的基础。

(四)情境默会知识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上文提到的有关心理素质形成的整合模式中,策略训练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持认知观点的心理学家认为,策略训练可以培养个体的程序性知识。但是,坚持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研究者却认为,脱离具体情境的程序性知识对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是没有益处的。他们认为,个体通过融入实践共同体的活动当中,不仅可以拥有在头脑中表征的显性知识,更可以获得与特定任务情境和实践活动相联系的

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13]。这种默会知识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所锤炼出来的、有关实际行动的知识,是个体对特定问题情境的直觉把握,是指导个体行动的“视域”(Horizont)。默会知识的习得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与学习者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授式的学习方式对形成默会知识是无能为力的。而基于实践共同体活动教学法恰恰可以弥补传统教育中的缺陷。我们在心理素质的培养中虽然也强调学生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已有经验和知识,但这只是开始阶段的“铺垫”。学生心理素质培养重点是引导个体将学习到的新经验运用于具体的情境问题解决之中,在实践中检验新知识的有效性,并以此为依据,将有效的新知识与情境联系,通过主体内化机制使之转变成为稳定的、内隐的情境默会知识,实现个人经验与他人经验的自然融合、浑然一体,成为相对稳定心理结构和功能。因此,我们认为,情境默会知识的形成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对心理素质研究的启示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对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维果茨基所开创的独树一帜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在心理学园地中经久不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该理论对克服现代心理学的危机,解决西方心理学发展中因生物学化、数学化倾向面临的困境有方向性意义。同时,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思想对我们开展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心理素质研究也提供了诸多深刻的启示。

第一,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是基于个体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观点而提出的,它弥补了传统西方心理学过分强调人本身(生物人)的缺陷,强调文化、历史、活动等情境因素在人(社会人)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我们研究心理素质这样的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课题具有方法学借鉴价值。

第二,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对高级心理机能发生机制———内化机制的探讨,对深化心理素质的外源性形成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为阐释人类意识形成的内化机制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探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智慧活动的形成过程,以加里培林的智力多阶段形成理论(TheoryofStepwiseFormationofMentalActions)

为代表[14];另一种是探讨在组织学习中成员黙会知识的形成过程,以知识创造模型(ModelofKnowledgeCreation)、扩展学习模型(ModelofExpensiveLearning)以及知识建筑模型(ModelofKnowledgeBuilding)等为代表[15]。前者通过实证研究初步揭示了学生智慧活动的形成机制,但研究对象主要是学科知识领域(主要是算数、书法等可以客体化的学科),无法有效地迁移到其他领域,尤其难以迁移到现实生活中;后者的研究对象是组织学习,但仅仅描述了默会知识的传播、转化等外部行为过程,而没有真正揭示其内部的心理机制。显而易见,这两种内化机制的探讨,所涉及的对象仅仅是我们讲的心理素质的一部分,所以其研究结论不能简单用来说明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但对科学揭示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有积极启发作用。

第三,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强调人的心理(包括认知、情绪以及人格),都是在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和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这一观点揭示了人类心理的社会文化属性,超越了传统西方心理学的个人主义研究取向,启示我们应该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考察心理素质的形成及其发展。在具体的研究中,可以采用“指导性参与”(GuidedParticipation)的方式组织干预[16],将成人指导与同伴合作结合起来,融合支架学习与合作学习的优点,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健全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p#分页标题#e#

第四,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强调特定“文化/社会/历史”脉络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制约作用,强调发展是环境系统因素整体作用的结果。传统心理学为追求所谓的普遍性真理,将个体发展所处的社会文化因素,作为干扰变量排除在研究之外,这就造成了心理学研究的日益自然科学化,抹杀了人的发展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坚持心理发展的系统观,坚持“只有通过对发展系统从分子到文化的所有水平上因素间的多水平的、互相的和持续的交互作用的考察才能了解发展”[17]。这种系统论思想启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人类心理发展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发展结果的多样性,要深入探讨心理素质本质内涵及其形成机制,除个体变量外,还必须对有机体与环境系统之间复杂的关联进行细致探索,把研究结果放到一个更大的结构、过程和系统中来理解和解释,强调个体功能及其发展对社会、文化和物理环境紧密的依赖关系。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9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10

关键词:李景林 教化 儒学 文脉 血脉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09-03

当代儒学日益呈现出一阳来复之势,这种复兴之势既表现在对儒学原典的深入解读之中,更体现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儒学特质的创造性诠释。李景林先生的《教化论视域中的儒学》即属于后者之列。先生浸淫儒学达三十年之久,其对儒学实有会心之解、体证之功。继2006年提出儒学的根本特质为“教化的哲学”之后,李景林:《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先生对儒学的教化特质继有深入之思考,并将数年精思力行所得汇为一帙,名曰《教化视域中的儒学》。笔者拜读之后,深感该书体大思精,它以教化论为中心,站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论述了儒学心性论、形上学、德性论、价值论,儒学与文化,儒学与哲学研究方法等论题,卓然自成一家之言。今择其要者,谨叙如下。

一、“教化”思想之深拓

关于儒学特质之讨论,可谓见仁见智。李景林先生据儒学现状之洞察,儒学义理之把握,在2006年出版的《教化的哲学》绪言部分提出儒学的根本特质在于教化。本书绪论《教化的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同样讨论了儒学的教化,并有所拓展深化。先生指出,儒学是一种教化的哲学,有自身独特的形式义理系统,但此形式义理系统并非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的理论哲学,它的核心是‘教化’”。作为儒学核心的“教化”具有“普遍化、转变、保持”三个特点。李景林:《教化视域中的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个体通过异化或社会化而普遍化自身,实现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或“转化”,转变的结果是使人的精神尤其是感性的内容并未丧失,而得以“保存”。儒家整个教化思想之纲,可以《孟子・尽心下》一段话概括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可欲之谓善”讲教化的前提和基础,下面五句讲教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内外两面。全书由此为中心进而申论儒家丰富多样的教化方式,而经典传习、礼乐教化、家庭教育尤为富有现实意义。

“教化的儒学”之说颇为中肯,一方面,它肯定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具有异于其他思想形态的义理系统。“教化”的提法很好的切中了儒学个性化与普遍性相统一的特质。另一方面,“哲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知识化的概念之学,而是贯注人的生命实存并转变人的精神世界的生命之学、身心之学。“教化”概念的提出彰显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的重心,乃在于人格的成就与德性的完善,即“教而化之”。先生视儒学为教化的哲学并非谈空捕虚之说,而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史学背景。从横向讲,儒学的教化贯穿其形上学与心性论、德性论与价值观、文化观念与研究方法。从纵向讲,教化为儒学的永恒主题,终始于先秦至现代儒学各个发展阶段,亦是儒学未来发展必由之径。

二、理论误区之辨析

本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已有儒学研究观点提出了多重辨析。关于儒学前景,著者据对儒学未来走向和现实情况的观察思考,批评了“游魂说”、“博物馆”说等儒学悲观主义,表达了对儒学发展自信乐观的态度。先生言,“我不赞成儒学已成为‘游魂’和‘博物馆收藏品’这个判断。”①因为“近年来中国人文化主体意识和认同意识的苏醒,民间学术的兴起”,已经表明了“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②关于儒学性质,著者不同意“制度儒学”说,认为儒学作为一种心性教化之学,其根基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教化之中,而不在于依附某种制度。“一种文化的理念,它最终的依托在民众生活,而不在制度本身。”③进而指出“政教合一”、儒学宗教化等思路并不适合儒学的未来发展,而且亦不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对儒学而言,最要紧的是扎根于民间民众日常生活中,这才是它的源头活水。“倡导重建制度化的儒学,倡导建立儒教为国教。这却是一种理论的误导。”④“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人类不能再走回政教合一的老路。”⑤

著者还辨析了建国后学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对儒学发展的不良影响,导致儒学的教化失去了民间基础,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文化的重建也就变得无法实现。“长期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民间传承断裂了,学术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社会失去了容纳民间学术的独立的空间,真正意义的教化和文化重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⑥这种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又与长期以来居于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反传统思潮相结合,导致儒学思想无法得到正常的赓续发展,造成了儒学历史发展进程连续性的断裂。“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割断了儒学据以进行思想创造的历史连续性。”⑦著者在《启蒙思想与文化重建》一节中,以西方启蒙主义为参照,指出其除了批判神学和反专制之外,尚有“与自身传统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批判重建意义上的连续性。”⑧这一点为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所忽视,恰是中国现代以来文化思潮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误区,使得这股思潮偏执于文化的普遍性、共时性的层面,忽略其个性和历时性的意义。所谓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对已有儒学研究方式的分析,是本书的又一鲜明特点。著者认为,当前儒学研究存在的核心问题就是儒学严重的知识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过于重视知识性、考证性研究。“把儒学看作一种历史的、存在于古代的知识。”⑨“仅停留于知识性的一端,而丧失了其‘思想’和‘当代性’的意义。”⑩儒学研究应该更关注思想理论的重建,这也是中国儒学二千年延续发展的规律,儒学发展的“每个时代,所注重的首先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建。”B11其二,知识化的表现还体现于学院化、体制化,与民众的实践生活脱节,沦为学者“孤芳自赏”的职业技能。“儒学的研究与社会生活脱离了联系,过去儒学长时间以来变成学院里少数人惨淡经营的事情,与社会生活失去了联系。”B12其三,一味采用西方的理论来比附剪裁中国哲学。“思想理论界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多属从外面直接‘拿来’,而未能上接民族文化之慧命。”B13导致的后果是使儒学由活泼泼的生命之学转变为毫无生趣的古董之学。“遮蔽了儒学之活的精神生命的意义,使之蜕变为无关乎人的心灵生活的‘死’的历史知识。”B14

三、世道人心之关切

该书在研究批判之时,始终饱含了一股对儒学未来命运和世道人心的关切之情。著者通过对儒学发展之深入思考,结合对儒学现状之精密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应该重建儒学之“文脉”与“血脉”。“这个思想文化上的现代重建,可以称作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文脉’;它在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延续,可以称作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之‘血脉’。”先生指出,我国目前文化的现状,一方面是思想和理论的“无根”,文脉断裂;另一方面却是民众生活的“无靠”,“血脉”不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鉴于“在当代中国,我们尚未能够发展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学形态”,故当前儒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努力创造儒学的当代形态。”儒学表现为“知识性的儒学”与“存在性的儒学”两种形态。后者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即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切合和引领当下民众的精神生活,形成独特的儒学系统,构建民族文化之根。另一方面,要致力于重建儒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使得民众生活有所“依靠”。儒学思想只有切合并密切关联于社会和民众生活,才能具有教化、整合社会的作用,才能具有生命力。先生对此颇有切肤之感,言“过去儒学的断裂,最严重的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儒学‘血脉’的断裂。”②为了接续“血脉”,需要重视经典的讲习、礼乐之教化。最为根本的是要注重“以身体道”群体的养成。因为儒学作为一种教化的理念,“在个体性上,须有一种肉身化的体现……有一个‘以身体道’的群体作为其传承的载体。”③

先生对当前社会泛滥成灾的极端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深表忧虑。文中数次以“死亡列车”为喻表明这种思潮的危害,消费、功利的思潮通过对人欲的无限刺激,把人类引向对环境资源的无穷索取,对人类生命无限透支的歧途中,使得今人陷入“欲望之网”而无法自拔。“人类已经乘上了一个极端消费性的‘死亡列车’。这个列车不会自动停止。”④为此,先生呼吁人类应该有所“知止”,“要回到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家’,或者说,要建立起自我的认同。”⑤提出儒家的中和文化可以成为当前文化转向的一个路径。此外,该书还讨论了不少具体的现实问题,如考察了儒家的诚信观念与道义原则,强调“诚为德性、伦理之基”;分析了儒家的王道精神,认为儒家的王道论“乃是一种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功利一体论”,⑥“在今天的国际事务的处理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⑦这些讨论皆显示了一种兼济天下的儒者情怀。

四、义理言说之精熟

先生儒学义理精熟,故其言说亲切从容,虽出古入今、纵横中西,却给人随意自在、舒卷自如之感。

统万殊于教化。本书涉及儒学问题甚多,关乎形上学、心性论、德性论、价值观、未来发展、研究方法等,然皆能在“教化”这一核心观念的统领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对不同论题诠释皆能做到左右逢源,得当中肯。苟非义理精熟,曷能臻此!

寓古典以新意。该书文献运用要而不烦,简而得当,与义理阐发相得益彰,颇有“旧瓶装新酒”之意味。本书诠释所引文献以世所常用的先秦孔孟儒学为主,然此古老平常之材料,经先生哲思之透入,妙手之点化,则焕然一新,卓尔不群。如孟子所言“可欲之谓善”,人所熟视,先生不仅对之提出新解,且悟出此言实为儒家教化哲学之纲领。此外诸如仁义内在、浩然之气、朱子心论诸问题之论述,皆能以精妙鉴识,出颐心慧解。

抒性情于鸿文。惟有真性情者,方有真学问。先生此书虽为哲思之作,然其笔端却饱蘸感情,充分显现了一位儒者的中和性情。概言之,全书对儒学思想诠释及其未来发展洋溢着一股积极自信的乐观之情,对中华文化之复兴充满着期盼之感。在这种乐所当乐的情绪下,全书同样流露出忧其所忧的一面,表达了对当前儒学研究、世道人心之忧虑、批判与矫正,同时亦反思了多年来各种戕害儒学作法所造成“文脉”与“血脉”断裂的切肤之痛。其情思与哲理交融贯通的特质,使读者同时享受到情感之共鸣与思想之启沃。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11

2010年,中国美学的新纪元。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也是世界美学大会第一次在中国、第二次在亚洲召开。这次以“美学的多样性”(Aesthetics in diversity)为主题的大会提升了中国美学的整体实力。2011年的当代中国美学界依凭这股力量继续突飞猛进,与全球美学的前沿发展趋于同步、共振与互动。一方面,当代全球美学发展顺应了国际学界正在倡导的“文化间性转向”(the intercultural turn)运动,[1] 不同文化间的复调杂语纷呈“由外而内”地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空间;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美学更在逐步融入“全球对话主义”的世界主潮之中,这也为当代中国美学“由内而外”地参与国际前沿创造了历史契机。

一、“中国美学六十年”回顾:以李泽厚为历史线索

当代中国美学发展,既让国外学人前瞻到它颇具潜能的未来,又让国内学人意识到,这种发展也是中国美学近六十年来螺旋上升的结果。正如千禧年出现了“百年中国美学回顾”的反思热潮一样,2010年以来,对于“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总结性成果纷纷得以出版。

由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主办、鲁迅美术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的主题就是“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在这次大会的基础上,出版了《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全国美学大会(第七届)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共2册,上册是美学卷,由潇牧与张伟主编;下册是艺术卷,由韦尔申与张伟主编,这是全国美学大会第一次公开出版论文集。由北京市哲学会美学研究会主编的《美学60年学术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集中了北京市美学会的相关研究成果。由刘悦笛、李修建撰写的近60万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是第一部全面梳理六十年美学发展的专著,正如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先生在给此书所写的序言所论:“该书不仅将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整个发展历程的原貌呈现了出来,将往往被割裂的‘前三十年’(1949-1978)与‘后三十多年’(1979年至今)美学史融贯起来,而且,对于这六十年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加以了客观的陈述与解析,并试图由此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学术史的基础。”[2]无论怎么说,这六十年来的中国美学都需要得以系统化的整理与反思,不仅需要当代人写“当代史”,而且,这段历史还需要“后来人”继续加以重写。

在当代中国美学六十年的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美学家非李泽厚莫属,所以,透过李泽厚个人的学术发展,来看待中国美学发展史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视角。2011年9月3日到4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了“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的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杜维明先生发起,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对于李泽厚的作为哲学的美学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价值多有探讨。

在这次会议上,尤西林指出,李泽厚的特殊地位和他的美学身份有特殊关系,正是因为他美学家的身份使美学在现代性转型中获得重要地位,这也确立了李泽厚在“美学热”当中的重要角色。李公明指出,《美的历程》是80年代文化启蒙工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哲学意味的文化启蒙,它是中国美学从50年代以来发展飞跃的产物,标志着80年代美学方面的最高成就。德国学者海因利希・盖格(Gerhard Mercator)认为,李泽厚美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把美学提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通过美的立场李泽厚思想并不仅指向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走向了一种与之相关的普遍性。徐友渔则提出了反面的意见:以李泽厚为代表的80年代思想家的局限在于他们知识结构的偏颇和眼界的狭隘。[3]然而,无疑80年代的“美学热”参与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造进程当中去了,这也是世界文化当中最为独特的现象。

此外,在学术期刊当中,对李泽厚美学的当代意义也多有考察。《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特设了“当代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生活论转向与李泽厚”的专刊,其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有刘悦笛的《素描李泽厚》、张志扬的《李泽厚与“审美代启蒙”》、彭富春的《中国当代思想的困境与出路――评李泽厚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探索》、张文初的《本体之情与生存的诗性言说――论李泽厚的“情本体”》、李修建的《生活美学:书写中国美学史的新视角――兼论李泽厚的中国美学研究》和陈思勤的《中国“生活美学”研究的新兴》。在这组文章当中,特别关注到了李泽厚晚年最重要的“情本体”思想,这一思想是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并在近20年来全力阐释的新本体论,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特别是“生活论转向”也具有崭新的意义。

二、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以“生活美学”作为本体论

“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是由《文艺争鸣》发起的,《艺术评论》、《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多家杂志与媒体参与其中,目前已经发表了百余篇重要论文,从生活论转向的本体论建构、西方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与生态美学的关系、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各个角度,共同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本体论转向”。

从国际美学的整体走势来看,艺术哲学、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依然成为国内外美学家们所集中关注的新生长点。中国本土“生活美学”的新构,恰恰是与国际美学颉颃发展起来的、深植于本土传统之中的一种中国美学新形态。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恰恰是中国美学20世纪80年代经过“实践论转向”、90年代经历了“生存论转向”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本体思想转向。

2011年是“生活美学”研究继续推展的一年。《艺术评论》第4期上集中发表了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的《艺术如何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刘悦笛的《“生活美学”: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和杨光的《镜中之像与画中之像――媒介语境中的生活与文艺复兴绘画》。《文艺争鸣》新年的第1期的生活论转向专题发表了王一川的《物化年代的兴辞美学――生活论与中国现代美学Ⅱ》、马建辉的《马克思的生活论思想与当前文艺学、美学生活论转向》、陈雪虎的《思考从“文化”到“生活”的可能性――再谈“生活论”的内涵兼谈共同文化的》、金浪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困惑――兼谈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的几个问题》。 在美学原理上,论文主要有陈思勤的《当代中国美学“生活论转向”》、樊文春的《美从何处寻――对生活美学形而下的反思》、江渝和张瑞利的《对艺术终结论与生活美学的深层反思》和陈博的《美学生活论转向的社会利弊》;在西方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汪德宁的《日常生活如何审美化?――由鲍德里亚的“超美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和张冰的《生活论与生态美学――关于艺术的终结命题》;在中国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李昌舒的《论南宗禅的“生活禅”思想及其美学意蕴》、郭羿承的《当代艺术・文化商品・生活型态――以齐白石其人其艺为例看“生活美学”》和顾农的《从美学的层面研究生活史》;在艺术美学与门类美学上,主要有刘悦笛的《“生活美学”与当代中国艺术史――在亚洲艺术学会京都年会上的演讲》、余剑峰的《传统庭院中的当代生活美学》和刘方的《城市生活如何更美好:历史借鉴与生态美学反思》。

所谓“生活美学”或“生活论转向”,被大多数的学者将之理解为一种探讨将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起来的努力。“新世纪以来,生活论转向开始成为文艺学美学的重要话题,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启其端,而‘生活美学’承其绪,”[4]如今开始得到全面的推展。从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历史嬗变来看,从实践论、生存论到生活论的哲学基础正在实现根本转换。如果说,李泽厚所奠定的是实践美学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而大多数论者则直接持“实践本体论”的话,那么,后实践美学论者所执著建构的就是一种“生存论本体”,而最新出现的“生活美学”实际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本体论”。总而言之,从实践美学、生存美学走向生活美学,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本体之变”,这已构成了是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当代艺术的“全球互动”:以“中国当代”为考察对象

在2010年世界美学大会上,当代中国艺术就已经成为亮点,由国际美学协会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rter)所主持的“当代中国艺术”专场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包括四个主题发言:卡特的《都市化与全球化的挑战》、玛丽・魏斯曼(Mary Wiseman)的《水与石:论中国艺术的表现角色》、刘悦笛的《书法性表现与当代中国艺术》和王春辰的《当代艺术的公共性的审美价值》。

这四篇最新的,都出自魏斯曼与刘悦笛所共同主编的英文版新著《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2011年该书由欧洲著名的布里尔学术出版社出版。[5]这部新著通过中西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之间的积极对话,试图从美学的角度将当代中国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展现给世界。整个文集以魏斯曼的《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为开篇,终结于刘悦笛的《观念、身体与自然:艺术终结之后与中国美学新生》,从而将当代中国艺术的“新世界”与“新理论”全方位呈现了出来。

2011年这部新著邀请了世界最著名的美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撰写了《艺术过去的形态:东方与西方》,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No?l Carroll)撰写了《艺术与全球化:过去与现在》,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撰写了《如何误读中国艺术:七个例证》。该书一方面邀请了国际学者来主笔来外在地考察中国艺术,主要有劳里・亚当斯(Laurie Adams)的《当代艺术在中国》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的《中国艺术中的形而上学》等等;另一方面邀请本土学者来内在地探讨中国艺术,主要有易英的《政治波普艺术与原创性的危机》、文洁华的《殖民香港的经验绘画与绘画理论(1940-1980)和潘幡的《后殖民与台湾当代艺术趋势》等等。

《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有幸被列为布里尔“历史与文化的哲学”系列丛书的第31本,由波士顿与莱顿做全球发行,它是从美学角度深入观照当代中国艺术的首部成果。这套著名丛书的主编迈克尔・克劳兹(Michael Krausz)认为,这本共集中了15位作者(8位美国人与7位中国人)23篇力作的长达四百多页的文集,的确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跨文化影响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国文化意义的哲学理解的重要贡献。作者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的哲学家与艺术史家们,这是他们关于当代中国前卫艺术研究的第一次合作!”[6]

2011年度,另一个关于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事件是由美国匹斯堡大学高名潞教授发起的,在天津美术学院于11月18日到19日召开了“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重要的研讨会聚焦于当代艺术史特别是当代中国艺术史的撰写问题,“当代人如何撰写当代艺术史”的难题更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会议邀请了唐纳德・普雷齐奥西(Donald Preziosi)、詹姆斯・梅尔(James Meyer)、帕梅拉・李(Pamala Lee)等西方著名的艺术史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了当代艺术史撰写的理论转向问题。当代中国“艺术生态”在国内外大变局下发生了急遽转变,文化身份性和艺术前卫性变得日趋复杂,对中国艺术史的当代书写而言,如何确立书写者的立场与方法、如何寻求到新的历史叙事模式都亟待得到反思。所以,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史书写而言意义重大,它同时也已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2011年11月25到27日,在由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东亚学术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潘幡提出了“台湾美术史学的主体与认同”的问题,日本学者冈林洋考察了“日本近代美学的构想”,刘悦笛提交了“近代东亚艺术观源流考辨”的论文,近代以来的中国美学研究也需要在东亚美学的内部互动之间来加以历史的勘察。

四、中美双方对话“美善关联”:以“伦理美学”为交融前沿

当代国际美学界还有一个持续已久的热点话题:美学与伦理学的关联问题,近期的西方许多美学文集都将该问题置于核心位置上。在2010年出版的《今日美学》文选当中,伦理、美学与艺术价值问题得到了专章探讨,其中,“艺术的道德本性”、“伦理与艺术价值的关系”、“艺术的伦理批判”乃至“美学作为伦理学的先导”的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实际上,从更深层的融合来说,这也就是美学与伦理学交融而成的“伦理美学”与“审美伦理学”的问题。[7]

2011年10月12日到14日在美国密尔沃基召开了“未设置的边界:哲学、艺术与伦理学(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柯提斯・卡特发起并主持。这是在美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中美双方学者直接进行“美学对话”的会议。会议的宗旨,就是为了以美学与伦理、艺术与道德的关联作为共同话题,提升东西方美学之间的交往与理解,不仅由此建构一种共通的全球性对话基础,而且,力求找到不同文化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路径。

所以,这次会议邀请了人数相等的美国与中国学者们进行对话,美方出席的学者有诺埃尔・卡罗尔、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伊万・盖斯凯尔(Ivan Gaskell)、盖里・哈伯格(Gary Hagberg)、约翰・莱萨克(John Lysaker)、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chusterman)、杰森・沃斯(Jason Wirth)和玛丽・魏斯曼,中方出席的学者有高建平、刘悦笛、彭锋、王春辰、文洁华、周宪、刘成纪和程相占。正如《国际美学通讯》报道所见:“目前,当代中国学者们致力于各种努力将传统中国理念整合到指向未来的当代中国思想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致力于使西方美学与伦理学获得重要性从而来发展他们自身的理论。同样,西方学者们也意识到,他们要通过向关于哲学、艺术与伦理学的中国传统与当论加以拓展,来更多地习得东方的思想。”[8]这次中美互动的国际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以往的中外美学对话会总是在中国本土召开并邀请国外学者访华,而这次会议则是到美国大陆去寻求更深入的对话,这次交流的象征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五、“美学译文丛书”复出:向“艺术学”疆域拓展

从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学界出版了由李泽厚先生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这套被老主编李泽厚称之为“起步最早,但步伐最慢”、“艰难牛步”又“自行停止”的丛书,既是“西学东渐”又一次开拓性的学术工程,也积极推动了当时“美学热”与“文化热”的充分展开。这套大型丛书前后共出版了49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2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1本、中国文联出版社8本),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该丛书已停止出版长达二十年之久。

从2010年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赵剑英与刘悦笛共同推动了这套丛书的复出,在得到李泽厚先生的应允之后,“美学译文丛书”更名为“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后规划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权出版。在“美学丛书”后之所以加上艺术学,这是由于原本的译丛就已遵循了“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的分野规划,而今在中国艺术学的发展更是方兴未艾,因而需要对此加以积极拓展。这套丛书所身处的历史语境,显然已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境况,“放眼看世界”的年代确实亟需“有胜于无”的原则。但而今的学术的整体发展,需要我们在重印经典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代学界发展的最近动,同时更要提升出版的学术质量,争取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

“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邀请了国际美学界的重要美学家共组成“学术委员会”,这些编委不仅来自欧美也来自东亚学界,主要成员包括国际美学协会荣誉主席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四位前主席诺埃尔・卡罗尔、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海因斯・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和约斯・穆尔(Jos de Mul),国际美学学会总执委沃尔夫冈・韦尔施与美国执委玛丽・魏斯曼,《英国美学杂志》前主编彼得・拉玛克(Peter Lamarque),《美学与艺术批评》主编苏珊・费根(Susan L. Feagin)、亚洲艺术学会会长神林恒道、韩国美学学会秘书长朴骆圭等。这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会协同中国编者来共同商定新译的书目,来共同规划这套走国际路线的丛书的发展。

目前,“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被规划为“经典系列”与“当代系列”两个系列,前者以古典学术的经典性作为标准,后者以当代学术的前沿性作为标准。从“美学之父”鲍姆加通、“艺术史之父”温克尔曼、“艺术学之父”费德勒之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基础著作开始译起,最先出版鲍姆加通(最早提出“美学”)的《诗的哲学默想录》中文、拉丁文双语版和温克尔曼的《希腊美术摹仿论》中文、德文双语版,古典系列还将出版更具学术价值的“笺注版”。第一批即将出版的书目有:鲍姆加通《诗的哲学默想录》(1735)、鲍姆加通《美学》(1750)、温克尔曼《希腊美术摹仿论》(1755)、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1764)、费德勒《艺术活动的根源》(1887)、德索阿尔《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906)、杜威《作为经验的艺术》(1934)、塔塔科维兹《美学史》三卷本(1962)、神林恒道《艺术学手册》(1989)、潘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日本卷》、刘悦笛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朝鲜卷》;当代系列目前纳入的暂有马戈利斯《美学:从古典到当代》(2008)、柯提斯・卡特《艺术与社会变革:国际美学年刊》(2009)、魏斯曼和刘悦笛《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2011),这套丛书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美学、艺术与文化的当展。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美学已经逐渐融入了“全球对话主义”当中,正如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卡特对于中国美学的期待所言:“中国文化、艺术和美学,向来对世界文明有丰富而意义深远的贡献。我对中国在艺术和美学上的未来怀有极大的期待。如今,当代中国艺术家在全球艺术世界里具有令人崇敬的地位。今天,一些最具创作性的艺术作品皆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在中国,人们对美学领域有广泛的兴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北京2010世界美学大会吸引了1000多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中国学者的美学著作也对东方和西方学者越来越有吸引力。我认为,这些发展的确是非常积极的讯号,预示着美学在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9]

未来的美学之路,就在所有的中国美学工作者们的脚下。

注释:

[1] [荷]海因斯・佩茨沃德:《当代全球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见刘悦笛主编:《美学国际: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 汝信:《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序》,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 杜维明、许友渔、李公明、刘悦笛、干春松、杨煦生、谢遐龄、尤西林、李泽厚、钱理群、黄子平:《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4]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文艺学新周刊第89期・美学研究的生活论转向》导言部分,见wenyixue.bnu.省略/。

[5] Mary B. Wiseman and Liu Yuedi eds.,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6] 彭筠:《〈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出版》,《世界美术》2011年第2期。

[7] Robert Stecker and Ted Gracyk eds., Aesthetics Toda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343-379.省略/。

生活与化学论文范文12

西方美学的影响在20世纪末的中国经历了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西方美学特别是德国的古典美学曾经吸引、感召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文学者。它所起到的社会解放作用是其它人文学科望尘莫及的。美学为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赋予了一种极为理想化的意义,即审美作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所昭示的生存自由。但是,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和伊格尔顿的术语说,这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想象的表述。本章主要从美学的层面探讨生活艺术化和审美经验在当代社会中的命运;在描述这种美学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社会作用的同时指出,由于1990年代以后中国急遽向商品社会转化,美学的上述意识形态功能也因之逐渐丧失。不仅如此,审美本身由于资本的同化作用已经成为一种客体的、物质的、量化的存在。这是当年的唯美主义者所无法想象也难以承认的。

一、 1980年代的"美学热"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兴起了一次"美学热"。在学术界、文艺界,美学与艺术问题引发了无数次热烈的讨论。首先是1977年诗人何其芳披露了毛泽东1961年关于"共同美"的谈话,引起文艺界对人类审美意识的是否具有共同性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1981年左右。接着就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80年代初再度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手稿》中蕴含的美学思想即关于"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劳动创造了美"等命题被看作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础。到了1980年代中期,主体性美学,特别是朱光潜的主客体统一理论和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已经成为学术主潮。当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1985-1986)发表之后,主体性美学的讨论在更为通俗的层次上展开,因而也更为深入人心。1

今天看来,当时人们对于美学的热情确实超乎寻常。那时美学专题充斥于各种学术刊物2, 美学专著层出不穷,美学译著也是汗牛充栋。西方近现代的许多美学著作均被翻译成中文。李泽厚主编的一套"美学译文丛书"覆盖面很广,包括克罗齐、科林伍德、杜威、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玛克斯·德索、托马斯·门罗等人的著作。3 甘阳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也选录了马尔库塞和耀斯等人的美学著作。4 有趣的是,西方一些非美学领域的学术著作,比如某些符号学著作,也被冠以美学的题目出版。如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1964)的一个中文本的译名为《符号学美学》(1987)5。 在一些课本教材中,西方文论的各个流派最初也是被当作美学流派加以介绍的。6 这可以说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种泛美学化倾向。美学跨越了学科的边界而不断扩张,其号召力和影响力可以略见一斑。当时无论学者教授还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都以谈论和研究美学为时尚。美学一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朱光潜、李泽厚的美学著作甚至在社会上非学术圈子里广为流传。和今天的畅销书相比,它们的销量也绝不逊色。

与此相呼应,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对西方以文本为核心的形式主义文论也进行了系统的翻译与介绍。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原型理论、结构主义诗学的主要著作在中国均有翻译,其代表人物也有详细的介绍。这些翻译介绍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以及对文学文本的关注。特别是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1942)的翻译出版(1984),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7。 他们所提出的"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的区分,8 成为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依据。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性,也就是形式主义文论家雅可布森所说的"文学性",受到极大的重视。

这场声势浩大的"美学热"以及文艺界对文学独立性的追求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当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那时的热门话题诸如美的客观性、主观性、实践性及其主客体关系以及艺术的"内在形式"等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在美学争论中形成的一整套关于审美经验的话语,即对主体性的探讨,对审美感性的强调,对文艺独立性和所谓"内部"规律的研究,使审美本身获得了前所未有重要性,也使文学文本获得了一种非政治化的存在基础。文学似乎可以脱离思想意识形态,脱离社会生活的其它部门,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政治工具功能让位给一种更普遍、更抽象、更感性化的功能,即审美功能。文学艺术首先是一种审美活动,它本身自有特定的规律。文学不是知识,更非政治,它诉诸于人的感性。

我们应该记得,在此之前的传统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是强调理性、认识论以及社会性的。别林斯基、恩格斯和卢卡奇的"典型说"是权威的理论,自194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形象思维"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梳理和讨论构成了文艺论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理论强调的是历史发展规律;而"形象思维"概念强调的是艺术的认知功能。虽然它们不排除文艺的感性存在,也认可"典型"的生动活泼的个性与形象的审美特点;但实际上这种理论的意义恰恰就在于超越人的个性与感性存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对于个性和感性的一种否定形式。感性的形象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理性认知的途径;个性化典型的背后是抽象的时代共性。正是在这种政治化和理性氛围中,美学话语的不断增殖,对文学的文本特性的过分强调,实际上是助长了人的感性解放。审美感性在激烈的美学争论中得以迅速地合法化。对审美感性的讨论,无论是正面的提倡还是对它的否定批判,结果都是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这成为对那种非个人化的文艺思想的行之有效的话语颠覆。 在文艺创作领域,对审美感性的追寻就更为直接而大胆。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北岛、顾城的朦胧诗,王安忆、贾平凹、莫言的寻根派作品,邓友梅、陆文夫的市井民俗小说,所有这些无一不打上审美至上的烙印。这些作品对于人物心理感受进行深入开掘,对审美情趣着力于细致入微的表现,在形象塑造中突出其生动活泼的个性,而思想主题的表达则刻意含蓄模糊。这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被重新拾起,唯美主义也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审美经验、审美感受一时成为时髦的术语。

1980年代被称之为思想解放的年代,与此同时也孕育出一个审美感性的狂欢节。1980年代所颂扬的主题是人文主义精神,与之一脉相承的则是心理美学和形式主义文论。前面我们看到,西方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同样也有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解放主题。如前所述,哈贝马斯认为审美在历史上曾经是对人类异化的一次强烈的反抗,席勒的理论"构成了对现代性的第一次系统的美学批判。9" 席勒痛斥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使个体分裂成碎片,哀叹人难逃异化的命运。他认为理性化过程把社会变成一个机械装置,人被物化为其中的一个个零件。人们的"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10 在人成为自己感性存在的对立面的情况下,只有游戏,也就是艺术,使人可以重获自由,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的最高境界。审美就是要以艺术的方式,把人从这一物化的过程中解救出来。

在1980年代的中国,艺术正是被赋予了这样一种想象的解放作用。美学与文学的自律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人们把审美作为普遍有效的准则,将艺术看作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1980年代的创作多以本土化的面貌出现,比如市井小说的民俗内容和寻根小说的原始文化,但是这些作品都洋溢着浓厚的唯美气息。这里的民俗和原始文化已经抽象化、形式化、审美化,象公园里的假山和室内的盆景,是一种人造的风俗;目的是表现一种普遍的美学原则,一种文化的世界主义。而这普遍原则中蕴含的理念就是人的丰富感性与个体尊严。

转贴于 二、1990年代传统美学理论的衰落与审美作为生活现象的兴起

然而自1980年代末以降,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现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上一个十年的美学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学理论的沉默。这并不是说美学作为学科已经消亡。美学家现在仍然在耕耘,美学著作也不断出版。但是美学当年的风光不再,美学著作也不会拥有过去那么多热情的读者。总之美学问题已经不再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美学理论似乎耗尽了它的能量,又退缩到纯粹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角。

美学的衰落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其直接相关的就是文艺创作领域中审美性和艺术性的丧失。1980年代高蹈的审美情趣与精致的艺术形式已经被1990年代世俗的趣味与商业化的文艺垃圾所取代。悦志悦神的美学理想已经被悦耳悦目的平庸文艺创作所顶替。而文艺作品的快感继而发展为颓废、色情、恶俗、官能刺激以及语言粗鄙化,成为粗制滥造的文艺快餐。快感取代美感,牛鬼蛇神胜过风花雪月,已是不争的事实。审美感性的解放如同是打开了一只潘多拉盒子;文艺界群魔乱舞,文艺作品良莠不分。艺术的终结,黑格尔耸人听闻的预言,如今变为有目共睹现实。当代文艺实践这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实在是对1980年代追求审美至上和艺术独立性的一个极大的讽刺。审美和艺术从政治传声筒的角色解放出来,然而却迅速改变了初衷,摇身一变成为商品社会的奴婢。祁述裕在《市场条件下的文学艺术》(1999)一书中对当代文艺的现状作了全面的描述。他指出这时期的文艺作品充斥着"病态、丑陋、肮脏、残忍的意象","这时期众多的小说充斥着使人恶心的场面,令人惊悸的屠戮和死亡。……这些场面和描写在传统诗学看来是绝对地被视为非文学因素而加以排斥的。""诗人将这些丑恶引入作品不是意在加以贬斥,而是欣赏和玩味。它体现的是与50-60年代,也与朦胧诗炯然不同的新的诗学原则。" 11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个十年如此鲜明的反差?是美学学科本身的衰落,还是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是社会生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于其它社会问题,还是美学因无法跟上历史潮流而产生了危机?的确,1980年代热烈讨论过的问题诸如文学主体性,审美经验的结构,主客体之间的格式塔对应,以及文本的阅读经验等等已经不能对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转变作出有意义的阐述。也就是说,传统美学作为意识形态,如今对当前我们自身的存在进行表述时产生了困难。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这一套美学理论赋予艺术的解放功能完全丧失了意义,因此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冷落。 但是,传统美学理论的危机与文艺创作中"文学性"、"艺术性"的丧失并非意味着审美问题在实际生活中的消亡。相反,审美作为社会现象(而非文艺现象),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突出地显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得自实际生活的审美经验哪里象今天这样丰富多采,五光十色;我们日常生活中"美"的事物哪里象今天这样比比皆是,目不暇接。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关于美的本质的复杂理论探讨,从最通俗的意义上理解美感和审美活动的话,那么,从城市街道到购物商厦到电视广告,从人的衣食住行到整体生活方式,从号称中国香榭丽舍的新王府井到古香古色的平安大街,从妖艳多姿的服装模特到包装精美的书籍礼品,"美"充斥一切生活领域,"美"的形式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追捧。我们的审美感觉不断得到拓展,审美主体一次又一次受到生活中新鲜形象的冲击而感到震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美化,处处受到美的渗透。詹明信认为当今最出色的艺术家是制作广告的那一批人,12 此话并非虚言。一幅绚丽的电脑广告公然宣称,唯美加科技等于双倍的诱惑。

"唯美+超薄科技=(诱惑)2"。"唯美"一词已经走下艺术的神坛,成为广告和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语汇之一。"超薄科技"象征了感性的量化;而商品的诱惑可以来自审美物化。明基电脑广告。又载《南方周末》,2002年4月25日C17版。

由此可见,"唯美"一词已经走下艺术的神坛,成为广告中光芒四射的人物、美轮美奂的形象、戏剧化的情节以及音响、色彩、情调、氛围中的诗情画意。这一切浓缩在一个有限的时空之内,在瞬间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社会生活的全面审美化不仅带动了主体方面审美感觉疆界的开拓,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审美现象发生了大规模位移:审美从传统的理论和文艺的领域急遽转向社会生活的领域。那么这一盛一衰意味着什么?

也许人们会说审美解放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13 生活的艺术化或者说审美感性在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的迅速扩张无疑与1980年代的唯美主义有着传承关系。如今,人们感性生活的丰富性已今非昔比。当年政治理性主导一切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因此人们也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审美活动的民主化,因为"传统审美活动的内涵的狭隘性、封闭性、贵族性等局限被打破了"。14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乐观的表述那样简单吗?

三、 "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审美解放的悖论

如前所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早在《启蒙辩证法》(1940)中就尖锐地指出,"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15 近年来的社会发展已经显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分析的启蒙主义的后果已经在我国出现。而在审美领域,这一后果的表现尤为明显:如今审美已不再具有当年的革命性和解放性的功能。它曾经具有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内涵已经变质。在资本的扩张使我们的日常感性生活纳入市场的运作过程之后,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试想,当你可以在市场上以普通商品的价格轻易地买到任何一种审美物品、审美活动甚至审美经验时,审美价值还如何能够唤起你心中的敬重之情?当广告商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你,"美丽,当然也可以定做"16, 那么审美活动又如何能与古往今来艺术家的辛勤劳作以及人文学者所珍视的境界和顿悟相提并论?17 审美的批量生产与市场化必然是审美的贬值。美学的沉默,特别是传统的美学理论-审美救赎理论(席勒)、生活的艺术化(佩特、王尔德)以及我国的主体性美学(李泽厚、朱光潜)-的衰落,正是由于它们无法直面现实生活中有关审美的这一重大转变,也无法解决商品文化条件下审美活动完全背离审美解放功能的尖锐矛盾。这一系列理想主义的审美理论框架再也无法容纳这一全新的、作为对主体性进行全面否定的审美现象。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及其否定性作用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并在本世纪中期以来引起理论界的重视。法兰克福学派率先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美学批判。如前所述,阿多诺在《审美理论》中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当代艺术的商品性质与审美活动的物化现象。他把关于启蒙主义思想中的解放与控制的二律背反原理应用于美学和艺术领域。他指出,随着主体的解放,艺术自律观念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但是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种表面上的独立性掩盖了真正的"社会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要比先前的任何社会都更加彻底地整合了艺术。" 18当代德国美学理论家沃尔夫冈 · 弗里兹 · 豪格则指出在商品社会中我们的审美感性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载体。他在《商品美学批判》(1971)一书中说,"在这种背景下,感觉已经变为经济功能的传载工具,变为起经济作用的那种魅力的主体和客体。不管是谁,只要控制了产品的外观就可以通过诉诸公众的感觉来控制他们。" 19德国美学家威尔什也认为生活的审美化"服务于经济目的",如今审美不过是一种"现实的化妆品"。他在《消解美学》(1997)一书中说,"与美学的结合竟然使那些不可销售的东西变成可以销售,使那些已经可以销售的东西得以两、三倍地改善。""那个古老的梦想,即通过引进美学来改变生活和现实的梦想,看来已然实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从艺术中搬来的不过是最浅薄的因素,实现于最粗糙的形式之中。优美充其量不过是转换为美丽,而崇高则降为可笑:拿破仑已经指出,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20

的确,如今在生活里俯拾即是的审美形式中丝毫见不到传统美学所寄予厚望的精神内涵。我们在绪论中谈到,面对当代社会中审美的泛滥,博德里亚十分悲观。他在《邪恶的透明》一书中指出,人们一般仅仅注意到世界的商业化,看到万事万物都服从于商品运作的规律。但同时世界也经历着全面的审美化,万事万物都转化为形象与符号。我们的社会系统的运作"与其说依赖于商品的剩余价值,不如说依赖于符号的审美剩余价值。"但是这一审美化过程是混乱的,无序的,否定性的,"象癌症"一样无限"扩散",使我们完全丧失了区分美丑的价值判断。21 我们熟悉的英美学者詹明信和伊格尔顿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引述了詹明信关于"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的观点22。 的确,德国古典美学家所倡导的那种独立于社会实践与科学认识的心灵美学,那种拒绝商品化的纯粹审美经验在当代已不复存在。在后现代时期,伊格尔顿也认为,"另一种不同的审美化形式完全渗透在后期资本主义文化之中。它膜拜风格和外表,对享乐与技术无比狂热,使能指物化,以混乱的激情取代话语的意义。" 23

上述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指明了审美在当代生活中可悲的变化。我们在考察了中国现代史之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审美救赎理论在实际生活实践中的失败并非偶然,因为1980年代的"美学热"不过是1920-1930年代中国第一次审美救赎运动的翻版。在上一章我们看到,自1917年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以来,当时知识分子倾倒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将唯美主义"为艺术而生活"的理想付诸实践:艺术提升人生的境界,而且是日常生活和社会规划的准则。艺术和审美这样的字眼早就充满了无限的魅力,艺术的人生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墨客的时尚。宗白华、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张竞生、郭沫若、朱光潜、江绍原、吕澄、甘蛰仙、华林、李石岑、杨哲明、唐隽、周谷城、徐仲年等等均主张生活的艺术化,或认为"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或要求把我们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他们倡导"美的生活"、"美的人格"、"美的态度"、"美的人生之路"、"生活的艺术"。24 总之他们均不约而同地提倡"为艺术而生活"。而1980年代的"美学热",其思想核心仍然是将审美和艺术当作人生的归宿与社会的终极理想,当作主体建构 ("建立新感性") 和社会改造 (审美教育) 的必经之路,而"自然的人化"被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然而,生活的艺术化可以增进个人的修养,但也可以成为以审美为形式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商品化。"自然的人化"可以是审美教育的目标,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完全可以演变为人的心理和感性的彻底物化。审美理想的背后也可以是资本的运作。因此,无视当代社会以资本为核心形成的社会权力关系,追求抽象的心灵解放,历史已经证实这是徒劳无益的。事实是,所有这些审美乌托邦在1930年代以后便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外。倡导审美救赎的声音最终消失在上海大都市商品文化的滚滚红尘之中。如前所述,上海30年代的颓废派作家邵洵美、叶灵凤、章克标等人无一不沉醉在感官刺激与消费的生活方式中,而西方的唯美主义正是他们的艺术理想与生活追求。在当代我们更是可以亲身体验到审美如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成为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中的一部分。1990年代的学者热切希望"重建人文精神",呼唤1980年代启蒙精神的复归,实际上反映出传统的美学与艺术精神在当代文化生活中全面衰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衰败恰恰是审美解放本身所固有的逻辑。正如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奏是劳动者获得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而从封建领地解放出来的农民所获得的独立性恰恰是进入市场并成为新的工业社会奴隶的先决条件;审美从政治活动中独立出来也同样是为其商品化扫清了道路。人的感性存在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之后,又成为资本控制的对象。这就是审美的悖论:审美作为乌托邦从救赎到物化的历史命运。

以上我们对"美学热"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负面意义作了初步探讨;并对传统审美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进行了简要地考察。可以看出,在当代商业社会中审美活动发生了一个"向外转"的过程。传统美学所描述的心理积淀或人化自然的理想在当代生活中表现为物化的心理与量化的自然。审美趣味在当代社会中高度专业化,使资本、雇佣的技术劳动者与批量生产成为审美活动的基本要素。审美已经不再是个人化的心理塑造,而是由社会主导的、服从于专业化指导的社会的结构化需求。审美成为一种促使以资本主导的权利结构内化于人的感性的中介。高技术社会可以在广告与媒体中包装与复制情感,当然审美经验也同样可以技术性地生产与复制。25正是这种审美的专业化与商业化使审美价值无限繁殖并在日常生活中扩散,最终消弭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审美与资本的结合导致人的感性的物化。当审美在商业社会中由各种技术手段被彻底量化之后,它也就必然丧失传统美学所描述的救赎功能。

注释:

1.关于"共同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主体性实践美学的讨论,参见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第1-40、101-196、299-499页。

2.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2年间发表的关于"共同美"的文章有近50篇,1982年前后发表的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文有近100篇,1986-1991年间发表的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文有近400篇,见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第8-9、103、301页。

3."美学译文丛书"于1982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光明日报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

4.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于1986年起由三联书店出版。

5.R.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英译本见Roland Barthes, The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7.

6.彭锋把20世纪初到1930年代、1950-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美学讨论称之为"20世纪的三次’美学热’",并指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各种主义、各种学说,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最初都是以美学的名义介绍到中国的。"彭锋《美学的意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1-3页。

7.关于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广泛影响以及所引发的争论,参阅姜飞《英美新批评在中国》,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71-76页。

8.见雷 · 韦勒克、奥 · 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第 65-67,145-147 页。

9.Ju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7, p. 45.

10.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30 页。 Friedrich Schiller,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tran., Reginald Snell,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83, p. 40.

11.祁述裕《市场条件下的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68-169页。

12.见F.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23页。

13.彭锋:"当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其他人文学科相继苏醒并逐渐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人们已不再需要借美学的幌子来发表意见,美学就变冷了。" 彭锋《美学的意蕴》,第9页。

14.潘知常《美学的边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21页。

15.马克斯 · 霍克海默和特奥多 · 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阚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1页。

16.《深圳特区报》,1999年4月17日第15版。

17.彭锋在分析当代"大众的平均化的审美趣味"时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美的平均值的文化,是一种缺乏个性的审美文化,是一种媚俗的审美文化,是一种以美的名义来绞杀个体的审美感悟力的文化。" 彭锋《美学的意蕴》,第28页。

18."[T]he bourgeoisie integrated art much more completely than any previous society had."Theodor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eds.,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tran., Robert Hullot-Kentor,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7, p.225.

19.Wolfgang Fritz Haug, Critique of Commodity Aesthetics, tran., Robert Bock, London: Polity Press, 1986, p. 17.

20.Wolfgang Welsch, Undoing Aesthetics, tran., Andrew Inkpin, London: SAGE, 1997, p. 3.

21.Jean Baudrillard,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 tran., James Benedict, London: Verso, 1993, pp. 15-18.

22.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62页。详见绪论、第8章第1节。

23.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 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