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9 05:16:59
一、引言
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观点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通过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文学。
结构主义文论借鉴和发展了索绪尔的以下语言学观点来发展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1）语言系统概念；（2）语言和言语；（3）本文由收集整理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探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旨在更好地理解结构主义文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来源。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
（一）语言系统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意义主要取决于语言各要素在言语链和语法体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通过借鉴和发展这一观点，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意义来自于某个文学作品或者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学整体中各文学要素之间的差别和联系。
罗兰·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活动包含两个典型动作：分割和明确表达。分割原客体，那个承受模拟活动的客体，就是要在其中发现某些机动的部分，它们的不同处境会产生某种意义；那个部分本身并无意义，但它却是这样的部分，在它构造中造成的最细微的不同会引起整体的变化”。
（二）语言和言语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将大家普遍所讲的语言分为两个方面：“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个符号体系，而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而言语受制于语言，并使语言具体化。
通过对索绪尔语言、言语划分的类比应用，结构主义文论认为可以将文学看做是“语言”。正如在《散文中的诗学》中，托多洛夫所赞成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名言：“文学是而且也只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 既然语言是由一定的语法规则制约的一个体系，那么文学可以被类比为由一定的规则制约的文学体系，而单个的文学作品就如同索绪尔所说的“言语”。
列维·施特劳斯在他的理论中应用了索绪尔的方法论的区分和概念，其中当然包括“语言”和“言语”。从这对概念中，他得到启发，并将其应用于对人类的基本心理结构的研究，揭示人的思维是怎样运作的。他发现形成社会“深层语法”的那些结构在人脑中产生并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他还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应用到自己的神话研究中。他认为神话故事和语言有着相同的结构，所以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语言。
（三）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概念和音响形象两部分组成。他将前者称为“能指”，将后者称为“所指”。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但是，这一任意性并不代表我们任何个人可以任意选择能指，因为某个语言符号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确定以后，是不能被个人所改变的。
根据符号任意性原则，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本不再是读者和作者进行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地方，因为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文学这一“能指”和意义这一“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确定的。如罗兰·巴尔特所说作者“死了”。因此，结构主义更注重研究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而非意义本身。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的背景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之前，语言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创立的“语法”。这种“语法”是以逻辑为基础建立的一些规则，没有涉及到语言结构。第二阶段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出现的语文学。语文学派认为语言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相反他重视的是古文献，因此，语文学主要是确定、解读和评注古文献，币忽视活的、现时的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是第三阶段，比较语文学或称比较语法阶段。比较语法源于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他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精通梵语和波斯语。在长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他发现印度的古语言—梵语，有许多语法形式和词根跟欧洲的一些语言有联系，1786年他在印度..亚洲学会”宣读论文.阐述了这些新的看法。
进入十九世纪初，威廉•凉斯的看法被人们所重视，这样，在欧洲掀起了语言比较研究的热潮，先后出现了一连串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法朗兹•葆朴、雅各布•格里木、波特、库恩、马克思•缪勒、布劳恩、古尔替乌斯、施来赫尔等等，著作如葆朴的《梵语动词变位系统》(1816年)、缪勒的《语言科学讲话》(1861年)、古尔替乌斯的《希腊语词源学原理》(1879年)、施来赫尔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1861年)等等。在十九世纪整整百余年时间，比较语法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尤其是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做得非常细致和深入。
人们对印欧语系的语言已经有了详细的了解。比较语法虽然对开辟语言研究这个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它还没有去弄清楚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它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所作的比较有什么目的，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今天看来，比较语法的研究最主要的功绩只是为重建语言的历史做了一些具体和实质性的工作。
比较语法学派既然不关心研究目的和关系意义，那么他们所研究的必然是“纯粹”的语言，所以比较语法学家对语言的看法绝大多数抱着自然主义的观点。例如施来赫尔在他的《语言比较的研究》中说“语言有它的将来，这将来就词的广义来说也可以叫做历史，但是这历史的最纯粹的形式，我们也可以在自然界比方一棵植物的增长里找到，语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围，而不是属于自由的心理活动的范围。”再比如马克思•缪勒在他的《语言科学讲活》中说:“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应该属于自然科学。”又说语言的一切变化“都不是真正历史的变化，而只是自然的增长;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可以有历史，而语言或任何其他自然界的产物，严格地说，没有历史，而只有增长”“我们必须考虑到语言虽不断起变化，但不是任何人所能产生或阻止的。••，…随意创造新的词语，将好象变更血液循环的规律。”象施来赫尔和缪勒一样，把语言及其发展变化看作是类似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自然主义观，有一大批人。
到了1870年，比较语法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出现了一个新语法学派，也称“青年语法学派”。他们开始提出质疑: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语言的生命真的象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吗?以德国勃鲁格曼为代表，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古尔替乌斯，宣称古尔替乌斯等以前的比较语法学家所从事的只限于语言的研究，而很少注意到说话者个人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言语的机构应该包括个人心理的和生理的两个方面。生理方面比如语音。发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的，所以语音定律(语音变化规律)跟物理定律一样产格，不容许有例外。另一方面，心理方面是与人的因素相关的，比如由类推作用构成.新的形式，发生类推作用完全是由人的心理联:想造成的。象英语的复数形式、被动态、完成:时等等形式。在新语法学派之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派，如保罗等的个人心理主义学派。总之新语法学派的兴起，使比较语法发生了转折，人们对语言研究的思考更进一步深入。正是在比较语法学末期这种背景下开始诞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一位天才语言学家，1878他就写出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这篇震惊欧洲语言学界的论文，那时他才21岁。早期，索绪尔站在新语法学派的立场，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了一种所谓的.‘格式塔思想”，后来扩展到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语言学界特别注重对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索绪尔也深受影响，这样他对语言的观点逐渐与新语法学派发生了脱离，渐渐创立了自己一个新的学派—心理社会学学派。
“格式塔思想”转变了索绪尔当初的语言观，但由他所建立的心理社会学学派理论却直接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模式，而涂尔干的社会学学说又来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心理社会学学派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而社会是由“观念的总体”构成的，观念又体现于人的心理，所以“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心理现象”，语言就是集体心理现象。索绪尔深感当前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的缺陷，他毕生致力于探索，一生中很少发表著作和文章，但潜心于教学和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如梅耶、巴利、施薛皿等。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巴利、施薛霭等于1916年整理出版的。有的人认为，索绪尔的沉默正表现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站在时代前列的悲剧。
《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称《教程》)的问世，全方位革新了以前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及研究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不是各个要素，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的“结构”，指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教程》的出版，标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也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建立。这时，语言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索绪尔成为本世纪直到目前为止，影响最深远的一位语言学家。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充分阐述于《普通语言学教程》，《教程》内容丰富，范围非常广泛，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几乎都能管到。又因其阐述问题概括性强，包含的思想深邃，故初学者读此书感到困难。但总的看，《教程》始终贯穿主要几条大纲，这几条大纲就是索绪尔语言观的核心，它给我们指明了研究的方向。 1、区分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
按照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既是社会的，又是心理的，而心理总归是属于个体的。他把以前人们所说的语言这个笼统概念称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又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认为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言语包括说话者的意志组合(即心理)和语音表达，是次要的;语言是纯心理的东西，是在言语活动范围内人们的心理印象，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是主要的。因此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由言语构成;言语要产生表达效果，为人所理解，也离不开语言。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社会部分的语言，而不是属于个人部分的言语。
2、指出语言研究就是要从所指和能指中找出它本身的价值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之所以这样有用，就是因为它有价值。语言的价值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是在劳动和工资这两者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语言的价值是在索绪尔所说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通俗一点，所指就是概念，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义(或内容)，能指是音响形象，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言形式。一定的形式总是表示一定的语义，一定的语义要用一定的形式表达，它们之间是互相对应的。正因为这样，语言才能完成交际的功能，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语言就是由所指和能指构成的符号系统。这里，索绪尔给我们指出了语言研究的着手点。
3、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
由于语言和言语的存在，索绪尔又区分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什么叫做共时语言学?什么叫做历时语言学?索绪尔在《教程》里说:“有关我们的科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涉及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索绪尔认为，言语是个人的，言语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时间阶段上的演变，言语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所以言语是属于历时的。相反，语言是属于社会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比较稳定的，虽然语言在漫长的历史上有变化，但变化最终还是出自于言语上，所以语言可以看作静态的，共时的。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同时存在的语言的各成分之间的联系，是属于整个系统的逻辑和心理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而把以前比较语法学所重视的历时研究认为是次要的。
4、确定语言成分的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各种成分的关系，可以分成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各个词(或称各个要素)是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个要素可能只有一个词，可能是一串词组成的句子。总之，这些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就是句段关系。句段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句子层次分析、词组结构分析、词的结构分析等.另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话语之外总是有一些东西出现在说话者的记忆里，这些在记忆里被唤起的东西，与说出的每个词(或称每个要素)有一些共同点相联系着，这种联系称联想关系。联想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名词的词形变化:复数、格。动词的词形变化:进行体、完成体、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等等都属于联想关系。
后来的结构主义追随者修改了索绪尔这两个带有心理学概念色彩的术语，把句段关系称为组合关系，把联想关系称为聚合关系，被人们所公认。
《教程》洋洋大观，内容远不止上面所述，如在绪论中讨论到了文字、音位学，第三编讨论了历时语言学，第四编讨论了地理语言学，第五编讨论了原始语言，语言的史前史。但总.的说，重点在绪论和第一、二编，这三部分是《教程》的精髓。而关于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分又是结构主义的精神核心，是贯穿《教程》的骨架，也是《教程》占有最大篇幅论述的内容，故此文仅作精要介绍。索绪尔对语言的种种看法，形成了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最基本方法。
在索绪尔的《教程》问世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对语言提出这样深刻而自成体系的观点，《教程》的出版成了一部划时代著作。
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发展分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学派。
这三个学派都遵循语言符号系统理论，把语言看作语言学研究对象，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大门之外，这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学派的研究侧重点不一样，在具体程序操作中，一些细节也有分岐，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
1、布拉格学派
1926年，特鲁别茨科依等在布拉格成立语言学会，标志布拉格学派成立。布拉格学派主要研究成就在音位学，这方面成绩最突出是特鲁别茨科依，他最先把语言系统理论运用到语音研究，发展成音位学，他把音位定义为:在语言中相对立的不能分解为更小的辨义单位的成员。这个定义从语音对立和辨义特征两方面相结合，今天看来一直是比较科学的。
特鲁别茨科依对音今学和语音学的区分是很清楚的，他明确指出:研究言语的能指的
学科叫语音学，研究语言的能指的学科叫做音位学，语音学是纯粹的语音现象的研究，音位学是语言语音功能的研究。在他之前，索绪尔也没有给音位学作出过这样明确的定义，索绪尔《教程》里的音位学概念大致相当于语音学，索绪尔所说的音位也只相当于通常说的音素。索绪尔的这些概念称呼也只是沿用比较语法学派的称呼法，但索绪尔又说:“许多音位学家差不多都只注重发音动作，即用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而忽略了听感方面。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在我们耳朵里产生的印象不仅与器官的发动形象一样直接，而且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从这里看出，索绪尔对音位学的概念不仅只注重语音，而且考虑到了听感(辨义)的一面，并且说“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也就是意味着要从语言的角度来认识音位学。所以说，索绪尔为特鲁别茨科依的现代音位学概念事实上莫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特鲁别茨科依也批评了其他一些音位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给音位下定义。
特鲁别茨科依还全面论述了音位在语言中的地位，如何确定音位，如何划分音位和音位组合的界线，音位组合时各种对立出现的情况等等，这都集中论述在他的著作《音位学原理))(有译为《音位学纲要)))。这部著作是特鲁别茨科依去世后不久出版的遗著，书中所用语
言材料多达220种，是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学研究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2、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是一个纯理论研究学派。这一学派主要研究语言的符号性质，及从符号的角度确定语言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从形式和实体方面来分析语言，给语言的本质以更严密准确的分析，形成一个严密的语符学理论体系。
语符学理论是对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符号系统理论的发展。索绪尔在《教程》中说，社会生活中有一门研究符号生命的科学叫符号学，语言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一个自成为特殊系统的成员。接着又提到，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语言符号则是能指(形式)和所指(内容或意义)之间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据此发挥更细，区分为: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并进而把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排除在语言之外，而把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及其所构成的种种关系看成是语言之内，并由此构成语言符号系列。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语言学不同于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我们研究语言•要在其中找到一个常数，使之投射于现实语言中，不论有任何变化，都是适用的，永恒的。他们极力拼弃以往语言研究中采用的归纳法，认为采用归纳法不科学，归纳只能寻找语言中的差异，而不能发现常数，只有采用演绎法才能找到常数。而哥本哈根学派的所谓常数就是符号，认为只有符号是永恒的，所以要研究有关于符号的一切.语言学家用语符学理论套用到各种语言研究中去，确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差错。但实际操作性很差，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种纯理论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当你理解了哥本哈根的理论观点时，它给你一种清心明目的感觉，甚至让人感到兴奋。但另一方面，它对具体的语言分析帮助不大。
哥本哈根学派最主要代表人物有乌尔达尔、叶尔姆斯列夫，他们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叶尔姆斯列夫的名著《语言理论导论》里。
3、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又称描写语言学派。
描写语言学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基督教的传播和战争的需要。伊斯兰教、佛教、婆罗门教等教派都规定其经文不能随便译成其他语文，基督教却不一样，相反要求它的教徒尽可能将其经文译成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和方言。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美洲有大量基督教徒进入印第安语区学习研究印第安语等土著语言，进行布教活动.，他们当中有些还是很有语言修养的教士。这些教士们记录土著语言，给当地人创造文字，然后用当地文字翻印福音书，客观上积累了大量的语言新材料，同时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调查方法，从而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1911至1939年，人类学家、语言学家鲍厄斯对这些语言作了综合研究，写成很有名气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共三大册)。一般认为鲍厄斯的工作，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开端。
另一个原因，也可称为次要原因，是二战爆发期间，为适应全球战争的需要，美国人需要学习大量外国语，描写语言学大师之一布龙菲尔德本人就参与编写过几种外语教材。以上这两种语言工作方法都是不谋而合的。
描写语言学顾名思义，注重的是对语言的描写，当接触一种陌生的语言时，学习它必须从语音结构和结构组合入手，因此描写语言学的大量工作是描写语言的音素组合，找出它的特点和规律。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在调查印第安民族时，他们首先遇到的也是语言问题，他们首先也得从学习和研究印第安语入手。所以在美国，许多有名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大师。
描写语言学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开始调查印第安语的都是欧洲语言学家，只是在长期大量的调查工作中，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很讲时效的一套方法特色。但总的，描写语言学完全遵循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首先他们亲身感受到语言是由各要素组合起来的，语言的价值体现在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他们就是要渴诚找出这些关系的规律。语言的符号事实显而易见，一种语言是由有限的符号组合而成的。学习研究的是社会共用的语言，而不是某人特征的言语。研究语言重在现时的，也就是共时研究，历时研究是不重要的。这些都是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原则。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师是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萨不尔生于1884年，布龙菲尔德生于1887年，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个人各写有一本书，都叫《语言论》。萨丕尔的《语言论》是一本小册子，论述很精辟;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有600多页，结构很严密，论述没有漏洞。都是语言理论的经典，同齐名。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同是结构主义大师，但他俩的语言观有所不同，可能与职业有关，萨丕尔持观念主义(或称心灵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有结构模式，语言的结构模式大大地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主张一些难于解释清楚的细节不必过于纠缠;布龙菲尔德持的是机械主义(或称行为主义、形式主义)语言观，主张研究语言是描写其形式构造，排除任何带意义的因素。因此，有的人把萨丕尔排除在描写语
言学派之外。萨丕尔又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他1933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38主又当选为美国人类学协会(下转第68页) 会长，足见他在这两个领域中占有的领袖地位。无论怎样，两人同为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并因这两人所作出的成绩，使这一派成为结构主义三大派中势力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派。
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文论有深刻影响。
【关键词】 韦勒克/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是20世纪文学界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之一。新时期以来，韦勒克对中国文论和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者们已经非常熟悉他某些论点，诸如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比较文学的危机”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对韦勒克文论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入。许多问题，比如他的理论渊源问题就长期未得到应有的研究和有效的阐述。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也是韦勒克亲自承认对他最有影响的理论流派之一。f•德•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者，他的学说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中起到了爆炸性的影响。在文学研究领域，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把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与方法运用到文学理论中，是1915年成立的“莫斯科语言学学会”和1917年成立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统称。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雅各布森(jakobson)和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俄国形式主义强调语言文本的诗学特征，研究语言结构的规律和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就明确指出，“形式主义与日内瓦发展起来的语言学派特别是f•德•索绪尔的主张，以及与音位学的最初发展是有联系的。”（注：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33页，商务印书馆，1987。）雅各布森1926年到捷克后形成了布拉格学派。该学派继续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学，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个发展阶段。在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几个著名理论家的深刻影响。
一、索绪尔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索绪尔是韦勒克文学理论的重要理论源头，而这一点还很少有人详细讨论过。其实，在我们看来，索绪尔不仅为韦勒克提供过几个具体论点，而且是韦勒克文论的总体特征和方法论之缘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索绪尔认为应该确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语言学不是一种实用的、特殊的研究，它应“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26页，商务印书馆，1985。）。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上，索绪尔把我们司空见惯的语言行为现象区分为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两个部分。语言是社会的一面，而言语是私人的一面。语言是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的公共约定，而言语则是个体的行为。语言具有一种高度的统一性，而言语行为总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索绪尔认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语言，应该研究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的准则和基础。于是，索绪尔把语言学研究区分为两个部分，即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他指出，“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41页，商务印书馆，1985。）索绪尔对语言活动作出“语言”和“言语”两方面因素的区分，并进而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即所有“言语”背后的一个已定的规则系统。这一观念对韦勒克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与索绪尔极端相似，韦勒克也将文学作品本身与对文学的每一次阅读区分开来。并进而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作品的心理体验而是文学作品的“决定性结构”。在《文学原理》第12章“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中，韦勒克引证了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对语言与言语所作的区分后就立即指出：“这种区别正相当于诗本身与对诗的单独体验之间的区别。”（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0页，三联书店，1984。）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的具体存在必须经过我们每一次具体的阅读，但作品本身却并不是这一次具体经验的内容，应该是与索绪尔所指的“语言”性质相同的一种“结构”。“一件文学作品与一个语言系统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全面地理解它，正如作为个人我们永远不能完满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一样。”在韦勒克那里，文学作品只有在每一次具体阅读中经过接受者心理的“具体化”才能得以显现，但作品的本身却又是先于人的主观经验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每一次具体化的结果，而是一种“符号结构或符号体系”。韦勒克说：“艺术品可以成为‘一个经验的客体’(an object of experience)；我们以为，只有通过个人经验才能接近它，但它又不等同于个体经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2页，三联书店，1984。）
其次是索绪尔语言研究对“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划分。索绪尔在语言活动中区分出“语言”和“言语”两个不同的因素使得他的语言学研究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而言之，一切语言研究的“外部要素”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索绪尔也用“外部语言学”来称呼这种研究。“外部语言学”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研究形式。一是将语言学与文化史或种族史结合起来，研究它们的关系。二是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语言。主要研究殖民、统一和语言政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三是研究语言和各种制度如学校、教会、宫廷和地域之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正如植物会因外部因素土壤、气候等的影响而改变它的内部机构一样，语言机制也的确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外部语言学并不能真正认识到语言的内部结构。
索绪尔“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观念对韦勒克影响极深。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就区分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两大类型。这无疑是索绪尔观点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韦勒克那里，文学的“外部研究”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这主要包括研究文学的以下几种范式：文学与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学和其他艺术。与索绪尔一样，韦勒克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持否定性态度。他认为，起因和结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指出，“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这样，韦勒克排除了文学的外部研究方法，并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索绪尔把“语言”而不是“言语”当作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韦勒克也同样把上述“符号结构和符号体系”当作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二、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至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也十分巨大。韦勒克自己就曾说过他是“布拉格学派的一个成员”（注：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批评的诸种概念》，26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理论有一个起点（或两个起点），那便是俄国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注：罗里•赖安、苏珊•范•齐尔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当代文论极大地受惠于这两个理论。总起来看，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学的自主性。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足体。一方面，文学作为客体是独立于创造者和欣赏者之外的，另一方面，它也是独立于政治、道德和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甚至还独立于社会生活的。什克洛夫斯基的名言是：“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注：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前言》，方珊等译，11页，三联书店，1989。）在传统观点看来，文学研究应弄清作品的渊源，应该去研究作品与作家、作品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这就使文学研究变成了哲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大杂烩。文学从而与其他学科毫无区别。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看来，这是文学研究中的工具论方法。传统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摹仿说和表现说。模仿说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表现说则认为文学是作家心理的自然流露。俄国形式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们的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批判这种文学研究中的工具主义。在他们看来，要建立一套文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工具主义首当其冲地应受到批判。只有把文学看作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地才有可能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系统的理论科学。什克洛夫斯基曾在一部书信体小说里说过：“对待艺术有两种态度。其一是把艺术作品看作世界的窗口。这些艺术家想通过词语和形象来表达词语和形象之外的东西。这种类型的艺术家堪称翻译家。其二是把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如果一定要把艺术比喻为窗口，那么，它只是一个草草地勾勒出来的窗口。”（注：什克洛夫斯基：《动物园：或不是情书》，转引自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14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在反对文学研究的工具主义方法上，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激烈地批判艺术的形象思维说。形象思维说把艺术看成一种思维形式和认识方式，认为文学艺术的用途在于利用文学艺术形象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和世界。科学与艺术的差异在于，科学采用三段论的理论思维形式，而艺术则用形象思维方式。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就把文学等同于哲学、科学等认识论知识体系，进而彻底忽视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独特性质。
俄国形式主义都与什克洛夫斯基一样，坚持把文学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因此，文学研究完全没有必要从别的学科那里论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研究文学应该研究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手法，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在这里，我们看到索绪尔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也与索绪尔一样强调对内部规律的研究，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才是文学研究的实质所在。什克洛夫斯基就明确指出：“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绵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及其纺织方法。”（注：什克洛斯基：《散文理论》，转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14页。）
韦勒克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与之如出一辙。他高度重视“文学性”概念。韦勒克认为，文学的核心特征是“虚构性”。他说：“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3页，三联书店，1984。）显然，在韦勒克看来，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一种语言的“符号结构”，而小说、诗歌和戏剧中的这种语言符号结构都不是真实的。这样，文学就从社会生活和哲学思想那里独立出来了。韦勒克坚决反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反对传记式的、心理学的、社会学和哲学等研究方法，而主张以文学本体，即语言结构为中心的“内部研究”，这充分表现了俄国形式主义对他的影响。
第二，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有非常重要的差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日常生活语言的首要目的是交际，说话的目的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语言本身却比它的目的和内容更为重要。文学的语言表达本身就是目的，它与日常语言和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它的“陌生化”程度很度。“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切熟视无睹，无意识的态度使生活丧失了新鲜感。诗的语言为我们感受事物提供了难度，使我们对日常生活能进行全新的体验。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写道：“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之存在，就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觉到事物，使石头作为石头被感受。艺术的目的就是把对事物的感觉作为视象，而不是作为认识提供出来；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又译‘陌生化’）手法，和予其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它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创造之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注：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6页。）文学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运用。日常语言是文学语言的直接来源，文学语言是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日常语言陌生化的结果就是文学语言。雅各布森也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语言的特征。在他看来，文学语言的特征是“符号的自指性”，即诗的本质不在指称外界事物而在于它反过来指向它自身。
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这一点对韦勒克文论也很有影响。韦勒克在论述文学的本质时详细讨论过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在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差异问题上，他认为，“文学语言深深地植根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并且具有表现情意和实用的一面，而科学语言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上，他提出，“诗的语言将日常用语的语源加以捏合，加以紧缩，有时甚至加以歪曲，从而逼使我们感知和注意它们。”（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1～12页，三联书店，1984。）可见，在述两个方面，韦勒克都非常强调文学语言的相对独立性，即文学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传达意义的工具，而且具有自身价值。它使用种种修辞手法来引发读者对其“能指”的注意。也就是说，文学语言不仅指向事物、指向它所要传达的内容，而且要指向自身，具有所谓“符号的自指性”。毫无疑问，这明显是受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影响。
[摘要]：电视剧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一种代表性文艺类型，对电视剧作品意义的解读本身构成理解社会变迁的一种途径。论文的主旨在于探索电视剧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文章结合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发展，考察“语言学转向”及结构主义如何推动电视剧文本分析及其相应的运用，通过回顾文艺批评话语中“作品”向“文本”的演化，分析电视剧文本分析的基本特性，最后疏理出应用于电视剧文本的三种主要分析方法：符号学分析、叙事理论和类型分析。
Abstract: TV drama is a typical form of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The reading of its meaning constitutes a route toward understanding social change. The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V drama textual analysis， and studies how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structuralism generate methods in TV drama analysis. Through recoun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work” to “text” in literary criticism， the article elaborat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TV textual analysis and discusses three major analytical tools: semiotic analysis， narrative theory and genre analysis.
Key words: The Linguistic Turn；Structuralism；Text；TV Drama
20世纪中叶以来，以“语言学转向”为中心和动力的理论转型已经迅速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并逐渐在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中获得一席之地，通过体制化的建设和传承方式，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标准。简言之，最初发生在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旨在颠覆笛卡尔开辟的以“我思”主体性为确定基础的心灵范式的统治，转而围绕“语言”重建人（类）理解“现实”的观念基础，意义的密钥隐藏在“语言”之中，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而获得对“语言”所再现的世界和“语言”所塑造的人（类）心灵之本性的认识。“语言学转向”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卷入了一场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范式转换改变了研究者看待“现实”的方式。“语言学转向”为文艺批评开辟了新的视角，即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把文艺作品视为符号系统，某种特定的表意逻辑影响和制约作品的意义秩序，找到作品的结构即获得了作品的意义。电视剧研究从这场科学革命过程中获益匪浅，逐渐形成了通过分析电视剧的表意结构探究电视剧意义的文本分析范式。简单地讲，电视剧文本分析就是根本致力于探究电视剧文本内部结构关系及其产生意义的普遍规则，进而将电视剧文本分析建构为一种意义阐释的科学。
一、“非人化”的批评：文本分析简史
以人类文明史的总体眼光来看，批评是人文主义精神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普遍表现。西方的批评传统萌生于中世纪晚期，是在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西方传统批评的人文主义精神关怀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种理论形态。第一类，历史环境与作者传记型，主张作品中人物以及事件所处的时代，以及作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是理解文艺作品意义的关键，例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Taine， H.）关于种族、环境、时代构成文艺作品产生三原则的论断（丹纳，1986），即属于这种批评类型较早的体系化理论表述。第二类，道德教化型，强调作者的人格力量和艺术天赋，认为文艺作品的核心功能在于裁定并弘扬崇高的道德、启迪民众优雅的欣赏趣味，这类批评通常将特定的哲学观念延伸到文艺领域，所以往往表现为一种“正典”实践，例如英国评论家利维斯（Leavis， F. R.）即根据道德态度绘制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利维斯，2002）第三类传统批评同上述两类的显著差异在于，它将批评的重心调整为文艺作品与社会的关系，这类批评引入了社会结构因而转化为一种社会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为此类文艺批评提供了最雄厚的思想资源，相关批评通常强调社会存在独立于文艺作品，并且制约着作者和受众的接受，文艺作品是社会存在和个体意识辩证关系的对象化形式，批评活动应当提炼出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唤起变革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实践。
具体到当代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文艺批评的主导范式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主张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生活，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强调文艺从属于和服务于政治，以阶级性和倾向性为评价标准，典型形态是以表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轴的革命现实主义。进入80年代特别是“文化热”过程中，随着人道主义论争以及生命哲学、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想的译介，[1]文艺批评迅速释放出多元化和强劲的理论能量，例如，李泽厚在其“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或者“主体性实践哲学”基础上发展出的“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李泽厚，1994）；强调主体性和人的价值的“主体论”文艺思想（刘再复，1988）；强调主体性的新美学原则：“自我表现”论（孙绍振，1981；徐静亚，1983）；彻底同政治决裂，提倡文艺“非社会性”，主张文艺作品的本性在于审美（王蒙，1987；夏中义，1988）；等等。除此之外，几乎每一种哲学译介都卷起一股文艺批评思潮。西方文艺批评所沿袭的诸多人文主义价值范畴伴随这个被誉为“新启蒙”的过程，迅速地蚕食着传统反映论曾经主导的空间。
无论秉持何种批评视角，人文主义的精神关怀始终将人（类）价值和发展（历史）固定在视野中央，以创作或生产文艺作品的主体、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文艺作品同社会结构的关系为坐标而建构起作品的意义领域，于其中建立对文艺对象的阐释。文艺作品是跃动翻飞在历史河面的浪花，不仅折射出人（类）理性和灵性的光辉，而且，它作为特定的人（类）生产实践所创造的人（类）体验的对象化形式，中介性地展现出人（类）本质力量“现实”转化的发展过程。
“语言学转向”以来，特别是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之后，批评的历史地貌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结构主义批评范式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发展而成。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概述的，结构语言学强调“语言”构成一个系统，它通过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符号与其所指代的客体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表达意义。结构主义为文艺批评开辟了新的视角：把文艺作品视为符号系统，某种特定的表意逻辑影响和制约作品的意义秩序（通俗的说法是“结构”，但由于该术语涉及面广再加上使用混乱，反而干扰了准确表达和理解，所以这里将其具体化表述为“表意逻辑”）。结构主义批评范式即以此原则建构其方法。“文本”成为理论家们用以概括符号系统的术语，文本也因而成为变化的批评版图的新地标。
结构主义批评之革命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用“文本”驱逐了“作品”。在传统的批评视野里，文艺作品是沟通创作者与受众的媒介，它体现为复杂社会关系的凝结，构成人（类）经验或体验的对象化形式，主体性始终处于批评视野的中心。结构主义试图颠覆传统批评的前科学性质，使批评成为揭示普遍客观规律的科学。将文艺作品设定为文本是贯彻这种意图的重要行动，文艺作品通过文本范畴被视为文艺“事实”，批评的任务在于揭示文本的结构和表意逻辑，探究构成特定文本之文艺特性的抽象特征，例如“文学性”之于文学文本。因此，文艺作品不再被作为历史性、经验性实践的对象，不再依据主体性、人文主义原则建立相关的意义阐释，相反，文艺作品被作为科学研究的认识对象，文艺批评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文本研究，揭示其中制约意义生成的“表意逻辑”。与传统批评彰显浓烈的人文主义关怀的理解行动所求索的“意义”不同，经历结构主义革命以来的批评探求的“意义”已经“信息化”了，文本的意义不再向人文主义精神关怀敞开，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统计学或数学特性，“意义”的分量随“信息”的发掘而被评估。此间始终呼应着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基本观念，语言意义的条件就隐藏在语言自身，结构分析的任务恰恰在于将所隐藏的“条件”揭示出来。
由于阐释实践的对象范畴由文艺作品变成文本，批评的属性也随之从一种理解的艺术变成一种揭示表意逻辑的科学分析。结构主义革命和文本崛起，合力将批评从以人文主义为价值内核的普遍性文化一极，荡向受内部表意逻辑决定的自律性形式一极，文艺作品遂由人（类）感受和经验的对象化媒介转变文本。与此同时，表意逻辑或者结构法则对文本意义的绝对统治，彻底放逐了曾经经纬交织在文艺作品中体现社会存在的个性、创造力、历史想像以及社会心理等文化因素，代之以剥离了社会历史性的、激起桑塔格愤怒的“非人化”的自足秩序。哲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类）不可消逝的个体存在使所有企图取消主体性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主体”死亡的宣称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取消了“主体”，被结构主义的革命颠覆了普遍性的、踞中心地位的“主体”，沦落为在“结构”中获得的一个位置。总而言之，结构主义批评范式的科学主义姿态确立文本的本体论地位，文本被作为认识对象，意义也相应地从自我意识、主体性、社会、历史等诸多关系的张力中分离，最大限度地收缩到文本形式之中，变成通过批评——即意义科学——得以揭示的普遍结构。
二、结构主义对电视剧文本研究的理论注入
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特定符号所代表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因循习俗而固定下来，随着社会因素所导致的意义共同体的变迁，表意习俗也会产生变化，因此，对于语言的分析有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索绪尔，1999）。历时分析考察意义随社会文化变迁而产生的转换，而共时分析关注语言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此形成的普遍性语法结构，强调语言建构了人对社会实践的理解和识别方式。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C.）为沟通语言学和文化研究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传统上被作为社会现象的亲属关系的本质不在于基于血缘的联系，而仅仅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表意系统（列维－施特劳斯，2006：54-55）。于是，语言学这门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唯一能够以科学自称的社会科学”同以社会、文化为主题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相遇，语言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之间实现了一次能量转换，结构人类学就是人类学从获得启示的理论结晶。列维－斯特劳斯坚信比较和结构分析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揭示集体性质的文化和体现它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文化诉诸“集体意识”规定个人行为，“集体意识”可以被还原为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特定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所体现的普遍法则，这种普遍法则构成个体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结构主义可以破解个体心灵和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秘密，可以将其还原为某种能够科学认识的普遍法则。
另一个思想家罗兰巴特则把结构主义运用于大众文化批评。巴特的符号学方法视野没有集中共时性分析，而是将大众文化视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符号系统，一旦被植入社会关系语境，大众文化的符号系统也可成为理解社会变迁的形式。巴特将这类形式称为“神话”（myth）。神话作为大众文化的形式并非某种实质性的客体，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传播的体系，它是一种讯息”，或者更确切地表述为“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一种形式”（巴特，1999：167）。各种现象或客体通过神话方式被言说，也就分有了神话的形式，理解了神话便占有了“意义”。因此，认识神话便意味着揭示大众文化的结构或者普遍法则。然而，巴特没有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将神话引向无意识活动层次，而是在分析神话的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中概念（所指）对形式（能指）的促发作用基础上，为神话开辟了社会性和历史性维度。巴特指出，“将神话的概念与其意义结合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变形关系”（巴特，1999：181）。神话的真正意图在于从现实过渡到意识形态，把历史性的现实变形为普遍、永恒的“自然意向”。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文化的神话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构。巴特所建立的大众文化批评力图将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以揭示文本内部的结构和文本借以生成的具体社会语境如何共同促成了对文本主导意义的制造和接受。
再结合前文关于文本分析变迁的简要评述，我们逐渐接近到结构主义大众文化批评范式的理论旨趣。批评致力于探究文本的内部决定因素，寻求体现文本内部结构关系以及产生意义的普遍规则，文本中各部分之间的特定关系先验地规定和规范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模式，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由文本既定的范畴来感知和定义外部现象的。用“表意逻辑”来概括电视剧文本分析的题旨，即基于电视剧文本内部结构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它直接指向特定电视剧文本“所述说为何”以及“如何述说”这两个涉及其文本意义的本质性问题。电视剧文本分析主要围绕这两个核心提问展开。
依照结构主义批评立场，电视剧文本分析必须从传统批评依赖的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和心理学的纠葛中彻底摆脱出来，切断一切建立在主观性基础上不确定的“前科学”因素，而应当致力于在客观的“文本”及其形式基础上，建立一门旨在揭示文本意义的科学。电视剧之被作为“文本”，便表明它拥有某种自足的、整体性的和类似语言现象的结构。探究意义的科学要求电视剧的价值标准只能来自对电视剧文本的描述和评价，拒绝任何涉及创作情感以及观看感受之类主观因素，尽管承认电视剧作为文艺作品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体，但真正影响电视剧的意义——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所述说为何”和“如何述说”——的因素是形式，即电视剧如何构成一个整体文本，以及文本内部各部分之间关系如何，才是意义的原生土壤。依据传统批评立场，电视剧在审美实践中更多地被当作再现、表现或者反映的形式，始终有某种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或隐或显地保持在场，观看电视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种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在同观看者交往互动的过程，电视剧也因此而被接受为综合了创作者、生产者、接受者等诸多社会关系以及历史关系的文艺客体。而结构主义批评范式则赋予文本以“本体论”地位，电视剧的审美实践被等价于意义的科学，电视剧也相应地被视为对虚构事件（故事）的客观性叙述方式，它根除了充任叙述者的任何形式的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虚构事件（故事）透过文本言说自己，事件的影像序列裸露在时间之中。
结构主义催生的“意义科学”的根本关注，就是要在众多不同的电视剧文本之下探掘某些普遍的结构，特定电视剧文本的意义原生于这种普遍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文本的意义即结构，它在本质上反对主体能动性。又由于结构主义批评强调文本形式，故也常常被冠以形式主义批评。伊格尔顿（Eagleton， T.）指出，结构主义批评的唯一结果是个人主体“离开中心”，不再被视为意义的源头和终点（伊格尔顿，2006：101）。那么，结构主义如何将个体观看过程中随机的心理反应纳入这种意义科学呢？除了文本的“本体论”地位保证其独立、整体存在这个前设因素外，艾略特（Eliot， T. S.）和瑞恰兹（Richards， I. A.）的思想提供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案。在艾略特眼里，文学创作者并非有待表达的“个性”的拥有者，作品自然也不是其“个性”的客体，相反，作者不过充当了一种特殊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许多印象和经验，用奇特的和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文学作品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文学作品一旦完成，便成为整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了（艾略特，1994）。瑞恰兹依据心理学将“意义”规定为，受到一种新的刺激引起的感觉而产生的影响所决定的人的反应特性（瑞恰兹，1988：287-303）。意义随着反应的特性而发展为从简单到复杂的等级，瑞恰兹把它们归于“思维”范畴，而“所有的思维，从低级的思维直至最高级的思维，不管它的发展程度如何，都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同上）。这个思维的等级便构成特定表意形式的意义“语境”。瑞恰兹的“语境”不仅包括传统上历时性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特别引入了共时性的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意义包括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部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群相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会对相同的文艺作品得出迥异的感受，原因在于语境而不关涉主体。
根据美国“新批评”理论家布鲁克斯（Brooks， C.）的归纳（布鲁克斯，1988），结构主义或者形式主义的文本批评往往遵循两个基本假设：其一，只有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才能算作作者的意图；其二，以“理想读者”为基准研究文本的结构。艾略特和瑞恰兹的理念局部转化在此二假设当中。一方面，这种态度延续了艾略特对作品的强调，但柔化了艾略特对个性的排斥，在严格限于作品本身范围内承认作者的个性，也就是在作品中实现了的作者意图；另一方面，将瑞恰兹关于语境和意义的论证作为“理想读者”的理论基座，尽管布鲁克斯本人也不承认有“理想读者”存在，[2]但他据此坚持确认了通过具体和特殊能够达到普遍和一般，此即“理想读者”隐喻的精髓所在。在上述观念的夹击之下，对主体性的剥夺进一步扩展到文艺作品的“外部”，从创作到接受的社会领域。更确切地说，个体观看电视剧而被唤起的感受，同任何印象主义的体验毫无关联，相反，人们的意义体验被转译为特定表意秩序的产物。
三、电视剧文本分析的三种基本方法
（一）符号学分析（semiotic analysis）
具体到电视剧文本分析，最具针对性的方法首先当推符号学分析。符号学分析最基本的思维范畴是揭示文本中隐藏的二元对立结构，它出现在文本中，规范着我们对现象的认知。因此，在文本中寻找对立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具体表达物和替代物，成为符号学分析的基本环节。从符号学分析的视角来看，大众文化文本充满了各种二元对立的范畴，比如自然／文化，男性／女性，高尚／卑鄙，美丽／丑陋，爱国主义／崇洋媚外，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独立／依赖等等，而这些或具体或抽象的价值范畴是由人物、场景、行为、服装、道具等各种虚构工具在不同的组合方式和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文本外的和变迁的社会历史也对文本内部对立范畴的特定表达方式施加了压力，因为文本要达到传播的目的，其言说方式就要得到使用和解读它意义的社会共同体的认可。
我们以城市与乡村这对普遍存在于电视剧文本中的二元对立略作说明。早期中国电影中乡村与城市的对立经常通过淳朴高尚的女性和堕落自私的女性之间的对比表现出来，两者的冲突表现出那时的中国社会对作为异质和破坏力量的城市的怀疑与不满。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电视剧作品中，城市和农村的对比仍旧是频繁出现的主题，但这一次代表城市价值观的通常是勇敢、智慧、独立的个体，而代表农村的人物即便没有过多负面的特质，也已经丧失了传统文化和革命史叙事中建构起来的稳定的、独特的价值底座。及至市场化、全球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以来，在电视剧的“现实”言说中，农村遭遇了更加系统的“符号消灭”，被排挤到电视剧言说边缘的亘古荒原，被烙上悖于现代化、否定的道德指涉，如果说还残留了些许表意价值的话，那也只剩下对城市的模仿、向往以及因此反衬出城市的光晕。
（二）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
叙事就是故事，而故事讲述的是在人、动物、物体、想象中的生命形式等身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故事中包括一系列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因此，单个的场景不是叙事，但是当其被放置在一个时间链条之中，它就成了叙事的一环，将多个场景或事件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有前因后果的整体（伯格，2000：5）。叙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叙事段落认识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和自我在其中的位置。理查森（Richardson， L.）认为，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它“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人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Richardson ，1990：116-135）。
电视剧文本尤其依靠既定的、被一个意义共同体中的个体所熟知的叙事模式组织人们的认知框架。电视剧的叙事不仅将人物、事件之类现实元素戏剧化构成遵循或者包含内在秩序的特定故事，而且它的叙事也可能通过观看而转化成为现实中事件之间关系上的潜在多样性的主观边界。由叙事所框定的选择就成为人们认可的、“应该”发生的事件。而被各类流行叙事模式所排除的可能性，比如“英雄”并没有得到美女、白雪公主没有复活、下岗工人也无法找回工作和尊严，就成为意识形态机制遮蔽和掩盖的那部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叙事工具特定的使用方式，比如说利用叙事来合理化既有的社会秩序，通过叙事使人们“理解”和“认可”，而不是“怀疑”和“恐惧”被模拟的社会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意识形态运作的一个部分。而这时的叙事也就成了罗兰巴特所说的“神话”。与叙事一样，“神话”不是特定的内容，而是将内容组织起来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功能在于给“历史性的现实”一个“自然化的意象”，使“偶然性”显得“不朽”（巴特，1999：202）。也就是说，神话式的叙事规定了什么是“可能的”、“正常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不正常的”现实，从而为人们感知和解释社会变迁的方式设置了意识形态的边界。由此我们具体地把握到电视剧文本语言性的方面，它的叙事构成一种特定的“现实”言说形式，和其他叙述言说一样，电视剧也发挥着语言性的社会设置功能，诉诸“词”与“物”的辩证测绘和标定“现实”的界限。
（三）类型分析（genre analysis）
如果说叙事理论旨在从电视剧文本中寻找普遍的结构因素，那么类型分析则建立在对商业化文本为了符合工业流水线生产模式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手段的总结、分析之上。所谓类型，是指在媒介生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被认可的模式，某种媒介的内容能够根据类型来分类。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类型被定义为“具有联想关系的公认套路，某种特定媒介（电影、电视、写作）的全部作品都被分门别类地纳入其中”（费斯克，2004：117）。类型的形成与商业体制理性化其生产过程和规范受众的消费行为的努力密不可分。受众通过寻找熟悉的、不断出现的因素，以获得满足预期的快感，而文本生产者也可以根据既定的模式来安排新产品的生产。因此，类型是在行业、文本和主体之间流通的关于导向、预期和成规的系统（Neale，1980）。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类型之所以兴盛于商业化的文化工业中，是因为它满足了商业体制规范生产、控制市场、降低风险的需要。而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来看，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而又高度模式化的商业文本在维持一个社会既有的“常识”观念、主流的信仰和价值观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类型利用熟悉的、确定无误的代码减少了受众的认知困难，从而强加给人们一种先期阅读（Altman，1987）。正如费斯克（Fiske， J.）所说的，“类型片清楚地告诉观众它可以预见的愉悦范围，从而规范、激起对相似文本的记忆和期望”（Fiske，1987）。这就是说，一个新的媒介文本如果是类型片，那么它很可能和已有的结构是一致的。这个文本传递给观众的是公认的、可识别的和受控制的愉悦。因此，类型加入了将特定现实“自然化”的意识形态运作，限制了社会及其变迁可以被感知和理解的方式。
中国的电视媒体正处于产业化的初期阶段，电视剧的类型化实践和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传统。就现状而言，中国的电视剧基本上处于前类型阶段，依赖简单模仿、灵感、偶然性、个体能力等非类型化的运作模式还大量存在。当然在上述挪用和运作过程中也会产生某些固定下来的电视剧生产模式，成为中国电视剧类型化运作的基础。除了借鉴西方市场化传媒的运作经验，中国本土的媒体政策、文化传统与消费模式都影响了中国电视剧类型化生产的发展模式和状况。
类型的概念对电视剧的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类型作为分类体系的形成是电视剧适应市场需求和减少不确定性努力的结果，完善的类型能够为电视剧生产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模式和调动资源的方式，因此它本身即体现出市场的资源配置效能。同时，受众通常根据他们对类型的认知和消费习惯，从大量涌现在荧屏的电视剧产品中做出选择，消费者对电视剧的预期很大程度上来自关于类型的有意识或潜在的知识，而电视剧是否符合这种预期亦构成观看者快感和愉悦的重要来源。因此，类型不是划分电视剧文本的静态模式，而是连接生产者、文本与消费行为的关于导向、预期和成规的动态系统。对于媒介研究和批评者来说，电视剧的类型化运作使得其文本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式化和固定化，逐渐形成特定内容表达所服从的既定规则，类型化的电视剧产品很少挑战社会的主流观念，成为维持社会“常识”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类型的学术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剖析在市场化条件下，电视剧作为商业化的文本生产，它在工业化的生产操作以及与广告相配合的“时段占领”和“受众群辨认”过程中，如何形成了极为模式化的制作规则；另一方面，从类型生成史的角度分析电视剧文本，能为我们提供其他分析方法所欠缺的有关社会经济关系如何渗入通俗文本生产过程的洞见，还可以为考察社会心态、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的稳定性和变迁提供有益的视角。一旦触及这些问题，电视剧文本类型分析便过渡到电视剧文本（文化）社会学领域，相应的研究也转化为电视剧文本类型社会学。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归纳出电视剧文本分析的基本原理，即认为电视剧是一种影像表意活动，影像本身又作为物质现实的表象，电视剧可以恰当地把握为基于“现实”的一种特殊的符号活动，电视剧文本即符号化的客体，电视剧和“现实”之间体现为类似索绪尔语言学所划分的“语言（language）／言语（parole）”的关系。具体说来，“现实”属于外在于个体的、社会性的、由稳定的规则构成的系统或者深层结构（语言），而“电视剧”则构成以“现实”这个语言系统或者深层结构为先决条件的具体言说方式（言语），电视剧言语必须遵循“现实”语言的规则，揭示这种规则的过程也就是认识电视剧文本意义的过程。
[注释]
[1]文艺界的人道主义论争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文革”结束后以及“文化热”过程中达到高潮，甚至成为一场卷入整个文化界的论争，主题集中在关于人性的认识以及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2]伊格尔顿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专门批判了结构主义的“理想读者”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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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Neale， S.（1980）.Genr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虽然计算机设计的初衷是缘于数值计算，但是英国数学家图灵（a.m.turing）在《机器能思维吗？》(1950)一文中已经预见到计算机和自然语言将结下不解之缘，并且提出检验计算机智能的最好方法就是对语言信息的处理能力。1977年，费根鲍姆（feigenbaum）提出知识工程，计算机信息处理出现了从“数据世界”向“知识世界”的转移趋势。知识世界的载体是语言符号系统，语言信息处理的需求促使语言研究过程和语言研究成果的技术化趋势日益明显，当代语言学已凸显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的二分互补格局，由此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系建设发展规划》（2001年2月）中提出“语言科技”的新思维。“语言科学”主要指基础性的描写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语言技术”主要指面向信息处理的应用语言学或计算语言学，其研究任务可划分为“文本处理技术”和“语言模拟技术”。简而言之，语言文本处理技术是通过编辑和编程，将印刷文本转化为可供计算机使用的电子文本的技术。语言系统模拟（simulation）或者语言能力仿真（emulation）技术是通过算法和编程，将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输入计算机的技术。获得语言能力的计算机可以实现“人—机对话”而成为名实相符的“电脑”。为研制智能机服务的“语言系统模拟”，可比喻为“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和“语言能力移植工程”。强调语言研究的技术化，并非忽视传统语言学研究存在技术性的一面，例如实验语音学和方言语音调查等。之所以以往未能突出语言研究的技术化，其原因在于——除语音研究可借助声学技术设备以外——语言研究的绝大多数领域还一直没有相应的实验性技术设备。
虽然当代语言学家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转向计算语言学研究，但具有一定的语言信息处理意识却非常必要。早在1964年11月，美国科学院语言自动处理咨询委员会就在《语言与机器》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机器翻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semanticbarrier（义障）。然而这一警告，除了致使机器翻译研究热的暂时消退以外，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的足够重视。1982年，日本制订了一个为期10年面向ai（人工智能）的“第五代计算机”即智能机的研制计划，其中包括自然语言处理装置。1992年结束时，只部分达到了预定目标。随后又公布了另一个为期10年的“真实世界计算机（rwc）计划”即“新信息处理技术计划”。（许万增1996，p.61－62）据说，90年代后期日本不得不宣布暂停研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穿过语言研究的“瓶颈”。自然语言处理装置的任务无法实现，计算机谈何“真实世界”或“人工智能”。时至今日，这一“义障”仍然没有跨越。在《新世纪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科技趋势》（新华社北京2000年12月30日电）的报道中，列出21世纪的“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和“信息技术领域”，并分别提出来“探索意识、思维活动的本质”和“计算机向智能化方向发展”的任务，然而没有语言科技领域的合作——关键是认知语义结构网络研究的根本性突破——则不可能实现。
无论从手段还是就目标，对准自然语言处理的当代语言学研究，其性质都应界定为“语言科技”。“语言科技”的内涵是以理论研究为指导，以描写研究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枢纽，促使语言研究向计算机应用、数学、认知科学和现代教育技术领域延伸，沟通文理工相关学科以实现语言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技术化；“语言科技”的外延表现为语言工程科技、语言教育科技和语言研究科技。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相结合的“语言工程科技”，研究领域是“人—机对话”，其目标主要是自然语言能力的模拟。语言学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的“语言教育科技”，研究领域是“人—人对话”，其主要目标是实现语言教育的多媒体和网络化。“语言研究科技”是将语言研究活动与计算机工具相结合，其主要目标是实现语言学自身的计算机化，包括语料库、词库和句库的研制，语言研究的分析性、统计性、比较性和实验性软件的开发等。这一新思维既突出了当代科技发展所要求的“语言学的技术化”，又体现了以语言学为本而沟通文理工相关学科的研究旨趣。
二、计算语言学的界定要突出技术性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理论方法交叉渗透而形成诸多边缘语言学的同时，语言学与计算机结合的趋势开始出现。1954年，在美国乔治敦大学所进行的世界上首次机器翻译试验，标志着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已经起步。在这一研究领域，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角或知识结构，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名称术语，如“语言工程”、“语言工程学”、“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工科视角）、“语言信息处理”（信息学视角）、“数理语言学”（数学视角）等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计算机和语言学的结合逐步深入到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包括计算语音学、计算词汇学、计算语法学、计算语义学等分支学科在内的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linguistics）。其中“计算语音学”等名词，虽然计算语言学界没人提过，因为已经存在着“言语识别”、“言语合成”等计算机应用专业术语，但是从“语言工程学”到“计算语言学”的术语演变中，透露出“语言学立场”在这门交叉学科中的日益强化。虽然目前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已经可以满足语言信息处理的技术要求，但是之所以“人—机对话”尚未实现，其“瓶颈”就在于现有的语言研究成果无法满足计算机处理的要求。归根结底，语言信息处理的最终目标就是“计算机模拟语言能力工程”或“语言能力移植计算机工程”。探索语言能力的性质和描写语言系统的结构，这些艰巨性工作还得由语言学家先来完成。语言信息处理或计算语言学务必以语言学为本而以计算机为用。语言学家必须具备“数字化”意识，了解计算机需要怎样的语言描写成果，然后才可能将研究目标对准语言工程。
迄今为止，正如许多发展中学科一样，“计算语言学”的定义尚无一致认定，归纳起来盖有四种观点（侯敏1999，p.2—p.6）：
第一种，计算语言学是以计算机为工具研究语言学。侯敏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在使用工具方面都是自由的，使用不同工具研究一个学科会带来不同特点，但不因为使用了新工具就产生了新学科。虽然并不排除新工具的使用没有导致新学科的产生，但同样不能否认工具的变革有可能带来学科体系的革命，以致于产生新的分支或交叉学科。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建立，无疑得益于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应用，前者打开了人类认知的宏观世界之门，后者打开了人类认知的微观世界之门。望远镜和显微镜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工具”，而是人类认知方式的巨大变革，从而引起了天文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革命，产生了一系列新学科。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使用新的工具或新认知方式。如果仅仅利用计算机做语言研究的统计工具，也许不会产生新的分支学科，但是利用计算机作为语音分析和合成的工具，则形成了计算语音学。
第二种，计算语言学是把语言学成果应用于计算机。侯敏认为，计算机的应用领域几乎没有限度，什么学科的成果都可以在计算机上应用，因此在计算机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足以建立新学科。问题不在于在什么学科的成果能在计算机上应用，而在于在计算机上所应用的成果的性质。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迥然不同，语言学科的研究对象——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符号系统和知识载体，因此面向信息处理的语言成果应用于计算机足以建立新的学科。以往的语言学研究是面向人际交流，而计算语言学研究是面向人机交流，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版权所有
第三种，计算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中的可计算问题。侯敏认为，虽然利用可计算理论研究语言符号是建立了一个新学科，但是这种说法偏于保守，没有把计算语言学推进语言学发展的作用充分体现出来。问题在于面向信息处理的计算语言学研究，其显著特点就是语言的可计算性。“推进语言学发展的作用”这不是计算语言学的定义，强调“研究语言中的可计算问题”未必保守，反而突出了计算语言学的显著特点。
第四种，计算语言学是建立基于计算机科学理论的语言学理论。侯敏认为，把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引进语言学领域，不但可以产生许多应用性课题，而且能够促使研究者从新的角度观察语言学，建立与传统语言学不同的理论。因此计算语言学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科学理论所建立的语言学理论。问题在于：一方面计算语言学需要理论但本质上不是一门理论科学，同时并非所有的计算语言学家都乐意或适合从事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计算语言学的应用性质决定了研究成果的技术性特征，而绝大多数人可能更适合于——实际上也更需要——语言信息处理的技术性研究。
第一种和第二种是欧洲流行的广义定义，主张计算语言学是计算机和语言学的交叉，第三种和第四种是盛行于美国的狭义定义，主张计算语言学是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学的交叉。也就是说，前者仅仅把计算机当成语言学研究中的一种新工具应用，而后者强调计算机学科的要求和理论对语言学的影响。陈小荷（2001）认为，计算语言学就是以计算机为手段来研究自然语言，较严格的定义是“通过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来处理自然语言的一门科学”。要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来处理自然语言，首先要完成适合于计算机使用的自然语言系统的描写。这一面向“人—机对话”的机用语言系统，与以往面向“人—人对话”的日常语法系统不同。因此机用语言系统的描写应当纳入计算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即完成了“机用语言系统”以后，才能“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使计算机获得自然语言能力。综上所论，计算语言学可以定义为——利用计算机作为工具研究语言、研究机用自然语言系统、研究语言系统或语言能力的计算性，同时建构基于计算机应用、数学模型、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基础之上的语言理论的新学科。姑且图示如下：
工具性：利用计算机研究语言
计算语言学描写性：研究机用自然语言系统
技术性：研究语言系统的计算性
理论性：建构新的语言学理论
虽然计算语言学的关键任务是研究人机之间的语言交际问题，即“如何教计算机学会说话”。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研究语言系统或语言能力的可计算性和利用计算机工具来研究语言是相通的，只是前者探索的是适合于人－机对话的语言能力，而后者讨论的是适合于人－人对话的语言规则。
依据目前的语言研究成果和信息处理技术路线，计算语言学包括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陈小荷2001）应用基础研究指语言处理的基本技术研究。现阶段的主要进展是：1．自动分词技术：这是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的第一步。目前汉语书面语自动分词的正确率达到95%以上。2．词语特征标注技术：现阶段的词语特征包括词性和义项，这是句法结构理解的基础。两种标注可采用相似的计算模型但后者要复杂得多，目前尚无大规模的实验结果报道。3．语句分析技术：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是自然语言理解的关键技术，目前分析真实文本句子的正确率仅在40%左右。4．语料库建设技术：语料库是为特定目的而收集的言语作品集，包括语料处理和检索。研究语句分析需要存放句法分析树的“树库”，但目前的汉语语料库加工程度较低，所建立的树库很少且规模不大。5．语言知识库建设技术：语言知识包括词汇知识、语法知识和语义知识等，事实性和规则性知识分别放在机读词典和规则库中。语句分析技术之所以不能取得突破，主要原因就是目前尚无适合于中文信息处理的大规模语言知识库。
应用研究指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工具的研制。现阶段的热点主要有：1．机器翻译工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机器翻译的质量仍然令人失望。现在通行的是有限范围翻译和机器辅助翻译。2．自动文摘工具：微软公司的词处理器word有用于英语的文摘功能，哈工大研制的hit-863i型中文自动文摘系统可按用户设定的比例压缩原文。3．自动校对工具：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误报率过高，并且深层错误难以发现。4．信息检索工具：有主题词检索、全文检索两种。前者需要预先有一个主题词表；后者任意字符串都可成为检索对象。另外从语料库中自动获取各种知识的“信息抽取”在线工具的研究刚刚兴起。5．言语识别和言语合成工具：言语识别（或语音识别）可分为词语识别（计算机口语命令）、有限词汇识别（电话订票）和无限词汇识别（将成段说话转为文字）。言语合成（或语音合成）指用计算机将书面语转换为口语即“文语转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断词不当且语调刻板，仿真度亟待提高。
然而，如果以为应用性特征明显的计算语言学仅仅是技术，则未免失之于偏颇。计算语言学有着相应的理论研究，大致包括人工智能理论（含计算模型理论。目前的人工智能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人工体能、人工技能。在语言能力移植电脑过程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前，还谈不上真正的人工智能）和语言学理论两个方面。例如计算机如何或是否可以模拟人脑和语言能力，如何寻找合适的语言计算模型等，就是计算语言学家特别关心的理论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对自然语言本质属性的重新认定、面向信息处理的机用语法学理论、语言系统与数学模型的关系、语言结构和数理逻辑的关系、语言符号的数字化可能性及其局限性、语言的异质性和受限性或语域理论、元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问题。总体而言，一方面，由于牵涉的学科太多，计算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另一方面，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的计算语言学不容过多地沉醉于理论探索。计算语言学的强大发展动力植根于鲜明的应用性，必须通过实践推动理论探索。
三、语言系统的计算机模式化要求
从语言学家的立场出发，语言系统的计算机模式化要求，就是要了解计算机需要怎样的语言描写成果，传统语言学（此处指非面向语言信息处理的语言学）的研究是经验描写解释型，而计算语言学的研究是实验操作技术型，自然语言系统要能进行操作技术化处理，首先必须实现语言的计算机模式化。冯志伟（1999，p.215）认为自然语言处理一般应经过三个过程：1.形式化，将所研究的自然语言问题以一定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2.算法化，把自然语言的数学形式转换为算法形式；3.程序化，根据自然语言的算法形式编写计算机程序。侯敏(1999，p.30)认为语言系统的形式化或计算机模式化必须满足三个要求：1.高度抽象化，即从语言现象中抽象出一般规则；2.元语言的形式化，即采取形式逻辑、数学公式、程序语言等形式语言作为元语言；3.运用过程的严密化，即运用过程必须具有数学与逻辑的严密性。
袁毓林(1993)认为形式语言至少具有三个特点：基本单元的明确性、基本运算和基本关系的明确性、运算优先级别的明确性，但是自然语言在这三方面皆不明确。具体而言，1.语法范畴的边界不明，例如语素、词和词组之间、词类之间的界限不明；2.结构关系难以定义，通常所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动宾等往往很难明确界定；3.层次关系不外显，人们通常根据语感和语境等来识别结构层次。侯敏(1999，p.36—40)不赞同这种分析，针锋相对地提出：1.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或应用目的来确立词项或划分词类；2.结构关系分析需要深入到语义平面；3.形式语法已经给出了体现层次的结构树，在分析歧义结构中可加入语义限制，至于有些连人都解决不了的层次歧义结构也不必要求计算机解决。侯敏的观点是“理论追求的是完美，工程追求的是适用”，避开理论困难而采取工程方法，可以建立一个语言分析的近似模型。
所谓“语法范畴的边界不明”，主要是因为这些“范畴”的设置从某种程度上肢解了语言事实；所谓“结构关系难以定义”，主要是因为这些“结构”难以反映语言的本质结构；而所谓“层次关系不外显”，恰恰是语言结构的特点之一。这些探索和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三个根本性的问题：1.汉语结构语法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些困扰，不仅是套用西方语法学框架框范汉语事实所产生的龃龉，而且也是语形语法学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问题。几千年来的西方语形语法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人脑在发育过程中逐步自建构了与认知能力协同发展的语义结构网络，为语形语法规则提供了语义选择清单与路径。虽然这些语形语法规则在人际交流中可以使用，但是在语言能力的计算机移植中却顿时陷入困境，因为计算机不存在语义网络结构的自建构功能，缺少语义激活路径。根据语形语法规则，计算机造出来的符合自然语句标准的概率极低，多为与对象世界不存在一致性的随机词语串。2.计算语言学所要求的自然语言的形式化，是基于计算机运算模式的语言研究成果。移植进计算机的“定域受限语言系统”和自然语言系统并不完全相等，严格说来，只是一种接近自然语言的计算机模式化符号系统。3.计算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必须建立在语言的本质共性语义性和和计算机数字化运算模式的基础之上。如果对人类语言的认知语义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依然安居于语形语法窠臼而迟迟未能建构语义结构网络，语言信息处理的目标则不可能实现。
中国信息科学界有一种看法，计算机对于形态结构的印欧语言处理具有良好的支撑能力，而对中文信息处理则不然（陈力为2000）。之所以计算机对印欧语文信息处理具有良好的支撑能力，是因为印欧语文结构类型便于建立计算机处理模型。从历史上来看，谷登堡印刷术和打字机键盘都是基于字母的简约性而发明的。一方面，字母系统的符号简约性便于进行数据化处理，汉字符号的繁复性难以进行数据化处理；另一方面，印欧语的形态变化为形式化提供了识别标志，而汉语的孤立结构却没有明显的标志。依据现在的计算机处理模型，汉字的繁复性和汉语的非形态性必然导致中文信息处理中存在一些特殊问题：1.中文信息处理的第一个“瓶颈”。汉语的常用汉字数量繁多，汉字需要解决键盘输入、内部代码、汉字识别和显示、程序语言的数据类型、数据库的排序和检索等一系列问题。2.中文信息处理的第二个“瓶颈”。印欧书面语采取词分写形式，而汉语书面语采取单字连写形式。由于采用西方词法学框架，因此必须研制自动分词技术。假定考虑以“字”和“字义块”等作为汉语的结构单位，自动分词技术将相应改为“字义块”切分技术。3.印欧语的同音词较少，而汉语的同音字较多，同义词和量词也十分丰富，这些都给中文信息处理带来必须解决的难题。4.印欧语可以借助实词的形态变化即在词法层面上进行处理，汉语只有在句法和语义层面上进行处理，需要把语序和虚字的语法信息归纳出来再让计算机掌握。5.印欧语的句子结构是以动词性词语为核心的“主—谓”结构，而汉语的句子结构是以体词性词语为核心的“话题—说明”结构。印欧语的句子结构划一而句界分明，汉语的句子结构多样、成分缺省并且前后句义缠绵。
如果说语言系统是一座“冰山”，那么以上这些语言信息处理中遇到的难题还都是语言系统浮在海水上面的那一小部分，真正的障碍是隐没在海水下面的那一大部分。无论哪一种结构类型的自然语言系统的计算机模拟，包括形态语言，迟早会无可避免地碰撞上坚硬实在而又难以捉摸的“语义结构”。语言研究需要敢于在冰海下持续探索“语义结构”的潜水员。从自然语言系统来说，要让计算机理解语言通常认为必须使电脑能够解决三个问题：1．消除自然语言的一词多义；2．揭示自然语言的潜在意义；3．掌握自然语言的联想推理。这些问题都离不开语义分析，而语义分析技术尚处于探索阶段。（侯敏1999，p.247）对于第一个问题，一词多义可给出不同义项的清单。对于第二个问题，给出每一义项的显性和潜性语义特征清单。对于第三个问题，给出义项或义场之间的语义关联模式。由此可见，必须在以往的经验语感法和先验演绎法基础上，引进实验归纳法和结构优化法，消除语义“泥潭”情结，潜心于冰海中的语义“冰山”，才能逐步建构造语义结构网络。
就世界各种语言来说，语言的计算机理解的深层次难点可能还在于：1．至今尚未揭示出人类理解语言的机制，计算机只能局部模拟自然语言理解的某些简单过程；2．至今尚未完成人类理解语言所凭借的知识系统，建立人类进行语言表达的完整理论，计算机尚无从掌握人类语言的知识系统以及语言表达机制；3．至今尚未对人类语言所兼具的规则性和离散性、精确性和模糊性做出定量和定性的系统分析，计算机尚无从掌握语言系统的复杂性和语言使用的随机性。(傅永和1999，p.238—239)既然语言的理解和表达是一个以知识系统为基础的综合，因此语言系统的计算机模拟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特别需要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和认知科学以及百科知识学者的合作。与侧重于面对自然人语言学习的语形语法学不同，如果面向语言信息处理，那么就需要以计算机智能模式来重新确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
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计算语言学理论基础，目前主要有基于语言规则性的理性主义理论（即先验主义）和基于语言随机性的经验主义理论。依据理性主义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有：短语结构语法（psg）、扩充转移网络（atn）、配价语法（vg）、格语法（cg）、范畴语法（cg）、概念从属理论（cd）、多叉多标记树形图分析法（mmt）、词汇功能语法（lfg）和蒙塔古语法（mg）等。这些理论和方法，因为从“理性”出发，因此不可能反映以感受性为基础的自然语言的真实面貌，其缺失已经日益明显。为了克服理性主义理论的不足，采取经验主义理论处理大规模真实文本的语料库语言学应运而生。在收集语言资源或建立语料库的基础上，运用统计方法进行语言信息处理，语言交际过程的随机性由此得到关注。面对传统语形语法学对自然语言过程的不相适应和语义研究的复杂性，甚至有人尝试撇开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以借助语料库逐步实现自然语言系统模拟。虽然借助语料库可以解决语言信息处理的一些问题，但是仅仅依赖语料库实现自然语言系统模拟注定此路不通。因为自然语言不是一个语料仓库，而是一个语义和语形复合性结构系统。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必须意识到：语言信息处理中所处理的是定域受限语言。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既不应是纯粹基于语言规则性的理性主义，也不应是完全依赖语言随机性的经验主义，而应是突出语言受限性的实验主义。世界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经验科学到先验科学的漫长过程，计算机的发明必将促使当代语言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强调计算语言学的实验主义，并非一概否定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是要在实验主义的基础上运用理性和经验的理论方法。
自然语言处理的语言理论，目前主要有基于语形的语言理解系统和基于语义的语言理解系统。前者是以语形语法研究的成果为出发点，从句法形式入手；后者是以语义研究的成果为出发点，从语义关系入手。两种理解系统在文本输入、预处理和自动分词等早期环节上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基于语形的理解系统先进行词法和句法分析，后进行语义和语用分析，基于语义的理解系统先进行语义分析和语义结构生成，后进行目标语的形式组合。生成语义学认为句子的句法特点取决于语义，语义部分才具有生成能力。认知语义学把意义看作一个植根于知识网络和信仰系统中的认知结构，理解一个语言形式的意义必须激发相关认知领域中的其他认知结构。既然语形结构只是语义结构的表层投影，既然基于语义的理解系统才符合语言的生成机制，既然语义处理才是语言信息处理的关键，那么只有基于语义的理解系统才能满足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
李葆嘉：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下）
四、人脑语言和电脑语言的性质异同
根据与“人脑语言学”的对应关系，计算语言学也可以称之为“电脑语言学”。从人脑角度出发，电脑语言学的研究是将人脑语言系统移植电脑工具的电子工程；从电脑角度出发，电脑语言学是电脑程序模拟人脑语言能力的仿生工程。
不管是系统移植还是能力仿生，首先必须认识到人脑和电脑的异同。1.构造机制的不同：人脑是生物神经系统，具有生物认知机制，而电脑是电子计算系统，具有电子运算程序。2.伴随情感的有无：人脑具有驱动感觉、思维和表达进行的情感性，而电脑只具有执行程序运算的机械性。3.经验基础的有无：人脑具有以感受性为特征的经验基础以及知识系统，而电脑即使配备了一定的知识背景，也不可能具有人脑一样的认知经验基础。4.认知理性的异同：人脑的感受和认知可以区别为非语言层次和语言符号层次，非语言层次包括直觉和感觉，语言符号层次包括知觉（游移性印象）、象觉（清晰性意象）和统觉（逻辑性抽象）。电脑的认知理性只能够定位于语言符号的象觉和统觉层次，难以具备丰富的认知层级系统。5.交流对象的异同：人脑的交流对象分别为对象世界和人际关系之间，具有交流的二重性；而电脑的交流对象只有执行程序的人或“人—机对话”的一重性，所谓“机—机对话”的实质仍然是“人—机对话”的连网，互联网交流仍然是执行者之间的交流。由于计算机永远不可能直接认知人所面对的对象世界，必须以人类的认知为中介，因此计算机永远不可能超越人类的智慧，计算机统治人类世界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忧。
其次，必须认识人脑语言系统和电脑语言系统的差别。人脑语法或自然语言法则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具有随机性、规约性、类推性和耗散性特点；而电脑语法或机用语言法则只是自然语法的再抽象化和再规范化，具有受限性、是否性、程序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即使将来研究出适合于语言信息处理的机用语法，也不等同于自然语法。电脑所能获得的语言能力，只是自然语言的一部分或有限语言能力。因此，移植进电脑的语言系统必须进行界定：1.定域化语言：因为人脑语言是一个可以分为不同语域的复合性层级系统，所以必须首先确定电脑语言与人脑语言的对应层级，最佳选择就是规范性的日常语域。2.受限化语言：只能采取有限网络模式，才能将自然语言裁剪成适合计算机运算模式的机用语言。3.形式化语言：必须将定域受限语言的语义结构和语形规则分别形式化。4.算法化语言：借助一定的数学模型，将形式化语义和语形系统数字化。5.编程化语言：依据一定的程序语言，将数字化语义和语形系统编程化。
语言信息处理的目标，就是在受限性语言层面上逐步实现人—机对话。归根结底，自然语法≠电脑语法，电脑语言系统是通过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进行处理的定域自然语言系统。电脑的运算速度可以远远超过人脑的思维速度，但是电脑不可能具备人的能动性认知行为。语形语法学面对是人—人对话，人们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建立在认知能力之上的语义结构网络，为语形语法规则提供了一份语义可选性清单。语言信息处理面对的是人—机对话，而语言“白板”的计算机并不具备这份语义可选性清单。语形语法规则，在教计算机如何说话的过程中顿时陷入困境。几千年来的西方语法学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全赖人们具有基于认知能力的语义结构网络的自建构功能。反之，正是这一语义结构网络的存在，致使以往的语言学家误以为语形语法就是语法的全部或主要，而将语义结构法则长期放逐出语法学领域。
自然语言系统的计算机处理对西方具有两千多年传统的语形语法学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也为东西方语言学的合流带来了新的契机。回顾20世纪东西方语言学合流的历程，之所以出现西方语法学框架和汉语事实的错位，是因为合流基点的选择陷入误区。西语具有丰富的语形结构（这里指形态变化）而汉语基本没有（汉语主要依靠语序、虚词、韵律和语气，另外对语境或语用具有极大依赖性）。选择建立在形态变化基础上的西方语法学框架作为合流的基点，必然导致这一过程的曲折。反思的结果显示，东西方语言学合流的基点应当是建立在人类语言所共有的语义结构基础上的语义语法学理论。随着对语言能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语言信息处理对传统语言学的挑战，传统语义研究在新的形势下得以复活。随着世界语言学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从语形研究向语义研究的转移，东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合流将在新的基点上逐步实现。
五、面向语言系统模拟的语义语法学
尽管乔姆斯基理论认识到语言形式化的重要性，但生成语义学才是语言研究本体的转向。虽然配价语法和格语法的引进和对汉语语法意合性的认定，促使语义句法研究成为当代中国语法学界的热点，但迄今为止，中文信息处理应用系统自觉而全面地运用语义研究成果的鲜见。这一现状的表象似乎是语义研究成果不多，其根源却在于没有彻底认识到——必须从人类（不限于印欧族群）普通（不限于欧洲唯理主义）语法（不限于形态语言）的高度，来解决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无论是语言信息处理，还是语言机制揭示，汉语研究都需要既能反映汉语个性又植根于人类语言共性的原创理论。
人类的认知表现为对象世界的符号化（认知对象的符号化形成语义单元）、范畴化（语义单元的范畴化形成语义类别）和关联化（语义类别的关联化形成语义结构）。西方语言中的词法范畴原型是先民通过语音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认知范畴或语义类别。语言的形态标记性、单位分布性和结构层次性都是语义类别关联化在表达层面的投影或者制约。一方面，随着人们认知的发展，反映原始认知足迹的形态范畴（如原始生物观的“性”、原始计算法的“数”）的价值日益消解；另一方面，随着语言系统的演化，表现原始认知足迹的语法手段又不可避免地合并、弱化和丧失。语序、功能词等手段的补偿，导致语言结构类型从综合型向分析型方向嬗变。这一过程证明，原始词法范畴在句法结构中并不具有充分必要性。一种语言可以没有词法形态变化，但不可能没有语义结构规则。不同的自然语言之间之所以可能互译，其基础就是存在可互通性语义，尽管结构类型迥然不同。（李葆嘉2001）
由此可见，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义性，其他属性都是语义性的派生。人类语言的共性可以概括为：在人类感知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神经机制依据象似性模式促使对象世界语符化，音义一体化的语符具有实体性和范畴性，由此组成的语义结构具有语境性和关联性，语义结构的语境性表现为语用、语义结构的关联性投影为语形，而语义结构模式具有生成性。图示如下：
神经机制语义实体语境-语用性
象似性认知过程语符语义结构生成性
对象世界语音范畴关联-语形性
在自然语言能力移植工程中，计算机需要的是具有语言本质共性的语义结构网络，由此有必要首先建构语义语法学。所谓“语义语法学”不是“语义＋语法的学”，而是以语义为研究对象的语法学。把语义结构的表层投影——语形作为语法研究的纯正对象，有悖于语言结构的真实本体。乔姆斯基试图在语形结构进行数理化描写的基础上，建构反映语言能力的生成语法体系势必捉襟见肘。这一初始思路必然导致“抛开语义——深层语义——语义解释——逻辑表达——逻辑式”这样的“不断革命”。虽然乔姆斯基强调语言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语言天赋，但依据其理论思路：普遍语法（研究对象）——语言能力（哲学基础）——自然主义（学科性质）——数学方法（方法借鉴）——符号描写（形式载体）——形式语法（研究成果），显然缺少人类天赋中最关键的认知性语义能力这一环节。完全排斥语义的经典理论阶段，其句法结构规则必然导致生成出一批语言事实中并不存在的语符串。即使在不得不引进语义解释的标准理论阶段，也没有放弃把形式结构作为句法生成的基础规则。然而，任何脱离语义的语法形式化注定流产，不可能达到揭示语言生成机制或普遍语法的目标。
如果说语义语法学的语言观强调人类语言的本质共性是语义性，那么语义语法学的语法观则突出语义结构是语法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欧洲传统语文学中，“语法”主要指基于形态变化的词法和句法规则。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语法”包括语音法则，因此才有“青年语法学派”之称。20世纪的结构主义和描写主义促使“语法”研究的对象日益窄化。依据语言是音义符号系统这一论断，所谓“语法”即语言结构之法，当包括语音结构法和语义结构法。在语言系统的第一次划分中没有通常所说的“语法”即语形结构法的位置。语形结构是语义结构的表层投射或制约，语形结构法依附于语义结构法。语言系统的音义二分以及相关研究学科，图示如下：
语音分析（生理语音学、物理语音学）
自然语音解析
语言（语音学）语音结构（音位系统学、语流节律学）
符号语形结构（语形语法学）
系统语义投影聚合性义场（词类）
（语义学）语义结构（语义语法学）
组合性义场（句模）
以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分法，迷糊了研究者的视线。虽然语形语法研究在语言交际和语言教学中具有一定或者相当用途，但是从研究角度而言，却避开了关键的语义结构法则。
人类认知的本质是对世界图式的语义符号化，人所认识的世界就是存在于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世界。语义结构网络表现为“实体范畴化”（聚合性义场）和“关系模式化”（组合性义场）的相互交错。广义语义不仅包括实体范畴化的词汇语义和关系模式化的结构语义，而且包括语境范畴化的语用语义。语法的真实本体或语法研究的切实对象应当是语义范畴及其关联模式。结构语法和生成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语言系统”，而后者强调“语言能力”，但其共通之处却在于皆以语义结构的虚象——语形作为研究实相，始终游离于语法真实本体之外。依据语形语法学的有限范畴和简略框架（词类划分、语形成分、短语结构、句子成分等），既难以深入分析句法结构，更不可能有效驾驭语言结构的生成机制。从表达来说，语义编码是一切语言编码的基础，要揭示语言的奥秘必须从语义入手。语形型语言（并非只有语形，而是语形隐含或遮蔽了语义语法）和语义型语言（并非没有语法，而是没有形态变化语法）的研究基础，都应是语符的语义性。语义语法学的语法观突出语义结构，表面上突出汉语的个性特征，实质上受制于人类语言的本质共性。关于语形型语言和语义型语言的大致异同，图示如下：
语形型语言：形态手段
语义范畴——语义网络（知识世界）——元语言（日常认知）
语义型语言：非形态手段版权所有
人类的语言符号系统，本质上是一个意义隐喻系统。作为人类认知基本能力的隐喻，其更深层次是源于动物性感受的模仿（基于事物的相似性）与借代（基于事物的相关性）这两种认知能力。关于语言符号系统的形成大致流程，图示如下：
神经机制情绪模式
认知机制具体感受元语言（日常认知）——语义网络（知识世界）
对象世界经验框架
西方语法学源于古希腊的“语言·哲学·逻辑”混沌母体，西方哲人的逻辑研究基于思辩性语言活动。因为逻辑的基本单位是概念和命题，因此人们往往把注重语义的语法研究混同于逻辑的研究。汉语实词的义类划分不是根据逻辑意义，而是借助日常语义；汉语句读之间的语法关系不是根据逻辑关系，而是遵循事理关系。虽然逻辑规则是语法规则的部分再抽象化，但泛逻辑主义却致使人们误以为语法规则都可以逻辑化。自然语言首先具有本能传情性和日常认知性，语言结构法则主要依据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理关系。这一事理关系包括：时序先后性、空间位置性、主观因果性、主观目的性和评估好恶性等等。不是日常语法以思辩逻辑为基础，而是思辩逻辑以日常语法为基础。同样，虽然可以借用数理符号转写具有算法性的语言结构法则，但不可把语言法则混同于数理逻辑规则。
语义语法学的技术路线，是从建构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到建构现代汉语语义网络。虽然自然语言信息处理依赖于语义结构的形式化，但是一些语言学家往往视语义研究成果为“非语法”，并且对其形式化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一方面语义单元不具备语形变化的显著标记，而包含较多的意会性；另一方面语义单元并非没有范畴标准，也具有感受或认知的一致性。所谓语义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就是语义的集体认同性和个人联想性，其本质是个体使用的“素单位”和集体认同的“位单位”之间的矛盾。语义语法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具有集体认同性的“义位”（标准体），然后才有可能是仅具个人使用性的“义素”（义位变体）。尽管语义单元或语元数量众多，语义结构关系复杂，但它们以潜在的元语言系统为基础。语义结构网络由语元实体和语义关系组成。同类语元之间具有聚合性语义关系，异类语元之间具有组合性语义关系。换而言之，每一语元都具有两种互相制约着的语义关系，一是同一义场内的各个“义位”之间的“义征”（语义特征）异同，一是不同义场的“义位”之间的“义联”（语义关联）异同。由此，可以依据义征和义联的异同而建立聚合性义位系统和组合性义联系统，在两者基础上在编织语义结构网络。句法结构的形式化应当是语义结构的形式化，而语义结构的形式化就是义场关联模式。
现代汉语语义语法的基础研究是建立“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这一研究可比喻为“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其研究思路是：首先归纳出现代汉语词典中用于释义的最低限量词汇，以建构释义元语言系统；其次依据日常语言交际和语言教学中的用词，参照释义元语言以建立词汇元语言系统；再次抽象出义征范畴以建立析义元语言系统，完成语义标记集。在以上成果基础上，一方面可以结合认知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的成果进一步研究认知元语言系统，另一方面可以依据语言信息处理的要求，建立机用元语言系统。（李葆嘉等2002）
在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这一基础性工作完成以后，才可以逐步建构现代汉语语义结构网络。研究程序和主要方法大致如下：1.义征对比法。依据有限网络模型，借助析义元语言系统对义元进行形式化描写即标注义征。给出义元在义场内的语义特征，其目标是建构聚合性义场。2.义联配比法。依据有限网络模式，对语义符号的配比关系进行形式化描写即标注义联，在分析和描写过程中归纳出关联性元语言系统和语义结构关联框架。语义句法的本质是相关义场之间的配比，因此义联标记体现着义场配比。给出义场之间的语义选择或语义制约规则，其目标是建立组合性义场。3.语形标记法。汉语具有词序、虚词和韵律等形式手段。韵律手段属于语音句法，可姑且不论。汉语的语形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附着在词或词组上的词语级语形是完构成分；附着在句干上的句子级语形是完句成分。在进行汉语语形范畴化研究的同时，寻找语义关联和语形成分之间的对应性，然后对语形系统进行层级性形式化描写。4.合成建构法。在义征、义联和语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标记的合成以建构语义结构句模系统。
“语言能力移植工程”的语言学部分主要是语义结构网络研究。通过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可以将语义结构网络进一步形式化、算法化和程序化。语义语法系统研究的每一结果，都可以也应当用计算机操作作为验证。以往的语法学研究，除了执著于语形研究以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缺憾，就是不具备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手段，因此难免经验性、臆断性和游移性等。采取计算机作为研究和验证手段，从而使语法研究具有鲜明的技术性和可证伪性。人们常说，只有学会一门外语，人们才真正了解自己的母语。与此同理，只有计算机掌握了自然语言，人类才深入揭示出自然语言的奥秘。换而言之，根据语言学习对象的不同，可能存在三种教学语法：一种是母语教学语法（着重于语形语法，因为人类对语义结构网络和语言知识库具有自建构能力），一种是对外语言教学语法（需要在语形语法的基础上增加与语言理解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因为不同语言的语义结构网络具有不同的文化性），一种是计算机模拟语言能力的语法（需要语义语法和语言知识库，因为计算机不具备语义结构网络自建构能力以及与语言理解相关的知识系统的自学习能力）。也只有揭示出语义结构网络，语法学研究才能够在语形语法研究的基础上取得全面突破，语法形式、语形语法意义和语义语法意义，才能够全面贯通。
尽管语义研究及其形式化相当困难，但是在语义语法学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定域（语言定域）、定量（词语定量）、定性（义元定性）、定式（义联定式）的“四定”原则逐层实施，自然语言的理解与生成有可能在单句模式系统中首先实现。只要对语言本质的探索和人脑语言移植电脑的目标不变，就必须穿越语义研究的沼泽地。如果说20世纪是语形语法学的世纪，那么可以预言21世纪将是语义语法学的世纪。
六、语言科技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自然语言的计算机理解和生成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研究的聚焦，语言信息处理的技术水平已经成为当前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尽快培养兼通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和认知科学的复合型人才迫在眉睫。据《美国计算语言学杂志》1986年统计，全球设置计算语言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已有105所，其中美国63所。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已有计算语言学的学士和硕士专业。（侯敏1999，p.27）
中国的机器翻译在20世纪50年代启动，但由于反复不断的政治动乱停滞了近20年。1981年，成立了中文信息学会。1987年，隶属于中文信息学会的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成立。通过计算机专家和语言学家的努力，已经取得语言信息处理的一系列成果。但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计算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的培养，或附属在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位点，或附属在计算机应用等学位点，专门性的本科专业迄今尚无设置。根据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一方面，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分属不同专业，兼通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人才的培养如隔重山；另一方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作为学术或准科学的“语言学”在前而作为艺术或教化工具的“文学”为重，两者始终捏而不合。
关键词: 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产生发展贡献
一、转换生成语言学的产生
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是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一个分支的美国描写语言学,完全抛开意义,其结果把语言学引进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这就给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美国语言学家,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最初,他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希伯莱语,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转而探索新的方法,逐步建立起转换生成语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出版标志着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诞生。这种分析方法风靡全世界,了结构语言学的支配地位,因而被人们称为“乔姆斯基革命”。
二、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发展
(一)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的五个模型。
20世纪50年代的SS(Syntactic Structure)模型,70年代的ST(Standard Theory)模型,70年代的EST(Extended Standard Theory)模型,80年代的GB(Government/Binding)模型和90年代后的M P(Minimalist Programme)模型。
(二)转换生成语法。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受规则支配的体系,人具有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和语言能力。人类使用语言不是靠机械模仿和记忆,而是不断理解、掌握语言规则、举一反三地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的过程。流程图如下:
语法转换部分表层结构语音部分句子的语音表现
基础部分深层结构(指向转换部分)语义部分句子的语义表现
简单地说,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研究的是人类为什么会说话和如何了解新的句子。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家只需要制定上图中突出显示的四个部分的规则,上图也是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内容的示意图:语法主要包括基础和转换两个部分,基础部分生成深层结构,深层结构通过转换得到表层结构,语义部分属于深层结构,它为深层结构作出语义解释。语音部分属于表层结构并为表层结构作出语音解释。
(三)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的五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是“古典理论”时期(又叫做第一语言模式时期)(1957―1965),《句法结构》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有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及语素音位规则。古典理论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主张语法自主,把语义排除在语法之外,在这一点上与此前流行的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是一致的。
2.标准理论时期(1965―1972)。在这一阶段理论包括语法规则系统、语义规则系统和语音规则系统。语法规则系统分为基础部分和转换部分;基础部分的规则生成深层结构,转换部分的规则生成表层结构。予以规则和语音规则分别对深层结构和表层做出解释,是解释性规则。
3.扩展的标准理论时期(1972―1978)。乔姆斯基的标准理论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为了防止大量不合法的句子的产生,转换规则中增加了一些限制规则;格确定原则也是标准理论时期所没有的;乔姆斯基现在把语义解释完全放到了表层结构中,因此,表层结构变得比原来复杂多了。
4.支配和约束理论时期(1978―1987)。在这一阶段,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核心语法和虚范畴的概念。他认为普遍语法是一种知识系统和现实的言语之间的中介,根据普遍语法最终会得出具体的自然语言的性质。核心语法就是具体的自然语言的语法,是普遍语法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参数构成的。虚范畴是指只具有某些特征但没有实际语音形式的范畴。乔姆斯基认为,虚范畴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语言结构中语法和语义的表达及其规则,而且有助于人们研究人类语言的机制,而这正是支配和约束理论的宗旨。
5.经济核查理论(1986―),代表作是《语言学理论最简方案》。在这一阶段提出了语言使用系统中的经济原则,增加了用以检验词库中的所有形态在句子中的功能的核查理论。
三、转换生成语法的贡献
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猛烈地冲击了盛行的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它完全不同于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美国结构主义,转换生成派在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土壤上产生,并在同结构主义决裂和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因此,它的出现是对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大挑战,被人称作“乔姆斯基革命”。
(一)乔姆斯基反对布龙菲尔德把语言堪称是一种刺激――反映的理论。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采用了行为主义的观点,按照行为主义的理论,把语言称为一系列的刺激和反映的行为,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S―r……s―R。其中S表示说话人收到的实际刺激,R表示听话人的实际反映;r……s表示的是语言。R是说话人在收到刺激后的语言替代反映,s是听话人接受的语言替代刺激;……表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距离。这个公式表示,一个人在收到外部的实际刺激(S)后,可以通过语言的中介作用,让另一个人去做出实际反映(R)。他认为语言学家的认为是研究语言符号(r……s),他们没有能力去研究生理学的问题,即他反对用人的意志或心理来解释言语行为。
乔姆斯基在研究中发现许多现象是结构主义语法和行为主义心理学所解释不了的。例如:幼儿在五六岁时即可熟练地掌握母语,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智力还很不发达,学习数学、物理等其他知识还相当困难,而学习语言却很容易。乔姆斯基认为人天生就具有语言能力,具有一种识别和理解句子的能力,而且语言的发展是和儿童的其他生物功能的发展一样都是天赋的。乔姆斯基把这种天生的能力称为语言习得机制(也称LAD,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所没有能认识到的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即儿童因为天生具有UG(universal Grammar),就能自己发现构成语言系统的规则的基础。
(二)乔姆斯基的理论与美国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研究对比
1.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又称描写语言学派。它认为语言学应该描写活的言语事实,不必用历史知识来影响语言的公式描写。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应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在的语言能力,不应满足于对言语行为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对语言进行分类描写,而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这套规则既能生成出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又能解释各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上的歧义性。
乔姆斯基区别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认为只研究有限的语言行为很难解释语言的本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语言能力,即人们说话时的心理过程。他提出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假说、普遍语法假说,认为语言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种种假说,对人类认知结构有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
2.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材料是随机搜集起来的大量句子。乔姆斯基认为,随机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数量却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语言研究的不应是人们的言语行为,而应是人们内在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语言能力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并理解新的句子。
3.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主要采用归纳法,即先搜集语言素材,然后通过一套发现程序对素材进行分析并找出规则,最后用所得出的规则来解释语言现象。
转换生成语言学采用逻辑和数学的方法把语言描写形式化,使用数学那样的符号和公式规定概念、表达规则,通过演绎是规则能够生成某种语言中全部合乎语法的句子。乔姆斯基认为,既然语言材料是无法搜集完全的,那么,从零星的语言素材中发现的规则必定是不完整的,无法说明所有的语言现象。因此,语言研究的方法应当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据观察做出假设,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证明假设,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假设进行修改。这样多次地进行反复,直到能够正确地解释句子结构为止。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乔姆斯基对语言学作出的杰出贡献。乔姆斯基对行为主义理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行为主义无法解释复杂的语言现象;他的人生的语言习得机制、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语言的心理现实性的一系列观点发人深省,促进了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结合,使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和认知过程。
但是,他的学说的建立与演化的主要逻辑方法是类比,由于其类比所依据的是与语言极不相同的事物,因此,造成许多扭曲语言本质的后果。它的形式化手段只是一种科学的表象,而并不符合普通科学对理论形式化的要求;乔氏形式主义从始至终置根于语言本身法则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语言驱动的主体)对于语言的创造性(言语能力)的表现,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缺陷;从转换生成语法到标准化语法再到扩充式语法,一味地追求严密的演绎过程,谋求转换法则的系统性,而轻视了语言的最本质属性――社会性,致使语言社会性的理解机制淡化,使语言的社会功能减弱,不利于语言作为一种工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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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语文学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读古代文献,并不是去探索语言自身的规律,因此语文学时期的语言研究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语言学研究史的分期有着数种分法,马悦然将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六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清代到19世纪末。他将汉语史分为三期;古汉语、中古汉语(隋唐时期)、早期官话(13、14世纪)。马悦然认为汉语研究史和汉语史的发展阶段大体相同,可以看出,他的分期是采取语言研究史和语言史双重标准的。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特性,中国没有诞生语法学。从先秦时期到秦汉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主要是音韵学方面,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果。先秦时期语言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这时期关于语言学的争论主要是“名实”问题。随着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小学这门学问,马悦然称之为“语文学”。这时期的研究开始涉及方言词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音韵学取得重要发展的时期,最重大的成果是反切的发明和韵书的编纂,音韵学在隋唐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切韵》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到了元明时期,关于音韵学方面的着作已经屡见不鲜,比如《中原音韵》、《洪武正韵》、《语助》等书,这一时期的陈弟在古音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是小学的辉煌时期,王力先生认为语言科学只能算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先秦时期到清代,中国传统语言学发展了2000多年,创造出了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方言学、修辞学等传统语言文字学得各个分科,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绩!20世纪的到来将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翻开新的一页!
汉语语言学的近百年研究与发展
上文我们主要讨论了20世纪之前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及研究成果,紧接着我们将结合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描绘出近百年的中国语言学发展状况。西方语言学同中国语言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希腊逐渐演变而来的西方语言学严格上来说始于19世纪。在语言学史历程中,现代语言学时期是西方语言学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探索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一切与语言有关的问题。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有以下几个时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始于19世纪末,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探索本族语及亲属语言之间的联系和它们的发展规律,从而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固定不变的框架,成为了现代语言学的第一个里程碑。就在同时期20世纪的前夕,《马氏文通》的面世,让中国诞生了语法学,从而使中国在60年代结构主义时期对语法的认识有了质的进步!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第二个时期,产生于20世纪初。结构主义主张每种语言都有一套独特的关系结构。语言中的个别单位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在跟其它的单位区别和对立中存在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普通语言教程》是一部划时代的着作。这本书提出了着名的“语言是符号系统”这一观点。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结构主义就已经运用到汉语研究当中去了。最早引进西方先进语言学理论的《马氏文通》采用了前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后又有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赵元任先生的《国语入门》,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我们的前辈都在努力的借鉴西方先进方法来融入汉语研究,表明了中国语法学界正在不断的吸收着结构主义的先进观念和方法以促进中国汉语研究的发展,它从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对中国语言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在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中,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人们运用结构主义来构建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分析汉语语法研究中不同层面的问题,帮助改善汉语教学方法。作为一名汉语语法研究者,要充分理解结构主义并且把它运用到汉语研究当中。
结构主义已经是研究汉语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大多数研究领域中,要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少不了对结构主义的学习和掌握。结构主义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根深蒂固的一种运用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汉语研究问题的方法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起初引进中国时反响非常强烈,也掀起了一股乔姆斯基热。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生成语法并没能够取代结构主义语法,而且从汉语语法研究的实践来看,采用生成语法研究汉语更适于中国汉语的特点。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成语法采用演绎式的研究方法,根据阐明理论的需要来选择例证,很少涉及汉语中存在的大量特殊的语言现象和语法问题;而结构主义采用系统归纳式的研究方法,从个别到一般,更适于从微观上解决各种问题。因此,结构主义是从微观进入宏观,在汉语研究的主要方面逐层构建起结构系统,而且在每一个层面都用实证的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一点是转换生成语法至今还无法做到的。
目前在国内影响较大的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和认知语言学,从语言观和方法论上可以说对结构主义有了突破性的超越,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但这两种理论要想像结构主义那样,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取得语言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还须要一段时日。由此可以看出,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一直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产生着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英语语言学教学；构建主义；角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9-080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5）09-0168-02
[本刊网址] http：//
一、新时期对学生英语语言学能力的基本要求
（一）新时期对学生英语语言学能力的总体要求
在本世纪初期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语言学专业英语语言学教学大纲》之中明确地指出，培养高等教育学校的学生的英语语言学能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英语语言学教学的过程之中，要将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学思维能力以及英语语言学学习创新能力融会贯通于学生学习的各个阶段，帮助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学技能和英语语言学专业基础知识的过程之中，能够活跃思维，善于思考，并勇于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之中，教师应当对勇于发表自己意见的学生持鼓励态度，借此提升学生的自主思维能力。”
（二）新时期对学生英语语言学创新能力的要求
在《高等学校英语语言学专业英语语言学教学大纲》还提出了对学生英语语言学学习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具体要求：“英语语言学学习能力主要指的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获取英语语言学基本知识的能力、灵活运用所学到的英语语言学知识的能力、针对某一问题进行分析的能力、针对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独立见解和创新性解决方案的恩能够了。”在这些能力之中，进行对学生的英语语言学创新学习能力的培养一直是我国英语语言学教学的薄弱工作环节，尤其是在学生针对某一问题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思考的过程之中，学生很难拿出有见地的回答。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采取一种有效的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来提升学生的自主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英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
（一）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英语语言学教学的发展历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就开始借助于构建主义教学方法来辅助外语语言学教学过程，时至今日，随着二十多年的发展，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外语语言学教学已经成为了外语语言学教学的重要教学手段之一。与此同时，随着语言学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学校开始意识到利用构建主义教学方法进行辅助教学的重要作用，通过利用构建主义教学方法进行辅助教学，可以实现构建主义教学方法和英语语言学教学的有机融合。
（二）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英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
使用构建主义教学方法辅助英语语言学教学，从形式上和手段上根本的改善了传统英语语言学教学的基本形态，并从教学观念、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师生关系等多个层面赋予了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以全新的涵义。
通过利用构建主义教学方法，英语语言学课堂教学的授课氛围将更加地贴近于学生群体，并可以借助于构建主义教学方法手段直观的表达形式，创立一个学生和教师交互式的学习讨论环境，在利用构建主义教学方法手段之中的Flash短片的过程之中，可以从声音、视觉等多个角度对学生的英语语言学知识进行刺激，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数据库之中的海量文件来丰富英语语言学课堂的知识内容。
三、传统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的基本概念
所谓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指的就是英语语言学教师在相应的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指导理论的指引下，在一定的英语语言学教学环境下，形成的教导者、教导工具、接受教导者（例如，英语语言学教师、高校学生、教材课本、媒体材料、教学工具等）之间的的稳定关系以及实现教学过程的教学结构形式。教学模式既是一种高度概括化的教学理论，又是对英语语言学教师的教学经验的高度总结和系统化的概括。
（二）我国传统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截至目前，我国的英语语言学教学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这种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的核心思想就在于“以教师为中心”，在英语语言学课堂上，英语语言学教师手持一支笔，拿着一本书，在黑板上写板书和相应的录音机设备就是全部的教学过程，在这样的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英语语言学学习过程全是凭借教师的一张嘴来完成的，教学知识的传递也是单向的，学生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学生难以将自己的不足和不解及时的反映给英语语言学教师，也难以直接获取自己所急需的知识，这就导致学生进行英语语言学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收到了严重的打击，学生也就慢慢的转换成为了英语语言学课堂上的被动接受者，最终导致学生进行英语语言学学习的兴趣大大下降，严重地影响到了英语语言学教学的教学效果。
四、开展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英语语言学教学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认知主义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的国际教育科学改革开始在教育领域范围内兴起，国际教育科学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建构主义学习观，该观念认为，学生进行认知学习的过程之中，其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认知能力和学习的方式方法和学习的过程有着直接的关系。建构主义学习观最强调的就是学习主体的重要性，强调学习主体才是认知的构建者。
通过对建构主义学习观的解读，不难看出，在英语语言学学习的过程之中，学生才应该是接受英语语言学知识和进行对英语语言学知识思考的主体，只有通过学生自主思考所建构的英语语言学知识体系才是学生自己掌握的英语语言学知识体系。学生进行英语语言学学习的关键要素就是在学习过程之中，充分享受到英语语言学学习的情景和交流，才能够构建筑属于自身的英语语言学学习体系。
（二）现实条件
实现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英语语言学教学的现实条件就是英语语言学教学的特点和构建主义教学方式的特点的有机结合。
首先，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英语语言学教学的实现基础是在结合构建主义的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上的。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构建主义教学方法和英语语言学教学的融合正在日趋完善，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英语语言学教学方法已经逐步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所谓构建主义教学方法，就是利用数据处理技术，来实现对学生实际情况的快速丁解，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英语教学方法；
其次，英语语言学学科在教学过程之中，是一门实践性相对较强的学科，其所涉及的知识范围也相对比较广阔，在学生进行英语语言学学习的过程之中，可以帮助学生充分的理解到英语语言学语言背后的语言文化背景，是一门集中了哲理和人生经验的学科针对这样的情况，在英语语言学教学的过程之中，结合构建主义教学方法，充分地发挥出英语语言。学学科的优势所在，使得整个英语语言学学习的过程不再枯燥乏味，充分地发挥出学生进行英语语言学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英语语言学教学的具体内容
（一）基于构建主义的新型教学模式
开展基于构建主义的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创新性的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充分的结合了学生的实际特点，在课堂上有效地实现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活动，有效的提升学生对于英语语言学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在教学过程之中鼓励学生自己动手来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有效地提升了学生汇总问题、总结分析问题、独立解决问题、交流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的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互动性不强，机械性记忆的劣势，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英语语言学学习过程之中来。
（二）教师学生角色的转换
通过在英语语言学教学过程之中吸取构建主义方法，可以有力的改善传统的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之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明确了学生在英语语言学学习过程之中的核心地位。在学生英语语言学学习的过程之中，教师应当充分总结出每一个学生进行英语语言学学习的基本特点，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符合学生实际特点的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在英语语言学教师的指引下，积极主动的获取新知识，形成新的英语语言学学习技巧，并帮助学生形成自觉地英语语言学学习态度。
结论
综上所述，在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英语语言学教学的过程中，要在现代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对传统的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从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上进行变革。通过利用构建主义方法，这种新型的英语语言学教学模式可以转换英语语言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地位，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使得学生真正成为英语语言学课堂上学习的主体部分，有效的提升学生的英语语言学课堂上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的提升了学生学习英语语言学的兴趣度，有效的提升了学生的英语语言学学习效率，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和创新能力也有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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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罗兰巴特解构主义
一.结构主义与罗兰巴特
在法国，结构主义批评最富成果与最有价值的当属叙事学，而提起叙事学就不能不提到罗兰巴特。罗兰巴特对“文学以及一般文化现象的系统研究，对巴尔扎克、拉辛等作家具体文本的批评实践，使他成为西方现代结构主义思潮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1而他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创新与突破也使他成为结构主义文论向解构主义过渡的代表人物。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后者的三大核心观念可以归结为：“语言的任意性、关系性和系统性”2，索绪尔认为，在语言或任何符号系统中，是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构成了这个符号本身。如同一个棋子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意义，它只有在被置于棋盘中时才被赋予了意义，因而结构主义是一种关系、一个系统，这些理论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上则反映为一部作品就是个由各种关系组成的系统。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但语言本身具有稳固的结构，所以可以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语言现象的整体，这也是为什么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可以抛开外部环境的影响潜心于对文本语言的研究：语言的意义产生于语言单位的相互作用，因而只需在系统中对各语言要素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巴特在《批评和真理》中就认为文学研究的是文本所产生出的意义：“一部作品之不朽，并不是因为它把一种意义强加给不同的人，而是因为它向一个人暗示了不同的意义。”3而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特的结构主义观点表现得更为清晰。对应于语言学中的描述层音素—词语—句子，巴特的文学描述层为：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通过这种模式，巴特明确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体系，它有清晰的内在结构，人们可以通过这一结构了解文学作品形成的内部规律。巴特认为“文学作品与语言存在着相通之处，即语言中某一孤立元素本身缺乏意义，只有在与其他元素及整个语言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作品中某一层次也只有在与其它层次及整部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4
二.罗兰巴特思想的转变
早期的罗兰巴特确实认为能通过对作品的切分与重组来找到文学作品的内部规律，而这一分析范式不禁使我们联想到以加斯东巴什拉尔为鼻祖，以让-皮埃尔里夏尔为代表的法国主题学批评。法国主题学批评旨在通过“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现象进行细致分析，探究作者的意识或想象世界，构建作者的意识结构”5，而这一深层意识的网络则被视为作品之源。巴特早期也从事主题学批评，但他在不断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逐渐察觉了主题学乏味、重复与令人厌倦的批评模式，在《S/Z》的一开始，巴特就无不自我嘲讽地说到“据说，某些苦心修行的佛教徒能在一粒蚕豆中看到完整的景致”，巴特在这里明确表明了结构主义那种试图在单一结构里发现适用于所有文本的普遍性结构模式的简化分析“最终让人毫无兴趣，因为文本失去了差异性”。巴特认为追求这种同质是没有必要，同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试图去开创新的批评关系模式。巴特曾在他的《结构主义活动》一文中说过，一切结构主义活动“目标都是要对一个客体进行重建，从而揭示该客体运作的规律”，他的叙事作品结构理论也正是遵循着这一原则，认为可以找到一种所有文学作品都共有的普遍模式，但正如他在《S/Z》的开头所自嘲的那番一样，巴特意识到，如同无法从一粒蚕豆窥看到整个大千世界一样，他之前孜孜以求地试图以单一结构洞悉所有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对这种单一结构的追求最终只会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独创性扼杀。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巴特背弃了结构主义并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呢？
三.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
巴特转到解构主义行列的行动正是从他开始关注读者对文本的主观反应开始的。在《S/Z》中，巴特“不否定作品的意义，却否定了作品的终极意义；虽不否定作品存在着结构，却否定了结构的简单化和模式化；虽不否定结构分析的科学性，却否定了结构分析的局限性和静态性。”6不难看出，《S/Z》是巴特在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中迈出的第一步。结构主义在肯定作品中心意义的存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脱离传统文学批评的观念，而巴特则明确地表明了对作品中心意义存在的否定，他指出，作品不再是一个具有中心或本质的封闭结构，而只是“文本”。符号在“文本”中进行着无穷无尽地相互指涉、游移与置换，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文本意义的不断播撒、扩散和增值”7。既然作品的终极意义不复存在，那么读者则有权重写文本，作者再也不是文本的源头与终结。如同巴特在《S/Z》中区分了“可读的”与“可写的”作品，在“可读的”作品中，读者只能被动地去阅读作品，这类作品是消费性的，不具有重读的意义；而“可写的”作品要求读者以一种主动参与的姿态去阅读，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成为了文本的生产者，通过自己的积极思考参与到写作过程之中。总之，结构主义最终目的是寻找作品存在的终极真理，而解构主义则认为此举为徒劳，作品的终极意义不存在。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以“文本是能指的天地”对结构主义的作品单一整体结构进行了无情消解。如果说结构主义的核心是中心化与确定性的话，那么解构主义的核心就是分散性与不确定。解构主义事实上就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解构。
四.结语
结构主义文论及其批评实践确实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启示，例如结构主义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而突出的文学结构作为“语言”的意义，强调文学作品的内涵只有在整体中才能真正被认识，强调透过具体、个别的文学现象来深入把握文学内在的普遍本质的研究方法，这对在结构主义文论盛行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欧美新批评“局限于单个作品文本细读而显得机械琐碎的作品诠释方式，是一个矫正。”8但结构主义最终还是转向了解构主义，作为结构主义阵营的核心人物，罗兰巴特也率先对结构主义做了清算，勇于用自我否定来投向解构主义的怀抱，罗兰巴特用其否定文本结构中心和文本终极意义的阅读理论，对强调文学结构的稳定性与作品单一结构的结构主义文论进行了抨击。事实上，结构主义的这种命运其实早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中就已埋下伏笔。差异理论是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的基石，即所有意义都是差异的产物，巴特正是利用这一理论，在《S/Z》中对《萨拉辛》进行了分析：既然意义是由语言的各项差异产生而来的，并且每一项都可以和无限多项形成差异，那么也就不应存在所谓终极意义了。从某种意义上看，结构主义文论的泛语言化倾向与泛科学化、泛模式化倾向使得它逐渐走向没有活力，而解构主义是一场从解构主义内部发起的颠覆与瓦解结构主义的活动，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的转变是由结构主义内在本质所决定的，有着其历史必然性。如果问解构主义是否带来了活力，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事实上也回应了有关这两者之间的“历史必然性”的滑动，所谓“活力”指向解构主义的意义，即以其走向无意义、抑或多元意义的姿态来表明其本身的意义，同时也颠覆了结构主义的无中心的中心立场，更重要的是解构主义启蒙了后结构主义语境下对历史的重新认识，新历史主义因此登上历史舞台。
[关键词]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语言学 现象 符号 德里达 列维・斯特劳斯 索绪尔
1966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座谈会上，一位来自德国的名叫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家伙。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Sigh and Play in the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的报告。突然向西方的权威语言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De Levi－Strauss)发难，这是在西方现代学术界内的第一次对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挑战和批评，于是这位当时尚年轻的德里达一举成名，成为了“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领军人物。随之而来的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中，出现了“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 ralism)”，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被奉为前卫精神。自此，结构主义甚嚣尘上。20世纪80年代，当现代西方哲学被引入中国之后，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专家就此词的翻译，请教钱钟书先生。默存先生笑了笑，就译为“解构主义”。
1、结构主义的基本要点概述
结构主义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它受到著名法国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语言学的影响。索绪尔把语言识别为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是由被文化设定的，以某种方式专断地相互联结在一起的表意者，即词语(terms)和被表意者，概念(concept)所组成的。结构主义者试图孤立于其他的现象来解释现象。他们不同于传统的通过事件的顺序来解释事情的学者。结构主义学者诸如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在人类学研究中运用了语言学的分析：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则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路易斯・阿尔杜塞(Louis A’erdusai)则从结构主义中提升了新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这些新的结构主义者和大师们都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不同的学科内试图发现存在于现象之下的所谓的无意识的密码和规则；他们所欣赏的是那些为客观性的、连贯性的、严肃的、严格的、理性的理论：也欣赏那些追随他们的现代主义的学生们和学者们。这些人试图把他们的理论上升到科学化的地位，而迷信主观的净化理论。可惜和可悲的是，他们的努力不过是被后现代主义哲学者诸如德里达等所讥讽的“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努力”。
西方现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是笛卡尔(Rene Descartes)、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等。笛卡尔试图对于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际演绎逻辑的清理，这就是使得他首先要寻求整个逻辑推理的大前提。他很聪明地认识到，这个前提应该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然是所有的逻辑前提，那么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演绎推出”的逻辑结论。笛卡尔万般无奈，不得不从古希腊的思维方式找出这样的前提：即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言之，能够被思考的，必定是存在的。于是，在“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 evident)：于是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就诞生了。思维成为了存在的充分的、而且必要的条件，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所信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思维模式。笛卡尔试图以科学领域的机械论模式，来作为阐明真实的基础。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以机械论的科学模式来解说“人”主体的谬误。笛卡尔的抽象化，简单化的思考，是从客观唯心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发展，无怪会引起很多的批评和挑战。但也毕竟影响了一些人。法国的结构主义先锋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保罗・沙特(J Paul Sartre)和梅罗・庞蒂(Merleau Ponty)等人，他们的理论后来又成为了法国存在主义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的基础，都受到了笛卡尔的影响。海德格尔提出任何富有意义的本文(text)或意象，实际上则受制于先觉的信码记号(code)所具有的涵义。人，我们作为“人”是无法控制的而且是不能采纳的，而我们人的情况仅仅是“在那儿”，“曾在那儿”，“将在那儿”和“不在那儿”的区别，从语言与法学来看，仅是“时态”的区别。
列维・斯特劳斯在这些大师们的理论基础上，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人在潜意识层次内和灵魂内已经存在有一种假设的状况。心智的宇宙则起源于斯，以至于获得相共得的经验。按照斯特劳斯的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语言和文化构成之前，其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雅克・德里达反对西方哲学中的理智主义传统。因为西方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中的to 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思索的中心课题：由于on或to be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既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动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次上面对于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上对于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地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在西方现代哲学中，“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混为一谈了。这就形成了西方哲学有的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所谓理性主义传统。海德格尔作为现代哲学的大师也不能逃脱“语言的牢笼”，不得不随波逐流地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弱点和矛盾，被德里达一下子就抓住了，于是他提出了要超越西方现代哲学――去解构。
2、解构主义究竟要解什么
西方现性主义哲学在语言学的分析――逻辑分析上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拒斥形而上学”，而把哲学归结于语言――逻辑分析，实际上不过是古希腊哲学的那种以思想来取代存在的，以“能知”代替“所知”的思路的现代翻版。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就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主席当年同罗素先生讨论哲学时，也就是集中在这点上，而终于罗素承认了：毛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地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他的著名的解释：“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就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 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没有赋予任何意义。”按照这个理论，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而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的”。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就是现智主义导致绝对唯心主义的绝妙例证。
维也纳语言学派即语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基地，就更进一步自陈，他们的使命就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知识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如果，当初普罗太戈拉曾经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这批语言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一语言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这当然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了。
雅克・德里达1 930年生于阿尔及利亚，他和米歇尔・傅柯(Mlchel Foucault1926－1985)同师与于列维・斯特劳斯门下：1985年傅柯去世之后，德里达声望大增，成为法国当代哲学自斯特劳斯之后的大师级领军人物，加上如同所有的后现代主义家们一样，这个家伙懂得如何利用媒体，结果，不久就大名远扬，不但风靡了美国，也闻名中国等国家。实际上，几年来，他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德里达反对自古以来的西方哲学体系所惯用的语言中心论(Iogocent risme)的思维方式，而直接把矛头对向自己的老师列维・斯特劳斯。虽然斯特劳斯先生的“结构主义”已经扬弃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观，也就是笛卡尔等主张的“我思故我在”的以“自我”为中心和为出发点的传统：而以语言的结构来规划出“人”的思维(不是人支配主宰语言)，并以此作为研究的架构和理念规范的先验方法。德里达等新的解构主义者不但反对这种以强制规范模式的先验方法，也批评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依然迷信于形而上学。
德里达的早期论述是针对柏拉图。黑格尔，弗洛伊德，胡塞尔(E．G．Albrecht Husserl)的观点和理论的，因此，他早期是一个地道的结构主义分子。此后，他把矛头一转，冲向老师海德格尔和斯特劳斯，所以，他的早期著作大多被收集在结构主义的文集内。
德里达把矛头对准自己的老师列维・斯特劳斯：是因为后者的语言学中心论的权威地位。德里达认为必须以书写语言学(Grammatology)来替代语言符号学：他反对西方长久以来的认为音符超越字符的传统，坚持认为书写语言是独立于声音语言系统的另一种包括所有视觉的与空间的记号系统。
论文摘要：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认知语言学也提出了新的哲学观点，本文综合论述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旨在进一步强调哲学对认知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性及对语言教学的指导作用。
0 引言
认知语言学是近十几年来国际理论语言学界新兴的一个语言学学派或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其成熟的标志是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在德国杜伊斯堡的召开和1990 年《认知语言学》杂志(cognitive linguistics)的出版。认知语言学是在反对以生成语法为首的主流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哲学基础和工作假设上都与主流语言学有很大差别。传统的客观主义哲学观与人类对范畴的认识不相符合，也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地解释人类认知和语言的意义的理论，因此认知语言学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要提出自己的新的哲学观点——经验现实主义。
1 认知语言学哲学基础
客观主义认为，人的语言和思维中所运用的符号对应于外部世界的实体和范畴，符号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间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获取意义。这样形成的符号体系是外部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是客观现实的映射。客观主义这还将人的心理活动中包含想象色彩的成分全部剔除在外，比如隐喻、借代、主观意象（mental imagery）等都不应该进入人的概念领域（realm of concepts）。总之，客观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虽然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但理性不受人自身的生物功能和外部世界特性的制约，人的思维和推理是大脑中概念和理念（ideas）之间的关系运算，是绝对抽象的，无形体的（disembodied）。他们错误地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截然分开，认为理性、思维、观念、理解是自主的，不受人的生理和物理环境的制约，人类心智是脱离主体的，超验的，不依赖认识主体的身体经验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对“概念范畴”（conceptual categories）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范畴、意义、思维和推理与以前不同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sm）的观点。他们称之为经验现实主义或简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 experientialism）。这里的经验是指由人的身体构造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向图式。经验主义认知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embodied），即用来连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依据身体经验而有意义；（2）思维是想象的（imaginative）,因为那些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的概念是运用隐喻、转喻和心理意向的结果，这种想象力也不是脱离形体的，因为隐喻、转喻和意向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3）语言符号不是对应于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与认知参与下形成的概念结构相一致。意义与推理也是基于以上概念结构与认知模式；（4）思维具有完型特征（gestalt properties），学习和记忆的认知过程依靠完型结构，而不是抽象符号的机械运算。
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里，意义被视为是最关键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词语（linguistic expression）和词语所传达的概念是怎样获取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认为，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包括身体经验、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们作为生物体的特殊身体构造决定了有些经验是先于概念的产生就有自己的内在结构的。概念之先结构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基本层次结构，一为意向图式结构。认知模式与这两种概念之先结构相映衬，并由此获得自己的意义。
这种映衬构成人类知识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还认为，我们通过理想认知模式icms（idealised cognitive models）来构建知识，icms是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复合体，其内在结构可以是命题性的，意向图式性的，也可以通过隐喻投射和借射建立起来。在那些没有清晰可辨的概念之先结构的域，尤其是抽象域，我们通过隐喻借来此种结构。这样一来，隐喻就为我们理解那些抽象域提供了途径。经验主义因此特别重视隐喻对人类认知体系和语言形成的作用，因为隐喻将理性（reason）和想象结合起来。
2 认知语言学哲学基础与语言教学语言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哲学基础的影响。语言教学是一种调动学习者主观思维的活动，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运用自身的经验、想象、脑海中已构成的图式模式。如上所诉，语言教学者在教授语言的过程中要重点解决的词语和词语所传达的概念是怎样获取意义的。而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各种生活经验中。语言教学因此更要重视对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经验的运用，以获得语言内容的最大吸收和语言意义的最深理解。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认知语言学把经验现实主义作为哲学观。经验主义承认客观存在的现实性，但认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是来自于外界实体的对应，而是来自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语言是人类一般认知活动的结果， 其结构与功能是人类经验的产物，与客观世界之间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语言的中介是人类经验所促动的人类概念。人的身体构造、身体经验及社会经验会对人的人之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f. ungerer &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janssen t. & g. redeker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scope and methodology [c]. new york /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9.
［3］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4］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lakoff g. and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m].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6］langacker 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langacker, r assessing cognitive linguistic enterprises[j].in janssen, t & g. redeker (eds)，1999.
［8］tomasello, m.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9］张辉、祝良 认知语言学概述[j]．外语研究，1999（2）．
论文摘要：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认知语言学也提出了新的哲学观点，本文综合论述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旨在进一步强调哲学对认知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性及对语言教学的指导作用。
0 引言
认知语言学是近十几年来国际理论语言学界新兴的一个语言学学派或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其成熟的标志是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在德国杜伊斯堡的召开和1990 年《认知语言学》杂志(Cognitive Linguistics)的出版。认知语言学是在反对以生成语法为首的主流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哲学基础和工作假设上都与主流语言学有很大差别。传统的客观主义哲学观与人类对范畴的认识不相符合，也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地解释人类认知和语言的意义的理论，因此认知语言学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要提出自己的新的哲学观点——经验现实主义。
1 认知语言学哲学基础
客观主义认为，人的语言和思维中所运用的符号对应于外部世界的实体和范畴，符号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间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获取意义。这样形成的符号体系是外部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是客观现实的映射。客观主义这还将人的心理活动中包含想象色彩的成分全部剔除在外，比如隐喻、借代、主观意象（mental imagery）等都不应该进入人的概念领域（realm of concepts）。总之，客观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虽然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但理性不受人自身的生物功能和外部世界特性的制约，人的思维和推理是大脑中概念和理念（ideas）之间的关系运算，是绝对抽象的，无形体的（disembodied）。他们错误地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截然分开，认为理性、思维、观念、理解是自主的，不受人的生理和物理环境的制约，人类心智是脱离主体的，超验的，不依赖认识主体的身体经验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对“概念范畴”（conceptual categories）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范畴、意义、思维和推理与以前不同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sm）的观点。他们称之为经验现实主义或简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 experientialism）。这里的经验是指由人的身体构造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向图式。经验主义认知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embodied），即用来连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依据身体经验而有意义；（2）思维是想象的（imaginative），因为那些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的概念是运用隐喻、转喻和心理意向的结果，这种想象力也不是脱离形体的，因为隐喻、转喻和意向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3）语言符号不是对应于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与认知参与下形成的概念结构相一致。意义与推理也是基于以上概念结构与认知模式；（4）思维具有完型特征（gestalt properties），学习和记忆的认知过程依靠完型结构，而不是抽象符号的机械运算。
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里，意义被视为是最关键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词语（linguistic expression）和词语所传达的概念是怎样获取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认为，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包括身体经验、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们作为生物体的特殊身体构造决定了有些经验是先于概念的产生就有自己的内在结构的。概念之先结构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基本层次结构，一为意向图式结构。认知模式与这两种概念之先结构相映衬，并由此获得自己的意义。 这种映衬构成人类知识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还认为，我们通过理想认知模式ICMs（Idealised Cognitive Models）来构建知识，ICMs是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复合体，其内在结构可以是命题性的，意向图式性的，也可以通过隐喻投射和借射建立起来。在那些没有清晰可辨的概念之先结构的域，尤其是抽象域，我们通过隐喻借来此种结构。这样一来，隐喻就为我们理解那些抽象域提供了途径。经验主义因此特别重视隐喻对人类认知体系和语言形成的作用，因为隐喻将理性（reason）和想象结合起来。
2 认知语言学哲学基础与语言教学语言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哲学基础的影响。语言教学是一种调动学习者主观思维的活动，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运用自身的经验、想象、脑海中已构成的图式模式。如上所诉，语言教学者在教授语言的过程中要重点解决的词语和词语所传达的概念是怎样获取意义的。而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各种生活经验中。语言教学因此更要重视对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经验的运用，以获得语言内容的最大吸收和语言意义的最深理解。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认知语言学把经验现实主义作为哲学观。经验主义承认客观存在的现实性，但认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是来自于外界实体的对应，而是来自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语言是人类一般认知活动的结果， 其结构与功能是人类经验的产物，与客观世界之间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语言的中介是人类经验所促动的人类概念。人的身体构造、身体经验及社会经验会对人的人之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F. Ungerer &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Janssen T. & G. Redeker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Scope and Methodology [C]. New York /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9.
［3］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4］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Lakoff G. And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M].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6］Langacker 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Langacker， R Assessing Cognitive Linguistic Enterprises[J].In Janssen， T & G. Redeker (eds)，1999.
［8］Tomasello， M.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9］张辉、祝良 认知语言学概述[J]．外语研究，19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