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1 12:28:53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关键词：陈序经全盘西化整体主义世界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
陈序经(1903～1967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上．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既不是一时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立足于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来探讨其全盘西化论及民族主义情结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角度。
一、文化整体主义与文化世界主义
“整体主义”是陈序经文化学理论所持的基本观点。陈序经坚持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所以它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Ilj，但是为了研究上的主观方便，人们对文化进行结构分析。从东西方文化各自是一个整体出发，陈序经自然得出全盘西化的结论：“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它，因为它自己本身上是一种系统，而它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固然具有整体性，但是文化同样具有可分析性。组成文化系统的各个要素一方面是相互联系、和谐地构成一个有机体，但是“一个文化系统的落后过时，固然与组成它的文化要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结构的不合理。”[2](P399)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结构，并不意味全盘抛弃构成文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因为中国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形成了跨时代的、适应现代社会价值的个性特征。不惟独中华民族，事实上“每个民族都会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贯穿于各时代的、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的、作为传统而保持下来的个性特征。”[3](P260)
中西文化本来各自独成一体，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了合乎时展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陈序经从此出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代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中国要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看作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未来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和模式，结果在文化理论上陷入了文化世界主义或西文中心主义的泥潭之中。陈序经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最终将产生一种世界文化，所谓“世界文化”，实质是指西方文化。尽管在逻辑上不能将“世界化”等同于“西化”，不能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但是在西方文化控制下的近现代世界，“西化”实际上成为“世界化”、“现代化”的代名词。如陈序经强调所说，“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文化。”一句话，“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西方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指示了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方向，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实现现代化，不得不采纳西方文化。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主张主动、尽快、彻底地全面吸收现代西方文明成就，以适应时代的潮流，摆脱民族危机步入强国之林，体现了陈序经体察中西文化后的一种世界眼光。
但是。无论是文化整体主义还是文化世界主义，在理论上都否定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片面地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普适性。不同的文化不仅具有共通性，而且具有差异性。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时代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陈序经事实上否定了文化内在的民族性差异。一方面，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外在工具，它在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基础，特别是决定民族精神层面和价值心灵层面的文化观念，更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立即发生改变。如学者指出，文化中“决定民族精神的层面，则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统惰性力，并不随着其他层面的变化而立即改变，只有通过物化结构和时代精神层面的几度变迁或强烈冲击，才能逐渐变化，并且不可能完全更新。”册文化的民族特点对于民族的认同、凝聚具有很大的价值，而陈序经却没有看到这一历史事实。
二、进化论对整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影响
陈序经的文化进化理论主要来自斯宾塞，他说：“进化论的根本观念，是先有天体，然后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有心理与社会现象，这是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嗍㈣从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文化的进化，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由纷乱浑漠的形态，而变为明确特殊的形态；由散漫和少数部分的结合，而变为密切与多数部分的结合；是从为欲望的满足而趋于有目的的要求。在文化的进化发展中，突变的意义十分重大。这个“突变”就是“全盘西化”。生物学的进化论的观点是他主张全盘西化论的根本原因。
在进化论的视野下，陈序经认为西方文化顺应了时代环境的变化，代表着现代文明，而中国文化却依然是落后的农业文明，不合乎时展的要求，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他批评了当时中西文化观上的复古派，指责复古派“以为环境时代是不变的．所以圣人立法，可以施诸万世而用于四海：他们却忘却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都不过是这种时代和环境的出产品!”
进化论是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潮的根本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西方文化代表的是现代与进步，中国文化代表的是传统与落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水火对立的关系，要现代就必须彻底否弃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者，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已经包含了全盘西化的价值趋向。指出中西文化“二者分野，俨若鸿沟。既无同化之功，亦鲜融合之效。”19](P253)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Bol(唧’在进化论的基础上．陈序经得出了要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的结论：“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陈序经全盘西化论“这种全面反传统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是承接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只不过是更为极端罢了。”
三、陈序经的理论表述和理论动因
历来的论者一般都指责全盘西化论者缺乏“民族主义”这一维度。赵立彬在《崇洋心理和全盘西化思潮》一文中，指出全盘西化论所依托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一就是崇洋心理。为了澄清这一问题，在这里，首先要作一种区分：理论表述中的主义和理论动因中的主义。尽管陈序经在理论表述中，激烈地反传统．没有民族主义这一维度，但是他在理论动因这方面却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
当全盘西化论被别人指责是鄙视自己的民族文化时，陈序经反驳说：“我们以为我们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的差别，即只有程度的不同．而非种类的各异，则我们全盘采纳西洋文化．不过是做进一级的文化生活，安能较蔑视轻鄙自己的文化。……从文化的各个方面看去，我们样样都不如人，不外是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可知全盘西化，并非鄙视自己的文化。”(叼而且，“进一步来说，所谓全盘西化，正所以重视我们的文化。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之趋于全盘西化，不过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我们若不自己赶紧去全盘西化．则必为外人所胁迫而全盘西化。然后者的真义，却叉不外是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到了这时，种族且虞蹈着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之苗人黎人，遑论过去固有的文化。设使我们而能自己赶紧全盘西化，再从而发展扩大，则不但我们自己占有世界文化的优越地位，就是我们祖宗在历史上所做过的成就和得到的光荣．也赖我们而益彰。则今日外人所以因鄙视我们的文化．而鄙视我们祖宗的文化，也能因他日之重视在世界文化所占之重要位置，而重视及我们的祖宗与其文化。”嘲(’在这里，陈序经由过去彻底否定传统民族文化转而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以避免“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其观点前后紧张、矛盾关系显而易见。
陈序经又是如何消除全盘西化论与其民族主义情结之间内在的紧张呢?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培养不是靠对传统文化的维护，而是要靠全盘西化，因为全盘西化有助于新的民族意识的产生。陈序经说：“我们既不承认西洋的民族意识是先天的，而是文化所形成的；那么中国民族意识之所以没有发展，也非先天的，而是中国固有文化所形成的。想有足以生存于现代世界的民族意识，消极方面．就是要放弃过去的固有文化，以及其所形成的颓靡不振的民族意识。积极方面．就要全盘彻底地西化。能够全盘彻底地西化，就是激起一种新的民族意识而适宜于现代的世界。”嘲㈣”陈序经为了让全盘西化论摆脱民族虚无主义的批评．他在文化理论上主张文化与民族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对文化持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
关键词：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27－0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以来的三大成就之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地位之重要，作用之重大。在讲话中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作用和地位作出了进一步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非常有必要，而且意义重大。本文试图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这一概念，但是其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的以人为本思想。以人为本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在邓小平理论中处于统摄地位，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论，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为目标，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不断实现广大人民群众价值。不断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和提高的理论。因此，以人为本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价值取向。
早在太行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就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提出“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保护人民利益”。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更加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1950年6月，邓小平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报告中强调：“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终生都应该如此。”1956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邓小平还把中国共产党看作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956年11月，邓小平在回答国际青年代表团的提问时，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961年12月，邓小平在《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长期联系群众办好事，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962年2月，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当人民的勤务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个问题是同志过去多次讲过的。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结束后，邓小平更是坚持人民本位的基本价值取向，利用来之不易的和平建设环境，大力发展生产力，照顾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常委汇报工作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与几内亚总统杜尔会谈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邓小平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把生产力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实际上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经济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尺，认为社会主义不能空有其名。必须要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在这里，邓小平从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高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切实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1985年4月，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
话》中再次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谓用心良苦，而且他非常乐观地指出，“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谈到，“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Ⅲ“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邓小平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事业得失成败的标准，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尺。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步走”战略步骤：第一步，从1980年到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9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从2000年到下世纪中叶，在2000年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三步走”战略步骤把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作为标志和衡量标准，最终关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衡量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笔者认为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更为根本的标准。因为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是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维护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邓小平理论的最终价值和核心基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真心实意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从根本上说，就是以人为本。正如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总之，邓小平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的风雨之后，回归一贯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拨正了中国现代化的航标，矫正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范”，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坚持和重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使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得到回归和彰显，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察民情、得民心、用民力、开民智，调动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之中。也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更为坚固，执政的合法性进一步提升。
二
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新变化的基础上，在深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因为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广大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发展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以人为本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国内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重申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198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始终认为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民创造的。”1989年12月29日，在《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一文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1994年1月1日，在《以人民群众为本》的讲话中指出：“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为本，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的不良习气，真正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取得新的进步，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方面创造出新的气象。”
1995年1月23日。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为准则。立党为公，清正廉洁，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党受到人民群众拥护、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奥秘所在。”强调，在执政条件下，共产党员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要认识到“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1996年6月21日，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一文中指出：“我们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永远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变，……各级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想问题办事情要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997年9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认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97年12月22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人民群众中生长、成熟和发展起来，始终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所在。他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时刻摆正自己同人民群众的位置，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警惕脱离群众的倾向。”1999年6月28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能挂在嘴上，不能搞‘虚功’，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事，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人手开展工作，把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切实落到各项工作中，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2000年10月11日，在《发展要有新思路》一文中强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全党同志心中始终都要装着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谋利益。2000年11月28日，在《当前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进一步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2001年9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抓党的作风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归结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来，归结到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2001年11月27日，在《积极扩大就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一文中指出：“改善人民生活，是‘三个代表’要求的根本体现，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也是扩大内需，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的重要保证。”2002年2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可见，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的历史时期。强化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情况、新局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新变化，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根本，针对个别党员党风不纯、思想堕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状况，重申和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任务的认知，最终提升和凝结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可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根本，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三
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并且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写入中国共产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新变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以人为本是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更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正如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但对“以人为本”的内涵未做深入的阐述。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作了讲话，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角度出发对“以人为本”的内涵给予了论述。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以人为本”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程(修正案)》，大会一致同意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写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全党范围内，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使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而且不断地转化为现实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正如指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于人民。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最根本的考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面对中国发展新的契机，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与时俱进的新贡献。因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把以人为本作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2002年12月5日至6日，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明确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
著名论断。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新的历史起点上告诫中国共产党党员及领导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只有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保持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倡导艰苦奋斗，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带领群众创造幸福生活。这充分体现了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理念和社会国家治理上的“以人为本”。
2003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二周年之际，《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因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只有顺民意、得民心、谋民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保持执政的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005年1月14日，《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和要求广大党员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能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衡量一名党员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尺。”中国共产党成立近九十年来所进行的一切工作，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愿望、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切实做到在执政兴国方面的以人为本。首先，党和国家在工作制定和政策实施中体现了以人为本。指出：制定各项方针和政策“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依据，都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在实施政策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其次，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要体现以人为本。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再次，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以人为本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要求和抽象的概念上。而应该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开展实践。正如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最后，在干部政绩考核上，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非常注重以人为本，要求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标尺来衡量和考核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指出：“坚持用是否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是否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是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否对子孙后代负责、对长远发展负责，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这就在权力运行层面确保以人为本，为广大领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创造了条件。2011年7月1日。在建党九十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因此，以人为本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它不仅仅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已经贯穿于党和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在不断地转化为党和政府执政治国的现实实践，在有形和无形之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执政党的历史地位、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出发，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人为本这一核心价值理念辩证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治国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达到了理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引领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历史地位。而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
[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5-03-02(1)
[10]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06-24(1)
[11]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3]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一、“台湾民族论”概述
“”(即“”)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台湾岛内及海外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试图将台湾从中国永久脱离出去，并以“独立建国”为最终目标的思潮和运动。“”的两个核心要素就是理论与行动，两者的相互配合和共同作用推动了“”运动的发展。“”的思潮和观点是“”运动的思想基础，并逐步发展为一系列的“”理论和主张。它们作为“”运动进行宣传和动员的理论依据，对于获取岛内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推进“”运动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以“民族”塑造和“国家”建构为核心的“台湾民族论”是“”重要理论流派之一。“”势力为推动自身发展，开始寻求建立不同于“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的理论基础，以作为台湾建立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本文所指的“民族”具有“国族”的意涵，可理解为国家试图建构出来的一个国家化的民族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论者所指的民族具有“国族”的意义。而族群(ethnicgroup)则更多指称现代社会中有着共同背景与出身的人口或文化集团。“国族”定义带有强烈的政治意涵，而族群定义更多是一种社会文化概念。
“台湾民族论”在上世纪50、60年代“”运动早期影响很大，但在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几乎偃旗息鼓。它在80年代被再度推出并得到发展，和其他“”理论相互融合成“”运动和思潮的理论基础。“台湾民族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是不同于汉民族的另一民族或新民族。这一类观点根本否认台湾人与大陆人同属中华民族、同源同种的事实。早期“台湾民族论”的实质是通过证明“台湾民族”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来为“”提供理论依据，以实现其“独立建国”的最终目标。如“”论者黄昭堂就认为“台湾民族主义”就是“独立、建国运动”。他曾提出，“‘民族’(Nation)这种东两本身就是一种建国运动，台湾人不想被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唯一的一条路，只有独立，只有建国，这就是一种民族主义(Nationlism)。”围绕这一目标，早期“台湾民族”论者从血缘、文化、历史等不同方面来试论论证“台湾民族”的客观存在或建构的合理性，这形成了这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和主张。本文主要从民族和国家建构的理论视角对其“台湾民族论”的实质和总体特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说明。
二、早期“台湾民族论”之“血缘论”
在20世纪50年代，“”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廖文毅。他1910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西螺镇的大地主家庭。廖文毅少年时期就读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创办的淡水中学，此后又在日本、大陆和美国求学。他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后返台湾从事实业。日本投降之后，他曾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高级官员，后因竞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制宪国大代表”均落选，而逐步走上了“”之路。早期的“”运动主要在海外发展，为了证明其“”的正当性和获取国际支持，这种“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民族不是中华民族”的观点是推动“”最为简洁和便于操作的理论观点。廖文毅提出的“血缘论”
(又称“混血论”)是早期“台湾民族论”的主流观点，在“”势力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台湾民族”无论是人民的血统、文化与中华民族都是相异的另一个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成立“”。廖文毅试图通过强调台湾人与大陆人在血缘上的差异来论证台湾人是由多民族混血而形成的“新民族”。
廖文毅在《台湾民本主义》中主张：“先天的我们(台湾人)继承印尼、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福建、广东、以及日本人的血统，换句话说，融合原住民、汉、日、拉丁、条顿诸民族的血统。”他进而提出：台湾人与大陆人“不仅血统不同，而且文化传统、、现实政治、经济生活等均不相同”，台湾民族是“东方与西方的诸人种与台湾原住民融合而成的混合民族”。他在另一文中提出，“台湾人民是混血人种，与周围任何国家，并无自然联系。”
前面已经提到，“”论者提出“台湾民族”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所谓“民族自决”来实现“独立建国”的最终目标。他在“血缘民族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台湾民族自决论”。也可以说，“台湾民族论”是“民族自决论”即“台湾自决论”的理论基础。廖文毅在《告台湾八百万同胞宣言》中主张：“必须依民族自决原则，以国际协定所保障的台湾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台湾来解决”，台湾要实行“在中立国监视下国民认会的自由选举”。这也是“台湾民族自决论”被首次提出，廖文毅等人试图通过“民族自决”为手段实现其“”的目标。
这种通过强调血缘差异而塑造“民族”的“台湾民族论”，其理论的荒谬性显而易见，甚至连“”运动内部也对他有所批评，认为其观点不具操作的可行性。如黄昭堂指出，这种“混血论”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反应，而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严谨论证。他针对廖文提出：“为了证明台湾民族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不同，‘混血论’可能是一个简洁的方法论。不过如果混血仅止于与原住民的混血还可以，欲连荷兰、西班牙、日本也套上，尤其将不过是命名台湾Formosa的葡萄牙也弄在一起了，甚至连条顿也有份，这难免以偏概全，矫枉过正了。”另一位“”代表人物王育德对于廖文毅的“血缘/混血论”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对“混血论”的过高评价是十分危险的。王育德在其论著中指出，“此种所谓台湾民族混血论，不但无法为现仍有强烈‘汉民族’意识的台湾人所接受，甚至反而会引起对独立运动的反弹。”“直言之，几乎没有资料能够证明台湾人是多重混血的说法。”
1956年，廖文毅宣布放弃其“”理念并向台湾的当局投诚。他在返台时表示，“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论是客家人或闽南人都是优秀的炎黄后裔，客家人之祖先，固然是中原衣冠的南渡，闽南人也是五胡乱华的时候，渡江避难的故家大族。我中华民族的自然凝聚力，血浓于水，家有谱牒，任何人不能分化我们的骨肉，任何方式也没有
分化我们的效果。”这可以说是对其“混血民族论”荒谬性的最佳注脚。
三、早期“台湾民族论”之“文化论”
王育德是早期“台湾民族”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他于1924年出生于台南县的地方望族家庭。1947年其兄王育霖于“二二八事件”中遇害，王育德也逃往日本后入读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语文学科，成为一位知名的台语语言学家。王育德在日本创立了“”组织――台湾青年社和理论刊物《台湾青年》，被视为“”运动的先驱和精神领袖。“台湾民族论”是贯穿其所有书籍和文章的主线之一。有“”人士指出，他对“”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台湾民族理论”某种程度的精密化。这一类“台湾民族论”观点也可以被称为“文化论/同化论”。
王育德于1963年写成的《台湾民族论》是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汉民族”不是“民族”。民族是资本主义诞生后的产物，汉民族有四千年的历史是大笑话。对于“台湾民族”的形成过程，他在书中提出：“我认为台湾民族实质上的成立是在二二八起义之后，当然现在还不能说台湾民族已名实兼备100％完全成立。但这并不成问题。民族是要建立独自的国家之后才能期待完整。”也就是说，“台湾民族”虽已“实质成立”，但仍需要建立“民族国家”来最终加以完备，也就是经由“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台湾必须建立“民族国家”以后，通过“国家”的“容器”，精练“民族”这个“内容物”，才导致“民族”的彻底形成。他在文中也提出，“台湾民族虽因尚未具备国家而不完整，但还能保持其实质的一面。我相信台湾人一旦建立自己的国家，将立即成为高纯度的民族，并极易发展成优秀的民族国家。”
王育德提出了不同于“血缘论/混血论”的观点，通过论证台湾人在语言、文化方面与大陆人的差异来论证“台湾民族”的“合理存在”，并形成了一整套对于台湾历史发展的解释。他认为，台湾在日据时期形成了与不同于大陆的“新文化”。尽管台湾的文化承载了汉族文化，加之本地已有的山地文化(“原住民”文化)以及五十年的日本统治和后来的西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新文化”。王育德强调语言对文化产生影响并进而实现民族的塑造。也就是说，日语的使用帮助台湾人改变了思维方式，建立了新的文化传统并造成了台湾的质变，因此独特的“台湾文化”塑造了独特的“台湾民族”。他曾提出，“日语的使用并非仅止于语言的问题。语言是表情达意的手段，学习量达到某一程度，就会引起质变，还会规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观。当然，语言背后的文化体系的优劣对这一点发挥极大的作用。不知道是幸或不幸，台湾人由于日语和日本文化而从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社会，因此日语似乎可以说给台湾人带来相当大的质变。”㈣也就是出现了产生“质变”的、不同于“中国人”的“台湾人”。
不少学者对于王育德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批评。如王晓波认为，“文化论”的说法是一种“人格殖民化”的反映。日治和西化都是殖民化，只能产生殖民者的文化而不形成被殖民者的文化。若以这样的“新文化”来主张“”，其结果就是加深台湾的殖民化。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因革损益之间，毕竟仍有主从之别。这种“新文化”塑造“台湾民族”的推理论证过程并不能够禁得起历史的推敲而令人信服。
四、早期“台湾民族论”之“超越论”
早期“台湾民族论”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史明。史明原名施朝晖，1918年出生于台北市士林地区。他于1937年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攻读，在求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并于1942年毕业后到大陆“支援抗日”。史明后因对中国革命运动的不同认识而于1949年返回台湾，此后便开始从事“”活动。他主要运用殖民地理论等社会主义理论来作为其分析基础，通过重新解释台湾历史的方法而形成了其“”的理论主张。与廖文毅和王育德不同，史明承认“台湾人与中国人具有同样的血缘关系与文化特质，都属于同一种族的汉族”。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超越论”的“台湾民族论”观点。他认为，两岸长期隔绝，经过三百余年的社会发展，到了日据时代，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已经超越这些跟中国相同的血缘和文化联系。如他后来所说，“在种族上，汉系台湾人虽然和中国人一样同属汉族。但是，在民族上，台湾人已形成和中华民族不同的台湾民族。”
《台湾人四百年史》是史明的标志性著作。该书在“”人士中颇有影响，被奉为经典之作。他在书中提出：台湾社会和台湾人一直都是遭受殖民统治(荷兰、日本、清朝、政权)，清朝以来更明显的存在这种殖民地性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他认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台湾终于打开了与中国不同的/独特的心理基础与社会基础――继之在日本统治时代，因日本帝国主义基于本国利益而强行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结果，‘台湾’乃更明确的确立了其独特的民族存在”。
在该书序言当中，史明就将台湾人定位为一个单独的“民族”。也就是说，他以其“台湾民族论”观点作为其《台湾人四百年史》的预设前提和立场。他进一步论证到：在台湾和大陆相互隔绝的地理条件下，经过了三百年的殖民地性的社会发展与反殖民地斗争的结果，“到了日据时代，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大体上已超越(克服、扬弃)了这些跟中国相同的血缘、文化关系，并在与中国不同范畴的社会基础上，发展为一个单独、唯一的台湾民族。”也就是说，“台湾在与中国本土相隔绝的地理社会环境下，经过了四百年独自的移民，开拓以及近代化资本主义化的历史发展，而形成在社会上和心理上均与中国和中国人迥异的‘台湾社会和台湾人’。”
1968年，史明发表《台湾民族――其形成与发展》一文，更明确提出其“台湾民族论”的观点。他认为，台湾社会经过四百年来的移民与开拓，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以及久年的殖民地解放斗争的这些历史过程，从华南移住过来的汉人开拓者与其后代为主要的成员，并和“原住民”共同居住而吸收同化它。“结果，以台湾特有‘共同地缘’(自然地理环境)和殖民地被压迫的‘共同命运’(社会环境)为主要因素，逐渐形成单一的、固有的统一共同体民族，并且成员之间的共同意识，也随之发生。就是说，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在于台湾岛内已经形成了和近代民族概要吻合，但是和中国完全不相同的‘台湾民族”’
史明将台湾社会定性为殖民地性质，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复合体。如他在《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书中提出：“凡是殖民地社会，由于外来的政治统治者又同时是经济剥削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重叠，所以民族斗争势必以阶级斗争为基础，阶级斗争也要通过民族斗争表现出来。”“台湾社会、台湾人以及中国社会、中国人，在种族上同样属于‘汉人’，但是，过去四百年台湾固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区分出两个不同的民族，
也就是‘台湾民族’和‘中华民族’了”。史明认为，1945年后政权到台湾后进行的统治是“以美日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为背景，继承了对台湾及台湾人的旧殖民地统治的衣钵。”。这使得“台湾人及中国人的民族界限扩大及深化，造成殖民地特有的社会结构”。他进一步认为，政权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矛盾包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民族矛盾”是政治矛盾的核心。史明提出殖民地社会的二重结构为：
台湾、台湾人=“台湾民族”=本地人=殖民地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台湾人意识
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外来者”=殖民地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大中华思想
按照他的观点，“台湾民族”形成之后，便开始反对包括大陆在内的外来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至此，史明将“”运动的性质归结为“民族解放运动”。
史明的“台湾民族论”观点核心之处在于，对“台湾民族”的论证和“悲惨历史”的诠释。实际上，虽然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殖民统治和文化同化政策，但他们的自身文化并无本质的改变，但台湾人民共有的汉民族的民族性仍然留存，民族文化的血脉畅通不绝。史明的“超越论”观点与日本统治时期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同时，他也无法具体说明“台湾民族”的特征及其和中华民族的实际区别。另一方面，史明对二战后台湾社会矛盾的分析也颇具片面性。他将台湾“本省人”看作“台湾民族”，而把1945年后迁台的“外省人”看成另一民族，这样就把客观存在的省籍矛盾(地方主义)层次的摩擦上升为“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层次。已有学者指出，战后台湾社会矛盾实际上是有其特殊的社会矛盾和省籍矛盾这两条互相交叉的线索，而阶级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轴。而台湾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所衍生出来的省籍矛盾，则是阶级矛盾作用下的一种特殊社会矛盾形式。从根本上说，史明的“台湾民族论”观点缺乏民族学上的理论依据，也不符合台湾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而仅是为实现“”目标而进行宣传和动员的一种“工具性”的理论主张。
五、早期“台湾民族论”的总体评析
前文已经对早期“台湾民族论”的主要观点分别加以梳理和介绍，笔者在这里从民族和国家建构的理论视角对于其实质和总体特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说明。学术界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主要有原生论/本质论(primordial―ism)、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和建构论(constructuralistn)三种观点。早期的“台湾民族论”论者侧重于从血缘、文化、语言和历史等原生因素来进行“台湾民族”的论证，其论述属于民族主义的原生论/本质论观点。同时，早期“台湾民族论”观点带有鲜明的“工具论”倾向，除了进行现实政治动员外，其最终目标都指向“独立建国”的最终目标。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岛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运动获得了极大发展，各种“”理论主张也不断出现。这其中，以认同为核心的“认同论/建构论”是“台湾民族论”的最新观点。“认同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以认同(自我或他者)而非血缘、文化等原生因素为同一民族的构成要件。它主要遵循“认同――共同体――民族/国家”的线索来进行“台湾民族”的建构，其最终目标仍指向“独立建国”。总体上看，“”论者有关“台湾民族论”的各种观点已经涵盖了这三类定义。“台湾民族”既可能来自于血缘、文化和语言等原生因素，也可能是来自于对共同历史记忆和现实命运的认同。
“”论者要实现建立“台湾国家”的目标，必然要重视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就是“台湾民族论”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是指近现代民族国家为促进国家整合而制定实施的所有措施、政策与制度安排。国家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和强制力，也依赖于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从表现形式上，国家建构是以民族建构的形式出现的。从“台湾民族论”的各种观点来看，早期“台湾民族论”观点遵循由民族到国家的建构路径。这一途径强调原生的血缘、文化或语言等原生因素，通过以民族主义来进行动员，希望其领土范围能够符合民族或文化的群体界限。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将民族主义分为“领土/公民”或“种族/文化”两种类型。也就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和以“族群性”为基础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族群民族主义一般以在民族国家架构内被忽视或边缘会而居于次级地位的族群为单位，而不是以地域为中心来进行动员。早期的“台湾民族论”因强调血缘、文化等原生因素，又因为台湾“省籍/族群”问题的存在，而更接近于“族群民族主义”。
台湾岛内有“四大族群”之说，即将台湾人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少数民族和外省人四大群体。早期“”论者更强调血缘、文化等原生因素，且受到台湾族群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不把“外省人”纳入“台湾民族”之中。如黄昭堂提出，“台湾民族到底包括那些人，我认为它是包括第二次大战前在台湾出生的人及其子孙，换句话说，它包括了福佬人、台湾客家人以及原住各民族，这是初期的台湾民族主义思想。”四台湾民主化之后的“台湾民族论”观点较强调“认同”的重要性，将包括外省人在内的台湾岛内各个族群都纳入到“台湾民族”的建构当中，因而对“台湾人”和“台湾民族”构成群体的范围界定逐渐宽泛和更具包容性。如黄昭堂本人后来改变了他原来的观点，进而提出：“总之，台湾四族群的融合正在迅速进行中，基于四族共和的‘台湾那想’(Tai-wanese nation)的成立指日可期。台湾各族群应该各自努力，互相尊重，以期达到形成能与中华民族分庭抗礼的台湾民族之境。独立的将是一个巨大的溶化炉，它会将四族群融合为一个台湾民族。”
论文摘要：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本文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渊源的论断。笔者力求在建构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台湾作家琼瑶说：“无论隔着山，隔着海，隔着岁月，中国人的心里总会流动着一条长江，一条黄河。”乡土文学家钟理和道：“原乡人的血只有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古人云：有井水处有柳永；今人叹：有华人处，有金庸。这些精辟言语和不朽绝唱异曲同工，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牵引力和久远的震撼力。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专属于中华民族的、支配千百万人言行的观念和力量，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文化模式。从狭义上讲，它是专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构成要素或单位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讲，它是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征、思想情感的综合反映的集合体。它集儒佛法道等为一体，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以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为内在规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习惯势力或惯性，属于观念上层建筑。辜鸿铭先生一言而盖之曰：深沉、博大、质朴、精深。其中，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们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也是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不竭动力。”①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下，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秋风扫黄叶般席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处于知识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正面临哲学和文化上的重新定位”。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标的重要路径。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共建民族精神家园。这凸显了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治国方略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渊源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社会关系不和谐的最深层的表现是文化的不和谐和断层，主要是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冲突。③任何战略思想，“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思想资料作为渊源。”④笔者认为，作为蕴涵众多珍贵遗产和传世性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渊源。
首先，两者在目标诉求方面具有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目标诉求主要体现在浩如烟海的巨著典籍中。《礼记》云：天下大公，选贤与能。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朝田亩制度》喊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口号。孙中山先生的规划则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弘扬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达到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目标。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它也被倾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诉求。平等，公平是贯穿两者的共同精神信旨。
其次，两者在有关人的价值及社会发展理念方面颇呈趋同性。中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着珍贵璀璨的民本思想光芒。从孟夫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屈平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列子》中“天地万物，唯人为贵”的论述，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佛教中讲求：众生皆苦、普渡众生。这些都是悲天悯人的民本思想。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论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从“人的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认为“只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⑤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工作要由人民“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来评判；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要求；胡锦涛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强调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社会发展方面，孟子曰：“知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可知天也。”庄子言：天地与我齐生，而万物与我合一。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可持续发展。它的基本含义是我们的发展模式要做到既要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会对后代的生存构成威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我们倡导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进生态文明构建。
两者在接人待物策略上惊人相似。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庸之道，即“执其两端庸其中于民”。而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采取了中庸之道的技巧，如：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种治国方略并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面前受到平等保护；经济运行遵循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我们处理两岸三地关系遵循“一国两制”。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兼收并蓄，显示了包容性。《易经》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李斯《谏逐客书》中有“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溪流，故能就其深”的宏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一种宽容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文化方面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认为和而不同是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渊源。
四、建构民族精神，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使之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笔者认为，建构民族精神，是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路径。
首先，要挖掘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的个体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最深厚的情感寄托。如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情怀，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胸襟，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激情，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热情，等等，都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最原始动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铸造改革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中，先秦法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革故鼎新言论为我们耳熟能详。改革家王安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论述，表明了改革决心和勇气。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必然要触犯既得利益者，是一种格局博奕。我们如果读懂了历史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艰难和远见卓识，那就会理解十多年前中国改革者“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赤子之心。三十多年来，我们获得了解放思想这一法宝。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反作用。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所取得的一切改革发展成果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营造一个鼓励改革创新、“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发挥反哺、支持中国改革发展的作用。今天，改革创新被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
第三，弘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它的的血液流淌在五千年来形成的“日出而坐，日入而息”的社会运作模式中。《史记》里的警句言犹在耳：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西伯拘厩里演《周易》，左丘失明却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些典故点缀着自强不息的光辉，穿越了时光隧道，至今在思想文化层面给我们以永恒光辉照耀。唯物主义者认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这个过程中，自强不息就担当了一种桥梁纽带作用。点燃自强不息的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精神表现为为勇于亮剑，敢于亮剑的革命豪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依靠的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的气魄，而这本身就是自强不息；在推进四个现代化的改革年代，我们仍需要秉承先人“千磨万击还坚劲，任而东西南北风”的风格。1998年的滔天洪水，2003年谈之色变的SARS，2008年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和撕心裂肺的大地震都没有把我们压跨，相反，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谱写着自强不息的赞歌和诗篇。自强不息人文品格的传承，在使中国传统文化大放异彩的同时，服务着现代化建设。
第四， 传承学以致用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人格修养、强练“内功”是其原义。穷则独善其身。“吾日三省吾身：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不传习乎？”湖湘文化学派，以王船山、曾国藩为代表，坚持“内圣外王”，将这种理念改造发挥为“立功立德立言”，主张内省务实、学以致用。这表现为我们通常吟诵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事洞明皆学问”、“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中国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理论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先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我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文化在一个国家建设进程中，起着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在风雨洗礼中愈加根深叶茂，顽强辉煌。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渊源。“山不过来，我就过去”。我们通过建构民族精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P399—400。
②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P241。
③刘建武等主编：《科学发展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144。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68。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031。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一讲话实质上已经回答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思想底蕴，也体现着我们独特的精神气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并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契合。无论是国家层面追求的价值目标，还是社会层面追求的价值导向，亦或个人层面追求的价值观念，都在一定意义上吸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首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从国家目标层面提出的第一个倡导，延续了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等思想。在富强方面，古人很早就看到“富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即表达了“政在使民富”的思想；在民主方面，中国古代虽是封建专制社会，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本思想中也包含了许多民主元素，如“民贵君轻”、“立君为民”、“君舟民水”思想，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思想都具有朴素的民主性，在近代起到民主启蒙作用；在文明方面，该词最早见于《易经》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一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善、谦”等都属于文明的范畴；在和谐方面，古代的和谐思想极为丰富，如儒家的“和为贵”，墨家的“兼爱”“尚同”等都蕴含着深厚的和谐文化基因。
其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从社会目标层面提出的第二个倡导，借鉴了儒家“天人合一”“允执厥中”“隆礼重法”等思想。自由在古代多指人通过发扬善心，进而知性、知天，最终实现天道与人道交融互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平等方面，孔子早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教育上则主张“有教无类”，墨家的“兼爱”认为人与人之间应是一种无差别、无等级的兼爱；中国古代也不乏关于公平的论述，荀子认为：“公生明，偏生暗。”房玄龄明确提出：“理国要道，实在公平正直。”“法治”在传统文化中作为德治的重要补充，同样受到不少思想家的推崇，集中表现为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
再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个人价值层面提出的第三个倡导，传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爱国思想是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信念：“苟利国家，不求富贵”，“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儒家推崇“仁、义、礼、智、信”为个人道德规范，“义”表现为处事得体、办事尽心，即“敬业”，孔子称之为“执事敬”，朱熹解释为“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还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等都表现出古人对敬业的高度认同。我国古代对诚信思想也极为推崇，其最早出自儒家，孔子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有曰“诚者，天之道”。由“诚”到“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在待人接物方面，儒家注重对人的友善品德的培养，“仁”的推行表现为善待他人、推己及人，即“友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等都明确表达了该思想。
以上只是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我们可资参考的部分资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借鉴。当然，由于时代不同，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善于古为今用，对它进行现代诠释，以适应我国国民价值观教育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性升华
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等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性升华。
无论从理论来源、思想内容还是时代高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远远超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理论来源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吸取了各方面的理论文化成果，所以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既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反映全国各族人民普遍愿望的国家层面价值目标，又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还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个人层面价值准则，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实现了“三个统一”：传统与现代的统一，继承与超越的统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中华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和现代复归，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时代变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其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为“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结论
指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必须借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来实现核心价值观自身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必须立足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视点，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魂有所附，根有所系。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6
中国音乐运用单线条，表达了中国人特有的思想感情，而这种寄予旋律的厚望，又极大地发掘、拓展了音乐单线条的表现力，形成中国音乐典型的表达方式。田青全面阐述了禅与音乐神韵契合的关系和禅宗思想的哲学精髓，准确把脉中国民族音乐的哲学基础与美学追求，并将二者进行比较、参证，得出禅与中国音乐内在高度契合的结论。他论述的核心思想是禅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民族音乐的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涵。中国音乐受禅思想影响的前提，首先是二者都具备“反文字”、超脱形式束缚，能在瞬间的“顿悟”中通达的共同特征。在形式的宏观层面，中国音乐旋律体现为短小的乐句、简约的乐段、乐章构成和内在、含蓄、自由的散板运用。在形式的微观层面，“音腔”这种不断变化、流动的音的渐变过程，细腻表达了人的情感。从精神内涵来看，禅思想追求的超脱、顿悟、空灵的意境与中国音乐所追求的诗意极其相似，音乐的“韵”味就是佛思禅意的直接体现。更让人感叹的是：中国音乐自由的表达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音乐受制于五线谱，而是以“口传心授”为主，古琴打谱、工尺谱等仅作为有限的依据来进行更加自由的二度创作。田青认为这也是受到了禅的影响。
一、田青民族音乐美学思想的特征
(一)民族音乐自觉论
田青的民族音乐自觉论是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在民族音乐领域的体现，主要由三点构成。首先，田青从美学思想高度强调以我（即中华民族）为主的文化立场。批判民族音乐中的彭修文模式、批评民族声乐唱法过度“统一”、强调回归传统也是一种发展、赞赏民族音乐的“新古典主义”等等，最终目的就是要重构以中国自我文化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田青强调以我为主，但绝不是音乐、文化单一论；相反，他积极倡导文化多元，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格局。抹杀我国各民族本来多元的民间艺术的多元性，只能是西方文化取而代之的单调，而不是文化应有的丰富态势。在实践中，田青为弘扬我国民间音乐尽心尽力，且成绩卓著。第三，倡导“原生态”民间音乐。“原生态”是生物学的词汇，首次被田青堂而皇之引入民族音乐领域，专指在原有特定文化、地理系统中存活的，具有朴实无华、情感真挚等特点的民族民间音乐。“原生态”民歌是与民族唱法、美声、通俗三种声乐相对的概念，但“原生态”却不是一种唱法，实际是由来已久形成的诸多民间歌唱方式。打破声乐界几十年来形成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突显出民歌的魅力，既是民族音乐自觉论的实践，也是多元文化各美其美的例证。田青的民族音乐自觉论从思想理论到实践层面，都给当代中国音乐的走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没有继承，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发展需要坚实的基础，而当下中国音乐的继承必须从民族音乐自觉起步。
(二)民族音乐特色论
田青从三个方面强调民族音乐独有的特色。首先，民族音乐具有注重真情实感的特征。强调音乐的本质是真诚，是情感随心所欲的表达，其思想根源是将中国民族音乐作为立足点思考音乐艺术，这是针对西方音乐影响下的中国当代音乐过分追求技术而言的。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唯乐不可为伪”的美学观，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并体现在艺术实践之中。无论高雅的古琴，还是抒情的民歌，都是强调真诚的。田青认为，那些在现实音乐中能够触动人心灵的多是乡野民歌，而不是学院里“镀金”后的歌唱，前者是感性的产物，后者是“科学性”、“统一性”原则下训练的结果。其次，深受禅思想熏染的民族音乐拥有自由表达的独特方式。运用“不科学”的古琴谱、工尺谱等记谱法与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相结合，民族音乐不但能随心所欲表达更加自由的音乐时值，而且还能通过细化音级、强调音过程的手法，形成独具特色的音腔，从而达到更加率性、自由、细腻的表情达意的目的。中国民族音乐二度创作充满即兴性、自由性的表达，正是音乐本质的体现，也是其个性的张扬。第三，不同于西方音乐“紧张——解决——紧张”的循环逻辑，中国音乐是单线性思维方式。中国独特的历史、哲学、政治等文化与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人在音乐上的线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所产生的民族音乐是能够满足中国人以自娱、自我陶冶为主，表演为辅的精神需求。但这并不代表一般意义上的简单与落后，而是民族音乐特色所在。
二、田青民族音乐思想的背景
从田青个人来看，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表达方式等特征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反映。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都深刻影响了中国音乐，其佛教的禅宗思想最为突出。“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自然与人格的双重属性，人格天神既可以从商代的占卜、《周易》以及汉代的五行学说中看到，也可以从儒家的《论语》中观察到，总之，唯心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笔者认为，田青的哲学观是一种超越马克思唯物论局限的文化求实观，是理论与实践互补的成果。结合田青的禅乐思想，笔者以为他更偏重于唯心的哲学，即艺术的哲学。田青的思想渊源更多是中国本土哲学理论，这不仅与他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特别是佛学理论研究紧密相关，而且与其三十多年田野调查、体验的社会学工作直接关联。田青认为中国音乐有其独特而深厚的价值，是能够与西方音乐并立的艺术。他曾比喻中国的“新潮音乐”无论如何都是“拳击”，而绝不是“太极”，可窥其思想旨意。以民族音乐自由表达真情的方式和中国音乐单线条思维等特征为例，都可以看做中国古老哲学育化的结果，而绝不是西方技术音乐的早期形式。从田青所处的时代来看，田青是站在以中国文化为主场的角度审视中国音乐的潮流。田青并不是保守派，他不是只要传统的民族音乐，而是积极地鼓励新潮音乐做出超越自我的成绩，包容像崔健的摇滚乐那样的通俗音乐，因为他主张音乐的多元化并存。但是，他反对美学家张前所说的“主流上的那种坚持改革和发展的观点和做法”，因为自刘天华以来的乐器与器乐改革是建立在对自己民族音乐不自信的落后论调之上，是向西欧乐器、音乐学习、模仿的道路。这样的音乐道路作为事实的主流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再加上全球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民族音乐在追逐西方世界引领的世界潮流中丧失了自己的性格、品味，而变得“非中非西”，很难自立于世界音乐之林。一方面，田青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契机最大限度的保护、保存现有的中国传统音乐；另一方面，田青赞赏像“华芳九韵”那样的民族音乐的“新古典主义”发展方式，因为这是民族音乐精神的回归，是民族音乐重拾自信的表现，而不是一味向“西”。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田青既没有像管建华、王耀华、杜亚雄等民族音乐学家那样，主要依据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的视角批评中国音乐的“欧洲音乐中心论”道路，也没有像王安国、居其宏等音乐学家那样，认定中国音乐借鉴西方音乐的必然道路。田青继承了尊师杨荫浏、黄翔鹏的道路：从理论到田野实践的扎实工作中，传承并发扬好中国民族音乐，力求让这“一元”文化延续生命、焕发生机。这样的大文化观是充满力量的，也是逐渐获得普遍认可的。
作者：张鹏珍
关键词： 文化精神 《大学》 继承和创新
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品格，又往往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团结广大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儒家经典《大学》源于夏、商的原始宗教精神，至周代逐步蜕化、发展、建立成为以人的道德理性为中心的思想体系，集中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三纲领”与“八条目”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这是《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理解《大学》的关键所在。《大学》以“三纲领八条目”为核心，建构了一套关于民众主体应该如何修养好自身品行的完整的道德修养体系，实质上就是凸显了孔子长期倡导的人内在于生命之中的“仁”，“仁”成为人生命本质的性。从作为生命本质的性，孟子又进一步传承了孔子提出的人生命之内的“仁”，阐释为每一个人应该可以把握的“心”。这些观点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所倡导的思想价值、人格理念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相互交融，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尺度之一，如今这些观点是我国文化建设和重点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一、《大学》集中体现了一种人格理念，强调了高尚的人生观，强调了真善美的精神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本质。
《大学》中“明明德”倡导人们以自觉地显发自己的明德为本，不被心理或生理的冲动或欲望所遮蔽牵引。人人天生即有光明澄澈的心灵，都可自作主宰；又因个人在气质上有所差异而有殊别，所以，立人之道，并非去宰制他人、为他人安排一切，而是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文章指出，礼乐教化，可以启迪他人自觉，使他人自作主宰，去除物欲，不断提升民众主体的德行，显发天赋的光明的心灵，这就是“亲民”。从“明明德”到亲民，了无间断，使心灵所具的天理，普遍地、具体地呈现于人伦日用之间，令万事万物无一不恰如其理，而皆臻至于极，这就是“止于至善”。由道德来教化人心，以正风俗民情，使民众“有耻且格”地安分守己正是《大学》弘扬儒家博施济众的思想成就，亦是在事功上的崇高人格理念的集中体现，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准则，与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目标相吻合。它尤其强调了在我们这个思想大活跃、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应该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去引领社会风尚，从而形成凝聚全民的民族文化理念。《大学》中提出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及“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用了物事对举的阐释方法，其中“物”是指心、身、家、国、天下而言；“格物”即是感通于心、身、家、国、天下，对心、身、家、国、天下发生作用，亦即发生修、齐、治、平之“事”的效果。所以，“格物”内可明体、外使人与物及事上的感应，能通内外，冀望人与人的互相影响的互动过程通向“至善”的境界。正是《大学》中这些被升华了的文化精神不断打造着中华民族文明的纽带，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主流精神。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大学》依然以它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言形式来传扬文化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新思想新视点的思考，而且可以帮助我们透视世界各类跨文化现象，并促进世界优秀文化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融会发展。
二、《大学》中简明清晰地论述了构成个人修身自我完善的各个向善要素的基本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协调。
《大学》中明确地论述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以“明明德于天下”为“至善”，把最高的价值追求落实在天下每个人的“明德”之中，使其内在化、精神化；文中还强调“正心”，以“正心”为修身的主要手段，而“正心”又包括“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诚意”由内而外，“诚于中，形于外”，表现为内在自觉活动；而“致知”，主要是针对“礼”的“知”，它由外而内，以外在的“知”（礼）使心得到充实、安顿。总之，文章反复论述与提升修身的意义在于自我完善与道德自律，并且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是齐家治国的根本途径，对中华民族的品格、个性、精神、理想、信念、价值观等文化精神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塑造作用，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发展、完善后客观上已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和基石。因为《大学》中倡导的人生观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践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心理趋向和文化定势，中国文化精神的许多内容意义都是在《大学》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三、《大学》倡导了一种振兴民族与国家的责任感、义务感、奉献精神，也成为儒家精神的核心之一。
几千年来《大学》一直从某个角度塑造并影响着中国民众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积淀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底蕴。中国有一条古训，即“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正是对《大学》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升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忍辱负重，继往开来，正是《大学》文化精神最为生动和传神的写照。它使得中华民族在思想、信念及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区别于其他民族，强化了民族主体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并且代代繁衍，生生不息。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前仆后继、奉献一切、无怨无悔就是最真实的证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学》还有助于强化民族精神文化，强化民族忧患意识，中国现代的文化精英更需要在《大学》文化精神的激励下，为实现宏伟理想、为发展繁荣中国而努力。纵观中国历史，《大学》已经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德治资源之一，在今天人们借鉴世界进步文化，融会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并努力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发挥着不容忽略的重要作用。
经典论著《大学》内容严谨、体例完整，最能体现儒家的精神价值，尤其是“三纲领”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已经成为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终极目标。尽管全文不长，仅有短短两千余字，然而它却富有永久生命力，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也正源于此，《大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自宋代列入“四书”以后，其影响力更为巨大。最近出土的郭店竹简中许多观念范畴都与《大学》相近，为今天重新理解、探讨《大学》内容及思想地位提供了重要材料。如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国文化精神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更需要的是充分重视其在现代文化背景下选择、融合、批判的过程中对精髓予以积极的弘扬。《大学》思想的深刻精辟，不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且在我国当代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上应当具有重要的功能、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瑞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J］.新华文摘，2006.11.6.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三进”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0-0045-03
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是保证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有力措施，是我们党赢得青年、培养青年的根本途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观点，深刻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新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三进”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
党的十召开后不久，即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在提出中国梦这一重要思想概念的同时，还深刻地阐述了中国梦的内涵。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其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其“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时，用“三个必须”进一步论述了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路径。
第一，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不仅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新中国成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而且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因此，只有坚持走这条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最伟大的梦想。
第二，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说：“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1]因此，只有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才能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指出，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实现中国梦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1]就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关于实现中国梦的思想，是十后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又体现了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和根本宗旨的高度统一，体现了党以中国梦凝聚力量的治国理政新思路，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成为凝聚党心民心、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关于群众路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内涵
2013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指导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群众路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首先，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2]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3]
其次，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认为，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3]
其三，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要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认为，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党对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要求有所不同。在新形势下，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要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这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2]因此，他强调指出，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切实加强对党的干部特别是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切入点，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
其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认为，当前，对党同群众血肉联系影响最直接的是作风问题。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问题上。因此，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解决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问题。要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积弊进行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坚决遏制其蔓延势头，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解决党的建设中的其他问题。
关于群众路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内涵，不仅为扎实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遵循，更是体现了党对群众路线的丰富与发展，体现了党力图以改进作风振奋人心的决心与信心。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基本结束。通过这场教育实践活动，不仅使党员干部得到了党性锻炼，刹住了“”蔓延势头，带动了社会风气整体好转，推动了党从多方面集中深入思考解决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许多重大问题，使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且使党获得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理论宝库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三、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提法和新举措，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许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举措。
首先，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和提法。用“国家治理”取代过去提的“国家管理”，体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国家治理要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其次，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提出“使市场对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4]这是一个新的重大理论观点，以前的表述是“基础性作用”，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说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大力提倡市场化，会将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但不会搞私有化。这不仅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其三，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提出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4]这一提法不仅再次重申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第一次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表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今后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不会有政策上的歧视，不再有老大、老二之分。
其四，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4]这就清楚地说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而不能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搞西方的那一套。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4]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此外，党在《决定》中还对如何深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体制与制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
《决定》是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党在《决定》中提出的新思想、新提法和新举措，集中地体现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改革问题上的高度自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
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有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集中地体现了十以后党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创新之点。
其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集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指出，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当前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5]
其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十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论述，第一次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见》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正式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并进一步概括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5]的结构体系，表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从而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
其三，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意见》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不断拓展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等。“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5]
《意见》提出的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理论建设上的又一重大创新，充分反映了党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自觉，对于更好地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思想舆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十以来党不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既有理论上的引领，又有实践上的指导；既有对十精神的深化与拓展，又有对治国理政根本问题的最新阐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表明党靠什么来凝聚力量、振奋人心、激发活力、激励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三进”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本文以2009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开幕为起点，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为止点，选取了12天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广州日报、新京报与南方都市报6家较具代表性的媒体作为样本，考察其刊登的与“两会”相关的评论共计252篇。对发表评论的数量、类型、主题等进行统计，以此分析“两会”评论的特点与得失，以期探讨“两会”评论的改进之处。
一、“两会”评论议题概况
本文对252篇评论的主题词进行了概括，用1-2个词概括每篇评论的主题。经过统计，共涉及27个主题。排在前十位的主题分别为：代表委员议政能力(68条)、政府信息公开(45条)、财政审议(24条)、“两会”意义(20)、“两会”制度(16条)、媒体报道方式(16条)、教育改革(16条)、经济增长(14条)、反腐监督(13条)、医疗改革(12条)。以上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可以了解今年评论作品关注的热点或曰评论选题价值判断的着力点。下面摘取几个重要论题予以介绍。
⒈代表委员议政能力
评价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的能力、立场、态度成为今年评论选题的重要内容，占统计评论的27%。超过了对代表和委员议案、提案的关注度。3月4日人民日报时评《尊重民意体现“四权”》认为“两会”“正是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四权‘的重要契机。”3月9日人民日报署名陈沙的时评认为“‘主人翁意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代表意识’”，代表和委员的言行“体现着从权利到权力的政治过程”。
对于优质提案的渴望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3月10日人民日报时评《把提案当成论文写》就提出“政协委员以做论文的严谨精神和专业水准去写提案”。此外，代表议案立场的局部与全局之争、是否应向选民述职、会后代表履职的常态化也成为评论涉及的内容。笔者以为这一现象彰显了我国公民参政意识的增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提高代表和委员的议政意识，促进议案、提案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政府信息公开
“两会”的小组讨论现场通过各种方式公开，“不仅表明先进技术为实现民主创造了条件，而且意味着中央高层对改革民主制度、推进政务公开持支持态度。”（3月8日新京报社论）3月3日广州日报《网上晒提案晒出了什么》则提倡在网上“晒提案”。
不少评论也呼吁已经连续数年提出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提案早日得以采纳。3月4日新京报社论对提案的评价是“既能推动制度防腐，又能借力于民众加强反腐的理性建言”。3月3日广州日报则分析道：“设立官员财产申报法，现在缺少的不是民意，也不是时机，而是缺少拍板的决心。”
3.财政审议
南方都市报针对财政审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预算公开：改革新切入点》、《财政的收与支，要视时而定》、《人大监督始于预算》等。3月10日中国青年报“曹林快语”专栏指出：人大代表要提高“阅读预算”的能力，改变对审查预算的习惯性轻视，“行使不了这个核心权力，人民代表很大程度上就被抽空和虚置了”。 对于预算中出现的“其他支出”的讨论，3月9日新京报发表时评《财政预算不应有“其他支出”》，认为“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的时候，必须尽可能详尽地列出各个部门支出的具体事项与金额”，这是“人大代表们表示同意或反对的前提”。
4.“两会”意义
3月3日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发表文章，认为“两会”广开才路、广开言路、民主监督将“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同日新京报发表社论《“两会”是凝聚“过冬”共识的良机》表示“民主议政的氛围，正是建立起共识的良机”。南方都市报社论评价 “两会”“缓解了社会的对话饥渴症”。
5.媒体报道方式
每年的“两会”报道都有花絮作为点缀，其中的名人代表委员更是媒体追逐的对象。3月3日中国青年报池墨的文章认为“这种泛娱乐化式的采访，有将‘两会’变成娱乐狂欢的趋势”。3月13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读者潘健生的来信，表示“作为一名读者,我觉得这些记者及媒体取向有点无聊”。3月5日新京报《不要把明星委员当“明星”》也提出“保障草根委员的话语权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于名人代表委员曝光率高的原因，3月7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冯雪梅指出除了媒体“不认人”之外还因为普通代表“更多选择了沉默”。普通代表也需要学会利用媒体的平台，力求掌握话语权。
二、“两会”评论的表现方式
⒈各报评论分布情况
近年来，对“两会”期间评论特别重视的媒体如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的评论篇数明显居多，这其中，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由于开设评论周刊，使其评论数量更是遥遥领先。
2.评论类型
面对“两会”这样的重大议题，每家媒体都刊发了社论。
人民日报分别于人大、政协会议开幕、闭幕之时发表了4篇社论。以“论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题发表评论员文章4篇(截至3月18日，共计发表6篇)。所发34篇评论分别以社论、评论员文章、人民论坛、时评专栏以及记者感言五种形式表现，评论选题依次由阐释制度、主题评论、问题评论至记者述评，覆盖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其评论主体主要是评论员和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的评论除以报社评论员的个人专栏和时评之外，在“曹林快语”、“雪梅评中评”两个专栏中更是以评论员的个人品牌创新“两会”评论模式。
3.评论方式
纵观各类报纸的评论，由于其承担的任务不同，其评论行文方式亦有所不同。
人民日报评论多号召，重阐释，颂扬现状：如《化中国信心为中国力量》，《共谋发展大计，开创美好未来》，《尊重民意体现四权》，《与百姓更近，与世界更近》，《民生立法，彰显以人为本》，《民生连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协商民主彰显政治智慧》等。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大多主张“两会”应重在“议”和“论”，重在探讨实际问题，而非作秀或当“好好先生”。如《要节俭的两会，更要质量和效率的两会》，《人民信心来自政府透明》，《代表不减，歌功颂德不休》，《会置疑，会回应，还要有行动》等。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方针，十上该方针得到进一步强调与支持，因此“改善民生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走社会主义、坚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明确了大众化理论和民生问题的定义，并深入分析了民生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最后阐明了走以人为本的民生道路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正确性
关键词：
民生问题；大众化理论；关系；以人为本；方式
一、民生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
民生问题从狭义的角度来讲主要是指公民生活当中的所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比如生活中的吃穿住行问题，主要体现在公民的基本权益上，并且包括广大公民的发展机遇[1]。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就是与公民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属于民生问题，它不仅包括人民生活中基本的吃、穿、住、行，同样包含公民在生活中对子女的教育、就医保险等方面的问题；民生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它们都是与公民基本生活相关的非常实际、非常现实的问题，它们是与公民的利益最为贴近的问题。对民生问题进行关注、重视，保障和改善公民的生存条件与环境是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坚持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从狭义的角度来讲是指中国将坚持并持续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道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是指中国将走适合中国现代国情的马克思主义道路[2]。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是指利用多种表现形式，鲜明生动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来诠释和宣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达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深奥难懂转化为易学易懂的效果，从而被人民群众知晓、认同和广泛传播。让广大的公民以社会实践为理论武器，逐渐改变并提升为他们的社会价值倾向和思考方式。以公民的社会实践为主题地位来大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着力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落实与实施，解决群众的“国民生存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成果真正融入到群众的思想当中去。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与民生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解决民生问题是根本出发点首先，根据党的十七大对民生问题的提出并进而引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研究，可知民生问题的提出才是加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人民群众有着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和利益诉求以及多元文化需求，而当中的利益问题是所有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中不可避免的。关注工人、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成为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着眼目标。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根据公民最基本的生活行为作为切入角度，参考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念，诠释了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本质。因此，民生问题不仅仅是大众化理论的出发点，同样也是大众化理论首先要关注并诠释的问题。其次，因为民生问题的本质就是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仅仅靠理论宣传不能够真正地解决民生问题，只有在社会实践的检验下才能知晓民众的所需所求。因此，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对民众进行社会实践，由此可知它也是社会实践的起点。由此可知它也是社会实践的起点。理论要具有说服力，仅仅依靠空洞的说教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人民群众是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检验者，以“得民心、顺民意”为理论建设目标。对于任何理论，人民群众都有各自的判断标准，若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和利益诉求，坚持以人为本，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满足感、幸福感，这种理论自然能够引起群众的共鸣，得到群众的拥护。因此，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看，关注民生，维护公民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从群众实际出发的现实研究起点。
（二）民生建设成果是衡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主要本质就是社会实践，那么由此可知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大众化理论，其根本本质同样应该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形成的，这种理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存在漏洞或是根据当今社会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某些方面是否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施方式最终能否取得预期成效，都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来检验。十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提高广大公民的生活水平，是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要实现的目标。”[3]也就是说实现中华繁荣富强，建立小康社会，都是关注和重视民生问题的具体表现，并且以保障和改善广大公民的民生问题为己任。正因如此，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才能走入普通老百姓的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才能扎根于公民的心中，让公民接受、认可大众化理论，从而坚定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在传播大众化理论的过程中提升公民的幸福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始终如一地关注和重视广大公民的基本权益，才能让人们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魅力与生命力，人民群众才能发自内心地去接纳、认同并广泛地传播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因此，民生问题的解决成果是衡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成果的根本标准，最重要的一个标尺。
三、当代中国促进大众化理论、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方式
在2013年6月18日起，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展了为期一年时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本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本次实践的主题时刻围绕着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党组织的纯洁性来进行的，着力解决广大公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一活动深刻地体现了我党“以人为本”的理念。概括起来就是要，重视“生活世界”，体现人文关怀，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体性[4]。
（一）要重视“生活世界”相对于科学研究的“科学世界”而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科学体系构建固然重要，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并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科学理论，同样需要社会实践对其科学体系进行指导和完善。因此，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进程中，在强调“科学世界”理论体系构建的同时，同样要重视以公民利益为根本目标的“生活世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创造历史，他们是社会活动和实践主体，因此，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之义。马克思曾说：“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可见，满足生活的需求是公民最根本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空洞的理论知识，而是具有坚实的根基的实践，若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基础更坚实，则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关注和重视公民的基本生活和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要关注和重视“民生世界”。现阶段，我国的改革正处于关键期。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发展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建设，群众的需求也随之提高，一些社会问题也会突显出来，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与百姓密不可分的民生热点问题亟待解决。百姓关注的是与自身息息相关的生活，顺应时代的发展，满足民众的诉求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扎根于人心。因此，想赢得公民对我党的信赖，就必须推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让公民真正的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想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就要对民生问题进行关注和重视。将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及百姓的幸福感作为首要工作。
（二）要体现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科学内涵极为丰富，它体现了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新变化，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强调理论系统科学性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党的十强调，注重人文关怀，加强我国的基础建设脚步，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使我国公民在教育、就业和就医方面不会再出现无钱上学、无钱就医的现象。这些执政理念充分体现了我党对人民的关心和爱护。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必须要充满人文气息，具有人文关怀的特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其整个理论都充满了人文的气息，这是该理论对其内在价值的追求。因此，根据马克思主意理论所创新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本质同样要体现人文关怀，否则这个理论的核心就不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了。且只有充满人文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才能真正地引起民众的共鸣，才能真正地为民众解决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才有它的实践意义。第二，体现我党在建设中的执政理念充满了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以人文本”理念和决心。因此，对于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仅仅表达出态度上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更要体现出共产党将要彻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决心和实际行动。
（三）体现人民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最开始是由民生问题所提出的，所以其最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是民生问题。同时在研究的时候也应当体现公民的主体性[6]。主要在下面两个方面体现公民的主体性。第一，认真听取公民的呼声，尊重公民的愿望。民生问题都是涉及广大公民切身利益的最现实的生产生活状况，民众对此感受颇深，可以更加真实、客观的反映问题，表达对民生的思考和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公民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希望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公民的意见，将人民大众的思想和实际情况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民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只有充分重视人民的主体性，才能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在民众间传播、推广，才能真正使民众了解并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来指导实践。第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过程中必须要持续发挥公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与传播系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宣传和普及，一方面可以运用网络媒体，渗透到人民的生活中，进而潜移默化地引导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想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能逐步被普通人民群众认知、了解、使用并应用于实践的方方面面，仅仅依靠理论宣传者说教、民众被动接受这种单向的传播方式是事倍功半的，必须让人民群众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并有所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很多成果都是源于生活、但其本质又高于生活。因此，必须要坚持走公民路线，让公民成为参加和推动我国民生基础建设的中坚力量。
民生问题始终是人类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只有关注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才能使马克思大众化理论真正地扎根于民众的内心。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才能使大众化理论逐渐被人民群众所接纳，进而主动地学习和传播，并将大众化理论运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去指导实践。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和重视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问题，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各种实际问题，让民众充分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所带来的人文关怀。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地认同大众化理论，在接纳和学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关注民生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传播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解决人民群众切身相关的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途径。
参考文献：
[1]吴忠民.民生的基本涵义及特征[J].当代社科视野,2008(6):50.
[2]时统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述评[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10):26.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共产党员,2012(23):4-18.
[4]罗诗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取向[J].理论探索,2011(1):14-15.
[5]衣俊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视角[J].求是,2010(13):58.
[关键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 时代性 民族性 大众性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1－0098－04
如何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提供文化保证，是现实中人们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非常重要的任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当然继续和发展，当此重要历史时刻，回顾《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建设的经典论述，重温凝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会有很大的启示。
一、关于文化本质的真理性认识
关于文化的本质，众说纷纭，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那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是如何解释和把握文化的呢?
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综合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是基于唯物史观来考察文化本质的。
第一，文化观首先是一个历史观问题。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如何解释文化首先是个怎样解释人类历史的问题。通观《新民主主义论》全篇，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原则和方法，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来解释文化的本质和运行规律的。社会运动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的、经济的，因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不是原生的，而是派生的，它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又“影响和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而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伟大”的、巨大的。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特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对应着特定的文化，社会存在变化了，经济基础变化了，文化也自然随其变化而变化。显然，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观。
第二，文化有其历史主体。文化既是解释性的，也是功能性的，更是价值性的，从《新民主主义论》的多处论述，可以得出这个判断。文化的把握，其意旨不仅在于解释文化是什么，而且在于说明文化做什么。研究文化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对经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巨大“影响和作用”的体认和开掘。而文化除了具有工具理性外，还具有价值理性。文化是有其历史主体的。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因而明确了文化归属的基本主体，确认了文化的价值属性。
二、凝聚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中的“一真三性”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基于文化本质的真理性认识，来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称之为新文化)。他说：“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总括的论述，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的“真理”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符合当下时代社会发展根本方向、承当历史任务即反映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适应人民大众需求的文化。就其具体内容而言，若突出历史任务，则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如果强调路径和价值指向，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那么，推进先进文化建设，需要遵循哪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原则呢?《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关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启示。
首先是时代性。说：“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时代的文化，它来源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服务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同兴共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反映并服务于民族、国家发展大局和社会进步大势，反映并服务于反帝反封、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反映并服务于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根本要求。
同时，遵循时代性的要求，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与国家、民族和社会时代步伐合拍的同时，也与整个人类社会时代脉搏共跳。因此，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但是，对于外国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如此，立于时代前沿，批判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在把握时代的脉搏中推进先进文化建设，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其次是民族性。文化是纵横交错的。先进文化当然是以当时的先进经济和先进政治为社会依据的，但它与先前阶段的文化又存在着历史联系。如何在这种历史联系中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呢?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正是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饱含社会进步要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能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深深扎根于包括解放区、国统区和敌占区在内的人民大众心中。
民族性作为一种必然性的要求，不仅渊源于文化流变的纵向联系，而且植根于文化存在的横向区别，因此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在当时的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在新的时代得以保持和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弃旧图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保证。所以，推进先进文化，一方面是一种历史过程，是保持民族性的继承中创新、创新中发展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还是一种保持和发展文化民族个性的社会行动，是在文化的横向交流中保持和发展文化民族个性的社会行动。
最后是大众性。在论述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问题中，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对人民大众倾注了巨大的历史体认和社会关切。当时的先进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为了人民大众，而且要为人民大众所用。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人民大众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大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革命阶级。人民大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价值主体，新民主主义文化引领、服务人民大众并为人民大众所用，促进人民大众体认经济上翻身、政治上做主、思想上解放，引导和推动包括解放区、国统区和敌占区在内的人民大众投入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大潮中，“革命的理论”引导了“革命的运动”。因此，推进先进文化，最基本的就是推进先进文化适应人民大众需求，并为人民大众所用。
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文化建设论述中隐含的上述“三性”，可以发现文化活动的“三重主体”。“大众性”，内含的人民大众主体，此为文化活动的核心主体；“民族性”内含的是民族主体，这是文化活动的中层主体；“时代性”内含的是社会和人类主体，此乃文化活动的主体。“三重主体”以大众主体为核心，民族主体以其“壳层”结构，紧紧包裹保护核心主体，成为人类民族间文化竞争、合作的基本单元，而社会和人类主体为核心主体提供滋养。“三重主体”显现了人类文化活动最基本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与其相联系的“三性”，显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具有普遍性、普适性。
三、创造性运用“一真三性”。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真理”一脉相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符合当今时代社会发展根本方向、承当历史任务即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适应人民大众需求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个真理”的“灵魂”，就是基于唯物史观、群众史观，基于与大经济观、大政治观相匹配的大文化观，做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文章，做好这篇由“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三个部分构成的大文章。
第一，体现时代性，在全球视野中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形式。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体现的时代性主要是，源于、服务于和建设于党和国家当今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大局，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对接与融合，广泛吸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宣传推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我们在人类文化繁荣发展中的贡献力。
其一，紧扣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做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要源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当今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大局，而且要建设于党和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大局。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和谐社会的关系空前密切、相互交融，因此，我们要发挥历史的主动性，自觉创新跨文化、经济、社会的文化业态，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对接与融合，强化引领和推进效力，不失时机地把握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机遇，准确得当地占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方位，卓有成效地构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优势。
其二，立足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需求，面向世界广采博取，创新文化交流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下，广泛吸取全世界各个民族有益的文化元素、文化形式尤其文化活动支持形式为我所用。譬如借鉴世界通行的支持文化活动的制度性、技术性、市场化经验，创新满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需求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生产和创作形式。主动立于时代前沿，创新文化交流形式，包容与抵制结合，竞争与竞合并用。宣传推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持和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为世界提供补偏救弊的价值资源，增强我们在人类文化繁荣发展中的贡献力。
第二，保持民族性，在创新中凝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保持的民族性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性创新中，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元素、文化形式，继承民俗文化和上层文化的精华；在世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保持民族性，持续强化民族自信、民族自强。
其一，以立足创新的继承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在精神心理层面，民族更需要文化的纽带来维系。实践和历史已经证明，适应并统领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民族性的保持，必然也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系性创新过程中的，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文化形式的保持，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如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更是如此。民为本，创新中的民族文化继承，不仅要着眼传统上层文化的精华，更要注意传统民俗文化的精华。
其二，在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中保持民族性。民族主体，对内保护大众核心主体，对外与其他民族、国家合作与竞争。因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推进，世界文化交流的开展，必须大力促进民族的振兴，必须有力诠释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合理性。有人说，中华民族文化积淀深厚，历史包袱重，只有超越民族性才能创新。此种看法值得商榷。超越民族性，确切含义是什么?是扬弃，还是放弃，甚或是别的什么?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持民族性，在创新中凝聚中国特色，持续强化民族自信、民族自强。
第三，突出大众性，占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的制高点。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的大众性主要是，以人为本，持续满足人民大众根本的、长远的与表层的、切近的精神文化需求，有效引导人民大众心怀远大理想和不平衡中求发展的利益欲求，持续增强中华民族在全球大众文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我们应该像当年搞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一样，创造性运用“大众性”原则，站在历史的高度，瞄准核心主体，牢牢抓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条主线不放，建设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军，真正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文化传播、发挥作用的制高点。
其一，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高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满足的是人民大众根本和长远的精神文化需求，它应当是大文化，而不应当是一些人所说的专属精英阶层的“亚文化”。要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传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全国人民，有效引导人民大众心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远大理想，教育人民大众正确实现不平衡中求发展的利益欲求。在全社会大力张扬光大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相联系的自强不息的个体精神，克服包括“腐败心理”、傍权傍钱的“傍傍族心理”在内的落后社会心理。
其二，占领大众文化制高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大众文化满足的主要是人民大众表层的、切近的精神文化需求。但是，大众文化并不是有人说的“纯娱乐”文化，大众文化同样应内含一定的思想，尽管思想具有不同的层次。大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当然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文化产业来实现。但不可忽视的是，要着力促进大众浅层娱乐需求与深层核心价值追求之间“过渡带”需求的生成和发展，培育严肃文化与娱乐文化之间的“过渡带”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弹性而有效地占领大众文化制高点。
其三，占领全媒体文化制高点。全媒体文化是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相互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文化，其特点是“细众化”、“个性化”和“便捷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全面发挥“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就必须主动针对全媒体文化的特点，自觉占领世界大众文化时代高地，集中力量打造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项目，持续增强中华民族在全球大众文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注意强化薄弱环节，在实体文化中适度强化文化产业，在全媒体文化中适度强化文化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