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1-27 18:50: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学硕士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 重要他人 作用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Impact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YANG Liu
(College of Edu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Preschool teacher role socialization is a lifelong dynamic process, the impact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the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can not be ignored, its main impact are: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by peremptory norms guiding role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management authority-oriented person - kindergarten leading role in the long role of teachers of young children socialization; supporting role of peer group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role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role of preschool teachers as well as evaluating the role of parent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Key words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significant others; role
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是指幼儿教师在专业团体中,接受专业规范、教师文化及学校环境下的角色适应过程,是幼儿教师学习并获得专门的知识和能力,形成和表现专业精神的终生动态过程。①从个体层面看,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也是“教师角色扮演”的过程。幼儿教师在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幼儿教师家庭因素、幼儿教师个人的价值观等,其中“重要他人”对幼儿教师的影响不容忽视。②所谓“重要他人”是指幼儿教师对个人的“自我角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和群体,他们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发展有着“主导性影响因素”。③幼儿教师在为人师者的任教环境中,园长、同事、学生和学生家长都是幼儿教师较为长期的,互存利害关系的“重要他人”,他们的行为和期望都可能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或者阻碍作用。④按照性质划分,幼儿教师任教环境中的重要他人可分为三类:(1)权威导向者――园长、行政人员;(2)同辈团体――幼儿教师;(3)服务对象――学生和家长。本文试图分析,在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中,权威导向者、同辈团体和服务对象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1 权威导向者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影响
权威导向者在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过程中,主要是透过“权威”这一特殊身份,用强制性和引领性的特点来促进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这样的权威导向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权威导向者,是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由各级政府部门牵头,组织专家为学校和教师制定正式组织章程、行事规范的权利的团体,可称为制度权威导向者。另一类是指对幼儿园事务参与管理指导的,以行政代表的身份管理全园的如园长等称为管理权威导向者。
1.1 制度权威导向者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强制规范作用
制度权威导向者是指有着颁布正式组织章程、行事规范的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对幼儿教师角色进行强制性规范的重要他人,有着鲜明的特点是保证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强有力的制度力量。2011年12月1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以下简称《专业标准》)。是制度权威者对幼儿教师的强制角色规范,是定义者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促使幼儿教师形成一种对教师角色“自我”的解释。制度权威导向者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角色要求迫使幼儿教师为了继续留在教师岗位,唯有遵循权威导向者这一重要他人为其塑造的角色形象和期待,表现专业角色。
1.2 管理权威导向者――园长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引领作用
在幼儿园中,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无疑是该组织的领导者――园长。园长的管理风格直接影响着教师角色社会化的进程,园长作为幼儿教师的领导者,是“一个幼儿园的灵魂”。园长对全园的一切事务起指挥督导作用,园长的领导方式与良好的学校气氛密切相关。园长作为幼儿教师的重要他人,是既具有权威管理性领导师生共同努力实现教育实践活动的工具性重要他人,也是满足幼儿教师个人需要的情谊性的重要他人。葛乐士(N. Gross)等人于1965年所发表的《全美校长职务的研究》(The National Principalship Study)表明校长以专业顾问的态度来引领教师教学,那么学校的教学效果较佳,会形成良好的校园氛围,促进教师专业顺利发展。⑤同样,园长对幼儿教师的管理权威在理想状态下应是一种“专业权威”,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平台,尊重教师专业活动的权利,积极思考教师的“专业自”。
2 教师文化――同辈群体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支撑作用
幼儿教师要实现其角色社会化,在幼儿园环境中,与同事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也具有相当的影响作用。⑥陈金菊调查广州市区幼儿园环境对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幼儿园各个变量都会对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教师文化。⑦教师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同辈群体的规范又是形成教师文化的重要因素。所谓同辈群体又称“同伴群体”或“同辈团体”是指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兴趣及活动,处于相近年龄(或同年龄)和发展水平的人而组成的群体。同辈团体作为教师角色化的重要他人,是一种无形的、隐蔽的影响,对幼儿教师角色化是潜移默化的,蕴含于教师的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幼儿园同事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也是其专业社会化必要条件,良好的教师文化和同辈团体互助合作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具有支撑作用。特别是新教师的专业化,常常取决于教师同事之间的接受程度和认同程度。⑧
同辈群体对有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幼儿教师处于同事团体中,同辈团体对幼儿教师传递同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多数教师喜欢依据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幼儿园班级事务,也能尊重其他老师的处理方式,老师之间互相尊重、分享、协商问题合作研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形成一种比较好的教师文化氛围。合作协同的教师文化氛围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是一种支撑作用。
教师同辈群体提供给幼儿教师入职后所需要学习的新角色和社会技能,并促使幼儿教师个体对教师同辈群体产生认同感,影响幼儿教师个体的言行,由于作为权威代表的专家和园长都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规范性重要他人。
3 服务对象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影响
3.1 幼儿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推动作用
在教师角色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中,鲜少有人注意到关注幼儿对教师角色社会化的重要性。根据束从敏针对10名幼儿教师的深度访谈,调查幼儿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的原因,结果表明对于老师的付出来说,孩子的爱是最大的安慰和补偿,也是她们在工作中体验到幸福的重要原因。⑨在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进程中,幼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幼儿教师在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于教学中的成就感,是同时来源于自己和儿童的共同的成长和进步的。在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师幼互动质量与教师教育策略的提升,专业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有效的师幼互动能促进教师专业的发展,促进教师角色社会化。尤其在贯彻《纲要》的今天,教师和幼儿在活动中真正互动起来,也更能显示一位教师的专业水准。幼儿与教师的角色社会化是在师幼互动的交互作用下相互影响的。
3.2 家长对幼儿教师的角色社会化的评价作用
教师是以教育教学工作这一特殊劳动来换取经济报酬的职业,幼儿教师在充当“受雇者”这一角色时,不得不要考虑到家长这一重要他人的角色期待。家长作为教育资源的享用者,对幼儿教师的角色期待不仅能够折射出家长对幼儿的教育观点,更重要的是对幼儿教师自我角色评价有着重要作用。胡福贞在其研究中指出,幼儿教师在进行自我评价时会频繁地进行外部参照比较,其中四种典型的参照物之一就是家长对自己的信任和认可作为评价自己工作的依据。⑩
据张帆对幼儿教师与家长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绝大部分的家长和教师都将对方视为教育孩子的合作伙伴,认识到彼此为同一个目标――孩子的健康成长而努力。 家长对幼儿教师角色社会化的直接、间接的影响能够对幼儿教师产生最为紧迫的心理压力,并潜在地改变幼儿教师的角色行为。家长通常对幼儿教师的品评无需太多的教育理论的支持,往往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与交流。孙瑞权在幼儿教师专业认同感对教师专业发展影响的个案研究中,有教师在访谈中表达“我觉得家长的信任和尊重是我工作的最大的动力,至于幼儿教师地位低下也就不很重要了。家长更加体验到了我们的辛苦,当家长都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时,我就觉得工作很值得了。”
注释
① 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 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119-124.
② 彭云.重要他人: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者[J].当代教育科学,2012.11:34-36.
③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44.
④ 周艳.教育社会学与教师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112-118.
⑤ 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1-112.
⑥ 唐彬.重要他人研究述评[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0.9:23-25.
⑦ 陈金菊.影响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幼儿园环境因素之研究[D].广州大学硕士论文,2004:22.
⑧ 周艳.教育社会学与教师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100.
⑨ 束从敏.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89.
⑩ 胡福贞.幼儿教师自我评价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08:180-183.
【关键词】网络小说 虚拟社区 迷文化
迷文化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理论亟需深化的阶段,对于迷文化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传播学、文字学或伦理学等角度进行的,从文艺学的角度也有,但是关注的是文艺美学等方面。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既是网络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大众文化极具有活力的因素。而目前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很少被我国研究者关注,加强对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的研究,对建设文明、科学、健康和理性的网络文化具有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一、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研究
对于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的研究非常之少,只是在研究网络小说或虚拟社区时有所提及。作为网络文学的一部分,我国网络小说的研究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关于概念的界定。网络小说的概念由网络文学的概念延伸而来,也和网络文学一样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焦虑;将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进行区别,试图从区别中来确定网络小说的本体存在;分析网络小说的特征,凸显其大众性、自由性和后现代性;从文学本体出发研究网络小说的创作、传播、阅读、批评等。笔者发现,在这些研究中,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研究者虽然提及却并没有做更多的关注。比如,网络小说的“语言特色”时强调了网络小说的“网络话语”:“‘天涯的兄弟们,来点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可猫!!二楼的朋友们!!!你们的呐喊声我听不到!!!!’看到这样的话,不经常接触网络的人可能会有点犯迷糊,‘天涯’、‘可猫’、‘二楼’,这仅仅是形形的网络语言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语言的诞生,其实与作家和读者一起在小说社区的类似日常生活式的互动是分不开的。网络小说被改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是“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为影视剧的生产提供观众支持”,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从何体现?主要集中在这些充斥着网络小说的虚拟社区。
对于虚拟社区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理论成果为国内的虚拟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将人群社会区分为Gemeinschaft (礼俗社会,又译为共同体)与Gesellschaft (法理社会,又译为社会),由此为网络虚拟社区概念提供了理论源头。网络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虚拟社区概念的是莱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他提出概念的同时也界定了虚拟社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存在形式。
国内目前对虚拟社区比较全面与系统的专著是学者刘华芹的《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该专著对虚拟社区的结构、管理、意识甚至冲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而这方面的硕士论文主要有《虚拟社区中的文化生产》、《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以天涯社区为例》和《虚拟的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游梦潇在论文中梳理了虚拟社区的研究成果,分为概念的界定、虚拟社区的类型、虚拟社区及用户特征和一些个案研究,并将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模式综合为中心模式、渐进模式、两两互动模式和网状模式四种模式。肖蓉也以天涯社区的文化生产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文化生产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虚拟社区文化生产的特点,但是所关注的文化生产都是一些个体的现象,没有对群体就某一文化认同而进行的集体生产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并以网络小说虚拟社区迷文化为切入点。
二、网络文化研究
国内外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网络文化概念的研究。学术界对其含义进行了大概分类:一是侧重网络载体的技术视角,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的物质基础上,把信息的发送和接受作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二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白淑英认为网络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在线”实践过程中生成和建构出来的生活样态,是在线实践的创造,把网络文化看成一个过程。
(2)对网络文化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国外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论,如丹・席勒(Schiller,Dan)的“数字资本主义”论,曼钮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论等等。国内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的研究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与解读。
(3)对网络文化价值与影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肯定了网络文化的价值,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如鲍宗豪认为网络文化的价值表现为网络的文化意蕴,网络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化,网络文化语言丰富了人类文化世界,使人们有可能以独特的网络语言进行交流。吴克明认为网络文化不仅是现代技术和文化现象的一次世纪性融合联姻,而且形成了人与网络文化和谐发展的新景观,具体表现在人的自由个性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然生态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等方面。网络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的影响和对社会政治与经济以及伦理道德的影响。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化使既有文化发生了转向,即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异于既有文化逻辑预设道路的新的文化理念和实践: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从理性走向感性;从精英走向大众。
三、迷文化研究
关于迷文化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西方对于迷或者迷群的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以Henry Jenkins为代表,他从这些迷群的个体作为媒体受众是怎样接受媒体文本的过程这样一个视角展开研究,重点探讨媒体受众和媒体文本之间的关系。Liss A.Lewis则从“迷的定义”、“迷与性别”、“迷与工业”和“迷的生产”四个方面做了阐述。
第二次浪潮主要强调迷文化中关于社会的文化的等级的复制,研究迷选择对象和消费的时间与人们习惯之间的关系。如Chery Harris的《电视迷的社会学研究》。
第三次浪潮来临,Andrea MacDonald的《不确定的乌托邦:科幻媒体迷群和网际交流》,Kirdten Pullen的《网络研究》中的文章《我爱:创造一个网上迷社区》,还有Nancy K.Baym2000年出版的《打开,登录:肥皂剧,迷群和网上社区》,都是以网络社区中的迷作为研究对象。
相对西方来说,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2005年,Matt Hills 的《Fan Culture》由朱华u翻译,韦伯国际文化出版,由此迷和迷理论在国内受到了学者关注。2009年,陶东风的《粉丝文化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该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见我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的理论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迷的概念表述与特征的探讨
国内对于迷的概念的表述有两种,都是从语言学翻译的角度而来,一曰之“粉丝”,是英语单词“fans”的音译,一曰之“迷”,是属于它的意译,所以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中对迷文化的概念有两种表述:粉丝/迷,粉丝文化/迷文化,有的学者使用“粉丝”和“粉丝文化”表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使用“迷”和“迷文化”表述。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两种表述都在同时使用,可见,目前的研究界,研究者使用“粉丝”或“迷”表述并没有统一,本研究采用“迷文化”来表述是为了更凸显其特征。
(二)对于迷现象的解读与审美价值的反思
赵文秀指出“粉丝”的现象表征并从而肯定“粉丝”文化的价值所在,从而进一步探讨“粉丝”现象对文化建设的启示。张晨阳肯定了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指出迷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蔡鹏飞不仅详尽地探讨了各种电视迷现象,而且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检视媒介与迷文化的互动,反思媒介与迷的对立困境。
(三)关于迷社区的研究
对迷社区的研究国内目前并不是很多,比较突出的是复旦大学的邓惟佳博士,其重点研究了迷群实践活动的自我建构和群体认同,探讨迷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如何建构身份认同,如何跨媒介和多元化的使用媒介,并以此凸显迷的“能动性”。另外邓伟从迷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作了探讨。
从国内外对于迷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迷和迷文化的主要理论都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但是,从目前的国内对于迷研究状况看,很少关注网络小说社区的迷文化建构。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研究,还是网络文化与迷文化的研究中,作为受众的网络小说迷,在网络小说虚拟社区所进行文化实践活动都渗透到了以上四大板块的方方面面,并以其为连结而构成一张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但是在以上四大板块的研究中都对其有所忽略,故而对国内的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是对中国迷文化的个性解读,也是对中国迷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补充与丰富。
参考文献:
[1]光明,张钊.略论网络小说的写作特色[J].写作,2010,(1).
[2]谢宏娟.中国网络小说影像改变作品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1.
[3]赵秀文.“粉丝文化及其现象的解读[J].新东方,2007,(9).
[4]张晨阳.“迷文化”:新媒介环境下的价值审视[J].中州学刊,2011,(6).
[5]蔡鹏飞.电视迷文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9.
[6]邓惟佳.能动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
(一)关于制度德育的内涵
“制度德育”的概念是杜时忠于2002年在《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他基于对学校德育问题的思考,认为“制度德性比个人德性更具普遍性,制度德性是个体德性的基础和前提”[1],“德育制度建设比榜样示范更重要”[2],因此,主张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后有学者直接将“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育道德的个人”作为“制度德育”的定义,并认为制度德育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制度德育是重视参与性的德育;第二,制度德育是重视制度正义的德育;第三,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条件的;第四,制度德育是重视正当程序的德育;第五,制度德育是凸显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3]有学者还将制度德育的涵义概括为“制度是德育的资源;德育是制度性的育人活动,以制度规约德育的实施;制度具有道德教化价值,以制度德性养成个人德性”[4]。还有的学者运用属加种差定义法为制度德育下定义。他认为制度德育的邻近属概念为“德育”,即一种培养德性的活动;种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度规约下进行德育,二是制度德性转化为个人德性的过程。因此,“制度德育”是运用制度以及在制度所规约的环境中进行的德性培养的活动。[5]
(二)制度德育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个学术概念的出现总是以相关的理论作为基础的。同样,制度德育作为德育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其形成也应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归纳其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制度伦理学、人学、德育社会学和人的德性形成规律。制度伦理学认为,制度因内蕴一定时代的伦理道德精神,渗透着道德价值的善恶判断,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而学校制度作为具体的制度,同样内含着一定时代的教育伦理精神而具有道德教化价值。[4]的人学理论是关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学说,它认为“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根本目的”。而制度是人的本质的凝结,与人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能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制度合理与否的最高标准[6]。“制度是人的价值存在”,“德育制度是为了实现德育目标———发展人的德的”,“促进人的德性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德育制度的根本价值”[17]。从德育社会学的角度看,德育总是在一定制度所规约的环境下进行的,一定的学校制度规范、引导着德育,德育是一种制度性的学校教育活动。[4]从人的德性形成理论的视角看,制度是个体道德品质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的德性形成规律,即他律-自律-自觉的发展过程。”[8]因此,德育应以此为依据,以他律作为德育的逻辑起点,他律性阶段的德育应体现强制性和引导性。
(三)制度的德育价值研究
已有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制度的德育资源主要包括价值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方面,制度是德育的环境支持,社会制度、学校制度和学校德育制度都是德育的价值资源。其一,社会制度的伦理精神影响着德育的环境;其二,学校制度为学校德育提供道德风尚的支持;其三,学校德育制度为德育的开展构建和谐的教育往环境[9]。另一方面,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制度对于降低德育的“交易费用”、规限德育的公益性以及支持德育变革具有重要价值意义。合理的制度对于德育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能支持学校德育的变革与发展[10]。杜时忠教授则从学校制度的角度具体地阐述“制度是教育资源”[11]。首先,学校制度为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行为规范要求,成为学生道德知识的重要来源。其次,学校制度为学生规定了特定的价值导向,隐性影响学生的道德养成。再次,学校制度为学生建构合理、有序的学校环境,保护学生的健康成长。
(四)制度德育的实现方式研究
制度德育何以实现,制度何以育德,这是制度德育理论的探讨的重点之一。有些学者借鉴玛丽•道格拉斯关于制度思维的观点来探讨制度是如何作用于德育的。他们认为制度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思维可以进入人的思维,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代替人的思维。制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的行为:一种是直接的方式,即通过调节人的行为来影响人的观念,即把社会核心价值观以强制性的条例、规定、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来规范和指引人的行为;另一种是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制度中蕴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来影响人的观念,引导人将这些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内化,进而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自律。这两种方式相辅相成、互相协调,共同引导着人的行为朝积极方向发展。[12]杜时忠则从制度德育这一理论如何真正实现的宏观角度来谈的,他认为制度育德的实现有三步曲:首先,在观念上,要认识到制度的育人作用,承认正制度的育德功能;第二步,实现学校教育制度改造,即对现行学校制度进行批判性审视,建构公平正义、民主平等、自由发展的学校教育制度;第三步,把有形的具体的学校制度化为学校生活方式,通过学校制度生活来培养学生品德。[11]
(五)制度德育的机制研究
制度德育的机制问题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目前就只有两篇硕士论文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即武汉理工大学卢楠楠的《制度德育》和上海师范大学尹黎的《制度德育的机制研究》。卢楠楠认为“制度德育机制是指制度德育运行过程中各构成要素由于某种机理形成的因果联系和运转方式。它要研究制度德育运行过程中的各个侧面和层次的整体性的功能及其规律,包括其运行所依据的原理和原则,运行过程的状况即运行中各个部分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和制度德育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等等。”[8]同时指出目标性、规律性、整合性和能动性是制度德育机制的主要特征。而尹黎认为制度德育机制的结构包括预期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认同机制四个方面,通过深化制度德育的理念、优化制度的道德建设、发挥制度教化的功效、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重视制度环境的建设等可以优化我国制度德育机制。[5]
二、制度德育的实践研究
已有的实践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学校制度、学校德育制度的德性方面的考察。1.对学校德育制度的现状调查。如刘超良的《学校德育制度现状的调查分析》[13]和蔡佳辰的《我国学校德育制度问题反思与探讨》[14]都是从制度的制定、执行和实效等方面剖析了目前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成因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2.对学校制度的德性考察。刘任丰的硕士论文《学校制度的道德审视及其改造》与博士论文《学校制度的个案研究》都是基于对学校制度的实地考察来寻求学校制度的德性变革。其硕士论文是通过深入某中学,对其学校制度进行了道德审视,分析了学校制度在其制定、执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了学校制度缺陷对德育的负面影响,据此为学校制度德性的改造提出合理化建议。[15]其博士论文则进一步采用质的研究方法,深入到一所民办中学进行实地考察,从制度的角度来思考学校德育问题,揭示学校制度的状况,分析学校制度的过程、机制及其对学校德育的影响,为人们反思当前学校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造学校制度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德育功能提供有价值的启示。[16]此外,还有学者通过深入实体学校进行调研,观察实际的学校制度生活,发现当前的学校制度生活存在主体的单极化、空间的边界扩展、目的的工具化以及调控因素的疲软等异化问题,然后寻找其背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学校制度生活的重建策略。[17]
三、对已有研究的述评及展望
从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看,制度德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研究数量总体不多、注重理论的探索以及实践研究不足。
(一)制度德育研究总体不足
制度德育研究从提出到今天已有十多年,然而从发表的文献篇数上看,相对过少,一共55篇。但值得一提的是,制度德育的研究从提出至今从未间断过,且近年的数量有明显增加趋势(如下图所示)。可见,制度德育研究已逐渐引起关注,“逐步得到了教育理论界同仁的认同与共鸣”[18]。
(二)注重理论探索
从上述制度德育的研究成果来看,已有的研究明显注重理论构建,着重对制度与德育的关系、制度德育的内涵、制度的德育价值以及制度德育何以实现等问题的分析,集中于对制度德育的必要性、可成立性以及可行性的探讨。但这些问题也只是从道德哲学和制度伦理学的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讨,缺乏系统的社会历史考察。此外,制度于学校德育的作用,已有的研究主要以学校德育制度为研究视角,对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学校内其他各种制度形式对学校德育的作用涉及不多,且个体道德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及其受制度影响及影响程度的研究尚未起步,亟待加强。
(三)实践研究严重不足
关键词:监护失职 儿童 监护权转移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0-0334-01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观念上,儿童问题一直被视为“家事”而非“国事”。众所周知,涉及监护制度的法律有两部,一部是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另一部是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都有撤销监护权的规定,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四川稻城县一名8岁的猪圈女孩事件,2013年南京饿死事件,2003年成都青白江李思怡饿死事件等唤醒了儿童监护权转移的条文。2014年12月,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出台,对监护失职儿童的监护权的转移起了指导作用,但目前对监护失职儿童监护权的转移还有一定困难,在操作中仍存在种种困难。
二、文献综述
我国儿童监护权及其监护权转移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第 53 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该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该法第 43 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所,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职责;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护送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到救助场所,由救助场所予以救助和妥善照顾,并及时通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领回。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上述规定可以视为是对监护权强制转移制度的确定,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国家公权的保障措施,我国的未成年人在受到监护人的侵害、或遗弃或监护人由于客观原因失去监护能力时,无法取得真正的监护的事例比比皆是,使得我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有时显得流于形式。
2014年12月22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可被剥夺监护权”的7种可能。此《意见》一出,以前难以操作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对监护主体有了明确的规定。
三、造成我国儿童监护权转移困难的原因
1.文化原因: 中国传统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和传统的家庭观局限
传统的家庭观,对儿童监护权的转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自古以来,家庭作为社会组织基本单位,包含婚姻、血缘、收养三重关系。传统社会着重维护“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威,父母一方面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以使后代茁壮成长,另一方面又厌恶外人插手家务事。久而久之,传统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和传统的家庭观对儿童保护造成了不良影响。
2.制度原因: 法规不全、执行力差、救助政策不合理
2.1儿童保护政策法规可操作性不足,影响保护工作的执行力。《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章第16条规定,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无法监护未成年人,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代为行使监护职责。第五章第53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经教育后仍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关单位或人员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第六章第62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委会、村委会介入劝解、制止。这些条文看似完美,其实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性。
2.2“监护失职儿童”监护权转移的相关法规不完善不具体。监护权转移,指的是基于被监护人利益前提下,按照相关法律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他人行使,并且由被委托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六条对未成年人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缺乏监护能力的情况作出了规定,法律条文看似详尽,但执行起来却很难。《民法通则》规定的“父母丧失监护能力”的儿童应转移儿童的监护权,但这类儿童往往处于无人监护状态。
2.3监护失职儿童救助政策设计不合理、救助方式不科学。尽管我国民政部颁发的《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第二部分第六条提到: 对因父母服刑或其他原因暂时无法自理生活的未成年人,可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妥善安置。但目前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找不到如何处理父母无力抚养、恶意照顾、虐待等情况的规定,很多监护失职儿童还是生活在没有保障的家中。现有制度设计不足给监护失职儿童救助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急需改变。
四、建议
1.完善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的操作细则,提高转移监护权的可执行度
监护失职儿童保护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创立相关法律制度,保护监护失职儿童合法权益。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监护失职儿童保护法律制度框架,弥补现有相关法律的缺陷。另一方面,完善相应儿童保护法律法规的操作细则,提高儿童监护权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执行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促成了第一案的成功判决,但后续的生活,教育,医疗等问题还得进一步完善。
2.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美国 1963 年制定的强制报告制度明确规定一切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人员,都必须履行报告儿童可能被虐待、忽略等情况的职责。而且为了鼓励他们通报,严格对他们身份实施保密,使其免受法律上制约。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做法,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规定经常接触监护适当儿童的群体,必须履行报告义务,发现知情不报者,给予相应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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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晓慧.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转移.法制与经济.2009年12月(总第 225 期)
[5]肖秀娟.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的缺失及立法完善.硕士论文 2006
【关键词】性观念;两性差异;性别角色;社会建构
当提到关于“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这个问题时,大家很容易达成一个共识,即“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变得更加地多元和开放了。”事实确实如此,当代大学生对婚前和婚外的容忍度都有明显的提高。唐璐嘉的研究提出“有性经历的大学生多认为若是由于感情疏离,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出轨则情有可原。”这是对当代大学生性观念、性态度的最好注释,同时也符合我们从大众传媒获得的信息和日常生活中的观感。但是该项研究的另外一部分内容“没有性经历的大学生多对出轨持否定态度,其中女生居多。”“对同居持否定态度的多为女生。”“大学生对男生发生出轨更加宽容和认可。”这些态度不约而同地反映出在大学生群体当中,男性的性观念更加开放,女性则更加谨慎、保守,同时大学生群体对男性的更加包容。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结论,也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概括、总结出来。
自古以来,观念就是传统两性道德中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之一,而婚外的发生率也是衡量婚姻忠诚度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我们能感受到社会对男女两个不同的性别群体适用了不同的标准,这个双重标准正在我们的社会中大行其道。生活中遍布着这样的例子:很多男士会要求自己娶进门的妻子是处女,但是一般不会发生女士要求结婚的伴侣是的情况。如果女性不是处女,在婚姻中的负罪感、内疚感会比在结婚时已经是非身份的男士要高出许多。这种男士的“泛处女主义情结”在日常生活中还有更多的表现。在婚姻生活当中,如果女性发生出轨,一般来说,丈夫都倾向于对此持零容忍态度,要求离婚;如果男性发生出轨,妻子多会因为各种原因考虑和利益权衡而选择原谅丈夫,甚至有时会对该非道德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挽救婚姻。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
男性和女性被社会适用不同的标准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而他们对性开放观念的不同态度似乎也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但是这种跟性别相关而显示出来的差异并非是天然形成的,它并不是由男女两性的生理结构差异造成的。因为从封建社会时期人们保守、传统的性观念到现在开放、多元的性态度的剧烈变化显然不是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间人类进化引起的细微的生理结构变异就能解释的,只有与性观念改变近乎同步的急剧的社会变迁才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性别并不是先天的生理和心理条件造成的,性的本质不是天赋的、自然的、固有的,他是一种会随着社会条件、历史环境的变迁而改变的人类的基本特征之一。
性不是独立于外部条件的观念,社会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一个人的性状态是有意识自由选择的结果。无论是性身份认同还是都是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产物。”它显示了人类社会自身的丰富性、包容性、复杂性与多元性,也表明人类的性观念受到社会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是被文化所锻造、形塑的,性观念同任何思想、理论一样,都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性观念的差异只能从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去寻找原因和形成的过程。
毋庸置疑,我们的社会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由男性占据着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我们把这种男性把持着各个重要领域的权力的社会称为男权社会。在男性中心统治的社会中,男性被赋予绝对的权威。大众媒体当中地位崇高、收入颇丰的工作职位比如律师、外科医生、政府官员等都由男性占据。而与女性有关的气质和旨趣都遭到了普遍的忽视和贬低。女性的温柔被视为怯懦的表现,关注细节被认为是小心眼。甚至如果男性群体中的部分成员呈现出一些女性的典型特征,也会遭遇到整个社会群体的贬抑和嘲讽。比如刻薄地称呼声音轻柔的男性为“娘娘腔”。而如果一个女性具有不拘小节,沉稳冷静等典型的男性特征,她虽然会被称呼为“纯爷们儿”,但是受到的非难要远远少于一个具有女性特征的男性。中性气质的女性“李宇春”受到了大量粉丝的追捧,而阴柔气质的伪娘“刘著”则遭到了不计其数的谩骂和攻击,这种鲜明的对比就是最好的证明。
男性被视为天生的统治者,理所当然就应该拥有天赋的特权。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我们都会发现男性确实拥有特权,在与女性竞争中可以通过绿色通道。比如在就业时女性遭遇的针对女性的不公平的社会排斥政策,使男性有更多的机会在公共领域崭露头角,而女性被规劝回归家庭,留在私人领域发挥作用。在涉及性领域时,男性自然也不会拱手让出属于自己的优势地位。由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特征差异导致男性认为他们应该是主动攻击的一方,女性只能选择被动承受,女性的身体是没有话语权的。男性作为统治者,女性作为服从者,构成了等级分明、秩序良好的权威结构。男性通过体力更好、进攻性更强等生理优势迫使女性接受本群体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地位。这是对女性的隐形的暴力。
不仅居于支配地位的男性会制定各种政策、制度来巩固本群体的优势地位,维护本群体的既得利益,男性主导的人类群体不断制造的各种显示男权意味的文化要素,以这些文化要素为代表的客观文化形成与男权社会性质呼应的合力加深对女性弱势地位的合理化。社会文化以性别为依据进行划分,男性居于第一性、女性居于第二性的地位等级秩序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促进了社会的有序运转。由于利益一致,男性群体和整个社会文化合谋,不断地赋予现有制度、规范以合法性。社会文化建构了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标准和评价,为两性制定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同时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人们不断模仿、学习与自身生物性别相对应的一套规范,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在性观念和上,女性不断被教导和灌输,本群体应该是保守的,含蓄的、传统的,只有男性才应该而且被允许主动、开放的姿态。这种性别文化差异的主观认同已经成功内化在文化的深层结构当中,是潜在的、无形的,却发挥着实在的约束和规范力量。整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积淀作为其强大的后盾,使性别角色观念被不断发酵、强化。性别差异被视为是不可避免的和本质化的,是因为忽略了性别制度的背景,无法完整清晰地揭示出隐藏在背后的性别权力差异结构。
女人的社会属性是由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也就不可避免是强制性的,但是也有女性自动的选择与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作为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现象,拥有着不可估量的强大生命力,直至内化为女性群体对自身自觉的性别角色期待。在性领域中,女性自发地将自己包装成弱者的形象,对男性的越轨行为给与更大限度的包容,而对本群体则秉持更高的道德标准。一次出轨当中,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群体会以一种轻佻的道德姿态站在道德高地上去遥远地责难其他女性。甚至有些时候,女性群体首当其冲站出来进行道德问责,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自己是遵守主流规范的,将自己与越轨的女性群体区别开来。女性自觉地自我审视与相互检查,它导致了女性的分裂,削弱了他们原本作为集合体的力量。女性自身对不公平的“第二性”的边缘地位的默认表示他们主动或者被动的认同,这只能进一步加深女性的从属地位,为男性的优势地位的存在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解释。
男女两性的性观念都在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变化始终存在着差异。这是性别角色定位的不一致所引起的,它是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文化积淀、社会实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性别角色观念,不仅需要建立性别平等的制度设计来加以改进性别权力关系,女性对本群体正确的自我评价以及对女性身份的重新定义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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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608.2万2011届大学毕业生中有近127万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而高职院校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的迅速发展导致高职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高职毕业生就业问题就成了高职院校教育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研究表明,要促进高职院校毕业生充分就业,应当培养高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加强对高职生的职业指导,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在高职院校,如何构建合理的高职院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路径,落实好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拓展和积累高职生的社会资本,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水平,已摆上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议程。
一、社会资本理论概述
最早引入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在1980年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而获得的、现实的或者未来的资源的集合体。
美国学者格拉诺维特在研究社会资本与就业关系时,提出了“弱关系的力量”的著名假说。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平时与周围两种关系的人在沟通与交流。一种是与我们交流频繁的亲人、同学、同事等,这是一种在很小的范围社会网络中稳定、频繁的交流,格兰诺维特把这种关系称为“强关系”。另外一种交流与之相反,即交流是较浅的、但却存在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如乘客、旅客等曾经相识的路人。格兰诺维特把这种关系称为“弱关系”,并强调在这两种关系中与个体就业最密切的是“弱关系”。
国内研究社会资本与就业的关系最为精辟的是边燕杰,他在1999年提出三类社会关系。第一类是相识;第二类是朋友、同学、战友、同事,甚至是与个体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第三类是亲属。边燕杰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获得多种社会关系的支持。其中有来自社会制度性的关系支持,如高校。有非制度性关系的社会支持,如老师、朋友等。也有来自生源地的社会关系,如父母、亲属等。2004年边燕杰又提出了“强关系假设”,认为在我国社会这种社会伦理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更多地会使用强关系,而不是使用弱关系,来达成个体的目的与意愿。
二、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路径的构建
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是指高职生在大学期间进行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过程。职业生涯规划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高职生大学期间的学习与生活的质量,更直接影响到高职生求职就业及未来职业生涯的成败。但目前高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中仍存在许多的问题。目前多数高校设置有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但不少高校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基本以理论传授为主,教育教学手段采用职业测评软件或传统知识讲授,忽视职业实践及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难以满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就业的需求。因此,我们要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社会资本视域下的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路径。
1.高职生自身要加强人际交往,拓展自己的人脉与社会资本。
人际交往是拓展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高职生终究要步入社会,接触的不止亲戚朋友、学校的老师、同学等,将来职场中会遇到形形的人。只有在人际交往中加强锻炼,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灵活运用社交方法,才能扩大社会关系网络。高职生在维护好同学等“强关系”的同时,要努力拓展自己的“弱关系”,把社会关系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实现“弱关系优势”,丰富自己的社会资本。
2.高职生家庭强关系的维护与积累。
中国社会是一个道德伦理为主的人情社会,人情社会决定了强关系是高职生最重要的社会资本网络。强关系中父母、亲戚的职业、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都可为高职生就业提供帮助。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强关系具有稳定性高、认同性强等特点。高职生要在道德规范的框架下学会关爱家人、关爱亲人,主动与亲戚保持感情与信息交流,维护与巩固家庭的社会资本。
3.高职生所在高职院校社会资本的拓展与积累。
(1)高职院校要结合课堂内外的活动,提升高职生综合能力与素质。高职院校一方面需要给学生提供系统有序的课堂教学和实习培训,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还要为学生提供大量的校园活动,为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供良好的平台。鼓励高职生有效地参与课堂内外活动,培育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表达与沟通能力等方面的能力,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积累社会资本。
(2)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进一步加强校、行、企合作,为高职生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研究表明,实习对高职毕业生就业影响显著。高职院校应尽可能制定详细的实践教学这一环节的规划与目标,要进一步加强校、行、企合作,为学生创设更多实习机会和系统的实践教学活动,构建学生从学校到工作顺利过渡的快速通道。因此,高职院校要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把更多的企业、行业汇集起来,为更多高职生提供更多更好的企业的实习资源和就业机会,拓展和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3)高职院校要推进职业指导全员化,激励全体教职工参与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参与高职生社会资本的开发。高职院校拥有丰富的教师资源,不同专业的教职工社会联系的范围有所不同,从整个学校来看,教职工的社会资本量非常庞大。高校历届校友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资本库,运用好校友这一社会联系,对于高职生的就业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学校应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职工包括历届校友帮助高职生开发社会资本的积极性。比如可以鼓励教职工吸引高职生参加自己主持的课题研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教职工可以利用参加各种会议的机会把课题组的学生推荐给有关专业人士,为高职生建立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本积累提供方便。
因此,在高职院校中,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构建高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路径,有利于帮助高职生认识自我和职场环境,确立目标职业并尽早作出合理规划,拓展与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提升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还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指导全员化,促进高职院校不断加强校行企合作,推进集团化办学水平,提升高职院校整体水平。
(作者单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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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国外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状况并与我国进行一定的比较,从而得出可为我国所用的有益经验和思路是非常必要的。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原创性的人才。这一理念也融入到了财政学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美国研究生培养机制是建立研究生管理委员会、研究生院、系研究生教学委员会、研究生教师委员会或称教学小组等层级机构,这些机构与导师一起,共同承担对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美国研究生的培养特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财政学的课程不太追求体系上的平衡只求引导学生在一个专业方向的前沿上有所突破。②美国高校在对财政学研究生教育中十分注重基础课程教育,基础教育授课占据50%,专业学科占20%~30%。日本研究生教育强调实用性,注重培养应用型的专业人才。其目标倾向于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在日本财政学硕士课程学习2年,最短一年,课程结束后授予硕士学位。德国是典型的学徒式培养模式,受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其培养目标也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动:19世纪初期主要是培养从事纯粹学术研究的科学家,19世纪后期主要是培养高级的工程或技术研究者或专门人才,而今日,其培养目标包括两方面:理论研究人员和实践技术人员,兼顾学术教育与职业准备教育双重职能。财政学硕士学位的取得需要通过2~3个月的有实践定向任务的硕士论文。其培养特色在于,在研究生入学上,硕士阶段的学习相当于和本科一起进行的,毕业时只要通过硕士考试及硕士学位论文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培养方式上,没有专门的研究生课程,坚持采用教学和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培养人才。在形式上,不设专职管理机构,有关事宜均由系级兼职委员会按有关法律和规则办理。
二、国内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发展趋势
自我国招收财政学研究生以来,其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提出中国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后,对财政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使得其招生和培养规模在稳定增加,总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下四点变化。
1.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学专业研究生一直强调“学术型”的培养目标,这一目标已逐渐与财政学研究生的实际就业方向和世界研究生的发展状况不符,经过总结反思,财政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已发生了重大转折“,应用型人才为主”将是我国未来财政学研究生的主要培养目标。
2.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创新。
在研究生入学培养机制上,除了像网上报名、电子注册这样技术性的改革外,在考试弱化初试的权重,强化复试地位,全面改革收费制度,取消“公费”、“自费”区别上也有了创新;在研究生培养上,我国财政学研究生培养机制一般都是以修学分和写论文为主要内容。
3.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学科属性的交叉。
纵观财政学研究生培养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学领域的渗透,其他学科的科学原理和方法用于研究和解释财政现象愈来愈普遍,这也为财政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了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4.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多元化。
与培养目标相适应,财政学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也在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纯粹的“学院式”的导师教育逐渐减少,实行导师学生的“双向选择”甚至是“多导师”指导,强调社会实践。
三、基于系统论视角的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
1.确立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三大目标———学习力、研究力、创新力的目标。
学习力即以培养终身学习能力为目标,培养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信息能力,掌握终身学习的方法的财政学研究生。研究力即以培养理论研究能力、实践操作能力、专业素养能力为目标,培养研究生系统掌握财政学基本理论和知识的同时运用财税知识研究财政经济现象的能力。创新力即以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为目标,充分发挥他们在科研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为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社会发挥最大的聪明才智。
2.构建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四大系统———目标系统、管理系统、培养系统和支撑系统。
目标系统是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系统中最核心的系统,应包括两个层面:①预期。对财政硕士而言,培养预期即“高层次、应用型的财政专门人才”;②标准。科学设计财政硕士在相关素质方面需达到的具体标准,是财政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首当其冲的要点。管理系统是指在财政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对所涉及的资源进行整合与调配的过程,即在一定的目标下对人财物及信息的调配,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管理主体———研究生院或相关学院;管理客体———包括人(主管人员、辅导人员、生源)、财(教育经费)、物(教学场地、教学用具)、信息(培养过程中动态情报,相关信息等)、论文工作管理、授位管理等;管理行为———财政学硕士学位创建计划(包括招生计划、培养计划、管理计划等)、财政学硕士学位创建组织(包括组织机构和组织行为)、财政学硕士学位建设领导(领导艺术和领导行为)、财政学硕士学位建设控制(包括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管理制度———政治层面制度、操作层面制度。财政学研究生的培养系统涉及师资、课程与教学三个部分。师资方面———财政学硕士培养要对教师的质量、数量、结构和发展都提出针对性的要求;课程方面———因课程体系是财政学硕士汲取知识和锻炼能力的载体,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是财政学硕士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其课程设置要充分反映财政学各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的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教学方面———教学是财政学硕士学位建设和发展过程的介质,灵活机动、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是高质量教学水平的保证,各授权单位要加强实践环节的力度,高校可以依托财政学教学资源与相关社会机构的天然学科联系,为财政学硕士搭建宽广的实训平台。支撑系统是总体系统健康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财政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的支撑系统首先来自于以经费形式出现的经济资源,其次包括教学所需的场地、设备、图书等硬件资源,最后是政策支持、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等软件资源。
3.搭建财政学专业研究生有效学习的三大平台———课堂教学平台、实践教学平台、科学研究平台。
课堂教学平台是主体。建立课堂教学平台,要做到所教的课程都是通过精心比对后确定下来的,加强文理渗透,增设跨学科课程。对于一些现实性很强的教学内容,聘请实际部门工作人员主讲,并实现现场教学。实践教学平台是辅助。如可能,可与地方的财政局、税务局及企业签订校财、校税或校企合作协定,建立实践教学平台。科学研究平台是补充。改变目前高校、科研院所各自单独培养研究生的现状,将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有效组合,构建一种由大学、科研院所紧密结合的研究生培养平台。
4.实现财政学专业研究生五大能力的提升———理论思维能力、学习发展能力、专业技术能力、适应社会能力、拒腐防变能力。
关键词:大学生 学习拖延 自我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240-02
近年来,高校狠抓学风建设,重视大学人才的培养质量,强调大学生应承担的学习责任。但随着大学的扩招,高校的“精英教育”逐渐转变为“普及教育”,大学生的个体水平参差不齐。大学生中学习拖延、上课迟到早退,甚至逃课逃学等现象屡见不鲜。
学习拖延,是一种不断延迟计划要做事情的开始和完成时间,在能够预料到拖延导致的恶果后仍然不断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近期的研究结果显示,学习拖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陈保华(2007)的研究显示,我国大学生群体中,大概有20%的大学生存在严重的学业拖延。庞维国,韩贵宁(2009)对我国166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近40%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学习拖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Solomon和Rothblum曾研究表明,学业拖延会造成考试焦虑以及较差的学业表现和学业成绩。因此,及时有效地改变大学生学习拖延的状况应该成为高校学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旨在借助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我国大学生学习拖延的现状及其与自我评价的关系作深入的探讨,以期探索预防和减缓学习拖延的积极因素,为大学生学习指导和高等教育管理提供心理学的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上海7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被试。其中,“985工程”高校2所,“211工程”高校1所,普通高校4所。剔除无效问卷后实际有效被调查者共695人,平均年龄19.3岁,其中男生245人,女生450人,分别占总体的35.3%和64.7%。从各高校选取被试时,兼顾到教育学、法学、文学、医药、艺术、理工等多学科的代表性,各学科被试分别为8.8%、14.9%、14.4%、8.1%、11%和31.7%。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开放性访谈基础上了解大学生对学习拖延的初步归因,在此基础上采用《大学生学习拖延量表》、《个人评价问卷(PEI,Personal Evaluation Inventory)》对大学生进行调查。在学习拖延方面,主要参考了Solomon&Rothblum对学习拖延的情境设置。本调研共设置了期末考试复习、课程作业完成、服从学校、院系或班级管理必须完成的任务和自定的三个目标共6种情境,以五级计分了解大学生学习拖延状况。在自我评价中,着重了解学业表现、体育运动、外表、爱情关系、社会相互作用及与人交谈共六个维度。
1.3 统计方法
调查的所有数据都采用SPSS FOR WINDOWS 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大学生学习拖延的现状
从学习拖延的总体情况看,我国大学生学习拖延现象比较普遍,72.9%的大学生在学习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拖延,16.9%的大学生在学习上高度拖延①;而且期末考试复习和课程作业完成情况的学习拖延情况较为严重,详见表1。②
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学科大学生的总体学习拖延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F=6.584,P
2.2 自我评价与学习拖延的相关
本研究探查了学习拖延与个人评价中被大学生认为与学习拖延最有关系的三个方面“学业自我评价”、“交往自我评价”、“公众讲话自我评价”的相关,呈现了极其显著的负相关,详见表2。
进一步探查不同程度考试拖延者在个人评价上的差异性,结果发现学业自评、社交自评和公众讲话自评在不同程度的考试拖延者上都有极其显著差异,就这三个变量而言,整体检验的F值分别为12.661(P
2.3 自我评价对学习拖延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寻自我评价是否对拖延行为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研究者将学业自评、社交自评、公众讲话自评作为自变量,将期末复习拖延和作业拖延作为因变量,探查个人评价对拖延行为的预测作用。回归分析中,回归模型的整体性统计检验的F值达到显著,学业自我评价、社交自我评价和公众讲话自我评价对期末复习拖延检验的F值为12.311(P
3 分析与讨论
3.1 大学生学习拖延较为普遍
本研究结果显示,72.9%的大学生在学习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拖延,其中16.9%的大学生在学习上存在高度拖延。这表明,学习拖延是我国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严重性不容忽视。从具体学习任务看,期末考试复习和课程作业的学习拖延情况更为严重。一般而言,较之出席班会、填写表格之类的管理任务,兼职、减肥、恋爱等短期的自我决定任务,这两类任务的难度更大。难度越大的任务需要学生付出的努力和花费的时间也越多,因此学生也越容易产生拖延行为。此外,大学生“找一份好工作”、“幸福的婚姻”等长期的自我决定任务的时间周期比较长,时间紧迫性比较低,他们的拖延感受性通常不高。
本研究发现,医学、法学类学生的学习拖延程度普遍较高。相比较而言,医学和法学类的知识之间的衔接性与继承性不是很高,教师给学生布置的任务比较少,且周期比较长,这易于引发自控能力差的学生的学习拖延问题。而文学类尤其是语言类的学习,教师的要求比较高,其学习模式更接近于高中,布置的作业较多,而且要求学生在短期内就要完成,因此,他们的学习拖延情况较少一些。
3.2 自我评价对学习拖延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表明,学习拖延程度高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个人评价较低。越是自我评价(学业评价和社交评价)高的学生,对自己在学习和社交方面的能力越有信心,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学习上能比较准时地完成学习任务(包括考试复习、作业等)。这与以往的研究(Eerde WV.2003;Harrington N.2005)结果“自我意象是拖延非常重要的变量,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自尊与严重的拖延呈显著负相关”等不谋而合。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三类自信与学习拖延的高度相关关系。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个人评价中的学业自评与社交自评对学习拖延有很强的预测作用。曾有研究者RM Klassen,LL Krawchuk,S Rajani.(2008)对456名大学生的调查后提出观点“自我管理效能对学习拖延倾向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Seo,Eun Hee(2008)研究发现“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通过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拖延产生作用”等结果,显示出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拖延呈负相关。以上研究结果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也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可能有效解决学习拖延的三步走途径:梳理克服意识―提升完成信心―训练认知重评。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我国大学生学习拖延现象比较普遍;第二,医学、法学类大学生的学习拖延程度较高;第三,自我评价与大学生学习拖延程度的关系密切,并对学习拖延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学业自我评价、社交自我评价对学习拖延有很强的预测作用。
由此,改善大学生的学习拖延状况,可以从训练学习拖延者的认知重评着手,“帮助学习拖延学生树立克服拖延的意识”、“提升学习拖延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信心”、“训练学习拖延者的认知重评”将是解决大学生学习拖延的有效手段。
第一,帮助学生树立克服拖延的意识。高校须高度重视大学生学习拖延的现象,要将帮助学生树立克服拖延的意识纳入大学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入学教育和专题教育的契机,教授学生相关学习策略,有效预防高拖延的现象。
第二,提升学习拖延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信心。教师注意把繁杂长期的作业分解成相互依赖的小作业,可以有效减少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信心,也有助于他们减少学习拖延;教师布置的任务有趣、任务要求清晰、作业规范明确,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信心越高,学习拖延现象就越少。
第三,训练学习拖延者的认知重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拖延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在前两步基础上,探索训练学习拖延者的认知重评,纠正他们通过自我管理克服学习拖延的自我认知,将有效解决学习拖延。。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认知重评来重塑学习拖延者的自我评价体系,以此来改善学习拖延。
后续的研究可以从“认知重评在个人评价与学习拖延关系中的中介调节”的视角,进一步探索有效解决学习拖延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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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杨于岑.研究生学习拖延、时间管理倾向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D].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12.
注释
关键词:人际信任 影响因素
“信”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是为“仁义礼智信”的一部分,共同奠定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道德根基。孔子将“信”看作一个人之可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君子之成败(信以成之),一个政府与社会之存亡(自古人皆死,民无信不立)所系。[1]可见,信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
人际信任是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言词、承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的一种心理期望。
1 人际信任的内涵及研究历程
1.1 国内的研究
国内学者中,在1934年最早提出了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的观点,社会学家郑也夫认为信任是一种态度,它有三个特点:一是时间差与不对称性;二是不确定性;三是主观的倾向和愿望。[1]后来,杨中芳等人对中国人人际信任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和界定,将人际信任定义为人际交往的一方能够履行对方所托付的责任。[2]他们认为,人际信任的研究对象是当事人双方关系,重点研究双方个体之间的行为。陈介玄、高承恕(1991)在对台湾企业员工之间的信任进行研究时,认为人际信任是后天成就而形成的,它是针对于特定个人的一种信任。所以,国内研究中所定义的人际信任,关键词是责任、义务、双方关系等,双方信任的程度如何,是由交往双方共有的既定关系基础以及两人交往所累积的经验决定的。
1.2 国外的研究
国外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美国心理学家多伊奇(M.Deutsch,1958)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最早研究“信任”问题的学者,他是第一个运用囚徒困境进行实验研究的学者,通过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结果发现:双方合作与否反映了人际信任的有无。并提出信任的定义,为“个体根据预期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相应行动的过程,虽然他明白倘若此一事并未如预期般地出现,此一行动所可能带来给他的坏处比如期出现所可能带来的好处要大。”[3]后来罗特尔(J.Rotter,1967)将“信任”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信任而不包括对事件的信任。[4]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学界和心理学界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人际信任进行研究,社会学界研究信任问题的代表学者有卢曼(Lumann,1979)、Mckinight和Cummings等人,他们认为,人际信任来自于个体间行为的互动。心理学界研究信任问题的代表学者有罗特尔(Rotter,1967)、赖特曼(Wrightsman,1992)、萨贝尔(Sabel,1993)等,他们认为人际关系是人际信任逐步形成的助推器。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人际信任的研究侧重各有不同,国内偏重人际交往中信任所蕴含的义务和责任;国外则倾向于被信任者的期望、预期、愿望。
2 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及研究进展
在关于人际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哈丁(Hardin,2002)
指出信任过程受到信任者本身与被信任者特点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和制约。[5]很多学者也普遍认同哈丁的这种说法,将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信任个体、关系属性、情境因素三方面。
信任个体包括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信任双方各自的人格特征会影响对其他人的信任,在研究过程中,主要研究信任者对其所面对的社会成员人性、可信性等问题的看法和人际交往态度等内容,研究被信任者个体早期生活经历、社会化过程中比较大的事件、所受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等内容。张建新[6]通过采用人际信任行为量表(ITBS)对中国、香港及美国三地大学生对“亲人”、“熟人”、“陌生人”三个群体中具体人物对象的信任进行测量。此外,信任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会赋予信任不同的规则和意义。[7]情境因素(双方的文化背景及面对的特定事件)也影响着人际信任度的高低。
大学阶段是人格完善的重要时期,其人际信任水平对人际关系的建立有着影响。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研究中,很多人认为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是受个体自身的人格特质、身心状况和交往经验等多方面的影响。郑信军(1998)[8]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研究表明:内向与外向型因素和人际信任总分呈正相关。伍明辉[9]等人对广西大学生的研究结果却与之相反,认为外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低,内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高。此外,田可新等人(2005)[10]研究认为,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密切联系,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人际信任各量表值明显低于无心理问题者。
3 人际信任的研究焦点
人际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自尊、社会支持、心理健康、应对方式等变量的关系层面,但研究热点集中于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关系。
在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中,不同学者之间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分歧,张海钟[11](1996)认为个体的人格特质(如内向和外向特质)与人际信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戚少枫(2003)[12]、伍明辉[9](2006)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系数,相关不显著。总体认为人格特征的稳定发展可以增强人际信任水平。
在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中,有研究结果表明: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13]。这是学者普遍认可的观点,认为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因此,通过给彼此更多的社会支持,可以建立人际信任。
在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中,很多既往研究多采用肖计划等人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偏重于心理学层面的研究。本人的硕士论文研究中,将冲突应对方式分为沟通化解、求助、退让、回避、竞争、报复六种,采用RotterJ.B的《人际信任问卷》测量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将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分为高人际信任和低人际信任,在做两者相关研究时,发现: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沟通化解、退让、求助策略总分间呈现正相关,人际信任总分与竞争、回避策略间呈负相关。说明人际信任度越高的大学生,越倾向于选择沟通化解、退让、求助等积极的冲突化解方式,在面对冲突时,以一种善解人意、信任的态度看待冲突问题,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选择求助于他人或做出退让,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相应地,人际信任度低的大学生,面对冲突习惯抱有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将注意力指向自身利益的维护上,而不太关注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维持,选择竞争、回避等消极的应对策略,解决冲突问题。这一研究与吴清兰、梁莎莎(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倾向于采用解决问题和求助等积极方式的大专生,人际信任度也较高,而倾向于使用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人际信任度较低。但总体上有关应对方式与人际信任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没有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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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信军.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02).
[9]伍明辉,宋凤宁.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6,12(6):440-442.
[10]田可新等.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07).
[11]张海钟.高师专科学生性格类型分布及其性格特质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81.
[12]戚少枫.高职大学生应对方式、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关键词 于阗 佛教绘画 样式
中图分类号:J209.2 文献标识码:A
1 于阗文化的生成机制
于阗是绿洲文化的典型代表。被沙漠、戈壁保卫着的于阗文化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开通打破了这种封闭。与汉、印度、西亚、希腊诸文明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步入繁荣期不同,张骞凿通西域之前的于阗摆脱野蛮状态的时间还不长。西域地处几大优势文化的空白地带,凿通之后汉、印度、西亚、希腊诸文化一起流入这一文化低地。于阗文化孤立、落后、封闭,完全不具备同以上优势文明相对抗的特质和力量。
对于汉唐之际的于阗来说,在优势文化的冲击和诱惑之下,不得不改造、重组自己的文化体系。战争攻伐、人口迁徙、通商贸易等因素都对于阗文化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当一种优势文化被引进到弱势文化时,弱势文化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当几种优势文化一起被引进到这一落后区域时,就会表现出话语权和舆论领导能力的差异。话语权和舆论领导能力的表象背后是各个优势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方面的博弈。可见,影响于阗佛教绘画样式形成的主导力量不是稳定不变的,随文化传播主体背后的军事、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强弱而发生变化。
在以上几种优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于阗文化呈现出多元复杂、兼收并蓄、似是而非、中间性、变异性的特征,直到隋唐时期,才逐渐形成具有成熟特质的文化样式,并向东方和西方传播,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
2 于阗佛教绘画不同于中原绘画的特征
两汉到隋唐时期,于阗的佛教流传极盛,塑像、绘画等佛教美术非常发达,绘画既是传播佛教教义的工具,提供信徒礼拜的视觉偶像,又是信徒积善修行、累积功德的体现。塑像、绘画等佛教美术遗迹主要存在于佛教寺院之中,因此于阗佛教绘画在一定程度上主要表现为一种为寺院服务的美术形态。于阗佛教寺院众多,“于阗国……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①寺院美术的从业者也必然众多。据20世纪初以来的考古发现,以及于阗佛教遗址中出土的绘画遗迹,不乏绘画高手和精妙之作。这与以知名画家、经典作品为发展序列的中原绘画史脉络不同,于阗佛教绘画史中有明确记载,作品中有题名,或者发现准确纪年的画家非常少。
于阗佛教寺院壁画多由作为主画者的一流画家和作为辅助画家的二、三流画家共同完成。赞助人为佛教寺院建造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人力以及权力支持,其身份高低、富贵决定其赞助的寺院的规模、地位和艺术水平。通过检索各种正史中的文献记载,参照出土的胡语文献和壁画遗迹,笔者发现麻射寺、翟摩帝寺、翟室楞伽山寺、娑摩若僧伽蓝等佛教寺院为于阗王敕建,由其装饰的奢华富丽程度,做工的考究精细程度以及佛画绘制的华美精致程度,可推断出其壁画的绘制多由于阗一流画僧完成;其他寺院壁画的艺术水平次之,可推断多由二类、三类画师或画僧完成。另外笔者对出土的壁画遗迹进行形式风格学分析后发现,同一幅壁画的不同部位也是由不同画师或画僧完成的,例如主佛、菩萨,主要罗汉、力士等形象多由一流画僧完成,主佛头光、背光中的“千佛”以及佛教偶像谱系中其他非重要的形象,非重要位置的图像,则由二流、三流或不知名的画师或画僧辅助完成。
于阗佛教绘画史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连续性。英、德、法、日、俄等国探险者在20世纪初的无序发掘和野蛮掠夺,于阗佛教绘画作品珍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所造成的空间、时间错位感,以及当下于阗佛教文化遗迹考古事业的滞后所造成的历史阶段绘画发展资料的空缺,使于阗佛教绘画史呈现出一种知识和时间的断裂。
在于阗佛教绘画中,很少发现纸本、绢本的美术作品,主要为壁画、木版画、器物装饰、丝织品图案等美术类型,这与中原绘画史的卷轴画系统具有很大的差异。可见中原绘画史惯用的以贵族、士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精英美术史治史方法,以经典卷轴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作品分析方法及其相关理论,并不适合于阗佛教绘画史的研究,必须运用社会学、图像学、形式风格学、人类学等新的研究方法。
3 于阗画派与于阗佛教绘画样式
于阗佛教绘画样式的形成虽然受到中亚北印度、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美术样式以及波斯美术样式的影响,但于阗文化并非是斯坦因竭力想证明的“印度文化的附属品”。从军事统治上来说,掌握权力的是于阗人、汉人以及时断时续的匈奴人;从佛教绘画的创造者来说,是汉化、犍陀罗化比较严重的释迦种塞人;从佛教绘画的传播者来说,是佛教僧侣、使臣、质子以及通商的粟特人,②这些史实都以丰富的论据有力地驳斥了斯坦因的“印度文化的附属品”这一论断。于阗佛教绘画创造者、传播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构成的多元文化环境的影响,使于阗佛教绘画与在相对隔绝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古希腊、古伊朗、古印度美术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魏晋之后,于阗地区的小乘佛教被大乘佛教所取代,并迅速成为西域的大乘佛教中心,由此大乘佛教的绘画系统得以在于阗逐步确立起来。这与盛行小乘佛教的龟兹等地区的佛教绘画风格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意大利艺术史家马里奥・布萨格里在《中亚佛教艺术》(1992年)这本书中提出了于阗画派这一概念,并高度评价了于阗画派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他认为“……(西域)惟一能够夸耀并为中国艺术家和评论家欣赏的伟大作品的画派是“于阗画派”。遗憾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幸存绘画能够证明这些作品在类型、源头、时代和主题上是异质的,于阗画派证明它已经吸收了印度、萨珊波斯、中国、粟特甚至还可能有花剌子模的影响,它们都曾被吸收,又被用无可争辩的创造力加以重新改造。”③无疑,于阗画派是于阗地区最重要的绘画样式,也是最重要的美术现象。一方面,佛教东弘之初,其绘画风格接近于中亚北印度、印度西北部流行的犍陀罗美术,又略有差异;另一方面,其风格与临近的疏勒、龟兹、米兰、高昌等地的佛教美术风格也呈现出一定的不同。依据其独立的特质,称作“于阗画派”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分析画派成立所具备的必须条件:流行时间,师承关系,代表画家,代表作品,历史年表等要素,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无法提供满意的答案。因此本论文提出用“于阗佛教绘画样式”来代替“于阗画派”这一概念。
4 小结
作为于阗文化的典型代表,于阗佛教绘画样式的形成体现了西亚、希腊、中亚、印度、中原等文化类型的相互影响、博弈和融合过程,分析于阗佛教绘画样式的形成,不仅可以填补中国与印度、中国与中亚、中原与西域佛教绘画交流中的知识缺环,丰富佛教绘画风格演变的脉络,还可以通过对以上诸文化元素的挖掘了解佛教美术风格变异的过程,思考佛教美术风格变异的动力机制,进而反思文化本身的生命力。
注释
① 魏书(卷15).文渊阁四库全书.
关键词:爱情公寓;文化价值;内容分析
一、 概述
都市青春喜剧《爱情公寓》,由汪远编剧,韦正导演,由王传君、陈赫、娄艺潇、孙艺洲、李金铭、赵霁、金世佳主演。本剧在叙事上采用创新的多线并进。《爱情公寓第一季》于2009年8月5日暑期档在江西卫视独家首播。播出以来即以轻松幽默的氛围、时尚潮流的形象、温馨浪漫的基调引发收视热潮,占据了年轻人观众的眼球,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电视剧之一。到第四季于2014年1月17日在安徽卫视、黑龙江卫视、东方卫视、湖北卫视四大卫视联合首播。爱奇艺、PPS网络独播。随着它的播出,《爱情公寓》一直都是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剧之一。另外,该剧中的人物角色鲜明不重复,宣传也比较到位。作为高收视率电视剧的爱情公寓,受到广大观众的追捧,是否与电视剧中的文化价值观有关,还是与观众仅仅只是喜欢该剧幽默搞笑的氛围,又或者可能是其他的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一探讨对我国电视剧的制作方向提供了一个有借鉴的参考。
二、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和随机抽样法
1、分析样本
在分析对象与样本选择上,本研究对爱情公寓四部电视剧中的八十多集进行随机抽样,选出十集中的每个镜头作为研究的样本①,之所以进行随机抽样是因为这四部的人物几乎是没有变化的,那么人物性格没有变化,剧情和节奏主旋律也是恒定不变的。所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只抽取十集作为研究样本。
2、 分析单位与类目
在分析单位上,由于爱情公寓每集或者是两集一般都会有个小主题。所以本研究选择以一集作为分析单位,来详细分析剧中所呈现的文化价值观。在分析类目上,按照周君所采用的将中国文化价值分为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文化价值观。其中传统文化价值观包括:(1)遵从权威(2)孝亲敬祖(3)安分守成(4)宿命自保(5)男性优越。现代文化价值观则包括:(1)平权开放(2)独立自顾(3)乐观进取(4)尊重情感(5)两性平等②。本研究建立爱情公寓内容分析编码表。
3、 资料分析法
本研究将爱情公寓的四部剧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为八十集左右,编码后随机抽样。选出十集。此外,本研究将家庭价值观、爱情价值观、个人价值观及社会价值观的129项细项依其特质与属性,整并为家庭价值观:兴盛家道、遵从父母、家和万事兴、天下父母心、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平等等共七项;爱情价值观:爱是奉献牺牲、爱是占有;个人价值观:只顾己身、自利自保、安分守成、乐观进取、财富价值五项;以及社会价值观:遵从权威、平权开放、轮回报应、利他主义、宽他严己、亲疏有别、公事公办、以退为进八项。一共二十二项文化价值观③。
通过把爱情公寓中的价值观和观众喜爱该剧的原因作对比:爱是奉献牺牲和观众喜爱该剧的爱情价值观是吻合的。除此之外,观众喜爱该剧的原因还有爱情公寓搞笑的剧情确实赢得了观众的共鸣。对人物性格的喜欢也是观众选择该剧的一大原因,当然,还有很多其它的原因,有一些观众就是喜欢看,没有什么原因可以说,也许就是纯主观的,喜欢没有道理可言。
四、 结论
综上所述,首先、该剧的搞笑的风格、塑造的各具特色的人物性格确实吸引了观众。其次、该剧在家庭价值观和爱情价值观上确实迎合了喜欢的受众的价值观。并且爱情价值观主要体现为爱是奉献和牺牲,而在家庭价值观上则主要体现为能和最亲爱的朋友和最爱的人住在一起和谐的相处是一种幸福。喜欢该剧的受众还有很多其它的原因,有的并没有表达。为了有利于我们以后剧目的高质量、高收视率,我们可以做一些广泛的调查。(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注解:
①大众传媒研究导论 Roger D.Wimmer Joseph.Dominick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152页
关键词 高校教师 健康 体育锻炼 现状 对策
一、前言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教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现代社会的发展无疑对高校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教师每人一年要完成大量工作,而且因教学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现在高校实行各种聘任制,对学术要求也非常严格,要求取得国家级省级的奖项,要求在学校指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过高,压力过重,就会使教师们过度劳累,而体力不支,影响工作影响健康。高校教师作为现代知识的传播者和科研的主力军,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教师的身体健康,不仅仅影响他个人的工作,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大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类的寿命已大大延长,然而,我国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英年早逝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教师存在着教学任务重工作压力大的问题,他们常常一心扑在事业上,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而体育锻炼是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有效途经。建立一支健康的教师队伍是学校完成各项工作的基本保证,所以,关注和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是社会和学校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我校选择教师人数较多的8个学院中随机抽取200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围绕研究内容,查阅与本课题研究有关的研究资料和文献成果,国内外相关书籍、杂志、报纸;国内外相关学术论文及相关博士、硕士论文;政府公告和发展纲要;中国知网等互联网信息资源。
2、问卷调查法
依据问卷制定的原理和方法,同时结合研究内容的需要,制定相应的问卷。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8个学院随机抽取200名教师,每人发放封闭式问卷一份,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6份,回收率为98%,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90份,有效率为97%。
3、数理统计法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数据运用Fox、Base处理,利用Excel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统计,针对本课题的研究内容,运用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对调查中获得的数据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整理。
4、逻辑分析法
对收集到的调查材料及回收问卷运用归纳、判断、综合、分类、比较、推理等逻辑分析方法,并对取得的各种信息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论证有关结论和建议。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高校教师参与锻炼的意识
高校教师由于工作、评职等各方面的压力,导致其对于参与体育锻炼的认识、目的及参与形式有着不同的态度。
表1 参与体育锻炼的认识
由表1可知,有62.1%的教师在参与体育锻炼时,是以加强自身锻炼为主,有意识的提高身体素质、改善健康状况。
表2 参与体育锻炼的目的
每个人对参与体育锻炼都有自己的理解,由表2可知,作为高校教师,以健康为目的的占多数,他们知道健康的意义,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
表3 参与体育锻炼的形式
由表3可知,有63.7%的教师是与同事一起参与体育锻炼,这其中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所以,提高校园体育锻炼氛围是尤为重要的,不仅可以带动更多教师参与其中,还可以为学生起到带头作用,更能促进同事之间、师生之间的情谊。
(二)高校教师健康状况及分析
社会在发展,竞争在加剧。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他们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据1991年我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抽样调查材料显示,知识分子的寿命严重缩短,60%以上的人患有各种疾病,平均寿命58.5岁,比同期全国人均寿命缩短10年,2005年,据社会科学院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缩短到了53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9岁低了20多岁,中科院七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五年间有135名专家学者去世平均年龄53.3岁。湖北医科大学卫生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恶性肿瘤、心血管病死亡的人数占湖北高校教师死亡总数的70%。广东省教育工会的调查显示:广东高校教师大约1/10的人处于基本健康状态,1/5出于各种疾病状态,剩下约7/1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而在教师亚健康人群中,有约1/3的人数中属重度亚健康,即疾病的边缘。
表4 教师身体状况
以上表4是对我校教师身体状况的调查分析,只有18.9%的教师感觉精力充沛,这一数字表明我校教师身体健康水平低下,结合其他省份学校的教师健康状况,健康水平低下已成为普遍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因此高校教师的身体状况应受到社会、学校、教师自己等多方面的高度重视。
(三)高校教师体育锻炼现状及分析
1、参与体育锻炼的形式
目前,随着高校教师收入的不断提高,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体育锻炼的形式也由原来单一性变得多样性。
表5 教师参与体育锻炼的项目
表5统计为我校教师根据已给项目做出的多项选择,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教师还是选择以休闲运动为主的体育锻炼。休闲运动能让高校教师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缓解压力、解除疲劳、强身健体,还不会因剧烈运动而造成过度疲劳。
在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等对抗性较强、活动强度较大项目上男教师的选择率较高;而在健身操、瑜伽、跑步体育舞蹈等轻柔缓慢、对形体有塑性效果和对抗性小、较柔的项目上女教师的选择率较高。
2、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
由于高校教师还要承担大量的教学任务,所以在选择体育锻炼的时间主要还是以早晚和工作日的课余时间。而女教师除了大量的教学任务之外还要承担家务劳动,所以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大多集中在晚上和周末。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根据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现在高校教师在思想上能够认识到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但在实际行动上有所欠缺。
2、教师身体状况有待提高,其中有不良生活习惯的原因,但更主要是参与体育锻炼的主动性和连续性不足所导致。
3、多数教师在参与体育锻炼时都选择室内项目或竞技性对抗性小的项目,这样在项目和场地上就存在局限性,某种程度上就限制一些教师参与锻炼。
(二)建议
1、为高校教师创造良好的锻炼环境
高校教师大部分住在校园内的家属区或者是在校园附近,因此学校要不断完善学校体育场馆和各项体育设施,加强校内体育硬件设施的建设,优化场馆设施的管理,在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的前提下应充分向教师开放,提高体育场馆设施的利用率。营造校园体育锻炼的氛围,使教师建立主动参与,积极参与。
2、学校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
学校应该把有共同运动爱好、锻炼习惯的教师组织起来,成立相应的体育社会团体,学校提供场地器材和一定的技术指导,不定期地组织形式各样的体育比赛、体育文化节,让教师体育锻炼与学生体育锻炼产生互动,共同提升学校体育文化氛围,同时拓展休闲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内容,更好的满足广大教师的需要和兴趣。
3、冬季体育锻炼应以冰雪项目为主
可根据黑龙江省冬季雪期比较长,冰雪运动项目的多样化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冬季体育锻炼活动,让教师走进大自然,走到阳光下。除了传统的冰雪运动(如:滑冰、冰球、滑雪)外,还可以因地制宜地开展如冰壶、雪地足球、雪地穿越、雪地长跑等项目。总之,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采用东北地方特色传统流行演变而来的体育游戏与活动,创造性,多样性地开展冬季体育锻炼活动。
基金项目: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研课题(校教务发[2012]26号);黑龙江省垦区科研项目(HNK11ZD-14-11);2012年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课题(1252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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