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2 04:09:1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学术界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内涵、理论渊源以及当代价值的探析等方面，而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方法论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方法论谈谈笔者的拙见，望能引发思考。
一、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根本内容
马克思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文化领域，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先进文化的主要来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群众路线方法。
首先，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界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属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P.708-709）其中，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P.708）不管是封建阶级的文化，还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他们的文化都是为了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以更好地服务统治阶级。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以往的剥削阶级的文化明确区分开来。其次，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文化领域，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3]（P.708）可见人民群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没有人能够脱离人民群众而创造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如何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法。最后，毛泽东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式。毛泽东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成的东西，但也是最深刻、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4]（P.860）因此，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具体来说就是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记录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收集整理后，再将其与自己的作品有机结合起来，便于人民群众更好地掌握。发展先进文化必须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听群众所言，想群众所想，才能创造出既适应群众需要又能提高群众素质的文化作品。
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赋予了新的哲学含义，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P.801）实事求是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从世界观看，世界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从方法论看，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便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的”含义：一是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二是正确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认清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大批知识分子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来到根据地，他们中很多人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或多或少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对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毛泽东认清这一情况后，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将文艺工作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创造出真正为大众所需的文化。其次，毛泽东为了保证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毛泽东一贯主张践行的方法。早在“五四”运动前期，毛泽东就倡导对国情的研究。究其一生，毛泽东始终都在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没有调查研究，就无法知道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文化，也就无法创造出为人民所需的文学艺术，也就无法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最后，毛泽东坚持“扬弃”的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要求正确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纵向看，是正确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横向看是正确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始终坚持着“扬弃”的分析方法，批判“全盘西化”论和“文化复古主义”两个错误的观念。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强调：“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踢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表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6]（P.707-708）即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外来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材料”。[7]（P.706）但不能毫无原则地全盘吸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对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松紧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8]（P.707）即对待外来文化，也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教条主义盛行，在文化方面也实行专制主义，甚至对文学创作实行行政干预。建国初期，我国在经济、政治方面都在模仿苏联，但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一直主张探索独立自主的道路，他曾说过：“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P.253）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一直贯彻着独立自主的基本方法。
首先，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旗帜，为文化建设指明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期间，社会上仍充斥着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多元的文化思想并存，确立正确地指导思想有利于统一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坚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信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0]（P.698）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并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曾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1]（P.116）其次，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建设原则。“双百”方针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有别于苏联文化建设的教条主义。1951年4月和1953年8月，毛泽东就戏曲改革和历史问题分别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随后“双百”方针陆续应用到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1956年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2]（P.54）并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发展艺术、学术的指导方针。最后，坚持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它，把握它，才能实现对文化建设的科学领导，才能使文化建设不偏离正确的轨道。苏联的文化建设正是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简单粗暴地干涉文化建设与发展，只能导致失败。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亦是。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自然不一样，毛泽东对此曾形象地说过：“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13]（P.76）这一观念深刻地体现在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探索与坚持之中。
毛泽东思想和当代大学生的使命
拿出你手中红的绿的人民币，你会发现一个令人充满敬佩的男人，对！就是那个男人！那个带领我们打回我们的江山，带领我们建立新中国的男人！他已然功垂青史，虽然他已经去世许多年，但是我们中国人民却不会忘记他，更不会忘记他留给我们，让我们整个民族发扬光大的《毛泽东思想》！
谈及毛泽东，大家耳熟能详，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leader，是politician，是militarist。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名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这是我们的领袖，也是中华人民的救星。他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奋斗了一生，战斗了一生，虽然有挫折但最终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和他的深刻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他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提出并阐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就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现在来讲的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一人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些年发展历程中，不断实践总结出来的指导性思想，指引着中国共产党，指引者我们这些中国青少年不断的向前！向前！向前！同事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固化的老化的，他对现在主席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为新生的时代开辟理论依据，它是一股中流砥柱的力量带领中国走向发达。毛泽东思想比较著名的内容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民包围城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枪杆子里出政权”等。这些思想对我们现代中国的发展，和我们当代大学生都有实际化的指导意义。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想在看来，我们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族，而中国之所一发展的如此之快就是因为内部团结，力量往一个地方使。国家出台的民族自治制度等对少数民族倍加关怀，让少数民族的同胞们感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反现在的美国，种族歧视严重，到现在任有很大分歧，现在的美国人民，美国政府，都无法达到统一，这最终会导致美国的发展得到延误。枪杆子里出政权在当今的香港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我们先在发展中国的指导。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外交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独立自主五项原则一直是我国外交的黄金理论。
作为当代大学生，有着先烈们为我们铺下的革命道路，有着伟大的毛主席为我们留下的革命思想。树立正确的“三观”没有理想，失去信念，不仅会使人失去前进的动力，甚至迷失人生的方向。正确地定位是形成自我以及自我肯定的第一步。只要不放弃、不退缩，凭借着心中的那份热爱，我们一定可以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做出升级，收获硕果。学会给自己精准定位没有理想，失去信念，不仅会使人失去前进的动力，甚至迷失人生的方向。正确地定位是形成自我以及自我肯定的第一步。做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人，做一个有社会道德的人，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自觉的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课外之余也可以多多深入社会去观察体会外面的世界，从而为自己树立近期的和长远的奋斗目标并将之付诸于实践。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为一名合格的当代大学生，不仅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在德智体美行等领域的综合能力，更要在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心怀梦想、不忘初心。在大学校园里，只有树立远大理想且信念坚定，明确学习目的而有志于实践人生价值，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中国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我们党把它称为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穿单扁竿壮放憋虱铂僵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动地反映当今世界、当代中国的新变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视野,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典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历史的眼光,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清醒观察并科学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新情况,进一步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新内涵。
“三个代表”从执政为民这个本质要求出发,纵观当今社会革命主体力量和执政地位变化的新特点,丰富和发展了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唯物史现,系统展示了我们党的群众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度统一。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载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对“三个代表”的科学的历史定位,是十六大的历史性贡献。“三个代表”的历史定位,取决于“三个代表”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只有深刻认识这种历史必然性,才能深刻理解“三个代表”的历史定位,从而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英文摘要】On the basis of reading lots of documentary materials,we make the macroscopic and general comments on the research of Maozedong Thought of our country in recent twenty years,such as the problems of research situation on the whole,its development stage,characteristic of study today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研究特点/发展趋势
Maozedong Thought/characteristic of study/trend of development
【 正 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人，我们对近20年来我国学者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研究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一概述。
一、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
20年前，研究者还难以把握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学术研究一度让位于政治评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形成和发展、科学体系等作了科学的论述，它标志着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真正突破，也使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学术境界。
首先，表现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着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自1983年以来，相继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上下册）《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哲学批注》《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总计700多万字，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彭真、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着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也为研究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表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普遍展开。此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渐次形成，有关的论文和着作，除少量的宣传、阐释及教科书之外，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或探索性。就内容来看，既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研究，也有对毛泽东哲学、伦理、教育、文艺、军事、经济等思想的深层次研究；就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来看，既有通史式的透视、断代史式的剖析，也有就部分专题而展开的纵横结合的考察。
再次，表现为学术团体和专业研究刊物的不断涌现。全国性和各省市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高校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出了《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课程，一些研究机构相继创办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论坛》《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后两种现已停刊）等刊物。
毛泽东思想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林立的情况下，成为独立特色的独立科学，且具有国际影响。近20年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着有一个显着特点，就是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围绕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理论思考。研究者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新的角度发掘毛泽东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需要继续发挥的东西；二是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运用和发展，对现实具有重要指挥意义和起借鉴作用的东西。在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准确评价之基础上兴起的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由于学术禁区的不断被打破、专业研究者学术心态的日趋自由和宽松，20余年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二、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阶段
1981年至1986年，是开拓进取阶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出的科学评价，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但研究仅是初步的，有创建性的成果尚不多见，而且以“注释”为特色，关于毛泽东生平、着作、思想体系研究的专着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学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由于他们接触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的大量档案资料，同时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一些左翼研究者觉察到过去研究的表面性和片面性，在修改、调整、充实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更高层次的研究，与国内学者的交往也日益增多。梁怡指出，澳大利亚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在近20年发展得比较快，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果。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虽然前苏联、东欧学者的攻击性论着剧减，但第三世界的“毛泽东热”也明显减退。
1987年至1993年，是逐步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研究团体和大型学术活动增多，领域得到拓宽，研究人员由分散趋向集中，选题由自发议定走向统一规划。有十几个省市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如全国性团体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地方性团体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呈全方位态势深入展开，并且与错误思潮有所交锋（少数研究者带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着述，曾经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综合性的研究朝辞书、丛书方向倾斜，有《毛泽东思想辞典》《毛泽东风范辞典》《毛泽东着作大辞典》《毛泽东墨迹大辞典》《毛泽东诗词大辞典》《毛泽东大观》《毛泽东思想宝库》等工具书和《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与实践》《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大型丛书。1993年以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学术活动频繁，研究进入高潮。
1994年至今，是稳定发展阶段。1994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进度。王世谊等认为，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研究毛泽东思想，从研究中看到了新的内容和开拓了新的实践，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回答新问题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时期主要是结合邓小平理论和******的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从而丰富和拓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同时，有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不提及，这就是在1998年随着周恩来、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相继到来，中共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两个高水平的全国大型学术讨论会，以及随后召开的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这些会议，既检阅了学术界对他们个人思想研究的新成果，也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三、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特点
回顾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后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把1993年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话，那么1993年以来则是在这一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成果的不断出现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较高的起点。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着作，无不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思想。一直以来，这些着作的出版和发行，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一系列着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专题文集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为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研究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在较高的起点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出版的毛泽东着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集如《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等，虽然早在1993年就已出版，但真正对它们的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却是在1993年之后。可以这样说，自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来，正是随着上述一系列毛泽东着作以及其他领袖人物着作和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才使得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
二是新视野的不断开阔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拓展了发展空间。
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来，有关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事业、思想的研究着作也进入了出版高峰期。有影响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建国前的实践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则根据毛泽东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大量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一部比较翔实的传史，不仅再现了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的一生，而且再现了作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一生。
在此期间，《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朱德传》《朱德年谱》《陈云年谱》等着作也相继出版，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文献记录片《毛泽东》，为直观形象地感知和发掘伟人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传记以及《毛泽东在浙江》《毛泽东与上海》等资料，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并使得研究者过去许多的结论不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而言之，不仅仅局限于毛泽东等人的一些理论着作，而是从他们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兴趣，去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
三是新领域的不断拓宽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如对毛泽东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哲学工作者写出了研究文章，而且许多着名的科学家也拿起笔来，向人们介绍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吴军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伟大实践基础上成就的，是对古代哲学、近代哲学智力水平的全面突破和提升。除此之外，近年关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实践，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等观点的探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曾军指出：近20年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走上组织化、规模化和系统化的轨道。一些过去有所研究或取得一定成果的领域，开始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向发展。如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一工作实际上早就在做，而且取得了大量专题性的成果。但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要真正跃上一个台阶，必须建立在对6卷本的《毛泽东军事文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必将丰富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各地高校、各级党校纷纷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等课程，向广大学生和学员系统地讲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对它们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新的探讨和新的表述。
一些过去已经有过比较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来又开始表现出向阶段化、专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为例，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一系列专着相继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多卷本或大部头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如四川社会科学院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和湘潭大学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尤其是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史论结合，夹叙夹议，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以至使近几年来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了重在抗战时期的阶段化的特征。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向阶段化发展相对应，关于毛泽东思想原理的研究，近几年来表现出向专题化发展的趋势。其中，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都在研究中比较热门。此外，随着******关于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培育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三个代表”等讲话的发表，又开始引导人们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专题研究。
四是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更好的途径。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与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人们更加注意从历史的实际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且是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总结。例如，王湘军指出，以“双百”“双用”方针为核心的毛泽东文化思想，已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基点和支撑。
毛泽东思想研究还表现出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人们在结合历史实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研究还必须结合今天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毛泽东关于反腐倡廉、关于加强政党建设、关于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等的论述，都能够引起人们很大的研究兴趣。例如，刘泽雨指出，毛泽东非常注意加强党风建设，并把执政党建设与廉政建设一起抓。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高潮的出现，以及******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近些年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四、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注重它的时代特征是所有专家一致关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认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一要与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相结合。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是这么做的，对毛泽东思想更应如此。因为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经历的时间差不多为半个世纪。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机结合，更是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统可以超越，但不可以被省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由此出发和成长的最深层次的根基和文化渊源。同时，毛泽东又在革命建设实践及其理论形成过程中，以马列主义作为思想指导，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至重建。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明步入现代化的文化标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直面现代化进程中于20世纪所形成的最高典范。二要与时代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实际来研究，就会看到：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所不能代替的。三要有高度的针对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是诊断当时的“左”的教条主义和错误思潮、观点而提出的。今天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既要联系它产生时的高度针对性，也要重视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这样，才能使人感到亲切，感到解渴，感到能解决问题。
当前，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
趋势之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加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兴起，不仅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毛泽东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如何正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自中共十五大明确地提出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以来，理论界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热烈的讨论。其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一脉相承，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没有这个结合，那就是教条主义，难以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实际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两个阶段，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思想阶段，后一个阶段是邓小平理论阶段，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新道路、开拓了新局面。两个阶段的关系，有继承、发展与继承、纠正和发展的争论。关于比较研究的背景，中央党史研究室郑谦研究员认为，应着眼于被比较的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关于比较研究的标准问题，许全兴教授认为，只能是实践。
趋势之二：重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研究，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
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重新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十分必要。田克勤、田岩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其理论渊源。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从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永远在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和中国发展方向的位置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强调先进性，二是强调广泛的代表性。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其丰富的内涵贯穿了一条主线，即怎么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在各种复杂的斗争中能够保持它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另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倡导了党的三大作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格化，要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来体现，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的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归根到底是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塑造和养成优秀的党风来实现的，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一条相当成功的经验。[10]
趋势之三：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将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着重于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其根本内容与跨世纪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遇到的重大课题有许多相类似的层面。例如：在新旧体制转轨、封闭开放相互冲突的条件下，在持续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如何使中国既要不断地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既要不断地摄取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和优秀的文化，又要坚决地抵御和积极清除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既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推动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又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等。重新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必将给人民以深刻启迪和帮助。石仲泉等认为，研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就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探索的积极意义。[11]汪杰指出，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生的错误是有其原因的，并将真理与失误交织、成就和缺点共生之复杂景图呈现在人民面前，必然给研究工作带来新的启示。[12]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较之以前，资料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领域有所更新，方法有所改进。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论文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达方式；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盲目比附的多一些，读后给人的印象不深；研究的创新意识不足，观点雷同的不少，课题重复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缺乏能够开创研究新局面的力作。但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将有一批力作推出，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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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53-02
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同时文化也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我国由此面临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日益强大。如何对外加强文化软实力、对内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巩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这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内涵
文化领导权（culturalhegemony），又称“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概念首先是由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统治方式，社会统治集团通过‘精神和道德领导’的手段来赢得社会被统治群体的赞同，以此来达到对大众的统治和领导，而不是通过武力或强制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1]虽说“文化领导权”概念是由葛兰西率先提出，但其实在国内也早有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只是没有直接使用“文化领导权”这个概念，在国内更多的是使用“意识形态建设”，“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实也是文化领导权思想的重要内涵。
何为“文化领导权”？张亚骥是这样定义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不仅要进行军事的革命斗争，在政治的领域中夺取领导权，以实现革命的目的，也要在文化领域进行斗争，与资产阶级与一切革命对象争夺文化的领导权，即进行意识形态的革命，在这场文化革命中要消灭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无产阶级应当成为文化的主导者与领导者，并通过自己的文化领导与文化创造获得最终的与最彻底的自由——政治上的翻身与文化上的翻身。”[2]韩亚指出“文化领导权又被称为文化霸权，它是指在市民社会中一个社会集团在文化、伦理、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3]。张士海、施秀莉也指出，文化领导权的本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领导权的核心要素是“意识形态”；二是文化领导权的基本精神是“同意”，文化领导权的本质就是获取民众广泛的“同意”，就是通过“非暴力”形式使被统治阶级信仰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国内也有学者将文化领导权定义为“意识形态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国家社科基金也有相关课题的研究，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能力建设研究》等。
二、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促进中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革命，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也因此开始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毛泽东在推翻封建文化、地主文化，促使无产阶级掌握文化主导权的文化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虽没有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思想，但是其很多的理论实践中都包含了这一思想，并且思想的形成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学界对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有过界定。
韩亚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线，将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分为了两个阶段。新中国的成立代表了阶段性暴力革命的结束，而此时共产党在人民心中已经树立了文化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有意识地通过办报纸、期刊等，来宣传自己的政见。可能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意识到“只有牢牢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才能说一个政党在一个国家中树立了领导地位。”[3]张士海也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注重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为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明确了发展方向。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也标志了毛泽东文化领
导权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到了成熟阶段。李彬、黄卫星指出，“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也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系统思想的基础奠定时期。”[4]
三、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涉及了许多领域和内容，从而积累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内容。
李世书将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文化话语权；二是无产阶级夺取掌握文化的主导权。他还认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新途径，包括通过文化革命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文化领域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变革文艺形式等。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明确思考过国家在文化领导权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具体功能。他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组织和管理文化的一个根本标准和原则，认为文化改造需要政治手段的推动，主张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也有着浓重的人民大众观，认为人民大众是革命的主体，要赋予人民大众政治色彩，文化领导权也需要人民大众的支持。还有学者从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论述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内容，包括加强党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重视政治工作等等。
四、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特征
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不但具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般特征，而且有着其独特的特征。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这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本特征，许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将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特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李世书将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突出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二是强调建设的层次性；三是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另外也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总结了该时期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的特征，包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出发，建构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以战略发展的高度，建设文化领导权理论”、“以《讲话》为文化思想纲领，形成奠定国家秩序的文本”、“通过知识分子改造，实现知识分子的有机化”、“以积极争取和批评教育为手段，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同意’”[4]。 五、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在带领中国共产党夺取、建设以及巩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有过曲折，但在西方文化霸权向世界各地蔓延的21世纪，在中国努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时期，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建设文化领导权仍有现实启迪意义。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吸收改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人民群众容易理解接受的形式发展文化艺术，这对于现如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借鉴意义。张士海也对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做出论述，并从中得出重要启示。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构建文化领导权，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主要的实践途径是教育和自觉相结合。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里的意识形态因素对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着重要启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设，而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繁荣发展中国文化、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选择。
除此之外，《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论纲》一文则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理论维度、实践维度、主要目标、中坚力量、基本方针、主要路径、主体要求八个方面全面对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了一个纲论式的论述，面面俱到。《葛兰西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一文将葛兰西与毛泽东二者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了对比，不但讨论了二者能够进行比较的原因，还分别就二者的相通之处以及不同之处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上下）》一文回归历史，从当时的一个逐步建立文化领导权的
背景下来论述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显然是从历史政治角度来研究文化、文艺思想。另外还有将“文化领导权”理解为“意识形态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从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定位以及重视程度论述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决定论”思想，并由此为理论指导探讨为什么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颇多，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多向度，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特点以及现代启示都有涉及。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只有简单区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以及理论成熟的时期，而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萌芽、发展、成熟并没有做明确界定。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主要内容各个学者又有不同的论述，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方面进行了阐述论证，而对于有些具体的措施没有专门详细论证。同时对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特点学界也做出了多种观点论述，但还存在可以补充的余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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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毛泽东的理论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全面挖掘和阐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评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的党。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自觉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中国人民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与群众相结合。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使理论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伟大物质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在中国人民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随着党的队伍的壮大和党的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丰富思想理论。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这个宝库中耀眼的珍珠。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最好的思想武器，但它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是不起作用的。因此，毛泽东一贯倡导并亲身致力于对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和大量的理论著述。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遍布于毛泽东各种论著并体现于党的丰富实践之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种种思想加以全面的挖掘、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按其本身固有的联系构建为一个理论体系，这就如同将粒粒珍珠一一搜寻出来并串联起来一样，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理论研究工作。陈哲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一书就是作者从事这项工作的有益尝试。
该书对毛泽东理论教育思想的研究和阐述主要有以下一些特色：
第一，该书力求从整体上对毛泽东理论教育思想作出全面、系统的阐述，努力呈现其完整的体系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对毛泽东与理论教育相关的多方面的思想，如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和党风、学风、文风的思想，关于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和理论工作的思想，关于干部教育、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农民教育的思想等等，都有许多的著述，但是，将相关思想整合在一起，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则是一个薄弱环节。有鉴于此，该书在考察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实践基础和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阶段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意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和学习者、理论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等多方面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大体上勾画出一个毛泽东理论教育思想体系的轮廓。尽管这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这个体系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相对完整、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理论思想教育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反复的实践检验，还需要不断完善和深化，但它毕竟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一个可供人们讨论、批评的意见、方案。这对于全面地把握毛泽东理论教育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第二，该书力求在尽可能完整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准确地阐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本意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想，它主要存在于毛泽东的著作之中，也存在于党中央的重要文献以及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其他重要成员的著作中，并体现于党的理论教育的实践之中。详细地占有材料，在尽可能完整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加以梳理和提炼，是准确地阐述毛泽东理论教育思想的基本前提。该书的写作历经数年，作者首先将大量的功夫下在通读原著和搜集、整理材料上。除《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毛泽东书信集、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毛泽东各方面的文选和论述汇编等专题性著作以及《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外，还涉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并尽量搜寻散见于各种史学著作、回忆录和研究专著中的相关材料，汇集在一起。因此该书的一个优点是资料翔实。在掌握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作者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本意作出表述，避免“六经注我”式的主观随意的理解和阐释，各级标题和各方面的主要观点，尽量采用毛泽东的原话来表述，以便呈现其历史的本来面貌，使读者能获得准确的了解，也为进一步的追溯和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
第三，该书遵循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力求既把握毛泽东理论教育思想的逻辑体系，又反映其历史发展的过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一个由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多方面内容构成的思想体系，各方面的思想及整个体系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在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地理解和把握这个体系，不能脱离它的历史发展，必须将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统一起来。作者首先从历史的视角从宏观整体上考察了毛泽东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结合党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将其划分为6个阶段，然后按照逻辑的体系用6章的篇幅分别阐述了毛泽东理论教育思想各主要方面的内容，而在阐述毛泽东某一方面的论述和思想时，又大体上按照历史的顺序加以梳理，将思想、观点的提出和历史的考察结合在一起，说明这些思想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实践的需要而提出和发展起来的。这样，既条理清晰地呈现出主要的思想观点，又反映了思想在实践中发展的历史过程，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第四，作者努力在深入学习、领会毛泽东理论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阐述其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及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见解人们对一种思想、观点的梳理和阐述，总是以自己对它的理解为前提的。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当作一个体系呈现出来，这本身就体现了作者自己的一种理解，是作者通过学习、思考形成的一种看法，一种思想成果。作者所做的工作是以此前学界已经取得的成果为基础的，是在汇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加工以整合，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的见解。例如，毛泽东一贯重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倡导理论和实际统一的优良学风。“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思想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中处于什么地位?作者经过学习和研究提出，按照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书中用专门一章论述了这条基本原则，深入分析了它的基本内涵，认为它包含了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思想内核。对毛泽东“理论和实际统一”思想的这种定位和阐释，是有启发性的、有价值的。
自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确立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更加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可以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多个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开。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是其中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的工作。该书就是这种研究工作中的一部份。
党的十七大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和核心。为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增强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实效性，我们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同时，也要到党的理论教育的历史中、到毛泽东的理论教育思想中去寻求智慧和启示。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理论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理论教育思想，探寻理论教育的规律，也相信该书作者将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在进一步深化毛泽东理论教育思想研究的同时，更加紧密地联系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论教育的实际，学习、运用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教育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以及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作过一系列论述，形成和发展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想。分析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于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对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对于在今天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萌芽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在探讨建党问题时，就初步地认识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工人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1920年9月16日，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阶级的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出发点。”信中说：在中国也应当组织像俄国布尔塞维克党那样的共产党，主张“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要组织这样的党，首先要“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宣传各国革命的情形以及中国的情形。“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1921年1月21日，正在湖南进行建党相关工作的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笔者注)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已有“上海出的《共产党》”，“详情后报”。在此之前，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5日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要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主义”，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可见，毛泽东在参加建党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已经产生和提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初步思想。
1921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8月，他与何叔衡等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学员学习文、法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以主要精力在湖南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到上海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的工作。
1924年1月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后，毛泽东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2月，他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在《政治周报》的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宣传打破******的宣传，教育全国民众。他指出：******势力不但有强大的力量，还有广大的宣传机关，“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政治周报》的责任，就是“向******派宣传反攻，以打破******派宣传”。他说：我们主要是通过“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来打破******的宣传，因此《政治周报》内容的“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派宣传的辩论”。在这个发刊词的最后号召：“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毛泽东对创办《政治周报》的这些说明，以及此前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表明了他对宣传教育问题的重视。湖南自修大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政治周报》的内容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宣传。因此，毛泽东当时对宣传教育的重视，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的重视。
1926年1月******二大之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央农****动委员会。3月，接任******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动讲习所所长职务。毛泽东不但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还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从事农****动的干部参考。他在这个《丛刊》第一辑的序言中指出：要有大批的同志到乡村去做农民的工作，“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引导”，就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1926年l0月，毛泽东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农****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做了32天的实际调查工作。3月，写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除阐述了其他许多问题外，还特别肯定了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他指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他还指出：今后要把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显然，毛泽东不但肯定了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而且要求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而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其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育。因此，毛泽东关于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论述，也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视。
总之，在党的创立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想，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专门论述还较少，还未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相关论述，只能看作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萌芽。
二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农村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认识。他于1929年l2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初步形成。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第四军(6月接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1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四军。同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他还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训练”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显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开辟和发展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认识。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明了党内教育的重要性，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他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_4J8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弄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党内教育的内容，毛泽东指出有10个方面：“(一)政治分析；(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三)组织常识；(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见下文——笔者注)的纠正；(五)反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即陈独秀等人组织的、采取托落茨基主义反动立场的小团体——笔者注)问题的讨论；(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毛泽东说：“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毛泽东在这里不但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内教育的一个内容，而且所规定的其他内容也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相关。这个决议案中所规定的“士兵政治训练”的许多内容，如“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怎样做群众工作”、“苏俄红军”、“共产党******比较”、“社会进化故事”等，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要求。
毛泽东说明了党内教育的方法。决议案中指出，党内教育的方法有18项：“(一)党报；(二)政治简报；(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四)训练班；(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七)个别谈话；(八)批评；(九)小组会；(十)支部大会；(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十--)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十七)政治讨论会；(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关于“士兵政治训练”的方法，主要有“上政治课”、“集合讲话”、“个别谈话”等。毛泽东这里所指出的党内教育的方法以及士兵教育的方法，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学习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教育，二是通过各种会议包括训练班来进行教育，三是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进行教育，四是通过参加实际工作来进行教育。这里所说的参加实际工作，主要是指群众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员和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受教育问题的重视，也初步地体现了毛泽东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党内教育以及士兵教育的方法，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
毛泽东还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提出了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他在决议案中指出：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8个方面，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毛泽东分别地分析了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表现和危害，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中，毛泽东提出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进行“实际情况的调查”，开展党内批评和群众对党的批评，等等。毛泽东所指出的各种错误思想，也包括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上所应纠正的错误思想。他所提出的这些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也体现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
可见，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实际上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要纠正的错误思想。这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已经具有了初步的体系性，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毛泽东的这些说明，主要还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角度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因此，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还未完全形成。
三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作了明确的、比较全面的论述。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已经形成。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发展和巩固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毛泽东利用这个比较稳定的时机，在寻乌县进行了十多天的社会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余字。同月，毛泽东写成了《调查工作》一文(1964年公开发表时改成《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着作来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指导我们正确地进行革命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着作，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精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儿¨毛泽东的这个论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从而进一步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自2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红军中和根据地工作中也存在。当时还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做“本本主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说：对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人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毛泽东所说的形式主义，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他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还指出：本本主义“是空洞的唯心的”，即唯心主义的，因此“必须洗刷唯心精神”。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只是要求被教育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分析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个论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不但提出了这个原则，而且论述了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原则，即怎样做才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还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实际上是说符合中国实际的斗争策略，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产生于共产国际和外国党，只能产生于中国，产生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那么，怎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呢?毛泽东指出：要通过实际调查，“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他说：这就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阐明了要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各阶级的情况和相互关系，得出正确的结论，据此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用后来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毛泽东所说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指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
重视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2012年8月6—7日“第19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研討会”在新疆喀什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研討，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理论价值绝不仅仅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名誉会长石仲泉教授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之一，她的生命力和价值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过时。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蕴含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具有普遍的价值意义，她对于我们处理各种问题尤其是重大、复杂、疑难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在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上，我们要防止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偏向，既不能因为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价值而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不能因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而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我们要将两者看做是整个中国共产党事业的两大理论支撑、两个“保护神”。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唐洲雁研究员指出，这次研討会的主题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討的目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是为了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7·23”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十八大的召开。要深入学习和认真把握“7·23”重要讲话精神，有两个重要关系是必须弄清的：一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关系；二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唐洲雁会长认为，中共十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列提出，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在理论上是有充分依据的。无论是关于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模式，还是各自理论的基本内容、探索的道路、形成的时代背景、完成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都有一定的差异，把它们分别出来可以凸显各自的历史价值、历史地位，从而展现出它们所独具的个性特征。如果不把它们分别开来，看起来是坚持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完整性，但不利于在现实中有针对性的学习理论，也不利于党的创新理论的发展和宣传。当然，我们也要防止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偏向。
与会专家学者就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研討。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都是在毛泽东时期确定的，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厚此薄彼、搞简单的肯定和否定。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其自己的哲学基础，并不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但也应承认，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为根本内容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还就如何在今天的现实中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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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理论的哲学方法对于今天解决民族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其处理民族问题时的“通变”的思想意义非常重大。有本文由收集整理专家认为，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充满着哲学智慧，它不仅是引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建设取得胜利的思想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和未来的军事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科学的理论指南。也有学者提出，毛泽东精神作为20世纪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精神体系，为当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们需要从中加以认真系统的总结。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但不会过时，反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越来越显示其强大的理论威力和生命活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所有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学者，对于如何将毛泽东哲学思想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都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转贴于
[关键词]文化观；文化建设；哲学思想
一、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文化观的科学内涵是本次会议探讨的重点。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毛泽东文化观进行了研讨。
毛泽东关于文化的定义。雍涛指出，毛泽东是从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和思维的关系出发来阐明文化的定义。（1）毛泽东所说的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即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它由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科学及语言和思维形式等构成；不是指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在内的广义文化。（2）文化是社会的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的经济，给予经济巨大的影响。（3）政治在文化和经济之间起重要中介作用。郭建宁提出，文化的广义——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狭义——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胡为雄指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与其政治理论具有密切联系。它的提出即是毛泽东主张新文化建设和实践文化革命的结果，也是出于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斗争的现实需要。梅良勇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观的理论来源主要表现在：（1）是中国传统文化观的浸润。（2）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3）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文化观的直接理论来源。此外，主体践履是毛泽东文化观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性条件。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实质、核心。许全兴指出，毛泽东的文化观的核心是关于文化与政治和经济三者关系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说明。他认为毛泽东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关系切入，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彻底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既区别于文化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的文化观，又不同于否定意识、政治能动反作用的经济决定论的文化观，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和实践性。雍涛指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高度谈到了文化即文明的实质——文化即人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化具有信息功能、认识功能、批判和教化的功能。梅良勇认为毛泽东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革命、建设实践有机结合产物。其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基本内涵。胡为雄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主张在内的诸多论点，包括如何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取中外文化以丰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进行文化普及、发展科学文化，以及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结成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等。郭文亮认为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是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建构以大众为主体、为大众服务、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观点。它以人民大众为主体，以服务大众为价值取向，以贴近大众为表现形式，以大众需求为重要参照。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颠覆了传统的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薛广州指出，毛泽东的文化观有三个特征，即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周直提出毛泽东持有的是革命文化观，其整理显著特点是坚持革命实践，并展现在其指导思想、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处理各项工作关系和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外国文化上。施维树、汪兆旗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开放性、人民性与民主性、科学性与实践性。
关于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问题。胡振平指出，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决定着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不可能使国家很快地走向消亡，权力两面性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则还有发展市场经济的两难，这就更加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引领和规范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在思想文化领域起引领作用，必须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杨先农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注意充分发挥文化的功能，把握意识形态的正确导向引领人民大众、提倡协商文化整合全国政治力量、营造民族宗教文化的良好氛围维护民族大团结、以“双百”“二为”方针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等，这些理论贡献和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营养。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当代价值。对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当代价值，与会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热烈的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文化观对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雍涛认为毛泽东文化哲学的当代价值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毛泽东文化哲学告诉我们，执政党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实行文化战略的转移。（2）毛泽东文化哲学的基本思想仍然是我们当今文化建设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3）毛泽东文化哲学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进行文化选择。梅良勇认为，毛泽东文化观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确立了前进方向，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为先进文化建设确立了方法论原则。郭文亮指出，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经由其回应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主导性的文化推行模式以及开展丰富的实践探索活动这些现代性转换途径，开启了我国文化的转型之路。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与中国文化建设。刘卓红认为，研究毛泽东文化哲学，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现象去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一些现象分析的问题应放在当代中国社会去研究，这样才能凸显毛泽东文化哲学的当代价值。陈金龙提出，研究毛泽东文化观不仅应关注毛泽东的文化自觉过程，还应区分作为个人的毛泽东与作为中国特定时期的毛泽东对古今中西文化的差异。当前文化建设应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与经典文化的关系。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成为热点和关注重心，本次会议与会学者也就此展开了研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内涵与实现途径。沧南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不终结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走向，概括地说，就是走向“三化”，即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方法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三化”的手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一种理论形态，只有实现“三化”，关键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才能运用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正确地处理好我国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否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变成教条的危险。杨亚利主张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质，即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潘宁认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重要一环。当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需要我们立足当代，面对现实，面对世界，善于捕捉我们时代和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
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互关系。余品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决于、制约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蕴含于、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正是由于时代不同，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中解决和回答的“根本问题”不同；（2）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词不同；（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相互交织和支撑格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问题，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统一的发展趋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杨瑞森提出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来阐释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地位。（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础性的理论问题的阐释，要结合毛泽东哲学去解读。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通过解释来凸显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2）总结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经验。（3）厘清毛泽东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本质的东西。（4）研究新时期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关于人类认识的发展阶段，萧诗美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采用感性和理性的两分法，而西方哲学自康德以来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采用感性、知性和理性的三分法。这一认识论基本原理上的重大差异，无论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课题。
三、关于学习型政党建设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课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索。
关于毛泽东与学习型整理政党建设。谢春红认为现代学习型组织理论视阈下的毛泽东，从个体来看，他是学习型个人，善于学习，真正学习，胸怀一个能活出生命意义的远大目标促使他不断超越自我；从组织的角度看，他是一位学习型领导，是政党学习出色的设计师，是政党学习高超的教师，是始终忠诚于政党学习目标的仆人；从社会的角度看，学习型个人的品质和学习型的领导才能在他身上的充分凸显，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学习型领袖。
关于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实践探索。范贤超指出，毛泽东为了纠正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错误，致信全党，号召读书，并身体力行，组织学习小组，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作了大量的批注，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启迪后人的思想，为我们读书学习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今天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张喜德认为，延安时期中央采取关于理论学习文件的出台、以毛泽东为组长、主任的中央学习组和中央总学委为代表相关领导学习组织的成立、以“五五学习节”为标志的学习制度的确立、陕甘宁地区中央各直属院校的成立等四项重要措施是推动学习运动和学习型政党建设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保证。熊芳分别从客观世界改造和主观世界改造是同一过程的原理、从主观世界改造的普遍原理以及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的人学目的出发，论证毛泽东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探索是以其改造主观世界思想为重要哲学依据的。
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路径选择。郭建宁提出，文化建设要兼顾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关系，同时要着力提升大众文化的层次和品位。祝彦强调理论学习要充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达到理论学习的目的。理论学习要结合实际，防止宣传过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都非常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在大学生中开展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引导大学生自觉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无疑在这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优良作风和奋斗宗旨。将毛泽东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用毛泽东精神感召和激励当代大学生，教育大学生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精神，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刻把握毛泽东精神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一）毛泽东精神的内涵
毛泽东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时代背景和实践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孕育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优秀精神的进一步提炼和高度概括，是近代以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最突出的体现，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精神风貌和政治本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精神成果。毛泽东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包含着实事求是、坚持和捍卫真理的精神；全心全意、大公无私的爱国为民精神；坚韧不拔、无所畏惧、艰苦奋斗、积极乐观的革命斗争精神；独立自主、开拓创新的探索实践精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等内容。其中，全心全意、大公无私的爱国为民精神是毛泽东精神的核心，其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是毛泽东精神中其他精神生成的根本动因，也是其他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其他精神都围绕毛泽东精神的核心展开，服务于并最终指向这一核心的需要。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我们对大学生开展毛泽东精神培育，首先要把握好毛泽东精神的这些基本内涵，这是将毛泽东精神有效融入教学的前提。需要说明的是，当前人们对毛泽东精神的名称有多种提法，如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等，对毛泽东精神的内涵也有不同表述。例如，有学者将毛泽东精神归纳为爱国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独立自主精神、实事求是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平共处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但是，这并不影响将毛泽东精神渗透到教学中。一方面，毛泽东精神的典型体现即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精神的基本内涵已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精神与这些精神的实质内涵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尽管人们对毛泽东精神的表述各有说法，但其主要精神实质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只要把握住毛泽东精神的实质内涵和核心内容，根据教学实际有选择地加以宣传和教育就可以了，对大学生进行毛泽东精神培育更应注重实效。
（二）毛泽东精神的基本特征
把握毛泽东精神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精神的实质内涵。毛泽东精神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伟大精神，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人民性与真理性的统一。毛泽东精神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为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应运而生的伟大精神。求得民族独立，解救民众于水火，这种现实的需要既是毛泽东精神孕育形成的强大推动力，也内在规定了毛泽东精神的价值指向。毛泽东精神的全部内涵都是围绕着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展开，而毛泽东精神的形成和弘扬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因此，人民性体现了毛泽东精神的精神宗旨和本质特征，也是毛泽东精神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价值的实现要以坚持真理为前提，任何成功的实践必然是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的结果。坚持和捍卫真理既是毛泽东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毛泽东精神的优秀精神品格。毛泽东精神的形成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毛泽东精神的弘扬更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探寻革命和建设成功的规律，从而实现广大人民的利益。
2.时代性与实践性的统一。1917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2] 667。它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形成的毛泽东精神被赋予了更博大的胸怀和更宽广的视野，其精神内涵已经超出了本民族的界限，使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了世界的眼光和国际主义的风格。例如，毛泽东精神内含的爱国主义克服了传统爱国主义的狭隘性，将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2]520毛泽东精神鲜明时代性的彰显又是与其突出的实践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精神产生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又在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弘扬并反作用于伟大的实践。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就是毛泽东精神的强大力量所产生的效应。因此，毛泽东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人们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行动哲学和精神力量，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
3.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毛泽东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厚土壤，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因子。中华民族精神所包含的自强不息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民本精神、厚德载物精神、勤劳勇敢精神、爱好和平精神、革故鼎新精神是毛泽东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和主要来源。毛泽东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形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和民族品格，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也吸收和借鉴了现代文明的精华。毛泽东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彼此结合、良性互动的结果。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明精华的主要代表，毛泽东精神正是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才将中华民族精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因此，毛泽东精神是开放的，如果不吸收和借鉴外来的优秀精神和思想方法，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机和活力，更不会有毛泽东精神的生成。
二、讲清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一）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奋斗的整体精神风貌，其中既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时代的优秀精神，也包含着毛泽东等杰出共产党人的优秀个性精神，尤其是“渗透着毛泽东本人的‘独辟蹊径’的个性、对祖国和人民无限深厚的情感、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百折不挠钢铁般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等非理性因素”[3]。毛泽东对毛泽东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由于毛泽东的领袖身份、伟人形象、杰出贡献和超凡魅力，这使毛泽东精神集中通过其思想和实践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可以说，毛泽东与毛泽东精神最直接、最紧密、最突出地联系在了一起，不仅毛泽东优秀的个性精神丰富了毛泽东精神的内容，而且毛泽东的其他杰出方面使毛泽东精神具有了更独特的魅力和更强大的感召力。然而，我们不能将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的精神混为一谈。毛泽东精神是包含着毛泽东的优秀个性精神在内的集体优秀精神的集大成，而毛泽东的精神包含着其一生的思想和实践所体现的全部精神，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让大学生正确区分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毛泽东的精神的关系。
（二）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十分熟悉的概念，也是理论界和学术界一直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这既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已经得到普遍认同，也说明毛泽东思想很重要。而毛泽东精神这个概念并没有像毛泽东思想那样得到广泛而又长久的传播和使用。究其原因，这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精神的各自特点有很大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有比较明确的达成普遍共识的思想内容；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思想明确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它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发挥着直接而显著的指导作用……这些都极大增强了毛泽东思想的吸引力和人们对它的关注度。而毛泽东精神内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理论和实践之中，同毛泽东思想相比是属于更抽象层次的概念和范畴。虽然它也有特定的内容，但由于学术界对毛泽东精神关注不够，中国共产党又较少使用毛泽东精神这样的提法，这就使得毛泽东精神一直远离公众视野。然而，毛泽东精神是客观存在的，“‘毛泽东精神’作为学术概念是近几年提出的，但‘毛泽东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却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同步的”[3]。
毛泽东精神和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联系，比如毛泽东思想中渗透着毛泽东精神的因子，而毛泽东精神则使毛泽东思想更有效地发挥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一是内容各有侧重。毛泽东精神主要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是一种精神状态、境界和力量”[3]，体现的是意志、信仰、情感和气质等内容，侧重精神的激励、鼓舞、凝聚等功能。而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属于理论层面的，是以理论的形态存在的科学体系，侧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二是“毛泽东精神不仅存在于作为理论形态的毛泽东思想中，而且还存在于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作品中；不仅存在于他的精神瑰宝中，还存在于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存在于他一生的革命活动中，而且也存在于他的日常生活中”[3]。因此，不能把毛泽东精神和毛泽东思想等同，也不能简单地把毛泽东精神纳入到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之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让大学生正确把握毛泽东精神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避免将二者混淆。
三、充分认识毛泽东精神的当代价值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正 文】
关于全球化肇端的时间，迄今并无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所造就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骤临，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做到既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又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和利益调整，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觉悟发生深刻变化、政治需求与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做到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意义或独创性的内容来回应前述的困惑。譬如说，从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来阐述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毛泽东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之联系，从而明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永不褪色的内容。
一、现实与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面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毛泽东思想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和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显然，这两个时代是不能也是无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思想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随后又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是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为中国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时代主题本身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从而迎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时代。
毛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为了革命与战争而生的，而恰恰是为了消除战争、进而实现和平与促进发展而生的。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民富国强，正是这一理论的价值所在。因此，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除了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直接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有关，至今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将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可见，时代主题的变化，不仅不会导致毛泽东思想的不合时宜，反而会更加充分地层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毛泽东思想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仍然没有终结。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毛泽东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而成功地阻断了近代以后“中国被边缘化”进程，推动它由被动卷入现代化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同时，毛泽东思想中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径设计，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体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与包容精神。因此，曾经成功指引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同样可以正确指引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境况下，通过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成功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毛泽东思想与改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从模式选择来看，改革显然是对延续二十多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决不意味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苏联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但是，几乎在实施苏联模式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内在逻辑来看，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改革的关系，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一致的。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历史关联来看：毛泽东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使中国社会实现了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当然是关联于而不是脱离于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改革以毛泽东思想及其当代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毛泽东思想生命力的鲜活体现。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哲学关联来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做出明确的回答。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其性质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其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不仅为当时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模式关联来看：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能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和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扬弃既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过渡时期，党又顺利地走过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6年前后，毛泽东又提出了要“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的历次探索，无不体现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创新精神，无论对于当时的革命与建设，还是对于今天的改革，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并将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直接的价值与意义
按照历史的纵向划分，毛泽东思想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四大方面的内容；而按照理论的横向归类，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不管是纵向的划分，还是横向的归类，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犹如“活的灵魂”，将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如果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发展的标尺来量度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可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与前途、道路等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一种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第二类，如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活的灵魂”，具有长久的指导价值；第三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由于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联，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解读，以发掘其中曾被忽视的价值，澄清被误解的问题；第四类，是针对中国社会而提出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建等方面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价值与意义，同时构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例如：关于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统筹兼顾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关于正确处理公有制内部及其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关于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商品与价值规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改革等一系列涉及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思考等。这些与发展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思想观点，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近年来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项不可移易的基本制度之上，而关于这些基本制度的阐述，正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同时，毛泽东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关于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关于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关于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法制的思想，关于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标准的思想等等，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显著与直接的现实价值。
第三，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毛泽东思想中的文化观点主要包括：关于“向科学进军”，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工作，关于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工作基本方针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外交。毛泽东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集中体现了上述外交思想的灵活应用，而这又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结合当前党的执政条件的变化，毛泽东党建思想中一些理论观点值得关注。例如，对党的自身建设所处客观环境的分析；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观点；拓展党的群众基础的观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还适时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包括“两个务必”、反对官僚主义，防止特权阶层，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能否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找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展开与广泛认同。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其必然选择；相应地，也应以其作为权衡毛泽东思想价值的切入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多维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之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转型之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发展之维，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多维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处于这一宏大的历史定位中。
第一，关于现代化的维度。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强制纳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实际上开始了被动现代化进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现代化进程完全是被动的，是受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从属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从属于西方那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包含着对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提出的“东方社会理论”，又为中国的现代化找到契合国情的合理路径提供了指导：“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吸取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回答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的现代化由被动转向主动，并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此即中国现代化维度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一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成果。
第二，关于社会形态转型的维度。近代以来的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这两大历史任务表现在社会形态问题上，即要求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实现向以工业化、民主化为特征的社会形态的转型。后者具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道路选择。20世纪上半叶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独具的社会性质、阶级构成、革命性质，决定中国既不可能最终导向资本主义社会，亦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设计的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指明了一条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成为弥合这一“两难”境况，完成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由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社会向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科学选择。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理论的中国化。
第三，关于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的维度。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越来越多的先进人士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此形成西学“中国化”之流变：先后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资政新篇》，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尝试等。五四以后，各种政治思潮及其运动更是相互激荡，蔚为大观。但是，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演绎与实践运动最终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流。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一进程中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成功的首创之作。
四、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尺度：历史与现实的观照
经过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概括与翌年的中共十二大的补充，毛泽东思想有了确定的科学涵义，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表述，界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回答了其中是否包含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疑问。但是，这一回答远远不足以导致分歧的终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化，出现了对于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错误态度：一种是僵化地固守其中的若干理论，另一种是全然否定其现实价值。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视野中，准确掌握评价的尺度，客观衡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当代价值，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这一时期的探索及其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找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能够超越苏联模式的束缚。
其次，这一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但这些成果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在当时的实践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下去，有的甚至还一度出现了严重的背离。
再次，这一探索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形成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观点，这些初步探索的最重要的意义存乎其肇端性。
此外，还要对这一时期探索的失误之原因给予充分的重视与准确的分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严重失误的原因表现在多方面，其中包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存在某些缺陷；一些国际因素的影响，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在于当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认识不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在上述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下，我们应当对于毛泽东思想中一些观点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给予科学的评价与估量：既不是拔高，并以此来低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贬低，避免从历史源流的角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五、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联系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本质关系，将有助于明证前者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思想发展的线索来看，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其中，毛泽东思想是这个一脉相承的思想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既令马克思主义真正植入中国大地，并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又为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提供了前导。概括来说，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所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实现此二者相互结合的思维方法，这表现为下列六个方面的同一。
第一，同一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确立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确立对资本主义的正确把握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设想，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主流来源，并同构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
第二，同一的思想精髓。毛泽东针对“教条化”与“神圣化”的误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赋予作为中国古代学风的“实事求是”以合乎时代的新义；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迷离，振聋发聩地强调要“解放思想”；江泽民针对巨变中的执政条件，张扬“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的完整的思想精髓，也是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基本线索。
第三，同一的方向与路径。一方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的基本原则，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另一方面，又都基于中国的实际，设计出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结合的特色路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两个决不会”论断的基本精神，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言，所未及充分“发挥”的是民主主义的生产力要求，毛泽东思想据此论证了在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确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民主主义的制度要求当然已不复存在，但生产力的要求仍无法漠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既体现了“两个必然”，又体现了“两个决不会”。
第四，同一的历史任务。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使中国缺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状况表明，这一物质基础仍然很不充分，若干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未及完成的历史任务还必须在至少需要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完成。不发达的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却难以跨越“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一“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不论是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都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显然，在历史任务问题上，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有不可置疑的同一性，虽然历史的螺旋发展令后者相对于前者处于更高的环节上。
第五，同一的根本手段。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手段，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其目的即是为了推翻阻滞社会进步的上层建筑，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扫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毛泽东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他晚年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失误，实质上背离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摈弃了毛泽东晚年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生产力思想；邓小平的生产力思想，同样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将生产力因素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其中首要的“代表”。因此，不断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推动社会发展之一脉相承的根本手段。
论文摘要:理论精髓具有标识功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形态也不例外。“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内涵的一致性，标识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表述的差异性，标识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个性，也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相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经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种形态。这四种理论形态的精髓，除列宁主义外，其它三种理论形态的精髓，均已得到了专题研究，并形成了明确的观点。
“精髓”作为一个研究问题，是被列宁明确提出的。列宁在提出“精髓”问题之后，随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进行了概括:“他(库恩.贝拉—作者注)全盘否定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视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很明显，列宁在这里讲“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本身，而是从实践角度就如何运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而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主义产生、形成后，其精髓并未得到经典作家的规范表述。斯大林曾使用“列宁主义的出发点”一词，他说“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斯大林的这种表述，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辞法规定性、哲学规定性及个性特征，不妥之处显而易见。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经由邓小平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已成定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七大提出并科学定义的新概念，其精髓中央尚无明确表述，在学术界己有多种观点。如王建军等提出的“解放思想”，秦宣等提出的“实事求是”，刘景泉等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严书翰等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上述各观点中，本文认同王建军教授的观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应表述为“解放思想”。
至此，除列宁主义外，其它三种理论形态的精髓可以做如下表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这三个概念内涵是完全一致的，但表述时使用的文字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什么要使用有差异的文字表述内涵完全一致的概念?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一、理论精髓能够标识理论本身的基本属性
基本属性包括共性和个性。共性描述某一理论与同体系其他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个性则描述某一理论与同体系其他理论之间的差别性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产生了一些以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这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理论精髓能够直接明了地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理论精髓具有表示理论共性的功能。判断一种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讲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理论内容的一一对比，二是通过理论精髓的对比。
通过理论内容的一一对比，理论上是讲得通的。将后来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起，逐一对比两种理论所含具体内容，进而判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属性。但在实践上，这种方法不具有操作性。因为，理论往往具有庞大的体系，它所含内容也丰富多样，将丰富多样的理论内容进行一一对比，本身是极其缺乏效率的，得到的结论无法反映理论的本质，也缺乏科学性。例如，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后产生的理论，其中的许多具体内容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差别。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理论、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等，均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别，也不尽合乎列宁主义的的观点。邓小平理论被涵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其中包括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等等。这些具体理论既与马恩学说相区别，甚至是马恩未论及到的，与列宁主义的差别也十分明显。如果凭此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划归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显然是十分可笑的。
通过理论精髓的对比得出结论的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也具有科学性。因为“精髓”是理论的灵魂，是统摄理论体系内各具体理论的。精髓的贯穿力、统摄力使其具有反映该理论本质的强大功能。既然任何一种理论的精髓都具有反映其理论本质的功能，那么，马克思主义各理论形态的精髓，也必然反映其理论本质。因此，在判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属性时，比较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就可以得到简明而且科学的结论。如果其精髓的内涵一致，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属马克思主义，反之则是非马克思主义。
其次，理论精髓具有标识理论个性的功能。任何新理论产生并存在的价值在于创新与发展，完全继承前人理论的理论是丝毫没有价值的。其实，理论体系的发展，都表现为原有理论与新的时空条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体系内新产生的具体理论都是原有理论与新的时空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新生理论的信仰决定理论的属性，新生理论借以产生的时空条件赋予理论以个性。因为时空条件的影响，理论本身具有个性成为必然。因为理论精髓需要统摄理论本身的全部内容，所以，理论精髓的表述也必须能够标识理论的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这种开放性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巨大的理论容量和永恒的生命力。正是因为这种开放性，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发展也不例外。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时空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二、内涵的一致性标明了三种理论形态的共性——马克思主义属性
通过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精髓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比较，可以判断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
1.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比较。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被表述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被表述为“实事求是”。从表面看，构成两个“精髓”的文字是不同的，表述格式也有差别。不过，从内涵方面看，二者则完全一致。“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哲学含义是:要分析事物的多种多样的联系，分析事物各种矛盾和矛盾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就是要研究事物各种矛盾的环境、条件以及自身的特点，抓住主要环节;就是要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相互转化;就是要坚持真理的具体性，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僵死的、抽象的方法。“实事求是”的哲学含义是:“实事”就是依据一定时间、空间条件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对客观事物内部规律的研究。
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与“实事求是”的哲学含义是完全一致的。第一，二者都坚持了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要求正确处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对于事物的了解，必须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作如实的反映。“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与“实事求是”均强调了世界的物质性，离开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或“实事求是”，就离开了唯物主义的基础。第二，二者均体现了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或“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就是通过对具体事实的辩证分析和思考，从中求得事物的本质规律，求得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从而不是从现象上而是从本质上去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离开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或“实事求是”的原则，辩证法就可能成为“变戏法”。而当它与唯物论结合，就真正上升为科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才创立了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或“实事求是”既深刻地体现着彻底的唯物论，又深刻地体现着彻底的辩证法，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第三，“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或“实事求是”体现了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实践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无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还是“实事求是”，都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实际，将实际永远摆置在第一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任何形式的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或“实事求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观点——实践的观点。
综上所述，可得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精髓——“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其哲学内涵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完全一致。
2.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的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哲学内涵的一致性，已经得到公认。邓小平同志曾完整表述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既然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同时“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又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完全一致，那么通过简单的推理就可以得到“解放思想”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内涵相一致的结论。
由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的内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完全一致，所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分别标明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属性。
三、表述的差异性体现了三种理论形态的个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被表述为“实事求是”。它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差别，恰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然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个性。一方面，经典马克思主义由西方传人中国(“中国”首先是个空间概念)，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了一个新的地域，这一地域是中国而不是西方，更不是俄国;它的发展获得了新的空间条件。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有的国情结合起来，形成了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即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性。另一方面，由于马、恩、列、毛等所处的时代，均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因此，毛泽东思想虽具有时代性，但是与马列主义相比，其时代性差异并不明显。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就是经过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民族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属性，“民族性”是毛泽东思想的个性。具有个性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个性应该得到鲜明的体现。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必须能够体现毛泽东思想本身的个性。由此势必造成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在表述上的差别。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具体应该如何表述?不可能再沿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如果沿用，则无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个性。但又不能不用;如果不用，则无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属性。邓小平同志找到了一种表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内涵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既相一致，能够体现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同时它们又相互区别，能够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个性，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性。“实事求是”作为成语，是中国汉语独有的语言现象，邓小平同志也认为“实事求是”是中国语言，“实事求是”更容易被民族文化兼容和接纳。所以，用“实事求是”表述精髓，体现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性，确实恰如其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被表述为“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实事求是”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关系，同理可证，无须赘述。不过，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承毛泽东思想，所以，有必要讨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