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8 10:39:47
作者: Giuseppe Tomassetti收录来源: 欧盟能源技术促进组织网络 OPET-ZERI项目组 【论文摘要】分布式发电的发展将有赖于电力市场的开放、官僚作风的克服及其权利的下放和日新月异的现代电子通讯技术等，并通过热电联供的方式达到更高的效率。 为此，在推广应用传统技术（如燃气和燃油发动机）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创新与管理。另外，必须看到内燃机已发展得相当完善，改进的空间有限，应积极为成本和性能可与发动机相比、已处于工业实验阶段的新技术进入市场创造机会。 1．回 顾 在欧洲，分布式能源已不再是新技术。自1973年能源危机之后，企业就积极进行各种活动，希望在节能方面为自己的传统产品找到替代市场。因此，欧洲的工业企业对热电联产已十分了解。在1978至1984年间，市场的巨大动力推动着热电联产技术在住宅和服务行业的应用。 当时，欧洲各主要轿车企业提出了一个分布式发电的方案，即对已有的甲烷内燃机进行改造，配以热交换器，回收废气、冷却水和机油的余热。发动机及机电、热力部件与消声保护壳整合为一体。 在1982年汉诺威博览会上展出了15种以上不同系列的分布式发电设备，其中，菲亚特的“Totem”机型是已工业化的产品之一，它的发电量15 kWe，供热量34kW，平均发电总效率为28%，平均净效率26%，结构紧凑（约1m3），配有催化式消音器和运行管理的计算机控制面板。在欧洲各国大约已装了2000台“Totem”机组， 主要是在服务行业。 最令人感兴趣的分布式发电例子是Multiservice 公司开发的系统。该公司位于人口约10万的Vicenza市，通过自有渠道销售甲烷和电力。1982至1986年间，公司选择了每年热负荷不少于5000小时的10家用户，共安装了31台“Totem”机组， 发电总量465 kW， 与中压电网并网。每一机组的平均运行时间约5250小时，较传统系统节能35%。这些设备现在仍在运行，从经济角度看，1987年的系统内部收益率就达到了21.4%。 尽管分布式发电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取得了良好的、鼓舞人心的成果，但至八十年代后期，菲亚特公司不再对该领域感兴趣，欧洲其他的轿车生产厂家同样也是如此。其主要原因，至少在意大利，是因为： 1） 电力部门不允许在公寓住宅区安装Totem（这些住户是Totem计划的终端用户）， 因为公寓住户不具有正式公司的组织结构，因此无权自行向各个住户售电。另外，Totem设备首先是用在服务行业，而用户分散也造成了营销和维修成本的提高。至1992年，有关法律规定公共电网必须以支持价购买可再生能源或热电联供的发电量，从此制造商就不再对Totem感兴趣。 2） 审批、环境控制和公众利益关系上的官僚行为--15 kW机组与150MW的机组不能区别对待，耽心小机组数量的增加。实际上，每一个消费者是不可能自己去处理各种设备问题的，这势必导致成本提高，最终停机。 3） 对天然气部门及输配商缺少关注，尤其对他们宣传推广的小型燃气锅炉。而恰恰是小型燃气锅炉避免了一般锅炉的公用性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麻烦。 4） 用户技术知识的缺乏、以及维修和安装人员的缺少。事实上分布式发电设备的安装和维修需要发动机机械、并网和三相负荷管理、水路循环的热力技术、传感器及计算机化管理等方面的熟练技术人员。 上述困难始终是分布式发电推广应用的主要障碍。 2．分布式发电和电气系统 美国对分布式发电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装机容量短缺，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危机的发生。相反，2001年欧洲却是以大型超容量发电机组为主，为了保证股东的分红，公共垄断（如电力
“第四次单身浪潮已经来了。”在广东省妇联日前举办的“华人社会和谐家庭论坛暨第九届全国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陈亚亚在提交的大会论文《都市单身女性的生存状态考察》中提出，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明显增多，而且还带动了“单身经济”，据调查，30.35%的单女在“攒钱买房”，比例超过了“买衣服和美容”。
文/记者黄蓉芳 实习生杨励潮
何谓第四次单身潮
中国内地曾经出现过几次单身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受首部《婚姻法》影响所致；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为了返城纷纷离婚，引发了第二次单身潮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引发传统家庭观念的转变，第三次单身浪潮来临；到了20世纪末，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女性自主意识的提升，第四次单身浪潮逐渐显现，如今，这种浪潮更明显了。
“主动”奔单女比男多
“如果说以往的单身潮多是迫于客观形势，只是短暂行为，那么这次单身潮的特征就是主动者明显增多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陈亚亚说，有不少调查都显示，都市的单身女性(下简称单女)更愿意选择单身。例如早在1996年，零点公司的调查就显示，向往独身的城市未婚青年中多为女性；2005年，北京30～50岁的单身者中女性超过6成，上海女性中认同独身的更高达82%；2007年，上海的抽样调查显示，单身女性增幅比男性略高，在某些地区数量上超过了男性，且离城区越近，单身的可能性就越大。
单女：要过自主的生活
“随着自主能力的提升，单女们也开始反思传统婚姻中的女性角色。”陈亚亚指出，对传统性别角色作重新审视后的女子更能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结婚后的日子我基本可以想象，白天上班挣钱养家，晚上做家务带孩子，难得有个休息天说不定也要去孝敬公婆，万一运气不好还要遇到老公出轨离婚”；比如，“我问过已婚的闺蜜，婚前快乐还是婚后快乐？她们的反应都是沉默……然后我就想，人生苦短，要好好地、明明白白地活”；“自由很好，没有身为妻子、母亲的家庭压力”。
陈亚亚说，很多研究者认为，单女的出现，反映了女性独立于家庭之外的独立主体性的产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她们过着一种自主的生活，进入婚姻是一件可以等待和选择的事情，而不是一件被迫去完成的事情。
她认为，那些对传统女性角色进行摒弃或者对传统婚姻模式重新审视的单女，更容易认可自己的单身状态。“她们通过自己的反思和生存实践，正在挑战主流的婚恋制度，证明拒绝传统的女性角色，比如妻子或母亲后，人生也许会更加自由和精彩。”
“单女必须依靠自己来应对各种生活压力，利用自身不多的优势来拓展其生存空间，进而通过展现自身对社会的贡献来赢得公众的认可。”陈亚亚认为，单女的生存空间是相对狭窄的。
上海过半单女
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
“由于没有家庭拖累，单女可以更多地将精力用于事业。”陈亚亚分析，“事业为重”正成为单女们的共识。
然而，尽管事业能给人带来成就感，但面对激烈的职场竞争，单女的生存压力是巨大的。她指出，《男人装》杂志曾联手新浪网进行调查，发现上海的单女大多工作繁忙，57.37%的人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
为求安全感
三成单女在“攒钱买房”
“随着单身者的增多，还出现了单身经济这个新名词。”陈亚亚分析，不少单女是独自居住的，一般都有工作，其中多数人的经济状况尚可，消费能力较强，对市场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即使偶有不理性，也不过是购物，不会选择酗酒、赌博之类的危险行为。
调查还显示，30.35%的单女在“攒钱买房”，比例超过了“买衣服和美容”。她说，从单女们的网上讨论来看，单女多有买房计划，因为它“真的能给女人带来安全感，那种安全感不同于对男朋友或老公的依赖”，只是往往因房价高、小房型少而难以实现。
她认为，其实不仅房子，很多日常用品、消费场所也都不是为单身者量身定做的。不过随着单女人数的增长，商家应该会更加关注这一群体的需求，单女的喜好在未来有可能引领市场。
生育问题
成单女一大困扰
陈亚亚说，在中国内地，由于传统婚恋模式的主流地位导致婚前性行为仍受到贬损，人们往往默认单女没有性生活，“表现之一是很多单位体检不给单女进行妇科检查”。各种社会压力使得单女大多不敢坦言自己的性需求和性关系，而是对此一味回避。
同时，如何生孩子，也是单女们的困扰之一。一般而言，女性只能在家庭中获取权利，其中就包括生育权。“在内地，单身生育不但不能享受生育保险，而且报户口时还得交一笔不菲的社会抚养费。”她说，“例如按照上海市的规定，2010年已达到婚龄的单身女性，如果生孩子，必须交纳15919元，这对于只能独自抚养孩子的单女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她说，据称在台湾省，单女生育可享受已婚女性的同等待遇，所幸大陆的政策也有松动趋势。
近4%的女性
因“性取向”而单身
“随着媒体的介入和社会日益开放，女性之间的同性恋倾向正逐渐得到大众认可。”陈亚亚分析，根据《男人装》的调查，有近4%的女性因“性取向”而单身，上海单女的这一倾向更是高达4.75%，居全国之冠。“尽管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违心地选择异性恋婚姻，能顺利找到同性伴侣的人却不多。”
美国去年适婚人群过半是单身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专题片;《大辽河》;文化传播与发展;历史地位及影响
甲申十月，22集历史文化专题片《大辽河》满载金秋的收获在通辽首映。一部以北方文化为主体，集历史研究、学术成果、文化现象为一身，第一次把辽河文明以意识形态的电视作品形式表现的大型历史文化片问世。
《大辽河》的拍摄成功，开创了地方台拍摄大型历史文化大片的先河，在电视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为地方台跻身国内电视领先行列奠定了腾飞的基石。《大辽河》的间世对北方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一、三年磨一剑，《大辽河》一部气势磅礴的开山
之作22集历史文化专题片《大辽河》是由四平电视台、通辽电视台、吉林师范大学东北文化研究院跨省联合拍摄，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内蒙古五省区十家电视台通力协作，历时三年，耗资百万，精心打造的历史文化大片。他以生动的纪实手法全面展现了辽河厚重的历史文化，是继《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之后，近二十年来用电视形式拍摄大河文化系列专题片中的力作。《大辽河》之所以成为历史文化大片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辽河》以广阔的历史空间，全面展现了大辽河的沦桑巨变。它以详尽的史实阐述了从春秋战国的群雄逐鹿到秦汉以来的“三燕之都”。在“燕都怀古”篇中就阐述了封建社会始创郡县时北方已有燕郡。“燕国进人强盛始于燕赵公。他是实行郡县制的首创之君。他先后建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位于辽河流域腹地的辽东郡自燕昭公始至明代中叶，一直是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对内线长城作了陈述:“万里长城永不倒。人们望长城就想起了秦始皇。但修筑万里长城并非秦始皇的首创。燕昭公为了巩固打败东胡开拓疆域的战争成果，阻止东胡再度南下，从辽东先行修筑了一道绵延千里的长城。所经之地山高谷深，坡陡路险，被史学界称为内线长城”。
从辽金的草原皇都到大明前卫以至清初的叶赫氏衰落，《大辽河》以史实展现了古代北方各族人民与中原汉民共建共荣的历史。从契丹人的金戈铁马到明统一后的祥和辽东都司时代，北方社会进人繁荣发展时期。
在近代的历史发展中，《大辽河》以中日甲午战争、抗美援朝为重大历史事件，讴歌了北方无数仁人志士为写就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从而使北方的历史由远古、中古至近代现代有了纵向的沿革与承袭，为文化的发展铺下了浩瀚的历史空间。
(二)在表现历史人物上，《大辽河》以鲜明的形象，推出一大批推动历史发展的人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努尔哈赤、孝庄文皇后等都成为《大辽河》重笔渲染的历史人物，并高度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及地位。比如在“草原黄都”中对辽太祖的评价:“耶律阿保机是中国北方最杰出的创业英主，他一生致力于废除旧制，统一契丹;完善国体，建章建制，选贤任能，发展经济，创制契丹文字，将辽河文化带人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阶段”。在“大漠双鹰”篇中说:“孝庄文皇后一生饱经沧桑，波澜壮她历时三朝，辅立两帝，运筹后宫而不临朝擅顺应时势而不固守旧制:以执著的政治信念，屏弱的血肉之躯，像纤夫一样拉动着中国历史之船闯过了激流险滩”。《大辽河》承载历史，记录文明。从史学角度讲《大辽河》是一部辽河文明史诗。
(三)《大辽河》从文化的沿革上，跨越式地展现了北方多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红山文化，满汉文化，满蒙文化，汉族文化。从关东“三大怪”到满人的子孙绳，从服饰到米糕，又从瀚林到行伍将军，直至清代文学巨著《红楼梦》的诞生，可谓由小到大，巨细皆收，以文托史，文史并貌。多民族文化交融，构成“了《大辽河》文化传播的主旋律。
讲述远古的故事，奏响大河神韵。从辽河的涓涓细流，道出咆哮奔腾的激流。世纪的变迁，人文掌故。不同的地域，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时空交错，上下六千年。大辽河的奔涌把我们从远古的洪荒带到了现代文明。(大辽河》成为地方台以实力打造历史文化精品篇章的典范。
二、探寻北方文化的来龙去脉，展现千古文明长卷
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始于远古。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发展经历是文化差异的客观因素。以大河文明为主流的文化起源说，作为文明发展的主导观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多元学术观的产生，尤其考古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文化起源的认识。(大辽河》以北方的红山文化为佐证，探寻北方文化发展的源头，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其目的在于探寻北方文化的来龙去脉，展现千古文明长卷。
(一)《大辽河》以史为证来探源求根。“历史的天空闪烁着红山文化熠熠生辉的星辰。红山文化与其它文化在时空上互相碰撞，融合演义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曙光。”时空变换，斗转星移。历史将失去的文明淹没。
北方文化源起何时是《大辽河》的寻根所在。在“红山瑰宝”篇中，《大辽河》以红山文化考古为史学根基，展现了红山文化遗址。大量的出土石器、陶器、玉器。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凤、以及牛河梁女神庙、女神头像等红山文化瑰宝都成为中华文明史前文化的代表，是北方文明的基石，进而将中华文明史向前跨出了一千年。
(二)农耕文化与游状文化的共存是《大辽河》表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丈化探源。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创造古代北方灿烂文化的两大根基。农耕文化封闭、细腻、内向和精美娟秀;游牧文化开放、粗犷、外在和大气豪放。正是有了两种文明的交织，才有了北方文化的多民族共融的地域特征。《大辽河》以辽、金、元、明、清作为北方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阐述了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与游牧文化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此消彼长的渐进过程。北方文化在两大文明逐步融合的过程中，伴随着王朝的交替更迭，历史人物的兴衰沉浮，在毁坏与创新中，在逐步同化中得以延续发展并形成了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民族与地域特征。
(三)从远古的宗庙到民间歌舞，体现了文化的传承。北方辽阔的科尔沁草原，马背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安代舞成为民族文化之林中的奇葩，是现代民族舞蹈的创作之源。广为流传的东北大秧歌和二人转，作为北方艺术的代表，成为中华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辽河》从女神庙的圣婚仪式到萨满教至安代舞，进而又从娘娘庙会的大秧歌，演变为二人转，其文化传承清晰可见。
三、以文化为先导地方台打造大船出海
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电视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以电视为载体，以历史文化为主题反映地域文化的大型专题片相继问世。以央视为代表的大型历史文化专题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成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是溯源追流，谈古论今，把历史与文化、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经济与社会融为一体，从而展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长江及运河流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其作用和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大辽河)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运用电视艺术手段来打造《大辽河》这艘文化大船。它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瞰大辽河。从源至流，从古到今，从庙堂至江湖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大辽河流域的历史变迁，社会变革，文化兴衰与繁荣的历史，把北方悠久灿烂的文化推向全国，进而推动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大辽河》之所以成为地方台打造的大船就在于:
首先，《大辽河》大题材，大气魄，大手笔。《大辽河》之大，不仅在于其流域之大，更在于它作为一种河域文化现象，其源起与地位是史学界文化界学术争论的焦点向题。《大辽河》以考古学术成果为史学依据，以“两个第一”即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凤之说作为文明起源，从而澄清了以往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北方文化发祥史，使人类文明史向前跨越了一个世纪。《大辽河》将辽河文明形象地展现给世人是旷世之举。
其次，《大辽河》大流向，一泻千里，载着恢宏的历史，浩瀚而澎湃。
马孟山纵横流淌的燕山乳汁，辽河之源的老哈河以及大辽河流经的灵山秀水，山林荒漠，滋养的草原与平原。特定的自然环境造化了辽河独特的历史文化。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千古流传的诗句，让世人感受到南北文化的巨大差异。北方文化长期拒正史门外的局面，以及汉文化中心说牢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大辽河》以敢为人先的气魄，站在考古学前卫，大胆地将北方文明越进中华文明之先，并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能说不是一次文明起源观念上的一次革命。
《大辽河》在文化上的融合观念，是站在辩证唯一物史观上，既承认历史以来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同化，也更加强调多民族文化的兼容，在此基础上突出地域与民族特色。这完全符合北方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
再有，《大辽河》以历史人物的群英谱来表现北方人杰地灵。
历史上北方民族出现过许多历史人物。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有的被写人正史，有的则载人野史。这些叱咤风云、名声显赫的人物，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却是众说不一，有的是毁誉并存。然而《大辽河》却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评价和赞扬他们的历史地位与功绩，肯定了这些民族精英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重要作用。
《大辽河》是一部大片。但由于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客观条件的局限，使《大辽河》在表现历史文化上也不免存在着某些局限和不足。、
首先，《大辽河》在叙述考古方面，对作为典型文化象征的文物多横向的直观表述而缺少纵向的历史沿革与具体的故事演义。如牛河梁女神庙、猪首龙等重要的较有说服力的文物。无论是文物还是文化现象，这种凸现而没有历史传承的过程，犹如消失的玛雅文化。这必将带来更多的文化与学术争议。
其次，在纵向表现历史文化上缺少完整的脉络，出现历史与文化的明显断代与大跳跃。比如从庄严的史实一跃跳到欢快的民间秧歌舞，缺少必要的脉络链接。这其中说明北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一个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也许正是多民族文化更迭而造成文化断层的客观因素。战争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从史学角度，战争是政治经济范畴，将其作为文化背景未尝不可，作为诸多独立部分写人绚烂的文化篇章，破坏了整体布局与和谐。
再有，大型历史文化专题片，多以史托今来传承文明，沟通未来，为现实服务。《大辽河》忽略了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辽河流域翻天覆地的巨变，使《大辽河》观后难免有厚古薄今之感，也使鲜明的主题失去了终极落脚点，隆起的大山少了制高的巅峰。
关键词：分布式认知；研究现状；认知现象；认知科学
中图分类号：TP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00（2012）003-0011-03
作者简介：唐文华(1986-)，女，山东青岛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信息化领导力。
0引言
随着电视、电话、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等电子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的许多认知活动（如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远程教育等）越来越依赖于这些认知工具。认知分布的思想，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受到人们的重视。分布式认知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于认知科学、认知人类学以及社会科学，但实际上分布式认知的思想自1879年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建立后不久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1884年Dewey曾写道：“机体离不开环境。有了环境这个概念，把心理活动看作是孤立存在于真空中的个体活动是不可能的。”后来经过Wundt、Munsterberg、Gibson的继承与发展，Hutchins等人在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明确提出了分布式认知的概念，认为它是重新思考所有领域认知现象的一种新的基本范式。
1文献来源
本文的研究材料来自“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以“分布式认知”为关键词共检索到52篇相关文章。从图1中看到，2008年有关分布式认知的文章最多，达到12篇，但总体上文章数量还很少。
图12002-2010年发表的论文数量
2分布式认知的研究
为了了解我国关于分布式认知的研究情况，我们选取文章内容和文章数量两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方面:
图2分布式认知研究概况
2.1分布式认知的理论研究
研究者对分布式认知的概念、模式及理论基础进行了界定。周国梅等、周友士介绍了分布式认知的概念，并介绍了描述这种关系的交互模型和同心圆模型。交互模型由Salomon提出，在该模型中，每个反应物既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同时又交互影响，甚至赋予意义于其它反应物。同心圆模型是由Hatch和 Gardner就教室中的认知活动提出的。该模型中的3个圆表示3种力，分别是文化力、地域力、个人力。这几种力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姚巧红主要分析了分布式学习的内涵、学习论基础及构成要素。指出分布式学习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建构主义、分布式认知、活动理论，其构成要素是学习的社会性和交互性、学习资源的泛中心化和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的合作化、学习社区建构、学习平台搭建。
2.2分布式认知理论在教育教学方面的应用研究
分布式认知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对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周友士根据交互模型和同心圆模型，阐述了其对教学改革的启示。张丽莉等指出分布式认知把媒介也作为参与认知的一部分，媒介作为认知主体的一部分参与到认知过程中来。学习者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认知途径，可以通过媒介来帮助个体认知。文章从分布式认知探讨媒介带给教学的启示。牟书探讨了分布式认知视角下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和教学评价。李修江等认为口语表达能力既受主体抽象语言知识的制约，又受外部环境具体因素的制约，并探讨了分布式认知活动对口语教学的启示。陈怡根据分布式认知理论，针对中职学生的特点及中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别从中职学生的个人力、地域力、文化力3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对学生认知活动的作用。
2.3分布式认知在创设虚拟环境方面的应用
分布式认知对创设网络虚拟环境有重要的作用。李凌云等依据分布式认知理论，从转变传统的媒介观念、重视个体认知的发展性、强调交互性学习、构建学习共同体4个方面简单分析了如何构建有效的网络虚拟环境。翁凡亚等介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学习环境――“人工制品”的价值。分布式认知对人类认知活动和人工制品的认识即为分析学习环境设计的一种理论框架，基于“认知分布”的视角对习环境设计有新的启示。该文从系统观设计环境、应用智能制品促进认知分布、高度重视社会境脉对认知的影响及运用技术支持交互和知识表征等方面来思考学习环境的设计问题。李鸣华分析了分布式虚拟环境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讨论了分布式认知理论对分布式虚拟学习环境系统建构的指导作用。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系统体系架构方案，并着重对系统设计过程中的功能实现、场景总体规划、虚拟教室和多人在线交互等关键模块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给出了具体应用的实现效果。
2.4基于分布式认知的相关模型研究
研究者根据分布式认知理论，针对实际使用情况构建出不同的模型。王常青用分布式认知理论构造了扩展资源模型。扩展资源模型从静态结构和交互策略两个方面对界面交互动作提供支持，在交互中减少人的认知负担。该模型结构描述了扩展资源模型（ERM）的组成元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刘华群等利用分布式认知和异步网络化教学理论，从设计目标、开发平台介绍、网站内容建设方面建构了《计算机英语》的网络教学系统模型，最后从分布式认知的角度对专业英语教学系统进行了结构分析和网站内容说明,并对系统的功能特性进行了简单分析。程时伟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分布式认知的资源模型。该模型用信息结构定义和组织各类信息资源，用互策略设置资源的使用流程，用智能体描述建模方法和实施策略。通过交互流程和用户界面，实现认知的外部化和表面化，减少用户在人机交互中的认知负荷。
2.5分布式认知在计算机支持下的系统应用
分布式认知理论对CSCL、CSCW、智能授导等系统的设计建立有指导作用。任剑锋对分布式认知在CSCL系统设计中的应用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认为分布式认知是分析和构建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系统的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周芬介绍了计算机支持下的协同工作(CSCW)以及CSCW中所蕴含的心理学研究尤其是分布式认知，对如何将分布式认知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现场研究方法和分布信息资源模型运用于计算机支持下的协同工作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指出了分布式认知和信息资源模型的不足。李欣探讨了分布式认知学习理论及其对系统设计的指导作用,提出了一种基于Agent技术和分布式虚拟环境的智能授导系统建构方法,给出了利用Virtools技术实现系统的环境设计、网络通信和多用户交互行为的开发方法。
2.6分布式认知在教师培训方面的应用研究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既对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提高教师培训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分布式认知理论在教师培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汪和生根据分布式认知理论，建立了教师培训网络平台，为培训者与被培训者搭建了有效整合各类认知资源的信息化平台。汪和生通过解构分布式认知与知识管理的一般理论，提出将培训过程转变为教师集体信息化教学设计的过程，建立教师培训成果即各学科信息化教学设计资源库及其实践互动平台的思路，并对该项目提出了总体设想。
2.7分布式认知研究与应用中的不足
分布式认知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观点，其理论发展尚不完善。在我国，关于分布式认知理论和应用的文章还很少，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分布式认知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目前人们所关注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①人类带入情境中的智力和存在于工具和情境本身的智力是有区别的。如今，机器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知能力。机器知识如何区别于人类知识，如何使机器知识最有效地辅助人类知识以达到人类认知活动的目的，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②分布式认知的观点对团体心理学研究也提出了新问题。例如，是否集体活动大于个体活动之和？团体知识大于其中任一成员的知识？团体间成员如何交互作用？③如何更好地设计各种外部信息，以使人们方便、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包括索引、图表、参考书、计算器、计算机、时间表和各种电子信息服务，以帮助人们形成合适的外部表征从而解决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综上所述，分布式认知是一种新的认知观点，对教育教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分布式认知研究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入，分布式认知在教育教学等领域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成熟，也会促进这些领域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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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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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资本；国家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5-0125-005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庞大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实现了放飞经济的梦想，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按GDP总量计算，中国2010年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有关专家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首超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但遗憾的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道路上，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却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曾一度让位于所谓的经济，甚至沦落为“经济唱戏”搭台的配角，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的严重失衡实在是与中国这样的世界文明古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中华）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却原地踏步，不进反退，完全没有发挥五千年深厚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应有的作用，个中缘由发人深省。
庆幸的是，自2011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文化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所扮演的角色、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及其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先后把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纳入党和政府重点扶持的国策之中。早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发表讲话时就强调，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仅三个多月后，在2011年10月15—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从时代要求与国家战略的角度，第一次从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中国道路”。《决定》强调了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未来的创造与文化创新，强化了国家和民族文化在国际竞争中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性，吹响了中国从经济强国向文化强国迈进的号角。随后在次年召开的十决议中再次明确了文化发展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及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些都客观上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宣传和推广中国（华）国家和民族文化，增强中国国家软实力及（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上的源动力和支持。问题也随之而来：国家的“文化强国”及其文化软实力战略目标虽然明确，但是迈向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到底该如何走？《决定》和十决议并没有给我们答案。正是带着这种明确的问题意识，本文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现状，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论和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 教授的软实力理论为基础，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从理论上对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构成要素及其类型学展开系统研究，力图聚焦中国国家文化资本的发展现状，并创新性地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全球影响指数研究，拟以构建中的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和案例库为基础和起点，通过创新性动态计算和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在全球的年度影响指数，为中国实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提供一种可选择的、可靠的合理路径及研究的视角，最终也将为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昂首走向世界提供不可或缺的数据和理论依据。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理论述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创意研究、文化产业研究及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但分析之后不难发现，这些研究要么聚焦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重点关注文化的产业开发及其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要么受到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影响，着重从理论和宏观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展开探讨，但对于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和软实力实现的路径，尤其是从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对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和软实力展开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十分鲜见。鉴于此，本文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对其展开学理和类型学研究，提出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国际影响指数的理念及模型建构，以期为未来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及案例库的建设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文化资本”理论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于20世纪60年代系统地提出，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乃至经济学、地理、生物学、文学等领域，包括教育再生产、文学与文化经典形成研究等。但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概念其实早在布尔迪厄之前就曾由孔德首先在《社会政体体制》中提及，古德纳随后跟进，在《作为文化资产阶级的新阶级》中提出：“这种文化向资产的转变，资产可以为私人所用并传之后代，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称的‘资本’。资本是对文化的私人占有，是把文化共有圈作私有”（Gouldner，1979：25）。
继孔德、古德纳之后，布尔迪厄通过其对法国教育再生产的社会学研究再次明确指出，资本是社会内在规律的潜在原则；资本同时也是积累的劳动，其积累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并能产生利润。布尔迪厄认为，人们一般只考虑经济理论中的资本，然而资本这种一向被视为十分“物质”的事物，完全可能以非物质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出现。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虽不会直接转变成金钱，但却可以以一种隐形的方式产生利润。他坚持认为文化与经济上的资本有一些共同点，并特别指出文化“惯习”（habitus）和“倾向”（disposition）构成一个能够产生利润的源泉；它们可以为个人或团体所垄断，并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代代相传。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以多种形态存在，文化资本只是其中的一种。在《教育社会研究与理论手册》的“资本的形式”一章中，他率先指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他又进一步探讨了另外一种资本类型：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布尔迪厄坚持认为，资本通过在场域中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不平均分布而发挥效益，它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反映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上述各种形态的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转换的比率随场域（field）的条件而发生变化。然而，布尔迪厄并没有拘泥于简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资本，却转向了此前一直未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所关注的文化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
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典型的资本形式，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是个人经过不断学习逐渐积累起来的，与个人的资本密不可分割。其理论的核心在于：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强调了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文化资本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
从布尔迪厄系统地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到后来学者让此理论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繁衍扩张，都没有离开文化资本的“私有性”。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中认为，文化变成资本的前提是，文化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被私人占有，而且拒绝为那些缺乏文化的人带来经济上的收入。不难看出，西方早期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都是以强调文化资本的个人累积性为出发点。
二、文化资本研究：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学说虽说起源于社会学的教育领域，但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学者也于21世纪初对布氏的文化资本理论开始了认真审视，出现了一批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为主要理论支柱、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中国问题展开探讨的著述。国内对布氏文化资本学说的批评和应用主要有三种形式：（1）对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采取拿来主义，直接运用于我国的教育领域；（2）对布氏的学说从理论上进行评价和介绍，主要以理论评介为主，目的是将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引介给国内读者；（3）以布氏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幌子，表面是将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创造性地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是借用了布氏的文化资本的术语，然后行的是自己的所谓文化资本研究之道，与布氏的文化资本研究无论从方法论还是批评实践上都大为不同。
比如，有些学者基本上遵循了布尔迪厄对三种文化资本形式的区分，沿着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制度的关系等方向对文化资本与全球化、经济发展、阶层分析、个体发展以及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探讨（薛晓源、曹荣湘，2005）。还有学者则从文化资本的性质入手，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文化资本的产生与积累、循环与周转、生产与再生产、流通与重组等问题；同时从实践上探索文化资源，尤其是民族文化资源资本化运作等问题，并建议根据文化的种类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亚类型，即固体的、产品的和流动的（李沛新，2007）。
有学者以中国西部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认为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构的过程。而将民族文化资本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则是实现这一过程、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民族文化资本运营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之道，要使“经济‘嵌合’于文化”，才能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李富强，2004）
有学者则以文化贸易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大对话、大交流、大竞争、大角逐。而文化贸易在这种大竞争和大角逐中，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文化资本的国际运营因此而凸显其重要性。（王雪野，2008）。
也有学者（张鸿雁，2002）借力西方的城市文化资本（或文化首都——英语capital兼有“资本”与“首都”之意）概念，着眼于提升中国现代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在“经营城市”、“营销城市”的探讨中，提出“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的模式和意义，并结合城市形象理论，借用企业识别系统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概念，提出了城市形象系统（CIS）战略，为如何构建城市新形象、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方案。该学者认为城市群体的教育程度越高、个人文化资本越充分，市民的文明行为举止就越有文化资本的意义。简而言之，城市文化资本是所有市民个人文化资本积累起来的总和，是集体的力量。表面上看，对城市文化资本的这种论断和分析均没有脱离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体系，其实它只是借用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术语，其对城市文化资本的研究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社会学研究大异其趣。
综观国内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现状，主要存在如下明显的不足：
1.理论方面，文化资本的理论创新研究不够，无论是以民族、企业文化，还是以城市文化为对象，其理论框架要么是照搬和套用布尔迪厄的理论，要么就是打文化资本之名，行文化经济产业（创意）研究之实，缺乏对文化资本理论要素的系统化分析，更谈不上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本理论及其类型学研究体系；同时，国内对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也过于泛化、平面化和空洞化，研究的深度和角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2.就方法论而言，对文化资本的论述及分析研究多采用简单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法，缺乏定量研究；如何将传统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就成为当今我国文化资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3.文化资本理论探讨为多，实际应用研究很少。总体而言，国内现有的研究对我国文化资本的个体、个案或个别领域研究的较多，而对整个中国（中华）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的系统研究欠缺，更缺乏对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最为重要的指标——国家文化资本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及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形成有效和系统的尝试性研究。
4.当前国内的文化资本研究过于注重个体、局部和细节，尚无系统的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或评估体系研究。基于此，笔者认为只有有效地解决了如何衡量或评估文化资本的问题，才能真正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找到一种理论依据和实践的风向标。当然，这在国外即使是文化资本研究相当盛行和成熟的西方社会学研究体系中也还是个有待解决的难题。文化资本缺乏有效的衡量手段和体系同时也是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论备受诟病的软肋之一。国家（民族）文化资本的衡量及其影响指数研究也正是本文重点关注并力求创新之处。
简言之，国内当前的文化资本研究存在着重文化产业经济和所谓的创意研究，轻理论创新及实证效果分析；多个体、平面及局部研究，少影响（效果）、立体及整体研究的现象。究其根本，就是文化资本既有研究总体缺乏理论创新研究，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国（中华）国家（民族）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及案例库的支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当前国内相关的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研究成果理论匮乏，采用的是拿来主义（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和奈的软实力理论），对国家（民族）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的实践效果分析长期不在场，导致现有的成果根本无法为“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服务，亟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性研究。
三、国家文化资本：概念与类型
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和美国政治理论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笔者首次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拟在此后的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批评实践中系统地应用这一概念和理论。
所谓国家文化资本，笔者以为应具有以下几个含义（要素）：
1. 文化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文化资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成文化资本；
2. 国家的文化资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成国家的文化资本；
3. 国家文化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开发利用程度决定了国家文化资本的价值；
4. 国家文化资本的使用价值也部分取决于对其文化资源的合理和绿色使用程度；
5. 国家文化资本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其定义、构成要素和适用范围不同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主要体现在：
第一，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主要是一种社会学上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化的个体体现，主要适用于隐形的教育领域；而本文所说的国家文化资本，则是基于经济学的资本概念，侧重于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关注的是文化资源如何转化成文化资本。
第二，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即具体化文化资本（embodied state）、物体化文化资本（objectified state）、体制化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state），布尔迪厄所指定的这三种亚类型的文化资本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相互交互作用，缺乏一个统一和清晰的标准线来区分，这也是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说常被批评家所诟病的地方之一；而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含义明确而清晰，强调的是文化资源具有的资本属性及其向商品转化的特性和过程，对其类型学研究也较为合理科学。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就会产生不同的亚类型的文化资本：如有形国家文化资本vs无形国家文化资本，物质文化资本 vs 非物质文化资本等。
第三，由于国家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疆界，故国家文化资本从类型学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由以下无数多的亚类型构成：民族文化资本 vs 城市文化资本 vs 大学文化资本 vs 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vs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vs……视研究者的需要，可以长长地继续列举下去。但无论国家文化资本如何区分，其终极目的是要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同时也要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因此，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其类型学研究是尾端开放的，可因需而定。
结 语
上文我们主要从时代的需要和国家发展的要求，结合我国文化资本（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从学理上剖析了其理论的来源及其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论及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关系，对其与文化资源及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也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文化资本论的提出，其目的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更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后续的相关系列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国家文化资本的测量体系建构，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国际）影响指数研究，国家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动态影响年度指数研究等，也包括未来的国家文化资本数据库及案例库的建设。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能一一赘述，拟在国家文化资本论的第二部分中继续予以探讨，敬请方家指正。无论是国家文化资本数据库还是案例库的建设，抑或是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影响指数的模型建构，其目的是为未来我国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全球化提供有效的路径分析，并为国家的决策机构提供决策参考，为我国实现“文化强国”战略提供有效的、可操作的路线图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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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设计洪水；copula；联合分布；年最大洪峰流量；年最大七日洪量
在以往的工程实践中，对于水文极值事件的描述，往往是选取能代表此极值事件的一个重要特性，再采用单变量极值分布来对其加以分析研究，却忽略了水文事件各个属性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例如在设计洪水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对其洪峰流量或时段洪量进行单独的分析研究，而没有考虑一定洪峰流量和时段洪量同时发生的情况。事实上，同一水文事件的不同属性之间以及不同水文事件之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采用单变量极值分布来进行频率分析显然不能较为全面的了解水文事件的某些统计特性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为了较全面地了解认识某水文事件，就需要从多角度对水文事件进行分析研究。目前已有很多的研究表明，采用两变量联合分布相比于单变量分布能更好地描述水文事件的统计特性，能更准确地分析各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以汀江流域某站点实测的洪量资料为基础资料[2]，利用P-III型分布作为边缘分布来构建联合分布，对此站的年最大洪峰流量和年最大七日洪量之间的联合分布情况进行研究。
1 Copula函数
近年来，Copula函数在多变量的水文频率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优点是Copula联接函数的边缘分布函数不必属于同一分布族，数学表达上相对简洁，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依结构和边缘分布可以独立考虑[3]。Copula函数的构造方法比较多，常见的类型有椭圆型、阿基米德型和二次型[4]。本文采用的Gumbel-Hougaard Copula 函数是属于阿基米德Copula家族的。
设为连续的随机变量，是变量的联合分布函数，若他们的边缘函数都为连续函数，则存在唯一的copula函数）使得：
式中：θ为copula函数的参数，其值反映了随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以根据之间的相关系数ρ进行估计：
由式（2）可以知道，年最大洪峰流量X和年最大七日洪量Y的分布函数F（x）和F（y）的联合分布函数为：
由此联合分布，我们可以得到不同事件的发生概率[5]，存在以下几类情况：
（1）事件或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为
（2）事件和同时发生的概率为
（3）在事件条件下，事件发生的概率为
（4）在事件条件下，事件发生的概率为
2 两变量联合分布的经验概率分布推求
关于随机变量联合分布的累积概率分布的推求，首先是要构造一个二维数据表，并将观测值分别按升序进行排列，则两变量联合分布的经验概率分布可由下式计算得到[6]，
式中：是联合观测值的个数，是联合观测值发生的次数。
3 实例研究
本文从汀江流域某站点51年的流量资料中摘取出年最大洪峰流量和年最大七日洪量，分别用P-III型分布来作为其拟合分布函数，采用Gumbel-Hougaard Copula 函数对年最大洪峰流量和年最大七日洪量的联合分布进行研究。
经计算，年最大洪峰流量系列和年最大七日洪量系列之间的相关系数为ρ=0.76。据公式（3）可得到，理论联合分布函数，即式（4）中的参数θ=2.04。分布参数的估计方法有很多，如矩法、权重矩法、概率权重矩和线性矩法等。本文采用统计特性比较稳健的线性矩法，并结合目估适线法进行微调，对分布函数中的有关参数进行估计。据年最大洪峰流量系列所拟合的P-III型分布函数的均值、变差系数和偏态系数分别为，Cvx=0.36，Csx=0.95。而据年最大七日洪量系列Y所拟合的P-III型分布函数的均值、变差系数和偏态系数分别为，将求得的边缘分布、θ参数代入到公式（4），得到的联合理论分布函数。
根据公式（9）和（10）分别求得年最大洪峰流量系列和年最大七日洪量系列的联合经验频率和理论联合分布值，点绘于图3。求得两变量的相关系数ρ=0.988，斜率为κ=0.93，说明两变量的经验联合分布和理论联合分布拟合得很好。
再求出年最大洪峰流量与年最大七日洪量之间的联合分布函数，我们可进一步推求出某个洪峰流量和某个七日洪量同时发生的概率，或者是某洪峰发生的条件下，某七日洪量发生的概率等。
经年最大洪峰流量X和年最大七日流量Y的拟合的概率分布函数可得，概率为0.1的设计洪峰流量和设计七日洪量分别为：
4 结论
本文用汀江流域某站点的流量资料，采用常用的Gumbel-Hougaard Copula 函数构建两个边缘分布函数为P-III型的年最大洪峰流量和年最大七日洪量之间的联合分布。实际资料的拟合表明，经验分布和理论分布函数拟合得很好。根据此理论联合分布函数，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求某一洪峰流量和某一时段洪量同时发生的概率，或是推求在一个变量发生前提下，另一个变量发生的概率，有助于对水文事件的统计规律从多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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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金融市场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不断加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已形成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色道路。2003年5月26日瑞银集团QFII获批以来,QFII资金源源不断涌入中国证券市场,使我国内地证券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2007年2月27日,在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之际,中国股市因市场传闻引发的巨幅下跌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沪深两市几乎全线跌停之后,香港、欧洲、美国股市迅速做出反应,即开始了触目惊心的暴跌过程。中国股市“2?27事件”所引发的全球股市循环暴跌引起了政府、管理层、证券界乃至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也标志着中国股市从此与世界股市正式接轨。随着世界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市场间的联动效应也越来越强,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金融市场,那么其它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否也会传染到我国,是否会对我国股市的风险造成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能有多大,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因此本文将提出一种用极值理论的POT模型来度量我国股市风险的方法,并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我国股市风险所造成的影响。随着金融创新和现代金融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金融风暴掀起的浪潮也一波高过一波,金融市场股票价格大幅波动。很多学者已经在极端联动效应(即收益的尾部联动效应)的建模方面做出了 很 大 的 贡 献,如:Longin和Solnik[1],Brey-mann等[2],Zhang[3],Zhang和Huang[4]。在此基础上Zhang和Shinki[5]又做了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的方法来检验高频数据间的极值依赖关系。2007年始 于美国次级 债券住房抵押贷款 的“次贷”危机的爆发,再次引发了华尔街金融市场的震荡,并迅速波及全球,其来势之凶猛,波及面之广,给各国金融市场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全球投资市场经历重挫,各大股票指数也随之剧烈震荡,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令人堪忧。很多学者研究发现,在“次贷”危机发生期间,危机的传染效应和市场间的极端事件联动效应尤其显着。叶五一和缪柏其[6]应用阿基米德Copula结构的变点检测方法进行了危机传染的分析,有效地检验了传染效应的存在性并给出了两国之间危机传染程度的度量指标,最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亚洲金融市场中,韩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最严重,中国受影响程度较小(可能由于政府采取了有利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措施)。姬强和范英[7]建立了动态的DCC-MVGARCH模型对“次贷”危机爆发前后国际原油市场和中、美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危机爆发后国际原油市场与中、美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明显提高。史金凤等[8]基于分位数回归研究了金融市场稳定性的检验方法,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次贷”危机爆发期间,系统性冲击对市场波动率的影响显着变大,上海股市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危机过后,较快地从不稳定状态进入了稳定状态,说明我国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应对危机,并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上述文献均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次贷”危机确实对我国股市造成了影响,但是很少有学者研究我国在此金融危机中的股市风险度量问题,即如何准确地度量出我国股市的风险,危机前后股市风险是否有变化,以及针对风险的变化投资者又该如何调整投资决策呢?针对这些疑问,本文对我国股市在极端情况下的风险度量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于股市风险的度量,VaR(Value-at-Risk)方法备受推崇,但传统研究中都假设市场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因此VaR模型度量的是正常市场中的风险;而实际上,极端小概率事件才是造成风险的主要因素,这些潜在的风险可以导致金融机构的巨大损失,因此准确地度量和管理这些极端风险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关键,特别是在金融极端事件频发时,资产收益大多具有“厚尾”性,传统方法中正态分布的假设将低估VaR,不利于金融机构准确地测度风险,从而也不利于防范风险和投资者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而近年来发展的极值理论不需要确定整个样本服从的分布,可以只考虑收益的尾部数据,直接对这些小概率的极端尾部数据建模拟合极值分布函数,进而计算出VaR和CVaR值,该方法既考虑到极端事件对风险度量的重要作用,又可较好地避免模型误差,能更准确地度量出风险。极值理论由Gnedenko[9]提出,是用来估计和预测极端事件风险的一门理论。Login[10]首次把极值理论运用到金融领域,对美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尾部进行建模研究风险,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市场中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Bao和Lee等[11]对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台湾的股票市场进行研究,并用不同的方法计算VaR值,发现极值理论的模型在金融危机中尤其适用。国内利用极值理论对金融市场收益率的尾部分布特征和基于极值理论的VaR研究开始的相对较晚。周开国等[12]根据Longin[13]详述的利用极值理论计算VaR的步骤,对1985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的恒生指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极大值和极小值序列的分布都服从广义极值分布中的Frechet分布。田新时和郭海燕[14]对1996年11月22日到2003年2月21日上证180指数的日收盘价进行研究,发现广义帕累托分布模型法更适合对“厚尾”分布的极值分位数进行估计和预测。柳会珍和顾岚[15]分别选取涨跌停板制度实施前后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益率数据进行研究,用广义帕累托分布函数拟合后,发现实施涨跌停板制度后,收益率分布函数的尾部变薄,市场风险变小。司马则茜等[16]在极值理论的POT模型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建立了基于分维的POT幂律模型,对中国银行系统的操作损失进行了估算。从这些文献中可见,用极值理论和POT模型来研究极端情况下的股市风险度量问题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但是目前还很少有文献用该理论研究我国在“次贷”危机影响下的风险度量问题。因此本文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现状,考察极端情况下的风险度量方法,2007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恰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端事件频发的环境和背景。在以往文献中,学者们大多关注该次危机是否传染到我国,是否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联动效应,很少有文献考虑用极值理论构建模型来研究该次危机影响下的我国股市风险变化问题。而且,在以往文献中,对于极端风险的研究也通常只关注收益巨幅下跌的风险(即“负”尾风险),这对于刻画我国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来说是不完整的。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研究进行改进,并基于极值理论提出新的方法来研究我国在极端情况下的股市风险度量问题:文中以“次贷”危机到来前后划分时段,用POT模型分别拟合出各时段的收益分布函数,并且细分为“正”、“负”尾分别刻画风险,准确地度量出各时段的风险VaR和CVaR,经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该次金融危机对我国股市风险的影响。研究所得结论有利于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更好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也有利于投资者认清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股市的风险变化,从而在市场非正常波动时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2 模型的理论介绍
2.1 极值理论的POT模型
POT(Peaks Over Threshold)模型,即超越门限值模型,是利用极值理论对数据中超过某一充分大阈值的所有观察值进行建模,考察超过该阈值的次序统计量,用广义帕累托(GPD)分布来拟合这些超出量的分布函数,再间接得到实际样本的极值分布,进 而 可 以 用VaR模 型 度 量 出 风 险 值。使 用POT模型时必须满足三条假设条件:超出量的发生时间服从泊松分布;超出量与超出量的产生时间相互独立;超出量相互独立且均服从GPD分布。同时,在POT建模时,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如何选取门限值。对于实际研究中的金融收益序列,POT模型的这三条假设一般均能满足,这是因为首先我们使用的观察值是股票收益,因此可以近似看作是独立样本;另外,感兴趣的仅是尾部的数据(即极值数据),因此可以简单地看成其发生时间服从泊松分布,这是合理的,因为基于独立同分布的极值数据其发生时间通常是服从泊松分布的;最后,数据是基于独立观察因此其超出量仍是独立的,而且超出量与超出量的发生时间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变量,而在文中我们使用POT模型(即GPD分布)对数据进行拟合,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可认为其服从GPD分布,使用POT模型也是合理的。POT模型的主要特点就是对超过阈值的所有观测值进行建模,并用GPD分布函数来拟合这些超出量的分布。假设X1,X2,…,Xn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其分布函数记为F(x),分布函数F(x)支撑的上端点记为x*,即x*=sup{x∈R:F(x)≤1},对于某个固定的大值u,称为阈值(threshold),若Xi>u,则称Yi=Xi-u为超出量,超出量Y的分布函数定义为:由上述定义,阈值u到x*的区域就是所要研究的极值区域,由于极值数据较少,对于这一区域分布函数Fu的估计就会相对困难,而利用极值理论和Balkema和de Haan[17]以及Pickands[18]提出的如下极值定理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2.2 阈值的选取和模型的参数估计
根据Pickhands-balkema-de Hann定理,对于超额损失分布函数Fu(y)可以用广义帕累托分布Gξ,β(y)来近似,而要想正确地拟合尾部的分布,估计出合理的模型参数β和ξ,首先需要确定恰当的阈值u,对于阈值u的选取,存在一个权衡(trade-off)的问题:如果u选的过大,就会造成尾部的数据太少,估计出的参数的方差会很大,精度变差;相反,如果u选的过小,就会把靠近中心的数据也用来拟合,这样就会造成有偏的参数估计。对于如何准确确定阈值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目前还是建立在经验和试算的基础上,本文利用McNeil[19]提出了样本平均超额函数法相对客观地来选取最优阈值u。定义X的 平 均 超 出 量 函 数 (Mean ExcessFunction)为:e(u)=E(X-u|X >u),可证明服从广义帕累托分布的平均超出量函数为:将观察到的样本值从小到大依次排列,记为x1,x2,…,xn,u为介于x1和xn之间的某个值,即x1≤u≤xn,则样本超额函数为:对于近似的广义帕累托分布函数中的参数β和ξ,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当ξ>-0.5时,极大似然估计是一致的和渐进的正则分布;当-1<ξ<-0.5时,极大似然估计存在但非正则;当ξ<-1时,极大似然估计不存在。实际中ξ<-0.5的情形很少见,特别在金融经济领域中,因此极 大 似 然 估 计 一 般 都 是 可 行 的。Fu(y)用Gξ,β(y)近似,对该似然方程组求解,便可得参数β和ξ的极大似然估计(Nu为超过阈值的观测值的个数)。对于实际样本极值分布函数(2)中的F(u)利用历 史 模 拟 法 进 行 估 计,即 用 经 验 估 计 值 (n-Nu)/n作为对F(u)的估计。最后将所得参数估计值代入方程:
2.3 风险值的计算
用VaR模型度量风险,由上述估计出的分布函数(10),若给定一置信水平α,计算相应的VaR只需反解出相对应的分位数即可:VaR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界进行风险测度的行业标准,但是其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中还存在缺陷,Artzner等[20]提出VaR不是一致的风险测度,而且它仅仅给出了一个损失分布的最低边界,没有对损失超出边界(VaR)的数据做任何处
关键词：网络新闻发言人 网络执政 网络时代
2009年，广东、贵州、江苏、安徽等地政府纷纷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出台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新生事物，网络新闻发言人一出现就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成为新时期各级政府新闻发布的一个亮点。网络新闻发言人及其制度作为政府执政的一种新的实践方式，从其诞生到现在，走过的路程并不长，迫切需要学界的反思。有鉴于此，本文对网络新闻发言人现象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指出网络新闻发言人的产生是政府应对网络时代挑战的必然产物；网络新闻发布打破了传统的新闻发布模式，标志着中国政府网络执政时代的到来。
网络新闻发言人是政府应对网络时代挑战的必然产物
互联网全面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影响。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整个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过去一段时间，一系列网络舆论事件都对政府提出了重大挑战，从“周老虎”事件到“躲猫猫”事件，从“天价烟”事件到“艾滋女”事件，从“最牛钉子户”到“嫖宿幼女”事件，再到“局长香艳日记”事件、“兽兽门”事件，越来越多的热点事件不再是通过传统媒体而是通过网络被迅速放大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成为公众舆论生成的重要平台。
网络的正面社会影响和负面社会效应如影随形，共存共生。网络给媒体发展带来新的空间，但也使传统媒体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网络有力地推动了信息公开，但也加大了新闻管理的难度；网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但也会成为人们情绪宣泄的场所；网络加快了民主政治的进程，但也容易成为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网络加强了对官员的社会监督，但也容易产生网络暴力；网络有利于先进文化的传播，但也容易造成低俗落后文化的流行；网络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也会出现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网络有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但也会给境外敌对势力提供渗透的渠道。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应对网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加强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①
在2009年11月第九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讲话中指出：“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关键期、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网上舆论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切实引导好网上舆论，是维护网上信息安全的重大举措，事关事业兴衰、社会和谐。”②
正是在互联网对政府执政提出了重大挑战以及中国政府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双重时代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首先“触网”，推出了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因此，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设立可以说是中国各级政府顺应网络发展，应对网络挑战的必然产物。
网络新闻发布打破了传统的新闻发布模式
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无到有，并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目前，我国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体制已基本确立，即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政府的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③2009年，云南、贵州、南京、安徽、天津等地顺应网络时代要求，纷纷试点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从传播模式来说，网络新闻发布打破了传统的新闻发布模式，实现了新闻发布传播模式的创新：
从间接发布走向直接发布。传统的新闻发布模式中，新闻发布者通过大众媒体向受众发布信息，发布模式是间接发布(mediated)。在这种发布模式中，发布者首先确定发布主题，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记者发布信息，最后通过记者的新闻稿件最终将信息传达给受众。同时，由于传统媒体发稿周期较长，一般为24小时，甚至更长，新闻发布者根本无法实现与受众的直接沟通。而网络新闻发布则是由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向发言人提出问题，新闻发言人直接回答，从而实现了发布者和受众的直接传播。
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沟通。从信息的流向来看，传统的新闻发布模式中，公众往往缺少或不能向发言人反馈信息，因此，信息流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而在网络新闻发布模式中，公众由于直接面对发言人，因此他们可以随时进行沟通，正如两个人之间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从而实现了信息的双向沟通。同时，web2.0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互动性强，借助web2.0技术，通过qq、msn等即时通信工具以及论坛、博客、微博等媒介，发言人与受众即时互动，网络新闻发布实现了真正的双向沟通。
从现实走向虚拟。传统的新闻发布都是在现实中的新闻发布，而网络新闻发布却实现了在虚拟中的对接。无论是发布者还是网民都是通过虚拟的网络平台进行沟通。现实中的舆论管理我们早已不再陌生，而且深谙其道。然而，面对虚拟的网络舆论，则需要发布者更高的舆论管理技巧。正如贵阳市市长袁周所说，网络舆情的变化促使政府必须进行角色转变，政府信息发布从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延伸，从单向发布信息向多点、动态传递信息转变，从定时、定量传播向互联网上24小时随时发布更新转变。④
网络新闻发布会打破了时间、空间和参与者数量的限制。传统的新闻发布会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往往都是定期召开，而网络新闻发布会基本没有时间限制，网民可以随时提问，新闻发言人可以随时发言。例如，南京市设立的网络新闻发言人明确规定网上意见24小时之内必须回复。更有专家指出，针对网络舆情迅速及时的特点，网络新闻发布应该力争在黄金4小时之内得到回复。
除此之外，传统的新闻发布还受到地域的限制，而网络新闻发布则彻底打破了国别、地域的限制。因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新闻记者、网民只要对发布主题感兴趣，都可以参加。另外，网络新闻发布会还打破了参与人数的限制。传统的新闻发布会无论发布场地多大也只能由特定数量的记者参加，而网络新闻发布会则为无穷尽的网民提供了可能。
网络新闻发言人的意义：开启政府网络执政的新时代
美国学者timothy cook最早在《新闻执政：新闻媒体作为一个政治部门》(《governing with the news》)一书中曾提出“新闻执政”的理念，指出现代政府应当运用新闻来提高公共政策部门的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和执政的合法性。网络时代给政府执政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政府顺应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启了政府网络执政(governing with internet)的新时代。
2003年非典疫情初期，中国政府由于采取传统的媒体管控方式，导致非典疫情假消息、小道消息泛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恐慌，不利于非典疫情的防控。汲取非典的教训，中国政府加强了新闻发布会的建设，权威新闻的发布，成功引导了社会舆论。
当前，网络已成为民意表达最为集中的场所之一，已成为公众参与政治的主流渠道。“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出现，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新渠道和新方式，也是政府改进作风、促进勤政廉政建设，践行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直面网络舆论，是中国政府顺应网络时代的必然产物。网络新闻发布会打破了时间、空间和参与者数量的限制，实现了从过去的间接发布到现在的直接发布，从单向传播到双向沟通，从现实发布到虚拟发布的突破，开启了中国政府网络执政的新时代，是中国政府更加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是中国政治更加透明和民主的表现。
网络新闻发言人实践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网络新闻发言人开启了中国政府网络执政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仍然处于蹒跚起步阶段。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实践和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网络新闻发言人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网络新闻发布模式的推广。目前，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虽然仅在我国几个省市试点，但它一出台就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从当前来说，整体舆论导向对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出台表达了肯定态度。然而，如何将网络新闻发布从试点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络新闻发布依托的是网络技术发展和网民的参与。不同地区网络技术的普及程度和网民的成熟程度各不相同，如何根据各地、各部门不同的情况建立适合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网络新闻发布制度，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努力。
网络新闻发言人形式、内涵的拓展及其制度保障。其实，网络新闻发布并非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不过最早的网络新闻发布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早在2000年3月20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北京艺百网络就举办了“中国首次网上新闻发布会”⑤。网络新闻发布是把传统的新闻发布与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相结合，通过网络形成虚拟会场，把新闻发布者和分散于不同地点的记者集中在一起，使信息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实现有效传播。
从目前我国几个省市的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实施来看，网络新闻发言人更侧重线上的网络新闻发布形式。网络新闻发言人的主要职责是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用发帖、跟帖等形式回复网络舆论，形式极其简单。其实网络新闻发布形式可以更加丰富多样，同时网络新闻发布的内容也急需拓展。网络新闻发言人不是网络发言，而更应当是网络服务的一种形式。
网络新闻发布的理论指导。网络新闻发言人从无到有，从试点到推广的过程是我国政府在网络执政时代的积极尝试。任何一项社会实践都需要相关理论的指导，中国政府网络执政的新闻实践同样也需要网络新闻发布等相关理论的指导。而且，相对于传统的新闻发布来说，网络新闻发布实现了传统发布模式的多个突破。传统的新闻发布理论在指导新型的网络新闻发布的时候更显捉襟见肘。
因此，加强对网络新闻发布的理论及应用研究，对于提高网络新闻发布水平，加强政府网络执政水平大有裨益。伴随着中国网络新闻发布的蹒跚起步，网络新闻发布的研究和理论化同样也需要加强。
注释：
①叶皓：《网络时代执政的机遇和挑战》，《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5）。
②王晨：《第九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的讲话》，http://media.xinwenren. com/2009/1125/5903.html
③汪兴明、李希光：《政府发言人15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关键词：布拉格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分析；比较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136-02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曾经提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理论。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词项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语言现象是一定时间互相排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龚晓斌，2002）。这一符号系统理论对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正是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分支。如今，虽说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步入到乔姆斯基时代，但是结构主义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结构主义作为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其影响力渗透于数学、生物、经济学以及音乐学等领域，因此对结构主义做一番探讨仍有很大必要。
一、布拉格学派
1.学派概况。布拉格学派创始于1926年。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特鲁别茨柯依、雅克布逊、布龙达尔、卡尔采夫斯基、哈兰尼柯、瓦赫以及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马丁内。马丁内并没有正式参加布拉格学派，但是他的观点体现了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的很大影响。
2.学派思想结构——功能语言观。布拉格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音位学领域的研究。他们所持的观点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所以布拉格学派曾经明确宣布自己其实应该称为功能语言学派。他们反对用历史主义和分割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语言，而是提倡对语言的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在于它是一门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用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也就是说他们强调一定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
二、美国描写语言学
1.学派概况。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又称美国结构主义，是20世纪30～50年代美国语言学的主流。这一学派的雏型出现于1924年，在博厄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等人的发起下，美国的一部分语言学家成立了“美国语言学会”这一组织，下设新语法学和人类语言学两大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以这两派人中的一些人为核心，逐步发展起来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学派并没有专门的组织或者机构，也不属于任何团体，而是当时持相同学术观点的语言学家的一个自发流派。
2.学派思想描写主义（结构主义）。作为美国描写语言学创始人的博厄斯是在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训练的条件下自学成才的。他在调查中发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最理想的语言形式。后来，在为《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写的前言中，博厄斯论述了描写语言学的框架。他的理论与索绪尔的理论正好不谋而合，后来在布龙菲尔德的继承和发展下，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三、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比较
1.相同点。①产生和活跃年代。这两个学派同时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到1950年，基本停止了集体活动。50年代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学者自称是新布拉格学派。主要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语言学协会”。另一个是“现代语文学学会”。与此同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萨丕尔发表他的名著《论语言》。1933年，美国描写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出版，成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正式成立的标志。而在布拉格学派基本停止活动的20世纪50年代，在美洲大陆，阿费莱姆·诺姆·乔姆斯基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由此可见，布拉格学派和美国描写学派在活跃的时间上基本相似。②提倡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都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在对语言进行分析的时候，都主张从语言的形式和结构的角度去分析。比如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特鲁别茨柯依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区分以及“能指”和“所指”区分的思想。正是从这一角度，特鲁别茨柯依给音位下定义的。特鲁别茨柯依还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不是孤立的研究语言的音位，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去研究音位。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布拉格学派称为结构主义学派。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同样提倡结构主义研究。并且在结构分析中，主要是研究分布情况和运用替代的方法。最好的例证便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列昂纳德·布龙菲尔德正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在美国语言学界的地位，有如索绪尔在欧洲语言学界的地位。尽管美国的描写语言学与欧洲的结构主义学派产生的基础不同，但是在整个理论体系以及方法论上与结构主义非常一致。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初期并没有参照索绪尔的理论，但是结果却与索绪尔的理论不谋而合，这可能也说明描写语言学与结构主义是相通的。③研究方法。两者都重视从共时语言学角度去研究语言。布拉格学派在对新语法学派进行批评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要将共时语言研究放到首位。无独有偶，美国描写语言学创始人博厄斯建立了这样一个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应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来套这种语言。从语言系统的角度来看，索绪尔强调，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结构而成的，语言所以构成系统，关键在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特鲁别茨柯依也是接受这一理论的，从所指的方面来研究能指。美国描写语言学调查印第安语，记录的恰恰就是它的能指（语音形式），然后对照意义，整理出它的能指系统来的。
2.不同点。①产生背景不同。布拉格学派成立于1926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马泰休斯发起倡议成立一个语言学会址设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因此以布拉格命名，成为布拉格语言学会。布拉格学派的骨干成员明显地分为两支，称为两翼：一翼是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马泰休斯和哈弗拉奈克；一翼是俄罗斯学者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捷克学者这一翼，特别是马泰休斯，很多理论主张都受索绪尔影响，人们把布拉格学派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与马泰休斯是有必然联系的。另一方面，布拉格学派的成立与俄罗斯语言学有一定的联系。而与布拉格学派相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成立则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描写语言学其实发端于美国的人类学。欧洲殖民者移居美洲大陆以后，土著居民被驱赶到偏远的山区，生存条件极端恶劣，人口逐渐减少，一些部落逐渐消亡，他们的原始状态的文化也就随之消失。人类学者发现他们的语言随着部落的最后一个人的死亡也就消亡了，因此很有必要对那些快要消亡的语言进行抢救性的研究，以便保留这些在地球上曾经存在的有过生命的人类文化的一些品种。于是一批有眼光的人类学者便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美洲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上。描写语言学就是从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中生长发育起来的。作为其创始人博厄斯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的训练，完全是自学成才，这使他完全从被调查的语言事实出发去看待自己调查的对象，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受任何束缚，摆脱了欧洲语言学传统的偏见，从实践中得出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布拉格学派的成立很大一部分源于内因，有很系统的思想基础。与此相对，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则相对的受外因影响较大，虽说它的产生也有较强的实践基础，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其产生的偶然性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②两者的发展方式不同。布拉格学派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自觉建立起来的，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在学术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聚集在一起成立自己的语言学会。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是在美国语言学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美国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美国语言学会”，布龙菲尔德还是学会的发起人，但是美国语言学会不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学术组织，它是美国各派语言学家的共同之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三代语言学家之间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前代语言学家对后代只有学术思想的影响，而无有意识的传授。总而言之，无论是从产生背景还是发展方式来说，布拉格学派的系统性都要强过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然而，至于两个学派的影响力却不能一概从系统性来分析，实践证明，后来的很多语言学研究专家都认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力要甚于布拉格学派。③对索绪尔理论的接受方式不同。布拉格学派在建立之初，创立了语言音位系统的理论和学说，使传统的语音研究领域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创造了语音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语音学、音韵学、音位学。后来音位学的研究发展为音系学。美国的描写语言学的建立则是有自己的来源和基础，它来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的描写人类学，着重于对语言形式的描写。这种方法论与索绪尔的理论正好相合，于是在索绪尔那里找到了理论依据。索绪尔不止一次说过“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④学派思想的根本区别。两个学派虽然都是结构主义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二者也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区别。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所表达的纯结构主义不同，布拉格学派在用结构分析语言的同时，非常重视语言的功能。在语言研究的各个平面上：确定语言事实、划分语言手段的类别、描写语言结构、解释语言手段的演变规律等，都应以功能作为依据。语言学界根据他这一主张，加上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在音位学的研究中也十分重视功能，所以布拉格语言学派同时又被称为功能学派。功能语言观把语言看成是完成语言社团赋予其基本职能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所以，布拉格学派从一开始就注意语义的研究，这是他们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根本区别。
综上所述，布拉格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虽然在活跃时期、研究方法及提倡结构主义等方面有着诸多共同点，但因产生背景、发展方式以及对索绪尔理论的接受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区别，所以导致两学派在理论上仍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比如说，布拉格学派从一开始就注意语义的研究，而美国描写语言学却并非如此。但是有一点却是两学派所共有且毋庸置疑的，即两学派分别在欧洲和美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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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为例，对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的信息互动进行具体分析，探讨现今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信息互动具有的规律，进而对突发事件中政府的信息互动机制加以改善，以更好地为社会管理服务。
关键词 政务微博 突发事件 信息互动
2014年12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14 年度人民日报政务指数报告》，报告显示：2014 年，我国政务微博保持稳定发展。截至2014年12月31日，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30103 个，较去年年底增加近三万个。其中党政机构官方微博94164 个，公务人员微博35939 个。①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及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政务微博已经发展成为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的重要渠道。然而，随着公众对政府工作的参与、了解等意识进一步增强，并伴随着微信等新渠道的出现，政府与大众交流的模式再一次改变，也对政府部门在及时发布信息和有效回应公众信息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政府如何采用最有效的信息互动机制来应对事件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突发事件中的政务微博信息互动
2014 年12 月31 日，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36 人死亡49 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国内外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上海市的第一发声筒“上海发布”微博在应对此突发事件时展示了良好的状态。从事件发生到1 月21 日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事件情况这个时间段记录了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因此，本文以这个时间段为研究对象，检索搜集“上海发布”微博中与踩踏事件相关的所有微博共计51条作为样本来进行考察，从互动形式及互动内容两方面对该样本进行研究。
1、互动形式
（1）信息发布
在发布数量上，“上海发布”微博在2015 年1 月1 日发出第一条微博，接着在1 日共发出13 条微博，2 日发出8 条，从3日到20 日每天不超过2 条，而在21 日发博数量开始猛增，达到18 条。显然，该微博发博数量变化与事故发生、发展、后续、总结的时间相一致。
（2）转发
在微博平台上，粉丝通常可以对微博内容进行转发，转发微博通常可以增强微博的信息传播速度和传播影响力。通过分析，“上海发布”政务微博的各条微博信息总转发数为105556 次，平均每条微博信息的转发数量有2070 次。而转发量大的微博主要集中在1 日、2 日、3 日和21 日，转发数量最多的一次即第一条微博，达38408 条。
（3）评论
在微博平台上，粉丝能对微博内容进行评论，以表达自身的观点，同时能把自身的观点和意见传达给微博博主，双方实现沟通和互动。通过分析，“上海发布”微博的各条信息评论数总量为68626 次，平均每条微博信息的评论量为1346 次。而评论量大的微博主要集中在1 日、2 日、3日和21 日，最多的一次为2 日发出的第一条微博，高达21496 条。
2、互动内容
根据政务微博日常信息互动对象的身份，将互动对象分为三种：大众微博、其他政务微博、媒体微博。政务微博与大众微博、其他政务微博、媒体微博等之间通过信息发布、信息转发、评论等形式，互相交流，达到信息互动的目的。“上海发布”微博与各微博主体信息互动的内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发布
“上海发布”微博在“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与其他微博用户之间的互动主要基于其发布的微博信息。“上海发布”微博通过不断发布事故的进展和最新伤亡信息，让大众了解到事件的最新进展，从而使各方加入到突发公共事件官民互动中去。在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的信源有两种：一是原创信息，即政务微博自己采编的信息；二是转发信息，即政务微博转发自其它来源的信息。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原创信息占绝大部分，达96%，而转发信息只有4%。
在发布信息内容上，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在其微博内容前都加上了“#主题#”的文字，使每条微博信息都有相应的主题。该事件中微博的信息主题主要有：“#关注#”、“#最新#”、“#微直播#”、“#要闻#”等。其中，“#关注#”、“#最新#”、“#微直播#”三个主题的微博占比最大。其中“#关注#”12 条，“#最新#”14 条，“#微直播#”16 条。
本文将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的信息内容分为四类：一是事件信息，主要为通报该事件相关信息及最新的伤亡情况；二是生活服务类信息，主要是情感交流信息；三是微直播信息，主要是对该事件调查发布会的现场情况通报；四是互动信息，即该微博与其他微博的互动情况。研究发现，各类别的微博数量相差较大。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发布的51 条微博当中，微直播信息最多，共31 条，占比60.8%；事件信息共27 条，占比51.9%；生活服务类信息有3 条，占比5.8%；互动信息有4 条，占比7.8%。此外，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所发布信息均以纯文字的形式出现。
（2）回复舆论
事件发生后，大众情绪往往容易波动，可能会对政府工作提出疑问，而政府可以通过微博渠道与大众第一时间进行沟通。在该事件中，虽然“上海发布”微博没有与大众进行直接交流，但通过信息发布的方式回答了大众质疑。
（3）情感交流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与大众的情感交流对于事件的进展有重要作用。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在事件发生的后几日的“天气预报”栏目中，都发出了对受难者哀悼的声音。
（4）互动信息
在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没有直接与大众微博的交流，但是与其他政务微博和媒体进行了互动。如：1 月1 日9 点47分“新华视点”微博发出信息：#12.31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作出重要指示】。11 点53 分，“上海发布”微博转发其微博并评论：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就事件处置作出批示。
二、突发事件中的政务微博信息互动特征
1、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作为第一信源已成新常态
在突发事件中，大众习惯了从政务微博寻找可靠信息来源，政务微博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突发事件的权威发声筒。如在事件发生后，“上海发布”微博第一时间发出了信息，并在事件发生后前两天高频率的发出信息，这种不隐瞒事情真相的做法，满足了大众的需求，赢得了网民的支持。而事件发展过程中，网上逐渐出现对政府多个部门的质疑，政府也及时发声，遏制了谣言的扩散。
2、政务微博在突发事件中通过开辟话题来加强传播效果
因为政务微博每日的日常信息发布量很大，如果没有对信息进行分类，部分信息就会淹没在海量信息当中。而开辟话题的方式就很好的把突发事件信息进行了归类，能让信息有效进行发布和反馈。如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开辟了“关注”、“最新”、“要闻”等话题来引导舆论。
3、政务微博通过发布信息来引导舆论
随着电子化的极速发展，政务微博如今已不单起着信息发布的作用了，政务服务功能逐渐被强化。因此，在突发事件中，政务服务功能通过信息发布以及与大众的互动显现得尤为明显。数据显示，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的互动形式是以自身发布信息和大众自发转发和评论为主，官方与大众的直接交流没有出现。而在微博平台上，微博主可以对评论进行回复，回复功能可以实现即时沟通、交流情况等。这种回复率通常是评论互动效果的重要内容。但从信息的转发和评论数量来看，大众对事件的关注度很高，而官方也从舆论中获取信息后，主动通过信息发布的形式进行了发声，用统一口径的形式与大众进行了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引导舆论的作用。
4、政务微博通过与媒体、其他政务微博的互动来增强舆论可信度
通过分析，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有效地借用了新闻媒体长期积累的信誉和权威，赢得了网友的信赖。如，该微博转发了“新华视点”微博关于领导对该事件做出部署的信息，既能借媒体的权威来增加信息可信度，还能在一定程序上解除舆论危机。同时，该微博加强了与其他政务微博的互动，如与“健康上海”微博、“警民直通车”微博等的互动转发，让信息经由专业部门发出，更能增加信源的真实性，赢得网友的支持。
三、完善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信息互动机制的策略
1、优化政务微博的危机预警机制
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线索可以引人注意，因此政府应当遵循信息传播规律和机制，建立全方位的危机预警机制，并针对网民关注点及时对相关疑问进行针对性的解答和信息公开。同时，政务微博作为一个官民信息互动的快捷渠道，可以加强官民的沟通和交流，但若能把政府官员问政机构与政务微博问政结合起来，加强官民交流，使很多突发事件遏制在摇篮里，将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2、优化政务微博的媒体联动机制
在该事件中，政务微博有不少与媒体及其他政务微博的互动，但只是简单的转发，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容易造成大众获取重复信息。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更应当整合多渠道进行信息互动，有效利用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优势，加强传播效果。特别是微信发展迅速的时期，若能与微信进行联动，既能加强信息的传播效果，也能使议程设置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3、优化政务微博的双向沟通机制
政务微博要进行有效传播，必须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双向沟通机制。随着微博的发展，如今政务微博都能很好的运用单向信息发布功能来引导舆论。而在反向沟通中，该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就只有与媒体和其他政府微博的互动，及爆发舆论后，被动的进行消息发布来回复舆论，而与大众的互动性总体来说不强，没有充分发挥民众的参与积极性。因此，政务微博还应当建立有效的信息对话机制，以完善双向沟通机制。在突发事件中，如能加强与粉丝特别是意见领袖的对话，并根据传播效果决定后续的信息发布状态，这将能更有效地引导舆论，也更能顺应民意，缓解网民的情绪。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的信息互动机制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13XJYB043】
参考文献
①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4 年度人民日报政务指数报告》，2014
论文摘要 网络诽谤罪是一种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损害他人人格尊严、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新型网络犯罪。为适应现实的需要，两高出台了司法解释为新形势下打击网络诽谤罪的司法实践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标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网络诽谤 构成要件 法律标尺
互联网络在促进社会经济进步、方便人民工作生活的同时，也为诽谤言论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不安定的因素。为适应新形势下打击这类新型网络犯罪的需要，2013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9次会议、2013年9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文以网络诽谤罪的构成要件为切入点，对该《解释》做简要的评析，也为认定网络诽谤罪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一、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主体
与传统诽谤罪不同，网络诽谤犯罪由于借助工具——互联网自身的公开性、互动性、及时性等特性使得其牵连的主体呈现多元化。
(一)发布者
一般来说，诽谤信息的发布者都是网络诽谤犯罪的主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网络诽谤罪的隐匿性较强，且行为人多数不以实名发布诽谤信息，因此在确定诽谤者身份方面就存在一定的争议。目前，我国并未采取网络实名制，因此不可机械地参照著作权法推定作者的规则只看发布者的署名，进一步地确定发布者真实身份还有必要依赖于网路监管和网络技术的鉴定。另外，也不能排除发布者账户和密码被不法分子窃取后，发布诽谤信息的可能。
(二)网络服务提供商
网络服务提供商主要分为网络技术服务商(ISP)和网络内容提供商(ICP)两种。对这两者是否能够成为网络诽谤罪的责任主体，最新的两高司解并未对此加以区分和认定。笔者认为，网络诽谤最之所以能产生严重的后果，离不开网络服务提供商技术层面的支持，而且网络服务提供商本身也应承担维护网络公共秩序的社会责任。但由于网络服务提供商毕竟不是实际实施者，故此若一味苛责其要谨慎审查是不合乎情理的。因此，笔者认为不妨借鉴一下美国法院的做法。在美国Cubby，IncV.CompuServeInc.案中确立的以网络服务提供商是否拥有“编辑控制”权利来衡量其是否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方式。
(三)转发者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杜曦名明在谈及这部两高司法解释介绍说：“(这部司法解释)打击的是信息的捏造者、发布者，而不是转发者”。但在实践中，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转发者也会在散布诽谤言论的关键作用。例如某发布者将诽谤言论发布在关注度并不高的网站上，而此时有转发者恶意将这一信息转发至另一个知名度较高的平台上，将损害结果扩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转发者的转发行为就比发布者的行为更具破坏力，理应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在这方面美国在认定转发者责任时引入了“消极传达信息行为”的概念，笔者认为值得借鉴。
由于网络诽谤犯罪主体的多元化，也就启示我们在处理网络诽谤案件时不可孤立、片面的就某一主体的行为单独认定，而是要综合全面的考量案件涉及的各个主体的行为，避免出现漏网之鱼，也为了最大限度地符合罪刑相当原则。
二、网络诽谤犯罪的主观方面
对网络诽谤犯罪的主观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是直接故意，而有些学者则认为间接故意也应包括在内。笔者对后者持赞同意见。因为间接故意强调放任的心态，行为人可能只是一时兴起发布了诽谤信息，或是抱着侥幸心理将诽谤信息放置于知名度不高的网站上，这时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就不是绝对的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为间接故意就更为贴切。
所以，综合考虑网络诽谤罪的主观方面应认定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三、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客体
网络诽谤罪与传统诽谤罪的客体相同都是他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当犯罪对象是公众人物的情况。公民在实现监督权利时必然会对于公众人物隐私、名誉权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法律就并须在两者间做好利益的平衡。在这方面，美国有著名的“实际恶意原则”，中国也在实践中引入了“适当容忍原则”，而对于这一次的两高司解，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指出《解释》充分考虑到了保障公民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需要，通过厘清在信息网络上发表言论的法律边界，肯定了“网络反腐”、“网络监督”的正能量。
四、网络诽谤犯罪的客观方面
作为诽谤罪特殊表现形式的网络诽谤罪，在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要同时实施捏造和散布两个行为，并且行为的损害后果要达到情节严重。在2013年两高司解未出台前，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方面一直界限模糊，而此次司解无疑是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工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法律标尺，意义重大。
(一)捏造行为
传统的诽谤罪强调捏造者和散布者的同一性。如果行为人只是捏造了虚假事实并未散布，或是行为人并未捏造虚假事实，只是扮演了散布者的角色，则不能构成本罪。但是在网络诽谤犯罪中，不仅存在捏造者和散布着身份不同一的情况，还存在着捏造者和最初发布者不同一的情况。例如，捏造者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捏造了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吸收这一信息的人以发布者身份借助互联网加以散布的情况。
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对单纯捏造者不应追究其责，而对后者则应追究，也就是说在行为人的捏造行为并需同时也是发布行为。因为，此时单纯的捏造者并未将诽谤信息在网上发布，也就不存在同时具备散布行为的可能性。但对于后者则不存在这种情况：首先，对于捏造这一行为，虽然发布者并非诽谤事实的原创者，但发布者借助的互联网平台上，信息不仅丰富且传播也十分便利，只需动动手指通过粘贴、复制等简单的程序，就能完成发布行为，所以要准确的考究信息的最初发布者，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能确定在某一诽谤事实的散布过程中，该发布者起到主导作用，就应将其归于网络诽谤罪的主体，而不过分考究其是一传手，还是二传手的问题。其次，由于网络环境是公开的，并且发布者对信息的传播具有不可控制性，这就意味着，一旦行为人在互联网上公开信息，任何人都能可能成为信息的接收方，这也是互联网自身信息资源共享的属性体现。所以，只要行为人是借助网络信息工具发布了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就不存在发布者和散布者身份分离的情形，除非行为人能证明自己只针对特定主体发布信息，且不存在不特定第三人窃取信息的可能。例如，发布者采用发邮件方式向某一特定主体发布信息，且该邮箱是该特定主体的私人邮箱，这种不特定第三人无法获知诽谤信息的情况，可以阻却发布者和散布者同一的情形，即使产生了严重的危害结果，也不能直接将发布者归罪。
(二)散布行为
结合传统诽谤罪对散布行为的定义，网络诽谤犯罪中的散布行为指的是：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将凭空捏造的有损他人人格、名誉的虚假事实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扩散。除了其采取的手段中运用的工具具有特殊性外，散布行为本身的并没有实质变化。
(三)关于“点击、浏览5000次以上，转发次数达500次以上即可定罪”是否合理的探究
此次两高司解的出台，最引人关注的就莫过于第二条中对网络诽谤最情节严重的量化标准的颁布了。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张金龙对此表示：“法律需要作出这种量化的界定。”而也有学者对这种量化标准持否定态度，不少网民还对具体的数字“5000”和“500”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笔者认为，具体数字的确定是有关部门在进行大量实情考察后，在权衡利弊下做出的，是各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讨论数字的正确与否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量化标准的执行一定要综合考量以下几点：
1.计数对象
根据两高司解，网络诽谤罪的量化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而是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两者之间是或者的关系，也就是说满足其中的一种情况即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不难看出，两高司解所采用的计数对象是点击量和转发量。笔者认为，对于转发量的计数并没有太大争议，所以这里重点阐述对采用点击量的看法。点击量也叫做页面浏览量、PV(pageview)，是指来访用户点击网页的次数。与IP量(访问过网页的用户的IP总量)不同的是：IP量在计算时一个IP多次访问算一个IP，同一个IP的局域网内多台电脑访问也统计为一个，不可累加。但点击量在计算时，同一个IP在网站上点击的点击次数却可累加，也有专业人士将浏览量解释为用户向服务器发起请求，服务器响应然后加载网页内容的次数。由此可以推断：在?5000次的点击、浏览次数中，极有可能出现一人操作产生多次点击量的情形，且也不排除有人恶意扩散报复发布人的可能。量化标准的用意应是衡量诽谤言论影响程度的高低，若产生上述的这种情形还依然归罪就与其原意相悖。另外，实践中，也有许多网页是自动弹出的，这种自动触发式的点击就更不应该直接计入。因此笔者建议，在认定“情节严重”时，可以对某一具体案件中的IP量、PV量、访问量等多个计算对象进行综合考量再得出情节严重的结论，这样会比单用PV量更显实质公平。
2.采用单纯“数量论”的局限性
两高司解的第二条规定，满足所列情形中的一项即可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也就是说第二条的第一项采用的是单纯的“数量论”，只要达到了既定的量化标准，无需考量其他因素，即可归罪。笔者认为，这样的纯数量标准有失偏颇。首先，笔者在上述第一点中已经提到过，浏览量与不特定受众并非呈一一对应关系，从数量上并不能准确客观的反映出诽谤言论实际影响人群数量的多少。其次，数量论也难以客观地反映出诽谤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危害程度的高低。因此，笔者认为，在认定“情节严重”时，应综合考量网站的知名度、行为人在网络环境中的影响力、网页浏览量、转发量、受害人是否为公众人物等多种因素。两高司解中第二条所列的第二种情形虽然可以为不达到第一种情形的行为做适当的补充，但却不能解决一些特殊但仍可能存在的情况，例如，行为人发布的诽谤言论之所以能达到法定的浏览点击(或转发次数)实为PV量的重复计数，实际并未造成由PV量所显示的危害程度，并且也难以有效避免第三人恶意传播而操控PV量的可能。
关键词：能源市场 社会福利
1、绪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在目前已知的二次能源中，电无疑是最主要，并且最为有用的，它在生产技术上引起了划时代的革命。一切高新技术的研发、应用都要在电力运行的基础上进行。然而，在目前，我国只有大电厂加大电网才能比较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而分布式能源系统是以小规模、小容量、模块化、分散式的方式将能源系统布置在用户端，来双向传输冷、热、电能。它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用能需求，促进节能环保及能源优化利用，弥补集中式能源系统的不足，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
本文通过分析垄断市场下集中式能源的定价机制，寡头市场下集中式能源与分布式能源的定价机制，得出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均衡状态。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分析能源市场引入分布式能源系统相对于只有集中式能源系统的好处。
1.2 文献综述
论文的研究是在分布式能源系统成为能源系统发展的重要趋势的背景下进行的。
1978年，分布式能源系统首次在美国公共事业管理政策法提出。作为新一代供能模式，分布式能源系统是集中式供能系统的有力补充，是能源系统发展的重要趋势，许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而关于分布式能源的也存在很多的争论，这些争论大多围绕并网、能效、供电质量、容量储备、燃料供应等问题。在我国，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应用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1][2]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
本文不再从分布式能源系统的环境效益、能源利用率等方面的优点来介绍分布式能源系统入网的必要性，而是从能源市场均衡状态下能源的价格及社会福利的角度分析比较分布式能源系统入网的好处。
2、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均衡状态
2.1 垄断市场
2.1.1 集中式能源的自然垄断性
作为商品，集中式能源最为显著的经济特点就是它的自然垄断性。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投资较高，包括电站建设和输电线路的建设，这是一般投资者所不能承受的；其次，只有在电力系统范围内，通过特定的输电线路电才能得以流通，所以它的生产及消费要受到空间的制约；再次，电力的生产、运输和消费在时间上必须同步且不能储存。
假定能源市场上只有集中式能源企业供能，或者分布式能源系统已经进入市场，但所有的分布式能源企业形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根本不足以在能源市场上起到任何支配作用，即可以忽略它的存在，这个时候市场上只有集中式能源企业，综合以上所有关于垄断和集中式能源的分析及假定，集中式能源企业为这个垄断市场上唯一的垄断厂商。
2.1.2 基于垄断市场的案例
4、结论
本文将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得出不同市场结构下能源市场的均衡状态。从市场均衡价格和社会福利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分布式能源系统进入能源市场必要性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第5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175～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