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1 08:32:17
论文摘要:目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高校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做好这一群体的心理疏导和调试，对和谐社会、稳定校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贫困”突显出来，若不及时妥善给予解决，不仅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前途发展，还会给学校、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和不和谐的音符。因此，关注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是全社会和各高校值得关注的问题。
l高校贫困学生心理障碍成因及表现
(1)经济负担压力。经济贫困是贫困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他们大多来自于农村或城市的低收入家庭，生活拮据，读大学需四处举债。入学后面对和城市学生的消费水平的对比，使他们感到自卑，忧郁、焦虑、烦躁，有的甚至走向极端，心理不平衡，愤恨周围的一切，抱怨自己的出身，严重者可导致心理疾病。
(2)社会不公平性。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分配不合理等现象。部分贫困学生对上大学的实效和意义产生了怀疑，觉得即便自己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命运，认为找工作必须要依靠家庭背景和经济实力，对前途感到迷茫。由此一些贫困学生会对社会产生仇恨，开始厌学，厌世，用网络来麻醉自己或在不良群体中寻找刺激和慰藉。
(3)思想观念落后。城乡差异导致了理念上和教育上的差异。贫困学生大多思维比较禁锢，缺乏自信，把自己的贫困当作“身份证”，认为别人总是以有色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自卑和自尊交错在一起，导致他们心理过于敏感，从而造成人际交往困难。过度的自尊也会让他们觉得接受别人的资助是羞耻的。
(4)家庭环境影响。不是所有贫困学生都会产生心理问题。不同的家庭教育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些贫困家庭父母以不良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教育孩子，干预孩子的思想和行为，那就造成了他们早期人格发展的扭曲，使他们一生都处在痛苦之中。
(5)校园环境影响。校园文化具有一种潜在的教育力量，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行为、情感。在当今大学校园里，讲求吃喝、穿戴、娱乐等攀比风日益盛行。贫困学生因为经济上的窘迫，很难在这一消费群体中找到心理归属，进而容易产生心理失衡。
2克服高校贫困学生心理障碍的相关对策
(1)提供完善的资助体系。贫困学生最大的心理压力来源于经济压力，所以建立完善的社会、政府、学校资助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应加大资助力度;社会各界落实好助学贷款政策:学校作为资助体系的具体实施者，应进一步健全“奖、贷、助、补、勤”和“绿色通道”等体系，并且配合监督和跟踪体系，确保每一笔钱达到真正贫困学生的手中。让完成学业的基本费用得到了保障，从而使贫困大学生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原因引起的悲观、绝望、焦虑心理。
(2)建立平等的社会环境。要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和爱护贫困学生，净化社会风气，创建和谐的社会氛围，为每一名学生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让贫困学生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还应淡化“贫困生”这一特殊称谓，保护特困学生的经济隐私。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探索建立与大学生家庭和整个社会联系沟通的机制，整合社会资源，让大家都来关心贫困学生的成长成才，为贫困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校园内应大力倡导平互爱，勤俭节约，自立自强的文明风尚:充分尊重贫困学生的人格，鼓励他们要正视贫穷，通过自己双手搭建自己美好的未来。还有鼓励其他学生关爱贫困的同学，帮助他们摆脱心理困惑，在学习和生活上积极为他们提供帮助。同时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还应积极开展符合贫困学生心理特征和实际困难的校园文化活动，以全面提升贫困学生的综合素质，消除心理障碍，培养健全人格。
(4)强化思想道德教育。思想认识偏差是贫困学生产生消极心理的重要原因，我们应加强这一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让贫困学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针对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存在的认识偏差，利用思政教学、党团教育、情感教育等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意识:教会他们辩证的思考问题，合理定位自己:教育他们转变观念，正视贫困，自强不息:客观的看待周围的事物，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学会自我调适，提升自身幸福感。
一、引入发展型救助的必要性
1.国家政策导向使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要求优化教育结构，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引入发展型救助是实施人才强国和科教兴国的积极探索，是奠定国家人力资源基础的具体表现，是构建和谐社会、健全国家资助体系、促进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
2.教育的特性呼唤发展型救助。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符合发展型救助的理念。人力资本就是“人们对自身投资所获得的，能够增加个人未来收益，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知识与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对人力资源开发进行投资而形成并积累的资本”。发展型救助理念支持教育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教育资本的投入为途径，获得相对于简单的物质交换更高的收益，并提供未来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不仅使其自身综合能力获得长足进步，无疑也是给国家和企业自身在创造价值。
3.能极大地帮助高校贫困大学生缓解就业困难。就业是大学生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尤其对于高校贫困大学生来说，他们同时受到经济困扰与个人综合能力双重困难的限制，面对就业问题更为艰难。针对各个年级的高校贫困大学生，发展型救助注重对其个人综合能力的提升，从就业的上游做好积极的预防帮助措施，包括对其专业学习、心理健康、思想品德、环境适应、个人技能等多方面的多元化的帮助，早早地打好就业综合素质的基础，尽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提升就业能力的需求。引入发展型救助符合高校贫困大学生就业需求的特征，与发展型教育救助“助困、育人、成才”的目标相一致。不仅仅在经济上给予及时的帮助，更教会他们怎么就业、怎么生存的关键问题，助其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因一时的贫困而一世的贫困，更充满自信地走在健康成长的道路上。
二、高校贫困大学生教育救助引入发展型救助的对策建议
1.转变救助观念，强化发展型教育救助（1）完善勤工助学机制，大力发展智力型、管理型勤工助学，将以往简单的勤工助学推向高层次的发展。利用政府、学校、社会的优势资源努力开发勤工助学智力型助教、助研等高层次的救助方式，充分利用学生的专业优势和技能特长，增加岗位的科技含量，提高活动档次，培养他们对社会的应用能力、适应能力和专业知识。开拓视野积累经验，为未来走上工作岗位打好坚实的基础。（2）完善技能培训体系，搭建“发展型救助”为主的能力塑造平台。热心资助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除了经济救助外，更可以为高校贫困大学生免费或低价提供素质拓展和能力培训的平台，搭建“发展型救助”为主的能力塑造平台，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例如欧莱雅开展的“发展型救助”活动，针对贫困大学生先集中进行业务素质和销售技巧的能力培训，再去工作实践，并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以培训经费，保证基金来源，使他们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经济上的收益，更提升了自己的综合技能，拓展了视野与人脉，多重获益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学校应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建立“发展型救助”的能力塑造平台，为学生提供对口实践机会，以此增强高校贫困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形成“输血式”转变为“造血式”的发展型教育救助机制。（3）加强心理引导，建立经济救助与精神救助相结合的模式。高校贫困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心理更敏感脆弱。因此，在对他们进行经济救助的同时，更要注意加强心理引导，使经济救助和精神救助有机结合。首先，学校领导、辅导员和班主任要定期进行沟通座谈，帮助其树立起自信、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其次，开设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课程，帮助他们解决棘手的心理问题和调整心态，摆脱自卑。精神救助应把握在精神上，以自信、自强、自立为内容引导学生。在思想上，以感恩回报、服务社会的意识教育学生的原则。
2.创新救助方式，增设“项目式”教育救助模式“项目式”教育救助模式是指以发展型救助为理念指导，注重救助的过程为导向，以高校贫困大学生四年整体的成才成长为培养大局，以各类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项目为载体的运作模式，针对不同年级、不同水平实施侧重不同的培养计划。具体来说，大一可发展重点培养兴趣的项目；大二则考虑兼顾学习与科研兴趣的培养，如学术大讲堂、创新科技大赛等项目；大三大四则侧重个人综合素质、科研能力和就业技能的学习和培养，开展学术探索计划、职业规划大赛等项目。“项目式”教育救助模式由受助的贫困大学生申请立项，实现了传统的经济救助与创新的发展型救助的完美结合，使贫困大学生既得到相应的经济救助，又获得促进个人专业知识、综合技能、心理素质充分、全面发展的强劲推动力。
3.构建多渠道的社会支持系统，提供就业扶助随着高校贫困生比例不断上升和救助资金短缺的多重压力下，构建多渠道的社会支持系统，进一步拓宽教育救助途径就显得尤为紧迫。在发展型教育救助的视角下，预分配方式就是一种有效手段。企业和学生提前签订就业协议并提前支付学费生活费，企业吸引到优秀人才，困难学生获助，达到双赢的目的。各高校可大力倡议企业、社会团体等积极主动地与学校建立有关贫困大学生的“对口支援”社会支持系统，使人才培养与就业扶助相结合，推动高校贫困大学生教育救助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此外，面对资金保障不足的问题，政府应积极引导、广泛动员，通过多渠道募集社会资金，吸引社会力量设立专项人才培养基金，同时制定相应激励措施，通过市场化运营获得一定的社会救助资金来源。例如成立职业装租赁公司，低成本地租给高校贫困大学生可享受税收优惠，在其就业过程中雪中送炭，帮助他们解决最实际的就业问题。通过政府、社会、学校多元主体的通力协作与支持，尽最大可能减少其后顾之忧。
4.完善制度设计，健全贫困生认定和监督机制贫困大学生认定过程可综合采取定量与定性的界定方式，定性为区分其贫困程度，定量为考察其在学校的生活消费金额。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主要做到以下几点：1.建立贫困生诚信档案。采取一票否决制，发现有弄虚作假者，取消当年的救助，并直接关联其学业奖励的资格，加强贫困界定工作的严肃性。2.救助对象的标准涵盖全部需救助贫困大学生，逐渐弱化以学业成绩优劣为主导的选择标准，防止成绩优秀的贫困生多重受助的情况发生，给予其他高校贫困大学生充分的、及时的关爱，并做好心理疏导，积极引导。3.建立责任追究监督机制。出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除了要追究当事学生的责任外，还要追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负责人的责任。建立贫困大学生个人信息数据库，定期进行动态更新，保证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使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
作者：钟玉英塔娜·教勒德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娄底417000）
摘 要：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和政策有一些共同点，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尊重我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下，我国在推进贫困治理进程中，可合理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反贫理论政策。
关键词 ：贫困治理；理论、政策比较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263-03
贫困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促进发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差、底子薄，不平衡现象突出。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探索，不断消除贫困，努力推进共同富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推进贫困治理的进程中，我们对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政策进行比较，在尊重我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下，可以对西方国家的反贫理论政策进行合理分析与借鉴。
一、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比较
（一）国外贫困治理理论
1、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贫困理论主要是以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决定原因。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剥夺者被剥夺”，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消灭贫困、彻底消灭贫困。
2、西方经济学的贫困治理理论
（1）1943年，英国伦教大学教授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提出“大推进的平衡增长”反贫困理论。（2）1949年普雷维发表了《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详细阐述了“中心——”理论。（3）195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格纳蚋克斯（RagnarNarkse）出版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系统地提出了贫困恶循环理论。（4）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略论“发展极”的概念》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发展极”的概念和理论。（5）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6）1958年，针对平衡增长理论模型的缺陷及其运用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美国经济学家艾仁特·赫希曼（Albea·O·tIirschman）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7）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代表作《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和《富国与穷国》中，详细地阐述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的贫困理论。（8）1969年，希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在《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平等交换”理论。（9）萨米尔·阿明在《世界范围的积累》、《不平等发展》等书中，提出“依附贫困理论”。（10）在以上基础上，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在其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依附》中，提出了“新的依附结构”理论（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型依附、技术——工业型依附）。（11）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3、西方社会学趋向的贫困治理理论：贫困文化论、“权利或能力贫困论”
（二）我国贫困治理理论形成与发展简述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一直处于贫困边缘，早期温饱问题无法解决的地方和人民还有很多。但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党和我国各届领导人的带领下，我国贫困现状有较大改观，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甚至有一部分人先走上了富裕之路，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在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上，各届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理念，形成了一定的贫困治理理论：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反贫困道路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贫困的关键是解决农民的生存与生活问题。土地改革、走合作化道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是实施反贫困的基本手段。
邓小平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先富带动后富、发展才是硬道理、依靠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反贫困等观点。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消除贫困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保持稳定的前提，是实现最基本人权的保障。
科学发展观下的贫困治理理论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开发式扶贫，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人为本，社会性贫困治理思想。
（三）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比较
1、发展趋势的共同点
从国内外贫困治理工作的发展趋势来看，两者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无论是西方贫困治理理论还是我国的贫困治理理论都存在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即：从宏观理论范式到微观理论范式的转变；从经济范式到社会文化范式的转变；从制度范式到素质、权利范式的转换。
2、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的差异
（1）治理对象的差异。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导致贫困人口数量巨大，覆盖面广，集中在农村；国外则相对较少，贫困阶层主要为城市失业人口、流浪者。我国治贫理论更侧重于解决我国农民的贫困问题。
（2）目标方式的差异。我国治理理论从解决温饱问题入手，逐步走向社会性贫困治理。国外治理理论则注重经济、文化、社会多个角度对贫困致因的分析，从而形成理论体系，以求全面解决贫困人口的多方面诉求。
（3）理论来源的差异。国外贫困治理理论以经济学家对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现象进行观察分析研究后，形成理论，提出治理的对策。我国的贫困治理理论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各种实践工作的总结与提炼。
（4）制度基础的差异。国外更注重人的权利，“人权高于一切”。理论上对根本制度的致贫讨伐、治贫机制的缺失给予给多关注。
（5）实施情况的差异。中国贫困治理理论来自实践，也回归于实践。每一代领导人均把减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和谐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实行，以政策制度方式部署，举全国之力推行，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二、国内外的扶贫开发政策比较
（一）国外的扶贫开发政策
众所都知，贫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世界各国就如何应对和解决贫困问题上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纵览国内外主要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有如下几方面：
1、加强教育，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扶贫。二十世纪以来，部分发展国家就十分重视通过教育设施投资，开发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和贫困缓解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2、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及救助制度，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英国在1572年就在全国征收“济贫税”；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是人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部法典；1948年成立国民救济委员会，同年开始执行《国民保险法》和《国民救济法》，从此英国率先进入现代福利国家。
3、区域开发和社会发展政策，维持贫困群体的可持续性生计。1990年，德国成立了“统一基金”专门用来援助原东德地区。同时联邦政府运用高利率政策，迅速调整东部地区落后的产业结构，将欧盟各国的资金引向德国，然后利用政府的高额补贴提供贷款、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给向投资东部的企业。
4、实施就业和增收的各种扶贫开发计划。根据对经合组织美、英、法等11个成员国财政资金支持困难群体项目分析的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或求职援助服务、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职业培训、对雇用失业人员的企业或自谋职业的个人给予工资或就业补贴、扶持失业者创办微小型企业五个方面。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执行的一揽子社会工程——“向贫困挑战”计划，对世界反贫困行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对吸纳特殊群体就业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若就业时间超过90天，雇主可以向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免税证，年底凭证兑现免税。还有一些国家也通过财政补贴鼓励雇主雇佣困难群体就业。
（二）我国扶贫政策研究
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国民经济平稳且较快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贫困现象始终存在着，国家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把扶贫投入作为国家公共财政预算的优先领域来安排，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切实提高扶贫政策的执行力。
1、农村政策。自建国以来，国家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和系列经济发展政策，全面促进了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大一部分贫困地区和农村贫困人口生活现状有所改变。国家相继取消了牧业、农业等税收，在中国存在2600多年的农业税收被取消，广大农民彻底摆脱了缴纳税收的痛苦历史。特别是当全面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以后，农民更是喜笑颜开。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也让农民得到了最现实的利益，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让农民开始有了享受的感觉。
2、区域政策。区域政策是上世纪末开始实行的，最早是针对中国西部实施的大开发战略。中国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滞后，贫困人口集中。十多年西部大开发安排的水利、退耕还林、资源开发等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在贫困地区布局；公路建设加快向贫困地区延伸，把贫困地区的县城与国道、省道干线相互连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增加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促进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以及新疆、广西、重庆、宁夏、甘肃、内蒙古、云南等地经济社会发展，并把农村扶贫开发作为政策重点加以推进。
3、推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是稳定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最基础手段。2007年，国家决定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规定标准的所有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到2010年底，全国农村得到五保供养的人数为534万户、556.3万人，全国各级财政共发放农村五保供养资金96.4亿元人民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方式，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2010年，中央财政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补贴111亿元人民币，地方财政补助资金116亿元人民币。
（三）武陵山区成片特困区扶贫开发政策研究
2012年5月26日下午，温家宝在吉首主持召开了跨省市的武陵山片区扶贫工作座谈会。温家宝强调，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和完善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内各县的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要向包括武陵山片区的连片特困地区倾斜，有关省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也要向片区倾斜。国家在连片特困地区安排的各类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和新兴产业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片区县安排。加大社会帮扶力度，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等到连片特困地区开展定点扶贫。要发挥当地干部群众的主体作用，尽快改变武陵山区和其他连片特困地区的落后面貌。
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主任、扶贫工作研究专家黄承伟指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战略建议由战略、政策和措施三个层面组成。
主要战略建议包括：设立武陵山区综合扶贫试验区；编制武陵山区综合扶贫总体规划；推动区域、村户分级分类等。
主要政策建议包括：强化政策整合力度；推动相关政策机制创新；充分考虑民族支持政策的均衡性、特殊性和灵活性；设立部级“山地生态扶贫”专项补偿基金等。
主要措施建议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扶贫力度；重点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产业；探索旅游产业与扶贫开发结合的路径及模式；加强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增强村庄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注重加强文化建设；推进特色乡镇建设带动减贫；完善社会保障扶贫体系；促进贫困剩余劳动力的培训和转移；加强外部人才的引进；构建特殊类型群体扶持体系等。
（四）国内外扶贫政策比较
1、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有以下特征：
（1）坚持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注重综合开发、全面发展，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五保供养水平，不断完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体系，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存保障。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推进扶贫开发政策与农村低保制度衔接试点，努力使各项政策覆盖所有贫困人口。
（2）坚持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以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为工作对象，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主要资源，以实现贫困人口基本生存和发展为目标，编制专项扶贫开发规划，分年实施。充分发挥各行业部门职责，将贫困地区作为本部门本行业发展重点，积极促进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国土资源、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通过多种方式支持贫困地区开发建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军队和武警部队支援，社会各界参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民收入。
（3）坚持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通过专项扶贫资金、财政转移支付、部门项目建设、社会各界捐助、引进利用外资等途径，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不断探索参与式整村推进、小额信贷、贫困村互助资金等多种扶贫模式。尊重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广泛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广大干部群众自强不息，不等不靠，苦干实干，积极参与决策、投工投劳，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2、国外的扶贫政策具有如下特征：（1）扶贫开发的立法健全，保护困难群体的基本权益；（2）立足本国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差距；（3）明确目标资金保证，科学地进行反贫困；（4）加强服务体系建设，保障贫困群体平等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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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加进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义,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贫困视角的提出,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将现有文献关于贫困的概念归纳起来,cdp(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在对欠发达国家2006年的回顾和总结中认为,贫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性(“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2006)。应该说,这个概括虽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融入到贫困概念的框架之中,已经比较贴近现代文明对贫困的认识和解释了,但仍有其不足,也就是欠缺社会资本的视角。在一个日益开放或转型的社会中,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释并给出政策取向;同时,社会资本的弱化对知识贫困、人文贫困乃至收入贫困都有正相关性(有关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采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度视角导出的贫困概念,不仅包含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还包含边缘性贫困,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包括组织、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声望、地位等),而在匿名社会里可能遭受歧视、排挤、打击而陷入社会边缘的贫困状态。结合三种“资本结构”的维度来看待贫困,兴许给出的答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读现代社会贫困,也符合人类社会认知贫困的思想演变趋势。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关键词]高校 贫困生 人格重塑 团体心理辅导
[作者简介]仲稳山(1965-)，男，江苏泰州人，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江苏 泰州 225300)
[课题项目]本文系2009年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GSY2009YB406)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1)08-0081-02
随着国家对贫困生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贫困生的学费和部分生活费已经得到较好的解决，但在各类经济资助都指向贫困生的同时，针对贫困生开展的心理援助也必须及时跟上。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贫困生摆脱因家境贫困而带来的困扰，确保他们保持良好的心态，顺利学习、生活和成长。针对贫困生开展的心理援助包括团体心理辅导和个别心理咨询，已有的研究表明，针对贫困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具有个别心理咨询无法比拟的优势。目前，许多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为贫困生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但通过CNKI检索发现，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贫困生团体心理辅导的文献还不多。本课题组针对贫困生人格的现状和典型问题，从研究贫困生团体心理辅导的内涵、原则出发，设置贫困生心理辅导类型，重塑贫困生的健康人格，为高校开展有效的贫困生团体心理辅导工作提供参考。
一、贫困生的人格现状与典型问题
人格主要是指人所具有的与他人相区别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是人的整个心理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了能力、气质、性格和自我意识等。由于人格的发展、变化会持续一生，因此，只有客观分析贫困生的人格现状和典型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实现贫困生人格的重塑。
目前，针对贫困生人格现状采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是卡特尔的16种人格因素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大学生人格问卷(UPI)以及中国大学生人格量表(CCSPS)。谢桂阳和于开文的16PF调查数据发现，一部分贫困生个体与其他非贫困生个体一样，乐群外向、富有才华、坦白直率、沉着自信、独立性强，但也有许多贫困生的紧张性、有恒性高于非贫困生。兴奋性、幻想性低于非贫困生。王挺的调查数据归纳出贫困生的人格特征，待人表现为内向、谦逊、恭顺、消极和自卑，处事表现为理智客观、坚强独立、有恒负责和不依赖人，但面对生活则忧虑烦恼、沮丧悲观。程利娜的EPQ调查数据发现，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在掩饰性方面的得分无差异，但贫困生在内外向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贫困生，在情绪性和精神质上的得分却显著高于非贫困生，说明贫困生具有较内向、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不高、情绪不稳定、波动性大、易激动、倔强固执、孤独等特征。郑林科的UPI调查数据发现，贫困生UPI潜在5项正性人格特质，即积极性、稳定性、信任性、独立性和安静性，揭示了贫困生积极进取、自信顽强的人格品质；同时还发现贫困生具有较少的负性人格特质，在UPI中潜在3项，即忧虑性、自卑性和敏感性，揭示了贫困生自卑忧虑、担忧生活的人格弱点。周正红等运用CCSPS量表测量了贫困生人格的活跃、爽直、坚韧、严谨、处事态度、重情和随和7个维度，发现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在活跃、爽直、处事态度、重情和随和上得分无显著性差异，说明贫困生和非贫困生一样个性直率活泼、比较合群、为人随和、易于与他人相处，但是在严谨维度上贫困生的得分高于非贫困生，说明贫困生比非贫困生更为严谨。
二、贫困生的团体心理辅导内涵
团体心理辅导起源于欧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由清华大学樊富珉教授引进到我国。针对贫困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的总目标与学校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它要帮助贫困学生了解自己，制订计划，作出抉择，担任起对个人与社会的责任，实现自己的潜能，过健康的、有意义的。自我满意的生活。团体心理辅导集多项心理和社会理论于一身，以团体为单位，以活动为载体，以自我体验为途径，引导团体成员平等沟通交流，认识自我潜力，解构自我认知体系，改变行为动机。它的理论基础包括群体动力学、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柏恩的人际交互作用分析理论、罗杰斯的当事人中心治疗理论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等。这些理论在以贫困生为辅导对象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中加以应用，可以帮助贫困生学会面对现实问题，正确认识自己内心的冲突，改变对贫困、自我、社会及他人的认知，纠正错误观念，增加心理自由度，建立起新的人际交往模式，改善情绪和情感体验，作出新的有效行为。
研究业已表明，贫困生团体心理辅导不是个别心理咨询的简单拓展，也不仅仅是为了节省时间和人力，而是它确实具有个别心理咨询无法达到的优势：辅导团体可以为每一个贫困生个体提供一面镜子；贫困生个体可以从其他参加者和指导者的反馈中获得益处；贫困生个体接受其他参加者的协助，也给予协助；团体可以为贫困生提供考验实际行为和尝试新行为的机会；团体情境鼓励贫困生个体做出承诺并用实际行动来改善生活；团体中的互动行为，帮助贫困生个体了解他们在学习上、生活上的功能，并显示出如何追求其在学校、系部和班级中的地位；团体的结构方式可以使贫困生个体得到归属的满足。总之，团体心理辅导是通过团体来指导贫困生个体，通过团体活动协助贫困生发展个人潜能、学习解决问题及克服情绪和行为上的困难。
三、贫困生团体心理辅导的原则
针对贫困生开展的团体心理辅导，除了要遵守一般的心理辅导原则外，还必须遵守以下六项原则：
1.同质与异质相结合的原则。在选择贫困生组建团队时，必须注意团队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开展的初期，常以改变贫困生个体的认知为主要任务，其团队成员应是同质的，即所有成员都是经济困难的学生。同质性团队可以引导所有贫困生成员直面自己的贫困现实，对贫困问题进行正确的归因和辩证的理解，不断发掘贫困的积极意义。但在贫困生个体行为习惯的改变上，同质性团体心理辅导的后继效果却很差，原因是团队成员难以将在团体中获得的技巧与情感迁移到现实生活当中，此时应重新组建新的异质性团队。异质性团队是指成员具有不同经济背景的团队，异质性团队的团体心理辅导可以模拟贫困生的实际生活与学习环境，贫困生能够将在团体心理辅导过程中与非贫困生进行交往的体验、技巧顺利地迁移到团体以外的环境当中。
2.匹配性原则。所有针对贫困生开展的团体心理辅导都必须符合贫困生群体和个体的心理特征，遵循贫困生心理发展变
化的客观规律。团体心理辅导的指导者在开展团体心理辅导之前，必须做好如下五项工作，以实现辅导内容与辅导对象的基本匹配：第一，归纳贫困生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第二，研究贫困生所具有的正性和负性的人格特质；第三，分析造成贫困学生各类行为问题、心理问题、人格问题的生理原因、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第四，精心选择贫困生个体组织不同类型的辅导团体；第五，详细制定团体辅导的目标、活动方案和程序。
3.无损伤性原则。无损伤性原则是指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的宣传、组织及实施过程中，不能使贫困生个体产生师源性或医源性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加重贫困生个体原有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容易造成贫困生个体心理产生损伤的情境包括两种，一是团体外部情境，二是团体内部情境。团体外部损伤是指在宣传、组织团体期间，由于过度夸大、渲染贫困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而让外界给贫困生群体贴上“异常人群”的标签，导致贫困生的心理损伤。团体内部损伤是指团体心理辅导进行的过程中，由于指导不当，造成指导者个人对贫困生个体或团体成员个体对其他贫困生个体产生的心理损伤。为避免这些损伤，团体辅导的组织者、指导者应注意宣传的方式，提高团体心理辅导的技能，确保团体辅导在隐秘、安静、和谐的环境中健康、科学地开展。
4.积极性原则。积极心理学是美国心理学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心理学思潮。积极心理学的辅导理念对贫困大学生这一群体有独特的适用性，如积极心理学主张用“去问题化”眼光看待个体的观点，就与现实中贫困大学生的“非病人”角色相吻合。根据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樊富珉教授提出了针对贫困生进行团体心理辅导的实际目标和干预重点：培养团体成员的积极认知，主要是积极的贫困观、积极的自我观、积极的生活观；培养团体成员积极的人格品质，主要是爱、乐观、感恩、希望四方面；培养团体成员积极的情绪体验，主要包括在活动中创造积极的情绪氛围，以及讲解压力应对方式；解决团体成员现实的发展性问题，主要有时间管理、生涯规划、人际交往等。孟万金教授在2008年创立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吸取了积极心理健康、积极心理治疗、积极心理学和积极教育等各类西方思想和中华文明的传统精髓，已经成为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对开展贫困生的团体心理辅导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5.提高心理复原力原则。针对贫困生开展的任何一种团体心理辅导，都必须能够提高贫困生个体的心理复原力。心理复原力可以看成是个人与环境互动的动态结构，是在“显著的威胁脉络情境中成功适应而发展的现象。”它包括内在与外在保护因子：内在保护因子就是指个体本身具有保护因子作用的心理能力和人格特质；而外在保护因子则是指个体以外的环境，它促进个体成功调适，并改善会导致不良适应结果的因素的反应，一般包括家庭、学校与社区三种原级系统。团体心理辅导不只是协助贫困生个体消除心理症状，还要帮助其建立健康的个人保护机制即复原力，使贫困生个体在面对重大生活事件时，能够通过保护机制达到自我复原。
6.全程性原则。贫困生的团体心理辅导还必须遵循全程性原则，即这种辅导应伴随贫困学生的整个教育过程。一般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限，而针对贫困生进行的团体心理辅导，则要根据贫困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发生的共性问题或产生的共同的发展需求，组织成不同类型的辅导团体，分期、分批地实施。
四、基于贫困生人格改变的团体辅导类型设置
贫困生团体心理辅导类型设置的依据是贫困生存在的人格问题。针对贫困生开展各种团体心理辅导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贫困生人格的积极转变。基于贫困生人格改变的目标，本课题组将贫困生团体心理辅导设置为如下四种类型：
1.认知重建型。认知重建型团体辅导的成员必须具有同质性，它的主要任务是解构贫困生的认知模型。贫困生对贫困、自我、他人和社会普遍存在着偏执的认知过程，这些认知结果常常加剧贫困生的消极情绪，促成无效行为。通过认知重建的心理辅导，可以使贫困生正确认识、理解贫困的内涵，全面了解自我，完善自我意识，客观评价自己和他人，接纳自己，善待别人，理智分析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2.情绪管理型。情绪管理型团体辅导的成员包括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因而具有异质性，它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团队成员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情绪管理型的团队所具有的凝聚力、包容性、互可以让团队内的贫困生获得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找到被人接纳的感觉，体验到踏实与温暖，产生归属感，从而减少焦虑、抑郁、悲观、消沉等消极情绪。
3.性格养成型。性格是人格的核心成分，是一个人对现实的稳定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贫困生的性格中经常具有自卑、自责、忧虑、过于敏感、过度严谨、倔强固执等负性人格特质，因此，在性格养成型的团队中必须吸纳一部分外向型性格占主导地位的非贫困生成员。这种性格养成型的团体心理辅导可以为贫困生成员提供良好性格的参照，让贫困生改变消极的自我暗示倾向，体验自身的价值，养成开朗、自信的正性人格特质。
4.人际沟通型。人际沟通型团体辅导的成员必须是异质的，他们必须来自于在校大学生的各个自然群体。人际沟通型团体辅导的过程要真实地模拟贫困生的实际生活状态，减轻贫困生的人际敏感程度，让贫困生顺利迁移在团队中习得的各类交往技巧和情感体验，在现实的学习、生活中与不同经济背景的学生形成积极而有效的沟通。
[参考文献]
[1]谢桂阳，程刚.高校贫困生的个性特征及心理健康状况[J].心理科学，2002(5).
[2]于开文.贫困大学生人格特征调查研究[J].教育科学，2006(2).
[3]王挺，杜文东.大学贫困生个性及心理健康现状调查[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6).
[4]程利娜.贫困大学生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的调查研究[J].中州学刊，2005(3).
[5]郑林科.贫困生UPl人格特征预测与核心人格特征探索[J].心理研究，2009(5).
[6]周正红，周生江，张桂青.贫困大学生人格特征与心理适应的相关研究[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0(11).
[7]王卫平.高校开展团体心理辅导的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6).
[8]何瑾，樊富珉.团体辅导提高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效果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3).
关键词：高校,贫困生,校企合作,精神资助
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和推进高校收费改革的过程中，高校的贫困生数量逐年增加，贫困生问题日益突出，已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贫困生的资助与教育是项政策性很强且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事关高校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大局，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免费论文。本文主要分析贫困生的心理特点，试图通过企业与贫困生的互动的方式，就加强对贫困生的精神资助方面作些探索。
一、贫困生现状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表明：2004-2005学年，全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1350万人，其中，贫困家庭学生约263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9%，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约122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9%。以广东药学院为例，据2006年初步统计，该校56％的学生来自经济不发达的粤北、粤西、粤东农村。免费论文。经济困难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8%，其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3%。
分析造成学生生活困难的原因主要有（1）来自经济不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的多子女家庭，上学的多，且家庭收入较低; （2）父母双亡、单亲家庭；（3）下岗职工子女（4）家中有危重病人或开销较大,而家庭困难；（5）高校招生收费全面并轨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逐步建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贫困生比例。
二、贫困生心理问题及原因分析
贫困，使这些学生在物资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举步为艰。据有关资料报道：有60%的贫困生感到羞愧难当；22.5%的贫困生感到自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并抗拒师生善意的同情[1]。江苏大学孔永明老师对该校贫困生和其他普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进行了一次测查，得出结果如下：
1、焦虑自评结果（SAS）显示：在有焦虑的大学生中，贫困生和普通学生的比例分别是13.4%和5.9%。
2、抑郁自评结果（SDS）显示：有较重抑郁倾向的，贫困生为20.92%，普通大学生为2.4%。
3、人格调查结果（UPI）显示：贫困生中可能有明显心理问题的为32.8%，远远高于普通大学生的8.3%。[2]
从以上调查我们不难看出贫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分析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的矛盾性。贫困生因家庭贫困而自卑，但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已经成熟的个体，他们又有强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对涉及自己的事情非常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上的强烈波动。由于这种心理特点，使贫困生在人际交往和群体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他们有融入群体的强烈愿望，但又往往因为自身的问题导致矛盾和冲突；他们有得到周围环境支持的心理需求，却又不愿接受他人的同情和怜悯。不少人因害怕被别人看不起而自我封闭，顾影自怜。因此，很难与群体中其他成员沟通、交往、合作。
三、校企合作，加强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
高校高度重视贫困生的心理问题，也一直在探索帮助贫困生摆脱心理问题的最佳方法。广东药学院在开展贫困生精神资助工作中深深体会到：1、助困容易助心难。2、帮助贫困生树立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强信心，确立健康的心态不能单单依靠学校自身的力量，不能仅仅停留在老师苦口婆心的说教的层面上。如何加强贫困生的精神资助？该校主动寻求企业的帮助，试图通过校企合作、互利双赢的新模式，加强对贫困生全方位的资助。
企业在广东药学院设立助学金，并在科研、实习、就业等多方面，展开细致、深入的合作，以建立一种更深入、持久、互利互惠、互动双赢的合作关系。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经济意义上的援助和支持，也在于精神上的鞭策与激励。
1、企业的专家可被学校聘请为客座教授，为学校学生定期不定期举办讲座。内容涉及到企业的创业历程、企业在招聘员工时企业的要求等。同时学校还邀请企业员工中曾经的贫困大学生与贫困生进行座谈。通过现身说教，教育他们要积极对待人生，将贫困化为一种动力，奋发图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2、企业定期分批邀请贫困生参观企业，与企业职工联欢。在企业的互动中促使他们健康成长，促进其社会心理的发展。同时让贫困生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和帮助，激励他们“立志、成才、奋斗、报国”。免费论文。
3、企业为广东药学院学生提供见习机会、实习基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科研仪器、设备等资源的共享；学校优先推荐优秀贫困生到企业实习，乃至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生的就业压力，消除贫困生产生心理问题的其一诱因。
贫困的家庭无法选择，但人生价值可以创造。作为高校，对于贫困生不仅要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更重要要育其精神，是他们在贫困中奋起，在逆境中成长，自强不息，顺利学业。
参考文献：
[1]陈斯邦.高校贫困生心理障碍与调适[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42-143.
关键词:农村贫困;成因;研究综述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农村贫困仍然是困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目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因此,研究中国农村贫困的成因,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村贫困成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并出现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制度缺乏导致农村贫困
制度是人为制定的在一定社会中起普遍约束作用的控制个体行为以确保他们权利义务等内容的规范体系。如政治权利分配制度、就业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服务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在本质上决定了各种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方法。因此,制度不公或制度缺乏将导致某些区域、某些群体和某些个人的资源被相对剥夺,从而引发这些区域、群体和个人的贫困问题。1971年,汤森德(Townsend)首先注意到了制度与贫困的关系,他认为贫困的原因不仅在于资源短缺,还在于分配不公和相对剥夺。因此,基于中国的情境,研究中国农村的贫困成因时,必须考虑制度因素。近年来,中国很多学者正是基于制度这一视角,对农村贫困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陈小伍等从结构制度、农地产权制度、文化与教育制度以及民主与法律制度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农民贫困的成因,认为有效的制度供给不足是造成目前中国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出路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赵乐东分析了中国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认为两种制度变迁的综合结果是将城市的贫困和失业问题,转化成了农村的贫困和失业问题,因此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需要制度的进一步变迁。秦初生通过对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演变的分析,认为应建立规范的逐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农村贫困学生的教育资助制度。赵慧珠等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探讨了建立农村完整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的重要意义。
二、文化匮乏导致农村贫困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精神活动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标志,文化则是人精神(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文化匮乏或文化落后就会导致人的思维或精神僵化,从而使人缺乏改变自身现状的斗志。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并存的二元户籍制度和有利于城市的文化与教育制度是导致城乡交流严重不足、农村信息闭塞、农村文化极度匮乏或落后的主要原因。农村文化的匮乏和落后使得农民缺少了来自城市富裕的刺激,甘愿贫困,不愿改变自身。因此,刘龙等认为农村贫困根源于其积淀的贫困文化,要实现农村富裕,关键在于解决农村的贫困文化问题,“输血”或“造血”式扶贫之所以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归根结底是由于传统的贫困文化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制约着人们的行动,从而影响着人们的脱贫致富。辛秋水认为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要想根治贫困,必须从贫困的主体――“人”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即向他们输入新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传授适用科技,并开拓交通,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驱散笼罩在贫困乡民头上的贫困文化的乌云,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变当地的潜在财富为现实财富,这才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的正确道路。邢红认为价值观的贫困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思想根源,而价值观的贫困与文化贫困无不紧密相连。
三、教育匮乏导致农村贫困
在当代社会,教育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主要渠道,而知识则是改变人们自身命运的主要工具,因此,不断接受教育,获取新的知识是当代公民迎接挑战,不断改变自身,获得更好生活的必由之路。然而在中国农村,由于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以及国家对农村教育投资的不足,导致农村教育资源至今仍然稀缺,农民知识贫乏、科技文化素质低下现象仍然普遍。据统计,2001年全国劳动力综合文化程度指数农村平均为7.77年,贫困人口6.72年,贫困及低收入人口文盲率仍高达15.2%。据湖南农业信息网显示,2008年,湖南省益阳市全市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8.6年,综合文化素质还未达初中水平,其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5%,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在经济高速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日新月异的时代,低素质劳动力既难以接受现代农业科技,又难以适应非农产业新技术、新要求,特别是目前金融危机触及到实体经济,企业景气指数下降,农民外出务工受阻,低素质劳动力转移渠道越来越窄,恋土情结更加浓厚。康涛等认为,由于贫困农民的文化水平低,对科学技术接受能力和应用能力差,新的经营管理理念接受不了,新的生产经营技术掌握不了,劳动生产率就低,产出就少,收入增加困难,贫困难以避免。孙雪霞等从文化教育缺乏、农业职业教育的普及率低、法制教育缺乏等方面分析了农村教育缺乏导致农村贫困的原因,认为农村贫困虽然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但加强发展农村教育则是打破农村贫困的重要突破点。
四、医疗卫生保障缺乏导致农村贫困
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系统的建立决定了国家医疗卫生保障资源在农村的分配比例,因此农村医疗卫生保障资源的缺乏或城乡医疗卫生保障资源的分配不均为学者研究医疗卫生保障缺乏导致农村贫困提供了视角。王延中从中国二元经济体制导致的人为城乡分割使得国家政权对城乡居民的医疗投资、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农民医疗卫生保健缺乏制度保障的现状,分析了为数众多的贫困农民无钱看病、吃药的原因,得出了大量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结论。王国祥从健康投资与农村贫困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农村贫困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待遇基本上只施惠于城镇居民(根据民政部统计,2001年,国家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为27.2亿元,而用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仅7.3亿元)。因此,在医疗方面,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基本自理。由于收入低,一般都承受不了高昂的医疗费,即使拥有医疗保险,其报销部分比例还非常低,一般都在10%以下。郑小琦从反贫困的角度研究了医疗卫生保障缺乏与农村贫困的关系,他认为在医疗方面,农民没有医疗保险,基本上是自费,由于收入低,贫困人口基本上承受不了高昂的医疗费。他引用卫生部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贫困地区患病未就诊的达72%,应住院而未住院的高达89%,因病致贫和返贫的达50%。程瑶的研究认为,由于医疗费用的剧增,农村因贫致病、因病更贫现象日益突出,农村“小病拖,大病扛”的情况屡有发生,贫困人口中50%左右因病致穷或因病更贫。
总之,引发农村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目前学术界而言,对贫困成因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保障等方面进行的,当然也有部分学者从人口增加、自然资源匮乏、交通闭塞等角度研究农村贫困的原因。然而,无论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保障不足还是人口增加、自然资源匮乏导致了农村贫困,归根结底都是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农村贫困。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减轻农村贫困,进一步缩少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探索,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对减轻农村负担,缓解农村贫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新制度实施的效果如何还需等待时间的校验。因此,在新的形势下,从制度层面继续探索农村贫困的成因,为农村贫困设计出一套合理可行的制度安排仍是广大学者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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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独立学院，贫困生，心理健康
兼具“民、独、优”特点，依托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资源，采用民办机制运作的独立学院，日益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模式，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普通高等院校的贫困生相比，独立学院贫困生因学校体制、就业压力、家庭条件等因素呈现一定的独特性。正确分析并掌握独立学院贫困生的心理问题及其特点是做好贫困生工作，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重要前提。
1、强烈的自卑心理
自卑是贫困生最典型的心理特征，在学费昂贵、有“贵族学校”之称的独立学院，贫困生的自卑心理更为突出。贫困生大多来自城镇下岗失业家庭、农村和偏远地区，与同班级、同宿舍内家境富裕、出手阔绰的同学相比形成巨大反差，对于心智发展尚不成熟的大学生这些外在的、物质条件的差距会给他们带来强烈的刺激。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8%的贫困生因家庭贫困在同学面前感到“自卑”或“难堪”，36%的贫困生不愿意与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交往，46%的贫困生在与同学相处中“怕被同学歧视”。
2、过度的自尊心理
独立学院贫困生家境贫寒，但困难的环境磨练出他们好胜、好强、不甘落后的性格，渴望成功，希望自立自强、自食其力，非常在乎外人对自己的评价，因而更加不愿意与别人谈论自己的家庭状况，生活困难羞于启齿，抗拒学校师生、社会善意的同情和帮助，更不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助学活动，而是把困难和压力埋藏在内心深处。这种过度的自尊心理，使得学校和一些党团组织想伸手帮助他们，却不得其法。
3、持久的焦虑心理
某些贫困生由于经济困难，经常面临生活危机，每花一元钱甚至几角钱都要精打细算，每年勉强交上学费后，又要为下一年的学费大伤脑筋；有的贫困生在求学的同时担负了家庭对自己过多的期望，给自己制定了很高的目标，使自己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
4、严重的人际交往障碍
贫困生往往缺乏坦然面对和战胜贫困的勇气，不愿公开自己的贫困身份，也不希望被别的同学察觉自己的贫困处境。由于经济压力无力支付与同学一起游玩、聚餐、过生日等活动的费用，只好在各种活动中悄然隐退，不敢与同学有更加深入地交流。
二、独立学院贫困生心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1、客观环境因素
1.1经济压力
独立学院是按照民办机制运行的，国家不直接投入办学经费，学生的学费均按照办学成本收取。调查显示，东部地区独立学院学费均在1.5万元以上，中部地区独立学院学费也在一万元左右，即使在学费较低的西部地区，也要万元左右，这就使得独立学院贫困生与其他家庭条件优越同学之间的“贫富差距”相对于普通高校大得多。论文参考，心理健康。
1.2就业压力
首先，独立学院仍是新生事物，其毕业生还没有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其次，很多用人单位仍把有无奖学金视为毕业生是否优秀的衡量指标，而独立学院贫困生在校期间为解决生活问题忙于兼职打工，学业往往不够优秀，许多奖学金也因此与他们无缘。再次，当前就业市场游戏规则仍极不完善，任人唯亲、关系效应等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论文参考，心理健康。
1.3社会环境影响
社会对大学生特别是贫困生的要求和期望是自强不息、勤奋好学、自立自强，但社会自身存在的消极因素也给贫困生造成了严重困扰，如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冲击着积极的主流意识与价值观，使贫困生的心灵受到摧残和侵蚀，造成贫困生对社会寄予他们的积极意愿产生了怀疑和误解，易产生叛逆情绪，甚至出现了道德的滑坡，如恶意欠贷、考试作弊等。
2、自身因素
2.1性格特点
长期经济困难很容易造成某些贫困生性格内向，不善于也不愿意与外界交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对外界事物不关心或缺乏兴趣，表现为孤独、冷漠等，自然会影响到与他人的交往。他们也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敏感、孤傲、猜疑，久而久之必然在自身与他人之间造成心理隔阂。
2.2自信与自卑的矛盾
独立学院的贫困生与所有大学生一样，充满了理想，敢想敢为，但因为没有考入理想的一本、二本大学，认为独立学院档次低，感到失落、自卑，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论文参考，心理健康。论文参考，心理健康。另一方面“学而优则仕”、“学习改变命运”的传统思想以及周围人通过考入重点高校而取得成功的实例再次抨击着他们尚不成熟的心灵。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心有不甘却又不可奈何的矛盾，极易对他们形成困扰。
3、家庭因素
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参考，心理健康。高昂的学费、沉重的生活压力，迫使父母终日劳作，极少与子女深入交流，更无暇关注子女的心理健康。论文参考，心理健康。这些贫困生无法为自己的苦闷和迷茫找到好的宣泄对象，终日淤积在胸，久而久之，极易形成自卑、冷漠等性格。
综上所述，要帮助独立学院贫困生走出心理阴影，培养健康的人格，可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1）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课程，加强贫困生自身修养；（2）完善教学建设，树立良好学风；（3）以班级为单位，建立“自下而上”的贫困生档案，确保经济、心理救助落到实处；（4）加强就业指导，缓解就业压力。（5）与贫困生家庭联系，积极争取社会力量援助，扩大心理辅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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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1]正确的舆论宣传有助于使城市贫困群体充分了解和认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培养他们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现代法律理念。
1.传统媒体作为舆论宣传的有力武器，是对城市贫困群体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1999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城市贫困群体就是在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急剧变迁中出现的特殊弱势群体，为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要做到立足于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现状、心理状态以及现实需求来积极寻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一是要在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广泛宣传与城市贫困群体密切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动态信息，使他们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在社会中找到正确定位。同时，通过积极宣传脱困的典型事例来帮助城市贫困群体增强信心和决心。二是媒体要通过开辟专栏、开通热线等方式与城市贫困群体加强互动与交流，及时反映和妥善解决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出现的问题，进行正确疏通和引导，帮助他们走出误区。
2.网络媒介作为舆论宣传的现代工具，为城市贫困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城市贫困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有机结合，是时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时效性、扩大影响面的有效途径。具体而言，一是要充分运用多种传播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更直接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把文字、声音、图片、动画等形式融为一体，可以使理论知识、新闻时事、政府决策这些内容以更加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城市贫困群体所接受和认知。二是利用网络资源的优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者之间以及不同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对城市贫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互联网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之间架设了相互沟通交流的通道，利用互联网，我们可以适时交流工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可通过网络开展合作攻关，使我们的工作更有针对性与实效性。[2]同时，通过网络传播的快捷性与信息资源的丰富性，有关部门可以及时充分地了解其他地区城市贫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情况，学习宝贵经验，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效地开展工作。三是要加强网络管理与建设。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只有进行严格的管理和合理的引导才能保证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作用。要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网站、论坛等方面的科学管理与建设，保证网络真正为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为城市贫困群体服务。
二、发挥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寻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
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方法，重视发挥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通过文化途径对城市贫困群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推动自身的思想认识、政治素质和道德观念的内化进程。充分发挥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是促使城市贫困群体在思想、文化、能力等方面脱贫的重要环节。
1.坚持以先进文化引导人，保证以文化为载体的城市贫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以社会主义文化来积极引导城市贫困群体，培养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和正确的思想观念，是建设和谐社会关系的助推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严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做到正确发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作用，更好地实现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我国社会中，全体人民共同奉行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既通过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表现出来，又通过各种各样的群体文化如社区文化等表现出来。[3]丰富的表现形式使社会主义文化以多种渠道渗透到城市贫困群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提升综合素质的同时，使他们对贫困问题形成一种良好的心态和客观认识，增强与其他社会群体互动的主观意识和流动能力，保障社会流动机制的有效运行。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充分运用文化载体，推动城市贫困群体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证。
2.大力发展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利用与城市贫困群体密切相关的文化基点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一是建设和谐的社区文化。根据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贫困群体的分布情况，建设图书馆或报刊室，方便他们了解当前的形势政策，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同时，要迎合城市贫困群体的心理，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来进行宣传和教育。如通过放映教育影片、举办知识竞赛等方式，使思想政治工作更贴近生活。社区文化的建设离不开社会资源的支持，对城市贫困群体要积极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援助，有效开展技能培训。二是大力发展企业文化，对企业中低收入的城市贫困群体给予充分关注。企业要秉承正确的经营理念，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将企业中城市贫困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到重要的地位。通过建立健全利益诉求渠道和问题排解机制，规范企业管理制度，丰富企业文化生活来实现以先进的企业文化影响和教育城市贫困群体的目的。三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关注城市贫困群体子女的思想政治工作。城市贫困群体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容易产生消极思想和心理问题并在家庭教育中影响到子女。所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对这部分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和拼搏进取的精神，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三、发挥社区的公共服务功能，开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
社区是面向城市贫困群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社区工作基本内涵是为解决社区生产、服务、公用事业不能及时解决的、又是社区成员日常生活必需的一些社会公共福利和公益性的服务工作，首先是为特
殊群体服务；其次是社区全体成员的服务工作；再次是丰富社区成员的精神文化生活。[4]由此可见，以社区为阵地，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和方法，进一步加强城市贫困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社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社区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前文已有所述及，不再赘述。仅从以下三个方面就如何更好地发挥社区的阵地作用进行研究：
第一，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表率作用，保证城市贫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导向与组织原则。首先，要使社区党组织自身的思想政治工作职能落到实处。中共十六大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之一：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城市贫困群体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经济贫困与权利缺失等生活状态使他们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缺乏自强自立精神，容易出现思想消极、心理失衡现象。社区党组织要高度重视这一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正确引导与教育。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出发点，帮助城市贫困群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强化他们的社会主人翁意识与责任感。其次，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作用，与社区内其他单位和组织共同推进对城市贫困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对具体工作进行有效地协调和组织，形成多方参与的良好局面，构建和谐社区。
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城市贫困群体脱贫工作的有机结合。其一，发挥社区优势，通过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来培养和强化城市贫困群体的自我脱贫意识。在城市反贫困工作中要使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落到实处，通过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使城市贫困群体转变思想观念，形成自助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其二，丰富和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与范围，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经济功能，提高城市贫困群体的自我脱贫能力。可以结合社区的发展特色与实际情况，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科学文化教育相结合，在提升城市贫困群体思想认识水平的同时，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得到落实。同时，在自我脱贫能力培养过程中，社区的相关部门要给予一定的支持，如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信息资源等，帮助城市贫困群体走上自助之路。其三，要高度重视社区服务业的发展，为城市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要解决城市贫困群体的就业问题，关键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就目前而言，应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要发展吸纳劳动力较多的社区服务业，并落实各项优惠政策。[5]因此，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强化就业安置力度，为思想政治工作找到一个坚实的落脚点。
第三，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建立健全专门的组织机构来开展城市贫困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建立专门性的组织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具体来说，要通过走访、调查问卷等形式深入了解城市贫困群体的思想状态和现实需求等具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专门的资料库进行规范管理及掌握最新动态。其次，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组织等机构间的合作与互动。通过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换等方式，来确保该机构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项职能。同时，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要具有一定的制度保障。最后，要引导城市贫困群体形成与强化自我参与意识，积极配合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城市贫困群体这一自我组织有其自身的构成要素和运作机制，这就要求在思想政治工作组织的引领下，积极调动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等自觉参与到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中，使该群体充分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服务，发挥和完善该群体的自我组织功能。[6]要重视城市贫困群体自身作用的发挥，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270页。
[2]谢海光主编：《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实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期，第13页。
[3]张耀灿、陈万柏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4]王昌生、刘萍、宇宙锋主编：《构建和谐社区：理论与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关键词】贫困;文化贫困;诠释;思路
一、由贫困到文化贫困
目前,国内外关于贫困、贫困线、反贫困等概念的争论较大。对概念不同的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反贫困理论、战略、对策和路径选择。因此,研究贫困问题,首先必须追踪研究国内外对于贫困概念的解释,这样才能为贫困问题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概括和分析。
人类社会历史也是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绝对贫困,到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相对贫困,人们一直没有放弃与贫困的斗争。从本质上讲,贫困是相对于富裕或不贫困而言的,只有社会上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人不富裕时才有贫困与不贫困问题的发生。照此理解,贫富差距在原始社会就已经萌芽了。后来,农民的一次次起义实际上也是反贫困斗争。所以那种“在18世纪以前,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普遍贫穷,这时贫困现象并不引人注目”[1]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大量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只是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具体实践和人们的认识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人们与天斗、与地斗、与野兽斗的历史也是反贫困的斗争。至于后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反贫困活动就更加丰富多采了。因此,人类对贫困问题的探讨也就十分久远了。当然,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贫困的理解是不同的,它经历了一个从物质贫困到其他贫困的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有关贫困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伊丽莎白济贫法》。1775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最早涉及了贫困问题。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最早提出了贫困理论。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贫困仍然是一个只能意会的、直观的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直到1899年,英国人朗特里在对英国约克市的贫困状况进行研究后,第一次系统提出了贫困的定义。他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须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和经济能力的人或家庭的生活状况,即是贫困。这一定义对后人的影响是较大的,在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仍然存在。[2]
从朗特里的研究开始,迄今国外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期间许多学者给贫困下了定义,较为典型的有:英国汤森的定义,他在《英国的贫困:家庭财产和生活标准的测量》一书中指出: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会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英国奥本海默在《贫困真相》一书中把贫困定义为:“贫困是指物质上的、社会上的和情感上的匮乏。它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发要少于平均水平。美国劳埃德・雷诺兹在《微观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问题,是说在美国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3]世界银行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4]
最早将贫困文化视作一种问题现象进行研究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五个家庭:墨西哥文化贫困实例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自己的困境。可见,他是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文化贫困的。这种定义已不符合今天的现实。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以贫困问题为主题指出:“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世界银行《2000――2001年度报告》指出:“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而且意味着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没有发言权和恐惧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和《贫困报告》有关贫困的定义更具广泛性和多元性。认为人类贫困指的是缺乏人类发展的机会和选择――长寿、健康、体面的生活、自由、社会地位、自尊和他人尊重。欧共体委员会《贫困开战的共同体特别行动计划的中期报告》指出: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人的群体的资源(物质、文化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在的成员国、可以接受的、最低的生活方式之外。显然,这些说法虽然涉及到文化贫困的内容,但却含混不清,以偏概全,因而不利于建设,值得商榷。
二、结构性文化贫困的诠释
刘易斯从狭义角度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概念早已变迁。因此,必须对文化贫困进行新的诠释。
结构性文化贫困。不仅指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农村文化贫困,更重要的在于我国存在着生态文化贫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法律制度文化、科技网络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缺失和不均衡性,还包括社会各阶层之间文化非平衡状态。这些对消除经济贫困、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严重的阻碍作用。
1、生态文化贫困
生态文化指的是关于人与生物系统及非生物系统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认识及基于这种认识之上的为维护人与生态之间的协调关系而建立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的总和。生态文化贫困,既指人的生态观念淡薄、生态文化法律制度缺乏,又包括生态文化保护和建设滞后等一系列问题。18世纪工业革命在西方发轫以来,人类在“技术万能论”、“资源无限论”、“无限发展论”的指引下,将地球、空间弄得满目疮痍,导演了无数充满死亡气息的公害事件,教训极为深刻,经过几十年的讨论,从联合国到许多国家,日益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极度贫乏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先天脆弱。几十年来,我国盛行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经营方式,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日益突出,中国创造1美元财富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5]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当代人与资源分配的关系,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迄今人们尚未认识到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生态制度、理念缺失,生态行为失控。
2、物质文化贫困
物质文化贫困,是指不能满足地区或组织发展所需的物质方面的落后状态。如:经济发展状况、经费投入、额度,研究创新与发展基金,人员的福利待遇,办公条件,设施、设备、医疗保健条件,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状况、学习环境与条件、培训经费,外观形象设计,特色标识等等。
由于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我国许多地区或组织经费十分有限,长期处于物质文化贫困状态。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严重缺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未建立。因为物质文化贫困,一些地区和组织在发展中举步维艰,这是构建和谐文化的严重瓶颈之一。
3、行为文化(制度文化)贫困
它本质上是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的文化,包括各种制度(宏观、中观、微观)、以及民风、民俗等,介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之间。
判断一个地区或组织和谐文化的建设程度,要高度重视其制度建设,看每个成员掌握和遵守行为规范的程度,以及工作、生活中的行为。许多组织,尤其是一些城市,在文化外延发展上严重滞后,一是标志性建筑物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滞后,缺乏技术美学要素,到处是水泥块堆积起的积木,与国外许多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二是城市生态环境差,应根据本地特点,建设不同的园林城市、水乡城市、花卉城市。三是生活设施不齐全,人们工作、生活条件差。道路、河流、湖泊、广场、绿地、交通、信息交流等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建设滞后,不能方便人们生活。四是文化产业发展落后,缺乏文化工业产品,市场竞争力弱。五是公共艺术活动少,形成文化孤岛或沙漠。
城市文化内涵的发展是指其城市精神制度文化(行为规范)、居民综合素质的现代化。一是精神缺失,宗旨理念不明确,居民缺乏共同的信仰和理念,认同差,对其依存度低。二是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事业不发达。三是居民思想观念落后,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四是社会治安状态不好,犯罪率高,人们没有安全感,不能安居乐业。
4、精神文化(心态文化)贫困
它是指与人类精神生活有关的精神产品、精神现象、精神过程。还包括人的情绪、愿望、要求、生活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等。组织精神文化贫困反映在许多方面:
(1)缺乏共同愿景。领导班子缺乏进取、创新精神,组织没有发展目标,发展规划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是否科学,能否真正实行,没人考虑。(2)缺乏团队精神。组织内人心涣散,内耗严重,人际关系紧张,不团结,互相拆台、看热闹。个人本位,奉献精神差。(3)缺乏和谐精神,缺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爱国家爱集体、天人合一,人本、贵和尚中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4)缺乏学习、创新精神。不能有效创建学习型组织,不能深刻认识学习的必然性、紧迫性、重要性、思想观念、知识陈旧。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工作方式、方法落后于时代,发展缓慢,竞争力弱。(5)缺乏服务精神。官本位思想严重,不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服务意识、服务态度、工作作风差,公众评价低,行风评议差。
三、消除结构性文化贫困的思路
1、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和谐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增强文化凝聚力。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文化趋同论”,坚持“综合创新论”,走扬弃――创新――整合――发展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2、提升本土文化的融合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外来文化的冲击力、同化力是巨大的,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力(或称吸纳力)更强。也就是说,我国文化的现代化主要靠本土文化主体的觉悟、融合与创新,必须高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重自身建设、自身发展。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逐步形成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现代诚信文化,努力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用先进文化培育人、塑造人,丰富人的精神内涵。传承历史文化,保持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和谐。
3、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确立“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相统一的现代文化意识,实现三者良性互动、相互融合,不断创新。建设和谐文化,离不开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应积极借鉴吸收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西方文化对个人独立自主精神的强化、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对民主法治的追求、对人的价值重视等内容,都是建设和谐文化值得吸收借鉴的。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改善深层体制和机制,有针对性地加强正面文化的建设。在对文化的管理方法上,强调以人为本,通过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开发和改进“社会政策”、“社会技术”来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用细致得体的实际工作展现和谐文化的魅力。
4、遵循文化建设规律。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和谐文化建设要遵循五个规律:文化转型规律、文化冲突规律、文化融合规律、文化建设规律、文化创新规律,要采取“文化整合战略”――它涉及到我国整个文化架构,大部分文化要素将被否定和重建,即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要处理好思想内容与价值取向的“一元与多元”关系。要处理好文化发展的两大环节――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的关系。正确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俗文化与雅文化”、“时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加强创新。坚持思想理论创新、文化观念创新、文化体制创新。必须从广义文化上消除文化贫困。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媒体的整合、协调功能,加强舆论影响能力。应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5、大力建设生态文化。必须科学规划,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大力建设节约型社会。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甚至每个家庭和个人都要牢固树立节约意识和现代生态意识,自觉地维护生态平衡,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家园天蓝水绿,适宜人居,使人们有一个洁净、美好幸福的生态系统,真正实现人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健康和谐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措施:将生态文化纳入政府的政策。提供有效的激励和有效的控制。“驯服”技术,使之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服务,将技术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让生态文化的价值观念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6、加强组织文化建设。文化贫困具有社会性。只有每个地区或组织都消除了文化贫困,全社会才能解决文化贫困问题。当前,我国文化贫困的主要问题是主体性缺失。在我国,许多行业、组织迄今不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什么、有何优势和缺点;是如何发展的,应如何建设,影响了改革和发展,缺乏文化自觉。还有许多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有条件建构自己的特色文化,但是由于人才匮乏、观念落后,迄今尚未建立起文化体系,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先进单位,矛盾冲突加剧,影响了稳定和发展,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7、加强家庭和个人的文化建设。人组成家庭,家庭组成社会。这些社会细胞是解决文化贫困的基础和前提。要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加强培训,搞好社区文化建设,提高个人和家庭的现代化水平,从而减少和逐步消除文化贫困。
8、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学习是人的本质,发展是人的本性。学习是个人和组织核心竞争力的本源。学习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发展行为。学习型组织是指能自主地适应环境变化,自行建立学习机制,分工协同,自行整合知识资源,进行知识创新,自我变革和演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自组织系统。学习型组织具有自组织、以人为本、科学学习、动态适应、综合创新、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特征。
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和组织普遍存在着文化贫困、有限理性突出、自主创新能力弱问题,要适应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立于不败之地,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创建学习型组织。
参考文献
[1]张新伟.市场化与反贫困路径选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6.
[2]张岩松.发展与中国农村反贫困[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26.
[3]吴忠民等主编.发展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87.
[4]世界银行.与贫困作斗争――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5]牛文元.中国社科院网站,2004,(3),4.
本文是2008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津冀地区小城镇文化贫困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HB08BSH003)2008年8月。
作者简介:
近段时间，认真学习了《扶贫论述摘编》，受益匪浅，个人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扶贫论述摘编》分为八个专题，共242段论述,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更饱含了对人民尤其是广大贫困群众的深深的情感，是新时代脱贫攻坚事业的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下面我谈三点体会。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
总书记说，“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建立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战斗队伍。无论再好的政策、再好的措施、再多的资金、再多的项目，如果没有人的参与，没有高效的落实，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要发挥广大干部的作用，落实好政策、措施，把资金用到实处，项目落实到村到户。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科学分析，认真研究，找准对策，自觉履行党和群众交托的重任。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脚踏实地的为群众谋福利办好事实事，要有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要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第三加强对业务知识特别是脱贫攻坚等惠民政策的学习，提高服务本领，强化政治担当，突出政治作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坚持精准方略，改进工作作风
《扶贫论述摘编》第二至第七部分系统总结了我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宝贵经验。一是“精准”。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要着力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总书记强调，要将条件差、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分类施策，实施“五个一批”扶贫开发路径，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保证“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这就要求在深刻认识贫困问题复杂性的基础上，既要注重分析致贫的共性要素，以共性要素为依据，因地制宜探索多层次扶贫脱贫路径；又要考虑贫困个体致贫的具体因素，开展多层次、精细化的针对性帮扶。二是务实。在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提到，“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尤其要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尽头，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弹炸跳蚤。扶贫工作最终要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在精准识别、精准扶贫方面要讲究方法，不能一味靠材料、表格来开展工作，这些具体的工作方法，反映了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三、开展精神扶贫，激发内生动力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精准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当前，在中央脱贫攻坚顶层设计的正确引领下，许多贫困群众物质脱贫有了很大改善，但“精神贫困”的现象则愈加凸显。不少群众受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法治意识的制约，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这些思想如同贫困内在的“病根子”，脱离了扶贫的初衷。因此，要深入开展扶贫扶志双扶行动，激发群众脱贫奔小康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培养贫困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引导贫困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精神，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增强脱贫的决心和信心。作为文化旅游部门，要扎实开展“扶志、扶智、扶德”活动，着力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好精神层面的问题，不断丰富贫困群众的精神生活，补齐“精神短板”提振群众精神面貌、提升群众道德水平。一是以激发脱贫攻坚内生动力为主题，积极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下基层演出，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致富光荣的社会风尚。二是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平台，结合非遗传承人“传帮带”工程，组织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推动贫困农村文化活动蓬勃发展。三是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为切入点，大力开展“结对子、种文化”文艺志愿者服务等活动，为贫困群众送文化服务、文化产品，为群众撒下文化种子，厚植文化根子。
悠悠天下事，扶贫为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奋进的动力。当前，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我们一定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认真深入学习贯彻《扶贫论述摘编》，把握好脱贫攻坚正确方向，科学谋划好扶贫开发工作，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近段时间，认真学习了《扶贫论述摘编》，受益匪浅，个人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扶贫论述摘编》分为八个专题，共242段论述,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更饱含了对人民尤其是广大贫困群众的深深的情感，是新时代脱贫攻坚事业的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下面我谈三点体会。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
总书记说，“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建立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战斗队伍。无论再好的政策、再好的措施、再多的资金、再多的项目，如果没有人的参与，没有高效的落实，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要发挥广大干部的作用，落实好政策、措施，把资金用到实处，项目落实到村到户。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科学分析，认真研究，找准对策，自觉履行党和群众交托的重任。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脚踏实地的为群众谋福利办好事实事，要有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要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第三加强对业务知识特别是脱贫攻坚等惠民政策的学习，提高服务本领，强化政治担当，突出政治作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坚持精准方略，改进工作作风
《扶贫论述摘编》第二至第七部分系统总结了我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宝贵经验。一是“精准”。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要着力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总书记强调，要将条件差、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分类施策，实施“五个一批”扶贫开发路径，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保证“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这就要求在深刻认识贫困问题复杂性的基础上，既要注重分析致贫的共性要素，以共性要素为依据，因地制宜探索多层次扶贫脱贫路径；又要考虑贫困个体致贫的具体因素，开展多层次、精细化的针对性帮扶。二是务实。在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提到，“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尤其要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尽头，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弹炸跳蚤。扶贫工作最终要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在精准识别、精准扶贫方面要讲究方法，不能一味靠材料、表格来开展工作，这些具体的工作方法，反映了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三、开展精神扶贫，激发内生动力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精准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当前，在中央脱贫攻坚顶层设计的正确引领下，许多贫困群众物质脱贫有了很大改善，但“精神贫困”的现象则愈加凸显。不少群众受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法治意识的制约，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这些思想如同贫困内在的“病根子”，脱离了扶贫的初衷。因此，要深入开展扶贫扶志双扶行动，激发群众脱贫奔小康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培养贫困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引导贫困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精神，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增强脱贫的决心和信心。作为文化旅游部门，要扎实开展“扶志、扶智、扶德”活动，着力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好精神层面的问题，不断丰富贫困群众的精神生活，补齐“精神短板”提振群众精神面貌、提升群众道德水平。一是以激发脱贫攻坚内生动力为主题，积极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下基层演出，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致富光荣的社会风尚。二是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平台，结合非遗传承人“传帮带”工程，组织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推动贫困农村文化活动蓬勃发展。三是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为切入点，大力开展“结对子、种文化”文艺志愿者服务等活动，为贫困群众送文化服务、文化产品，为群众撒下文化种子，厚植文化根子。
悠悠天下事，扶贫为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奋进的动力。当前，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我们一定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认真深入学习贯彻《扶贫论述摘编》，把握好脱贫攻坚正确方向，科学谋划好扶贫开发工作，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