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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摘要：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有课程分化、机构整合、学科系统三个方面机遇：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的形成，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机遇
【参考文献】
1袁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部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刘飞，康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4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上海市重点学科简介)[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4)：封底.
关键词：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
中医药文化生态是中医药文化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是由置身于中医学体系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中医药文化共同构成的宏观文化体系，它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文化环境。
1研究现状
1.1成就
中医药文化生态思想古已有之。先秦和汉代有关著作中就已涉及到中医生态医学思想的论述，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及发病的影响。在“天人合一”生态观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医学形成了“人体阴阳说”、“人体五行说”和“自然诊治”、“养生保健”等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如《黄帝内经》将人的生命活动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生态环境来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它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
陶功定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大生态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此外，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卢焯明、陈诗慧、梁兆科等学者又提出了人体生态医学、人工自然生态医学模式等观点。近年来，刘典恩教授则从生态医学模式建立的价值基础、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医学模式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认识发展的逻辑上来看，树立文化生态理念，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生态医学模式将成为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1.2不足
历代学者在医学文化生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毋庸讳言的是，其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有：①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只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研究，缺乏特定区域间的比较和整体性考察；②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生态属性进行考察。③研究方法局限，未能及时汲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先进方法，缺乏对素材进行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的组织、串联和分析，研究总体呈离散型。
2核心价值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闽台中医药文化是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闽台医史医家、流派演变、学术特点与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加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可以把握闽台中医药区域发展的规律性。
闽台中医药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健康文化心理结构。在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对于沟通两岸医学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我国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既具备了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属性，又具有闽台的民俗性特征，体现了闽台中医药发展同出一源的历史渊源。生态环境对闽台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对认识闽台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编著闽台医学史、医林人物传记、各家学说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基本内涵
中医学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在与古代自然科学交融、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中医的整体观不仅重视人体自身组成的生态体，同时也强调人和自然生态环境应和谐统一。中医学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模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天即天文气象，地即地质地理，皆为自然生态环境，它的变化对人的健康和发病起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环境的剧烈异常变化往往是导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闽台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它传承了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在文化的不断交融、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闽台地域特征。
3.1闽台中医药文化特征
闽台人民所推崇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健康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生态。它以中医药文化为主，同时涵盖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对健康认识的理念，其特征自然首先表现在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要素上，即以人的健康价值观念为主要指标的民族性特征上，并且形成了以民间风俗、、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这些健康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从历史进程来看，闽台的主要居民都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迁移的汉人，并以之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在其开发进程中，首先表现为宋代之前大量的中原移民涌人福建，植入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实现当时福建社会跳跃式发展。宋代以后福建在经济、文化、医药、海外经贸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明末清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南徒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又大规模地迁入台湾，开发台湾，于是形成了当前台湾民众80？的祖籍都在福建的血缘关系。在此迁移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也就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传人台湾，受到了闽台人民的认可，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健康理念的精神纽带，以及行为模式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密切的医缘与药缘的文化生态关系。
3.2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内容与目标
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容十分丰富。本研究以历代相关文献为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从事闽台中医药文化传布的传统性、地域性、宗教性、民俗性的特征考察。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2.1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来阐述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汉唐以来，福建、台湾一带文化逐渐昌盛，名医辈出，东汉建安时期的“杏林始祖”董奉、宋代建阳人“法医学之父”宋慈、闽台民间医神“保生大帝”吴、清代长乐医学教育家陈修园等著名医家，都为闽台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繁衍和保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3.2.2从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来阐述自然诊治与现代生态伦理在思想上契合的一致性。对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做专题研究，从文化地理学和生态社会史角度，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学实践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3.2.3从自然因素、地理因素两方面阐述台湾、闽东、闽南、闽西、闽北、莆仙六个文化分区的中医药文化生态状况；从中医药文化生态问题的成因，维护闽台中医药文化平衡的可能路径等方面，进行中医生态医学的研究，将传统“三因制宜”治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丰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涵。
本研究从中医药文化和生态医学相结合的层面，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达到在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等层面，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进一步弘扬闽台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闽台中医生态医学体系的建立。
3.3研究关键与创新
本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
3.3.1闽台中医药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地域性差别，及由此归纳出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生态特征。
3.3.2民俗材料的分析、疾病类别的选择和药物来源的考察，涉及到民族、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3.3.3如何透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客观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综合论述，阐述生态地理因素对闽台中医药文化及中医流派形成的促进作用。
如实收集、整理、研究现有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社会生态环境，从生态医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地理空间中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生态伦理思想福建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区的生态状况等三个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发展趋势
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名木，中医药生态文化是沃土。因此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管理，都必须从复兴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实现海峡西岸文化复兴的梦想，呼唤着闽台中医药原生态文化的真正复兴。
闽台中医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而闽台中医药文化更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文化生态结构，这种联系既是生理的、血缘的，又是心理的、文化的。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对于增强大陆的吸收力、聚集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兆量.中国民俗地理探幽[J].经济地理，1999，1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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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秀萍，刘典恩.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J].中国当代医药，2010，17（12）：14-16.
[5]陶功定.生态医学思想是贯穿《黄帝内经》的主线[J].山西中医，2004，20（3）：36-40.
[6]纪文静.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J].柳州师专学报，2006，21（3）：123-123.
关键词：桑吉嘉措；藏族医学；贡献
中图分类号：K8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一、第巴桑吉嘉措身世背景论述
众所周知，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期，对于藏族历史而言是个多事的年代。自17世纪中叶开始，藏传佛教之格鲁教派和噶举教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噶举教派以当时后藏地区的藏巴汗政权势力为强大后盾，与集中于前藏地区的格鲁教派对峙，以至兵戎相见。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格鲁教派面临危机四伏的境地。鉴于此，五世达赖喇嘛高瞻远瞩，为谋求格鲁教派的生存和长足发展，他毅然决定求助外援――蒙古和硕特部汗王固始汗。自此，格鲁派依靠蒙古和硕特固始汗强大的军事势力统治的藏巴汗地方政权，进而建立起“噶丹颇章”地方政权，第五世达赖喇嘛成为地方的政教领袖。同时，固始汗以“持教法王”的身份掌握实权，蒙古和硕特部驻足。这就引起了后来蒙藏上层人物间长期的政治斗争，上层统治阶层形成一种蒙藏政治势力交错对峙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教派对峙、蒙藏政治势力联合执政的历史大背景下，第巴桑吉嘉措于公元1653年（藏历第十一绕迥水蛇年）出生在拉萨北郊埝卜仁的大贵族仲麦巴家族，父亲阿苏，母亲布赤加姆①。其叔叔仲麦巴陈列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第二任“第巴”②。桑吉嘉措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由于历史的机遇，1660年，即桑吉嘉措八岁之时，有幸朝拜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并聆听其教诲。此后，桑吉嘉措便留在达赖喇嘛身边，接受种种严格的教育和特殊的培养。五世达赖喇嘛对桑吉嘉措寄予厚望，决定要将他培养成一个学识渊博并具有果敢政治魄力的。由此可以推断，五世达赖喇嘛不仅有意把桑吉嘉措培养成佛学人才，并且有意把他训练成学识渊博、政治敏锐的政教活动家和格鲁派的接班人。有的学者根据五世达赖喇嘛对桑吉嘉措这种宠爱和特殊关照，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分析认为，他们二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也有不少学者对此种观点持否定的态度。
后来，桑吉嘉措学有所成，以盖世才华登上噶丹颇章地方政府之“第巴”要职，达赖喇嘛掌管地方的政务，从此也成为格鲁教派政权历史上的第五位“第巴”。他先后执政20多年，期间以出众的才能、显赫的权势、非凡的魄力，叱咤风云于历史舞台，最终因政治斗争而死于非命。对于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第巴桑吉嘉措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大学者，他一身作为颇多，是一位罕见的历史人物。
二、对藏族医学的贡献
（一）整理旧籍，继承先人成果
桑吉嘉措从16岁开始就拜师学医，开始学习《四部医典》（藏文《居悉》），同时钻研大量汉地与印度的医学典籍。众所周知，《四部医典》最早为公元8世纪时的藏医鼻祖宇妥云丹贡布所著，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原本失传。桑吉嘉措针对《四部医典》原传本残缺及纰漏现象，决心整理以《四部医典》为主的医药旧典籍，并付诸行动。
1687年（藏历第十二绕迥之火兔年），桑吉嘉措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校正了《四部医典》，主要参阅《月王药诊》、《八支精要》、《月光》、《毕吉黄色经函》、《教诲明灯十三条》、《大小甘露精华》、《十八分支》等古典藏医书籍，尤其是重点参阅宇妥云丹贡布的《亲手翻阅书》和舒卡年尼多吉的《藏箱之四部医典》，同时对照历代各种重要版本，诸如老苏卡版、扎当版、总噶版、干木保版、德丹版、乌东版的《四部医典》，对比分析，进行核实、研究，最后以《扎当居悉》为底本，加以校勘和全面整理、注释《四部医典》。由此可以看出，桑吉嘉措在发展藏医学事业上极其重视继承前人的成果，他认真总结医学前辈们的经验成果，善于汲取其中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概括和提高。本人认为，桑吉嘉措这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世界”的科学态度，在那个时代具有开创意义，很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
经第巴桑吉嘉措校正后形成的扎当版《四部医典》，是目前较早的刻版传本，它含《本续》（藏文《杂居》）、《释续》（藏文《解局》）、《诀窍续》（藏文《曼阿局》）和《后续》（藏文《启迈局》）四部，共157章，3200多页，约24.1万字。其内容十分广泛，从医学理论到临床实践、从药物到方剂、从卫生保健到胚胎发育、几乎医药学上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详细的论述，堪称藏医学之经典著作。
（二）著书立说，夯实医药理论
继承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其两者是相互促进、一脉相承的。桑吉嘉措在善于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富于开创，因此，他在藏医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处于领先地位。
1688年（藏历第十二绕迥之土龙年），第巴桑吉嘉措撰写《医学广论药师佛意庄严四续光明蓝琉璃》（通常简称《蓝琉璃》）一书，并于次年在刊行。此书把当时的藏医学的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一，《蓝琉璃》内容丰富，既有理论原则，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作者对藏族地区南、北两派学说的医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诸家之长，聚集精华于一体。既体现了历史传统的特色，又具有时展的气息。无怪乎后来的藏医大师达娃俄西指出，如此著作首先必须对前辈大师的医学秘诀有清楚的理解，尚能写出。其二，《四部医典》原以韵文体写成，虽然朗朗上口，但理解起来很费劲。而第巴桑吉嘉措所著的《蓝琉璃》语言通俗易懂，内容翔实，图文并茂，为藏医药的普及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后来有人称赞说，宇妥云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如同金锁，而第巴桑吉嘉措的《蓝琉璃》则是一把开启走向藏医学光明大道的钥匙。由此不难看出，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在藏医学上的地位。其三，《蓝琉璃》对原著《四部医典》的药物种类加以扩展，并对“六味、八性、十七效”③作了进一步阐释说明，这对藏医学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蓝琉璃》的问世使《四部医典》变得较通俗易懂，历代医学家把《四部医典》尊为藏医学的必修教科书，又把《蓝琉璃》奉为它的标准注解本，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影响深远。
除此之外，第巴桑吉嘉措还写了很多藏医学方面的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晚年之时，凭借对藏医学的长期研究和丰富的临床实践，撰写了《医学概论贤人喜筵》。这是一部有关藏医学史方面的著作，书中收集有关医学起源的各种学说，并加以系统总结。以桑吉嘉措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地位来看，他掌握着当时宫廷里大量的文献资料，因而也有充足的历史依据，比其他作者有更优越的条件来完成此书。此书观点新颖，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从传说时期一直到桑吉嘉措本人执政时期的藏族医学发展情况，还重点论述了宇妥云丹贡布、查瓦温嘉、措吉雄努等藏医学史上重要人物的业绩，是一部比较权威的藏医学史著作，它对研究古代藏医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开设学校，培养藏医人才
第巴桑吉嘉措对藏医文化的贡献精神，还表现在他热心发展藏医学教育事业上。藏医学教育在“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五世达赖喇嘛起就重视医学人才培养，鼓励大力地培养接班人，并先后在哲蚌寺设立“索日卓潘林”（即“藏医学利众院”），同时下令恢复日喀则的医学校，命名为“昌松堆白林”（意为“仙医云集寺”）。所有的医学校都招收优秀青年入学，主要学习《四部医典》，兼学草药药物学知识。后来，第巴桑吉嘉措发现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是个很好的地方，他察看风水地相，决定在此开设医学校。1696年，他在拉萨药王山上重新创办了一所藏医专业学校，这就是以培养优秀的藏医学人才而闻名的药王山医学利众院（藏语为“加波日卓潘林”）。同时，这所藏学学校成为乃至整个藏区的第一所官办正规高等医学院。
学校建成以后，桑吉嘉措亲自主持管理，他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课程内容，教材主要以《四部医典》为主，同时开设《增补四部医典秘诀本集》、《草药秘方》等课程。除了学医，还要学习天文历算、历史、语法等，学院有严格的考试制度。医学院规定学制为3年、6年、9年不等。其生源有三个渠道，分别是：各大寺选送的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僧人；从藏军的士兵中派人培训；招收具有一定医学基础的各地社会青年入学。最初学生为20、30人左右，后发展到70余人，人数最多时达170多人。④这所学校一直是近代培养藏医人才的主要场所。桑吉嘉措在主持开办药王山医学利众院、培养藏医学人才事业上，可以说是苦心孤诣。他从藏医学科实际出发，采取医药不分家的传统教学方法，要求学生既懂医理，又通药性。尤其重视教学上的实践活动，规定学员每年必须外出采药一段时间，以便实地掌握草药的采集和识别知识，增强了临床效果。对此，桑吉嘉措本人也身体力行，每年夏秋时节，他经常外出采药，辨认各种草药。在他所撰写的《藏医史》还着重提及如何辨别药物，这些足以证明桑吉嘉措对辨别药物之实践的极其重视。
在开办药王山众利院的同时，第巴桑吉嘉措还于布达拉宫的“拉旺”（即神灵之权利的意思，亦称“神权”）角，设立医学提高班，专门从各地聘请高级医药学者前来讲座、授课，开展藏医学术交流活动使学员的医术水平不断提高，办学效果日益显著。第巴桑吉嘉措在执政期间将心血倾注于藏医教育事业，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发展藏医专门教育，一方面使医学纳入了正规教学轨道，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藏医学者；另一方面也促使藏医理论日趋完善定型，为后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绘制“曼唐”，丰富唐卡艺术
为了更好地开展藏医学院教学，切实培养一批具有实用性的藏医学人才，第巴桑吉嘉措不遗余力地为之创造条件。值得称赞的是藏医系列彩色挂图的绘制，这种彩绘挂图藏语称为“曼唐”，从称谓上不难得知它就是藏族特有的唐卡艺术的一种类，是用图画的形式形象地表达藏医学的内容。这种‘曼唐’曾在藏医南北两派中出现过，但主要是解剖方面、放血穴位以及草药方面的标本图。作为系统介绍藏医各个方面的全部内容的彩绘挂图，在第巴桑吉嘉措以前尚未出现过。
第巴桑吉嘉措在撰写《藏医史》一书时，亲自主持召集全藏区著名的医学家和画家到拉萨，以北方学派名医伦丁都智吉美所绘《四部医典教学图画》为底本，综合《月王药诊》和各派画稿，增补必要的内容，具体分工进行着色绘制，并于1703年制成79幅成套《四部医典彩色系列挂图》（又称“曼唐”），具体有：《本续》方面共绘有4幅，《释续》方面有35幅，《诀窍续》方面有16幅，《后续》方面有24幅，共计79幅。⑤他主持绘制“曼唐”在藏族医学发展史上是个重大的创举。这一整套“曼唐”的出现使博大精深的藏医学理论更趋形象化、具体化，为藏医学习和传承提供了捷径。它的绘制不但丰富和完善了传统藏族医学的解剖学，而且大大促进了趋重于理论学习的藏族医学向临床实践的转变。
此套“曼唐”是现存藏医学彩图的完整的蓝本。其内容涵盖广泛，举凡基础理论、药物治疗、生理解剖、防病治病、临床各科和饮食起居等等，无不涉及，具有丰富的医学内容。其中有关人体胚胎学的“曼唐”，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人体由父精和母血的结合开始为原动力逐周发育，一直到38周左右分娩等概况，这充分表明了人胚的发育是动物进化的重复过程，这一藏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的胚胎发育理论基本吻合，当时藏族医学的发达与先进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曼唐”对于继承和保存古代藏医学遗产，普及藏医学知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像这样数目众多、卷帙浩繁的彩绘图，不但是藏医学史上的一大宝贵遗产，而且是藏族特有艺术――唐卡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化艺术宝库，在藏族文化艺术、藏医学、民族学等研究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三、结论
综上论述，第巴桑吉嘉措在藏族医学方面业绩卓著。可以说，他是自藏医鼻祖宇妥云丹贡布以来，对推动藏族医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一位人物。他对藏族医学的卓越贡献集中体现在，上承传统藏医系统完整的医药理论，下启新式公办藏医教学的先河，这对藏族医学的传承和再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具有历史意义。然而，第巴桑吉嘉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生活在一个政教合一制度的社会里，自身对藏传佛教怀有特殊的情愫，他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地受时代性和阶级性的限制，他的诸多论著中可能存在一些纯唯心的观点和思想。尽管如此，当我们还原历史时不难发现，他是清代藏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我们论述他对藏族医学的贡献业绩，对评价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不仅如此，第巴桑吉嘉措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诸如对藏族历史学、建筑学、天文历算和文学方面的业绩，涉及藏族传统“十明”⑥文化。在历史的长河里，以他的盖世才华，本可以在藏族文化领域中有更多的作为，但由于政治身份的特殊性，被卷入政治斗争，死于非命，使自己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他一生继承和发展藏文化，推动藏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藏文化的瑰丽宝库。
参考文献：
[1]第巴桑吉嘉措 著：《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藏文），人民出版社 ，1990年出版；
[2]第巴桑吉嘉措 著，毛继祖、卡洛、毛韶玲 译校：《蓝琉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出版；
[3]得容泽仁邓珠 著：《藏族通史吉祥宝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4]恰白次旦平措 等著：《通史――松石宝串》，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5]张天锁 著：《古代科技简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6]陈柏萍、卓玛 著：《试论藏族杰出人物第巴桑结嘉措》，《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三期；
注解
①第巴桑吉嘉措 著：《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藏文）人民出版社 ，1990年5月出版：P819；
②第巴：为藏语音译词，原指部落酋长或头人。格鲁派执掌政教大权，建立噶丹颇章政权，随之地方政府的首领称之为“第巴”，达赖喇嘛总揽政务。
③第巴桑吉嘉措 著，毛继祖、卡洛、毛韶玲 译校：《蓝琉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出版：P236
④得荣泽仁邓珠 著：《藏族通史吉祥宝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P522；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 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 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 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 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 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 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 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 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 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 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 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 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 现在。
【关键词】藏医药 数据库 建设
藏医药是我国一项珍贵的资源，而藏药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庞大的体系，涉及到的种类众多，对于地区来说，藏医药是非常重要的产业，一直以来相关领域的学者都将藏医药资源的开发作为重点研究主题。为了能够让藏医药系列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数据量，将相关的资料通过网络共享，对进行藏医药的开发和研究有着非凡的意义。
1 藏医药文献的类型和特点
1.1 藏医药文献的类型
作为经过漫长发展历史的医药体系，藏医药文献涉及到一系列的体系。具体内容涉及到从藏医药起源到发展至今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主要类型包括藏医药起源类、历史发展类、医药理论类、治疗类、药方类、炮制加工类等，还涉及到天文历算等其他领域，这些类型的文献共同组成了博大精深的体系。除此之外，还有在藏医药漫长的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扶梯的制药工艺，构成这些文献的内容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以及藏医药传承者不断积累的，是我国医药领域十分珍贵的资源体系。
1.2 藏医药文献的特点
藏医药文献最大的特点就是载体非常复杂。由于藏医药的历史极为悠久，记录的方式也是随着历史的进步不断变化，文献从古代的金石一直发展到在纸制品上进行记载，其中充当文献载体的材质非常复杂。藏医药的古籍都是从各类古代载体上流传下来的，最早有在岩石和动物骸骨上记载的文献，随着生产技术的变化，逐渐出现木刻和石碑，到了后来逐渐运用金汁、银汁等由矿物质制作写在各类载体上，现今还有很多木刻的文献流传。后来纸质品出现，手抄体等古籍说明了古代藏医药文献的进步。
2 藏医药文献利用现状
根据各类渠道的统计，已经有明确记载的关于藏医药的文献已经达到3000种以上，被保存在各院校、博物馆以及档案馆等地。这些文献上记载着几千年来藏医药的进步和庞大的理论体系，不仅有医药方面的知识，还包括大量的哲学理论以及生命科学信息，凝聚了藏族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文明和当地人民的精神意识，同时也是当今藏医药理论唯一的载体。经过多年来的研究，这些文献为藏医药的研究以及有关药品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依据。
3 建设藏医药系列数据库的必要性
3.1 开发科学文化资源
藏医药系列数据库的建设不仅是将该医药体系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更是为了能够扩宽了解这些藏医药文献的渠道，能够让这些文献中蕴含的科学文化资源得到深刻的挖掘。这些文献不仅是我国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藏族人民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所凝聚的思想成就和科学文化表现。从中也能够不断发展在我国古代中曾经创造过的文化成就以及相关的杰出人物。用全新的信息技术将这些文献进行统一的整合，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藏医药知识，也能够让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
3.2 便于现代化管理
藏医药系列是一套非常复杂的医药体系，其中蕴含的知识量以及资源种类众多，若是用传统的收集方式不利于管理。而数据库的建立则是让这些资源能够被科学管理，数据库是如今网络时代的重要应用，也是对数据信息管理的基础，是最有效的开发形式。只有建立数据库，才能将计算机技术与藏医药的开发联系起来。通过信息技术，藏医药系列资源就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搜索到，而且更加精准。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向着信息化管理的方向发展，藏医药系列要想充分开发出来，建立数据库是必然的措施。
3.3 抢救孤本、善本古籍
由于在漫长的历史中一定会有一些文献失传，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今很多藏医药的文献成为孤本和善本，这些资源都是珍贵的文化资源，需要更好的方式进行保护。历史上书写和印刷的技术不断改变，很多文献都无法流传下来，因此藏医药系列中大量文献是以手抄的方式保存至今，很多理论已经消失，还有一些理论濒临消失，这种情况下，以信息技术，用数据库的方式将这些宝贵的资源保存下来，已经成为当下最关键的一项事业。
4 建设藏医药系列数据库的问题
4.1 数据化标准问题
由于是利用W络技术，就涉及到行业标准，在进行数据库的开发中也要遵守最起码的网络秩序，遵守传输协议，按照标准的通讯格式，对藏医药系列文献进行分类，标引。网络传输有一定的标准和规则，藏医药系列在网络上进行传输也要符合最基本的流程，最终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
4.2 分工协作问题
藏医药系列体系庞大，结构复杂，因此要建设数据库的时候要尽量避免重复建设，一旦重复建设或者有所遗落，将付出更多的精力去弥补，不仅会造成资源上的浪费，也会影响数据库的使用。
4.3 系统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数最关键的，首先就是藏医药系列在网络上的访问要保持通畅，气息就是系统的防护要尽可能做到完美，最后就是防止数据库被恶意攻击，例如黑客入侵，一旦造成数据丢失或者篡改，将是重大损失。
5 结论
相关领域多年来进行藏医药系列数据库的建设，对此十分重视，此项建设意义重大，关系到藏医药文化的发扬和传承，以及对藏医药资源的开发，对我国医药体系的进步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不断完善相关的技术以及对资料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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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很多地区都兴办了中医学院，大力发展中医药教育，培育出了千万中医工作者。但笔者环视中医教育现状，却发现院校培养的新一代中医平庸者居多，大师级人物寥寥可数。作为一名中医药临床教学工作者，反思目前中医药教育，发现现代的中医人大多缺乏中医药文化底蕴，因此，很难建立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知识大厦，这是目前教育的失败，但也不乏历史的原因。中国经历改革开放，放眼世界，看到了太多的先进技术和科学成果，包括西医精湛的手术技术和检查手段等。正是这些，使我们在追求、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忽略了自己的文明成果，中医在西医主导的环境下踉跄前进着。正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走向世界之际，中国文化也正大踏步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对于中医药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笔者认为，在中医药教学中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是改善目前中医教育现状的关键。
1 中医药文化的内涵
中医学博大精深，中医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中医学则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之中。什么是中医药文化呢？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特征构成的复合体。中医药文化则包括形成中医药特色的社会环境、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也就是中医药学发展同整体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药学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和人文价值。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的积累与传承，承载了中医药学的发展，也奠定了中医药文化的根基。世界范围内，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中国文化、古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及古巴比伦、玛雅文化。经历数千年的洗礼之后，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它超常的坚韧，保持着完整、连续的状态，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其理论的科学性，而中医药文化正是吸取了中国文化的精华而产生的。其集《周易》、道、儒、阴阳等诸家的思想精华，与古代哲学、历法、天文等相互联系，形成了独特而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从古代的经史子集，到后代的文学名著等，无不映朔着中医药文化。所以，中医药学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同时也从医学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明珠。
中医药文化所具有的哲学内涵为中医药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方法和理论框架。古代哲学中的 “阴阳相对论”“五行生克原理”等理论精华构建了中医药文化的哲学基础，从而产生了中医药学独特的生命观，疾病观和治疗观、并创立了藏象学说、经络学说、治则学说等。
阴阳学说是中医药哲学的朴素辨证法思想。阴阳概念的最初含义是指日光的向与背。《易经》曰：“观变于阴阳立卦，发挥于刚柔立爻”，“一阴一阳谓之道”，提纲挈领地说明了阴阳的消长是化生万物的根本。中医学引用古代阴阳哲学来说明人类生理病理变化与客观存在的相互关系，阐述内外环境、体与用的统一，可以说阴阳学说做为一个辨证思维的总纲，贯穿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如《内经》指出：“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五行学说是中医药哲学的方法论，最初见于《尚书·洪范篇》。它把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归纳为木、火、土、金、水等五种基本物质，并以五行生克及属性相配来概括描述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中医药学则把五行学说用于对人体脏腑属性的归类和演绎，如把五行配五脏、五体、五色、五味、五志、五方、五时等，以说明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根据五行生克乘侮的关系解释脏腑病变的相互影响，从而对疾病的治疗和判断预后进行指导，构成了中医药哲学的方法论手段。
中医正是以严谨、科学的古代哲学思想为基础，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构建起具有理法方药的系统理论体系。这种哲理与医理的结合使得中医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而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断完善，自我丰富，因而经历千年传承至今，仍然发挥着其特有的魅力。
2 中医药文化的现实体现
自古至今，中医药文化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早在上古时代，就有黄帝与岐伯、雷公医学问答的传说，故后人成《内经》一书，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由于中国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本原的一致性，因此，中国文人具有“儒医合一”的特点，“不为良相救国，便作良医救民”成为古代文人一个共同的人生坐标，既反映了中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政治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一致与互通。汉时张仲景为长沙太守，同时治病救人，作《伤寒论》而成为千古医圣；汉代华佗，年轻时被举为孝廉，征召到部队为官，但他拒绝就职，而是潜心医学，终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成为中医史一代大家；唐代孙思邈，数次拒绝了隋唐两代朝廷授官，将百年人生献给中医药事业而成药王；晋代皇甫谧，曾受到晋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上疏辞请不就；元代朱丹溪，青年时代毅然放弃科举，专心致力医学，得金元三大家之精旨；明代李时珍，少年时代弃科举而从医，著成中医药巨著《本草纲目》。
另一方面，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中都包含着丰富的中医药内容。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扁鹊指导弟子子阳、子豹施行针灸、药熨等术治疗虢太子厥的记载，借此可略见自古以来医学教育就十分注重实践。《红楼梦》可谓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有大量篇幅描述中医药文化的内容，从这些内容来看，作者曹雪芹对中医理论有很深的造诣，对疾病的描述，堪称专业。古典诗歌创作亦是如此，从《诗经》《楚辞》始，历代诗歌创作中都有中医药内容，单就唐宋两代，单纯吟咏医药的诗歌就不下百首，内容广泛，无所不包，形象生动，独具情趣。《诗经》记录药物二十余种，这些药一直到今天还是常用的中药。宋人刘敞的《采紫苏》，用艺术的形式向人们介绍采食紫苏的方法与功效，真实反映了民间端午前后采食紫苏之民俗。而孔平仲《常父寄半夏》一诗，形象地描写了诸子年幼无知，见有人寄来半夏，争而食之，引起轻度中毒，诗人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告诉人们，半夏有毒，非制而不可食的医药常识。南宋伟大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有二首《定风波》词，共嵌入十四位中药名，写得颇有情趣，如“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之句，嵌入“木香，禹余粮”二味中药名，写景抒情，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生活中，古人常用芳香的芍药来象征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
以上各个方面，都充分的证明了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医学继承和发展的基石。“秀才学医，笼中捉鸡”“秀才学郎中，如同拾根葱”等谚语，形象地说明了具有传统文化功底的人学中医会更加方便快捷。文化积累达到封建王朝鼎盛的北宋，更是有了“儒医”一说。
3 中医药文化危机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中医教育一直在忽略着中医药文化的作用，更忽略了传统文化的意义。据了解，中国大学生中知道《黄帝内经》的只有7％，能通读经典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即使中医学院的毕业生能够通读四大经典的人也是寥寥。更可悲的是，能够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的“医古文”和“医学史”两门课程，成了冷门，甚至被取消，大多数的中医学子们都在人云亦云，应付考试。另一方面，由于受近百年西方科学主义的冲击，西医的科研标准成了衡量中医科学与否的标准，社会上一度还出现了“中医是伪科学”“废除中医”的论调。中医毕业生更面临就业难的现状，学中医成了上贼船，中医人面临尴尬，中医发展更面临危机。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医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中医人只有用中医药文化武装自己，重新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才能给中医发展提供适合的优良土壤。
4 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因此，中医教学中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刻不容缓，其重要意义有以下几方面：①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与背景，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更有利于对中医理论的理解；②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中医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医的发展只能按照中医本身的规律发展，而不是按西方科学、西方医学的模式发展，否则，“西方化”的中医必定会抛弃自己的文化特征，这种“中医”还是“中医” 吗?只有搞清中医药的历史文化，即对它形成、发展的文化背景诸因素做全面的考察，才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医；③中医药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的历史典故、文学、文物等内容，客观的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科技水平及人民的智慧，是振兴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需要，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需要。另外，要向民众宣传中医的需要，只有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医、热爱中医，中医药的继承和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④中医药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保健养生之道，可以给人们以指导，是医疗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蜂疗；陈氏蜂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经络学；验案
[中图分类号] R896.5 [文I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7）05（c）-0120-04
[Abstract]CHEN bee therapy is a preciou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n it based on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ory，continuous learning and mastering the experience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predecessors.Learning from meridian theory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neurology medical knowledge，the connotation of bee therapy is enriched and achieves good results.This paper selects specially the related clinical proven case of CHEN bee therap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ee therapy.
[Key words]Bee therapy；CHEN bee therapy；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Meridian theory of TCM；Proven case
蜂疗医学是一门利用和研究蜂针、蜂毒、蜂产品及其制剂防治疾病的学科[1]。我国蜂疗先行者陈伟医师是国内最早进行临床蜂疗研究的医学教授，从1936年就开始利用活蜂应用经络学开展临床蜂疗研究，建国后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蜂刺疗法蜂疗室（前中医南矿冶学院职工医院蜂疗室）。在陈老从医的多年里应用蜂刺疗法治疗病人共8486例，总计113 740人次。并于1983年提出蜂刺疗法治疗恶性肿瘤的中西医医理以及蜂毒药理，为蜂疗的价值及拓展导明了方向。
随着陈氏蜂疗的不断发展，总结前人经验，立足中医辨证施治理论，将中医经络学与西医神经学医理相结合，丰富了蜂疗法的内涵[2]。基于陈氏蜂疗的独特理论体系及特色疗法，陈氏蜂疗法的临床疗效凸显，现将陈氏蜂疗部分验案总结如下。
1陈氏蜂疗验案举隅
1.1痛风案
患者金某某，男，54岁，退休教师，朝鲜族，已婚。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现住哈尔滨市。病史叙述者：本人；可靠程度：可靠。因“患痛风史近30年”，于2014年10月17日入院就诊。现病史：患者周身布满痛风石，尤其是双手、双脚布满大量痛风石，以致关节严重变型，长期关节痛风石破溃致双脚发黑，不能正常穿鞋，必须依靠拐杖行走，且右脚大趾指关节处的痛风石破裂，形成直经约3 cm、深约1.5 cm的伤口，以及双手、双脚多处也有溃烂处，不时伴有尿酸盐溢出。患者自诉每月平均痛风发作3～5次，自双手、双脚、双肘、双膝及肩锁骨区域呈游走性发作疼痛难忍，发作时依靠秋水仙碱和消炎痛等西药缓解痛风带来的痛苦，且需要逐渐加大其剂量，如此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经朋友介绍，于2014年10月17日来陈氏蜂疗门诊就诊。发病以来，大便差，小便正常，饮食可，睡眠欠佳。既往史：既往体健，无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有手术、外伤史，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史，无特殊药物、食物过敏史。体格检查：体温37℃，血压120/80 mmHg，脉搏76次/min，呼吸16次/min。余无特殊。辅助检查结果：暂无。
诊断：痛风性关节炎。
治疗：①及时处理伤口：双氧水浸泡，去除双脚多处痛风石破溃处产生的腐肉，蜂针散刺伤口周围，以及外用蜂王浆和蜂胶，达到局部消炎止痛，促进伤口愈合作用，伤口经治疗约30 d后达到基本愈合；②蜂刺治疗：全身经络穴位及内分泌系统的蜂刺治疗与调节，以达到调节机体脏腑、加强代谢功能的目的。再结合局部疼痛部位蜂刺治疗以缓解疼痛；③药蜂蜡蜡疗：全身及关节处通过温热蜡疗，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关节消肿祛瘀作用。
效果：经过治疗2个月后，患者已达到避免用药，犯病次数逐渐减少，恢复正常饮食，能正常穿鞋，去掉了拐杖正常行走的效果，达到临床治愈。
1.2重症肌无力案
患者白某某，男，55岁，烟草公司职员，汉族，已婚。出生于黑龙江，现住黑龙江哈尔滨望奎县。病史叙述者：本人；可靠程度：可靠。因“全身肌无力、右侧眼睑下垂伴重影10个月余”，于2015年12月15日入院就诊。现病史：患者自诉右侧眼睑明显下垂，无力，眼睛常易疲劳且有重影，行走100 m 后就因双腿无力必须休息。已经经北京、上海等多家大医院看诊治疗，给予针灸、中药、西药等治疗后，都无明显效果，只能每天服用大量西药（新斯的明）控制症状。经朋友介绍，于2015年12月15日来我蜂疗门诊就诊。发病以来，大便正常，小便正常，饮食可，睡眠欠佳。既往史：既往体健，无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无手术、外伤史，否认糖尿病史，无特殊药物、食物过敏史。体格检查：体温37℃，血压160/100 mmHg，脉搏76次/min，呼吸16次/min。余无特殊。辅助检查结果：肌电图结论：RNS可见低频波幅递减现象。MRI提示：①脑内多发腔隙性脑梗死；②右侧上颌窦炎，双侧额窦炎；③C3～4、C4～5椎间盘突出（中央偏左侧），C6～7椎间盘膨出；④C6、C7椎体骨质增生继发C6～7椎间孔狭窄。
诊断：癫痫。
治疗：蜂刺治疗2个疗程。
效果：经蜂刺治疗，半年内发作过1次，为巩固疗效，一直坚持蜂刺治疗，至今未出现过癫痫发作，且复查脑电图显示正常儿童脑电图，苯戊酸钠等药物已减半，达到临床满意效果。
2讨论
早在2000多年前民间就有了以蜂刺体治疗风湿病的方法，前人把它叫做以毒攻毒。近代我国的蜂刺疗法开始受到医疗界的重视，1990年隶属于中华预防医学会的中医蜂疗学会成立[3]，专门挖掘传统医学和民间医学有关蜂疗的内容，蜂疗得到了努力探索和推广。近些年国内外有了提取蜂毒物质的研究并取得了临床运用的成就[4-7]，对蜂毒的组分有了全面的定量的认识，为蜂疗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
祖国医学的发展重视民间疗法和生物疗法，尊重自然尊重历史本身就是科学的运用。蜂疗作为我国一种传统的生物疗法，是一笔颇有价值的t学财富，它应该得到保护和传承[8]。而其临床验案更是需要保护和积累的实践经验，这与几千年中医临床得以传承发展的基础一致。蜂疗效果显著的病种有痛风[9]、面瘫、颈椎病、腰椎病、类风湿性关节炎[10-11]、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12]、重症肌无力、便秘、糖尿病的康复保健、面部斑疹、痤疮的美容治疗等，并在不断的创新中继续发展。例如，陈氏蜂疗独创蜂疗三联法治疗痛风就是一项特效诊治疗法，在临床上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应加以挖掘、利用、弘扬，为祖国的医疗保健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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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苗医；苗药；基础理论；研究；哲学
一、中国当代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
在中国的民族医药中，可能没有哪一种向苗医药一样，医与药的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苗药发展的形式喜人，但另一方面苗医院、苗医执业人员的发展及地位却相当尴尬。
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目的，纷纷将眼光聚焦于苗医苗药。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其中不可避免夹杂了经济利益的动因，这会让苗医药研究，特别是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充斥着浮躁，容易被经济上的短视所影响，从长远上会有害于苗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笔者首先亦承认当下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浮躁，且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密不可分。但不可否认，在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许多研究者是抱着“赤诚”的学术之心进行研究的，不少项目支助资金来源于政府，而政府的目的虽然一部分是为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但更多的是对民族历史遗产的挖掘与开发。另一方面，不管基于什么原因，社会的共同关注本身也是利大于弊的。
另外，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也存在一个不太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苗医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苗药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瓶颈，而这一瓶颈就是苗医基础理论的缺位所导致的。为了突破这一瓶颈，不得不关注苗医的基础理论研究。到此，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是苗医基础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说是为苗药进一步发展而服务的，苗医的发展不是一种自觉主动式的，而是被动式的。
二、是否存在苗医的理论之争
由于这种奇特的“跛脚”现象，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只存在苗药不存在苗医。因为苗族的“迁徙”特点，苗族同胞为对抗疾病过程中吸纳了“迁徙”之路上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医药知识，同时凭借大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药物知识经验，因此形成了今天苗药“简、便、效、廉、奇”的特点，也由于此原因造就了苗药加工简单，苗医擅长治疗外伤、虫蛇咬伤。但在医学基础理论上，苗医不像藏医、维医等那样在借鉴古代印度、古代阿拉伯等医学知识的基础上诞生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医学。相反其中充满了大量“巫术”这类在今天看来完全不科学的因素，其较为可取之处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医的影子。另外，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亦提出，当代苗医在基础理论上也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很难调和，也没有哪一种理论具有足够压倒其他理论的优势，获得广泛的认可。笔者对此种观点并不赞同，笔者认为：首先，从医药的逻辑关系上来讲，不可能出现存在大量的苗药不存在苗医的局面。笔者承认，无医学理论支撑，仅仅为药物使用经验的积累和传承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下注定药物使用情况是零散、无体系化的，就是一种经验的简单堆积。但今天苗医在针对外科、内科、妇科、儿科、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均有自己独特的诊疗方法。比如苗医正骨、蛇伤疗法及九节茶治疗头晕、骨折、风湿疼痛等项目已经被列为“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次，苗医之中的确存在这一些远古“巫术”的因素，但这恰恰说明其产生时间久远，符合人类医学产生的客观规律。因为苗族处于“迁徙”之中，注定其作为一个团体存在时，是较为封闭的，因此苗族的一些传承已久的文化可以延续到今天，这其中也包括了苗医。第三，今天苗医基础理论不统一，彼此之间冲突较为激烈，甚至有的观点可能在后世看来是谬误的。但这只能说明苗医由于苗族所经历的特殊的历史原因，无法像中医、西方古代医学等可以在从容发展文化的基础之上诞生成熟的哲学体系，进而为其产生做好充分的铺垫。医学从本质上来说与其存在的社会所普遍承认的哲学相一致，哲学是从千千万万的具象中抽象出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因此具象是客观存在的，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也就存在，只是现阶段暂时还未抽象出令人信服的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苗医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如此。
三、当代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常用方法
1、根据历史文献进行实证分析
苗医从目前的历史考证来看，具有悠久的历史，不少历史文献都有记载：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西汉刘汉《说苑》说上古有人名苗父……这个苗父就是黎苗族的巫师（巫医），巫师治病主要是祈祷禁咒术，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 伤寒病发狂兼发斑疹的治疗，在《验方新编》一书中记录了苗人用癞蛤蟆贴敷治疗之秘方。“凡伤寒发狂，眼直舌强，或发斑疹，急用铜钱于脊背、两手弯、扇榕浴⒘酵韧涔纬銮嘧仙，随取癞蛤蟆一只（目红、皮红、腹无八字纹者勿用），破开去肠肚各物，贴心坎上，取蛤蟆肝煎水服之。并用煮熟鸡蛋，去壳，于刮伤处乘热滚擦，随滚随换，其病顿减，有起死回生之功。滚过鸡蛋埋入土内，不可使鸡犬误食。此苗人秘方也。”《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介绍说：“经欧志安研究统计，《神农本草经》苗语记音的药草达1/3左右；欧氏尚发现，明代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第一册有17种苗药，第二册有27种苗药。《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不少苗族药物的形态、采集与药用经验。”这个介绍，一方面肯定了苗族医药在久远的古代就对中国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建构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是认同了欧志安先生为代表的“从古老医书研究苗族医药”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试图复原历史上的苗医，还原苗医的本来面目，并常常与同时期的苗族历史研究有着一定的关联度，但却存在着一种为了追求历史感而在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独立知识体系和相应说明方法的缺陷。
2、从现存临床病例治疗经验入手进行实证分析
前文已提过现存苗医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在传承上多为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进行，不少苗医在传承过程中丢失了治疗方法基础理论，却保存了有关疾病的药方，所以在对疾病治疗过程中对病理及治疗基础理论无法进行清晰的阐述，当然更别提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在阐述时的保留。同时，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可否认在民间也存在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因此，采用此方法的学者在资料收集时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难题：一、资料庞杂，且其中真伪难辨，特别苗医药传承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要从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真实的材料，具有一定的难度，且在材料的选择上保持中立，不被其他因素所影响也是对研究者的考验；二、收集苗医药的第一手资料最好的地点是在苗族聚居的，苗族文化保持较完好的苗族村落，而当地往往使用苗语，且为保证材料的“原滋原味”，往往要求研究者对苗语有相当的了解，但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通晓苗语的不多，因此常常存在解读第一手资料时就已经存在失真；三、由于收集资料源于基层苗医药行医者或家中所传的已保留不多的医药知识，或在个人长期行医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心得，因此这些材料过于零散化，过于具象化，在收集资料后必须要进行普遍性论证，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前两个原因的存在，使得这一工作的完成困难重重。因此，从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到对研究者本身所应具备的能力要求来看，客观地说，目前作为研究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的资料，还远远不够的。现有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可信度，还难以让人信服。
3、创立苗族医药理论
一些苗族医药研究者依托“八代苗医大师龙玉六秘传生成哲学与交环学说”，进行了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理论建模，并演绎了一些试图解释其相应医理逻辑合理性的诊治原则和方法，其影响不小。
笔者认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同盲人摸象，仅为人类在认知上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的从不同路径认识事物本源的无奈之举，但不管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应建立在历史上已有的和现存的苗医药的各种具象基础之上。
四、苗医药基础理论的几种代表学说
1、三界说
苗族医的三界学说是在苗族民间长期流传的一种人体功能区划分的学说，是一种类比自然界中物类相互关系来解释人体三大区域之间的联系的朴素理论。该学说将人体划分为树界、土界、水界三个区域，三界之间具有紧密的相资和相制的联系。树扎根于土壤，必须从土壤之中获得养分，土壤孕育着生命，但有赖于水的滋润才能肥沃，水是生命之源，但也有赖于树的运转和土的吸纳才能鲜活、灵动。只有三者协调人体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否则一损俱损，疾病产生。
2、四大筋脉说
苗医认为，筋与脉是人体两个关系十分密切的重要系统。它们既是各自独立的系统，同时彼此之间又具有紧密的联系。四大筋承担着指挥、组织、带动和协调人体运动的任务，四大脉则是向四肢和各组织供应其所需物质的主干，“筋为气道，医有脉行血”。筋脉与疾病的关系由于筋脉的重要生理功能，四大筋脉在疾病的产生和治疗中往往有着特殊的作用。筋脉的特点是“以通为用，以畅为安，以塞为病，以绝而亡”，而外伤、内损都有可能导致筋脉受损。苗医的筋脉理论与中医的经络学说有明显的不同。它在形态上相对模糊，不像中医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那样线路清晰而具体；但在功能上却较为明确。
3、苗医毒学说
苗医认为“毒为百病之源”，有“无毒不生病、无乱不成疾”之说，故对毒的治疗极为重视，也因此给其他地区的人民以苗人擅使毒的印象。苗医认为，毒祛病消，因此将除毒邪作为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苗医药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祛毒邪的方法，主要有：解毒法、攻毒法、排毒法、拔毒法、克毒法，表毒法、赶毒法、清毒法、败毒法等等，被称为“去毒九法”。苗医根据不同性质、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毒邪采用不同的祛毒邪的方法。
4、生成哲学与交环学说
该学说强调一切事物由搜媚若、各薄港搜、玛汝务翠三大要素组成，即物质、能量和条件，三者不能缺一的苗族生成哲学。该学说认为人体生理、病理、病因、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都与生成哲学密不可分。在病因上认为毒、亏、伤、积、菌、x是致病原因。
笔者认为，前三种代表学说过于肤浅，因为解决医药学基础理论的认知问题应当首先回应关于世界本源的问题，即世界是有什么构成的。不管是传统中医还是现代西医对此问题均做出了回答，并在此答案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医药学基础理论：中医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阴阳五行，人体的构成与平衡也离不开阴阳五行；现代西医从分子、细胞等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角度认知世界，进而认知人体的构成与疾病。这种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人体与疾病的认知形成统一，从哲学的角度对医学给予了有力的支撑。第四种代表学说笔者认为，生成哲学并不是建构在苗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哲学范式。首先从其源头来说，其真实性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根据相关学者论文记载，生成哲学源于龙玉六传唱的苗族古老话《万物生成共源根》。但作为论证生成哲学的重要依据，首先在万物起源与构成的记载上，其真实性笔者是有所保留的。关于世界的起源，在苗学界公认的是“邃古之初，古老昔时。天地粘连在一起，日月贴合在一块。世间黑漆漆，宇空暗幽幽。”“重公”、“黎公”用锤和钻把宇宙打开的，而不是《苗族生成学》译文所说的“就分了天和地；先安日月，后配星斗，山、水、气都齐备。”“天气罩人，地气托天。其次，生成哲学一分为三的哲学模型在笔者看来不过是对中医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模型的另一种稍作变化了的表述，其核心思想与苗族民间的各种各样“医文化现象”和“药文化现象”所遵循的传统知识体系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
五、结语
苗医药基础理论的构建应当放在一个更大的场域中进行探讨，即苗族的哲学问题探讨中来，这也是笔者认为在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缺憾。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各个方面苗族问题研究者的共同合力，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者在研究时眼光同样应当关注其他领域中关于苗族哲学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表明，医药学问题同样是世界的认知问题，人们在认知世界的同时认识自己――包括身体和心灵，另一方面在认知方法上会以已获得的认知外部世界的经验去认识自己，因此最终医学必将导向一种哲学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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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江、胡成刚、赵俊华、韦波，苗医“三界”学说探析，中国民族医药杂志[J]，2009年03期
[3]杜江，苗医“四大筋脉”学说的探讨，中华中医药杂志[J]，2006年第10期
[4]田华咏，中国苗族医药域间学术特点比较研究，中国民族医药杂志[J]，2007年12期
1 目的及意义
建设中医药大学博物馆首先可以引导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医药发展史。目前,通过课堂教学和实验,学生只是对某一章节所涉及的医史、中药标本等有感性上的认识,缺乏系统认识。而博物馆的建设恰恰弥补了这项不足。其次,可以加大中医药在社会上的影响。我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果博物馆从大学走进社会,将会促进人们对中医药的了解,使我国的中医药学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扬,而中医药也将拓宽它的领地。再次,可以扩大中医药大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当前全国的中医药大学中,拥有专业性博物馆的学校寥寥无几,而中医药大学抓住时机搞博物馆建设,不仅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宣传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可以提高学校的社会知名度。因此,中医药大学博物馆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2 总体规划
初步构想总建筑面积3 000～5 000 m2。包括：陈列厅、藏品库、业务办公用房、后勤管理及机房变电室等附属用房。陈列厅分为中国医学史、中药、校史三部分,中国医学史展厅面积约800～1 200 m2,中药展厅面积700～1 200 m2,校史陈列厅面积约500～1 000 m2。
中国医学史展览厅按主题陈列分类,分为：中医药古文物、中医文献古籍、历代名医画像和造像、中医药古代用具、医学科教、少数民族医学、中医对外交流、历代名人与中医药等几个展区,每类按时展沿革布展。中药展厅要以其宏大规模充分展示中药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中药综合展区、中药材标本室等。校史陈列厅通过陈列校史图片、实物,简要反映和介绍中医药大学创建以来的发展历程与前进方向。分为：学校概述、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发展现状等几个部分。通过参观,让观众了解学校的严谨学风,瞻仰历届校长、学校名人的塑像,增强学生爱校情感。
陈列厅采用环形布局,首尾相接,使参观路线固定,顺序性强。对门厅的装饰、布置、色调等安排处理要做到既不繁琐,也不过于单调；陈列厅净高以4.5～5.5 m为宜,按人的最佳视线角度,最佳引导作用的活动路线,以及对展品和谐适用、舒适宜人的环境去组织安排；整体装饰应以简洁、大方、朴素为宜,色彩宜淡雅调和,光线宜柔和明朗,材料要吸音、保温,墙面、地面、吊顶应平坦。
陈列厅和藏品库必须从建筑面积、布局、防震、防火、防盗、防腐蚀、防潮及运输系统与现代化的科学管理设备等方面,认真规划建设。其他附属用房要结合使用功能要求,统筹安排,以形成博物馆健全协调的整体。
3 博物馆陈列设计的具体事项
3.1 中国医学史展览厅
3.1.1 中医药古文物展区
①远古时期文物。在这个展厅中,展示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有对中医药学的细心研究和发明创造。展品：如骨针、骨制等标本文物及针灸、热敷、火罐用法的说明图片。②古代文物。中医药在这一时期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两晋经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本草发展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中国古代长寿养生之道也在这一时期兴起,无机药物的应用,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先锋。展品：如医用药签、小药瓶等文物实物。③近代文物。1840年后,夹杂着殖民色彩的西方医学开始在我国广泛传播,形成了中西医并存的局面,同时也引发了中西医学汇通的思想。展品：民国时期药品保证书、药品广告招贴、中药盒等。
3.1.2 中医文献古籍展区
中医文献在中国中医药的历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事业今天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文学著作的指导。这些医药文学著作把一些凌乱无章的病症归结到一起,使得人们在治病救人方面从束手无策到有据可查,从不知道这种病症到知晓并能医治这种病症。这些中医古籍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前辈们总结下来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中医的精髓和中医治病救人的精神。展品：中医药学古籍,尤其是治疗疑难杂症的秘方书籍等。原本、影印本或拓本。
3.1.3 历代名医画像和造像展区
①画像。搜集历代名医画像原本、影印本或拓本,按出生年代先后顺序排列。②造像。一方面可以搜集历代名医造像真品,另一方面可以采用复制品,使观众有一个感性上的了解。展品：历代名医及医事活动雕塑。
3.1.4 中医药古代用具展区
①行医器具展区。展品：医章、听诊器、手术用的工具等。②药用器具展区。展品：药碾、盛药储药器具药杵等。③卫生器具展区。展品：耳勺、卫生拍等个人使用的卫生器具。④养生器具展区。展品：养生图腾、药枕等。
3.1.5 医学科教展区
①古代医学教育。使用图片、复制医用造像等展示医学教育的发展。展品：穴位图、标注穴位的铜人等。②现在代中医学教育。主要结合课堂教学和实验。展品：人体图、人体造像等。
3.1.6 少数民族医学展区
少数民族在中国医学的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保留了祖先们的医学经验和医学疗法。展品：少数民族用来治病的医疗用具和中药材,例如藏医、藏药等。
3.1.7 中医对外交流展区
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先辈们不断的交流将医学一次又一次地改进,才会有今天发达的医学,交流的经验是发明是否有实用价值的一个很好的验证办法。展品：与国际交流有关的奖杯、奖牌、邮票、信件、纪念品等。
3.1.8 历代名人与中医药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很多名人都与中医药有着不解的缘分,如、、刘少奇、邓小平等,这些名人们更多地信赖中医中药的治疗,信赖中医中药的悠久的文明历史,信赖中医中药治病救人的方法。这也是中医药的威信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展品：名人的照片、题词、画像等。
3.2 中药展厅
3.2.1 中药综合展区
本区集中反映中药、方剂的发展概况和成就,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思路。展品：各种出土药物、方书、盛药器皿,及其相关的文物。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大学
1 目的及意义
建设中医药大学博物馆首先可以引导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医药发展史。目前,通过课堂教学和实验,学生只是对某一章节所涉及的医史、中药标本等有感性上的认识,缺乏系统认识。而博物馆的建设恰恰弥补了这项不足。其次,可以加大中医药在社会上的影响。我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果博物馆从大学走进社会,将会促进人们对中医药的了解,使我国的中医药学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扬,而中医药也将拓宽它的领地。再次,可以扩大中医药大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当前全国的中医药大学中,拥有专业性博物馆的学校寥寥无几,而中医药大学抓住时机搞博物馆建设,不仅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宣传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可以提高学校的社会知名度。因此,中医药大学博物馆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2 总体规划
初步构想总建筑面积3 000～5 000 m2。包括：陈列厅、藏品库、业务办公用房、后勤管理及机房变电室等附属用房。陈列厅分为中国医学史、中药、校史三部分,中国医学史展厅面积约800～1 200 m2,中药展厅面积700～1 200 m2,校史陈列厅面积约500～1 000 m2。
中国医学史展览厅按主题陈列分类,分为：中医药古文物、中医文献古籍、历代名医画像和造像、中医药古代用具、医学科教、少数民族医学、中医对外交流、历代名人与中医药等几个展区,每类按时展沿革布展。中药展厅要以其宏大规模充分展示中药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中药综合展区、中药材标本室等。校史陈列厅通过陈列校史图片、实物,简要反映和介绍中医药大学创建以来的发展历程与前进方向。分为：学校概述、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发展现状等几个部分。通过参观,让观众了解学校的严谨学风,瞻仰历届校长、学校名人的塑像,增强学生爱校情感。
陈列厅采用环形布局,首尾相接,使参观路线固定,顺序性强。对门厅的装饰、布置、色调等安排处理要做到既不繁琐,也不过于单调；陈列厅净高以4.5～5.5 m为宜,按人的最佳视线角度,最佳引导作用的活动路线,以及对展品和谐适用、舒适宜人的环境去组织安排；整体装饰应以简洁、大方、朴素为宜,色彩宜淡雅调和,光线宜柔和明朗,材料要吸音、保温,墙面、地面、吊顶应平坦。
陈列厅和藏品库必须从建筑面积、布局、防震、防火、防盗、防腐蚀、防潮及运输系统与现代化的科学管理设备等方面,认真规划建设。其他附属用房要结合使用功能要求,统筹安排,以形成博物馆健全协调的整体。
3 博物馆陈列设计的具体事项
3.1 中国医学史展览厅
3.1.1 中医药古文物展区
①远古时期文物。在这个展厅中,展示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有对中医药学的细心研究和发明创造。展品：如骨针、骨制等标本文物及针灸、热敷、火罐用法的说明图片。②古代文物。中医药在这一时期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两晋经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本草发展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中国古代长寿养生之道也在这一时期兴起,无机药物的应用,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先锋。展品：如医用药签、小药瓶等文物实物。③近代文物。1840年后,夹杂着殖民色彩的西方医学开始在我国广泛传播,形成了中西医并存的局面,同时也引发了中西医学汇通的思想。展品：民国时期药品保证书、药品广告招贴、中药盒等。
3.1.2 中医文献古籍展区
中医文献在中国中医药的历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事业今天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文学著作的指导。这些医药文学著作把一些凌乱无章的病症归结到一起,使得人们在治病救人方面从束手无策到有据可查,从不知道这种病症到知晓并能医治这种病症。这些中医古籍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前辈们总结下来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中医的精髓和中医治病救人的精神。展品：中医药学古籍,尤其是治疗疑难杂症的秘方书籍等。原本、影印本或拓本。
3.1.3 历代名医画像和造像展区
①画像。搜集历代名医画像原本、影印本或拓本,按出生年代先后顺序排列。②造像。一方面可以搜集历代名医造像真品,另一方面可以采用复制品,使观众有一个感性上的了解。展品：历代名医及医事活动雕塑。
3.1.4 中医药古代用具展区
①行医器具展区。展品：医章、听诊器、手术用的工具等。②药用器具展区。展品：药碾、盛药储药器具药杵等。③卫生器具展区。展品：耳勺、卫生拍等个人使用的卫生器具。④养生器具展区。展品：养生图腾、药枕等。
3.1.5 医学科教展区
①古代医学教育。使用图片、复制医用造像等展示医学教育的发展。展品：穴位图、标注穴位的铜人等。②现在代中医学教育。主要结合课堂教学和实验。展品：人体图、人体造像等。
3.1.6 少数民族医学展区
少数民族在中国医学的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保留了祖先们的医学经验和医学疗法。展品：少数民族用来治病的医疗用具和中药材,例如藏医、藏药等。
3.1.7 中医对外交流展区
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先辈们不断的交流将医学一次又一次地改进,才会有今天发达的医学,交流的经验是发明是否有实用价值的一个很好的验证办法。展品：与国际交流有关的奖杯、奖牌、邮票、信件、纪念品等。
3.1.8 历代名人与中医药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很多名人都与中医药有着不解的缘分,如、、刘少奇、邓小平等,这些名人们更多地信赖中医中药的治疗,信赖中医中药的悠久的文明历史,信赖中医中药治病救人的方法。这也是中医药的威信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展品：名人的照片、题词、画像等。
3.2 中药展厅
3.2.1 中药综合展区
本区集中反映中药、方剂的发展概况和成就,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思路。展品：各种出土药物、方书、盛药器皿,及其相关的文物。
3.2.2 中药材标本室
本室主要介绍中药形态、功效,传播中药科学知识。展品：植物蜡叶标本、中药材标本、各类中药饮片、中成药、药用动物剥制与液体浸制中药鲜活标本立柱长廊及药用植物彩色照片、专题介绍的彩色电脑喷绘展板等。
3.3 校史陈列厅
3.3.1 学校概述
做学校总体概述的展板,解读学校的校训,让观众对学校有一个初步认识。
3.3.2 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
按历史沿革,选重点时期,加以文字介绍,说明学校具体发展历程。展品：照片、所获荣誉、学校历届校长及名人的照片、塑像等。
3.3.3 发展现状
体现学校目前发展的最新成果,使观众对学校的未来有所展望。展品：照片、图片、大事记、所获荣誉等,随时更新。
4 博物馆管理
博物馆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大学中所建的博物馆在管理方面又与一般公益性博物馆有所不同。初步拟设管理模式如下：①馆长。主要负责博物馆管理的总体工作,及时和学校领导沟通、汇报工作。②保卫。主要负责博物馆安全工作。③总务。主要负责博物馆日常具体管理工作,及时传达上级领导指示精神,督促实施工作。④保管。主要负责文物标本的征集、鉴定、研究,以及藏品的管理、科学保护等工作。⑤陈列。主要负责陈列展览的研究、设计、制作、布置等工作。⑥群工。主要负责接待、组织观众、陈列讲解及其他形式的教学实验、社会教育、宣传活动。⑦信息。主要负责博物馆多媒体、数字化教学、影像图片资料等工作。
5 博物馆的技术信息化
5.1 多媒体的使用
多媒体展示能有效地将中医药典籍中的文字、图片等信息转变为用户交互体验,很好地增强了中医药博物馆科普教育,传播传统文化的作用。多媒体的应用范畴：展示引导、名医简介、药物互动竞猜、针灸沿革、中草药鉴别等多个展示点的互动演示。例如针灸智能人、按摩点穴智能人、舌诊多面体展示、脉象仪、辨证论治触摸屏、中药标本趣味习作展示等。
5.2 数字博物馆的建设
在中医院大学网站下建设中医药博物馆网页,实现博物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中医药的相关知识,与观众及相关研究人员及时互动、沟通、交流。
6 中医药博物馆的未来展望
1多维融入的中药学课程思政元素分析
1.1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培养大学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课程思政应把培育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首要的教学目的[1]。要培养学生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和历史文化，从而使学生明确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意识地把个人的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业中来。要从中药悠久的应用历史、广阔的分布环境、著名本草学者的事迹感动和激励学生，使学生在掌握中药理论与应用等专业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将爱国主义与家国情怀入心、入行。
1.2激发守正创新精神
中医药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从来都是兼容并蓄，不断充实进步发展的。中药学在其发展史上吸收了不少外来药物，如乳香、没药、血竭、沉香、西洋参、番红花等。近代中西汇通的实践过程中，一些医家对传统中药形成了新的认识和发展。进入现代，化学、药理学、生命科学等技术的融入，使得中药学科获得了深入和长足的发展。青蒿素等中药学的优秀研究成果为人类健康贡献了积极力量[7]。中药课程思政要挖掘这些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精神，使学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先贤留下的中医药学宝库。
2全面渗透的中药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中药学教学内容包括中药的起源与发展史、中药的产地、采集、贮藏、炮制、性能理论、配伍、用药禁忌、剂量、用法，以及临床常用中药的药性功效和应用知识，各个章节教学内容均有丰富的思政元素可以融入。中药学课程思政要根据不同专业学情特点，开展充分研究和精心设计，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做到全程和全方位育人。中药学教学内容思政融入点详见表1。
3立体开展的中药学课程思政育人实践思考
3.1传统课堂思政渗透
在中药学课堂上，通过适时引入采药、制药、用药案例，以及名家严谨治学的案例，潜移默化地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体验、领悟，并得到升华，实现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的有机融合，从而做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7]。教学中既保持中药学的学科本位，又全方位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同时，将传统课堂向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延伸，形成中药学课程思政的全方位立体化育人体系。见图1。
3.2第二课堂拓展实践
借助学校中药博物馆、药用植物园、模拟药房、医药实践基地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政教育，构建中药学课程思政第二课堂。还可发动学生进行家乡的中药调查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家国人文情怀。通过学生社团或志愿者组织开展各类药膳文化、养生保健科普宣传活动，提高学生传承发扬中医药文化的使命感，和对健康中国事业的责任感。多措并举，让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精神风貌[8]。
结语
中药学作为中医药类各专业的骨干课程，受众面广，且开设于低年级，在帮助青年中医药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深入挖掘中药学课程里蕴含的思政元素，通过传统课堂-第二课堂、线上-线下的全方位立体渗透，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文化自信、职业品德教育、传承创新精神等融入专业知识的教学过程，以实现对青年学生的价值引领的作用。结合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渗透医者仁心、药者匠心、中西汇通、守正创新的精神，可促使学生成为具备家国情怀、文化自信、职业品德高尚、专业素质过硬的中医药创新发展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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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aspects of thought, content, method, goal and so on, discusses the engagement and conjunc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national medicine in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to promote both "win-win" by the brand-new field of vision.
关键词:民族学;民族医药;关系
Key words: ethnology;national medicine;relation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1-0141-02
0引言
民族学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的一门独立的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科,又称人类学,以文化为基点,将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人类学关于医学体系的分类中,西医一般是指科学的医学体系,而民族医药一般是指拟人论和自然论两大体系①。我国的民族医药概念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方法、目的等方面入手,以全新视野探讨民族学与民族医药的关系,与读者共勉。
1思想上都注重整体观
整体观是民族学的基本学术立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1]”民族所包含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各内容之间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民族学研究是从民族整体出发,研究民族的“来源、发展过程、地理分布、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接触和文化交流、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民族特点和发展规律,进而印证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2]”。民族医药,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医药体系,是一个民族跟疾病作斗争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由于居住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活动、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生育观念等不同,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医疗行为,也必将影响其医学思想、医学理论、医学技术[3]。即民族医药与民族的其他部分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很难单纯地研究民族医药的某一部分并弄清楚。民族医药同样要求从整体观出发,对影响民族健康的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进行综合考察。
2内容上都注重文化
民族学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学术同仁都把文化人类学的学派称为民族学派。中国的民族学界认为,文化是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4]。即文化具有相对的特性。文化相对论是民族学的基本立场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民族学和人类学流派提出建立在对早期“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学理论的批判基础上的理论。早期的民族学研究,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认为西方民族高于那些落后的“野蛮”民族[5],民族学就是研究“野蛮”民族。19世纪晚期出现的传播学派,主张反对进化论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然后向其他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6]。20世纪初,“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学理论才得到纠正。美国历史学派代表博厄斯主张民族平等,提出每个文化集团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必须在每个民族的特点中来研究每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价值,都有自己的逻辑、理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不应该用自己民族的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7]。
博厄斯的学生赫斯科维茨对此深化并加以系统化,创立了文化相对论学派,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文化价值没有共同的等价物,不能用欧美的道德观念作为评价其他文化的尺度,人类学应该维护每个民族独立发展的权利[8]”。
民族医药也强调对文化的关注。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民族医药归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并积极主张推动民族医药“申遗”,认为“申遗”是保护民族医药的良好契机[9]。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藏医药等名列其中。这表明民族医药也是一种文化。我国的民族医药,是由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医药构成了我国民族医药的整体―中国民族医药体系。这个体系是“和而不同”的,彼此之间自成体系,具有层层嵌套的分形自相似特征②。而我国“各个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轨迹不同,和主体民族之间相互影响深浅不同,加上有的有文字,有的无文字,各民族医药文化的积淀和发展也是不平衡的[10],”必然形成风格炯异的医学文化和医疗知识体系,在生命观、疾病观、就医方式、医患关系等方面折射出鲜明的文化特色,因而在作出理解和解释时必然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11]。
20世纪50年代,在一项公众对健康项目反应的研究中,人类学家首次使用了“医学人类学”一词,并逐渐发展形成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该研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了项目推行的促进健康的手段为什么不总是成功或不容易建立的问题,分析了项目失败背后的文化因素。得出:医学人类学以文化相对论为学术立场,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能以别的文化标准妄加评判某一种文化,应该以该文化主体的解释为准。
3方法上都注重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所谓田野调查方法,“就是民族学工作者亲自深入民族聚居地区居住体验,通过勘测、询问、交谈、直接观察等手段取得所需要的研究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和技术[12]”。在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之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对田野调查具有开拓性贡献的是美国的民族学家摩尔根。摩尔根于1846年被塞纳卡部落氏族接纳为养子,他利用这一身份对易洛魁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的结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于1851年发表了被誉为世界上关于印第安人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易洛魁联盟》。到了20世纪初,当代民族学已经植根于田野调查之中。20世纪中叶,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民族学者的责任》中提出了“马凌诺斯基革命”,开创了“参与观察”式田野调查工作的新局面[13]。其理论和实践对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今,民族学田野调查在某些场合中被称为“参与观察”。
田野调查也是民族医药重要的工作方法。我国大量的民族医药都散落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要挖掘开发,必须开展田野调查。笔者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虽然该县目前已经在桐木镇建立了瑶医医院,在县城也设有瑶医门诊部,有的的乡镇还开有一些私人的瑶医诊所,但在这些医疗机构里从事瑶医药工作的人数加起来仅占该县瑶医总数的一小部分,大量的瑶医依然散落在广大乡村里。散落在民间的瑶医,大多具有一技之长,且在当地具有广泛影响力。以下是笔者于2007年7月调查到的2个典型个案:
个案1:罗香乡琼伍村龙军屯瑶医―蓝甲(化名)蓝甲,男,罗香乡琼伍村龙军屯人,农民,擅长各类疑难病痛的治疗,用药独特,能治疗不孕不育症等。同屯李某的奶奶身上长毛,身酸,不开胃,不能吃东西,吃了就吐,病情严重。蓝甲诊断后,采用瑶医针灸技术配以大瑶山采摘中药治疗,三天就把李某奶奶身上的毛给挑了出来,并能吃饭,有精神。县某医院副院长的爱人每餐只能吃半碗饭,在自己工作的医院治疗了很久都没有好转,便找到蓝甲。蓝甲起初不肯给她治疗。后经一周多接触和观察病人,蓝甲同意给病人治疗,仅用五天就医好病人。同村的李某,结婚三年还没有生育。曾到柳州某医院去检查,被诊断为不孕不育症。于是求助于蓝甲,蓝甲把脉诊断后给李某开了几副药吃,一个月后,李某就有了身孕。
个案2:罗香乡大垌村官窑屯瑶医―黎甲(化名)黎甲,男,罗香乡大垌村官窑屯人,农民,平时帮人杀猪营生,擅长解蛇毒与治疗烧伤。在解蛇毒方面,黎甲仅用一味药就能解大部分的蛇毒,解毒最快的仅用两个小时。黎甲强调绝对要防止蛇毒攻心,一旦被攻心就无药可救,且只在病人第一时间找他治疗时才会施药救人,找过其他医生看过不会再替该病人治疗,治疗独特。他替人治疗主要是助人为主,不为财,没有开诊所的打算,也不培训外人,曾拒绝广西壮族自治区某蛇毒中心的培训邀请。在烧伤方面,黎甲的技术也得到了众人的赞扬。大垌村委双合屯吴某于1996年在蒸酒的时候,整个脸头被酒锅里串起的蒸气烧伤,嘴开不了,眼睛睁开困难。家人为减轻他的痛苦,将他放到冷水里,导致发炎,随即采用在伤口面上放油葱等土方法,但不见效,便请黎甲治疗。黎甲看一眼伤口面,用一副土药敷上,吴某就不疼了。半个月后,吴某完全康复,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疤痕。要让像蓝甲、黎甲这一大批散落在民间的“民医”下山进城造福人类[14],需要广大的民族医药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参与观察”,才能积极抢救与挖掘民族医药,为人类健康服务。
4目的上都注重应用
“回顾民族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学不仅是各民族实际生活状况的调查和文化理论的研究,它还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15]”早期民族学的应用主要用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殖民官员都要学习有关的民族学课程。20世纪60年代,大量的殖民地走上独立自由之路,民族学在这方面的应用才逐渐消失。民族学在我国的应用成果是令人瞩目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民族学的应用与实践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原因是“与国家的民族工作密切相关[16]”。20世纪50年代,广大民族学工作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展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反响很大。近几年来,在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医药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应用也是我国民族医药的重要目的之一。当前,我国民族医药总体上还处于恢复振兴阶段,“特别是少数民族医药长期停留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偏僻地区,受到当地的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未能为全国人民充分认识和应用。许多患者急需某种民族医药,却又苦于找不到购药的门径[17]。”要“让全国的基本医疗接受民族医药,让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接受民族医药,让全国人民接受民族医药,并促进民族医药堂堂皇皇地走向世界[18]。”仍需各方尤其是民族医药工作者的努力。2007年10月2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个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为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加强民族医学临床应用研究、扶持民族药医疗机构制剂开发与使用、发挥民族医药在基层卫生工作中的优势与作用、积极发挥民族医药在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2010年3月11日,国家卫生部与广西签订《共建兴边固疆卫生惠民工程协议》,提出实施壮瑶医药振兴计划,有利于深化新医改工作,推动广西乃至全国其他民族医药事业健康发展,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民族学与民族医药既有相似性,又有各自特点,两者是互通互补的的统一体。民族医药为民族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和实践空间,有利于民族学者化知识为生产力,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成熟与进步,又为民族医药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实现民族医药又好又快的发展。民族学与民族医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衔接与契合,将会出现双赢的局面。
注释:
①根据病因学的不同,世界上的医学有三大体系:拟人论(personalistic)、自然论(naturalistic)和科学论(scientific)。拟人论认为疾病是由超自然物、非人存在物和人等媒介引起。自然论认为疾病是由于外界因素扰乱身体平衡所致。详见陈华.方兴未艾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P84-90。
②分形的自相似观点认为:客观事物具有自相似的层次嵌套结构,局部与整体的形态、功能、信息的方面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相似性,适当放大或缩小它的一部分,该部分的结构仍然保持不变。详见龚永辉.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一点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P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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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隋代《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有“证治之津梁”的美誉。后世对《病源》一书研究成果极多，现汇集各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分类探索不同研究思路及成果结论。目前研究，或为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研究，或结合临床、实验进行研究，或是从学术史的高度进行研究。但以《诸病源候论》一书结合晋唐时期方书的研究尚未深入，可作为进一步研究《诸病源候论》的思路之一。
关键词：诸病源候论；文献研究；思路与方法；综述
中图分类号：R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3-0480-04
The Actualities and Future of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in Zhubing Yuanhou Lun
YAO Jie-min，advisor: YAN Shi-yun
（Basis Medical College，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201203，China）
Abstract:Zhubing Yuanhou Lun is the earliest Chinese specialist literature in cause of disease and pathogenesis, which named as "backbone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 for the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development of TCM. Aftertime，there have be so many researches on this book, such abund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brought up, which impossibly sumed up in one single treatise. Thus, the methods of different researches were gathered and categori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methods and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a new visual angle for research in Zhubing Yuanhou Lun was provided.
Key words:Zhubing Yuanhou Lun；literature research；thought and method；summary
收稿日期：2010-11-17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医史文献重点（培育）学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各家学说重点学科项目；上海市中医医史文献重点学科项目（S30301）；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10YS63）；上海市严世芸名医工作室研究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名师研究室项目
作者简介：姚洁敏（1979-），女，江苏常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学术思想发展史、晋唐医学理论的实践运用。
《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病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全书50卷，分为71门，载述1739候，由于临床分科门类齐全，病因证候论述详尽，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证治之津梁”。大型医籍如《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幼幼新书》、《普济方》以及《医心方》中有关病因病机的论述，大多本于《病源》。这些医籍对《病源》的大量引用，进一步深化了《病源》一书对于临床的影响，使得诸多学者纷纷研究此书，形成研究《病源》的诸多成果。现将研究《病源》一书的不同思路与方法归类分析如下。
1 对《病源》本书的研究
1.1 对著者的考证
即考证著者，考察著者生平及背景环境的研究。此类研究方法源远流长，《四库全书提要》就曾对本书著者进行考证，日本丹波元胤也曾进行过类似研究［1］。孙溥泉［2］等对较为公认的本书作者巢元方的生平活动进行了考证，认为巢氏医术十分高明，尤其精通病因病理，对于病源的探讨和疾病的证候了解得非常细致，并通过《开河记》中的记载和隋炀帝敕令其治愈麻叔谋风湿病病案来加以说明。
1.2 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1.2.1 版本流传考证 多位学者从版本学角度进行考证研究，分析本书的历史流传过程。乔文彪等［3］对本书目前已知的流传版本做了详细的考证。宋白杨［4］对《病源》的版本流传情况和各种版本之互相关系，以“一源二流”概括之：一源指北宋刊本;二流是南宋坊刻本和元刻本两个流传系统。乔、宋分别以“详”和“要”的方式对版本流传作了论述。
1.2.2 语词研究 点校注释 从文字学角度进行研究，既有语词研究［5-6］等语词层面的探讨，也有点校、注释等段落篇章层面的研究。近年点校专著有日本原孝市等的编集本（1981年）［6］，鲁兆麟主校、黄作阵点校本（1997年）［7］和刘晓峰点校本（2006年）［8］；注释著作有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1980年）［9］和丁光迪主编的《诸病源候论校注》（1992年）［10］。这些研究成果，或致力本书原貌，或便于现代读者阅读理解，为进一步研究其中深蕴的医学思想提供了基础。
1.2.3 辑佚、辑要 如宋白杨［11］曾对《外台秘要》中的《病源》条文进行辑佚，统计出《外台秘要》中共引用《病源》370候，并从《外台》中辑出3条不见于《病源》的病候以及10条篇幅较长的佚文。
以上主要是从版本学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注重“信”、“达”，或为研究者提供更可信的材料，或为方便后人正确理解原著者的意图，相对较少涉及医学学术思想。但这些研究力求忠实于原著原貌，对深入探索《病源》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献基础。
1.3 挖掘学术思想研究
已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不同层面、以不同视角对《病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挖掘和讨论。其中，有用相同的方法对不同部分内容进行研究，也有用不同方法对相同原文进行研究。其种类繁多，众妙纷呈，不一而足，经过归纳，研究思路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
1.3.1 与临床紧密结合的专病专科研究 《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研讨最广的方向是临床方向。此类研究数量庞大，涉及面宽广，诸多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专病专科角度，结合《病源》论述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目前已涉及内科、外科［12］、妇科［13］、男科［14］、儿科［15］、精神科［16］、骨伤科［17］、五官科［18］、急症［19］等专科。
这些研究有的从学科角度归类研究总结。例如郭振球［13］全面论述了本书在妇科学上的成就，对妇人杂病经水诸候、将产难产产后病诸候、带下漏下崩中诸候、妊娠无子诸候等证候的病因病机做了归纳整理和比较研究，认为如此可从整体上把握妇科病病因病机过程，便于临床鉴别诊断。曹烨民等［12］探讨了隋代外科学水平，认为当时外科重视寒邪发病病因，独倡“虫感”学说，并已认识到发病与否与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外科诊断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系统化的分类，这些分类即使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亦较为合理，说明了隋代外科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
更多的研究从单个疾病的发生发展角度入手，较为细致地整理了书中对于专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已经进行的专病研究有虚劳［20］、肺胀［21］、血证［22］、消渴［23］、外感热病［24、25］、痰饮［26］、中风［27］、痹病［28］、黄疸［29］、麻风［30］、毒病［31］、小便病［32］、不孕［33］、鼻病［18］等，对肿瘤［34］、血吸虫病［35］、神志病［36］、乃至新兴的睡眠医学［37］也有了研究论述。如舒鸿飞、潘桂娟等对痰饮病［26-27］的论述，不仅注意到《病源》首创“痰、饮”分论，首次构建了痰病的理论框架，还列举了痰病的复杂临床表现，归纳出痰病“其候非一”的特点。徐肇生等更认为《病源》实为痰病学说的奠基之作［38］。
对于外感热病，王秀莲［24］认为《病源》在病因上将温病、疫疠病、热病、时气病、伤寒病一一分列，提出“其冬夏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毒与伤寒大异也”，实已创立了“乖戾之气”的概念，而《病源》一书阐述温病病机的关键是“热结阴伤”。程磐基等［25］认为本书首创将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列为外感热病常见的四大病证, 并详细探讨了对于四大病证病因病机认识的渊源。王氏论病机，高度概括令人一见知其关键；程氏论病机，详细周到令人益能明其源流。
本类研究具有共同的特征：研究过程中注意关注首创性，立足于临床实用，为临床认识专科专病提供思路。此种研究，结论见仁见智，研究所得不仅与医籍有关，还与研究者当时的临床经历、临证经验密切相关。不仅可以此指导临证，规范证治；还可以进而得启发创新，发展理论与治疗。
1.3.2 与基础学科紧密结合的专题研究 从中医基础理论角度：李翠娟等从中医体质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病源》的贡献，认为《病源》已经非常重视体质与发病及治疗的关系［39］。而郭丽娃等对《病源》饮食致病说在中医病因学上的贡献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40］。
从中医生理病理角度：王旭东［41］将《病源》对膀胱、心包生理的论述归纳总结，认为可以补充《内经》在此方面论述过少之不足。魏守健［42］认为《病源》不仅详尽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候与病源,还对五脏生理病理既宗经旨而又多有发挥,丰富和发展了藏象理论。
从中医诊断学角度：杨徐杭等［43］详细讨论了书中的五脏病诊断思想，通过对五脏病机理和证候分类的分析、诊察五脏病脉象等方面的研究，认为五脏病诊断观对中医诊断学的证候分类等有重要参考价值。韩宇霞［44］研究论述了书中“腹诊”的情况，认为《病源》一书详细分述了腹症的部位，对腹痛、腹胀、腹水、腹块等进行了辨别，并描述了腹痛的性质、程度及放射方向；书中还对腹诊手法进行分类；对积、聚、癞、瘕等腹块的描述已注意到肿物大小、硬度、形状、压痛、活动度，虽无腹诊之名，已有腹诊之实。
此类研究将文献与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紧密结合，部分运用了实验手段和检测技术，从基础理论的层面试图将中医病因病机描述与现代医学沟通融合，不失为一项颇有意义的尝试。
1.3.3 与外治技术及养生医学密切相关的特色研究 《病源》对方药治疗并未涉及，然对外治如外科手术、针灸按摩、导引气功、养生康复等方法记录翔实，成为本书一大特色。
本书对外科手术方法及术后护理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覃纯初［45］探讨了书中动脉结扎术和开放性创伤术后伤口护理的经验。李经纬［46］考察了书中缝合法的记载，发现其中使用的缝合法就是“8”字缝合法或分层连续缝合，与现代医学外科手术缝合法有惊人的相似！
《病源》中养生方导引法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兴趣。丁光迪等对“养生方导引法”作有专题研究，出版《诸病源候论养生方导引法研究》一书，认为原著创造性地提出了“辨证施功”的证治体系［47］，一改从前各家导引养生法各自师承，不仅可与辨证用药证治体系相媲美，而且还完善了辨证论治的内涵，将辨证论治核心思想运用得更广泛。陶晓雁等、杨道建等分别对胃病导引法［48］和脚气病脉缓弱候的导引疗法［49］作了详细阐述。朱伟常［50］认为书中以吐纳按摩治疗虚劳乃正以“养气”、“练精”之法补虚益损，是积极有效的措施，在虚损之渐或药石无功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效用。
此类研究抓住《病源》的外治及养生特色展开研究，自成一体。养生法在两汉晋唐医学中占据了极大比例，而流传至今的相关资料却为数不多。《病源》中有关养生法的记述翔实而富有可操作性，无疑对研究早期中医养生医学具有颇高的参考价值。
1.3.4 对全书的综合研究评价 分为两种，其一是对全书做总结概括研究，如翟叔正［30］对全书进行扼要的综述，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对书中的病因、症候、养生诸内容进行探讨。另一种是进行述评，如李经纬［46］评价了《病源》在医学科技史上的贡献，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对全书的历史功绩做出了评价，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2 结合其他医学文献的联合研究
2.1 纵向研究
纵向研究是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某一专题的前代与/或后世的相关论述，勾勒出其历史发展轨迹。
2.1.1 探讨学术理论渊源 《病源》中的病因证候多直接来源于丰富的临床观察，对于疾病的分类、病因病机认识和症候记录多为中医学术史上首创。然对于先秦两汉已有较多理论论述的部分，《病源》一书在以自身观察为主的记录中也不可避免地有前人思想的痕迹。如程磐基等［25］讨论了本书温病热盛伤阴的病机，认为其主要来源是《素问・评热病篇》和《针灸甲乙经》；温病病邪理论方面收载了《难经・风病・风邪候》中的相关内容。而伤寒病病机的论述，“夫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于腠理，与精气交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则渊源于王叔和。
2.1.2 某一专题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 （1）病、证命名发展研究：李其忠等［51］曾考证古今病证命名由来，发现隋唐时医籍的病证命名有其共同点。在《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共同存在一种将脏腑、官窍名称冠以“病”的命名现象。如《病源》中列“五脏六腑病诸候”及“目病诸候”、“耳病诸候”等专篇；《备急千金要方》列“七窍病”上、下两篇；《外台秘要》卷二十三亦列“耳、鼻、牙齿、唇、口、舌、喉、咽病”。这种以“脏腑病”、“官窍病”为门类著书论医方法对后世颇有影响。（2）病因病机学的发展研究：俞慈韵等［52］通过汉代医籍《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隋唐医籍《病源》、《千金》、《外台》，结合后世的病源研究，对中医病因病机学历史作了概述研究。（3）临床学科及学说的发展过程研究：吴鸿洲［53］对古代中医急症学的发展及成就作了探究，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扁鹊对急症治疗已积累了相当经验；继《伤寒卒病论》、《肘后救卒方》后，成书于隋代的《病源》，虽是病因病机学的专著，但对急症的记述竟已达三百多条，反映出当时急症学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也为后世急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在学说发展方面，如朱锦善［54］认为最早提出小儿“变蒸”的是王叔和，但其论语焉不详；至《病源》对变蒸的论述较为详尽，从此开始了对变蒸诸方面认识的逐步深入，拉开了学术争鸣的序幕。
2.2 横向研究
横向联合研究是指对于学术思想特征较为相似的数本著作的相关方面研究，以得出某一方面的共同特点。
2.2.1 中医辨证方法角度 邹世洁［55］等将《病源》舌象特点与《千金方》作比较探讨，并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赵瑞珍［56］通过对《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脏腑辨证特征来探索隋唐时期脏腑辨证的基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当时脏腑辨证方法学的十大特点。认为本阶段奠定了脏腑辨证形成的基础，为脏腑辨证的真正形成打下基石，其贡献不可磨灭。
2.2.2 疾病个性研究 李兴民［57］提出可从疾病个性研究的角度对隋唐医书进行考察研究。研究《病源》对某一疾病病因病机的论述，对应《千金》、《外台》等方书的治疗方剂，可对疾病个性进行研究，反映疾病发展全过程和当时侧重病源的治疗手段。然而用此种思路进行研究的学者尚不多，仅在温病学领域有类似的研究［58］。
2.3 全面综合研究
亦即综合纵、横向两种研究方法，对书中学术思想作纵横交错的研究。严世芸主编的《中医学术发展史》［59］，将《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作为研究元素，置于中医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长卷中，进行断代学术史研究。这些研究元素的某一方面，在学术发展史中，代表着当时该方面的最高水平。通过描绘这些最高水平的点，积点成线，勾勒出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3 讨论与展望
以上是对当前研究《病源》一书的各种文献研究方法的概述。从研究素材看，这些研究有以单本书为切入点的，有以数本书为联合研究对象。从研究角度看，有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学科角度研究；也有从中医学术角度的研究，其中又分临床角度研究和实验角度研究，但更多的是不可避免地放到当时的时代中进行学术研究。
由于《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大量临床学者从各个不同专病专科角度进行挖掘整理并密切联系临证。其中产生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推广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不一定完全成熟，但都是对《病源》文献学研究方法论的有益探讨。有些思路可以给我们以进一步启发，如针对隋唐时疾病个性理法方药的联合研究，可以将《病源》一书的病机理论与稍后的《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记录的大量方剂相联系，探索蕴涵其中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思路在目前所见的文献中没有出现，仅横向研究中的“个性疾病研究”与之有相似之处。将这些内在联系的结论，也就是隋唐理法方药使用经验，与当今中医内科学使用理法方药的经验相比较，定能发现古人遣方用药与今日之不同。如能从中重新发现目前临床已经不太常用的治法方药，将其重新运用于现代疾病的治疗，则必可为当今之中医临床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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