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7 18:03:52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中相互关联的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异同，对政策文本分析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深层内涵在于：对政策文本的分析，最终要走出文本，走出文本的过程也就是对文本的微观分析与文本所处的宏观历史脉络相结合的过程，是研究者运用多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和视角发掘文本“深层结构”和文本演变的内在逻辑的过程，是透过文本话语揭示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分配和斗争的过程，是文本理论化的过程。作为一种“黑箱技术”，政策文本分析需要研究者将文本与其所处的历史、制度和政策实践进行有效的“对话”。政策文本分析是理解教育政策的基本手段，也是促进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 键 词】教育政策/文本分析/应用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59(2009)05-0022-06
文本分析尤其对官方文件的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如马克思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基于对官方出版物的使用，并将大部分研究时间都放在对官方文件的研读上。涂尔干在他对教育系统的大量研究中，也都采用了研究官方文本的方法。[1]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均具有文本指向，并常在一些研究中相互替换或包含，三者之间有何区别和关联？何谓政策文本分析？它对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发展有何意义？如何有效运用？这是本文努力回答的问题。
一、政策文本分析的内涵
(一)文本分析与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对信息特征系统、客观、量化的分析。”[2]信息一般由打印或书写的文本构成，也包括相片、漫画、图表、广播和口头交流。内容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技术起源于20世纪初，但零散的研究在更早的时期就已出现。内容分析曾被描述为“政治话语的统计语义学”(Kaplan，1943，p.230)。政策科学的开创者拉斯维尔的《政治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litics)是20世纪40年代颇有影响的政治文献研究。默顿将内容分析发展历史分为5个部分交叉的时期：直观阶段(至1900年)；定量描述阶段(7世纪-1926年)；社会现实的独立调查工具的成熟阶段(1926-1941年)；学科间扩展的阶段(1941-1967年)；奠定理论-方法论基础的阶段(1967年以来)。默顿认为第一个为人所知的定量描述的内容分析报道来自7世纪的巴勒斯坦。当时对旧约全书的整理表现为对单词精确的频数统计。[3]文本(text)在《新牛津英语词典》中主要的解释有：“一本书或其他书写或打印的作品；被看作是传递一个特定作品的真实内容或基本形式的一种书写或打印的材料；书写或打印的文字，通常构成一个连贯的作品；书写形式的计算机数据；一本书或其他书写作品的主体，区别于注释、附录和说明。”[4]在汉语语境里，文本指“文件的某种本子。亦指某种文件”。而文件主要指“公文，信件等或有关政治理论、时事政策、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文章”[5]。内容分析有时也指文本分析，比较而言，文本分析的对象通常被限定在书面体的文本[6]。
(二)文本分析与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可看成是“在文本和情景之间进行的认真、细致地阅读以考察话语的内容、组织和功能。”[7]话语分析最初起源公元2000年前对语言、公共演讲和文学的研究。现代话语分析则源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早期的兴趣是描述和结构主义，研究集中在语言学和人类学的领域内。20世纪70年代，相关学科对话语的共同兴趣，导致跨学科的话语分析的出现。话语分析在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出现后，推动内容分析的发展，在大众传播研究中，表现为使其由早期的内容分析向更复杂的对媒体文本和谈话的话语分析发展。[8]
而发生在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①哲学运动使人们对话语分析的兴趣与日俱增。批判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对认识论的批判促成了“语言转向”。话语分析也成为来自不同理论传统和学科背景的诸多不同的文本分析方法的一个总称。这些分析方法共同的特点是认为语言并非只是反映或描述世界的手段，话语具有建构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通常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政策被看作是政治目的的表达，是政策制定者陈述打算遵循的行动过程。工具主义者在研究政策制定过程时，常把政策文本分析看作是探求假定存在于文本之中的作者目的。然而，政策文本不像小说那样是某个作者的作品或单一的生产过程。它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各种政策阶段相妥协的产物，这使得工具主义的政策文本分析显得过于“简单”。
在现代社会，受国家控制的教育系统为维持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秩序而运作。而教育政策中的国家官方话语(例如，核心课程，评估系统或学校管理)则成为权力的工具和对象[9]。话语是权力的体现，它涉及“能说什么，也与谁、什么时候、在哪里以什么权威说有关。话语嵌入在意义、命题和单词的使用中。”[10]政策不仅是权力的产物，同时也是权力的象征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反映。当把政策看作是一种官方话语时，意味着，此时的政策分析不仅要揭示文本中话语主体及其对象的权力关系，同时，也要说明这种权力关系所处的社会结构，因此，较之传统的政策文本分析，话语分析无疑在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拓展。传统的文本(内容)分析缺乏对文本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和结构的关注，而这正是话语分析关注的重点。
政策的话语分析涉及考察政治行动的主体、客体、情景如何被语言所影响和决定，以及这种具有决定性的语言如何体现矛盾和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话语分析鼓励我们考察‘政治的政治’，也就是产生政治行动条件的权力关系本身。我们不应该仅仅在文本层面上把话语理解为一系列单词和句子，而且也要从修辞学上把它理解为有助于劝服我们自己和其他人按特定的方式行动的一种辩论或争论。”[11]因此，话语的规制性成为话语分析的一个焦点。由于话语分析内涵结构主义的传统，结构主义者所寻求社会关系中的符号模式或“深层结构”也成为话语分析的一个目标。
文本和话语具有天然的联系。在一些话语分析中，也强调文本层面的意义。如批判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费尔克拉夫从理论、方法论、历史和政治四个方面提出了文本分析的四个基础：文本是社会行动的有意义的形式，这构成了文本分析的理论基础；方法论上，文本作为数据来源的日渐增多的使用；历史基础在于文本是社会变迁的有用指标；政治基础则表现为社会控制和权力愈来愈多地通过文本的方式来施加。因此，文本分析成为批判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12]费氏认为，文本分析是话语分析的关键部分，但是话语分析不仅仅是文本的语言学分析。他把话语分析看作是文本和“话语秩序”之间的一个“摇摆”。批判话语分析在更抽象、更结构化的层面上关注在特定的文本中的一致性和变化。[13]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科学中的内容分析并非对解释文件和纯粹叙述式的文件分析感兴趣，它的旨趣在于揭示社会事实和测量文件中的联系[14]，而这又与话语分析相关联。由于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内在关联，斯蒂范·提思捷(Stefan Titscher)在《文本和话语分析方法》一书中列举了12种文本分析的方法②，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均被纳入到文本分析的范畴中。
政策作为一种政治系统的产出，不仅表现为部门规章，同时也常以条例、法律、法令、法庭裁决、行政决议以及其他形式出现[15]。政策文本指的是通常表现为文件形式由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文本分析可看作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和学科背景来分析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政府公文的多种文本分析方法的集合，既包括了传统意义上偏于定量的内容分析，也包含有对政策文本中官方语言偏于定性的话语分析。政策文本分析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比较纯粹的文本定量分析，最一般的表现是对文本中某些关键词的词频统计，重在描述文本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或特点，属于传统的内容分析；二是对文本中词语的定性分析，多从某一视角出发对文本进行阐释，属于话语分析范畴；三是综合分析，即文本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文本既有定量描述也有定性阐释甚至还有预测。无论是对文本的描述、阐释还是预测，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政策文本分析的深层内涵在于：对文本的分析，最终要走出文本，走出文本的过程也就是从具体中抽象概括出一般的过程，是对文本的微观分析与文本所处的历史脉络的宏大叙事相结合的过程，是文本读者运用多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和视角通过文本与文本生产所处的历史脉络对话以发掘文本“深层结构”的过程，是透过文本显性话语考察政策话语运作本质以此来揭示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分配和斗争的过程，是文本理论化的过程。
二、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应用
文本分析或话语分析在国外政策研究中是应用比较普遍的研究方法。关于政策研究中话语分析的重要性，戴伊(Dye，T. R.)曾指出“主要关注政府的活动而非政府的花言巧语是政策分析中的一个弱点”[16]。随着研究的发展，在国外政策研究中出现了对传统政策文本分析的批判和运用话语理论的趋势。相关话语研究包括：弗兰克·伯顿和帕特·卡伦(Frank Burton and Pat Carlen)通过有关法律和公共秩序的政府报告对官方话语进行的分析[17]；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对撒切尔主义的话语分析[18]等。在教育政策领域中，科德在《教育政策文本的建构与解构》一文中指出：“基于国家利益而由国家制定的政策是语言为政治目的服务、建构特殊的意义和符号用以掩盖社会冲突和培养致力于公共利益的观念的明显例证。政策文本通过制造和维持认同而产生真正的社会效果。可是这些效果并不为建立在技术-经验视角和对语言的理想主义观点基础上的传统政策分析所认知。”[19]科德认为政策分析的一个可选方法是基于在唯物主义的语言概念下发展出来的话语理论，并对基于话语理论的政策文本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费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运用，可见于弗克、卢克、托马斯和泰勒等人的研究(Falk，1994；Luke，1997；Thomas，2002，2003；Sandra Taylor，2004)。泰勒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教育改革议程中的公平研究中运用了费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在研究政策文本中多元和冲突性话语、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话语变迁以及凸显边缘化和混合性话语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20]
以“政策文本”为篇名词“模糊”检索中国期刊论文库“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专栏(1994-2008)共检索到30篇相关论文，其中属于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有27篇。目前国内期刊发表的有关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论文总量较少，大多数论文集中发表在2006-2008年，这说明近年来学界对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关注。27篇教育政策文本分析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研究问题相对比较分散，研究思路多是通过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来描述某类政策的变化趋势及其特点，在研究方法上主要用的是定性的分析方法，定量的文本分析较少，仅有个别论文在研究中结合了定量与定性的方法并呈现了文本分析的框架。
在国内有关教育政策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濮岚澜[21]将媒介传播研究中定性的框架(话语)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来研究教育政策的议程设置，但其定量的文本分析主要针对媒体报道，而非政策文本。李钢[22]沿着“政策传播—社会大众反映”信息传播学理论路线，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文献计量方法，对于涉及国家教育政策有关话题的群众来信、政协提案以及《教育部政报》进行了话语分析，探讨了中国教育政策的话语传播特征。
总之，国内有关政策文本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尤其在教育政策文本分析方面相关研究比较欠缺。已有的教育政策文本分析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上都有所涉及，但研究的理论性和深度不够，较多的研究局限在对文本浅层次的描述和分析上，尚没有“走”出文本，将文本与其所处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实践进行“对话”，以揭示政策文本的丰富内涵和内在逻辑。研究的规范性，以及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有机结合也都有待加强。
三、发展教育政策文本分析
(一)教育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的应用前景
当把政策看作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静态文本时，常常会容易忽视文本的动态积极内涵。文本并非仅是对过去的一种消极反映，“社会文本不仅仅反映预先存在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中的物体、事件和范畴，而且，它们积极地建构这些事物的面貌”[23]。政策文本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产物，处于社会争论的中心，它规定“社会竞争的时间和地点、政策问题及‘游戏规则”’[24]。它的生产不仅反映了社会文化和组织的变迁，也在促进事情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通过文本来干预实践。
贝尔(Les Bell)曾指出，“如果没有理解反映了教育机构的多级性和多层性特征的政策，要理解在我们的教育机构内发生了什么是不可能的。”[25]事实上，如果没有理解反映政策模糊性和复杂性的文本及其话语，要理解政策本身也是不可能的。
文本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产物，因其具有可见性和持久性，能为实证研究提供特定的历史数据。政策文本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在某一领域综合影响的结果，它能够敏锐地感应社会过程的变动和多样性。当文本被制定、修改或废除时，它也记录了组织面对内部或外部压力时所做出的反应，其演变反映着所在领域社会结构和组织的变迁。而对教育政策文本的系统分析是从宏观上把握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起点。政策文本对于研究社会结构、政策过程(政策发展轨迹)以及批判性政策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由于政策主体(政策制定者)、政策客体(政策对象)以及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等要素均内含于政策文本中，通过对政策文本中这些要素的系统编码分析和对政策文本的分类，可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我国教育政策的宏观发展过程，并有可能发展出新的政策理论或模型。正如詹金斯(W. I. Jenkins)所言，“在政策领域，过程和内容之间可能存有某种动态的联系。作为一个分析的焦点，政策内容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对政策内容的考察为探查政治机器的内部动力学提供了手段”[26]。政策文本分析是理解政策的基本手段，也是促进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
目前，国内教育政策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还很不成熟。研究中的诸多困惑尚待解答。其中，诸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颁布了多少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由谁来制定，分布在哪些教育领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等等，这些基本问题目前并不是很清楚。缺乏基本的政策认知，将使研究者难以把握教育政策现象，不能很好地去理解和解释政策问题。对政策文本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我们获得这些基本认知。事实上，如果教育政策研究脱离具体的政策文本来谈教育政策，会使研究者因不能把握政策发展的脉络，而把政策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使其对政策的理解变得生硬和简单。梳理相关政策文本的发展脉络，应成为所有政策研究的基础工作。
总之，教育政策文本分析，不仅可以增进对教育政策及其政策过程的基本认知，同时也可从整体和结构的层面来探讨教育政策过程，从文本中理出制度演变的逻辑和路径，通过对政策文本话语进行“扎根理论”的分析也有利于构建本土政策理论，促进对中国教育政策及其发展过程的深入理解。
(二)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的有效运用
尽管文本分析在教育政策研究中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它不是万灵丹。它只是一个可能被正确或错误使用的工具。对于中国教育政策研究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对方法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边界(通俗地说即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文本分析自不例外。把握方法的边界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无谓的努力。
文本分析能帮助人们了解不能被直接观察的社会交往和发展过程，揭示其中的重要意义。对于大多数很少有机会接触政策过程“黑箱”的政策研究者来说，政策文本分析为其提供了一种“黑箱技术”(black box techniques)，即通过作为政治活动产出的文本来“观察”实际上并不可直接观察的长时段政策演变过程。它不需要大量的研究人员和特别的设备，分析所需的数据资料大多通过公共渠道(如图书馆、互联网等)就能方便获得，它还可以方便而低成本地重复进行，几乎不必花费精力考虑如何和研究对象互动，也不会对其产生干扰。但文本分析依赖于可获得的数据资源。文本的遗漏，文本作者对记录的故意歪曲和对事件的选择性记录都可能影响数据的确实性。研究者有可能从并不完整的数据中得出片面的研究结论。此外，文本仅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片段，它所包含的信息是经过人为选择和不完全的，仅仅通过分析文本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文本的深层涵义和它的社会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文本分析需要走出文本的缘由，而走出文本的过程也就是对不同来源的相关资料综合分析检验的过程，即“三角互证”。文本分析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能取代其他社会研究和分析方式。正如费尔克拉夫所言：“文本的描述和分析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通过在不同学科和理论间对话的开放过程。我们不能认为通过运用一个预先设置的分析框架就能将文本的全部实在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文本的实在性取决于我们所采用的视角，它包括所聚焦的特定的社会问题和我们所利用的社会理论和话语理论。”[27]政策文本分析的局限不仅来自于方法自身，同时也与研究者的政策认知水平、知识基础、相关阅历以及所用的科学语言本身的有限性有关。
其次，在研究程序上，文本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分析方法，有其特定的程序。研究的效度和信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遵循它的分析程序。一个典型的政策文本分析通常包括以下步骤[28]：1)确定研究问题或假设，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理论基础或视角。2)概念化：从概念上定义研究变量。3)操作化：使测量与概念化相匹配(内部效度)，确定数据搜集单位，构建所有测量指标为确定编码框架做准备。4)编码框架：构建所有变量指标能被充分解释的编码手册和编码表。5)抽样：确定样本规模和抽样方式。6)培训：培训编码人员。在独立的编码测试中，记录每一个变量的信度，并根据需要修改编码手册和编码表。7)编码：有至少两名编码者，以测评编码者之间的信度，编码独立进行。8)信度、效度检验。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政策文本分析都要完全遵循上述步骤，研究者可以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来选择合适文本分析路径，但把政策文本分析简单理解为对政策意义的一般性解读或文本中词句出现频次的统计，无疑大大限制了文本分析方法和文本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潜力。
四、结语
意大利学者马佐尼(G. Majone)在1989年倡导公共政策研究的语言及争辩取向。而这也正是政策研究近些年来经历的一个重要转向，即所谓争辩转向(argumentative turn)或说服转向(persuasive turn)。[29]政策文本分析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可以看作是学界对这一新的研究动向的回应。依据本文对政策文本分析内涵的界定，也可以说，政策文本分析是基于文本的政策分析，分析立足政策文本，但不拘泥于文本，它通过与文本相关的历史、制度和政策实践的对话来揭示文本的深层意涵。政策文本分析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是诠释理解的，一定程度上二者的结合则是研究发展的趋势。这种兼容定性与定量研究，强调文本与它所处的情景对话的文本研究取径，有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主观与客观、质与量、理论与实践等二元对立。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和相关文本分析软件的开发，文本分析技术也不断进步，这也使对大规模政策文本的系统分析成为可能，从而有助于产生系统性的政策知识，探究教育政策文本生产和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政策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理解政策如何演变，以在总体上改进政策制定过程。基于文本的政策分析这一研究取径，有助于从文本以及与之关联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实践中挖掘和积累政策知识，进而以此为基础发展本土政策理论或分析框架，在丰富我们对教育政策及其过程理解的同时，最终促进教育政策制定的改善。
注释：
①“语言转向”是用来标识西方20世纪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区别与转换的一个概念，集中关注语言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它作为一个术语最早由维也纳学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v Bergman)在《逻辑与实在》(Logic and Reality，1964)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构成了语言学的转向，语言成为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在方法上的基本出发点。见：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53-454.
②这12种方法包括：1.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2.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3.人种的文本分析和言语人种学(ethnographic text analysis，and ethnography of speaking)；4.民俗方法论MCD分析(ethnomethodological MCD analysis，MCD是“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缩写，意思是社会类属分析)；5.民俗方法论交谈分析(ethnomethodological conversation analysis)；6.叙事符号学(narrative semiotics)；7.作为文本分析方法的SYMLOG(SYMLOG as a method of text analysis，SYMLOG是“A System for the Multiple Level Observation of Groups”的缩写，意思是观察团体的多层次系统)；8.诺曼·费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according to Norman Fairclough)；9.批判话语分析(CDA)：鲁思·沃达克的话语-历史方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the discourse-historical method of Ruth Wodak)；10.功能语用学(functional pragmatics)；11.差异文本分析(differential text analysis)；12.客观诠释学(objective hermeneutics)。参见：Stefan Titscher.Methods of 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Thousand Oaks[Calif.]: SAGE, 2000: 227.
【参考文献】
[1]John Scott. Documentary Research[M]. London. SAGE, Volume 1, 2006: xx.
[2]Kimberly A. Neuendorf. The Content Analysis Guidebook[M].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2002: 1.
[3]彼得·阿特斯兰德.经验性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82.
[4]Judy Pearsall.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1918.
[5]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4023-4024.
[6]Torsten Husen, T. Neville Postlethwaite.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M]. 2nd ed.[Oxford, England]. Pergamon;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1994: 1074.
[7]John Scott. Documentary Research[M]. London. SAGE, Volume 1, 2006: 228.
[8]Teun A. van Dijk.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M]. London; Orlando. Academic Press, Volume 1, 1985: 1-9.
[9]John A Cod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Documents[J]. Education Policy, 1988(3).
[10]S. J. Ball. What Is Policy? Texts, Trajectories and Toolboxes[A]. Stephen J. ball. Sociology of Education[C]. Vol. Ⅳ.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0: 1836.
[11]Iain MacKenzie. Political Concepts: A Reader and Guide[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563.
[12]Stefan Titscher. Methods of 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M]. London; Thousand Oaks[Calif.]. SAGE, 2000: 152.
[13]Norman Fairclough.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Routledge, 2003: 3.
[14]彼得·阿特斯兰德.经验性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80.
[15]E·R·克鲁斯克，B·M·杰克逊.公共政策词典[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32.
[16]Dye, T. R. Policy Analysis[M].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6: 21.
[17]Frank Burton & Pat Carlen. Official Discourse[A]. John Scott. Documentary Research[C]. London. SAGE, Volume 3, 2006: 3.
[18]Norma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M]. London. Longman, 1989: 169-179.
[19]John A Cod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Documents[J]. Education Policy, 1988(3).
[20]Sandra Taylor. Researching Educational Policy and Change in 'New Times′. Us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4(4).
[21]濮岚澜.中国教育政策的议程设置过程研究——一个信息互动网络的视角[D].北京：北京大学，2004.
[22]李钢.话语、文本与国家教育政策分析[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4.
[23]乔纳森·波特，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著，肖文明等译.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超越态度与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
[24]S. J. Ball. What Is Policy? Texts, Trajectories and Toolboxes[A]. Stephen J. ball. Sociology of Education[C]. Vol. IV.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0: 1836.
[25]Les Bell, Howard Stevenson. Education Policy: Process, Themes and Impact[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9.
[26]W. I. Jenkins. Policy Analysis: A Poli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M].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1978: 93,105,107.
[27]Norman Fairclough.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Routledge, 2003: 16.
[28]Kimberly A. Neuendorf. The Content Analysis Guidebook[M].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2002: 50.
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入手，去分析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它通过两条途径去分析政治现实，一是挖掘政治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二是反过来，从经济发展的逻辑去推演政治发展的结果。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政治学，均属于经济分析的范畴。这一分析框架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经济因素归根结蒂是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变量，所有政治发展从最终意义上说都有其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但是，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并不是所有政治现象都简单地是由经济决定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在政治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也是西方左翼学者喜欢使用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它以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决定性变量，以此来观察和评估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阶级分析涉及到阶级的定义、划分阶级的标准。社会各阶级的构成、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阶级利益的分配、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分析方法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的阶级实质，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政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这一方法是一种高度宏观的和抽象的分析方法，不能机械地将它用于具体的政治过程分析。此外，在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适用性大大减少。
文化分析
文化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文化分析试图通过分析人们的传统、习俗、礼仪、心理、态度和情感，去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学家在通过文化途径去分析政治现象时，主要采用政治文化分析方法。简单地说，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文化支配着人的政治行为，任何政治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它决定着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并且赋予政治过程以不同的意义和形式。政治文化分析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行为、政治模式、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背后的深层根源，但政治文化本身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把政治文化分析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分析途径，显然是不合适的。
制度分析
经济基础也好，政治文化也好，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政治制度实现的，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作为政治生活的规范，政治制度约束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生活的凝聚，政治制度又是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的表征。所以，制度分析一直是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传统上，政治分析基本上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分析。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曾经说“政治学分析始于国家，终于国家”，这就是典型的制度主义观点。在当代十分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虽然在对制度的界定和分析上不同于传统的制度主义，但在基本点上两者是相同的：试图通过对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分析来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这种分析方法在政治理论中长期独占鳌头的地位，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强大价值：直接规范和制约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毕竟是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制度，政治分析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当然，这并不说明制度分析就没有缺陷。它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和表层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它的最大不足。
“国家——社会”分析
近年来受到年轻学者重视的“国家——社会”分析途径，也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政治分析方法。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社会分成两个部分：政治社会（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前者是公共政治领域，后者是私人社会领域。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事实上都同时生活在两个领域之中。譬如一位政府官员，当他代表政府履行公务时，他就在政治国家中活动；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兴趣参加某些利益团体时，他就在公民社会中活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是两个十分不同的领域，各有自己的规范和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政治发展过程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研究国家——社会的生长和互动过程，例如研究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民族建设（nation一building）和公民社会的成长（growth of civil society），进而来理解政治发展，对于我们把握政治规律，确实极有帮助。但它用简单的两分法把国家与社会分开进行分析，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治理和善治分析
上面论及的治理和善治，既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也是一种反映这种政治现实的宏观理论，同时还是一种分析政治现实的途径。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框架，治理和善治分析主要关注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以下几个方面:1）治理的环境，例如：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2）治理的结构，例如：政府机构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政党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政治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民间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治理结构的作用；各种治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3）治理的过程或程序，例如：决策过程。选举过程、行政过程、监督过程、诉讼过程、参与过程。4）治理的方式，例如；行政命令、政治动员、法律强制、说服教育、政治教育、经济刺激、自治、合作、暴力。5）治理的内容。6）治理者和被治理者。7）治理的意义，包括影响治理的主要变量；民主治理的动力；对治理的评价；治理与地方民主；治理与经济发展；治理与社会稳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比起其他的传统政治分析方法来，治理与善治方法具有自己明显的优点。首先，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其次，在分析政治发展时，它比其他方法更加全面；再次，它体现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但是，治理和善治的分析框架决不是万能的，不能以它去否定或贬低其他有价值的政治分析理论。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它的基本概念还十分模糊，对治理和善治还存在着不少分歧甚至误解。治理和善治理论最初是由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应用这一理论时，我们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国内学术界对这种理论从总体上说还比较陌生，存在着不少误解和误译，必须避免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急于应用。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几点思考
当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现实的集中反映。尽管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观点，但是，归根结蒂，它们都是为产生这些思潮的政治现实服务的。即使是对现实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左翼理论，也缺乏真正的革命性。
（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时政植入分析是《政治学原理》教学中的一种创新教学方法。其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要发挥该教学方法的效果必须借助其他的辅助教学手段。
关键词 ：《政治学原理》教学；时政植入；理论与现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0．033
收稿日期：2015－04－16
时是政治是很多人每天关注议论的热点，尤其对关注国际国家大事，一腔热血的新时代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政治学原理》是一门解释政治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内容比较深奥且枯燥，学生难提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课程。因而，在《政治学原理》的课程教学中，另辟蹊径，将国际和国内的时政植入政治学理论的讲解中，有助抽象的政治理论与现实的政治现象对接，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基础上，诱导学生自觉地运用相关政治理论知识分析政治现象，把握政治生活的本质。
1 时政植入分析在政治学理论教学中的意义
1．1 时政植入分析有助于学生明确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自古以来，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就不高。在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大学生的政治热情也不高，主动学习政治学科相关课程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严重不足。然而，事实是，政治生活与每一位大学生的生活都密切相关，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无法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且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既然无法超脱，理解政治现象并把握政治本质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疑问，政治学理论的学习与政治现象的对接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途径。在《政治学原理》课程的理论教学中植入时事政治的教学方法是一种与传统的纯理论教学模式完全不同的教学形式，这种教学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在政治理论的教学过程中强调把时政引入课堂，直接在讲解现实的政治现象中阐释相关政治学理论，从而为学生在贴近政治现实社会的客观环境中学习枯燥的政治理论知识，实现提高学生学习《政治学原理》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目标。
1．2 时政植入分析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政治学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的理解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赫德曾经指出，基本概念和原理构成一门课程学科结构的主体，它们被视为学科的核心概念。《政治学原理》课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既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知识，支撑起这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也是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基石和工具。然而，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富有抽象性，很难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政治事件相对应，这就给学生的理解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因此《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如何来表述核心概念以及如何阐释理论以帮助学生达成对核心概念的基本理解是一个困扰教学的重要问题。政治学理论教学中植入时政分析的优势是在对身边的、及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和阐释，界定课程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及相关体系，从而拓展学生对核心概念和政治理论的理解，而不是记住事实性信息、知识和定义，在高质量的探究式教学活动中完成课程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形成比较深刻的理解。
1．3 时政植入分析是政治理论与现实政治现象的中介
理论是枯燥的，政治理论尤其如此。《政治学原理》课程体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政治理论反映的客观现实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距甚远，导致政治理论高深莫测且枯燥无味。二是《政治学原理》课程的理论性很强，对概括性、抽象性思维的要求很高，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因此，《政治学原理》历来就是一门比较难以形成高质量教学效果的课程，令许多教师都深感困惑。但是，深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会发现导致产生此种境况的因素之一是教师仅从枯燥的教条中传授政治理论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理论本身来源于生动的政治实践，是智慧的结晶。枯燥的灌输式的理论教学毫无意义，也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如何把课程上得生动，且贴近学生特点，这是值得广大教师思考的问题。在《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教学中植入时政分析，改变模式，使教学贴近学生，增添趣味，加强互动是课程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将政治学理论与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直接联系起来，促使学生在了解政治事件中学习政治理论。
2 如何在政治学理论教学中植入时政
2．1 学生了解和熟悉时政的阶段
《政治学原理》教学中运用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都是已经发生的或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任何的政治事件或政治现象都具有极其复杂的时代背景、起因、过程、结果和本质。在进行政治理论教学前应引导学生熟悉具体时政和现象，对政治事件和现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在课堂教学之外，要求学生广泛地关注中外政治生活，收集和认真研读背景资料。在教学中，教师启发学生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和概念分析和思考，从而将原本枯燥的理论知识的学习置于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以期望学生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得出自己的独到观点与见解。时政植入教学法不同于注入式教学法的主要特征在于将政治理论教学置于还原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通过对热点时事政治的关注、相互讨论和交流，启发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实现最终提高学生政治素养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讨论、交流式的互动学习阶段
政治现象纷繁复杂，各种要素相互关联，各种现象互为因果，教师需要规避学生局限在某一角度对具体政治事件和现象进行分析，而应引导学生对其做出全面深刻的分析。因此，这一阶段教师需引导学生关注的主题是，政治事件的发生需要哪些条件、具有哪些现实和理论背景？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政治事件的本质如何？可以运用何种政治理论解释该种政治事件或政治现象？围绕这些问题，教师提前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要求各小组在课前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小组内讨论并制作PPT，以便上课时进行课堂演讲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小组成员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则把控讨论的原则和方向，引导和启发学生为考虑到的领域，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对于存在争议的时政问题，教师应多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尽量让所有学生都有展示自己观点的机会，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教师可以以提问的方式启发学生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去思考、去争论。对于不成熟的观点不要批评，应及时调控讨论的方向和节奏，从而培养学生主动探索求知的精神。通过讨论和交流，学生可以多视角和更全面的了解具体政治现象的规律和本质特征，从而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拓展了学术的分析思路，又培养了学生分析政治问题与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
2．3 得出理论结论和教师点评阶段
《政治学原理》教学中植入时政方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对整个案例教学的全过程进行评价。一方面总结案例中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即运用政治学相关理论对时政问题进行全面阐述，透彻的讲解理论知识以及灵活的将理论知识运用于现象分析；另一方面综合评价学生掌握和理解相关理论知识的程度，分析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政治现象时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帮助学生如何把握分析问题的切入点，如何找到分析问题的理论支撑，如何厘清问题的分析思路。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逻辑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其目的是帮助学会运用政治理论知识解释政治现象和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与此同时，教师在点评中既要给出自己的观点，又要给学生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促使学生在主动学习中更深入的探讨理论问题。
3 如何巩固《政治学原理》教学中时政植入教学方法的效果
3．1 借助时政植入分析引导和激发学生思考现实政治现象
《政治学原理》教学的最终目的不在于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基本概念，而在于，借助于掌握的理论知识和知识体系去观察政治社会、政治生活，理解政治生活的规律与本质，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学生长期和主动的政治学习，在日积月累中不断积淀和提升。时政植入分析方法提供的是一个由事件到理论的分析思路，学生可以将从时政植入分析中学到的分析方法进一步运用于分析各种现实政治问题，使学生在政治问题分析中更深刻的理解政治理论知识，提升不断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与此同时，教师通过在《政治学原理》的理论教学过程中植入时事政治分析，其作用在于激发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引导和诱发学生习惯性的运用政治理论分析现实中的政治事件和现象，启发学生分析政治问题的一种理论与逻辑思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学生对“枯燥”的政治理论感兴趣时，自主学习将贯穿学生整个大学学习阶段，甚至是延续整个人生。
3．2 借助时政植入分析引导和激发学生获取更多的政治理论知识
政治学理论是极其枯燥的，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时政植入分析的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习兴趣从而主动地获取新的政治理论知识。因而，教学方法仅是一个促使学生将政治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的中介和工具。当学生能从政治事件分析中获得乐趣时，学生必然会主动追逐领略政治学大家的思想，从而进一步提升政治理论知识的储备。这时教师可以给学生推荐政治学名著以供其获取政治知识和理论。实际上，某些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的规律和本质，学生可以从经典的政治学名著中找到解释，如《旧制度与大革命》等。教师在课堂教学之余，可以将时政分析与经典阅读相结合，引导学生由阅读通俗易懂的政治学读物到精读精读政治学名著，不断拓展阅读，促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加藤节著．唐士其译．政治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3
3 罗布特·A·达尔著.王沪宁，陈峰译．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政治权力；社会权利；边际效用；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9-0109-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象的日益普遍，学者们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具有差异性，笔者拟从政治权力、社会权利、需要层次和动机、费耐尔逻辑模型和边际效用等不同学科的不同视角对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进行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在此基础上，探讨现有文献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研究共识、不足与理论空间。
一、政治权力：政治学的研究视角
政治权力的视角是指从国家、政府的角度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它是政治学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要而言之，主要包括：
第一，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进行的研究。王晓燕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角，探讨了我国中小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真实社会建构[1]。王志刚根据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理论，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及社会建构，阐述了充分发挥私营企业主阶层参政议政作用，使其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支健康力量的重要性[2]。
第二，运用公共选择理论进行的研究。周兴新、罗晓敏、陈舜键运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对涉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政府这一政治行为主体进行了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是理性的，即政府也要效用函数最大化。不仅如此，他们还应用公共选择领域中的“效用”概念思考促进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好地发挥政治参与的作用[3]。
第三，运用政党执政理论进行的研究。朱光磊、杨立武从扩大和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和执政资源的角度出发，认为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新型阶层，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力量和适应性的政党，必须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性渠道，扩大和巩固自己执政的社会基础，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深远意义[4]。
第四，运用政治参与理论进行的研究。政治参与理论主要研究政治参与主体、政治参与形态、政治参与的现状和规范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内容。在关于政治参与主体的研究中，陆学艺认为私营企业主的阶层意识在逐渐产生，但尚未产生统一的自觉的政治要求[5]。在关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客体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的政治参与结构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制度化程度低、配套性差的问题；其次，从结构功能角度来看，我国政治参与体制的分化程度不高，自立性比较低，在担负着某些政治参与功能的同时，受到党政机构强有力的支配，成为党和政府用来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调控的系统[6]。在政治参与形态的研究中，成伟认为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现状为：合法性参与为主、非法性政治参与时有发生；政治参与目的层次较低；政治参与的组织性不强；政治参与的强度不高[7]。赵纪梅则进一步指出，政治参与的主体有限，受教育程度高、经济实力强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政治参与的目的层次较低，利益是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驱动力；政治参与模式以制度性参与为主，非制度性参与时有发生；政治参与组织性不强，以个体参与为主；政治参与强度不高是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 [8]。
二、社会权利：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社会权利的视角是指从社会出发，以公民个体为分析单位，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展开的分析，这符合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第一，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黄文雯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合法性，认为，既然党的十六大明确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生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那么我国私营企业主属于新时期人民群众的范畴，他们也就拥有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9]。苏红霞、张静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权依法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政治权利，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10]。
第二，运用社会分层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社会分层理论主要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征、来源、发展过程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社会分层理论尽管不是专门研究政治参与问题的，但是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性、社会流动机制和路径等研究可以为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提供重要的知识背景。李路路认为，原来的国家干部、普通职工或农民、非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是私营企业主的主要社会来源[11]。王晓燕认为，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国内大多数学者仍采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为基本的分析框架”[1]。并且将中小私营企业主从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划分出来单独对其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研究。
三、需要层次和动机：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第一，依据需要层次理论进行的研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分析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华正学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视角，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新的观察和思考，认为可以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需要归纳分解为以下五个主要层次，分别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的参与要求；保障权利、维护安全的参与要求；靠近组织、回归社会的参与要求；提高地位，获得尊重的参与要求；成就事业，实现自我的参与要求。同时他还把上述五个层次需要归结为物质利益追求、精神性激励、共同愿景等三个目标[12]。
第二，运用动机理论进行的研究。心理学认为，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有其动机。胡绍元从动机的角度认为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主要表现在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参与社会等三个方面[13]。敖带芽认为，1999年修宪之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趋于明朗和稳定，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维护自身利益；获得对本阶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14]。邢乐勤等学者认为一方面私营企业主的政治需求更具有公益性和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大多数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态是拥护党与国家政策，关心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发展有所作为的同时，也希望在政治发展中有所作为[15]。王河则更为明确地指出，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特征及其心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升政治地位，以获得心理补偿；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上升[16]。
四、费耐尔逻辑模型和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第一，运用计量经济学的费耐尔逻辑模型（198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质量研究中心费耐尔博士总结原有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把顾客期望、购买后的感知、购买的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组合起来，建立起一个计量经济学的逻辑模型，即费耐尔逻辑模型。进入21世纪，费耐尔逻辑模型已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最广泛采用的顾客满意度研究的理论模型）分析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华正学根据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实践的特点，结合费耐尔逻辑模型认为，政治参与进程中私营企业主满意度的理论模型主要由以下六个变量构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期望；私营企业主对参与质量的感知；私营企业主对参与价值的感知；私营企业主对参与的满意程度；私营企业主对参与的抱怨；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程度。并且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上述变量之间主要呈现以下关系：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期望影响满意度，高的期望值会使满意度下降；私营企业主对参与质量的感知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即感知越高，满意度越高；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参与抱怨呈负相关关系，即满意度越低，抱怨就越多；反之，抱怨越多，也表明满意度越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其政治忠诚呈正相关关系，即满意度越高，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系统越忠诚。同时，他还补充强调由于多变量因素的存在，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各变量间的关系有时也是十分复杂的，并非是单一的对应关系[17]。
第二，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指消费者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消费量所引起的总效用的追加（或减少）。而总效用则是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消费一定量物品或劳务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它是消费一定量物品或劳务所获得的单位的加总。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是研究消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总效用单位的变化。而消费量的变化所引起的效用单位的变动，就是边际效用）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运用这一概念可以为研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华正学依据西方经济学的消费需求理论，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边际效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他认为在实践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并不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而增长，而是相反地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当有的私营企业主初始得到政治参与机会时积极性高涨，而当组织为其安排的政治参与机会越多，政治安排角色越多，希望他更能够代表非公经济人士利益愿望的时候，反而越不积极甚至消极退缩[18]。
五、现有文献的共识、不足与理论空间
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进行研究的现有文献基本达成如下研究性共识：一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具有多层性，包括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升政治地位，以获得心理补偿；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上升。二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模式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主要有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两种。三是对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存在诸多问题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解决。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不足，这些不足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
（一）现有文献的不足
毋庸置疑，现有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些分析框架和有益的启示，但也存在以下的不足。
第一，研究成果没有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放到宏观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去，即运用政治参与理论时，并没有把政治参与的约束变量考虑进去。事实上，在中国语境下，摒除宏观的社会政治结构分析，简单套用西方经典理论往往出现解释乏力的现象。
第二，由于忽略了宏观社会政治背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重大影响，许多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理论建构主要基于理论层面的逻辑推演，尽管也掌握着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很大部分是基于理论需要、囿于分析框架剪裁后的产物，真实世界中丰富多彩的事实实际上被屏蔽了，所带来的结果是研究得出的结论尽管符合经典理论，但是往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第三，通观我国学术界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的历史分析视角和比较分析视角的研究还显得十分缺乏。
（二）理论空间
一般地，理论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认识，当我们应用理论剖析具体问题时，如果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样的理论便存在理论空间。就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而言，笔者认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论空间至少有二：第一，可以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放到宏观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去，把影响和决定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约束变量纳入到政治参与理论中，从而全面考察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并从中找出其固有规律。比如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影响等。
第二，从历史学的历史和比较的视角研究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发端和发展的，至今已近三十年，进行历史地分析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空间至少有二：一是从纵向上，对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特点的研究；二是从横向上对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类型的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不仅如此，三十年来，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发生过怎样的变迁，这种变迁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导致这些变迁的主体、动力、路径、目标是什么，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王晓燕.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中小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2] 王志刚.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6）.
[3] 周兴新，罗晓敏，陈舜键.公共选择视阈中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12）.
[4] 朱光磊，杨立武.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形式、意义和限度[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5]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19.
[6] 李宝梁.从超经济强制到关系性合意：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的一种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1）.
[7] 成伟.关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理性思考[J].求索，2002，（6）.
[8] 赵纪梅.当前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状分析[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8，（1）.
[9] 黄文雯.正确认识和看待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7，（1）.
[10] 苏红霞，张静.当前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依据分析[J].邯郸学院学报，2005，（4）.
[11] 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0.
[12] 华正学.需要层次理论视阈下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2）.
[13] 胡绍元.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1）.
[14] 敖带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J].理论与改革，2002，（5）.
[15] 邢乐勤，等.浙江私营企业主政治心理探析[J].浙江学刊，2005，（6）.
[16] 王河.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5-208.
一、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意义
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在掌握确凿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思想政治课中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观察思考，并用自己的语言写成议论性文章就是思想政治小论文。
1.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广大政治教师要确立起自己作为课程教法的创造者和实施主体的意识，根据不同的选题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走向社会”，进行发现和创造，大胆打破观念的束缚、时空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初中政治教学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并不排斥学生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研究。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政治小论文是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一种很好的形式。
3.小论文活动能更好地推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让学生通过自己收集、分析、处理信息来实际感受和体验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而了解社会，学会学习，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
二、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实施
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要注意结合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需求以解决现实问题，要体现时代感、新颖感和生命力，要以事实为依据，善于运用所学理论进行分析，让学生的自我创新能力在活动中得到充分展示和进一步提高。笔者每个学期都会在所任班级中开展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由于传统课堂教学只关注可表达性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十分重要的只能意会知识的学习；只重视了听、看，忽视了做，所以笔者在进行政治小论文教学的备课时会多花一些心思。具体活动方式是教师指导与学生个体活动相结合，活动的具体步骤如下。
1.教师指导。首先，做好宣传工作，动员学生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其次，讲清活动的目的、内容、要求；再次，举办政治小论文写作讲座，介绍学生阅读优秀政治小论文。
2.学生的个体活动。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收集材料，做社会调查。在学生掌握大量、可靠的感性材料之后，再有针对性地分析、整理、提炼与小论文相关的材料。让学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综合，透过现象揭示其内在本质和规律，从实际中引出理论或结论。然后，拟定题目，撰写小论文。
3.教师指导。教师在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解决撰写小论文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理论和认识问题，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水平。一般情况下，小论文可以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开展写作。
4.由学生和教师组成的评选小组进行评选活动，并将优秀小论文推荐上报。
5.在一学年小论文活动结束后，要对小论文活动的情况进行总结、评价，可采用教师小结和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反思
以上方案的实施，鼓舞了学生的写作热情，使政治小论文写作这项政治课教学活动，得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笔者通过多年的政治小论文写作教学实践形成了如下反思。
1.选题内容应该注意时代性、现实性、针对性以及典型性。从获奖论文来看，所确定的题目应是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运用，同时又结合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反映对社会的热点、焦点和敏感问题的关注。如：诚信、环保、校园暴力、中学生上网面面观等课题。
2.要精心指导。这是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培养写作能力和提高论文质量的关键。
——以T市H区政府为例
一、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从整体经济到实体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带来的严峻考验，出于保障经济形势平稳的需要，中央政府已经习惯于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各项政策调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更会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调控措施支持企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正确贯彻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将其快速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从微观层面直接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和抓住机遇，使企业在确保生存的同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和实际的课题。
本论文试通过研究分析在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如何贯彻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措施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效果进行概括总结，力争具备一定的指导性。
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现实意义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性大范围的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将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总结尤其重要；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必然突出指导性和原则性。当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逐级传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在实际落实上级指令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适应自己区域特定情况的操作办法，调度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直接扶持企业发展。那么，总结概括一套符合地方实际、适应地方政府操作的有效的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操作办法，现实意义十分巨大。
在理论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国家层面经济调控政策的研究非常集中，而对地方政府如何在微观层面扶持企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不多，更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本文即尝试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力争为相关理论的形成做出一些贡献。同时，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指导下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是应对危机的非常举措和直接干预手段，政企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联系十分紧密，明显有别于我们普遍倡导的政企分开等发展方向，由此将会引出金融危机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重新界定。
二、论文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及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必然从政府财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角度出发，因此本文以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并作为概念框架来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范畴是由政府经济学研究衍生的，具体指金融危机特定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从微观角度发挥服务企业职能。核心概念包括：政企关系、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等。
通过有目的地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国外与国内从宏观角度研究把握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文献比较丰富，成果比较丰硕，特别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分析社会转型期如何理顺政企关系的文献很多。同时，结合地方政府职能和施政特点，从微观角度研究其施政过程中如何具体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文献较少见，更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地方政府如何采取非常措施扶持企业发展的研究，没有一套具备较强操作性的规范实施办法，更没有形成具备一定借鉴意义的相关理论及概念。对此，本文在克服相关文献较少的困难，尽量搜集查阅相关资料的同时，更多地采用联想推理、逻辑判断、数字比较等方法对涉及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和分析研究。
三、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本论文研究思路（逻辑进程）主要是：首先，概括总结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和方法。其次，结合上述背景分析，以T市H区政府为实例，综合分析研究基层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操作办法及其效果。最后，试归纳总结出具备一定借鉴指导性的、符合地方政府施政特点的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思路办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外，主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定量统计分析法、试验方法等研究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掌握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其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准确的统计数据分析，对企业在接受政府直接扶持后生产经营效果变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得出结论。
本文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选题原创，比较符合时势，具备较强现实意义，创新性总体较强；二是论文纵向跨度较大，从宏观经济走向、中央政府调控到地方实体企业发展形势、地方政府措施都需要阐述，从政府经济学相关理论到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服务企业的施政尝试都需要分析研究，分析的层面、角度较多；三是研究方法涵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四是以顺应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形势的有代表性的地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实例，采用资料真实客观、鲜活；五是提出观点、得出结论在当前具有较强的借鉴性、实用性、推广性。
四、论文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第二节 选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理论贡献
1.2.1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2选题研究的理论贡献
1.2.2.1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新界定
1.2.2.2对地方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办法进行总结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整体架构
第二章 政府与企业关系概述
第一节 研究政企关系重要性
2. 1.1 研究政企关系的理论意义
2.1.2 研究政企关系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 政企关系基本概念和理论
2.2.1 政企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趋势
2.2.2 政企关系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第三节 我国政企关系特点
2.3.1 我国政企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2.3.1.1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2.3.1.2政府与三资企业的关系
2.3.1.3政府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2.3.2 我国政企关系的发展变化性
2.3.2.1改革开放前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2改革开放后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3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政企关系特点（比照美国凯恩斯主义）
2.3.3 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途径
第三章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第一节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1 政府宏观调控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必要性
3.1.2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
第二节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1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
3.2.1.1 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3.2.1.2 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3.2.2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2.1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3.2.2.2 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三节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
3.3.1 金融危机形势与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分析
3.3.2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财政、就业等）
3.3.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及发展趋势
第四章 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例分析—以T市H区为例
第一节 地方政府施政特点概述
4.1.1 地方政府施政环境特点
4.1.2 地方政府施政方式特点
4.1.3 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
第二节 T市H区区域发展背景概况
4.2.1 T市H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定位（具备滨海新区特殊背景）
4.2.2 T市H区区域快速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 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践
4.3.1 金融危机对T市H区企业发展的影响
4.3.2 T市H区政府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4.3.2.1 扎实开展基层调研并制定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方案（从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角度，结合区域发展规划）
4.3.2.2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3 努力扩大内需消费（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4 潜心打造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公平环境（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角度）
4.3.2.5 全力保障企业人员就业、分配和生活水平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角度）
4.3.2.6 利用政府优势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分为正常服务和特殊政策措施方面）
4.3.3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的特点和创新
4.3.4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观察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措施的归纳总结
5.1.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遵循原则
5.1.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第二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相关问题展望
5.2.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发展趋势
5.2.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相关理论研究
结束语
[关键词]高校思政教育
理论研究
分析逻辑
建构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1-0129-04
近年来我国教育学界对思想政治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比较重视，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范畴却被我国思政研究工作者忽视了，这就是高校思政教育理论的分析逻辑问题，或者说如何认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问题。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当前我国思政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比较宽泛的，研究的方向也是多元化，研究的成果也是很多，难以在众多理论观点之中理清思政教育的核心问题，其关键因素在于思政教育的分析逻辑和元理论探讨的缺失。思政教育理论的分析逻辑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构建问题。解决此问题对于思政教育中其他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可以起着较好的支撑作用。如果对高校思政教育认识的错位或者说分析逻辑缺失，往往会导致对思政教育研究逻辑方法出现缺失，同时对于其他思政教育问题的研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偏失或误差。对高校思政教育理论研究有了正确的认识，或者说在认识方法论上能够找到合理的逻辑体系，也必然会正向地促成对其他问题在逻辑上进行合理阐释。基于这样的研究出发点，本文将对高校思政教育研究的分析逻辑和理性认识作初步探讨。毫无疑问，笔者的研究是以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理论研究的现状为切入点的，其中对一些深层理论问题的厘清是从思政教育的一般现象出发而非针对思政教育的某个具体问题做出个别阐释，这是本文研究的逻辑前提。
一、对高校思政教育研究分析逻辑的内涵分析
高校思政教育研究分析逻辑是个逻辑范畴概念，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从事高校思想教育工作时，对于思政教育的对象的各种思想建设抽象出共同性的规律，以及在认识和揭示高校思政教育规律时采用的合乎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以及合理化的技术分析手段。实际上，高校思政教育研究的内容和分析逻辑是教育学学科范畴内的问题，同时也是高校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范畴内的问题。前者存在于教育学理论之中，后者存在于现实的具体的思政工作之中。正因为如此，思政教育的分析逻辑具有相对的宽泛性，从而导致在研究的方法上就具有了相对的超越性。一般来讲，分析逻辑包括三部分，即包括逻辑分析的主体、逻辑分析的客体和逻辑分析的内容。高校思政理论研究的分析逻辑也包含三个部分，即高校思政教育主体、高校思政教育客体和高校思政教育内容。
（一）高校思政教育主体
主体从哲学意义上讲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高校思政教育主体是指主要从事思政教育的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以及两者的结合。从思政教育本身来讲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不同意识形态下有不同的思政教育理念、内容和载体。由于我国特殊的教育体制，思政教育也是我国教育较为独特的模式，通过思政教育，用上层建筑主流的意识形态去同化和内化被教育者，形成政治、社会和文化共识。在我国，高校思政教育研究主体包括高校思政教育的理论研究人员、从事思政教育的工作者，如高校的辅导员、班主任等，以及其他的研究群体。
（二）高校思政教育研究的客体
即高校思政教育研究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客体从哲学意义上讲，是指在主体活动的对象性指向中获得自身的基本规定的，即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具体而言，高校思政教育研究的客体与思政教育对象有一定的区别。思政教育的对象是思政教育所直接指向的人、物、信息，是可以为人的感觉所直接感知的；而思政教育的客体是抽象的，必须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才能把握。它们的关系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思政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人，即受教育者。在高校，思政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在校的大学生。由于大学生处于由家庭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之中，其本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形成，亟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健康的人格体系。思政教育研究的客体是人的意识以及基于此种健全的意识指导下体现出来的完整的人格行为。在思政教育的研究中，一直都认为思政教育相当重要，但是又相当难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的思想政治_T作存在着相对疲软的状况，很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造成思想政治工作不力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人格教育及培养”。反映出思政教育研究客体不清导致手段的匮乏。具体而言，思政教育的客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意识（主要是人生观）；二是价值形态（价值观）；三是人性；四是人格。
（三）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
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教育；世界观人生观的价值教育，具体又包括义利观教育、荣辱观教育、苦乐观教育和生死观教育；道德观与法治观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经验教育；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基本国情与形势政策课。这些都是宏观方面思政教育的主要内容。从微观角度来讲，由于思政教育是针对人的教育，目的在于改变和引导人的思想，因此，对具体个体而言其内容应包括个体的人格教育与人性教育。这些在当前我国的思政教育界已经形成了共识，也已经形成相当完备的内容体系。囿于此文是进行系统的逻辑分析，因此，在笔者看来，高校思政理论研究内容的分析逻辑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即其既是一种思政教育的具体的工作方法论，又是合乎思政教育工作的抽象的理论方法论，为思政教育的内容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理论探讨空间。这就保证了论点的科学性，即使它符合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
二、目前高校思政教育研究分析逻辑的系统检讨
高校思政理论研究的范围和内容目前比较宽泛，从研究的内容上来讲主要涵盖了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比如党建、团建、就业等等。由于外延的不周延性和视角的多元化，导致思政教育理论研究的分析逻辑缺失。目前，高校思政理论研究分析逻辑的缺失，一方面是因为思政教育学科特性决定的，换句话说，思政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学科的潜在经验性，侧重于价值说教与说理活动。另一方面，也决定于高校思政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中所采用的逻辑预测和理论估价，即是说在我国高校思政理论研究中的分析逻辑还没有形成研究领域的时候所做的一种必要的假设。为了避免这种假设带来逻辑上的矛盾，从而引发在学术观点上的争论，有必要确定研究此问题的两个前提逻辑：一个前提是所指的高校思政理论研究分析逻辑是就高校思政理论研究内容的宏观问题而言的，并不拘泥于具体的微观问题的探讨。也就是说对于具体的思政教育某一个具体环节或者方面的理论的逻辑分析不予涉及。目前，高校思政理论研究的分析逻辑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校思政教育研究中的元理论构建不足，难以奠定研究的逻辑体系和基础
从本义上讲，元理论是心理学上的概念，是指“学科的基础理论，它是学科性质的高度理论概括，是心理学的实体理论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有元理论的部分，否则就是一个缺乏核心的松散联盟，不成其为科学”。高校思政教育研究中的元理论是高校思政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理论。“作为根本理论它制约并限制着思政教育的其他相关理论。它是指阐释高校思政教育现象以便预设思政教育的其它理论的带有价值性和方向性的理论范畴。高校思政教育研究的元理论对于其他部门学理论具有甚至是较为绝对的排他性，如果某种理论既可以阐释教育学现象，也可以阐释其他教育现象，甚至阐释高校行政管理现象。那么这种理论即便在教育学研究中价值很大，也不能将其视为元理论”；高校思政教育的元理论是在高校思政教育研究中具有本源性的理论。笔者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理论在其内部都是可以分成层次的。在科学理论上依“层次不同分为根本理论、基本理论、一般理论、分部理论等，其中根本理论处于最高层次，它对其他理论有统摄作用，其他理论都只不过是根本理论的构成元素或对根本理论的必要补充。当然，也可以是从根本理论中演绎出来的。我们将思政教育研究中的这种根本理论叫做元理论。元理论在思政教育理论研究中具有较高地位，它制约着整个思政教育的理论体系，如果思政教育理论中缺少这样的元理论，或者在元理论上没形成共识”，那么高校思政教育便没有了逻辑前提或者逻辑体系，从而会导致整个命题很空泛、外延很广泛、逻辑体系很抽象等弊端。然而，在高校思政教育研究方面的元理论在我国却并没有形成共识。尽管有不少人提出我国思政教育的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政教育研究提供了宏观性的指导。然而，问题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涵盖着多层次的内容，是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的集合，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不足以成为具体的思政教育的元理论。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的理论内容可以成为构建思政教育元理论的理论来源，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些理论内容成为思政教育的元理论尚且没有形成学术共识，具有值得探讨的学术价值。
（二）高校思政教育研究中有效的指标体系不足，难以从逻辑上进行证实、证伪
从逻辑上进行证伪、证实是逻辑分析科学主义的体现，也是实证方法论上的重要方式，“主要是指研究主体通过符合科学要求的分析方法能够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不需要实践的情况下从反向证明其可靠性的状态。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给逻辑证伪作一阐释，其含义是指某一门学科若能够自我证明其理论、原理、方法的有效性与否，它就是能够进行证伪的，也就符合证伪的逻辑推演理论。反之，则不符合证伪逻辑的一般要求”。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如果能够从逻辑上进行证实和证伪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包括逼真的情势和境况以及具备高度信度和效度的评价性指标体系等，才能在实然和应然之间找到符合实际情况的联系。高校思政教育研究一定程度讲是欠缺了逻辑证实证伪的体系性条件；如缺乏思政教育对象的生活与学习的实际情况的跟踪调查，对于教育实效与失效的外因没有实证调研的基础。同时，对于思政教育对象即高校大学生的评价的指标就缺乏有效性。当然，这种有效性的缺乏的主要原因和最大困境在于很多时候要去评价和探讨一个人的心理现象，把握心理现象才能做好思想工作。“我国思政教育在分析逻辑上的证实或证伪基本上不存在，主要原因是我国思政教育缺乏有用性的评价指标，笔者所讲的指标是指能够带来实践效果，甚至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的指标，而不是抽象的指标。一些抽象指标在我国思政教育研究中并不缺乏，如党的一些政策和理论等，但这些指标无一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任何学科研究的有用性指标应当是客观的、具体的、符合操作规范的，若没有这样的评价指标，就会导致无法进行逻辑证伪”。而在我国的思政教育的研究中恰恰缺少系统的有用性指标。
（三）高校思政教育理论研究中有效分析的技术性手段欠缺，无法进行逻辑前提的预测和过程的推演
高校思政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系统性和体系性很强的过程，研究的对象是在校的高校青年学生，具有集合概念性。研究的内容是政治国家的意志与市民社会中高校学生的个体思想的切合程度以及思想疏导，具有宽泛性。研究的效果是高校思政教育对于高校学生思想的塑造以及健全人格培养方面具有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潜在性。囿于这些特点，决定了当前我国高校思政教育研究中对于研究效果的测评手段明显不足，在研究过程之中虽然也有很多学者采取了量化指标的手段对某个思政教育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但总体而言，这些量化分析手段很多只是对于事实部分的分析而不是理论研究的主体部分。由于思政教育是一个具体化过程，而思政教育研究又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因此，在思政教育研究中，有效性分析必须把具体化的事实效果通过抽象化的技术分析才能给得出思政教育的效果结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高校思政教育研究是宏观性研究，而宏观研究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技术手，段和方法。我国思政教育的研究现状是J一泛采取具有意识形态说教式和口号性的研究分析，缺乏定量和定性分析。这种缺乏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主要原因是分析研究的技术性手段欠缺，导致在整个思政教育研究中无法进行逻辑前提预测和逻辑过程推演。
三、高校思政教育研究分析逻辑的构建
（一）构建的价值特点
高校思政教育研究分析逻辑是将高校思政教育的宏观问题和研究对象放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范畴来进行探讨，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相互促进和影响的逻辑思维。构建思政教育的分析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首先，构建研究的分析逻辑可以有效构建思政教育的学科属性，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其较强的学科属性和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思政教育的研究范畴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是比较宽泛的，其涉及的理论知识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既可以是宏观的政治意识，又可以是微观的学生行为表征。它是这样“一门学科，它力求系统地描述，分析和解释政府机构和公开政治性组织的运作，加之所有那些有助于研究合法权威所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分配方案或决策的社会活动和互动关系；以及那些展示有关这些机构、决策和分配的各种论点的价值观、人性观和各种描述性理论”。思政教育的分析逻辑在于对于思政对象进行科学方法论上的探讨。因此，具有科学的学科属性。其次，构建研究的分析逻辑可以使思政教育由依靠政治意识推动发展转变为依靠理论推动价值。如何一个学科的不断发展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发展的原动力。而学科发展的原动力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尽管思政教育发展的原动力可以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发展完全是依靠政治意识的推动去发展的，构建思政教育的学科分析逻辑可以依靠学科的理论价值推动发展。比如，系统研究思政教育的元理论，构建思政教育的有效分析技术手段等等，都可以从理论上推动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2016年，党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中针对建设“有限政府”与“服务型政府”提出了新要求，我国政府职能转型进行新时期。经济法作为控权法应对限制政府权力提供法律支持，但目前我国经济法学在控权规制上却存在问题，因路径依赖而陷入困境。本文以此为视角，分析经济法学在控权方面的困境与解决路径，以期为经济法学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关键词：
经济法；控权法；权力
19世纪，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全能政府”开始向“守夜人”[1]方向发展，经济法理论开始形成。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同期，罗斯福新政开创了资本主义经济政府干预模式，而为限制政府权力，经济法学进入控权时代。与西方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具有特殊性，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有关。而从计划经济向改革开放变更的过程中，经济法也应实现有“市场调节”向“权力控制”的转变。但目前，我国经济法学在权力控制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以此为视角，分析我国经济法的控权困境并提出问题解决路径。
一、新时期经济法困境分析
我国新时期经济法困境主要变现为控权能力不足，具体可分析两方面，一方面：经济法学缺乏相应的控权理论；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缺乏关于相应控权制度配套措施的研究。从控权理论角度分析。经济法控权理论的核心在于明确权力内涵与边界。而我国经济法由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原因导致经济法缺乏相应控权理论。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为建立其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同时由于政府完全干预，使得经济法缺乏控权空间。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依据特殊国情逐步建立其市场经济制度，而由于发展环境特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采用了与西方“自然形成”相反的“顶层设计”模式。这使得经济法在一段时期内受困于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能发挥其控权的能力。因而，我国经济法自建立起，其主要职能变为市场干预，其制度设计也以市场干预为主，缺乏相应控权理论。而随着我国逐步进行政府智能改革，构建“有限政府”。学术界也开始了关于经济法控权理论的讨论，形成了以市场自由调节为主要观点的“市场派”与政府干预，设定权限，进行监督的“政府派”[2]。目前，学术界未能就控权理论达成一致。而依据不同的学术理论将设计不同制度成果，因而目前我国未能建立其相应制度。综上，我国经济法缺乏相应控权理论。从控权配套措施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法学缺乏关于控权制度相应配套措施的研究。具体表现为：缺乏控权实施机构的相关研究、缺乏控权监督机构的相关研究、缺乏关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域联合控权的研究。笔者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为缺乏相应的实践支撑，我国经济法缺乏控权经验，司法实践中缺乏相应案例可用于理论分析。因而理论界无法做出有效实证分析，从而无法对上述实证与类实证问题做出分析。第二为我国法律具有特殊性，我国法律的法理学基础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法治理念，我国的法治理念体现出我国特殊国情。因而，西方配套措施建设经验只能起到参考作用，无法形成有效支撑。
二、新时期经济法学困境解决路径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经济法学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控权困境”。而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从控权理论缺失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应结合目前发展趋势建构经济法发展理论。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型处于深化改革阶段。因而，经济法学控权理论应从主体与权限两方面进行明确规制。首先应明确干预主体。针对行政权力分散干预市场的情况进行整合。其次应明确干预权限。在明确干预主体的前提下，应针对不同干预主体做出规范，明确不同干预主体的干预权限。从控权配套措施角度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需遵守法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即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应来源于其对法律实践经验的遵从性。因而，笔者认为建构有效的配套措施应从理论与时间两方面入手。理论方面可结合我国其他部门法经验构建经济法学控权配套措施。其可行性依据在于：法律小前提的客观性使其可以被不同法律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因而经济法学也可对行政法领域内的控权问题进行干预。同时为验证理论假设的可行性，国家可通过设立试点的方式获得实践经验，为理论发展提供有效支持。而需要说明的是：区域实践具有区域特殊性。因而在分析实践经验时应充分考虑区域特殊性问题。
三、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新时期经济法在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综合分析控权理论缺失与控权配套措施缺失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界定干预权限与界定干预主义的解决路径，为经济法在控权领域的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作者：马斌 单位：燕山大学里仁学院文法外语系
参考文献：
关键词：swot分析法 民族地区 高校 思政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5.068
1 swot分析法概述
swot分析法又被称之为态势分析法，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管理学教授海因茨·韦里克首次提出，这是一种以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环境为基础，进行系统评价和策略配对，进而制定行动战略的一种战略分析方法。对于企业而言，s是指内部优势（strengths），w是指内部劣势（weaknesses），o是指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t是指外部威胁（threats）。swot分析法运用了系统思想相互匹配独立的因素，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以确保企业制定更为科学、全面的战略计划。在企业内部优势与劣势分析中，能够帮助决策者认清决策客体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在企业外部环境机会与威胁的分析中，能够帮助决策者抓住发展机遇，并且看到机遇背后所承载的风险，从而采取有效措施最大化地防范风险。
运用swot分析法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其一，环境因素分析。综合运用多种调查方法，明确与研究对象相关联的主要内部优势、劣势以及外部机会、威胁；其二，swot矩阵构造。根据系统分析理论将各种环境因素相互匹配加以分析，形成so战略、wo战略、st战略、wt战略；其三，行动计划制定。根据不同的战略匹配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使行动计划既能发挥内部环境优势，克服内部环境劣势，又能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机会，防范外部环境威胁。
在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运用swot分析法进行现状分析，一方面能够帮助思政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全面把握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所处的环境，运用系统评价方法将各个独立的环境因素相匹配，以达到优化环境，充分发挥环境在思政教育工作中积极作用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制订符合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环境的行动策略基础上，使思政教育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巩固思政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中的地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1]。
2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环境的swot分析
2.1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环境的优势分析
2.1.1 大学生自身素质较高
大学生受到良好的正规学校教育，具备较强的接受能力、学习能力和辨别是非能力，属于具有高知识水平的社会团体[2]。大学生一直在学校中生活和学习，与社会外界接触较少，思想较为单一，大部分学生均拥有积极健康的思想，这使得大学生具备较强的可塑性。
2.1.2 独特的校园文化
民族地区的高校拥有独特的校园文化，为顺利开展思政教育营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校园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底蕴，渗透着浓重的人文气息和学术氛围，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学生的心灵得以净化、情操得以陶冶，从而有助于提升思政教育效果，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感悟作用。
2.1.3 基本设施日趋完备
民族地区高校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建设新宿舍、教学楼、基础课教育实验室、多媒体教室，扩建图书馆，规划校园环境绿化等，在学校物质技术设备和教学设施逐步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充分发挥其在学生人格塑造中的调节和辅助作用。
2.2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环境的劣势分析
2.2.1 教育内容单调、空洞
从实际情况来看，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中的许多内容流于形式，没有与时代相结合，教育内容缺少实际应用价值，甚至让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产生了厌烦心理。同时，教育工作者通常采取单纯的理论说教方式，而没有运用启发教育、互动教育、实践教育等多种有效教育手段，并且课程考核也以理论知识为主，这使得思政教育内容难以转化为学生自身思想，导致学习过程枯燥、无味，学生不能在实践运用正确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
2.2.2 思政教育效率不高
民族地区高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多，
族差异大，具有其特殊性。在思政教育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差异性，对所有学生采用一样的教育方法，致使思政教育与部分学生自身生活实际和道德认知水平相脱节[3]。尤其在对政治信仰不坚定、社会理想缺失的学生进行教育时，没有运用有效、得当的方式方法，从而导致整体的思政教育效率偏低。
2.2.3 保障机制不健全
民族地区高校尚未针对思政教育工作队伍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励保障机制，难以调动起教育工作者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高校的办学经费紧张，致使实践基地建设和教育工作队伍建设较为滞后，无法满足思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
2.3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环境的机会分析
2.3.1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思政教育
党和政府一直都十分重视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为了推进思政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对于民族地区高校而言，2009年4月国家教育部和国家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性[4]。在国家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的形势下，民族地区高校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办学的发展道路，为巩固思想政治教育在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创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3.2 思政理论课改 在党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思政理论课教学改革和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确定为一级学科，在新的思政理论教育课改方案中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正确方向和理论品质，倡导通过贴近时代、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理论教育方式，发挥思政理论课程释疑解惑和教育引导的作用。这为新时期民族高校提高思政教育效果提供了政策指导和价值导向。
2.4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环境的威胁分析
2.4.1 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
近年来，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转向对民众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的渗透，如一些带有强烈民族分裂意识的书刊、传单、音像制品流入高校，并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秘密传播，严重威胁到高校思政工作的有效开展。
2.4.2 市场经济环境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等价交换、唯利是图、优胜劣汰等思想与思政教育的集体主义价值导向相矛盾，从而使得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风气在高校内部滋生，严重危及思政教育的地位。
2.4.3 宗教信仰的影响
大部分民族地区高校位于地理位置偏僻的山区，信息闭塞，文化环境和理论环境较为沉闷，同时一些民族地区还拥有坚定的宗教信仰。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下成长，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而宗教向学校的渗透无疑模糊了学生对许多问题的正确认识，严重干扰了高校对学生进行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3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优化对策
3.1 利用外部机遇，克服内部劣势
首先，利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思政教育的机遇积极推动思政教育改革。民族地区高校应最大限度地向各级政府争取教育资金，用于优化思政教育环境，扩建思政教育教学场所和实践基地，改善思政理论教学大班授课、纯理论教学的现状，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相连，实现“教”与“学”的良性互动；其次，利用思政理论课改的契机完善思政教育机制。高校应为思政教育的顺利开展和学生思政素质、道德素质的发展创建良好的条件，不断推进教学模式改革，建立健全思政教育工作队伍保障机制，以此提高思政教育效率。
3.2 利用外部机遇，发挥内部优势
首先，重视思政教育的软硬件环境建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充分发挥良好环境对学生个人塑造的潜移默化作用，兼顾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逐步实现教育被动向教育主动的转变[5]；其次，积极开展校园社团活动，利用校园文化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并将思政教育融入到文化活动中，增强学生集体主义观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
3.3 克服内部劣势，规避外部威胁
首先，加强经济管理，创建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避免社会不良思想和风气对学生人格塑造造成的负面影响。加大经济执法力度，重视市场经济诚信道德建设，建设公平的分配制度，从而增强思政教育内容说服力
，引导学校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其次，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增强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结合民族地区情况和学生思想实际强化马克思主义教育，规避民族分裂主义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宗教观、文化观。
3.4 发挥内部优势，规避外部威胁
首先，在校园物质环境建设中体现人文关怀，让学生在舒适、优美的校园环境中保持愉悦的情绪和积极向上的学习心态。高校还要为学生提供安静、卫生的生活场所，给予学生“家”的感觉，做好学生宿舍作息时间管理工作，加强文明宿舍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活氛围，从而为思政教育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其次，重视多元文化的发展，将其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通过校园广播、报刊、网络等多种途径，实现对多元文化和社会大事件的客观评价，从而抵制多元文化的负面影响，增强正面思政教育的效果，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辨别能力。
参考文献：
[1]曾银花.swot分析法在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应用[j].闽江学院学报，2011，（6）：129-132.
[2]杨文富.谈民族地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j].当代教育论坛，2010，（17）：14-17.
[3]柳丹.战略管理模式中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swot分析[j].经济师，2011，（5）：94-95.
[4]杨丽.民族地区高校思政工作的难点和对策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05，（5）：37-38.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国际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重要历史时期。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轰然坍塌,世界历史进入冷战后时代。地区争端、宗教纷争和民族冲突时有发生,成了冷战后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1993年夏天,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哈佛大学着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从理论的高度,提供了“文明冲突论”的判断,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沸沸扬扬的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讨论热潮。
第一部分分析了文明冲突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梳理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主要理论内核:文明是文明冲突的基本单位;世界政治正在沿着文明线重组为一个多文明的世界;未来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文明冲突爆发的最可靠的保障。本文认为,文明冲突论通过引入文明这一概念,赋予文明一种“文化实体”的角色,并将此作为国际政治分析的一个基本单位,让文明运动起来,实现了对全球政治的逻辑勾画。因此,文明冲突论可以说是冷战结束以来少有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一,它不仅打开了长期以来被国际政治学界所忽视的一扇重要的“研究窗口”,而且提供了透视冷战后全球政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析方法。
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文明冲突论存在的问题:文明能否成为国际政治分析单位?文明之间是否必然导致冲突?是否应把冷战后世界文明结构作阵营化理解?世界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本文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或者思想上的冲突,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体验,这种体验在冷战后能否发展成为现实的国际冲突,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第四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关注文明冲突论的学术价值。本文认为,尽管文明冲突论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还是不能抹杀亨廷顿在理论上的贡献。文明冲突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创性思考,它提出了一个人们长期以来没有研究、事实上急需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文明冲突论对于冷战后的国际现象在文明视角下进行了新的思考,开始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众多地区冲突的深层根源,这对加深对冷战后国际冲突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明冲突论从全球政治范式的角度重新对国际政治进行思考,对文明冲突的可能性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提高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力,使得该理论本身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关键词】时间一致性 理论贡献 启示
一、时间一致性理论简介及其主要观点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针对动态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时发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普遍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两位学者通过以经济政策与经济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主要参考因素建立了一个两期模型进行分析，并据此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政策的理论观点，并在两人1977年发表的论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中就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时间一致性理论的提出为动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贡献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时间一致性问题是指由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无法完全达到预定政策效果的问题，换言之，即是指政策实施的结果由于受到政策时滞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无法达到预定目标，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的状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经济学者提出是否能通过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来增强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终达到一种帕累托得以改进的状态。他们的理论认为即使在一个公认的社会目标函数的规划下，政府相继抉择政策也不能使社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原因在于当一个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发现其初始制定的最优政策变得不再是最优时，若赋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机会，政府一般会重新选择和调整最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就出现了时间不一致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每一期实施的政策实际上并未达到最优。在此分析基础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经济实现完全竞争和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为目标的最优经济政策后，这些最优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会因为时间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优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在一开始制定经济政策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防止因为政策的不断改变而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避免刺激市场的波动情绪和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因此，基普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基于相机抉择。
二、时间一致性理论贡献和方法论贡献
一方面，该理论的提出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该理论的分析过程成功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对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时，通过将政府和个人作为两个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动态影响，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的观点，动态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对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还会对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并分析自己的相关决策对政府未来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影响下，若政府根据相机抉择的思路制定政策，当经济个体在动态决策分析思路的引导下发现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时，政府在以后做出类似的决策时可能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极大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政府在这个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为普通参与人对待的，通过对政府和理性经济个体的决策行为的动态分析为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奠定了更为合理的微观基础。目前，以基于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实证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会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启示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正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同时更要兼顾稳定大局等综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和参考时间一致性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分析、抉择以及有效运用进行指导，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质上，在我国许多政策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府决策非一致性势必会导致经济个体形成不稳定的预期，从而造成政策实施的效果被削弱。实践证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质上是政府和经济个体之间的一场博弈，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时效性和经济个体对政策的反应共同决定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弱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经济个体采取相应对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综合权衡各方因素，保证决策科学，尽量避免“朝令夕改”，这样可以使政府的信誉得到提高，有助于经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尽管时间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该理论也并非完美，它强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则会导致过分依赖某种规则，缺乏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应对经济活动中突发事件的能力，无法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时间一致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中我们应在遵循按照单一规则制定政策的原则上，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增强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贡献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4，(12).
关键词： 教学方法 高中政治 构建方法
应试教育下的高中政治课堂一直采取的是灌输式教学模式，导致学生一直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严重不利于学生的发展，也不利于高效课堂的顺利打造。所以，新课程改革下，教师要认真贯彻落实课改基本理念，结合教材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组织多样化的教学活动构建高效的政治课堂，确保学生在高效课堂中获得良好的发展。因此，新时期的政治教师要打破传统课堂的沉闷，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构建高效的政治课堂。本文以以下几种教学方法的应用为例对如何构建高效的政治课堂进行论述，确保学生在高效课堂中获得良好的发展。
1.问题探究法的应用
问题探究法的应用一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强化学生的认知，二是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在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进而在确保高效政治教学顺利实施的同时，也为学生的健全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立足政治课堂，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思考、探究，以大幅度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率。
例如：教学《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时，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也为了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引导学生思考下面几个问题：①世界文化都包括哪些方面？②传统节日属于世界文化吗？③文化是民族也是世界的？④思考：民族节日蕴含民族的哪些文化因素？……组织学生结合教材内容对上述的问题进行思考探究，这样不仅能够加深学生的印象，提高学生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理解能力，而且对高效政治课堂的顺利实现有密切的联系，更有助于学生政治素质的大幅度提高。
2.案例分析法的应用
案例分析法是政治教学中常见的一种教学方式，也是政治试卷中分值较高的一部分。但是，从整体反应的情况看，学生的分析能力较弱，对案例的理解能力有待提高，严重不利于学生解题能力和案例分析能力的提高。所以，实施案例分析法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解题能力，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而且有助于高效政治课堂的打造。
例如：教学《影响价格的因素》时，为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了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我引导学生对下面几个案例进行了分析探究。
案例一：两年前，3G手机还是新鲜事物，高昂的价格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尚“曲高和寡”。时过两年，3G技术日益成熟，生产成本越来越低，下线的产品越来越多，这让3G手机价格下调成为必然。运营商对3G手机的价格战正此起彼伏。结合上述材料，分析说明价值和供求关系是怎样影响价格的。
案例二：北方，冬季西瓜的价格可以达到2元/斤-3元/斤，甚至更高，夏天西瓜的价格只有几毛钱。思考：该现象说明了什么？
……
引导学生自主结合教材内容分析上述案例，这样的过程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而且对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对学生综合解题能力的培养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对学生高考成绩的提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辩论教学法的应用
一直以来，政治课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枯燥、沉闷，理论性强。所以，即便是教师一直采取灌输式教学模式学生认为政治课就应该是“死死板板”的。但是，事实上，政治课也是可以上出乐趣的。辩论式教学法的应用就是给“呆板”政治课注入生机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授课时，我们要选择恰当的辩论主题引导学生参与辩论活动，激烈的讨论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例如：教学时，我们可以组织学生以“钱是不是万能的”、“艰苦奋斗精神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大众传媒对文化生活的影响”、“细节决定成败”等相关主题进行辩论，这样的过程不仅能提高学生的知识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而且能通过辩论提高素养，同时，对政治课堂的顺利实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辩论活动的开展对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发挥辩论式教学模式的价值，以为学生的终身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然，除了上述的三种教学方法之外，还包括先学后教法、小组学习法、直观教学法等，目的是打破传统，突破束缚，给学生搭建自主学习的平台，进而为学生的健全发展做好保障工作。总之，在新课程改革下，教师要认真贯彻落实“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并用其作为指导思想选择多样化、恰当的教学方法，真正构建高效率、高效益的政治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