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2 06:34:02
关键词明末清初华东市场海外贸易走私贸易
国内市场，无论是初级的墟集市场还是高一级的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在明清时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与发展。更具意义的突破区域范围的全国性市场，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发展起来的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成熟和商品经济生产的拓展，也在明中叶形成。［①］在全国性市场及其网络中，由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②］以运河为南北交通干线的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网络较为密集，从而成为中国国内市场的重心。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华东市场的优先发育成熟不仅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力量已经多次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海外货币资本首先对华东市场产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壮大的国内商人队伍及其资本，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开始向海外延伸，参与以海外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社会经济活动。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的这种互动力也是华东市场成熟的营养剂。这是明末清初商业发展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
一、华东市场的构成及其对外贸易的扩张力
市场的构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内容。流通量的大小取决于市场的交通辐射情况和商埠码头的大小；流通内容则指集散商品的种类。明末清初，华东地区不仅拥有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黄金水道，这条水道串连了以北京为枢纽通向全国各地的8条干线要道中的3条：北京分别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广东、至山东；［③］而且拥有全国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传统与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小城镇。［⑤］明清两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华东，明末华东6省人口6900万，为全国15省12000万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统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国有29个，华东占24个（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发展起来的工商城镇和众多的人口为市场的构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从商品生产与流通关系看，市场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由专业特色明显的手工业市镇构成的专业市场。华东地区拥有一大批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城镇，迅速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城镇及其周围农村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并且向更广的范围辐射，构成交易网络。例如松江棉纺闻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场；景德镇、佛山等地也都是这一类型的专业市场。
第二类是由传统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构成的综合性市场。例如苏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丝织业中心。杭州、南京、扬州等都属于这类市场。
第三类是并无特色的手工业生产，而是以交通枢纽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构成纯然市场，如临清、济宁、淮安、宁波、泉州、厦门、月港等。这些城镇港口市场首先是因商而兴，如果有手工业，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又如江西广信府属铅山，既无特色手工业，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处闽、浙、赣交界之处，又是闽浙商人经锦江入鄱湖北上湖广江皖南下广东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甚至还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纯然的贸易市场。如果我们认为为了商品的交换而进行的长途贩运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业意义的话，那么最能体现这种意义的市场应是这第三类。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最大宗的商品依次为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铁、瓷器等。［⑧］按人均占有量、产地、集散地、人均消费量等方法计算，华东都是最大的市场并拥有最大的流通额，总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基数决定了这一判断，而且前述三类市场使华东地区形成了层次不同的市场网络。
粗略的估计，明末清初，占人口58％的华东地区，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额，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当时，国内市场是主要市场。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市场上最大的交易量为粮与布和粮盐，即Ⅰ类工业品（布、盐）和Ⅱ类粮食之间的交换，注意到Ⅲ类经济作物（棉、丝、茶）主要是城市消费，一个问题便出现了：Ⅰ类和Ⅱ类商品基本上都由农民生产，属于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形成由商人作为媒介的商业市场的交换流通，Ⅲ类商品又很少流向乡村，［⑨］城市的自我生产消费必须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商品化生产和手工业商品经济决不可能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场的不充分。这也许是明清时期手工业品价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费趋于奢靡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向农村？可能性不大，农民缺乏购买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况外国人已经用大船载着银元来做生意了。近代海外贸易序幕的拉开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图，而是商品的欲望。当海外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寻找市场的欲望与商人谋利的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当时，除了武器装备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与物质条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国家允许，这种扩张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国家不允许，它就以各种非法形式实现不正常的外泄。
华东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贸易的传统，至明，已形成宁波、福州、泉州、月港、厦门、广州等外贸港口。华东市场作为外贸腹地，正可借此外销商品。问题在于货利之谋与王权之稳之间的平衡。嘉靖中，原本为消极外贸之果的倭乱又成了禁海之因。隆庆开禁，准贩东西二洋，给明末华东市场的发展带来生机。万历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竟走远夷”［⑩］。清初为郑成功之事，海禁更严，但设法走私的商人渔船时有冒险出海。“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华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①①］？
华东市场的扩张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国内市场的不充分与华东商品经济的较发达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寻找市场。“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①②］“童华，兰溪人，以巨资为番商”。［①③］明人王在晋《越镌》卷21中列举4件海商案，其中3件为商人聚资购买当地的丝织品和磁器白糖等，与日本通商。徽州、宁波等地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沿海市场，参与海外贸易，而广东、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优势活跃于海上贸易。［①④］“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①⑤］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1611年到1646年约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99年有2819艘，其中从中国本土赴日的为1972艘。［①⑥］又据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当时中国赴马尼拉商船总数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开海禁后的第二年1685年至1716年有525艘。
二是发展起来的华东市场对海外诸番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①⑦］“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度，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①⑧］至于西欧对中国茶、丝、丝织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丝绸之路阻断之后，欧洲人冒险开避通向东方商路的主要动机。据美国学者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统计的1739年和1740年广州的欧洲商船情况看，两年中商船24艘，运载吨数为13905吨，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门出入，1740年1年中有12艘，运载吨数为4400吨。华东市场的商品价格内外有别，外销比内售明显高出许多，也有劣质货物，但总体上是价廉物美，外商能够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钞税银、官吏勒索及其他费用，以及万里航海之险，欧洲人也愿来中国投资贸易，因为回去后仍有大赚头。即以丝织品论，中国的要价是西方市场上同类产品的1／3或1／4。［①⑨］
二、外来贸易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利润是推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熟的主要动力，商品寻找市场的扩张力通过商人的趋利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的扩张力与寻找中的市场的利润拉力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国寻求贸易的欧洲和东西洋诸国市场拥有的货币对华东市场产生了这种利润拉力。这实际上是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初期竞争在中外贸易上的表现。
以英国为例，在明末清初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1635～1753年），“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22条远洋商船运来货物约合中国白银727669两，运来白银（主要是银元）折合中国银元7713078两，总资金达14267452两。［②⑩］英国对华贸易中悬殊极大的入超在证明中国商品的扩张力的同时，也表明那数以百千万计的白银对中国市场，首先是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这种拉力主要表现在同一商品的内外差价上。在中国的出口货物中，签约并完成贸易最多的先是丝和丝织品；后来由于英国国会法令禁止几种丝和丝制品在英伦零售或穿着［②①］，丝和丝织品贸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越来越感兴趣，茶叶贸易上升很快；还有糖、瓷器、铜、白铜、水银等。在“公司”大多数商船的货单上，茶叶和丝、丝织品常常放在首位。以茶叶为例，1701年至1736年，茶价每担，工夫茶38两或35．3两或23．1两，武夷茶27两或17．15两或14．8两，白毫38两或35．3两或24．4两，松萝19两或16．15两或22．1两，瓜片24．5两，色种49．4两，最贵的是贡熙细茶54．9两。而道光初年的茶叶国内市场价每斤在48文至200文之间，［②②］当时的银钱比率是1两：1300文左右，每担约合3．7两至15两。以此来计算“公司”当时从广州买到的茶叶，至少是国内市价的三倍甚至更高。
实际上，外商已经注意到这种内外的差价。在广州，英商“自行进入城内，询问店铺的货物价钱，我们发觉比他们从来向我们索讨的价钱便宜得多”［②③］。
内外贸易中的价格差额构成的更高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是极大的，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华东商人。“茶叶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②④］。“董事部又命令购买南京手工织制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②⑤］。“我们与米森诺会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启官平分订约，购入最好的南京生丝400担，每担175两银，缴清各项费用，一百天内船上交货。该商人等在广州没有这样大批的生丝存货，一定要到外地搜购，逼得我们预付款的80％给他们，这是我们能够劝诱他们索取的最低数额。”［②⑥］以广州为交易市场，货源100天内搜集，应是从广州到江浙来回所需的时日。利玛窦从广东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见到了这种长途贩运以供外贸的盛况。［②⑦］当时来华外国商船不仅在广州贸易，也沿海岸线北上厦门、舟山（定海）等地商贸。有的外船在广州订到货后，还必须航往舟山、宁波口岸去装货。［②⑧］可见华东市场接受海外贸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样的。
由于各种原因，借依广州、厦门、宁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与外商贸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贸的官员对外商成千上万的银元更具贪婪之心，他们千方百计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现象也很严重，市场交易常常出现波折甚至夭折。但海外贸易的高利润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场以商人走私的形式进行交易。于是，华东商人走私贸易在明末清初更为盛行。“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闽人之下海也，其素所习闻也，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番，于今创见。又转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以数十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②⑨］漳州、泉州、福清和宁波、杭州之间的市场辐射关系已发展成走私外贸的利害联系了。“原来这边中国的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③⑩］明中叶后发生在东部沿海的海外贸易、海外移民、走私冲突甚至倭寇之乱的主要原因应是华东经济发展与海外贸易之间的推拉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此作了阐释：“今海贼据浯屿、南屿诸岛，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则利权之在也”。［③①］
明末清初的海上走私贸易可分为近海岛、港贸易和远海诸番贸易两种。第一种近海岛、港贸易。如浙江，舟山城东南百里的双屿港，“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③②］，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华东走私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的集散中心、国际贸易港，主要经营丝和丝织品。［③③］这个走私市场有多大？当时曾到过中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宾托（FernaoMendezPinto）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双屿港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二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③④］浙江沿海还有可以避风良港四五十处，都成了当时海上走私的贸易市场。又如福建，福建沿海由于海岸线更为曲折，岛屿众多，加上闽东南郑芝龙家族海商集团拥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澎相距不远，形成接应之势，沿海的走私贸易更为活跃。“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沦、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③⑤］等，其中月港为最大海港。明末，月港衰微，郑氏海商集团总部所在地安平港兴盛起来，到清初，成为与清廷抗衡的海上贸易大港，直到清军剿郑的战火把它毁为灰烬。福建还有下属台湾府的澎湖、大员、鸡笼淡水港。广东除了人们熟知的澳门之外，还有可以辐射闽、赣、粤三省的南澳岛，也是当时走私贸易的国际性市场。走私贸易的商品流通量与贸易额永远是一个谜，双屿港的年进出口贸易额也只是一个参考数字，但不可怀疑的是，以华东丰富的商品市场作为腹地，沿海岛、港走私量一定很大，否则，不足以引起再三发生的“倭乱”，不足以形成持续16、17两个世纪的十几个私人海商集团。［③⑥］
第二种远海诸番贸易。这是沿海岛、港走私的辐射性向海外的延伸，所及的国家与地区东起日本、朝鲜，南经吕宋至南洋群岛，西及阿拉伯半岛并直至东非，而且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同葡、西、荷、英等国商船贸易：这种贸易额也是很难确计的。林仁川先生根据国外有关史料，作了估计工作。其中1641年6、7两个月，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诸多货物中有白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1641年，销往日本长崎的各种糖5726500斤，1644年为1417550斤，1645年为3377900斤。［③⑦］明末清初远海贸易的总额估算，年平均出口约918万两，进口约738万两，利润约942万两。［③⑧］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华东市场参与海洋社会经济的海上贸易，与世界性的海上贸易存在着互动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出华东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的新发展。但是这种新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在民间，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特征是民间走私，在本国政府的有限贸易和海上禁令以及番国洋人中的海盗前后夹击中，华东特别是沿海商人不畏艰险依然扬帆起锚，趋利而去，干着赴汤蹈火的事业。中国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充满活力与艰难。注：
①⑧⑨关于国内市场等级的界定和明中叶始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参见吴承明先生《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的有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56页。
②关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主要参见傅衣凌先生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另外五条干线要道为：北京分别至河南湖广广西、至陕西四川、至贵州云南、至山西、至（辽宁）开原。见明人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和儋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5页、第354～512页。
④根据傅崇兰先生《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统计，明清时期比较发展的32座城市中，华东占21座；清代工商业城市，华东占六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⑤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42页。
⑥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表12、13。
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
⑩［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①①［明］王世懋：《策枢》卷一，《通货》，丛书集成初编本，第十二页。
①②［明］周玄wéi＠①：《泾林续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二十七页。
①③①⑧［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五十、五十一页。
①④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有关章节，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①⑤①⑦③①［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6册，《福建》；四部丛刊三编本。
①⑥转引自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版。
①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②⑩这里的三个数字根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一卷第309～321页《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船只对华贸易表（1365—1753年）》的有关数据统计而来，原表多用镑和八单位里亚尔后称元为计算单位，这里根据100英镑＝416．67元、100元＝72两、100英镑＝300两换算，0．72两×416．67＝300．0024两。又：货物价值与白银相加不能等于总资金的原因是有许多船只只有总资金的记录。
②①②③②④②⑥②⑧《编年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八章。
②②黄冕堂：《清史治要》，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41页。
②⑤《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所谓的南京棉布应是指当时苏松地区的棉布织品，南京和苏州都有棉布市场。
②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8页。
②⑨［明］王在晋：《通番》，《越镌》卷21。
③⑩［明］凌蒙初：《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拍案惊奇》卷之一。
③②天启《舟山志》卷2，《山川》。
③③③④③⑦③⑧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219、456～465页。
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是世界贸易规则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前，世界贸易制度几乎都是仅仅涉及货物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1986－1994）将世界贸易制度范畴延伸到服务贸易、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等领域。 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规则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1）多边货物贸易协议，包括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农产品协议、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纺织品与服装协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装运前检验协议、原产地规则协议、进口许可程序协议、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和保障措施协议等；（2）各种附件规则，&127;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及多边贸易协定（包括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政府采购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和国际牛肉协议）；（3）WTO发展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如信息技术协议、基础电信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等。 目前，第（2）和（3）项规则正在各国贸易谈判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GATS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各国贸易环境和条件的重要规则，它的权利反映它将会在WTO&127;的全面保护下，与GATT的条款一样地发挥作用。GATS的序言阐明了各成员希望“在透明化和循序渐进的自由化推动贸易的共识上，建立服务贸易的多边原则框架和规则”。 本文不准备对WTO的所有规则进行讨论，而是重点对1999年中国为加入WTO而与美国进行谈判涉及的重点领域的规则进行叙述，并从开放国内市场及对策角度进行点评。 农产品协议 目前中国对本国农业采取高关税、高补贴政策。中国承诺加入WTO&127;后五年内（即2011年前）农产品平均关税下降到17％。 开放农产品市场，特别是大幅度削减农产品保护关税，总体上不会对中国农业构成严重冲击，冲垮中国农业生产体系的可能性很小。 按照贸易惯例，农产品由热带产品和其他农产品组成。WTO&127;农产品贸易规则由13个部分、21条、5个附录组成，分别处理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问题。国内一般将这些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 （1）将非关税措施关税化，即计算出拟取消的非关税措施的关税等量，将这些关税等量加到已有固定关税上。非关税措施关税化后的关税税率不得随意提高。该项规则不适用于国际收支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按照GATT规则，尽管发展中国家有义务约束它们的关税水平，但允许它们在国际收支恶化时采取这类限制措施。 （2）相互减让约束关税，即各缔约方承诺按照一定比例对约束关税进行相互减让。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承诺平均削减关税36％，且每一产品的关税至少削减15％，在6年内完成；发展中国家平均削减24％，且每一产品的关税至少削减10％，在10年内完成；最不发达国家没有削减关税的义务，但有关税上限约束。工业化国家以1986—1988年平均水平为基期，在6年内将平均关税水平削减36％。到2000年，实行关税化的农产品市场至少有5％由进口来满足，其中，要求延缓关税化的国家可以有6年的期限来实施（发展中国家为10年），条件是进口低于1986—1988年基期内国内消费量的3％、没有出口补贴和实施限制产量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最低的市场准入要求到2000年将增加到8％。此外，根据最低市场准入机会的承诺，各缔约方必须进口小部分限制最严格的产品，如肉类、奶制品、新鲜水果和蔬菜等。 （3）削减补贴，即减少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是削减对小麦、谷物、肉类、奶制品和糖的补贴。在逐个商品基础上，发达国家在6年内按照价值计算削减出口补贴36％，接受补贴的出口量从1986—1988年基期平均水平下降21％。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分别削减24％和14％。 发展中国家一般有10年过渡期实施它们的削减关税和补贴计划。同时，如果本国传统饮食中作为基本主食的产品到2005年至少有4％的消费由进口来满足，且补贴总量不超过农业生产总值的10％，则可以免除这些基本主食产品实行关税化的要求。 目前，中国对本国农业采取高关税、高补贴政策。以美国关注的小麦为例，进口小麦的普通关税高达180％，另外加上17％的增值税；最优惠进口关税为141％，另外加上17％的进口增值税；有进口配额的小 麦关税为1％，另外加上17％的增值税。1999年春中国为加入WTO，在与美国谈判中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中国承诺加入WTO后，5年内（即2011年前）农产品平均关税下降到17％，其中，受美国方面关注的小麦等农产品的平均关税更下降到14．5％。 我们认为，开放农产品市场，特别是大幅度削减农产品保护关税，总体上不会对中国农业构成严重冲击，冲跨中国农业生产体系的可能性很小。原因有三：首先，中国20年农业改革取得了相当坚固的农业生产管理基础和物质基础，可以抵御较强的外来冲击。例如，目前中国进口小麦仅占国内总产量的3％，即使大幅度增加小麦进口，对国内小麦市场的冲击还是相当有限的，东北小麦产区是主要的影响地域；其次，中国农产品实际保护率比名义保护率要低得多，我国为加入WTO而使名义保护率下降到与实际保护率相近水平，即使中国加入WTO，也不会构成实质上的冲击。因此，农业部门大可不必为此而惊慌失措。最后，降低农产品关税，引入外国竞争，可以刺激国内农业部门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质量，促使它们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更高效率的服务。这样，又反过来加强了国内农业经济的安全。 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 以前中国对美国小麦、肉类和柑橘类食品采取进口禁令政策。经过谈判，中国同意立即与美国签署3个双边协议，取消对美国小麦、&127;肉类和柑橘类食品的进口禁令。 中国对美国开放国内鲜果和食品市场，对于中国果农的冲击将比对小麦生产企业的冲击更小，但对种植与美国加州鲜果相同品种或类似品种的果农将产生较大的竞争压力。 目前，多数国家都颁布有产品和动植物进入其领土必须达到的最低卫生检疫标准，这就是动植物检疫措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是指政府为了保障供人类或动植物消费的产品安全，或者为了保护环境而设置的各种要求。政府颁布的这些措施同等地适用于国内外的动植物和产品，特别是肉类、肉制品、奶制品、加工食品、小麦及其他作物和植物、鲜果和蔬菜，鲜果汁及其他制作食品等。 WTO动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由14个条款、3个附录组成，包括基本权利与义务、检疫保护、地区条件、透明度、控制、检查和通知程序、特殊和差别待遇等内容。该协议规定：（1）动植物检疫的规定以国际标准、准则和检疫为基础；（2）充分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国际营养标准委员会、国际兽疫局和国际植物公约，促进动植物检疫领域的国际合作；（3）动植物检疫措施必须以科学原则为基础，包括对人体和动植物生命健康的风险评估。WTO成员必须同等接受其他成员的动植物检疫措施，即使方法各不相同，只要出口国能够证明自己的动植物检疫措施已经达到理想保护水平，进口国必须接受；（4）WTO鼓励为了取得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同等认可标准而进行双边或多边谈判，将符合规定的评估程序和收费标准建立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基础上，公布检疫程序和标准，建立申诉程序和适当的保密原则；（5）只要不在情形相同或类似的成员之间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则允许采取歧视性检疫标准，因为各成员有不同的气候、病虫害滋生环境和食品安全条件，难以采取完全相同的检疫标准；（6）当成员处于疾病传播的紧急时期，且缺乏科学证据时，允许成员暂时实施动植物检疫保护措施作为预防步骤；（7）发展中国家可以就具体事项延缓执行该协议，最不发达国家可以推迟到2000年底采用协议条款。 在此之前，中国对美国小麦、肉类和柑橘类食品采取进口禁令政策。经过谈判，中国同意立即与美国签署3个双边协议，取消对美国小麦、肉类和柑橘类食品的进口禁令。 中国对美国开放国内鲜果和食品市场，对于中国果农的冲击将比对小麦生产企业的冲击更小，但对种植与美国加州鲜果相同品种或类似品种的果农，产生较大的竞争压力。这种竞争局面有助于中国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提高专业化程度和参与国际分工。作为对策，中国农业生产企业需要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国内市场什么赚钱就种什么，农产品种植上采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策略，而应增加种植高附加值、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如茶叶、蚕和麻等，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提高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生产和管理效率，通过建立“三高”农业示范区，带动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借助国内市场的开放带来的国际竞争，完成产业生产技术的升级过程。 反倾销协议 一缔约方采取反倾销行动前必须进行反倾销调查， 反倾销调查必须由进口方境内宣称受到损害的产业或其代表提交书面申请后才可以实施。 加入WTO将使中国企业可更好地利用WTO的解决争端机制维护自身利益，避免被其他贸易伙伴滥用反倾销协议阻碍中国产品的出口贸易，同时也可按WTO&127;原则对外国进入中国市场的倾销产品开展反倾销调查。 中国加入WTO将极大刺激外贸增长，服装、纺织品、鞋类、箱包、&127;玩具和家电及日用产品等企业将成为中国加入WTO的最主要的受惠者。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指某成员生产商或出口商以低于国内市场价格或低于成本价格销售产品，进入另一成员国内市场的行为。倾销不仅损害了进口国的竞争性产业，而且危害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为了维护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防止成员滥用倾销活动和反倾销措施，WTO制定了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由3部分、18个条款和2个附件组成。第一部分包括总则、倾销的确定、损害的确定、国内产业的定义、发起和后续调查、证据、临时措施、价格承诺、反倾销税的实施与征收、追溯、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的时间与复审、公告和裁决的解释、司法审查、代表第三国的反倾销行为，以及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第二部分包括反倾销实施委员会、磋商和解决争端机制；第三部分为最后条款。 出口产品的正常价格与出口价格是确定倾销行为的重要基础。如果出口产品在出口国国内不销售或无法进行比较时，则采取以下方法确定倾销的幅度。通过与一个适当的第三国出口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进行比较来确定，或者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基础上，加上合理数额的管理、销售等费用，及利润来确定。如果不存在出口价格，或由于出口商与进口商或第三方有串谋协议而使出口价格不真实时，该国出口价格应以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买主的推定价格来确定；当该产品不是转售给独立买主，或者不是以进口的条件转售，则当局可以在合理的基础上确定该产品的出口价格。 反倾销协议对倾销造成的损害定义如下：损害指因倾销对一缔约方国内产业造成重大损害，或对国内产业构成重大损害的威胁，或者对这种产业的建立形成严重的阻碍。损害证据依据的基础有两个：一是倾销产品的数量和倾销产品的结果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产生了冲击影响，二是倾销产品的进口对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商的后续冲击程度。反倾销调查应明确倾销与产业损害的因果关系。为此，反倾销协议规定，如果缔约方准备对某种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不仅需要证明该产品存在倾销，以及进口方境内同类产业存在着损失，而且必须证明倾销与境内产业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证明境内产业的损害是倾销直接造成的。但是，下列因素对国内产业构成的损害不能被归咎为倾销产品的范围：（1）以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数量和价格；（2）国内需求减少或者消费模式发生变化；（3）外国与国内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限制性贸易做法；（4）技术的发展，&127;以及出口绩效和国内产业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竞争压力。 一缔约方采取反倾销行动前必须进行反倾销调查。反倾销调查必须由进口方境内宣称受到损害的产业或其代表提交书面申请后，才可以实施。书面申请中应包含产业受到的损害和倾销与损害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两方面内容。说明证据需要的资料包括：（1）申请者的身份、&127;申请者所代表的境内同类产品的生产价值和数量；（2）被认为倾销产品的必要说明资料，包括该产品的国家名称、出口国、原产地国名称、已知的该产品进口商名单；（3）被起诉产品在原产国或出口国国内市场出售时的价格、出口价格，或该产品在进口方首次向独立买主转售时的价格；（4）被起诉产品的进口数量变化情况，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情况，对国内相关产业构成的后续冲击程度，以及影响产业状况的因素和指数。在一般情况下，反倾销调查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为一年，最长不能超过18个月。反倾销调查遇到以下两种情况可终止调查：（1）在调查开始后，调查当局发现倾销或损害的证据不足；（2）调查当局确定倾销幅度不到正常价值的2％，或者倾销产品的进口量或损害幅度极小，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倾销产品的进口量在进口国市场上同类产品中的比重不足3％等。 8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不是GATT缔约方或没有加入WTO，也由于我国国内企业相互竞争压价形成无序的过度竞争，贸易伙伴常常对我国产品或企业开展各种反倾销调查。例如，1980年7月至1994年12月，美国对华出口商品反倾销投诉55起，影响到中国对美数亿美元的出口贸 易，仅1990－1994年就发生37起。1993年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球墨铸铁管件一律征收127．38％的高额反倾销税，几乎将这类产品完全挤出美国市场。随着外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案的增多，经贸部要求出口企业积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应诉工作，通过应诉争取公平的贸易环境，如1998年美国对华首例钢板反倾销案，经过中方积极应诉达成了终止协议，避免了贸易损失。但是，许多反倾销案最后是赢了官司，丢了市场。 我国承诺加入WTO后，木材和纸张进口关税分别从目前的12－18％和15－25％，都下降到5－7％。特别是美国关注的主要出口商品的过渡期只有两年，农产品关税下降到平均14．5％，工业品平均关税下降到7．1％，几乎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相接近。外电外报认为，中国这次与美国谈判做出的开放国内市场的让步幅度，是近50年来从未有过的。中国做出最大让步加入WTO后，&127;将极大地刺激外贸发展。根据外国咨询公司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计，中国加入WTO后5年内将使对外贸易额从1998年3240亿美元增加到6000亿美元左右，其中，服装业出口将最为强劲，估计增长将达到400％，纺织业出口将略有增长，粮食产业贸易大体持平。机械工业总体上将受到阻碍，但家电企业出口将保持增长势头。按照世界银行专家估计，中国加入WTO的静态福利收益约130亿美元（以1992年不变美元计算），服装、纺织品、鞋类、箱包、玩具和家电及日用产品等企业，将成为中国加入WTO的最主要的受惠者。 如果中国能够在1999年底前加入WTO，将使中国企业在21世纪初可以更好地利用WTO的解决争端机制维护自身利益，避免被其他贸易伙伴滥用反倾销协议阻碍中国产品的出口贸易。同时，也可以按照WTO原则对外国进入中国市场的倾销产品开展反倾销调查，提高保护国内产业的力度。因此，我国出口企业和国内企业都应了解WTO反倾销协议，积极做好各种反倾销调查的应诉工作，同时，对外国产品对国内市场的本国产品的冲击保持敏感，配合政府做好反倾销调查。在2005年前，中国贸易总额将有望进入世界前5位。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幼稚工业的保护 对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生效后的8年内，&127;以渐进的方式取消出口补贴，但不能提高现有补贴水平。 我国承诺加入WTO后将对汽车制造业关税水平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127;并且在2005年将取消汽车进口配额。 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国更大幅度开放国内医药市场后，中国医药生产企业会受冲击，西药价格将较大幅地下降。 出口国为了加强出口竞争力而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而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和产业以反补贴措施抵御进口品，为了规范国际贸易中的补贴与反补贴行动，WTO制订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该协议由11个部分、32个条款和7个附录组成。 补贴指在一缔约方（以下称政府）领土内，由一个政府或某个公共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包括政府行为涉及的直接资金转移、潜在的资金或债务（即贷款保证）的直接转移、政府预定收入的扣除或不征收（即税收方面的激励）、政府对非一般基础设施提供货物与服务或购买货物、政府向基金组织或信托机构支付或指示某私人机构执行上述列举的，一般由政府行为承担的作用。 补贴分为禁止补贴、可申诉的补贴和不可申诉的补贴三类。禁止补贴指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仅仅向出口活动，或作为多种条件之一而向出口活动提供的有条件的补贴；或者，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仅仅向使用本国产品以替代进口，或作为多种条件之一向使用本国产品以替代进口而提供的有条件的补贴，包括政府按出口绩效对企业或产业的直接补贴，出口直接税等12大类。针对被禁止使用的补贴措施，WTO确定了九项采取补救程序，即反补贴措施的程序。可申诉的补贴指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实施，但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贸易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或损害，或形成严重的歧视性影响时，受到威胁或损害、或受到歧视性影响的缔约方可以对补贴措施提出申诉。针对可申诉的补贴措施而采取的补救或反补贴措施也由九项程序组成。不可申诉的补贴指缔约方在实施这类补贴时，一般不受其他成员方的反对或因此而采取反补贴措施的影响，包括企业进行的，或企业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的研究活动中给予的补贴，对缔约方领土内落后地区进行的非专向性的资助，以及依据法律或章程，为适应新环境的要求，促进 现有设备改造而对企业的资助。 反补贴措施的确定与实施包括反补贴调查，就业损害的确认和采取的补救、征收反补贴税收措施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生效后的8年内，以渐进的方式取消出口补贴，但不能提高现有补贴水平。如果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受补贴产品连续两年在世界贸易中取得3．25％以上的市场份额，则应取消出口补贴。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停止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反补贴行动：（1）对有关产品的全部补贴水平没有超过其单位价值的2％；（2）有关受补贴进口产品占进口缔约方该产品进口总量的比重没有超过4％。 GATT第18条C款允许发展中国家为保护幼稚工业而使用数量限制或其他非关税壁垒，但这一规定必须经过WTO各缔约方的批准并可要求获得补偿。1979年后，GATT对于幼稚工业的例外被大大地放松了，允许根据某个发展中国家的缔约方在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便更广泛地调整和扩大生产结构。 我国承诺加入WTO后，将对汽车制造业关税水平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汽车进口关税将在2005年以前由目前的80－100％降低到25％，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更下降到10％，并且在2005年将取消汽车进口配额。这种让步无疑会对中国汽车工业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但是，也迫使中国汽车工业在过渡期内迅速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此外，按照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国更大幅度开放国内医药市场后，中国医药生产企业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中国承诺加入WTO后，将医药产品关税降低到与其他WTO缔约方相等的关税水平上，即大约5．5％－6．5％。届时，中国消费市场上西药价格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对于抑制目前中国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高收费、规范医药市场具有好处，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直接的实惠。但是，对于中医药生产和销售企业，西药产品价格下降将构成较强的竞争压力。
1.从宣传价值角度来看从一定程度上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形象，能够帮助这个国家提升国际中的地位，因此，从宣传价值角度来看，巩固市场经济贸易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对外宣传形象，进而提升国际形象。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市场经济贸易是一件不容忽视和掉以轻心的大事，因此，巩固市场经济贸易理应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在巩固市场经济贸易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深刻理解各项市场经济贸易的有关政策，只有自身对这些政策掌握后，才能在工作中为市场经济贸易发展构建出一个坚实的政策环境和基础。一旦经济贸易政策制度得到切实可靠的落实，市场经济在我国就会朝向健康的方向持续、稳定、健康、和谐地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才能与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相对应，并跟随经济发展而发展，最终实现各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贸易水平快速提高。总之，巩固市场经济贸易是构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美好愿景的重要元素，只有各个城市的经济贸易得到较好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活力才能凸显出来，进而向世界传递正面阳光的中国形象。
2.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正如前文所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物质基础来作为支撑，因此，巩固市场经济经贸易，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就业，缓解我国紧张的就业形势，为人们带来劳动收入。同时，巩固市场经济贸易的地位，还可以为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提供多种形式的消费和消遣项目，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所以说，巩固市场经济贸易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二、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市场经济在我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我国找准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关键突破点，不断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和飞跃。然而，市场经济贸易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并不是一帆风顺和自然发展的。在当前我国市场竞价贸易的运营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逃避或抵触，而是应当客观审视，严阵以待，认真地予以处理和解决。
1.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不够完善，制约着市场经济贸易水平的提升从当前的整体经济情况来看，我国在区域经济规划方面仍然存在着规划不完善的地方，一定范围内还经常出现一些不必要和欠缺人性化考虑的问题，这都对我国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质量的提升和发展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制约影响。例如，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区域在规划经济时，存在规划内容重复、交叉或冲突等问题，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制定出的规划在执行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不确定性的问题，最终导致规划停留在了直面，无法切实有效地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最终导致了规划停滞，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又如，有一些地区的政府在进行规划时，规划的内容过于注重政绩的实现，有时甚至背离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规划的科学性原则而进行不科学的规划，这显然使规划工作成为了实现政绩的一项“权力”手段，最终制造成了不良影响。正是由于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使得我国市场经济贸易的水平总是难以得到质的提升，运营效果也难以得到显著的改善。
2.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有待进行科学化完善当前，在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以各种名目而设立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而对于一般性的转移支付项目则设立的十分少。从本质上分析来看，当前出现这些落差和不均衡的原因在于我国许多的专项转移项目一般都具有较大的规模，因而所涉及到的资金支付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在市场经济贸易发展运营过程中，相关的针对性政策也未能及时地建立起来，缺乏一套完整的系统化的支付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贸易布局的有效调整造成了阻碍影响。
3.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不多，给市场经济贸易发展带来阻力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所带来的作用效应是十分广泛的，作用于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也涉及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然而，这种支持作用是需要重组的资金投入来完成和体现的，虽然我国的社会公共服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从当前全国总体来看，我国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资金投入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投入资金的比例也较其他领域来说要少得多。分析其原因，在于很多地方性的基层政府对于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形势尚未弄清楚，对于趋于经济的走势和方向也难以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从而在公共服务领域缺乏合理的规划，相应的专项资金也难以及时到位，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往往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制约着人们各项活动的开展。一旦城市的公共服务缺乏力度，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负担，长久下去，将会对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也会造成阻力，最终影响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4.存在地方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前进步伐市场经济贸易要想取得蓬勃发展，在关键在于保持其一定的市场规律和自由度，因而，在市场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最忌讳的即是地方贸易保护和过多的权力干涉。然而，在实际中，许多地区却存在着严重的地方贸易保护的情况，给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阻碍，不仅使市场经济贸易的方向与我国的实际国庆相偏离，还使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目标变得模糊不清而难以实现良性发展。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将实现经济效益作为最大的目标，甚至放在了其他一切工作的前头孤立地去开展经济工作，不仅不去与其他地区进行交流和沟通，更不愿意开展区域合作，这使得这些地区在经常往往各搞各，难以实现区域之间经济贸易的合作和互惠的共赢局面。最终导致这些地方的经济贸易长期处于了“关门过日子”的状态，严重了阻碍了地方经济贸易发展的脚步。
三、促进市场经济贸易实现高效运营的对策思考
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一定要体现有效性和高效性，为经济贸易发展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这些办法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现状加以甄别筛选，使其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水平得到提升。
1.政府发挥好自身职能作用，大力完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一是各地政府部门应当意识到自身的职责所在，并对自身的权力有清醒的认知。一旦职责明确，权力运营妥当，就可以使自身的职能作用实现正常的发挥，以此来满足市场经济贸易的需求，使经济贸易在政府的正确指引下健康运营。二是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要有全盘的考虑，而不应孤立地看待地方经济贸易问题。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大力完善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使发展规划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理性科学。如此，规划内容才能以市场经济贸易发展为核心内容，摒弃那些不必要的政绩内容，使政府摆正自身位置和经济贸易发展规划的位置，为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减少麻烦。
2.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实现经济贸易布局有效调整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转移支付项目，这些项目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这个环节。因此，必须建立健全项目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支付做到有据可依，使资金支付的来龙去脉都能确保真实客观。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资金浪费，也有利于杜绝违法乱纪犯罪现象，使经济贸易的发展格局更易于调整，使经济贸易资源达到优质配置整合。
3.加大公共服务资金投入力度，为市场经济贸易发展创造机遇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密切相关。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更是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一个缩影。因此，公共服务能力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流露。我国必须以社会保障的高度，来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确保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社会负担会相应减少，也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贸易，为市场经济贸易的稳步运营提供机遇。
4.彻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市场经济贸易步伐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步伐。因此，若想实现经济贸易的顺畅运营，就必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充分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确保市场经济贸易步伐迈得稳迈得远。这样，必然是以市场经济贸易运营目标的明朗化为前提，有利于客观评价地方经济的地位，实现地域经济发展中的有效协作和互惠互赢，使各个地域之间的资源实现高效共享，实现生产因素的良性流动，从而全面推动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彻底告别闭门造车的局面。
四、结束语
[关健词]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 市场开放度 规模经济
一、引言
近年来,产业内贸易一直是贸易界的热门话题，它在两国经济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某种产品的同时又进口同类产品，它与产业间贸易有着显著的不同。产业间贸易是指一个国家专门从事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并进行出口，用以交换它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其他商品或服务。
产业内贸易理论基于新贸易理论，换而言之，它的诞生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垄断竞争市场，而非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统计现象的直观推断。20世纪年代中期以前，Vordoom对“比荷卢经济同盟”的集团内贸易格局变化的研究，Michaely对三十六个国家5大类商品的进出口差异指数的计算，Balassa对欧共体制成品贸易增长和Kojima对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格局的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与此同时，对二战后贸易新格局所进行的大量的理论研究推进了实证性研究的进展，并为产业内贸易步入第二阶段对统计现象的理论解释，提供了基础。70年代中期，Grubel和Lloyd 《产业内贸易》一书所作的开创性、系统性的研究使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上升到第二阶段。随后，许多西方学者对产业内贸易现象做了大量的理论性研究，使这一理论日渐丰富。Krugman (1981) 提出的理论基于垄断竞争的情况，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将现代贸易理论和传统贸易理论区分开的评判标准，他认为这两个因素是影响各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Falvey(1981)、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的研究基于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假想，分析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在产业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Leamer (1988)提出市场开放度在产业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近的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中，Davis (1995)的研究基于不同国家的技术发展差异，以强调要素禀赋作为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作为理论基础。Harrigan(1994， 1996) 也同样强调了市场开放对贸易的贡献，以及市场开放对特定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增长做出的贡献。
基于新贸易理论和前人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本文将以下三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这些因素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所造成的影响：（1）要素禀赋；（2）规模经济效应； （3）市场开放度。 下面的章节将对这三个要素建立模型并进行分析。
二、建立计量模型
1.因素的选择
（1）产业内贸易。Grubel和Lloyd(1975)创造了产业内贸易指数以衡量产业内贸易。Aquino (1978)、Tharakan (1983) 都通过Grubel和Lloyd(1975)的方法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近年来，Vona (1991) 和Cooper等人(1993) 同样印证了Grubel和Lloyd指数的正确性。因此本文同样使用Grubel和Lloyd指数进行分析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在文中以IIT表示。
（2）要素禀赋。Falvey (1981) 、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在其产业内贸易模型中都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Moshirian (1994b) 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力资源和物理资源是一些国家在金融服务业取得比较优势的两大决定因素。Davis (1995)在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研究时折中了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在银行服务业这一领域，对各国比较优势和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最大的要素禀赋是人力资源，它反映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培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本文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将中国的教育发展程度用于评估人力资源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EDU表示。假设教育发展程度越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就越高。
（3）规模经济效应。Krugman (1981)认为在特定的某些国家中，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效应无论对于贸易总量还是产业内贸易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Greenaway和Milner 也认为规模经济是影响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Lee (1989)， Hughes (1993) 和Somma(1991) 发现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有重大影响。在银行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许多文献试图证明在美国的银行业中是否存在规模经济。Berger等人(1999) 的文章综述了那些试图评估银行效率，量化银行业规模经济的研究文献。他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总资产高于100亿美元的银行中才存在规模经济。然而，在90年代，资产超过250亿美元的银行才体现出规模经济。本文选取中国所有银行的总资产来衡量规模经济效应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SCA表示。假设规模经济的存在对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有促进作用。
（4）市场开放度。在某些国家，由于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金融服务业的贸易壁垒已经消失了。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更促进了金融服务业的扩展，加速了金融服务业的产品多样化。尽管Leamer (1988) 和Harrigan(1994，1996)强调市场开放度是促进贸易量增加的重要因素，Hughes (1993)， Greenaway 等人(1994) 和Bernhofen (1999) 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都没把市场开放度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进行考虑。虽然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相对不高，但本文仍把市场开放度纳入考虑。本文以中国金融服务业的FDI来衡量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在文中以FDI表示。假设市场开放度越大，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
2.模型的建立
本文运用Eviews3.1软件将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影响因素与中国金融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本文的数据样本区间选择1997到2004年。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网。计算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开放度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计量分析。首先，我们对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因素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建立模型：
IIT=eC1×EDUC2×SCAC3×FDIC4×eu
因为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存在异方差，为了消除所选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得：
LnIIT=C1+C2×LnEDU+C3×LnSCA +C4×LnFDI +u
其中IIT表示产业内贸易指数，EDU表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SCA表示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FDI表示金融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C1代表常数项，C2是回归系数，代表要素禀赋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3是回归系数，代表规模经济效应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4是回归系数，代表市场开放度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u表示干扰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
表1：中国金融服务业IIT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结果
该回归方程的各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拟合优度达到了88%，调整后的拟合优度系数也达到了79%，且不存在相关状况。
(2)实证结果分析。对要素禀赋的统计结果如预期的具备正显著性，表明要素禀赋与中国金融服务业的IIT指数存在着正相关，而且要素禀赋对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是符合Falvey、Falvey、Kierzkowski以及Walter等人的研究结果的。这是因为一些金融工程或者风险投资管理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金融人才。例如为兼并、收购行为提供顾问， 房地产业顾问，公司财务管理等。风险资本融资、项目融资、房地产融资也都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来产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产品的高度多样化则能促进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对中国金融业规模经济效应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的确是与规模经济相关联的。实证结果显示那些规模较大、更便于向国内外客户提供服务的大型金融机构确实获益于规模经济，与小型的金融机构相比，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在国外提供金融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同时这些金融机构也提供了更多品种的金融产品，有利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增长。研究结果与Hughes 等人(2001) 的结论相一致：规模经济在金融服务业中存在，尤其是对大型金融机构而言。
对市场开放度的统计如假设的一样，具备正显著性。金融服务业市场的市场开放度越大，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就越为发达。国外的研究成果均显示一个国家对国外贸易与投资的开放度越大，在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贸易壁垒和国家限制政策都将影响金融服务业的贸易量。这与Harrigan (1994， 1996) 的研究结果一致：市场开放度将增加贸易量，因此也会增加产业内贸易量。
三、总结
本文基于Helpman (1981) 、Markusen和Venables(1998，2000)及其他众人发展的现代贸易理论，对影响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建立了模型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要素禀赋、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都促进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促进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提高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度，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此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我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都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充分利用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日益兴旺的经济贸易，加快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与相互交流，有助于提高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2)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规模化经营，由此发挥金融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严格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对外资向我国金融行业的进入做出相应的规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对国内的金融服务业进行合理保护；规范扰乱金融服务业市场秩序的行为，培育有利于规模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3)重视教育事业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重视对金融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为金融服务业提供急需的高素质金融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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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文化贸易之所以快速开展是因为文化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兴起，文化经济深化了服务经济，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文化贸易成为文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促进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的意义
（一）文化贸易是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
文化经济不仅是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文化渗透到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各个环节中，推动经济社会重大变革。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文化经济深化凸显全球经济发展的深度和方向。在“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市场大潮背景下，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具有重大的现实重要性：有利于我国文化经济融入世界文化生产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消费链，促使我国文化企业参与国际文化分工，并嵌入国际文化生产体系；有利于改造提升演艺、娱乐、文化旅游、工艺美术等传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动漫、游戏、网络文化、数字文化服务等新兴文化产业，实现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是通过文化贸易，促进外贸结构转型升级。因此，文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既是重要目标又是重要途径。
（二）文化贸易是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理性选择
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通过交换实现其商业价值，但又具有特殊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文化产品承载的使用价值是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品是在确定的理念和价值观指导下，依靠各种文化理论、审美观念、传本文由收集整理媒知识等融为一体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载体是文字、图书、期刊、图画软件、声像、工艺品、雕塑、表演、网络等，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体，文化产品和服务可实现多种文化要素融合，能够传递多种价值功能，汇集了一定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一定经济社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所承载的特征依托文化贸易传播和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不同群体能够享受到不同文明发展的成果，体会不同文明的思想性、艺术性、欣赏性和娱乐性。对于我国来说，文化贸易在我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发挥着前所未有的现实作用。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文化国际贸易活动日益增加，许多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走出去”，在全世界展示我国文化魅力，同时也产生巨大经济价值，增加进口国对我国文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形象，扩大了我国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
（三）文化贸易可以促进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
2010年上半年，我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确实令人欣喜，但深层次的现实问题也展现出来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严重失衡，货物贸易量过大带来许多国内外挑战，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增加文化贸易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是促进我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平衡发展的突破口，文化贸易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不仅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更是培养和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物质生产要有文化内涵，文化国际贸易能增加包括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在内的国际贸易附加值，提升国际竞争力，更能创造我国货物贸易的有效需求，培养对我国货物与服务的忠实顾客群。文化贸易的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有利于突破意识形态的封锁，减少对我国的敌对，增强对我国友好情感，降低针对我国的国际贸易摩擦，减少我国文化贸易持续逆差。
（四）文化贸易是我国参与和适应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大实践
对文化贸易有重大影响的国际贸易规则涵盖了wto自由贸易原则、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例外规则。wto规则是建立在《货物贸易多边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三大框架基础上的。wto的基本原则包括非歧视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互惠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优惠待遇原则等六大原则。多样性规则是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中提出来的。文化例外规则是在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谈判中主要是针对wto原则中的自由贸易原则提出来的，在文化贸易中崇尚自由贸易只有美国一家，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倡文化例外。文化例外在文化贸易实践中主要指电影产品和视听产品，是美国与欧盟、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贸易谈判提出来的，在这种先例的效仿下，文化贸易中的文化例外被扩散到其他文化产品领域。
文化例外是基于两方面产生的，一方面是《关贸总协定1947年》第四条就对电影产品制定的特殊条款，第三国民待遇条款将电影产品在满足第四条具体条件列为国民待遇的例外，第二十条一般例外条款中，将保护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国家珍宝所采取的措施和为保护公共道德所必要的措施列为一般性例外。另一方面是各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文化产业强势的国家主张文化贸易自由化，文化产业弱势国家主张文化例外。wto规则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基本是一致，正是差异性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文化自由贸易中体现wto规则，各国逐步采取措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在文化产业相对平衡发展中实现文化自由贸易，逐渐消除文化例外对世界文化贸易的影响。我国抓住有利的机遇，在短期积极运用文化多样和文化例外规则，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在长期推崇文化自由贸易，这正是我国文化贸易对wto、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例外规则的运用和实践，保证我国文化活动、文化货物和文化服务在创造、生产、传播、销售方面享有更多机会，也保证了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我国文化企业可选择文化国际贸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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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解释的文化贸易模式
基于供给角度的比较成本论和要素禀赋论的贸易理论指引下，存在三种文化贸易模式。
一是跨境交付文化模式，数字化的电子出版物、有形的文化产品、离岸文化外包、广播影视、文化艺术都可以通过部门间跨境交付模式进行贸易。二是境外消费文化贸易模式，需要文化的供给者与文化的需求者直接接触才能完成贸易，这主要是文化多样性产生的产品和服务的差异与不同国家或地区服务价格差异引起的，演艺和文化旅游就属于这种模式。三是商业存在文化贸易模式，文化服务提供者在国外提供商业文化服务，丰裕的资本对外直接进行文化项目投资，在东道国显示文化商业存在。
（二）现代贸易理论解释的文化模式
文化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是基于产品差别、消费者偏好差别、规模经济、国家之间产品层次结构和消费层次结构的重合，其中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成为产业内贸易首要的推动因素。不能被“运输”的差别化的文化服务就需要主动到服务地进行文化消费，这就是境外文化贸易模式，成为文化“走出去”的途径。偏好相似理论认为两个国家的消费者需求结构和收入水平相近，一国生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会向国外延伸，这为跨境交付文化贸易模式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跨国文化企业存在垄断优势，这种优势来源与文化产品市场不完全、文化要素市场不完全和企业拥有规模经济。垄断优势是国家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贸易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主张利用比较优势将本国劣势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服务转移到东道国获得新的优势，这也是跨国文化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这都属于通过fdi显示商业存在的文化贸易模式。
（三）全球化背景下凸显的文化贸易模式
在文化国际贸易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对外文化贸易模式。一是美国的“强势辐射”模式，是以跨国文化集团为主体，倡导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自由贸易，占据全球网络文化资源和开发大量产品，形成文化贸易的规模优势。二是欧盟的“柔性连接”模式，是以亲和力加强欧洲一体化，倡导文化多样性，拓展文化国际贸易，同时又主张文化例外，发挥和壮大欧盟文化贸易在世界的影响力。三是日本的“时尚引导”模式，是将科技开发与时尚创意相结合，在内容和技术两个方面扩大在全球的文化贸易优势。
此外，在儒家文化指引下的我国倡导“和谐亚洲”、“和谐海洋”和“和谐世界”，推动合作、竞争和共赢，在对外文化贸易中，探索一种新“包容共赢模式”。以“和平、发展、合作、双赢”为文化理念，创造大量普世性文化产品和服务，建立起我国文化强国地位。
我国文化国际贸易的市场战略选择
（一）政府和民间文化机构在文化贸易发展战略中充当搭建平台的角色
当今世界已经形成的文化板块有：东亚文化板块（包括中日韩和东盟）、阿拉伯文化板块（西亚、北非和中亚地区）、斯拉夫文化板块（俄罗斯、东欧和中亚部分地区）、基督教文化板块（欧美地区、大洋洲和南美地区）和非洲文化板块，这些文化板块都是基于一定相同相似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宗教信仰。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与不同文化板块所在的国家进行开展文化友好交流和建立文化经贸合作关系，为文化企业开展文化贸易提供良好国际经贸背景。我国政府还可以在国内的一些国际化大都市积极建立文化贸易国际博览会，为国内外文化企业参展提供良好平台，同时邀请对贸易有影响的国际组织举行文化贸易论坛，提升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知名度，通过这种“引进来”达到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与上述文化板块有相同文化背景的我国民间机构可以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民间机构开展各种形式文化论坛和民间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感情，促进相同文化在跨地区间融合，为文化企业发展文化贸易创造广泛的社会氛围和培养消费群体。
关键词:区际贸易;国际贸易空间;拓展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178-02
由于金融危机严重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区际贸易空间拓展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广大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学者们对区际贸易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区际贸易壁垒、我国区际贸易的现状、拓展贸易空间的研究和用模型来构建区际贸易空间。本文将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评析,以期对研究区际贸易空间拓展问题的学者们给予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一、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基础理论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斯密将其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贸易分工领域,创立了绝对成本理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一国只要专门生产本国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产品,用以交换本国生产成本绝对高于他国的产品,就会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获得总产量增加、消费水平提高和节约劳动时间的利益。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学说总体系的建立。比较成本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领域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的一般原则和规律。比较成本理论表明,不论这个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经济力量是强是弱,都有可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处于劣势的也可能找到劣势中的相对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从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中获得利益。
二、国际贸易空间的研究
将区位理论与国际贸易密切联系起来的是贝蒂尔・奥林(B. G. Ohlin),他指出:“如上所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其他多边市场理论,可以从价格差异理论和地租理论中看到。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区位理论的。区位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可以说,奥林开拓了贸易与区位理论之关系的新领域。
新兴贸易理论解释了国际贸易内生形成的原因。杨小凯等经济学家从分工和专业化角度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沿着斯密市场范围限制分工的观点和Young(1928)分工――市场――分工的互动关系,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将消费者和生产者分开相反,他将两者合而为一,并用数学将这些思想加以形式化,形成了国际贸易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了国际贸易内生于国内贸易的结论。该理论认为随着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较高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必须和较大的市场容量相适应,而国际贸易可以使得市场的容量有效扩大,因而,随着国际间交易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就会自发形成;认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折衷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因此,一个国家卷入国际贸易的程度,也可以用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来解释。发达国家因为交易效率高,均衡分工水平也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因此,也就更需要国际贸易来充分利用高分工水平的好处;而落后国家因为交易效率低,均衡分工水平也低,国内贸易就能适应低分工水平,并不需要很多国际贸易。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国际贸易的传统理论考虑的是国际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所得,将空间经济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传统问题,更强调了外部经济在贸易中的作用,即行业层面上(与单个厂商层面上相比)的收益递增会导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商品。对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中心―模型表明,虽然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工业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分散,但是对某些工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却可能带来空间集聚。这隐喻着由于存在这些效应,使得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民福利的增进,比通常讲的贸易所带来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认为,国际贸易所得来自于消费者所得和生产者所得,其中后者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产业结构所带来的。但空间经济地理的分析表明,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当一个产业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变化而重新组织生产时,意味着贸易也许通过更深一层作用机制,来改变一国经济的福利水平。
沈坤荣、李剑对贸易和人均产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数据证实,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人均产出产生了正面影响;但国内贸易则相反,国内市场分割的加剧,阻碍了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进程,进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三、区际贸易空间的研究
1.区际贸易壁垒的研究
王雷认为,区际贸易壁垒会通过影响一国经济整体内部的协调而阻碍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就我国区际分工和贸易壁垒问题的现状结合近年来的数据进行了实证考察,发现我国整体的区际贸易壁垒虽然仍较高,但有降低的趋势,东西部的经济差距对国内经济协调有着较大的影响。同时发现我国区际贸易开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无论是产业间的还是产业内的贸易。通过对区际贸易壁垒形成机理及其与国际竞争力相关度的分析,发现制度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将大大推进我国区际贸易的协调和全国专业化分工及规模经济的实现,进而可以有效促进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陈钊和陆认为,改革以来财政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深层次原因。由于较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收益分配的谈判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而落后地区如果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同时却将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落后地区的战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其自身是有利的,但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出减少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2.我国区际贸易发展的现状
叶裕民将全国划分为四类地区:第一类,高度开放的地区,包括沪、津、晋,绝大部分商品面向全国市场,地区自我循环比率低。第二类,中度开放的地区,即省内商品销售率不超过40%,其余商品以全国为主要市场,其中大区外商品销售比重在30%以上。这类地区包括京、蒙、苏、浙、粤、川、贵、青、宁、新。第三类,自我循环比率高的地区,这类地区生产的商品主要以省内为市场。第四类,其他地区,包括豫、鄂、湘、桂、云、陕、甘。其中豫、鄂、湘、桂的特点是以大区内市场为主,但尚未形成全国性的优势,其专业化水平高于第三类地区的皖、闽、赣、鲁;云、陕、甘属于另一种类型。研究表明,总的来看,我国各省区之间经济联系比较弱,各省自成体系,实行经济发展的自我循环,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
王雷认为,中国整体的区际分工程度较低,尤其是山东、河南、四川三省的分工度指标最低,东部整体分工度水平低于西部,基本反映了资源禀赋对于各地区产业结构的重要影响,这种状况十年间没有多大变化。他认为,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产业间贸易,区际贸易可以拓展的空间还是巨大的,它必将随着区际分工程度的提升而不断加大,同时,区际贸易作为以资源配置效率为导向的大地区内部的产业内贸易,能鼓励地区性及全国性规模企业的发展。此外,通过对各地区贸易外向度的考察,王雷还指出我国各省份有忽视区际贸易、以国际贸易替代区际贸易的倾向;国内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在内陆地区得到根本的深入,尚未形成全国性的专业化生产分工格局,区际贸易发展滞后等问题。
3.我国西部地区贸易空间理论
蔡文浩基于区域开放视角来分析贸易的发展,文章首先以制度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区域和地区开放模式的选择问题;其次,引入空间要素下运输费用对区域开放及区域贸易发展的影响;最后,文章对区际贸易未来趋向进行了展望,即回归到区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与演进则是区际贸易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高新才通过对甘肃对外贸易空间拓展中潜在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社会经济区域优势进行分析后认为,甘肃应加强与西亚、中亚、中东等毗邻区域的对外贸易空间拓展,采取进出口商品结构转换战略、区域出口重点商品扶持战略、区域出口中心城市拉动战略来科学拓展甘肃对外贸易空间,发挥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
汪晓文认为,目前甘肃对外贸易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缺乏竞争优势,要克服上述问题就要从甘肃实际和经济发展水平现状出发,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科学地拓展甘肃贸易空间,确立外贸出口传统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
陈秀山等应用数学规划模型分析,认为西北五省区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具有特殊地缘优势,在对外贸易的空间拓展上,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流通通道建设, 提高其对内和对外两个市场的双向开放度,促进对外贸易和省、区际贸易同步发展。另一方面,西北各省区也要在发展自身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加强各省区之间的产业关联,扩大中间投入品贸易,以实现规模经济, 从而提高其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发展已有200多年历史，期间经过古典阶段、新古典阶段、新贸易理论阶段和新兴古典阶段，反映了不同阶段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古典、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揭示了互利性的产业间贸易问题；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新阶段；新兴古典贸易分工理论又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回归了斯密的分工专业化思想，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
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问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问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一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一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o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白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互相独立的国内市场从多逐渐变少，最后变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由此可见，市场能够有效率地决定贸易品的种类和贸易的范围，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往往从产业的角度出发，强调产业间的分工，假设企业、产品同质，市场完全竞争。随着国际分工及专业化生产的深入，学者们利用企业微观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即使在同一产业内，企业在生产率、规模等经济特征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些现象不能用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解释。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企业在生产率方面的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的国际化路径的选择，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选择为国内市场服务甚至退出市场。随后来自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结论。本文首先阐述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产生前的实证文献，接着对理论产生后的实证文献进行综述，比较全面地涵盖了该领域的国内外最新的实证研究情况。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为日后的研究提供研究思路。
二、前期实证文献
Bernard和Jensen（1995）、Bernard和Wagner（1998）、Clerides et al.（1998）等分别利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这些前期文献的总体结论是产业内企业在规模、生产率经济特征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企业出口与其生产率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非出口企业。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模型都假定企业同质，无法解释企业在生产率、规模等经济特征上的差异，这就导致以探讨企业的差异及出口决策行为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出现。
三、国内外实证研究综述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形成后，出现大量利用各国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
（一）出口贸易选择
国外关于异质性出口企业的贸易选择问题的研究结论大体是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出口。代表性研究如Baldwin（2005）以Melitz（2003）的模型为基础，分析出口企业、国内企业和不生产企业这三种类型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发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Bernard et al.（2006）利用美国数据证实了企业异质性理论适用于美国，分析发现生产率高的企业在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利益再分配的效应使得企业生产率得到提高，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出现分歧，有些学者认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中国，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贸易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代表性研究如王华等（2011）、范剑勇等（2013）。然而，有些学者如汤二子等（2011，2012）、聂文星等（2013）、李建萍等（2014）却通过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与非出口企业的差异不显著，甚至要低于非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李春顶等（2009）认为导致我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加工贸易企业较多。曾萍等（2014）却持相反观点，发现"生产率悖论"主要体现为"规模效率悖论"，融资约束弱化了生产率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强融资约束是造成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根本原因。汤二子等（2011）认为原因一方面是出口企业的资本和劳动使用效率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进入成本的增加，从而导致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平均值可能会低于非出口企业。
（二）出口和FDI贸易选择
分析异质性企业的国家化选择，有代表性的是Brainard（1997），他分析了贸易和投资壁垒、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在企业进行出口和FDI选择中的作用，当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较高，或者投资壁垒较低，或者生产的规模经济效果不显著时，企业倾向于选择FDI方式。Helpman et al（2004）拓展了Melitz（2003）模型，引入企业异质性，结果发现最有效率的企业会采取FDI进入国际市场，而效率次之的企业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Claver等（2007）剖析了家族企业的国家化路径选择，发现那些投入较高、潜在利润较高的企业会选择FDI，反之会选择出口。Ryuhei Wakasugi（2011）对日本企业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只有一些高生产率的企业才会通过出口或FDI的方式服务于国际市场。Fulvio Castellacci（2014）认为创新对服务业企业选择出口或FDI的方式具有一定影响，企业为了减少这些成本，更愿意选择FDI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国内学者如张天顶（2008）、李春顶（2010）、田巍等（2012）等认为企业的生产率会影响企业的贸易方式，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去倾向于选择FDI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但是，李建萍等（2014）通过研究发现山东省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生产悖论”的现象，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越大，选择FDI的概率越小。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关键词：中国；东盟；贸易互补；贸易竞争
作者简介：曾普胜，云南财经大学城市管理与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9-0023-04
一、概述
贸易可以满足一国多样化的需求，促进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改善该国的贸易条件，而区域的内部贸易可以给区域内各国带来更大的福利。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从而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2007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2025.5亿美元，同比增长25.9%，双方互为对方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因此，系统梳理近年来关于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的研究，深入分析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给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
二、贸易互补理论
1.“互补”概念的定义
对于互补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A国的强项是B国的弱项，A国的弱项是B国的强项，那么这两国就处于互补关系（关志雄，2002）。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方集中出口的产品与另一方集中进口的产品相吻合，两国的贸易就具有互补性（于津平，2003）。以上两种观点侧重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两个国家不同产业之间的垂直互补，即产业间贸易互补。陈建军、肖晨明（2004）则认为，贸易互补性应从产业间互补和产业内互补两个维度来研究，并且产业内互补比产业间互补更有价值。
以上学者从双边贸易的角度考虑了贸易的互补性，却忽视了世界竞争环境下两国贸易的互补性。
2．主要贸易互补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则于1817年提出了比较成本优势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基础，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他们先后论证了自由贸易会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方都带来利益。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俄林从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差异出发，证明了技术上没多大差距的国家之间仍可以发生国际分工和贸易。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揭示了以对外垂直分工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即基于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的不同产业间的分工与贸易。20世纪60年代以来，产业间贸易理论难以解释规模日益增大的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同一产业内的贸易，于是诞生了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是以对外水平分工为基础的，即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而产生的分工。
传统贸易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注重从双边贸易的角度来解释国际分工与贸易，20世纪80－90年代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则考虑了第三方市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只有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出来，也就是具有比较优势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它打破了比较优势理论长期以来在国际竞争互补分析中的主导地位。
三、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性研究
1．测度标准与指标的选取
在研究贸易竞争互补关系的定量分析中，大多数学者对贸易数据的处理与分析主要是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Classification, SITC）和协调制度（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Coding System, HS）两种分类方式；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和贸易特化系数等是贸易互补的主要测度指标。
2．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性
中国与东盟是一个区域性的国家集团，其内部各成员国在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市场需求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研究双方贸易的互补性，为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提供参考，可以促进双方贸易的共同发展。
国内最早研究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关系的是贾继锋和李晓青（1997），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计算出双方贸易结构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正数表示存在相互竞争关系，负数表示互补关系；接近正1表示双方的竞争性很强，负1则表示互补关系很强。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结构分析中，得出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呈现贸易互补关系，而与泰国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倾向，但总体上还是互补的。
（1）从进出口角度研究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互补性
主要是采用贸易互补指数来分析双方的贸易互补情况。贸易互补性指数是根据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而成的，从进出口角度衡量了两国双边贸易的整体互补情况。当某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类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相吻合时，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就大（于津平，2003）。
于津平（2003）分析了1980-1997年中国与东亚主要地区的7个行业(农业、矿业、化学工业、纺织业、机械电子业、钢铁业及其他行业)的贸易互补性, 横向比较发现，中国出口与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进口之间互补性较小，而进口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出口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纵向比较发现，中国出口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进口之间的互补性系数具有一定收敛性。潘青友（2004）根据于津平的数据进一步阐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史智宇（2004）采用SITC三位数指标分析了1997-2001年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的双边贸易互补情况，得出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互补度比较高，且有逐年增强的趋势。荣静和杨川（2006）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得出双方的进出口互补指数一直呈下降趋势。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最强，表1也证实了这一点。印度尼西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菲律宾的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所以中国出口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进口贸易互补性在逐渐缩小，而进口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出口互补性在逐渐增强；中国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贸易互补性在逐年增强。整体上，中国出口与东盟五国进口之间的贸易互补性相对小于中国进口与东盟出口的贸易互补性。
（2）从贸易模式分析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互补性
主要是采用贸易特化系数来分析贸易互补性。贸易特化系数反映的是一国某产品净出口额与该产品进出口总额之比。一般认为，当-0.25
陈富桥和祁春节（2004）分析了2001年中、泰两国农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得出中国和泰国在热带水果、新鲜水果及干制水果、木薯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和棕榈等产品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在大多数园艺类产品、大米方面存在竞争关系。王勤（2004）按照HS分类标准，分析了1993－2001年中国与东盟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互补情况，得出中国与东盟之间大多数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所提高。陈建军和肖晨明（2004）按照SITC一位数指标分析了1993-2001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产业内贸易互补情况。研究发现产业内互补已经在中国与东盟各主要国家（菲律宾除外）的双边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中国与新加坡已经以产业内互补为主。蒲文彬（2005）分析了2003年云南与东盟国家农产品的贸易互补状况，得出云南在温带水果出口和林产品进口方面与东盟国家具有很好的互补性，但整体上双方的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很强（林产品进口除外）。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与新加坡处于产业内互补状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初级产品竞争力逐年上升；2006年，中国与东盟五国（菲律宾除外）工业制成品贸易处于产业内互补状态。
（3）世界环境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互补性
主要采用出口相似度指数来分析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贸易竞争情况，从而间接地反映了双方的贸易互补情况。出口相似度指数是用出口数据从商品域和市场域衡量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优势，其值介于0到100之间。如果指数随时间推移而上升，则表明两国的出口结构趋于收敛，同时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在第三方市场（或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愈来愈激烈（史智宇，2004）。
孙笑丹（2003）运用产品相似度指数和市场相似度指数分别测算了1996年和2001年中国与东盟三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农产品出口结构相似程度，得出中国与东盟三国在产品和市场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度，且有递增的趋势。史智宇（2003）则分析了1971-1997年中国与东盟在美国市场及其纺织品和服装市场上的出口竞争情况，得出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之间的出口相似度很高。荣静和杨川（2006）分析了1994－2003年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出口农产品的相似程度，得出双方在农产品贸易中未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表3反映了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出口市场分布的相似程度。本文只选取了美国、欧盟和日本3个主要的出口市场进行测量，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市场相似程度最高，与新加坡的最低，说明中国与新加坡的竞争最小，而与泰国和马来西亚最强；2006年与2005年相比，只有中国与泰国的市场相似度指数呈上升趋势，竞争性增强，而与其它国家的市场相似度指数在下降，竞争呈减弱的态势，说明双方区域内贸易有一定的加强。
四、讨论与建议
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相应给出了几点建议。
1．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是相近的国家，竞争关系就越强；水平越是有差异，互补关系就越强（关志雄，2002）。由本文分析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测度指标，得出中国与新加坡的互补程度最高。因此，中国应加强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充分利用两国的差异性，从而促进双方的贸易发展。
2.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贸易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与互补性，但是双方贸易互补性有逐年增强的趋势，只是具体的产品贸易存在下降的趋势。荣静和杨川（2006）分析得出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的农产品的贸易互补指数呈现下降的趋势。本文由贸易特化系数也得出中国在初级产品上相对于东盟竞争优势在下降,但是工业制成品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加大工业制成品的产业间贸易,同时促进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3．在出口市场上，中国与东盟的市场相似度有所降低，说明双方区域内的贸易有所增加，但是农产品的出口结构相似性很大，竞争激烈。双方只有加强区域内部贸易，加大产业内贸易，从而减少竞争因素，增强双方的贸易互补性。
4．近10年的资料研究表明，研究中国与老东盟五国的贸易互补关系是最多的，而且大多数是研究农产品的。因此有必要加强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的贸易关系研究。
总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越来越密切的贸易互补关系。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将不断下降，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的双边贸易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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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间产品贸易；新贸易理论；现代企业理论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006－06
一、中间产品贸易对新贸易理论的偏离
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的迅猛发展，贸易模式更多地转向以中间产品为载体的公司内贸易或公司间外包贸易，中间产品贸易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
Feenstra & Hanson(1998)使用投入产出表推测了美国的中间产品进口量，发现美国中间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从1972年的5．7％增至1990年的13 9％，Campa & Goldberg(1997)对加拿大、英国(但日本例外)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Hum－mels，Ishii，Yi(2001)与Yeats(2001)的研究都表明，国际贸易中零部件贸易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要快得多。在这些中间产品贸易中，美国商务部门(The Business Press)强调了与跨国公司内部相关的国际外包贸易增长的壮观事实；Hanson，Mataloni，Slaughter(2003)记载了同样引人注目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情况。Grossman & Helpman(2004)认为垂直专业化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它背后快速增长的中间投入品、零部件和专业化生产服务的中间产品贸易。Spencer(2005)则以1986～2003年中国制造业为例，说明其出口从1988年的39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3980亿美元中，加工贸易的出口比例从1988年的35％增加到2003年的57％，其中至少有25％的比例是股权式公司内贸易，其余约22％的出口贸易是属于公司间外包贸易。
这些事实表明，中间产品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这种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融合的直接结果，它既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还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完全一致的国家和地区。换言之，中间产品贸易与主流贸易理论发生了偏离。在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框架中，虽然它并不像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那样，把中间产品贸易作为国内的生产结构问题来处理，但它只是合理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而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完美解释则显力不从心。实际上，中间产品贸易主要发生在垂直型专业化贸易范围内，而不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中。具体来说，中间产品贸易对新贸易理论的偏离主要表现在：
其一，国际贸易的生产性与交易性。由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高度一致性，中间产品贸易实际上就是以零部件、配件、组件及中间投入品等为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或者说是这些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直接流动，它既体现了商品的生产属性，也体现了商品的交易特性。但在以H－K模型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中，生产要素是不可以流动的，没有中间产品的投入，生产技术不仅在每个部门内的各个品种间相同，而且在各部门间也相同，国际贸易活动只是最终产品的交易，因而商品的生产特性被忽视了。这从Krugman模型(1979，1980)、Helpman模型(1981)以及Helpman－Krugman模型(1985)的假设中就可以看出。尽管在Either(1982)模型中，出现了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但他采用的是单要素假定，其生产函数类似于Krugman所使用的――只不过他用投入品M代替了劳动。而在后来的新贸易理论进展研究中，尽管也吸纳和扩展了Either的方法，将中间产品的投入置于模型假设之中，但都是采用了过于简化的假定条件，即以一体化世界经济作为参照物，并且都只是从产业层面上来考察贸易的原因、模式及其对福利分配的影响，企业只是作为一道简化的装置出现，企业内部组织方式、策略行为等都被简化了。因此，现存的H－K贸易理论框架无法对国际贸易的生产性特征给予合理解释。
其二，契约的不完备性与不完全市场结构。中间产品贸易是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必然结果，准市场的交易环节加剧了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在国际外包方式下，由于信息不完全、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契约条款描述的完备性、履约方式及违约处理等各方面难以做到事前明确，契约只能考虑到数量有限的变量，或者是与契约直接相关的变量，或者是那些“法庭”容易验证的变量，最终产品商和中间供应商之间很难签订一个完备的外包契约。即使在国际FDI形式下，最终产品商和中间制造商之间也同样面临着雇佣契约和激励契约等，这些契约也是难以对未来的偶然事件及其责任、权利做出明细规定，因而契约也是不完备的。然而，在现有的H－K贸易理论框架中，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强调不完全市场结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使理论进一步逼近现实。但是，在H－K模型中，不完全市场结构是用厂商数目、产品差异化及价格变化来体现的，对于信息不完全这一条件却被简化了，更没有涉及到微观企业内部行为问题。因此，H－K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中间产品贸易中契约的不完备性。
其三，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内部性与外部性。随着国际生产的全球化发展，贸易活动越来越围绕跨国公司而展开。在母公司的控制下，最终产品商既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等股权式的一体化形式，也可借助于品牌、协议、分包、许可证等非股权控制的非一体化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垂直一体化生产”(vertical integrated production)或“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相应地，大量的原材料类中间投入品、零部组件类中间产品，将频繁地流转于各子公司、分公司或外包企业网络之间，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显然，发生在“垂直一体化生产”方式下的中间产品贸易是典型的公司内贸易模式，体现了贸易模式的内部性；而在“零散化生产”方式下发生的中间产品贸易则是公司间外包贸易模式，体现了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即贸易各方之间都承担了关系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形态，用Spencer的观点来看，这种外包模式最好描述为合资
关系(a joint venture)而不是市场关系(an arm’slength relationship)(Spencer，2005)。这两种贸易模式都不能简单地以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来区分。但在H－K贸易理论框架中，国际贸易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模式，体现了与产业间贸易模式的外部性相比较的内部性质。因此，中间产品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和内部性与H－K贸易理论中贸易模式的性质发生了偏离。
二、新贸易理论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吸纳
中间产品贸易与新贸易理论之间的偏离，客观上促进了新贸易理论不断改进理论假设，增强理论解释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上。近些年来，新贸易理论学者们尝试将跨国公司的行为分析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承认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跨国公司行为会对贸易模式、贸易量、贸易结构以及社会福利都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依据产业组织理论和寡头垄断竞争理论提供了分析跨国公司为何出现的基础。尤其是随着大量中间产品贸易现象的不断凸显，Mclaren(2000)开始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国际贸易模型之中，利用要素禀赋差异和现代企业理论，解释了契约不完备条件下企业内贸易行为及中间产品贸易现象。此后，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研究进行了探索，为新贸易理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四个视角展开：
1．交易成本分析。Mclaren(2000)首先使用了一个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型(USF－DSF Pairs)，将企业组织理论融入国际贸易模型之中，分析了国际开放对垂直一体化的影响及其所产生的福利效应。在模型中，他放弃了新贸易理论中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假设，引入了“市场厚度”(thickness of the market)的概念。他认为，最终产品商获得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品，既可以通过叫价机制从市场上获得，也可以通过合并供应商从一体化内部获得，企业通过对市场贸易的敲竹杠问题(hold－up)与垂直一体化贸易的治理成本问题进行权衡。他强调这种权衡主要与市场厚度相关，即投入品市场厚度决定了企业组织方式和贸易模式的选择，从而影响贸易利得和贸易效率。尽管Mclaren将交易成本理论与市场厚度概念结合起来，但这一模型抽象掉了对最终产成品的影响，也忽视了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中的要素禀赋差异特征。
Grossman & Helpman(2002)在Mclaren(2000)的基础上，把对垂直一体化与外包之间的组织方式选择发展到一般均衡、垄断竞争框架中，并考虑了最终产品行业的产品差异程度。不过，在他们的模型中，网络性市场贸易是通过不完全契约而不是叫价机制来进行。这样，专业化零部件的生产成本是在讨价还价(bargaining)之前就是沉没的，通过利润分享形式，零部件的购买可在零边际成本上进行，最终产成品通过中间生产商选择供应的零部件数量受到限制。然而，由于这一模型是假定在封闭经济环境中进行，这就妨碍了对国际FDI与国际外包活动的全面考察。
不过，Grossman & Helpman(2005)将这一模型引入到一个两个国家、两个企(产)业的一般均衡的生产和贸易模型中，以市场厚度的外部性为特征，运用要素禀赋差异假设和交易成本方法，分析了在全球化经济中，最终产品生产商必须为企业外包出一些必要的服务或零部件，以及企业进行外包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区位选择问题。并利用这一模型检验了国家规模(用劳动力参数来表示)、外包技术(用定制模具样品的费用参数来表示)、搜寻技术、契约环境对外包行为及国际贸易模式、贸易增长的影响，从而说明垂直生产网络下企业通过国际外包方式获取专业化中间投入品的必然性。
评论：通过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生产和贸易模型，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间产品的生产行为和贸易性质。但是，这一方法没有考虑生产组织的权力配置影响，因而对中间产品贸易的企业内部行为考察是很有限的。
2．产权理论分析。Antras(2003)首先将GHM财产所有权理论嵌入到一般均衡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根据所有权结构、要素密度和垄断竞争条件来解释国际贸易。在解释美国23个跨部门的制造业行业贸易模式特征时，Antras遵循了Grossman & Hart(1986)的核心思想，认为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成本是非契约性的，最终产品生产商通过借助资本的前向性投资，能够消除贸易中的敲竹杠问题，解释了资本密集型商品多公司内贸易，而劳动密集型商品却多发生在市场交易中。在解释美国28个跨部门的国家贸易模式特征时，他将局部均衡框架嵌入H－K(1985)模型中，将企业边界同国际生产选址结合起来，解释了美国与资本富裕国家倾向于公司内贸易，而与资本稀缺国家倾向于外包贸易，而且资本一劳动比率越高，美国与其附属企业之间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率也越高。不过，在这一模型中，最终商品是被假设为非贸易品，世界贸易都是中间投入品贸易。
在Antras(2003)的基础上，Antras & Helpman(2004)把Melitz(2003)的产业内异质性模型融入Hart & Moore(1990)财产权模型中，建立了一个北一南国际贸易模型，根据企业生产能力水平选择所有权结构和供应商的区位，从而决定了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模式。他们认为，最终产品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是关系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investment)，并通过不完全契约来治理。在对供应商的区位选择时，最终产品商要在南方的较低可变成本收益与北方较低固定成本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在选择贸易模式时，最终产品商要在垂直一体化所有权优势的收益与独立供应商的高能力激励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这样，均衡模式取决于要素禀赋差异、所有权优势、事后纳什讨价还价能力和总部密度技术。因此，高生产能力企业在外国一体化或外包获得中间投入品，低生产能力企业在母国外包。
Feentra & Hanson(2003)将GHM财产所有权模型应用到对中国外包贸易实践中，对产权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经验性应用。模型根据1997～1999年中国加工出口的1位数SITC产品数据和企业类别的详细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发现在中国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跨国企业，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外国企业至少拥有部分所有权，中方控制投入品采购权，这一结论支持了GHM所有权分析方法。
评述：由于考虑到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通过产权理论方法建立起来的一般均衡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间产品生产性质、贸易模式和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如何考虑非物质权力对企业间贸易模
式和贸易行为的影响，对这一方法来说，无疑是个挑战。
3．激励机制分析。Grossman & Helpman(2004)首先将Holstrom & Milgrom(1991)多重委托一模型与Grossman & Helpman(2002)的企业组织研究相结合，纳入北一南国际贸易模型中，研究了在垂直一体化方式和国际外包方式之间获取中间产品的权衡问题。认为委托人为了生产出异质性的最终商品，需要获取中间投入品，但投入品必须由拥有专有技术(know how)的人生产，这个人可以是雇佣经理，或者是独立的供应商。但无论哪种情形，人交付恰当投入品的能力都是不确定的，并与人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委托人雇佣了人作雇员，他能监督到人部分多重任务中的努力水平，如果他雇佣了一个独立的供应商作为人，监督是不可能的。因此，垂直一体化方式的较好监督性与外包方式的高能力激励之间就存在一种权衡。激励机制分析表明，委托人偏好垂直一体化而不是市场契约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供应商能够承担一些初始投入成本和生产不成功时的烂呆帐成本，同时引诱高水平努力所需要的必要激励成本要比雇佣经理小，因而委托人也会偏好外包方式。这样，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垂直生产网络下存在着中间投入品、零部件和专业化生产服务的快速增长现象。
Feentra & Hanson(2003)在将GHM财产所有权模型应用到中国加工贸易的经验性检验工作的同时，也对比应用了Holstrom & Milgrom(1991)的激励机制分析方法。认为在价值增殖较低或人力资本专业化投资水平较高时，在投入品搜寻比在加工过程中的激励问题更为敏感，因此，如果经营者报酬与所监督到的能力相称，工厂的所有权和投入品采购的控制权安排给同一方是有效率的。否则，应该分配给不同的两方。通过对人力资本专业化投资参数、外国企业纳什谈判权重参数以及合同不能实施概率参数的实证检验，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理论。
评述：尽管激励机制方法也是从财产所有权理论出发，但由于它考虑到外部选择的影响，因而在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对中间产品贸易性质和模式的影响方面，激励机制分析方法为新贸易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成为产权理论分析方法的一种有力补充。
4．控制权授权理论分析。Marin & Verdier(2002)在一个解释扁平化层级制度(a flatter hierar－chy)的授权模型中，首先将Aghion & Tirole(1997)控制权模型进行扩展，认为在不同生产方法反映到特定的竞争项目上，企业存在三种组织方式：即委托人集权控制(P组织或一体化)，授权给人(A组织或外包)，以及无内部等级制度的单体企业(O组织)。然后将这一授权模型嵌入到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在一般均衡框架内考察了企业内部权力的动态性和组织形式的变化。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没有发生贸易的两个相似国家可能有不同的企业组织方式(A形式或P形式)。由于趋同性的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能够导致外包浪潮(由PA)或者并购浪潮(由AP)，但由于市场规模本质上对控制权形式没有影响，因而增大规模的一体化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少，而降低规模的外包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多。Marin& Verdier(2005)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等级制度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表明在非常大或非常小的国家，将有一体化企业组织方式，而在中、高规模国家将实行外包，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会导致外包。
Marin & Verdier(2003)将上述分析扩展到了一个两部门、两要素、北一南两国模型中，考察了企业选址决策行为会造成熟练与不熟练劳动力比率的变化，从而对企业组织方式产生影响。当熟练与不熟练劳动力比率增大时，企业组织方式倾向于从OAP；在技术先进的北方国，企业会选择P组织，而在技术差的南方国，企业在贸易开放之前，会选择O组织方式，然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导致的外包浪潮下，企业会转向中等的A组织方式，这就涉及到了权力授权问题。
评论：通过控制权授权分析方法，新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企业组织与垄断竞争关系模型，一定程度上揭示企业之间市场力量竞争与企业内部行为之间的互动影响。但是，由于权力的观点也是来源于所有权，因而它对国际贸易中企业组织行为的考察是不全面的。
三、简要评析
综上所述，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通过吸纳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激励机制和控制权授权理论等现代企业理论观点，解释了现有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中间产品贸易现象，突破了现存薪贸易理论中规模经济、收益递增的局限性。尽管这些研究成果都只是初期性的，但却为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对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人们思考国际贸易的方法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H－K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世界贸易就是小麦模式+福特(一体化)模式+耐克(外包)模式的贸易，而不再仅是小麦模式或小麦模式+飞机模式的贸易了。贸易的对象也从最终产品贸易转向了最终产品贸易+中间产品贸易，要素流动已成为国际贸易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些变化，意味着人们思考国际贸易的方法已经从单纯技术性因素转向了与非技术性因素相结合，由单纯的经济学方法转向了经济学方法与企业管理学方法的融合，这种分析方法的根本性变革，正在逐步弥补新贸易理论与现实偏离的缺陷。
其次，为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国际贸易是各国的企业所为，企业行为对贸易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贸易理论关注市场和流通性，却忽视了企业和生产性，企业行为被大大地简化了。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和国际生产非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间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贸易的生产性、契约的不完全性、贸易模式的网络性与内部性，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新特性，对这些特性的了解和把握，显然是离不开对企业内部行为的研究，尤其是要考察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决策等行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将现代企业理论引入贸易理论的研究，克服了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简化企业行为的缺陷，为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的研究开拓了道路。
最后，对新贸易理论进行了有力补充和完善。在新贸易理论的三大发展主线中，应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的挑战而备受关注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并很可能成为新贸易理论发展的新台阶。但这一研究还是初期的和尝试性的，缺乏一个系统的分析体系来合理解释全球贸易、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行为。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H－K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以企业作为研究主体，为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建立起共同的微观基石，尤其是在契约不完全条件下，以要素禀赋差异、垄断竞争和产品差异化构建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使得新贸易理论拥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样，既避免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处理问题，又弥补了新贸易理论框架中缺失微观理论的局面。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
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 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
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 = FC/Q + 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
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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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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