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6 07:58:33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向全面的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在此背景下，本文简要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重点探讨了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航运企业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航运企业；发展。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世界经济与世界航运市场紧密相连。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对此我国航运企业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各种风险。
1.金融危机简介
由2007年3月美国住房次贷危机引发，以2008年9月“两房”——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e）被政府接管、三大投行——贝尔斯登，美林（MerrilLynch），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Holdings）被收购重组或破产为标志，开始爆发海啸式的国际金融危机；10月以后又迅速蔓延、深化，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开始危机实体经济。进入2009年，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为“百年难得一遇”的美国金融风波愈演愈烈，不仅演变成金融危机，而且正向全面的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1]。
2.金融危机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
2.1运输需求萎缩，运价急剧下跌
金融危机推动经济滑坡，经济滑坡导致货量剧减，货量剧减导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趋缓。2008年9月以来，全国部分中小企业关停，出口企业数量的减少造成港口吞吐量减少。中国口岸自2008年9月之后的连续几个月的欧洲、北美、中东三大主要航线的运费都处于下跌趋势。跌幅最大的依次是欧洲航线、中东航线和北美航线。10月份欧洲航线的运价与8月份相比，平均跌幅高达30.8%。其次是中东航线，口岸到迪拜港的平均集装箱跌幅为13.4%。北美航线以10.5%的跌幅，使原本已经是清淡的航运市场雪上加霜[2]。运价狂跌，货量也急剧减少。这从我国的进出口量上可见一斑。从去年11月至今年6月，我国出口连续8个月负增长。另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中欧、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总值同比分别下降20.9%、16.6%和23.1%。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同比下降23.8%，内地与香港进出口下降24.3%，与印度进出口下降32.3%。
2.2造船业新接订单量急剧下降
对于我国造船产业来说，在经历了从2003年后连续5年的超预期勃兴之后，从2008年开始显现出增长的疲态，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这一疲态更加趋于恶化。2003年以来，造船业一改以往低迷状态而成为高盈利行业，大量民营、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开始“掘金”中国造船业。据统计，2003年两大国有造船集团之外的造船企业新接订单量占全国的比重还是32.2％，但2007年这一指标已经升至62％。如果全球船舶需求继续保持强劲，这些新兴造船能力的过剩还不能完全表现出来，但目前全球经济下滑已经导致全球船舶订造需求大幅下降，而且这种趋势继续的可能性还在不断加大，所以产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据了解，仅2008年10月上旬一周时间内，广州黄埔区一家造修船企业两个油船改散货船的订单连遭撤销，直接损失4000万美元。近来，江苏省靖江市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状况的担忧，今后将不再允许新建船厂。江苏另一大型造船企业也推迟了IPO计划，并将原来1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缩减至3亿美元。
2.3投资者预期降低，航运市场泡沫减少
2002年以来的6年时间里，航运业迎来了一轮空前的大发展，成为航运业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繁荣期。但是随着新造船运力的投入，使得航运市场上总运载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经济及运量的增长，给航运市场带来巨大的供给压力。在运力供过于求之下，造成运费受压，甚至出现不升反跌的情况，盈利大受打击。
美国金融危机对投资者心理造成的影响直接作用于航运业。航运业过长的繁荣期一步步抬高了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市场上大量增加的新订单和交船期的不断推延不仅对国际运输市场造成巨大压力，而且造船厂和船东所承担的市场风险也逐渐增加。大量的投机性订单行为，掩盖了真正的市场需求数字。此时的金融危机，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对航运业的过度扩张起到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有利于航运业实现“软着陆”。2008年12月份全球船舶订单几近为零，全球运力增长减慢，市场开始进入回调。挤掉市场泡沫，有利于航运业蓄势进入新一轮发展期。
3.后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航运企业发展分析
面对当面的严峻形势，航运企业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必须摆脱以往的思维定式，从传统的航运经营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换脑筋、变思想，开眼界、拓思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坚持创新，破解航运经营的难题，寻找新的发展契机。[3]
3.1创新理念，注重科学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既是对企业战略的全面检验，也是调整完善战略的机会。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航运业的发展，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由注重货物运输量、港口吞吐量的增长转变到建立质量、结构、效益与内涵相统一的科学发展理念，注重发挥特色和优势，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航运体系。
3.2加强合作，化解经营风险
航运企业要在适当的时候，积极寻找兼并对象，通过业务上的先期合作以及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最终达到收购兼并的目标。航运企业之间，航运企业与有需求的有关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在国际经济和航运形势好的时期可以获得双赢，在经济危机时期可以降低成本，分散风险，提高竞争力。面对国际航运市场的严峻形势，航运企业可以采取措施控制运力增幅，包括退租或出租部分运力等。在这些措施中，航线重组被视为各家船公司抱团取暖、共度时艰的最佳选择。
3.3航运企业积极拓展航运产业链，加速企业转型
当前，中国航运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而高端航运服务业十分滞后。高端服务行业知识密集程度高，利润贡献度大，辐射面广，国际影响力强，是航运服务产业链的上游环节。航运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是规避风险的必要措施，航运企业在确保运输核心业务发展的同时，通过收购、兼并、参股等多种方式，开发、参与多种商品或劳务的生产与营销，增强在“供应链”上的竞争优势，巩固航运主业的地位。
航运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行业发展的规律。2003年至2008年，我国集装箱运输以年均35%的增幅，实现了连续6年雄踞世界第一的跨越式发展。2008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1.28亿TEU。专家认为，我国外贸集装箱运输保持了多年“量”的高速增长，现在到了一个深层次发展期，要求我国外贸集装箱运输发展从以追求“量”的增长为主转变为追求“质”“的增长为主，进行适当的战略调整，优化运行组织，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整体效益。因此集装箱班轮企业只有加大结构调整步伐，按照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加强企业的运输组织与管理，实现运输组织向规模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才能再次找到扬帆远航的动力。
3.4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新一轮航运人才尤其是高端航运人才大流动，有利于航运业集聚人才。为此，航运企业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积极培养、全面引进航运人才队伍，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3.5以”两岸直航“为契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两岸直航“为两岸携手克服金融危机对航运业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两岸航运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不仅可降低两岸之间的运输成本，增加两地的海运量和经贸往来，也将吸4.结论。
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对航运业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对此，我国的航运企业可以采取措施，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大胆大步向前进。
【参考文献】
［1］刘文华。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企业战略转型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6期。
一、资本制度顺周期性下的金融监管
顺周期性作为金融系统的内在特征，客观上反映了其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但也存在降低金融体系应对危机的能力，使整个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明显的恶化。顺周期性在BIS巴塞尔委员会于1975和2006年分别出台的两个协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巴塞尔新协议第一支柱的风险模型(根据资产的历史价格来估计未来一段时期内因资产价格的不利变化而损失的可能性)在经济上行阶段，资产价格波动率不高，风险值较低，资本金充足。然而，在第三支柱的规定下，长期保持经济周期顶端带来的资本过剩状态将受到处罚，因此在上行阶段银行仍实行积极信贷。到下行时期，资产价格波动率大幅增加，风险提高，对于银行资本金要求增加，银行实行紧缩信贷，对于经济状况起负面作用。顺周期性在资本充足率监管、贷款损失拨备、公允价值会计三个主要方面体现明显。资本充足率(CAR)［2］系指资产与风险资产的比值，其反映银行在遭受存款人和债权人资产损失后以自有成本承担损失的程度。在经济上行时对CAR要求放松，银行实行积极信贷，而在经济下行时期，银行难于融资，只能选择减少信贷供给而加剧信用紧缩。贷款损失拨备是基于事实与管理层的判断在贷款组合恶化时的计提拨备，由于其设置机制以明确的恶化趋势存在为前提，故而具有滞后性。在经济上行时，经济情况向好而风险尚未体现，拨备计提少;而在经济恶化趋势明显时，本应增加拨备计提，但由于市场环境的恶化，银行利润和相应的资本压力已不足以满足拨备计提增加的需要。公允价值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其分为按市值计价和按模型估值两个层次。当资产价格走低，公允价值会计下的资产市值不论是按市价还是按模型均有下降，从而引发市场参与者的恐慌抛售，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资产价格的下跌，形成恶性循环。对此现象，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均持关注态度并引入反周期机制。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当前各国采用的普遍做法。美国财政部在2009年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框架》中第二部分指出，对于具有重要性的机构来说，必须提高其资本与风险管理的标准。这一部分又被细化为三个方面，即设置更有力的资本要求:这些公司的资本应更为稳健，应当在经济不利的情况下能够更加具有有效性;加强对信用风险、流动风险等的管理;创建高效准确的行为机制。这些做法，能避免下行时因毫无准备而带来的损失。英国在2009年3月18日金融监管改革报告中，指出了对于顺周期性的防范措施，分为资本充足率和会计准则两个方面。其中应大幅提高全球银行体系的资本质量和数量，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应当大大高于当前的巴塞尔要求;大幅提高交易账户行为的资本要求，提高对证券化、尤其是再证券化的资本要求;监管者应保证实施新协议不会造成顺周期性;应引入逆周期的资本充足率机制，该机制应具有缓冲资本随经济周期升降的特征。而会计准则方面则要求建立“经济周期准备金”，以此来进行缓冲。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协议III》通过，新协议将资本充足率上调至6%，增加反周期准备成本，为巴塞尔协议在面临顺周期性的问题下的转变迈出新的一步。其次，应对顺周期性可建立逆周期的贷款损失拨备。其中以西班牙的监管实践最为典型，效果最好。西班牙中央银行实行动态拨备制度，其基本思想是在经济上行期，动态拨备基金积累;在经济下行期，消耗拨备基金弥补损失。在2004年欧盟统一会计规则下，动态拨备制度进一步修改完善。动态拨备制度为逆周期，强有力地降低了顺周期的程度，并且通过制度的设计防止银行利用拨备基金进行利润调节，保证了拨备金的正确使用方向。
二、公司治理与薪酬激励机制下的金融监管
目前，薪酬激励机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激进的薪酬机制对于短期财务业绩予以鼓励，高管在利益的刺激下会倾向于过度风险承担，追求短期效益，从而引起过度投机。高管通过设计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将产品的信用链条拉长，使投资者难以意识到较为远期的风险，而仅仅关注于短期的现实利益，从而将盈利模式建立在非健康的实体经济与基础资产上，谋取因信息严重不对称带来的巨额财富。其次，业绩激励与股价挂钩，金融机构倾向于市值最大化，股东对于风险的容忍度已经高到足够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从而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形成威胁。再次，收益与风险存在严重的不对等性。金融机构的利润具有较强的虚拟性与滞后性，有些业务的风险滞后表现，导致管理层实际获取的薪酬可能是机构本身并未获得的利润，同时薪酬一经发出不可追回，一旦面临下行期，管理层并没有义务承担亏损与风险。最后，董事会与管理层由于自身对于利益的无限度追逐，导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视，甚至已经意识到巨大风险的存在，但出于利己主义的要求而刻意忽视了风险的潜在威胁。同时由于管理层与公司之间只为关系，一旦公司出现问题，管理层即可辞职选择其他公司，从而规避由于其过度投机带来的危险后果。对于薪酬激励的监管改革，多从薪酬决定机制和薪酬结构两个方面入手。通过要求增加股东大会对于高管薪酬的发言权和增强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从决定机制上对于高管的非正常高薪酬予以限制。在实际操作中，美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如财政部在2009年10月22日，宣布对于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TARP)的7家大公司高管进行限薪，其中有花旗、美国银行等7家企业中收入最高的25名高管。在具体操作中，对监管人员提出了五项薪酬限制的标准，但此标准并非机械不变的，应对具体情形予以调整和改变，充分考虑薪酬限制与维持公司活力。首先，薪酬不能超过同类公司相似职位的薪酬水平;其次，薪酬基本上以股票形式为准。据此，薪酬与公司长期表现挂钩，因此高管不会只关注短期效益而进行过度风险投资。第三，减少现金薪酬所占的比例。第四，要求激励标准与预先设定好的预期目标相一致。第五，限制丰富离职补偿与退休金计划。与此相配合，制定若干限制薪酬的基本原则，如只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合理性的增薪，薪酬与股票形式为准，限制现金薪酬的比例等。截至2012年6月4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对最后三家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TARP)的公司，即AIG，GM，AllyFi-nancial的薪资限制情况报告中指出，在2012年CEO的整体薪资水平保持2011年水平不变，同时其薪资结构也大体维持了2009－2011年的整体结构，高管的薪资水平有所下降。同时这三家公司均已进行了成效卓著的对于纳税人投资的偿还活动。我们发现，美国的薪资与激励机制监管与限制，在四年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对于维持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稳定，促进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2008年10月，英国金融服务局向银行业CEO了“致CEO公开信”，对其薪酬方案提出了监管建议。2009年财政部的财政先期预算报告中阐述了“银行薪资税”，即对在2009年12月9日—2010年4月5日之间，向单个雇员发放奖金超过2．5万英镑的银行以50%的税率向该银行就超出部分征税。此税旨在鼓励银行将用于奖金激励部分的资金转为构建资本金，鼓励银行检查激励方案，保证其与银行的长期目标以及贷款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时间相一致，确保薪资政策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积累，并希望改变银行业的此种激励惯例。此税的征收为英国对于整顿银行业高薪酬释放出信号。同时也为《金融服务法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与进行试水。《金融服务法案》旨在对金融界进一步的监管，制约不适当行为，增强英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起到重要作用。
三、全球化金融监管合作的问题与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资本大规模流转，金融业务与机构逐渐实现了跨境发展，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大幅度增强。金融监管呈现出从国内单边监管转向国内国际多边监管，从封闭性监管转向开放性监管的总体趋势［3］。目前，全球化金融监管合作，仍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多为跨境的大型投资银行与证券机构。以高盛集团为例，其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东京、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集团内部所有运作都紧密相连，互为一体。因此，此类机构的跨国特性就决定了其必然涉及多国的监管部门，如果其中一个市场的政府监管严格，此类机构可以将这一部分的分支机构进行市场转移，从而造成实际上的监管空白与政策失灵。同时，由于不同国家的监管行为规则与措施力度不同，也为机构规避风险提供了法律缝隙。而且，主要跨国经营的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全球性损失由谁承担，如何承担也引起了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其次，全球化迅速深入发展，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强度不断增加，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而金融危机也非单一国家的监管措施所能遏制，金融危机发展与变异的特性亟须国际社会强有力的监管合作，才有希望实现监管的全面与有效，以期维护世界经济的总体稳定性。面对全球化金融监管下的问题，建立全球或区域性的统一监管组织，需要缩短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实现。但各国监管机构均试图通过国际多边组织共同推进符合当下实际的监管规则。监管规则的制定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加强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的监管，即对大型对冲基金，私人资本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对此类机构实行相对统一的监管标准，有效实现跨国监管与联合监管。其次，通过建设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协调各国政府救市的方式与时机，加强信息沟通和监管信息的共享，通过协商与合作分担跨国运营的主要机构的损失。同时在危机发生前与发生初期，应用危机预警系统尽可能地降低经济危机风险带来的损失。美国在2009年6月颁布的《改革白皮书》第五部分中，强调了提高国际监管标准与增强国际合作。强调了美国以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在其参与的重要国际会议与组织，如G20，FSF，BCBS中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政策的调整的重要性。同时，作为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向中的主要部分，增强国际合作与提高国际监管标准［4］。英国于2009年7月公布《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中第七部分，为金融监管的国际与欧洲系统内部的合作［5］，文中指出了跨境公司在规模与复杂性上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具有潜在的威胁，并且肯定了欧盟以及G20对于全球化金融监管所作出的努力。进一步阐述了有待于增加国际监管与合作的方向。充分发挥欧盟在增加全球金融稳定性和建立广泛使用规则上的积极作用，构建各国家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建立处理国内外监管者之间矛盾的争端解决机制;赋予FSA国际性的监管效力，并且号召所有国家加强风险防范与管理。欧盟作为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区域共同体，其金融监管实践无疑为全球性与地区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合作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其经验对于进一步深化全球性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欧盟的金融市场统一监管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09年前至2009年的准备改革阶段;2009至2011的欧洲金融监管改革阶段;2011至2013年的评估阶段。第一阶段即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于2009年5月在布鲁塞尔召开欧洲新监管机构会议。在进入第二阶段的实体改革过程中，2009年9月各国提出监管立法意见，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欧盟议会的投票机制，于2010年11月公布立法文件文本，并于2011年1月增加了新的立法建议。最终于2011年年底，三个全新的金融监管机构(ESAs)与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SR)取代原有的监管委员会，并行使职能，这标志着欧洲金融监管合作的全面展开。第三阶段为对于现行改革的评估与建议阶段。2013年5月24日，欧盟再次召开会议，对于新监管机构的效率与成效进行评估，以审查新改革的实际效能。欧盟在金融监管改革中发展的脉络与步骤，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本。
综上所述，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各国、各主要经济体均将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落到实处，通过国会立法等方式改变了现有的金融监管构架与模式，通过发现与弥补金融危机时期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缺陷，并以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改革方案予以整合和调控，对改革中影响全局性的细节问题予以调整。从资本制度顺周期性上的金融监管来讲，自《巴塞尔协议III》出台以后，伴随着美英对于反周期性工具的建设，顺周期性对于金融体系的风险影响得到了控制。同时西班牙既存的实践也为顺周期性的限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从薪酬制度上的金融监管来讲，美英两国将政府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干预落实，无疑为金融市场监管中的公共权力自主性赋予了新的内容。其中，美国也关注了劳动力市场的内在差异，防止政府过度监管带来的市场活力减损而采取了差别对待，以恢复TRAP下的企业活力为中心目标进行限薪，防止了整体劳动力市场的疲软。从全球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合作上讲，美国，英国，欧盟均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其中由于欧盟的机构特殊性而格外具有研究价值。
作者:许凌艳王贺单位:复旦大学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关键词:金融危机；产业升级；产业结构
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与面临挑战
(一)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明显放缓,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慢,产业矛盾突出。
表1显示,2010年1-2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72839.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上升了2.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缓慢。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3367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85830亿元,增长13.2%;第三产业增加值73642.8亿元,增长9.6%。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7%,比上年下降2.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9.7%,下降2.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2.6%,与上年持平。
这表明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还比较缓慢。服务业发展滞后,工业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快于GDP增长速度,工业当中高耗能行业的发展速度也偏快,这是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出口需求萎缩且创新能力不足
世界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对我国商品的需求下降,这直接对我国出口加工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据海关统计,2009年我国出口总额为12016.6亿美元,同比下降16%;2010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出口9897.4亿美元,同比增长35.5%;进口8858.4亿美元,同比增长45.5%。但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动力尚不足,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待解决,加上欧洲债务危机还在发展,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这些都会对我国出口产生影响。
我国一直主要出口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或者两头在外的代工型产品。技术落后、高能耗、高污染,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从长期来看,只有提高出口创新能力,才能推动经济稳步增长。
(三)产能过剩且存在重复建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在30多年间缓慢上升,造成产能过剩和基础建设过剩,工业产能平均富余30%-40%。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这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此外,由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一些重化工业的大规模投资,引发了对钢材、水泥、能源、化工等相关行业的扩张,出现了行业的重复建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
(四)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
首先,投资和消费的失衡。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0%-30%左右,我国自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6年超过了4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1978-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缓慢下降,居民消费率从1985年的53%降至2008年的35.3%,与欧美发达国家更是相差30个百分点。
其次,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环境已经成为中国经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瓶颈。节能减排的目标提出来以后,一些政策措施刚刚出台,需要一段时间来发挥作用,有些还不够完善。其中有一些是能源的价格,一些税收的政策都还存在扭曲,所以从体制和机制的方面存在差距。
此外,我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失衡都有加剧的趋势。更严重的是资产价格泡沫仍有待解决。所以急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平衡。
美国产业升级经验分析
美国历史上出现了几次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周期调整,并成功地进行了产业升级。在此背景下,研究国外产业升级经验,对我国产业升级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经济调整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中忽视了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整。美国生产已现过剩,零售物价水平不断走低,逐步开始侵蚀企业利润,实体经济对新厂房、设备的投资获利不断减少,工业生产指数下降(见图1)。
与此同时,美国长期以来信用扩张所致的过多热钱就转移到了股市,过度的信贷和投机,股市价格高位上涨,这在1927年到1929年间尤为突出(见图2)。
美国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的物价水平,加上股票市场投机行为严重,1929年10月下旬,最终由美联储提高利率引发一场资本主义世界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很快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大萧条以来,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对促进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罗斯福新政重视危机时期的预期管理、充分利用货币、财政政策工具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回升。其做法同后来凯恩斯创设的有效需求理论相一致。凯恩斯应对经济萧条的逻辑起点是扩大需求,主张国家干预,故而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第二次繁荣。
(二)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石油危机的产业调整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分别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初和7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发展缓慢、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
在滞胀经济恶化的同时,美国的产业结构正面临着调整,美国将促进高科技开发的产业政策作为国家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美国政府强化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激励创新,放松对工商业活动的政府管制。这种政策的推行,在美国经济中造成了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环境,形成了美国高新技术领域创新、创业日趋活跃的时期。硅谷、盐湖城、波士顿128号公路等一些后来声名远播的高新技术创业带的出现,“微软”的崛起,便是其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三大支柱产业—钢铁、汽车、半导体都受到严重的竞争威胁,钢铁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国内汽车产业受到日本汽车的冲击,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急剧下降。面对竞争力的衰竭,美国企业进行大规模改组和改造。信息产业的发展为成为竞争力强大的朝阳产业,也使钢铁、建筑、汽车等传统产业重振雄风,促使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第三产业中的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信息技术产业也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部门。高技术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了产业升级(牛正兰,2001)。
美国产业升级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经济周期调整中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对制定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积极意义。
(一)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
科技创新是经济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美国在石油危机爆发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这说明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内需不振外需受阻,根本原因是产业和产品的技术改进和技术增值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根据目前情况,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重要技术革新。一是新能源、节能循环技术革新,建立绿色动力系统,发展低碳动力经济。二是实现初级产品过剩产业的升级与技术跨越。以技术攻关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产品生产能力,将会给传统产业的技术转型与跨越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二)扩大需求促进产业升级
需求的水平和结构对于经济周期调整和产业升级非常重要。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通过推行罗斯福新政和贯彻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扩大需求,最终使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需求的扩大,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产业升级。
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太低,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从长期来看,只有本国居民消费能力逐步提高,才能推动经济稳步增长。同时,经济危机后我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受阻,只有挖掘内在潜力,扩大内需市场,才能拉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
(三)选择“支柱”产业带动产业升级
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成功利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两大趋势,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使经济发展找到了新动力。“支柱”产业对当时各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直接带动相关产业升级。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支柱产业对于其他产业调整的服务和支撑作用。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务院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编制并组织实施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努力开展工作,同时努力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推动产业技术进步,通过对其重点产业的支持,可直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升级(陶洁、杨保建,2005)。
(四)企业并购重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三大支柱产业-钢铁、汽车、半导体都受到严重的竞争威胁,钢铁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国内汽车产业受到日本汽车的冲击,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急剧下降。面对竞争力的衰竭,趁着信息化和全球化大潮,美国企业进行大规模改组和改造,使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重新高速发展。
我国钢铁、水泥、化工、煤炭等行业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存在过度竞争、大量资源被闲置和浪费、生产无效率等问题。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在2010年6月22日联合下发《关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从7月15日开始取消钢铁、焦炭、煤等406种商品的出口退税,将对这些行业的供需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促进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并购重组。这都将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过剩产能的淘汰。
参考文献:
1.吴昌宝,杨红益.全球经济周期调整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3)
1.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定义和特点。
金融危机是指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世界的实体经济大动荡。它使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萎靡之态。全球金融市场极其不稳定，社会的失业率也随之上升。后金融危机时期就是指金融危机后期以及金融危机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期经济变化十分不稳定，经济运行遭遇由非正常波动到正常波动彻底转变的过渡时期。在这个经济发展格局剧烈变动的特殊时期，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程度也是比较强烈的。
2.中国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现状。
全球各国的金融专家表示由中小企业形成的新市场在引导全球经济复苏的地位举足轻重。在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严重破坏下，我国的中小企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和影响。2008年我国经济整体亏损超过了五分之一，沿海地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破坏比内陆地区的中小企业更加严重。在中央启动了内需抵补外需不足的模式后，我国国内经济率先走出了低谷，国民经济出现了稳步增长的势头。根据资料记载，2009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基本完成了“去库存化”任务，部分产品库存量下降幅度超过实际需要。下半年，在宏观经济与市场需求预期改善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将进入库存温和回补阶段，工业生产增速将继续稳步反弹。随着经济刺激政策效应我国的中小企业的投资继续保持高速运行模式，但是企业的效益仍有下滑的趋势。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促进中小企业稳定发展的政策与方针，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但是由于中小企业的自身信用能力不足，失信行为严重，企业制度自身缺陷较多，缺乏规范化管理。这些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不利因素都阻碍了其稳定的复苏发展。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
1.我国中小企业产能过剩，培育新增长点难度较大。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中小企业的数量大大增长，进而形成了大量生产能力，所以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使企业的产能过剩。当外需不能和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相匹配，导致企业的资源过剩，浪费了一定的材料和劳动力资源，对企业和社会的整体发展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由于产能的过剩也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对整体的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企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带有全球性，不仅落后导致产能过剩，部分先进的产能也存在过剩现象。中小企业的技术和资源比较有限，开发新的销售渠道或者新产品都存在难度。这给中小企业在调整经济结构，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加大了难度。
2.我国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运转困难。
我国的中小企业仍然受传统销售思想的影响，以销售定生产，缺乏长远的考虑。企业在生产中只重视销售量和企业的利润，忽视了对自身长期发展的考虑。盲目的使用运营资金，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大量的半成品挤压导致各方面的成本和费用压力增大，这种堆积起来的固定资产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的规模比较小，设备比较落后，技术水平偏低，企业的效益回报周期比较长，使得企业的有效资产较少。企业为了节约采购成本或维持生产销售的连续性，往往在采购时采取规模采购以获得折扣或降价，但是这些原料占用了大部分营运资金，并要花费一定的库存管理费用。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企业的应收账款难以回收，增加了企业的负债负担。另外，国内的原材料价格十分高昂，导致企业的成本压力居高不下，资金运转更是困难。这种状况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信贷担保度，削弱其自身的融资能力，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进步。
3.我国中小企业的政府资金到位率低。
由于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存在问题，导致对中小企业的政府资金到位率低。这就使得有些项目得不到及时的实行和开工，或者是开工的项目进程缓慢，这种状态会影响项目的按时完成，使得中央的经济刺激计划得不到实现，阻碍我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全面复苏。
4.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比较困难。
我国中小企业主要为家族管理模式，虽然在经营权和管理权方面较统一，但仍缺乏规范的经营结构。很多中小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仍然存在很多欠缺，忽视对企业信用文化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合同违约，商品造假，产权侵权，会计欺诈和拖欠债务问题。这对企业的信用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加大了银行的贷款风险，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小企业的利润不断下滑，内部的营运资金运转困难，财务压力较大。银行借款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由于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不高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这项长期困扰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三、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整体分析
内部因素：我国的中小企业大部分为私营企业，缺乏规范的经营结构，在现代市场的强大竞争环境下，生存比较困难。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偏低，缺乏严格的制度体系，对于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大动荡，无法及时作出有效的管理决策。信用度偏低的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困难导致其在金融危机后很难快速得到有效的资金支持。我国的信用评价体系不够健全，缺乏规范的风险评价以及风险预测体系，对中小企业不能正确作出评估和判断，使得资金的供应者不敢贸然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或投资。金融危机极大的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在面对金融危机进行经济刺激时，对中小企业的关注度不高，无法满足对中小企业的经济刺激。外部因素：由于金融危机后，各国的经济复苏情况不同，世界经济仍存在不稳定和复杂性。虽然我国的出口贸易呈现出稳定复苏的趋势，但仍未恢复危机前的状态。许多国家为了对付金融危机，扩大内需，减少外部进口，拉动内需，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不断扩大。使得我国出口的增长变得更加难上加难，尤其是对我国的中小企业。我国中小企业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密集型劳动生产，生产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没有品牌意识，这些必定使中小企业的发展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面临更加大的挑战。
四、我国中小企业的保障体系建设
1.加强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
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程中，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政府政策要加大对其关注和融资扶持力度。资金是所有企业发展与生存的基础，中小企业也不例外。融资困难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长期困扰问题。首先，中小企业要大力加强自身的建设，改进内部机构，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大对运营资金的管理，减少库存浪费。其次，政府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政策的实行中考虑中小企业的困境和缺点，扩大政策性担保机构，政府应该处理好和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争取以创新的方式真正落实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和贷款困难等问题。最后，中小企业要积极改正自身的信用体系，争取银行的贷款，多渠道融资。这样可以化解中小企业的危机，给企业带来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让企业的资本结构得到了优化。
2.加快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高新产业、高新科技园区显示出很强的抗风险能力，仍保持着10％到20％的平均增速。另外，我国新能源、信息网络、新材料、生命科学等新兴战略性产业也已取得很大进展。全球每一次大的危机都会伴随着科技的新突破，进而推动产业革命，催生新兴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发展，自主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在科技发展和国家竞争的地位也明显提高。因此，中小企业要树立长远的眼光，大力发展自主创新的技术，深入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发挥中小企业的优势。中小企业在保持销售业绩增加的同时也要注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更加注重加快自身的自主创新脚步，在创新中寻求生存机会和市场。高度的创新意识会为中小企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3.促进中小企业间的战略联合。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已经发展为当今的主要时代技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大与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建立行业间的信息网。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小企业要互相帮助，共度难关。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拥有比较前卫的信息化系统，使得其在市场竞争中拥有独特的优势，在各行业中独胜一筹。企业信息是企业的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合理利用这个资源，建立良好的信息系统，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的内部工作效率，也为管理者提供了及时的企业运营信息，方便作出正确有效的决策。社会的变化是非常迅猛的，掌握社会的信息和变化也是企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企业要充分使用高科技的技术和手段保证信息的准确和及时性，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建立一个先进的信息化系统，可以大大加快中小企业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进程。
五、结语
[论文摘要]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提高，旧有风险进一步暴露，新的风险进一步产生。在对金融危机的种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进行研究，相信它对有关金融危机的进一步研究将起到有益的帮助。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从1636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到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从这些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来看，有些危机(如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在爆发之后可以使危机发生国的经济迅速复苏，而有些危机(如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却使危机发生国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甚至衰退之中。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因为资本账户的高度管制，亚洲金融危机没有传染到我国的金融市场，对其稳定性没有造成重大影响。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没有参加比赛（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人为割裂），所以没有输掉比赛（国内金融稳定性未受重大打击）。然而，时过境迁，这种侥幸或运气恐怕难以为继：第一，我国已经滞后于整体经济改革的金融改革已经提速，长期积累的隐性金融风险开始显性化，并释放其积累已久的破坏能量；第二，由中国加入WTO导入的金融开放，在建立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的同时，也为国际投机商的攻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传染提供了可能的通道，并由此可能触发国内金融危机。2OO2年中央党校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总共涉及104名高级政府官员，当受访者被问到什么是未来1O年内中国最大的威胁时，几乎2／3的受访者提到了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种类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CurrencyCrises)。(2)银行业危机(BankCrises)。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金融市场严重动荡，市场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整个经济活动受到影响。(3)外债危机(ForeignDebtCrises)。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SystemicFinancialCrises)。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三、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
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普遍因素主要有：本币的高估、赢弱的银行和非银行监管、过高的短期资本流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因素也足以引起金融危机。
可以看出，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复杂多样，且随着金融不断发展，危机的原因也呈现出多变性，但学术界一般认为，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金融交易交割的分离
金融的首要功能是通过转化闲散资金的用途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优化资源分配的同时，金融交易与交割的分离(如期货、期权市场)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的这种过度发展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金融交易与交割的分离(如期货、期权市场)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增多，更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金融各个环节在时间空间上的分离增加了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当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偶尔出现的突发事件就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金融创新有分散风险的作用，但本身并未将风险消除，而当金融创新过度膨胀之后，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的集中爆发，将使金融风险呈几何级数的放大，金融创新的负作用已不容忽视。2007年突然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美国过度金融创新“惹的祸”。[(二)经济周期的波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周期性的扩张与收缩，必然伴随着金融周期性扩张与收缩，从历史经验上看，积累金融风险，经济收缩往往带动金融收缩，暴露金融风险。经济周期的存在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外部环境。马克思更把金融危机看作是经济危机的表面形式。以1992年英镑危机为例，当时英国正处在经济周期的顶点，通货膨胀高企，英国政府选择紧缩政策力图使经济“软着陆”，然而德国在东德回归后的经济扩张使得英镑难以承受降息带来的副作用，最终导致英镑脱离欧洲货币体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是由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引发，但现在看来，亚洲各国在楼市和顺差大规模扩张后，经济已面临周期性回调的需要。各国政府没有提前做好应对之策，最终招来国际金融大鳄的袭击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亚洲金融危机有着本身的必然性，尽管它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三)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是金融活动中十分现实的问题，它是造成金融风险的外部条件。金融领域中理性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尤为突出，心理预期的多变、契约的不完备性、信息的不对称都使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的不安，更加增添了这种不确定性。一旦金融危机出现苗头，“羊群效应”将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国际评级机构（如标普、穆迪、惠誉）调降危机国度评级和国际金融大鳄（如英镑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量子基金）的“煽风点火”，将使危机进一步迈向失控境地。
四、结束语
伴随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金融危机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而理论认识相对实际情况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往往只能对已经发生的金融危机做出事后解释而无法对新情况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研究金融危机，目的在于预测、防止或者减小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而事实证明，金融危机理论在这方面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其有用性受到怀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理论毫无意义，它还会伴随金融发展不断发展完善。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各种金融危机理论都存在着片面性。有些理论甚至存在着彼此矛盾的情况。如何在我国实际情况下应用发展这些理论才是金融理论研究者和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本文为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重点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B2004B010
参考文献
[1]KaminskyG，ReinhartC.TheTwinCrises:theCausesofBankingandBalance-of-PaymentsProblems[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9(6):473-500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根源；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走向；经济治理模式变革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06-02
一、国内外学界、政界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根源的认识
（一）金融危机论
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国内外部分学者将危机仅仅归结于金融监管不利、资本家和经理人的贪婪、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金融化等原因，其中以“明斯基”金融危机学派最有影响力。该学派将危机爆发仅仅归结于金融领域出现了问题。克雷格尔、惠伦和雷等代表人物认为金融不稳定假说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合理解释，即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金融推动繁荣泡沫及其破灭的倾向。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论
西方部分媒体和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相关网站、报刊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2008年11月21-23日由巴西共产党主办的第十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巴西圣保罗举行。大会发表了一系列的文件。其主要观点认为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的表现。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本性使然。王伟光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全面的危机、资本主义全球的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危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同时，学者们在看到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注意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作用。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题在《难以维系的金融道路》一文中指出：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除了金融危机的体制因素外，还包括美国采取了新自由主义道路。中央编译局研究院李庆其认为危机一方面是由于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膨胀。
（三）新自由主义论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过去30年以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经济政策。美国社会党机关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的乔伊·戈伊尔认为，此次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内在矛盾衍生物。大卫·科兹在《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一文中指出：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的开始，推动了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扩张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同时也是导致系统性危机这一长期趋势的原因。接下来可能进行重大的调整。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者所秉持的市场不需要管理的观点，是里根上台以来历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是体制的失败。
随着危机的不断发展，学者对危机爆发根源的看法更加透彻。关于金融危机只是源于金融领域的危机的观点证明是片面的。虽然学者的学术背景、政治立场不同，包括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在分析经济危机根源的时候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难逃其咎。正如日本学者岩井克人所言：“我们必须首先与那种所谓资本主义越纯粹，其经济效益和稳定性越高的自由放任主义诀别，在此基础上才能摸索更好的资本主义经济治理模式。”总之，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为标榜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治理模式，势必在后危机时代进行变革。
二、国内外学界、政界关于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走向的主要观点
（一）资本主义的衰落和灭亡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接受法国《世纪报》宣称“资本主义即将终结”。《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2009年1月15日在美国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美国的实力正在衰退》一文中强调“全球结构体系的重心逐渐从西方向亚洲倾斜的趋势似乎难以逆转”。
（二）资本主义前景光明论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认为“一切都变了；同时毫无疑问，什么都没变。”他认为政府的监管和监督增多，但是新机制没有出现。马迪亚斯·德普夫纳认为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只会更加强大。牛津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必将光辉灿烂。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大力提倡“亚洲价值观”，对美国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提出很多批评意见，但是在2009年11月访问美国时强调：“美国在接下来的20～30年，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学者福山和约瑟夫在2009年1月8日德国《时代》周刊撰文称没有理由担心危机给美国会造成的致命打击，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
（三）资本主义调节论
大卫·科兹指出未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资本主义会出现较大的变革：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较低的工人工资、不断膨胀的政府支出的“公司型资本主义”，通过工人运动实现利润的公平分配，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经济模式”。2008年9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艾伦·贝蒂的文章写到“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并非所有的自由化都是相同的，一场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拒绝所有的自由市场”。中科院李慎明研究员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调整和改革创新，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是没有可能。资本主义尚有发展空间，所以最有可能的是从自由主义体制向调节主义体制的转变。当然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这种调节的主题和范围都会发生变化。不可能回到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体制。王光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调节性，资本主义短期不会灭亡。
三、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治理模式变革综述
（一）金融领域变革论
2009年2月11日，弗拉基米尔·帕夫洛夫在《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上发表《危机后的世界》一文中说：“国际金融服务市场在危机后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后危机时期的特点可能是现有国家法人所有制资产再分配和主要银行优化自己的资产，银行业将受到国家更加严格的监管。”法国总统萨科齐策划举办“反思资本主义”的世界论坛，向世界宣告“动用国家力量来干预金融体系的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陆克文认为各国政府对银行和金融市场采取干预措施时，也要注意发挥自由市场的积极作用，不要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纽约州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2008年11月16日在《华盛顿邮报》发的文章指出“我们要更加严格的控制系统风险、必须以足够的和准确的信息保护投资者”，而且政府必须从风险担保者的角色中退出。美国前财政部长罗杰·奥尔特曼认为“局部的调整而非全面”，要重塑货币基金组织；多用20国集团机制；修改管理银行资本的巴塞尔协议。
（二）凯恩斯主义回归论
克鲁格曼从近期和远期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嬗变的方向：近期看政府应迅速向金融机构注资，放松信贷。采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手段，恢复实体经济。奥巴马2010年2月在匹兹堡卡内基·卡梅隆大学演讲时指出：“美国需重铸美国经济基础，必须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同时加强在新能源和教育领域的投资，对此政府必须削减过高的财政赤字。”张国庆与刘骏民认为金融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回归。程恩富、杨斌认为美国在危机后会采取特殊手段维护全球霸权，甚至有可能采取军事凯恩斯主义发动战争。
（三）欧洲模式论
2009年2月16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2009年的美国正在朝着现代欧洲国家的模式迈进。”2009年3月2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北欧模式是未来资本主义模式》的文章认为“为了避免经济萧条，全世界都应该考虑采用北欧模式的资本主义。”默克尔则认为新资本主义应当是德国式的“社会市场模式”。
（四）亚洲模式论
2009年3月1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的《亚洲资本主义留给西方的启示》一文中认为：“这场危机恰恰论证了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的可行性。”该文还说“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将会是亚洲资本主义模式，而不是西方模式。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与有效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相互制衡。”
（五）资本主义模式多元论
中央编译局研究院李庆其在《世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兼评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由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凯恩斯主义不能拯救新自由主义，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现多元化的局面。
由于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强，资本主义迅速灭亡是不可能的。后危机时达经济体的主要目标是为实现经济复苏而进行经济治理模式的变革调整。变革的绩效如何决定资本主义的未来。关于经济治理模式变革，学术界主要从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而做的预测，缺乏对政府具体政策及其绩效的现实性研究。美、英两国的《金融时报》、《时代周刊》等媒体对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变革有很多的报道、评论，科学性、可信性不强。综上，结合2008年危机以来后各国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的成果不多。还需要对发达经济体经济模式变革特点、绩效进行总结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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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马斯·帕利，蔡万焕.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作为危机的一种解释的局限性[J].经济学评论，2010：134～146.
[3]卫兴华，孙咏梅.当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及应对思考[J].经济学动态，2009，（5）.
[CD15]作者简介:陈小林(1971―),男,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合肥,230026)。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一、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与金融危机理论的产生
(一)第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
1929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危机,大危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 史和经济背景。[1]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美国实体经济始于一战后的 繁荣出现拐 点,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使大量的资金流向证券市场,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表现出越 来越高的投机特征。1929年10月20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破产终于使投机浪潮走到了尽头,同 时拉开了金融危机的帷幕。大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的银行破产和货币贬值。1931-1933年春, 美国银行倒闭达9000余家,截至1936年,欧、美、亚、非、拉五大洲有44个国家货币先后贬 值。面对全球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经济学家开始总结教训,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危机进行 了深刻的反思,形成了第一代金融危机理论。
(二)第一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主要观点
经济学家费雪[2]首开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研究的先河。费雪在其经 典论文《大萧 条中的负债-通货紧缩理论》中从实体经济角度对大危机进行了研究。以银行借贷作为资金 来源的过度投资使企业过度负债,这将导致企业利润水平下降、企业破产和失业人数增加, 并造成名义利率下降和真实利率上升,利率的变化又加剧了上述过程,形成“负债-通货紧 缩”的恶性循环,金融危机由此爆发。沃尔芬森(Wolfson,1936)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他 认为,债务人在负债累累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必然降价出售资产,由此产生两方面效应:一 方面是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债务人拥有的财富减少,这二者都削弱了债务人的承 受力,增加了其债务负担。[2]同时,资产价格下降必然影响社会总需求,加重经 济萎缩。 因此,资产价格急剧下降直接造成过度负债是引起通货紧缩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30年代大危机的产物,在该书中,凯恩斯建立了 一个在不确定前提下,投资变化使得整个经济态势发生变化的模型。凯恩斯认为,投资由资 本边际效率与将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贴现率决定,投资者预期引致的资本边际 效率的循环变动最终导致私人投资的不稳定,这又打破了货币收入与货币支出的平衡关系, 造成供求失衡和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把危机的产生归因于投资需求的作用。[3]
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和施瓦兹[4]认为,导致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失误。美联储在1929―1933年错误地执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 进 一步减少,货币量的减少降低了产出、收入和就业水平,因而才导致了这场大危机。布拉纳 尔和梅尔泽尔(Brunner&Meltzer,1965)发展了上述理论,提出货币存量增速导致银行业 危机的理论。他们认为:一旦因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不当而导致货币突发性的大幅度 紧缩,这会迫使银行为维持足够的流动性而出售资产以保持所需的储备货币,资产价格因此 而下降并导致利率的上升,这又增加了银行筹资成本,危及银行的偿付能力,存款人的信心 也受到打击。
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8) 提出了“过度交易”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 经济的扩张,人们会产生疯狂性投机,即疯狂地把货币转换成真实(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 ,从而形成过度交易。这种状况造成货币流通速度和利率的变化,并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暴 涨暴跌,诱发金融危机。
(三)简要的评论
第一代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是对危机的发生过程进行概括,研究的重点是金融资产的价格、流 动性等。为了对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分析更为充实,这一时期的金融危机理论提出用货币需 求函数来表示金融资产的价格,特别是在分析影响资产价格的变量时,考虑到流动性偏好 带来的货币流量的变化、流动性偏好的不确定性以及投机预期的变化等因素,从而使现 论在分析投机性投资热潮的产生时得心应手。同时,学者们在这一时期已不再将货币作为经 济中的外生变量,而是作为经济增长模型中一个内生的因素来研究经济金融波动。第一代金 融危机理论开创了对金融危机研究的先河,对后来的研究起了启迪性作用。
二、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危机与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
(一)这一时期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有:60年代的美元危机;70年代到80年代 初西方国家的银行业危机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90年代初欧洲汇率机 制危机。
二战后,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的恢复和世界经济总量的扩张,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 系逐渐显露出诸如“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这样的根本缺陷,并诱发西方国 家在1960年和1968年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美元危机,最终导致布雷顿 森林体系彻底崩溃。1973年以后,多元化的信用本位制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和金融衍生工 具的迅速发展,为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信用扩张以及金融风险的累积打开了方便之门。从 70 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美国、加拿大、西班牙、联邦德国、北欧等工业化国家发生了大面积 的银行严重亏损和倒闭问题,各国经济都受到了巨大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二次石油危机诱发了世界经济衰退,到1981年前后,世界贸易基本处于停滞 状态。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经济形势,一些拉美重债国家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高估 本币等不适当的汇率政策。这一组合政策的结果加剧了国内资金不断外逃和国内通货膨 胀率迅速升高。到80年代初期,拉美一些国家先后出现了三位数字的通货膨胀,使外债问题 更加严重。
1992―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爆发了两次危机。90年代初,欧洲大多数国家普遍陷入衰退, 而德国经济却呈现一枝独秀,加上德国长期实行通胀政策,利率过高,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 对马克走势的信心,从而使国际游资开始抛售其他欧盟成员国货币,纷纷买进马克,引发了 欧洲货币恐慌。货币攻击从英镑开始,1992年9月,国际游资大规模抛售英镑,导致英镑贬 值并完全退出欧洲汇率机制。1993年8月,第二次汇率机制危机的主要目标是法国的法郎和 意大利的里拉,这次危机迫使欧洲货币体系将汇率浮动区间扩大到±15%,这一举措几乎将 汇率机制变为浮动汇率制。
(二)第二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主要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Minsky,1963)在其著名论文《大危机会再次发生吗》中提出“金融 体系不稳定假说”,他主要从企业的角度研究了信贷市场的脆弱性。明斯基认为,借款人和 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难以正常运作现金流,使金融体系具有天然的内在不稳 定性,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成为必然。在一个经济周期开始,大多数借款属于风险较小的 稳健型借款。随着经济繁荣,投资者预期利润提高,追求高风险的借款人越来越多,相对 安全的借款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这种变化的渐进累积会缩减金融系统稳定的范围。伴随着 金融资产的缩水和经济景气的崩溃,任何信用链条的断裂都会引发产业部门的违约和破产, 而这又进一步反馈到金融体系,使其从一种相对稳态均衡转向一种不稳定状态,金融 机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随之破灭,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斯蒂格利茨及威茨(Stiglitz&Weiss,1981)等人用信息不对称理论阐释了金融机构的性质 和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的微观机理。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中介机构存在内 生性缺陷,储户的信心崩溃和金融机构资产选择中的风险积累,都有可能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面对集中爆发的银行业危机,托宾(Tobin,1981)提出了银行体系关键论,认为,银行 体系在金融危机中起着关键作用。银行的“惜贷”行为会使本来已经脆弱的金融体系迅速崩 溃。戴蒙德和迪布维格[5]提出了银行挤兑理论。该理论认为, 银行是金融中介机构,其债务主要为短期存款,其资产通常是向企业和消费者发放的长、短 期贷款。当资产价值低于其债务价值时,银行就失去了偿还能力。因此,如果一家银行的贷 款损失超过了强制性准备金和自愿储备及其产权资本的安全余额,那么该银行就失去了清偿 能力。如果一国大部分银行都遭受超越其资本的贷款损失,那么银行系统的危机就可能引发 挤兑风潮,银行危机继而金融危机将随之发生。
面对70年代拉美货币危机的爆发,克鲁格曼提出了财政赤字导致货币危机 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他认为,对经济最大的威胁是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 度扩张的国内信贷。[6]伴随信贷扩张的利率下降将导致资本外流,引起投资者对 于本币贬值的 预期,继而抛售本币,增加持有外币。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必然对外汇市场进行干 预,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减少,从而使投机者预期政府将无法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并对该国货 币进行进一步的攻击,最终形成全面的货币危机。为了解释1992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 ,奥伯斯特菲尔德 (Obstfeld,1994、1996)等学者将博弈论引入危机分析,提出了所谓“ 自我实现”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7][8]该模型认为,政府维护汇率稳定的 过程是一个政策目标 抉择的成本收益权衡过程,政府的决策是在预算约束下追求损失函数的最小化。根据利率平 价理论,公众的本国货币贬值预期直接导致国内利率的上升,从而给国内就业、政府预算和 银行业带来巨大压力,这些压力构成了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达到一定水平后,政府维持 固定汇率的成本超过收益,从而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货币危机完成了自我实现过程。
(三)简要的评论
第二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20世纪60―70年代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 法的吸收和借鉴,如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一系列概念,同时坚持以“个人 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主观选择理念,并考察了在特定的信息结构下如何通过经济主体自 动地理性选择及其变异,形成金融不稳定,从而揭示了金融市场并非天生有效的,国际金融 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另外,这一时期学者们对货币危机的开拓性研究,使得外汇市 场上难以被经济学把握的投机攻击变成了可以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和政策冲突来解 释和预测的理。如果说第一代金融危机理论是整个危机理论体系的开端,那么第二代 金融危机理论则可以视为该理论体系进入全面扩展阶段。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金融危机与金融危机理论的深化
(一)这一时期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间,金融危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集中爆发,主要有:1997年的东南亚 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与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源于泰国。从1994年开始,泰国进出口形势开始恶化,1996年经常项目赤字 达到180亿美元。但泰国政府仍然用超过10%的高利率吸引国际资本投资,泰国金融机构 也大量向国外借款支持国内生产。随着资金沉淀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的许多贷款变成了呆帐 。1997年3月,为了化解日益逼近的经济危机,泰国提高了商业银行准备金率。这一举措引 发了对商业银行的挤兑行为。同时,国际对冲基金闻风而动,大量抛出泰铢,购入美元,开 始了一场对泰铢的大规模攻击。泰国中央银行为维持泰铢汇率几乎耗尽外汇储备,最后被迫 放弃努力,于1997年7月12日宣布取消已实行10年之久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当天, 泰铢兑美元的汇率下跌20%,受此影响,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分别贬值33%和22%,新加 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泰国股市也剧烈下跌,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于1997年l0月和1998年5月先后两次爆发了金融危机。危 机不仅导致国内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几近瘫痪,还导致欧洲和中亚地区的股市、债市和汇市 全面下挫,也在主要债权国引发了金融恐慌,直接造成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19 9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开始了长达4年的经济衰退。 到2001年,经济危机最终引发金融市场恐慌,导致资本大规模外逃和银行挤兑,大多数银行 陷入破产的边缘,金融系统处于瘫痪状态。
(二)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主要观点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卡明斯基和瑞哈特(Kaminsky&Reinhart,1996)、米什金(Mishkin, 1999)等学者认为,片面强调金融自由化是危机发生的根源。米什金指出,金融自由化从两 个方面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承担过度风险:第一,金融自由化产生了大量新的贷款机会, 而金融机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经验,无法迅速增加监管力量有效监控新贷款;第二 ,新兴市场国家严重滞后的金融监管、法律规章使道德风险盛行,最终导致金融风险在国内 金融机构中迅速积累。
克鲁格曼和克斯特、杜利(Dooley,1997)等学者将亚洲金融 危机归因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9]克鲁格曼认为,在由政府免费保险且又 监管不严的情 况下,金融中介机构具有很强的从事风险投资的欲望而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如果 一国资本项目放开,国内的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自由融资,那么由政府免费 保险引发的道德风险就可能导致经济的过度投资。同时,外国金融机构也因为相信有政府及 国际金融机构的拯救行动而过于轻率地满足了国内企业及银行的贷款意愿,从而导致了严重 的资产泡沫和大量的无效投资,这些最终只能以危机收场。克斯特认为,政府为其国内部门 的未偿还外债提供担保,由此可能使政府不得不求助于铸币收益,预期的通货膨胀就可能引 发危机。杜利认为,政府为其国内金融机构提供免费保险诱发了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当免 费保险给政府带来的或有债务刚好等于政府的储备资产时,投资者行使保险期权,攻击政府 储备资产,这将引发外资的迅速流出。政府储备的损失可能会使政府放弃其管理汇率的承诺 ,货币贬值不可避免。
卡尔沃和门多萨等学者认为,是投资者的羊群行为最终引发了货币危机。[10]这 些学者认为,如果一 个新的市场信号使投资者的总体情绪由乐观转向悲观,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投资者抛售金融资 产,抛售浪潮将通过人们纯粹的模仿行为而逐级放大,从而导致完全与实际经济基础无关的 、具有多重均衡特征的资产价格崩溃,最终必然导致货币机制的彻底崩溃。
拉德雷特和萨克斯提出用流动性危机模型来说明货币危机发生的缘由。他们认为,通过国内 的 金融机构,短期外债被转化为缺少流动性的长期贷款。当外国债权人拒绝单独为债务国提供 新的贷款时,即使债务国从长期看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但也会发生流动性不足的货币危机, 致使外资撤离该国或该地区,导致了该国或该地区资产价格的下降以及货币的贬值。[11]
随着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发展,克鲁格曼[12]等学者提出应 在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考虑资本流动对实际汇率及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问题。他们认为 ,危机产生的关键问题并不是银行,而在于企业。本币贬值、高利率及销售的下降恶化了企 业的资产负债表和财务状况,从而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又是由 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所导致的,如固定汇率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金融监管不力等。 尤其在对待经常项目逆差问题上,政府通过增加大量的短期外债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而大 量增加的短期外债又被投于高风险的证券和房地产行业,导致了金融证券资产和房地产投资 的过度积累,这加剧了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最终在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导致金融、经济 危机爆发。
(三)简要的评论
这一时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自由化、大规模的外资流入与流出、金融中介信用过度 扩张、资产泡沫化、金融中介资本充足率低与缺乏谨慎监管等,是与金融危机相伴发生的经 济现象。面对危机中的新现象,通过反思以往的理论缺陷,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开始跳出汇 率机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它以企业、银行、外国债权 人等微观行为人为研究主体,着眼于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变化方面,强调金融中介在金融危 机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同时,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具有了更多的规范性分析色彩,它通过更 深层次的探讨在以往理论中被视为前提和背景的制度安排,强调了制度缺失和透明度不足 等因素在危机形成与传导中的作用,揭示出金融安全与制度效率之间的关系。
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新一代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方向
2008年夏秋之交,一场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全球遭遇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 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的成因,涉及美国的消费模式、金融监管政策、金 融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当前,随着金融动荡的加剧 ,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2008年12月1日,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宣布, 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即开始陷入衰退,日本和欧元区也都陷入衰退,这将是二战后发达经 济体首次出现全年经济负增长。2009年1月15日 ,联合国的《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 望》报告认为,世界经济正进入衰退,国际贸易前景暗淡,发展中国家将受到深远影响。 2009年7月8日,八国集团领导人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全球经济正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 济和金融动荡”,目前“经济和金融稳定性仍存在严重风险”。
考察这场金融危机,我们初步发现,本次危机正呈现出一些与以往的历次金融危机所不同的 新特征。毫无疑问,危机中表现出的这些新的经济特征对以往的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 主要表现在:
(1)金融创新将金融领域中的小风险通过杠杆效应放大成破坏性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次危 机中表现出的一些较小的金融领域的风险能迅速放大成破坏性的大危机,这在以往的危机 中很少发生。这主要是源于在这次危机中,一些金融机构通过用负债融资和保证金交易的双 重杠杆方式投资包括次贷信用衍生品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这种高杠杆的投资能够放大金融 风险,在以往的金融危机理论中较少提及。
(2)滞后的金融监管机制而非银行导致金融系统内在的不稳定。从危机源头次级贷款的发 放看,一些金融机构由于缺乏监管,有意放松对贷款人贷款资质的审查而发放了大量的次级 贷款;在次级贷款通过证券化转为次级债券的过程中,由于监管失控导致了金融机构存在着 大量的担保过度问题;另外,在围绕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券进行的一系列衍生过程中,每个环 节的信用评估是相互脱节的。这些直接造成了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而不是以往理论模型中 认为的银行导致了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
(3)危机在全球的传导主要是通过金融衍生品的销售而不是投资(机)资金的冲击。这次 金融危机的发生地在美国,危机的发生和传导不是由于受到了美国以外的投资(机)资金的 冲击,危机在全球的传导和扩散主要是通过美国国内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在全球的大规模 销售造成的。
(4)政府反危机中的大规模国有化政策。面对这次金融危机,美国及西欧国家最后都采取 了大规模国有化的反危机措施,这种发达经济体大规模国有化的反危机举措在以往的危机中 没有出现,西方金融危机理论也较少论 及通过大规模的国有化来防范和化解。今天看来,这种大规模的国有化是各国政府 为了避免金融市场动荡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还是表明政府要接管自由市场,需要学者们更多 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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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ories and Models of Financial CrisisChen XiaolinAbstrac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with increasing freque ncy poses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威胁；反思
1宏观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次拷问，而经济学家试图找到对金融危机的有效解决途径。然而面对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研究中，对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的观点差异较大，尚未形成一个可以达到高度共识的立场。从西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中能够明确，沿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经济学派认为，金融市场产生的信贷泡沫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以宏观调控不力，导致经济行为逆向选择，最终形成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并引起经济倒退的现实危机。依据其学术观点能够明确，金融危机并未形成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冲突，而强调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并非所有政府都能承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宏观调控是否有效受到质疑，而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否能够预见金融危机的产生，也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如果失去对金融危机的预见性，单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的挽救措施来看，经济倒退是可以避免，但从中损失的经济效益却无法挽回。而且宏观调控也并非每次都能到达预期的效果，如果宏观调控失去力度，是否意味着金融市场就此萎靡不振，而无法前行。
2金融危机的现实影响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进出口行业。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会从经济层面拓展到生产经营环节，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支出的GDP总额超过70%以上，而国内消费高于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消费支出也超过1万亿美元。当时国内需求无法弥补金融危机的需求减少，而相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每下降1%，我国出口贸易下降6%。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元的金融地位，从出口产品的优势地位下行逆转，产生了贸易逆差。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并未国有银行注入流动资金，与我国当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大量美金流入我国之后，人民币升值而美元贬值，导致我国的出口价格优势降低。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高，但是贸易出口额下降的事实不容忽视。虽然同比出口金额上升，但这种增长速度也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非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的海外企业频繁毁约，也造成我国企业外部信用环境一度恶化。
3金融危机时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反思
宏观经济学主流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的贸易环境并非宏观调控能够控制，而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客观存在的。当宏观经济学认定金融危机属于意外因素时，“黑天鹅事件”属于偶尔失效，并非金融市场体系存在根本问题。这样的思想认定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尤其对宏观调控比喻成为扭曲的资源配置，认为其金融影响力会对金融危机产生负面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部分学者认为，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宏观调控，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以及延长了影响时间。相对于主流经济观点，近些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活跃度异常明显，几乎完全倾向于政策观点，并就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问题深究其责。但是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错综复杂，并非单纯诊断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实质作用。其中，奥地利学派以坚持极端市场化观念为主导，认为政府行为的宏观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而后形成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而新制学派则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治理失误。而后凯恩斯学派却反对主流派对金融危机的解释，也不同意其他非主流学派对金融危机的现实观点。其经济学观点将金融济危机归纳为政府干预实效的偶然性，并视金融危机为突发事件和单纯意外，这样的非对称信息也未能触及金融危机的深层机理。
参考文献：
[1]张凤林.金融、经济危机引发的宏观理论与政策反思———基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视角[J].经济学家,2013,(03):32-41.
>> 美国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法教学的新特点 国际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格局 金融危机下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及其影响 试析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 从金融危机看国际货币体系 后金融危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及启示 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从深圳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与企业突围 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当代青年对《资本论》的热捧 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壁垒的新特点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及发展趋势 从美国的“蛇皮战略”看金融危机实质 从金融危机看风险的传染与转化 从金融危机看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 从美国金融危机看公允价值的运用 从信用角度看金融危机 从虚拟经济看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新特点和趋势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4]王琛：《金融危机提速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2008-11-17）
[5]孙洪波：《国际金融危机对西半球国际格局潜在影响》社科院网站
[6]赵青海：《2008：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前行》《半月谈》，2008年12月24日
[10]张世平：《金融危机・国际格局与中国安全》，《中国国防报》2009年7月21日。
[11]张世平：《金融危机・国际格局与中国安全》，《中国国防报》2009年7月21日。
[12]李兴：《危机与国际格局》，《中国财经报》2009年7月10日。
[13]方祥生：《重回“十字路口”的国际格局》，《光明日报》2008年12月24日。
[14]赵青海：《2008：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前行》《半月谈》，2008年12月24日http：///world/2008-12/24/content_10552177.htm
[15]参见叶自成：《对中国多极化战略的历史与理论反思》，《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期；
[16]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17]引自佐佐木优：《伊拉克战后美国力量的前景―五位著名专家的美国政治理想》，日〈世界周报〉200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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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转引自赖斯：《多极世界不能促进和平》，赖斯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讲话稿，2003年6月26日。
[20]钱文荣等：《专家点评：调整震荡凸显全球多极化趋势》http：///world/2008-12/25/content_10555318.htm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验与教训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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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报道；21世纪经济报；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253-01
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业获得迅速发展，金融体系逐步完善。金融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人们对金融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在此基础上，金融媒体得到迅速发展，以金融报纸为主体，以电视、报刊、网络的金融报道为补充的金融报道体系初步形成；金融报道数量和规模明显扩大。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的金融报道渐成气候，金融作为国家经济的核心地位更加突出，各媒体也在不断提升金融报道的水平。
一、正面报道为主，给公众信心
在《21世纪经济报》9月报道中，金融报道一共1480篇。其中内容直接涉及到金融危机的报道是440篇，占整个报道的29.7%，接近三分之一。在这440篇直接金融危机报道中，关于国内情况报道的文章一共是360篇。
在这360篇国内报道中，本人分析了报道内容，可以说，国内报道内容大部分是正面报道，360篇金融报道中，有150篇涉及到“经济增长、转好、提升”等内容，占国内金融报道的42%。例如，9月1日报道《交行已经为宏观调控做好准备》，9月2日的人物访谈《铁路建设资金不存在缺口》，9月3日的《推进增值税转型面临好时机》，9月4日的《上半年海峡两岸双边贸易增长迅速》等。仅9月5日这一天的报道，就有10篇类似报道。
从以上这些报道可以看出，《21世纪经济报》运用了传达式、体验式、分析式等金融新闻写作的方法，并且除了具备新闻属性之外，还具备了金融报道的自身的服务性、敏感性等特点。它的国内新闻，正面报道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与该报纸的自身情况有关。《21世纪经济报》是中国最受关注的经济类报纸之一，其言论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舆论导向。所以，把握好金融报道的舆论方向、在危机中给国人以信心，是该报乃至全国金融报道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二、对金融危机的理性认知
在此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1世纪经济报》也调整了其报道内容，及时改版，将其报纸原来的8个版块，修改划分为综合、时政、国际、宏观、区域等24个版块，每一个版块，都相对应地介绍相关的金融危机的新闻，全面地梳理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在9月的金融报道中，《21世纪经济报》共发表社论3篇、社评17篇、特稿17篇、时评42篇。用事实和评论，非常详细地向国内读者报道金融危机。
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报道，《21世纪经济报》的态度和立场是比较公正客观的，对于外国情况的报道，没有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色眼镜去对待，而是以一个媒体的客观的立场去陈述事实。在9月份的有关金融危机的报道中，对国外金融情况的报道篇数一共是80篇，这80篇中，内容主要涉及欧美和亚洲国家。通过对不同地区和国家情况的报道，来向公众传达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动向，同时也还是公平地将其他国家的“挽救手段”如实报道。
三、写作更具亲和力，方便读者阅读理解
《21世纪经济报》是一家经济类媒体，其金融报道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在进行金融危机的报道过程中，也十分注重报道方法，使其能为更多大众读者所接受。分析9月份的报道不难看出，《21世纪经济报》采用了很多报道方式。例如，传达国家金融政策的传达式报道，对业内专家的采访，对政策、法规、事件、数字、形势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