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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汤显祖；牡丹亭；唐诗
中图分类号：I207.3；I207.2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6.0030
传统戏曲作品作为戏曲舞台搬演的预设文本，其多将文、赋、诗、词、小说等多元文体融合一炉，以综合性的文体风貌来塑造绚丽繁富的戏曲立体空间，以增强戏曲作品的可读性和可观性。《牡丹亭》作为中国传统戏曲文本杰出的代表，汤显祖同样通过综合性文体特征来寻找戏曲艺术的化境，如其大量使用唐宋诗歌、唐代传奇、宋元话本及杂剧等内容元素，使《牡丹亭》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上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也体现出汤显祖自身独特的创作姿态和文学观念。本文拟以《牡丹亭》与唐诗为切入点，通过观察《牡丹亭》集唐诗、化用唐诗等内容来思考《牡丹亭》唐诗使用的艺术效果及其与汤显祖的诗歌观念、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
一、《牡丹亭》与集唐诗
集句诗作为中国文学追求艺术形式美和功能娱乐化的结果，体现了传统文人在认知、接受和运用前人文学的自由独立的文学态度。同时，集句诗创作是极富难度的文学活动，“它不仅要求作者具有邻接诗句的横组合能力，还必须具有相当强的语言纵聚合的联想能力。”[1]也正因如此，它成为两宋以来中国文人展现其文学素养和艺术技巧的重要媒介，并且其使用领域也从两宋时期的诗词领域进入戏曲空间。
在明清戏曲作家中，汤显祖是将集句诗形式运用到戏曲创作中较为频繁和成功的文人。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大量采用唐诗，以集唐诗的方式将集句艺术发挥到极致。通观《牡丹亭》集唐诗，多以下场诗为主，间有剧中出现。从《牡丹亭》集唐诗使用特征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其一是总括式。汤显祖以集唐诗形式对剧本情节、人物心理等每出戏曲内容进行总结，从而达到概括剧情、凝练情感的艺术效果。如第二十六出柳梦梅下场诗：“不须一向恨丹青，堪把长悬在户庭。惆怅题诗柳中隐，添成春醉转难醒。”[2]131汤显祖通过此集唐诗细致描述柳梦梅展画、题诗、念想等剧中行为而概括此出主要剧情。其二是独白式。汤显祖以集唐诗为形式，借助人物宾白进行人物内在心理和情感的独白性描述，从而塑造人物形象和揭示戏曲情节发展。如第六出剧末柳梦梅下场诗：“应念愁中恨索居，青云器业俺全疏。越王自指高台笑，刘项原来不读书。”[2]22此集唐诗并未对本出戏剧情作概括，而是以柳梦梅独白方式展露其索居困顿的生存状态和怀才不遇的心灵状态，向读者或听众传达出柳梦梅的内心活动，从而塑造其落拓不羁的人物形象。其三是联句式。汤显祖以多个剧本人物唐诗对吟或共吟的方式进行宾白，从而在人物互动中展现情节和心理，具有类似诗歌联句创作的艺术效果。《牡丹亭》每出剧末人物下场诗大多采用了这种联句式集唐诗，在《牡丹亭》五十五出戏中，共有三十一出戏使用联句式集唐诗方式，偶运用于剧中上场诗，如第二十七出石道姑和小道姑的集唐诗。此联句式集唐诗根据剧中人物和情节设置的差异又有两种不同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两个剧中人物的对吟，其中，或是两个剧中人物一人一句进行联句，如第十一出杜夫人与春香的对吟，或是前三句两个剧中人物联句，而后一句为共吟，如第四出府学门子和陈最良的联句，第七出杜丽娘和春香的联句。第二种形式是三个剧中人物的对吟。其中，或是两个剧中人物一人一句，而第三个剧中人物宾白两句，如第五十四出杜夫人、郭驼和杜丽娘的联句，或是前三句为剧本人物一人一句，后一句为共吟，如第二十出杜太守、杜夫人和陈最良的联句。当然，《牡丹亭》集唐诗的运用形式往往是组合性的，并不拘泥于一种方式。如第十出杜丽娘下场诗：“春望逍遥出画堂，间梅遮柳不胜芳。可知刘阮逢人处，回首东风一断肠。”[2]47即是将总括式和独白式结合，既通过前二句总结本出剧情，也通过后二句展露杜丽娘游园后的心理活动。从中可以看到，汤显祖根据剧本需要灵活运用集唐诗，使剧本形式活泼多样，增加了剧本的可读性和搬演的多变性。
在《牡丹亭》集唐诗中，汤显祖所集的唐诗来源具有一定规律。首先，从集唐诗所采诗歌体式来看，其276句唐诗中，采自七绝者有157句；采自七律者有114句；采自其他体式者5句。从此可看出汤显祖集唐诗的诗歌来源和其集唐诗七绝形式有一定关系。其次，从集唐诗所采诗歌的诗人来看，汤显祖所集诗涉及唐五代诗人127人。其中，诗歌被采录5首以上有18位诗人，其数量次序如下：杜甫（14句）、韩愈（10句）、李商隐（8句）、曹唐（8句）、韦庄（8句）、白居易（7句）、王建（7句）、罗隐（7句）、李白（6句）、刘长卿（6句）、元稹（6句）、刘禹锡（6句）、许浑（6句）、杜牧（5句）、张祜（5句）、司空图（5句）、韩（5句）、谭用之（5句）。在此结果中，多数来自中晚唐诗人，仅李白和杜甫来自盛唐，且无初唐诗人。同时276句诗也以中晚唐诗人作品为多数。从中我们可看到，汤显祖集唐诗多集中于中晚唐诗人和诗歌，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汤显祖自己的诗歌实践有一定关系，此在下文详论，另一方面也跟唐代诗歌的发展轨迹有关系。唐代诗歌古体诗和近体诗一直处于彼消此长的状态，初唐时期是近体诗逐渐规范化的阶段，多数诗人近体诗尚未完全成熟，而至盛唐，尽管近体诗已规范化，并逐渐走向自动化创作，但古体诗更能契合盛唐气象和盛唐文人的磅礴心胸。到中晚唐时期，大历诗歌多以近体诗为主，元和以后的诗人亦多以律、绝著称，仅元和时期以韩孟、元白为代表的元和诗人却以古体诗闻名。而看汤显祖选录元和诗人的作品，又多采其七绝，如韩愈被采10句中，8句来自七绝，而七绝可以说是韩愈诸多诗歌体式中风格最为浅近自然的，不像其古体诗歌趋于奇崛雄奇之风。因此，汤显祖集唐诗所体现的规律其实正好体现唐代诗歌的发展规律，这一点也可以知道汤显祖对于唐诗的接受不仅仅停留于简单的集句，更可看到其对唐诗深层特征的独立思考。
最后，我们从文献学角度来思考《牡丹亭》集唐诗的价值。赵山林认为：“考虑到汤显祖写作《牡丹亭》的时候，不仅《全唐诗》尚未问世，连作为《全唐诗》编纂基础之一的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亦尚未问世。”[3]正因《牡丹亭》集唐诗问世在《唐音统签》和《全唐诗》之前，其才更具文献校勘意义。通观《牡丹亭》集唐诗，其与《全唐诗》所录诗句存有异文。一部分异文是汤显祖根据剧情需要而作出的主观修改，如第六出柳梦梅下场诗集李商隐“青云器业俺全疏”句[2]22，而《全唐诗》作“青云器业我全疏”。易“我”为“俺”，正体现了戏曲宾白的通俗之风。又如第二十七出小道姑出场和石道姑的联句集韩愈“见向溪山求住处”[2]133，《全唐诗》作“偶到匡山曾住处”，汤显祖的改动是为了隐去原作的创作背景，使诗句更符合剧情背景的需要。但有一些诗句异文并非始自汤显祖，故其异文对于《全唐诗》、诗人文集具有校勘价值。如第十一出下场诗集郑谷“寂寥未是采花人”[2]51，《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六郑谷《蜀中春日》作“寂寥未是探花人”。此处非汤显祖有意改动，其自有来源，元人郝天挺《唐诗鼓吹》卷十录郑谷此诗，题作《益州》，句亦作“寂寥未是采花人”。如第十四出下场诗集韩“令人评泊画杨妃”[2]66，《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三韩《遥见》作“令人斗薄画杨妃”。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十亦作“令人评泊画杨妃”。王士G《池北偶谈》卷十三“评泊”条云：“韩致尧诗：‘白玉堂东遥见后，令人评泊画杨妃。’李子田云：‘评泊者，论贬人是非人也。今作评驳者非。近诸本或作斗薄，或转讹（徙）〔陡〕薄，殊无意义。《万首~句》本作评泊，当犹近古。”[4]故“评泊”当为是。又如第十八出下场诗集李涉“为报东风且莫吹”[2]86，《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七李涉《春晚游鹤林寺寄使府诸公》作“为报春风且莫吹”。按：金人李俊民《峋讣》卷六七言绝句集古《惜花》集李涉此诗，亦作“为报东风且莫吹”。这种情况在《牡丹亭》集唐诗中比较常见，故不可简单认为“这些出入或许是汤显祖根据实际有意改动的，或是出于疏忽造成的”[5]。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是这些异文的存在，对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唐诗原貌有一定帮助。
二、《牡丹亭》与化用唐诗
所谓化用，“就是将主体认可的传统活化为自身的艺术生命，融化为自己新的艺术思想、方法、风格及境界，成为自己艺术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6]汤显祖在《牡丹亭》戏文中不仅集唐人诗句来塑造人物、a栝情节，而且还大量化用唐人诗句来润色、推动《牡丹亭》的语言和情节。和《牡丹亭》集唐诗较为客观保留原始形态不一样，汤显祖在化用唐诗过程中，往往依据具体情节背景和人物形象进行改变，从而自由运用唐诗为剧情服务。下面我们就围绕《牡丹亭》化用唐诗的方式来分析。
首先，《牡丹亭》化用唐诗的第一个方式就是沿用唐诗。汤显祖在剧情安排中往往沿用唐诗的成句，仅根据情节和人物特定背景作字面修改，但依旧保存原诗的句法结构。如第九出春香上场诗：“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省人事。终须等著个助情花，处处相随步步觑。”[2]38此诗全沿用刘禹锡《寄赠小樊》一诗。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汤显祖更多地是沿用唐诗中某一联或某一句。如第九出春香下场诗：“年光到处皆堪赏，说与痴翁总不知。”[2]39此句沿用自张仲素《汉苑行》“年光到处皆堪赏，春色人间总不知”一联，汤显祖为展现春香对陈最良的讥讽之意，更好地铺垫情节，塑造人物，故将后一句改作“说与痴翁总不知”。又如第三出杜太守上场诗：“到来只饮官中水，归去惟看屋外山。”[2]7此句沿用方干《献浙东王大夫》中“到来唯饮长溪水，归去应将一个钱”一联，汤显祖一方面将“长溪水”改作“官中水”来隐弃原作的创作背景，另一方面对后一句进行润色，融入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中“城外青山如屋里”一句，使其文辞愈加淡雅。
其次，《牡丹亭》化用唐诗的第二个方式就是截用唐诗。汤显祖在化用唐诗时，常截取唐诗成句中某一部分，或为独特意象，或是特殊语汇。叶维廉《中国诗学》曾言：“我们读的不是一首诗，而是许多诗或声音的合奏与交响。中国书中的“笺注”所提供的正是笺注者所听到的许多声音的交响，是他认为诗人在创作该诗时整个心灵空间里曾经进进出出的声音、意象和诗式。”[7]汤显祖将唐诗意象或语汇化入其戏文中，以一种类似用典的手法使戏文内在空间和意蕴在和唐诗进行互动时得到扩展和深化。如第十三出柳梦梅自述：“虽然是饱学名儒，腹中饥，峥嵘胀气。梦魂中紫阁丹墀，猛抬头，破屋半间而已。”[2]59其中“破屋半间”截取自韩愈《寄卢仝》“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通过“破屋半间”的渠道，我们似乎可以将唐代落拓疏狂的卢仝和戏文中流落郁悒的柳梦梅联系重叠在一起，从而深化柳梦梅壮志未酬、江海漂泊的人物形象。再如第十四出杜丽娘唱云：“日炙风吹悬挂的好，怕好物不坚牢。”[2]65“好物不坚牢”一语截取自白居易的《简简吟》诗中“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句，汤显祖仅截取此联前句，但正是这种用典式写法，使“彩云易散琉璃脆”一句也被隐藏在《牡丹亭》唱曲深处，读者在阅读“好物不坚牢”时，自然会唤醒对“彩云易散琉璃脆”的记忆，从而使唱词文字简约，但意蕴更显深沉蕴藉。
最后，《牡丹亭》化用唐诗的第三个方式就是合用唐诗。汤显祖将一首唐诗或多首唐诗融合使用，打破其既有章法结构，重新对其编排而获得新的意境，但又能让读者了解其新语句的唐诗来源。如第二十出杜丽娘所唱“怕树头树底不到的五更风”[2]93一句，其语句来自王建《宫词》“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一诗，汤显祖将王建此诗原有章法打破，以断章方式省去中间相关语素，仅仅将诗首“树头树底”语素和诗尾“五更风”语素相融合，再在两者间增添词语，从而构造一个新的语句空间，但又通过保留的语素来指向原诗，从而使唱词撷取前人句中精华而趋于凝练。又如第五出陈最良曲辞“将取顺，望古稀，儒冠误人霜鬓丝”[2]16，其中合用了杜甫《曲江》中“人生七十古来稀”句和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儒冠多误身”句。而将这种合用唐诗技巧使用到极致的是第三出杜太守的曲辞：“吾家杜甫，为飘零老愧妻孥。（泪介）夫人，我比子美公公更可怜也。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2]8在这一短短戏文中，汤显祖根据杜太守身份融合使用了多首杜甫作品，如杜甫《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又杜甫《遣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又杜甫《北征》：“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另外，在合用唐诗中，汤显祖偶会将不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融合使用。如第四出陈最良上场诗：“咳嗽多病疏酒盏，村童俸薄减厨烟。争知天上无人住，吊下春愁鹤发仙。”[2]12其中前一联出自金人姚孝锡诗句“诗忙疏酒盏，俸薄减厨烟”，汤显祖在此诗联每句前扩用相关语素，从而扩展来信息量。后一联来自陆龟蒙《自遣》中“争知天上无人住，亦有春愁鹤发翁”诗联，基本保持其原来章法。因此，相对于沿用唐诗和截用唐诗而言，合用唐诗是一种综合性化用手法，这对于提升《牡丹亭》戏文的典雅品质，增强其诗情有重要影响。
三、《牡丹亭》的唐诗使用与汤显祖的诗学观及诗歌创作
汤显祖生性傲岸，在其《答余中宇先生》中自言有“伉壮不阿之气”[8]1320。其评诗论文亦类其性情，汤显祖《序丘毛伯稿》云：“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知。”[8]1140汤显祖认为文章之有生气在于创作本体性情的独立自由，这种论点无疑和韩愈所提倡的“气盛言宜”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汤显祖《答吕姜山》云：“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8]1302汤显祖认为，为文之道以“意趣神色”为主，不能被“九宫四声”形式约束，可见其论文强调自由抒写，不拘形式。
汤显祖的诗学观念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对七子派诗学观和诗风的批判。汤显祖《答陆君启孝廉山阴》诗云：“文家虽小技，目中谁大手？何李色枯薄，余子安定有？”[8]689汤显祖论何景明、李梦阳诗因主“诗必盛唐”而导致其诗歌创作缺乏独创性，也导致其诗歌缺乏源自心灵的意蕴，从而诗风偏于枯槁淡薄。正是基于对时俗之风的不满，汤显祖的诗歌创作，多以否定七子、寻求突破为主线。钱谦益《汤义仍先生文集序》记汤显祖曾言：“吾少学为文，已知訾王、李，然骈枝俪叶，从事于六朝。”[9]又《与陆景邺》云：“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亦无从受其法也。规模i趋，久而思路若有通焉。”[8]1436可见汤显祖欲以六朝绮丽诗风对抗七子复古僵化的诗体。汤显祖早期以六朝之风来标举文学个性的诗歌观念也深刻体现于其具体诗歌创作。汤显祖早期诗歌多汇于《问棘邮草》中，徐渭评汤显祖《问棘邮草》多认为其诗风类于六朝，如论《龙头阻风晚霁待月有酌》则云“似晋，亦似齐梁”[8]56，论《迟江泊饮杨店草阁》则云“齐梁”[8]57，论《出塞曲》、《春怨》、《寄外》、《金镜》等则云“六朝”。但正如汤显祖所言：“然骈枝俪叶，从事于六朝。久而厌之，是亦王、李之朋徒也。”[9]汤显祖诗学观念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对诗歌创作作自我审视和调整，从而寻求其自身艺术的个性化表达。如《问棘邮草》虽以六朝风味为归依，但其诗风又不能简单被六朝声色所羁绊，时由六朝入初唐之风。如徐渭评《送新建丁右武理闽中》云：“是六朝而无六朝之套。自出新奇，多异少同。”[8]74评《二月十九日恭闻大昏礼成，长秋道始，普天之下莫不欣跃舞忭歌谣》云：“初唐之上，六朝之间，而声调似兼两代。”[8]78又评《古意》云：“初唐。”后又云：“还只是六朝之佳者。”[8]95从中可见，徐渭对于汤显祖《问棘邮草》诗风的判断游离于六朝和初唐之间，这一方面是因初唐诗歌其文学根底正在六朝上，两者有着创作惯性和诗学血缘，另一方面也说明汤显祖诗歌出入六朝和初唐之间，并非一味模仿某一家一派，开始寻求其诗风的自我解放和艺术成熟。
同时，汤显祖诗歌创作随着其文学观念的流变而发生变迁，从《问棘邮草》出入六朝、初唐和李贺逐渐向《玉茗堂诗》出入唐宋之风转向。钱谦益《复遵王书》曾这样评价汤显祖诗歌接受的转变：“四十年来，希风接响之流，汤临川亦从六朝起手，晚而效香山、眉山。”[10]确实，从汤显祖《玉茗堂诗》可看到其诗风向唐宋转向，尤其是其与唐诗的因缘较为密切。沈际飞曾选《玉茗堂诗》，其评论汤显祖作品多强调汤显祖诗风与唐诗的暗通。如评《送来黄梅》颈联“潜庐半入吴都尽，江汉遥分楚塞出”云：“唐调。”[8]183确实，汤显祖此联和杜审言《登襄阳城》颔联“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杜甫《登兖州城楼》颔联“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在句法、气格上很相近。又《广南闻雁》诗：“传道衡阳有雁回，炎州片影更飞来，似怜迁客思归苦，为带乡心过岭梅。”汤显祖此诗的意象和语汇皆常见于唐代南迁诗人作品中，情感沉郁而诗风流转，正和李益、钱起、许浑和郑谷等中晚诗人的七绝气味相近，故沈际飞评曰：“中晚之调。”[8]461沈际飞评《南海郭观察梦菊约西城寺琴集别袁沧州文b》颈联“云浮睥睨鸟栖树，月冷招提鹤在林”云：“晚唐。。”[8]163观汤显祖此联，写景细僻，语言浅近，和中晚唐七律联对、句法有相似处。又如评《同孔阳宗侯陈伯达陈仲容小饮闲云楼》颈联“远磬一声分暝色，暮帆千里带晴云”曰：“唐联选句。”[8]749认为此联仿佛从唐代七律对句中选出来的句子。细揣此联，确实诗境半细半阔，诗联严整，对仗工巧，与晚唐七律名家赵嘏、许浑诗风相侔。在《汤显祖诗文集》所录汤显祖诗中，其中七律493首，七绝1012首。这两种诗歌体式分别是汤显祖2284首诗的21.58%和44.31%，共占汤显祖全部诗歌的65.89%，可以说这两种体式是汤显祖用力最勤处。而总观此两种体式诗风，七律多严整工巧，而七绝多流利浅切。无论是七律还是七绝，其总体诗风都较接近中晚唐诗歌风貌。这样的结果，正可以印证汤显祖《牡丹亭》集唐诗之所以大量采集七绝、七律，多源自中晚唐诗的创作背景。
但是，汤显祖《牡丹亭》大量使用唐诗，其诗歌创作多效仿唐诗，这仅仅是汤显祖探索诗歌之道，寻求其文学个性的阶段性的结果。赵炜认为：“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汤显祖生命的最后六年中，其留下的大量诗文时常流露出一种悔过的心态，对其自身学术之发展（尤其是中年以诗文自娱的一段时期）更多地表现为惋惜和遗憾。”[11]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汤显祖《牡丹亭》使用唐诗仅仅是其文学个性追求和观念反省道路上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最终其也在汤显祖晚年的自我反省中也成为一种被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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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Xianzu's Play of The Peony
Pavilion and the Poetry of Tang Dynasty
ZHOU 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Jiangsu， China）
关键词：契丹；契丹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01-04
契丹（Khitan）是在中国北方民族历史上继匈奴、鲜卑之后又一次统一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并建立了辽政权。契丹自4世纪登上历史舞台，至公元1218年西辽灭亡，活跃于中国北方长达8个世纪之久，影响深远。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和时代的掩盖，在当年的辽朝统治区域内，城址、墓葬、寺庙、佛塔等辽代遗存数不胜数。然而对于契丹，留给后人更多的是谜团。因此契丹历史研究也就成为很多学者毕生的事业。受传世史料的限制，契丹历史研究一直举步维艰，鲜有重大突破。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学者的不懈努力，契丹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让我们看到了契丹历史研究的新希望。
专门研究契丹历史的专著涉及政治、文化、教育、语言、社会习俗及制度等多个方面，主要有尤李《多元文化的交融――辽代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乌力吉《辽代墓葬艺术中的捺钵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姜维东《辽金黄龙府丛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辽代器物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谷城《辽代南京留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王玉亭、王燕赵《辽文化与辽上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孙国军、李春林主编《契丹辽文化论集》（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4年），内蒙古博物院编、郑承燕著《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年），张邺、张编《契丹巾帼：辽代契丹族女性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刘浦江、康鹏主编《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等。将契丹历史纳入某一研究体系的专著主要有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王秋义主编《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王禹浪、都永浩《文明碎片――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郭齐家、苗春德、吴玉琦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乔卫平《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利华、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宋辽金元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年），杨翼骧编著，乔治忠、朱洪斌订补《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宋辽金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宋德金《辽金西夏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武玉环《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曾雄生《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高人雄主编《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等。
外文著作有荒川慎太郎、杀竟夂搿⒏呔康典行、渡x健哉《契丹[|]と10―12世oの|部ユ`ラシア》（勉\出版，2013年），三u黎子《沙_双浃位à紊：宋・契丹茶立て女ものがたり》（|洋店，2013年），（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日）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契丹古代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
学术论文方面更是成果卓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近年来辽代职官问题、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教育与科举、语言文字、契丹文物与考古方面已经形成了研究的热点，成果也比较丰富。
辽代职官问题的研究。蒋金玲《辽代汉人的入仕与迁转》（《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对辽代的汉人入仕进行了分析，认为科举与荫补是辽代汉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而科举进身与荫补入仕者，在起家官与官职迁转过程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文武分途特征。家世对汉官个人仕途影响明显，这既是受契丹世选制与唐末五代藩镇旧制理念影响的结果，也是契丹统治者倚用汉人世家大族加强汉地统治、支撑皇权的必然产物。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对辽朝南面官系统进行了分析，认为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何天明《辽代大林牙院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对设于辽太祖时期的大林牙院进行了探讨，认为大林牙院除了担任契丹本族文翰事务，也有承担军务、作为使者出使他国等职能。此外，杨军、王旭东《辽代南京留守的选任与转迁研究》（《求索》2013年第4期）、林鹄《辽世宗、枢密院与政事省》（《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武玉环《辽代职官考核制度探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康鹏《辽代地方要员选任方式浅议》（《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等也对辽代职官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杨福瑞《契丹族崇山文化的历史考察》（《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认为崇山观念是契丹族古老的自然崇拜内容之一，是源自契丹人对天地的崇拜、族源的追溯以及对山林畜猎生活的仰仗等多种心理因素而来，在发展过程中，崇山观念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构成辽朝政治文化的最主要内容。何婷婷《辽诗中所见辽代东北契丹风俗与文化》（《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依据诗歌，对辽代东北地区的契丹族风俗，如饮食、穿着、生产、酒乐舞蹈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金渭显《契丹皇帝亲征仪及打猎习俗的演变与尚武精神――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辽金西夏研究2011》，同心出版社，2013年）、夏宇旭《契丹猎犬述略》（《兰台世界》2013年第36期）、杜美林《契丹族社会生活中萨满文化研究》（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张树卿《辽时期吉林西部草原契丹民族的信仰习俗与传承》（《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杨婷婷《从考古发现看辽上京地区契丹人习俗》（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敏《辽代石刻中所反映的辽朝母仪规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张强《再论契丹射柳习俗之起源》（《兰台世界》2014年第7期）等。此外，有关辽代的婚姻状况，亦有文章探讨，如靳玲、安正《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学理论》2013年第36期），单召杰《浅谈金代女真人的婚姻习俗和族际婚》（《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1期）等。
教育与科举。教育方面，高福顺《契丹皇族儒家经史教育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认为契丹统治者不仅重视、提倡皇族子弟研读儒家经史，而且还设定了完备的运行机制。既倡导和引领了契丹社会儒家文化的传播，也使儒家“大一统”思想观念以及中原社会的典章制度开始植根于契丹社会的机体之中。相关文章还有高福顺《辽朝女性教育述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高福顺《辽朝的尚武骑射教育》（《东北亚研究论丛（第六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敏《辽代契丹女性的教育问题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郭德慧、郭文娟《辽朝储君教育与培养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等。科举方面，主要有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年限考论――以圣宗统和六年以后为中心》（《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七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生源述论》（《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宇峰《碑志所见辽代进士题名录及相关问题》（《东北史研究》，2013年第3期），高井康典行《景宗？}宗期の政局と|代科举制度の_立》（《史^（168）》2013年3月）黄凤岐、燕煦《辽朝的教育与科举》（《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语言文字。康鹏《契丹小字〈萧敌鲁副使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结合辽代汉文文献对该墓志进行了释读，并考证墓主的五世祖即辽朝历史上著名的萧挞凛，并以此厘清了该墓志所记载的墓主十代先祖的世系，同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相关研究还有方东杰、曲赫《辽时期契丹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特点》（《兰台世界》2013年第33期），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以双向匹配材料为基础》（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即实《简说契丹语的亲属称谓》（《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傅林《论契丹语中“汉儿（汉人）”的对应词的来源》（《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日〕武内康则撰、申英姬译《拓跋语与契丹语词汇拾零》（《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白玉冬、赖宝成《契丹国语“忒里蹇”浅释》（《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松川《契丹文字碑文の新k》（《アジア[学（160）》，2013年），武内康t《最新の研究からわかる契丹文字の姿》（《アジア[学（160）》，2013年），清格尔泰撰、陈晓伟译《20世纪契丹小字研究的重要收获》（《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孙伟祥《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削字现象研究》（《〔韩国〕北方文化研究（第4期）》2013年）、包阿如那《契丹大字《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额尔敦巴特尔《新世纪以来契丹大字研究概述》（《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高娃《内蒙古大学所藏契丹字文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白明霞《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
文物与考古。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对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李可鑫《汤原新城辽墓调查简报》（《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则对汤原新城辽墓进行了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第1期）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相关文章还有赵少军、王雷《昌图四面城城址2009年试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市博物馆、昌图县文管所《辽宁昌图县塔东辽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2期），王青煜、康利君等《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2014年第4期），张兴国、孟令婧《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敖包辽墓清理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刘海文、王继红等《河北宣化辽金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3期），韩国祥、邓晓存等《辽宁朝阳杜杖子辽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1期），肖忠纯《辽代辽西走廊的考古遗址与社会发展》（《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等。此外还有对此进行理论性探讨的文章，有刘毅《关于辽代皇陵的几点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孙伟祥《试论辽朝帝王陵寝的营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刘喜民《辽祖州石室新考》（《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姚庆《北京地区辽代墓葬形制研究综述》（《学理论》2013年第33期）等。
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方面更是比较集中。墓志的考述。蒋金玲《〈贾师训墓志〉“驸马侍中刘公”辨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详细论证了墓志中所述“驸马侍中刘公”实为“侍中刘公”之误。相关文章主要有韩世明、都兴智《辽〈驸马萧公平原公主墓志〉再考释》（《文史》2013年第3期），李宇峰《〈萧琳墓志铭考释〉补正》（《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李强《辽〈张守节墓志〉补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齐伟《辽宁省博物馆藏〈石重贵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姜洪军、李宇峰《辽陈妻曹氏刘氏墓志校勘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李俊义、高颖、戴顺《〈辽萧孝恭墓志铭〉校勘》（《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姜洪军《辽宁北票市发现辽代李绍俞墓志》（《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器物研究。主要有王俊辉《辽宁省桓仁县所出契丹文印》（《东北史地》2013年第6期），赵中文、冯永谦《辽“女真鹿官户太保印”铜官印考释》（《北方文物》2013年第4期），么乃亮《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漆木双陆考述》（《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邓树平《辽金时期医疗器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崔晓晨《对宋辽金时期铜镜形制分类比较分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期），李艳阳《辽代早期纪年瓷器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梁姝丹《辽宁彰武出土的辽代双陆棋》（《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这些成果无论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涉及层面广泛，研究较深入，且数量巨大。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一是青年学者学术研究活跃；二是研究涉及的领域更加宽泛。三是研究的问题也更具体。这些研究也体现契丹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加强对契丹日常生活的研究，如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科举教育等，有助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契丹历史，更加贴近生活。由于契丹历史研究文字史料的缺乏，学者更加注重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同时针对性地加强了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或可成为我们打开契丹神秘面纱的主要途径。另外，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是契丹历史研究的一大趋势，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气息。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孔子提倡仁爱，但他并不认为应当以丧失原则的仁爱之心去宽宥所有人的过失，提倡的是一种人生的效率和人格尊严。以怨报怨，以德报怨都不可取，要用你的公正、率直、耿介、磊落，也就是你的高尚人格，坦然面对一切，这就是以直报怨。要把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留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我们今天都在说皮面资源的浪费，却忽视了心灵的荒芜和自身生命能量的浪费。
子游说：“是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如果没事总跟在国君旁边，虽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不远了；有事没事总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豪猪的哲学》也说明了这个道理。那怎样与朋友相处？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论语-颜回》）“花未全开月未圆”，朋友之道，亲人之道，稍微留一点分寸，得到的往往是海阔天空。孔子提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前提“在其位，谋其政”：1、原则。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逋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处理事情，没有远近、亲疏，一切按道义行事。2、方式。重“行”，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多思、多想、多听、多看、谨言、慎行）做事情要考虑后果。其次要注重礼节。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好好修练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再想法让别人安乐，并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连尧、舜都发愁没做好，难道还不够君子么。
读于丹《论语》心得有感
于丹教授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把孔子的《论语》诠释给世人，使我们能够领悟到《论语》传递的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她从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和人生之道这七个方面分别阐述，用很多生动的耐人寻味的例子来诠释了《论语》的真谛，那就是怎么样才能过上心灵所需的那种快乐生活！
于丹教授在此书中是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把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用一个现代人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演绎出来，灰色的孔子一旦链接了这个多彩的世界，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极的态度，是道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看完这本书真的是受益匪浅，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但每个人理解的程度不同，感受也会不同，我的理解就是教导世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做人的起点就是要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与人为善、修身养性，做好自我。
人的一生难免遇到挫折和磨难，怎么样来面对生活给自己带来的不幸？于丹教授给我们讲述的《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她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对于我们来说，大的就是工作中，小的就是家庭中，同事之间、夫妻之间，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不要抑郁于胸，要学会自己劝自己，想开些，何必计较那么多呢？第二个态度是，要尽可能地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个遗憾。一种遗憾，可以被放得很大很大，放大遗憾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将如印度诗哲泰戈尔所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了。”承认现实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
在处世之道中，于丹教授解析了孔子提倡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隐含着就是“在其位要谋其政”。在工作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做好本职工作是前提，社会是一所大学校，要想在工作中有所作为，真正的胜任本职工作，就要多听、多想、多看、多思、谨言慎行，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结合别人的间接经验才会使自己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孔子所言的“修已以安百姓”那样的一种高尚的信仰、情怀和社会担当，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是没有能力顾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始于足下，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份内的事，那么整个集体就是一个和谐的集体，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集体。
于丹教授在交友之道中对“益者三友”及“损者三友”进行了深刻的详细的解释，其内涵令人思考！人生难得一知已，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金钱、地位等是一些人衡量交友的标准，其实交什么样的朋友，怎样与朋友相处，考验的是我们的眼光和智慧，我们读论语，听于丹讲论语，从中学习到的是一种审视、明辨的能力，是宽容、不为己甚的态度。选择一个朋友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先要看自己配交什么样的朋友，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坐标上，只有自己有良好的修养才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的打开了一个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光彩。
在人生之道中，于丹教授说：“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也就把这段生命镌刻成了一个样子，它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短暂的一生活得有价值，那就是要多学习，从书本上学，从社会上学，从小学到老，其实就是学习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孔子所言的从十五到七十的人生历程，每个阶段都是可以参照的一面镜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压力的增大，怎么样才能有一颗从容淡定的心，那需要的是一种修炼，需要的是学会舍弃，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岗位，都有一种无愧的交待。
看于丹解《论语》体会到的是，《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又是一个正直、坦率、宽容的朋友，它是一个映射着我们道德情操、品性修养的镜子，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现代生活匆匆的路途上，多一份艺术和智慧，多一份清凉与闲暇，多一份享受生活馈赠的心情。
总之，在当今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潮流中读于丹的论语心得，真的能给人以心灵净化，如一丝清泉沁人心脾，让人陶醉，给人以启迪，让我们的社会多一些君子少一些小人，我们的社会就会多一些安宁，我们国家的理想目标就会早日实现！
墨尔多神山，藏汉民族和睦的象征
墨尔多山，是全藏区著名的神山之一，海拔5000米，与喜马拉雅、冈底斯等名山齐名。据《墨尔多神山志》记载：山上共有一百零八个圣景，千余处景点。站在墨尔多山之巅，东面可望见峨眉金顶，西望可遥视卫藏冈底斯雪山，俯首可览境内8条银色的河流，像8条洁白的哈达，缠绕着墨尔多神山56座美丽的山峦，56座壮丽的山峰象征着祖国56个民族的团结和友好。墨尔多神山地处藏汉结合部，因此，她本身就是藏汉民族和睦相亲的象征和见证。
墨尔多神山风景素以神奇著称。主峰北面，有天然形成的喜马拉雅、冈底斯、阿尼玛卿等藏区8大神山的缩影造型，以及深不可测的遇有惊动就会风起云涌的高山海湖；主峰东面有数十座造型逼真的天然石碉群；西面是神奇的神仙洞和自生塔。
墨尔多神山的神奇，被古往今来的游人墨客所顶礼和传颂。据《墨尔多神山志》记载：墨尔多山上的空行母十分灵验，因此在此修行极易修成正果。正因为此，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倍受中外宗教信徒的崇拜。以及其他藏区僧侣们将去墨尔多山朝拜视为功德圆满。近几年来，大批来自祖国各地的游方僧人到这里的神仙洞、菩萨岩、修炼洞中参禅修行，其中还不乏国外的旅游观光者、科学考察和体育探险者。
古碉群落，许多神秘的传说
来到丹巴县城，当你游览了大渡河上游的风光后，可以沿公路顺河而行，到梭坡乡去看古碉群落。丹巴素有“千碉之国”称誉，梭坡则是古碉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据考证，古碉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自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神秘的传说。
北京香山一带，至今仍有丹巴古碉的遗址。传说，那是乾隆年间清军出兵大小金川路经丹巴时，看见如此绝妙的建筑和不可思议的防御性能，而画其图带回北京依样建造的。
古碉以泥土和石块建造而成，外形美观，墙体坚实。古碉大多与民居寨楼相依相连，也有单独筑立于平地、山谷之中的。古碉的外形，一般为高状方柱体：有四角、五角到八角的，少数达十三角。高度一般不低于10米，多在30米左右，高者可达50到60米。从用途上看，有用作战争的防御碉，传递情报的峰火碉；有用来求福保平安的风水碉；避邪祛祟的伏魔碉。据先辈传说，建造古碉一事，不可人为，须得神传仙授。造碉前还得卜卦、合气运，否则，反受其害。当地人们也因此相信，建造古碉非同一般的修房造屋可比，免不了一番惊天动地。
丹巴的山寨是嘉绒藏寨民居中最具特色的，尤以聂呷、革什扎、巴底乡为最。远远看去，充满灵气的山谷中，翡翠般的青草绿树之中，是那沉甸甸的田地和隐在密林深处的寨房，伴着时有时无的潺潺溪流，一幅富有动感的绝妙山寨画卷随之展示在你的眼前。
丹巴的山寨，旧称碉楼寨房。碉楼和寨房，原本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风格建筑，如今，在时光的流逝中，二者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外形上，既有寨房的特征，又有碉楼的形态。碉楼寨房一般为三层，也有四层的，一侧还配有厢房。但不论房屋和厢房如何建造，顶层外缘都环围着黄、黑、白三种色带，这是嘉绒藏寨的一 大特征。
藏语方言的荟粹之地
丹巴是藏语方言的荟粹之地，境内共有4种藏语方言。一、“革什扎语”或“耳龚 语”，主要分布在丹巴革什扎、边尔、丹东、聂呷、巴旺、牦牛等乡，道孚境内也有很大一部份人操此语言；二、嘉绒“四土话”，流行于丹巴的半扇门乡、太平桥乡、巴底乡以及阿坝州大、小金川的大部份地区，通称“巴底话”；三、“二十四村语”，通行于丹巴的中路、梭坡、格宗、水子等乡。“二十四村语”又称“官话”，即标准藏语之意。“二十四村语”大体和标准藏语接近，只是语音上稍有不同；四、“牛场话”，即被学者定名为“安多方言”的，主要分布在丹巴所属牧场一带。“安多话”除流通在丹巴境内的各牧场外，青海省与甘孜州等我国藏区所属的广大牧区都操此方言。
丹巴的民俗独具地方特色。无论其服饰、婚风丧俗、饮食文化、男女间的谈情说爱、歌舞、民间节日聚会等等，与我国其他五省藏区相比，迥然不同。即使是在丹巴境内，操不同方言的人，其生活及民风民俗也有明显的不同，各具特色。
“蟠桃山”、“狮子山”、“热水塘”
从“热水塘”到永西村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区域，牦牛河纵贯全境，小河两岸林翠山青，花草、树木和泥土的芳香，阵阵扑鼻，沁人心脾。游东谷“天然盆景”，交通方便，景点集中，这里有“蟠桃山”、“狮子山”、“热水塘”等天然美景等待着你的光临。
蟠桃山，其山顶酷似一巨大的蟠桃，山体光滑圆溜，石桃顶尖朝天，基部及周围是岩石和森林。传说，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路过此地，孙悟空在天上偷摘王母娘娘的蟠桃，落一颗在此处，化为石桃。
狮子山，山形状如一只卧狮，和蟠桃山隔河相望。传说此狮是地王菩萨派去守护桃子的。听当地老人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能听到从深谷中传来狮子的吼声，表明有不怀好意的盗桃者潜入。传说归传说，但那栩栩如生的石狮和石桃，确令过往者注目惊叹。
东谷热水塘，位于丹巴与乾宁交界处，说来也有悠久的历史了。据《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政教业绩》（《中国藏学》1989第3期）记载：第七世达赖喇嘛一行于1730年1月21日离开理塘移居泰宁（今乾宁）惠远寺。达赖在住惠远寺的近五年间，每年都要到丹巴的热水塘沐浴。据史料记载，七世达赖喇嘛到惠远寺时身体不适，经过温泉沐浴后得以康复。始于此，信教的人们把此处视为吉祥之地。每到农闲时节，丹巴和其它地方的乡民便带上丰富的食品，在此小住三五日，每天必到温泉泡上一两个时辰，闭目养神，全身放松。尤其是年老多病者，经长时期沐浴，疾病全消。
东谷“天然盆景”的来历
到丹巴旅游，还可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泸定、康定北上道孚到丹巴。康定的塔公草原、道孚的惠远寺是入经丹巴的必经之处。惠远寺向东，便进入丹巴境内。
在此迎接你的是丹巴东谷的“天然盆景”。
就是这个小女子，开口万言，闭口成理，将他的经典巨著《论语》演绎成普世的心灵鸡汤。她的《论语心得》 “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这个小女子就是于丹。由幕后的策划到走上百家讲坛的公众人物，由美女教授到一个明星专家，于丹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越了“超女”、“易中天”的知名度，刹那间跃居各大报纸、网络的显要位置。《论语心得》一书的首次印量就是60万册，而这至少可以给于丹带来100多万元的入账，至今销售量已达250万册，后续的《庄子心得》在北京现场共签售图书超过1.5万册，购书者竟排出几百米的长队，如此火爆的场面我们已久违了。
然而，树大定会招风，对“学术超女”于丹的批判从其蹿红之日就接踵而至。先是北京、清华等大学的10名博士，联名抛出“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檄文，檄文中称于丹对传统文化殊无敬畏，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用媚俗的方式传播有害的思想。10博士甚至要求她从《百家讲坛》中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之后又在于丹签名售新书时，一名反对者竞打着“孔子很生气”的旗号，现场抗议。一时间褒贬有加，于丹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营销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同样是营销。对于于丹本身的褒贬，我们暂不去评论，而作为一个成功的营销现象，却非常值得解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让我们在营销上解构于丹现象。于丹是一个靠公众媒体得以传播塑造的品牌，支撑这个品牌的产品就是《论语心得》，而《论语心得》作为她的拳头产品，一炮走红，知名度、美誉度兼而有之，于是品牌的系列产品《庄子心得》也开始粉墨登场，并且同样备受追捧，忠诚度也出现了，众多的“鱼丸”纷纷去购买产品，媒体的竞相追逐，于丹品牌更是锦上添花。明星的恶炒是有意栽花，而于丹被北大、清华10名博士的攻击，却是意料之外，于丹品牌的火热传播也因此再次升级。从于丹品牌及产品的整个营销脉象来看，于丹现象处处昭示了最符合中国实际的、本土的营销理念和技巧。
消费者，是教育还是迎合?
《论语》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虽几经沉浮，但作为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还是被保留和传承下来，甚至国外很多学者也在研究它的精髓。然而，除了那些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论语》已经是中学课本的遥远记忆了。扳起面孔的生硬教育，懵懵懂懂的理解，敷衍应试的无奈，早已随着时间的飞转而消失殆尽了。而于丹的《论语心得》是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开掘了《论语》这座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让其特有的启迪心智、砥砺精神的力量再现光芒。为什么千百年后，一直被人们敬畏的《论语》却走入了寻常百姓心呢?在当今中国，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物质诱惑和精神困惑，而《论语心得》恰恰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紧扣21世纪人们面临的心灵困惑，让人有所思，有所感，有所悟。《论语心得》给了人们最需要的、最想要的、最有意义的精神食粮，这是对需求的一种迎合。
消费形态两个固有的特征：变与不变。不变是指消费者拥有自己固定的消费习惯和理念，形成了一种消费文化和思维定式：变是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演变，新的需求会不断地产生。
通过传播对消费者进行教育，实际上就是在改变他们固有的消费习惯和思维定式，这些习惯和定式是多年积习而成，要去改变就需要足够的时间、巨额的资金，同时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被别人灌输一些观念、强行洗脑、改变一些习惯和生活方式，是一件极不舒服的事，也没有人愿意被教育。教育市场是大的投资集团的一种资本行为，不适合中国急需解决生存的大部分企业。当啤酒、雀巢咖啡进入中国时，啤酒被戏称为马尿，咖啡被称为鸟粪，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培育，才逐步被国人接受。而对于中国的企业，可能等不到10年就已经销声匿迹了。海尔曾推出治疗亚健康的产品，因为市场的不成熟，违背了人们的消费理念和习惯，而过早地夭折。中国大部分人还不具备真正的保健意识，他们首先解决的是要治病，就连打送礼的黄金搭档，也要说什么“个子长高不感冒”。前几年在央视高频投放广告的海王金樽，宣称让喝酒的人第二天舒服一点儿。喝酒的人最需要保肝护肝，这是他们固有的理念，所以不论是预防酒精肝，还是防治脂肪肝，都是对消费者的一种迎合，而第二天舒服一点儿恰恰是一个弱需求，需要不断的强化教育。海王金樽上市后，销量始终萎靡不振，只好草草收兵，退出市场。曾经有一个丽丽减肥饮料，用易拉罐包装，竟然卖到几十元。上市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最后却血本无归，产品很快就死掉了。在人们的观念里，用饮料减肥无异是隔靴搔痒，饮料形态承载不了实效的减肥功能。另外，一瓶易拉罐饮料在消费定式里只值几元钱，几十元钱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教育市场的结果就是自己被市场教育。
在不变中求变，消费者的需求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的，需求就是因为需要而想获得，因需而求，不需则不求。需求不是被诱导出来的，是已经存在而未被发现而已。发现并迎合需求，远远比教育并诱导需求更重要。当录像机问世时，一些营销专家们说这是诱导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实际上人们早就有自主选择节目播放的这种需求，当技术进步时，这种需求得到了满足，录像机才会风靡全世界，这是对需求的一种迎合，而不是诱导。为什么“80后”喜欢大话西游，喜欢周杰伦的歌，因为这个年代的人有一些叛逆的心理并追求自我展示的个性，而这些解构、反讽类、个性张扬的节目恰恰正中下怀，这是迎合的力量。
产品，是高雅还是通俗?
用北大、清华10位博士的话讲，于丹的《论语心得》对传统文化殊无敬畏，是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一本圣贤书，每个人读起来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感悟，于丹只不过把自己的心得通过媒体昭示于天下而已，而这种昭示却将我们敬畏的高雅拉下了圣坛，真正地走进了人们的心中。从营销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最大的成功。
高雅只是少数人的乐趣，曲高自然和寡，高雅通常暗示着距离，是敬而远之、是疏远大众，而市场永远是大众的。试想有哪一个厂家会说自己不追求销量呢?难道奔驰只希望卖1000辆，不希望卖1万辆吗?就中国的现状来讲，产品无论是功能定位，还是传播说辞，越通俗，人们越容易接受，了解的人越多，成交的机会也就越多。中国文化造就了一个追求共性特征的市场，这和张扬个性的西方市场迥然不同。而即便是个性，也并不排斥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很少有品牌把自己放到高高在上的位置，专做高端人群是在营销上走钢丝，铤而走险。每个品牌为了持续获利，都会充分表现自己亲和的个性。任何品牌都在传达一种生活感觉，展示一种可悟的信念，张扬自己独特的个性。从宝马驾驭的快乐，金利来的男人世界，到百事可乐年轻一代的选择，
海尔的真诚到永远，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可触、可感的，所谓的“道不远人”，否则就失去了市场基础，空中楼阁的品牌定会昙花一现。书画大师最高的境界是将自己的作品写拙、画拙，但整体看来却功力深厚，这是大相无形，是在用最通俗的方式诠释最精髓的内涵。
通俗之后见品牌，大俗即大雅，品牌渗透的是一种文化，是对人性的揣摩，是与消费者心理的博弈。
利益，是长远还是即时?
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我们传承她的同时更要发扬她。《论语》传承的目的，不是只培养几个孔学家，或者作为一种精神去凭吊，它应该给我们智慧和启迪，应该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起到指导意义。于丹的《论语心得》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浮躁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它可以答疑解惑，让人各有所悟，满足了人们即时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所以才会引起众人的追捧。
产品营销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人们看见了产品带来的即时利益，所以就会达成销售，任何画饼的行为都不会长久。中国人更加注重即时利益，要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如果是看不到的希望，自然就勾不起人们的兴趣。比如提高免疫力的产品，如果告诉你持续服下去身体会非常健康，你会买吗?所以市场上销售的提高免疫力的产品，会说可以让你不感冒，让你工作一天依旧精力充沛。再比如替烟产品如烟，吸烟的危害人人知道，你说用了如烟，可以防止得肺癌，烟民理都不会理，因为这个饼画得太大、太远，烟民眼前并没这些症状，况且看到身边抽了一辈子烟的人也没怎么着，你说的大道理，要么他不相信，要么他不理会。当如烟宣传可以让家人避免二手烟的危害、缓解家庭矛盾、让孩子远离烟毒、随时随地都可抽烟时，恰恰满足了烟民最现实的需求，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所以如烟产品迅速火爆全国。
延伸，是多元还是相关?
《百家讲坛》7天的演说，让于丹以及她的《论语心得》蹿红中国，而且势不可挡。学术的超女来了，一时间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其火暴效应在数月后仍不减当初。而3月份于丹《庄子心得》的问世，再一次掀起新高潮。无论是于丹的个人品牌传播，还是其旗下两个产品的销售，很多书商都为此叹为观止。
这种火暴现象的背后是良好的品牌延伸。品牌延伸是多元还是相关，一直是营销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而对于一个刚成熟的品牌，扩展相关的产品线无疑更加顺理成章，市场风险更低，也更容易成功。于丹在《论语心得》这个拳头产品成功之后，延伸的依旧是“诸子类”产品，“心得类”产品，如果她的第二个产品是水煮《聊斋志异》，恐怕就变得不伦不类了。
摘要：虚无观是道家道教思想文化重要的基础性观念之一，特别是以人体身心性命修炼实践为特质的道教内丹学理论体系中，几乎篇篇丹经说虚无，虚无乃是无上道之本源。以清代内丹学名著《乐育堂语录》为研究切入点，辅以《道藏》核心典籍，对内丹学语境下的虚无观念作一初步系统考察，可以揭示出在内丹学理论当中，虚无观与内丹学诸多范畴之间复杂深邃的逻辑传承关系；以微精神分析学阐述虚空蕴含无限能量的可能性，可厘清道教内丹学所谓虚与实、有与无之间生命能量转化的脉络与前提。
关键词：虚无；黄元吉；先天神气；微精神分析学；虚空能量
中图分类号：B9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077-004
虚无一观念，乃是道家道教思想文化系统内最重要的基础性观念之一。如《老子》第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第四章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认为，作为宇宙万物之创生本源的“道”，内在地涵有静寂、寥廓、虚无、冲淡、渊深等本质属性。司马迁评述道家要旨时说“其术以虚无为本”，“虚者道之常也”。中国传统道教内丹学以现实人体生命之身心性命为修炼目标，探索无上本源的“道”在人体实现的可能性。著名内丹学家胡孚琛先生说：“内丹学之虚无丹法，以虚寂恒诚四字为总纲。虚无为无念而神灵，万缘放下则进入虚寂境界。”[1］106就修炼之归宿而言，虚无是无上性体，是道最本质的精神状态；就修养之次第方法而言，虚无是放下、断缘，是入道的基础前提，所谓清静而自正，无为而自化。遴选清代著名内丹学家黄元吉内丹学名著《乐育堂语录》为原点，辅以其他经典丹经，条分缕析，层层演进，可对道教内丹学独特修炼语境下之虚无观做一初步综合考察。
篇篇丹经说虚无。虚寂乃丹道之体。若心不能虚寂无念，招摄虚空能量无从谈起。民初炼虚子蒋植阳《修真全指》云：“不合虚无不得仙，能到虚无可炼丹。”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2]此即丹道重要的理论来源。庄子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张载说：“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
内丹学观念上的“虚”不是绝对的一无所有，不是死寂的顽空，更不能以物理学的真空或天文学的太空来类比联想，而是涵有本源意义，隐含了无限生化的可能性，深远妙应；它没有任何逻辑的规定性，却可能成就宇宙万有，如老子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它没有孤悬在现象界之外，而是内在于现象界。“虚”是先天神气最圆满的融合，是精神与物质最高度的统一体；分不可再分，合不可再合；寂然不动之体，感而遂通。
清代著名内丹学家黄元吉说：
天地间至无之内，至有存焉；至空之中，至实寓焉。人能于虚无之中，寻出真实色相，则长生不老之药在是，神仙不死之丹亦在是。虚极静笃，始能会得本原。虚虚无无乃先天不生不灭之元神，形形皆后天有生有死之尸气。盖先天大道，殆虚无灵妙耳，岂区区后天精气神哉！[3］304
内丹之“虚无”蕴含着一切生化的可能，它没有时间、空间和任何物质运动形式，却是生发一切物质、信息和能量的终极之源，所以黄元吉说“至无之内，至有存焉，至空之中，至实寓焉”。道自虚无产一气。《唱道真言》云：“夫道之要，不过一虚，虚含万象。世界有毁，惟虚不毁。道经曰形神俱妙者，形神俱虚也。”[4]内丹之秘即要悟透和体验一个“虚”字，一个“化”字，无虚则不能化。从隐藏在有形有质的世界背后寻找生命化生的机理和源头，找到所谓的丹母，“虚”即是内丹之母，是万物生化之源头，是能量的浩瀚的海洋，是成仙的无限可能性之根据。就“虚无”之明觉妙应而言，它是元神；就“虚无”之能量而言，它是元气。所以，黄元吉说：“虚中有至诚之神，复有流行之气。”虚无是先天不生不灭之元神。这是因为内丹学认为人既然来自虚体，在后天必然可以找到先天的依凭，即元神或者先天之性，元神的先天意识就是真觉真意，是人的先天心体。凡人要超越后天身心尸气的束缚，就必须进入到先天虚无之无限，以无限之虚升华后天有限之身，在貌似死寂的虚无中找到无限的生机。
黄元吉说：
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在枯焦之极端，阴气凝闭之极，浩淼无垠、微茫莫辨，真精由此而毓。所谓死机就是生机。忽然一觉，恍恍惚惚，真阳于此见端倪。[3］304
虚掉后天识心，所谓有到无。此个有者，即后天知觉之灵，必死此知觉之心，然后浑然一真在抱，可得先天无极太极之真。即由无到有。虚，以其体言，本来之虚，因为气质之性、物欲之蔽；以其用言，本来至灵，只缘习染尘垢，明者不明也。[3］296
下手之初，凝神于虚，合气于漠。此虚此漠，方是后天中之先天。精气血液养幻身不可少，然在一身之中，有形有质有声有色，纯是一股阴气。惟从色身上修炼那一点虚而无、灵而秀者，始得后天中先天。太上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何谓谷神不死？谷即虚也，神即灵也，不死即不昧，言人之炼成大道，必认取虚灵不昧者为丹本。然无形无象，不可捉摸，故曰：“要得谷神长不死，须凭玄牝立根基。”夫谷神何以必依玄牝哉？以虚灵不昧之真宰，必于玄牝之有形者形之。开天地、生人物，莫不由此一窍隧发端。此殆天下之至虚生天下之至实，天下之至无生天下之至有者也。[3］255
丹道必须在虚无杳冥状态中打开玄关，由实的色界返回到虚空的无色界，招摄先天一气，这是丹道的必由之路。内丹大药不能在后天有形有质有生有灭的色界寻找，丹家要进入虚无杳冥状态，这是一种高度清醒中的无知状态，此时后天识神已经退隐，貌似无知无觉的“死亡”，恍惚一觉，如黄元吉所说死机化生机，真阳显露，先天化后天，以虚化实。这个虚无杳冥状态如老子所说的愚人，貌似愚昧呆滞，其实他的灵机最为活络、圆通，他已经破除了后天狭隘的的私我习性，不再终日在自家躯壳上打算，他有一种常人难以体验到的喜乐。实际上，这种状态很难言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身心状态，既不是纯粹的先天意识，也不是纯粹的后天分别心。这种神气高度融合的状态，在虚极静笃中沟通先天一气才有可能，以虚感虚，以虚应虚。黄元吉说：“惟我之神既虚，则天地清和之气自然相投。人之所以参天地、攒化育，变化无穷，神妙莫测者，即此神息之虚得感清空之虚之气入来。”《性命圭旨》：“复应观自身，心之虚空而通于身之虚空，身之虚空而通于天地之虚空，天地之虚空而通于太极之虚空，虚虚相通，共成一片，岂不与太虚混之而为一耶？”[5]
方迪在微精神分析学领域建立的虚空理论部分触及到了丹道的虚空观念。在微精神分析学中，虚空不是抽象的结构，不是单纯的概念，而是可以触摸到的可以分析的事实。虚空是无限连续的、无所不在的、中性的、无特定性的，本身充满了由虚空构成的能量束。方迪认为，无生物正是在虚空中转化为有生物，在虚空中生命的可能性开始实现，虚空是生命之源。死亡冲动是返回无所不在、富有原创力的虚空中去。人的一生就是从虚空中来、回到虚空中去。[6]
在内丹学中，虚实、有无是辩证统一的。进入虚无杳冥，就是打开玄关、招摄先天一气、充实精气神的能量、身心气脉的流动、景象现前等，这些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这是先天之虚化为后天之实，但不能执着这些实相，应该听凭自然，所谓实则虚之。黄元吉说：“打坐之不能耐久者，太虚势必心思飞越，太实者，势必困苦倦怠。”又说：“火候采药是实，一旦多多执著，久之不见趣味，必生厌倦；凝神调息者，当勿忘勿助，守其清净自然曰勿忘，顺其清净自然曰勿助。”所以，在丹道实际的修炼中，要随时处理好虚实的关系。道教中诸多狭隘的支离荒诞的方术，就是过于执著死死的实。先天与后天、性与命、神气火候等，内丹学的理论和实证修炼都是在虚实的微妙转化中展开的。
黄元吉说：“所谓性本虚无，浑无物事，然必至虚而含至实，至无而含至有”，“虚寂后天之识心，所谓有到无，此个有者，即后天知觉之灵，必死此知觉之心，然后浑然一真在抱，可得先天无极太极之真，即由无到有。”他以丹道具体身心的化生景象来进一步辨析虚实：
水底金生，如蓬勃氤氲之状，此实也。而升降自然，出于无心，此实中之虚也。又如灵阳一气无声无臭，此虚也，迨至归于炉鼎，炼成胎婴，此虚而实也。无奈学人知养虚，即执著虚静一边；知踏实，则又执著踏实一边。如此之虚乃泛泛之虚，非实实之虚；如此之实，为死死之实，非虚虚之实。道本无方所，无名相，要以无方无所又似有方有所行之，方是虚实兼赅之妙也。执于虚者与执于实者，彼此所堕不同，要皆同此一病，非大道之微妙。[3］295
丹道之虚广大深远、无挂无碍，含有无尽的能量和无限化生的可能，会生起无穷无尽的妙有，它不是空空如也、茫然无及的，不是枯焦、死气沉沉的，而是清明柔和、内蕴无限生机的。如黄元吉所说，此虚非泛泛之虚，乃实实之虚。“乃活活泼泼的、浩浩荡荡、浑浑沦沦、无量无边的、实实在在的。此乃真虚也。”所谓药生于无，结丹于无，这就是虚中之实。在虚无混沌的状态下，人之身心会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身体气脉的流动和景象是实的，精气神的升华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对于这些实景的变化不能过分执着，不迎不拒，听凭自然，所谓实则虚之。黄元吉说：“吾道教人，不外虚实二字。”谭峭曰：“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在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7]明确了虚实的顺逆转化，来自虚无，又回归虚无。“太虚之中，无所不有。”谭峭对于“虚”的探索，虚形互化，由形、气、神至虚，“逆而行之成仙”的思想，即内丹修炼的重要理论依据。他在《紫极宫碑》说：“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7]虚与实的转化就是色界与无色界的交通，通道即是玄关。虚化实，万物依惯性向外喷洒滋生，建立自然的秩序和功能，无待着意安排，是自然生命的顺向演化。实际上，人的后天生命历程就是个体逐渐自虚无之先天在有形色的后天实在界面展开的过程；实返虚，是生命的归根溯源，是生命高度觉悟的主体能动，是内丹学的机理、要义、信念，挑战平常生命向下堕落的惯力，将沉闷向下的欲化为虚灵向上的能。金岳霖先生说：“最崇高概念的道，最基本的原动力的道决不是空的，决不会像势那样的空。道一定是实的，可是它不只是呆板地实像自然律与东西那样的实，也不只是流动地像情感与时间那样的实。”[8]
在丹道的实际修炼中，内丹之虚无就其能量说是元气，就其明觉而说是元神。至无至虚之道体，同时包含最实最妙的能量、功能与存在。虚实触发的根源即在玄关。人之虚静状态与先天虚无道体此感彼应，内外交通，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招摄先天一气。丹道的“两重天地”在虚实、色界与法界之间化生与返还。胡孚琛先生认为，丹道就是通过色身寻觅法身，通过法身修补色身，向虚无世界要宝，通过交通虚无世界完成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办到的事。[1］153黄元吉说：“色身有限，法性无边。夫安得大修行人以法界为身者，而与之谈性命哉？舍法界，无性命，亦无身心。如法圆修，直超人天师种。彼以七尺为躯，一腔论心者，纵有修持，皆结业耳，于一超直入无当焉。闻之师云，修行法门有两种，一从法界归摄色身，一从色身透出法界”，“夫炼丹之学，固须养后天之神气以固色身，尤须养先天之心性以成法身。无色身，则法身何依？无法身，则色身徒具。”[3］305色界是形而下器的世界，无色界、法界是形而上道的世界。虚的法身和实的色身处于永恒的信息交换之中。丹道以虚化实、以先天化后天、借假修真，最终将后天色身性命返还至先天法界真性命。
李道纯《中和集》云：“是知虚者，大道之体，天仙之始。动静自此出，阴阳由此运，万物自此生。是故虚者，天下之大本也。”[9]丹道的终极目标是炼虚合道，为内丹的最上一乘功夫。炼神还虚，还有个虚空在；炼虚，到此虚空粉碎。炼虚合道是最终撒手功夫。《中和集》：“虚空粉碎，方露全真。所以脱胎之后，正要脚踏实地，直待与虚空同体，方为了当。且如佛云‘真空’，儒曰‘无为’，道曰‘自然’，皆抱本还元，与太虚同体也。”[10]《性命圭指》曰：“盖本体本虚空也，若着虚空相，便非本体。虚空本粉碎也，若有粉碎心，便不虚空。故不知有虚空，然后方可言太虚天地之本体，不知有粉碎，然后方可以言太虚天地之虚空。”丹道就是步步向虚无性体迈进，从精到气，从气到神，从神到虚，凝聚虚化，使后天剥离的有形神气渐渐合一虚寂。修炼越是进步到无形色的阶段，对于“虚”的体悟就会越深刻，黄元吉说：“若识得虚字，方才进步。”到了炼神还虚，如《中和集》云：“功夫到此，一个字也用不着。圆明纯粹，返本归根，明心见性。”翁葆光《悟真直指详说三乘秘要》：“九载功圆，则无为之性自圆，无形之神自妙。神妙则变化无穷，隐显莫测；性圆则慧照十方，灵通无破。故能分身百亿，应显无方，而其至真之体，处于至静之域，寂然而未尝有作者，此其神性性命与道合矣。”[11]黄元吉说：“到此绝顶一步，不著于有性，亦不著于无情，连性情之有无亦且不立，此即跳出性情，独炼一点虚无元气，所谓空空忘忘，其实忘无所忘，空无所空，还于太虚，连天地都不为我作用，是即可以化子生孙，现出百千亿万法身，变化无穷者矣。若只不离一个虚无，还是二乘。连此虚无亦无，所以神妙莫测也。要之，此金丹始终之工法也。”[3］277也就是说，似如禅宗于空相之双遣法，遣之又遣，不着虚实有无，以至于般若真如。到此，此虚无亦无，方才体认大道之真相、金丹之秘。佛道二家超越性境界与智慧之融合，殊途同归，甚深妙义，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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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气功史，从先秦到西汉时期，曾出现过三家气功流派。一是医家的吐纳导引术，二是早期道家的守静致虚功夫，三是大易、黄老、炉火参同派的内丹术。三家鼎立，各有春秋，共同奠定并融汇了我国古代气功学的博大体系。
特别是自唐宋以后，内丹术兴起，成为道教、丹家和养生家们修炼的“至要之大者”，出现了“唯金丹是一条修证正路”的鼎盛局面。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内丹术与前两种气功流派有着本质的不同。前两种气功流派顺应人体阴阳和生化的自然之机，调整阴阳的平衡，促进气血的运行畅通，以达到强身却病、以尽天年之目的；而内丹术则是逆人体阴阳生化的自然之机，行阴阳颠倒之术，通过对精、气、神的内炼，逆转人体的衰老机制，使人体寿命大大超越了自然寿命的极限，从而实现“长生不老，修道成仙”的理想境界。
内丹术是道教炼养功夫的核心，也是道教集静功、动功、房中、服饵等炼养功夫的综合发展。内丹家将人身比作炉鼎，以精、气为药物，以神为运用，经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三个程序的炼养步 骤，使精、气、神在体内聚凝不散，并将这种聚凝不散的融合物称作内丹。
内丹家认为：由太初无形无象的“道”生出真元之气，分化了阴阳，阴阳再生成三，三衍生出芸芸万物，是为顺行。即有生有死、生生不息的造化之道。内丹术则是逆而行之，所谓炼精化气，合三（精、气、神）为二（气、神）；炼气化神，合二（气、神）为一（神）；炼神还虚，一归无极（道）。从而达到重返本源、长生在世的理想。这就是“顺者生人生物，逆则成仙成佛”的内丹理论。
内丹家所讲的精、气、神，是指人体先天秉赋的元精、元气和元神。其中精是基础，气是动力，神是主宰，以神驭气，以神炼精。炼丹所处的身体部位称作丹田，性命双修是其修炼的主要内容。
内丹之称始见于南朝，《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说：“借外丹之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隋唐之际，内丹术逐渐为社会知晓，至唐末五代，研讨内丹修炼之术已成为一种风气，其中以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谭峭、陈抟最为著名，他们为内丹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到了宋元时期，内丹术取替了外丹术，盛行于社会，并且形成以道教南宗、北宗为主体的宋元内丹派，成为我国古代气功史上最重要的流派。其后，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东派、西派、伍柳、三丰等众多支派，内丹术成为道教中人追求长生不老的主要手段。
然而，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古典文献中不仅语言晦涩，隐语连篇，借喻累牍，使人难以理解；而且又借用了外丹术大量的炼丹术语，诸如炉鼎、起火、药物、火候等等，特别是其丹道周天的运炼，既难以掌握，又危险重重，非明师指点、口授心传不可。
为了摸索出一条安全可靠的修道捷径，无数先辈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和努力。例如清代黄元吉所传的内炼丹法，遵循道教传统丹法的特点，从下照气穴着手，默视阴跷（会阴穴）之气，主张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三件功夫一时了结，可谓至精至简。
汉代后期佛教传入我国，对我国的传统气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佛教“三脉七轮”的气脉学说，以及“禅定”的修持方法，对我国的传统气功起到了充实和推动的作用。例如清代道士闵小艮，根据佛教的中脉理论，首创“中黄直透法”，为气功修炼提供了一条捷径。可惜的是，这种修炼方法被当时的气功界斥之为“闹黄”，没能得到普及。
“仙道”的修持依据是建立在我国古代圣贤们通过直觉观对生命现象的深刻认识而逐步总结出来的。我国传统的道教认为，人体本身具有两大功能，即寻常功能和特异功能。寻常功能依赖于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而产生出视觉、听觉、闻觉、味觉、触觉和意识。这些功能为一般常人所具有，属于欲神（亦称识神）所显露的阴。特异功能则指天眼通、天耳通、天香（闻觉通）、辟谷（味觉通）、重身、轻身、隐身、飞升、变化等身态功能，是依据气功修炼中念力和慧力等元神显露的功能，属于阳。因此，开发特异功能的途径，是阴阳颠倒，远六根所具有的阴，近元神显露的阳，达到六根互用的混元境界。
这也就是说，人的生命现象存在着两重性或者说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六根为基础的阴性生命，他（她）是通过六根的感知能力来确认自己和世界万物的物质存在，从而产生出七情六欲和各种思维意识活动。另一种则是以元神显露为基础的阳性生命，“仙道”的修持依据就是开发这种元神所显露的阳性生命。如果讲的更加确切直接一些，即是以元神显露的阳性生命。如果讲的更加确切直接一些，即是以元神所显露的阳性生命代替或更换以六根为基础的阴性生命。
那么，什么是“元神”呢？《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神为主论》曰：“夫神者，有元神焉，有欲神焉。元神者，即先天以来一点灵光；欲神者，气禀之性也。元神乃先天之性也，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又曰：“盖心者君之位也，以无为临之，则所以动者元神之性耳；以有为临之，则所以动者欲神之性耳。有为者日用之心，无为者金丹之用心也。”
这就是说，元神即先天以来的一点灵光，是先天之性，它藏于心。有为之动则为欲神（即常人所表露 的阴），无为之动为元神（即气功状态下所显露的阳）。
我们从其它古典丹经中也可以看到，元神又称作“先天神”，它是在接受父母的“精血”组成胚胎时即已形成并存在的。它不受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的支配，而主宰人的生命活动。道教的内丹运炼，即是以元神为用。所谓“乃先天虚无正一之气凝结而成像者”，即是道教注重真神（元神）、真身（由元神运炼出来的圣胎）修炼的真实写照，决不是什么虚幻。
中国侠门是在我国明末清初创立起来的武林门派。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武术和气功趋于成熟和完善的历史高峰。以李秀英为代表的侠门先辈，对明清之际各门派的武术、气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践。作为侠门内功秘传大法之一的“灵光大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综合古往今来的修仙之路，必须要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筑基炼己，以修持命功为基础，通过炼精化气，恢复破损之体，为彻底改变肉体的阴浊之质，变凡体为仙体做好能量方面的准备。二是“致虚”，不致虚无以彻见本源，显现元神。同时，侠门在黄元吉和闵小艮等先师的启发下，对“灵光大法”的修炼程序和步骤进行了巧妙的设计和安排。下表为“灵光大法”的修炼全程：
坤道筑基功（断龙秘法）
乾道筑基功（降虎秘法）
灵光修炼（五部通灵法）
空中求灵（灵光神通法）
灵光圣胎（长生入视法）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致虚”是从“炼精化气”的筑基阶段直接过渡到“炼虚合道”的中间过程，跨越了传统内丹术“炼气化神”和“炼神还虚”两个修炼阶段。这一中间过程的具体修炼法门，即是以五部要穴的开通为特点，尤其是以开通“会阴穴”为主要特色（此穴在佛道两教是绝对禁止打开的）。修习者在百日筑基之后，只要贯通了小周天，无论是否见到性光，均可进入五部要穴的开穴修炼；促使修炼者快步迈入“炼虚合道”阶段，在“虚无空定”的气功状态之下，自然会彻见本源，显现元神灵光，哺育灵光圣胎。这与传统内丹术“以神为运用”的修持原则并不矛盾。
自古以来求道修仙者众多，但修成者甚少。究其主要原因，皆因难以致虚。为了达到致虚境界，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总结出一大堆繁杂而又难以理解和掌握的口诀或玄机。诸 如“十三虚无”、“禅坐真机”、“空不空玄机”，以及各种修心、加持、助功等等法门。孰不知，人练法而法也炼人，开通人体的五部要穴之后，使修习者的身心直接与宇宙沟通，浑为一体，这种至精至简的方法，前人探索了近千年。而开通“会阴穴”的法门，时至今日的气功界，仍然是默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
会阴穴古称阴跷穴。按丹经所言，此穴是任督二脉的总枢，冲脉的起点。《张紫阳八脉经》曰：“阴跷一脉其名颇多，曰天根，曰死户，曰复命关，曰生死窍。上通泥丸，下透涌泉。倘能知此，使真气聚散，皆从此关窍，则天门常开，地户永闭，尻脉周流于一身，贯通上下，和气自然上朝。阳长阴消，水中火发，雪里开花，所谓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
医学和气功与奇经八脉的关系十分密切，明代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特撰《奇经八脉考》以备学仙医者筌蹄之用。他认为：“八脉者，先天大道之根，一气之祖，采之惟在阴跷为先。此脉才动，诸脉皆通。次督、任、冲三脉，总为经脉造化之源……凡人有此八脉，俱属阴神，闭而不开，惟神仙以阳气冲开，故能得道。……是故医而知乎八脉，则十二经、十五络之大旨得矣；仙而知乎八脉，则虎龙升降，玄牝幽微之窍妙得矣。”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阴跷脉与手足太阳、足阳明、阳跷五脉会于睛明而上行，与眼的功能极为密切，因此亦有眼根在会阴之说。
张紫阳和李时珍在论及阴跷穴时，虽然是与阴跷脉混而兼述，但其位置明确，功能详备。例如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说：“要知西南之乡乃坤地，尾闾前、膀胱后、小肠之下、灵龟之上，此乃天地逐日所生气根，产铅 之 地 也……得之者，身体轻健，容衰返壮，昏昏默默，如醉如痴，此其验也。”并且感叹地说：“丹书论及阳精河车，皆往往以任、冲、督脉、命门、三焦为说，未有专指阴跷者。”
明代尹真人高弟所著的《性命圭旨》，将阴跷穴明确地定位于会阴穴位置，并将其称之为虚危穴。会阴穴的异称、位置和功用也散见于其他的丹经之中。如《天仙正理浅说》将会阴穴称为“尾闾界地”，云：“尾闾者，二十四脊椎骨下尽处。界地者，三岔之路，上通丹田，下之前通外肾，下之后通尾闾。”《大洞玉经》又将会阴穴称之为“伏梁下户”。“……伏梁下户是大小肠穷相近间隔处当中。秘诀云，伏梁下户，在阴囊之后，之前，二阴中央也。”《道法会元》将会阴穴之气称之为“太乙”，云：“太乙者，乃会阴穴至阴之气也，其穴在谷道、水道后，正陷于其气。”
从以上的经典论著中我们可以得知：会阴穴不仅是人身通气、八脉之总枢，乃眼的根系所在。此穴上通泥丸，下透涌泉，是生精造精之窍，真气的聚散皆以此窍为转移。血脉周流、全身贯通、气血流畅、百病亦无、容衰返壮、延年益寿，皆于此生，为全身通气之宝地。故而《黄庭经》云：“闭塞命门保玉都者此也，闭子精路可长活者此也。”《性命圭旨・利集》云：“……水火发端也在此处，阴阳变化也在此处，有无交入也在此处，子母分胎也在此处。”正如《翠虚篇》所总结的那样：“此穴干涉最大，系人生死岸头。”
这部小说，是李建彤创作的还没有出版的《刘志丹》；严格讲只能说是“一部小说手稿”。这个所谓的“集团”，则随着时间的推进和事态的发展，有着不同称谓。最初叫“习、贾、刘集团”（习是，贾是贾拓夫，刘是刘景范）；进而又升级为“彭、高、习集团”（彭是，高是高岗，习仍是），又称“西北集团”。中贾拓夫被迫害致死，此位置换为马文瑞，称为“习、马、刘集团”。从中可以看出，不管名称怎么变化，其中都有，所以可以统称为“集团”，这从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为所谓“集团”的通知》中可以看得出来。
世人有言：若论当代文字狱，请看小说《刘志丹》。
一
小说《刘志丹》是受命之作。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了宣传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计划，其中就有刘志丹。把宣传刘志丹的任务交给了工人出版社。1956年，工人出版社把这部小说列为选题计划，请李建彤来写。李建彤时任国务院监察部主任监察专员，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也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且有早期文学创作经历，所以出版社认为请她来写有许多的便利。小说主人公刘志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出版社认为作品题材重大，因而对作品的写作抓得很紧，并派本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何家栋指导写作。李建彤开始也有思想顾虑，认为这部书题目太大，思想、艺术上都没有准备，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的是一段复杂的西北革命斗争历史，怕拿不下来。
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之职的，对以上情况一无所知。
李建彤为写好这部作品，专门请了创作假，与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一起先后在北京和陕西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在陕西省档案馆和西北党校党史资料室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因为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刘志丹早年并肩战斗的战友，李建彤自然去拜访了，并讲了出版社约写小说《刘志丹》的经过。表示，“写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永远难忘的怀念》），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可以作为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的小说。
1958年，李建彤写出以记述真人真事为内容的《刘志丹》初稿，继而又改出第二稿。作者在出版社编辑帮助下，历时3年，最终写成了小说体裁的《刘志丹》第三稿后，便送审阅。
对《刘志丹》书稿非常慎重，特意把工人出版社总编辑、编辑室主任叫去谈话。提出作品要注意思想性、政治性，要能够表现“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何家栋：《〈刘志丹〉小说写作的前前后后》）。还当面告诉李建彤：“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许多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断的革命回忆录岂不是更好？”但李建彤仍坚持要尝试地写部小说出来。随后，还约请刘景范谈话说：最好能劝劝李不要写《刘志丹》小说，她没有参加过西北苏区革命斗争，不是非常了解这段历史情况，不一定能写好。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建彤又是你的妻子，就是写得很好，也很难避免引起对西北党史分歧意见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像高岗这样的历史人物，很难通过小说形式把握得准确。对此，我都有些犯愁，难道你们就没有顾虑吗？（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刘景范听了的意见后，表示愿意劝说作者改变想法，但又似乎有点儿为难地说：她非要写，我也没办法。
1959年冬，接到《刘志丹》小说修改稿清样，此时他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政务工作非常繁忙。他在粗略阅读了书稿后，仍然感到没有把刘志丹写好，特别是书中涉及一些史实和功过是非问题，在老同志中间存在着不同意见。再次表示不同意写《刘志丹》小说。但李建彤还是强调说已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许多老同志如王世泰、张秀山、马明方、马文瑞等都是赞同写的。她已与工人出版社订立了出版合同，出版社还派编辑帮助写作。她仍请求支持她脱产写作。这时，刘志丹的老战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也劝支持《刘志丹》的写作。刘景范甚至颇动感情地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永远难忘的怀念》）
1961年春夏之际，李建彤又送来了小说修改后的清样，实在抽不出时间，即委托秘书田方详细审读并提出意见。田方说：“我是抱着满腔热情来阅读这部小说的，小说主要描写了刘志丹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从接受革命教育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特别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既要反击反动派的‘围剿’，又要和党内‘左’倾盲动路线进行斗争。小说还表现了刘志丹对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十分敬仰，再三强调要学习武装割据的思想；小说还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婆，为刘志丹送鸡蛋，抚摸刘志丹双手的动人情节，来反映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还有刘志丹见到党内‘左’倾分子逮捕他的密令后，以大局为重，避免分裂，自动接受‘审查’，而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等情节，非常感人。所以我读完书稿以后，只能对文字和一些技术性问题，提出了意见。”（田方：《与刘志丹的荣荣辱辱》）
在听取了秘书对书稿意见以后，先后两次约请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以及作者李建彤本人，就《刘志丹》小说进行座谈。马锡五是评剧《刘巧儿》中的“马青天”马专员的生活原型，与刘志丹同为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人，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比较熟悉陕北党组织的历史，在陕北的老同志中享有威望。约请马锡五参加座谈，除了希望其能对书稿中某些涉及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做出妥善处理外，还因为马锡五也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便于和这位老同志共同说服作者。在座谈中发表了意见。他说：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把刘志丹写成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并把这个胜利写成是全国革命斗争的缩影，思想的缩影。”还说：“写西北革命，要写整个一个时代。思想呢？就是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实现。‘左’倾冒险最后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来了，不然也完了。”（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在谈到高岗时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岗的一些主张也是对的。但是，在书中最好不要写他。
座谈会以后，李建彤再次赴陕甘宁革命老区深入生活，并按照座谈的意见，于1962年改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五稿，在送等人的同时报送审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这时已开始发表小说的部分章节。李建彤一边广泛征求意见，一边作第六次修改，准备正式出版。告诉李说，要将修改稿送给那些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审阅，宁可在出版之前让他们把意见讲出来，发现问题还来得及修改，避免在出版后引出乱子。但是，李建彤有些急，说她已取得同意，副部长周扬还指定专人同她联系，作经常性的指导。正巧一次在北京长安剧院看戏时与周扬相遇。周扬说，看了李建彤写的《刘志丹》小说样稿，觉得还写得不错，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把周扬的原话告诉了刘景范、李建彤，刘、李自然是很高兴。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这已是作者潜心完成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所有人料想不到的政治发难却由暗地里悄然而至。
二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和北京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正式会议。北戴河会议议题是讨论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在内的农业、粮食、财贸、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然而8月5日、6日，主席先是在华东、华中小组会议上，继而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正式讲话。在9日至20日的6次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插话，斥责“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由此，会议即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三风”。阶级和阶级斗争也自然成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这条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的、错误的路线，是“集团”冤案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动因。
所谓“翻案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公正地审查和处理自己问题的长篇申诉，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这也是冤案的发端之一。
在1959年庐山会议遭到错误批判和处理，但在后来贯彻调整政策，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进行甄别的过程中，问题没有得到。刘少奇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为什么要肯定庐山“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时说：“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人都可以，唯同志不能。当时插话补充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当他知道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后，连喊“诬蔑”，非常气愤；他不得不对强加给自己“里通外国”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辩解和申诉。4月16日，向和党中央递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他不承认自己有“阴谋篡党”的问题，不存在“、高岗联盟问题”；不存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自己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的军队建设，不能得出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8月22日，即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再次致信、党中央，重申不存在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这两封信又被认为是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了困难而借机翻案，是向党的新进攻。
8月5日，点名批评：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要翻案，要求。我看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参加会议的一些人也认为，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由此引发起一场气势不亚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对所谓“翻案风”的激烈批判。
在批判“翻案风”的声浪中，出人意料地又多出了一个杂乱的音符。
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就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及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阎红彦早年曾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早在1956年，李建彤为创作《刘志丹》采访阎红彦时，他们就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在向康生报告此事之前，阎红彦曾收到小说《刘志丹》第五稿样书，他立即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说这部小说涉及到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不同意作品出版。而今，这部小说的部分内容已经见诸报端，他也就将自己的意见拿到了台面。
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接到阎红彦的报告，如获至宝，立即要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的所谓“翻案风”。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康生则借题发挥，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还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也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个靶子。
为扩大事态，康生是不择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却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600本、被否定的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李建彤后来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他硬说这部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冈山甚至高于井冈山”。他诬蔑、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集团”、“西北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纲领”。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在会上讲话时，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上面写着“利用小说进行活动，是一大发明”。便在讲话中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凡是要想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他讲道，1959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揭露了彭的活动和高饶分子成员；并说：“利用小说，是康生发现的。”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三
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在此期间，他受总理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还特别关照在座谈会结束以后，去北戴河休息一些日子。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于7月30日开始，8月24日结束。会后，即按安排到北戴河休息。同一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这时，没有想到，一场政治厄运正在向他一步步地逼近——在刚刚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是8月24日这一天，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的康生，利用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开始给他罗织罪名，诬陷他“勾结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和刘的妻子李建彤，授意炮制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永远难忘的怀念》）；是“翻案风”中又一个“挂帅人物”，并把习和曾经共同驰骋西北战场的与所谓“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8月26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在北京举行。在北戴河休息了两天之后，便回北京参加这次会议。此时他对于康生在北戴河会议上已将斗争矛头对准了自己的情况及其险恶用心，没有丝毫的察觉和心理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先期重点讨论了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批评了所谓“单干风”；接着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有关文件。9月6日、7日，6个小组先后转入批判的“翻案风”。8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康生则推波助澜、上纲上线。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判的过程中，把《刘志丹》小说和联系起来，作为“翻案风”的另一个批判对象，并定性为“集团”。进而把说成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是“彭、高、习集团”、“西北集团”的重要成员。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永远难忘的怀念》）在这种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情率直的郑重地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与《刘志丹》小说的来龙去脉。
北戴河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转载《刘志丹》小说部分章节，认为书中反映的许多重要问题与历史不符，便找小说作者李建彤谈话，因为话不投机，发生争吵。阎红彦又打电话给，问道：写《刘志丹》小说你是否知道？习回答说：在1960年以前我是不赞成写这部小说的，后来同意了，并要李建彤将小说样本送给有关同志审阅，征求意见后再出版。还建议阎再找李建彤谈谈。阎没有再谈，便一面要求有关报刊停止连载小说；一面报告了康生。
1962年9月13日，给党中央写信，坚决不承认小说《刘志丹》是自己主持写的，坚决不承认康生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但这封信写出后的第二天就在全会的简报上刊登出来。他本想向党中央说明事实真相，为自己洗雪不白之冤，不料却招致批判的进一步升级。39年后，的秘书范民新回忆这一事情经过时说：“中秋节那天晚上，我正在中南海划船，突然接到电话，让我赶快去家中。我去后看到刘景范、李建彤也在座，一起研究给党中央写信问题。显然对手里的稿子不大满意，就要我重新来写。我按照大家商量的意见另起草了一封短信，修改签名后即送了上去。他当时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晚上跳舞时遇上了康生时，他特别说明小说不是我主持写的。但康生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
9月19日，在全会预备会上非常奇怪地公布了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于3年前即1959年9月19日写的揭发、问题的一份长达万言的材料，是一份重点揭发同高岗的谈话内容的信，其中编造了一系列不实之词，涉及的主要是有关“陕北救了中央”等问题，说在谈话中煽动高岗不满。中央对这封信在当时并未予以理会，却在时隔3年之后公布，其意很是明显——它不仅加重了的“罪责”，也预示着对的批判和审查不会很快结束。
后来，《刘志丹》小说重要当事人之一、曾任该书责任编辑的何家栋回忆说：第一稿出来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弄出来的，弄出来以后就送给审查。其实何必去送他审查呢？现在想想，送给他审查就不大对，既然这样的一个事，就应该叫他避点儿嫌疑，可是当时又送去了，而且也觉得写了这么一本书还是不错的，还认真地看了，提了些意见。他的意见虽然提得也没有超出常规，因为他还是说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这实际上还就是的那些话。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志丹》小说问题进一步升级，批判“翻案风”浪潮甚嚣尘上，一个现代文字冤狱的铸成已经在所难免。后来回忆说：“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指康生）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文选》）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与会人员也不得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看待《刘志丹》问题，会议的气氛处于异常紧张和扭曲状态。的辩解和发言被视为“不老实”“和党对抗”，而违心承认又招致没完没了的追逼批判。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找到，表示向全会请假。他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文选》）
的请求，得到了中央批准。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并没有因为的离开而减轻对他的批判。9月24日上午，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开幕，发表讲话时，念了康生递上的纸条，点了的名，同时也给他定了性。
9月24日，即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的第一天，康生建议并经会议决定：、、、黄克诚、周小舟等5人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将、邓子恢、3人的案情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重大事件。9月27日下午，中央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分别组成“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专案审查委员会”。“习案”由康生任主任，安子文、张达志、王恩茂、刘澜涛、张德生、杨植林、杨静仁、王世泰为委员。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由康生、安子文、刘澜涛组成，下设办公室，安子文负责。专委会成立后立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也是仅有的一次全体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全盘审查研究集团的活动，在适当时机作出报告，提交下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形式进行。
全会在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初步为这桩文字狱所罗列罪状的主要内容是：《刘志丹》小说是“伪造党史”，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小说“把思想说成是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小说中的“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随即，该书的作者李建彤被，监督劳动。被宣布停职检查。
会后，专案审查委员会指定专人清查清理办公室文书档案。按规定将所有文件包括历次参加会议的笔记等，全部上交中央。
这场猝然而来的灾难，使陷入极端苦恼之中。他回到家中后，整日沉默不语，暗自伤神。这时，和受党中央、委托，找谈话。快人快语，首先宽慰道：“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 拉住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听了、的话语，流下热泪，当即表态：“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永远难忘的怀念》）
没有出席八届十中全会，但是当他听到在全会上也以“翻案风”批判了等人时，心情异常沉重地对妻子浦安修说：“怎么他也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也连累了。”
四
八届十中全会在激烈批判“利用小说”的同时，还指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集中搜集一批文艺作品迅速上报，一时形成了会内会外到处抓“小说”的浪潮。还根据康生的指令，追查曾批示“同意发表”、刊载于1962年《红旗飘飘》第17期王超北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康生说，回忆录所写的地下党机关，实际是特务机关。会外即提出这是“利用写回忆录进行活动”的又一严重事件。
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小说中的一个虚构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由于当时高岗已被划为集团，小说人物罗炎出场7次，只有两次与高岗的经历相似，但仍被指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思想；小说中利用“星星之火”等成语来比喻刘志丹的部队，但“星星之火”是曾用的比喻，因此被指为剽窃的思想理论；陕北根据地是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刘志丹通过武装斗争，创立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和井冈山一样的道路，这是剽窃的武装斗争理论。三、书中把建立陕甘边区，说成是刘志丹、高岗的功劳；后来红军到达陕甘地区，是西北救了中央，夸大西北历史贡献；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与井冈山所作的历史贡献相提并论。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把“许钟”写得太过完美，就是吹捧，是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和舆论宣传。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曾公开说过：“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西北五省区大批省级干部曾被调到北京“学习”，许多人被诬陷为“集团”的成员。康生甚至还追查到《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以至。
对《刘志丹》小说和的专案审查，一直到“”开始也未结束。1965年春，党中央决定将、两个专案委员会合并，统一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北调查组，机构设在西北局机关，对外称“中央组织部调查组”，由西北局一位副书记任组长。调查组集中调查核实所谓的“活动”。同时，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也相应成立调查组，协助工作。这个调查组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于1966年6月撤回北京。撤离之前，调查组就专案问题，向西北局书记处作了汇报，提出了极为错误的意见。调查组认为：在西北地区执行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阶级斗争”。编造出在高岗死后没有停止活动，“要做高的忠臣”“与台湾陈建中有联系”等莫须有罪名。甚至提出了“不仅是集团的头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惩处”的意见。这些意见虽然未被中央所采纳，但是却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因此而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300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
“”期间，小说《刘志丹》冤案愈发变本加厉。康生伙同、“”为非作歹，对被审查的人进行了更严重的摧残，并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株连。康生曾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同年第一期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分子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出版”。从此，《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同时，此案有关人员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冤案发生后被撤职下放，到北京钢铁公司当副经理；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死因至今不明。由于贾离世，“习、贾、刘集团”剩下两人，不能打成“集团”了，康生等继续迫害受牵连人士；1968年1月，曾受李建彤采访、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遭关押，并被拉进这个“集团”，变成了“习、马、刘集团”，从此被关进监狱5年。1968年5月，原地质部部长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则于1962年起被关进地下室，1968年1月遭逮捕，1970年被，进行劳改。在陕甘宁老区，更是有上万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这一集团的“黑爪牙”。连1936年牺牲在红军东征前线的刘志丹烈士也不能幸免，被打为叛徒，红卫兵把刻有中共领导人题字的纪念刘志丹的石碑砸烂。更有甚者，康生、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刘志丹》小说蒙冤，在“”中又遭到残酷迫害。冤案发生后，关键时刻，出面保护了。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提出，可以把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的意见。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被撤销。 1963年，他作为中央党校的特殊学员，单独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叫“西公所”的地方，闭门思“过”，接受审查。1965年12月被下放到河南省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参加车间生产劳动。1967年1月，他被西安红卫兵非法带到陕西，在西安、阎良、富平等地，遭受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十余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8年1月，在过问下，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度过了漫长的8年“监护”岁月。1975年5月，又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继续接受审查，直至1978年2月。这样，从1962年9月被停职检查，到1978年3月复出工作，被审查、下放、关押、监护蒙冤受屈达16年之久。曾说：康生一个条子，念了一遍，就变成语录了，搞得我16年都没有工作，我这16年的大好年华都浪费了……（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省委办公厅机要秘书琚立铭访谈）
五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加快了冤假错案的速度。小说《刘志丹》一案，由于牵扯面广、株连人多，又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案，工作自然格外费时。
邓小平批示重新审查此案。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案进行了复查，并于1979年7月14日向党中央写出《关于为小说〈刘志丹〉的报告》。《报告》提出：（1）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的约稿，并非康生说的“蓄谋已久”，同没有关系。（2）只是在1960年向作者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谈了两次他对《刘志丹》稿样的意见，除此，对小说创作没有过问过，康生说是此书的主谋、“第一作者”，是没有根据的。两次谈话内容也是正确的，康生说习企图在小说中把陕甘边写成“中国革命的正统”和“中心”，作为“篡党篡国的纲领”，全属诬陷不实之词。（3）在被审查时向党说明真相，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规定的党员权利，更不应该以此定案。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把这部小说定作毒草的4点理由是和小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集团’。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阴谋集团活动”。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党中央于8月4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并指出：“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因此案受到诬陷的等同志一律昭雪。”（《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
中组部的复查报告明确肯定小说《刘志丹》（送审样书）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并不是小说，没有阴谋。并没有所谓集团，写小说过程中所接触的人，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不是关系。并指出所谓剽窃思想是不存在的，是康生强加的罪名，制造了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而小说中的人物罗炎，并非高岗。《刘志丹》是一部小说，并非党史，作者有自由运用典型化方法去塑造人物。文件亦指出，小说只是采用高岗在陕北时期的某些素材，不存在为高岗翻案问题。并定性《刘志丹》案为康生伙同、“”发展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应予以。
中组部报告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8月下发了53号文件，彻底为小说《刘志丹》一案被迫害的人。1979年10月，小说《刘志丹》正式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为了更严肃慎重处理好这一株连甚广的政治冤狱，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集团”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所谓“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贾拓夫、刘景范的罪名应予推倒，彻底，恢复名誉。对因此案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均应予以，恢复名誉。
“利用小说进行活动”的“集团”冤案尘埃落定，但有几件事不得不提到，不得不令人反思。
这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的发生，党内大奸康生固然要负很大责任，但最后定性拍板的是。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是由于他的一句话，直接导致了小说《刘志丹》冤案的发生。他后来曾讲：“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永远难忘的怀念》）
确实对激赏有加。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表彰了王震、等22位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亲笔为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1945年10月，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赞誉过“年轻有为”，建国初期，看了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后，对人赞曰：“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针对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终使青海省叛乱头目项谦投诚来归，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1951年初秋，对时任副部长的林默涵和胡乔木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在中央的工作相当满意。1958年夏天，曾专门约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进行了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谈话。1959年4月中旬，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但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小说《刘志丹》冤案发生，受到停职审查。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这只能说明，当“左”的错误倾向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是高于一切的。
再说说在这起冤案形成过程中引人注目的阎红彦。
阎红彦，1909年生于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925年入党。建国后，历任四川省委书记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当时说：“陕北师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处理好。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1966年5月初起，对接二连三的讲话，阎红彦公开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当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伯达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有人大放厥词，说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动摇，要想撤退。阎红彦当即揭穿说：“淮海战役中，总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陈伯达狼狈不堪。康生很快就把阎红彦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11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受到残酷迫害。1967年1月2日，昆明造反派酝酿“夺权”，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保护在一个叫小麦峪的地方。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给阎红彦打电话，对他和云南的横加指责。阎红彦气愤地质问陈伯达：“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大约4点多钟，几天来都没法找到阎红彦的造反派，现在“根据可靠情报”，开着一队队汽车朝小麦峪冲来。5时左右，阎红彦在极度压抑悲愤情绪下服安眠药自杀，时年58岁。他留下遗言：“我是被、陈伯达逼死的！”他是唯一一个在中自杀身亡的上将。
1972年12月，中共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昭雪。1977年12月，邓小平和亲临北京机场迎接运送阎红彦骨灰的专机；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六
一般论及与小说《刘志丹》的文章，关于小说，写到1979年中组部为其并出版面世就截止了。其实还有下文，还有一事必须提及——
1979年10月，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第一卷，后来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三卷本《刘志丹》。遗憾的是，作者未能正视1962年书稿本身确实存在的问题，未能正视一些西北老同志提出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应该符合历史事实的意见，未能遵循党史题材的传记文学创作原则进行修改。所以这部小说一面世，仍然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一些老同志纷纷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要求按照党纪严肃处理。中央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持处理此事。
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与会者认为小说《刘志丹》对当时西北领导人刘志丹和谢子长一褒一贬，违背了中央解决西北问题的决定。5日，指示冯文彬，向总书记如实报告座谈会反映的意见。1月12日，作出批示：党史题材作品特别是文学传记作品，“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任何以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为由而否定这个原则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的批示。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发行该书，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
1979年中组部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的报告中，把它认定为一部比较好的小说，还说小说问题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了解情况的有关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对此很有看法，贺晋年向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提出了意见，宋任穷说：我没有注意这个就发表了，把阎红彦和康生连在一起不对，这是原则问题。
中组部1979年的报告，被一些文章和著作作为宣传《刘志丹》是一部好小说并指责阎红彦的依据。后来中央和有关领导纠错的行为表明，当年阎红彦对书提出意见是很正常的，“对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当然可以进行批评”， “小说《刘志丹》确有缺点或错误”。可是康生却别有用心，制造了一起大错案。
一、北方民族迁徙南下
迁徙南下，是宋辽金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融合的最为重要的途径。辽代的燕京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是在唐幽州蓟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并仍然沿袭唐朝坊市分开的制度。这里五方杂处，有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居民。他们迁入燕京以后，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坊巷中。据大中祥符元年（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使辽的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载：幽州“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注：《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安边御寇·契丹》。）。罽宾又称迦湿弥罗，即克什米尔的异译。该邦人士多务农，同时也善造金银铜器。“罽宾坊”当是唐代以来在此从事金属加工业的罽宾人聚居区；“肃慎坊”是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男子在外从事社会活动，不论属于何族，皆汉服，正是一种明显的汉化倾向。
燕京城外的契丹人则仍然保持本民族的服饰。契丹人与中原人在服饰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髡发，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是他们典型的装束。1986年北京昌平陈庄发现一座辽代圆形砖石墓（编号M1），墓中有契丹装束的男俑，髡发，穿左衽圆领长袍，足蹬尖头靴。陈庄辽墓还出土一件女俑，亦髡发，上身内着圆领衫，外套对襟短袄，腰系带，脚穿圆头鞋。这两个陶俑与北京发现的辽赵德钧墓及宣化辽代张、韩两姓墓室壁画中所绘契丹人物，都同样说明了幽蓟地区有迁徙南下的契丹族活动的足迹。
甘、凉、瓜、沙等州，地处中西交通要冲，当地的回鹘以及曹氏政权，不仅对辽销售自己的土产，同时还转售中亚的产品。因此，在契丹境内常常可以见到回鹘商人。元祐八年（1093年）吕陶使辽返回后，曾向宋廷奏报说：“臣奉使过燕京，见数回纥立于道旁，指郝惟立而言：‘却是郝使来。’盖惟立尝押伴拂菻诸蛮，所以有识认者。又过中京，见数回纥，臣问萧奭：‘回纥来此，是进奉或是买卖？’奭云：‘回纥有数州属本朝，常来进奉，亦非时常来买卖’。”（注：《净德集》卷五，《又奉使契丹回上殿札子》。）
北宋时期，开封也如同辽燕京一样，有多民族在此生活。北宋禁军中即有招募来自不同民族的士兵，他们不仅有北方民族，而且还有外国人。北宋禁军的一些部队即分别由这些民族的士兵编组而成，有“归明渤海”、“吐浑”、“契丹直第一”、“契丹直第二”、“太原府就粮吐浑”、“潞州就粮吐浑”（注：《宋史·兵志》卷一八七、一八九。） 等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裁减禁军，但是“内契丹、渤海、日本外国人虑无所归，且依旧”（注：《宋史·兵志》卷一八七、一八九。）。
北方民族以空前规模向中原迁徙，则发生在金灭北宋以后。女真及契丹等族以猛安、谋克为单位大规模移驻中原屯田。屯田户数量众多，据乔幼梅推算，“大定二十三年在中原的猛安谋克约有户394万，口969万”（注：乔幼梅：《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齐鲁书社，1995年，第52页。）。这些移居中原的猛安谋克户，小集中而大分散，与汉人错居。其社会组织仍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5页。） 其成员共同拥有耕地及其他重要生产资料。
不过，这种公有制的社会组织一经陷入中原汉族封建私有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之后，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猛安谋克户依仗特权占有耕地之后，自己并不认真耕种，而是将土地出租。他们普遍接受了以土地租佃和买卖为特征的封建经济关系，他们“一家莳地不下数顷，既无税赋，春则借农以种，夏则借人以耘，秋则借人以收”（注：《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三，《崔陟孙淮夫梁叟上两府札子》。）。大定二十一年（1182年）正月，金世宗曾对宰臣说：“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注：《金史》卷四七，《食货志》。）“近遣使阅视秋稼，闻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注：《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猛安谋克接受租佃制，从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同时也就实现了与汉族的融合。
二、经济文化交流
辽宋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经济上，辽对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赖。这种依赖，辽在澶渊之盟获得“岁币”以后，尤为明显。有时辽在岁币之外还向宋朝借贷，宋不仅准借，而且不在下一年度的岁币额内扣还，这充分显示了宋朝的相对富裕。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距之外，双方经济类型还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辽宋之间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辽宋发展贸易不仅满足了辽朝经济生活所必需，同时也为宋朝带来了很大好处。
不过，辽宋贸易的发展并不顺利。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宋朝就开始在沿边指定地点设立榷场，由官府对双方互市进行管理和监控。后来，雍熙三年（986年），宋师北伐，太宗下令禁河北商民与契丹贸易，榷场贸易中断。 端拱元年（988年）曾一度恢复，但“未几复禁，违者抵死，北界商旅辄入内地贩易， 所在捕斩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寨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复罢”（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宋太宗时期，宋辽关系紧张，双方不断发生冲突，但边境互市仍然时断时续，并未完全停止，这是因为双方沿边居民都能从边贸互市中获利，因此迫切要求发展这种贸易。直到澶渊之盟以后，由于双方没有大规模的战事，边贸互市才得以顺利发展。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河东沿边安抚司言，契丹于朔州南再置榷场”（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五、一之三四、二之三。）。“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北宋官方对双方边贸互市的限制，除了严格限定地点、物价之外，还限制出入境货物的种类。景德三年（1006年），“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非《九经》书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契丹输往宋朝境内的货物，有很多是违背双方规定的，其中盐是大宗。宋朝北部沿边地区从契丹境内私贩盐的问题一直很严重，甚至影响到宋朝榷盐。宋朝廷为垄断食盐之利，最初，曾对私自贩盐者，处以重刑，甚至罪至死，“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止配本州牢城”（注：《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仁宗时，张洞在河北东路奏称：“今沧、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时以贩盐为名，舟往来境上，此不可不察。”（注：《宋史》卷一九九，《张洞传》。）赵滋在保州也发现契丹“遣大舟十余，自海口运盐入界河”（注：《宋史》卷三二四，《赵滋传》。）。契丹私盐入境问题日益严重，引起北宋统治阶级中某些人对榷盐之制的怀疑。榷盐必导致盐价上涨，这样一来，契丹盐入境必更多。要改变这一状况，除非动用武力，但这样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北珠是契丹违禁卖往北宋的一项奢侈品。神宗时“商人犯禁货北珠，乃为公主售，三司久不敢决”（注：《宋史》卷三一，《李迪传附承之传》。）。梁适之孙子美，徽宗时任河北都转运使，“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崇宁间，诸路漕臣进羡余，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子美用是致位光显”（注：《宋史》卷二八五，《梁适传》。）。
马是重要的军事装备，契丹限制将马卖给北宋，而宋则千方百计设法多购得契丹战马，不仅是为了加强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对方。为此，宋朝“尝诏听边民越拒马河塞北市马”（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二，《御边》。）。不但不加限制，而且给以高价鼓励。景德二年六月，宋真宗诏雄州：“契丹诣榷场求市马者，优其直以与之。”（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五、一之三四、二之三。）
辽朝的粮食常有短缺，往往需要向宋朝购买。大中祥符三年六月，雄州李允则言：“契丹界累岁灾歉阙食，多于近边市籴。诏本州出廪粟二万石，出籴以济之。”（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五、一之三四、二之三。）仁宗时，契丹境内发生饥荒，宋朝曾有米出塞不得过三斗的规定，雄州知州赵滋说：“彼亦吾民也。”令出米无所禁，边人德之（注：《宋史》卷三二四，《赵滋传》。）。北宋虽然限制粮食输往契丹，但当辽境内发生灾荒时，北边地方官为了边境地区安宁，还是大量出卖粮食给辽。
辽朝境内胡汉各族普遍饮茶。宣化下八里M6墓葬属辽代晚期，其前室东壁的茶道图，表现了从选茶、碾茶到煮茶等一系列过程，画中有男有女，从中可以想像当时人们对茶的普遍热衷（注：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文物》1992年第6期。）。然而，辽境内并不产茶，辽只能从北宋大量购进茶叶。茶叶贸易使北宋大量获利，“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籴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陈）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复，岁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注：《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
金与南宋贸易，购入者也以茶为大宗。金以纺织品换取茶叶，经济上不堪重负。泰和八年（1208年）七月，言事者以为“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棉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注：《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即不准在榷场贸易中以丝棉锦绢等换取南宋的茶，而只准以盐及杂物博易。女真统治者在限制榷场茶叶贸易的同时，以其有利可图，承安四年（1199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按各路户口配售。而造卖私茶，侵侔榷货的，则“比煎私矾例，罪徙二年”（注：《金史》卷四九，《食货志》。）。然而，人们还是酷爱南方茶叶，“新茶”的强制配售因遭到普遍反对而不得不停止。
宋辽金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注：《宋史》卷三二，《蔡襄传》。）。契丹人非常崇拜欧阳修、苏轼等文化名人。苏辙“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注：《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范镇“其学本《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契丹、高丽皆传诵其文。少时赋《长啸》，却胡骑，晚使辽，人相目曰：此‘长啸公’也。兄子百禄亦使辽，辽人首问镇安否”（注：《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传》。）。
金朝统治者出于稳定政治统治的需要，早在金熙宗时期，即开始确立孔子及其学说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金初在上京建立孔庙，其用意正在于此。金朝在黄河流域推行女真化的尝试遭到失败之后，更是极力倡导尊孔、读经。明昌六年（1195年），党怀英在《重修圣文宣王庙碑》中说金章宗即位以来，“其与万方同归文明之治，以为兴化致理，必本于尊师重道，于是奠渴先圣，以身先之”。“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经》为正，而取信于夫子之言。”（注：《山左金石志》卷二十。）孔子及其学说被赋与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北宋程颐、程颢的理学，在金朝得到继承和发展，南宋朱熹的理学对金朝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磁州（今河北磁县）赵秉文（1159—1232年）号为金末文宗，研治理学，标榜继承周敦颐和二程。他认为“遏人欲、存天理”，是“周、程二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发前圣之秘奥”（注：《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人们的物质欲望都需要用“天理”加以节制。“喜怒未发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惧，”（注：《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如果人们都相信这种说教并照此办理，统治者就可以不必担心会有人起来造反了。正因为理学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它在金朝得以继续发展。
南北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儒学和理学为进入中原的各民族所普遍接受，民族融合得以加速发展。
三、语言风俗的相互仿效
契丹统治者对幽蓟十六州地区广大汉族居民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这一地区的汉族世家大族来实现的。这些大族效忠于契丹统治者之后，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契丹人的影响。河北省宣化下八里M5辽张世古墓前室西壁的壁画由三人一马组成。马夫都身着圆领胡服，这些马夫可能是契丹人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契丹化了的汉人。这表明幽蓟地区大族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契丹人一定的影响。
燕京地区不论士庶，皆自称“小人”，这种谦称，颇使中原人感到奇怪和可笑。《钱氏私志》记载：“燕北风俗，不问士庶，皆自称‘小人’。宣和间，有辽国右金吾卫上将军韩正归朝，授检校少保、节度使，与诸兄同正任班，对中人以上说话，即称‘小人’，中人以下，即称‘我家’。每日到漏舍诵《天童经》数十遍，其声朗朗，然且云：‘对天童岂可称我？’自皇天生我，皆改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载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辅小人。’前后二十余句，应称‘我’字，皆改为‘小人’。诵毕，赞叹云：‘这天童极灵圣。’王才元少帅云：‘若无灵圣，如何持得许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小人之称其来古矣，施之于经。是可笑也。”
{博饦，不知身之在远也”（注：《墨庄漫录》卷四。）。“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博饦矣。”（注：《归田录》卷二。）
在服饰方面，契丹人对中原人也有广泛影响。庆历八年（1048年），宋仁宗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政和七年（1117年）徽宗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注：《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钓墩，今亦谓祙袴，妇人之服也。”）。
语言融合，首先是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学习、应用汉语。契丹自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以来，统治者即能说汉语，而女真人进入中原后更是普遍改说汉语。不仅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普遍通汉语、识汉文，同时，宋人也以学胡语为时尚。宋初，左领军卫上将军燕国公刘重进，“无他才能，徒善契丹语”（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宋太祖开宝元年春正月壬辰。）。余靖“使契丹，能为胡语，契丹爱之。及再往，虏情益亲，余作胡语诗，虏主大喜”（注：《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九。）。”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辽宋双方商议订立盟约期间，辽使韩杞面见宋真宗后，曹利用曾对真宗说：“臣向使晓契丹语人密伺韩杞，闻其乘间谓左右曰：‘尔见澶州北寨兵否？劲卒利器与前闻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苟妄有邀求，必请会师平荡。”（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曹利用能找到懂得契丹语之人，了解韩杞与其随行者密谈的内容，此事也说明，身为辽使的韩杞也会说契丹语。韩杞虽在辽朝做官，但不是契丹人，而是燕京大族。汉人也学女真语。陆游有诗云：“大梁二月杏花开，锦衣公子乘传来。桐阴满地扫不得，金辔玲珑上源驿。上源驿中捶画鼓，南人作客北人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注：《宋诗钞》卷六四，陆游《剑南诗钞·得韩无咎书寄使北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经过金朝的长期统治，开封的舞女已经不记得北宋时“宣和妆”是什么样子了，“庐儿”——奴仆则都讲女真语。
女真歌曲也在中原传唱。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卷二载：“古人云有文章者谓之乐府，如无文饰者谓之俚歌，不可与乐府共论也。又云作乐府切忌有伤于音律，且如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虽字有舛讹，不伤于音律者不为害也。”是书成于泰定元年（1324年）。在女真人大批进入中原二百多年后，“女真风流体”在中原民众中广泛传唱，反映了中原文化已经融合了女真因素。
论文关键词：海明威，安塞尔莫，皮拉尔，乔丹
绪论
上世纪40年代，著名美国小说家厄尼斯特?海明威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以反法西斯主义为主题，创作了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塑造了国际纵队的美国志愿兵、反法西斯战士罗伯特·乔丹为配合一支游击队的一次炸桥行动而英勇战斗和无畏牺牲的感人故事，这部作品是海明威创作生涯中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克服和摆脱了迷惘、孤独与悲观的情绪，把个人融入到社会中，表现出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成为海明威中期创作中思想性最强的作品之一，对美国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该小说被译成几十国文字，成为一部畅销全世界的巨著。
一、人性标准的化身---安塞尔莫
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读者看到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军在首都东北瓜达拉哈拉城附近大败意大利侵略军，首都已转危为安。戈尔兹将军率领的政府军正准备对首都西北向瓜达拉马山区叛军山上防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为切断敌人的援路线，乔丹奉命在进攻开始时炸毁敌人的一座桥梁。在西班牙老人安塞尔莫的带领下，乔丹来到敌后的巴勃罗游击队，在和游击队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作品从乔丹的角度串起了一系列的栩栩如生的人物。最后乔丹完成了炸桥任务，自己受重伤留下来掩护游击队撤退。游击队的其他人员也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或是死亡，或是奔向未知的死亡，而他们各自的性格也在这一过程中完全地展现出来。
在小说中，安塞尔莫是海明威着力刻划的人物之一。他带领罗伯特·乔丹进入山中，联系上了山里的游击队。他是乔丹忠诚的拥护者，义不容辞地执行乔丹的命令，他莫带领罗伯特·乔丹进人敌后，就以乔丹的助手的身份，给乔丹介绍敌情，帮助乔丹了解情况。
游击队长巴勃罗是个马贩子出身。革命爆发时，巴勃罗带领众乡亲在家乡小镇包围了民防团的兵营乔丹，逮捕、处死了所有的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军队开始反攻倒算，于是他就率众兄弟到深山中打游击，在袭击了几次敌人的据点，炸了一次火车后，意气开始消沉，变成了一个鼠目寸光的酒鬼和胆小鬼。他得悉了乔丹的来意，就提出了他所谓的狐狸的原则：要在一个地区待得下去，就只能到别的地区去活动，不然会有被敌人赶走的可能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当巴勃罗对乔丹的到来明显地感到不满和敌意，甚至摆出不合作的态度时，安塞尔莫狂怒尖锐地指责巴勃罗，指出巴勃罗怯懦的“狐狸原则”，而声称“我们需要的是狼。”
作为一个忠诚的卫士，安塞尔莫维护的是乔丹，这不在于乔丹的爆破和实战经验超过他，而在于乔丹是马德里的最高军事机关派来的。在这小山区里，乔丹就成了共和国的代表和化身，安塞尔莫维护乔丹，实际上是在维护西班牙和共和国，维护祖国的正义事业。他不认得字，但他的立场却极为鲜明而坚定。在罗特·乔丹三天的活动中，安尔莫没有花言巧语，在行动上极其忠实于乔丹，当游击队中的人动摇的时候，当游击队出现波折时，当游击队出现叛徒时，在人心不稳的情况下，安塞尔莫依然坚决地执行已定的炸桥计划，没有丝毫的更改和动摇，甚至在内心，也没有更多的犹豫。巴勃罗在炸桥前几次反覆甚至是破坏；皮拉尔也为炸桥的危险而烦恼，甚至于突然向乔丹爆发神经质的责骂，聋子虽然接受了乔丹所给予的任务，但内心也知道怎样的结局，游击队的人们都在为炸桥后自己的生死和出路担心时，安塞尔莫似乎毫不在意任务的危险，关于这一任务，关于乔丹的命令，安塞尔莫只有一种反应：无条件执行。当游击队的人们多少有各自的想法时，安塞尔莫却一直在外奔波、侦察。《丧钟为谁而鸣》中除了开头有他的部分描写和侦察的描写外，其它地方很少对他有大段描写和大规模展现，他是一个行动者，一个没有花花外衣的朴素的战斗者。
安塞尔莫忠诚于乔丹，是乔丹的忠实助手，同时也是乔丹的好参谋，安塞尔莫是个勇敢的战斗者，也是经验丰富的睿智老人，他凭借猎人的锐利眼睛，敏锐地感受一切，分析一切，他为乔丹分析每个人的情况，这种分析恰恰是被以后的事实证明了的。安塞尔莫是一个智慧的标准，他的行为本身就体现着这种标准。他不仅仅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者，同时也是思考的老人，他认为杀人仅仅是争取胜利的一种手段，他心中明白，为了胜利必须杀人，这是战争的必然性。但杀人不是目的乔丹，也不是嗜好，尤其是象巴勃罗那样的残暴地杀人。在安塞尔莫老人看来，杀人和打赢战争完全不是一回事，应该打赢战争，而不能一味地去杀人。作为一个战斗者，安塞尔莫不得不去杀人，而且为自己杀人而深感内疚，作为一个慈善的人，安塞尔莫不喜欢杀任何人，他认为，杀人最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杀人只能会播下深深的仇恨的种子，会引向更大的杀戮，他说：
我连主教也不想杀，我也不想杀哪个财主老板，我要叫他们后半辈子像我们一样，天天在地里干，像我们一样在山里欢树。他们这样才会明白，人生在世该干些啥。让他们睡我们睡的地方。让他们吃我们吃的东西。不过顶要紧的是让他们千活。这样他们就会得到教训了。
他认为即使在胜利之后也不能杀人，而是要用劳动改造敌人，这是安塞尔莫人性思想的体现。从意识方面来看，安塞尔莫是《丧钟为谁而鸣》中体现出来的“人性标准。”
二、勇敢的宿命论者和情欲的化身--皮拉尔
皮拉尔在作品之中一直占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她是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除乔丹之外着墨最多的一个人，因而展现得也就较任何人丰富。作为游击队的实际领导，皮拉尔带领游击队配合罗伯特?乔丹，成功地炸毁了敌桥，率领其余的游击队员撤进格雷多斯大山。她是一个女巫式的人物，虽然有浓重的女巫气息，但从她内心深处，却有着一般男人也难以匹敌的勇气。
她曾多次提及巴勃罗以前的英勇，而且特别自豪。皮拉尔向往勇士， 这是她一生的追求， 她深深地爱着菲尼托。皮拉尔爱菲尼托，就像她爱曾经英勇的巴勃罗一样，爱他的斗牛士的勇雄气概。海明威特地把菲尼托定为斗牛士，而个子小体弱多病的斗牛士，就是以菲尼托的成功表现出他的英雄特质，皮拉尔念念不忘菲尼托，而且不能容忍任何人对菲尼托的非议和攻击，哪怕是不了解，这种偏袒和爱慕体现出皮拉尔对菲尼托身上勇士品格的倾慕与向往，而这种向往在皮拉尔那里，不是隔岸的遥想， 也不是弱者的艳慕，而是因为这种向往和倾慕的本身体现出了皮拉尔自身的勇士品格。皮拉尔爱勇士，因为她内心深处深蕴着勇敢和无畏；皮拉尔爱菲尼托，相当一部分的原因是英雄相知，特别是皮拉尔这样以为，因此，构成皮拉尔性格的另外一个侧面，她不仅仅是女巫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个勇士，一个为共和国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勇士，一个勇敢的革命者。
乔丹奉命来到游击队，要求游击队协助炸桥，巴勃罗以游击队指挥员的身份，直截了当地反对炸桥，因为这会危及他的安全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游击队其他队员也因任务艰巨而犹豫乔丹，他们的沉默，就是在个人安全与共和国利益之间权衡，而皮拉尔则勇敢地站出来，鲜明地表现出同意炸桥的态度，而且以她热情的态度感召和消除了游击队其他人员的犹豫，一个涣散的、良莠不齐的游击队重新组合成同心同德的战斗集体。之后她主动配合乔丹，为炸桥做多种准备，她带领乔丹联络“聋子”游击队，保管乔丹的炸药，将指挥权实质上交给了乔丹，从而使乔丹能够从容有效地指挥调度。甚至还反过来，安慰乔丹，解除乔丹的思想顾虑，让他轻松地走向战争。皮拉尔以宿命的方式看到了游击队的毁灭。海明威把皮拉尔塑造成为一个勇敢的宿命论者，即一半的女巫，一半的勇士，惟其女巫，才显示出英雄无畏，也正是皮拉尔看到了死亡，闻到了死神的气息，才衬托出她走向死亡和毁灭的勇敢与无畏，而不是将皮拉尔描写为一个只知前进而毫无头脑的匹夫，这就是皮拉尔的冷静。虽然皮拉尔也有恐惧，狂燥、忧伤及“一种莫可名状的孤寂和失望”，这些是女巫精神的外现，也是人的本能的一种反应，但它并未影响到皮拉尔的行动，皮拉尔对乔丹说：
“我可不是胆小鬼，今天一早我已经把事情全看清楚了。我想，我们认识的许多人，现在虽然活着，可到了下个星期天，大概就再见不着了。”
“我对你坦白了我的悲观情绪，但是不要因此就以为我缺乏信心。我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这就是皮拉尔，她的女巫精神给人带来了恐惧和毁灭，她身上有着浓重的宿命色彩，但这并未使她成为胆小鬼，相反地，皮拉尔勇敢地走向灭亡，她是西班牙内战时期失败的战斗者，她相信命运，但还在同命运战斗，惟其如此，才显出皮拉尔的光彩。
作为性格主导面，皮拉尔是一个勇敢的宿命者，而且这种宿命带来失败和不祥，作为皮拉尔性格的另一侧面， 就是她的爱， 她是情欲的化身。她爱菲尼托，这是一种奉献精神，她更爱玛丽亚， 同时也拯救玛丽亚，彻底平复她的受伤害的心，唯一的方式是用爱情，皮拉尔借助罗伯特·乔丹来到之际，觉察到玛丽亚和乔丹之间的微妙感情，就极力怂恿玛丽亚，使得玛丽亚第一夜就来到乔丹身边乔丹，而且果如皮拉尔所料，乔丹的爱使玛丽亚恢复了常态，在乔丹和玛丽亚之间，皮拉尔起到了积极的撮合作用，尤其她创造机会，使乔丹和玛丽亚有更多在一起的时间，在从聋子游击队回营地的路上，皮拉尔让乔丹和玛丽亚留在后边，之后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口吻和方式追问玛丽亚，得知玛丽亚得到了真正的感情和真正解脱之后，皮拉尔的声音开始变得和蔼友好而且放声大笑，这种对玛丽亚的独特态度，有爱的因素，也有皮拉尔自身的情欲因素，她对菲尼托有这种因素，她也爱乔丹，这种行为之中也存在着某种情欲，只是相比之下，情欲因素较为隐蔽，它只是皮拉尔爱的一个侧面。
结语
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海明威以独特的风格、简洁的文体和生动明快的语言着力刻画了主人公罗伯特·乔丹、游击队队员的安塞尔莫、皮拉尔、玛丽亚和巴勃罗，这个四个人物和乔丹构成密切的关系。以罗伯特·乔丹为核心和支点，支撑起众多人物，犹如一个大树的主干，支撑起了天一样，这种支撑，即是《丧钟为谁而鸣》的人物结构方式，同样也是它的主题表达方式。这正是《丧钟为谁而鸣》中游击队正面描写的人物形象的格局，同时也是整部作品的核心格局。本文通过对人性标准的化身安塞尔莫和英勇的女巫皮拉尔人物形象的探究，生动地凸现了勇士乔丹的命运观和战斗精神，真实地反映了乔丹的性格和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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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伟人说：“创新是社会前进的不竭动力。”房间里若没有新鲜的空气会憋闷无比，花园里若没有奇异的花朵会黯然失色，思维的翅膀若没有创新的动力则无法飞翔。创新，所以进步；进步，所以改变；改变，所以美丽。创新成就思想，创新展示美丽。
创新・现象剖析
于丹为什么这样红
徐建成
最近一段时间，北师大教授、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于丹红了。她的作品于3月初创下日签售逾15000册的纪录，走红于市场。于丹为什么这样红？
于丹的古汉语水平并不高，但占有的传播平台很高。于丹演说得也不见得很好，但她的运气却非常之好。有人说于丹是“学术超女”，说得很有道理。当年于丹参加高考时，就开始了成为“学术超女”的首轮“海选”。当具有北京户口的于丹顺利考入北京名校时，在北京之外的别的省市却有成千上万名考分超过于丹的考生落榜了，因为按相关规定北京考生的录取分数线要比京外考生低数十分。于丹首先是顺利成了北京名校的大学生，然后才可能成为硕士、博士，成为央视一些栏目的策划者，才得以很方便地走上央视“百家讲坛”这样高的传播平台，面向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受众讲《论语心得》，以专家身份对大众“传道授业解惑”。在听于丹讲课的受众中定有一些当年考分超过或相似于于丹，但终身与北京名校无缘的外省大学生或高中生，如今他们大多只能是很仰慕地面对电视听于丹上课。
但当年数以万计的北京考生中也只出了一个走红的于丹，这在于于丹所攻读的“影视传播学博士”学位最靠近当下最走红的行业――影视传播业。一个影视传播学博士和教授的身份较一百个一千个古汉语专业的博士和教授更有走红的可能性，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于丹当年选择专业时的与时俱进之举。
于丹的成功在于她善于学习，把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之上。据相关报道，央视“百家讲坛”曾请过一些学者试讲《论语》，但讲法均不能如“百家讲坛”之意。最终，请于丹一试。于丹不走别人走过的老路，而是采用一种全新的讲法，既非正说，也非戏说，既非很严谨地古汉语今译，也非信口开河地旁逸斜出，而是一种具有“于丹特色”的个性化的《论语心得》，再加之她大学生般的青春激情和专业主持人般的屏幕形象，很快便走红于荧屏，继而走红于书刊市场。
于丹的走红也与论坛的选题《论语》有关。一百年来，孔子和《论语》时常被放在风口浪尖经受磨难或考验。从上世纪初的“砸烂孔家店”到上世纪70年代初的“批孔”运动，孔子到底怎么了？《论语》到底是什么书？大多数中国人时而清楚，时而糊涂。孔子和《论语》就像是一个传统文化的现代之谜，令人有破解的欲望，如今由很上镜的女性博士来公布她破解的谜底，这对多数受众而言，肯定有悬念、有吸引力。
对于丹的走红，我们不必把手板心都拍红，更不用把眼睛都气红，也不必自己把脸弄得通红。大众传播媒体因为是面向大众的，所以总会不时有意或无意间捧红一些人，但“人有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2007年7月《现代交际・随感》）
【简析】
李政道先生在《科学与艺术》的序中说，无论是正在从事科学与艺术事业的人，还是准备从事科学与艺术事业的人，都要具备创造精神和提高创造力，都要以追求真理的普遍性作为奋斗目标。于丹的走红，不仅仅因其运气好，更多的是因其有创造能力。试想，她若没有全新的讲法，没有个性的心得，能走上“百家讲坛”的讲台吗？当今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时代，唯有敢立浪尖潮头的勇者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创新・人生哲理
生活原本有无限的
可能性
崔耕和
生活原本有无限的可能性，只因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局限了我们对周围的认知，缩小了我们生活的半径，进而缩小了我们获取幸福和自由的渠道。“不知道”源自我们自身思维所受到的限制。从懂事起，老师、家长就谆谆告诫我们，说话要分场合，行动要中规中矩，想事莫胡思乱想，待人要小心谨慎。长大后我们自然而然地给自己加了许多条条框框，在框中、套中的世界里不时感到惶恐，感到彷徨。印度大师里希纳说：“人受到自己心灵的桎梏，亦因自己的心灵而获得自由。”是的，实现幸福和自由的关键是冲破心灵的桎梏。只有冲破心灵的桎梏，才能感知生活的丰富多彩。因为，世界原本不是你想象的“天圆地方”那样的单调。
生活原本有无限的可能性，只因我们“不尝试”。“不尝试”就会派生出许多的不可能，许多的不可能就会累加成重重的困难，面对重重的困难我们终其一生也可能与成功无缘。不是吗？“这简直不可能！”“这根本办不到！”“这事儿连想也别想！”这样的话语我们不是常常听到并也不时挂在嘴边吗？这已成为我们面对棘手的事情时最好、最方便的遁词。其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每件事情都有其解决的办法。我们的不成功仅仅是不尝试或尝试不够而已。所有的成功都是在N次失败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次尝试。泰戈尔说：“仅仅站在那儿望着大海，你根本没法横渡它。”
生活原本有无限的可能性，只因我们“不给予”。“不给予”就无法获取，守株待兔也要先种棵树才行。肯尼迪曾这样劝诫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一问你能够给你的国家做什么。”每读此句，总不由汗颜。对于给予与获取的关系我们在生活中是如何掌握的呢？又有多少人知道“爱出者爱返”“给予越多、获取就越多”的道理呢？
生活原本有无限的可能性，只因我们“不真诚”。“不真诚”就会获取虚伪，整天获取虚伪的生活肯定令人沮丧。每当需要避重就轻时，我们往往会选择谎言作为借口，然而糟糕的是，一个谎言说出去后，我们还需要花精力记住这个谎言，并且需要编造新的谎言来周全前面的谎言，这样久而久之，只能作茧自缚，丧失人格的完整、价值的认可与对幸福的感知。人活一世，谁不想获得真诚的回报，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记塞万提斯“诚实才是上上之策”这句话。
生活原本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改变自己，也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世界。
（选自2007年6月《思维与智慧》）
【简析】
著名美术家吴冠中先生在为《世界现代艺术图典》一书所作的序《永远新生》中指出，要使传统有强劲的生命力，就要不断地反传统，使之“永远新生”。从小到大，我们懂得了很多规矩，也学会了听话，成为一个“传统”的人，于是，拥有无限可能的生活离我们远去。此文尖锐地批评了“不知道”“不尝试”“不给予”“不真诚”，富有警示意义。打破传统，打破思维的禁锢，激活创新的细胞，释放无限的可能，生活将会变得美好起来，世界，会更加灿烂。
创新・故事讲述
从中学到大学都
没有的知识
张小失
“世界很复杂，充满变数。”中文教授说，“包括那些看似简单的事物。”
马上就要毕业了，大学生们心情浮躁，来上课的人并不多，而且似乎都心不在焉。
“在大家信心十足、跃跃欲试的时候，我想给一点儿提醒。”教授敲了敲讲台，今天他两手空空，没有带书和讲义，“因为大家未必识庐山之真面目，所以过于自信有时会导致自闭。”
这句话分量有点儿重，学生们开始注意教授。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中学到大学”几个字，问：“知道它的意思吗？”
学生们笑了，没有人回答，可能是不屑于回答。教授说：“的确太简单了。”然后转身在后面加上“都没有的知识”几个字，问：“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谁来念一下？”
学生们仍然在笑，没有人愿意站起来当“小学生”。教授只好自己念：“中学到大学都没有的知识。”然后解释道，“是的，你们的学历值得很多人羡慕，但是，学历与学问是两个概念，后者的内涵实在太广阔了……”
学生们又开始聊天，交头接耳，谁将分进党政机关，谁应聘于某某大企业，谁准备去南方……教授忽然提高嗓门，“一个小小的因素，就可能导致全局震荡！”
学生们一惊，都抬起头。教授见大家注意力集中了，笑眯眯地在黑板上的那句话前加了一个“从”字。台下有学生轻声念：“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的知识。”教授立即指着他，“这位同学，请你读出这句话，注意断句。”
这位学生站起来，挠挠头，有点儿不好意思，念道：“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的/知识。”其他同学呵呵笑。教授问：“难道他念得不对？”学生们仍然呵呵笑，兴致盎然且轻松。
教授环顾四周，见没有人答话，叹了口气，扔掉粉笔，“唉，思维定势了，不利于面对充满变数的世界。”这时有位同学反问：“难道他念得不对？”教授断然回答：“只对一半!”台下的人再次提起精神，盯住教授。教授开始念：“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的/知识!”
台下一片安静。教授得意地诡秘一笑，走下讲台说：“诸位，很抱歉！作为一名中文教授，我竟然在与各位道别的时刻，玩了一次小学生的文字游戏――不过，我用心良苦，因为你们即将面对的社会的确充满了――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的/知识，而你们又必须――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的/知识。”
学生们纷纷起立，向敬爱的老师报以热烈的掌声。
（选自2007年第9期《读者》）
关键词：《非洲故事集》；经典叙事学；叙事视角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是20世纪英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继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女作家，代表作有《金色笔记》等。继《青草在歌唱》之后，莱辛陆续发表了多部聚焦非洲问题的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其中就有笔者想要在这里进行分析的非洲短篇故事一集《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和二集《抟日记》。笔者试着从莱辛“主题与技巧相得益彰”的创作手法出发，以热耐特的叙事话语为理论基础，通过对这两集非洲短篇故的叙事视角的详细分析，剖析莱辛是如何运用叙事聚焦揭露和批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罪恶的。
在讨论英美传统小说理论的视角问题时，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对卢伯克（Percy Lubbock），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等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提出他们实际上混淆了谁看和谁说的问题，然后提出用“聚焦”（focalization）来取代视角这个术语。他把聚焦分为三种类型：“无聚焦”或“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零聚焦叙事是指叙述者>人物的叙事，也就是传统的全知叙事。内聚焦叙事指的是叙述者=人物的叙事，外聚焦叙事指的是叙述者、人物的叙事。值得注意的是，“focalization”并非单纯的感知问题，因为感知往往能体现出特定的情感，立场和认知程度。（申丹，2009：85）
1全知全能叙述者的聚焦
在莱辛的《非洲故事集》大部分的故事里，聚焦者与叙述者统一于一个人――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也就是热耐特提出的零聚焦或无聚焦。透过全知全能叙述者的聚焦，读者可以知晓故事的各个方面，可以随意窥探人物的内心世界。倘若隐含作者与现实中作者的距离也较小，我们就可将叙述者看成是作者般的叙述者或作者的代言人。（申丹，2001；207）
如麦金托什先生和汤米的父母一起去车站接从学校放假归来的汤米的那一幕：Tommy turned away with an impatient movement. Yet it was not clear at all， for it was almost as he were a rich man’s son， with all that pocket money， and the parcels of biscuits and sweets that Mr Macintosh sent into school during the term， and being fetched in the great rich car. And underneath it all he felt as if he were dragged along by the nose. He felt as if he were part of a conspiracy of some kind that no one ever spoke about Silence. His real feelings were growing up slow and complicated and obstinate underneath that silence.（Lessing1，2003：371372）由于麦金托什先生是供汤米读书的人，他本应对他充满感激之情，而事实上，他心里充满了复杂之情，因他始终无法理解为何麦金托什先生会资助别人的孩子上学，却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更别提供他上学了。
2儿童或青少年的聚焦
除了零聚焦，莱辛还在故事中才用了内聚焦的叙事手法。这里着重论述儿童或青少年的《叛途》（Traitors）讲述了两个小女孩不顾大人的警告私自跑出南非草原并在那儿找到了属于她们的世界的过程。和大人一样，殖民者的孩子在广袤的南非也忍受着非人的孤独。而种族歧视无疑加深了她们的孤独：他们一般不允许和当地居民的孩子一起玩耍，女孩们更不能私自出家门去丛林。《流亡的滋味》（Flavours of Exile）从一个少女的视角描写了农场的穷困潦倒，父母的思乡之情。《老约翰庄园》（Old John’s Place）描写了一个少女接受为白人群体所接纳的传统女性形象的痛苦过程，这也是她所谓的“成长”。莱辛诉诸于儿童或青少年的聚焦又一次抨击了它们的罪恶。
3叙事聚焦的变换
最后，由于全知全能叙述者的超出凡人的眼光有时会损害作品的逼真性和自然度，莱辛为了弱化这些缺点，会时常短暂地换用人物的有限视角。
《通往城市的道路》（A Road To The Big City）讲述了一对姐妹在光怪陆离的城市迷失堕落的故事。前面提到，莱辛在写作过程中会短暂转换视角以达到她的叙事目的：Lilla came in，turned her calculating，goodhumoured eye from his sister to Jasen，smiled and said：“I’m going out.My friend is taking me for a walk.”The friend came in and took Lilla’s arm，a large，handsome sunburned man who smiled with a goodtime smile at Marie（ibid：159）.在描述姐姐Lilla的朋友的外貌时，视角巧妙地转换到了Marie，透过她的视角，我们可以感受到妹妹Marie对姐姐的羡慕之情，她也急切地想要和城里的英俊男孩发展一段“感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她的天真和不成熟，因为我们明白这个男孩根本就不是姐姐Lilla的男友，这段描写为最终Marie的选择埋下了伏笔。
4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莱辛在她的非洲故事集中综合运用了无聚焦，内聚焦和聚焦变换等多种叙述视角模式，这些视角模式有助于树立作者的话语权威，增强作品的可信性和客观性，而这种多角度的审视也深刻揭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罪恶，从而为莱辛的主题服务。参考文献：
[1] Doris Lessing. Collected African stories volume one： That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3.
[2] Doris Lessing. Collected African stories volume one： The Sun Between Their Feet.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