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3 06:00:47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管理思想
一、社会管理基本目标——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人的活动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包括劳动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和完整，个人活动相应地充分达到丰富性、完整性和自由性。人们不再屈从于被迫的分工和狭隘的职业，每个人按自己的爱好、特长、天赋，自由地选择活动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是对以分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自发形成的职业性的社会分工，是奴役人和阻碍新社会成长的巨大力量。因为由于这种分工，明显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他们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由于这种分工，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畸形的人，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认为，要真正使人类得到解放，必须超出政治解放的狭隘界限，根本改造市民社会，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有人对此提出责难，认为这是意味着每个人不得不做所有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回应说：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的限制，按照自己的心愿从事社会活动，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意志自由的表现。
(二)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一切历史的、现存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和关系。其中，与劳动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社会关系越丰富，人的本质就越能得到全面体现，人就越有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今后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人类历史、甚至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都越来越打破民族的局限性，日益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为此，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而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实。这说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世界范围内进行交往的潮流滚滚而来，全球化时代将要来临。
从个体发展史的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求得满足方式的不同，他们必须与自然界打交道，他们彼此之间必然建立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与交往决定着生产和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创立了现存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每一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关系必然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丰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一发展之路就是人的本质完善之路，即个人自由发展之路。
(三)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本质现实地表现为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个性。马克思曾把人分为“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所谓“偶然的个人”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不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没有自主性、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就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个人。个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是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人的个性的发展根本上表现为个人个体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全面发展。
由上不难看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人是目的、人是关键、人是主体的社会管理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政府社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过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今要研究实现中国的社会公正，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公平问题有大量的论述，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明确地说过：“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正因为这样，就没有永恒的公平。公平问题是一个需要从现实的具体条件出发加以说明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离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谈公正是没有意义的。”公正具有时代性。
(二)要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不能依赖于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不能离开生产来空谈分配的公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讨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这一问题时深刻地指出：“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是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道德和法决定分配公平与否。所谓生产决定分配，一是指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分配的性质和特点；二是指生产创造的财富有多少可供分配决定分配方式。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也有明确的意见，他说：“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违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这两层含义都说明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公平的实现程度不能超越生产关系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就是要实行以“劳动”为同一尺度的社会公平，而不可能做到分配结果事实上的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分配中的平等还只能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这种平等的权利同时默认劳动者有不同的个人天赋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因此这种平等权利体现在分配结果上是不平等的。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那样：“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这种平等权利，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四)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可以通过分配前的“六项扣除”，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社会福利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社会救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评论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一观点的时候，阐述了两个对今天仍有启迪和指导意义的思想：一是劳动产品的分配不可能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马克思问道：“‘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显然，马克思是反对不劳而获的。只有劳动者才能参与劳动产品的一次分配。二是二次分配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公共事业和扶贫济困。劳动的产品不可能不折不扣地按照平等的权利在社会全体成员中分配或共享，这就是在分配之前有六项扣除，即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与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现在，“社会共享”的舆论越来越大。而马克思对于劳动产品的分配，哪些是不能提“社会成员共享”，哪些是可以提“社会成员共享”，是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确的界定的。研究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立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机制，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社会管理的基本措施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管理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思想
社会管理活动的实现取决于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的性质则是由国家本质决定的，因此，社会管理活动的特征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本质。因而，不同国家，社会管理的特征也有所不同。
1.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社会管理的任何活动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执行的好坏，取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资产阶级国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社会的工具，国家权威成了资产占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管理机构都沦为他们的工具，一切国家机关都是资产阶级的耳、目、手足，为他们的利益探听统治、窥视、守护、逮捕和奔波。” [1]资产阶级国家同人民大众的利益是相对的，资产阶级国家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就表现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压迫。
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政府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的政治基础，其管理的目标必然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利益相一致，其性质也必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相一致，社会管理顺理成章地成为占人口极少数的统治阶级的特权。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主要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分工，建立符合本阶级利益的管理模式，来维持他们自己的阶级统治。
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意味着它必将被一种更加合理的形式，即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所取代。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过渡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 [1]（P314）无产阶级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管理的进步形态。
2.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前提就是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彻底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由“工人阶级执掌政权的形式”，即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后，国家本质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社会阶级关系同时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此时的国家政权代表着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的社会管理特征也随国家本质的改变而改变。
马克思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时还在于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自己的一些运动难免还会带有旧社会的一些烙印，采取多少可能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由于这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最终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组织，为了最终能彻底解放自己，他还会继续采用一些与旧社会相适应的手段，但这些手段都会在解放后加以放弃。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注定会有些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某种继承性，因此要做好社会管理，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做好对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调整与改造。
从经济方面来看，“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改变生产资料以及劳动资料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将大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让广大劳动人民能在社会生活的管理中处于主人翁的地位。通过计划调控，用实行等级分工及系统分工的政府的计划调节代替以前旧社会中互相冲突、错乱无章的无政府状态。” [2]
从政治方面来看，无产阶级在取得统治权之后，就不能继续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了，必须建立起新的制度。公社这个社会组织的出现，就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机构。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描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的民主管理实践，“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方式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可以随时罢免。公社是一个实干的机构，警察由中央政府的工具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可以随时罢免的公职人员。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以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转交给公社。” [1]（P55）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变革，使得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另一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的政治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当阶级差别在发展中已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并开始还原为真正的社会的自我管理的权利，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度，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以前虚伪的负责制。由于国家的共同需要而必须执行的重要职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政府应行使合理的职能，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政府中那样把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了，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的勤务员来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P235）
3.共产主义社会管理
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会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可以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做科学的回答。” [1]（P314）虽然马克思没有就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具体形式做详细的阐述，但在他的文本中我们大致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特征。
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和剥削，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国家作为整个社会代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社会的名义去占有生产资料，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由于成为多余的事情必然会停止，那时候对物的管理以及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将会取代以前对人的统治，国家就自行消亡了。生产的目的不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社会管理也不再具有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而开始实行人民自主管理，人民当家做主。
马克思在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基础上得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形式。“资本主义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可是带给工人自身的却是严重的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却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产生了美，但使工人变成畸形。资本主义劳动使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及脑力，而是使自己的身体饱受折磨、精神遭受摧残。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受到自在、舒畅。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活动是属于别人的，这也就导致了他自身的丧失。” [3]（P44）马克思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劳动的不自由、活动的不自主和管理的非自主联合性的基础上，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模式应该是自由联合劳动和联合自主管理的结合。
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将会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组成的自由联合体来执行。由整个社会共同进行社会管理，就更加需要得到全面发展、能通晓整个社会管理流程的人才。自由人联合体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平台，每个人都可以自主管理社会事务、自主调节社会运行，这样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将会全面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管理 以人为本 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 （2017） 04-0128-01
一、前言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时刻关注的问题，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带动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水平，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建设得到保障。这些因素充分的说明了我国对社会管理增强的重要性。就目前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目前我国正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目前我国各方面的矛盾也明显增加，同时我国对社会管理进行的工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所以为了我国各方面的建设都得到快速稳定的发展，就要通过我国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带动我国社会管理的发展，同时在进行社会管理工作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和分析并及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还需要我们对社会管理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和认识，通过对社会管理工作的创新来使社会管理工作的意义发挥出来。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进行国家建设和一切工作的基础，只有把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才能确保我国的快速稳定的发展，是我国进行发展的核心工作。在我国进行具有中国社会意义社会管理的建设工作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发挥其作用，它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和团结人民的主要方法，还是我国进行发展使国家强大的基础。自我党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趋势，动态的变化给我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带来了难度，从目前我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的深化程度上来看，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实践还是远远跟不上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要求，这个问题严重的导致了我党对实践创新社会组织的产生的脱离原定方向的问题，所以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管理对我党的发展方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使我国社会管理工作的进行，就要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实践引起重视，要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实践工作的执行力度，同时还要了解和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
1.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政治优势
近些年来我国加大了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执行力度，同时在我党自成立以来多年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我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执行不仅可以解决民族问题，还可以起到团结人民的作用，对解决社会矛盾有着积极意义。将党的各方面建设和人民的生活结合起来，可以很好的确保人民对党的工作的支持，还可以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伤害，同时使人民意识到我国进行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和意义。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的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是团结我党的重要环节，如果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不到位，就会导致影响我党各项工作的建设。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协调各个工作的关系，促进各个民族团结解决民族矛盾的问题。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一定要顺应民心，使人民积极的参加到我党思想政治的工作中去。
1.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管理的开展提供政治保证
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着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使社会各界共同追求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同时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为我国进行社会管理提供了保证。我党在进行社会管理的同时还要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引起主义，要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引导我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人民通过自身价值观的转变，使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到升华。
2.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管理的开展凝聚力量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呈现快速发展趋势，这提高了我国进行社会管理任务的难度。为了社会管理工作的稳定进行，需要我国社会各级人民的团结和支持，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凝聚。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进行分析，我国对解决社会各级的问题的能力还比较薄弱，这就需要我国继续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基础对社会管理工作进行深化。
四、结束语
我党进行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我国的快速稳定l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国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核心，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化带动我国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执行，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我国进行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所以社会管理的执行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李辽宁.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4（6）：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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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萍.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究[J].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4）：7-8.
[5].王荣德.新世纪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J].当代教育论坛.2010（4）：90-91.
关键词：调节；动员；管控；社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222-03
社会管理为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现代转向、体现时代价值提供了广阔平台。认真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有益经验，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不仅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实现规范化、科学化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新时期社会管理工作实现人性化、现代化转向具有实践意义。
一、发挥社会调节作用，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引领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同时也为不和谐因素的激活提供了结构性条件[1]。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发展期，代表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同思潮相互交织；传统社会结构经历着“去组织化”和“去集体化”趋势的不断冲击；传统经济方式的瓦解与现代市场机制的共生现状；利益分配现状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认同带来的深度腐蚀等诸多因素为社会矛盾激化提供了“催化剂”。错综复杂、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重大障碍，推进社会管理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在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积极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典型示范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情感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对人的情绪进行调控，实现对人际关系的有效调整，最终达到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的目的。化解社会矛盾，首先要对矛盾的性质作出准确判断。现阶段，虽然一些矛盾常常以直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就其本质而言，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个人、群体间现实利益分配、享有方面的矛盾。准确判断了矛盾的性质基础上，就需要寻找正确的处理矛盾的方式。思想政治工作从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行为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协调社会成员个体之间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克服价值取向偏差导致的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开展以正确的义利观、基本国情、形势政策、集体主义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不断教育群众对待问题、看待他人的过程中要有包容理解的心态，增强大局意识，在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他人合法权利享有的便利。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重要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多做为民谋利的实事，帮扶社会弱势群体，用实际行动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真正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当前，干群矛盾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干群矛盾的激化直接对党的执政基础产生消极影响。如果不能解决目前日益显现的干群矛盾，党的群众基础就会削弱，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基就会被侵蚀。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们党和群众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必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权力观是指如何看待权力来源和权力运用的观点。马克思的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2] 。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权力的使用上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正确观念。事业观是关于事业目标、事业精神和事业道路的看法。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看待政绩、看待群众、看待职位升迁的问题上要遵循现代政党执政的思维逻辑和行事准则，真正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执政成绩的考量标准，不负百姓重托，不辱历史使命。
二、发挥社会动员作用，凝聚多元分散的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是一部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各民族群众共同抗争侵略者和内战分子，从而取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奋斗史。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同样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国家，做好社会管理工作更为艰巨繁重，必须以各民族的团结和各阶层力量的凝聚为基础。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握新时期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以民主的方法，以协调、沟通、服务的方式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第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多方力量。社会管理是执政党团结社会各种力量的“粘合剂”，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有效方式。曾指出：“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才能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新阶段我们党针对现实问题、总结国外发展规律得出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团结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现实路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广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为社会管理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二，要以党的执政方略的认同来凝聚群众[3]。党是各种战略方针的制定者，广大人民群众是落实战略方针的执行者。如何才能保证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呢？只有人民群众认同党的战略方针，才能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拥护它，执行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党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政治工作要保证党的战略方针的实施，首先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党的执政方略来源于人民，是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有了各阶层群众的高度认同和积极拥护，社会管理就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此基础上，社会管理的各项具体工作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有效配合。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创造性。通过全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共同努力，提高了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人民群众成为真正的受益者，进一步激发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奋斗的热情。
第三，要以服务群众的工作方式来凝聚群众。社会管理工作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社会管理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幸福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否保障好群众的各项权益、解决好群众的生活问题、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思想政治工作要强化各级党组织的服务功能，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把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措施。思想政治工作要推动各级基层组织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关注群众的切身利益，增强群众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将群众的实际困难解决在基层、将群众的利益矛盾化解在基层，真正发挥社会各级组织凝聚群众的作用。
三、发挥社会管控作用，创设稳定和谐的发展氛围
社会稳定是指社会整体处于稳固、安定、和谐的状态。只有社会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社会成员间自觉按照各项法律、道德规范的要求有序运行，党的各项事业才能取得胜利。思想政治工作在创设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中的优势体现在它能够社会行为主体思想意识层面发挥积极的管控作用，对主体行为进行有效控制，将社会成员的错误偏激思想倾向消除在行为发生之前，防患于未然。
社会成员的错误行为通常存在着心理动因，并且心理动因的萌发、发展、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就是把握个体思想形成发展的规律，通过外在的教育、感化、交流，促使个体思想认识的改变。社会管理工作中要想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状态，就必须深入把握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运动轨迹。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承担思想预警的任务。要善于通过个体的行为方式分析其行为动机、行为意愿，提前预判其行为指向。思想政治工作者要透过个体行为的偶然性，分析其行为动机的来源，判断引起行为动机的现实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达到由表及里、见微知著的效果。通过对社会成员思想动态监测预警，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嗅探仪”，及时反映社会动态，通过深入群众、与群众交流的方式和途径，收集危害社会稳定、破坏社会和谐的信息，及时消解破坏稳定团结的不和谐因素，最终转化为实现和谐稳定的现实资源。
近年来，突发性事件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破坏和谐氛围的重要因素。突发性事件既包括重大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短期社会秩序紊乱，也包括由于长期矛盾积聚所导致的。重大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海啸等非常规事件的发生，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做大量及时的心理安抚工作，要进一步将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到社会应急管理机制建设中。频发是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集中表现，的产生通常是由于社会矛盾的长期积聚而由典型事件引发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发生的全过程中都应该发挥应有作用。首先是事前的预防警示作用，思想政治工作的预防作用体现在及时把握社会的思想动向和人们的心理动态，及时捕捉带有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及时发现潜藏在社会生活中的暗流，超前预测，为政府部门提供舆情动态资料和对策建议的工作。其警示作用表现在准确把握群众中错误、偏激思想的积聚程度，善于运用现代媒体引导舆论风向，及时有效扑灭“燃火点”。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深入研究“导火索”事件的共性特征，及时向党委和政府部门上报警情，提供政策制定依据。其次是事件中的疏导协调作用，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要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用立场鲜明、简明扼要的语言，通过最便捷的传播途径，向群众讲明大是大非，站到群众的立场上讲清利害得失，抓住群体心理的特点，从参与人群内部进行瓦解。必须充分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利用新型媒体的宣传效应，讲清事件缘由、发展态势等，帮助群众了解事实真相。思想政治工作者在爆发过程中要善于组织工作密切结合，做好实实在在的组织、宣传工作，引导群众与政府进行理性对话，尽早达成共识，提出解决方案。再次是引领导向作用，一方面，事件本身可能造成人们的心理创伤，需要加强对处置后的心理干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从治愈群众心理创伤的层面，持续地对受害者进行心理疏导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经验总结。要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在鼓舞群众和心理安慰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慰问看望的方式，向群众传达党组织的关怀和希冀。必须进一步探索危机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通过对个案的记录和追踪工作，逐渐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性，从而为以后危机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四、发挥社会激励作用，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是在社会管理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创造力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社会管理不断创新、人民自觉参与管理的关键因素。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具有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开发人的创造潜力的功能，能够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破除各种思想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实践得到支持、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主动参与和不断创新。多元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更需要激发公众的参与意识，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社会管理的良好局面。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成员的主人翁意识进一步提高，表现在社会管理方面就是人们的社会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要通过有效途径，鼓励、支持和保护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和积极性，增强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责任感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创新氛围。创新精神是创新实践和创造活力的思想先导，有没有创新精神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久生命力，关系到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水平。思想政治工作在促进人们逐渐形成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调动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可以通过积极倡导人们抢抓机遇，只争朝夕，坚决破除保守思想、僵化观念、惰性意识和安逸心理的束缚，支持改革者、鼓励干事者、褒奖成功者，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创新氛围。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尊重并疏导多样价值观。一个社会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利益要求，社会和谐需要协调好这些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岗位人群的利益诉求，在社会内部形成合力。无论是在观念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层面，“和谐”本身就包含着对不同意见和不同群体利益的尊重、宽容。当然，我们强调尊重多样价值观并不是要在社会中放任各种错误思潮、价值观恣意横行，而是要充分认识到不同价值观背后所代表的多样的群众需求，将上述“不同”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旗帜之下，在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中积极倡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没有一个权威的价值主导系统引领，社会便没有了基本道德规范，就会处在失序紊乱状态。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倡导给予新兴社会阶层精神激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间接地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他们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而且是社会创造活力的重要来源。作为新兴社会阶层，他们在政治上、精神上及社会认同上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出发，还是从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看，我们都需要从社会心理层面对他们给予激励，以保持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凝聚力。思想政治工作应以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需求为着眼点，从其多方面的需求入手，做好必要的思想宣传工作，运用多种宣传途径在全社会对他们的创新精神予以认可、鼓励，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骨干人员进行表彰、嘉奖，从而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的同时，也有利于在群众中形成“提倡创新、鼓励创新”的社会共识。
参考文献：
[1] 魏礼群.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3.
社会冲突管理既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社会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社会冲突显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管理好社会冲突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
在开启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采取多种策略、方法，通过多种途径，有效解决了一些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其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对当前的社会冲突管理有着重大的启示，这里加以探讨。
一、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实践与策略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更多地是站在宏观和全局的角度。因而研究他的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学习他管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思路，也只能从他对关乎国家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着手，并从中把握一些规律。
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文革”结束后，解决台湾问题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道路，邓小平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准备，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这就既明确表达了中国不放弃使用和平和武力两种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同时又委婉说明我们可以等到合适的时候来解决。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但在统一的方式方法上，则提出了较灵活的意见。继邓小平高度概括“一国两制”的内涵后，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到：“我们认为，只要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就第三次国共合作，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考虑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安全着想，来看待第三次合作的必要。
2.统筹兼顾，从大局着眼。在民族问题上，邓小平致力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他的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指明了方向。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在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1990年7月3日，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1992年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视察时邓小平谈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3.多种方法并用。在解决西藏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可以通过多种手段，使用多种方法。早在1950年1月15日，邓小平就指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与军事相比政治仍是主要的。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说：“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要使他们懂得，不只是年轻就能解决问题，不只是有了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二、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方法
1.调查研究，搞清真相。邓小平十分重视调查研究。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与高校卫生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就高校招生制度是继续延用“文革”中的群众推荐制度，还是恢复“文革”前的统一考试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充分听取科教界专家的发言后，当场决定：当年就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到，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
2.透彻说理。在涉及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利用各种机会奉劝台湾地区领导人，他说：“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一件事要靠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 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当局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
3.以身作则、带好头。就废除领导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邓小平从推进党的事业大局出发始终高度重视，并多次表达了自己退休的愿望。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郑重提出，要废除党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年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党的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邓小平坚决主张并实践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乃至党内民主的意义重大。
4.批评与自我批评。邓小平历来重视对人民的教育，倡导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89年，他针对右的思潮的出现，指出来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不够，他提出，在当代社会，要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强调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倾向，要坚决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途径
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国家控制工商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旨，官营工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官营工商业的弊端丛生，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逐渐发生歧变，最后终于被主张工商业私营的理论所取代。本文试图在论述重论嬗变及其它经济理论兴起的同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汉轻重论的产生
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论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逐渐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专山海政策和战国时秦国的政府控制工商业，但都为时较短和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此，对山泽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秦统一后，继续实行工商官营政策，对东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富商大贾们被没收财富，迁离本土。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后仍频繁调动兵马，大兴土木，造成赋役繁苛、刑罚严酷，从而被农民起义所推翻。wWW.133229.CoM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权只摧毁了东方的私营工商业，但并未建立适合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工商业机构和经济理论，因而在经济结构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私营到官营的转型。
西汉建立后，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贾的“居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话，集中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而，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即变秦王朝的“举措暴众”为无为而治，通过清静无为来恢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却仅流于形式。如他规定不准商人衣丝乘马、不准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压低商人社会地位的贱商措施，在经济上对商人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和吕后时，“弛商贾之律”，除仍不许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抑末措施暂缓施行，实际上放弃了刘邦制定的贱商政策。其后，汉王朝又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工商自由经营政策，造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那些在秦代遭到打击的工商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迅速暴富起来，其势力的发展竟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封建政权，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当汉武帝内外兴作，耗费巨大，发生严重财政困难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予支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业，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于是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控制权，妨碍封建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这样，从春秋开始的工商业自由经营的主流到汉武帝时终于让位给国家控制工商业，这也是封建大一统王朝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有所推迟罢了。
在汉武帝由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之后，到西汉末年，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以汇集《管子》作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即轻重论的理论总结。所谓“轻重”，是先秦时期人们用来说明货币方面问题的概念，到西汉时逐渐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以达到国家操纵这种比价变化的目的。轻重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部分，三者中以轻重之势最为重要。所谓轻重之势，指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参与以控制和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只允许百姓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内活动，从而把对百姓的予、夺、贫、富主动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这种地位和威势“御天下”，就不需要用暴力进行掠夺和驱使，民众在政府的控制下既无法逃避税收，又不会太贫穷以至铤而走险，更不让其太富而看不起国家的赏赐和俸禄，从而使他们安心地为政府出力和效命。
轻重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较为成熟的经济思想，虽然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生产，但对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解决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战胜匈奴的外来威胁等起了巨大作用，因而基本上被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
二、唐宋轻重论的嬗变
从汉武帝到唐前期，盐铁官营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始终不逾的既定国策，其间除了东汉时期由于豪强专权而略有放松外，其他王朝都把国家控制工商业作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法宝。唐前期的盐铁管理采取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的政策，此即《唐六典》卷30所谓“官不采者”，“听百姓私采”，然后征收课税。从唐高宗时开始，随着土地买卖的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以丁身为依据的租庸调日益减少，不课口的数量和政府的开支却日益增加。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当时承担赋役的人口只占总数的13％，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经济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唐政府为扩大税源，只有增加间接税的征收，于是唐前期对民营盐铁的征税制就变成了唐后期的盐铁禁榷专卖制。唐廷急于求成，派第五琦负责榷盐法的推行，实行官运官销制，此法使生产者和销售者均无积极性可言，弊端早在汉武帝时即已显现，因此收效甚微。其后，刘晏临危受命，负责唐政府的理财工作，他不但广泛灵活地运用了轻重之术，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使轻重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如在榷盐方面，他将官运官销变为政府批发、商人运销零售，把一部分盐利分给商人，以增加商人的销售热情，并减少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生产和流通的弊端。这样就把商人由原来的打击对象变为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当然，为了限制商人居奇谋利，刘晏又设常平仓，防止边地商人垄断市利，使商品流通中“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以把轻重之势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
刘晏理财有和汉代轻重论者一样的目的，即扩大财源和增加统治力量，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但刘晏比前人进了一步，即既考虑增加国家税收，还要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像他设立的盐政机构不但征收盐税，还对生产进行检查、指导，由此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刘晏还以增加物质待遇来刺激经济活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如运漕粮时以雇工代替徭役劳动，在造漕船时加大造价以保证质量，以高价招募传递经济信息的“急足”等。刘晏的理财取得了较大成效，扭转了唐王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唐中央实际控制户口由不足200万增加到300余万，盐税由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为唐后期王朝的延续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刘晏在理财中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又用部分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的创新思想，反映了唐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的新趋向，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中期之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国家财政要拨出大部分经费养兵的现实促使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承继唐制的宋王朝为了维持庞大的中央禁军，不得不相对放松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活跃商品经济以扩大税收，因而宋代的社会经济呈现了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商税、市舶、矿冶等工商收入约占总收入的70％，其中北宋商税年平均征收约1000万贯钱，占总收入的10％。工商业收入的大量增加使得宋政府更加需要国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轻重论，只是应用的方法有所改变而已。这其中以王安石的工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王安石并不否认封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必要性，他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变僵硬死板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干涉与放任兼而有之，视各行业的具体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如食盐严格实行分区专卖以获取厚利，但少数地区仍可以实行民营。茶叶禁榷严厉效果不好后改由大商人包销，但他们分取茶利太多，王安石又将之改为官收茶税由私人自行贩运。酒的专卖收入与商税不相上下，每年约有1000万贯，宋中期前官府控制较多，之后则采取了由私商包销的办法使酒税更加扩大。在矿冶业方面，由于官府矿业效率底下，得不偿失，因而采取鼓励民营矿业发展的政策，对金银铜铁等实行“二八抽分”税率，其余自由贩卖，宋代民营矿业由此得到较大的发展。王安石在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将轻重论灵活运用，当国家专营的某一行业效益不好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总之，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倾向于增加民间经营以税之是王安石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宗旨。
三、明清反轻重论思潮的兴盛
明朝继承唐、宋、元的工商业政策，盐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工业体系。明政府严密控制工商业的政策在明初商品经济尚待恢复的情况下运作良好，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如同前朝一样，其专卖政策日益受到市场作用的冲击，榷盐和榷茶政策在私商的参与下逐渐破坏；实行海禁以维持朝贡贸易的政策在走私猖獗的情况下也难以进行；官府工业则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效率低下，举步维艰，无法满足朝廷的各种需要。明中期国家控制工商业政策出现的各种问题迫使统治集团重新考虑应对方法，传统的轻重论受到非议，主张工商业私有化的观点开始抬头。其实，早在轻重论形成的初期，司马迁就曾系统地加以批驳。他从好利好富是人的天性出发，认为农、工、商都是衣食之源，它们越扩大，社会财富越增加，从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所以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各种私人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加干预。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不能适应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需要，自然不会被重视。当轻重论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后，千余年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只有叶适打破沉默，公开批判和否定轻重论的核心——重本抑末，但由于轻重论经过刘晏、王安石等改善后仍具有一定的活力，而私营工商业者的势力又相当弱小，所以响应叶适者寥寥。随着明中期商品经济的活跃，轻重论日益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以丘浚为代表的新经济思想的出现并最终取代轻重论就是很自然的了。
丘浚的工商思想主要是反对盐茶的禁榷专卖，主张私人经营和开放对外贸易。丘滩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认为盐等自然资源都是“天地生物”，应该由全体民众“公共之”；君主应以其权威保证百姓共享这些资源，禁止少数人垄断。因此，他主张废除盐茶专卖，实行国家监督下的私人生产和运销。为此，他设计了一套食盐官督商卖方案，即灶户向官府交纳一定“举火钱”后煮盐自卖，盐商则直接从炉户处购买，然后按数纳税，凭引到指定地区贩卖。这样就将明初切断的商灶购销关系恢复起来。政府只用征税和引制进行间接控制，比刘晏的就场专卖更为松弛。丘浚还反对官府经商及以场务等机构垄断控制市场，主张发展私商，改革漕运，扩大国内商品的流通。同时，他看到东南沿海居民必须依赖出海贸易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海禁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因而主张开放海外贸易。他根据唐、宋、元鼓励对外贸易、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增加的事实，认为舶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比之增加国内民众负担、妨碍内域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苛捐杂税要好得多。丘浚朦胧意识到互通有无的好处，比仅是为了赏玩国外珍奇物品的思想显然有所进步。明王朝在官营专卖和官府工业日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迫于明后期放弃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实行盐茶商专卖和鼓励民营手工业以税之的政策，从而开始了向官督商办的转变，以丘浚为代表的反轻重论理论终于被统治者所接受。
明中后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当时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从新兴市民阶层的人性论出发，反对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不仁暴政，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这些思想不仅比司马迁更明确地指出了封建君主控制工商业的实质并强烈反对君主专制，而且比前代拥有更雄厚的社会基础，因为此时商人已经过宋、明两代的发展而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阶层，所以他们反对国家干涉工商业、主张私有化更有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社会管理思想 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要求我国的社会管理体系也必须同步更新。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回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其中含有大量的有关社会管理的论述，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管理仍有启示意义。
马克思社会管理思想的内容
社会管理主体论：国家职能。马克思主义将社会管理的主体和形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原始社会氏族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由社会自身执行社会管理的职能；第二阶段则是在阶级出现以后，由以国家为主、社会辅助的形式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第三阶段则是在国家“消亡”以后，则由“自由人联合体”来执行该职能。第二阶段则是当前我们研究的重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应该具备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两种基本职能，国家的本质决定了自身的阶级统治职能，对立的阶级间的共同利益则决定了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也就是所谓的“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这也是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基础。但这种职能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如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便先后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前者是国家直接进行社会管理的模式，国家对社会事务具有绝对的管理权；而后者则是间接的社会管理模式，国家主要起到调节和监督的功能。列宁的社会管理实践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对我国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管理职能的边界与范围的界定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管理客体论：公共需求。之所以存在社会管理，是因为社会有公共需求，需要通过国家来执行公共职能，从而满足公众的公共需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不论是何种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人们都有着共同利益需要去维护，这就促使了公权力的产生，这也是国家权力的雏形。国家权力产生的直接原因则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去维护，而这项工作仅仅依靠个体又很难实现，因此便出现了被赋予全权的机构，这就是国家机构的萌芽。在社会的发展早期，为了保证生产、交换、分配的正常运转，社会便出现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之后其便以法律的形态出现，继而又必须建立维护法律的机构，也就是公权力机关，即国家。由此可见，公共权力的出现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满足社会大众的公共需求。因此国家机构并非凌驾于社会大众之上，而只有维护大众公共利益的社会管理机构，才能够获得长久发展。
社会管理方法论：公共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出现以及生产关系的复杂化，社会成员之间开始出现利益矛盾。在此情况下，要想保持社会的持续运转，便必须出现一个专门的团体或机构来将这种冲突维持在一定范围内，这一机构或团体在调和社会矛盾过程中便是以社会整体的名义来实施其社会管理职能。随着国家的产生，国家便成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机构，成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代表，且通过公共权力来实现社会管理。国家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公共权力被滥用的情况，为此，列宁提出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进行政务公开，让群众监督国家公共权力的使用，他认为吸收非党群众来议政也是有效监督公权力的方式之一。因此，如何防止公权力变异，畅通各种监督渠道是我国社会管理必须解决的问题。
社会管理目的论：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主要体现在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丰富发展三个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社会管理也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够实现，因此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必须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世界”在增值而“人的世界”在贬值，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并不以政治统治为目的，而是真正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样才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无产阶级执政后，要确保社会管理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服务，需要坚持人民参与的原则，并将人民作为服务的主体。但列宁指出，在经济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人人参与社会管理，因此一般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群体来代表整个劳动群体来实现参与职能。社会管理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在我国其体现为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为人民服务，并积极鼓励人民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
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的特征
强调了社会管理职责的必要性。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中，不论国家处于何种社会发展状态都必须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纯粹说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这是极为荒谬的，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必然带有统治意味，进行社会管理活动也是国家能够存在的基础。由此可见社会管理是任何政治形态国家都必须履行的职能。但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维护本阶级自身的利益，它不可能真正维护普通公众的利益。而真正的社会管理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第一要务的，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才可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
突出社会管理内容的公共性。社会管理涵盖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这既包括对社会的政治管理，也包括对社会进行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管理。社会管理是与私人管理相对的公共管理，其具有公共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社会，必须将资本、教育、农业以及工业等方面的发展纳入到社会管理事务中，如在资本管理上，他们认为资本是社会力量而非个人力量，因此其必须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活动，这样才能够让资本运动起来，才能够改变资本的性质，使之成为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让其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认为社会管理应包括住宅问题的解决，而且也只有在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住宅管理才可能体现出真正的公共性，住宅管理也才具有公共福利性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管理理论可以看出，社会管理只有在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其公共性，真正为社会大众服务，满足群众的公共需求，维护其公共利益。
提出了社会管理主体的广泛性。马克主义理论认为，在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社会管理的主体并不局限于政府部门及其从业人员，而是广泛地吸纳社会群众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在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中，人民群众通过普选而推出能够代表人民的勤务员来执行社会公共管理的各项决策。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随着社会的进步，其解除了社会管理的压迫性机构，因此也就不存在政府统治的压迫性力量，社会管理由那些“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而且通过制度的完善，这些勤务员总是处于社会各方的监督之下，以此来确保其贯彻了社会管理的各项措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实现社会管理的效果。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必须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公共管理中去，让人民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自己管理社会。这种管理模式能够让人民群众空前团结，当社会发展遇到困难之时，人民便能够凝聚在一起，获得克服困难的力量。因此，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能够进一步提升社会管理的效果。
凸显社会管理方式的现实性。马克主义社会管理方式的现实性是指其能够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探索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效能。如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当时应该建立，让人民将国家政权从压制社会力量手中收回，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力量来管理社会，这样人民才能够真正获得政治解放。人民取得政权后，可以以普选的方式选举出公职人员，而这些公职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有权对其进行罢免，而且他们领取一定的报酬，这样便将国家公务员转换为一种工人职务而非特权，让其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方式的现实性还体现在其对社会管理所需的物质基础有着明确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客观的物质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仅要简单地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且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为其进行社会管理提供物质保证。列宁在谈到苏维埃政权时，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重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这样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够创造一个新的、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认为，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需要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提高社会生产率，为其社会管理创造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对我国社会管理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管理开始了新的历程，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经济方面则体现在我国经济得到了平稳、快速的发展。在民主建设方面，则体现在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得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实现了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则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广大人民的幸福指数问题稳步提升，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尤其是民生方面，努力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
同时，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致使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依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经济发展不均衡，可持续发展问题严峻；社会管理机制不健全；社会管理手段落后依然是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攻克的难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虽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但其所揭示的社会管理的诸多特征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管理实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秉持管理就是服务的社会管理理念。资产阶级的社会管理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特定阶层的利益，因此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而在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社会管理活动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一种管理活动，其更是一种服务于人民的活动。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执行者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其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像工人一样领取工资，并在工作中接受人民的监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实现真正的社会管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管理理论中还强调要提高大众的社会管理素质，使之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公共事务管理中来，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表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社会管理，必须树立服务的理念，将社会大众作为服务的对象。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政府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维护人民的权利。为此，党和国家在社会管理上便是要创造条件满足大众的公共需求，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增进社会福祉。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意识到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是由人民所赋予，因此其应该将公权力用于服务于人民，而非凌驾于社会公众之上对其进行一味地管制。
扩大社会管理主体的范围。社会管理的任务之一是为社会大众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一任务不可能靠某一社会个体或某一机构组织单独完成，而是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通力合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便强调社会大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性，这不仅是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实现社会管理效果的现实要求。我国在进行社会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注意扩大社会管理的主体范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在社会管理中要充分调动行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中介的作用，让他们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社会公共诉求的同时，进一步规范社会公共管理行为，从而使得社会管理的各方主体形成合力，提高我国的社会管理效果。这表明我党已经意识到让社会组织或团体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要想形成这种管理合力还必须引导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广大群众的公民意识增强，其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也日益高涨，而且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也具备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素质，能够为社会管理建言献策。要想进一步扩大社会管理的主体范围，党和政府还应该拓宽民众以及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渠道，保证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彰显社会管理对象和内容的公共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多次论述到社会管理的执行者应该通过普选推举出来，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后，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社会管理权并交由普选出来的公职人员行使，这也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管理为特权阶级服务的性质，真正实现社会管理的公共性，这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管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现代国家的社会管理中，公共性也是其本质属性，但应该意识到这种公共性质并不与私人权益相对立，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管理是在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为了促进社会个体的进一步发展而开展的活动。当代，随着民主意识的不断发展，广大群众在公共性价值诉求上也日益增强，他们希望国家各项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与监督都能在民主环境下进行，因此我国在社会管理中要满足大众的公共性诉求，就必须要为公众提供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平台，积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共同决策关乎各方利益的社会管理事务。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新的社会发展需求都会影响到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环境出现了新情况，社会个体不再被严格束缚于体制身份，社会流动人口大幅增长，他们对社会管理有着新的公共诉求。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很难在公共事务管理上继续发挥巨大作用。马克思社会管理思想认为社会管理方式应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因此我国在面对新的社会发展环境时，也应该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具体来说，政府可以积极构建协商对话平台，既可以是现实的沟通途径，也可以是一个网络沟通平台，让不同的社会主体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基于公共利益的角度各方能够互相协商并做出一定的妥协，使得各方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一致性，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管理；思想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7-0043-01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到来，社会开始呈现出巨大的变化和前所未有的活力，我国的社会管理逐渐的从以往的单一化朝着公共治理、多元参与的模式转变。和谐社会的建设趋势，迫切的要求大学生思想教育以及社会管理均要在切实遵循自身内在规律发展的前提下进步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也必然会推动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不断实践、思考，思想教育要及时的接受与响应此类激励，充分的将社会管理这一全新的思想教育平台运用起来，自觉推动大学生的创新发展，并且促使大学生切身的致力于思想教育现代化实现中。
一、社会管理视阈下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涵义
近些年以来，随着社会、时代以及理论研究的迅速发展，特别在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等诸多方面东西方日益频繁的互动与交流，西方社会的人本管理思想被广泛的应用到了我国的教育及社会发展中，在人本管理思想作为指导的前提下，我国社会管理逐渐的从过去集中的“一元化”政府管理模式朝着公众、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管理发展，管理核心及重心也逐渐的从以往对“物”的管理朝着对“人”的管理上转变，并且随着实践的深入进一步将主导为“人本”的社会管理涵义拓展为所有社会管理实践均以人民全面发展的实现、人民的切身利益为立足点与出发点。作为社会中的“人”，大学生也是属于社会管理对象，而从国家的长足发展和民族的持续发展而言，大学生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管理对象。以大学生的发展及利益作为社会管理的主要目标、出发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贯彻以人为本的落脚点及重要要求。对大学生发展的关照，是社会管理开展思想教育的一种本体价值取向，并且思想教育在对大学生多元化的价值功能上也提供了方法论和指导原则为社会管理的全面发展，而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探究，是大学生思想教育实践化、科学化以及社会管理系统化、人性化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迫切需要。
所谓思想教育具体指的是对人的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教育的总称，具备着较强的普遍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时期，均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在理解思想教育上，应当从实践性及物质性的角度予以展开。思想教育的物质性具体体现于其是由相互统一关系及主客体所构成的一种实践活动，社会成员是主要对象，良好的政治意识与思想品德为培养目标，使社会成员切实形成群体要求及社会要求的思想意识以及主导协调社会、阶级对成员设计水平与思想要求之间的矛盾；思想教育的关联性具体展现在教育实践无法独立的离开社会环境而开展，需要被放置在社会系统、历史系统中加以衡量。思想教育是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处在上端的社会系统价值链，能够影响其它子系统，是构建社会良好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社会环境与思想教育的关联性体现的是工具性和目的性的有机结合。
二、大学生思想教育与社会管理的关系
现阶段，我国首要的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就是思想教育，并且也是一种主要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解决途径。从根本要义上来讲，大学生思想教育要借助于思想政治思想及其范畴来讲大学生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阶级方向问题与阶级性质问题解决，通过激励、调整、引导和纠正大学生的行为、观点、立场等，来使大学生成为具备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以及政治过硬、思想正派，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和时展要求的现代化建设接班人、建设者。社会管理是宏观管理、宏观调控的过程，侧重于以制度化的管理方式来规范、约束成员的行为，具备着社会服务与社会规制的重要作用。所以，社会管理与思想教育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科，两者之间有着不同层面的差异存在。但是，随着社会管理科学的逐步深化及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两者之间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趋势不断强化，在对各自属性加以保持的同时，也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面。
三、社会管理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基本要求
社会管理所具备的现实意义主要来自于现实性的社会发展需求，来自于社会管理整体对完善管理格局、提高管理能力的实际情况，来自于其他社会成员优化管理结构、参与社会管理的要求。党和国家政府的讲话精神、重要文件，均将创新及强化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向、总体目标、根本目标等加以明确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科学诊断是全新的社会管理目标要求，社会管理属于社会工作的范畴，担负着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的责任，而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各部分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均能够得以协调发展，实现整体上的有序发展，需要社会成员的提供可靠的社会管理制度保障，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必须要将社会创造生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将社会和谐因素充分的增加，从根本上消除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因素。社会管理在确保社会发展和营造和谐氛围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会管理视阈下的大学生思想教育需要根据社会管理的理念、任务、目标等的指导与要求，领悟创新及加强社会管理对思想教育的意义，在思想教育实践中，应当熟练的掌握及认真学习基本的社会管理理论，以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和马克思主义为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指导性思想，以便于更好的促进高校的和谐发展、维护高校的秩序、创造优越的校园文化环境，进而完善社会管理的内容，实现“服务为先、以人为本”的大学生思想教育理念。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社会管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而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大学生思想教育只有不断的加以完善才能够充分调动大学生的创造力、积极性，从根本上消除不和谐因素，从而促使大学生引导和谐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10029503
1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社会建设和管理中也出现了许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与现在现代化建设存在着不适应的薄弱环节。诸如征地拆迁问题、物价上涨问题、下岗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等，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制约着我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要加强社会管理，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抓住和利用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顺利度过矛盾的“凸显期”。
针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机遇和挑战，社会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应该更注重“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既要恪守原则，又要体现工作的时代性和灵活性，这样更能结合我国的国情，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为加强社会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有效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加快推进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1]。在社会主义社会，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的工作。它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且是管理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也步入了改革的关键时期和发展的攻坚阶段，国际国内环境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需要我党去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也要与时俱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根据新的实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从现在的情况看，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大体上落后于实践，并且与社会管理工作的实践联系不够密切，我们在谈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对其要客观看待全面理解。
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适当的地位上，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1944年，组织编写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曾指出：“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要受到损失。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的部队，这样的强调十分必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经验证明：思想政治工作所摆位置恰当，它就能促进革命战争或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反之，如果位置摆得不恰当，就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损失。可见，要做好社会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对它的战略地位有一个科学认识[2] 。
2.1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加强社会管理的政治优势
善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无产阶级政党优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优势，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政治优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思想政治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党9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特别是经历着挫折的低潮时期能转危为安，究其原因正是我党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的政治优势，才能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才能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过了长期的革命实践，党的领导人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曾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3]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同志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当前的社会管理工作应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传统，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生命线”，作为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合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党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就是要做好群众工作，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解决人民矛盾，管理好社会，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2.2思想政治工作是加强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
我国的社会管理模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嬗变过程。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将社会管理纳入经济管理的范畴，采用的是强制手段，计划配置社会资源，以行政手段进行社会整合值。在这种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管控体制之下，政府作为“超级大保姆”角色，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进行一体化硬性管理。作为社会主人翁的人几乎都被纳入行政权力控制的范围之内，主体性、能动性被忽视，社会管理存在着很大的弊端。随着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在党的十八报告中，也多次强调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构建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已成为深化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也促使政府将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整合和价值导向达到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提高社会管理的韧性和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现阶段实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管理格局下，社会管理模式愈加切合社会的发展的需要，也更有利于服务社会大众。
3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存在着矛盾，各种利益关系得不到协调，都需要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加以调节。同志曾说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工作，因此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思想政治工作，老老实实向人们群众学习，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可见，党已经将以人为本的柔性社会治理模式贯彻到工作中去，社会管理在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下会出现焕然一新的局面。
3.1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政
治优势 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而社会管理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体系，来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从而可以看出党委领导是关键，政府负责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政治领域是党活动的主要领域。但政党的属性不止于政治层面的内容，还包括党的社会属性[4]。我们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现代化建设的组织者，只有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个渠道来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的紧迫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及党的执政意图和主张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被人民群众所认识、所理解、所掌握、所接受后，才能全面提升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人性化、制度化水平，才能提高应对各种社会风险、化解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能力，才能更好地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凝聚社会各方共识与合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打下良好基础。
3.2思想政治工作为社会管理的开展凝聚力量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到关键阶段，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因而，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任务十分繁重。要处理好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大国的社会管理问题，必须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是推动全民族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在现阶段，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一共同理想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我们之所以说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工作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能充分发挥传播科学理论的作用，能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共同理想普及和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成为人民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思想政治工作很大一个作用就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促使人们自觉地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到全民族的共同奋斗之中，投身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充分施展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加强社会管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重点和难点都是在基层、在社区，因为社区是社会的底部基础，是转型期社会各种矛盾的交汇之所，是政府和市场博弈的缓冲空间，同志曾强调构建和谐社区就是构建和谐社会。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加强对人民的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为构建和谐稳定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5]。
3.3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管理的开展具有调节整合
作用社会管理体系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发挥好社会各阶层力量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自治作用，激发人民群众创造力为社会管理服务，这就要依托思想政治工作的调节、整合作用。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个人、单位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相互之间也难免产生摩擦，可以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作用，引导人们在社会价值追求上求大同、存小异，做到互谅互让，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调节、整合作用，不仅能积极作用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人际关系的改善，还能协调人们的心理状态。在人们面临困惑，感到无助、缺乏信心的时候，思想政治工作能帮助人们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克服人们的认识偏差、主观性、片面性等，使人们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人们发挥积极性，有利于增强人民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气氛和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4结语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党的工作中处于重要位置，是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在社会管理中充当着宣传思想领域的基础性工作，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也是强化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可以发挥教育引导、调节整合的作用，为社会管理的开展打下很好的实践基础，在今后，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更加要注意自身的创新，深入到目前已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的社区，深入基层贴近人民的日常生活，作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着力点、支撑点，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参考文献：
[1].适应新形势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N].人民日报，2000-06-29（01）.
[2]苏振芳.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06：91～92.
[3]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
Abstract: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s in the farmer revolted greatly overthrows in Qin's dominant foundation to establish, was the stable society, the adapt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then, the yellow old thought becam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the political rule guiding principle. But this kind on the one hand the initiative governs by non-interference, on the other hand emphasized the German punishment develops simultaneously the thought that regarding is in the reforming time in a place social product stratification plane, was having the fierce change now society still to have profits from the significance.
关键词：黄老之学 社会发展 无为而治
Key word: Yellow old studie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o govern by non-interference
作者简介：
1.张 明，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
2.刘雪红，河北邢台县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中国哲学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
黄老思想形成于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之后，坚持法家思想治国，轻罪重罚，过于强调国家机器和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全然抛开了“仁者爱人”的民本思想，仅仅十五年便被农民起义的大潮所吞没。西汉初年，开国皇帝刘邦采用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思想，极力推行黄老政治。黄老思想在汉初统治者恢复经济，稳定社会，加强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黄老之学及其内涵
黄帝和老子合称“黄老”。黄老之学是对黄帝及老子学说的统称，是战国时期形成的道家学说的一种。学界普遍认为，黄老之学分属道家学说，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一些人托黄帝以阐道家思想，将其与老子的学说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黄老之学”。
田氏代齐之后，田氏政权通过稷下学宫的建立吸引了大批的贤士，推广黄老道家思想，使“黄老之学”成为当时稷下学宫的主要思想流派。此时黄老之学的思想特征主要以将“道”与“法”结合起来的“道法论”。陈鼓应先生指出“黄老学说为稷下道家所倡言，它的中心思想为‘道法’。帛书《四经》开首便标示：‘道生法’，《管子・心术》亦说：‘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派学说以老子道论为其哲学理论而融入齐法家的刑名法度思想。”[1]齐国原倡法治，后通过稷下道家援道入法，以道论法，主张文武并用，德刑并举。
到了汉初，汉开国皇帝刘邦看到秦朝以严刑酷法治国所带来的“二世而亡”的后果，认为秦朝严刑酷法严重干扰了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致使百姓整天提心吊胆，不事生产，致使经济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受到严重扰乱。刘邦吸取秦亡的教训，提出了废除秦法，与民休息的政治主张。他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2]此时，刘邦欲“无为”而“无不为”，具有道家色彩的黄老之学便成为了他最好的选择。
为了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汉初统治者主倡黄老之学中偏重老学的“清静无为”的方面，通过不过多干涉百姓的生产生活来达到恢复生产，稳定社会与生活秩序的目的。因此，在汉初，黄老之学的主要思想特征便是“清静无为”。这种清静无为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在既定的统治秩序之下，通过上层统治者的无为而使下级官员各司其职，使百姓各安所乐，社会秩序井然有条，进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二、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的原因
黄老之学以其“清静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特点吸引了汉初统治者的目光，逐渐兴盛起来并成为汉初政治的指导思想。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黄老之学自身的理论特性。二是秦亡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的要求。
第一，黄老之学自身的理论特性。黄老之学自身的理论特性最重要的就是“无为”。它要求统治者必须减少政策对百姓不必要的干扰，给百姓充分的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黄老思想的主倡者陆贾在《新书》里称强调了统治者“无为”的重要性，“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莫若无忧民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礼作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为也。”[3]通过“无为”与民休息，才能“无不为”，才是真正的“有为”，这是黄老思想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理论特性。
第二，社会现实的必然要求。秦统治后期，严刑酷法使百姓苦不堪言。为了摆脱秦的残酷统治，各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一时间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的混乱境况之中。秦亡之后，留给汉初统治者的是一个百弊丛生的社会。经济残破，民生凋敝。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任何大规模的，如战争、大兴土木等劳民伤财的政治行为都是不容许的，因为这些会对百姓的生产生活产生干扰，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样的社会现实要求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为百姓创造出相对宽松自由的生活生产环境。黄老之学提倡的清静无为的思想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统治者巩固新生统治政权的必要选择。
三、黄老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对社会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现代社会的现实要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能够更加恰当地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处理一些社会问题之时，汉初对于黄老思想的合理运用对于我们当今进行社会管理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首先，放手发展，“无为”而“有为”。这里所说的“放手发展”“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对从业者、商户或企业等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给予其足够的发展空间。这样做既可以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由地发展和完善自身；又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不断丰富。否则，过多的行政干预会起到相反的结果。因此，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相对自由的空间，经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需要政府给予相对宽松的环境。“无为”的目的是为了“无不为”，适当放手发展并不意味着一直放任，这要求行政管理者能够对某些社会现象能做到无为，进而观察总结，最后予以积极引导或必要的限制，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这就是黄老思想中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尊重自然，“无规”而“有矩”。现代工业的发展使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生态平衡已经“失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正在被一点一点地侵蚀。《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自然主义的生态观正是我们现代社会发展所应该积极倡导的。在现代社会管理中，各项政策的指定要充分考虑生态自然的因素，做到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重新树立自然的“规矩”，使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使其重新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因此，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我们在坚持放手发展的同时又要注意依法管理，合理引导，积极提倡正确的道德观念，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P10
[2]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P362
关键词：道路运输建设学习监督体系思想政治
1前言
重视并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运管系统承担着道路客货运输、维管、驾培等方面的重要任务，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进一步提高运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对于充分发挥运输管理的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如何加强运管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我们应当了解运管文化。
运管文化是随着道路运输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新兴文化。运管文化作为管理领域一种全新的理论，倍受人们关注，尤其是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加强运管文化建设，对构筑行业和谐工作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运管文化是文化在运管领域的反映和体现，是文化的缩影。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物质文化。运管行业的物质文化主要表现为环境文化，就是工作、学习的办公条件，环境文化是借助环境效应，对运管职工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一是空间环境文化，指办公的硬件和设备。二是行为环境文化。严肃运管风纪，使运管职工举止大方，待人接物文明礼貌等。环境文化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诱导者、监督者，是无形的学校，它能为运管工作的正常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就是管理文化。运管行业的管理文化可分为硬性管理文化和软性管理文化。前者主要是指制度建设，运管工作目标制度、廉政制度、岗位责任制等。后者是指教育管理制度、公开办事制度、跟踪检查制度、违纪处罚制度等，重视的是人的因素。二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既有约束，又有激励。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指行业受一定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文化现象，是运管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升华。确立新的价值观念、理念体系，是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
2 以“八荣八耻”教育为载体，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在新形势下，个别运管职工爱岗敬业、奉献精神的缺乏，这既与他们个人的道德修养滑坡有关，也有组织上不重视道德教育的原因。加强运管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本单位干部职工的思想实际，多形式、多渠道地广泛深入开展，帮助运管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道德评判标准，显得极为重要。要以“八荣八耻”教育活动为载体，不断强化运政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提高整体素质。
3努力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实效性、针对性，建设学习创新型单位
重点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同时抓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力保障条例》基础党建知识学习。要通过中心组学习、派员培训、专题讲座、交流讨论、形势报告会和主题教育活动等形式，完善和落实理论学习制度，保证全体稽征运管干部职工集中学习的时间和质量，改变学习乏味和走过场现象，提高实效性、针对性，进一步推动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全面加强党支部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全面提高全体职工的管理水平、执法水平和服务水平，促进各项工作创业创新。同时做好党员发展和培养工作，建立党员和非党人员的学习结对帮扶关系，做好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和考察工作，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对预备党员抓紧培养和考察，若具备党员条件，按期做好转正工作。
4建立健全监督体系，提高阳光性、时效性，建设高效廉洁型单位
针对稽征运管部门是一个行政执法事业单位，在客运、货运、维修、驾培行业许可、管理、执法过程中，具有较大权限，因此要继续深入开展效能建设、群众满意的基层站所和文明创建活动，进一步健全财务核报制度、窗口办事制度、执法程序流程，提高办事透明度，严格执行资金管理收支两条线，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深化政务公开，制度上墙，阳光操作，促进效能增速，提升单位形象。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手抓运输市场管理，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两个条例和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建立廉洁、勤奋、高效、创优的党支部。
5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着眼点、结合点和落脚点
笔者以为，新时期开展运政管理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以执法人员为重点，以推进改革措施为手段，以提高队伍素质为目的，遵循“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服务宗旨，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质量的交通运政执法队伍，提高运政管理水平，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首先，要以一线广大执法人员为重点。一线执法人员直接与道路运输行业的经营者打交道，运管队伍的形象和执法素质如何，他们的表现至关重要。其次，要以改善工作环境，提高服务质量，融洽管理与被管理之间关系为结合点。要积极引导干部职工努力帮助道路运输的企业和经营者解决难点和热点问题，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崇高追求。尤其要完善机制，加强内外监督。不可否认，、服务质量不好等情况在一些执法人员中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持之以恒地按条令贯彻落实，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形成良好的职业风范，以保证公开、公正、公平、文明执法。
6开展特色活动，提高凝聚力、亲和力，建设活力魅力型单位
成品油税费改革正式实施，22年风雨稽征划上圆满句号，同时稽征人员去留未定。因此，要更加密切关注职工思想动态，坚持党性原则，提高党支部的凝聚力，经常性地开展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提高党组织的亲和力：
自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为提高社会管理科学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社会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同等步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须要对社会管理创新予以积极回应和必要关注，同样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管理创新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当前社会管理条件下，根据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社会自身运行规律和社会管理相关理念规范，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对传统管理方式、方法进行改革、改进，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社会管理的存在是为了让社会有秩序运转，以期获得更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效益。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形势变得较复杂，任务也较为困难，过去的社会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今社会形势的发展要求，需要与时俱进去改变才能获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了对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策略以后，刚结束不久的十八大也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工作提出了新的调整方案。总而言之，维护良好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有序生产、健康生活就是要求促进社会管理工作的创新、改革，加快建立社会协同、人人参与、政府党委领导负责、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制度的步伐，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载体、机制的创新发展，有效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实效性、孤立性、发展性等困难问题，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和科学性。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方式
社会管理主体为了始终贯彻社会管理思想、执行相关管理职能、实现管理目标，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技巧方式达到目的，这样的方式统称为社会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常采用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两种方式，它们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外向”的管理方式，一个是“内向”的管理方式。刚性管理方式通过国家法律、行政、制度等手段来实现社会管理目标，是一种依靠权利的“外向”社会管理方式。柔性管理方式是深入人们的思想意识，通过多种思想教育、道德观念的渠道来使得人们认可社会管理创新内容，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意识，增强社会和谐理念，促进人们配合社会创新管理进而提升管理的实时有效性，是一种以攻取人们内心柔软的情感来完成这样一个“内向”的社会管理的方式。相对而言，柔性的管理方式是一种深入人心且易于获得认可的非强制性沟通和引导的社会管理模式，它能够将社会主义价值观深入到人们的思想中，以无限的精神资本和长久的社会文化的约束力和统筹力，提高人们对社会精神文化的认知来实现对社会管理的高度认可，只有思想上认同了，才能够在行动上得到配合，达到更为理想的效果。
大学生是非常宝贵的人才人力资源，然而大学生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烦恼，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很少主动与老师进行交流，甚至是零交流，这并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大学生普遍会通过网络聊天工具与人交流，教师也要与时俱进，观察学生的动态并主动去与学生进行沟通，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引导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每一份职业都有它的职业道德，医有医德，师有师德，作为思政教师应当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因为思政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是必要的条件，同时，思政教师也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永远处于主动地位。然而，黑板、粉笔等教学工具式的教学已经不是唯一的教学模式，教师不仅要灵活运用多媒体软件进行教学，还要将课堂气氛调动起来，与学生多进行互动，一起探索政治专题。坚持以人为本原则，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文化，良好的教学方式可提升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和积极性，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与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
三、重视社会管理实践平台建设
大学生处于树立正确价值观、社会观的成长期，因此，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潮流和文化建设日益繁荣的社会环境下，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和良莠不齐的思想观念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会对大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创新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和谐社会能够在社会发展中起到重大作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有建立在学生乐于接受的基础上才能够取得工作实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着内在关系和统一性，两者的工作对象也基本一致，社会管理有着广阔的实践活动范围和丰富的实践形式，能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全新、庞大的学习资源空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要加强社会创新管理工作的每一要点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管理创新领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充分利用社会管理实践平台对学生实施引导并组织学生积极参与，这不仅能达到提升大学生社会适应性的目的，在社会管理的实践平台，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地改善和进步，能够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实现社会管理大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管理创新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和形式上相结合，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间的有效一体化，从而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