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5 13:16:38
一、加强历史概念教学
正确理解历史概念内涵，是理解和掌握史实，阅读历史教材的前提条件，教学中对教材尚无明显注释的概念要先作一般性解释。
大部分历史概念是可以随课堂教学凭借历史教材理解的。如“势力范围”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强行划定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地区。课文中虽然无这样完整概括，但有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殖民统治”一句，已经画龙点睛了。当然，有些历史概念不是一、二句活可以说清，如“门户开放”政策，要知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美国要分享侵略权益，美国向六国提出照会的内容是“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其影响是美国侵华政策新阶段的标志，使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把目的、内容、结果、影响完整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概念。
有些概念忌表面解释。如“1991年是辛亥年，这一年的革命是辛亥革命”。
这样解释缺乏概念内涵，无法形成真实意义的历史概念，必须在《辛亥革命》一章教学完成后，进行归纳概括，形成完整正确概念。
二、重视历史的因果分析
历史发展的困果性是历史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历史条件是相互联系的。
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指出“社会中每一种变化都是特定原因作用的结果……因果论原理因而也成立了论述世界规律性的基幢。故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会是偶然的，一定受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诸因素”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事件就是“诸因素”的结果。
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传播，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路易十六的挥霍无度，第三等级人们处境艰难等等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1789年爆发了。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互为因果，这是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但许多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切社会革命，无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结果，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共同的根本原因，即王朝的专制统治（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主要表现为美利坚民族与英国的民族矛盾，但同时存在英国殖民压迫掠夺（生产关系）与北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资产阶级革命。
中学教科书中，原因常常不是开宗明义提出的，其代名同很多，“历史背景”、“目的”、“条件”、“前提条件”、“形势”等，但准确地说也是有区别的。
“历史背景”应包含所有方面的原因，“形势”则侧重具体原因，客观原因，“目的”是主观原因，“条件”是客观原因，“前提条件”是主要原因。也有把“导火线”、“借口”认作原因的，但借口与历史事件的发生在理论上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中山舰事件”是打击、排斥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借口，它不是进行反革命的原因。
历史教学中重视因果分析，揭示历史现象、本质、规律，有利于学生充分理解、吃透教材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有利于历史知识的系统化，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解题应试能力。
三、重视对历史事件发生后有关问题的分析
每一历史事件都会对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对重大历史事件后有关问题的判断和评价，主要包括性质、胜败原因、经验教训、历史意义、局限性、危害等。性质是某一历史事件区别于其它历史事件的根本属性，对历史事件作出定性分析，是揭示事件本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辛亥革命发生的时代、革命任务、领导阶段、历史功绩、结果等方面的具体史实归纳揭示出来的。
“经验教训”是对事件发生过程中或胜或败作客观分析，总结发现的。胜利了的有胜利原因，总结出经验；失败了的有失败原因，总结出教训。有的事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就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就是要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意义”是对历史事件的正面评价，主要包括历史地位、作用、影响、功绩等。有的历史事件同时具有国内意义和国际意义，要结合中外历史来理解。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胜利具有国内和国际的历史意义。
“局限性”是历史事件表现的不足之处，往往是由时代、社会、环境等方面制约事件的结果。局限性是潜伏着的，很难被人为排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地具有两重性，在革命的危机时刻，它的软弱妥协性就表现出来，导致革命失败，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危害”是历史事件本身产生的副效应，即消极影响，它削弱历史事件在历史上的地位。近代史上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不是丧权辱国，加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危急。
历史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历史事件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分析，经过正确的评估、总结，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解历史。
四、分析课文前言、引语、思考题和习题新编的高中历史教材增加了前言、引语和思考题。前言在每章开始部分，对本章内容作提示，分析背景，阐释难点，揭示重点，引导深层次的思维，是导读文章，可以指导教学，《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加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一章前言里有“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同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才能维持统治；而西方列强也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只有通过清政府，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侵略权益。”这段话深刻阐明了1861年清政府建立总理衙门，1862年中外反动派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60年代起中国的海关被英国人控制达半个世纪等现象的基本原因。。
引文或引语，是原始史料，增加教材信息量，有利思维扩展和散发，史料与思考题结合妙趣横生，史与论有机结合。如《戊戍变法》一节中引梁启超《戊戌记》一段：“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每日每署，封章皆数十，上鸡呜而起，日哺乃罢，阅览奏章，犹不能荆”引文旁边的思考题称：梁启超这段话说的是哪一项变法内容？对“举国欢蹈”你是怎样理解的？思考含有深度和广度，要有较强的思维能力才能回答。
“人人封章，直达于上”可以判断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才有的现象。已是在当时参与上书的只能是具有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举国欢蹈”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庆幸自己参政，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举国欢蹈”不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具有全民性。恰恰相反，维新运动由于脱离人民群众而告失败。
1．史料教学与教育学、史学理论研究关系密切
英国史料教学的兴起，与当时“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大有关联，或者可以说，史料教学所以被提出，直接就是“新史学”理论引导的结果。“新史学”是基于反对“传统历史”只注重“知识传统”而提出的，主张“学校历史的重心不应该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学习怎样去获取知识”；“怎样获取知识”，就是要像历史学家那样“对历史问题进行探究”，“把史料作为证据”。因为，诚如历史学家卡尔所言：“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不断的互动过程；没有史实的历史学家将失去立足点，无用武之地。”也正如史学家约翰逊最干脆的道白：“没有史料和证据就没有历史。”但是，真要“像历史学家那样”，历史知识就变成了历史塑造的结果，因此这一提法并没有一下子获得普遍的认可，而是在历史教育界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著名的历史学者汤普森、李彼得、罗杰斯都站在了“新史学”的一边。汤普森撰写了《理解历史》一文，文中写道：“学校的历史学习，不是把焦点集中在历史本身发生了什么上，而是要集中在我们如何具有对历史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接触和反映探究的过程，获得知识的方法。其次才是涉及历史探究的结果：历史的实际情境及其发展。要达到这样，最好是由学生运用史料作为证据，而这种运用是广泛的、有指导的、思考性的和逐步要求的。”汤氏此言，既因应了当时教育学理论界皮亚杰、布鲁纳等人提出的新教育主张，同时也是对传统教育理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循序渐进等原则的精辟总结，可谓掷地有声。正是在这些学者专家的引领下，史料教学一时成为强音。［2］
2．史料教学的推广得益于各级组织的力量
史料教学成为历史教学的主要方法与手段，得力于英国“全国统一课程历史学科小组”及历史教学大纲编写组的推动。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统一课程历史学科小组”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小学历史教学的最后报告”，将英国中小学历史教学的目标归纳为十条，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是其中的核心；而怎样进行思维训练，报告也提出了具体的提议，即第七条：“向学生介绍历史学家所采用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技巧”。与此同时，关于运用史料教学来促进历史学科的能力的也被写进了最新的教学大纲，大纲不仅强调了历史教学的三大目标之一是“史料的运用”，而且对学生对史料功能的认识等具体问题做了详细的界定。可以说，报告和大纲为史料教学的推广添加了“助推剂”。
3．史料教学的落实源于教材、教法的整体推进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英国历史教育界对史料教学的广泛性、指导性、思考性、渐进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共识，在此基础上，对教学内容和教科书结构进行了改革。比如，针对传统历史教科书，罗杰斯就批评说：“一般课本里引用的史料多半是装饰性的，通常只涉及文义说明的问题，其意义不大。”因此，新的历史教科书打破了以往按照历史学科体系编排教学内容的旧模式，而是按学生的学习进程和历史思维发展进行设计，以显示史料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这样，新的教科书也就由过去的按时序编排变成了按主题编排，大量史料和练习就附着在主题之下，同时还具体说明了所附资料的探究方法和能力目标。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形成了模型化的史料教学程序，如史料分类、史料概述、史料转述、作者推断、史料质疑等。不仅如此，史料教学的理念也影响到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历史试题的编写，如结构型试题的提供背景材料、创设问题情境等。这样，史料教学不仅有了声势，而且真正地进了教材、进了课堂，甚至进了考场，史料教学即由此“深入人心”。
4．史料教学的持久力在“关注细节”
一些研究者关注到，英国史料教学研究过程中，非常关注细节，研究论文多从微观着眼。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以论文题目而言，就有“如何使学生对史料感兴趣”、“教师对原始资料认识存在的一些误区”、“通过电影学习历史”等等。关于“如何使学生对史料感兴趣”，有作者就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史料，一是教给学生进行史料学习的方式方法。也有研究者为学生设计出用来促进历史资料获取与浏览电子智能信息的系统，以便学生可以有效地提取也许并不清楚但确实非常有用的信息资源，以拓展视野，实现教学目标。还有的研究指出，在史料教学中，教师固然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但他更是一个支架———主要是给机会让学生提出问题，对史料进行分析、解释、说明，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积极地参与到历史探究中，在探究中“身临其境”。还有的研究论文专门讨论“原始资料”与“二手资料”的关系，探讨教师对原始资料认识存在的误区，提出原始资料比二手资料更可信，因此原始资料常被历史学家用来评估历史的偏见，因此原始资料既是过去的证据，也一定有助于学生了解真实的历史，教师理应重视让学生通过原始资料来构建对过去的认识。
西方史料教学及其研究，英国只是一个例子，类似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还很多，如美国就专门出版过指导学生进行史料学习和帮助教师进行史料教学的专著———《DiscoveringtheA－mericanPast：ALookattheEvidence》，而《UncoveringOurHistory：TeachingwithPri－marySource》一书，则系统介绍了教师如何指导学生认识史料、如何进行史料教学。美国历史教育协会主办的《历史教师》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出版的《历史杂志》等期刊就经常会刊载一些由美国中学历史教师撰写的有关史料教学经验方面的论文。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专门设了一个专栏，帮助中学历史教师在史料教学中运用该馆收藏的相关史料。1996年全国历史标准更是明确提出：历史教学“要让学生接触更多的史料，提出问题并整理能够证实他们答案的证据”；掌握的史料要“比教科书所提供的多”；要“自己去检验历史的记录，查阅文献、杂志、日记和观察历史的遗物、遗址以及其他的历史证据”；等等。澳大利亚的史料教学［8］，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相关调查表明，新课程改革这么多年，但我们的历史教学情形仍然不容乐观———一半以上的学生对历史学习没有兴趣，历史被认为是没有创意的死记硬背的科目，最流行的教学方式不过是“照本宣科”，通过考试不难，只要考前一个月背诵一下复习资料即可。［9］这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多向他人学习，切实用好史料教学，对提高历史教学的实效，改变历史教学“温吞水”的局面，必有助益。对西方国家史料教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西方史料教学何以如此，对此问题似乎关注还不够深入。笔者仅就相关报道，做出上述探讨，以就教于同行。
作者：张存宏单位：如皋市第一中学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二、热点追踪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政治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12)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体中用”有西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涵义模糊，没有超出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13)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6)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的争鸣。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17)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18)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20)。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21)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三、学科建设的成效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23)，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24)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25)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
对社会思潮的关注是又一重要收获，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丛书”(26)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27)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基督教、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参见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会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修辞转向，其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对以往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强调历史的事实和规律的不同认识之外，再就是对历史研究的客体有了新的理解。如果说历史研究是对过去的世界，或者说社会做出解释，那么现在，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将这个过去的世界与社会分为两种：一是实体性的社会，二是由仪式、象征与语言所构成的虚体社会，即如霍布斯所说的"人工的世界"。过去，历史研究关注于实体的世界，现在开始重视这个"人工的世界"。而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变化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所运用不同的语言而引起的，或者说，我们是通过运用不同词语进行描述与评价的方式来改变与建构着这个"人工的世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修辞就成为理解这个"人工的世界"的独特的重要内容，修辞性的再描述和再评价的功能自然也就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
具体而言，就思想史研究与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关系来说，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所运用的某些特定的词汇改变了内容或视角，或者该词汇本身被废弃，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追溯和研究。例如"政府"，在16、17世纪时的一批思想家那里，都称为"公民政府"（civilgovernment）,为什么后来就不再这样称呼，而没有了"civil"这样的前缀词。（例如，洛克的《政府论》这个标题就是用"civilgovernment"这样的词语）
第二，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我们这个社会与世界的词汇的含义始终并不固定，有时甚至相反。例如马基雅维里将慷慨看成为美德，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则为恶行。
第三，在任何社会中，我们所接受的概念含义和观念的变化（如转换，衰退、取消或者不被接受）常常体现为一种修辞。斯金纳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其在辩论中用法的历史。"（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这里的"辩论"指的就是修辞。因此，"概念"不能仅仅归结为意义，相反，某个概念的意义维度始终与语言行动相关联。（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如对社会价值的变化与重新评价，在我们接受了某种社会价值观的时候，可能仅仅是由于修辞的劝说我们才得以接受。还有，同一件事情，起初人们并不接受，而在当你重新描写后，并且劝说了你的听众接受了你的重新描写，你也就接受了这一件事情，但没有人意识到这些修辞所表述的只是同一件事情。因此，修辞上所说的"打动"(move)就格外重要。对此，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在古代希腊，据记载，卡尼德斯前一天令人信服地说服人们支持这场正义的战争，在随后的第二天，他又同样将这场战争说成是非正义的，并成功地说服他们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因此，正如霍布斯所说，即使如果用演绎的方式来论证道德和政治原则是可能的，但我们的论点也决不会有说服力，除非我们用修辞艺术来加强这些论点。
第四，在政治领域，修辞不仅是一种文法技巧，而且也成为了一种政治文化，从而影响了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早在古代希腊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西塞罗就反复强调，公民科学的思想是由两种不可或缺的成分构成：一种是理性，这是使我们有能力揭示真理的能力；另外一种是修辞，这是使我们有能力以雄辩的方式展示真理的艺术。由于理性缺乏任何说服我们并把我们带向真理光芒的内在能力，这样，公民科学的一个关键性内容就是要有雄辩的艺术形式，即修辞学，其功能是以一种精心设计的说服人们的方式来说服人。这样的一种公民民主政治文化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了很多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如英国议会有论辩的传统，而法国则没有。英国议会的论辩在本质上则是一种修辞，由此，也使修辞成为了英国特有的一种政治活动、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而这样两个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反过来又对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从这样的一种修辞性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我们可以揭示出，为什么英国的议会成为了能够对王权起着某种制约的力量，而在法国，则在几百年内没有召开过三级议会，形成了强大的王权。应该看到，这里所讲的修辞不仅是指文字上的，而且还包括了"雄辩"的演说。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早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它就已经成为了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特有的政治文化。这样，我们就需要从修辞的视角来对此加以进行研究。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当我们在阅读思想家著作的时候，如果仅仅就其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常常会误解思想家们的原意。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回到思想家们当时的表述中去，关注思想家们为什么这样来表述，同时，探讨造成思想家们选择这样表述的因素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境。正如斯金纳所说，"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载《思想史研究》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斯金纳还认为，语境隐含在文本之中，思想史的研究就要从思想家们在写作文本的修辞中找出这些隐含的东西。有鉴于此，一批思想史研究者就格外重视"语境"。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把语境分为多方面的内容，它注重思想家当时所处的社会知识背景，探讨思想家们的这些著作产生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具体而言，着重探讨在那个时代所出现的词汇，这也可以称之为"语言语境"（linguisticcontext）。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词汇的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页）。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1页）因此，越把思想家的文本看做是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在这样的知识语境中，现存的惯例（conventions）也构成了被默会的和被预设的语境。例如，一个富有经验的议员与一个新议员之间的差别，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还在于前者能够抓住议会辩论的某些暗示，能够理解存在着的惯例和传统，能够分辨出在这之中所包含的潜在含义。另一方面，在语境中，还应该关注社会性的背景，或者叫做"社会语境"。任何思想家在表达自己的观念时，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在社会的氛围，社会心态和社会的变迁中来理解思想家在特定的状态下所做出的思想表达。在这方面，德国的思想史家科泽勒克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他从社会的长期变迁中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表达，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思想观念的变化。当然，具体来说，语境的内容还有很多，但无论如何，语境成为理解思想家思想的重要方法，没有了语境，我们就无法理解作者的思想和他们试图要表达的内涵，也就无从实现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思想史研究。
如果说上述的语境构成了思想家们的当时的修辞情景(rhetoricsituation)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我们要关注思想家在这一修辞情景下对修辞的具体运用，即写作文本时的语言表述，也就是作者在表达论点、使用语言时的各个动作，按照修辞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言说行动（speechact）。对此，斯金纳说道，在我认为的可以区别的语言的两个维度之间，我明显地做出了区分：一是传统上所说的意义的维度，即对称是附属于词和句子的意义及其范围的研究；另一个最好称之为语言行动的维度，研究说话者在（及通过）使用各个词和句子时他们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也是行动"(wordsisdeeds)。[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Skinner：Visionof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因此，以斯金纳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史研究者特别重视语言表达行动(illocutionary)，而不是语言表达效果(perlocution)。例如，如果我们在这个冬季说，"今年这个冬天真冷"这句话，仅仅从字面上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其含义，只有联系说话者所处的时间、地点以及他的语气和表达方式，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说话者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因此，从语言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仅仅重视思想家文本中的词汇，更应该关注思想家们对此是以何种方式、带有何种目的来言说，这也就是哲学家奥斯汀所称的怎样以言行事。因为词汇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不可能一直固定不变，它要随着作者的表达方式而改变。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具体到思想史研究，如对洛克《政府论》文本的解释，正像思想史家詹姆斯·塔利所说，对洛克《政府论》文本这样一个复杂的语言行动，必须要将作者的写作意图或作者在写作时做什么联系起来。正是将洛克《政府论》中的论财产权问题放在这样的语境和如何表述之中，塔利重新解释了财产权与美洲土著人的关系，认为，洛克的政治社会和财产权概念如何在理论上成熟地表达了早期殖民者的基本观点。（详见詹姆斯·塔利：《语境中的洛克》，梅雪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一旦思想家们在运用修辞方法进行写作时，他们的作品便成为了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在目前的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开始改变了对这些历史资料、这些思想家们著作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将其视为"著作"，而将其看做"文本"。这里所说的文本，思想史家们将其定义为语言的一种固定运用。认为"文本"不是一种客观如实的表达，而是作者修辞的产物。因此，在对这些文本的阅读和研究中，我们必须注意到作者、这些思想家们所使用的修辞方式，为什么在表述中要使用这样的字词和方式，形成这样的表达风格，如比喻式、讽刺式等。如果忽视这些修辞的存在，则必然将导致对思想家思想的误读。例如，思想家们在写作他们的"文本"时，常常采用多种修辞战略，如反讽，这一修辞技巧的运用就使其言语与意义造成了分离，如果对此不了解，还是按照字面意义来阅读的话，就会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在此，我们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例。在《利维坦》中，霍布斯系统地使用了各种修辞方式：如使用发现主题、安排、修饰等古典修辞手段；使用将国家看做是"人工人"这样的隐喻；并运用6种嘲弄性的借喻：反语、讥讽、模糊讽刺法、幽默嘲笑法、类比讽刺法和肢体语言嘲笑法。还有其他一些修辞的方法，如倒置反复法、随意褒贬法、原级贬低法、质问法、说话中断法、层进法等等。面对运用这样多种修辞战略的文本，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为什么该文本采取如此的组织方式，为什么使用这样的一套语言表达，为什么某些主张被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为什么该文本表现出自身的这样一些特性和形式。也就是说，霍布斯通过自己的语言行动到底想要表达着什么。斯金纳在解析了霍布斯的这个文本的修辞战略之后，得出结论说，他是要提醒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公共权力产生于内心深处，产生于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在这些恐惧中，最可怕的是死亡，这是我们建立一个国家，并同意服从于它的主要原因。同时，霍布斯也通过这些修辞方式，讽刺了他的反对者和生动地刻画了他的这些反对者的荒谬之处。（详见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王加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无论是关注语境，还是重视文本的修辞战略，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有效的理解和解释。而当我们进入到思想史的诠释层面的时候，我们又将发现，我们不可避免地又要与修辞相遇。因为，思想史的解释无非是解释者对思想家思想所做的一种表达。斯金纳也说，"要被书写的惟一的历史，因此是由特定的表述构成的各种各样陈述的历史"（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6页）。
正如我们时常看到的，虽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在研究相同的问题，和面对相同的历史资料，但是他们所做出的解释，特别是写出的作品甚为不同，也就是说，其历史的叙事各不相同。那么，什么决定了历史学家的叙事模式呢？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叙事风格，而这种风格是由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与意识形态模式之间的组合所形成。情节化主要指浪漫、悲剧、喜剧和讽刺；形式化为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机体主义和语境主义；意识形态又分为：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叙事就是在这些不同的策略中进行不同的搭配，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同时，怀特还认为，从修辞学（诗性语言）来说，历史学家的叙事模式主要有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这样的四种形式，但在本质上，隐喻最为重要，是它在控制着历史的解释，或者说历史的表达。（关于海登·怀特历史叙事理论，详见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陈永国等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从修辞学的视角来说，一旦我们在运用语言展开着我们的解释，由于其修辞的战略不同，语言的配置不同，其对历史的解释，或者说其所表述出来的历史也就不同。可以说，任何的历史解释、历史研究中的表述，都是语言的一种建构。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思想家所表述的某种观点和概念能够被人所接受，或者取得其主导性地位，均是修辞的结果。如果我们以斯金纳对"自由"概念的研究为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正如思想史家凯瑞·帕罗内所说，"斯金纳对自由概念史的讨论显示了这样的事实，某些特定理论的命运并不主要取决于它们固有的价值。也同样具有意义的是关于自由概念的政治斗争，因为这包括着运用不同的修辞手段，牵涉到特定的条件，以及情境殊的真实性。斯金纳的观点是，绝对强制的观点取得支配地位，其本身是熟练的修辞技巧的偶然产物"（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120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史研究中，以往我们仅仅把思想家所要表述的思想看成为一种纯粹的观念，而如果我们引入了修辞学中的语言行动理论的话，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仅仅把思想看成为观念的看法，而要理解为，"正是在这样一种修辞性的角色中，思想成为了政治作为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49页）；思想家也成为了参加当时政治活动的一个行动者，他用笔、用所表述的思想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活动或者社会活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想家不仅是坐在书斋里的理论家，同时也是参加现实活动的活动家。这样，思想史研究中的语言行动理论的运用就改变了沉思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的顺序，将思想视为行动，将思想家看成是一个行动者，他们要运用一定的修辞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具有一定意图的行动。斯金纳就曾说过："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为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着他们有争议的行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Skinner：VisionofPolitics），3卷本，第1卷，第182页]与过去的思想史研究相比，现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修辞"视角更多地将政治思想的概念扩展到了包括"思想的行动"，即将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原则）和政治行动联系在了一起进行考察。这样的考察可以看出思想家们对当时政治活动与政治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改变长期以来我们所形成的关于思想与政治或社会之间关系这样的观点：思想家们的思想是被应用于现存的政治或者社会。实际上，思想观念本身就是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如果套用维特根斯坦的句式来说，思想就是行动。
1.处理好乡土史课程资源与高中历史教材的关系
高中历史教学中课程资源的核心和最重要的载体就是教材，尽管新课改后重新编写了历史教材，但主要从宏观上介绍了世界文明及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现行高中各种版本教材涵盖性强、包容性突出，史料的丰富程度还不够，教材内容很多为现成的结论，这容易造成学生死记硬背的现象，有些需要教师补充相关史料证明，进而提高分析、比较、概括等能力，乡土历史作为补充史料是个不错的选择。乡土史是历史发展的缩影，教材中的描述远没有身临其境去考察、去探究那样印象深刻，近距离接触又会加深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但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不能让乡土史内容喧宾夺主，要在充分认清乡土史资源教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历史教材为重点，分类选择以达到优化配置，不能代替历史教材，将乡土史作为补充内容为高中历史教学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现行高中历史教材的不足，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历史概念和教材，两者可谓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从而更好地实现了历史教育目的。
2.乡土史课程资源的运用要适时、适度、有效
中国是文明古国，各个地区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学生对身边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保留下来的历史遗址、遗迹产生由衷的亲切感、认同感。他们又对自己没听过和了解不深入的乡土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高中历史课中渗透乡土历史容易产生共鸣。但不合理的运用乡土史会减缓教学进度、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这在高中的历史教学中是不允许的。乡土史课程资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时应该根据教学需要在课前充分备课，慎重考虑适合的方式、链接的内容、插入的时机等，要做到言简意赅，不能偏离教学主题，不能显得牵强附会，要根据需要灵活运用，让乡土历史发挥恰到好处的作用。乡土历史的内容庞杂，可能有些内容在当时的作用值得肯定，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明显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我们要根据历史课堂教学的需要慎重采用，有针对性的认真思考，合理取舍。要选择那些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思想价值取向和人生观的资源，并教会学生用发展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看问题，理性认识家乡的历史。乡土史的运用应该保证完成教学任务又不加重学生负担，如果教学任务重，教材中已经讲的非常详细，就没必要画蛇添足。总之，乡土史课程资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必须遵循适时、适度、有效的原则，历史教师必须以有效性为目标，始终做到有效优质。
3.乡土史课程资源的选用要有典型性、代表性、科学性
通过高中乡土史教学，学生能够大体了解家乡历史发展的线索及演变的趋势，看到乡土史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各地区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是丰富多样的，地方史资料来源于当地历史遗存、官方记载、县志编写、民间口传及现有的生活方式等，具有明显的本土性质，资源的来源、收集、整理过程可能不够完善；历史悠久的地区会流传着许多神话和传说，它们往往与古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密切相关，经过长期流传，就算是正史中对史实的记载也会加入很多的主观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前一定要加以甄别，去伪存真，审慎用之。教师教授给学生的应是真实的家乡历史，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资源，是科学准确的，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作者：张雅娜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第一中学
关键词：历史；历史价值；历史评价；历史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价值论探讨的是历史客体对于历史主体的意义何在，即历史有无目的、有无进步，历史对人有什么意义以及如何认识历史意义的问题。历史价值论研究，在国内尚属起步，至今尚未见一本有关历史价值论研究的专著问世。这些年来国内对历史哲学、价值哲学的研究，均有令人瞩目的进展，但对二者交叉形成的“历史价值论”研究则相对薄弱。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甚至从未使用过这一提法，他们的有关思想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之中，有待于我们今天去挖掘、提炼和系统化。国内改革开放之前，“历史价值论”这一概念无人提及，更谈不上深入系统研究。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唯物史观单纯地理解为一种对历史过程的纯客观解释，并由此出发，把人类历史仅仅视作必然性的展开过程，从而抹煞了人类史不同于自然史的特质。其后果是，从理论上看，我们在历史哲学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某种见物不见人、忽视甚至撇开历史及人的价值层面的倾向，从而偏离了马克思历史观的真谛。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的历史也一再表明，那种缺乏价值尺度范导的对历史必然性的信念是非常有害的，它使得历史疏远了人。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大批有识学者，如刘奔、李连科、李德顺、王玉梁、袁贵仁、赖金良等人，开始从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的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新的诠释。
1978年以后，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历史价值论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李德顺、龙斌的《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活动》一文指出，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是一个双向的建构过程：一方面要使价值论研究向历史观高度提升，即要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使历史观的研究向价值观的高度提升，也要有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背景的历史观。通过这种双向建构、更新与融合，才能奠定价值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广泛基础。此后，崔绪治、王晓升《马克思的历史真理论与历史价值论》，周海春《科学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论，陈新夏《唯物史观价值维度的当代建构》和《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以及笔者多篇论文中，都探讨了在唯物史观视野下如何确立历史与人的发展的价值维度的问题。笔者欣喜发现，在近年来出版的韩震、孟鸣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概念的哲学阐释》(2002年)和黄凯锋的《价值论及其部类研究》(2005年)两书中，首次出现了专门论述“历史价值论”的章节。这说明“历史价值论”研究已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但这恐怕还只是一个良好开端，有待于共同努力去开垦这块理论宝藏之地。
历史价值论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在当代凸显历史价值论研究，有助于确立唯物史观体系上的完整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深化对唯物史观本质及其当代性的理解。唯物史观的内容理应包含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历史方法论等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史。而要探究人的活动，就自然不仅应反映人及其活动的机制和规律(主要由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来完成)，也应确定人及其活动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主要由历史价值论来完成)，还应直观和领悟人及其活动中的美的感受和自由超越性(主要由历史审美论来完成)。三者对待“历史”的方式是有区别的，分别是认识的方式、价值的方式和审美的方式。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解读唯物史观时，往往主要强调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而淡化甚至忽视历史价值论的研究。殊不知，唯物史观在探究历史本体及其认识时，处处贯穿和渗透着历史价值论维度和思想。第二，回应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和批评的需要。我们只有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尤其是加强历史价值论的深入研究，搞清讨论问题的实质，才有资格和能力有理有据地对辩难做出科学回答，从而维护唯物史观的权威地位。第三，历史价值论研究在实践上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历史价值选择，以便寻求超越“西化”的现代化模式而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有助于在实践中确立和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何谓历史?何谓历史价值?
从历史价值论角度审视，历史具有以下三个基本规定：(1)历史是人类价值活动的产物或结果，表现为已逝去的、受规律支配的客观存在。这是历史概念内涵中的客体性因素的集中体现。历史作为历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构成现时代人必须面对和不可超越的严峻事实。当我们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只是作为外在认识对象的时候，历史是作为客观的无机的东西，表示时间意义上“过去”业已完成的事实。于是，历史作为客观存在，与我们发生观念的认知关系。历史作为我们认识的客观对象，不仅每一时代由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的总量是可以精确无误地加以统计衡定的，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生产力所产生的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也是能够加以精确计量的，而且社会历史发展的长远的、整体的趋势也必然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规律性所支配和制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2)历史是人类价值活动目的及其实现的展开，表现为人类自觉的价值创造过程。这是历史概念内涵中的主体性因素的集中体现。历史只是具有一定情感意志、思想动机，进行有目的活动的活生生的人及其人的活动。在活动的展开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包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我们是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我们的活动也是主客体相互作用或相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历史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和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王朝的兴衰、民族的存亡，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的内在动机和行动抉择才能获得合理的恰如其分的说明，历史只是无数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总和，是人们行动动机和意志的“总的合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个人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自觉的价值创造过程。(3)历史是人类价值活动之文明成果的积聚和延续，表现为动态的、纵向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全面改善和进步的足迹。这是历史概念内涵中主客体因素相互作用或统一的因素的集中体现。在人类价值活动中，由于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使得人类获得大量的社会文明成果。虽然，历史上任何具体的事实、人物、存在、现象和过程，都会由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消失而成为过去，但其中内蕴的人类价值创造却必然地化人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历史进步整体链条中的环节，成为以后价值活动的原因、前提和基础。这样，历史便不是一种断裂式的散乱物，而是以不断积淀起来的人类价值活动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为纽带，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增进，呈现为历史全面进步的过程。
对历史价值之本质的探讨是各种历史价值论的基础性的共同课题。不同历史价值论之间的区别和冲突，突出表现在对历史价值本质的不同理解和诠释上。马克思主义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把历史价值问题与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联结起来，从历史价值的生成根源上揭示了历史价值的本质；其次，又从辩证法的角度，把历史价值问题与人的现实存在方式联结起来，从历史价值的功能特性上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价值的本质。(1)从生成论角度看，历史价值是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历史主客体在对象化活动中的相互作用生成了历史价值。历史价值是历史主体的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对历史主体对象化活动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历史主体的需要对主体对象化活动的依赖性；第二，历史主体的需要的指向性，即满足需要的外界物对主体对象化活动的依赖性；第三，历史价值的生成对主体对象化活动的依赖性。(2)从功能论角度来看，历史价值是历史客体对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历史价值表征的是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之间的一种作用关系或意义关系。历史客体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和提高人的主体力量，使人更好地摆脱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束缚，进一步确立和扩大人的自由。第一，历史的意义在于它对于人类现实存在的肯定，为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服务；第二，历史的意义还在于它也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条件，为不断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和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
根据历史价值的本质，我们以历史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即历史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为尺度，来划分历史价值的存在形态。在社会历史中，主体的对象化活动的基本领域是物质生产活动、社会政治活动、精神文化活动，因而历史价值作为这三个基本活动领域中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而言，表现为历史主体对象化活动所追求和创造的自然物质价值、社会政治价值、精神文化价值三种历史价值的存在形态。
三、历史价值活动及其规律
历史价值活动是指具有历史性存在和价值性存在的历史主体作用于历史客体的双向运动的对象化过程及其结果。历史价值活动包括历史价值认识活动、历史价值创造活动和历史价值实现活动三种类型。(1)历史价值认识活动是历史价值认识主体通过自身能动的选择和建构客观地反映历史价值事实的过程。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构成了历史价值认识活动的真实内容。历史价值认识活动以历史价值事实为活动对象，本质上是对历史价值事实的反映，它包含着价值认识主体的认知、选择、重塑与建构过程。从价值认识主体的本身状态及其与价值认识客体的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在思维中将历史价值认识活动区分为历史价值认知和历史价值评价两种形式，(2)历史价值创造活动是历史主体运用一定中介作用于历史客体，以改变客体的形态，使历史客体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的过程。历史价值创造活动从本质规定来看，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主体赋予客体以新的形式；客体属性主体化，客体促进主体自由全面发展。历史价值创造活动总是以一定的尺度来进行的。这些尺度可以区分为外在尺度、内在尺度、美的尺度三种。历史价值的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历史价值创造活动的多样化。(3)历史价值实现活动，既是一个历史主体自我服务的过程，又是一个历史价值的开发、利用的过程，历史价值实现就是历史客体作用于历史主体并对历史主体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历史价值实现活动，其实质上是使历史客体由“潜价值”到“价值”的转变过程，也是历史主体在活动中不断地消费历史价值客体，使历史主体得到满足、丰富和提高。历史价值实现活动可划分为三种不同形式：自然物质价值的实现、社会政治价值的实现、精神文化价值的实现。
历史价值活动都是遵循一定规律来进行的。这些规律到底有哪些?它们起作用的形式和途径又是如何?我们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笔者试从唯物史观视角来探讨其中几条规律。(1)人们的价值生活决定人们的价值意识。所谓价值生活，是指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有关价值、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的内容，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必然要反映到主体的大脑中来，形成价值意识。所谓价值意识是指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理、认识、意识和意识形态中的有关价值、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的内容成分的总称。从价值生活与价值意识的关系看，有许多内容是在历史认识的范围内所容纳不了的，只有在历史价值论的视野内才能给予全面的诠释。在二者之间多层面的关系中，既体现出人的价值生活对人的价值意识进而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也表明价值意识参与价值生活因而具有对于完整的历史运行所起的作用。价值意识的特殊客观基础，是人们的客观的现实的价值生活(包括价值、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等等)。人们的价值生活作为人们的一种社会存在，决定着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价值意识。当然，人们的价值意识也对人们的价值生活具有反作用。价值意识不仅从精神上表现和反映价值生活，而且反作用于价值生活。价值意识对价值生活具有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动力功能、定向功能、权衡功能与调节功能。(2)人们的价值活动构成历史运动的合力。历史就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展开，是人类总体实践的现实的运动，因而，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来自于人自身，它既不是某种超人的天意，也不是人之外的自然，它的核心只能是人们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而产生的人的活动，即创造价值、认识价值、实现价值的活动。正是人们的价值活动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机制。然而，人们的价值活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无论从历史主体角度还是历史客体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历史“合力”。历史合力论思想既体现了社会生活条件的决定性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辩证统一的过程，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关系。(3)历史价值活动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根源在于人自身存在的二重性，即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或者说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在历史价值活动过程中，合规律性是合目的性的基础和前提，合目的性使合规律性得到能动的自觉的实现。人们是从需要出发进行历史价值活动的，需要是支配历史价值活动最直接的动力。历史价值活动过程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既是一种理想的应然的状态，又是现实的、实然的存在。在人的历史价值活动过程中，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终极实现”和“逐步实现”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4)历史价值活动过程是发展与代价的统一。由于历史发展是通过人的价值活动实现的，因而对发展与代价的关系的考察，也必须放到历史价值活动过程中来进行。从历史价值论的视野来看，所谓“代价”其实质是历史主体为实现自身长远发展目标而对诸多价值目标进行价值认识和价值选择的结果。人们的历史价值活动根据活动领域(对象)可以分成物质价值活动、社会政治价值活动、精神价值活动，因而据此我们也可将代价分成改造自然的代价、改造社会的代价和重塑精神的代价等三种类型。
四、历史评价的过程、尺度及合理性
历史评价是主体根据人的需要对历史客体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做出价值判断，即主体关于历史客体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所做的判断。历史评价关注的对象是历史价值，它是属于对历史价值进行反思、评判的一种特殊的观念活动，因此历史评价最直接的对象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历史价值。从历史评价活动的横向结构来看，主要包含有历史评价主体、历史评价客体、历史评价中介系统三个要素。历史评价更是一个动态过程。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评价过程往往要经过明确评价目的、获取评价信息、确定评价尺度、形成评价判断、检验评价结果五个阶段和环节。实际生活中历史评价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和环节，不一定都能被我们明显地意识到，因而这种理论考察和抽象分析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理想化的模型。
历史评价尺度是多维度、多方面、多层次的统一存在，构成一个评价尺度体系。之所以需要一个系统结构来整合，其原因有三：一是由历史价值主体自身需要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的。历史评价主体据以进行评价的尺度归根到底是与人的需要紧密相关的，并且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为人的需要所左右。而人的需要具有复杂的结构，还有高低不等的层次，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二是由历史评价对象本身的复杂系统结构决定的。历史评价对象的多义性、多面性，客观地要求制定一个多样性统一的评价尺度体系。三是由单一历史评价尺度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只有各种历史评价尺度整合成一定的体系或系统，才能相互补充，克服其单一性的局限。(1)生产力尺度是历史评价的根本尺度。它具有客体尺度和主体价值尺度的双重功能和意义。从客体尺度看，它是历史发展合规律性的体现，即反映了人类历史主体改造和利用自然必须遵循的外部世界的规律性。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演变，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从主体价值尺度看，生产力也是历史发展合目的性的体现，即反映了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最终目的和价值意义。生产力是人的主体价值的实现，是人的本质和个性的生成。(2)制度文明尺度是历史评价的关键尺度。制度文明尺度同生产力尺度一样，也不是单纯的外在的客观尺度，而是包含着内在的主体价值尺度，具有真理性评判和价值性评判的双重意义和功能，是历史发展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具体标志，因为制度文明既是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又是服务于人的，是完善人的本质和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制度文明尺度，一方面具体体现了人类历史主体改造人与社会及其关系必须遵循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类历史主体改造人与社会及其关系的最终目的和价值意义。(3)精神文明尺度是历史评价的重要尺度。精神文明尺度虽然是侧重于主体价值或内在精神角度来把握的尺度，但决不是单纯的内在的主体价值尺度，而是包含着客观的历史尺度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了物质这一基础，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精神文明尺度离开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就会成为什么也解释不了的空中楼阁。(4)入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评价的终极尺度。它侧重于从主体价值角度来把握尺度，但也不是单纯的主体内在价值尺度，而是包含着客观的历史尺度的。马克思阐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尺度，总是内蕴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容：一是人类历史主体的生存发展具体状态，即人类的发展和自由程度以及主体性的进化与发挥程度；二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条件的合主体性变化，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社会历史客体系统的构成的合主体性的变化。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名的人类历史发展三大形态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以历史评价尺度为轴心，我们可以从规范性的意义上构筑一个历史评价合理性的理想模型。至少要能够体现以下三个方面：(1)历史评价合理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2)历史评价合理性是合乎人情与合乎理性的统一；(3)历史评价合理性是合价值性与合工具性的统一。历史评价合理性是一种实践合理性，即必须立足于实践、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所谓实践合理性，指的是对“实践”活动的性质、特征、过程、结果、价值、意义等“是怎样”和“应如何”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评价。实践合理性是建立在科学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或者说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统一的基础之上而提出来的一种互为合理的合理性构想，那就是基于社会的人及其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规范合理性。历史评价合理性既然其实质是一种实践合理性，而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结构、过程及其结果具有相对性，决定着实践合理性是一个相对性评价概念，那么，历史评价合理性只能是一种相对合理性。所谓“相对合理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具体性，指不同的历史评价主体对历史客体评价的具体尺度或原则是有差别的，因而是相对的；二是历史性，指历史评价合理性尺度或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进行修正、充实、完善的，因而是相对的。
五、历史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历史进步作为社会前进发展趋势的总概括，表征着社会历史的前进、上升运动和从旧向新、从简单向复杂的运动。历史进步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包括社会生产力的扩展、社会制度的创新、精神文明的革新、社会形态的更替与人自身的发展等。历史进步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历史进步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量变与质变的统一，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历史进步的基本形式，只有对抗和非对抗两种。它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来理解历史进步，采用了把承认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和承认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两者统一起来的方法，为反驳各种形式的历史循环观、历史倒退观、神学历史进步观、理性主义进步观等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了历史进步的本质：(1)历史进步遵循着生产力发展的铁律，受人类需要、利益的驱使和生产实践活动的支配；(2)历史进步既不取决于单纯的人的理性能力和力量，也不取决于单纯的人的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无论人的理性还是非理性因素都将随着人的实践过程的展开而得到体现、完善和发展；(3)历史进步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历史进步的曲折性不仅表现在社会发展速度的时快时慢，而且表现为总的进步过程与局部的、侧面的、暂时的退步过程是辩证统一的；(4)历史进步的衡量尺度，主要是生产力水平和人的解放程度。历史进步作为对社会前进发展趋势的总概括，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客观标志是人类文明的增进与发展，具体体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庞德与中国古典文化之间的交集源远流长，而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这个角度却是在他的著作《诗章》（The Cantos，1915—1970）发表之后。《诗章》构建独特，内容庞杂，涵盖政治学、经济学理论、经济史、进化史、建筑学、神话传说、文化理论、思想形态、社会现象、历史人物等多个层面，反映了人类历史进步的文化成就，《诗章》是埃兹拉•庞德的扛鼎之作，在现代诗歌历史上占有里程碑式的地位［3］。《诗章》总共一百一十七章，这部作品晦涩难读，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主要介绍各种诗学理论。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描述军人的生活。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比较孔子心目中大同社会的理想画面。第十四到第十六章描述诗人们向往的诗学天堂———伦敦，以及庞德崇拜的历任美国总统的轶事。第三十一章到第三十三章描述了美国经济社会的几位名人。第五十二章到第六十一章专注描写孔孟之道，以及他心目中孔孟之道构建的君主治国有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的理想社会秩序。第七十二章开始为《比萨诗章》，属于《诗章》的后期创作阶段。在《诗章》的前半部分，庞德就已经开始融入了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不是全部的内容，而在后半部分，中国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自始至终贯穿整个后期《诗章》。“后期《诗章》是庞德最深沉宏博的诗篇，是建筑在他对儒学的独特理解之上的。”［4］20著名作家诺尔德在其名作《Blossom From East》中称儒家思想体系是“庞德诗章中永恒的主题”［5］44。美国学者丹尼尔•帕尔曼称“孔子的儒家思想是《诗章》全诗的哲学思想支柱”［6］30。在纷繁复杂的《诗章》体系中，庞德广征博引，其中《论语》被引用二十二次，《大学》）被引用二次，《孟子》被引用九次，《中庸》被引用五次。儒家思想文化体系不仅是庞德意象主义诗学理论的基础，而且是其诗学理论的起源。本章将从儒家的社会秩序性与庞德的史诗架构、儒家的正名论与庞德的功能论、儒家的因材施教与庞德的推陈出新、儒家的格物致知与庞德的道德仁爱四个角度探讨庞德史诗理论与儒家文化的渊源。
（一）儒家的社会秩序性与庞德的史诗架构
秩序论是指人类社会与自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相通性、肯定性和连续性。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为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不断奋斗。思想家哲学学者们究其一生探究和平秩序的理论原则，为人类社会奉献了可贵的文明遗产。孔子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苦心孤诣创建的儒家学派一向将建立一个和平有秩序的世界作为自己奋斗的最终目标。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新旧秩序交换更替的时代。孟子曾称那个暴行有作的时代为混沌的时代。旧秩序未曾完全摒弃，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处于动荡不安，混沌无序的状态，这个时候迫切需要一个理论去打破这种局面，从而创建出新的秩序，这个时候，儒学思想应运而生，成为清除社会毒瘤，创建社会新秩序的一剂良药。《礼记•礼运》篇中勾画了这样一幅画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7］44庞德对此儒家思想甚为推崇，在《诗章》第十二、十三章中他阐释了儒家的秩序性思想，并揭露了他生活的年代的西方社会秩序的不和谐、混乱的状态，指出西方社会要学习儒家的秩序思想，彻底消灭社会毒瘤，并称中国的儒家文化是治疗西方混沌社会秩序的一剂良药，并在第五十四章中明确指出：孔子之于中国犹如水之于鱼。其实早在1915年庞德刚刚着手准备创作《诗章》时，他就把孔子和但丁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作品是必读的经典之作。二战期间，庞德由于了对美国不利的反动言论被捕，被投进了比萨监狱，由于美军突然到庞德家中逮捕，他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被逮捕的当日只带了两本书：《孔子文集》和《汉英词典》。在艰难的牢狱岁月里，他笔耕不辍，仅凭借《汉英词典》他翻译出了《孔子文集》中的《中庸》和《大学》，成为他艰苦难捱岁月的强心剂，伴随读过那段烦郁的时光，他将那段时间的作品汇集成册，即是后来享誉世界的《比萨诗章》。庞德对儒家文化的《大学》篇如痴如醉，他曾说他在这部分篇章中找到了灵感，可以指引美国走出混沌的社会状态，走向光明的未来。而这些灵感即是秩序和和谐，他尤其推崇《大学》中关于下面这段社会统治的描述：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8］34。庞德认为，要想治理好个人的家庭和家族，首先要注重自身品格的修为；要想修为自身的品格，必然要端正自己的心态；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态，先要拥有诚心的意志；要想使自己的意志诚心，先要找到获得知识的途径；而获得知识要通过认知和探究。通过认知和探究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才能拥有诚心的意志；有了诚心的意志后心态才能端正；心态端正后才能修为自身的品格；有了一定的修为才能治理好家庭和家族；治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才能天下和谐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修为个人的品格。《大学》中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秩序性是实现天平盛世的要素，而《诗章》开篇便为我们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诗章》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内容繁复庞杂，结构变化多样，其活跃的思绪、断续的叙述、破裂的诗篇给人以巨大的冲击，加上庞德在《诗章》中运用了成语、神话、故事、寓言、政治、经济、建筑、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多种文学表现手法，为这部著作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一度被美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誉为“天书”。但是看似破裂的诗篇却自始至终贯穿着统一的核心思想———孔子的儒家思想，虽然孔子的儒家思想这一核心并未改变庞德一贯的文风，但它却如废墟中巨大的砾石，独自屹立于一片残垣断壁之中，为《诗章》这部鸿篇巨制勾勒出宏伟瞩目的线条。庞德推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并提倡美国社会借鉴这一思想，他在《诗章》第十三篇的著文可以看出，他对这一思想透彻深入的感悟：这段文字是庞德对苟日新，日日新的翻译和理解。如果说“明德”是对发扬人类正义的品格的要求的话，那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强调不断革新的动态问题了。这里的革新不仅仅是思想的革新，还包括社会秩序的革新。这使人想到基督教的每日忏悔和宗教教义的自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观念，促使国家摒弃旧的理念和腐朽制度，建造新的有生机的社会秩序。在庞德的其他散文著作中也反复提到儒家的社会秩序性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此可见，庞德对儒家的社会秩序性的理解可谓深入骨髓，透彻淋漓。
（二）儒家的正名论与庞德的功能论
在庞德最早提出“意象主义者”之前，休姆就已经开始倡导意义深远的意象派运动了。休姆是探究美国现代诗歌理论的先驱，他的诗学理论是二十世纪初英美诗歌发展的航向标，有力地打击并淘汰了腐朽落后的传统诗歌理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深受其熏陶，后来的诗人学者也以他为榜样。“休姆热衷于日本徘句，对东方文化也相当痴迷，他激烈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诗歌模糊抽象、矫情雕琢，主张诗歌应该写得‘硬朗、清晰、严谨’。”［10］5791908年，著名的“Poetry Club”就是由休姆与他的志同道合者们齐心协力创建的，在这个诗歌俱乐部里面，他们集思广益，提出了许多至今对英美现当代诗歌影响深远的诗学理论，而后以休姆为首的诗人学者们又创建了另外一个著名的“Thursday Club”［11］。庞德受邀欣然加入这个俱乐部，并在一起探讨诗学的过程中与休姆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相似的诗学理论，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上也有很多共识，一拍即合。庞德认为其个人的诗学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如实描述所见所闻；第二，大胆表现美丽的东西；第三，避免使用陈腐的教条文字；第四，适当重复别人描述的美好的句子［12］。在这里，庞德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和理想。这些主张可以借以实现他比肩大诗人荷马、但丁之属的宏大抱负，可以让他治疗美国新文明所患的贫血和营养不良。在探索诗歌语言精确性的过程中，庞德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孔子的研究，并且在儒学经典著作中探究出“正名”二字。“正名”二字最早出现在《论语•子路篇》中，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3］、［14］、［15］54在孔子的世界观里，名分不正当，说话就没有理据；说话没有理据，就无法完成事情。无法完成事情，人们便会没有法律意识；没有法律意识，就没有公正的法度；没有公正的法度，百姓就没有生活的保障。所以说话做事都要名正言顺，行得通，绝不能敷衍了事。孔子的正名言论体现在诸多儒家教义中，比如孔子认为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死亡应用不同的委婉表达方式。天子死称之为驾崩、山陵崩；诸侯死称之为薨；士大夫死称之为卒；士死称之为不禄；庶人死称之为死；僧尼死亡则称之为圆寂或涅槃。庞德对孔子正名论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社会身份的正名，还将其发展成为语言功性的言论，他将孔子的正名论进行创译，将其译为：“If wordsare not precise，they can not be followed out orcompleted in action according to specifica－tions．”［16］204（如果语言不精准，就无法被读者了解，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为也无法实现。）只有精准的使用语言，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从而实现既定的目标。庞德认为使用语言是否精确关乎诗人的作诗态度，更与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但是庞德年代的某些诗人只会刻意仿效，人云亦云，没有个人的语言特点，也不会追求诗歌语言的精确性，这也是很多哲人对诗人的诗歌理论不屑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诗人的语言毫无精确度可言，无法细致的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更没有能力把握事物之间的微妙联系，也就抹杀了语言原本的意义和价值。庞德对诗人充满自信，他认为诗人不应自暴自弃，应当勇于使用凝练精致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将语言从模糊堕落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而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庞德认为文学的作用并不在于利用强制的或情感胁迫的手段使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而在于废除臃肿变质，累赘腐烂的语言，用凝练清新、简洁明快的语言去说服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语言变质会影响社会的健康运作，从而崩溃社会体系，诗人应当担负起“正名”的使命，救日益腐烂的语言于水火之中。汉字“正名”多次出现在庞德的史诗当中，儒学的“正名观”成为庞德“正名论”的理论基础。
（三）儒家的因材施教与庞德的推陈出新
《论语•先进》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众弟子有的长于“德行”，有的长于“言语”，有的长于“政事”，有的长于“文学”，这就是所谓的孔门四科。因此，北宋理学家程颐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朱熹注解：“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于是有了“因材施教”的说法。因而，因材施教就是根据人们不同的素质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材”的含义是指每个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和特点。学校要将各个学生不同的特质作为出发点，分别采取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措施。孔子依据学生的智力水平，把学生大致分为“上智”“中人”“下愚”［17］406三类。孔子弟子中，智力水平参差不齐。针对不同智力的学生，要给予不同的指导方式。以每个人不同的特色为划分基础的“因材施教”思想体系对庞德影响至深，他尤为推介儒家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理论。他认为孔子的教育对一个国家社会政治乃至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庞德还有力地鞭笞了当时美国社会的落后腐旧的教育理念，认为该理念古旧过时，没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也没有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特点将学生进行划分教学，完全达不到教育的最终目的。从教育理念的角度来讲，庞德自始至终欣赏“推陈出新”的理念，即根据实际条件和情况采用人性化的创新的政策。联系儒学的“因材施教”，有机的将“学”与“思”这两个元素巧妙连接，孔子云“学而不思则周，思而不学则殆”，在思考中追求不断的变化。这点在法律学院课程设置方面体现的尤为突出，庞德对法律学院的课程编排进行了因地制宜的革新，他大胆提出了一个设想：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不要分割成两个阶段，应当将这两个阶段合并为一个完整的阶段，有学习才能的学生可以一起修研究生的课程。因材施教，适合其特殊需要［18］57。教授也要积极的投入到本科和研究生这个完整阶段的教学，不必将本科阶段的教师跟研究生阶段的教师分开。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庞德推行的“推陈出新”的教育理念。
（四）儒家的格物致知与庞德的道德仁爱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9］579格物，即经过事物的表面追求至真的道理，可见，格物乃促成万事之基石。庞德认为：科学家研究自然界奥秘的途径是执着探索自然的规律，社会学家和文学家也应通过学习赏鉴历史思想和文化以获得永恒的为人［20］102。格物寓指道德仁爱。其中仁爱正义乃格物之核心。庞德在其巨著《诗章》第八十七章中发出了这样的呼喊———“让我们的君主也能说出‘道德仁爱’吧，这些才应是唯一的主题。”［21］庞德提倡遵循事物客观规律，保障社会利益。他认为：“正义仁爱，亦即法律的目的。”［22］3仁爱所追求的是平衡，“仁爱”在英语语词中，与平等，公平，正义等词意义甚为接近，可以互相解释。庞德还指出：道德仁爱是社会的人应当具备的美德，是保证人们意愿和利益的体制，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正确方式。不得不说，在这个问题上，庞德是极具远见的。纵观上下五千年，我国人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崇尚仁义道德，成功步入现代化的文明社会。人们拥有了很多财富，社会地位也得到提升，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某些人的贪得无厌也逐渐显露，他们一味追求资本、财富和权力。某些人逐渐忽视了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兄弟阋墙，为争遗产斗得你死我活，医生收受红包，商家为了降低成本使用劣质原料，对消费者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少数人游弋于名利场，逐渐丧失了自我，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所以，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庞德倡导的“道德”在现代社会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庞德对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诗化解读
《诗章》中最能凸显儒家思想文化的篇章是著名的《比萨诗章》，仔细研读本部分不难发现，庞德并非一五一十地照抄儒家思想文化的内容，而是经过自己的创译和再加工，将他理解后的儒家思想文化转化成诗歌的形式著于《比萨诗章》当中，通过意象、联想、情感与审美四种形式解读了他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独到理解和探究。
（一）意象解读
意象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当中有不同的理解。意象的内涵即是不以人的情感为转移的客观物体，但是，物体融入诗人的构思之后，经过诗人本身思想的渗透，就不可避免的打上了诗人的主观烙印，融汇了诗人本身的情感和思想，这种融汇了诗人本身情感和思想的物象就是诗歌之意象。诗人若要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必须依托意象这个客观载体。意象就好比是建筑时的材料，是基础，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托诗人的言语表达出来。如中国著名诗词“小桥流水人家”中包含三个意象，分别是“小桥”“流水”“人家”。再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中出现了月、乌、霜、天、枫、火、寺、钟、船诸多形象，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在这些意象当中。
（二）联想解读
诗是许多意象的联合体，这并不意味着意象构成诗歌的主旨。一首诗歌是由有限的意象和特定的主旨构成的。如果要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解诗歌，就必须充分发挥想像力，巧妙运用诗歌的意象，构建完整的诗歌主旨。庞德在解读儒家思想文化的时候，就运用了庞大的想象力，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性深入探究儒家经典的主旨。古代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唐棣的花朵啊，翩翩地摇摆。我岂能不想念你吗？只是由于家住的地方太远了。”这里的友人指的是庞德的好朋友雕塑家布尔热斯卡，庞德用“山雾缭绕”来追忆友人的魂魄，故人已逝，生者死者有着遥远的距离，但庞德运用“何远”二字，拉近了生死的距离，表明虽然友人不在，但是生死无法割断友谊，他仍与友人有着灵魂的沟通和交流。当然，庞德的用意不仅仅在于此，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庞德《比萨诗章》的写作背景，二战期间，由于散布对美军不利的言论，他被关押在比萨监狱，在那期间完成了《比萨诗章》的写作，这段时间对诗人而言是黑暗阴郁的，他生活的惴惴不安，时刻有生命的危险，于是不难推断，这里还表达了庞德的那种对死亡的恐惧，这在“看到绞架的阴影，比萨上空的云变幻莫测”这句里面可见一斑。
（三）情感解读
文学作品是作者抒发胸臆的载体，有生命力和思想的文学作品才可以经久不衰，文学作品的存在离不开人的思想和情感。文学的存在是因人而宜，有了人才能有故事，有了故事才能有文学的存在，文学的存在也是因为社会变革而存在，社会状态决定文学作品的内容，继而涌现什么样思想和情感。由此可见，文学的存在是有社会原因的，文学要以思想为依托，诗歌更是符合这个原则，无论是哪种诗歌体裁，诗人想要表达的无非是个人情感，思想领域，个人嗜好，生活情趣等。鲁迅也曾说：“拜读别人的著作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读者跟作者的生活经历不同，阅历不同就无法有十足的契合度。故而在文学作品中经常会有一些精彩的片段，如果未曾经历过，就无法深入理解和探究，直到在今后的岁月中自己也有了这样的阅历，思路才逐渐明晰起来。”这里以儒家“孝悌”为例，“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者，即孝顺父母，孝乃至圣先师孔子育德内容的重要部分。孔子推崇孝顺父母的仁爱。人们若都能孝父母，则以怀有仁义之心待他物，终使老有所养、长有所敬，若君王能以仁孝治天下，则民忠而拥戴之。故曰：“孝古之大义也。”悌者，敬悌也，即兄弟姐妹之间互敬互助之情。推广之，朋友之间也要讲义气，重情义。庞德在解读“孝悌”二字时，说到：孝悌乃情之根本。其最终的着眼点是“情”字，既包括兄弟姐妹之间的互敬互爱，也包括朋友之间的深厚友情。庞德为什么将“仁”与“情”结合在一起？这里与庞德的亲身经历有关，这里的“情”有两种版本的解释，第一种版本是庞德与艾略特的友谊。庞德与艾略特邂逅于英国，正值意象主义发展澎湃的阶段，庞德对艾略特的作品评价颇高，极为赞许，曾慷慨地帮助他发表了《普鲁洛克斯的情歌及其他观察》（1917）。艾略特对庞德的知遇之恩一直心怀感激，并称庞德为恩师。之后，艾略特编著了《Ezra Pound：Tempo and Poetry》一文，并编著了《Selected Essays of Ezra Pound》，他指出现代文艺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文艺批评论即是庞德的文艺批评理论，其在英美文学史上具有经久不衰的意义。可见，艾略特对庞德的诗学理论甚为推崇，在《荒原》的引文中，他把庞德与诗神但丁相提并论，并给予庞德最具匠心的艺人的美誉。而庞德也毫不保留的倾其精力为《荒原》做修改和指正。对此，中国学者赵毅衡在其论著《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中就认为：“通过细读庞德，艾略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中国诗的感染。”［28］154在《荒原》的原稿中，艾略特曾称：“我应该从下面两点上感谢吾之挚友庞德：第一，在文艺批评方面他的理论对我的帮助，第二，他在我批评理论最有成果的创作初期对我进行谆谆教诲。后来，艾略特在多部作品中指出诗人都应当广泛借鉴庞德的诗歌理论和批评理论：“正是吾师吾友庞德，给我提出了新颖的诗歌理念，使我果断改正传统诗歌理论的弊端，不断进步。依我的观点，后世的年轻诗人们，你们如果要想在诗歌创作上有所造诣，必须学习庞德的作品和理论，否则不会取得任何成绩。”［29］44艾略特认为通过庞德对古典诗歌的创译，我们得以领悟诗作的精髓［30］29。艾略特本人对中国古典诗歌以及现代文学作品也有着极大的贡献，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庞德的熏陶。庞德又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并从中获益良多，故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不朽的影响。第二个版本的解释是威廉•卡洛斯（1883—196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一直被奉为诗坛的大师级人物，为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二十世纪初，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和里程碑，因为在这里，他结识了对他一生的事业转折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希尔达•杜利特和埃兹拉•庞德，三人自此成为一辈子的朋友。他把创作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都以庞德的名字命名：“庞德之前期”和“庞德之后期”。在文学史的划分上，他没有被划分到意象派诗人的行列，但是他却终其一生，始终如一的坚持意象派诗歌简洁、明了、严谨的文风，在其鸿篇巨制《帕特森》的序言部分，他不遗余力的表达庞德对他一生的转折的影响和对庞德崇敬，而庞德也很看重这段友谊，在《诗章》第六十七章节，他曾经说到：“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情感的质量。”［31］64说的就是他与威廉•卡洛斯之间笃厚的友情。
（四）审美解读
“审美”的概念最早是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提出的。美是能够使人们感到愉悦的一切事物，追溯到词汇学的起源，审美一词的含义是一切可以通过人类自身察觉的东西，东西的价值可由人类自身鉴定得出［32］78。审美是作家审美体验审美标准的理性体现。在《比萨诗章》中，庞德在解读儒家文化时，采用了“示现”的修辞手法，“示现”又称“形诗”，就是把实际不见不闻的事物，说得如见如闻，活灵活现，利用想像力，将过去、未来或无法亲眼目睹的事物，凭藉文字的描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诗章》第八十三章有这样的一段描述：“Itflourishes by its decent，has no harm，towers theland，it endows the land with nine skies．”这段文字是庞德对《孟子》中关于浩然之气的解读。孟子对浩然之气的理解是要依赖正直感去捍卫，而不是以暴制暴，用邪恶遏制邪恶。而经过庞德的创译，变成了诗歌的第二行中所描述“doesno injury”，意即用正义来养育浩然之气，没有伤害。诗歌的第三和第四行是对“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的解读，他成功了运用了“示现”的修辞，在诗中加入了“nine fields to heaven（九重天）”的描述，把九重天这个原本不见不闻的飘渺物象加入到他对儒学的理解，神韵流动，气势恢宏，使原本抽象难懂的“浩然之气”蒙上了一层空灵、立体的色彩，使原本的哲学思想变得灵动流转。
三、结语
因此史论结合是历史学的基本特点，它决定了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坚持史与论的结合，重视理论教学，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分析具体历史现象，揭示其本质和规律，而不能满足于表面，满足于就事论事，首先，要深刻认识史与论的关系。历史理论是历史现象中抽象出来的，是历史现象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只有全面系统地了解掌握历史现象，才能得出正确的理论结论，故称“论从史出”，只有在充分占有史实的前提下观察历史现象，才能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体现史论结合。就当前中学历史教学而言，史论结合的关键是强化理论教学，具体操作，本人有下面几点粗浅的体会：
一、加强历史概念教学正确理解历史概念内涵，是理解和掌握史实，阅读历史教材的前提条件，教学中对教材尚无明显注释的概念要先作一般性解释。
大部分历史概念是可以随课堂教学凭借历史教材理解的。如“势力范围”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强行划定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地区。课文中虽然无这样完整概括，但有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殖民统治”一句，已经画龙点睛了。当然，有些历史概念不是一、二句活可以说清，如“门户开放”政策，要知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美国要分享侵略权益，美国向六国提出照会的内容是“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其影响是美国侵华政策新阶段的标志，使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把目的、内容、结果、影响完整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概念。
有些概念忌表面解释。如“1991年是辛亥年，这一年的革命是辛亥革命”。
这样解释缺乏概念内涵，无法形成真实意义的历史概念，必须在《辛亥革命》一章教学完成后，进行归纳概括，形成完整正确概念。
二、重视历史的因果分析
历史发展的困果性是历史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历史条件是相互联系的。
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指出“社会中每一种变化都是特定原因作用的结果……因果论原理因而也成立了论述世界规律性的基幢。故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会是偶然的，一定受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诸因素”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事件就是“诸因素”的结果。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传播，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路易十六的挥霍无度，第三等级人们处境艰难等等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1789年爆发了。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互为因果，这是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但许多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切社会革命，无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结果，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共同的根本原因，即王朝的专制统治（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主要表现为美利坚民族与英国的民族矛盾，但同时存在英国殖民压迫掠夺（生产关系）与北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学教科书中，原因常常不是开宗明义提出的，其代名同很多，“历史背景”、“目的”、“条件”、“前提条件”、“形势”等，但准确地说也是有区别的。“历史背景”应包含所有方面的原因，“形势”则侧重具体原因，客观原因，“目的”是主观原因，“条件”是客观原因，“前提条件”是主要原因。也有把“导火线”、“借口”认作原因的，但借口与历史事件的发生在理论上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中山舰事件”是打击、排斥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借口，它不是进行反革命的原因。
历史教学中重视因果分析，揭示历史现象、本质、规律，有利于学生充分理解、吃透教材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有利于历史知识的系统化，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解题应试能力。
三、重视对历史事件发生后有关问题的分析
每一历史事件都会对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对重大历史事件后有关问题的判断和评价，主要包括性质、胜败原因、经验教训、历史意义、局限性、危害等。性质是某一历史事件区别于其它历史事件的根本属性，对历史事件作出定性分析，是揭示事件本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辛亥革命发生的时代、革命任务、领导阶段、历史功绩、结果等方面的具体史实归纳揭示出来的。
“经验教训”是对事件发生过程中或胜或败作客观分析，总结发现的。胜利了的有胜利原因，总结出经验；失败了的有失败原因，总结出教训。有的事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就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就是要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意义”是对历史事件的正面评价，主要包括历史地位、作用、影响、功绩等。有的历史事件同时具有国内意义和国际意义，要结合中外历史来理解。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胜利具有国内和国际的历史意义。
“局限性”是历史事件表现的不足之处，往往是由时代、社会、环境等方面制约事件的结果。局限性是潜伏着的，很难被人为排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地具有两重性，在革命的危机时刻，它的软弱妥协性就表现出来，导致革命失败，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危害”是历史事件本身产生的副效应，即消极影响，它削弱历史事件在历史上的地位。近代史上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不是丧权辱国，加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危急。
历史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历史事件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分析，经过正确的评估、总结，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解历史。
四、分析课文前言、引语、思考题和习题
新编的高中历史教材增加了前言、引语和思考题。前言在每章开始部分，对本章内容作提示，分析背景，阐释难点，揭示重点，引导深层次的思维，是导读文章，可以指导教学，《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加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一章前言里有“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同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才能维持统治；而西方列强也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只有通过清政府，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侵略权益。”这段话深刻阐明了1861年清政府建立总理衙门，1862年中外反动派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60年代起中国的海关被英国人控制达半个世纪等现象的基本原因。
引文或引语，是原始史料，增加教材信息量，有利思维扩展和散发，史料与思考题结合妙趣横生，史与论有机结合。如《戊戍变法》一节中引梁启超《戊戌记》一段：“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每日每署，封章皆数十，上鸡呜而起，日哺乃罢，阅览奏章，犹不能荆”引文旁边的思考题称：梁启超这段话说的是哪一项变法内容？对“举国欢蹈”你是怎样理解的？思考含有深度和广度，要有较强的思维能力才能回答。
“人人封章，直达于上”可以判断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才有的现象。已是在当时参与上书的只能是具有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举国欢蹈”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庆幸自己参政，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举国欢蹈”不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具有全民性。恰恰相反，维新运动由于脱离人民群众而告失败。
1. 耻感与罪感文化
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的名作“菊花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的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主要地表现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而是广泛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的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3. 心理文化的自反对立性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历史著作中的典范，其独有的纪传体体例为后世史书的写作开创了新的道路。《史记》是一部系统性研究中国历史的史书。该书主要是将我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系统性搜集，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整理。从全社会的角度探寻历史问题，这样能将历史从以往狭小的空间引入到广阔的大千世界里，即让历史从微观走向宏观，建立新型的历史认知系统，为以后的历史编撰奠定坚实基础。作为一部著名的史学巨著，《史记》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整是其他书籍无法相比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于中国的人格、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可以说对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史记》问世以后，受到很多后代学者的关注，对其的评论不可胜数，本文主要就宋代时期的笔记探究《史记》。
一、宋代时期对《史记》的历史学评论
《史记》的宗旨是，通过细致的观察，看到一个朝代如何由盛到衰，同时了解前世治国中的优点和缺点，以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提及的承接一家之言，主要是建立系统化的思想体系，通过对历史的评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宋代的笔记中就有关于司马迁的《史记》评述，具体的思想方面评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论述“史公三失”。《史记》问世以后，其中所提及的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特别是汉代的杨氏父子对《史记》有着极高的评价，其实这里提及的“史公共三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部分后世的学者都是以此为契机开展评论的，包括宋明时期的笔记中也有相关评述。根据相关的评论能够获悉，从体例的角度考虑，部分评论者始终认为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在分析有关《刺客》《游侠》等内容的时候，始终认为司马迁作传有的是遇到事件发表自己的想法，有的是想要通过事件来警醒后人。第二，论《史记》中的微言大义。司马迁开始编著《史记》与《春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史记》和《春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蕴含着无数微言大义。《野客丛书》中有段话能印证这一观点，“若要说《新唐书》与《史记》有何不同，其实两者有着较大的不同。《新唐书》主要是讲述真正的风景或者山水。但是，太史公在风景上略施笔墨，让人见了有心服之感，其实所有的用意是在笔墨之外。”这里用笔墨之外比喻《史》，实际上是讲述有关史记以外的内容，叙述的内容有着
其他深意。
二、宋明时期对《史记》的文学评论
历史著作的关键是能还原历史，给后人一个完整的历史评述，文学作品的特点是通过创造让人喜欢去读，所以两者存在较大的差距。《史记》是历史性的著作，问世后就开始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其文学性质认识方面正在历经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记》自身的文学价值也被后世逐步认同并推崇。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和历史是一体的，且史学一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所以人们对《史记》进行评述的时候更关注其文学价值。
（一）叙事特色
《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也在我国纪传体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相较于一般的文学巨著，《史记》有着较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叙事的主体内容。《史记》在作为史学著作存在之时，其自身的文学性不可磨灭。其实无论是史学巨著还是文学巨著，都要有良好的叙事性。历史主要是记录事件，所以在记录期间要让整个事件的条理更加清晰，内容更加明确，特别是前因和后果都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人有一目了然之感。作为一部纪传文学，文字要生动形象，能真实地反映事件。古代没有先进的技术，不能通过影响将很多历史保留下来，所以只能使用文字记录，那么就要求文字具有动感，具有可阅读性。其实，司马迁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部《史记》犹如一部叙事的艺术瑰宝，让历代的文人都对其不断地进行挖掘。
（二）论体例
一部著作的体例指的就是其组织形式，通过何种方式或者方法将所有的主体部分进行串联。体例对于《史记》这样的宏篇历史著作至关重要。体例将作者的历史观、写作思想等核心内容进行统一，其合理与完善程度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成败。本纪、世家、列传等构成了《史记》的独特体例，使《史记》最终形成了完整而又十分严谨的纪传体体系。《史记》的五体结构开创了一个先河，也为之后的历代正史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主干模式。
1.论五体。宋洪迈有言曰：“子长书出，规制既定，后世作者难紊。”《史记》五体义例深著，开天和，照百世。朱熹也十分认可《史记》的五体，在《朱子语类》中直接说《史记》中所记录的事件有非常大的贯穿性，本纪里面提到过的事件，在传记里面、表里面以及志里面也都多有提及。而其他史书如《资治通鉴》采用的编年体体系就有很大缺陷，这个年代的事件记录过后，便没有可以再找到相关资料的地方。譬如说汉高祖刘邦鸿门宴事件的记录，除了高祖本纪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之外，在张良传、灌婴传等处也有同样详尽的记载，使读者能够在读到一处之时想起另一处。
2.体例与思想。宋代各家对于《史记》体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具体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司马迁在著作的过程中着重通过体例的独特安排，揭示其微言大义的著作思想。第二，司马迁在安排一些人物的具体归纳上有不当的地方。譬如宋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中曾写到：《史记》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三个国家，却称为十二诸侯，因为秦国完成了统一十三国之壮举，秦王登基称帝，因此将秦史纳入本纪中，从世家的层面上才有十二诸侯之说，与列传中实际上是七国而只做六国列传一样。
宋黄震在《范蠡大夫种传》中写道：司马迁将范蠡的生平记录于《货殖传》，却将范蠡的功绩与声名记录在《越世家》中是不妥的，应该参照《春秋》中的内容重新编写《范蠡传》。
（三）论取舍
宋代对于《史记》的取材有很详细的分析，认为《史记》选材范围非常广，但是也进行了相当严格的取舍。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取舍标准是取材义例。
取材途径有六种，分别是：皇家藏书；文物与建筑之上所记录的信息；游历天下，实地考察；事件的当事人口述或者他人的转述；诗词歌赋；历代遗留的史书。
取材标准也可以概括为六点，分别是：六艺的标准以及儒家理论；文辞规范的遗留文献；不记录神怪之事；不是关系天下存亡的大事件不予记录，世与传中的人物只记录轶事；可信的事件与有一定异议的事件要用两种说法共同记录；将不同思想的经传与诸子百家的思想统统记录并予以整合。
三、结语
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思想框架和书写规范，就断定这种政治化的学科范畴不能用来进行有学术价值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书写，在功能上对于新文学研究或新文学史书写就不会发挥积极效用，因而也没有优长可谈。笔者认为，对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既要回到历史现场又要站在当下的认识高度，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以辩证地考析。若是承认新中国于1949年的成立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较为合理的分界线，是个能够接受的可以断开文学史的分水岭，而新中国成立以前不论从理论上或是从实践上考察则没有一个界说严谨的新文学史学科观念，更没有书写出一部系统的多景观的新文学史文本;那么从这个意义说，1950年由新中国教育部主持建构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学科，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与学术语境下，至少有这样一些优长:一是它有利于书写30年或32年的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通史与分体史专题史。因为它可以容纳五四以来中国大陆创造的一切新文学及其文学现象，遵循着进化论形成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陈代谢的、新的优于旧的文学史观，能够研究并书写系统而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新文学史从语体形式到思想内容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但是在进化链条上它却是古代文学史的赓续，能够使古今文学史贯通起来。二是它有利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的建构。新文学史学科建立，尽管可以用进化论为文学史观书写中国新文学史，这只能说是治史者越轨的选择;然而其真正的目的是将书写者纳入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轨道和写作规范，从框架结构、章节安排到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社团流浪和作家作品的定性评判，甚至新文学的流变线索，都要符合《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论断和评述。实际上这是以中国新文学史的书写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具体形象的阐释又对其作注脚，使新文学史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新文学史不仅自始至终突显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和新文学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性质;而且坚持阶级论及其分析方法为新文学划定阶级阵线和给作家作品确定阶级性质，如王瑶本的新文学史、丁易本和刘绥松本的新文学史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尝试文本。三是有利于突出中国新文学系统中的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这是因为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或延安工农兵文学能够直接体现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效应，也能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学的革命性质与价值内涵;所以在中国新文学史书写过程中，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和延安工农兵文学则是关注的重镇和突显的主线。由于《新民主主义论》把鲁迅抬上了圣坛，受到至高无上的评价，成了三个“伟大”集于一身和五个“更”字的空前民族英雄;所以书写新文学史务必费尽心力挖掘鲁迅其人其文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和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性格觉悟，使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学独压群英的主将和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四是有利于国家主流意识或者社会主导话语对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虽然新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具有相对的学术独立性，并不一定要对应国家或社会的主流话语，但是由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并非民间所立而是国家所建的，必须体现国家巩固新政权的统一意志和呼应主流意识形态;况且中国新文学系统中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和工农兵文学本来就与主流政治意识结下不解之缘，并直接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造过舆论，故而新中国成立后强调文学史书写为巩固新政权再造声势则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样便使中国新文学史学科一成立，以国家的意志与行为将有独立学术姿态的新文学研究及新文学史书写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不接受主导话语的控制与规约，并适应国家意志对新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的需求。五是有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1950年代初期的研究主体大多是满怀激情迎来人民共和国的大中学教师、从事文学艺术的批评者和热好新文学的知识分子，而接受主体除上述群体外还有大量的有知识的学生和社会青年等，他们热爱新中国亦喜爱为新中国成立鸣锣开道的新文学。不仅教师们、文艺工作者们希冀借助学科的建立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中国新文学，书写中国新文学史以教授学生，达到“教书育人”之目的;而且广大知识青年热切期待通过学习以新学科范畴研究的新成果或书写的新文学史，来获取更系统更广博的新文学知识和更丰富更深刻的审美体验，从而感悟出新中国成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增强并凝聚热爱新中国的感情。
如果能够真正地遵循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意识与书写规范，从原始史料或史实出发，坚定不移地贯彻辩证唯物史观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消去各种别有用心的偏见;那么书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哪怕是政治型的，定能体现出本学科的优长，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中国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否则，本学科的优长有可能变成它的短处或局限。
上述是在特定的时限特定的条件下，对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优长所作的简略考析;以下则是在同样的时限与条件下，对新文学史学科的局限性给以探察。若说本学科的优长在一定条件下有转化为短处的可能性;那它的局限性却是学科固有的，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变为优长，局限性就是局限性:其一新文学史学科不论30年或者32年的长度，都容纳不下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全过程，也包容不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全过程。新文学的生成期不能仅限于五四文学革命，早在晚清的维新变法时期，于“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号的感召下，就产生了新小说、新体诗、新文体散文等，几乎各体文学作品都贴上了“新”字标签;虽然这些新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新文学有些差异，但在规定性的新文学特质上却是趋同的，不论文本的文化意蕴、人性内涵或者表达技艺、白话语体以及启蒙功能，都是相通的。所以晚清文学改良所生成的也是新文学文本，原定的30年或32年的新文学史学科显然容纳不下，只有突破“五四”上限向上追溯。尽管左翼文学盛行于1930年代，可是此后在《讲话》指导下出现的工农兵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就其无产阶级性质来说也是左翼文学的延展，当然亦属新文学范畴;而原定的新文学史学科框架，对它更是装不下去的。因此欲克服这个固有的局限性，必须“破门而出”，上溯下延，冲决既定新文学史学科的时限，依据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需要，扩展其历时的长度。其二，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是为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量身定作的，而不是为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形态文学的研究而设立的，所以新文学史学科适宜于新文学的研究和新文学知识的获取以及新文学史的系统梳理和书写。对于接受者来说，只能满足其阅读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审美期待或获取新文学史知识的期待，其他的非新文学或非现代性文学几乎都处在被遮蔽被埋没甚至被贬抑的状态;即使这些文学偶而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或者书写新文学史者的笔下，也是作为对比反衬的对象或者被针砭指斥的对象。因此，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既承担不起书写现代中国的全景观文学史的使命，又不能以科学平等的价值观评述现代中国的所有文学系统与不同样态的文本。对于这个局限性，即使把既定的新文学史学科放大了延长了，也是难能解决的。其三，由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其思想基础与价值准则，特别强调其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因此不论评述新文学或者书写新文学史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避免的偏激性或偏颇性，或者过分抬高了大陆的新文学，或者在书写中国新文学史过程中过分突出左翼文学或者独尊《讲话》后出现的工农兵文学，无情地拒斥了台港澳的新文学，甚至把它们作为大陆新文学的对立面进行批判。可见，建国初由教育部设立的中国新文学史学科装置，往往会给海内外的学者和读者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读，片面地认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只有新文学或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只能写成新文学史或革命文学史，这就严重妨碍向世人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与多样精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生态的变幻，意识形态领域骤起的极左思潮，时缓时急地冲击着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研究以及新文学史的书写。从批判《武训传》到批判《红楼梦》研究及胡适学术思想，中经反胡风、反和反右倾，直至“”风暴，几乎每次极左政治思潮的兴风作浪都在文学艺术界或学术研究界启动，使其成为“左”毒伤害的重灾区;因之一批批有影响有成就的学者作家诗人倒下，一批批文学艺术作品都成了“兴无灭资”政治批判的“灭资”对象。这样以来，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因为研究或书写的内容荡然无存，其学科意识完全被极左政治思潮所置换，故而它也失去了存在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过清算极左思潮毒害的“拨乱反正”运动，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得到了恢复，其学科意识仍是新民主主义论为主导，并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适应大学文科教学的需要，便遵循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以群体力量编写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的热潮，出版了一批教学型的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文本，其中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影响较大，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这诸多版本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与1950年代初期由个体书写的多种版本新文学史相比，政治色彩有所淡化，内容有所充实，史料有所丰富;但总体上并没有出离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框架，而对于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拨乱反正”也重在从社会主义文学性质返回到新民主主义文学性质的“正道”，既没有对新文学史书写的新民主义义论的政治化的思想规范或模式提出质疑，也没有对这种思想规范或模式给新文学史书写带来的政治化特征及其内在伤害进行反思或消解。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与文艺界的冤假错案，以及人道主义、人性、人情、人意、自由、民主、理性、博爱等普世理念与价值思想得到正面承认;因而这不仅使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对象发生了巨变，把颠倒的文学史实重新颠倒过来，而且也使新文学史学科的思想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受到了重创与质疑，新文学的人本特质、人性内涵和人道灵魂已取得了合情合理合法的价值和地位，特别是现代性或现代化的社会思潮与新启蒙主义理性思潮以及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被引进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它们的合力激起了新文学史学科意识的全方位革命;以人本主义文学史观、现代性或现代化文学史观和价值观取代了原定新文学史学科的以阶级论为主导的学科意识。19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和“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设计，意味着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完全摆脱了新民主主义论框架的规约与禁锢，为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打开一个多元化的学术局面，由独尊一种学科意识变为多种学科意识的设想，由独树一种文学史观变成对多种文学史观的探索，由只持一种文学价值标准变为对多种价值坐标的选择，由仅用一种文学史的政治话语变成多声部文学史话话。这种多元化的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格局从1980年代中期逐步展开，尽管中间曾有“”的干扰，可是这种活跃的学术局面直到21世纪的今天只能说越来越开放，妄图再回到“一种思想一条路线”完全控制和统驭包括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在内的一切学术领域的梦想，是不可能再变成大一统的“一元化”的政治现实的。
虽然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但是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范畴的时空维度以及视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为重点研究或书写对象，这两点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这个新文学史学科发生质变的则是文学史观及其与之紧密相联的文学评价尺度，即学科意识不再是政治霸权话语来主宰了，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及其价值观或者是现代性(现代化)文学史观及其价值标准则成了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正宗文学史观及其价值尺度。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遵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范畴书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文本的形态，即由政治型变成了人本型或现代型;不过它们仅是中国新文学史书写显示的多元化景观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形态。经考察，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遵循人本文学史观及其价值标准书写中国新文学史的可举两例为证:前有1987年孙昌熙、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其《前言》开宗明义地表述，“文学观念是构筑一部文学史的关键”，这部新文学史则是“以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作为具体纲领，着重从文学与人的关系来考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而展示它的本质面貌”。后有黄修己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于2008年问世，著者坦诚表白，“我在‘以人为本’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全人类性’的命题，希望从人的觉醒和解放的角度来审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使我们的现代文学能为世上更多的人所理解、所享用，更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这种有意尝试所写出的新文学史文本，至少具有这样的特征:展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学特质，显现出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灵魂以及人性、人情、人意的复杂性和深微性，弘扬了现代文学的真善美的审美品格。至于遵循现代性或现代化文学史观及其价值观所书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的现代型文本，具一定代表性的有: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程光炜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虽然学术界对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和阐释颇有分岐，缺乏明确而科学的界说，将其引入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领域也是众说不一;但是上述几部文学史所运用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文学史观和价值观却与启蒙主义相通，即启蒙理性就是其理解并认同的现代性。有的新文学史直截了当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规定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也有的现代文学史从启蒙思想的角度对“现代化”的内涵给出更具体的说明:“文学的现代化最内在的内容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实际上是现代意识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大成果也正是这方面。”即“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文学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标志”。既然五四文学是现代化的文学，那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则是文学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不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或者人的文学都是解放人的启蒙主义文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文学史观或价值观，实质上亦是人本文学史观或价值观，由此文学史观或价值观为主导所书写的现代型新文学史文本同样也具有人本型新文学史的基本特征。
多元化的中国新文学史书写格局的形成，是突破政治化书写现代文学史重围的巨大胜利，终于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具有独立性的学术轨道，摆脱了政治附庸的地位;然而从总体上观照，不管是人本型的或现代型的或其他形态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都没有突破原定新文学史学科的时空维度，哪怕是将新文学史的时间长度上溯到维新变法时期或者新设计的“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也总是有个局限性问题没有解决好: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或20世纪中国文学科的长度与宽度都容纳不了现代中国的所有样态的文学，只适宜于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的研究及其文学史的书写;即使把其他形态的或类型的文学硬装进去也不会受到平等的对待合理的评价。例如有些文学史将通俗文学作为一翼或一单位纳入新文学史学科或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总有些勉强有些不相宜，因为通俗文学既不“新”又缺乏现代性的鲜明特征。所以，惟有建设新的学科范畴，才有望解决好这个局限，以推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向新的学术层次运转。
究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史学科，既能扬其已有学科的优长又能避其已有学科的短处即克服其局限，并能开拓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新局面?在我看来，应建立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而建立这个新的学科意识首先要弄清楚，“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概念，虽然它们在内涵与外延上有相通之处，甚至有某些同质同构性，但是前者的观照视角、对象范围、史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格局等却发生了变异，使这个新学科具有了自身的独特性。“现代中国”和“中国现代”不仅仅是从语序上的前后置换，而且它们是从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价位来判定“文学史”，后者主要指涉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着重突现其现代性，即中国现代型的文学史或曰中国新文学史，那些非现代性或非“新”的文学并不包括在内;前者不是着眼于“现代文学”，即只是规范现代的文学，而是首先放眼并关注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即整个现代国家的文学。“现代中国”是与“古代中国”相对应的，是从“现代中国”的大视野来审视文学，即凡是“现代中国”历史时期生成的文学都是研究的对象，不管是否具有现代性也不管是哪个民族的文学，只要属于“现代中国”这个大家庭的文学都应平等对待、合理排位。
其次要明晓，“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上，既不是新民主主义观念又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建立于现代性民族国家观念之上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它不同于古代中国文学史以改朝换代的皇权意识变换为轴心，即一朝有一朝的文学，代代相传而永不变的则是皇权主义与宗法思想，即使非正宗的民间文学或少数民族文学介入也改变不了以皇权主义为支柱的正统文学。所以古代中国文学史不可能演变为在国家现代化观念制导下的平等相待的多民族文学共存共荣的联合体。到了上个世纪之交即现代中国肇始之时才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之士和革命先驱孙中山把“民族国家”现代化观念由西方引入中国，并与维新实践和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步兴起一股现代民族主义政治思潮。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流变，或处于世界列强瓜分的危机之时，或处于日寇入侵的救亡之际，或处于新中国建设时期，或处于改革开放以复兴中华时期，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始终是社会文化思潮的主导意识，救亡图存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近百年来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文化先驱、革命先贤、英雄壮士和知识精英，为了祖国的救亡与复兴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实践着种种国家现代化的策略与方案，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思想救国到政治革命、武器批判、社会变革、阶级斗争再到改革开放、经济为纲、科学发展等，无不体现出近忧而远虑的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的深邃复杂内涵，无不充溢着想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强我中华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激情。虽然现代性民族国家观念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思潮经过了晚清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相冲突又相结合、五四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冲突又相结合、此后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相冲突又相结合的三个逻辑阶段，而且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功能效用也有正负大小之别，但是在拯救民族于危亡、振兴民族于贫弱、建设富强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上它们却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或一致性。正是在这样一个宏伟而艰巨的充满悖论的救亡与建国的民族国家想象现代化的多种具体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同时也制定并实施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并举的方案，有意无意地把现代中国文学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想象与设计之中，使现代中国文学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形象化语符载体。由于现代性民族国家观念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多元性，由于我国进入20世纪后依据不同的现代化方略先后建立起社会性质有别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我国是个在经济、文化、思想、习惯演化中极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所以适应不同民族现代化意识需求、适应各民族各阶层人群审美取向以及承续不同文化传统而兴建的现代中国文学，无疑是形态各别、异彩纷呈的。尽管如此，但现代中国文学却以不同的审美形式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地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民族主义意识或爱国主义情思应似现代中国文学的主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文学实质上是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
再次要理解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石所建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仅可以全景式地揭示现代中国文学流变与我国跨入新世纪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错综性和同步性，透过现代中国文学这面巨大而多棱的镜像能够折射出中华民族推进现代化的艰难曲折的总体风貌;而且可以为我们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提供新的观照视角、新的框架结构、新的考察对象、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研究格局等;特别是以之与现有的“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学科相比，“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具有一些新的功能特点:
一是以现代国家观念为基石建立起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框架，可以突破以二元对立思维为认知结构所规定的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土与洋、左与右相互对峙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带有偏见的界限，将现代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所生产出的所有形态的文学都作为同构同等的研究对象或书写对象。固然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是所有形态文学中的研究或书写重点，但它不能遮蔽或取代对其他形态文学的研究或书写，只要是生成于现代中国这片沃土上的所有样态的文学，哪怕是现代中国人移民到异国创造的反映故国生态与心态的文学也应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这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固有的功能特长。二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对待能够纳入研究或书写的所有文学对象，不论是原定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汉民族文学或各少数民族文学，或者原定的通俗文学、古体文学，民间文学或翻译文学，台港澳文学或华人文学，都要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既要消去阶级的、党派的政治偏见又要清除狭隘的地域的民族的偏见。因为它们都是现代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区域或不同文化生态创造出的文学，其差异性极为明显，这正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性;而其趋同性也是有迹可寻的，这正表明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目标则是一致的。所以对待所有形态的文学，作为研究者或文学史书写者来说，务必要有一颗公正公平之心，务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这并不是说，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所有形态的文学，其思想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就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了。至于应该持有何种价值观念来研究或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笔者认为应坚持“一个原则三个亮点”的价值评估体系。三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范畴从时空维度上现示了“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优长，即上可与古代中国文学对接下可随着现代中国文学的演化不断延伸，直至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同步地实现终极现代化目标而终结;而在横向上它不仅包容了不同历史阶段生成的一切系统或形态的文学，并且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取得广泛联系。
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功能特长，正合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诉求，也适应了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并且当下的中国，对于遵循“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来建构文学史文本，也提供了可能性。从时代需要来说，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应体现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的精神，人类的普世价值追求应该在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中越来越得到呼应。所以只有按照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规范研究或书写的文学史才能消取国家的民族的党派的不必要的偏见，消解以往坚持机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造成的不同形态文学之间的人为隔阂，真正把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积极参与全球化语境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文化对话;而进行交流与对话的不再仅仅是中国的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不再仅仅是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文本，而是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的无限丰富性，也是现代中国全景观的文学史风貌，这样才有可能适应“三个面向”的需要。从当下提供的可能性来说，其一学术性的文学史研究或书写已游离出主流话语的严格掌控，过去那种绝对权威的政治理论也不再是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必遵的“圣旨”，学者们可以根据研究或书写文学史的需求自由地选择文学史观、价值标准或叙述模式，因此那些普世的人文理念或价值观越来越得到尊重和运用，这种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态有利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其二国家主流话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也解构了主观臆断的机械阶级论及其谎谬的阶级分析方法，公开宣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和阶级矛盾，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已成为最高原则，建立和谐的中国与和谐的世界已成为奋斗的目标，科学发展观则成了现时代的最强音;由此可见，这不只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提供了可以运用的新的理论与思维范式，尤其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和谐理念更适宜于中国多元文学系统的研究与整体和谐文学史文本的建构。
1.1备课环节的现状分析
1.1.1过于依赖教参
几乎所有历史教师的教案都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撰写，如大多数教案的教学目标都分为三个层次来设置，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然而在随后的课堂中，教师似乎就忘记了教案的存在，一味的注重知识点的讲授，忽视能力的培养，过程与方法更是鲜有顾及。更有甚者，教学基本环节都与课前准备的教案出入很大，教师的教学出现很大的随意性和经验性。
1.1.2对教材内容缺乏研究与挖掘
从目前初中历史教师的备课情况来看，“教教材”的历史老师在课前准备时更多重视如何使学生掌握陈述性知识，而忽视让学生获得程序性知识。教师备课的内容基本上是对教材内容的机械复述，没有从学生己有的经验和需要出发，很好的挖掘教材，从而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
1.2学生学习方式的现状分析
现代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仍是“满堂灌”唱主角。用现代教学论的观点来看待这种形式的课堂教学的话，它属于“未发生的教学”。现代教学论认为教学过程应该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没有交往，没有互动，就不存在或未发生教学，只有教学形式表现而无实质往发生的“教学”是假教学。从“满堂灌”教学组织形式来看，学生是作为一个服从者、聆听者和配合者的身份出现，偶尔的回答问题或者练习，都是为了完成教师的特定活动而展开，学生没有自主选择活动的权利。因此，在这种教学组织形式中，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交往与互动，学生也并没有发挥什么主体作用，课堂教学也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而组织的教学。
1.3教学形式的现状分析
现在的历史教学中，老师加入了讨论、辩论、历史剧、课堂问题探究等新的教学形式。无论是讨论、辩论、历史剧还是课堂问题探究，任何一项学生活动，我认为都应该建立在学生对所要谈论、辩论、表演和探究的事件、人物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正如演员演电影，事先也要对所演角色的内心活动和性格特征进行很好的揣摩，对电影故事背后的故事加深了解是帮助演员把握所演角色的一个重要手段。前段时间，媒体在讨论陆毅等人是否能演好三国人物时，就提出一个观点，他们对三国这一段历史太不熟悉，无法把握好人物性格特征。演员如此，学生何尝不是这样呢?而纵观当前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师在学生刚刚触及到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马上就会安排来一个讨论、辩论或历史剧表演或者来一个探究。没有深厚的历史知识作为支撑，这样的讨论也好，辩论也罢，流于形式难道不是情理之中么?
1.4教学内容的现状分析
正如华东师大教授张奠宙所指出:我们“不能仅限于祖冲之计算圆周率比西方早多少年，不必在古代科学成就的‘早迟’上下功夫，主要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长处和短处。”是啊，我们有张衡的地动仪、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有祖冲之最早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7位数、有《本草纲目》，可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地震仪并不在中国，最先进的医学也不在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也不在中国，甚至，中国还没有获得哪怕是一项诺贝尔奖！科技史教学没有使学生从我国古代优秀的发明家身上吸取科学创新的精神，没有激发学生树立奋发图强、复兴中华文明昔日繁荣的意识，光知道躺在昔日荣光上沾沾自喜。难道我们不该反思我们的教学是否缺了一些灵魂？
1.5教学目标的现状分析
课堂是落实历史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运用自己精湛的教学艺术、机智等，引导学生牢固的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学习历史知识、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激发他们对历史问题本身的探究欲望，对历史信息的敏感度，形成良好的历史素养。我们现在很多的学生活动，外动内不动，身动脑不动。看似热闹，看似学生获得了体验和感悟，然而没有对具体史实的了解和把握，体验和感悟又是多么的肤浅！在一次随机的访谈中，我问学生为什么不喜欢学历史？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但是其中有一条让我既觉得意外又觉得情理之中:历史太“容易”学了，考试前做几套练习，熟悉一下教材就可以打个不太低的分数了！对于太容易的东西，学生是没有太多探究的欲望和兴趣的。这不正反映了历史课堂上历史教育本质出现的偏离吗？
2、改变初中历史课堂现状的对策
2.1改变传统教学方法
2.1.1采用文明史的课程内容体系
在《历史与社会》教材内容的设计上，与以往的历史教材也不同，不是一般性地讲授历史的演进，而是立足于现实社会，以文明为主体，追溯现代社会存在的人类文明的来源和演变。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对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是划分人类文明历史阶段的主要标准。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与此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2.1.2采取“厚今薄古”的历史内容结构
《历史与社会》课程在对历史知识进行选择时，也重在择取那些具有较高迁移价值的、有助于学生理解现实社会的知识内容。正如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指出的：“历史教学的伦理价值是根据将过去的事情用做理解现在的工具能达到何种程度来衡量的——在何种程度上能对构成今天社会的结构和运转的东西提供洞察力。”据此，《历史与社会》在课程设计时，尽管还应保留必要的历史发展线索，但有一个总的原则，即“越是现代的历史越给以关注，而对遥远的古代的选择则以对当解是否产生影响与有利为准绳。”
2.1.3关注历史上普通人的生活
以往的历史教育内容，过多地注意那些重大事件与人物，普通民众的文化与生活却没有得到重视。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没有战争、动荡和政权更替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内容，普通的民众一直占有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构成了创造和传承文明的主体，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构成了文明史的重要内容。不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喜怒哀乐，不能说了解了历史。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今天的普通人及其生活，才能理解今天这普通人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意义所在。
2.1.4历史与现实的整合
传统的历史课程，由于过分注重历史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结果造成历史教育的内容远离现实社会和学生实际的弊端，从而削弱了历史教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所应具有的社会功能。而《历史与社会》课程的设置，则可以有效地加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整合，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
2.1.5历史与地理等人文学科的整合
历史的根本属性是时间，地理的根本属性是空间，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演进的两个维度，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无法脱离一定的时空而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所有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离开了时间的存在是和离开了空间的存在同样是最大的荒唐。”传统的历史或地理课程虽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学科的界限始终难以达到有机的融合。而综合课程的设置，则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历史与社会》课程内容的设计，就十分注重史地知识的相互联系、相互照应。
2.2简化教学结构
历史教学“为何而教”?大家普遍认为是为“帮助学生认识自己、做好自己”而教，是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而教，不是为课堂热闹、把教材上简单明了的知识内容用若干手段和方法重复一遍而教。既然如此，带有幼稚化、庸俗化倾向的众多教学环节我认为可以省略，精简教学环节，还原历史课堂的平实、自然。具体做法是，把课堂教学的环节精简为“激发学生动机、明确教学目标、师生共同探究、得出结论”四个环节。
2.2.1有效激发学生动机
柏拉图曾说:“强迫的体育锻炼对身体没有任何害处，但是强迫的学习不会在心灵中长久保存。”大量研究表明，学生如果缺乏对教学内容的学习动机，对容易对教学产生厌烦情绪。可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学习不可缺少的，“是影响学生学习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有效激发学生动机?动机的认知理论认为，“人之所以被激励起来，是其感到欲认识世界和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及进行自我定向。”“在课堂上，学生的认知失衡出现在使他们感到面临了有一定难度或挑战性的教学要求时，也出现在他们有好奇心、求知欲以及对有趣问题想弄清楚时。”遵循这个原则，通过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或者设置悬念引发学生的好奇，“教师要在一堂课的开头就像一块无形的磁铁，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分钟，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情绪，打动学生的心灵，形成良好的课堂气氛切入口”，或者提出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来引起学生的认识失衡，从而激发学生动机。但是此时的学习动机还只是表层的东西，要获深层的学习动机，教师要必须给予学生及时的帮助和鼓励，要使学生体验到成功。成就动机论认为，每个人都有成就的愿望和内驱力，并努力追求成功，避免失败。缺乏成功的体验，成就动机低或者高度恐惧失败会使学生缺乏强烈的学习动机。
2.2.2明确教学目标
目标正确是有效教学区别于无效教学、低效教学乃至负效教学的一个重要标志。“研究已经表明，教师对教学目标的明了程度不仅与学生的成就存在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学生的满意度存在密切的关系。”教学目标要有明确的指向性；教学目标的确定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水平。
2.2.3师生共同探究
探究是一个人的一种内在需要，是保持对知识持久兴趣的重要手段。所谓探究，就其本意来说，是探讨和研究。探讨就是探求学问，探求真理和探本求源;研究就是研讨问题，追根求源和多方寻求答案，解决疑问。课堂不是教师表演的舞台，而是师生交往互动的教学场所。教学目标的完成，需要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启发、鼓励、点拨。只有在课堂中实现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相配合与合作，教学才有可能成功。因此，在课堂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要给予学生合作的机会和时间，并教会学生合作的方法和技能。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既是参与者，又是指导者。教师要对学生提供研究方法的指导，又不能过多干涉学生的思维。学生的探究既要求相对充分的自由，又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原则，还必须围绕教师所设定的主题，不能天马行空。在这个环节，可以有自由的讨论，可以有思想的碰撞与交锋的辩论。
2.2.4得出结论
中国人做事讲究善始善终，课堂教学我觉得也应如此。探究活动必须要能得出结论，反对教师对学生的任何观点都是“好好好”的态度。鼓励学生发表具有独特的思想性的结论，但是必须要有史料依据，要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导，要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出现荒谬的结论或者有李于社会道德价值共同取向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