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31 11:19:21
论文摘要：计算科学主要讲述了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计算科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它的发展主线、学科分支、还有计算科学的特点、发展规律和趋势。
引言：随着存储程序式通用电子计算机在上世纪40年代的诞生，和计算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取得的大量成果。计算科学这一学科也也应运而生。《计算科学导论》 正如此书的名字，此书很好的诠释了计算科学这一学科，并且指导了我们应如何去学好这一学科。使得我们收获颇多。并且让我深深的反思了我的大学生活。正如赵老师书中所讲的：“计算科学是年轻人的科学，一旦你选择了计算科学作为你为之奋斗的专业类领域，就等于你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一个有志于从事计算科学研究与开发的学生，必须在大学几年的学习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在将来学科的高速发展中，或在计算机产品的开发和快速更新换代中有所作为。
<一>什么是计算科学和它的来历
计算科学主要是对描述和变换信息的算法过程，包括其理论、分析、设计、效率分析、实现和应用的系统研究。全部计算科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能（有效的）自动运行，什么不能（有效的）自动运行。本科学来源于对数理逻辑、计算模型、算法理论、自动计算机器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
随着存储程序式通用电子计算机在上世纪40年代的诞生，人类使用自动计算装置代替人的人工计算和手工劳动的梦想成为现实。计算科学的快速发展以也取得大量成果，计算科学这一学科也也应运而生。
<二>计算科学的发展
a、首先先介绍图灵机
图灵机的发明打开了现代计算机的大门和发展之路。图灵机通过一条两端可无限延长的袋子，一个读写头和一组控制读写头的（控制器）组成它有一个状态集和符号集，而此符号集一般只使用0和1两个符号。而就是这个简洁的结构和运行原理隐含了存储程序的原始思想，深刻的揭示了现代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用的计算机是电子数字计算机，而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发展是建立在图灵机的基础之上。他的二进制思想使计算机的制作的简化成只需两个稳定态的元器件。这在今后的计算机制作上无论是二极管或集成电路上都显示了明显的优越性。
b、计算机带动的计算学科
1946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的诞生。掀起了社会快速发展的崭新一页。计算机工作和运行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1、计算机语言
我们要用计算机求解一个问题，必须事先编好程序。因此就出现了最早的机器指令和汇编语言。20世纪50年代后，计算机的发展步入了实用化的阶段。然而，在最初的应用中，人们普遍感到使用机器指令编制程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十分别扭，也不利于交流和软件维护，复杂程序查找错误尤其困难，因此，软件开发急需一种高级的类似于自然语言那样的程序设计语言。1952年，第一个程序设计语言short code出现。两年后，fortran问世。作为一种面向科学计算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fortran的最大功绩在于牢固地树立了高级语言的地位，并使之成为世界通用的程序设计语言。algol60的诞生是计算机语言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的标志。该语言的文本中提出了一整套的新概念，如变量的类型说明和作用域规则、过程的递归性及参数传递机制等。而且，它是第一个用严格的语法规则——巴科斯范式（bnf）定义语言文法的高级语言。还有用于支持结构化程序设计的pascal语言，适合于军队各方面应用的大型通用程序设计语言ada，支持并发程序设计的modula-2，支持逻辑程序设计的prolog语言，支持人工智能程序设计的lisp语言，支持面积对象程序变换的smalltalk、c等。
2、计算机系统和软件开发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机了而也包括了软件（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各种各样的软件使得计算机的用途大大增强。而软件开发也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和发展方向。软件开发的理论基础即是计算模型。随着计算机网络、分布式处理和多媒体的发展。在各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中增加并发机构以支持分布式程序设计，在语言中通过扩展绘图子程序以支持计算机图形学程序设计在程序设计语言中已非常的流行。之后，在模数/数模转换等接口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支持下，通过扩展高级语言的程序库又实现了多媒体程序设计的构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并行计算机和分布式大规模异质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又将并行程序设计语言、并行编译程序、并行操作系统、并行与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等试行软件的开发的关键技术依然与高级语言和计算模型密切相关，如各种并行、并发程序设计语言，进程代数，petri网等，它们正是软件开发方法和技术的研究中支持不同阶段软件开发的程序设计语言和支持这些软件开发方法和技术的理论基础----计算模型
3、计算机图形学
在计算机的硬件的迅速发展中。随着它的存储容量的增大，也掀起了计算机的巨大改革。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促使图形化界面的出现。计算机图形学是使用计算机辅助产生图形并对图形进行处理的科学。并由此推动了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教学（cai）、计算机辅助信息处理、计算机辅助测试（cat）等方向的发展。图形化界面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在一个黑色的dos窗口前敲代码输入控制命令的时代。同时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公司microsoft 。
4、计算机网络
随着用户迫切需要实现不同计算机上的软硬件和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就在我们的需求中诞生了。网络的发展和信息资源的交换使每台计算都变成了网络计算机。这也促进计算机的发展和广泛应用。
<三>计算机学科的主线及发展方向
围绕着学科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大量具体研究，形成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与学科发展主线和学科自身的知识组织结构。计算学科内容按照基础理论、基本开发技术、应用以及他们与硬件设备联系的紧密程度分成三个层面：
1、计算科学应用层
它包括人工智能应用与系统，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移动计算，计划可视化，科学计算机等计算机应用的各个方向。
2、计算科学的专业基础层
它是为应用层提供技术和环境的一个层面，包括软件开发方法学，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程序设计科学，计算机体系结构、电子计算机系统基础。
3、计算科学的基础层
它包括计算科学的数学理论，高等逻辑等内容。其中计算的数学理论涵盖可计算性与计算复杂性理论形式语言与计算机理论等。
<四>计算机的网络的发展及网络安全
(1)计算机网络与病毒
一个现代计算机被定义为包含存储器、处理器、功能部件、互联网络、汇编程序、 编译程序、操作系统、外部设备、通信通道等内容的系统。
通过上面定义，我们发现互联网络也被加入到计算机当中。说明了网络的重要以及普及性。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信息科学成为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在互联网络已经广泛应用于科研、教育、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信息服务等各个方面。全世界的互联网internet 正在爆炸性的扩大，已经成为覆盖全球的信息基础设施之一。
因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使用计算机。信息安全也显得格外重要。而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受到严重的挑战，来自计算机病毒和黑客的攻击及其他方面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其中计算机病毒更是很难根治的主要威胁之一。计算机病毒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是刻骨铭心的，譬如1999年爆发的cih病毒以及2003年元月的蠕虫王病毒等都给广大用户带来巨大的损失。
我们想更好的让计算机为我们服务，我们就必须很好的利用它，利用网络。同时我们也应该建立起自己的防护措施，以抵抗外来信息的侵入，保护我们的信息不受攻击和破坏。
( 2 )计算机病毒及它的防范措施：
计算机病毒是一组通过复制自身来感染其它软件的程序。当程序运行时，嵌入的病毒也随之运行并感染其它程序。一些病毒不带有恶意攻击性编码，但更多的病毒携带毒码，一旦被事先设定好的环境激发，即可感染和破坏。
<一>、病毒的入侵方式
1．无线电方式。主要是通过无线电把病毒码发射到对方电子系统中。此方式是计算机病毒注入的最佳方式，同时技术难度也最大。可能的途径有：①直接向对方电子系统的无线电接收器或设备发射，使接收器对其进行处理并把病毒传染到目标机上。②冒充合法无线传输数据。根据得到的或使用标准的无线电传输协议和数据格式，发射病毒码，使之能够混在合法传输信号中，进入接收器，进而进人信息网络。③寻找对方信息系统保护最差的地方进行病毒注放。通过对方未保护的数据链路，将病毒传染到被保护的链路或目标中。
2．“固化”式方法。即把病毒事先存放在硬件（如芯片）和软件中，然后把此硬件和软件直接或间接交付给对方，使病毒直接传染给对方电子系统，在需要时将其激活，达到攻击目的。这种攻击方法十分隐蔽，即使芯片或组件被彻底检查，也很难保证其没有其他特殊功能。目前，我国很多计算机组件依赖进口，困此，很容易受到芯片的攻击。
3．后门攻击方式。后门，是计算机安全系统中的一个小洞，由软件设计师或维护人发明，允许知道其存在的人绕过正常安全防护措施进入系统。攻击后门的形式有许多种，如控制电磁脉冲可将病毒注入目标系统。计算机入侵者就常通过后门进行攻击，如目前普遍使用的windows98，就存在这样的后门。
4．数据控制链侵入方式。随着因特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计算机病毒通过计算机系统的数据控制链侵入成为可能。使用远程修改技术，可以很容易地改变数据控制链的正常路径。
<二>病毒攻击的防范的对策
1．建立有效的计算机病毒防护体系。有效的计算机病毒防护体系应包括多个防护层。一是访问控制层；二是病毒检测层；三是病毒遏制层；四是病毒清除层；五是系统恢复层；六是应急计划层。上述六层计算机防护体系，须有有效的硬件和软件技术的支持，如安全设计及规范操作。
2．严把收硬件安全关。国家的机密信息系统所用设备和系列产品，应建立自己的生产企业，实现计算机的国产化、系列化；对引进的计算机系统要在进行安全性检查后才能启用，以预防和限制计算机病毒伺机入侵。
3．防止电磁辐射和电磁泄露。采取电磁屏蔽的方法，阻断电磁波辐射，这样，不仅可以达到防止计算机信息泄露的目的，而且可以防止“电磁辐射式”病毒的攻击。
4．加强计算机应急反应分队建设。应成立自动化系统安全支援分队，以解决计算机防御性的有关问题。
很多公司都有因为电脑被入侵而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的惨痛经历，不少普通用户也未能避免电脑被破坏的厄运，造成如此大损失的并不一定都是技术高超的入侵者所为，小小的字符串带给我们的损失已经太多。因此，如果你是数据库程序开发人员、如果你是系统级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如果你是高级计算机用户、如果你是论坛管理人员......请密切注意有关字符漏洞以及其他各类漏洞的最新消息及其补丁，及时在你的程序中写入防范最新字符漏洞攻击的安全检查代码并为你的系统安装最新的补丁会让你远离字符带来的危险。经常杀毒，注意外来设备在计算机上的使用和计算机对外网的链接。也可以大大有效的避免计算机被攻击。
<五>总结
在学了计算科学导论之后，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了我将来要从事的学科。计算科学导论指导着我们该怎么学习计算机。让我更清楚的知道我们信息安全专业的方向。正如计算科学这座大楼一样，在不断的成长。信息安全也必将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而更多的被人们重视。总之学习了这门课之后让我受益匪浅，也知道自己应该好好努力，争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
参考文献：
1、《计算科学导论》（第三版），赵志琢著 ，科学出版社2004版
2、《计算机病毒分析与对抗》 傅建明 彭国军 张焕国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版
一、宪法现象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宪法学是一门科学，也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作为科学的宪法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一般将其称之为宪法现象，它们构成了学习与研究宪法学的主要内容。
何谓宪法现象？宪法现象包括宪法意识与宪法物质或者宪法思维与宪法存在两方面的内容。根据哲学的一般原理，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最高问题是思维和存在，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归根到底是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两类。它们的关系问题，是哲学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解决哲学上其他问题的前提”。[③]同样，依据哲学的一般原理，作为社会事物之一的宪法学现象也可分为宪法意识和宪法物质、宪法思维和宪法存在两部分。[④]而宪法物质现象和宪法思维现象也就构成了宪法学的基本内容和根本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就成为解决一切宪法问题的前提。
对宪法现象的探究又须界定究竟什么是宪法？只有在明确究竟什么是宪法的基础之上，才能确定宪法现象的内容。关于宪法的定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归纳起来仍可以这样定义，即宪法是政治法，是政治生活的法律化表现出的以法律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大法。在以国家与公民关系为基点，也即以国家与社会分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生活中，这种政治法具体表现为通过以特定的机构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出来的既赋予又限制国家权力来完成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建立在这一定义和理解基础之上的宪法现象也因此具有了特定内涵。此外，宪法现象的内容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法律是高度“形式化”的事物，这一“形式化”既表现为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也包含了程序和内容；宪法的形式表现就是法律文本或者宪法典。因此，宪法现象还必须包括宪法文本在内。这样，结合宪法的独特形式文本表征，具体而言，完整的宪法现象包括从理念、制度到法律文本的不同部分，即宪法理念、制度与宪法典三部分内容，其中宪法理念从属于宪法意识和宪法思维层次；制度与宪法典则是宪法存在的内容，也是宪法的物质依托与法律表现。此外，与之相关的是，对宪法现象的认识还离不开其所赖以生长的社会环境。因此，完整的宪法现象表现为一个国家以既定的宪法理念为基础建构本国的制度，以书面形式将这些内容载于成文宪法典中，以此规范政治生活的实际运行，保障公民权利。
宪法理念是宪法意识和宪法思维的主要内容，它是关于宪法诸问题在人们头脑中或者在人们的精神和意识中所形成的理性形式。“意识是人所特有的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形式和概念、判断、推理以及形象思维等理性形式。”[⑤]所以，宪法理念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形成的对宪法的直观认识和理性把握，包括人们的宪法认识、宪法感觉、宪法判断、宪法评价、宪法期待等，这些内容具体表现为基于宪法生活所形成的高度抽象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一般的宪法概念和宪法原理，它们构成了判断宪法事物的理论标尺。
宪法制度和宪法文本从属于宪法物质和宪法存在的范畴。宪法制度也是制度的内容，具体表现为立宪国家在一定的宪法原则和理念约束下的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由于法律的高度形式化特点，故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宪法奉行成文主义，规范国家政治运行的规则和制度通过文字和书面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政府行为，规范政治生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在具有司法或者中立机构保障宪法实施的国家里，的运行过程也即一个国家以宪法理念和原则为指导，以宪法文本和制度为依托，具体表现为司法审查和司法判断政府行为正当性的动态运行过程，而宪法文本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评判政府行为的圭臬；依靠对宪法文本中的文字所进行的文意解释、平意解释或者制宪者意图的解释已成为法治国家宪法生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离不开宪法文本，这也是宪法成文主义的价值所在。所以，宪法文本和制度共同构成了宪法物质或者宪法存在的内容。
而不完整的宪法现象则不具备某一方面的内容。它们或者表现为一个国家有而无宪典，如奉行不成文主义国家的英国宪法。在这样的国家里，由于缺乏宪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构成了不完整的宪法现象。[⑥]它们或者表现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全体不具备宪法意识、宪法理念或者宪法思维，没有依据宪法思维而建构的制度，而空有宪典，即有宪典而无，这样，宪典就是装点门面之物，有名而无实，这样的宪典仅为名义上的宪法，即日本所谓的“外见的”或者“表见主义”的宪法。在不具备宪法理念的国家和社会中，无法根据一般的宪法原理进行思维，分析、判断社会事务，从而判定行为与事件宪法上的正当性。因此，仅以有无宪典而论，无法判定当今各国的宪法运行情况。这是因为，在当今各国，“宪法可能试图把国家政策制定者事实上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合法化。它也可能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宣言’、一个既存政府使自己合法化的努力，或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出生证明。”[⑦]
二、宪法现象决定宪法学理论体系构成
前述分析表明，宪法现象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作为科学的宪法学表现为一个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独特的学科体系。[⑧]同时，这一体系根植于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该国家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宪法现象和这一现象生存背景的综合就决定了作为宪法学理论体系内容的合理性与多样性。
首先，作为意识的宪法学包含了人们思维观念层次上对宪法的理性认识，它是宪法学获得其思想与学说层次分析的理性基础，即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人们对宪法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决定了理论宪法学的存在价值。日韩等国的宪法学者总结出来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正在这里。因此，宪法意识层面的宪法学包含这些研究领域，它们分别构成了理论宪法学的分支学科。这就是：宪法原理、宪法价值学、宪法逻辑学、宪法思想史、宪法学说史、比较宪法学等。
其次，作为物质和存在的宪法学包含了制度和宪法文本两方面的内容，它们是宪法运行的基础和物质依托。不同国家、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制度和宪法文本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各不相同，这也就决定了将其作为研究内容的研究价值。其中作为制度的宪法学包括这样一些研究领域：制度史、宪法发展史、宪法政策学、宪法判例研究等。文本的宪法学以宪法的形式表现即宪法文本为研究对象。宪法文本包含了文字和内容两部分，其中对宪法文本的不同理解又构成了宪法解释学的研究范畴。这样，宪法文本意义上的宪法学包含了两方面的研究领域：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它们分别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是实用宪法学的主要研究内
容。
最后，宪法现象赖以生存的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决定了具有交叉意义的宪法学研究领域。宪法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其所生长、发育的土壤决定了可以从其他现象研究宪法的可能性，同时，社会各种现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决定了社会学意义上宪法学研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它们从不同侧面提供人们理解宪法现象的视角。这些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宪法社会学、宪法政治学、宪法经济学、宪法文化学及宪法心理学等。[⑨]
因此，宪法现象的哲学分析提供了建立完整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合理性。这一学科体系可用下图所示。
宪法原理、宪法价值学、宪法逻辑学
宪法意识-理论宪法学
宪法思想史、宪法学说史、比较宪法学
制度史、宪法发展史
制度宪法学
宪法现象宪法政策学、宪法判例研究
宪法物质-实用宪法学
宪法文本：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
宪法社会学、宪法政治学、宪法经济学
社会基础
宪法文化学、宪法心理学
（其中-代表了按照哲学构建宪法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思路。代表了按照社会学方法研究宪法学学科体系的设想。）
宪法学理论体系不仅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法学学术研究传统所证明。传统法理学流派的三大分类就既包含了方法的分类，也包含了各种流派的研究内容的分类。一般认为，近现代法理学分为三大流派，即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三种法学流派的研究内容分别代表了对法律的道德基础、法律规范和社会目的和功能的分析。韦伯也曾提出了法学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他将之归结为道德论、法律职业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关注重点和法律效力的来源呈现这样一种关系。这有关系可用下图所示：[⑩]
方法
关注重点
所认为的法律效力来源
道德论
法律的道德基础
法律与外在伦理或道德价值之间的一致性
法律职业
法律的独立性
法律内部规则和原则的逻辑一贯性
社会学
法律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
法律的社会功用
因此，按照法理学的传统分类和韦伯对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及其设定的研究内容，上述宪法学学科体系的内容也大体上符合这一分类及其内容。理论宪法学的内容基本从属于宪法的道德基础，由宪法意识所决定；实用宪法学的内容从属于制度的运行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司法介入和参与下，依靠对宪法文本的解释所完成的带有评判性的动态过程，它带有较强的独立性，是中立机构或者法官在宪法规则和原则之间寻求逻辑一贯性的表现。严格而言，这一意义上的宪法学构成了宪法科学的内容，其方法和研究内容最具宪法学学科特性，因而也最具专业性。并且，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宪法解释。社会学意义上的宪法学则研究宪法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探究宪法何以由成，其社会功用何在。社会学又称为实证的方法，其内容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法律实证主义的实证方法分析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它屏除价值的成分；另一种则是由法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以研究法律的社会基础、社会政治功能和意义。[11]本文所指的宪法社会学主要指的是后者，即研究宪法现象生成的社会条件、宪法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宪法的社会功用等。
当然，宪法学的学科体系是开放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综合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科之间交叉的结果会不断出现新的宪法学研究领域。如，近来已出现了“生态宪法学”的研究。[12]
三、宪法现象决定宪法学研究方法
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基于前述分析，宪法现象和宪法存在决定了宪法学是一门科学，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对宪法现象的研究构成了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二者的综合也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总体而言，这些方法从属于一般的法学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类：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宪法的理念及其价值，这些内容正是理论宪法学的组成部分；规范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宪法判例和宪法解释为研究内容研究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内容是实用宪法学的组成部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主要用社会学和政治学方法研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和现实与宪法之间的关系，这些正是宪法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
根据布赖斯勋爵的概括，法律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形而上学的或先验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以及比较的方法。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从权利和正义等抽象理念出发推导出一套法律概念和范畴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探讨和论证法律的价值，为法律寻找到一个人性和伦理的基础。分析的方法则是关于法律规则的的结构，以经验和逻辑为出发点对法律术语和法律命题进行界定和整理。历史的方法把法律视为一种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中不断演变和发展的文化产物，通过对具体法律原则和规范的含义作历史性的解释。比较的方法则是对各个民族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横向的比较，找出这些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概念、原理、规则和制度之间的异同，一方面为理解和交流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则为改进本国的法律制度提供借鉴。[13]另根据坎托洛维茨和派特森的观点，法律科学中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关于现实的科学、关于客观或共享意义上科学以及关于价值的科学。[14]其中关于现实的科学就可以理解为法律概念、原则、规范及法律制度生成的社会现实条件；关于客观或共享意义上的科学可以理解对规范的研究；而关于价值的科学即研究法律科学的伦理和道德基础。关于宪法现象所决定的宪法学理论体系也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不出这些方法的范围，从属于法律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宪法学研究方法除遵循法律科学的这些基本方法外，还有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这是因为，在法学诸学科内部，宪法现象决定了宪法学是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宪法科学，这也就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多数教材的“绪论”或“前言”部分对宪法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本学科的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如理论联系实际、历史分析、比较研究和系统分析等，这些都是研究宪法学的基本方法，也是被大家所接受的方法。无庸讳言，它们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些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其为宪法学和其他学科所共用，尚无法标示出宪法学自身的学科特性。通常，学科的专业性和自治属性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而方法的独特性是判断该学科是否具有一定自治程度的标志之一。昂格尔在谈到法律制度的自治性时指出，“自治性表现在实体内容、机构、方法和职业四个方面”。[15]宪法学也需要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其他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宪法学专业研究方法和综合性研究方法，具体指宪法解释方法与综合研究方法。这也是目前受到忽略或者一定程度受到轻视的宪法学研究方法。
1.宪法解释研究方法是一种极具宪法学专业特性的研究方法。[16]有学者认为，这一方法为宪法学所独有，是本学科的“独门暗器”和“看家本领”。[17]笔者赞同这一认识和判断。该方法为宪法学学科所特有，并且是其他学科所不见长的一种方法。而这一方法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这一状况的形成又与我国不完善的制度建设有密切关联。
宪法解释学又分为两种：一种可称为宪法注释学；一种是纯粹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学。前者通常存在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初始阶段，或者是在仅有宪典而无的前国家里。由于与运行有关的相关元素尚不十分活跃，故而局限了宪法学者的研究空间；宪法学研究者只能就条文机械地作符合国家形势和要求的政策宣讲。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性是一常见的现象，很多国家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经常受客观现实的局促，宪法研究者只能对宪法条文作符合国家形式的的政策宣讲，如早期日韩等国的宪法学研究。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该意义上的宪法注释学；宪法注释学也并不因此完全没有价值。[18]这是因为，宪法注释学同样精密，它需要对宪法制定者的意图、国家客观形势和宪法条文有着精深的理解，而这些都是宪法学研究者所必备的，特别是该意义上的宪法学研究培养和训练了宪法学研究者对条文的熟悉程度。对条文的熟悉程度是判断一个法学家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理论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者除必须具备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外，还需要“言之有据”。“据”就是法律根据，即在分析讨论一国制度、案例与事件时必须有相应的规范依据。熟悉宪法文本不仅仅需要熟记宪法条文，而且要深刻理解宪法结构、宪法各部分的法律地位、宪法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训练，也就不具备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基本法律素养，而注释意义上的宪法学提供和训练了法学研究者这方面良好素养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不可轻视这一研究方法价值及其研究者的原因，同时也是宪法学学习者和研究者必须熟记宪法和其他法律条文或者法律文本的根据。但是，这一方法也有相当的局限性，由于对宪法条文的注释仅仅附随于国家的政策形势，故无法树立其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其学术与理论价值也无法得到适当地发挥，即宪法注释学既无法以宪法学基本原理作为判定政府行为正当性的标尺，也无法建立一种反思的宪法学，使宪法和宪法学理论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更新，并完善和发展宪法学理论体系。
纯粹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学存在于发达、完善和成熟的国家之中。宪法解释是以宪法文本和宪法原理为依据，以制度为依托，具体在司法或者中立机构的操作下进行和完成的一种旨在判定法律或者政府行为合宪性的过程与行为。实际上，宪法解释综合了宪法的各种要素，几乎包含了从文本、原理到制度的不同层面，是一个结合了理论与实践的动态运行过程。在此过程中，除上述要素外，流行的哲学与价值信念、一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形势、法官个人的心理、情感与气质等均综合作用于解释过程。因此，宪法解释是各种要素之间的有机统合。这一过程不仅极富实践价值，而且为宪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在成熟的法治国家中，运行有素，相关要素异常活跃，特别是政治与审判分离，与宪法实施与运行有关的司法机关或者中立机构具体承担了审查政府行为合宪性与保障公民权利的职责，这些活动伴随着大量的宪法解释。法官的活动和行为不仅发展了宪法解释的一些方法，而且宪法的内涵也相应得到了扩充、变化和发展，这就为宪法解释学提供了研究素材。建立在宪法解释基础之上的宪法解释学也因此成立并发展起来。
因此，无论是宪法注释学还是宪法纯粹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学，都提供了我们学习和研究宪法学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作为宪法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必须对宪法学基本原理、宪法文本有着相当的熟悉程度，否则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宪法学学习者和研究者。并且，宪法解释学还提供了我们深刻理解国家中司法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司法权与立法权之间关系的契机。
2.综合研究方法提供认识宪法现象的完整图景。从根本而言，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基础之上的所有学科分支都从不同角度提供我们认识、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的分析工具，使我们获得对这一社会整体的局部认识。而学科的分工越细，我们对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理解也就越丰富、越透彻、越深入、越全面。但是，这样的分析尚欠完整，分析的方法毕竟仅为局部的理解，如果不打破各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我们就不能在学科之间进行有机整合，也即通过“科际整合”，获得和形成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完整图景。因此，专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只能提供一个国家运行过程中的某方面的认识，它不能代替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并且，如果欲对宪法学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还必须具备相关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素养，学习其他的研究方法，这就对宪法学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重塑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期具备综合研究能力，俾能更深入地开展宪法学研究。
因此，作为宪法学学习者和研究者，须和其他学科的学习与研究一样，保证自己的思想与时代一同成长。没有理由拒绝新知识、新思想；拒绝新知识、新思想的唯一原因是懒惰、自满、偏狭，甚或还有自负与狂妄。任何学科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学习与研究的前提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因为，正是在由无知、求知和向着已知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在成长，认识在深入，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现新问题，正确地提出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参与问题的解决，而宪法学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这是作为知识分子和公民的双重使命所在。福柯曾经论及知识分子和公民的不同使命。他说，“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被熟悉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19]宪法学学习者和研究者同样需要具备这样的知识品质。
同时，综合的研究方法还要求我们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历史法学派大师、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发展的一套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认为，法律并不是有着自身目的性的整体性存在，而是一个由各种概念、原则和技术组成的复杂体，研究法律的历史不是研究一种“绝对精神”的历史演进，而是要研究不同的法律概念、原则和技术如何经由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成为现实法律制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萨维尼打破了把法律看成一个封闭体系的成规，分析了法律与社会母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研究了法学家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法律概念和原则的过程，发现法律与“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相互转化关系，许多现在的法律设计与过去都是首先作为事实而出现的。因此，他得出了一个悲观性的结论，即要想严格区分“事实”和“法律”，从而把法律构建为一个自足的系统，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行不通的。这也是我们在学习、研究宪法学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即不能过份夸大理论的作用，同时，必须对宪法生长的社会环境有一透彻的了解，并且把宪法置于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具体把握各种宪法概念和原则生成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基础。这样的宪法学才具有生命力。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代学科发展为一种综合研究的方法，以此来确立对某一事物或者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的整体认识，但就宪法学而言，目前的当务之急仍是走专业化路线。宪法学学习者和研究者迫切需要熟悉、深化宪法学基本概念、原理、原则、规范与技术。“现代社会的整个权利结构和知识/话语结构都以某种职业结构的面目出现，判断某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就某一问题发言、是否有权力在某一领域发号施令的最重要的根据就是他/她的职业。”[20]这并不是逆学科发展趋势的潮流而动，而是中国宪法学所处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某一学科不过是一国特定历史现实发展状况的理论反映，由于新中国走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历史发展进程，故而宪法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影响，致使带有较强的宪法学自身专业特性的宪法学始终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和健康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专业化程度。一门学科的专业化程度是判断本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我国建设的深入，我国宪法学在注意学科综合化趋势的前提下，还需要重新补足作为专业的宪法学的构成部分的研究。
那么，怎样才能使宪法学走向专业化呢？走向专业化的宪法学研究必须基于对宪法现象构成要素的思考。既然宪法现象包含了宪法意识与宪法物质两方面的内容，同时宪法的生长、发育又离不开一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这就决定了专业的宪法学研究的研究任务，这就是必须对宪法学意识和宪法物质的构成要素作精深、透彻的学习与研究。这些内容正是前述宪法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即观念层次上的基本概念、原理，制度层次上的制度、宪法文本，包括宪法运行过程中的宪法判例和宪法解释，以及作为宪法生存社会的基础的相关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方面宪法认识。只有这样，我国宪法学才能伴随着建设与发展，逐步走向专业化。并在此过程中，自觉地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机整合，完成作为宪法学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使命。
四、宪法学研究意义的再思考
基于前述分析，作为人类历史特定发展阶段的宪法现象因而具有了学习、研究其内容、历史发展演变的意义。这一意义不仅在于①对宪法学的研究提供我们认识、理解、阐释我们赖以生存的当下境况，解释政治家的行为和政治结构的动态运行过程，确立我们的活动准则和所依据的行为规则；还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②指导社会政治实践的运行与发展过程。借助这些理论，可以预测在这些宪法原则规范下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人类行为的发展走向。并且，一定程度上，作为哲学的宪法学还带有相当程度的反思成分，即如何以其理论在回应社会现实发展过程中③进行自我修正，不断提升、丰富自身的理论内涵。只有这样，宪法学才成为其内容不断充实和发展的“科学”，才能建立一种“反思的宪法学”。宪法学在面临和解决新的社会问题过程中及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才能具有更大的包容、应变及自我调适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宪法学理论体系才具有生命力
实际上，理论的主要功能在于解释，而不是指导实践；后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发挥作用，这也正是许多思想家眼中的“理论”的作用。在讨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时，就有人指出：“由于像韦伯这样的思想家的不懈努力，社会科学终于没有被自然科学所吞噬，而是发展了出了一套以‘理解’和‘解释’为核心的独特研究方法”。[21]费希曾经对“理论”和司法实践作出了区分。他认为，“理论”的目的是澄清司法实践的本质，说明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22]可见，理论在很大的意义上只是提供了一种我们认识、理解、解释和阐释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分析工具。那些认为理论对实践具有绝对指导作用则是不当地夸大了理论的作用。这方面，哈耶克对理性所做的两种区分对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具有警示意义。哈耶克认为，存在着两种理性：一种是进化理性；一种是建构理性。“进化理性”是一种“内生秩序”，也是一种内部行为规则，它存在于事物的内部，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是自然的。“建构理性”是一种“外部秩序”，也是一种外部行为规则，是人为的。而理论的目的就是认识这种内生秩序，并进而描述它。这样，理论因此就具有了局限性。同样，在一个成熟的国家里，也存在着两种理性的区分：一种是立法理性；一种是司法理性。[23]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的实际运行端赖司法逻辑，也即司法理性。正是中立机构的存在，为宪法实施及宪法原则的具体化和生活化提供着制度保障。[24]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宪法学或者宪法理论就不仅在指导着实践，更是对司法或者宪法保障机构的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是司法机关活动的“理性化”结果，也是关于司法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论总结和归纳，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弱化理论对实践指导意义的认识并不是完全否定理论的实践价值，而是如何正确地摆正理论与实践、意识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防止过份地夸大理论的作用，而忽视实践自身的规律与逻辑。这一认识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与物质关系问题的理论。因为，只有在正确地认识二者关系的前提下，才能科学定位宪法学理论体系，并在此前提下决定研究者今后的研究方向与研究任务。
参考文献：
[①]一门科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本学科的本质、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理论的发生、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理论的检验、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理论的发展、科学方法、科学的社会价值等。参见“科学哲学”词条。《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763页。
[②]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
[③]《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812页。
[④]例如，韩国宪法学理论体系中就有“宪法存在论”。参见《韩国宪法理论的发展》，载《公法评论》。
[⑤]《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1060页。
[⑥]由于宪法成文主义具有的约束国家政府的禀性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不成文主义宪法，这一问题近年来引发了英国宪法改革的争论。赞同者希望制定一部成文宪法，以此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作者注。
[⑦]转引自[美]阿兰。S.罗森鲍姆编：《的哲学之维》，三联书店2001年，第6页。
[⑧]现代科学有不同的分类法，一种分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数学、哲学、社会科学。另一种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哲学五大部类。也有的将科学分为三类：即科学被划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此情况下，宪法学究竟从属于哪一种科学是有争论的。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法学一开始并没有获得社会科学的地位，鉴于法学的特性，早期人们眼里的法学更多的是一种职业，但是，它保留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取得独立地位并被划归到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学科共有五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⑧]同样是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法学为什么没有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的学科阵营，而又能够保持独立的学科地位呢？这是因为，法学教育已经发展起来，大学已经设立了法律系，它的课程表与它培养律师的首要职能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也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法学。它似乎过于规范化了，太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了。它的各种法则不是科学的法则，它的背景似乎也太个别化了。[⑧]而作为法学的一个学科分支的宪法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这一事实。一般而言，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是面对不同的具体问题作出的理性分析。法学有其“形式化”的一面，但它未曾、也不可能形式化到可以用数学或形式逻辑来表达的程度。[⑧]宪法学更是如此，它既有规范性的一面，同时又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这样，其研究对象也就不同于一般的法学学科分支，如民法、刑法等。
[⑨]参见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401、459、460、461页。
[⑩]《韦伯：法律与价值》，第51页。
[11]参见《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465页。
[12]参见陈泉生《环境宪法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韦伯：法律与价值》，第20、21页。
[14]参见《韦伯：法律与价值》，第21页。
[15]参见[美]昂格尔著：《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16]参见《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461页。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宪法学专业研究方法不只一种，还包括其他研究方法。
[17]参见《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462、463页。
[18]关于注释宪法学的价值和有关思考，可参见《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462、463页。
[19]《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57页。
[20]郑戈著：《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载《韦伯：法律与价值》，第39页。
[21]郑戈著：《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载《韦伯：法律与价值》，第28页。
[22][香港]陈弘毅著：《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学初探》，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儿科学论文2600字(一)：基于疫情下的TBL教学模式在儿科学教学中的应用论文
【摘要】随着教育信息化水平逐渐提高，网络媒体教育被广泛应用和推广，但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教学中网络教学的应用，尚处在以网络为载体的阶段，缺少教学平台和师生互动平台的使用。尤其在疫情影响的当下，单纯网络教学进行内容阐述，缺乏良好的教学管理和师生互动，很难让学习者产生继续学习的意愿，影响互动网络教学模式的发挥，因此建立互动式基于团队学习（teambasedlearning，TBL）网络教学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儿科学；TBL；理论教学
【中图分类号】R-4；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83（2020）06-0227-01
儿科学教学对临床儿科医学生能否顺利转换角色成为优秀的医生至关重要，因此，如何提高儿科学教学水平，培养医学生的科学临床思维，是儿科学教育工作者一直探索的问题。儿科小患者病情变化快、不能表述病情、家属要求高，是医患纠纷的高发科室，很多医学生离开校园后面对临床时对儿科敬而远之，故在进入临床学习和临床工作前提高医学生对儿科学的积极性和兴趣至关重要。
1基于网络环境的团队学习教学方法模式概述
基于团队学习（teambasedlearning，TBL）由美国Oklahoma大学的LarryMichaelsen等（2002年）正式提出，是一种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方法，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通过发挥学习者团队协作来完成学习目的方法[1]。TBL通过学生主动学习、讨论、协作式的拓展性学习，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信息碰撞，让学生自主地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2]。德国的Brich教授在神经病学教学中也采用了TBL教学法，结果显示学生更乐于接受TBL教学法，同时学生认为TBL教学法提高了他们对神经病学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团队意识[2]。王毅等[3]将TBL教学法运用到麻醉学实习中，结果发现经过TBL教学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明显优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lecturebasedlearing，LBL）教学。尽管TBL教学在国内近几年才逐渐开展，但是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
2.在儿科教学中建立TBL教学模式的具体策略
2.1构建网络多媒体课程体系
儿科学是综合性临床学科，需要学生掌握常见的发病机理、病症体征、诊断治疗等多方面的知识，学习内容复杂知识繁多，在网络教学资源创建之前，需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进行确定。内容设计上包括学习计划、问题讨论、病例分析、学生自我考核和总结等几个关键的教学环节。网络互动教学模式当中，教师借助互联网将上述相关内容的声音、图片、文字、视频等传送到网络上，建立网络教学平台课程体系。网络互动学习模式采用的主要网络技术包括直播、点播、PPT动态浏览、教学资源上传和下载，答疑，视频会议等。在网络互动当中教师对教学资源要进行合理的整合和设计，做好学生信息资源索的方式，以便于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同时网络互动式教学还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限制，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便利。
2.2基于网络教学资源的互动策略
2.2.1课前
2.2.1.1分组：对每个班级学生，按学号进行分组，8～10人为1组，由组内成员选出1名组长，负责组织和协调组内的合作学习，小组成员确定后长期保持不变。
2.2.1.2个人测试：每堂课结束后进行个人课后测试，目的是让学生容易进入自主学习的氛围，帮助学生系统地掌握理论知识。
2.2.1.3小组讨论：小组内成员可分工协作，互相讨论，小组内部意见分歧较大时，协调人（组长）要适当介入。各小组之间相互独立，当各小组将测试内容形成结果（临床病例分析）后，提交评判人（为儿科学教学教师）进行点评，指出各组存在问题。
2.1.2课中
运用“职教云”平台联合“腾讯课堂”直播，实时更新最新教学方式，以达到教学效果最优化。运用“问卷调查”、“弹幕”等互动方式时刻询问“难点”或表达“困惑”，腾讯课堂“答题卡”功能让学生线上答题，实时掌握学生达标情况。教师作为网上讨论的主持者，而学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参与作用，学生之间的互动，对学生思想交流问题解决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学生之间就儿科问题进行讨论，各抒己见，并且在辩论过程中解决疑惑，提高能力。同时交流辩论，还可以让学生获得集体的认可，感受到存在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儿科热情。
2.1.3课后
创建QQ“儿科学答疑解惑互动群”和进行每月一次的“儿科学答疑解惑网络视频会议”。课后练习题作业，巩固知识点，统计高频错题，下次课前再次巩固和梳理。附件作业形式和收集“儿科学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后再次调整教学方案。
2讨论和展望
儿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从胎儿到青少年时期生长发育、疾病防治和预防保健的一门医学类科学。儿童身体结构特殊，抵抗力低，一旦患病起病急，进展快。此外，受成人临床特点的影响，儿科学的许多特点变得很抽象，形成贯穿始终的知识网络系统比较困难，从而很难把握知识并做到灵活应用[4]。单纯进行传统的临床教学，学生很难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抑制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在TBL教学中，学生通过查阅相关参考资料自主学习，并相互交流、合作，培养学生发现新问题、产生新想法的能力，从而形成创新思维。TBL教学模式的创建，对儿科学教学有重要的作用，既能够有效的落实教学内容，又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同时还可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虽然TBL教学环境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与提高，但还存在一些实际的困难和问题。第一，要求学生良好的学习自觉性以及自学能力。第二、对学生考核机制不够健全，同时网络系统只能够进行客观题的处理和分析，不能有效评价和判断主观题。第三、互动式网络[5]教学受到网络环境和各种网络技术的限制。目前很多课程资源以视频和文件的形式存在于网盘，云盘，视频网站等多个免费网络资源上，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儿科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病案教学法在儿科学教学中的应用论文
【摘要】病案教学法是顺应教学改革的新型教学手段，其围绕典型的病例，从临床资料收集入手，教师指引学生对病例进行分析、讨论、鉴别诊断，从中掌握相应的知识，病案教学法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逻辑思维发展。对此，本文就病案教学法在儿科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进行全面分析。
【关键词】病案教学法儿科学教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R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20）11-0231-02
前言
在21世纪培养全面、合格的医学人才是医学院校最重要的任务。在传统课堂教学中，采取的教学方式大多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的学习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问题分析、解决能力的提升。对此，在今后的儿科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尝试采取病案教学法，借助病案来引导学生分析、探索知识，促进学生良好发展。
1.病案教学在儿科教学中的应用优势
在儿科学采取病案教学法的优势主要在于：（1）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将病案教学法应用在儿科学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不断的分析案例，学生的大脑时刻处于兴奋状态，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2）便于学生综合发展，在病案教学中，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同时也是学生的合作者，在教学中，教师一方面会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探究，另一方面教师还会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共同研讨，帮助学生更好的发现自身的不足，促进学生综合发展。（3）病案教学具有生动直观的特点，加上其本身具备的真实性，可以让学生更好的学习儿科学知识。另外在病案教学模式下，教师不需要在课堂上唱独角戏，而是与学生共同探究，学生在课堂上也不再是急于做笔记，是主动思考，这无形中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2.病案教学法在儿科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2.1借助病案教学法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病案教学方式提倡在平等、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中进行。学生在病案讨论中，会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同时学生有更加宽广的时间、空间进行知识探索，促进了学生充分形象，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病案教学法还可以对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进行有效培养，临床思维能力主要是学生将学到的儿科学理论知识应用在临床实践的能力，对具体的临床现象进行分析、思考，并做出科学的判断，临床思维能力是一个临床医生必备的能力。在儿科学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病案教学，让学生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对病例进行探讨，并自主查找资料、文献，结合病例进行深入思考，实现了儿科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的良好结合，深化了学生对疾病的认知，同时学生还可以在此过程中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案，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水平。
2.2借助病案教学培养学生问题分析解决能力
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解决能力是病案教学法十分重要的一项优势，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疾病特点，引导学生进行分析，让学生可以灵活的应用学到的知识进行问题处理，并在讨论中理清疾病临床症状，然后做出科学的分析、判断，给出正确的诊断。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学生的记忆能力、思维能力都会得到极大提升。在病案教学中，教师还需要充分发挥出自身的引导作用，教师要根据病案提出关键问题，通过问题指引学生可以逐步思考、解决。教师还应该对学生讨论的内容进行有效整理、归纳、总结，帮助学生理清思路，这样学生才可以更好的对问题展开思考。
2.3借助病案教学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在传统的儿科学教学中，教师大多是对学生进行单方面的理论知识灌输，让学生记忆、背诵，而在临床实习环节，则是单纯的讲解实践操作方面内容，很少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导致学生的综合素养不高。病案教学法可以明显改善这种情况，在教学中，教师需要结合大纲，精心挑选病例，然后结合病例设计具有探讨性的问题，进入课堂后教师将病案资料发给学生，包括主诉、既往病史、临床症状、检查结果、诊断、用药等，让学生根据病案来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学生在分析病案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手头资料，还需要对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进行认真研读，这样学生就可以很好的将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案例结合起来，教师在学生案例分析结束后，为学生着重讲解重难点知识，强化学生理解。
总结
1.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数学化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2.后继科学哲学的启示:用科学的方法刻画“人”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关键词：科学；正效应；负效应；天使；魔鬼
在我国，人们对科学的一般看法和态度比较普遍集中地体现在对“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断言上。断言不同，表明人们对科学为什么会造成正负效应以及造成了怎样的正负效应的理解不同，由此将会进一步导致人们运用不同的方式去发展和应用科学，产生相应的科学认识成果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结果。鉴此，有必要对各种断言及其相关根据进行分析，以获得更加全面正确的认识。
1、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吗？
现实中有很多人对此给予肯定回答。他们的理由普遍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危害人类。
表面看来，这种观点比较全面，而且好像也与现实情况相符。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则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可以说是处于萌芽状态，正负效应都比较小，相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它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在中世纪晚期，一种新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在与宗教的斗争中向前发展，这种科学认识的很多方面，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维萨斯的人体结构、伽利略对天体的观察以及对运动的探讨等，与宗教教旨相违背，科学的有些方面被宗教徒视为洪水猛兽，科学对笃信宗教的人来说，成了魔鬼。[3]
从16世纪到18世纪，近代科学革命得以发生并完成。在这段时间，科学总的来说走在技术的后面，科学的社会应用，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科学的物质价值以及在创造物质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正负效应都比较小，但是，科学对人们的启蒙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很少的一些人对科学有所非议，但是，总的来说科学的负效应并不大甚至没有出现，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
自19世纪至今，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应用，科学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福利，此时相当多的人已经把科学看作是拯救人类的天使了。另一方面，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也在逐渐呈现并扩大开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环境问题的出现等使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对科学以及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加以考察并限制，科学很可能会成为践害人类的魔鬼。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将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更多的人是不把科学看作魔鬼而作为天使的。
从未来的角度看，科学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正效应，这一般不会有疑问，至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负效应，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果科学的应用不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则科学肯定就是天使了；如果科学在产生巨大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但是，人类能够解决科学带来的负效应，且解决这一负效应的代价较小，则科学对于人类来说呈现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否则，则科学更多地呈现出魔鬼的一面。由此可见，科学是否是天使还是魔鬼，不单纯与科学应用是否产生了巨大的正负效应有关，还与人类能否解决这样的负效应以及解决这种负效应的代价有关。
一句话，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表现以及未来的展望表明，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吗？
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科学认识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真伪、对错之分，不带任何主观感彩，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福于人类，科学就成为天使；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魔鬼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祸于人类，科学就成为魔鬼。如此一来，科学本身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之所以以天使或魔鬼的面目出现，根源在于人类，是人类的异化导致科学应用的异化，真正的天使或魔鬼应该归结为人。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爱因斯坦就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居里夫人说过，科学无罪，罪在于滥用科学。马克思也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考察科学的实际应用，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将会发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很多时候，人们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会产生恶的结果。如历史上的许多环境问题在显现之前，人们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环境问题的。这类环境问题是人们在理性利用科学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是人们滥用科学或者想利用科学破坏环境的结果。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本体论上，近现代科学是在对自然进行祛魅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使得自然不仅失去了目的，而且也失去直接的趋势、价值、意义和变化，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被看作客体世界，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成了一个任人操纵、处理、统治的对象，作为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从实践和价值两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认识论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等的研究表明，科学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将这种带有不正确认识的科学应用于改造自然时，造成环境破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方法论上，近现代科学主要是以机械简单的自然观作为基础的，但是，我们知道，自然是存在复杂性的方面的，如此，当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的方法运用到具有上述复杂性的自然界中时，一是将复杂性简约为简单性；二是舍弃了对非规律性现象的探求；三是没有对非决定性现象进行探求；四是没有对自然的经验性方面进行探求；五是将不可分离和还原的研究对象系统人为地加以了分离还原……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然的简单性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复杂性方面的某种简化，是对自然的不完整的认识。自然只是一个可以由实验方法加以解剖的，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由观察实验测量和数学方法等所获得的，是对自然外在关系的局部的、简单化了的认识，是对已被破碎了的自然的破碎的认识，获得的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如物理学、化学等……掌握的是自然界分散的、断裂的、点状的、线性的规律，因此，按照这种分门别类的规律去改造有机整体性的自然时，很可能会与自然界系统的、全面的、立体的规律相违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DDT的认识使用以及造成环境破坏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在很多时候是对实验室中的所构建出来的人工世界规律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自然规律的认识，将这样的认识应用于改造外在自然时，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这应该是科学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原因。[2]
这就是说，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人类不恰当地利用科学或带着恶的目的应用科学引起的，而与科学自身的欠缺紧密相关。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上述科学自身的欠缺，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很可能会产生负效应，使科学成为魔鬼。这启发我们，科学要想成为天使应该有两个条件：一是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他要将科学运用于造福人类；二是科学具有造福人类成为天使的本质特征。否则，即使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也不能保证科学应用能够造福人类成为天使。
相应地，如果人们抱着恶的目的或理念，如种族主义、国家沙文主义、恐怖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去进行科学认识和应用，是否就一定带来恶的结果，使科学呈现魔鬼的一面呢？一般来说是这样。不过，应该清楚的是，这种恶的结果也并非只与人类有关而与科学无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质能方程式的建立，人类能够造出原子弹来吗？原子弹能够被某些坏人利用来践害人类吗？是不能够的，是有关核物理学的知识使人类能够打开“原子弹”这个“潘多拉魔箱”。如此，有关核物理学的理论以及质能方程式虽然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但不是一个好的、安全的、完备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安全和生态环境。从这一角度考虑，有些人就把核物理学看作一个像魔鬼一样的东西。这也启发我们，即使某一个科学认识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应用就不产生负效应，要想使其应用不产生负效应，还必须是完备的，符合安全性标准、伦理道德标准、环境标准以及可持续发展标准等。这样考虑之后，像解释温室效应的理论，应该既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也是一个好的、安全的、比较完备的理论，因为该理论能够给社会预警，给人类带来安全感和道德感，很少产生或不产生负效应，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
如此考虑之后，我们就应该明白，科学有其自身成为魔鬼或天使的特征。这一点体现在其认识特征上。那种将科学认识与应用、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分离开来，从而认为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的观点是错误的。
3、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吗？
有许多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最常见的理由有：
（1）科学本身没有过错，科学之所以会造成负效应，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
（2）科学是造成负效应的，不过，它带来的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
（3）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完全能够避免科学魔鬼的一面，所以科学最终还是天使。
根据前面的论述，理由（1）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2）着眼于历史，忽视了未来，没有看到未来的科学应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负效应，且这样的负效应解决起来的艰难。
理由（3）只是对科技抱着乐观的看法，没有多少事实和理论根据，不足为凭。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科学求知，技术求利；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技术是对自然的改造；科学不能直接物化，不会对人类生存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技术应用才会引起直接的不良后果。一句话，科学不是技术，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不能将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后果归结到作为认识体系的科学头上，如此，科学就是天使不是魔鬼。
不可否认，科学是与技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对象上的，目的上的，取向上的，过程上的，问题上的，方法上的，结果上的，评价上的，价值上的，规范上的。[4]如果我们仔细寻找，还会找出更多的不同点来。不清楚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种区别，将会混淆科学与技术，把本是科学的（技术的）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当成是技术（科学）或与技术（科学）相关的，从而造成对科学与技术的错误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技术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意味着技术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只由技术造成，与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16世纪以前，技术常常来源于一些偶然的经验发现。16、17世纪，除航海业外，科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或很少转化为技术，真正的转化是从18世纪蒸汽机的应用开始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的，远多于它当时所能给还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学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在医学方面甚至还要更久些。”[5]转而，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学开始走在技术的前面，科学引导技术发展或导致新的技术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引起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驱动力，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这使人们认识到，按照“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科学能够应用于改造自然，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电磁理论到电力革命，从粒子物理学、质能方程到核能的应用等，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推动科学向技术的转化，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科学又是怎样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的呢？原来，现代技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所获得的认识体系以及嵌入其中的过程在理论上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都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而不是来自经验探索或者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
一般而言，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技术发明（技术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6]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系统，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把科学所获得的认识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将科学认识原理现实化的系统体系；科学就不单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知识基础。没有技术，科学的应用不可能实现，技术使得科学认识应用于生产物质产品，使科学物化，使得科学认识从实验室中走向生产车间；没有科学，很多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性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在很多时候就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也不知道生产这种产品干什么，甚至有时还不知道应该主要通过什么途径生产这种产品。在科学应用的过程中，并不是科学转化为技术了，而是变革技术以使科学认识所揭示的原理以及可能的现实应用物质化。那种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应用就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科学是技术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技术是科学受到社会重视，从而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就此而言，科学类似于受精卵，技术就是孕育受精卵的子宫，我们的社会则类似于母体环境。没有科学认识，很多技术创新也就不再可能，很多物质新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也不可能，进一步地，由生产过程和生产出来的新产品的使用过程所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就不再可能。鉴此，负效应并不单纯由技术产生，它与科学紧密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原子弹的诞生，又怎么会有人类面临“核冬天”的威胁？如果没有化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化学工业的诞生，又怎么会有化学污染的出现？如果没有纳米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纳米材料的应用，又怎么会有纳米应用的潜在风险？如果没有生物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出现，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一句话，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科学的应用——技术，又怎么会有科学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科学使得这种正负效应成为可能，而技术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两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科学没有过错，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技术，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对技术是不公平的，对科学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来，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4、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吗？
如果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则应该达到什么条件呢？一是科学所产生的正效应小，负效应大，这时即使所产生的负效应可以解决，则科学仍有可能被看作是魔鬼。不过，从科学发展以及应用的历史和未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二是科学产生的正效应大，负效应也大，而且这样的负效应不能解决或者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代价很大，此时我们可能更多地把科学看成是魔鬼了。科技悲观论者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一股时髦的反科学思潮，也具有把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其具体内涵表现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地科学观、多元文化论、地域性科学、种族科学、极端的环境主义者以及某些女性主义科学观等的有关论述中。综合他们的观点，中心含义是：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与自然无关，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科学与真理没有关系，所有知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科学同样有效，非正统的“认知形式”应当给予与科学同样的地位；科学是一个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的、没有特殊优先地位的东西；西方科学的出现与西方男性统治、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科学发展了西方霸权的工具，并导致了非西方的衰落……
如果科学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还真成了魔鬼。试想，如果科学真的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获得的不是对自然的正确认识，那么科学应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科学越发展，对自然的错误认识越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大，对自然的错误改造的机会越大，从而对自然的破坏作用就越大，人类受到的威胁就越大，人类就越没有前途。如果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这样，对人类来说，真是一个悲剧，科学就是一个魔鬼。
也许正因为如此，否定科学真理性的人们一般会走向科技悲观论、生态悲观论，认为科技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科技的进步非但不能解决些许的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环境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否定和抛弃科技，科学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甚至主张人类应该回到前工业社会中去。
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它会导致相对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会导致反科学，不利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是应该抛弃的。实际上，我们还真不能完全否认科学的相对真理性。
对于反科学思潮的其他观点，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吸取其积极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所获得的结论是：“科学之所以变成第二种含义的‘恶魔’，这来源于后现代‘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对科学本质的歪曲，这不是科学的本来面貌。”[7]如此，由反科学思潮所持有的观点来否定科学，把科学当成魔鬼是没有根据的。
5、简短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认识及其应用之所以会造成正负效应，不仅与人们应用科学达到什么目的有关，而且还与科学认识自身的特征——正确性与错误性、自然性与人工性、全面性与局限性、安全性与危险性等有关。如果科学认识是正确的、完备的，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善的结果，抱着恶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恶的结果；如果科学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完备的，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将会达至恶的结果。就此而言，那种认为“科学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其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科学有其自身成为天使和魔鬼的内质。这也启发我们，如果人类不改变自身，优化我们的社会，校正科学发展的方向，谨慎地应用科学，科学最终有可能成为魔鬼。
不仅如此，评价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应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进行。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更多地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从目前看，科学天使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充分，魔鬼的一面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从未来看，科学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关键是看它所产生的负效应能否解决或在什么程度上解决。那种从科学既产生正效应也产生负效应，就得出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结论；那种从科学的进步，得出科学是天使，从科学的应用现实，得出科学又是魔鬼的结论；那种认为科学在应用之前是天使，在应用之后会产生负效应是魔鬼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科学所带来的正效应有可能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效应，科学之所以带来负效应有时甚至很多时候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科学是有可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的，科学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其所带来的负效应，没有技术科学应用的负效应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得出“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结论，科学在未来还是有可能成为魔鬼的。不过，必须清楚，从目前的研究看，科学成为魔鬼不是由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反科学思潮给科学所下的结论，而是由于科学相对的真理性以及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科学应用的负效应的日益巨大，以及解决这样的负效应的艰难。
一句话，对于“科学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望文生义，笼而统之地进行，而应该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地、有针对性地展开。否则，只会给出不恰当的答案。
当然，从逻辑的角度考虑，把科学归结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天使不是魔鬼”、“是魔鬼不是天使”的人，实际上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either-orthinking），从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评判科学，很多时候获得的是一种排斥了中间层次的极端想法（thinkingwiththeexcludedmiddle），存在不恰当性。如何避免这种欠缺，规避“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二元对立判断，给出恰当而全面的科学评价，是人类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
[2]肖显静.后现代生态科技观：从建设性的角度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77-124
[3]这也说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其中既有科学认识作为一种新的观念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有科学认识被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如用于生产物质产品，影响到人类。那种认为科学认识只有对错，而无善恶之分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在不考虑科学认识应用造成什么样的正负效应的情况下，科学认识所蕴涵的意义也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宗教价值等产生影响，从而引发人们对科学认识的这种精神价值加以评价，以判断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
[4]具体内容参见:李醒民.在科学与技术之间[N].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4版
[5]RobertP.Malthauf．TheScientistandthe’Improver’ofTechnology[J]．TechnologyandCulture,1959,Vol,1.Winter.38-47.
1976年“”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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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229~240.
例如：纪树立.1980.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1981.科学探索的逻辑.1982.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2(6).3(2).4(3).邱仁宗.198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自然辩证法通讯.4(5).
江天骥等.1983.科学哲学笔谈——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部分发言和论文摘要.自然辩证法通讯.5(6).
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82年出版的各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新书目”和“哲学论文索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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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果.1979.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纪要.自然辩证法通讯.1(2).李醒民.1985.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7(3).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罗嘉昌.1983.时间的哲学概观.自然辩证法通讯.5(3).李伯聪.1985.感觉过程是选择和建构的统一.7(2).罗嘉昌.1985.当代哲学中的物质观.自然辩证法通讯.7(5).李伯聪.1991.论记忆.自然辩证法通讯.13(1).等。
1症结之一
为独立所做的准备工作不足2013年3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其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成立了艺术学学科评议组，至此，艺术学界人员为学科独立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划上了一个完美句点。在体育学界叹其“幸运”的同时，我们亦应理性地注意到，艺术学独立成为学科门类的成功并非“空中楼阁”，其为此所做出的种种研究与努力是值得我们体育界学习与借鉴的。首先，艺术学为其学科独立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从目录学上来看，有学者提出了我国上至西汉、下到唐代艺术学均为独立学科的历史依据，同时指出近代中国图书分类中的艺术类名称之变异，并以此论述，艺术学科独立之“合情合理”。有学者从国外艺术学科发展近况角度进行研究论述，分析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以及荷兰、印度的艺术学科总体倾向，艺术史理论与当代艺术实践的碰撞，以及艺术学科内部的音乐学、电影学、戏剧理论、舞蹈理论等的研究近况等，从中论述我国的艺术学独立可行性。也有学者从艺术学本质内涵及其特征方面，从艺术学的独立与学科规划问题上，从艺术的本质及学科建设相关问题等方面研究分析我国艺术学独立的可行性与操作实施。其次，艺术学科独立为学科门类，倾注了文艺界、教育界，特别是艺术教育领域众多专家学者的心血，在其为独立所做的14年努力中，众多专家学者不仅召开各种研讨会研究艺术学科本身，并且还研究调整全国各大艺术院校招生专业目录，撰写《将艺术学一级学科提升为门类的建议报告》并提交国务院学位办。此外，除了专业艺术院校，越来越多的综合性高校也开始开设艺术专业，同样加速了艺术学的独立。再有，为消除学科目录修订工作组的其他领域专家，甚至是一些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对艺术学科的建设存在的误解，作为艺术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牵头单位的中央音乐学院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他们请其他领域的专家观看艺术院校的演出，审阅艺术专业博士生的论文，增加这些专家对于艺术学科的了解，使专家学者对于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逐步形成了共识。反观我国的体育学科建设，“从无到有，由简入繁”经历了引进与借鉴、本土化探索、分化与自我发展以及建立独立学科四个阶段。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来，我国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为体育学科独立成为门类进行了各种努力，有通过各种学术会议的呼吁，通过理论研究提出建议意见与可行方案，以及在新一轮（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学科目录修订工作的申报等。但在学科独立的理论研究上，尤其是从其发展角度、独立的理论依据与可行性方案上，从独立问题的学域扩张与学理建构上，以及从目录学角度如何分类，从学科建设角度如何理性发展等方面均有所欠缺。为此，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体育学依旧名落孙山。无需置疑，我国的体育学科从上世纪初创立至今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绩，但与其他学科以及国外体育学科相比较，甚至与我国体育事业整体发展的要求来比较的话，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而正是这些“不足”与“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其学科独立成为门类的发展之路。
2症结之二
“体育”概念界定尚未形成共识众多专家、学者、体育工作者等对体育领域之内的各个专业进行过十分深入与细致的调查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专业本身到与各交叉学科的结合研究……但长久以来，我们都没有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何为“体育”？“体育”相对标准的定义是什么？作为西方舶来品的“体育”一词，有的学者定义为将其限定在教育范畴中，认为体育是“存在于教育过程中的身体活动过程”；有学者从身体活动层面分析，认为体育是“对于人体的锻炼、养护和保健等的教导”，或“为增强体质和获得增强体质的技能而进行的训练”；有学者从社会活动方面着手，认为体育是“一种寓教育于运动之中的社会现象，是通过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丰富人们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体育界对于“体育”的概念并无定论，在对于最基本概念不能达成基本共识，且没有较为统一认识的情况下，很难能够客观、全面地认识体育本身，很难进一步提高体育理论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很难促进体育的学科建设。反观之，从艺术的起源来看，不管是“游戏说”“巫术说”“装饰说”还是“表现说”“劳动说”都有指明艺术是意象思维对这一生命体验的产物，是属于精神世界的产物，其对象是物而非人。与文学相似，艺术有自己的独立表现形式（绘画、舞蹈、雕塑等），而非文学的表现形式———语言。此外，艺术学界对于其自身概念的定义也较为清晰、明确，即：艺术是人类创造的具有审美情感和形象特征的精神产品。而我们的“体育”究竟如何定义，指向何处，则还需更多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以便早日统一认识。
3症结之三
学科内部分类不够清晰明确学科内部的理论丰实也是体育学科独立的必要条件，与艺术学相比较，其下设的艺术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以及美术学、设计学，每一个一级学科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内部涵盖的内容也较为多样，每一个学科体系都有自己十分独立、不尽相同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任务与丰富内涵。而我们的体育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发展时间不长，对学科本身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移植与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的研究较多，使学科本身的研究水平偏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体育学科内部4个二级学科存在交叉、重叠等问题，如“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实践研究对象是民族、民间体育（亦包括体育民俗），但其运用与借助的学科体系中包含着大量人文社会学科的内容，因为，“民族、传统”两词使该学科具有了较强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色彩，如此一来，其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交叉重叠在所难免。此外，“体育教育训练学”是按实践研究领域来划分的，“教育训练”虽然在体育的实践领域中是可以成立的，但“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两者的关系、概念、研究领域并非全然相同，且虽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关系，又不能简单归属其一，同时又不能说其不需要人体科学的支撑，为此其存在交叉研究的问题亦是显然。而学科的独立则需要其内部自身理论知识的“羽翼丰满”。
二体育学科发展存在问题的解决思路
1结合国情进行研究论证
纵观世界各国，很多国家将艺术学设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虽然对于“艺术学”的称谓不尽相同，且下设的一级学科各有千秋，但所包含内容与学习研究的重点却是相通的。例如，美国将艺术学科门类的名称定为“艺术学”，下设9个一级学科，52个二级学科；英国则叫做“创作艺术和设计”，下设10个一级学科，44个二级学科；德国定名为“艺术•艺术学”，下设5个一级学科，30个二级学科；俄罗斯称之为“文化与艺术”，下设8个一级学科，30个二级学科；毗邻我们的日本定名是“艺术”，韩国称为“艺•体能”。回视我们的“体育”学科，美国高校的学科设置较为灵活、开放，时有增减，但目前也并未将“体育”设立为独立学科；英国将体育放在“体育、休闲、酒店管理和旅游”学科门类之中，虽有“体育”之名，但实际上亦是与休闲、酒店管理、旅游等放于一起，而不是一个分设的体育学科；俄罗斯的学科设置体现着前东欧体制的种种特点，“体育”并未在独立学科之列；德国高校的学科设置中将“体育学”并置在“社会科学及社会学”大类之中。当然，随着体育学科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除原有培养体育师资科学体系之外的有关运动训练方面的相应理论与学科，同时，当前体育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趋势，使体育的应用范围在逐步扩大，且发展势头超越了传统的教育学领域，出现了独特的“体育问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教育问题”。但通过对国外各国学科设置的罗列与审视可以看出，如果希望“体育”的学科独立，很难从国外找到先例学习、借鉴，而是需要我国众多的专家学者论证、分析，找出“体育学”学科独立的合理性、迫切性与可行性；目前相对超前的体育实践与相对落后的理论建设形成巨大反差，如何从教育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学科门类，亦需要学者们的深入研究与系统论证。
2学科内部研究进一步充盈与丰沛
体育学科的内部研究尚需充实与深入。例如，学科研究的共同体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构建体系而去被动建立体系的问题较为严重；在对其他学科的借鉴和融合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承载主体，使得在体育研究与实践中照搬、照套或盲目移用其他学科理论的现象存在，移除其它学科理论后剩余的自我理论内涵空洞。此外，对于运动训练、体育教学、健身指导、运动员选材、运动竞赛等的研究还没有上升至理论高度，依然属于运动操作；体育从业者与学术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专业经历融合不够，使得体育知识的载体———体育专业教材和一些专著、论文理论研究与实践相互脱节，很多体育教材、著作对体育本质现象的揭示，以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描述有余，探讨不够，论述母学科级别知识与理论的篇幅所占较多，对体育内部规律的揭示更显不足。对于本质上就具有浓郁体育特色的领域，如运动训练学、体育教育学、运动竞赛研究、身体锻炼等也因为缺乏各种学科理论与知识的支撑，而显得其研究的领域范围、内涵深度等均有所欠缺，唯有对更多学科领域都有一定了解与研究，对理论研究有所深入，对体育实践涉足较深，对其他学科知识的理解能够融会贯通，形成体育自身更为扎实的理论研究体系，使学科内部的研究更加充盈与丰沛起来，才有可能搭建起体育学科内部研究的“敦实构架”。
3需要更多专家学者的投入和参与
在我国，艺术学界对于学科独立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从目录学角度，从与国外比较方面，从艺术的起源、发展、门类、内涵，到与美学、文学的关系，再到学科独立之后的种种发展、困扰等都做了很多的分析与考证，为“艺术学”的学科独立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此外，众多艺术学界的专家、学者，呼吁“艺术学”应脱离文学，成为独立学科，进行各类座谈、讲座讨论学科独立的可行途径，为“艺术学”的学科独立做了很多的实践之事。反观体育学，仅有少数学者对于此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也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体育学下属的4个二级学科应进行优化与调整，认为目前我们的学科体系构建还存在较多问题等。但仅靠部分专家学者对此的关注与研究是不能真正解决此问题的，只有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论证、剖解分析，形成一股研究热潮，才有可能推动我们的“体育学”真正朝向独立之路迈出坚实的一步。
三结语
一
文艺美学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由中国学者胡经之教授提出的。它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正如文艺理论家杜书瀛研究员所说:“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1]从1980年至今,20多年来,经过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目前,文艺美学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我国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高层次人才和科学研究方向,正式列入教育部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简介。全国重要高校大多开设文艺美学必修课或选修课,专职从事文艺美学教学科研的人员数以千计。文艺美学学科呈现繁荣发展之势。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与美学、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美学与文艺学领域“拔乱反正”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受极“左”思潮影响日益严重,被极端化了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发展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更是走向践踏一切优秀文化的地步,以其所谓“政治”取代一切,将一切美与艺术统统宣布为“封资修”而予以扫荡。这样的被扭曲的历史,终于在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领域的“拔乱反正”,美学与文艺学领域也相应“拔乱反正”。这就是对“十年”极“左”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的批判,对美与艺术应有地位的恢复。
“文艺美学”正是这一“拔乱反正”的产物,是对美与文艺这一人类文明表征的应有尊重。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十年”是对美学与艺术应有地位的严重偏离,那么,新时期之初“文艺美学”的提出则是对其应有地位的回归。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2]宗白华先生还谈到,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是哲学家的美学,但中国美学思想却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影响艺术的发展。如谢赫的《六法》、公孙尼子的《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等。当然,还有宗先生没有谈到的大量的文论、诗论、乐论、画论、园林建筑论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确极少西方那样的哲学美学,但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文艺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的发掘整理与当代运用一直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广大中国美学家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特有的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广泛的认同。
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经历的由外到内转向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政治的社会的分析、出现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这样的明显倾向,后来干脆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1978年新时期以来,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开始纠正偏颇的美学与文艺学思想。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论的不再提出,学术领域出现了明显地由外向内转向的趋势。这就是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由侧重社会政治的外部研究转向侧重艺术与形式的内部研究。于是,盛行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开始流行,学术界对文学艺术的内在的审美特性及其规律重新重视。这也成为文艺美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学术背景。而从更宽广的世界思想文化与哲学背景来看,文艺美学的产生则同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来由抽象的思辩哲学——美学到具体的人生美学的转变有关。众所周知,整个西方古典美学从柏拉图开始都侧重于“美本身”(即美的本质)的探讨,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更演化成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有关美的本质[美的理念]的抽象逻辑探讨。
1830年黑格尔逝世后,宣告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终结,从叔本华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的克罗齐、尼采,乃至此后的诸多美学家开始了对抽象思辩哲学——美学及与其相关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从抽象的本质主义逐渐走向具体的艺术与人生。因此,整个20世纪的美学与文艺学主潮,抽象的美与艺术之本质主义探讨式微,而对于具体的审美与艺术的探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李泽厚先生在概括这一世界美学与文艺学发展趋势时指出:“他们很少研究‘美的本质’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主要集中在对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上,而审美的研究主要通过艺术(艺术品、艺术史)来验证和进行。”[3]文艺美学恰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美学领域局限于本质研究的一种反拨。从50、60年代到70、80年代我国两次大的美学讨论,都存在脱离生活与艺术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还是社会性派,都将自己的理论支点放到抽象的美与艺术本质的探讨之上,而对鲜活生动的文艺事实与实际生活置之不顾。文艺美学恰是对这种偏向的纠正。正如文艺美学的提出者胡经之教授所说:“从我自己的体验出发,如果美学只停留在争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抽象的水平上,这并不能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审美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美学,要研究审美现象,实乃审美之学,必须揭示审美活动的奥妙。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生产、交往、生活等实践),这审美活动又生发为艺术活动。”[4]
关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目前有文艺美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是美学与文艺学的中介学科;是艺术哲学;是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之边缘学科等多种界定,大约有七八种之多。当然也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认为文艺美学最多只是美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意见均应共存,继续进行讨论。但我们却认为,文艺美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它既不是美学与文艺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学科,更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而是既同文艺学、美学、艺术学密切相关,但又同其有着质的区别的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
,具有明显的建构性、交叉性、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所谓建构性,是从皮亚杰发生心理学借用的一个概念,是对知识形成过程的一种科学描述。着重强调了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作为文艺美学,其建构性表现在学科本身是众多美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并正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学科。所谓交叉性,说明文艺美学学科所特具的对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各有关内容的包含和兼容。正由于其交叉性才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不仅跨越以上学科,而且跨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充分体现了现代新兴学科的特质。而正因其是建构的所以是开放的,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或将要吸收众多文艺美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它永远是这一学者群体集体研究的产物。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学科“必须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5]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文艺美学具有以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和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学者群体,基本具备华氏对一个学科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的学科。
二
当代文艺美学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己特有的有机的知识主体,或者也可以叫作是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之重要表征就是具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最重要根据就是认为它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因而构不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就明确提出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一提法,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文艺美学没有自己特定的独有的对象,因为美学就是研究各种艺术领域的美学问题,如果文艺美学也研究这些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由此可见探索文艺美学特有理论出发点之必要。目前,在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可谓众说纷纭,异彩纷呈。有的将其仍然归结为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研究;有的从分析审美活动着手剖析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的着重探索文艺主客体具体关系的存在方式,双重主客体的组合;有的从人类学这个视角考察和揭示文艺的审美性质和审美规律;有的从文艺本质入手着重论证文艺的结构之“再理解——表现——媒介场”三个层次等等。以上只是举其代表者介绍,不可能一一涉及。应该说这些探索均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文艺美学这一新兴学科提出的主旨,符合其产生的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前已说到文艺美学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世界和中国哲学—美学转型的背景下,突破极“左”思潮和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充分反映中国传统美学特点的产物
。因此,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就应放到这样的背景与前提下来思考。由此,我们将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确定为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个审美经验包含这样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经验,就是审美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直接的审美体验。包含历史上既有的审美意识资源,如莱辛之读《拉奥孔》,王国维之读《红楼梦》。也包含研究者本人对文艺作品直接的审美经验。这就是英国美学史家鲍桑葵所说的审美意识。另一方面的内容是间接经验,就是对各种文艺美学理论形态的研究,这是属于他人的经验,特别是众多理论家的经验,具有很高的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以往的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都以此为研究内容,而文艺美学学科却不仅局限于此,还将直接的审美经验包括其中,这就使美学研究直接面对审美经验,从中提炼出美学思想与审美意识,而不再完全是隔靴搔痒,从而使文艺美学学科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当代性与个性,以及可读性。但这样对研究水平的要求也就提高。美学工作者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审美素养,从而使自己的审美经验具有更多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时代意义。
我们之所以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同当代哲学与美学的转型密切相关。前已说到,从19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20世纪以来,哲学与美学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即由思辨哲学到人生哲学,由对美的本质主义探讨到具体的审美经验研究的转型。诚如李斯特威尔在《近代美学史评述》中所说:“整个近代思想界,不管有多少派别,多少分歧,都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一点也使得近代的思想界鲜明地不同于它在上一个世纪的前驱。这一点就是近代思想界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是从关于存在的最后本性的那种模糊的臆测出发,不是从形而上学的那种脆弱而又争论不休的某些假设出发,不是从任何种类的先天信仰出发,而是从人类实际的美感经验出发的,而美感经验又是从人类对艺术和自然的普遍欣赏中,从艺术家生动的创作活动中,以及从各种美的艺术和实用艺术长期而又变化多端的历史演变中表现出来。”[6] V.C.奥尔德里奇也认为,审美经验已成为当代“讨论艺术哲学诸基本要领的良好出发点。”[7]托马斯·门罗更明确的指出“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应该打破单一的哲学美学格局,使之走向实证化、经验化。[8]可以说,西方现当代的主要美学流派都以审美经验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只不过各种流派所说“经验”的内涵不同而已。众所周知,审美经验论之发端是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它们以审美经验作为其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以培根、休谟、柏克为其代表,均将审美经验归结为以主体之体验为基础。即使是柏克对审美经验客观性的探求也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感官的共同性。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作为主观的合目的性,也是一种对于具有共通感的审美(经验)之判断。但黑格尔在这一方面却从康德倒退到本质主义的美学探讨。
黑格尔之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说,尽管其审美内涵中包含着形而上之内容,但仍是以审美经验为其基础。从20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当代美学流派都立足于审美经验。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可以说是开了将经验与情感表现相联系的当代美学之先河。此后,克莱夫.贝尔的审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更同经验密切相关。而真正打出艺术的审美经验旗帜的则是杜威。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标志着经验派美学逐步走向成熟。但只有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使经验论美学真正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与深刻的内涵。他于1953年出版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论着《审美经验现象学》,提出“艺术即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相互关联”的重要美学观点。此后,经验论美学即渗透于存在论、符号论与阐释学美学等各种新兴美学理论形态之中。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这一点十分切合中国文艺美学遗产。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和传统,但中国的文艺美学传统同西方传统迥异。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有关美与艺术之本质的思辨性思考,大量的美学遗产都是体悟式的艺术审美经验的阐发。着名的意境说就是对作者情景交融、物人一致之审美经验的阐发。正如王昌龄在《诗格》中所说,所谓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而所谓“妙悟”则是对审美经验的主体艺术想象特性作了深刻描述。陆机在着名的《文赋》中对“妙悟”之艺术想象作了生动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朦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侵”。对于审美经验中艺术想象之描述可谓生动具体,绘声绘色。我国古代着名的“趣味”说则着重从审美欣赏的独特视角阐述审美经验。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道:“而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并提出“知其咸酸之外”、“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的基本观点,都是对审美欣赏中经验的深刻体悟。我们认为要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学科应该很好地总结中国传统美学这一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
关于文学艺术审美经验之具体内涵,正因为其极为复杂,所以我们试图通过
综合的途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指导,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方法,吸收各有关资源之有益成分,加以加以综合。由此,我们从一个基本特征和九个关系的角度加以具体阐述。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如康德所说是一种关系性、中介性内涵,而不是实体性内涵。这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所特具的不凭借概念的个人的感性体悟与趋向于概念的社会共通性的二律背反。正如黑格尔所说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字眼。[9]这就是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特具的“二律背反”特性的对于审美经验的界说。正因为审美经验特有的这种二律背反,才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魅力、模糊性和情感性。对于审美经验阐述的九个方面的关系是: 第一,经验与社会实践。在西方美学理论中,文艺的审美经验完全是主体的产物,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却将文艺的审美经验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哲学——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
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
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
第五,经验与。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的同时,也是强调对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
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理学。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内容,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科学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自然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对当代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一种改造。长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学科都在一种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指导之下,将美学与文艺学的任务确定为对美与文艺本质的认识。这不仅抹杀了审美与文艺之情感与生命生存的特性,将其同科学相混淆,而且抹杀其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方式的基本特点 ,将其降低为浅层次的认识。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既包含了审美与文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特点,同时又包含了它的由“此在”走向“存在”之生命与历史之深意。这是对传统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美学的一种反拔。也是对审美与文艺真正本源的一种回归,必将引起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变革。而且,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也是对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中正在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总结与提升。从20世纪中期以来,以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方兴为艾,表明这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已经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由纸质文化到电子文化、由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由纯文化到文化产业的巨大转折。在这种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审美与文学艺术发生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巨大变化。唱片、光盘、广告、模特、网络文学……等等新的文学艺术生产与存在的样式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评判等等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经济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发展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
出发点也是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三
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⑩由此说明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及世界观是一致的,从而彰现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决定了它必然采取以自下而上为主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由具体的审美经验出发的研究方法,迥异于从抽象的本质或定义出发的传统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理论文本扩充到鉴赏文本,进一步扩充到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这种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文艺美学学科的实际,也会更加彰现出理论家的理论个性。但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又不是托马斯.门罗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而是现象学理论家杜夫海纳所使用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方法。这是一种在审美直观中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对立加以“悬搁”,并进而直接面对审美经验的方法。诚如胡塞尔所说“现象学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直观是相近的”。[10]这种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并不完全排除同时包含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内容。因为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具有共通性的理论规范,否则就会完全成为只有个人能够理解的自言自语,从而缺乏应用的理论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美学不只是对单个审美经验的研究,更要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对在场的超越,走向人类“诗意地栖居”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这就使审美经验本身包含了深刻的意义与鼓励人类前行的精神的力量。
文艺美学的产生就是一种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的转向,因此文艺美学当然应该以内部的研究为主。也就是以审美经验为核心深入剖析其对象、生成、前见、发展、形态与比较等等,从而构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内部研究又不完全是独立自足的,而并不排除外部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等视角。从社会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不仅是审美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具有政治的、经济的、时代的等诸多社会属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与经济,乃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诸多特性。而从文化的视角说,当前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经成为文艺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诸如,种族的,女权的、后殖民的、生态的、文化身份的等等崭新角度的确能给文学艺术以崭新的阐释。但我们向来认为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并不同意当前西方某些研究者以文化研究取代或取消文艺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对文艺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还应是最符合审美特性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研究方法。
一、语言应用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祝克懿《互文性理论的的多元思维特征》首次将互文性理论中“多元”思维特征作为与“互动”并列的思维特征提取出来，对其进行论证分析，从语篇语言学的系统、关系、层级观等角度切入，深入讨论了互文性理论的多元思维特征。聂仁发《有关语篇结构的几个概念》将语篇的宏观结构分为基于内容的事理结构、主题结构、文体结构和基于形式的普遍结构，并简略探讨了这几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施麟麒《孟子的话语理解观———“以意逆志”新解》对孟子关于话语理解的名言“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作了较详尽的考辨分析。杨亦鸣《言语障碍的神经机制研究》介绍了神经语言学与言语障碍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历史，并从中英文阅读障碍跨文化对比、汉语成年口吃者词汇加工的ERP研究、语音与聋人词汇阅读三个方面展示了语言学与科技结合的良好前景。李怡《跨文化语用研究语料收集方法———观察记录vs角色扮演》以汉英“请求”言语行为跨文化对比研究为例，探讨了观察记录和角色扮演作为语料收集的两种方法收集的语料差异、各自的优劣及适用领域。周毅《社会符号学视野下文人画语篇结构及成因》从语言符号、视觉符号与社会文化情景的互动关系来探究文人画。周明强《埋怨性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探析》讨论了埋怨性话语标记（如“真是的”“、何必呢”等）的语用功能。
二、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建设、汉语研究和教学法
崔希亮《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围绕着汉语本体、教师、学生、技术保障、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五个方面，结合丰富生动的案例阐述了这个学科目前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周小兵《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与应用语言学》分析了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现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与学科发展等重要问题，介绍了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近年在该领域的拓展。王建华《语言经济学视野下的汉语国际教育》认为汉语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资源；汉语国际教育不仅是一项语言文化事业,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经济价值。陆俭明《要加强语言信息结构的研究———重新认识“把”字句》以语言信息结构理论为依据，针对以往“把”字句教学中的释义局限，重新定义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及对汉语国际教育句法教学的功用。马真《要加强词语的用法研究》以副词“按说”、状态词“好端端（的）”、“反而”、“一概”等为例，指出外国留学生词语偏误出现的部分原因，是词语用法研究的缺位和辞书注释的缺陷（缺乏语义背景），强调了加强词语用法研究的重要性。税昌锡《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体标记事态分布研究》梳理了“了”、“着”、“过”等体标记教学的历史，借用过程哲学将事件看作随时间展开的动态过程，建立了一个事件过程的事态结构模型。吴应辉《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的现状、特点与思考》全面介绍了沉浸式语言教学的概念和历史、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发展现状、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的主要特点。严慧仙《文化认同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及其对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启示———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从文字、画面、声音三个方面对《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及加长版宣传片的多模态文本进行解码，解读该片所表达的文化认同特征。沈阳《关于汉语规范化的若干问题》阐述了汉语规范化的理论问题，也对当下语言生活实践出现的不规范乱象进行了批评。胡云晚《政府门户网站背景下的语言规范观》通过对浙江省101个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政府门户网站的语言监测表明，政府门户网站语言失范率奇高，远大于传统纸质媒介。并提出要实现政府语言的规范表达的相关策略。赵翠阳《异形词社会使用调查与〈现代汉语词典〉两版整理规范研究》通过对北大的CCL语料库（现代汉语）、人民网语料以及国家语委的现代汉语语料库的语料考察，整理分析了四类异形词。杨同用《词的功能与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和释义》着重对词的功能与词性的关系、功能变化与词义的关系、词的功能变化对语文辞书词性标注和释义的影响等进行了讨论。
三、结语
综观论文的研究议题，可以梳理出应用语言学学科发展的一些重要特点：一是“言（研）以致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渗透了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关注语言生活的意识。二是“学术无疆”。应用语言学学科的研究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视野；学术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交流互动。三是“学科有界”。应用语言学虽然多以实际的语言问题的研究为出发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理论。本次论坛的议题似乎是学者们约定俗成的一个自然疆界，其背后的学理依据，为进一步规整学科的研究任务和范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施麟麒 单位：浙江科技学院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后修订本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应当说，无论是从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初衷，还是从《中国经济原论》的思想，或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来看，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展相关讨论以来的有关文献看，关于“中国经济学”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为“少数派”；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是“多数派”。赞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多数派”，相同点是都主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进行基本理论的创新，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同点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理解，有“窄派”和“宽派”两种观点。以刘诗白、洪银兴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中国现阶段，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究竟有没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国经济学”呢?
事物具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差异性。“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异就需要建立国别经济学。王亚南认为，发达的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个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只有一国的经济形态在质上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时，国别的经济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
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过程、目的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客观情况，与其它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之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要破除计划经济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之三，虽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发展也极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等，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特质的。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且应当建立“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界“少数派”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是不准确的和缺乏根据的。
那么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呢?
事物又有共性。“中国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王亚南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而“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
事实上，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企业的性质是相同的，商品经济规律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产关系，本质上说也都是经济利益关系，同样有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科学，不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结论都应当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属于全人类，各国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讨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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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强调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是不一样。”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没有使用“中国经济学”的名称的《中国经济原论》户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和真实写照。中国今天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也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包括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研究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这种特定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固有的明确涵义。“中国经济学”需要有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作基础，但根本任务不是理论经济学创新，而是应用理论经济学来分析特定经济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研究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特质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此，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在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础上，“窄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或“宽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国经济学”，树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不利于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律，也不利于通过有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还不利于中国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
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先进行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然后再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体，既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讲分工，研究经济理论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混同一起，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容易导致主题不明确，影响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则易于限制视野，阻碍基本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特定经济问题中，也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因此在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时，可能会引发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这一创新还可能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创新本身不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范畴。从中国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经济学创新，与从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出发，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理论经济学则是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特定的“中国经济学”，虽然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都是明确的，但研究的基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成熟市场经济的可供借鉴的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如何运用两大理论体系和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建立“中国经济学”，需要从多层面、多角度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中国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这是“中国经济学”走向成功的标志。同时，以中国市场经济问题为基准，站在总结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高度，创造具有世界性的经济学，并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区分“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有利于中国经济理论界正确对待不同性质的经济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经济学”，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和振兴中华服务；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理论经济学，使经济学走向世界，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世界经济学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与文献：
[1]王亚南文集：第1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文集：第3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7．
[4]于光远．《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序[J]．经济学问题探索，1997，(9)．
[5]谷书堂．再谈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经纬，1999，(1)．
[6]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1)．
[7]谷书堂，顾颉．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学之发展[J].经济评论，1998，(2)．
[8]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N]，南方周末，1997—10—10．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支撑地球社会经济系统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但是，由于全球变化、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地球上水的循环在发生变化，许多地区正在发生严重的水的问题与危机，如洪水、干旱和江河水体污染，而成为限制国家河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子，水科学问题也成为国际地球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2001年7月在世界知名海岸水利工程建设的荷兰王国连续举办了两个直接与水科学有关的大型国际科学大会。一个是7月10-13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由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人文计划（IHDP）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联合举办的“全球变化科学大会(GlobalChangeOpenScienceConference)”。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是国际著名的全球变化科学研究计划，受到国际地球科学届广泛的关注和参与。在跨入2000后的IGBP首次重要国际学术活动-“全球变化科学大会”云集来自国际的100多个国家的全球变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管理者约1600多人。大会主题是：一个变化的地球的挑战（ChallengesofaChangingEarth）。中国派出以科学院为主体的约60多人的代表团，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其中除了碳循环和土地覆被变化是大会主要议题外，水循环及水资源是大会重要内容之一。
另一个是7月18-27日在荷兰的马丝特里特（Masstricht）举行的第6届国际水文科学大会。(The6thScientificAssemblyofthe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HydrologicalScience)。这是一次专门针对国际水文科学进展的回顾和研讨大会，来自国际60多个国家的50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第6届国际水文科学大会的主题是：一个干旱地球新的水文学（ANewHydrologyforaThirstyPlanet）。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的部分资助，笔者应邀参加这两个大会，并担任第6届国际水文科学大会第二学术研讨会的分会主席。本文是对这两个国际会议中关于水科学研究进展的综述，希望介绍水科学方面一些新的进展，提出我国对国际水科学的贡献和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二.全球变化与水文科学问题
全球环境变化（简称全球变化）是目前和未来人类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变化既包涵全球气候变化又包括了人类活动造成环境变化的影响。了解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国际地球科学发展最为关系的问题。
7月10-13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全球变化科学大会”，内容十分丰富。但都围绕有两大主专题，即：（1）一个不断变化的地球的挑战：对全球变化的科学理解。（2）展望未来：地球系统科学与全球可持续性。大会邀请若干专家学者做报告，在大会研讨中设立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和招贴展示论文。
大会专题报告内容有：
·一个不断变化的地球的挑战：对全球变化的科学理解（BerrienMoore）
·土地变化的集中性与复杂性：虚构与现实（B.L.Turner）
·气候变化与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可持续资源利用的内涵（MichaelJ.Fogarty）
·21世纪中的粮食：全球气候的差异性（MachendraShah）
·人类时期的大气化学（PaulJ.Crutzen）
·火与薄雾：东南亚空气质量的社会与政治因素上的不均性（SimonS.C.）
·海洋和陆地碳动力学（IanR.Noble）
·碳与科学政策的联系：京都的挑战（RobertT.Watson）
·对CO2挑战的工业响应（CharlesNicholson）
2．水与全球变化的关联：世纪资源的挑战？（LeenaSrivaatava）。
·我们会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水吗？（HartmutGrassl）
·水会满足人们的需要吗？（PeterD.Tyson）
·大坝对渔业的影响：三峡大坝实例研究。Chen-TungArthurChen教授，台湾，国家SunYat-Sen大学，海洋地理和化学学院。
·澳大利亚大陆上的水，碳和氮：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MichaelRaupach）
3．全球生物地球化学：星球新陈代谢系统的理解（PamelaMatson）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变化的海洋（DavidM.Karl）
·陆地上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RobertJ）
·大气酸雨、臭氧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案例分析（OranR.Young）
4．陆地—海洋的交互作用：区域与全球的联系。（RogerHarris）
·生物地球化学的交互作用与反馈（TimJickells）
·沿海地区的全球变化：东南亚的实例研究（LianaTalaue-McManus）
5．气候系统：预报、变化和可变性
·以前和以后的气候变化：我们究竟去何处（ThomasF.Pedersen）
·气候变化的1000年（RaymondS.Bradley）
·正在变化的寒区：高纬区全球变暖的影响（OlegAnisimov）
·耦合气候系统：可变性和可预测性（AntonioJ.Busalacchi）
6．土地利用变化的热点地区和地球系统：区域和全球的联系
·陆地表面与气候有联系吗？北非：撒哈拉沙漠；
·东南亚1：理解变化的亚洲季风系统：大规模植被和土地利用在水循环和气候中的作用
·东南亚2：人类引导的陆地覆盖的变化能对亚洲季风有多大的改变？
·亚马逊河流域和土地利用的变化：未来能平衡吗？
·陆地表面与气候有联系吗？一种综合。
7．模拟和观测地球系统（DavidCarson）
·处理地球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H.J.Schellnhuber）
·监视地球系统的短期不稳定性和长期的趋势：一个空间的挑战（JoseAchache）
·虚拟现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ohnMitchell）
8．地球系统需要生物多样性吗？（AnneLarigauderie）
·为什么地球系统科学需要海洋生物多样性？（KatherineRichardson）
·生物多样性是如何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的过程与功能（SandraDiaz）
9．科技能够补偿星球吗？（MikeBrklacich）
·自然的回归：为什么和怎样进行（JesseH.Ausubel）
·工业变革：生产与消费中的探测系统变化（PierVellinga）
10．面向全球可持续性（HansOpschoor）
·区域和全球可持续性的挑战和障碍（JuliaCarabias）
·转向可持续性的研究系统（WilliamC.Clark）
·可持续性科学起源讨论：什么是可持续性科学？为什么要可持续性科学？（JaneLubcheno）
·可持续科学和气候变化（BertBolin）
·重新概念化自然-社会的交互作用：将环境和发展结合起来理解（RobertW.Kates）
·雅基盆地资源的可利用性、脆弱性和持续性：环境与社会交互作用中不可持续的发展趋势（P.A.Matson）
·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脆弱性：尤卡坦南部事例（B.L.Turner）
·各学科间的可持续性科学（RobertW.Corell）
大会专题讨论内容十分丰富，有：A1-全球碳循环；A2-大城市与全球变化；A3-南厄尔尼诺的摆动同过去、未来气候变化的联系；A4-地球系统的演化；A5-生物多样性的全球变化；A6-全球变化与火；A7-海岸区人类活动；B1-食品生产和环境间的平衡；B2-理解土地利用的变化，以致重建、描述或预测土壤覆盖度；B3-冰雪层和全球变化：制度和指标；B4-地球系统分析；B5-陆地生物圈与全球变化；B6-社会转化过程；B7-海洋与气候变化；C1-水资源对环境变化的脆弱性：一种系统方法；C2-把人放入地球系统中：受害者或是破坏者，扰乱者或是解决者?C3-大气和全球变化;C4-全球变化非线性变化和惊讶;C5-生态系统管理可持续发展的展望;C6-科学和政策过程：IPCC;C7-全球变化与山地区。
大会报告集中在水科学问题的主题有：全球变化中的水问题-21世纪资源的挑战，尤其值得提到的是7月12日下午，大会专门针对水循环水资源问题，举行了“环境变化的水资源脆弱性系统分析”学术研讨会。WCRP/GEWEX北美主席、美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主席、亚利桑那大学水文水资源系的SorooshSorooshian教授介绍“WCRP/GEWEX和SAHRA计划中水问题的研究：半干旱区流域水文循环与可持续性”。德国的CharlesVorosmarty教授报告了“地球系统科学对全球水评估的贡献”。WolframMauser教授研讨欧洲GLOWA项目的核心“完整的流域管理”经验。JosephAlcamo教授指出全球“水危机区与脆弱性”。JimWallace教授强调“防洪安全与水资源问题”。ClaudiaPahl-Wostl教授研讨“面向社会经济可持续性：水管理部门职能的转变过程挑战”。
三.水文科学与水资源安全
7月18-27日第6届国际水文科学大会在荷兰的马丝特里特（Masstricht）举行。大会对过去水文水资源研究进行总结，对未来水文科学的发展进行展望。会议由4个专题学术大会（Symposium，简写为S）和6个学术研讨会(Workshop，简写为W)组成。会议主要集中在水文科学基础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研究两个方面：
1.水文学基础研究
S4.土壤-植被-大气转化方式和大尺度水文模拟
WS4.高山地区水文过程与冰圈作用
WS2.水文长期变化与气候影响
S3.人类活动对地下水动态的影响
WS6.海岸湿地水文的演化
2.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研究
S1.社会经济发展与水危机
S2.区域水资源管理
WS1.全球变化与洪水预报
WS3.信息技术在可持续水管理的作用
WS5.GIS&RS在土壤侵蚀和水质变化的应用
特别需要指出，由于全球变化、社会经济发展，水资源问题愈来愈突出，给水文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即变化环境下的水资源形成与演化规律问题。IAHS会议的S1-S2，主要研讨这些国际国家和区域尺度急迫的问题。关于S1和S2的研讨内容题目摘录如下：
S1：水胁迫下的社会经济发展（E.Servat）
水源丰富，资金缺乏，水工业能否继续生存尚未可知。
·健康部门希望从水文学家那儿得到什么?
·河流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管理中对水文数据的需求。
·多学科综合研究—对水危机的响应。
·食物保障中的水资源及管理。
·洪水控制与城市排水系统管理。
·全球水协作计划
S2区域水资源管理
S2-1过去水管理的经验与教训（A.SchumannM.C.Acreman，M.Marino）：
·可持续发展的度量及其在实际水管理计划中的实现。
·可持续水库发展—津巴布韦实例研究。
·Yamuna河流域的可持续区域水管理：Delhi区域的实例研究。
·Limpopo河：逐步走向可持续发展和一体化的水资源管理。
·中国新疆博斯腾湖流域的水资源可持续性发展管理经验的启示。
·印度干旱地区过去管理实践经验总结。
·水坝功能新探——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
·Dehli区域水资源管理的一体化进程：问题与展望。
·北尼日利亚半干旱区域的Hadejia河上建坝的影响：对未来管理的建议。
·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及供水管理模型。
·澳大利亚富营养化进程的现阶段研究。
·城市水计划书——印度班加罗尔的实例研究。
·水资源系统中相对可持续发展实现的框架。
S2-2可持续发展与水资源管理（夏军，D.Rosbjerg，G.Schultz)
·为保护水生态系统的整合水质与水量的数学生态模型的发展。
·欧洲地下水可持续发展管理的指导方针。
·清除河岸异生植被是否为一种有效的水资源管理策略。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联合管理。
·河流管理可视化中的变换系统边界。
·改善环境中被忽视的因子——监控。
·加入风险基金平衡流域经济、社会、环境压力之间的冲突。
·使用风险分析提高水资源系统模型的效率和精度。
·整合水资源管理中的角色分配。
·Volta流域的水资源竞争。
·复杂水环境管理中的空间适应方法。
S2-3水资源管理的方法（R.Davis，S.Walker）
·流域水平上的水资源管理整合模型。
·提高以决策支持系统为基础的模型的精度——水管理中的一种好的建模实践。
·持续性水系统的水力学标准。
·人工神经网络系统实现的河流洪水预报。
·气候变化影响评估中的不确定因子的概率特征。
·研究城市化对区域水资源影响的一种流域水文模型。
·水、氮循环的一种大尺度评估模型——在Elbe河流域的基础研究。
·基于地形学和土壤水文学的湿地重建计划方法的发展。
·英格兰西南部Dartmour地区放牧对水文的影响。
四.21世纪水文科学的发展机遇与展望
传统的水文学研究只考虑水量的自然变化，现代水文循环需要考虑地球生物圈、全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等方面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代表国际地球学科发展前沿，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BiosphereAspectsofHydrologicalCycle，简称BAHC)是IGBP的核心之一。它注重陆面生态-水文过程与空间格局的变化规律和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关键问题，以科学地解释：植被是如何与水文循环的物理过程相互作用的？改变陆面生态过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是大尺度人类活动改变了陆面覆盖？还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缘故？这些影响变化的水文后果如何？通过这些研究，为认识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与陆地表层生命物质过程，评估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保护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的基础依据。
通过7月在荷兰举行的IGBP和IAHS国际学术大会可以清楚看出，变化环境（即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文循环研究成为21世纪水科学研究的热点。根据二十一世纪IGBP发展方向，国际上的BAHC研究重点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主要有以下8个方面：
·小尺度水、热、碳通量研究；
·地下过程作用的评价；
·陆地-大气相互作用的参数化；
·区域尺度土地利用与气候的相互作用；
·全球尺度植被与气候的相互作用；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流域系统稳定与传输的影响；
·山区水文学与生态学；
·开发全球数据集；
此外，还有两个交叉研究问题：
·设计、优选和实施综合的陆地系统实验；
·情景发展与风险/脆弱性分析。
变化环境下的水文循环及其时空演化规律研究，是国际国内地学领域积极鼓励的创新研究课题。结合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与陆地碳循环过程的水循环研究，是一个新的交叉方向。研究的热点问题有：
问题1：全球变化与水文循环问题
它需要研究回答：全球变化对区域水循环规律？过去对气圈-水圈-生物圈的相互联系/作用是如何认识？现在又是如何认识水资源的演变？其规律是什么？
值得指出的是，过去在气候系统与陆地水文循环之间存在一个误区，即长期以来,水文学者把气候看作是静态:一个地区的气候是指某种统计的平衡,WMO规定系列30年的平均作为准平均,用极差/标准差描述气候变异。对陆地水文过程研究方面，认为长序列水文均值是稳定不变的，年径流出现的丰、枯现象，被看作围绕均值的周期变化。水利（水资源）工程设计：要求的水文计算都是以几十年-几百年时间尺度的水文过程稳定不变为前提。未来被看作是过去的重复或外延。例如，水资源的保证率有W75%，W50%等；设计洪水有千年设计和万年校核等。另一方面，在气候/天气过程研究中，长期以来气候学者把陆地水文看作是静态，气候/天气过程研究仅仅到降水为止，较少研究流域水文循环动力机制与反馈作用。例如，天气模式研究中仅设置若干参数代替水文过程变化和空间分布，认为陆面水文-生态的作用也是稳定不变的。例如，许多GCMs对水文循环作用过程考虑相当粗糙,平面无径流联系与循环过程。但是，现在人们业已认识：一个地区的气候/水文循环过程并不处在统计的平衡状态，而是以不同尺度变化（年际、十年际、百年际-千/万年际变化）。决定气候变化因子不仅仅是大气内部的过程，还有大气上边界（太阳行星系统）和下边界（陆地水文-生态、海洋系统）的各种物理化学过程。20世纪科学研究与进展显示：陆面生态系统对大尺度水文循环有十分重要的反馈作用。因此，全球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是21世纪水文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因此，特别需要大力加强水文学家与大气物理学家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开展“全球-陆地-区域-流域尺度水文循环”科学基础的研究。
问题2人类活动对水循环水资源的影响
人类活动对水循环及水资源有那些主要影响？人类活动如何对水的变化规律产生影响？有什么地区、区域特征规律？如何量化人类活动对水循环水资源的变化及影响？这是近代水科学面临的主要科学问题。在IGBP科学大会上，特别强调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与水循环、碳循环的关系。需要研究从“点”-“典型流域“的水循环机理、水文循环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地表水与地下水交换的相互作用，“大气-土壤-植被”界面过程中的物质与能量转化规律；开拓流域水文循环过程中的非线性机制研究；创新“分布式流域水文循环模型”，量化区域水文循环演化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影响关系，为认识陆地表层生命物质过程的提供重要的基础科学支撑。
结合中国的实际背景，人类活动影响是惊人的。例如，在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建国后洞庭湖围垦1700余平方公里；鄱阳湖围垦1400余平方公里；荆北所有通江湖泊被堵闭，减少调蓄长江洪水面积约5700余平方公里。建国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约有1/3以上湖泊面积被垦殖；损失湖泊面积13000余平方公里，相当于五大淡水湖泊面积总和的1.3倍；损失湖泊容积500亿立方米左右，相当于三峡水库调蓄库容的5.8倍，淮河年径流1.1倍。建国后，中游长江干流河道内的江洲河滩几乎全部被围垦。据不完全统计，围垦面积约1213平方公里；城陵矶至螺山江段河床变迁剧烈，泥沙淤积问题严重。98洪水后，国家提出治理长江32字方针：“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移民建镇、以工代赈、退田还湖、平垸行洪、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但是，如何退田还湖？如何平垸行洪？认识人类活动（湖区开发、三峡工程）对水循环关系影响水科学基础问题，都是十分重要又十分现实的问题。
在中国北方，人类活动剧烈。例如，在华北地区，水文循环机理比较复杂，它不仅与陆地表层系统中各种自然地理要素时空分布密切相关，而且与农业开发、都市化等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直接相联。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活动改变了水循环自然变化的空间格局和过程，加剧了水资源形成与变化的复杂性。过去有关部门在华北水资源方面做了相当的工作。但是，在华北地区究竟缺多少水等基础方面仍分歧较大。有人认为在华北通过自身的节水和提高用水效率可以解决水资源的需求问题；有人认为即使南水北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争论问题的科学问题焦点是：在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下华北地区水循环演化规律是什么？如何科学测算华北地区可供水资源量？华北地区节水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如何保障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安全？争论的原因是：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情况下的华北地区水循环演变格局与过程机理，有待重新认识；受人类活动影响等变化环境下的华北地区水资源可利用量的测算科学依据不很充分；水资源安全与生态需水、节水潜力、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需要研究。因此，开展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循环及水资源安全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
总之，21世纪水科学的挑战问题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科学问题是陆地水循环演化格局、过程与机理，即：
·如何对水、碳和能量在土壤~植被~大气界面交换中的变化进行认识？
·变化环境下的水文循环时空演化有哪些特征规律？如何识别和量化？
·水循环物理过程在不同尺度（宏观/中观/微观）是如何联系、影响与作用的？
·如何评价那些由于土地利用及土地覆被变化而导致的陆面性质的改变，这些变化又影响陆地水循环过程变化和空间格局的变化？
回答上述问题，迫切需要建立认识陆地水循环演化格局的空间信息支撑系统、陆地水循环过程变化的实验研究支撑系统和可定量描述自然变化/人类活动影响的分布式水循环模型等。这需要在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国家水平/国际间的水文科学实验、变化环境下的水文水资源理论创新研究。这是21世纪水科学发展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
致谢：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项目（49971017）和科学院2000年“百人计划”中有关的国际前沿研究与展望研究内容，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的资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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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实践需要为教育法学学科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实践动力，但是一个学科的发展还需要有其内在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就是教育法学本身的独特视角，其固有的学科内涵和特点。教育法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教育学和法学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1+1=2，而是“1+1>2>N”，起的不是简单的拼接作用，而是化合的作用。教育法学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主体性
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人的主体性。有的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强调流动的主体性。对于流动的主体性，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来理解。纵向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精神一直是在生生不息的流动，在每个时代都焕发各自夺目的色彩。从法律发展看，历史上有不同的法律、法典，从秦律、汉律、唐律直到明清律，生生不息的发展流动。从横向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空间主体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空间功能在不断的转换。这说明中华民族具有一种空间上主体的流动性。中国的教育法律文化要注重这样的主体性。法律的主体性就是要强调法律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始终贯穿的是法律的价值，都蕴藏着法制的精神。教育法律上的人更有特点。教育法律上讲的“人”，比简单的法律上的“人”含义更加深厚。比如说在教育法律上，把人分成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比刑法、民法上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含义更深，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更加深刻的关注。教育法律的主体性有其独特的属性。学生作为教育法律的主体，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和一般的公民也不一样。比如学生有发展性，发展性是学生的本质。发展可能不是一个成年人最核心的本质，但对学生来说，发展性是最核心的本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在发展，是在流动当中发展的人。学生具有开放性，他的心思是开放的，可以接受好的东西，也可以接受坏的东西，所以古人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比如教师，教师也有不同于一般的人的特点，教师具有神圣性，古来今往、各大文明的早期文化都强调教师的神圣性。孔子所谓的教师“万世师表”，强调的也是神圣性。神圣性就是具有献身的精神。现在有的教师没有这种神圣性，有的是世俗性，比的是工资待遇。此外，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有它的特点。
2.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教育性
有人会问，法律是刚性的东西，怎么还有教育性？法律不是天生就是刚性的、利益导向的。古代的法律注重法的精神性、道德性、价值性和教育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律越来越追求解决利益问题、解决权利问题。在这样的法律引导下，社会大众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利益化。有的人出来维权，维的不是尊严，而是金钱。这样一些观念在法律上得到了正当的确认，法律的精神性、教育性日益降低。1878年德国著名法学家耶律内克讲，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守法变成最低的道德，为什么守法、执法不能成为最高的道德，甚至起码达到道德的中间度？按照这个逻辑，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僭越道德的行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要在法律当中得以解决。教育法学要关注法学的教育性，在执法立法的同时想到要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思想价值，要促进人们的精神发展，只有这样法学才会有新的活力。
3.教育法学关注教育的规则性
过去讲教育的时候，更多的是说“教育就是爱”。是的，这个话没有错，强调教育的弹性，是很重要的，但也是不完全的。教育也要强调规则，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比如说，《义务教育法》就特别强调它的强制性。如果教育法学在教育的规律性和规则性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就会解决学校和教育活动当中的很多问题。现在在教育问题上，有一种观点是学校不敢作为，老师不敢作为，政府不敢作为，因为一旦作为，就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所以，必须要加强教育的规则性。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性，教育事业就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教育法学面临的问题与任务
教育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独特魅力和价值已经日益显现。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教育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有待于得到进一步重视。教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形成了以“教育法学”或“教育法律”与政策命名的博士、硕士学位点，但是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还有待提升。在很多高校，教育法学的博士、硕士培养还位于教育经济与管理或教育学原理等专业下面，作为一个培养方向进行招生。甚至在一些高校，师范专业的本科生、甚至是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没有将教育法学列入必修课。在法学研究当中，教育法学往往被列为行政法学的一个方向，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教育法学学术著作的创新性有待于进一步突出。近些年，出版了一系列题为《教育法学》或近似的学术专著，但是一些教育法学专著照搬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缺乏教育法学的独特性视角，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已经形成一种相似的固定结构，即首先比照法学的概念对教育法学的基本原理做些移植工作，在分别对现有的各部教育法逐一进行阐释”。这也是教育法学难以在法学研究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的教育法学研究，尤其是教育法学方向专著的出版，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要突破教育法学研究对其他法学研究的依赖性，就必须加强教育法学本身的原创性，形成教育法学自身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使得其研究在原有基础之上取得新的突破。交叉学科的复合型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教育法学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需要教育学和法学两门学科基本理论的复合型应用。但是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法学研究人员往往仅从法理的角度对教育法律问题进行法理性分析，而脱离人的发展规律的教育法学研究无疑是机械的教育法学研究，甚至有可能是局限人的潜能和个性发展的教育法学研究。另外，教育学研究人员习惯于教育学的研究思维与研究范式，缺乏对法学研究的深入学习、借鉴。教育法学的研究也是法学研究体系当中一个部门法的研究，脱离法律的语言、法律的思维、法律的体系、法律的理论，这种研究是难以取得可持续进展的。所以，以上这些情况使得属于交叉学科教育法学研究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教育法学的实践指导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过于集中于学术性的探讨，这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法学的分类当中，有以研究内容区分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分法。而教育法学的研究，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更加偏重于应用研究。但是，在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应用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同教育法学偏重应用法学的分类都是不相适应的。在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教育的依法行政、学校的依法治校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校长、班主任和教师对于教育行政管理以及教育教学当中基本的法律问题掌握还缺乏一定的引领，需要更多的学者深入学校教育教学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教育法学的研究成为真问题的研究，并且通过教育法学的研究确实推进基层学校依法治校的进程，提高办学水平。教育法学的研究视角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在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对于新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关注较多，对于当下教育热点问题关注较多，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的研究更要发挥引领实践发展的作用，在研究的视角上进一步拓展。例如对于即将立法的教育法律，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应当充分对其立法的体例、立法的原则和立法的内容进行充分的研究。对于尚未纳入立法机关视野的教育法律、甚至是今后的教育立法趋势，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都应当进一步的关注。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为教育立法服务，发挥教育法学的应用法学作用。
三、加快推进教育法学二级学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