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9 16:10:20
关键词：美术考古 叙事特征 宗教美术 学科关系
在关于美术考古学科关系的认识中，目前学者较多涉及的是与考古学、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学科的本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意义等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具体。遗憾的是，在这些关系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也有相同之处；同时，在接受的影响上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提出美术考古的叙事特征和与宗教美术的学科关系作为理论深入的探讨视角。
一、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叙事逻辑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逻辑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么，从叙事逻辑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1.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来描述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1]（P5）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转化为美术发展史上的叙事遗存，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
2.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研究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希望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
3.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影响。这一点最好理解，美术考古将美术史的研究进入到石窟艺术、墓葬艺术、岩画艺术等考古遗存的领域，美术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文化遗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术史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美术考古不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求教大方的表述：美术考古是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美术史层面上展开研究活动的美术学分支学科。
二、与宗教美术相关的叙事特征
这是一个从叙事特征角度讨论学科关系的问题。
1.从逻辑关系上对叙事特征的讨论。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在概念上存在的关系是交叉关系。从叙事特征看，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古建筑遗址、被掩埋的艺术作品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深入于艺术活动之中，留下了丰富的美术作品。
2.关于美术作品埋葬方式的叙事认识。
在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无疑问是美术作品完成叙事的重要内容，可是这一点目前没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常常是侧重于从作品的发现角度来认识的，即考古学的角度。
3.关于叙事意义的理论认识。
叙事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系统。[2-6]通过学科逻辑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认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通过作品埋葬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作品存在的角度认识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两学科的结合思考还可以在操作层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认识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学科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两者结合思考后的指导意义，即强调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所具有的叙事意义。
3.1叙事主题的单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中，叙事的结构往往都显得非常宏大，几乎所有的构图都试图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间和世外，这是指导的必然结果。
3.2情节的真实性。
宗教美术是描写另一个世界的，与现实世界对照，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宗教美术作品能够存在的理由却是来自于宗教经验，即这些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情节的真实性当然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宗教经验对这样的真实是支持的态度。宗教美术作品的构图体现着这样的“真实性”。
3.3物象的符号化。
在宗教美术作品中，物象符号化的手法无处不在，每一个物象都拒绝随意的理解，必须从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特定的概念来入手，从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义。
综上所述，就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两门学科的共性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学科性质上寻找到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在接受的影响上所存在的相同叙事结构，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学科定位。
参考文献：
[1]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
[3]朱浒.全国首届艺术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美术研究，2007，（3）.
[4]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关键词： 考古学；知识；秩序；认识型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2011605
一 、福柯式知识社会学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是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其研究的主题思想丰富，充满着与传统不相衔接且存在于认识本身的“断裂”，也就是说，他认为传统的知识系谱学失去了连续性。愉悦、疯癫、监狱、犯罪、性、医学、文学、审美、人文科学诞生等都是他的研究主题，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把这些研究在《福柯》一书中总结为三个主题词：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和自我（soi）。福柯的研究脉络如同他对历史的看法一样，总是存在着非连续性――如历史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论的特征，这些非连续性不仅体现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如疯癫、权力等），而且也体现于研究方法（如考古学），就是在这些非连续性和多元历史性的交叉中，福柯构建了对知识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认识地形图。他的研究和方法是如此广泛和富有见解，以至于他的著作成了诸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工具箱”。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以下简称《词与物》）是米歇尔・福柯于1966年出版的考古学三部曲（其他为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和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之一。福柯的考古学既不是指一门学科，也不是要构建一种传统的连续的线性历史，而是一个研究领域，展示某种学科话语在一定时期产生的可能条件，呈现把不同话语事件（局部知识）和权力联系起来的机制的横向截面图。福柯认为，话语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他把这些条件称作“认识型”（épistémè），理解“认识型”是理解考古学方法的关键。这里的话语有别于语言学的概念，是指从属于不同领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规则的一揽子陈述。这本福柯自己并不看重的书――被认为是自己《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两本书的附记――却使他名声鹊起，享有了国际声望。自《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认为自己的“横向上”考古学研究走向困境，于是转向了“纵向上”系谱学研究。由“考古学”转向“系谱学”，其目的在于强调，在横向阅读话语性（即横切面构型研究）之外，还存在着纵向阅读我们话语体制的历史决定的必要性。从考古学向系谱学的转向表现为研究关键词从“认识型”向“装置”（dispositif）概念的转换，即从“不同理论和辩论生成的可能条件”或“特定话语的装置”向“权力的运作装置”或“所有非话语社会活动”的转换，从“研究话语对象”转向了“非话语现实的实践、策略、机构”等。由此福柯从横向上对话语生成条件的考察转向了纵向上的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考察。这种转换是在“认识型”认识上的过渡和延伸，“装置是一种比认识型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认识型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装置，它与装置的区别在于，后者既是话语又是非话语的，它的构成元素更为混杂与复杂”[1]300。
如果考古学是对某一既定时期“知识”（savoir） 法语connaissances和savoir都可翻译为“知识”。在学界，福柯的savoir经常被翻译为“知识”。福柯对两者做了区分： connaissances与有关可认识对象的话语的构成相对应，也就是说，一种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对客体进行合理化、辨认和分类的复杂过程；相反， savoir指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变化和修正过程，简而言之，connaissances指有关不同客体话语的构成，savoir是描述认识（connatre）主体在认识中的变化过程。 话语现条件（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等）的考察，那么系谱学则偏重从多元性、发散、偶然的开始出发，试图重构知识（savoir）与认识对象（客体化）及认识主体（主体化）发生关系的方法。换句话说，知识与权力构合的方法把事件重新置于它们的特殊性之中。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不是去构建一个传统的、连续的思想或观念史。“在写《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时候，我认为自己正在书写科学的历史。”然而，在《词与物》中，他认为：“在科学的传统史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方法：不是过多地去考虑科学的内容，而是它的存在，一种探究社会事实的方法手段，它使我看到在西方文化中，科学实践有一个历史显露过程，它包含着历史性的存在和发展，遵循着一定数量与其内容无关的演变路径。必须把科学的内容和组织形式问题放在一边，来研究科学存在或一种既定科学开始存在并在社会中承担一定数量功能的原因。这就是我在《知识考古学》中试图界定的观点。”[2]157福柯的表述不但表明了自己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史学特征，而且显示了考古学主题的一致性。
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构成了福柯研究知识、权力和自我的重要方法。从系谱学出发，福柯认为存在着三种系谱学可能领域：我们自己与真理发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认识主体；与权力领域发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影响他者的主体；与道德领域发生联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伦理行动者。如，《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这三者都存在，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更多涉及真理，《规训与惩罚》涉及权力，《性史》涉及道德[3]。这种本体论与其说是在分析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性，倒不如说是在探讨有关某种历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属于分析历史哲学的范畴。可以说，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构建了一个横向和纵向交叉的（客体化与主体化）知识、权力与自我研究的立体图景。但就《词与物》而言，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某种社会文化现实或知识的方法，尽管这些现实或知识在纵向层面上与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了知识生成条件的延伸。
二、福柯式知识理解格栅
“知识”（savoir）是福柯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词。自《古典时代的疯癫史》（1961年）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年）开始，他就在探求一种知识（savoir）与形成该知识的社会、经济、历史等条件间的关系。福柯的《词与物》仍是在横向维度上来思考不同科学间的关系。他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去回答《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中已经提出的问题：第一，在彼此完全陌生且毫无直接沟通的科学实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根据相同形式、朝着相同方向同时发生的嬗变（transformations），这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与欲望、需求和冲动可以表现在个体的话语及其行为之中不同，作为一种科学出现、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语境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科学中并不表现为科学话语的形式。换句话说，非话语组成（如经济和社会条件）与话语组成（formations）内容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和纯粹的“表达”（expressif）关系，这是考古学层面上的问题[2]160161。具体地说，在第一个问题中，福柯选择了三个不同的、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语法、自然历史和财富分析，藉此展示它们在两个时期（17世纪中期和18世纪中期）所发生的一揽子相似的变迁，指出了知识围绕并进行组织的三种“认识型”原则：相似性、表象和历史性。在第二个问题中，他从考古学分析入手，试图从这些科学构建自己对象、概念形成方法以及认识主体相对该对象领域的定位方法的层面上来理解语法、自然历史、财富分析的变迁。
福柯的 “人文科学考古学”的中心问题是“从何时开始人成为知识的对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向读者展现了在西方社会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认识构型。具体地说，福柯的《词与物》试图借助三种科学实践变迁（从“普通语法”到“语言学”，从“自然历史”到“生物学”，从“财富分析”到“政治经济学”）的比较来展示一种“认识型”的嬗变历史，“认识型”在于揭示形成于其中的不同理论和辩论的可能发生条件，是知识（savoir）的“历史的先验”或“认识场域”。在福柯看来，“在一个社会中，知识（connaissances）、哲学思想、日常观点以及机构、商业与治安实践、风俗习惯等，都指向一定的内在于这个社会的知识（savoir）。这种知识与在科学书籍、哲学理论、宗教辩护等中找到的知识（connaissances）不同，但就是这种知识（savoir）使一种理论、一种观点或实践成为可能”[4]498。换句话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场域”或“认识型”，它是不同知识（connaissances）产生的基础，并影响着它们的出现。找出“认识型”就是要去发现一种“真理”――一套能够在每时每刻让每个人发表被看作是“真实的”（vrais）陈述的程序[1]407――的根本体验。
福柯认为，自古典时代以来，在西方的文化上出现了两次重要的认识型间断性：“第一个间断性开创了古典时代（大致在17世纪中叶），而第二个间断性则在19世纪初，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 [5]13在这两个间断中，福柯明确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三种认识型：“相似性”占支配地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表象、秩序、一致性、差异占支配地位的古典时代的认识型，最后是现代认识型。在现代认识型中，生命、工作和语言成了研究的对象，历史性则是现代认识型的组织参照。人们从自然历史过渡到了生物学，从财富分析过渡到了经济学，从语法过渡到了语言学。在这些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可认识对象：在经济学方面，生产代替了交换；在生物学方面，生命代替了生物体；在语文学方面，语言代替了话语。科学改变了性质和形式，前后之间存在着断裂。
“在时至16世纪末，相似性在西方的知识（savoir）中起着构建作用。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导文本的评注和阐释；相似性组织着符号规则，使可见与不可见的物的认识成为可能，引导着表达艺术。”[5]32在文艺复兴时期，相似性主要通过相配（convenientia）、仿效（aemulatio）、类推（analogie）和交感（sympathie）的方法战胜了时间和空间，存在与其自身的根本关系是相似性的关系，相似性成了知识的组织原则。古典时代（17和18世纪），问题在于创造一个符号系统，以便把所有的表象构合在一起来产生一种秩序。古典时期的认识型是通过普遍度量科学（mathesis）、分类学（taxinomia）和发生学（genèse）构合的系统来界定的，换句话说，这三个概念界定了古典时代知识（savoir）的普通构型。也就是说，在17和18世纪，普遍度量科学、分类学和发生学通过图表（tableau）来表达知识，根据一致性和差异性来组织的物的表象 （表象使真实的存在变得可见）被秩序化于图表，图表成了知识（savoir）的中心，自然的历史、语法以及货币科学就存在于这个图表之中。
进入现代后，一致性的图表开始解体，图表不再是所有可能秩序的场所、所有关系的发源地，知识寄存于一个新的空间、存在于历史性（historicité）之中。换句话说，在19世纪，知识的构成不再基于图表形式，而是基于序列（série）、链接（enchanement）和变迁（devenir），这种变迁的流变被吸取在人类学的有限性（finitude）之中。对物所做的表述不再是展示使其秩序化的图表，而是一种有关人这种经验个体的秩序现象，这种秩序现在从属于物本身及其内部法则。用福柯的话说：“在这种（秩序）表述中，一致性不再是存在显示的对象，其显示的是它们与人这种存在所建立的关系。这种拥有自我存在和表达能力的人的存在出现于生命体、交换物体以及词所腾出的空间中。生命体、交换物和词放弃自己时至当时仍是其自然场所的表象，退缩回物的深处，根据生命、生产和语言法则回归到自身。” [5]324也就是说，物回归到自己的厚度并外在于表象的约束中，语言及其历史、生命及其组织和自治、劳动及其生产能力就这样出现了。面对这种情况，在起表象作用的“古典语言”留下的空间中形成了人，一个既生活、说话和工作又可在生活、说话和工作中被认识的人，即伴随被定义话语的古典语言停止了对经验世界的立法作用，人开始出现在19世纪。也就是在生活、语言和工作的自身回归中，出现了人的实证性并成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
自康德以来，人的经验―超验双重特性使人文科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人不但是认识的主体又成了认识的客体，实现了自己的主体化和客体化。“现代思想中的所建构的人的存在方式使人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不但是所有实证性的基础，而且以一种不能说是特权的方式存在于经验事物的元素之中。”[5]355当人们决定把人当作科学对象时，人文科学还没有出现，只有当人必须被思考和认识而在西方文化中形成时才出现了人文科学。“一般说来，人之所以成为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不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形式，而是这种生命体在自己从属其中的生活内部构建因之而进行生活的表达，从该表达出发，人具有了表达生活的奇怪能力。人文科学实际在生活、讲话和生产层面上来研究人。”[5]356人文科学不是对“人本性是什么”的分析，而是对“在实证性（鲜活的存在、劳动、说话）方面人是什么”以及使该存在能够知道“什么是生命”、“劳动及其法则意味着什么”，以及“用何种方法进行说话”等的分析[5]364。不过随着后现代主义先驱的尼采（1844―1900）的“谁在讲话”的提问和马拉美（1842―1898）的 “词在讲话”的回答，在福柯看来，作为实证性的人因语言话语地位的回复而有可能消失，就象画在“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被海水抹去了一样。
这两个重要的间断反映了“认识型”或人文科学产生的可能条件的嬗变，换言之，不同时代的知识（connaissances）的生产有着不同的“认识型”，即不同的知识发生的可能条件，或者说，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间的构合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话语实践”格栅――在这里，话语实践被界定为：“一系列无名的、历史的、常常在既定时空中被确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个既定时期，为某给定社会、经济、地理、语言等领域规定了陈述功能发挥作用的条件。”[5]153154
三、从象征走向现实：格栅的意义
《词与物》的原名为《物之序》，在编辑的要求下才改成《词与物》。《词与物》中的秩序（ordre）是与认识型、历史的先验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部规律和彼此借以审视的秘密网络而产生于物中的东西，又是只通过一种视角、关注和语言格栅才得以存在的东西；就只是在这种空白网格中，秩序才深刻地表现出来，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自己被陈述出来的时刻。”[5]153154寻找秩序及其存在方式的体验，就是“从去重新发现知识（connnaissances）和理论依据什么才成为可能；知识依据何种秩序空间才得以构成；基于何种历史先验、在何种实证性的元素中，观念才得以出现、科学得以形成”[5]13的过程。从书中看到，所谓的“物之序”意味着按不同的“认识型”或 “历史先验 ”对物进行秩序化表述：文艺复兴时期按相似性组织的物之序，在古典时代通过依据差异和一致性而表述出的图表秩序，现代时期则因历史性而依据变迁途径等形成了19世纪的物之序。
总之，福柯的《词与物》体现三种知识的组织中心：文艺复兴时期的“上帝”，古典时代的“理性”（无限性）与现代时期的“人”（有限性），以及语言将成为“知识”围绕组织的中心而引发的人的消失。实际上，福柯的“认识型”演变也反映着西方哲学自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发展路径：神学、理性主义、有限理性、语言学转向。
就《词与物》的分析来看，福柯的研究一开始就表现为对作为唯我论的、非历史性的、自我构建的、绝对自由意识的大写主体的批判――在福柯看来，从笛卡尔到萨特以来的法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成了为万物立法的尺度。他从“人之死”中来探讨西方文化中知识的形成，即不参照主体地来探讨知识、话语、对象领域等的形成，主体和客体都被看作构建于外部决定性基础上的对象而加以思考。福柯的 “人之死”并不是来表示尼采的“上帝之死”，“而是主体之死，作为大写知识、大写自由、大写语言和大写历史来源与根本的大写主体之死。所有西方文明都是奴役的，哲学只需要进行笔录， 把一切思想和真理都指向意识、大写的我和大写的主体。在这种今天撼动我们的喧嚣中，必须要认识到一个世界的诞生， 在那里，我们知道主体不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Un），而是分裂的，不是至上的，而是具有依赖性，也不是绝对的本源，而是不断地进行修正的函数”[4]788789。在这里，福柯解构了西方文化中有关人的无限性描述和大写理性，于是历史不再是线性的、连续的历史，不再是不断完善的进步，历史变成了复数，一种出现于不同实证元素中的历史叉。非连续、偶然、独特性成了福柯描述历史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体现着西方文化“认识场域”的变迁。换句话说，西方文化中物之序的变迁，也正是这些特征成了我们理解福柯的知识、权力和自我的阅读格栅。
虽然《词与物》的法文版出版于1966年，但我们对其所作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可能是福柯本身的思想丰富、晦涩难懂和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不同语言间的可译阻止了人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的热情。虽然福柯在当时的法国因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许多论战，但我们无意去评判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是非，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之社会学”概念已经对我们有所启发――社会学研究有着自己的不同语境。不过从经验角度来讲，研读《词与物》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理论方面，一方面，《词与物》提出的非连续历史观丰富了对历史哲学的理解，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即福柯的历史观既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又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另一方面，特别是， 《词与物》中提出的“认识型”概念如同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一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知识变迁的框架，一种理解西方文化中知识变迁的框架（不过这不是一种结构主义的描述），一种构合能指（词）与所指（物）的认识格栅。
在实践方面。一方面，在进行史学著述时，它能促使我们从不同视角和方法来思考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撰写；另一方面，如福柯所说：“支配一种文化的语言、知觉图式、交流、技术、价值、实践体系等的基本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确定了与其相关并置身其中的经验秩序。”[5]11
福柯不断地提醒读者自己《词与物》的研究语境是西方文化与西方社会，并展示了西方文化中“认识场域”的变迁。这种知识社会学的启发性意义在于，不同时代和社会存在着解读当时知识生产的理解格栅。因此，理解福柯的“认识型”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社会的知识变迁模式，而且也有利于领会中国语境下的知识生产精神。它使我们认识到，知识的生产因历史背景不同，会产生知识形成方式上的差异，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词”因“话语实践”不同而指向不同的“物”，即“能指”因话语实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所指”。理解“认识型”变迁的重要性在于，其揭示了认识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不同时代知识（connaissances）有着不同的认识逻辑或文化编码特征，话语实践是理解能指与所指间意义指称过程的关键。这种实践的必要性在于当前的发展势头迅猛的全球化整合趋势以及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与转型。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是文化和传播的全球化。在传播全球化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全球―地方化”的过程中，文化间的彼此认识和融合成为必要和必然的趋势。在本土层面上，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体现为主体及其表达的多元化，而且需要借助信息传播来构建一种适合“和谐社会”和“和平崛起”理念的象征秩序。这都需要理解相关知识的生产与组织原则，而福柯的“认识型”则为这种理解提供了思路和启发。总体来说，这种隐含于西方文化的知识组织原则，对文化自身的生产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
参考文献：
[1]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2]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3] JUDITH R.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 [M]. Paris： Ellipses Edition Marketing S A， 2002 ：38.
[4] MICHEL F.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I [M]. Paris： Gallimard， 1994.
[5] MICHEL F. Les Mots et les Choses [M]. Paris： Gallimard， 1966.
Reading Grid of Knowledge： Review on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ZHU Zhenming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Michel Foucault’s analysis on the épistémè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comes from his reflection on the birth of human sciences. After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ree independent sectors （general grammar， natural history and wealth analysis ） in the mid17th and mid18th centuries， Foucault pointed out that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western society there existed different épistémès that were considered as possible conditions for certain scientific discourses or different theories and debats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around some épistémè prinicples concretized in discursive practices； épistémè and the related discursive practices could work as “reading grid” for th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production. This epistemology would facilitate th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self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 itself.
关键词：古汉语教学改革素质教育中国论文职称论文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许多传统课程的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古汉语课就是这样。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古代汉语的教学应该加强教材的改革,合理安排课程,把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不断更新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以培养有较强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对古代的知识,特别是古代的语言更感生疏,而古代汉语课正是为增强学生阅读、利用文献能力开设的一门基础性、工具性课程。它对学生未来从事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事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以及更好地运用现代语言文字,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古代汉语,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课之一,过去在培养该专业人才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实践证明,这门课的开设是非常必要的。在未来中文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它将变得更加重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逐步的深入,古代汉语课的改革,也必须适应教育改革的步伐,为培养未来社会新型人才做出贡献。本文拟从教材建设、课程安排、素质教育、考试方式及内容等诸方面,探讨古代汉语课教学改革的有关问题。
一、教材的改革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在于教材的改革。如果不首先在教材改革上下功夫,而谈教育改革,那就只能在教学方法上做些改动,达不到教育改革的真正目的。我国高等院校中文系从设置古代汉语课以来,至今已有几十种教材问世。这些教材各具特色,是编著者多年教学与科研的结晶,为古代汉语课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古代汉语课教材的改革,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基本理论知识的介绍与文选的体例及其选材范围的处理上。就基本知识部分而言,一方面,应将它与现代汉语知识区别开来,在比较中突出古代汉语的特点,切忌与现代汉语重复,凡是与现代汉语相同的内容不应该编入其中,以往有的教材就忽视了这一点,完全按《现代汉语》的体例编写“古代汉语知识”的内容,如按部就班地讲古汉语词类、句子成分,使教材显得臃肿,同时,学生也难以从中把握古汉语知识的重点。然而,现代汉语终究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过来的,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另一方面,又应该从寻根究源的角度,分析古代汉语某些特殊现象的演变轨迹,显示其与现代汉语的联系,如现代汉语中“打扫卫生”一类结构的来源,就应写进“古代汉语的特殊述宾关系”一节之中。就文选部分而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诸如选材的范围、编排的顺序、注释的详略及其与基本知识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应该从确定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文献作为“文选”的选材范围,选取的文章应该照顾到各个时代、各种文体,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围绕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来选择文章。选文的数量不宜太少,否则学生缺少课余自学消化的材料;也不能太多,否则教师难以确定讲授篇目。文选的编排顺序,以往的教材大都是分文体按朝代编排的,这并不恰当。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古代汉语知识点,分类编排,以往少数教材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但是还做得很不够。只有从有关文选中分析总结出古代汉语的特点,从感性材料中抽象出理性知识,才能处理好文选与古汉语知识的关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读者获得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严密的理论知识结构。
二、课程的安排古代汉语是一门基础性、工具性课程,又是一门难度较大的课程。所以,将该课程安排在什么时候开设,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于古汉语课的安排,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应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学生在中学尽管接触过不少文言文,也有一些零星古汉语知识,但是就系统而言,绝大多数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所掌握的古汉语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其中一些深层次的知识,诸如音韵,他们更是闻所未闻的。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难度很大的,既抽象又枯燥。因此,大一是不宜开设这一课程的。笔者曾了解到有所学校为使汉语课的教学以由古到今的发展线索进行,在大一就开设古代汉语,结果事与愿违,学生非但没有认清汉语发展的历史,反而许多必须掌握的古汉语知识也是一知半解,与他们在中学所学到的文言文知识相差无几。了解发现,学生普遍认为这门课的难度太大,很多知识“很玄”,难以接受。第二,应考虑到这门课与其他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何处理好古代汉语课与各门相关学科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经过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的,二者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安排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衔接。那么究竟先开设哪一门呢,如上所述,按照汉语发展演变的顺序,先古后今,其效果并不理想。古汉语难度较大,必须在对现代汉语知识从理论上有了系统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课中的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大部分时间花在文学作品选上,而关键又在于疏通字词句,古代汉语课可与之相伴进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汉语史、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某些专书的语言研究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都是在掌握了古汉语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之上,对某些方面或某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课程,自然是应该在古汉语课之后开设的。综上,古汉语课既不能开设太早,否则学生无法接受;也不能开设太晚,因为在它之后还有一系列后续选修课。第三,应考虑理论知识与文选两部分的合理安排。以往有的学校把两部分分别集中起来讲授,或者先讲理论知识,再讲文选;或者先讲文选,再讲述理论知识。不管采用哪一种,其实都是不妥的。因为至少有两大缺点,其一是这样安排容易把文选与古汉语知识割裂开;其二是老是讲文选或讲理论,容易使学生觉得枯燥乏味,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文选与理论知识结合起来穿行,突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既牢固地掌握古汉语的理论知识,又迅速地提高阅读古文献的能力。
三、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相结合古代汉语课的职责与其他课程一样,也包含了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两个方面。它通过有关文选的讲解,增加学生的感性知识,同时也提高学生阅读与应用古文的能力。这就是客观上的作用。就主观而言,我们无论是编写教材,还是课堂讲授,都要有意识地注意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两方面的结合。比如编写教材中选材时,就应当既考虑知识的全面系统,又注意它在道德、能力、认识社会诸方面的教育作用。文选部分选材范围广,从上古一直到近代;涉及面大,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科技、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从道德教育方面考虑,可以有意选择部分我国传统礼仪方面的文章,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文明礼貌的习惯;选入有关历史地理、民族融合、科技文化等材料,让学生认识我们的祖国、民族的伟大,增强民族自信心与爱国主义感情。从能力方面考虑,可选入一些中国历史上在科学技术、政治文化诸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类人物的事迹,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增强其自信心理。诸如此类,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若有意识地加以安排,无疑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不无益处。从教学的角度讲,我们又不必完全局限于教材的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相关知识,以完成教学目的为原则。书本上的东西是僵死的,但教学中的讲授却是灵活的。
如当我们涉及到封建的“君臣、父子、夫妇”之礼教讲解时,首先应讲明原始儒学中“君臣、父子、妇夫”关系的真实内涵,批判后期封建社会僵化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特别要批判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盲目服从的思想。但同时也应指出其中的积极成分,讲明尊老爱幼,讲究礼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反对盲目地服从任何人,但我们主张要尊重他人,要谦虚地向他人学习。当我们讲清其中的道理之后,虽是封建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同样可以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培养学生辩证地看问题的能力。另外,古汉语课教学同样需要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文选的讲授上,为使学生将知识学活,提高其应用能力,适当地让学生标点、翻译一些白文,自然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再者,实地考察对古汉语课教学往往也是非常必要的。限于资金,不可能远离本地去考察,但各地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有意地增加部分地方史材料,在结合课堂讲解的同时,去有关的历史遗址、博物馆参观考察。教师可结合实地资料,加以讲授。这种作法具有直观性、趣味性,往往可取得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取得的效果。也无形之中增强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感情。总之,古汉语课教学应该多方位、多角度地将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中做出贡献。
四、考试方法与内容的改革考试方法与内容,直接对学生学习起导向作用。如何使古汉语课考试起到它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需要实践与摸索的问题。就考试内容而言,目前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知识介绍部分;一是文选部分。前者主要的考试形式,不外乎选择、填空、改错、名词解释、问答几类;后者也只有字词解释、句子翻译、白文标点及段落翻译等几种类型,这些形式对检查学生掌握古汉语课知识的情况,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出题往往局限于课文之内,所以很难了解学生真正的应用能力。因此试题应适当增加课本之外的知识,若能如上文所述,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就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教学,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阅读古籍,那么由于学生平时经过练习,有了较强的阅读古籍的能力,对考试增入课本以外的部分知识就不会感觉困难。同时由于考试要涉及到一定的课外知识,也促使学生不得不去阅读有关的史籍原著,因而也就增强了动手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考试的形式,也可以是多样的。回答式、笔答式可以混合使用,以促进学生掌握知识为原则。再者也不必局限于教师出题,学生考试的形式。如请学生自己出考试题,互相交换进行考试,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
因为就同期学生而言,水平相距不会太大,但又各有所长,通过互考可以相互促进。当然这种考试形式与我们目前要求的闭卷考试形式不相符合,但学生既然要出一份考题,就必须认真钻研教材。既然要回答别人的问题,自然不得不认真复习,也许还得翻阅一些课本以外的资料。客观上既促进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是对学生能力的一种锻炼。由于目前考试形式所限,笔者曾尝试由每位同学出一份试题,而后综合分析学生出题中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出闭卷考试题,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效果比较理想,绝大多数学生所出试题有一定水准,部分同学所出的试题覆盖面宽,有相当深度。由此说明,这种做法达到了要求学生钻研教材,认真复习的目的。由于教师出题是在学生出题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比教师一人所出题更为全面、合理。当然教师需要仔细分析每一位同学的出题内容,要在此基础上综合出考试题目,必然增大他的工作量,不过教师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只要对培养学生有利,自然就值得试行。如果我们能够不受考试形式的束缚,还可以考虑组织学生标点、翻译一些史籍名著,以此作为考试。对学生所标点、翻译的文章,教师认真批改,如有不足,令其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如此一直坚持,几年下来,就可能标点、翻译出一部或几部有价值的史籍,可能的话还可出版。这样不仅对在校学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就是对社会上有志于学习的人也会有一定帮助。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从教材建设、课程安排、教学与考核内容及方法等多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与时俱进,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就一定能适应新的形势,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一、不应“轻忽先正苦心”的批评动机
在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中，历代史家围绕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清代乾嘉时期正处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时期，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乾嘉史家关于史学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批评，包含着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
（一）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强调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反对史学批评上的文化虚无主义方法。
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在历史文献的考证和辨析过程中，对前人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阐述了正确的史学批评观点和方法。
王鸣盛认为，后人对待前人的学术成果应当珍视、借鉴和继承其中的优秀内容，不能无视前人的学术见解，轻易否定历史的结论。他主张：“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自以为功，其情最可恶。”（注：《十七史商榷》卷100 《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指出那种割断文化的继承与联系、故做标新立异的治史学风是极不严肃的做法。王鸣盛对这种轻易翻案而不尊重前人的史家极为反感，无情地揭露他们“动辄妄为大言，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驰骋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注：《十七史商榷》卷38《马融从昭受汉书》。）。他告诫世人以这种治史方法为戒，提出了正确看待前人学术贡献的问题，值得重视。
钱大昕抨击某些史家，自恃“涉猎今古，闻见奥博，而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龃龉，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虽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辞以求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尽管他们的个别见解也有独到之处，然而这种治史方法却很不可取，所以其学术也不可能有创新，“此固难以入作者之林矣”（注：《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钱大昕主张，史学批评应当温良敦厚，而不能为哗众取宠不顾事实。他指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注：《潜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钱大昕特别强调史学批评必须建立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才能促进史学的发展与创新。他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人。”（注：《廿二史考异·序》。）可见他在史学批评上具有相当自觉的意识，所提出的“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的论点，具有比较突出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赵翼的史学批评在乾嘉考史学派中最为客观，“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注：《廿二史札记·序》。）。充分表现出既尊重前人成果又具有创新精神的辩证方法。他依据这种方法评价宋人修撰的《唐书》，指出轻易否定前人的失误：“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体，六朝以来诏书尚骈俪，皆载入传纪，本国史旧法；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注：《廿二史札记》卷18《新书尽删骈体旧文》。）欧阳修等人修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处理好继承前人史学成果的问题，因而不能更好地创造优秀史学成果，出现了失之过简的弊病。从赵翼的史学批评中可以看出，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史学也就不可能发展。
（二）乾嘉时期浙东学派的史家明确揭橥了史学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清代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同乾嘉考史学派史家一样，也强调必须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不能任意抹杀前人功绩，无视学术继承与发展。他说：“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注：《文史通义·朱陆》。）这是针对清代有些汉学家承袭宋学而又激烈攻击宋学的做法，批评他们割断学术发展的非历史主义方法。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就突出反映了这种思想。他认为戴震抨击宋学，“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其实初听其说，似乎高明，而细核之，则忘本耳。”因为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人都是继承朱熹学术而来，而“戴氏亦从此数公入手，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忘其源也”（注：《章氏遗书·又与朱少白》。）。章学诚评价毕沅主持编纂的《续资治通鉴》是元明以来历家读《通鉴》书中价值最高的一部，原因在于“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裥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正恐起涑水于九原，乃有‘赐也贤乎，我则不暇’之诮，则谓之何耶！”（注：《文史通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他认为后人成就即使超过前人，也应该尊重前人创始之功，不能因此而“轻忽先正苦心”，“饮水而忘其源”，因为后人事业正是继承前人而来，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章学诚的认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史学继承与创新辩证发展理论之边缘，具有鲜明的史学批评方法论色彩。
如果说乾嘉考史学者的史学批评着重强调了尊重和继承前人史学成就的话，那么章学诚的史学批评则更加突出了史学贵在创新的思想。章学诚认为，不继承前人成果，史学就可能凭空虚构，隐括前贤著述，正是史学固有的特性。然而如果没有新意，史书也就没有价值。“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注：《文史通义·言公上》。）因此，他特别强调“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注：《文史通义·申郑》。）其核心思想就是史家运用“别识心裁”而“独断于一心”，创造出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由此可见，这“其中贯穿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造精神”（注：瞿林东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8页。），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章学诚对中国史学所展开的批评，大多显示出上述特点。例如他考辨中国古代史学源流，揭示出《左传》、《史记》和《汉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左传》和《史记》是貌异心同，而《史记》与《汉书》则是貌同而心异。又如郑樵撰《通志》，历代史家多有讥议，章学诚则充分表彰了他的别识心裁和会通意识，着眼于此书对史学创新的贡献。再如考察从《尚书》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间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形成了“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辩证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最高成就。这些都与他运用辩证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是密切相关的，为今天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做出了贡献。
二、“实事求是”的批评原则
我们认为，把“实事求是”作为乾嘉史家史学批评的原则，是能够概括考史学派史学批评本质特征的。因为一种史学批评原则的形成，必然是史家在史学批评的反复实践中对史学内在本质的把握，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乾嘉考史学派在考史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把“实事求是”作为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规范着史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遍原则与方法。
（一）乾嘉史家以“实事求是”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求真的史学批评观念。
钱大昕在史学批评上揭明“唯有实事求是，护借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注：《廿二史考异·序》。）的旗帜，代表着考史学派史家的共识。钱大昕评价前人史学尤其能够做到客观公允，惟求其是。例如李延寿《北史》记载魏收接受尔朱荣之子贿赂，故在《尔朱荣传》中阿谀奉扬，把他比作古代贤人韦、彭、伊、霍。钱大昕认为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然收初未以伊、霍比尔朱荣，亦谤史已甚之词。”（注：《廿二史考异》卷39《北史二》。）他批评两《唐书》优劣，认为欧阳修“《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纪近事则有徵，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注：《十驾斋养新录》卷12《家谱不可信》。）对于史书记载不能证实的事，他主张存疑，以俟后人论定，充分表现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求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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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盛的史学批评也注重求真方法，具有理性意识。他认为：“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明，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要之，二者虽有不同，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注：《十七史商榷·序》。）他不但理论认识明确，而且在史学批评实践中贯彻了史贵求是原则。王鸣盛不赞成前人把《魏书》视为“秽史”，认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注：《十七史商榷》卷65《魏收魏书》。），有失公允。他还指出《唐书》对李训、郑注的“诋讥之词，安知非沿当日史官曲笔？千载而下，读史者于训、注但当惜之，不当复恶之”（注：《十七史商榷》卷91《训注皆奇士》。）。又如两《唐书》作者沿袭众论，指责唐代“二王八司马事件”，王鸣盛认为：“后世恶之太甚，不加详察。《旧书》亦徇众论，然《顺宗本纪》所书一时善政甚多……而叔文之美，遂见于此，使后世读书有识者，得以为据。”（注：《十七史商榷》卷74《顺宗纪所书善政》。）如果不本着求实态度批评史书，是得不出这样公正结论的。
赵翼的史学批评中也确立了“实事求是”原则。他指出：“《四书》经朱子作注之后，固已至当不易，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固不妨两存之，要惟其是而已！”（注：《陔余丛考》卷4《四书别解数条》。）这样做既不掩前人之功，又能显出后人之长，非常客观。他批评元修《宋史》，即使对秦桧这种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也本着求实态度，指出《宋史》记载秦桧勾结兀术不实，而是勾结挞懒。尽管他认为“通挞懒、通兀术，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特以读书论世，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以为信谳耳”（注：《陔余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突出强调了史学批评“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升到方法论认识的高度。赵翼对待上古史书记载采取审慎阙疑的批评态度，例如认为“《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迁《五帝本纪》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号，见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得谓三代以前无此称也，第未有专指其名者……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学者固未便臆断矣”（注：《陔余丛考》卷16《三皇五帝》。）。这种史学批评方法无疑是相当正确的。
洪亮吉和崔述在史学批评实践中也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方法。洪亮吉治《左传》，参考择取前人各种议论和成果。其史学批评方法是：“以后人正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正前人之失，则庶可厘然复矣……大旨则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说，虽旁征曲引，惟求申古人之旨，而己无预焉者也。”（注：《更生斋文续集》卷1《春秋左传诂序》。）这是说在史学批评中应该尊重前人思想，予以客观弘扬，而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古人。这种认识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崔述撰《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 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实事之传误》。）。这种不迷信前人，又不菲薄前人的做法，正是实事求是的理性方法。
（二）乾嘉考史学者不仅以求实态度评价前人的史学成就，而且还用“实事求是”为标准衡量当代学者的学术成就。
汪辉祖撰《元史本证》，受到钱大昕的高度评价，认为本书：“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注：《元史本证·序》。）钱大昕撰《汉书考异》，被梁玉绳赞誉为“皆实事求是，自出心得，过宋三刘刊误远甚”（注：《清白士集》卷28《蜕稿四》。），认为成就远在宋人刘敞、刘攽、刘奉世合撰的《三刘汉书标注》之上。洪亮吉评价邵晋涵治学：“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注：《卷施阁文甲集》卷9《邵学士家传》。）对于乾嘉时期总结汉学思潮的阮元，时人称其：“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尤以发明大义为主。”（注：《清儒学案·仪征学案上》。）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上述事实表明，“实事求是”标准作为史学批评的方法，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乾嘉学人的史学观念之中，影响着他们史学批评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
三、“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批评标准
以前评价乾嘉史学，总认为乾嘉时期史家治史的特点是为考证而考证，陷入孤立而烦琐的纯学术研究之中，既不关注现实社会，也不考虑史学的功用。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完全没有，但却不是普遍现象。乾嘉史家在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关系的认识上，提出了“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史学批评标准。这个标准包含着两层内容：一是探究史学居今识古的意义，二是强调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乾嘉史家围绕这个标准所作的史学批评，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
（一）乾嘉史家认为史学的功能之一是能够让人们居今识古，治史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实。
王鸣盛考史反对因循守旧，注重通识。他说：“论古须援据，无一语落空，方为实学。又须以己意融会贯穿，得其大要，方为通儒。徒执印板死册子逐橛看去，则无益。”（注：《十七史商榷》卷57《扬州剌史治所》。）正因为他对史学的认识比较自觉，所以才能够对古今关系阐述正确意见。他主张：“古可好，不可泥也……随时而变，此势所必至，圣人亦不能背时而复古……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僻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注：《十七史商榷》卷82《唐以前音学诸书》。）王鸣盛在史学批评中始终遵循“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宗旨。他考察古代史书体裁由编年到纪传的发展变化，尽管编年体为古法，然而“古不可泥，宜以后出为定”（注：《十七史商榷》卷99《正史编年二体》。）。又批评欧阳修《新唐书》本纪载事过于简略：“夫文日趋繁，势也。作者当随时变通，不可泥古。纪唐而以班、陈、范之笔行之，于情事必有所不尽。”（注：《十七史商榷》卷70《新书太简》。）这正是泥古不知随时而造成的弊端。王鸣盛还用这个标准批评史家的书法义例，指出“史家书人乡贯，六朝以前与唐宋以下，自是不同。如诸王，各书尚书为琅邪临沂人；诸谢，尚书陈郡夏阳人，似觉辽远不近情。在当时不以为异……若宋元明人用此例，亦为不可。文体随时而变，不可泥古。”（注：《十七史商榷》卷63《韦载京兆人》。）南北朝时期重郡望，当时史书记载诸大姓郡望可以理解；唐宋以后门阀制度解体，史书记载籍贯便应以实际区域为准，不必攀附郡望。王鸣盛关于史家正确处理好古与随时的观念，在史学批评上有一定创新，应当给予重视。
钱大昕与王鸣盛具有共识，主张“史家书籍贯，宜用当时州县之名”（注：《廿二史考异》卷98《元史十三》。），不能为好古而袭用古代地名，这样后人无从判断，史书也就不能称其为信史。他多次批评后人修史沿用历史上的各种过时名称的不良风气，认为“史家叙事，地名、官名当遵时王之制。行状、碑志，亦史之类也。若苏州知府而易为吴郡守，施诸志状，则为非法”（注：《潜研堂文集》卷29《跋成化四明郡志》。）。要求人们撰写碑状时必须有明确的意识，只能使用当时的官名、地名，倘若一味泥古仿古，就失去了记事的真实性，不合史法。钱大昕针对史书中关于汉为尧后而祁姓、赵本嬴姓而宋称帝嬴等记载，指出“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况遥遥华胄，影响攀附，徒供有识捧腹尔”（注：《十驾斋养新录》卷12《姓氏》。），都是崇古而不知随时的荒诞可笑之举。这清楚地说明乾嘉史家的博古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关注的主要还是史学的时代价值。
（二）乾嘉史家认为史学再一个功能是经世致用，治史目的在于为社会服务。
王鸣盛主张：“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应以根据切实，详简合宜，内关伦纪，外系治乱，方足传后。掇拾嵬琐，腾架空虚，欲以哗世取名，有识者厌薄之。”（注：《十七史商榷》卷90《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志》。）既反对治学空疏，又不赞成烦琐考证。他批评史学往往从实用价值着眼，如指责李延寿《南史》对《宋书》内容删增不当，“所删者往往皆有关民生疾苦，国计利害；偶有增添，多谐谑猥琐，或鬼佛诞蔓。李延寿心中本不知有经国养民远图，故去取如此”（注：《十七史商榷》卷60《宋书有关民事语多为南史删去》。）。而对杜佑《通典》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则加以称赞，认为是有裨社会的经世之学。这说明他主张史学应当记载经世之文，反对研究对社会无用的学问，这是他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准。
钱大昕提倡“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注：《潜研堂文集》卷25《世纬序》。），这是孔子以来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后世学者往往背离史学经世宗旨，博古而不能致用。他强调博古之士必须要通经致用，才能发挥史学的作用，反对区分“文学与经济为两事”（注：《潜研堂文集》卷24《小学考序》。）。有志稽古而心存实用，史学才会对现实社会有价值，成为“有体有用之学”（注：《潜研堂文集》卷23《河南乡试录序》。）。由此可见钱大昕的史学批评中也贯穿着正确认识博古与经世的方法。
1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不足
高中的学习生活紧张单调，其中许多学生学习压力大，学习积极性不高，为了考入更好的大学，他们把学习当成任务，完成任务的质量以考试的成绩来衡量。高中语文古诗词学习对大多数高中生而言，枯燥而且乏味，基于这种被动的学习状态，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出现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
1.1过分简单粗暴地理解古诗词的意境和情感
古诗词不仅辞藻华丽、合辙押韵，还表达了诗人丰富的情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背景或者生活环境。由于部分教师和大多数学生没有相应的历史知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很容易脱离这些背景知识，简单粗暴地套用解读模板，从而忽略古诗词的个性，曲解意境和情感。
1.2教学目的和教学形式单一
由于高中生需要学习的内容众多，因此很多教师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会采用单一的教学模式：背诵课文、讲解重点语法和重点诗句、背诵相关的时代背景知识、了解作者生平和主要文学成就。很多教师的教学目的也很明确，牢记以上知识，一定能通过相关考试，这就完成了教学任务。功利的教学目的限制了教学方式的改进，使得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和学的难度更大。
1.3大多数学生固化了学习古诗词的方式
基于上述原因，大多数高中生在学习古诗词时已经固化了学习方式，背诵，背诵，背诵，把需要牢记的知识点背诵熟练，古诗词知识的学习就完了。这样的学习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习固化为一种固定模式下的固有行为方式，使得古诗词学习偏离了原有的目的。
2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策略
改变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现状的方式就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素质教育的旗帜已经被高举了多年，但是应试教育的阴霾仍然挥之不去。古诗词教育的初衷绝不是为了考试。教育工作者应从多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让古诗词教学回归教学初心。
2.1利用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古诗词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瑰宝，其内容丰富、形式生动，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豪的文化成果。学习古诗词就是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也是培养我们民族自豪感的重要途径。利用诸如辩?、演讲等多种形式加深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或者鼓励学生多读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书籍、多看影射相关历史知识的好电视、电影节目，就能学生的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能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热情。
2.2引导学生关注推广古文化知识的媒体栏目
古诗词曾经坐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幸运的是，它们最近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中。我们可以从很多媒体栏目中看到推广古文化知识的内容，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多了解和关注推广古文化知识的媒体栏目，让学生感受古诗词的魅力。比如说，关注央视的《诗词大会》或者各种微信公众号就是很好的选择，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古诗词带给我们的自豪和优美意境。
2.3化整为零，培养学生诵读古诗词的习惯
古诗词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美的载体。人们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多读古诗词不仅有助于理解其中的内容和意境，更有助于理解古诗词的韵律。读诗词不是要当时背下来，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培养一种习惯，理解一种文化。利用早晚自习或者学习之余的碎片时间诵读古诗词，持之以恒，哪怕是每天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坚持下来也一定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4提升教师素质，激发学生潜能
教师是每天和学生见面最多的人，也是学生最直接的榜样。一个具有深厚人文修养的优秀教师，不仅能够把古诗词的内容和意境理解得更好，也能够凭借多样的教学手段和良好的个人修养得到更多学生的认可。著名学者郦波教授就是凭借渊博的学识得到学生认可的例子。提升教师素质，也要靠多读多练，多读优秀的古籍，在备课过程中多参照名人大家的见解，都能丰富授课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
关键词 古代汉语；教学手段；现状；思考
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文科的一门必修的工具性、基础性课程，古代汉语教学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中尤为重要。具体而言，古代汉语为学好其他课程，特别是涉及中国古代典籍阅读的课程，例如中国古典文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古代汉语学不好，就不可能读懂古代文献，对古代文献的理解和分析就会产生偏差，甚至错误。所以，学好古代汉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目前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形势不容乐观，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加以解决。
一、古代汉语教学的现状
古代汉语学科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课程，该学科所涉及的知识关系到我国五千年的历史研究。由此可见，古代汉语教学在高校课程中应是一门备受欢迎、涉及广泛的活动。
然而，据调查，高校学生对古代汉语感情一般，大多学生认为古代汉语是一门难学的课程。其中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作为未来的语文教师，该专业的学生约占48%的人认为古代汉语是一门难学的课程；与此同时，31%的人认为古代汉语学习过程枯燥无味以及31%的人认为该科学习内容艰涩难懂。
从这一切数据来看，古代汉语教学及其本身相对于学生失去了吸引力。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缺课现象时有发生，教学效果不理想。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古代汉语学科自身的因素外，还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1）教学方法刻板现在大多数古代汉语教师都承袭着传统的教学方法，缺少师生互动，教学语言机械刻板，学生无听课兴趣，课堂气氛沉闷，当然这样的现象与古代汉语知识的呆板性是相互联系的。教师教学缺少知识魅力，无法把学生的兴趣点牵引到古代汉语知识上。
（2）教学内容大都为书本知识内容偏旧，且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目前，各高校所用的古代汉语教材风格大体一致，都是传统的模式。同时学生多认为自学皆可，没有听课热情。
（3）学生重视程度不高，不少学生认为该门课程与以后教学或是生活无多少关系，学习自主性不高，据调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85%的同学仅是通过课堂教学学习该科知识。
二、古代汉语教学现状的思考
作为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文献，古代汉语所涉及的知识贯穿始终，掌握学习是必须实施的活动。然而，面对当下如此多的教学问题，如何改变局面，改进和发展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呢？
1.以“人”为本，从教学的主客体出发
那么在古代汉语教学活动中，学生应该是所有学习活动的主体，而作为客体的老师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从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出发，培养学生的学习情趣、调查学生的兴趣点、了解学生学习情况、择选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方式。同时重视作为学习的主体，以实用为中心，把学习与今后的教学相结合，以此为锲机增加学生学习热情。
其次，明确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导者作用，指引学生学习方向，而不是完全以“灌输”方式教学。教师在教学中最重要的作用应是择选恰当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关于教学内容和方式在下文中详细阐释。
最后，老师与学生互动，增加了解，学生试着理解老师，老师站在学生角度思考。设定活跃的、互动课堂，师生互动，把教学活动中的主客体相互融合，推进教学有序进行。
2.从“源”出发，从教学的内容着手
现行的古代汉语教材体系都比较系统，内容全面，大部分都是由理论和文学两部分构成。对于这样一门教学内容繁多，教学课时不断缩减的课程，古代汉语教学在教学内容上应该体现“必需”“恰用”原则，不应该只重视古代汉语理论知识的深奥、全面，而是应重视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1）以“理解”为原则，“文”“理”结合。在进行古代汉语理论知识教学时，应该选择具有代表的精华讲解，同时也要选取那些学生需要、容易理解、接受掌握的知识。
比如文字部分，必选择“六书”知识作为教学内容，因为具体学会“六书”，就是学会分析汉字结构，这样，既符合语文教师对扎实语言文字知识的要求，对将来的语文教学又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选择文选的时候，应选择那些理论知识点突出、集中、有代表性的文选篇目。通过文选的讲解将理论知识的知识点教给学生，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时有据可寻。
（2）以“人文教育”为目标，“兴趣”“知识”相结合。我国有着悠久文明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要研究我们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必须具备一定的古代汉语知识。古代汉语教学也应该是承担着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学科，使其成为提高人文素养、形成重要完美品格的重要途径。
在文选讲解时，应选择那些包含丰富、生动、优秀的人文知识的文章进行讲解。以“形”为辅，从教学的方式承托传统的单一陈旧讲解模式早已不符合当下时代的变换，老师在讲台上唱独角戏，成为许多课堂的现状，完善教学形式成为迫切话题。
首先，图文并茂、声像公用，面对高校教学的多媒体资源，充分利用是每位老师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在讲解《郑伯克段于鄢》时，运用图片展示当时时局，在教授“古代姓氏和名号”时，利用声像显现姓氏和名号的运用。
其次，学生当老师，这样既能使学生的备课中学习相关知识，又可以锻炼师范生的授课能力。同时，学生备课，不仅可以让学生学到将要教授的知识，又可以让其学到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学生授课，增强学生对该课程的特点及现实的枯燥性有深刻了解，以此增加他们的认知能力；学生当老师，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老师对课堂改进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郭锡良，唐作潘等.古代汉语[M].天津教育出版社.
关键词：文化自信高中古诗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应对策略
一.高中古诗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高中语文教育中，古诗文教学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教育部门大力倡导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进行数次语文课程标准的改革，增加古代文学作品的篇目，提升古代文学作品的考分比重，甚至增加语文课时，种种举措都可看出教育部对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视。但是，经过种种教育改革，我国高中古诗文教学成效却仍然不尽如人意，这里面潜在着许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古诗文的教学与发展。
（一）教材的选编不够优化
高中语文中的古诗文作品数量有限，所选的古诗文作品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说教的程度较深，学生很难形成一种有效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同时，高中古诗文作品的选编和现代化结合不牢，导致学生不能从古诗文作品中自然过渡到现代社会，学到的知识往往只能纸上谈兵，不能很好的应用到实践中。在古诗文的安排上，古代文学作品大多是以单元的形式出现，这种刻板的记忆性编排方式容易让学生形成固化思维,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问题意识和自觉操作的实践能力。这些方面也影响着我国的育人质量，甚至严重影响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教材讲解本末倒置
因为每位授课老师的思想观念不同，在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把握上存在一些差异。在理论上，古诗文课堂教学应该适当加入一小部分的相关历史讲解，这样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古诗文的内容。但不少教授者在课堂上为了便于教学，对相关历史的讲述课时往往超过作品细读的课时，将历史重点讲解，而将古诗文的审美意蕴抛之脑后，完全本末倒置，使教学目标严重偏颇。这样，一节意蕴深远的古诗文鉴赏课就不可置疑的上成了历史课，使古诗文的地位日趋低下，不仅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古诗文乃至中国文化的精髓，更使古诗文作品成为了文学史的附庸。
（三）教师能力有限，迫于应试压力
每位老师的资质不同，专业素养，审美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成效悬殊较大。不少教师专业能力有限，讲课时往往避重就轻,仅根据教学大纲和课程要求机械化的进行教学实践，课堂氛围不够，教学方法缺少创新,使得中国古诗文的课堂教学过于枯燥，教学效果甚微。另外，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教师的观念受到限制,只是针对考试重点进行讲解，多讲解做题方法，在古诗文的内容讲解方面往往不到位,以点带面，具有严重的片面性。
（四）学生断代感严重，缺乏兴趣
现在的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对学习中国古诗文的兴趣不强。高中阶段，学生正处于心理断乳的关键时期，自我意识增强，渴望摆脱束缚，追求一些新奇的事物。大多数学生喜欢阅读一些逻辑性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通俗小说及外国文学作品。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古诗文作品太过遥远，学起来有一种距离感，融入作品有一定的难度。并且很大一部分学生认为学习中国古诗文作品只是为了应付最终的高考，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太大实效，只要能够背诵，理解作品大意就足够，对于古诗文的写作特色,意境等方面的深入理解和把握则草草略过。
二.高中古诗文教学现状的原因探析
首先，高中古诗文教学应该以作品学习为重点，但多数老师则注重相关历史的讲解，这样的安排对高中古诗文教学目标的实现并不科学。历史是建立在作品基础上的，没有基本的作品解读能力，对作品的语言、情感、思想等没有深入领悟，就谈不上对文学史的把握，更谈不上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学生在学习中提不起兴趣，也不可能养成独立思考的意识和创新的能力。戴建业教授对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的关系进行了辨析，他认为现代大部分学校的古诗文教学，“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相对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偏重于对文学史常识的教学，相对忽视了对作品的精微体悟”，并呼吁“不能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1]虽然一直以来，我们提倡文史哲不分家，但是一味地将语文课堂上成历史课，这是语文课的悲哀，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损失。其次，现在对于中国古诗文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大多数只是以文求文，很少涉及训诂之类，甚至很多教古代文学的老师根本不通训诂，仅仅依赖教学参考书中的注释以及文学作品选注甚至是百度对中国古诗文进行浅显的讲解。这类书籍在编写时，为图省力，书中的注释往往抄来抄去，陈陈相因，并没有太多有用之处。甚至，有的教授者根本不去翻检原书正文和注释，只读加工后的注解，注释中的错误很少被发现，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很多错误都被继承了下来，一代影响一代，对中国古代优秀作品的传承无疑是摧毁性的伤害。同时，中国古诗文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审美累积，形成了很多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学技法，但是现在古诗文的教学却是重视理论而轻视作品分析，不少教授者对于这些基本的技法也是一知半解。没有经过良好的传统文学训练，很难真正掌握这些古典的文学技法。于是便造成了，本该气韵生动的作品分析课堂变成了干巴巴的翻译和所谓的“整体串讲”。因此，著名学者黄寅认为，中国古诗文的教授应该重视“鉴赏教学”，在鉴赏教学中“除了要汲取其积极的思想内容之外，还要学会欣赏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表现手法”。[2]时代感的客观现实，导致学生不能真正理解领会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层意蕴，课堂上只是作为文学作品的传输者。学生很难形成自己的文学欣赏能力，没有自己独特的古诗文鉴赏能力，在课堂上就不免会出现人云亦云的情况。因此马琳萍教授认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应该“最大限度地还原古代作品的‘原生态’，以打破时空及心理阻隔，消除学生的陌生感和隔膜感”，在此基础上提高其“对文学艺术的感受力、分析力、创作力及发现、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3]最后一点,我认为是部分教育者缺乏创新意识，只是一味的利用教参进行老套的教学,没有自己的创新点，甚至是利用一本教材教了一辈子书。创作和欣赏是文学活动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关系密不可分。俞平伯先生曾说过，创作好比“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欣赏好比“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唯其“知甘苦”，才能“有公论”，不然则始终如隔靴搔痒，终生不得其门。我们现在的多数语文教师和古诗文研究者对中国古诗文的把握不够深入，思想滞后，因循守旧，却在讲台上大谈鉴赏之道，着实有些难以服众。
三.关于高中古诗文教学的建议性举措
（一）古诗文作品的选编要严格把关
在教材的编写方面，需要条理清楚，脉络分明，对文学现象和作家的影响要客观看待，准确定位。教材的编写也应该给学生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让学生学会在文本矛盾处质疑，在不合情理处质疑，在文本无疑处生疑，使学生勇于发现文本疑点甚至是创新点。同时，在作品选编时，可以在选修课文中穿插一些浅显易懂的文艺学、文献学、语言学知识。文艺学的本质属性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媒介是符号，载体是文献；文献可信，而后求其意；意义考释清楚，而后分析其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环环相扣。通过读诗，训诂，考据，赏析，写作的综合学习和训练，有利于学生把握古诗文的整体价值，既体会到语言的精妙之美，又领悟到作品的史学价值和人文底蕴，从而达到对古诗文作品的高效学习。
（二）古诗文教学可以结合时展
古诗文教学需要紧密结合当今科研成果和现代思想。魏鸿雁教授认为,古代文学教学应突破传统模式，注重探索“社会实践与传统文化的联姻”“极力拓展文学第二课堂”，努力“搭建多媒体教研互动平台”。[4]岳德良教授也认为，要把“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统讲授型课堂教学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5]现代信息技术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方便，快捷，直观的优势可以在高中古诗文的教学中得以体现。例如，老师可以借助多媒体的投放，更加直观的展现画面所要表达的内容，这比老师单纯的用书面语描绘的意境更能深入学生的内心，刺激学生的感官，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三）将古诗文和现代诗文进行对比教学
古诗文作品是作者思想感情的流露，同时也是时代变化的缩影。高中古诗文的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学习相关历史，更要求学习作家作品，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作品鉴赏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总有一些珍品被继承下来，并赋予新的内涵，因此，在进行古诗文教学时，要善于发掘并结合时代变化来感悟，做到全方位的理解和把握。中国古诗文作品，可考察资料有限，教学略显困难，这是经常碰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同现代诗文作品进行对比教学，找到不同时代相似作品的共通之处，拉近古今作品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加深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解读。虽然材料搜集有些繁琐，语言文字在理解上难免困难，但是古今的作品差异还是比较明显，通过这种方式的教学能够发现新的知识点，抓住古今文学作品的异同之处，查找产生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从而加深理解记忆。
（四）古诗文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质疑能力
在学习古诗文时，学生要善于质疑，带着问题来研读，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最关键一步就是要质疑权威，很多古代学者在对文学作品做注时，往往照搬其他参考资料，没有经过考究，导致事情以讹传讹传了数千年，导致许多矛盾的产生，直到今天，经考古学者研究发掘的文献证实，才化解了争议千年的疑问。所以，古人的看法并不都是对的，他们并非圣贤，有些疏漏也属正常。我国古诗文经过几千年的传承，由于种种因素，不可避免的会被增删，替换或改写。如果学生盲目迷信权威，认为名家编写的教材，已经总结的很到位，没有必要做那叠床架屋的事，这样就会导致问题教材被一代代的传承。同时，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对于所选教材统一规定，要求学生掌握的是已经达成共识的教学知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死知识，而对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很少提及。但我认为恰恰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才最能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引领学生辩证思维和逻辑推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由被动学习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求知的探究者，引导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意识。这样学生才能真正进入有效学习，也即从学习知识转变为创造知识的更高水平。葛晓音认为，要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要多开设“专题讨论课”“锻炼学生发现问题的敏感性和提出问题的能力”。[6]这种“问题意识教学法”可以极大程度的调动学生的探究欲望，让学生自己在摸索的过程发现各种有效线索，体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比如，关于高中二年级古诗《长恨歌》的主题，历来争论不休：讽喻说、爱情说、双重主题说......因此就需要学生深入文本，从文本思路和意脉出发，沿波探源，找到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在古代，君王和妃子之间一直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中，妃子多是依附、顺从于帝王，而白居易所刻画的《长恨歌》却打破这一传统，更多的是描写唐玄宗和杨玉环两人郎才女貌，琴瑟和谐的场面，白居易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待二人的感情，对他们的感情充满着希望，又对他们的悲剧性命运感到惋惜。同时，白居易在诗中对杨玉环极尽刻画，由刚入宫时“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盛世容颜，到贵妃马嵬身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的凄凉，最后蓬莱仙山贵妃“花冠不整下堂来”的痴情不改。诗人给予杨玉环更多的同情，惋惜和维护，在他看来，杨贵妃仅仅是乱世中的一个替罪羊，她对爱情的执着却成了葬送她的毒箭。长恨，是恨有情人相爱却难相聚，恨盛世王朝不复，爱的越深，恨得越切。在这首诗中，白居易对二人态度迥异，对杨玉环极尽赞扬，对唐玄宗则相反，讽刺意味跃然纸上。因此，从本诗整体出发，便可发现“诗眼”，全篇围绕一个“恨”字展开描述，前半部分描写二人的盛世爱恋，也是为后半部分作铺垫，因此可以确定本文讽喻说的主题。这个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探究解决的路径，最终正确解决问题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在教学中可以安排学生独立思考，搜集整理资料，小组之间合作交流，不断推翻对方的观点或者重构自己的观点，从而提升合作探究的意识，增强处理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考古学；地质学；李济；丁文江；安特生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240-02
中国人自己开始科学考古发掘的标志是1926年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李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1}的奠基人及早期科学考古的实践人，开创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范例，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2}李济走向考古学之路既是个人兴趣的偶然，也是时代潮流的选择。李济去哈佛攻读人类学之前在《自撰简历》{3}的结束语中已经表明了想通过人类学和考古学来研究中国人及中国人历史的志向。传统教育使得他对中国的历史有着较深的理解，哈佛人类学的培训使得他对西方科学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深刻领悟到在中国发展科学的必要性。其中考古学课程的学习使得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接受过西方科学考古学的学人，这些正是他走上考古学之路的学识背景。随着回国后的三次田野考古活动他逐渐从一位人类学家转型到考古学家。
1923年李济哈佛人类学博士毕业，回国应聘去了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当时的人类学在中国是新鲜事，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向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4}南开大学任教的经历是他学术思想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其中的原由与地质学是分不开的，地质学及地质学家的影响是李济今后学术路向转型的重要因素。李济在《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学科的影响》一文中，就谈及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中国传统学人只视书本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开始接受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并带来了一套科学的工作及研究方法。这门科学代表了现代的真正的科学精神。{5}
那时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田野调查及发掘的方法都来源于地质学的掘地层。在中国，地质学是最早传入并兴盛起来的现代学科之一，西方科学思想随着地质学的传入而逐渐为国人所知。由于政府对矿产的需求，大力发展矿业并积极聘用地质人才，因此当时京津一带地区聚集了众多国内外的地质学学者。那正是李济投身学术界的初期，对于地质学来说，他算是个门外汉，但很幸运地认识了若干地质学界的朋友，与当时提倡中国地质学的几位大师，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翁文灏等都有认识，订了学问上的交情。也认识了一批外国学者，如安特生、德日进、步达生、魏敦瑞等，他们对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仅是在地质学上有建树，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学、人类学等也有影响，而且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工作。这些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李济的学术前辈，在学术研究、田野工作方法、科学理念上都给予了他影响。
在南开大学的两年是李济投身学术的初期，也是他最后一次学术转型的酝酿期。除了中国近代学术界客观环境的影响，另有三个人直接影响了他今后的学术路向。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是对李济影响最深的一位学者。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工作态度、精神方面，李济都十分钦佩这位前辈大哥。初次见面两人就建立了友好情谊，那时刚好丁文江的兴趣也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两人很谈得来。他恢宏的见解不仅使李济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希望，在研究工作上更给予了坚定的鼓励和支持。相识不久就热情得把李济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且介绍入了科学社。对于一个刚刚入行的新人来说，在学术圈能广结良师益友对其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回国第二年，李济去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了科学社的经费资助。丁文江不但在人类学研究工作上给予了帮助，他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劝导李济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使其懂得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性。
民国十四年春天前后，发现了两件决定李济今后工作方向的事：一是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约请加入他们在北平的田野考古工作队。另一是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并邀请李济任教人类学。这两件事的发生间隔比较近，对李济来说都有着决定其今后走向考古之路的影响。与弗利尔的合作得缘于一个在中国从事古物收购的美国人毕士博。1923年8月，河南新郑发现一双墓道大墓，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W. Bishop）主动请求为当地政府发掘。同时北京的古物学家也云集现场，都希望有所收获。丁文江闻知此事，凑了二百银元经费鼓励李济赶赴新郑考察。但他晚去了一步，大墓被随意的破坏殆尽，只拾得一些人骨。{6}此次经历虽未在考古学上获得多少意义，但在收集、研究新郑人骨的过程中认识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他们是在协和医科学校研究新郑出土人骨时认识的，并在交往中建立了了解。李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的头衔以及在南开的教学工作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身份和职业的特性使他对李济有了特别的关注并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参加他们在北平的考古工作队。李济在犹豫中经过丁文江的分析和鼓励之后，从此走上了和外国考古机构的合作之路。这是李济真正走向考古的第一步，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许多帮助尤其是在经济上比别人占得了先天的优势。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由于合作不当，得不到足够经费支持而难以有所做作为。虽然是中国成立的最早的考古专门机构，但不得不因此而错失发展、壮大中国考古学的良机。{7}毕士博虽然不是个地道的考古学家但他直接促使李济转向考古事业。在今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李济正是借着毕士博的帮助完成了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活动。这也是李济能成功转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两件决定李济一生的事件，都是在丁文江的帮助和力荐下完成的。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使李济很是踌躇，请教了丁文江两个问题：一、是否应该放弃教书的职业去作专门的研究工作。二、如何与外国人合作。{8}分析这两疑问至少可以推断出三个问题：第一，李济尽管早有志向，但还没有规划好自己今后的学术路向。第二，对于专业从事考古把握性不是很大，也与他钟情的人类学研究有所不一，取舍不定。第三，虽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与外国人开展国际间的学术合作还是第一次，不知道该如何把握。丁江文的回答解决了他心理上的问题，鼓励他做研究更为重要。在与外国人的合作方面，丁文江有着丰富的经验，深知东西文化和人生观的不同，劝告李济要“直道而行”，追求真理，这也是他一生都追求奉行的。李济得到前辈大哥的指点，肯定了自己的选择，与佛利尔艺术馆订立条约展开合作。至此，李济在思想和学术方向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另一件事，重回清华园，任教于国学院。当时二十九岁的李济应聘清华，也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结果。梁启超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心考古，他希望清华能开现代考古、人类学的课程。{9}他与清华的渊源甚深，且被邀请入国学院任导师，所以有他的推荐，李济很顺利就入了清华国学院。入清华国学院的第二年，李济结伴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并写有《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一文，发现了几处古代遗存，其中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彩陶，由此明确了发掘之地。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划下了一记重笔。这次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使李济成为首位主持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的中国人。同时也创建了现代考古学科学的田野发掘方法。他在西阴村的成功发掘使他真正从人类学转战到考古学。
在论及李济的考古学之路时，还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瑞典人安特生。他是地质学博士，被北洋政府聘请为农商部矿政顾问。和其他早期来中国的地质学家一样，他也具有很广的知识和兴趣。在中国除了发现不少矿藏之外，还调查过华北一带的古生物，同时还对考古学很感兴趣。他是第一个在周口店发现龙骨而引起北京人的发现的学者。对中国北方一带的史前彩陶文化有一系列的发现，最为著名的是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有着古老的史前文化。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让国内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感到振奋人心，同时又为这些考古发现都是由外国学者发现而感到惭愧。李济的感受也是如此，而且作为学人类学的他来说，后一种的感受更为强烈，由此刺激了他，想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证明祖国的文明。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已经表明了安特生在中国北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使得他想探究中国史前与文明时期的概况，正是在这样的好奇之下促发了西阴村的发掘。{10}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河。李济说:“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11}安特生更多的是在学术上为李济树了一个榜样同时也是一种激励。安毕竟给中国人展示了一系列当时西方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并培养了一队田野考古的工作人员。而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对有着国家主义意识的学人的一种激励。清华的支持，弗利尔的资金，地质调查所的帮助――袁复礼，使得李济顺利完成西阴村发掘，这次的发掘是中国人首次自己主持发掘的科学考古活动，有着开创性的建设。也使得李济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第一人的位置。也正是这些才使得李济顺利入主了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史语所，在史语所的领导下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了中国考古学学科诞生的标志。
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时代需求及西方科学考古学知识的传播促使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考古学，李济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初入学术圈。其早年的中国传统教育与其后的哈佛大学人类学教育的知识背景，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考古学。其后，李济在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启迪下接过了考古学发展的大旗，促使中国的考古学真正走上了科学的正轨的道路。李济也由此从人类学转向了考古学之路，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基础。
注释：
{1}中国近代考古学，李济在《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一文中，用的是“现代考古学”并介绍了其科学性、注重田野工作的特点，但两者其实一致.
{2}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52.
{3}{4}李光谟：《从一份自撰简历说起》，《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27.年，第一章第27页.
{5}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6.
{6}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1.
{7}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8}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7.
{9}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6.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 300 万年的历史； 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 17 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 4000 年左右。从 300 万年前到 4000 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 “开（ 夏后启） 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 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 年，河南舞陽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 25 支骨笛，据碳 14 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 8000-9000 年； 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 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
二、 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 20世纪 20 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 “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 “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鼍也”、《诗经·大雅》： “鼍鼓逢逢，蒙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 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3015 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三、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及其大量精美的乐器的出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下音乐宫殿”的辉煌，其重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已有的通过文献研究而获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些偏颇的认识： 其一，对一钟双音现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脚。1977 年，吕骥、黄翔鹏等音乐家去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做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钟，在敲击钟的不同位置时可发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但这一理论在提出时遭当时学界众多人的怀疑，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次年，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让世人承认并接受了“一钟双音”的事实。其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古音阶”和“新音阶”的问题。其三，对于中国只有首调唱名法而没有固定调唱名法的问题以及工尺谱的渊源、中国的乐律学理论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很好地解释。
音乐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古代音乐实物的考证。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河南舞阳的贾湖骨笛。古人流传下来的音乐文献中，有的也许是谬误，有些是正确的论断，这些都需要后人不断地考证，才能客观地认识到这些文献的真实性。音乐考古学突破了传统的音乐史只用文字说明问题的局面。如对于殷墟近10年的考察中，挖掘出土大量的甲骨文残片，这些残片上所记录的内容，证实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诸多内容。 随着音乐考古的逐渐深入，音乐史古文献中的内容能够找到相应的出处，有些谬误也应当得到及时的纠正。
参考文献：
[1]李纯一。 中国上古出土乐器总论·序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6.
[2]王光祈。 中国音乐史[M]，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9.
何谓“原史时代”
根据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对“原史（protohistory）”的定义，原史的时间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记录历史”出现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义原史时代是“紧接着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proto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将“原史时代”的时间段界定于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度阶段。
作为一个主要使用于考古学上的词语，christopher hawkes对“原史时代”加以解释认为，原史的概念是相对于文献丰富的历史，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非常少的方面，这些记录可能表现于一些刻铭、硬币等等，或是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2] glyn daniel则认为“原史时期”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3]在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所谓“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为了研究它们，人们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後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4]也曾有人这么总结原史时代的特点：在最初书写文献还很稀少，并且很难读懂，多数最初的记录还没有完全的破译。这历史的最初阶段通常被称之为原史时代。後世的学者也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不断的进行文书上的补充。这些文献，在结合考古资料之後，也会成为值得重视的材料。好比说一个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被发现在刻铭上，关于这个国王的记载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来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较原始的状态，是一种“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语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岛语）指的是南岛语的一种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与austronesian 的差别，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状态。同样的，我们将先商称为“proto shang”、将先周称为“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我们不会将先商称为“pre-shang”，也不会将先周称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这个阶段里，史学开始萌芽，一些记录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虽有文书记录，但是仍不足以让我们据之复原历史，这一阶段有别于史前，也有别于历史时期，是史前向历史时期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在对这一阶段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等学科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
虽然，作为方法论的“原史”的概念还没有被更深入的定义、讨论，对于其意涵还有不太相同的认识，但是“原史时代”在西方已经是受到普遍承认的了。综上，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总结出几条基本原则：1.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2.原史时代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文化群体；3. 由于原史时代当代的文献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4.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以下，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来检验中国原史时代是否存在。
对“中国原史时代”的界定
过去我们一般将古史分为史前、历史两大阶段或是史前、传说、信史三大阶段。这两种分类都是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出发的。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後，史料的范围已经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包括文献（当时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获取方法是考古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中国先秦史的研究（这里指的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周阶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统一中国（221b.c.））。张光直先生即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6]
战国以前同时期的传世文献材料非常少，即使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周易、诗经等等的文献材料里，也有许多後人补作或是经传抄而改变的内容。後世对这一时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东周及汉代，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实情况外，大多是为了时代需要加以改编、附会而成。所以，我们在面对传世文献以及通过这些文献而认识的古史时，总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态度。即使是现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证的《史记.周本记》，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框架，还须要我们透过其他手段进行复原。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史学传统肇始于西周王室覆灭「王官之学降于民，知识分子才脱离王室的束缚，逐渐由过去的“巫”史中走出来。晋《乘》、楚《??杌》、鲁史《春秋》，都成于这个时期。今日我们读到的《左氏春秋》，开创编年记事的体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至此，可供後世学者研究的确实的文献史料开始丰富，文献材料为学者提供了全方位更为丰富的论证材料，考古学成果成为历史文献的一种参照或是补充，而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此才算是进入真正的「历史阶段。
王树民先生指出，现在有些人对于古代史学和史料不加分别，以为根据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说明当时的史学了，正与把传说当作史实同样是不正确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遗物，史料价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况下，也可能为史官所作，但原为占卜之用，不是历史记载。钟鼎文多为周代之物，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实，但原为纪念性质，也不是历史记载。[7]所以，不论是由史料或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三代时期的研究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
由现存的文献材料来检视中国（中原地区）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战国以前）的传世文献里没有比较全面的史学著作，所见可靠的文献材料也多经後人修改。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但是这些文字表现的是历法、卜筮、纪念，或是简单记事文字，只表现了商周王朝片段的历史，虽然已经极具历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现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职。“史”的概念还在萌芽的阶段，真正为记录历史的历史记录还没出现。这些都与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相符，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商、西周时期（甚至是春秋时期）作为中国的原史时代。李学勤先生即根据glyn daniel对原史时代的定义认为，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8]。此外，作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但是仍有相当的文献材料及考古线索）夏、先商、先周也应属於中国的原史时代重要的一部分。这牵涉的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一种族及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概念。因而在寻找夏的根源上，我们更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晚期龙山文化。至於繁?庞大的传说记载，由於其涉及的时间范围太长，似乎不宜将所有的传说都归入原史时代范围；此外，多数传说内容也很难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即使是距离夏代较近的“三皇五帝”传说也很难落实在考古材料上，所以这里不把过去所谓的“传说时代”等同于原史时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种概念及材料。
中国的原史时代，及其与传统中国上古史的区别在于，传统史学由文献出发，以政治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所以一般将秦以前划为上古史的范围。在过去所认为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以及文字发明之後的历史时代之间加入一个“原史时代”所表现的是历史学的一种初兴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所面对的史料的多样性（与史前及文献发达时期相较）。这里所指称的“中国原史时代”是，一时代的历史由传说或是不充分的文献记述，必须通过考古材料对这些传说或文献加以检验确定其正确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资料建立、补充文献所缺乏的各种对当时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现的也只是当时社会的极小的一个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等一起建构出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这种对“原史时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下才有可能展开。
所以，原史时代概念的提出不论是对历史学研究或是考古学研究都是有所帮助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对象并不应该被限定在整个现代中国领土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为以中原华夏民族的原史时代为中心，其范围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传世文献、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向外辐射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地区、族群、文化（当然，如果该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视为认定其族属、文化以及认定其与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将中国原史时代表现为一个各种活动、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而对于现代中国境内曾经有的各个族群、文化的原史时代的研究，则应该将其分别命名（如：匈奴原史时代、女真原史时代等等），成为以其为主体的原史时代，以求与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原史时代区隔开来。
所以，中国的原史时代是：1.时间段在文献所记载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2.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为中心，兼及在各种方面与原史时代的中原有联?的各种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3.主要的研究材料为当代及後世文献，以及原史时代的古文字、考古遗迹遗物、传世文物等等；4.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中国原史考古
中国原史时代的定义已如上述，而作为中国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环的中国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历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献材料对考古产生的不同影响。史前考古没有当代的文献材料，後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神话为非客观的记述，本来无法作为有效的根据。传说的核心部分固然为古代实有，与後人因想象而虚构的不同，但是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时间、地点、人物易发生错乱，更容易混入神话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性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而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原史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材料在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具有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原史为中心，辐及与之有关的各个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没有文字，虽然其族属的确认主要是依据古文字、文献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学文化被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我们不但可以加强认识中原文化与相关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可以建构出以某一族群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中原地区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学以及古文字、文献记载三种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与考古学相关的各种课题外，还可以在文字资料的帮助下，建立中国原史的年表，并结合古文字、文献记载的时间、人物、事件、地点，复原出一种将考古学文化与史实相结合的中国原史时代。
参考文献：
[1] 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 hawkes, 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155-168,1954.
[3] daniel, glyn,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此处转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 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andre leroi－gourham,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paris.(此处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93页)。
[5] 见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 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9月。
[7]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一.新课程标准下高中古文教学的目的
1、训练阅读浅易古文的能力
浅易古文是针对一般学生而言的。从新课标中对古文教学目标的描述看，要达到几个标准：第一，要积累一定的文言知识和古文背诵。第二，要读懂古文作品，不能只停留在理解词句的表面。第三，要具备鉴赏古文作品的能力，正确看待古文的价值，汲取民族智慧，弘扬民族精神。
2、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写作是学生语文能力的综合体现，古文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学生可以借鉴古文的语言思维和写作技巧，锻炼写作能力。古文的文字表达非常简练，注重对语言的锤炼，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古文的写作方法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古文构思一般都很精巧，最值得学习的是斟字酌句的写作态度，对中学生来说，学好古文对提高写作水平是很关键的。
3、完善学生的语文素养
提高语文素养是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古文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古文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文资源，弘扬人文精神也是学习古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对学生要进行人文精神的教育，完善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当前高中语文古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1、学生学习古文的动机不佳
首先，学生缺乏良好的古文学习习惯，高中阶段对古文的考查力度加强，使得学生很难适应对古文的学习。很多学生学到一个词汇只懂得死记硬背，不懂得灵活运用。其次，学习古文的目的不明确。大部分学生学习古文是为了高考，对学习古文的价值认识不全面。第三，学生没有浓厚的学习兴趣，部分学生还存在抵触情绪，原因是古文的语言障碍大，认为古文学了考试之外没有实用价值。
2、教师自身的古文素养不高
教师作为引导者，自身素质直接影响教学的效果。第一，教师对古文教学的认识狭隘，只注重对字词的讲解和句子的翻译，忽略了古文对塑造青少年人格的作用。第二，教师自身的古文知识贫乏，部分教师专业素质不高，未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不能帮助学生构建认知结构。第三，教授古文的方法不当。
3、古文教学的资源匮乏
古文教学资源匮乏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材中古文的设置不足。第二，扩展古文资源的空间有限，目前高中的古文教学对教材外的资源利用极其有限。
4、古文教学的环境缺失
首先是语言环境的缺失，文言文成为了历史文化，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成为社会的主流。其次，古文教学的评价体制僵化，评价的目的是以分数作为标准衡量。
三.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古文教学的策略思考
1、强化学生学习古文的动机
首先要明确古文的学习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新课程的标准中要求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要让学生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感受到古文学习目的的真实性。其次要激发学生学习古文的兴趣，利用趣味性强的古文或者穿插一些背景资料来激发学习的兴趣。教师要善于利用古文中的情感因素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围绕古文设置一些实践活动。第三，要培养良好的学习古文的习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并在学习中相互交流，吸纳别人的学习意见。
2、提高教师的古文素养
首先要树立新课程古文教学的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文言并重”的观念。其次要拓展古文教学的知识面，储备相当的文史知识，形成合理的知识体系，正确引导学生。最后要丰富古文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可以采用诵读教学法、评点教学法、尝试教学法等，教学方法是为教学内容服务的，所以要根据教学对象选择合理的教学方法。
3、丰富古文教学的资源
首先要充分运用教材资源，新课标下的教材实行“一纲多本”，为教学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要敢于质疑教材，要保护好学生的质疑能力与探究意识。要创造性地运用教材资源，既不脱离教材又要尽可能地利用教材。多角度地处理文本，打破教材的编排顺序，利用师生对话过程中的预设加深理解。其次，要立足课内适当延伸，把不同的作品中的相似人物进行比较，利用题材的相似延伸阅读，最后要广泛利用生活中的各种资源辅助教学，例如网络媒体资源、电视电影等。
4、改善古文的教学环境
就学科名称而言，音乐考古学是一个合成词，它反映了“音乐”与“考古”二者的交叉与联系，清晰地表明“音乐”与“考古”是构成其学科概念的二元结构。
1982年初，笔者在初用“音乐考古”一词时，曾尝试着解释为：“音乐考古，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音乐文物和文献对古代音乐所进行的研究，是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音乐史界、考古界共同开辟的一个科学新领域。”这只是对一个新兴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词强调了考古之于音乐考古的重要关系。
更多学者先后从学科的高度定义“音乐考古学”，大多数也凸现了这种关系。
秦序：“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出土和传世的古代音乐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它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换言之，它是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相互交叉渗透、相互融合发展起来的专门学科。”
蒋定穗：“‘音乐考古学’是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音乐文物大量出土和音乐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潜科学’”。“音乐考古发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学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乐史学方法研究出土乐器，也已显得不够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音乐方面实物，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音乐历史的学科。”
谭若冰、黄翔鹏：“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
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
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
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
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
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
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
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
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
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
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