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7 00:05: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英文名称：Economist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5656
国内刊号：51-1312/F
邮发代号：62-92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9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
联系方式
凯恩斯除了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能通过交易赚到钱。而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不到的。
经济学家，不管是宏观层面的还是微观层面的，他们在投资交易上的成绩都乏善可陈。这是为什么呢？有的交易者为此讽刺那些经济学家：他们是了解100种姿势却从来没和情人做过爱的人。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只是这个差别倒没什么，知道100种姿势，动态地看，对未来的过程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
实际上，经济学家和成功投资者之间有一个基本的不同：那就是经济学家一直想搞明白世界应该变成什么样。也就是所谓的最优状态。而交易者的重点是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
至于真实情况为什么没有变成经济学家预期的样子，是因为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鸿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人们普遍不那么理性，这也导致知道世界应该变成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普遍比较悲观。而成功的投资者偏于乐观。
你可以把投资这个领域想象成一个2×2的矩阵。这个矩阵里的4个象限分别是：A、你猜对了要发生的事也猜对了市场反应；B、你猜对了要发生的事但猜错了市场反应；C、你猜错了要发生的事但猜对了市场反应；D、你猜错了要发生的事也猜错了市场反应。
举个例子，比如美国大选，特朗普意外当选了。乔治・索罗斯在大选之前就猜到了这个事实，但是据报道，他却赔了10亿美元。这是怎么回事？原来索罗斯认为，特朗普当选的话，高风险投资品的价格应该下跌，而作为最佳投资工具的黄金价格应该大涨。他的确是这么投资的，而事和他猜测的相反―股票市场大涨，黄金价格却大幅度下跌。索罗斯的交易就落在了上边说的矩阵及象限里。
而经济学家呢，他们参与交易时，总是判断在理性的事情发生之后人们会做出理性的反应。从交易的角度来说，经济学家押宝的领域是收益最低的，但市场的非理性程度总是比预料的要高。因此，经济学家（假设他是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投资收益不会糟糕到破产，但是平均收益肯定处于中下等水平。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除非你是凯恩斯）还是靠出书讲课挣钱实在一点。
这个事实让很多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失望，他们的学业看上去似乎在和钱打交道，其实还是在和书本打交道。不过也有好消息，不管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从事有关财经的工作都有希望活得很长。
乐观大概是可以让人长寿的。这个问题在沃伦・巴菲特所在的那个格雷厄姆-多德投资俱乐部成员的年龄上就可以看的出来。这些投资家活过80岁只是底线（这个底线是2005年去世的比尔・鲁安创造的，他创办了红杉基金）。那些出色的投资者活过90岁的是主流，年龄超过100岁的也并不罕见。
悲观主义者也不差，我统计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的学者年龄，他们只比那些投资家的寿命短一点。底线是坎托罗维奇，他活了74岁。
经济不景气，上半年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个判断。无论是GDP增速还是投资增速都有了较大幅度下跌。这个问题是珠三角乃至广东、全国的普遍问题，是要乐观还是悲观？佛山市长刘悦伦选择不悲观，在向部下灌输道路自信时，他说：信经济学家不如信自己。
刘悦伦“炮轰”经济学家，可能主要是怨经济学家没预测到经济形势这么差。他还列举说，“某些出场费几万、几十万的经济学家都没看清楚……有很多是不行的”。因为他没指名道姓，经济学家姓甚名谁没讲清楚，只有委屈全体经济学家“吃了这记闷棍”。
在表达完“愤慨”之后，其实刘市长想说的是：虽然佛山经济数据不好看，很一般，但包含着“亮点与未来”。要是按照经济学家的书呆子气，从不好看的数字一定会推出不妙的前景。刘悦伦未雨绸缪，“抽刀”截断部下对经济学家的推崇，斩断悲观情绪。
应该说，刘市长的话不无道理。经济学家从事的是模型推理，是从数据总结出一般性规律，然后拿这个普适性的规律套所有地方与现实。但从一个区域实际的经济运行看，有独特性，也就有无法完全照搬普适性规律的地方，这就是地方官员认为经验大过规律的底气。
经济好的时候，按照投资与分工的经济学原理，政府稍稍使劲，就能分得一杯羹，搞经济不费力。经济学家也就在这个时候吃香。等到经济下行，官员面对难看的数字要挖内功时，经济理论丧失中长期回转余地，就得看真功夫了。说来说去，还是形势比人强。
经济学家受不受欢迎，其实也有经济规律。经济形势好，市场自由化程度高，经济学理论就大行其道。经济坏了，市场化不灵了，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来维持大局，经济学家自然没了市场。经济学家的命运还是看市场与政府竞争的变化。
当然，刘悦伦讽刺的经济学家，不清楚是不是鼓吹市场化的那一派。按照刘的道理，经济数据不好看但经济品质好，那么，赞成政府做大做强对经济影响的经济学家会受青睐吧。由此可见，经济学家的显达与隐晦，与经济兴衰一样，也有周期变化。
刘悦伦要求官员对辖区经济形势有信心，不要唯统计论。只要这些统计数据真实可信，这样的劝告无疑是对的。同时，也请刘市长们超越经济周期看待政绩观：无论经济形势好不好，都不要唯GDP至上。只要以民生为核心，究竟是信经济学家还是信官员自己，都不是最重要的。
经济学家要是能本着学术良心发言，那他们既可能是报喜讯的喜鹊，也可能是带来坏消息的乌鸦。但经济学家不是挡箭牌，经济好了拿来给脸上贴金，经济差了一脚踹开。与经济学家预言相对的，不该是官员的政绩，其实应该是民众的心情与处境。信谁不信谁，民众会选边。
摘自2013年7月23日《 南方都市报》
契诃夫有言：“有大狗，也有小狗，可是小狗不应因大狗的存在而心慌意乱。所有的狗都应当叫，就让它们各自用上帝赐予的声音叫好了。” 非主流声音是舆论生态的健康表征，我们可以不欣赏，但不能否定其存在的权利。不过存在的未必尽是合理的，某些高论招来骂声一片，往往并非受众心态出了问题，而是发言者心态大有问题。本月以来，几位经济学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另类观点，乍看仿佛石破天惊，略思即感荒诞不经。这些经济学家为何不约而同地犯一些低级错误，究竟是水平问题还是立场问题？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是‘一面倒’”，“流通股股东处于优势地位”，“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在这位先生眼中，非流通股股东竟成了弱势群体。这一判断如此新颖大胆，且不说流通股股东作何感想，恐怕连非流通股股东都不好意思公开赞同。
在对价思路已获广泛认同并已实际执行的背景下，这位经济学家仍表示，“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股权已经变化这么多了，谁受了损失，你补偿给谁？按照什么标准补偿啊？”――难道他不清楚证券的转让、股权的流转实为权利义务的让渡、风险收益的承继吗，为何还提出这种貌似寻根溯源、实则乱搅混水的伪问题呢？
另一位经济学家则径自授予非流通股“免费流通权”，或者在他看来根本就无所谓“非流通股”。他将非流通股的“非流通”解释为“暂不流通”，并推论道：“‘暂不流通’不能解释为‘永不流通’。暂不上市流通就是暂时如此，不是永久如此。非流通股进入上市流通，没有违背任何承诺。证监会要求发行前的股份暂不上市流通，限制了非流通股的权益。非流通股是受害一方，结束股权分置，恢复其流通权天经地义。”――如此裸的创造性诠释，恐怕足令监管部门、相关部委、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直至普通股民无一例外大跌眼镜吧？
这位经济学家断言：“补偿流通股的主张，前提错误，逻辑混乱，没有可信的事实说明其合理性，于法无据。实施这一补偿，损害了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的基础，破坏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明火执仗地侵占和剥夺非流通股股东的合法财产权利。”――对于各方已经接受的补偿方案，该先生仍不惜拔到政治高度进行阻击，其内心的焦灼可见一斑。
还有一位专家以独立董事的身份对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达成共识深感不满：“我对法人股东向流通股股东赎买流通权这一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虽然明知“提出赎买的是作为法人股东的集团公司，正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他仍刊布“一个独立董事致上市公司的公开信”，大讲特讲“我为什么投反对票”。――这种同时既反大股东、又反小股东的两面作战型独立董事，恐怕在全球范围内也属孤例吧？
几位“反潮流勇士”抛出的具体命题，如“非流通股股东并未侵占流通股股东权益”、“全流通未必影响股票价格”、“非流通股股东送股越多，流通股股东越吃亏”等等，根本没有反驳的价值，倒是他们的某些心态耐人寻味。这几位经济学家居然不承认“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看护者”，越俎代庖、急不可耐地替别人操心：他们替流通股股东操心，生怕场内的股民因送股方案而吃股价下跌的亏，又担心离场的股民因没得到补偿而心理不平衡；他们替非流通股股东操心，担忧控股股东话语权下降，埋怨大股东不该向小股东让步；他们替国家操心，警告对价方案会破坏市场规则、损害法治基础；他们替人民操心，声称对价方案是将国有资产无偿分给股民，损害的是全体纳税人的利益。明明是各方利益相关者经反复博弈达成的合作共赢之道，这几位不请自来、擅自代言的经济学家却认作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大逆不智之举，很有“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气概。
依“经济人”预设，人的行为动机不出“名利”二字。几位独醒型经济学家为流通股股东、非流通股股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摇旗呐喊声嘶力竭，“心中装满别人，惟独没有自己”，这是否有些不正常呢？在利益分殊与利益冲突显性化的时代，经济学家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本无足为怪，奇怪的是究竟什么力量让他们论证逻辑形同打劫、一点儿技术含量也没有？前人云“‘名利’‘名利’，‘名’在‘利’前”，难道这几位经济学家企图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博取想象中的青史座次？转型期众声喧哗之中，我们很难厘清所有的头绪，只好对此类严重违反常识的离奇之论保持一份必要的警惕。
报纸刊发经济学家文章之原因及效应
这种现象似乎在我国新闻史上从未出现过，虽然上世纪上半叶京津沪报纸上也刊载经济学家的署名文章，但数量极少，难得一见。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内各报几乎难觅经济学家的文章（除了经济学家们迫于形势压力所发表的“大批判”之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各媒体才开始大量刊载经济学家的文章。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上已经存在一股涉及股市、楼市、各要素市场和各实业领域的强大的社会投资力量。尤其是市场机制初步建立，使得普通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有相当数量的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是需要看到对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作有穿透力、有见地的权威分析。因此，综合类、都市类报纸每天都有此类文章，而一些财经类、经济类报纸则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上述仅是从读者方面来说的。当今媒体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有了单边的市场需求，不一定就有适当的供给。世纪之交，一批新的都市类报纸横空出世，以贴近读者、贴近市民的姿态出现，猛烈地冲击了向来板着面孔的传统报纸。在上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一张成功的、被读者认可的经济类报纸，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大城市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新创办或经大幅度改版，出现了几份经济类、财经类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后，传统报纸在受到冲击以后逐渐改革，也开始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力争贴近读者。
经济学家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一时间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尤其是那些千字以下的经济随笔，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普通百姓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听到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而少数经济学家通过走出经院学府成为大众明星，传媒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版面的“含金量”，提高了自身的档次。
然而，报纸因此而获得成功者甚少，发行量并无起色。其基本原因，除少数几篇既短小精悍又极具真知灼见，且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外，大部分文章读者并不爱看。有些文章可能过分专业、过分深奥，使人感到不知所云；有些文章则人云亦云，其观点早已为关心经济的读者所知，毫无新意，只不过戴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而有些文章并非是“随笔”，篇幅很长，读者自然极少。凡此种种，即使经济类专业报纸也不可能亲近其设定的目标读者。
经济学家的分类和媒体素养问题
经济学家其实是分类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自然也是分类的。当然，文章和作者身份不会那么严丝合缝的对应，但基本的倾向，作者的专业特长还会在文章中显示出来。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
而经济学家的分工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重点来划分的。无论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原则上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也会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大致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
显而易见，从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来看，一般读者包括十分关心经济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研究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枯燥深奥，常人不易懂，但日常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都需要理论经济学作基础，企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经济学家往往是由理论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来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理论经济学家。
作为名人，读者崇敬有加，而传媒为了提高自身档次、为了吸引读者，对之竭力追捧，恨不能请他们日日在此开辟专栏，起码也是每逢大事即发表文章。
可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可能每天都出成果的，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出大成果。何况，理论经济学家中还有不少专治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有多少兴趣的。
当然，关于政府经济学，关于公共财政政策，有些正好事关某位理论经济学家专长，那么请他在媒体上评说，无疑是恰当的，可是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呢？政府经济学家研究的大半是公共财政政策，普通读者当然关心。但是政府经济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平时是在做各种数理经济模型，计算各种经济参数，以求比较严密的结论、方案，供政府参考。这样的计算、研究、模型，能有几许读者会懂？
同样，企业经济学家也有许多是研究计算做模型的，多半服务于某个上市公司或证券公司，而上市公司则牵着万千投资者（也是媒体受众），并且众多上市公司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需要分析需要解读。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家有大量言论要发表，而读者也有着大量阅读的需求。这就是股评大受欢迎的缘故。
然而，对于企业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表面来看，受雇于谁，自然为谁服务。企业经济学家受雇于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中国股市目前还很不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黑箱操作时有所闻，一些企业经济学家跟着一起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分析也常常发生，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企业经济学家固然要忠于雇主，也要忠于社会大众，可在学术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本身职业上，凌驾于上述两个“忠于”之上的更高的“忠于”，是忠于真理。可惜，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道德问题不仅对于企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也同样存在。企业经济学家在为企业讲话时，人们还容易识破，因为他们所受雇的身份通常是公开的，而一些大牌的理论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时，人们往往在事后才能发觉。而当读者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还会对那些经济学家文章感兴趣吗？
同时，经济学家见报的文章受欢迎，还需要执笔者的媒体素养。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媒体作者，就如同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所谓媒体素养，其实就是新闻所需要的文体。我们常说，新闻文体就是把一件事用大白话写出来，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观点，又要有道德，还要有媒体素养，这简直是一种苛求了。
然而，今日之报纸确实需要大量那些切中时弊、有分析、有观点的经济随笔，这是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报纸。有人说，今日报纸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到位的分析、深刻的思想、正确的观点之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又不可能提供那么多适用于报纸的文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理该由媒体人承担。
首先是其必要性。就传媒而言，读者的需要就是传媒的责任，而对传媒人来说，传媒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报纸上的一切文字、图片最后均由报纸的编辑、记者落实在版面上。编辑、记者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责任，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么，一般编辑记者能胜任吗？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记者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其长处是了解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习惯，抓得住新闻热点、大众关注点，善于把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而这些技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少有人具备的，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养成的。
当然编辑记者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即缺乏经济学专业基础，然而这个短处并非不能攻克。一个记者、编辑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不可能是“万能博士”。编辑、记者的采访面很广，不可能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事物有很深的认识，但必须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尽量去加深理解和把握。当一个经济热点、经济关注点出现之时，编辑记者可以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经济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从而写出适合读者胃口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文章。另外，作为专家型的编辑记者（包括报社领导）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撰写一些经济评论、经济分析。
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的编辑记者应当具备相当的经济学基础，最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学历，报社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专家型人才，吸引并稳定一些骨干在这一领域干下去。目前记者轮换采访条线，虽然利于防止记者站在采访对象立场代表利益集团讲话（这说到底是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但不利于培养专家型人才。当然，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这就不是本文所探究的问题了。
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是《华尔街日报》的财经专栏作家，他在这行混了几十年后，忽然感慨道：“经济学说好听点儿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就是纯属瞎掰。”
马拉伯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在经济学界这个江湖中，三山五岳门派林立，如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对同一“病症”，各门派常常开出截然不同的“方子”，如果对象是个活人的话，早被他们“医”死几十遍了。如果是武林选盟主倒也简单，大家扑上去干上一架就立见高下。裘千丈再能忽悠，也经不起欧阳锋一巴掌……可惜经济学家没这么豪爽，只能靠嘴皮子争个高低。
二战后的美国有个奇特的现象，每当华盛顿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一职因种种原因空缺时，便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无论从就业率、经济发展率、贫困率哪个指标来看，都很不错。而一旦主席的宝座有屁股占着时，经济就开始往下滑。像哈伯·斯坦和查尔斯·舒尔兹这样的一代经济学大侠任职期间，贫困率却以2%左右的可怕速度增长。
1975年，经济学家库普曼斯与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获奖论文是《资产分配的最优理论》，这两位专家号称根据他们的理论投资就会无往而不利。当时有好事的记者问：“既然这个理论这么厉害，你们有没有想过，用这笔奖金来证实这个伟大的理论呢？”二老捋着胡子自豪地答道：“我们正准备如此。”不过，很快他们就用自己的“无敌理论”把得到的奖金亏光光，只有在老婆面前跪搓衣板的份儿了。
无独有偶，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斯科尔斯以期权定价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二人摩拳擦掌，组建了投资公司。不幸的是，用他们自创的全世界最牛的理论进行期货市场交易时，却屡战屡败，直至关门。
在胡佛时代，经济学界威望最高的莫过于欧文·费雪，他当时的地位如日中天。不过总统本人似乎对他很不感冒，从没让他进入过顾问班子。总统的顾虑是有远见的。在1929年美国大股灾到来前夕，费雪还喝着红牛振臂高呼：“股价将达到某种持久的高峰状态。”这有点像中国股市6000点时那些“股神”的忽悠：“黄金十年才开始，股指万点不是梦。”在那场股灾中，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欧文·费雪几天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顷刻间倾家荡产，从此负债累累，直到1947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
20世纪80年代，有个经济学家不甘寂寞，准备在股票市场上小试牛刀。他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公司，专门向人提供股票投资的建议以及股票买卖。结果客户不是被套牢就是割肉，亏得哭爹喊娘。他自己的收入连租金和水电费都不够支付，在赔了几百万美元之后只好惨淡收场，从此专心做经济理论及宏观经济趋势的研究工作，后来他进入了美联储——他的名字是艾伦·格林斯潘。
提要：2012年后的房地产将会一波一波的下降，政策再怎么样，也不会回到两年前的最高点。
保罗?克鲁格曼在最新专栏中称：“懂得历史的经济学家当中，一提到某些年份，就让人有不寒而栗的感觉。”
上个周末，“回暖楼市”依然传递乐观的情绪。以受调控影响较大的杭州为例：截至6月28日，杭州市区共成交商品房34068套，比2011年上半年的21869套上涨了56%，比2010年上半年的21260套上涨了60%，甚至比楼市最火的2009年上半年的31094套还多了近10%。
但显然，谢国忠有资格成为克鲁格曼眼中懂得历史的经济学家。“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爆，楼市的回暖现象是假象”，中国房地产的著名唱空者谢国忠在上海再一次坚定地表示。
他认为，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已经“爆了”。近期楼市回暖只不过是因为部分信托产品的到期，一些投资者兑现后的这部分资金投入到楼市后的拉动效应而已。他指出，正是因为当前的房价已有所下降，所以才有包括北京郊区及上海在内的部分城市有一波等待很久的购房需求入市。
谢国忠认为，中国房地产核心问题仍然是“量太大，价太高”，一般来说，房地产市场下滑至少需要3年，而与之伴随的依然是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在上周，世界银行已经减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期，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由8.4%的增长率降到8.2%。
在6月27日的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由于中央政府对楼市的紧缩调控政策，已经稀释了为抵消欧债危机而出台的其他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中国经济放缓的趋势将不可逆转。
6月中国出口订单已跌落至2009年初以来的最低点，汇丰银行中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创8个月以来新低。
“经济疲软态势将很可能持续到三季度。”有中国经济学者如是说。他们认为，在年底更有力刺激政策出台、经济实现温和复苏之前，二、三季度的GDP增长将“破8”。
也有人认为，现在拉动内需的最大阻力就是房地产市场的继续低迷。2012年中国房地产的增长将由2011年的27.9%减至13%，整体投资增长由23.8%跌至18%。
2011年中国房地产业增长占GDP的13%，它的低迷将直接影响到超过组成中国经济体的近40个相关行业，以及众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因此，地方政府游说中央放松对地方楼市调控和信贷收缩政策的呼声早已是此起彼伏。
所以，现在当地方政府在为房地产找寻出路之时，楼市或已接近谷底。
但是中央政府显然决心将实施近两年的楼市调控政策坚持到底，早已明确表示不会再实施类似于2008年的4万亿救市经济举措，以避免再次受困于通货膨胀以及楼价飞涨的房地产泡沫。
“一波房价下降之后，总有人会买房。2007年股市下跌后，也是一波一波。房地产下滑也是这样，但调整的时间会更长。”谢国忠这样提醒。
1993年，魏杰在经济学界第一个提出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彻底分开的治理金融秩序建议。曾为三九集团、长虹集团等国内一批知名企业的发展规划、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上市募股等项目出谋划策，做了大量的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工作，受到政府和企业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在经济学界是“中国经济学四小龙”(又称“京城四少”)之一。近20年来，他的学术思想一直领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被称为“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又有“魏指点”的称号。作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探索者，他曾获经济学界最高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
二、研究领域。自1979年开始研究经济学，先后着重研究宏观经济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企业财产制度问题，非国有企业问题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企业制度、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问题等。最近的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
三、学术观点。魏杰主张微观放开，注重产权制度建立，提倡宏观调控走向科学化。强调市场制度及财产制度的完善与发展，适当缩小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所著《企业前沿问题――现代企业管理方案》，为企业管理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现代的、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魏杰教授深入研究中国企业，汲取西方有关理论的精华，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为人们揭示了中国法人治理结构、企业产权制度、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问题的更深、更新的最前沿信息。魏杰教授善于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化为明白晓畅的语言，参照国际大企业发展大势，详尽而深刻地剖析中国企业面临的迫切问题，指出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四、主要著作。自1979年起至今，在国内外经济管理类刊物四百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主要论著有：
1、《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
2、《企业制度安排》，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3、《企业战略选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4、《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生命常青藤》，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5、《企业前沿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
6、《市场经济前沿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
7、《如何启动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8、《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9、《新经济与企业裂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10、《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11、《现代产权制度辨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关键词：西方；消费；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43-03
消费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在消费经济学说中，生产与消费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整体，“生产与消费”一直都被经济学家们研究与讨论。学术界对于消费结构研究的定义有所不统一，但其中有代表性的言论是消费结构是指居民在消费时所使用的消费类型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许多的学术定义中，则过多的是将消费结构看做是一种比例关系的变化与函数关系，对于其中内涵的阐述则较少。
对于西方经济学家而言，分析消费结构，对于了解消费者行为，研究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以及研究社会消费水平、社会消费趋势和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很有帮助的。他们认为，对消费结构的研究是当代西方消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费结构的分析方面则大多是从家庭消费结构、恩格尔定律、影响消费结构变化的因素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其中，很多观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威廉?配第的消费思想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向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源头，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时代中，资本积累的时代特征导致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便是主张资本的大量积累，注重商业的发展。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思想当中自然也秉承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他主张在消费上“少消费多积累”，重商主义观念较为突出，主张消费过多会使人们变得懒惰。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个人消费只不过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只要能使食物消费维持工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那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就可以持续进行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消费观。他把资金的支出按照是否有利于生产的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大吃大喝、购买衣料、家具、建筑房屋、改良土地、开矿和捕鱼、经营从国外运回金银的事业。他主张用赋税改变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提倡政府充分利用赋税的作用调节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威廉?配第对各种消费支出的认识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一切为了积累”的时代特征。
二、亚当?斯密的消费观
主张对消费的节制，主张将资本的积累放在首位是亚当?斯密的消费观念。与威廉?配第所不同的是，亚当?斯密首次提到：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消费，收入所能取得的一定量的消费品价值是消费力的实质是，而不是货币或金块本身。
亚当?斯密对人们的消费思想进行了分析，对倾向奢侈品的消费行为与节俭的消费态度之间进行了比较与讨论，主张有利于国民财富增加的节俭消费行为或者是干脆节制消费，不主张奢侈性消费，认为奢侈性消费不利于国民财富的增加。有些问题涉及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考察的消费习惯持久性问题。第一次真正地认识到消费的作用和地位是亚当?斯密对消费思想的突出贡献。
三、萨伊“萨伊定律”和马尔萨斯“有效消费”
让?巴蒂斯特?萨伊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是与李嘉图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部分进行的发展，被学术界称为早期庸俗经济学说的代表人物。
让?巴蒂斯特?萨伊在消费理论中的突出奉献在于他将“消费”正是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人”，萨伊的观点中，消费即效用的消灭，不会损失价值的东西不能消费，而房屋失火也是消费，因为效用被消失了。在萨伊的消费思想中，“消费行为本身所产生的满足的程度”才是消费的真正且唯一的目的，他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生产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不会出现需求不足。”萨伊定律的在凯恩斯革命前一直为西方的经济学主流所接受，当时在当时则是被马尔萨斯、西斯蒙第和马克思等人反对与批判。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消费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有效消费”概念的提出，他第一次提出了“有效消费”这样的一个概念：人们能够而且愿意支付这样一种价格来购买产品的消费，这种价格会引起产品的继续供给而利润不至于降低，保护产品与消费的平衡是非生产性消费者的特殊作用，这种平衡使得财富增长、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获得最大的交换价值。地主的消费对于经济停滞是至关重要的，而经济停滞是由市场供给过剩所造成的，他反对对贫民的转移支付以增加消费需求导致人口增加的行为，反对政府对过多的非生产性消费提供资金。
四、西斯蒙地的消费观
西斯蒙地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值得重视的，将消费界定为人的需要，在消费方面应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全然建立在人的需要之上，即消费应是第一位，有优先位置。在所研究的经济关系中，人才是其研究对象，财富则不然。他以人们全部都能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才是各国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应达到的目的为主张，主张精神消费，不仅仅是物质上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也应当包括精神上利益的满足，人们不应该过于重视物质的财富。西斯蒙地在消费观赏的贡献是较为丰富与科学的，他的学说奠定了消费优先的地位，值得肯定。与此同时，西斯蒙地也指出：“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正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财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快乐。”西斯蒙地对萨伊定律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成产决定消费，首次提到了“消费不足说”与“经济危机说”，认为：可能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无非是资本主义财产过于集中，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后必然会导致消费不足。
《中华工商时报》：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几乎只有经济学家在长袖善舞，经济学家因对政府决策独特的影响力而成为社会科学界最为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其他学科的任何声音，你怎样看这种现象?
丁学良我想这是因为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几乎听不到其他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就是因为在这些年里，很多人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经济学的事情。其实不是，在任何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本身还有不同的学科，他们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在某一个具体政策上。不同学科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社会学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正，法学重视的是程序的公正，而政治学最重视的是政府的效率和成本。不可以剥夺其他学科只让某一学科讲话，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里，社会科学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只有让不同学科的人在一种正常的、常规的方式下，互相对话、互相辩论，然后才能让决策层汲取不同学科的合理经验，使之变成一个综合工程中的合理元素。
《中华工商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上?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经济学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所讨论的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经济学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很Public(通俗的)的学科呢?
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中华工商时报》：您怎样看由经济学家倡导并参与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误，如教育改革?
丁学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在国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其他学科研究的领域，就是因为不让其他学科讲话，才出现了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的情况。再加上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很多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家有那么多的批评和指责?
丁学良：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从事经济科学研究中最优秀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只能受银行、投行的雇佣，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国外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系当教授、做研究。
《中华工商时报》：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与全世界做生意》
作者：柯纳伍德曼 著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0月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经济学家从北非开始，一直向南，到南非，经印度、中亚，横穿中国南下，再到日本，之后飞越太平洋，穿过墨西哥和巴西，最后回家的一次环球贸易路线的重温之旅。由于国别不同、地区差异，风土人情和交易习惯也迥异，于是这就形成了一幅别开生面的“和全世界做生意”的动态图景。
作者柯纳伍德曼把他的环球生意经写成了书，但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或营销类读物，书中有的只是一个个趣味横生的故事，一次次开阔眼界的经历，一条条交易买卖的门道。你可以把它看作国际贸易版的《老残游记》，也可以把它视为商业案例版的《在路上》。
在柯纳伍德曼看来，这一趟“环球买卖之旅”能不能赚钱、赚多少钱都不要紧，关键是能“靠自己的两条腿昂然站在大地上，操持这样那样能实现自己的行当”，唯有如此，“这里面别有一番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柯纳伍德曼说，当偶然出现的牦牛商队让他有念头想搞懂古代市场是什么样的时候，他试图去追寻下列这些问题的答案：跟严酷的公司财务世界比起来，人们如何在古老的商品市场上经营运作呢？自己能靠着自己学的经济和分析知识去这个市场里竞争赚钱吗？当然这只是书中的一个片段。
柯纳伍德曼会选择更利于认识传统交易规则或发现“古老商业世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如果想了解最典型的市集情况、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最纯粹的商业交易，那么柯纳伍德曼的“环球商旅”值得一看。
回头再说说柯纳伍德曼这个外国人吧。他也真是勇气可嘉，放弃现有的稳定和成就，开始周游列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相对他的工资而言的）奔波劳碌、风里来雨里去。当然，他也有收获，除了赚了5万英镑外，还收获了满肚子的生意经和丰富的社会阅历。
或许这样的想法有点疯狂，既然柯纳伍德曼可以为了更高的目标去放下俗世的一切，得失之间大彻大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他那样呢，即便不是为了“古老世界的生意经”，也可以为了各自当年的光荣和梦想――在此意义上，它也算是一本励志书了，因为它要告诉你“你就等着颠覆生活和工作的理念吧！”(本文作者为智唐文化发展机构执行总监，资深书评人)
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信用基础十分薄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那时，经济资源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在自己所属各单位之间进行配置，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作用微不足道的辅手段。而且信用手段只能由作为政府出纳机关的国家银行掌握，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发展对信用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而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却远远落后于这种要求；同时，从政府到民间，都存在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做法的痛苦过程，因而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广泛发生。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信用交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现代市场经济乃是一种建立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发生在整个民族国家范围内乃至全球化的市场上的现代信用交易就必须以有切实保证的信用作为中介。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因此，普遍的守信行为是交易能够进行、经济能够运转的前提，也是每一个企业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
厉以宁：信用是对交易合法
经济生活中每个交易者都有自己的权益，还要和其他交易者有来往，所以信用所涉及的不仅是目前的交易，还有未来的交易。信用是对对方合法权利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对自身合法权利的维护和尊重。所以对信用的破环最终也会使自己的利益遭到损失。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他骗了所有的人，最后他发现他被所有的人骗了。
信用体系的瓦解会对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失呢？交易有三种形式：实物交易、货币交易、信用交易。现代经济中信用交易越来越重要，一旦信用体系瓦解，不仅信用交易无法进行，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交易方式的演变，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而信用体系瓦解，会提高成本，降低效率。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本身的费用、订立合同的费用、因不履行合同而引起的各种费用。现代经济中信用交易所以优于货币交易，货币交易又优于实物交易，就是因为交易成本逐渐降低
。
张维迎：信用制度为何难建
信用制度建立不起来，首先是没有明确的产权制度。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往往缺乏承担信用缺失风险的意识。其实中国人并不是天生不讲信用的，清朝时晋商的钱庄票号遍布全国甚至海外，当时只要简单的手续钱就借出去了，票号的衰落也是因为讲信用，时晋商的票号有很多钱压在武汉的企业，企业无法还钱，票号只好倾家荡产偿付给债权人。
其次是政策不稳定，使企业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现在的企业只有种草的积极性，没有种树的积极性。建议今后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政府的行为也要规范。
由于银行和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企业普遍不讲信用，所以银行容易落入企业陷阱。例如企业贷款后无力还贷，就要求银行追加贷款，否则就一分钱也还不了，银行只能就范。日本的银行就是这样给企业拖垮的。
此外，现在银行有一种风气，就是一窝蜂追着一些看似好的企业
去放贷，而不会自己去发掘出好企业，这样容易把好企业惯坏了。因为企业的现金流量越大，越容易投资于一些效率低的项目，中外企业都是如此。
董辅 ：政府规范市场主导
建立信用体系应主要依靠市场还是依靠政府？这是需要明确的。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政府无疑要发挥重要作用。在建立信用体系中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政府的推动、规范、监督、服务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在建立信用体系的初期。例如，国家经贸委推动的在全国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就是一项重要的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在建立信用体系的过程中，市场应该发挥主要的作用，如果企图由政府代替市场去建立信用体系是不行的，会产生许多不良后果，会成为有些人又一个寻租的对象。人情担保、关系担保就会产生，就会孳生腐败。而且，由于是政府投资的，没有很强的预算约束，这类公司经营不善，还会把亏损转嫁到政府财政。在意大利就有过失败的教训。即使国家与企业共同出资建立担保公司，也只能作为担保体系初期的一种手段，因为，日后这类公司将面临改制困难。目前我国现有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困难不小，没有必要再去建立许许多多国有的或国家控股、参股的担保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