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8 17:32: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地理学科发展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地理环境;研究方法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历史地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和丰富,研究专题和范围迅速扩展。不仅如此,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学科借鉴运用,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
历史地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至于在人类历史以前的一切变化——或更进一步说,在人类活动还没有能够在大地表面上引起显著的改变,或留下显明的痕迹以前的一切变化,则应当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但仍有不同的补充意见。史念海先生在强调“
1932年初,(英国)历史学会与(英国)地
理学会(历史学与地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的专业
学会)的一个联合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
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而会议对该
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复。此
后为寻求解答这一问题,又尝试了许多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就该问题提交的各种各样的
论文中,e.w.吉尔伯特(e.w.gilbert,1932)寻
求“区分目前包含在历史地理学科范畴内的两
门不同学科,试图为这门已经存在的学科下定
义”。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至少有五个不同
的含义,但只是其中之一“恰当地”阐述了这门
学科。吉尔伯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
再适合的历史地理学的四个较早期概念是:作为
政治疆域沿革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发现与
探索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史
的历史地理学;以及作为研究地理环境影响历史
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吉尔伯特认为,历史地理学
的“实际功能”是“复原往日的区域地理”。“历
史地理学应该限定于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研究,
而不应该致力于将历史事件的研究作为学科的
主要目标”,吉尔伯特的这一观点,将地理学与历
史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同时作了区别。如同
许多这类定义那样,这种观点是有意识地造成分
裂而不是综合。……
虽然这种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往日时期(或
往日各个时期)地理研究的观点,被20世纪30
年代的历史学者与地理学者广泛地接受,但不
久(甚至当时)就受到新一代学者的质疑,在英
国尤其引人注目地受到达比的质疑,他们不仅
寻求扩大“历史地理学”的涵义,而且寻求将历
史地理学公认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达比开始
审慎地反思当时视为历史地理学为复原往日地
理的保守观点,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新传统。这个
新传统如同关注景观变化与区域变化那样。关
注重要历史时期内不同地点的断代研究。迭比
促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分支学科:他以传教
般的热情工作,目的就是将历史地理学建立为
一门具有自我意识的显学,既与人文地理学相
区别,又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
最后贝克教授强调:
在此我要谈一谈不同的观点。历史地理学
没有必要监管自己的“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也
没有必要逻辑证明。不存在历史地理学独有的
研究专题与研究领域;相反,历史地理学与历史
(及史前)研究共享其探讨的方法,而同时与地
理学研究共享其探讨的问题。因此,对历史地
理学科的任何整理(或甚至讨论)通常应以地
理学的话语作为其后盾。地理学与历史学都是
观察问题的观点;它们是观察世界的不同
方法。
存在这种争论并不奇怪,它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或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历史地理学自身不断发展和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的必然体 现。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特征极为明显的学科,其研究的内容虽然是地理的,但在时间上却是过去的,资料来源是历史的,历史学的文献处理和解读方法是历史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因而同时具有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主题出发,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与其他学科不完全相同,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
现在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要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葛剑雄先生认为:“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 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葛全胜、何凡能等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比,我国历史地理学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为学科发展当务之急。”这是就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而言,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前所述,“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只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历史地理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运用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回答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由于人类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活动行为的复杂性,计量化未必是最好、最准确、最科学的表达方式,而历史地理学因为其研究时段和研究资料的限制,也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一套系统、精确、符合历史实际的量化资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强自为之可能会弄巧成拙。因此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前途还在于后者,应着重从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去思考人地关系问题。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一方面,许多历史地理研究者开始涉足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给予历史地理学的解释;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涉足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相关的研究主题。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
历史地理学成为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受当代科学研究发展潮流的影响,是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科划分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科学研究越来越综合化、系统化。无论是回答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问题,还是回答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都不能无视相互作用的另一面。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人地关系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命题,是探讨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主题,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目前也是诸多学科争相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与地的关系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而产生,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制度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地理环境和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人类社会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人地关系应从动态角度考察才能深刻认识。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在人地关系问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邹逸麟先生指出:“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大部分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同时自然环境的变迁,又反过来给人类活动带来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人地关系,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人地关系问题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历史地理学较早的重视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也早已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只不过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舞台这样的认识误区,自觉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将之运用于具体的问题分析中;同时,历史地理学也因其研究时段的关系,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表述问题的方法,即通过“复原”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变化来表达人地关系的过程。这些都是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优势的认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如阿兰·r.h.贝克教授所说,“历史地理学的长处在于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对往日的人类、地点与时期给予了大量的独特研究”。
如同当代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各学科都有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重视人地关系,把人地关系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注意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变化,这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研究理论,现在也越来越成为相关学科研究问题的认识和方法,成为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和地理环境变化相互关系的一个方法论。
关键词：实验困惑；内容重构；高中地理；反弹
我国现阶段的高中地理新课程实验中出现了“反弹”现象，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苗头指向了地理课程“大纲”，使课堂教学无法突破传统课程结构的束缚。为此，笔者根据多年的地理教学经验，分析了“反弹”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即主要源于高中课程标准的内容结构以及课程的定位等，而实现重构必修课程内容具有一定的迫切性以及必要性。
一、高中地理新课程“反弹现象”解析
1.从课时角度出发
高中地理新课程在尝试了探究教学后，又“反弹”到原来的以教学为主的课堂教学中。而该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班级人数较多，教师不能实施更好的管理模式，同时，与之相对应的课时时间不充足与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知识内容量过大也导致高中地理新课程出现“反弹”现象。
2.从惯性角度出发
由于传统高中地理课程具有较强的惯性，这就制约了新课程教学设计情况的发展，这是高中地理实践中出现“反弹”现象的主要困惑。以新课程标准中的“运用图表说明大气受热过程为例”，与教学大纲相比较，该课程标准知识内容的难度系数与复杂程度都明显降低，但由于新课程标准与原有标准较为贴近，而任课教师为了避免麻烦，所以就直接根据原有的课程内容编排进行授课，这就制约了新课程预期标准的实现。
二、高中地理新课程实践困惑
针对我国现阶段高中地理新课程实践中所出现的“反弹”现象，笔者对其进行了深思，而实践的困惑在于“反弹”现象与学科系统对教学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教学实践出发，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为了实现新课程标准的目的，只是单纯地对地理学科课程内容实施枝杈式删减，无法真正实现该目的；其二，能量交换和物质运动层面的自然地理定位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生的自然地理学习难度系数，不利于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学习。
三、高中地理新课程的内容重构
1.明确必修课程的定位，科学地重塑内容结构
由于地理学科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因此高中地理必修课内容结构的构建一定要科学。根据笔者多年的教育经验，课程结构应定位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结构，并与课程改革相契合，从而明确必修课程的定位，科学地重塑内容结构的目的。
2.对原有综合性框架学科体系进行保留
为了使高中生更好地接收地理均衡教育，可以把人文、自然以及区域地理三部分课程结构设计成独立的专题，不改变知识模块本身，并对最低数量的选学专题进行规定，将其作为高中地理必须课程学分。通过这种方式，地理学科涵盖的内容将更为广泛，同时也能充实每个专题的内容。例如，在高中自然地理的模块中，必修专题可以设置为地貌与地形，选修专题可以设置为土壤与气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选择专题，从而为水平不同的学生得到结构知识的均衡发展，这也是对原有综合性框架学科体系进行保留，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地构建必修课程框架内的选学结构的有效方法。
3.科学的构建单一主题内容结构的必修课程
地理学科中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这三大部分，如果仔细剖析，每一个部分可以占用一年的教学时间讲解。而在这三大块内容之中，最为重要的是自然地理部分。自然地理作为学生学习地理学科的基础，能有效地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衔接起来，有助于学生对地理学科系统的学习。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对地理探索比较早，人们对自然地理知识理论掌握相对全面深入，而自然地理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资料也相对成熟。因此，在高中地理教学过程中，可以以自然地理作为主修课，以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作为选修，并将三者合理搭配，完善地理课堂教学，从而科学地构建单一主题内容结构的必须模块，并缓解内容结构构建中所出现的模块设置冲突问题。
综上所述，在地理学科结构构成方面，要遵循多因素平衡原则，保持结构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而任课教师要明白，高中地理学科的学习不是为了把学生培养为地理学者，也不是把高中地理课程的学科系统转嫁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通过人地关系于地理环境的地理视角去获得地理知识，并从根本上对其地理综合思维能力进行高度激发，帮助学生进一步提高高中地理知识水平。
参考文献：
关键词：地理教学；创造性思维；中学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5-201-01
新课程标准下的中学地理教学，如何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将成为我们广大一线地理教师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创造性思维具有新奇、独特和变通的特点，其表现为思路广阔，不受别人的见解和自己已有知识局限，能迅速发现事物与事物之间、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联系，富于想象长于类比。而地理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地关系，强调以人为本，是一门兼跨自然和人文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地理学科与其他众多学科有着广泛的联系，通过地理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形成完整的认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有利。我们从事中学地理教学的同志该如何面对新的课程标准，改变以往“满堂灌”“一言堂”的现象，使学生真正地成为学习的主人、让学生主动积极地探究课本及其以外的知识，发展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呢？笔者认为不妨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激发学生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认识兴趣
常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当他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时，就会主动地、积极地、执着地去探索，从而促使对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如何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去激发学生的认识兴趣，培养强烈的创造欲望呢？理想的地理教学应该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同步发展的过程。地理课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把难理解的抽象知识具体化，使学生尽快理解和掌握教材的实质。地理学科教学具有时空跨度大，社会实践强，教学内容开放的特点。为此，在教学中应尽可能贴近学生生活，利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和感知提出问题，把抽象的概念和深奥的原理，展现为生动活泼的事实或现象。
二、引导学生关注自然或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产生好奇心
年轻人常常有较强的好奇心，应当有意识地将其转移到对知识的渴求上去。求知欲会促使人去探索科学，进行创造性思维。学生获取知识最原始的本能是好奇心，如果一堂课从头到尾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知识的获取完全是被动的，久而久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被削弱甚至产生厌学的情绪。如何让学生借助已有的知识去自己获取知识，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呢？地理学科离不开实践，可以引导学生到大自然或社会生活中去去观察自然的、社会的各种现象，激发学生认识兴趣、使他们产生好奇心。有了这种好奇心，学生就会带着愉快的、高涨的情绪，克服一切困难，去分析比较、研究掌握认识对象的发展规律，使自身素质得到提高。
在科技发展史中，许多科学家都表现出超人的创造性思维，就是源于其强烈的好奇心，牛顿看到苹果落地产生的好奇心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达尔文观察世上的生物呈千姿百态感到好奇而探索物种起源，从而创立了“进化论”。随着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普遍使用，我们教师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设计制作出一些多媒体课件，用图、文、音、影、动画并茂的课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众多的地理现象和地理原理中，有许多是学生没办法或很难亲身体验的，如：地球运动、火山喷发、板块运动、太阳系中行星的绕转等，用CAI课件来展示他们，则能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进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产生探究的欲望.
三.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发挥学生创造潜能
创造创造性思维能力表现为：善于摆脱逻辑思维的束缚，打破思维定势，运用想象标新立异；善于转换思路，对问题进行发散思维；特别是逆向思考，能够对事物进行联想和类比，从中启迪思想，在不相同的事物间发现共同点，在相似的事物间寻求不同点。然而，在现今地理课堂教学中，经常看到这种现象，学生不能发现问题，或有了问题，却不敢提出问题。如此下去，势必影响学生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的发展。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教师要创设民主、平等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提出疑问。对于一些超出教材要求以外的问题，教师应及时给予表扬，保护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并组织全班同学进行讨论，去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由自己推敲结论，哪怕是很小的发现，也会非常兴奋，从而激发他们质疑问难的积极性，这样学生的创造“潜质”必能得到开发，其探索精神必得到培养。
四、鼓励学生探索求异，给学生以想象的空间
开拓学生的知识领域，使他们能够发现各种知识之间的联系，触发他们的联想，进而产生知识迁移。在地理教学中，不应只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应根据教学的实际状况，适时地给学生传授一些热点知识，如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城市化、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让学生能有机地将现实问题和地理知识联系起来。培养学生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会使思路更加开阔。在观察与思索问题的过程中，及时捕捉那些一闪念间出现的新想法和新观念。
[关键词]环境史；荒野；史学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必须重视的基本问题。当今世界，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面临极大的威胁，使人们聚焦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也广泛地关注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学亦不例外，但其回应略显迟缓，直到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研究才真正兴起。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也给史学工作者历史观念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思考。
一、环境史的兴起
早在19世纪，美国思想家梭罗就曾说：人类不仅彼此之间进行战争，他们也对自然界进行战争。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一切自然物都只是供人类发展经济之用的资源或潜在资源，于是人为了满足一己贪欲而肆无忌惮地改造世界。可是，自然界在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现代全球性的环境破坏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勃兴密切相关，这种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势必可能造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因此，历史学家在歌颂现代工业文明的丰功伟绩之时，也应该深刻思考同时代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历史，思考人类历史上的环境和环境问题，从而发挥历史学科的借鉴价值。
20世纪人类历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代价是对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破坏。为了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一些有识之士奋起疾呼，推动了现代环保运动。现代三次环境保护运动促成了环境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环境伦理学（也称生态伦理学）的兴起，被誉为是伦理学上“哥白尼式的革命”。20世纪初期到中期是环境伦理学的创立阶段。法国学者A.施韦泽和美国生态学家A.利奥波德分别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概念，从伦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P・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对西方环境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R・纳什的经典著作是《荒野与美国人的心灵》（1967）、《美国的环境：资源保护主义史读本》（1976）、《大自然的权利》（1996）。国际著名环境伦理学家H.罗尔斯顿于1975年发表《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随后又出版一系列专著：《科学与宗教：一个批评性的反思》（1983）、《哲学走向荒野》（1986）、《环境伦理学》（1988）、《保护自然价值》（1994）等。这些学理探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实践逐步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由此将环境伦理学作为环境史学研究的基本依据。
环境主义的中心观点是“道德应该包括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观念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力，甚至可与17、18世纪民主革命时代的人权和正义理想相媲美。早在1867年，约翰・缪尔就提出要尊重“所有其他创造物的权利”。1915年，A.施韦兹提出要“敬畏生命”。美国哲学家保罗・泰勒发展了施韦兹的生物中心论思想，坚持自我良知的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H.罗尔斯顿提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应该遵循自然，把生态规律转化为道德义务，提出“哲学走向荒野”的著名命题。这些思潮风起云涌，激起了人们的争论和接受，也为一些历史学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课题，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试图抛却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尝试生态中心主义历史观。
另外，其他学科的发展也为环境史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环境考古学的形成大大方便了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对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生态人类学的出现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新社会史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Grassroots 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0世纪历史学科本身有很大发展。历史学吸收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出现了新的分支，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妇女史，口述史和心态史等。但这些新领域仍然是“人”的历史，而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并不能够完全用这些“人的历史”来囊括进去。以往历史学中很少涉及自然的历史，所以沃斯特呼吁，“历史学家已为无数名人立传，但是很少书写一个地方的传记。任何一个地方都包含人，但它的内涵并不仅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它是人和非人类社会的混合体。”[1]
二、环境史研究现状
什么是环境史？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R.纳什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的连续统一体”，它“不是人类历史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环境史研究需要诸多学科的合作”。L.比尔斯基认为，环境史研究过去人类与自然界究竟是如何进行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其内容具有多样性。T.泰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仍挣扎于出生中，因为在自然研究中几乎没有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自然。历史研究确实需要生态学观点，因此环境史就是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如果这样的环境史诞生，人类将拥有两类历史，一是自己国家的历史；二是人类共有的地球之史。尔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历史，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他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K.贝利认为，环境史不仅讨论人类本身的问题；还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范围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对自然评价、态度之变化以及意义之探讨；二是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之影响及人类环境价值观对经济之影响；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运动和环境运动的历史；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的关系。W.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大雨伞，下设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C.麦茜特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地球之眼，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2]
西方的环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在本世纪60年代首先于美国出现，其标志是S.海斯的《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年）和R.纳什的《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年）的出版。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开始了环境史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和环境史的研究，对国外的环境史研究进展情况做出一系列的介绍和评述。侯文蕙教授是我国环境史的拓荒者，不但翻译了多本有关环境问题的经典著作，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研究外国环境史的专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关于环境史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还有一些研究性文章可供参阅，笔者不作详述。[3]
在环境史学中，人依然是主体，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则构成人类环境。人类环境“是指环绕于我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外界条件”。人类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组成。所谓自然环境，“是指由地球表层的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所组成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庞大、独特、复杂的物质体系”。所谓社会环境，“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讲，主要是指聚落环境，它以人群聚集和活动作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和标志。这种环境是以人工因素占优势的，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环境以及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和基地”。根据自然受人类影响的程度，人类环境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即荒野、农村和城市。荒野受人类影响相对最小，最接近自然状态；城市受人类影响最大，离自然状态最远；而农村则居于二者之间。不论荒野、农村和城市，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4]
研究环境史首先要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还必须有环境学科和生态学科的知识，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所以环境史研究需要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实际研究中势必存在不同学科不同观念较难融合的问题。
三、环境史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消解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他们认为历史的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历史研究者也受到极大的挑战，比如在历史学的定义，史料的选择及批判，历史的解释，历史叙述等等方面都加以批判，试图颠覆既有的历史理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史学家们也相应地作出了自省和调整，比如在历史观念上不断更新，历史学科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果，考察历史的角度也不断扩大，从政治史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个人、日常生活、小事等等这样的小历史、微观史和日常史。由于过度的强调“人本”，历史学家长期忽视了“人”以外的世界――荒野，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如高山、河流、湖泊、海洋、冰山以及在此生存的一切生灵。所以说，环境史的兴起是历史学家关注全球、关注自然、关注人类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史学的研究视野应更为宽广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事物如果不进入人类的视野，那么就是“无”。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虽然当时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十分突出，但他们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其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它们一方面讲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另一方面也讲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恩格斯说：“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括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标榜片面的‘斗争’”。由此可见，建立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系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任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史学的研究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而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并不凌驾于其他生物和无生物之上，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真正地写出“整体的历史”（Total History）。人类的历史只有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H・罗尔斯顿曾在1975年呼吁：“如果我们现在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范围是如何慢慢地扩大了……包括外人、陌生人、婴儿、儿童、黑人、犹太人、奴隶、女人、印第安人、犯人、老人、精神病人和畸形人，我们现在甚至已开始考虑胎儿的地位问题。生态伦理学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生态系统的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内在价值。”[5]同样，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中，在从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等传统史学中走出来，进入新史学范围，细致探究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心态史等等，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是如何慢慢扩大了，那么，环境史学研究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历史”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环境系统中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历史。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中，历史学家从未将思考自然或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视为己任，人始终是历史书写的中心。因而，沃斯特发出呼吁：“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都需要再一次的根本性的扩展。”[1]
2、史学应当关注荒野
罗尔斯顿自称是“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指出“哲学走向荒野”，那么，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史学也应当关注荒野。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人类历史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是循环史观；在现代是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70年代后正在形成一种生态学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其基本思想都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部由英国知名的全球环境政治史专家克莱夫・庞廷所著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即从“绿色”角度审视整个世界历史，以一种历史语境来论述自然环境在人类自身发展与各文明兴衰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环境史研究一跃成为国际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尚属于介绍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阶段，尽管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底蕴深厚，但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在观念上还是有差别的，而且方法上仍然主要采用历史叙述法，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相对缺少。我国有几所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正积极与自然地理学同仁密切合作，以发展我国特色的环境史研究。
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根深蒂固，而新兴的环境史学的发展及其带出的新观点给人们以新的启示。环境史是否可以看成是史学的一种新范式，一种新的通史观念？环境史叙事把人类历史放入一个整体的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进而重评人类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主线的传统模式，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警世和借鉴作用，给以正确思考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启示。
参考文献：
【关键词】风水；科学性；地理；心理；哲学；学科
“风水”一词由来已久，几乎伴随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史，被广泛应用于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设计、私家园林建造，甚至普通百姓的民居也暗含着我国博大精深的风水文化。从远古时期伏羲叔夏至致日的传说到母系氏族半坡村居的河阶台地，到周初的召公、周公卜洛建成，再到明清王朝北京故宫的营造，风水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生生不息。甚至到了现代，美国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也要在建设豪宅时聘请中国风水师。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即是合理”，风水文化既然能在中国生存几千年，就一定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风水一直被披上神秘的面纱，甚至迷信的色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风水的合理性做出新的探析。
一、什么是风水
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关注和考察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到宇宙中行星的方位运动、季节气候的变换、山脉河流的走向，小到河湖水质的检测，土壤土质的辨别等，涉及地理学、心理学、生态学、哲学等众多学科。
风水理论中有两个关键的因素和一个核心因素：“风”与“水”是风水理论的关键因素，而“气”则是风水理论的核心因素。晋代郭璞《葬经》有云：“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之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可见，“风”是散气的，“水”是聚气的。只要固住了气使之不散，“气”就会更好的作用于人体。所以， 我们可以认为，“藏风”与“得水”是风水学追求的两个基本原则，也是固“气”的根本。
“天人合一”是风水追求的终极目标。自古至今，无论是在皇家宫殿园林的营建，还是普通民众的民居建筑中，中国风水都是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建筑的选址、布局、方位与天道人伦的合一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通过建筑的选址、原料和颜色的选用、功能分区的布局等来实现人类身心宁静的一种环境追求。
二、风水与地理学
风水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民俗文化，他和地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的风水也是由传统的“相地术”中演化而来的，地理学是风水学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地理学就没有风水学这个产物。
风水学的地理学基础是由风水学中的“形势派”发展而来的，注重从山川河流、水质、土壤生物，气候等自然产物来阐释风水。
（一）地形
风水四大要素（龙、砂、穴、水）中，有三大要素（龙、砂、穴）离不开地形。龙是蜿蜒而至的山峦、气脉流贯的山体。风水学历来强调龙脉不断，龙脉不断裂即山脉不断裂，如若山脉断裂，则非常发生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水学中的砂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中代表四方的四个神兽来命名的。即：左（东）青龙，右（西）白虎，前（南）朱雀，后（北）玄武，风水学中讲究前低后高、拾级而上，坐北朝南，有蜿蜒的流水，其实这都是对阳光，风向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实物的思考。处于这种地形中的房舍可抵御冬季的西北风，尽可能多的吸收阳光、雨露，适宜人类生存；穴是龙脉中气的汇聚之地，也即人类与其建筑的汇聚之地，讲究依山傍水。这些关于“穴”的风水研究与西方人文地理学科的“聚落发源地”理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二）水文
风水学中的水有水系、地下水和水质之分。水系一般按照山脉来论述，追求蜿蜒曲折，符合中国人一贯曲径通幽的追求。风水学认为地下水和地表水系一样，也有吉凶祸福之分，认为冷浆水、矿泉、漏泉不好。冷浆泉充满泥水，不必多说，矿泉因为容易腐棺朽骨，而漏泉不利于蓄积雨水，认为不好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气候
风水学中的气候主要阐述风、阳光和气温。对于风，风水学讲究藏风避风，这也是聚气的要求。要求气口宜开东、南和东南三个方位，说明风水要求避的是冬季寒冷的西北风，而喜欢夏季东南风带来的水汽，也迎合了传统的紫气东来的说法。阳光和气温其实是一个概念，有阳光的地方气温一定不会低。风水学中十分重视阳光和气温，要求建筑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坐北朝南有利于地处北半球的我国吸收到充足的阳光，依山而建可知建筑位于山的向阳坡，既避开了冬季的寒风，有充分吸收了阳光和热量。
（四）土壤
风水学中常常用土壤来指示环境的吉凶，认为好的土壤要土质细嫩坚实，光润温和，不过于潮湿，很明显，这种要求也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因为这种土壤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在古代重农的大背景下，自然是上乘之地。墓葬之地则认为红土、黄土最好，紫土、白土次之，而黑土不吉。这是因为黑土富含腐殖质，有机质含量大，不利于尸首的保存。
（五）生物
生物也是风水学中用来评价地基的指标之一，认为草木郁茂、苍松翠竹、禽兽繁盛则环境好，反之则不好。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生物生存有利的地方肯定也适宜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发展。
（六）探矿
风水学中的探矿不是为了开矿，而是为了寻找“宝地”。其探矿方法有植物探矿和水源探矿两种。《相宅全书》曰“：黄草白莠，下有金守，黄莠白茎，银之所有”。《地理学新意》中说：“红泉之地，必有银矿；腥泉之地，必有铁矿”。风水学认为无论是“阳宅”还是“阴宅”都不宜建在有矿的地基上，因为这些矿藏大部分都有辐射，对人类的生存不利。而矿藏一旦遭到开采，也会影响到“阴宅”中的逝者安息。
三、风水与心理学
风水学的依据部分上已经被现代的地理学所验证，但笔者认为，风水学的心理学意义或许更为重要。人们历来追求的“穴居宝地”无非是追求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通过对居住环境的选择和改造来实现生存、安全、交往、发展等心理需求。通过寻找水系丰满、植被茂盛之所来满足生存需要；通过群山环抱、绿野四合的环境来实现安全需求；通过集群、聚居的形式来表达乐交的心理追求；通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居所选择来表达护佑子孙后代、谋求家族昌盛的心理诉求。
从风水的很多细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心理学的踪迹。科学实验证明：人处在天斩煞上会有很大压迫感，心情沉闷、茫然，感到危险，想马上离开的感觉；而处在高楼下面则稍微有些不适应；处在平地之上，会有心情平静，不想思考问题，也不感到茫然，可以正常生活的感觉。风水学上对建筑形状的选择往往钟爱四边形，圆形次之，而认为三角形为不祥。这其中除了三角形会造成空间狭小，并有可能因拐角尖锐造成伤害外，更多的应该是心理作用了。四角形常常会给人一种正直、勤勉的感觉。圆形的东西，很可能变得心情明朗、开阔。而三角形虽然也是常见的形状，但由于其低于90度的锐角常常会引起人们锐利的心理反应而不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建筑地基形状选择，且常常带有机智、精明、锐利甚至是充满怒气的气质。
另外，像徽派建筑中的东瓶西镜追求平安，四水归明堂追求财富，单姓聚族而居的宗祖观念其实都是一种心理诉求。试想如果风水先生告诉你选了风水宝地，你就会得到心理安慰，专心做事，心无杂念，自然就会事业成功。
四、风水学与哲学
正如所有的学科都是有哲学演化而来一样，风水学也有其特定的哲学基础。我国古代朴素的哲学观点在风水学上基本都有所体现。风水学有两个最基本的哲学概念：一个是“阴阳”，另一个则是“气”，本文尝试从现代人们普遍接受的哲学体系出发，简单讨论一下古代风水中“阴阳”与“气”的合理性。
阴阳思想是风水学的理论基础，我国传统风水学认为，人居环境应遵循阴阳协调的原则，阴阳思想是中困古人一个最基本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深刻地影响着风水学的产生和发展。阅读《易经》全书，我们可以看到阴阳的三个要点：一是阴阳对立，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阴阳两种相互对立的属性；二是阴阳互补，只有通过阴阳互补，才能生成世间的万事万物；三是阴阳互推即相互转化，“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体现“阳极则阴，阴极则阳”的辩证思想。从这三个要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风水中的“阴阳”其实和哲学中“事物是相互对立、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我国古代风水学认为组成世间万事万物的基本质料是“气”，气是风水学解释一切事物的根本，风水学追求的“藏风得水”说到底还是为了“聚气”。正如现代哲学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质，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一样，我国古代风水学把“气”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本，认为风是气的运动，物是气的凝结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五、风水与其他学科
风水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他包罗万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它和生态建筑学、伦理学等现代科学也有一定的联系。对生态建筑的建造和当代的伦理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风水学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穴”的选择的，“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居所，风水学在择地时所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像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前低后高等与生态建筑学所提倡的整体系统的核心原则不谋而合，风水学关于风、水、土、气的概述也与生态建筑学注重地层水循环、大气循环、土壤植物与人类关系的处理等相一致。总之，风水学和生态建筑学都力求给人们提供一个避风向阳、山清水秀、流水潺潺、草木欣欣、莺歌燕舞、鸟语花香之地，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生气之地”。
风水学中的“人伦”观点主要体现在“福前荫后”这一中国传统风水的择穴追求。中国人重孝道、讲礼仪，当父母去世时，总是希望寻找一块“藏风得水”的风水宝地埋葬父母，以求父母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同时，在“生宅”的地基选择上不仅考虑到自身居住的安全、便利，而且还要考虑到是否能够庇佑子孙后代，家族繁荣昌盛。“天道”观念则要求人们要顺应天道，遵循自然规律，勿与自然相对抗。古语有云：“阴阳变化，自然之道也，循而穷亡，虽山川诡异，莫能逃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风水学中的“人伦”与“天道”观与现代社会的伦理学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原则本质上是一致的。
此外，风水学在环境景观学、宇宙星体学、地球磁场方位学和人体信息学等科学方面也存在着合理、科学的部分。
六、结语
风水学作为一门集诸多学科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在中华文明中延续了几十个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在一直到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风水是被作为封建迷信而被全盘否定的，但风水的合理一面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随着现代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风水有登上了历史舞台，并越来越有“风水热”的趋势。看待风水学，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方法，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照单全收，要吸其精华，弃其糟粕，充分利用其科学、合理的成分，以使风水学更好的服务于人类。
参考文献
[1] 张霄鹏.浅析古代风水学的科学性[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2] 杨文衡.论风水的地理学基础[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
[3] 徐震.风水理论与行为心理[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4] 席晖.生态建筑与中国传统风水理论[J].文化广场，2004.
[5] 李钠钠.风水学中的环境心理学元素探讨[D].北京林业大学，2008.
[6] 经本钊.中国传统风水学的哲学蕴涵及其现代价值[J].南昌大学，2007.
一、关于诸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
(1)气候变迁。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后，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等指出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的气候带较现在偏北；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曾达到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倪根全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的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把唐代气候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而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历史地理》第八辑)。吴宏歧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对满志敏的上述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其论断不足以否定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而传统的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满志敏还就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探讨(《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十一辑)。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北方气候进行了研究(《明清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何业恒分析了近五千年来华南地区的冷暖变化情况(《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王开发、韩昭庆就历史时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探讨(《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六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蓝勇和于希贤则就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2)海陆变迁。李元芳分析认为：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向东北方向发展，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张忍顺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响(《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州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张修桂、陈金渊分别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过程(《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景爱探讨了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七辑)。冯季昌等则全面系统地描绘了科尔沁河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论科尔沁河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刘德岑撰文探讨了梁山泊的淤平过程(《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郑宝恒等则就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进行了研究(《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此外，林汀水、张修桂还探讨了海岸线的变迁(《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3)沙漠与沙漠化。李淼在《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属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汉代以后形成和发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育宁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他又探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马正林也对引起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并成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的一块绿洲，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还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绿洲沙漠化区域的分布特点和结构特征(《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文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变迁。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贡献最大。他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亦不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当普遍；东北地区直到清代尚极繁多(《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和《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两文深入分析了历史时期植被的更替情况。文焕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新疆、秦岭、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变迁(《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六辑；《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反思》，《河北学刊》1986年第2辑；《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贵树种，蓝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的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四川为多；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之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文焕然指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N(《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木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5)野生动物的变迁。关于历史时期动物的研究，何业恒成果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认为我国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我国是曾见朱鹮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而大熊猫的地理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比当今广；而扬子鳄由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分布北界不断南移(《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论试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十辑；《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裴修碧、文焕然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扬子鳄、野马野驴的分布变化(《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十辑)。文焕然、王振堂、蓝勇对野生犀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犀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7年第6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十二辑)。此外还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
(6)水文的变迁。对黄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变迁研究的重点。邹逸麟的《千古黄河》一书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黄河的力作，是学术界有关黄河研究的最新总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800余年间长期处于安流状态。赵淑贞、任伯平对此提出了疑议。他们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一文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存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史念海探讨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围诸河流的流量变化(《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谭其骧、张修桂分别探讨了海河水系分合离聚的历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此类文章还有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引起了周宏伟的关注，他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因(《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对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长江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写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一书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的综合性论著，该书详细论述了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情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撰文讨论了长江中游河床的演变过程，为三峡工程提供了背景资料(《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周风琴对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荆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十三辑)；《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张修桂推翻了荆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流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其演变过程是以渐变为主要形式(《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满志敏对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7)灾害史。请参见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二、关于环境史的综合研究
(1)对环境的综合评价。朱士光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目前残存的植被的考察，对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探讨(《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则分析了历史时期甘肃的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金到民国时期的环境变迁。此类文章还有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京大学学报(专刊)》1992年7月)、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过(《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1998年第2期)、张自强《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人们在加强对环境诸要素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探寻人类活动对历史环境的影响。邹逸麟在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撰文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韩茂莉则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作了总体性回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马雪芹、王建革、贾毅等也对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蓝勇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张润元、张国雄、龚胜生分别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此类文章还有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韩光辉《清代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
(3)环境保护史及古人生态哲学研究。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专著。邹逸麟以先秦两汉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后果(《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刘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陈业新则对秦汉时的生态职官进行了考察(《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第4期)。刘华介绍了唐代环境的保护情况(《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张全明探讨了宋代生物资源保护的特点和宋人的生态意识(《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王风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论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杨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态观念(《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从文化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文化则是体现人类思想和实践的现象。两者相互影响，而其中生态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观点。他们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展开的。全书共十六章，分上下两编，从横、纵两个方面对五千年来中华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上编七章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个阶段探讨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民俗、学术的相互作用；下编九章分别分析了古代气候、土壤、生物资源、水文、矿产、灾害等诸生态因素的变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探寻了中国古代生态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们的生态思想。余论部分则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决策、土地、人口、水、大气、森林、废物处理、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等十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此书作为从文化角度探索我国长时段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无疑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关于理论、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包茂宏在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史概念的新认识。他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他把环境史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期，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提出了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的大胆构想(《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关键词：初中 地理 教学
我国基础教育要求改变“应试教育”的偏向，强调着眼于提高公民素质，为基础地理教育提供了大好的发展前景。地理作为一门边缘学科，要实施素质教育，就必须根据地理学科自身的特点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融感情、知识、能力于一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一、“情感”因素在地理教学中不可忽视
初中地理教学意识的更新和教学技能的提高，需从地理教师的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加速。目前，在地理课堂教学中，地理教师往往拘泥于教材，强调地理事实的记忆和地理思维的严谨，缺乏生动活泼的地理情趣，也就是过多注重了知识目标而忽视了情感目标。但对于初中生而言，学习动机、学习目的性还不强烈，愉悦、兴趣是他们学习的一种驱动器，甚至对地理老师的好感也会成学习的驱动力。
二、“电化教学”、“互动教学”应用于课堂
电化教学是利用幻灯机、录像、电影等各种电教手段来帮助学生认识复杂的地理事物。地理内容广泛复杂，时间的长久性、空间的无限性及现象的抽象性、间接性的特点，决定了地理教学的综合性、复杂性、困难性。而电化教学正好能解决这些教学上的问题。
1、化虚为实。比如，在讲“中国的商业和旅游业”这一章节时，笔者曾在两个班采用不同的尝试。甲班按步就班细讲课本中的每一个知识点。乙班只放了两段录像，一段是中国商业发展史及当今商业形式和商业发展成就，另一段是关于中国主要旅游景观的介绍。结果两个班的反响截然不同：甲班学生觉得枯燥乏味。而乙班学生因有“走马观花，身临其境”的体会，所以，除能掌握本节内容外，还对地理这门学科大感兴趣。
2、互动教学“更应在地理教学中得到体现。时代进步了，学生的学习环境也变化了，特别是地理知识传播的渠道更广了，地理课已经不再是学生获取地理知识的唯一渠道。因此，地理教师应该转变教师角色，改变过去教师单向讲授为主的习惯教法，将师生互动教学引入地理课堂教学，坚持”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讲授为辅，学生活动在前，教师点拨评价在后“的原则。由于初中生心理的特点，他们很乐于参与教学过程。可以把学生组织起来亲历这些过程。如进行学生地理新闻会和点评活动，地理角色扮演、课堂讨论等活动既活跃又深入。
三、改革教学方法，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质量
把漫画形式或者游戏课的设置溶入教学。现在中学地理教材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有丰富多彩的插图：地图、统计图表、图画、漫画等。其中漫画以其新颖别致的特点在教材中倍受学生的青睐，当然，对于一个初中学生来说，对漫画的理解能力并不是那么深刻，可能还只局限于表面现象。老师必须利用学生这种对漫画的好奇，正确地引导学生分析画面，剖析出漫画所表现的实质问题，真正把这种吸引力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如在讲授初一地理第六章第二节关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问题”时，首先，让学生阅读教材中“苦难的母亲”漫画，要求学生阅读图中内容，提示学生既要注意图中的每一个细微内容，又要回顾前面所学习过的关于世界人口的发展问题。然后，让学生在课堂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教师要及时地对一些同学认识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最后，由老师作总结，在肯定同学们认识的同时，还补充一些相关的内容。经过这样的尝试，学生大多数能很好地掌握知识，反响也很好。可见，这种教学，重在强调学生在接受感性认识之后，再对知识进行理性化的教学，这样做有利于学生对新知的认识和积累。游戏课就是把课外活动与课堂教学有机地结合，寓地理知识的教学于游戏之中，通过生动活泼的方式激发学生兴趣并获得知识。
要促进教与学的双方“互动”面，在实践中促进地理课堂教学水平的大面积提高。总之，以科学发展观，在地理课堂教学中，通过互动的地理教学与生活密切的地理知识联系，传达地理思想，培养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和初步的能力，最终使学生从“认识地理”到“学会地理”走向“会学地理”的海阔天空。
参考文献：
〔1〕徐立松.孟胜修，王燕津，李通《中学地理教学方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北京教育（普教版），2007，（6）.
〔2〕张振国.连荣地《新形势下中学地理教学现状及对策》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9，（3）.
〔3〕王占琦.《中学地理教学的点滴体会》河南教育，2008，（7）.
摘 要：随着新课标改革的实施，在初中地理的教学方式上，教育者更加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展开新的授课形式和方法，从而有效地提高地理教学成效。
关键词：初中地理；教学方式；有效性
要提高初中学生对地理的学习兴趣，得先让学生了解地理的学习价值。《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中指出，地理不仅是自然学科，同时还兼有社会学科，包括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通过地理了解祖国等性质。学生在了解学习地理的价值之后，通过教师有效教学方法的引导，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提高，方可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下面结合我的教学实践，向大家分享我的教学经验。
一、课堂导入创新法
初中地理教学中，广大教师应本着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理念，使学生的主观学习能力充分发挥，教师起到主导作用。比如一节课的课堂导入，我们通过翻阅地理教材可以看到，地理知识的基本概念和知识原理比较抽象，直接学习，学生很难掌握知识构架，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便会降低，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将科学技术引入课堂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很多学校的教师都已采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同样，地理课堂多媒体技术的引入对学习地理知识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比如，课前，教师在网上搜索相关地理知识的故事进行章节导入，通过多媒体的声音、视频图像，甚至动画的有效结合，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音频中，结合多媒体的介绍和展示，教师再将地理知识循序渐进地讲授给学生，学生的注意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样，一堂抽象、枯燥的地理课就显得活力四射了。
二、加强学生的课堂参与
教师在课堂授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每名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地理课堂的学习中，这样会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高。上课时，教师可以设置讨论环节，可以结合本节课的知识，设计一道让学生讨论的课题，要求学生认真思考，分组讨论得出问题的答案。比如有些知识需要学生通过对地球仪进行分析来解决，那么教师便可以安排几名同学为一组，让他们自己观察和操作地球仪得出答案，最后，每组派出一名学生，到讲台进行答案的分析和演示，通过不同学生的不同见解，教师归纳总结学生所有的结论，引导学生明确本节课的知识体系，此外，教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也可以加入某些讨论性质的作业任务，学生在课下利用充足的时间进行研究，促使学生相互学习，而且，由于学生自己的参与，对教师归纳的知识点理解得更为深刻，知识构架掌握得更加坚固。
三、联系生活实际
追溯中国地理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社会经济与地理的形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学生在学习地理的过程中，可以联系人类的发展和当今社会现象。教师在学生课余时间可以让他们读一些关于人类发展过程的文章，让学生了解怎样的发展现象促使了地理的成形，教师在课堂授课时，可以时不时地贯穿一些当代的人口发展问题、环境污染现象及社会的热点问题，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还可以在午间休息的时间段，采用多媒体播放一些新闻，和有关地理的形成与发展等过程资料符合初中生观看的视频，提高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久而久之，学生不仅会增强学习的兴趣，而且对地理知识会产生属于他们自己的思维和观点。
总而言之，初中生的地理学习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创新、发展，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过去课堂教学的固定化已不适用当今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学模式及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多变性。因此，教学方法也要打破传统，追求新颖，教师要不断地探索新的、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当代学生成为杰出的社会人才。
论文摘要：研究概念的生成，有其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概念的生成也可通过元素组合的方式产生，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科学研究的工具。
一
概念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元素，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人类进步为脚印。一部人类的智能史也就是概念的发展史:由无到有，由少到多扩由简单到复杂。今天概念已形成一个庞大无比的系统，而且还正在扩大化、复杂化。那么，人类的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在《实践论》中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的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方法，就可以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选集》卷一262页)这是概念的最早的最基本的生成形式。但这并不是概念的唯一的生成形式。
科学的假设当然也是概念，但科学假设的提出，并不一定是严格遵循“感性认识的反复一一飞跃一一概念”的路线的，而科学的假设可能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假如它们被证实了的话;但也可能并不是这么回事，假如没有被证实的话，但它依然是概念呀!在现在的信息时代里，研究概念生成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途径，这是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它有利于开发人们大脑的潜能，培养创造性思维，促进人类知识的革命。
二
概念也可以通过元素组合的方式产生。那些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概念，可以称之为元素，也就是复杂概念或复合概念的区别性特征。如:
这时我们可以排列如下矩阵:
在我们的矩阵中，便出现了16个复合概念。其中第3号内涵是:
这便是电视。一个复合概念的构成元素的总和，即它的区别性特征的总和，‘便是它的内涵。而其中的第4号概念是:
这便是电视电话，有图象的电话。而第1号和第2号概念则是全新的过去不的东西:
第1场新概念可以叫做“全息电视”，第2号概念可以叫做“全息电视电话”。在我们的短阵中，有许多概念所反映的现象是过去没有的，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去没有，但今后会有，因为它是合理的，可能的，如这里的第1和第名号新概念;第二种是现在过去没有，将来恐怕也永远不会有，因为这种排列组合是不合理的，不可能的，如这个矩阵中的第13号和第14号概念:
因为无图象、无声音同全息是矛盾的，所以是虚假的概念，不可能找到或制造出它所指代的对象来的。再如我们有如下的基本元素:
同样可以排成如下矩阵：
也同样可以得到16新概念，即i6种新的概念所反映的多功能用品，如:
通过元素的排列组合来生成新概念比在感性认识的多次反复的基础上飞跃而产生概念。当然具有多快好省的特征。第一是“多”，可以产生一大批一大批概念。第二是“快”，很迅速地产生新的概念。第三是好，它提供的是一组概念，一群概念，一个概念场，让你在一个概念场中来检查概念，比较概念，选择最佳的最适用的概念。第四是才‘省”，这样产生概念，目标明确，避免了许多无效劳动。所以这种元素组合式概念生成法是值得也应该提倡的。当然这种方法得以前一个概念的基本生成法为基础，而且也应当受到经验的事实来检验。在人类的知识极其贫困的时代，这种元素组合式概念生成法是很难大显身手的。在今天知识更新的信息时代里，这种概念生成法有了大显身子、英雄用武之地了，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也迫切需要这种概念生成法了。
三
元素组合式概念生成法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创建新学科的手段。在这横向联系的科学向综合边缘方向发展的时代里，通过学科的排列组合，便可以得到许多潜在的科学部分，并使之转化为显科学，如:
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学
心理语言学——语言心理学
生物语言学——语言生物学
声学语言学——语言声学
化学语言学——语言化学
地理语言学——语言地理学
地质语言学——语言地质学
数学语言学——语言数学
哲学语言学——语言哲学
逻辑语言学——语言逻样学
符号语言学——语言符号学
历史语言学——语言历史学
法律语言学——语言法律学
美学活言学——语言美学
信息语言学——语言信息学
控制语言学—语言控制学
医学语言学——语言医学
系统语言学——语言系统学
这些新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有的已经成了新兴的学科，有的不久也可以成为新兴的学科，当然有的将永远是一个虚假的概念。但是当我们以语言学为一方，以其他学科为一方，进行排列组合之后，得出了我们的新概念新学科的名单，这便是我们把握语言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类似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草案，它帮助我们选择主攻方向，帮助我们预测语言学的下一步发展，当语言学中一个个新兴学科出现的时候，我们不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而会镇定自如，轻松愉快地接受它，品评它。
在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中，一些最基本的元素，一些初始的概念，最基本的对立，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如:
它们的排列组合可以生成许多复杂的新概念，其中有不少是有用的概念，还等待我们去开发。
元素组合式概念生成法在现代科学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当把它运用到基础教育中去，启发中小学生早期掌握元素组合式概念生成法，这对他们掌握丰富复杂的概念有益，让他们感觉到这些仿佛早就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中了，不过是老师唤醒了这些复杂的概念罢了，这样他们的学习不但轻松而且愉快。
因此，我们决不把元素组合式概念生成论神秘化。它虽然是新捉出来的东西，但早就存在了，早就被许多人不知不觉地运用了。我们不过是主张把它自觉化，模式化，普及化。这样才能适应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需要，才能适应高科技友展的信息时代的需妥。当然元素组合式的概念生成论还得以溉念的分解为基础。所谓概念的分解包括，一是复杂概念分解为简单概念，二是简单概念分解为一些区别性特征。应该是先有分解后有综合。
[关键词]民俗志；实践性；反思性
[作者]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24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47-006
一、一种研究方法：民俗志在民俗学研究史上的位置
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四个类型，即口头艺术、物质生活、社会习俗、表演艺术。这个四分法并不能够网罗所有的民俗事象，而且四个部分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这个四分法只是民俗学家们为研究方便而提供的一个工具性的分类系统。
如果我们承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的确是其他学科所未曾关注的一些特殊的事象，那么，民俗学家们是一群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的学者群吗?民俗学可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的独特性何在?是什么样的独特性可以使它与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批评、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任何一个职业民俗学家都可以轻易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必须掌握一些“专业性的技术”，正是这些“技术”赋予了他们独特性，比如，田野作业、对于田野调查报告与录音档案资料的使用、对于民间博物馆资料的使用、对于图书索引的使用(尤其是对阿尔奈一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使用)、对于术语表的使用以及对于多种相关文献资料的使用等等多种能力。此外，民俗学是一门带有国际性的学科，因此，民俗学家们需要具备国际性的交流技术，他不能仅仅关注自己传统当中的民俗事象，因为民俗事象本身恰恰可能具有国际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民俗学家们与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家建立联系，参与国际组织、讨论会与论坛，建立个人的、职业的以及学术的联系。而且，他还必须熟悉民俗学的历史，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对于特定民俗事象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轮廓做出判断，理解其特殊性、民族性以及理论的优劣得失。
当然，民俗学还与其他学科具有相似的研究技巧，因此。民俗学家需要熟悉文学，以研究民俗的文学应用；需要熟悉人类学，以研究民俗与文化的关系；需要熟悉历史，以研究民俗事象的历史合法性，当然，其他诸如语言学、地理学、音乐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是需要有所涉略。民俗学家需要在田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异国他乡获得广泛的历练。
既然民俗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民俗学家们也接受并需要获得多方面的专业训练，那么，他们的研究目标何在呢?他们的独特贡献是什么呢?他们独特的知识与概念框架是什么呢?从民俗学理论的发展史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提供十二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比如历史一地理学派、历史一重构学派、意识形态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心理分析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口头程式理论、跨文化比较研究学派、民众文化研究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学派、半球理论(文化接触学派)、情境学派。这些理论都有坚定的倡导者与支持者，都具有严密的概念体系，都试图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解释全部民俗事象的理论体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
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与概念体系的整体背景下，“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具有何种意义呢?其理论根据又在哪里呢?
二、民俗志与民族志
作为民俗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民俗志”指的是对民俗事象的全面记述。“民俗志”这一术语似乎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洋词”与它对应，“民俗志”这一概念，是在钟敬文先生的一系列论著中被逐渐明确化、定型化的。
钟敬文在讲到“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一术语时说，“民族学这门学科，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以研究民族事象为任务的民族学，一个是以记述民族事象为职志的民族志，就是记录的民族学。”钟先生把民族学与民族志看作各有所专的两种学问，一种是描述性的，一种是分析性的，虽然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存在着区别。一九九七年，在中国首届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钟先生提到：民俗学者应具备“民俗学方面的民俗志知识。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的记录”⑤。这里，钟先生对“民俗志”有一个简单的界定。对照上述两处引文，我们不难看出，在钟先生的理论框架中，民俗志的概念与民族志的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源渊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推测，民俗志是一个从民族志引申出来的概念。
当然，把钟先生关于“民俗志”这一术语的思想渊源归结为一个，即民族学，显然是简单化了，只有全面考虑到钟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地方民俗志书传统的借鉴，考虑到钟先生对于日本民俗家所创立的地域民俗学传统的借鉴，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俗志”这一基本术语在学界的地位。事实上，有理由相信，后两个学术来源也许是钟先生“民俗志”这一学科本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思想来源。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民俗志的概念，是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宏伟构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钟先生提出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中，“记录的民俗学”，即民俗志，得到最完整的、明确的界定，这种民俗志要求尽量明确民俗事象的时空维度，明确特定时空维度当中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倡议在一定的调查基础上绘制民俗地图。钟先生在谈到田传江的《红山峪村民俗志》时讲：“书中也有自己的分类，它的分类是从民俗的联系入手。这个联系的法则是自身的法则，因此在研究上或是记录上注意到它时就显现出特点来。”
显然，钟先生理想中的民俗志不同于此前已经出版的开中药铺式的列举式、机械性地按照民俗调查表格调查并撰写的民俗志。
然而，人类学家似乎并没有做这种区分的意思，比如，高丙中“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的著述都称为“民族志”，它是对田野工作的直截了当的分析性和描述性记述。所以，从根本上讲，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研究方式。刘铁梁教授强调“撰写民俗志是民俗学家的研究方式”对于借鉴“民族志”研究模式以矫正对于“民俗志”的误解具有意义。
这种误解是怎么产生的呢?钟先生曾引述柳田国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作《民间传承论》中的观点，认为民俗学就研究者而言有三个层次，即游客之学，寓公之学及土著之学，他特别强调了中国“民俗学乃是本国人研究本国的文化，更具体一点说，是本地方的人记录、研究本地方的民间文化”。他对土著之学大加赞扬，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发掘出民俗事象的潜在意义。但是，钟先生的观点特别容易被人误解，以为任何一个“土著”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民俗志学者”。刘铁梁教授并不反对土著之学的价值，但是，他更主张在“问题意识”的指导下进行民俗志撰写，而非过去的民俗志撰写者们简单地开中药铺式地罗列材料。钟先生关于民俗志的概念更近于日本民俗学界
对民俗志的界定，比较倾向于记录；而刘铁梁关于民俗志的概念则是与欧美民族志的概念相接近，已经把记录与研究合二为一了。
三、民族志写作的“第三波”：反思民族志
在整个民族志发展史上，曾先后经历了“印象主义(或者猎奇)民族志时代”与“科学主义民族志时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又掀起了“反思民族志”的，人类学家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民族志的田野作业与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们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写作民族志与阐释民族志材料时，人类学家们自身体现在哪里?人类家学们努力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终，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种形象：即，为了寻求理解，人类学家参与其他人群，进行对话与解释活动。他们开始关注“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式，所描述的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式，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史语境，学科的制约性条件，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诸如旅游读物、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的变动，以及社会科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不同风格的民族志被创造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的大讨论。这种从文学角度对民族志进行的审视，不只是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表述惯例进行除述，而且使得更多的东西都受到质疑。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民族志撰写的实验与探索合法化了。
也许，人类学家们反思民族志经典文本并不完全是受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仅仅是在从基于同一田野调查材料撰写人类学学位论文与其他类型的论文的文体转化经验中产生的一种体验与实践，他们试图摆脱保守的民族志训练模式，唤醒被遗忘或被尘封的田野经验与体验，这种基于不同的田野经验而获得的经验与体验自然是千差万别的。
有的人类学家把实验民族志称为“互惠的民族志”，其突出特点在于：集体性的解释超过了个体的、学者的解释。然而，这并不是说该民族志是集体创作的，因为，显然地，学术化的话语结构了全部材料，学者的声音还是最强音，学者的观点也是合理化的。互惠民族志的撰写者并不是要放弃作为解释者、思考者和客观的观察者的身份。只是放弃了所谓学者的声音是最有权威的声音的观念。这一方法论主张，迫使学者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他者的世界，而不仅仅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同时，也要引导他者通过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样，互相矛盾的观点都有被表现的必要，^类学家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对话是整个田野图画的一部分，任何一方都不会掌握“最终的真谛”，他们只是享有面对面对话的机会，只有通过长时段的对话，才有可能对互为客体的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总之，互惠的民族志的反思性工作关注的是：人类学家的角色如何影响了他的工作。身处一个与我们的文化情境不同的情境时，如何影响了这一情境?我们的出现，以及我们所携带的文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表述以及我们的所见所闻?
反思的民族志给民俗志的启示是：民俗志不应该只是民俗学的“一种”研究方式，而且可能是“多种”民俗学的研究方式。
四、来自布迪厄的重要启示：“实践性”与“反思性”
1、实践性
在社会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历史上，由于受经验主义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家们集中关注以“产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然而，作为沉淀或结晶的“物化”或“形式化”“制度化”的文化，在某种意义讲，是一种“死”的精神的化身。这种暂时的、权宜性的、中介化的文化固态物，区别于活生生地进行着创造活动的人类精神。因此，布迪厄提出，区别于传统的“暂时分割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家应当采用“整体式的研究方法”，即把文化生产与产品作为一整体，研究生产活动中诸因素之间及生产过程、文化产品乃至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然而，事实上，文化再生产过程充满着多种(过去――现代)单向运动和多面向、多维度的循环交叉的运动。传统人类学把文化产品固定化，把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当作该文化产品的形成之“因”，甚至把文化产品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视为该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结构及其构成因素的表现。这是人类学家的天真的想法。因此，文化再生产过程及其文化产品，还应该考虑它们与人类学家现实的研究活动之间的联系。比如早期人类学研究显示：文化创作中的人类精神活力，不仅影响了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也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过程。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是一种工具性的实在，是某种人的累积性的创造，是已经形式化的或物化的创造结果，人类创造的过程已经终止，人类活生生的创造精神成为历史的潜伏形态，从而满足于对于已经被割裂出文化生命活动过程的物化产品的静态研究。相反，拉德克利夫・布朗则试图透过文化事象，揭示出推动着文化主体进行各种社会行动的内的观念动力，在他看来，这些观念动力是同某种社会价值观相关联的。
此外，布迪厄还发现，人类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但展现在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甚至可以左右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控制研究者，将研究活动引入文化发展的客观逻辑之中。文化是人创造的，但人类一旦创造文化就无法脱离文化的运作而自外于文化。西方人类学以研究人类文化自居，却又自外于人类文化。事实上，他们研究人类文化的活动，本来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研究者人为地自我投射到凝固化的文化产品系列之中，忘却了其从事文化创作的实际地位。
基于上述理论反思，布迪厄从传统的研究文化对象转向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本身，特别是研究其动力机制――人类创造精神的运作逻辑。人类将因此而获得对于其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理解，并以全新的模式重构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
布迪厄提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组成社会，不断进行象征性实践的行动者生活于其中。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生活和行动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条件”的客观社会环境和状态中，凭借各个行为者的特定“生存心态”，不断地同时创造和建构其自身和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通盘考察行动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实践所面临的“客观的社会制约性条件”“所寓于其中的社会场域”“行动者自身的特殊生存心态”三个方面。
2、反思性
传统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模式是：从人文和社会科学把社会当做对象进行研究的时候起，研究者就无意识和自然地把社会同自然现象视为同一性质的实体。20世纪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竞相以自然科学的模式创建其理论体系和基本方法，并因此标榜近现代社会科学走向“科学化”时代的到来，深信社会科学可以因此而正确地认识社会，可以找到客观的标准、建构起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体系。20世纪“泛科学主义”倾向甚嚣尘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发展起一种自觉地反思科学的局限性与自我怀疑的意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既尊重科学知识，又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正在建立一种具有反思能力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反思性原则认为，作为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社会、个人、文化、语言、权力是相互缠绕的，需要从人类行动
和策略以及社会的象征性统治机制人手全面分析；社会研究者本身并不外在于研究活动本身，研究者介入研究对象并不断地自我复杂化使得社会研究进一步复杂化；研究过程的实施是一个不断中介化的象征性实践。上述三个方面的复杂性综合在一起，使得“反思社会人类学”成立。反思社会人类学自然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看到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与不透明性的双重性特征，同时视其为客观与主观因素、历史与现时因素的综合体。二是研究者自身要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不受自发性知识的幻象的干扰，排除来自传统知识和公众常识的各种现成观念的干扰，通过各种中介性因素进行迂回的反复反思。三是在充分发挥主观意识的反省能力的同时，要充分估量思想本身的界限以及思想所不能想到的复杂因素，充分估量语言表达思想的局限性。布迪厄告诫说，只有通过反思性才可以逐渐接近社会现实，因为社会永远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其真正的面目，展现在人类面前的社会总是蒙着一层纱幕，犹如“坐井观天”或“盲人摸象”，实际上，层层掩盖社会的真正面目的纱幕，只能反思地逐步看透，而不能彻底揭开，因为这些纱幕本来就是构成现实社会本质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的结构是象征性的。
由象征性的场域和在其中具有象征性生存心态的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世界中相互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双重结构，其同质同步的双向互动关系网，既是象征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条件，因此，场域、生存心态、人的象征性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实践性”与“反思性”对于民俗志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传统上把研究对象视为“物化”的“产品”加以分析，“二元论立场”是需要重新反思的。第二，人类学家、研究对象以及表征工具三者都具有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需要重新反思。
五、对于民俗志方法论的评介
通过上文的简要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主要的思想灵感来自于民族志，因此，当反思民族志的实验蓬勃开展起来时，民俗志的研究方式也需要进一步反思自身了。这就意味着，作为民俗学的研究方式，民俗志的撰写应该包括多种模式，而不只有一个模式。
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内容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民众生活无所不包，都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民俗志所记录的民俗事象不应该是仅仅包括其中的某些部分，而故意抛弃另外一些部分。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分布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记录大众传媒时代的大众传媒再生产民俗事象，半圈理论着重记录处于混杂、共生状态的民俗事象被保留、修正、改造与遗弃的过程。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情境学派”，他们倾向于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语言学以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文化方面。这一学派成员都非常重视特定文本所处地“情境”，而反对文本被抽离于语言的、行为的、交流的、表达的、表演的语境。他们从语言学家那里习得了“口头行为”这一概念，从人类学家那里获得了“功能主义”，从社会学家那里习得了“角色展演”的概念，从心理学家那里习得了“自我技巧”，并综合应用于民俗学研究当中。
情境学派虽然没有统一的纲领性的宣言，但是，他们都反对静态的民俗文本的类型学研究而强调三维的情境，他们提出了“小群体内的仪式流”，“复杂交流的事件”，“交流的文化类型”，“机理、文本与情境”，“一个特定的现实的、艺术性的、交流性的过程”。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方面的学科。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
经济学家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
应用经济学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经济学科。应用经济学大体上可分为：
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等。
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高中地理；社会责任感；青少年；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G633.5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219-02
社会责任是指一个人对他人、对社会所承担的职责、任务和使命，是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和崇高的情感、意志，是与人的理想、志向和价值观的高度统一。《地理教育国际》明确指出："地理教育为今日和未来世界培养活跃而又负责任的公民所必需"，如何培养当代拥有良好地理素养的公民，担当起社会重大责任，既是国际的宣言，同样也是实现"中国梦"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地理学科具有综合性较强的特点，在施教过程中恰当引用地理事实、现象及对本质的深入透析，潜移默化地让学生在知识学习中领悟到地理的奥秘所在，一来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二来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成为培养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然而，受传统教育理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实施高中地理教育中尚存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那么如何对症下药，找出行之有效的渠道，成为当前迫切解决的难题。
1.突显人性，注入时代新元素
培养现代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是高中地理课程的核心理念，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责任感是一个国家的民族之魂，中华上下五千年，在历史的岁月长河中，社会处于危难之时，涌现一批"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人物，并以舍生取义的创举谱写爱国主义的篇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古训正是社会责任感的历史见证。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悄然随之变化，淡漠甚至遗弃社会责任意识之风悄然滋长。当代高中学生正值青春年华，加之正处于和平年代，生活物质条件水平较高，社会历练微乎其微甚至全为空白，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必然存在偏差，认为在当代没有过去的社会特殊环境，没必要讲究社会责任的实践。高中青少年群体思想认知正处于新的转折点，若不能及时加以正确引导，则势必影响新生一代的成长，未来难以担当国家和社会重任。
对此，首先在教学对象上不能仅仅理解为学生，学习知识固然是学生的任务，更加要明确是"有生命和血性的人"，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基石，必须给予正确的角色定位，让其找到时代的归属感。其次扣紧新时代大背景，为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注入新的时代元素。在地理教学过程中，要克服单一理论灌输，善于运用情感艺术，将具有时代鲜明特色、易于接受的时代元素结合，特别要利用好新时展催生的新载体。从现实看，我国网民的主体是青少年，其中不乏高中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懂得掌握浏览互联网和手机网的技术操作。在讲解中图版必修一岩层结构与地质灾害知识点时，利用多媒体技术不失时机地引用我国近年来重大地震事件，通过震前和震后区域图片展示的对照，展播地震灾害视频，让其更加深入掌握地震发生的原理及结果，产生心理共鸣。情感的表达方式与时代的主旋律相呼应，例如在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后，有青少年学生热衷于网络传递正能量，甚至发起捐款捐物的爱心活动表达对灾区同胞的手足关爱之情，这些举动都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其行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远远大于空洞枯燥的说教，让学生懂得在灾害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责任感，明白一个人活着从来就不是个人的事。让地理教育不再停留在考试的层面，更是激活人性和树立时代责任感的良方。
2.贴近生活，诠释事理联系
高中地理教材鲜明的特点在于采用原理与事实之间的联系方式，以典型的例子说明基本原理，加强地理知识与生产生活的联系。然而，传统教学方法往往忽视学生对地理事物的亲近感觉，容易造成"习得性无力感"的学习困境。地理教学应做到贴近身边实际生活，将自然地理的科学性和人文地理的人文性实现和谐统一，才能全面实现教育目的和价值。高中教育是承上启下的时间阶段，是介于中学与大学的中间环节，学生心智逐渐成熟。地理知识渗透着如"环保意识"、"和谐意识"、"国家意识"等思想内涵，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科任老师需要加以深化拓展，充分利用身边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展社会责任感教育，为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基础。虽然科技的发展为信息查阅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但相对于贴近生活的教学模式而言始终相形见绌。
为此，在情感与价值观培养方面，倡导学生从身边事物发出，以多走、多看、多想、多做的形式努力实现知识与能力的整合。以广东省廉江市塘蓬山区为例，在讲述中图版必修三《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章节时，由于学生并非黄土高原地区土生土长人士，不熟悉当地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教材图片展示难以深入培养学生环保潜意识。素有"花岗岩石王国"之称的塘蓬镇，立足本地资源发展花岗岩石材，一度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无序的开采也给当地的环境造成相当的破坏，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衍生石漠化生态问题，殃及部分农田尚未复垦。生态系统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当地教师可以就地取材，拉近学生与自然的亲近感觉，组织学生实地考察上山民族村附近的石材矿点，直观的视觉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和锻炼思维，对生态问题内心产生切肤之痛；类似的生态问题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辅以专题的形式加以讨论整理，集思广益充分挖掘学生的智慧源泉，对照学习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治理触类旁通，打破"读书不求甚解"的困局。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和基础，环境组成要素的一方变化必然引发"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引导学生掌握环境变化规律，揭示各要素的内在联系，从地理的视角关注社会与自然，形成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践行环保宣言。
3.审时度势，激发忧患意识
地理关注的重点是空间，而历史发展过程则反映时间的变化。以统筹时空为新思路，在分析空间布局的同时，增加历史过程，可使地理知识更为丰富饱满。前苏联教育学家赞可夫指出："地理教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从建立地理与其他学科的接触的意义上说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在系统学习高中地理课程中，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是必须的。
因此，历史可作为地理知识追溯的根源，政治可作为地理知识展望的方向。
"一寸河山一寸金"，揭示国家的领土在空间形式上不可分割。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是地理教学中一项特别任务，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国才有家"，爱国主义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存在和现象，是一种社会意识，更是一种时代社会责任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被赋予新的涵义。其本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充满信心，坚信伟大复兴的必然趋势。高中青少年群体生活环境安逸，没有经历战争年代，对世界时局的发展漠不关心，而高中阶段对国防教育课程的设置更是明显缺失。传统地理教学一味强调要求学生掌握世界区域的空间事物分布，却忽略学生的爱国情感培养，课堂上字字不提。即使在课堂上稍有提及，加之教师自身知识面较为狭隘，授课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易造成学生不知"为何而学，与我何干"的困惑，爱国爱家的社会责任感无从谈起。因此，首先地理科任教师必须注重自身知识积累与修养，以强烈的责任感从地理知识中去挖掘爱国主义的内涵，以身教重于言传的姿态感染新生一代。其次，借助于历史和政治科目知识，使地理课堂效果精益求精。例如，国际法明确规定：一国领土分为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含海洋水体和相应海床底土），而从我国的发展史不难看出，由于长期以来受陆权思想影响，缺乏足够的海洋意识，通常老师提问我国的领土面积时，所有学生无一例外地回答是960万平方公里，在意识上只讲陆地国土，却丝毫没有提及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海疆），这是地理教育的重大缺陷。针对近期风波不断，经课堂调查有学生认为一个小小的岛屿似乎无关紧要。那么，老师则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争议的根源，指出我国在明、清两朝均将及其附属岛屿列入疆土版图，划为海防管辖范围之内，与大陆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神圣的国土。领土事关民族尊严，并不能单以面积的大小来衡量得失，更要切实领悟"唇寒齿亡"利害攸关的道理。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十七届五中全会已制定明确的海洋战略，提出要建设海洋大国，展示维护海疆领土的坚强决心。为此，地理教学通过统筹时空，追溯过去梳理事实依据，基于现状激发忧患意识，展望未来树立理想抱负。将青少年学生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破解"为何而学，与我何干"的困惑，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履行保家卫国的社会责任。
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的中国，在时展的潮流中，社会责任感是推动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力之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当代青少年的思想素养直接关乎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地理教学以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培养当代中学生集体意识、环保理念、爱国情感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感的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塑造青少年健全的人格，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为社会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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