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2 17:08:03
1．正向功能理论
教育具有正向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在理论界，正向功能理论奠基于涂尔干，形成于帕森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著作《教育与社会学》中认为，教育是年长的几代人对尚未成熟的几代人施加的影响。其目的在于使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得以发展，以适应整个社会在总体上对儿童的要求，并适应儿童将来所处的特定环境要求。由此他提出了“教育社会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目的•体现”理论，对教育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的本质属性及其基本功能给予了回答，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然而，涂尔干的教育功能理论明显具有理想化色彩。在其理论中，所谓的“教育功能“不是教育可以产生的作用或功能，而是教育应该发生的作用或功能。后来，美国著名结构功能主义奠基人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了“功能•期待•体现”理论。他认为，教育应该履行有利于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功能，即社会化功能和选拔功能。社会化功能主要培养人的义务感(广泛的社会价值务感与社会结构中承担特定角色的义务感)和能力(个人角色所需技能和同他人交往的能力)。选拔功能是指教育对成人角色系统所需的人力资源进行分配，从而确保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
2．有条件正向功能理论
教育正向功能理论没有深入考虑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回答教育界出现教育资源浪费、效益不高等问题。为此，理论界提出了“有条件的正向理论”。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教育的有条件下的正向功能理论。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形成•释放说”。这一学说将教育过程分为“形成”和“释放”两个阶段。制约教育功能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四个：一是教育者的素质；二是受教育者的基础条件；三是先前所具有的可资利用的物质基础条件；四是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以及教育过程的有效性。教育功能形成凝固形态和流动形态。所谓凝固形态，是指教育功能形成之后，用以承载和储存教育功能的相对稳定形式，也是教育功能形成到释放的媒介，即人才和精神文化产品。所谓流动形态，是指功能的形成与释放同时或连续发生，中间不存在明显的滞缓环节，即对社会舆论的鼓动、辐射和渗透。
3．教育社会学视角下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解释
从教育社会学角度来看，教育明显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即教育是促进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客观上需要从教育领域寻找力量。其基本突破口就是促进农民的现代化。要实现农民的现代化，需要加强农民教育和培养，造就数以亿计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无论是教育正向功能理论还是有条件的教育正向功能理论，都主张农村留守劳动力参与教育活动，提升自己的角色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从业结构和技术机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也呈现多样化特征。这就要求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应该多元供给，以适应不同农村发展的多重角色要求。总之，教育社会学理论给我们开展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我们回答了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的必要性问题。
二、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经济动因
1．农村人力资本理论
19世纪60年代，著名人力资本理论奠基人、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把人力资本理论引入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了著名的以科技、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这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力资本是经济学中的新概念，是指个人具备的知识、才能、技能或资历，即体现在人身上能带来收人的资本。人力资本一部分是先天带来的，而大量的则是后天通过受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视为一种投资而不是消费行为，而投资是讲究回报的。因此，舒尔茨认为，教育是一种能够带来巨大收益的投资行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关键是这些地区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很高，归根结底是这些地区教育投入充足。反之，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其原因是人们没有具备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缺失的原因是教育不够发达，也就是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其掌握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水平，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达到一种新的均衡。教育能增进人的能力以适应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之变化。由于教育具有长期性特征，经济发展具有动态性特征，因此舒尔茨提出，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应该持续进行，这样才能使教育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的要求，教育才能持续地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这是他高度重视继续教育的原因所在。他指出，继续教育是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投资，应把发展继续教育作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补充。在动态的农业经济发展中，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农民劳动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的综合能力，使农民能够不断掌握现代生产技术，把握劳动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其意义重大。
2．农村发展与教育理论
舒马赫是英籍德国经济学家。其著作《小的是美好的》分析了农村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问题，并从教育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发展问题进行了阐述。舒马赫认为，农村贫困的原因在于农村的教育、组织和纪律方面存在缺陷。在他看来，发展并非从商品开始，而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没有这三者，一切资源将始终是隐藏的、未开发的、潜在的。二战后许多国家的发展都有力地证明了无形因素的重要性，如日本。舒马赫坚信：“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既然症结在此，解决问题就应从此突破，首先应把发展的重点从商品转移到人，在对全体人民的教育、组织、训练过程中实现农村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农村的智力援助，赠予有用的知识，也即发展农村的教育。智力援助比物质援助更重要。“授人以渔”优于“授人以鱼”，在对38农民的援助方面，不仅要让受赠者知道“是什么”，更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和“怎么做”。给穷人注入的知识既在穷人看来是新的知识，同时也必须同他们已经在做的工作有某种程度的有机联系。也就是说，授予穷人的知识必须既要符合穷人的接受特点，又要使他们看到新的希望。这种赠予知识的过程也就是对农村居民进行教育的过程。舒马赫认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应该建立在经济发展领域以外，应该建立在教育、组织、训练之上，建立在政治独立和自力更生的民族意识之上，不能一直依靠国外技术人员或者简单的技术移植。必须把教育作为一种技术革新的普遍的“改造运动”来抓，把主要力量放在充分激发每个人的干劲、热情、智慧与劳动上，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取得经济持续发展。发展政策只能对发展过程起到加速或延缓作用，而不能跨越教育发展这个阶段。发展计划也只有在劳动力现有的教育水平能够为其提供支撑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才是有益的、有生命力的和真正有价值的。
3．教育经济学视角下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舒尔茨的农村人力资本力量和舒马赫的农村发展与教育理论都明确告诉我们，发展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事业不是一种消费行为，而是一种投资行为。通过教育，可以不断提高农村留守劳动力的认知水平、能力结构和综合素质，从而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村发展水平奠定扎实的基础。然而，结合我国农村发展实际，农村留守劳动力自身投入教育的动机和能力明显不足。这就需要第三方加大投入。从政府来讲，需要把农村留守劳动力培育问题作为重点工程来抓，加大投入；从社会角度来讲，企业或者NGO组织等社会力量也应该看到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的重大机遇，积极投入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工作。国家先后启动了“绿色证书”、“农村实用人才计划”等工程，推进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但是，这些培训是以培训城市化、工业化所需产业工人，将农村留守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去为目的的。针对农村留守劳动力培训的项目还不多，而且涉及面很小，效果也不是很好。
三、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价值取向
1．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美国心理学家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把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他认为，五种需要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但这一次序不是完全固定的，可以变化，也有种种例外情况。其中，他认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属于需要初级阶段，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属于中级阶段，自我实现属于高级阶段。人们总是在力图满足某种需求，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取而代之。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其行动的动力。相应的，获得基本满足的需要就不再是一股激励力量。所以，需要是动力，需要是激励人实现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2．教育需求理论
教育需求是指社会和个人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通常分为教育社会需求和教育个人需求。所谓教育社会需求，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基于国家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要求而产生的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影响教育社会需求的因素包括社会人口状况、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政策导向等。所谓教育个人需求是指个人出于对未来知识、技能、收入、社会地位的预期在各种需求中进行选择，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分为精神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和社会地位需要。影响教育个人需求的因素包括个人天赋能力、家庭的经济背景、学杂费高低、个人教育未来收益等。
3．教育心理学理论视角下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分析
当前，农村留守劳动力的结构和类型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1)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的收人结构由原来单纯依靠种植业收益，变为农、林、牧、副业等多渠道收入并存。农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吃、穿、用等消费比倒大幅下降，农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投入大大增加。农村留守劳动力在经济上的投入需求不断增长。
(2)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留守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已经和农村完全脱离的关系；--部分有技术、会经营的农村留守劳动力虽然在农村，但是大多从事第二职业或者其他产业，农村留守劳动力基本上属于兼业型。还有一部分没有其他劳动技能、社会资本匮乏、缺乏市场意识的农村留守劳动力还在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而且“非农化”的程度和趋势越来越高。
(3)农村文化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留守劳动力的诉求已经：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诉求，他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已经从生存性诉求转向发展性诉求：一方面，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开始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非农生产知识、技术需求比重不断提升，农村留守劳动力参与教育培训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农村留守劳动力参与教育目的，已从“生存性”教育已经转变为“发展性”教育。在农村大部分地区，农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农业税时代农民人口经过休养生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进一步改善生活水平、谋求更好的发展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已成为新时期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所以，农村留守劳动力的教育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生产；现代教育；“教劳结合”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类的劳动分工是十分粗浅的、笼统的，教育基本上是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近代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为典型的“第二大(社会)形态”阶段，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人类劳动的体力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分裂、对立达到了顶点，人被视为完全不需要具备任何专门技艺的工具，人手的灵巧被机器的精确所代替，他只需被动地伺候机器的运转，在资本眼里，人仅仅是大机器工业中的一个活部件。马克思说道：“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再次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
自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学校教育又开始被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改良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谋生、糊口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突破古代学校教育对原始社会广义职业教育的异化，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成为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wwW.133229.cOm因此，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为基础。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以机器生产形式代替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使单个人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而使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生产经验，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经验，即间接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劳动者再也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直接在生产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主要依靠间接经验。因此，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和训练，授以劳动者各种间接经验，就成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国家和有为政府就必须重视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
其次，近代大机器生产和学校职业教育是同社会分工细化、专门技能技巧深化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后，现代生产体系和技术分工基本形成，并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生产中的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革命，于是就对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熟悉机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技术。这同时也就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同现代生产活动相结合，传授生产中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培养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这就说明，现代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分工和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
职业教育打破了古代社会以来学校教育仅服务于统治阶级治国治民需要的局限，使教育重新回归于本初状态，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服务。同时它也冲破了正规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时间和空间，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就当时的职业教育具体形式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18世纪末出现的技术工人讲习所(mechanicsinstitutes)，如1799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厂中开设的科学和数学夜校讲习班，对象是技术工人；二是政府强力推进建立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批准开办的公共工程中心学校(1794)、综合技术学校(1795，即后来著名的巴黎理工学校)、德国虔信派牧师开设的“实科学校”(1708、1747)等。但马克思并不推崇这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而是从工厂教育的实践中发现了未来教育的方向，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历史上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人是托马斯·莫尔，他在《乌托邦》一书中阐述了教育与农业、手工业劳动结合的思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提出建立“劳动学校”的想法，首次明确提出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张。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劳动是儿童教育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适当的体力劳动能够促进人的智慧和道德发展。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并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
二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工厂生产中使用童工是普遍现象，童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其体力、智力及道德备受摧残。1800年1月，29岁的欧文从岳父大卫·戴尔手里接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一职，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学说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工厂中实施了“通过改变环境来塑造人的性格，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的改革计划。他将每天劳动时问缩短为10小时半，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工人子女开办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为6～10岁的儿童开办初等学校，为11～17岁的童工开办夜校，教授适合儿童年龄并且对未来生活有用的知识。1816年1月，欧文将他的工厂教育机构命名为“性格陶冶馆”。
由于欧文的示范作用，加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英国议会先后三次通过工厂法，规定若干保护童工的措施，并附有童工教育条款。例如，《1802年工厂法》规定，工厂主应对童工进行读、写、算的教育；《1833年工厂法》规定，纺织厂14岁以下童工每天必须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1844年工厂法》规定，8～13岁童工每周须在学校学习6个半天或3天，否则不得受雇。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他发现工厂教育制度中实践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改造旧教育、促使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的个性、才能和世界观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劳动同教育的早期结合，必然发展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的结合。
三是马克思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上。他们通过对现代工业生产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了现代工业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物质条件。提出了客观的需求。
四是马克思直接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的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优秀思想成果，确立了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并且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工厂教育制度，从《工厂法》中看到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萌芽。
马克思十分推崇欧文在自己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活动。他在《资本论》中说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的基本原意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是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客观发展规律中预见到了未来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
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亦即现代工业性质的生产劳动；所说的教育是家庭以外的教育，主要是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学校形态教育。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第三，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包括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同生产劳动结合，也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专门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
在以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出现之前，职业与教育是分离的：从事谋生糊口的职业劳动者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而从事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者也是一生一世都远离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颠覆了之前以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它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建立在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既可以使学校教育获得社会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高教育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指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之间的互相作用问题。现代生产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生产使教育在体系结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教育第一次在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有了完整的体系，既“劳心”又“劳力”，并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合二为一。但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十分强调治“学”的正统观念，长期以培养治国的“接班人”为目的。不屑培养治“事”的“建设者”，所以，职业教育的地位十分尴尬，既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边缘位置。
21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对提高生产力，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以及对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作用，都得到各个国家的一致认可，都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马克思这句话的重点是强调教育的作用，强调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那么，职业教育对现代生产都有哪些作用呢?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起着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作用。科学是一种一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没有物化的生产力。把科学物化在生产中就可以变为直接生产力。这种物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把科学变为生产技术，物化在生产工具中，改革工具，革新技术；其二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劳动者，使劳动者具有生产技术和能力，提高智力水平。职业教育是实施这两种物化的重要措施，是这种物化的最有效的形式。在现代职业教育中，人类长期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是经过有目的的选择、提炼和概括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学生的学习又是在教师科学传授方法引导下进行的，因此具有较高的效率。这对于现代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现代教育所传授的某些部门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运用于生产中，转化为生产的一个条件，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短期训练在这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另一方面，现代学校教育还起着促进科学知识的联系、积累和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如各类学校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学科，都不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的知识结晶。在这一积累和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职业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和造就具有知识技能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直接参加了劳动力的训练和培养过程，不仅要为社会生产培养有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劳动后备大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从事脑力劳动的专门人才，即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技术人员等。这些人将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马克思有一句重要的话：“充分发展起来的个人自身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里说的“反作用”，主要是指人通过学校教育，从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到训练成专门劳动力的过程。人通过教育过程的培养和训练，就会使自身充分发展起来，具有较高水平的劳动能力。
关键词职业师范教育；劳动教育；学前教师教育；幼儿园教师；职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20）23-0072-05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年3月20日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1]。劳动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备受关注，这对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能力提出新要求。职业师范院校是培养一线学前教师的摇篮，职业师范教育中对劳动教育的重视可以提高幼儿园教师开展劳动教育的职业能力，增加劳动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比重，推动我国开展劳动教育的质量。但劳动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未获得独立地位，在职业师范教育中对此也关注不足，这些不足导致幼儿园教师对劳动教育的弱化，进而导致幼儿出现劳动意识淡薄、动手能力差等问题。因此，分析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的现存问题并提出可实施的解决路径，是提高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地位的必然要求。
一、劳动教育对幼儿园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的新要求
（一）劳动教育的内涵与价值
1.劳动教育的本质内涵
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对劳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是对年轻一代参加社会生产的实际训练，同时也是德育、智育和美育的重要因素，能培养人的道德品格和智力品格。”[2]另有学者强调：“劳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形成劳动价值观和养成劳动素养为目的的教育活动。”[3]本文认为劳动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能有效提升受教育者德智体美等方面素质，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劳动思想观念和劳动技术能力，并使学生养成良好劳动行为习惯。
2.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
《意见》中强调：“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4]劳动教育的具体价值包含以下两点。
第一，劳动教育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古至今，很多教育都是单一地从思想意识层面来增强人的知识，遵循身心二元论的思想，这完全割裂了身体和心理之间的联系。全面和谐发展则意味着要达成一种身心的和谐，劳动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劳动中可以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智育、体育、美育也都能以实际体验为基础，在劳动实践中不断渗透。
第二，劳动教育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劳动价值观。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当前有很多学生出现不想劳动、不会劳动、不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情况，这表明当今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学生没有对劳动形成正确的认识，进而影响其人生观、劳动价值观的形成。所以，要通过劳动育人，通过劳动教育感化人，促进学生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
（二）劳动教育对幼儿园教师职业能力的诉求
1.从单一走向全面
劳动教育对幼儿园教师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单一方面的，而是整体意义上的，即对其能力的要求更加全面，不仅要有环境创设与利用、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等能力，更要具有卓越的激励与评价、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发展的能力。教师不仅是教育的实践者、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是教育的研究者。在不断的“实践—沟通—评价—反思—实践”循环中，实现劳动教育效果的不断提升。
2.从感知走向实践
劳动教育需要基于儿童的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得直接经验，因此更加需要教师具备实施劳动教育的能力，在入职前学习劳动教育的相关知识、课程，在入职后给儿童提供“做中学”的机会，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善于利用生活中的教育机会，适时开展劳动教育。
3.從预成走向生成
过往教育过程中更强调幼儿园教师在活动之前的预成能力，提前设计好了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甚至是教育情境。预成能力重视教师的教而忽视儿童的学，忽视了教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使教学变得僵化，很容易造成教师的“一言堂”，儿童不易对教育内容形成深刻认识。而新时期劳动教育更强调教师的生成能力，教师要在实际互动的教学过程中形成有意义的对话教学，要具有教育机智，能够及时捕捉到教育机会，对教育内容作出灵活适宜的调整，充分发挥儿童的主体性，促进儿童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究，达到深度学习。
二、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开展现状
（一）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偏差
劳动思想观念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观，是对劳动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它决定着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对于劳动技术知识的态度及能否形成正确的劳动行为习惯。当前很多学前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存在偏差，学生轻视劳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学生成长过程中缺少劳动。从社会背景来看，新生代大学生从小物质生活优越，大多没有劳动体验，因此没有对劳动形成正确认识，对劳动教育不理解、不认同。第二，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影响。目前社会上有些贪图享乐、急功近利、好逸恶劳的人，很多学生由于没有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不足，就会盲目跟从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严重影响学生的日后发展。第三，社会普遍重视应试教育，忽视劳动教育。在“唯分数至上”的社会观念里，一切不量化成分数进行评价的或与考试等无关的教育内容都是无用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学生都更重视专业文化课程的学习，对于劳动教育的观念较为淡薄。第四，很多教师将劳动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如学生犯了错误，老师罚他负责值日、搬东西等。惩罚的目的是对学生的某个错误行为的控制和抑制，惩罚给人带来的往往是负面的情绪体验，是对劳动教育的消极强化，这样会使学生不能感悟到劳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学生就会逐渐地反感劳动、厌恶劳动、逃避劳动，那么学生自然地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判断。总之，当前学生对劳动教育存在不理解、理解偏差甚至理解错误的情况。
（二）开展劳动教育的措施不足
在师范教学质量评估、学前专业学生就业需求强劲的背景下，如何达到质量评估的量化结果以及如何提升学前职业师范学生的实践能力，成为各职业师范院校关注的焦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教育，职业师范院校鲜少关注劳动教育，劳动教育处在被边缘化的位置。
第一，培养标准中少有关于劳动教育的内容。培养标准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目前职业师范院校培养标准大多涉及职业道德、学科知识、实践能力等方面，但很少体现劳动教育方面的内容。如果说课程设置是弓箭，那培养标准就是靶子，没有明确的靶子作为目标，箭就会射偏。没有明确的劳动教育的培养标准，那么要培养学前职业师范学生的劳动思想观念、技术知识、行为习惯就更无从谈起。
第二，课程教学体系中较少设置与劳动教育相关的课程内容、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其一，关于课程内容。目前学前职业师范院校的课程内容设置中鲜有单独将劳动教育作为一门课程。现有的劳动教育课程内容基本分为三种：一是基于学校统一安排的劳动实践活动，但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二是在其他课程中有所涉及，但时间短、内容少、效果差，而且有些劳动教育内容已经变得陈旧，背离了时代要求，但教师却没有对其及时更新和创新，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三是专业性实践课程，例如幼儿园实习、见习等。其二，关于教学过程。现有的劳动教学过程缺乏难度适宜性和可操作性，形式主义比较严重，教师设置的教学过程没有难度、不够深入，就会导致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在劳动学习中并没有获得思想、知识、行为方面的提高。久而久之，学生自然认为劳动教育没有用，总是处于“应付”劳动教育的状态，进而影响其正确劳动思想观念的形成。其三，关于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是对教学质量的判断。在教学评价方面少有针对劳动教育的评价，缺乏劳动教育相应的评价标准与考核机制。现有的劳动教育评价还存在论断主观、形式单一等问题。不适宜的劳动教育评价势必会影响学前专业学生参与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影响其劳动素养的形成。据此可以看出，当前职业师范院校课程教学体系比较固定，劳动教育相关的教学内容不系统不连贯且缺少时代性，缺少关于劳动教育的适宜的且具有操作性的过程安排以及灵活、多元的评价方式。
（三）缺乏劳动教育实践
目前学前职业师范学生普遍缺乏劳动实践的时间和机会，教师在劳动实践过程中缺乏对学生劳动教育技能的培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课时安排来看，缺少劳动教育实践课时。目前职业师范院校培养方案整体上缺少实践课程的课时安排，已有劳动教育课程中也呈现出理论课多、实践课少的态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劳动教育中缺少了实践，就会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它应有的效果。
从实践时间来看，劳动实践时间短，无法将内容深入内化。时间是进行深度学习的有力保障。深度学习，就是指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着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5]。深度学习要求在实践中逐步加深理解，再通过反思以发现新旧经验、知识间的联系，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但由于目前的劳动教育实践时间较短，大多数学生对于劳动教育内容还停留在浅层的学习阶段，不足以深入提升劳动技能。
从教学方式来看，缺少对学生实践过程中的技能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主，忽视了“做中学”的独特价值。技能是一个在教师指导和不断刻意练习下，通过同化、顺应，从“不平衡”慢慢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建构过程。由于学生就业需要，很多院校把职业教育技能作为培养的重点，没有凸显出学生实践劳动技能的培养。
综上所述，职业师范教育作为培养未来优秀教师的教育，开展劳动教育就更为必要和急迫，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其劳动教育仍亟待加强。
三、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开展策略
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当前，针对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所存在的不足，可以从強化理论、提升标准、系统培养、重视实践等方面促进劳动教育和学前职业教育的相互融合。
（一）强化理论，提升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
当前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存在理解与认识的偏差。针对观念上的问题，重点是要强化理论。学前职业师范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学前职业师范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让劳动教育观念在学生心中扎根，引导学生理解劳动教育的真正内涵，进一步认识到劳动教育对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只有学前教育师范学生形成了对劳动教育的正确认识，才能在入职后的幼儿园教育中将劳动教育落到实处。提升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充分利用社会舆论引导学生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微博、企业号等学生热衷的社交媒体在学校范围内宣传劳动教育，报道相关劳动模范人物事迹，开展朋辈交流会，组织“劳动月”“劳动日”等活动，为有劳动经验的学生提供交流平台，发挥榜样的力量，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劳动，感悟劳动的意义，提高学生内心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功能，让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发自内心地接受劳动教育。
其次，积极支持学生参加教育实习、勤工助学等社会劳动。新时代倡导的劳动教育不仅仅是学习农民、学习工人等，更重要的是树立爱劳动、崇尚劳动的理念与认识。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只有将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层面反思劳动教育理论，才能将其反馈到对劳动的认识上。
最后，教师应该时刻注重对学生劳动教育观念的指导。部分学生之所以没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就是因为受“重结果、轻过程”的传统教育观念影响。教师要引导学生将职业启蒙教育与劳动教育联系在一起，让学生重视劳动与实践的地位，扭转关于劳动教育的错误观念，认识到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取得高分和成就，而是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作出贡献。
（二）提升标准，构建专业劳动教育培养体系
当前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没有构建专门的劳动教育培养体系。针对开展形式上的问题，重点是要制定标准。在学前职业师范教育过程中确立专业的劳动教育培养目标，不僅能让教师和学生都更明确劳动教育的目的，还能有更充足的教育依据，为后续开展的劳动教育提供方向。学前职业师范教育构建专业的劳动教育培养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要将劳动教育纳入学前教育师范生人才培养计划。职业师范学校要从政策、培养计划等方面保障劳动教育的开展，制定可实施的教学计划，并设置劳动教师岗位，聘请专业的劳动教育教师，为学生提供劳动教育的场地。劳动教育培养体系应在劳动教育理论指导下，涵盖特定的培养目标，具备相对稳定的教学体系、管理体系、课程体系等，应是一项涉及多项工作的系统工程。
其次，要形成完备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通过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将劳动教育与教学实习、社会志愿服务等充分结合，建立一套合理高效的劳动教育评价方案。评价的内容包括对劳动教育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具体劳动两方面。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包括对教师开展劳动教育课程的情况、教师的教学态度与方法手段等的评价，以保证劳动教育教学的质量。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主要是对师范生参与劳动的态度、行为等。多元主体评价，既能保证评价的结果公平，也增强了评价的深度和广度。
（三）系统培养，构建劳动教育相关的课程教学体系
当前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没有构建劳动教育相关的课程教学体系。针对这一问题，重点是形成课程教学体系，落实系统培养。课程是开展教学的载体，传统意义上的课程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并规定学时与学分及具体的学习内容和相应的学习模式。但对于劳动教育来说，不仅仅要设置专门的课程，还应该让劳动教育贯穿到课程体系的每一个过程，让劳动教育课程既有理论根基，又能落地生根。
首先，根据学前职业师范学生的特点和幼儿园教师的岗位需求设置基础性劳动课程。课程实施可以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也可利用“互联网+”为学生提供在线课程，如建立虚拟仿真平台，这种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参与课程的兴趣，并从仿真实验中体验到劳动与实践的意义。
其次，多为学前职业师范学生设置专业性劳动课程。专业性劳动课程具体包括学前专业启蒙课程及幼儿园见习、幼儿园实习、幼儿园顶岗培训实习等课外实践环节。只有将劳动教育与专业性劳动素养培训课程结合起来，才能使学生将劳动教育放在与其他专业课同等的位置。开展专业劳动课程可以让学生直接体验到职业的兴趣，磨练职业意志力与责任感，增强对未来即将从事职业的信念。
最后，为学前职业师范学生设置拓展性劳动课程。拓展性劳动课程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和劳动文明程度，主要包括道德修养、创新创业、艺术文化、志愿者服务活动等。该类课程可以与“第二课堂”结合，如可将个人文明行为、参与志愿活动的次数及寝室卫生情况等纳入到评价考核中，达到考核目的的同时提升学生的自我修养。
（四）重视实践，增加学生实践劳动教育的机会
一、调查数据统计
首先分析广东省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就业特征等。经过对问卷调查所得数据的整理统计分析，我们了解到，广东省企业劳动力中超过60%的被调查劳动力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男女比例接近1:1；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约为30.4岁，以青壮年为主，广东省本省户籍劳动力与非本省户籍的劳动力数量比例接近1:1。而在就业情况方面，近80%的被调查劳动力的职位处于“无职位”、“基层”状态，中层职位和高层职位占比很少。而在劳动力收入方面，数据显示劳动力月工资的均值为2307.3元/月，众数为2000元/月，标准差达到1753.96元/月，近九成的劳动力月工资分布在800～3500元/月的范围，大部分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劳动力接受教育及培训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1050个被试参加了职业教育，占总被试的33.8%，而未参加职业教育的被试数量为2054，占比66.2%；参加中专、技校、职高职专等中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7.9%，参加大专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5.9%。从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的比例可见，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整体普及程度不是很高，职业教育的水平等级也较为偏低，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人数不多。
二、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与收入的回归分析
（1）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收入状况差异分析。利用spss统计数据软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职业教育情况下广东省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差异进行检验。统计数据显示，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450.58，标准差为1911.21，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234.06，标准差为1663.59，二者的平均数均为2000，t=3.117，df=1875，p=0.002。结果表明，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在月工资收入上差异显著（p<0.01）。整体看来，不同职业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月工资收入差异显著。在月工资均值方面，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均值高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分布状况方面，两者的月工资收入的中位数相同，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的标准差显著大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
（2）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收入差异来源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差异。为了准确判断出职业教育是否能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技能来提高劳动力收入，以及对现有收入的影响程度，本章节利用计算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明瑟方程，通过回归模型进一步深入揭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程度。以劳动力的个人月工资收入为因变量，职业教育为自变量，进行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分析数据表明，相关系数R=0.033，决定系数R2<0.001，F=1.417，标准化回归系数=0.033，t=1.190，可知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回归方程不显著（P>0.05），职业教育能够解释月工资总变异的不足0.1%。从估计的回归方程可知：未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平均月工资为2236.049，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为2339.127。根据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可知，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不会造成劳动力月工资的差异。
三、结论及建议
职业教育作为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之一，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匹配、与人力资源配置相适应，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本研究通过对以广东省为例的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与其个人收入的关系和影响的分析，浅谈若干相关政策和建议。
（1）整合师资力量，有效约束培训结构和职业院校做精做强。职业院校要具有一支符合职业教育特点、教学要求和具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教师既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能够胜任理论知识教学，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市场经验，对市场需求和发展有敏感而精准的把握。这就要求职业院校改进整体师资力量不够强、待遇激励不足的现状，完善职称评定和任务安排，制定相应的绩效激励；同时开展公办职业和技工院校向落后地区师资培训和交流、共建培训基地。
（2）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转变政府职能。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数据表明，个人投资职业教育成本高，投资积极性会由于直接成本过高而降低，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社会捐资集资办学经费停滞不前，致使职业教育经费高度紧张。国家应加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适当降低个人参与职业教育的投资成本压力，让更多的劳动力能够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更好的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我对学校一年级120名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后了解到：学生自己整理书包的占58.2％，早晨自己穿衣服的占2.2％，自己叠被子的占1.6％，用餐时自己盛饭的占14.1％，自己每天步行到校的占5％。
由此引发我的思考：而今中国一大批小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自理能力普遍低下，如此进入充满竞争的21世纪，将会惨遭淘汰。尤其是当今农村小学生的劳技教育已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如何针对农村实际，对小学生加强劳技教育呢？
1.学习讨论，明确意义，形成共识
我们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有关文件及《劳动课教学大纲》，并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广大教师深刻地认识到：第一，不爱劳动的学生并不是天生懒惰，而是“日久成习”，要培养学生真正爱劳动的习惯，要给予热情地引导、及时地鼓励、不懈地督促。第二，广大教师要以身作则，不要让学生为自己做事，如打扫办公室、批改作业等。有时还要带头劳动，实践证明教师亲自参与学生一起劳动，能空前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性。第三，切忌将劳动当作一种惩罚手段用在学生的身上，如犯错之后罚擦黑板、摆桌子、扫地等，因为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感。
劳技教育缺少了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一方面家长可以在生活中随时随地指导学生进行劳技训练，另一方面家长还可以督促孩子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培养学生爱劳动的感情。我们通过家长学校举行家长教育讲座等，让学校和家长形成共识：学生参与劳动，不仅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爱惜劳动果实的品质，而且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在劳动中提高学生的观察力、创造力，使双手更加灵巧；不仅有助于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而且有助于学生形成健康的品质，懂得尊重老人、孝敬父母、关心他人、帮助别人。
2.重视劳动课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小学劳动课是对学生进行劳技教育的主阵地，在每学期初，学校就要求教师根据大纲要求制订教学计划，并认真组织落实，保证做到：劳技课，课表上有位置，行动上不被占挤。另外还要求广大教师根据教材的知识点和编排特点，组织实施教学，提高每堂课的教学质量。首先，教师应根据小学生的好奇心理和兴趣的不稳定性，挖掘每课内容和思想内涵，创设劳动教育的愉快氛围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情境，激发学生的思想感情，树立劳动观念。如在手工制作时，播放一支精选的音乐，营造一个和谐的音乐氛围，让学生随着优美的旋律进行实践操作。其次，加强先进导向，进行技能指导。教师在课前先制作几个精致的手工制作，让学生进行观赏，激发学生浑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动手愿望，然后，指导其手工方法，让学生自己操练。再次，展示劳动成果，让学生体会劳动所带来的快乐，从而树立劳动最光荣的思想。
3.开发课外劳技教育的渠道
结合农村的实际，努力开辟课外劳技教育的渠道，让学生到广阔的天地里去体验生活，从学习体验中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树立艰苦奋斗、热爱劳动的思想。在实践中，我们力争做到劳技教育的五个结合：
与自我服务劳动相结合要求学生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保持自己学习环境、生活环境的整洁和美观，培养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技能，如教育学生自己削铅笔、包书面、整理书包、洗手洗脸、剪指甲、订钮扣、系鞋带、穿衣服、铺床叠被等。
与学校服务劳动相结合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集体的思想。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值日劳动、大扫除劳动，让学生为美化校园、美化班级出力。如擦窗扫地、布置教室、植树浇花、冲洗厕所等。
与家庭服务劳动相结合让学生帮助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让其感到自己是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应该关心家中的事，做好父母的小帮手，培养孝敬父母长辈的美德。如：洗衣做饭、扫地洗碗、买菜购物等。
进入阶级社会，原先共同劳动的人们逐渐分化为一些只用精神的贵族和一些只用肉体的奴隶。柏拉图一心只培养他的哲学王，亚里士多德则致力于使灵魂的三个部分在理性的指导下和谐共存……在古希腊，未来劳动者的职业训练被排除在教育领域之外[5]；在中国，樊迟“请学穑”，“请学圃”，孔子拒绝回答，迨其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6]。总之，教育与劳动分离了，正如黄济先生指出的，“就剥削阶级的本质而言是鄙视劳动的，在大工业生产出现之前，不论其所谓‘和谐教育’或‘全面发展’，都不包含劳动教育在内”[7]。一般认为，教育和劳动的再次相结合，是大工业生产提出的要求。
在欧洲，有记载的最早主张劳作教育的应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人文主义教育家们歌颂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要求培养具有自由、平等精神的公民，因此，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之一、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劳动，自然进入教育家们的视野。莫尔（Thomas More）在其《乌托邦》中就极力主张勤劳劳作：“凡住在乌托邦的人，都当学习农业至于某种程度；又应于木工、石工、锻冶、羊毛、亚麻等工作中，任意熟练一种。教师应当常常领导学生到农场和工厂中观察他人工作并随时参加。”[8]在人文主义者康帕内拉（Tommaso Companlld）所描绘的太阳城山顶上，有一座神庙，无数条螺旋的道路通往于此。道路两侧的墙壁上绘有关于动植物、天文、数学、物理发明等的图画，人们每天一面步行其上，一面练习学问。康帕内拉把这里喻为实行教育的场所，其中的第六块墙壁上便画着关于工业手工业的说明：“城内最精良的技师受政府任命，为全城学生的教师。”[8]由此，手工科成为了学校的正式课程之一。
萨文黎（Huldreich Zwinngli）在其所著的《教本》（Lehrbuchlein）中最先提出了劳作的教育意义――免于怠惰。他在书中写到：“所有的基督教徒应该切记：昔日住在玛西里亚镇（罗马的村镇）的人，若不熟练某种手工业，决不予以市民权的这段事实。如此方能免除万恶之源――怠惰，且肉体亦将因此达于强健而确保生长。”[8]
当然，以上种种只能算作劳作教育思想的发端，因为他们仅仅主张劳作的必要性，用文学作品等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劳作教育理想，还不曾有一个具体的实行计划。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教育权利逐渐从宗教转向世俗；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普及教育的出现，人们有了实践自己教育理想的可能。在启蒙者对劳作教育的基础设想――以现实生活为对象――之上，人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在近代教育史中逐渐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
一、作为教育手段、原则的劳作
启蒙运动以来，许多教育家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将劳作看作是最适合儿童的活动方式，所谓“从作为而生感觉和思维，是自然的结果；从作为到思维是人类进步的顺序”[8]。由此，劳作成为这些自然主义教育家眼中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下面仅举具代表意义的几例进行分析。
最早将劳作思想作为教育原则应用于实际教育之中的是被誉为无与伦比的德意志人的伟大导师的梅兰克顿（Philip Melanchton），在其为哥尔多堡（Goldberg）所创立的学校规程（Gesetze）中，对于学习法特别称之为劳作法[8]，其意在于要求学生重视活动，重视学习的实习方面。
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则是被人们提及次数最多的主张劳作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作为独立形态的教育学的开创者，主张教育的任务是将自然赋予人类的知识、道德、宗教的种子，遵照自然的法则而导出。他借助和虔信思想提出了各种崇高的、纯世俗的教育任务。劳作教育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也被纳入其中，他甚至响亮地喊出了“从实践中学习”的口号[9]。具体说来，他认为人生来具有能言的口及能干的手，能将所有要实行的事情巧妙地表现，所以，最合理的学习方法便是，以心来学，以口来说，以手来做。因此，儿童幼时就应该练习手的使用，“务期其敏活”[8]。在夸美纽斯眼中，劳作活动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其作为一种教学手段，一种实现其教育理想的教学原则。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更是将其视为实现其直观教学的最重要途径。“直观和工作发生了密切的结合，因工作而直观深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裴斯泰洛齐的直观不是简单地将对象映于儿童的感官之前，它必须包含数（Zahnkraft）、形（Formkraft）、语（Sprachkraft）三个方面[10]，所以直观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儿童自身的活动自由地把握直观对象，而手工的劳作，是完成直观最重要的第一种手段。因为在直观的过程中所需采用的“数”和“形”这两个手段，都以儿童的手工劳作为基础。尤其是“形”，又称为“身体熟练ABC”（ABC der Fertigkeiten，即身体技术力），其基础训练方法就是以手工工作为内容的所谓从事产业的基础体操。由此，手工劳作作为技术力教养的基础学科而在裴斯泰洛齐的直观教学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
将劳作视为教育原则最典型的还要属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ebel），根据他的“表现自己活动的原理”（Prinzip der darstellenden Selbsttatigkeit），福禄培尔认为，正如游戏是儿童自发活动中最合乎自然的形式一样，劳作则“是他（指年长的儿童――引者著）的自发活动中最合乎自然的形式[11]”。福禄培尔尊重学生自己活动的劳作，并且将“自己活动”――即劳作原则扩充到教育组织的全部。在福禄培尔眼中，由于人类是由具有创造性的上帝依据自身所造出来的，所以，“人应当像上帝一样进行创造和发生作用”[11]。劳作的训练，恰恰使其在自身之外表现出这种本质。基于此，“父母和教育者应时时注意让他们学会通过自己的手和依靠自己的判断去处理事情，并独立地处理事情……”[11]也正是由于上述的自我活动原则，海尔曼（Hermann）将其尊为劳作教育的真正创始者[8]。
二、作为教育目的、内容的劳作
近代以来将劳作作为教学内容的，要从实科教育思想说起。由于十七八世纪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重大发明和发现，欧洲人的思想观念比起人文主义时期更加贴近现实、注重世俗。在此基础上的实学主义从实利、实用及实际生活出发，极力倡导对于自然界的科学、现实的自由精神，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正确而有用的知识。由此在教育上产生了重直观、重事实、重劳作的实科教育思想，而劳作课也自然成了他们的课程首选。另一方面，主张自助、自立的教育观念盛行，人们普遍认为对于人能做的最好的是教以支持自己，因此，劳作教育开始偏向于职业准备。劳作可以“维持其相当地位之物质的独立”，“使各人成为一般社会有用之一员”[8]。对于将来完全靠自己的双手来营生计的人们来说，劳作必然占据教育的重要位置。
其实，早在宗教改革后期，我们就可以见到类似的主张：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就坚信“教育的目的，是实际生活的准备”[8]，所以，学生应该在实际生活中求知识，读书之余应作各种生计所需的锻炼手足筋骨的运动；路德教会的神学者、讽刺诗人安德雷雅（Johann Valentin Andreae）在其著作《基督诺婆利共和国》（Respublica Christianopolitana）中这样建议：“男生午前上课，女生午后上课，保姆和学者都是他们的教师。学生半日读书，半日做工，所做的工作，大抵为手工、家事、科学实验等，每一学生可根据其天才以选择职业。”[8]
这一劳作学校的乌托邦不久便得到了教育者的关注，英国现实主义教育的重要人物弥尔顿（J・Milton）直截了当地建议，为了使学生获得对于人生有用的知识，“应将有实践经验的人，如猎人、园丁、药剂师、工程师、解剖师、水手等引进校园”[12]。1697年，洛克（John Locke）甚至亲自为英国贸易和殖民地事务委员会拟写了一份《工作学校计划》[12]。
主张以自然的发达而完成人类教育使命的法国教育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对劳作教育思想亦贡献颇多。他认为劳动是自由人类社会的义务，是有效的教育手段。在《爱弥尔》中，他主张任何人都要自食其力，独立自主，不羡富贵，不屈贫苦。“一个人在那里坐吃不是他本人挣来的东西，就等于是在盗窃。”[3]正因如此，人必须学会一种职业技能，当年轻人掌握了一门正当诚实的手艺后，就可以不受世俗干扰，不必寄人篱下，不必利用手腕追求权势而“立身做人”。劳动教育使人永不失其地位和尊严，而卢梭的教育思想正是以自己的活动去获得自立性为主旨的，其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养成“像农民那样劳动，像哲学者那样思想”[13]的人。
费希特（Johann Gottlied Fichte）在他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也特别提到了劳作教育的重要性[14]：既然大部分受普通教育的人，注定属于劳动阶级，那么他们理应受到最有技能的劳动者的陶冶；此外更为重要的理由是，劳动使人将能永远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在世界上，决不需要别人的任何施舍，以实现“人依靠自己获得一种价值”[14]，这是养成个人的自主性、人格的独立性的要诀。因此，在教育中引入劳作教育，使其成为国民职业的预备，毋庸置疑成为“新的民族教育的一个主要要求”[14]。
根据上面的简单梳理，我们发现，近代的劳作教育由于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其不同的劳作出发点必然在教育实践中走出两条相异的道路。将劳作视为原则的，侧重于探讨最合适儿童的“教育性”劳作作业，最巧妙的劳作教学手段等。对他们而言，最需解决的问题便是劳作的心理学依据。当时普遍的认识是：儿童发展的顺序是感官先于理智、身体发育先于精神发展，所以，感官和身体发展是理智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这是符合当时实验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的。教育家们在此基础上论证劳作教育的必要性，并形成了一系列与发展儿童身心的“陶冶”目的对应的学生观、教学论等。而将劳作视为教育内容的，则侧重于探讨劳作的社会学依据。正因为任何一个人最终都要在社会上从事某一项工作，所以劳作作为一种职业预备教育在普通学校里有了存在的理由，由此发展出来独立的劳作科目及专门的劳作教师、劳作教室、工场是其显著特征。至于贡献，前者主要丰富了教学法，是活动教学理论的萌芽，后者则奠定了职业教育的基础。
这两种不同目的取向的劳作教育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大工业生产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将劳作视为教育手段和教育目的的协同体，同时还发展出劳作的社会功能、德育功能、美育功能等等。在这一阶段，人们认识到手工劳作中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并存，手工还成为人格的表现，同时又有职业的陶冶功用与预备职能。因此，作为教学原则的劳作与作为教学内容的劳作都孕育了新的发展因素，还诞生了手段与目的协同的教育理论――劳作的陶冶理论。陶冶理论固然将劳作既视为原则又视为内容，但又不同于前两者的简单加和：作为原则，劳作不再是直观的辅助手段，而是在整个教育教学中以劳作精神为原则；作为内容，也不再局限于职业教育的准备，而是生发出劳作科目自身的陶冶教育意义，并且还被作为实施劳作原则的“刀刃”（凯兴斯泰纳语），从而实现了手段与目的的有机融合。事实上在我们今天看来，不论什么情况下，当人们把一件事情目的和手段勉强划分时，任何一项活动的价值决定于它能否完成目的的要求，作为手段的活动就往往成为苦役；相反，由活动中涌现出目的，目的便和手段密合无间了，而且一项目的达成后，活动并不中止而成为下一活动目的的手段，如此交替进行，目的也是手段，手段也是目的。
具体来看这些新的发展。首先在原则上，劳作的意义不再局限于辅助直观教学或是仅仅作为普通科目的课堂教学手段。自然科学的发达带来实验教学的发展，从而为劳作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认知心理学的繁荣尤其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提出在揭露旧式的书本学校弊端的同时，更是拓展了劳作原则的出发点和思路，也给劳作本身带来新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催生了学校的实验教学，儿童可以亲手检验、重演书本知识，甚至可以尝试自编自导，验证自己的猜想等等。“若能将劳作作为教育的手段而教育儿童以创造地学习，则劳作确为有教授方法原理的价值之一方法。”[8]由此，探究活动教学理论的成长也开始了。
与此同时，劳作教育的德育功能也开始为人所称道。撒尔士曼（Christian Gotthilf Salzmann）最早提出劳作可以使人“因自己的劳作而知尊重他人的劳作，并知财产的价值，因有劳动阶级的经验而增强其人类爱，以自身成就某种重要事项，对于自己的能力感到满足”[8]。在这里，劳作的道德教育价值、人格教育价值显露无遗，“他为完成其教育目的――养成善良而快乐的人类，以手工劳动为最重要的手段，是超越于实利的价值，不能不说是在劳作教育思想史上放一异彩”[8]。由此，劳作教学的教育性思路得以大大拓展。以主张精神劳作而获盛名的德国教育家高第希（Hugo Gaudig）在其著作《自己活动的教育》（Erziehung Zur Selbsttatigkeit）中如是总结：“从来教学的价值，大半存于教师的教法；但劳作教学的价值，是在于学生自己活动的方法如何，即精神劳作的过程如何。”从后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越来越宽泛和倾向于非物质层面的劳作教育论最终走向了劳作陶冶。
而在内容方面，工业社会的发展和普及教育的实现，使得学校从过去教养有闲阶级高尚清暇的处所变成教以劳动的场所，学校开始将培养实务型人才作为主要任务，“劳作学校的主张，是随着经济生活的要求，而成为学校生活化的要求”[8]。
杜威的教育学说中对待劳作的态度，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观点。在他心目中的民主社会里，决不能忍受一些人仅仅得到产业上单纯的、机械的熟练，另一些人却仅仅承受作为装饰品的知识的陶冶。因此，人人都须学会劳动的技能，他那句著名的论断“教育即生活”，就是说教育不能是生活的预备，但却可以是职业的预备。“在如前所说的工业制度下，儿童毕竟要参加工作”[15]，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这种作业（指劳作作业――引者注）的社会意义把它们看作是社会自身赖以前进的各种过程的模式；看作是使儿童确实感到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需要的手段；看作是使这些需要由于日益发展的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而得到满足的方式”[15]。另一方面，“在杜威看来，生产劳动是最有教育意义的活动”[5]。新旧学校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做的学校”，一个仅为“听的学校”。劳作（work）则是近代文化发展的契机，是发展儿童潜力的最佳手段。
在此期间一个值得注意的并且后来也被证明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劳作教育出发点的是：探讨劳作原则自身的教育意义。这条将手段与目的融合、最终走向陶冶的劳作之路是由耶拿大学的数学教授华格尔（Erhard Weigel）开创的。他本是力学、工学界的权威人物，因有感当时升入大学的预备教育的不足，致力于从事教育改革的研究，一心要“养成一个活泼的知识所有者”[8]。他先以三年时间在自己家中集合数名儿童悉心研究，后于1689年在耶拿创办实验学校。华格尔基于儿童的天性，主张动手的活动。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精神有三种形态的作用：第一是活动；第二是因活动而所生的知识；第三是因知识的作用而感到精神的愉快。
这种劳作的陶冶理论，深受文化教育学派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欧洲工业文明兴起以后，虽然人类生活的范围、内容和物质条件大为改观，但同时一些批判人士也反省到，现代社会面临着一个意义匮乏和迷失的危机：科学能够改善人生活的面貌，但它却不能取代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也无力单独地解决克服这种意义危机的问题。相应地，新兴的文化教育学派注重从历史文化和生命阐释入手研究教育。教育不可能不劳而获，并且只有在劳动活动中，思想和道德修养才得以锤炼和提高。而针对当时的国民学校，凯兴斯泰纳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学校按照伦理化的道德品质的标准教育一大批人，而他们的知识力量却不足以创造出甚至纯精神文明的财富，也不足以依靠纯脑力劳动，赢得陶冶性格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教师的产生，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16]
另外，这种劳作的陶冶理论，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日益增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影响。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人们意识到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文化得以发扬，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共同协力从事各种身体的及精神的劳作。有用的国民的养成，成为现代教育最大的任务，所以，教育就不能不与劳作相结合。
除了文化教育学和国家主义的影响，从单纯个人目的来说，劳作对于性格陶冶的作用也普遍被人们所认识。一方面，各种才干和技能只能在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得到发展，而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具备了劳动能力也就意味着有了基本的自理能力和自立能力。人生在世，幸运转瞬会变为不幸，继承的财富会重新失去，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估价为自己获得必要生存条件的优势和学会尊重那种通过劳动汗水和艺术心血创造幸福的人”[16]。另一方面，性格最终是通过行为形成的，劳动锻炼使人学会敬业，学会认认真真地做事，勤勉、忍耐、尊重、平静、正直、秩序、细心、俭约、清洁、勇敢、责任、友爱、自信……种种美德似乎都与劳动沾上了边。因此，这一时期的劳作教育，人们开始关注在劳作过程中学生的所有行为是否都带有周密的思考、认真和诚实的印记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的劳作教育被认为具有强健学生体格，丰富学生经验，鼓励创新，增进学生对于产业的兴趣，并陶冶学生性格，避免其轻率和流于空谈等多种功能。一言以蔽之，“达于身体的、精神的自己活动之自立性的教育，即是所谓劳作教育”。我们认为，这种以个人生活为本位，以国家社会为目标的劳作理论，即使对于当前的教育实践也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天降人才”绝不能是“两脚书橱”，而应该是脑、体、心和谐发展、有创新能力的未来社会生产力的代表。
总而言之，劳作的根本原则在于陶冶，在于创造性，它必须能启发学生主动积极思维，使学生成为具有创造性的未来文化的创造者。教育者必须在各种教育和教学活动中适当、自如地选择、组织、使用各种劳作原则和劳动内容，使“劳作”精神具体、生动、深刻地得以体现，发挥出现实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济先生对当前劳动教育的建议很有几分见地：走“与当代科学技术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并将其“扩展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内容”，使其“在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课内所学生产知识的应用问题，可以通过组织课外活动、开展实验、鼓励个人和集体的科技活动，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学习和研究。教育自生活出发，而归于文化的接受与创造，是现代教育根本的特征。而审视劳作原则的精髓，在现代教育的条件下继续发挥其教育功能，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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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教育 工学结合培养模式 理论基础 现实诉求
高职教育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理论基础
(一)中国教育中的知行理论学说
回顾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可以从众多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经历中，获得工学结合教育的启示。我国古代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在《论语里仁》里提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早在1913年就提出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系的教育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穿于其职业教育事业中，黄炎培为职业教育明确的教育方针就是“社会化”，指出这是因为职业教育比其它类型教育，与社会生活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更严格的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以其创建的“生活教育论”赢得世界性的声誉。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真正的教育应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营造，生活所必须的教育”。实施这一教育必须做到“教学做合一”，即“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教，怎样学便怎样做，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可知，我国早期思想家和教育家为工学结合思想的启蒙、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西方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哲学
回顾西方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工学结合培养模式在国外的教育理论由来已久。18世纪初的欧洲，由于受到莫尔、佩帝、贝靳斯、洛克和卢梭等劳动教育思想的影响，以劳动教育为原始形式的学习与工作相结合和嵌套的教育模式，使工学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初见端倪，开始从实用哲学的范畴和视角关注教育的目的、方法和原则。在美国，工学结合教育模式得到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这与20世纪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有着密切关系，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约翰杜威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人类通过经验进行学习，因此，约翰杜威提出“学校即社会”，主张“从做中学”。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的主体教育内容由“教育”转为“学科”，教学方法由“权威”转向“民主”和“实践”。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工学结合、合作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思想基础。
(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指出，实践是人们认识产生的源泉、发展的动力和检验的标准。人们通过实践，变革客观事物，获得对事物的认识，通过实践验证认识的正确与否，再通过实践来修正、发展已有的认识。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同样是一个认识过程，学生正确认识的形成，往往需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实现，所以应遵循一般认识规律，但是同样应当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过程又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它是以传承人类文明史中间接经验为主的认识过程。为此，高等职业教育更需要积极创造条件，强化实践教学，为学生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保证。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切认识来源于学习主体的实践活动，学生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积极主动地作用于外界，从而使智力获得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学说，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创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列宁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中更进一步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需求的高度。”毛泽东针对青年学生轻视劳动，忽视政治的倾向，提出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邓小平将其作为提高综合国力，促进社会发展，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举措，“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论学说，科学地揭示了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的双向关系，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和科学进步对教育的客观要求，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和有效形式，为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指明了方向。因此，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模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概括，而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过程。同时也说明，工学结合教育的实施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和教育理论基础之上，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精神。
高职教育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现实诉求
(一)工学结合培养模式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求
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培养模式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拓展与延伸，为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大的教育空间和提供了更好的教育环境。
第一，工学结合培养模式将封闭的学校教育走向开放的社会教育，从单一的学校课堂走向实际的职业岗位，从学科学历本位转向职业能力本位，从理论学习为主转向实践过程为主，从学科中心转向学习者中心，使学生在就学期间就有机会和时间进入生产岗位和实际工作领域，从事与普通职业人一样的工作。学习与工作的互相交替和互相融合，不仅使学生有机会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自觉应用于实践，更重要的还在于使学生提前踏入社会，直接了解社会、熟悉社会、适应社会，大大增强了学生接受全面发展的自觉意识，从而增强了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性。这种“学中有工，工中有学”的培养模式，充分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
第二，工学结合培养模式将有利于学生就业和企业用工的顺利对接。“就业-择业-创业”和全面发展，是高职院校学生自下而上的内在需要，也是他们的现实选择和人生发展的轨迹，更是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高素质，走生产劳动、专业实践、社会服务成才之路的根本动力。工学结合培养模式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使毕业生快速实现由学生向职工的角色转换，实现学生就业和企业用工的顺利对接。据调查数据显示，工学结合教育模式是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美国开办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形式合作教育的高等院校达1100多所，参与全美工学合作教育的单位多达50000多家，其中《福布斯》评选出的全球500家大企业前100家中有近80%参与了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项目。其中97%经历过合作教育的毕业生认为，结合工作实际的教育是他们事业成功的源泉;80%经历过合作教育的毕业生说他们就业的单位就是他们实习过的单位; 63%经历过合作教育的毕业生说他们就业机会比其他毕业生多，而且选择的职业与工学结合教育项目相关;40%经历过合作教育的毕业生承认今后不管工作如何变动，其职业总是与在校期间工作经历密切相关。
(二)工学结合培养模式是推进学校改革发展的现实需求
工学结合培养模式将高等职业院校培养人才、发展科研、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统一起来，为高等职业院校可持续发展赢得了办学的生机与活力。
第一，工学结合培养模式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创新，有助于形成以学校为主体，企业和学校共同教育、管理和训练学生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构建适应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个人发展的具有高职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有助于高职教育内容改革，迅速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使学校的教学改革更能符合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趋势，使学校培养的学生更能适应企业人才需求，逐步形成一套内部体系完整、外部关系协调、便于普及推广和运行科学高效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机制，因而工学结合培养模式将为高等职业院校赢得更为广阔的教育空间。
第二，工学结合教育模式把教学活动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及技术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满足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企业对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高素质、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同时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企业力量和资源，为学生岗位实践提供场地，为培养“双师素质”教师提供实践锻炼，向学校推荐技术工程人员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为解决高等职业教育在经费、师资、设备、基地、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开辟道路，高职院校与企业的深度融合将为高等职业教育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行业、企业和用人单位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广泛关注和直接参与。高等职业院校应从企业的实际需要出发，针对企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职业岗位技能要求，开展多种类型、多种规格、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实现办学类型多样和办学形式灵活的格局，利用高等职业教育为企业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体系。高等职业教育也只有在适应企业发展对多类型、多规格的人才培养与培训需求中，才能赢得更为广阔的教育市场和办学活力。
(三)工学结合培养模式是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现实需求
第一，工学结合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十多个制造行业的80余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尤其是制造业发展迅速，具有成本和市场优势。我国要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培育自己的技术创新力量，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实现从成本性质的中国制造向技术性质的中国制造转变。因此，我国必须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体制基础，加快推进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大规模、多种类地培养我国制造业亟需的高素质、高技能、创新型人才，全面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通过工学结合教育模式，高等职业院校凭借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发挥应用研究和技术开放功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真正成为企业科技成果的辐射源，乃至成为企业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基地与依靠力量。高等职业院校对于企业生产生存与发展相关度越高，企业对高等职业院校的工学结合教育支持度就越高。因此，高等职业教育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强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强同企业的科技协作，针对企业技术改造、科技开发的实际需要，将学校智力因素与企业生产要素紧密结合起来，为企业提供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服务，提高对企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企业开展全方位、高层次的工学研合作教育，为高等职业教育进入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赢得生机与活力。坚持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道路，是高等职业教育形成鲜明特色，培养制造业创新型人才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陈解放.合作教育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高职教师劳动价值论发展
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高职教育领域发展的思考
马克思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表现在商品经济关系中，主要是由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创造的。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表明非物质生产劳动在价值创造中所占的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物质生产劳动创造的比例。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高度发展使非物质生产劳动成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主体。非物质产品与物质产品一样，只要它被创造出了使用价值，投入社会的活劳动就会形成价值。非物质生产劳动可以包括精神生产劳动、商业服务劳动和社会公务劳动。我国公办高职教育提供的教育服务应属于从本国国情出发的社会公务劳动，高职教师的活劳动主要凝结在对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过程中，虽然这种教育服务本身并没有直接体现商品经济关系，但同样向社会提供了有用的劳动，也创造了价值。它具体表现为高职教师通过吸收先进高职教育理念和创新高职教育模式能培养出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高职教育领域的发展不仅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非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范围在扩大，而且让我们更深入地发现了活劳动对象的价值传递和新价值创造。高职教师作为活劳动的主体将自身的专业技能知识传授给学生，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传递了价值，但这种传递的价值能否被学生充分吸收并在未来通过真正的岗位劳动计入企业产品之中关键取决于高职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二、高职教育要重视劳动价值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让高职教师更好地理解高职教育劳动创造的价值本质
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国家层面上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明确规定：高等职业教育应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业意识，掌握了一定理论技术和智力技能，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也就是创新型、可持续发展型、复合型人才，简称“三型”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基于此种认识，当代高职教师必须深刻理解高职教育作为社会教育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国家的经济转型培养具备专业技术应用能力的“三型”人才。高职教育劳动创造的价值本质就是凝结在高职教育服务中的高职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高职教育劳动不同于一般教育劳动创造价值的特点在于：第一，强调教师对适应市场需要的企业专业技能的熟练掌握，对企I需要技能人才应具备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的充分认知；第二，高职教师的教育劳动是要培养出符合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在现阶段就是要适应国家经济转型要求加快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的工匠型人才。
（二）培养高职学生认知企业高技能劳动创造的价值本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技术就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因此在企业生产活动中不断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创新生产工艺，这就加大了对高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高职院校要抓住契机加快培养适应经济转型的高技能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打造专业技能特色品牌，走出发展新路。高职教师在本职岗位上要充分利用专业教学优势和实践教学条件培养学生认知高技能劳动创造的价值本质就是凝结在企业产品中的专业技能本领。
教师在讲授专业理论课时除了要讲授专业知识以外还应适当增加对专业知识应用技巧和方法发现的指导，在专业技能实训时更应让学生在模拟实践中尝试在熟练掌握专业操作技能以后能否简化和创新实践环节，为以后在企业发挥技能本领打下坚实的基础。因为企业以产品为中心，高职学生将来主要是进入企业，在企业中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技能知识结合岗位实际经验为企业产品的制造融入技能与技艺，从而提高产品质量。
三、透过劳动价值论结合本职岗位谈高职教育发展的建议
（一）面向市场，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
高职院校要面向市场招生、培养和推荐就业。招生工作必须紧抓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现状，更加合理地进行专业设置与调整。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供给侧改革，市场对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大大增加，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调整原有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开设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专业。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企业联系，可根据实际办学条件和地方经济发展环境设立校企合作中心，孵化企业实际需要的技能人才；对于校企合作比较充分的学校应探索建立校企联合导师制，由学校和企业共建优秀师资团队，通过技能导师对学生进行专业化和适应企业实际需求的培养。在学生择业过程中，学校要进一步发挥桥梁作用，更多地联系专业对口企业，推荐优秀毕业生进入企业工作。
（二）努力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
从本人所在学校的学生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的来看，我校学生的职业意识还普遍相对淡薄，职业素养还不够高。提高高职学生的职业意识和素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要求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从高职入学到毕业须逐步完成自己职业目标、职业愿景和职业定位的设计，将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作为专业技能学习的重要参照；二是加强日常教学过程中的职业意识教育，高职教师在教学中要将专业知识点的讲授更好地结合企业工作情境，充分激发学生积极融入企业角色，形成较强的职业意识。三是增加学生参加岗位实践的机会，让学生能够深入了解企业的规章制度、岗位责任要求和工作绩效考核标准，通过观摩和亲身实践真正体会到企业技能岗位要求必备的职业素养。
关键词： 陶行知 生活教育 理论 教学方法
陶行知（1891.10-1946.7），安徽歙县人，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和大众诗人。191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同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先后获得都市学硕士和教育文监学位。1917年秋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1926年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的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为改造我国农村培养人才。陶行知在教学、生产、生活的实践中，提出了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运动，把教育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1946年7月，因劳累过度，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去世。亲笔题写悼词，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林伯渠在悼词中也说，“行知先生是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的棋手，是人民大众的教育家”，高度评价了他投身于旧教育改造，探索中国人民教育新路的一生。
一
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是一所新型的学校，它适应我国农村特点，实施与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社会环境相结
合的教育。在晓庄师范教学、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陶行知系统地阐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等理论。陶行知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曾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儿童中心论”等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生长、发展并不是向着一个固定目标的向前运动，也不是一个向着预想结果进行的东西。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结果，因此学校里的一切教育活动、设施都要以儿童为中心，呈现出现实生活的生活。他极力反对把教育看作“预备历程”，提倡当前的、具体的种种目的，排斥长远的、理想的目的；他把前者称为“真正的目的”，把后者称为“由外面强行加入活动历程的目的”［1］（P197）。杜威主张把各种“实践作业”交给学生，从“做”中获得知识；他还强调学生从事一些为了“谋生”所需要的、有兴趣的作业，如从事木工、缝纫、烹饪等，以适应就业需要。陶行知把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又把自己创立的“教学合一”的理论发展为“教、学、做合一”，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正如徐特立指出的“陶先生的教、学、做三字看起来似乎是头脑中想出来的，据陶先生说却是行动中历史的表现，原先本只有教、学两字，做字是后来这一个长时期实践中加上去的”。［2］（P161）“陶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无疑义的是中国革命条件下的产物。陶先生的方法――教、学、做合一，是革命的方法，是以群众为先生即以群众为教师的方式”［2］（P28）。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过程。1918年，他提出了“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属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有关于职业生活，即有关于职业之教育；有关于消闲之生活，即有关于消闲之教育；有关于社交之生活，即有关于社交之教育；有关于天然界之生活，即有关于天然界之教育”［3］（P31）。
陶行知已经把生活与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翌年，他又提出“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从前的学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合一的流弊”。［3］（P31）1925年，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理论已经初步形成，他提出了“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教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以后，陶行知在晓庄师范进行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全面试验，重点发展乡村教育。
陶行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做了创造富翁的工具，以致贫富差距因教育愈来愈大。我们只要创造富的社会，社会既富，则在社会里的个人自然而然也就富了，在创造富的社会的过程中，教育的任务是“教后期青年运用双手与大脑去做新文明的创造者，不教他们袖起手做旧文明的安享者；教人同时打破‘贫而乐’、‘不劳而获’、‘劳而不获’的人生观，这三种人生观都是创造富的社会的最大障碍；教人重订人生价值标准，要有动的道德、动的思想、动的法律、动的教育、动的人生观”。［3］（P34）陶行知认为，教育若能这样办，便能把发明与制造化在一炉而治之。
二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陶行知认为，教育应该为大众服务，为大众享有。“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大众必须承认他，并且运用他来增加爱自己的智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4］生活教育的主旨就是应该根据人民生活水平需要来发展教育，人民需要怎样的生活，就进行怎样的教育。要有选择地吸收前人的经验，用光明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民自觉地改造自然和社会，教育应被用来作为推进劳动生产和群众解放的工具。
“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劳动大众是“劳力”者，他们不能脱离劳力而劳心，应该在“劳力上劳心”，做到体、脑并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他说，“我们必须把人间的劳心者、劳力者、劳心兼劳力者一齐化为在劳心上劳力的人，然后万物的真理都可以一一采获，人间之阶级都可以一一化除，我们理想之极乐世界乃有实现之可能”。［3］(P41)
“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倡导的教学方法。“小先生制”是他创造出的普及教育的重要方法。“小先生制”即“能者为师”，“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教了再来学，学了再教人”、“即知即传人，不做守知奴”。他提出普及教育要攻破27道难关，其中12道要靠“小先生”去攻破。他号召“全国小学生总动员做小先生”。在实施生活教育的实践中，陶行知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方法的做法，充满了革新精神。他批评传统教育“学校与社会隔离”，“师生界限分得太严”，光动脑不动手，劳动与劳心分离，“教少数人升官发财”等弊病；提倡教育与生活结合，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我们跟农人学种田，农人跟我们学科学”，“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已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5］（P146）
三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特别强调创造的重要性，其理论本身就是陶行知善于创造的结果。他说，“我的生活教育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了，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出来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动手最重要”。［3］（P49）陶行知强调创造的快乐，他说，“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3］（P42）他主张将学生从各种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精神，提出了对学生要实行五大解放，即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思；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接触大自然和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能学习渴望学到的东西，无穷的考试只会使儿童失去创造的欲望。［6］
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的创造性在他创办的学校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善于因材施教，十分注意学生儿童时期创造才能的培养。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亲自从难童中挑选了一批学生，让他们或学音乐，或学美术，或学跳舞，或学自然科学，做到了因材施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黄贵祥.陶行知不同于杜威［A］.陶行知纪念文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徐特立.徐特立教育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3］贾培基.陶行知［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4］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J］.生活教育.第1卷第1期. 1934年2月16日.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直接写过教育理论方面的专著,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探寻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他们总是把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对许多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教育理论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教育思想使人类的教育理论掌握了更加科学的武器,开启了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了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南。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与作用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许多学者曾经谈到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欧文曾在自己的工厂中进行实验,将工人的劳动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具体分析,科学地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充分肯定了它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脱节,也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而造成的。在原始社会,这种分离现象还没有出现;到了奴隶社会,教育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教育便与生产劳动分离。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生产过程的分工,工人的身体和智力畸形发展,教育同生产劳动进一步分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生产过程不断更新,工人全面流动,从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结合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可能对劳动者的教育给予真正的关注;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也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劳动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才能实现。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又为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0]。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将对全体儿童实施免费的公立教育,把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综合技术教育,认为“这种教育要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11],从而可以弥补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综合技术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等的作用,认为工人子女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促使劳动者得到全面的发展。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教育学说的产生标志着科学教育理论的诞生,引发了教育领域里的一系列革命,其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带来了教育科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教育观,批判和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不同结构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科学地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综合技术教育理论;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庞大科学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基础,打破了剥削阶级教育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描绘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壮丽蓝图,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供了斗争武器,为无产阶级教育实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和表现,这也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对教育科学的指导意义。它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了教育科学,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学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一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在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不断地使之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1957年,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经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首次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明确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把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人才的依据。这既是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的,也是对教育功能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提出的希望和努力目标,也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的标准。1958年,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教育思想的主旨,包含了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性质,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与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的教育思想。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从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给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邓小平将时代“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体化,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概念。“四有”新人理论,深刻阐明了民族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指明了现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实现途径,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三个面向”指导思想和“四有”人才的培养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思想,也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走向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经验,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的素质教育。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2]1999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3]。根据世纪之交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世界变化的新特点,提出素质教育、教育创新的思想,具有独特的创新内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邓小平时代的“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活力。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标志,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发展和创新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对于教育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新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强调弘扬人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明确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把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倡导主体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确立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教育面对的是人的世界,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在教育活动中,人是根本,人处在中心的位置。因此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关注“人”,关注生命,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激发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14]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所有教育活动的基本指向。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教育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起构成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的要求。这是关于新世纪我国教育工作的总方向、总目标和总要求,是对新世纪我国教育目的、教育性质、教育目标、教育任务、教育功能以及实现途径和要求的新概括,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由此可见,新世纪我国的教育方针,既深刻揭示和反映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及其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这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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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教育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教育理论包括对马列、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以及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内容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教育思想体系。如关于百年大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关于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向;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四有”新人;关于提高教育质量，又红又专，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等等。这些系统的、与实践相结合的具有创造性的教育理论，是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科学理论基础和强大思想武器。认真学习、研究、宣传、实践邓小平教育理论，对于认清和抓紧解决当前教育问题，切实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屐纲要》所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以伟大政治家的眼光和大教育的观点，“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反映出他的整个教育理论立论高、意境深的特点和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高度洞察力和深刻见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邓小平论述教育问题时，总是站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髙度，站在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和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高度，从实现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高度统筹全局、高屋建瓴。其二，他把中国的教育发展摆到全球的背景上来考察。邓小平曾总结出中国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得出“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提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仅要着眼于中国，还要放眼世界。他在考察教育发展状况时，一贯坚持比较的方法，并把抓紧发展教育作为我国赶上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其三，邓小平认为抓紧抓好教育的关键在于领导。因而他的许多言论和观点大都是针对各级领导讲的。
从战略高度抓教育，应是各级领导时刻牢记的座右铭。其四，邓小平常在着重阐述国家建设、经济和科技问题的重要文章里，论述了许多重要的教育问题。他对教育的许多精辟见解，往往反映在主要论述教育问题以外方面的文章里，这也进一步说明邓小平教育理论是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在进行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对我国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
——四化建设百端待举，邓小平“最关心是人才”，认为“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为切实实现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他反复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紧抓好教育工作，严格要求，少说空话;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点，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比如他多次提出要增加投入，再困难也要照顾科教经贾，等等。
——十年动乱之后，在一切尚在恢复和治理的困难时刻，邓小平亲自指挥教育界“拨乱反正”，大胆推翻了“两个估计”，肯定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成绩，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恢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他对知识分子做出的正确评价，即知识分子不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他多次恳切呼吁要下决心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切实地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极大地调动广大教师与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对教育工作者本身，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促进了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更新，为建立面向21世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
——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道路，使我国新时期教育从长期单一的、呆板的模式中摆脱出来，初步形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多次层、多规格、多形式的教育体系。他在1992年初发表的南巡重要谈话和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教育事业多做实事等重要指示，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确立，深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育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邓小平教育理论是对马列、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邓小平教育理论对马列、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教育、发展和创新包括三层涵义。
首先是继承。在基本观点上，与马列、毛泽东教育思想一脉相承。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考察教育问题，把教育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并且把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方针。
其次是发展。由于时代在前进，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必然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特点。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他观察当时童工和文盲工生产劳动的实际，研究欧文教育实验报告，展望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提出了“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提出了“早期教育与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两个结合的理论”。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是当时的中心任务，因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邓小平教育理论是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是中心任务，“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邓小平按照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指导思想，对新时期、新情况做出与时俱进的正确判断，提出创造性的观点，从而丰富、发展了马列、毛泽东教育思想。
第三是创新。邓小平教育理论的特点，是在新时期把马列、毛泽东没有经历过和认识到的问题明确了。邓小平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发展置于当今世界经济技术发展及教育改革总趋势下来考虑，又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宏观方面的要求。一是使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二是“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制定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四是人人普遍受教育，普遍参加生产劳动。根据“两个普遍”的原则，企业、工厂等生产部门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关心支持教育，为学生的生产劳动教育提供场地和技术育等，使学生接受良好的劳动训练。根据“两个普遍的原则”，整个教育过程形成了早期性、连续性、回归性、职业性、终身性;从学前教育到普通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形成了空前发展的生动活泼新局面;生产劳动中的职工教育、农民教育、广播电视教育乃至老年大学也如雨后春笋。这一教育——劳动——再教育——再劳动，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不断回归、不断适应、不断提高、不断创新的教育制度，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毛泽东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论宝库。
总之，用邓小平教育理论指导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教育能否充分发挥基础工程作用，最终取决于教育与社会需求间的适应程度，取决于教育能否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优质服务。为此，在邓小平教育理论指导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需求，不断更新教育观念，调整教育发展规模、速度与结构，充实和改革教育、教学内容，拓宽办学途径等，郤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
1.“三个面向”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行动指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这一战略思想同他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的构想是一脉相承的，从更广更深的涵义上说，也反映了他从当代世界发展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对教育提出的总体性要求，即教育要为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为迎接世界经济、科技、文化挑战，为民族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未来培养合格人才。教育要适应于、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这种适应与服务应该是全方位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这种需求既体现在宏观方面教育发展规模，各级各类学校比例，专业门类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结构相适应上，也体现在办学思想、教育教学模式及培养人才的素质规格如何适应社会多样化的要求等微观方面。这是教育界必须做好的大篇文章，是教育界长期致力于解决而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个总体问题。
“三个面向”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和工作方针，其对教育工作的指导意义，首先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动教育观念的革命。应当把它作为行动的先导，着重进行包括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等内容的整体改革。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面向未来”不仅是物质文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未来，而且是各种意识形态并存的未来。因此，我国教育的“三个面向”存在着思想上、技术上两个挑战，不仅应在智育、技术教育方面提出新的任务、内容和方法，而且在德育方面应同时提出新的内容和方法，不然就培养不出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2.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为核心，两个文明并举，避免失之偏颇。培养“四有”新人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教育，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为社会主义培育4四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根本上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对人才素质提出的综合性要求。首先，培养“四有”新人，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学校的首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方向的具体表现。其次，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建设的现代化，更主要是人的现代化，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时代内容，为培养“四有”新人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易诱发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滋长，因而培育“四有”新人，加强与改进德育工作显得更为重要与艰巨。
3.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要从培养人才的途径方面考察，更应该体现在教育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上。邓小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列、毛泽东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提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的迅速提高，要求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邓小平关于“教劳结合”的思想，不再把“生产劳动”简单理解为具体的劳动项目，而是整个社会经济建设的广泛领域，因此这不仅是培养人才的一种途径,也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关键词：教育；就业；中国；述评；展望
教育与人们就业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经济学学科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强凋“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的属性被定为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教育的职能被定为“为阶级斗争服务”，中国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基本停滞。再加上当时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实行计划体制下的“统包统配”，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就业问题”，因而也就没有研究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思想的开放，为中国学者开展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的一些教育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出现了专门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章节。而且中国学者们随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自觉不自觉地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问题进行工了不同程度的考察和理性思考。本文旨在梳理近二十年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并对此一研究进行展望。
一、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冲破思想的禁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始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问题展开研究，初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角度探讨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社会就业的作用。首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教育学界开展了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不少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认为教育对生产力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得以发挥的中介，就是教育能够生产劳动力，即教育可以改变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增强劳动者适应和改变社会的能力，充分肯定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人们劳动就业的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其次，厉以宁教授从社会就业问题的表现形式，讨论了教育在解决一般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第三，靳希斌教授等学者借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教育与劳动力供求的关系，认为教育培养训练出来的熟练劳动力必须与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质量和结构相吻合，教育供求必须与劳动力的供求相协调，否则就会出现结构性就业问题。因而教育结构必须要与社会产业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就业结构相适应。
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这种探讨与研究，对于冲破“教育是上层建筑”的教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人们看到了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巨大贡献，教育事业才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级各类教育才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尚处于萌芽阶段，同时教育供给也严重不足，大中专毕业生仍然沿袭“统包统配”的就业模式，使得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即个人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大致就会有相应什么样的职业岗位。实践如此，理论自然也就集中在肯定和阐述教育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方面。
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提高个人工作收入中的作用不断显现出来。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中国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教育在解决一般性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教育可以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教育可以改变劳动观念、促进就业问题解决等。有的学者还对教育产业自身的发展对社会就业的拉动作用予以了重视，研究发现教育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延缓了各级毕业生的就业，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其次，中国学者还研究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教育如何通过改革发展来充分发挥这一作用，认为要改变传统的劳动就业观念，学校应当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自觉调整人才培养计划，调整专业结构，增强学校办学、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对劳动力结构的需求，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第三，中国学者运用西方教育经济学关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对—中国各级教育的收益状祝进行了估计和解释，为教育对人们就业收入的贡献提供了实证的依据。研究者们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显著增长的过程：根据抽样数据估算，1988、1995、2000年中国城镇职工教育明瑟收益率分别为3.8％、5，7％、8.53％，教育对就业收入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工作年限的影响，教育明瑟收益率虽然仍低于但也基本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明确中国学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设有摆脱单方面地从教育功能的角度来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束缚。教育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就业问题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考虑到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而不考察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教育对就业的作用机制，这对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三、近期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各级各类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教育供给严重不足、劳动力低质量供给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开始增加，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也开始受到普遍关注。这在中国应该说还是新生的现象。中国研究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至目前，这些解释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教育过度。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里曼把美国自70年代初以来的教育收益率下降、“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工人难于找到学以致用的工作”等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教育过度，即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并从供求双方的变化来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中国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现阶段也存在着教育过度现象，如赖德胜教授认为教育过度在中国表观为四个方面：一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二是被迫上学，即有相当大比例的考生报考研究生是出于一种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三是高能低就，即现在的高文凭者只能干以前低文凭者就能胜任的活计；四是高文凭者多有受挫感，人们把接受教育看成一种投资，是为了在将来获得理想的回报，但现实却是，毕业后工作并不能如人所愿，所干活计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工资比预期的低，领导似乎也并不特别重视。
二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赖德胜教授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劳动力市场。实际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还表现为不同行业间同工不同酬和相同行业不同地区间同工不同酬的差别。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和最终去向。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例，高等教育的招生是面向全国的，而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去向却是非全国性的。这突出表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自农村，但他们却把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当作工作的首选之地，很少回农村工作，来自城镇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想留在城市工作，这就导致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大大地超过城市对他们的需求，而在农村则是恰好相反，这是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
三是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出现三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各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处境不同，有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得工作，有的则感到压力很大；二是高层次和高学历毕业生挤占本科和专科层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状况；三是高等学校毕业生本身的综合素质不高，知识面比较狭窄。这三个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的供给结构有关，即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解决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根本的途径在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学校教育的专业和学科调整，并调整现有的教育结构，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的需要。
四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落后。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虽然说中国近几年高等教育规模突飞猛进，但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从业人员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5％左右，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4.7％。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5％，仅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步阶段，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而不少人认为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属于“伪问题”，表面的人才过剩只是相对过剩。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就业观念落后，在于毕业生的不良择业行为。在城市工作岗位增长逐步放缓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择业时希望能够找到劳动环境舒适、工资待遇优厚、上班时间合适、离家距离较近的城市工作，拒绝接受条件较差的单位和岗位，更不愿意到亟需人才的广大农村去工作，结果出现了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并存的局面。
在探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对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行业因素、学历因素、就业成本因素等。显而易见，上述解读中国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四种观点，其实际内容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在此我们存而不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解释了中国教育发展和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主张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思考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并已走出了单纯考察教育对就业肯定而积极作用的圈圈。
不过这些观点主要是集中考察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是从普遍性出发，对毕业生就业的总体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又无法据此解释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个体现象。同样是在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每一个毕业生都存在就业困难。这几种解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具体事例来印证，但都难以在整体上对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种种矛盾现象自圆其说。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其说服力也还是显得不足。
同时，上述有些观点既不合理也不合情。改善教育供给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既是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试图通过改善教育供给结构，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相一致，达到解决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不仅与教育培养周期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时差的事实不符，而且教育供给若纯粹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来决定，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又如，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人们确实需要转变就业观念，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的需要。但如果把接受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毕业生就总会对就业有一定的预期，希望找到一个“划算”的职业岗位。当然，毕业生的就业预期确实存在过高现象，有不合理的成分。但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毕业生择业观念滞后问题。作为研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又是如何形成的？就业预期居高不减的原因又是什么？到底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如果说是主观原因，那么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就不成立，即俗话说的“不懂事”；如果说是客观原因，毕业生就业预期过高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要求毕业生改变就业观念就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在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明显并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要求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到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去就业，也有不合情之处。
四、研究展望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对诸多问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回答和解释。这些研究对于充分认识现代社会中教育与就业的密切联系、肯定教育对劳动就业的价值、确立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优先地位、指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近期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在关照中国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并向更深层次发展。
目前中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居民教育需求，无疑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但对接受了教育的个人来说，则因此而减弱了因受教育而获得的“比较优势”，即接受教育的人越多，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排他性”就越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微妙的转变，实践的发展也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与内容，给中国的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首先，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现实的教育与就业关系中，接受相同教育的不同个体的就业处境往往并不相同；个体选择接受某一阶段的教育，其结果也有多种可能，至少有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工作岗位，也有可能相反。这意味着教育对人们的就业仍有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并且在教育规模扩展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有着内在根源。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由于其程度与范围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目前却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不能认识到教育与人们就业之间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传输给人们的仍然是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积极而确定性的影响，一方面就会使得人们更加盲目追求教育；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们形成对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的不合理预期，最终毕业生就业困难现象势必愈演愈烈。在理论上认识清楚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及其可能的程度与范围，才能帮助人们合理地进行教育选择和决策，并形成合理的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预期。
其次，教育对个人就业产生影响的机制及约束条件。已有的研究大都是对已经发生的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观察、概率统计和静态分析，而没能在动态上指出教育影响和作用于人们就业的方式和机制，又可能受到哪些条件约束。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能力，从而增加了对新的就业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纪律性，加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促进受教育者参加经济活动井做好工作的积极性。但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实条件下，劳动能力与劳动纪律性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工作场合，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当中，教育的作用在不断提高，但显然还要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甚至一些细小的因素决定了教育对个人就业影响效果的性质。
第三，教育规模扩展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大量的毕业生失业显然对社会稳定和教育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都是有着极大危害的。因而教育发展与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问题值得重视：中国目前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教育规模扩展所造成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诸多因素中，哪些是教育规模扩展之外的因素？如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经济快速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哪些是可以通过改革而避免的？与教育规模扩展因素相比较，哪些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教育规模扩展应有什么样的节奏，才能保证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协调？同时还需要正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对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承受力有多大？在追求教育规模扩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效益的同时，还有多少空间来关照不能顺利就业的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