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4 17:09: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
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
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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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它既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超越，是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统一，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包括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
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
从历史上看，古希腊的大思想家柏拉图最早提出教育公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公民的教育权利。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致力于寻求教育公平，18世纪末，教育公平的思想已在一些西方国家转化为立法措施，在法律上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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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剔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具体内容,把它抽象为普遍适用的“真理”,然后类推网络公共领域的涵义、特征和作用,是对哈贝马斯理论的过度依赖和简单套用。深化对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需透过网络回到现实生活中,对其所指对象、内外部边界做出明确的区分。客观认识网络公共领域特征的复杂性,既肯定其优点,也不否认其不足。尤其是应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认识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功能,批判、抗争的方式虽必不可少,但不是也不应成为最主要的形式,合作性参与及其转化形式才代表网络政治参与的趋势和方向,也才能真正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的优势和建设性作用。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015-05
在目前理论界有关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哈贝马斯依赖”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参照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解释,类推网络公共领域的涵义,缺乏对其在现实生活中所指对象和内外部边界的明确认识,对网络公共领域的理解陷入抽象。第二,依据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断言网络公共领域更加体现了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把网络公共领域理想化,不能解释网络公共领域中相互矛盾的现象。第三,沿袭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抗争”视角,不仅没有意识到其局限性,而且夸大其政治功能,对党和政府积极为网民政治参与搭建网络平台、现实生活中邀请网民共商大计等所作的努力及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有必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反思的目的不仅在于“批判”,更重要的是通过反思就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等达成共识,进一步推动理论研究走向深化和发挥理论研究资政为民的应有价值。
一、网络公共领域的所指对象、内外部边界及实质
目前理论界对网络公共领域的解释,一般是参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然后类推网络公共领域的涵义,体现在语言表述上即除了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空间”一词替换成“网络空间”以外,其他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完全相同。大多认为(不同学者的具体表述略有差异),网络公共领域即公众(或公民、网民)在网络空间自由集聚、自由讨论共同利益问题,意见汇聚而形成的公共舆论。简单地说,网络公共领域即网络公共舆论领域。乍一看,这一解释似乎不无道理,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问题颇多,最突出的问题是网络公共领域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指对象不明确,内外部边界不清晰。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领域所指的对象非常明确,内外部边界也非常清晰。就外部边界而言,他指出:“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讲,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它同样也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别开来。”“公共领域只限于公共权力机关。”“私人领域包括狭义上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所以,对于私人所有的天地,我们可以区分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P35)又说:“由于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了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这也就是说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P23)准确理解上述思想,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实际上指的是“控制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经济领域。”(1990年版序言P29)因此,公共领域就是介于国家和社会,或者说政治和经济之间的领域,其具体内容(或舆论所指对象)即经济领域中私人之间的共同利益问题。这一问题私人不能解决,需要国家出面协调,同时又必须将“公共权力限于有限功能之上”,不能造成对私人领域的干预,确保政治权力的“公共性”以及决策程序的“公开性”(P128-129)。因此,就需要“由私人组成的公众”与国家权力机关进行讨论,由此形成一个特殊的领域即公共舆论领域。
就内部边界而言,根据公共领域的内容,哈贝马斯区分了代表型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然后又根据参与主体的不同,将政治公共领域区分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平民公共领域。在内外部边界严格区分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明确指出,他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从18和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来阐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1990年版序言P2)。或者说“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和功能,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与发展”(初版序言P2)。这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非抽象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而是特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是“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私人”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公民”或任何一个人,而是特指有产者,并且“只有有产者可以组成一个‘公众’”(P59,94-96)。“批判”、“讨论”的内容也不是抽象意义的共同利益,而是特指“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原则等问题”[1](P33),即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说”就是“普遍利益”[1](P96)。参与目的是“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P35)。因此,哈贝马斯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1](P32),由此可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实质即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公共舆论。
根据以上分析,目前理论界对网络公共领域涵义的解释,至多是指出了网络公共领域与现实公共领域之间的媒介不同,即网络公共领域发生在网络空间,至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指对象、内外部边界、性质等问题,则没有提供具体、清楚、明白的信息。正因为离开了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基础,结果是把哈贝马斯所说的具有确切内容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演绎为抽象的公共领域。因此,要准理理解网络公共领域的涵义,就不能局限于网络,而必须透过网络回到现实生活中,对其所指对象、内外部边界做出明确的界定。
Abstract： From pre-modern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norms of human society have undergone two changes： alternative changes and inclusive transition. Alternative change of social norms is a norm instead of another specification， including th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replacement； inclusive transition is the integration of two norms with different nature and content， taking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
关键词： 社会规范；法律规范；替代型变迁；融合型变迁
Key words： social norms；legal norms；alternative types of change；inclusive change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308-02
0 引言
一般来说，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社会规范主要经历了禁忌、图腾、习俗、宗教规范、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政策规范等不同的类型。在系统梳理社会规范的变迁过程中，我们发现，社会规范在其变迁过程中主要呈现出两种变迁形式：替代型与融合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同形式的规范因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有些规范如图腾它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部分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些规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因其自身所具有的阶级局限性而永久被人类所摒弃，如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规范里的“三纲五常”，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着文明进步发展这一趋势，道德规范的阶级局限性暴露无疑，必将为追求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权利的关系所替代。应当说，不论是在阶段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法律规范都是人类规范系统中最重要的规范类别，那么，探析法律规范的变迁形式，本身亦可以达到对整个规范体系变迁形式的研究。
1 社会规范变迁形式之一：替代型变迁
社会规范变迁的替代型，就是指一种规范代替另外一种规范，成为社会的主导性规范。规范变迁过程中的替代有内源性的替代和外源性的替代。
就法律规范来说，法律规范的内源性替代实质上指由社会自身的变化所引起的法律规范的替代。内源性替代既包括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替代，也包括日常生活层面的法律规范替代。就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替代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规范替代封建社会的法律规范，本质上根源于统治阶级的替代。马克思说过：“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1]同样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因此资产阶级必然会用资产阶级的法律规范替代封建社会的法律规范，以此来达到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目的。就日常生活层面的法律规范替代来看，现代社会的契约法替代了传统社会的身份法。马克思曾说过：“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为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3]即就是说人们因所处等级的不同，就当然具有了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不同的地位，因此传统社会的法律规范就是通过对人们身份的确认，使人们在内心深处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按照自己角色的规定生活。角色认定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它不用太多的外在强制力就可以使人们自觉地遵守。现代社会的契约法则是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中要求市场主体拥有充分的自由、平等、权利意识，以此来实现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这一要求而产生的，契约法规定契约双方拥有充分的自由、平等、权利，以及对违约承担一切责任的能力。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契约法代替身份法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法律规范的外源性替代是由外来影响所引起的替代。法律规范的外源性替代实际上是指在同一社会历史时期，一种法律规范形式替代另外一种法律规范，这种替代主要发生以下在三种情况之中：一是征服民族的法律规范替代了被征服民族的法律规范。一般来说，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民族战争中，必然有胜有败，战败的民族一定会向战胜民族俯首称臣，伴随统治阶级的更改，统治思想相应的也发生变换。但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说过，文化结构的发展变化并不总是同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是同步的，有时也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就像19世纪的德国，它在思想上处于当时社会历史的领先水平，然而它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却是相当落后的，二者之间出现了不同步的趋势。同样的道理，虽然日耳曼人最终灭掉了罗马帝国，但是日耳曼民族在法律制度文化上仍然是落后于罗马法的，因为罗马社会是商品经济社会，日耳曼社会则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经济社会，因此被恩格斯誉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的形式”[4]和“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5]罗马法肯定会被日耳曼民族所接受，并对日耳曼法律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因为先进文化对任何民族任何人都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二是宗主国的法律规范替代了被殖民地国家的法律规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的行会手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兴市场的需求，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生产方式，然而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工场手工业也被现代大工业做代替，大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世界市场来为其提供充足的原料，其生产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而且带动了交通工具的极其便利，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创造出来一个世界，这样“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不列颠民族对印度的统治就是最好的例证，印度成为不列颠民族的殖民地国家，不列颠民族通过殖民贸易，彻底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并使得印度在不列颠统治下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的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这样不列颠用自己的法律规范完全替代了印度旧有的法律规范，直至现代，印度民族的法律规范都依然沿用了不列颠民族的法律规范。三是像近代中国法律的“西学东渐”。184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之西方法文化的猛烈冲击，中国传统法律已经很难再抱残守缺，即将走向了终结。于是清末的晚清修律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法律的“西学东渐”过程。晚清修律最突出的成果就是移植了西方的法律。移植西方法律最早侧重于英美法律，尤其是在国际公法方面，但至20世纪初修律时，从体系到内容都取自大陆法系。晚清修律的主要成果有：《大清现行刑律》、《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草案》、《法院编制法》《大清商律草案》等。实际上，晚清修律从本质上结束了中国传统法律的使命，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现代法律思想文化，中国台湾现行的大部分法律就是晚清修律成果的体现。
2 社会规范变迁形式之二：融合型变迁
规范变迁的融合型，是指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规范相互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的主导性规范。规范变迁的融合型，可以从纵向和横向来考虑。
法律规范的融合包含了纵向融合和横向融合。法律规范的纵向融合实际上就是不同时代的法律规范之间的融合。孔子在《论语·为政》里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也，虽百世可知也。”这里的因就是继承的意思，损益则是变革的意思。殷礼——夏礼——周礼，直至后代的礼，实际在夏礼中融合了殷礼的成分，而周礼中也融合了夏礼的成分，以致后代的礼中都融合前一代的礼的内容。特别是满清在征服了明朝之后，虽然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广泛的被满清接受，尤其是先进的法律规范文化被用于司法过程之中，但是满清原有的法律并不是完全废除，而是同汉民族的法律规范一道共同维系着满清王朝的政治统治，虽然满清的法律规范只是在满清成员的内部范围内使用，但它毕竟同汉民族法律规范共同融合在了一起，共同维系着满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法律规范的横向融合是不同地区、不同范围、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法律规范的融合。不同地区、不同范围法律规范的融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相关融合，当今世界上英美判例法系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其法律规范的来源就有制定法、习惯法，同时美国现在也有相当多的制定法律：《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大陆法系国家则加强了法官在判案中的重心，并对相关的判例有一定的借鉴。全球范围内的法律规范融合最典型的就是1980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外交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该公约考虑到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是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认为采用照顾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统一规则，将有助于减少国际贸易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该公约自1988年生效以来，已经成为调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统一法公约。截至2002年上半年，核准和参加该公约的共有61个国家。我国于1986年12月11日提交存核准书，正式成为该公约的成员国。可以预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该公约在未来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制定、生效，直至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核准与参加，我们不难看出，全球范围内的法律规范融合将成为未来法律规范发展的基本趋势。
综上所述，法律规范的内源性替代和外源性替代，法律规范的纵向和横向融合，使我们更全面的看到了法律规范变迁的全貌。进而我们可以说，正是通过法律规范替代和融合变迁的认识，我们对其他类型规范的变迁理解起来不会太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7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关键词] 李嘉图；劳动；价值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13. 058
[中图分类号] F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13- 0136- 02
0 引 言
劳动决定价值，是威廉・配第最初提出的，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较为系统的劳动价值论的人，并使他的全部经济学说和他的劳动价值论有了联系。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坚持了正确的一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克服了他的错误，使古典经济学达到了比较科学的程度。
1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产生的背景
劳动价值论是说明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价值量是怎么决定的理论，它的产生需要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资本最开始是出现在流通领域的，然而，它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中成立，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是由商人和小生产者变成产业资本家来实现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总的生产过程就包括了流通，所以，人们的视野就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产业资本家需要购买工人的劳动进行生产，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的耗费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根据一般情况来看，产业资本家离开劳动谈论价格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从生产与劳动的耗费中寻求价格形成的基础有了可能性。
2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2.1 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
斯密把价值做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李嘉图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他比斯密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斯密曾错误地指出，没有效用的商品也是有交换价值的，而李嘉图则正确地认为：对于交换价值来说，使用价值是必不可少的，可以看出，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当作了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在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做了区分之后，李嘉图进一步研究了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李嘉图那里，商品被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商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稀有性，比如罕见的雕像、珍贵的葡萄酒，这种商品比较少见，他研究的重点不在这里。第二类商品可以通过人类的劳动来无限制地增加它们的数量，李嘉图研究的重点在这里，这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而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斯密将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相混淆，李嘉图批判了这一点，在李嘉图看来，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才能决定商品价值，它的大小同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且，斯密还认为，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出现后，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而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的，李嘉图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三种收入是价值的分割，不论怎样分割，都不会改变它本身的大小，价值始终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2.2 价值和生产价格
在李嘉图那里，价值和生产价格是相混淆的，所以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即价值规律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如果依据价值规律，所有企业的产品都根据价值销售，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利润就低于平均利润；相反，就高于平均利润，这样，按照这一规律，同样多的资本就不得到同样多的利润。但是，假如所有商品根据平均利润率销售，企业可以得到平均利润，于是却与价值规律相悖了，因为有机构成低的企业，低于其价值出售商品，相反，则高于其价值出售商品。
李嘉图是在讨论工资涨落对商品相对价值的影响时发现这一矛盾的。李嘉图之前始终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工资的增加或减少只会使利润发生变化，但是不会影响价值。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工资的变动是不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然而当他进一步研究时，发现了矛盾，就是只有当各部门的有机构成相同时，工资的变动才不会影响价值。所以，李嘉图感到之前的理论出现了例外，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原理需要修正。
3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
3.1 不研究价值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仍然保存着斯密价值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不研究价值的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因为他不研究价值实体，就不可能科学地说明价值量的决定，所以，对于为什么从产品变为商品，劳动就具有两重性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能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开，于是到最后，自己也发生了矛盾。此外，不研究价值实体，正确说明价值量的决定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也就不懂得价值为什么会表现为相对价值，他认为自然就表现为相对价值，所以也就不会研究相对形式的发展，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更不懂得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不但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而且会让相对价值形式从一般形式到最后的货币形式的发展，进而不理解货币的本质。进一步，他看不到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不懂得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首先需要社会承认它的质为前提，然后再由社会计算它的量，即价值量的决定，从而使得他的货币理论出现矛盾。
3.2 阶级局限性
李嘉图是为资产阶级说话的，他所研究的劳动价值论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自然的存在，是确定不变的事实，资本主义不但使个人的最大幸福成为了可能，还使得生产率持续发展。他虽然也看到了阶级之间有利益的冲突和对抗性，但是，不能从社会经济制度出发去找其根源，而是当作自然规律看待。于是，一切经济范畴在他看来不是历史的范畴，而是自然的范畴。
客观说，李嘉图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成长起来的，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的时代，生产和资本还没有集中，金融垄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条件，对他的眼界有一定的限制。所以，他看不到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进而不知道它们是造成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不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可能爆发全面经济危机，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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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峰.新编经济学说史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关键词：“我思故我在” 性格 局限
笛卡尔出生于十六世纪末，在他活动的时期，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不断积蓄着力量。但是，在笛卡尔的祖国法国，资产阶级处于被压迫状态。
一、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性格根源
笛卡尔虽出身贵族，但他很早就自觉改变成分，在思想上、社会上，以至于经济上都变成了资产阶级，这在很大程度上由性格决定。
（一） 傲气
尽管笛卡尔一直在作品中表现出态度上的谦卑，强调自己观点的可错性，但总能感觉其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傲气。“我觉得可以老老实实地说，如果有人能够把它贯彻到底的话，那就应该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这并不是说世界上只有我聪明，比我聪明的恶人多得很，可是要想透彻理解、全面精通一样东西，跟别人学还不如自己发明。”在我看来，这不是苏格拉底式的自我嘲讽，而是笛卡尔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身为哲人的坦诚和傲气。
“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从自我出发推论出上帝，如果笛卡尔没有这样的傲气，是不会也不敢把这一认识顺序进行逆转的。
（二）中道
中道是说笛卡尔随大流不走极端。笛卡尔认为“出来混”的必须要服从国家的法律和习俗，笃守我靠神保佑从小就领受的宗教，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以周围明智的人为榜样，遵循他们在实践上一致接受的那些最合乎中道、最不走极端的意见，来约束自己。
笛卡尔的中道并不能说明其怯懦，反而更说明了其聪明和讲究策略。因为法国当时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笛卡尔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所以笛卡尔的中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三）无悔
无悔指明知有可疑也要果敢地坚持下去不后悔，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就像他十分可靠一样。
笛卡尔这种人就算在现代也不适合在大学里混。笛卡尔不接受前人的奠定的基础，却另起炉灶，努力缔造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如果不是一个这么有坚定信念的人，不可能提出“我思故我在”。
二、“我思故我在”的内涵
“我思故我在”即“我思想因而我存在”。其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包含两部分内容： “我思”和“我在”。“我思”中的“我”不是指我的肉体，而是思维包括怀疑、意愿、情感、想象以及人能直接意识到的任何精神活力，是指一个思想的主体。他解释说：“严格地说，我只是一个思想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当我的身体不完全时，我依然可以思考，因而我的精神、灵魂是和肉体是完全不同、完全分离开来的。“我思”中的我是超越形体的我，因为我完全可以在没有形体时做一些活动，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没有思想。思想是“我”的一种本质属性，“我”只要一旦停止思想，自身也就不存在了。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理论中的“我在”是本质的存在。”这一命题开启了近代哲学唯理论的先河。笛卡尔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外部世界、身体和其他事物，对事物的思考并不能证明我身体的存在性，即是人可以不依赖于肉体而对事物进行思考，即使肉体不存在了“我”依然可以思考。这种把思维和肉体分开来考虑的思想是他的身心二元论体系建立的基础，正是他对这种身心关系的思想最终确立了他的二元论的思想体系。而且他对身心分开思考的思想第一次在近代哲学意义划分了的思维与存在。
“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含义就是，通过“思维”发现“存在，通过积极思考探究存在的规律，只有通过符合理性的思维才能发现客观的存在。没有思维的进行也就意味着没有觉察到存在，因为存在无法进入人的意识与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存在有两种情况．已经被意识到的存在和尚未被意识到的存在。对于前者而言，存在是在思维中；对于后者而言，思维是变未知存在为已知存在的唯一渠道。认识就是通过理性思维去揭示客观存在的各种规律与真理。实际上“我思”是“我在”的前提。因此，只有真正把握了“我思”的内涵，才能真正地解开“我在”之谜。 因此，“我思故我在”要表达的内涵就是：人本质或本性就是人的头脑之中先天地存在着某些思维规定，“我存在着先天的认识形式，才决定了我的本质存在”。
三“我思故我在”的局限性
（一） 过分夸大了认识的作用
一方面，这个命题的确存在拔高思维对认识起决定作用的嫌疑，忽视了存在与思维之间需要通过实践进行连接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个命题忽视了对存在的认识也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过程。思维包括简单思维与复杂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正确性思维与错误性思维、细节性思维与全局性思维、片面性思维与全面性思维等等。思维未必就能真正全面准确地认识存在。思维仅仅标志着认识活动的开始，而不是终结。思维与存在之问是否需要中间环节的过渡?知识、才智、经验、理性、常识、实践等等中间环节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重视。
（二）过分强调自我中心
由于过于看重自我思考的作用，不尊重他人利益，不重视客观实在．不乐意接受外在事物的天然存在性．总是把一切事物纳入自我意识的圈子之中。我们既不能盲目扩大这个观点的重要性，也不能无限放大其适用范围，必须正确看待实践、物质、思维三个基本范畴对认识的综合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排除理论思维必然受到的各种不必要的干扰，比如意识形态、利益关系、科学技术、知识缺陷、社会经验、理论视野等等。
（三）过分夸大精神要素的作用
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与思维过程的复杂性也会影响对存在的本质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会支配人们的行动。思维是因人而异的、因时而异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思维特征。不同的思维往往会影响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习惯、嗜好、性格、经历的不同往往会影响思维的质量和水平。人总是受着各种条件限制的社会与环境存在物。
过分强调“我思故我在”，依赖精神要素作用的发挥，易带来忽视物质，轻视实践的缺陷。
参考文献：
[1]笛卡尔.谈谈方法[M].商务出版社，2004
[2]罗素著.马家驹 .贺霖译.西方的智慧[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其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有局限性，但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性是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的优秀品质和鲜明特征，应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科学真理的同时深化对其的再认识和深入研究。
通过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和深人研究，我们意识到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是在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后，即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当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农业物质生产为主，非物质生产比重很低;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生产中体力劳动占绝对优势。所以，马克思以考察产业资本为主，着重研究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迅猛强劲，市场机制的作用和范围不断扩大，使得现代劳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构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深切表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种类在增加，已不局限于产业劳动者的直接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领域也在拓展，即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早已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就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实践在发展，理论要创新。与时俱进是及其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
其实，马克思也不是对此一点没涉及和预见到。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生产中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商品价值的惟一创造者。马克思一方面鲜明指出资本家是社会生产中的寄生虫并坚决抨击之，另一方面，马克思绝不无视或轻视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资本家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相反，马克思也承认他们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创造，并对管理型资本家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领导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的理论困难，回答了为什么劳动要转化为价值，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又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它是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及其劳动二重性学说，不仅是经济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进行政治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决定性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劳动二重性是揭示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钥匙，也是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化商品经济道路的钥匙
马克思第一个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物，由此创建了商品二因素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却不能解决它。亚当·斯密在其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就反映了商品的二重性，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但是，由于他(他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不真正懂得商品的二因素，最终只能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同起来。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他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为“劳动”的分析都是不清楚和不彻底的，必须把商品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可见，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货币是商品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的第一次外化。商品是使用价值的体现、具体劳动的产物;货币是价值的体现、抽象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包含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现在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是商品交换的必然。
货币之所以能作为价值物存在并行使其职能，始终是因为它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所以，从本源上看，货币拜物教和现代拜金主义一类，不过是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在认识上颠倒商品与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根本不懂得或歪曲了劳动二重性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
劳动服务是商品的第二次外化。但无论是它的使用价值或价值，都不具有物质形态，所以服务商品的二因素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其实，服务作为商品，具有一切商品所固有的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二因素。只不过其二因素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于任何其他商品的特点。服务的使用价值即由劳动服务引起的效用，比如马克思举例分析的运输业所出售的商品使用价值，就是场所的变移。为了取得场所变移的这种效用，劳动在特殊的合乎目的的形式下被消耗，而相应耗费的还有生产资料如燃料、运输工具、交通设施等;“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而且，服务的价值同样取决于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运动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在一个时期的服务价值变动，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化方向和速度是基本一致的，即呈上升趋势。
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对服务商品二因素的揭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讲，不管它是以物质形态出现显而易见也罢，还是以非物质形态隐蔽地出现也罢，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讲，认识服务商品的二因素，把服务业及其产品作为市场交换的内容和社会总产品统计的对象，对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扩大社会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都有直接的指导性。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商品的第三次外化。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有条件的，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不容置疑的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结合，只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而已。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其特殊性在于它可以还原为维持劳动者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了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内容、范围、比例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而且使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力商品最大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即创造商品价值的能力。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向我们充分表明了培养人尤其是教育人的重要性。人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要实现“两个转变”，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建立相应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体制。因此，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所揭示的发展生产的两种方法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以增加社会劳动总量，增加投资来发展生产，扩大财力开发是可以的，但对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十分有限。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和外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过时。而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无限的，因为具体劳动的增长、科技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是无限的，这就是我国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的依据。
二、劳动二重性是解析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现象的密码，也是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杂现象新情况的密码
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经常会碰到许多矛盾的经济现象和复杂的经济过程。只有透过这些矛盾的现象和复杂的过程，才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充分预见到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些困难，他说:“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可能把他们引人迷途。他还告诫后人，要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仅仅依靠某些个别的、偶然的、孤立的事实是完全不够的，甚至还可能产生歪曲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论点，而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作系统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
首先，劳动二重性学说及其方法论作用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全部事实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商品细胞开始的。他不仅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指明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而且阐明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以商品生产从而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全部矛盾的萌芽状态开始的;因而，贯穿资本主义经济始终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抗性矛盾自身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表现形式。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引起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的。正是考虑到劳动二重性学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及其基本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科学地提出并解决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必须以明确区分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价值的劳动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为前提。从劳动二重性学说出发，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成为难题的关于简单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分问题。尽管简单商品流通(W-G-W)与资本流通(G-W-G }存在似是而非的相同之处，而实际上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恰好属于两个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是以商品二因素的对立为基础的。
正是由于把劳动二重性的方法引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他写道:“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由劳动二重性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的观点，还引出了雇佣工人劳动的二重性、资本主义工作日的二重结构，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剥削程度的二重方法，资本的现象和本质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等重要观点。由此展开的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并阐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的其他重要理论，如积累理论、流通理论、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是以劳动二重性原理为基础的，都可以劳动二重性作为方法论手段来破译和论证。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创新社会主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否定与发展相统一，是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一条成功道路。没有密切地联系实际经济生活，特别是在对一切新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不断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作斗争，经济理论不会有今天的蓬勃生气。劳动二重性作为认识经济过程的方法，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毫无例外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是普遍地把具体劳动同抽象劳动相混同，尽管这种混同在不同流派有质的区别，但根源却是共同的，在于它们的阶级局限性。
在古典学派那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凭直觉划分劳动的两个方面，而没有把握它们内在的矛盾统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当·斯密，由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也就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结果只能得出片面的自相矛盾观点。发展下去，不可避免会产生像著名的“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因此马克思鲜明地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不过，马克思并未就此否定斯密理论的科学内涵，相反地肯定了他促使人们去认识劳动二重性方法上的重要贡献。
在庸俗政治经济学则是另外一回事。对它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划分，正好相反，蓄意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混同，是其理论思想的一般原则，实质是要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抹煞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界限。“生产要素”论就是典型的例证。
“生产要素”论的创始人让·萨伊，以斯密的“伟大继承者”自居，但却否定劳动是价值的基础，抹煞了斯密的主要贡献，主张物品是否有价值在于它是否有效用。他以生产三要素论来说明效用的产生，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并且偷梁换柱，在用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代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之后，把参加生产过程的三要素:具体劳动、生产资料、土地概括为价值的源泉。很明显，萨伊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更是混淆了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妄图用一般生产来偷换资本主义生产，用一般劳动来顶替雇佣劳动，用生产资料取代资本，用土地代替地产，以此达到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剥削的本来面目。萨伊还否定了斯密分配理论中的科学成份，主张既然价值(效用)是生产过程三要素共同创造的，那末，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基本阶级收人的源泉就应该是:劳动—工资的源泉;资本—利息的源泉;土地—地租的源泉。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和讥讽的“三位一体公式”。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教育的真谛在于教会学生学习。”培养学生探索能力，可以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处理的方法，并能把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这对于运用历史理论深入分析、认识、理解掌握复杂的、交叉的、矛盾的历史知识，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能力培养的着眼点应是探索能力的培养。
一、引导自学质疑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要想鼓励学生思考，促进学生思维发展，它的着力点就是“问题”。没有问题的教学，不会在学生的脑海里留下多少痕迹，更不会激起学生思维的涟漪。因此，教学中教师要精心设计问题，鼓励学生质疑。首先，让他们在预习的过程中构建出本课的知识网络，了解应掌握的基础知识。其次，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再次，找出自己不理解的地方，师生共同解决。逐步培养学生善于观察、认真分析、发现问题的能力。对教师在教学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教师是“权威”，但教师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知灼见”，由于教师个人知识能力及认识的局限性，教师在教学中出现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提出质疑，通过师生交流甚至争论解决问题。当前各种教学参考、学习辅导资料、习题让人目不暇接。一方面，要求教师慎重选择；另一方面，也对学生提出了分析鉴别能力的要求。即使是“权威”的课外资料在学习和使用中也经常发现一些问题和矛盾，如辅导资料与教材有矛盾或不同的参考资料有冲突，而习题的答案更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学生在使用这些资料时要学会发现问题并提出质疑，通过教学交流寻求解决。
二、掌握学习方法
通过探索能力掌握课本知识，是学生学习能力的首要表现，也是其它学习能力的基础保障。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方法和技巧的不同，决定学生学习效率的高低，这方面能力的开发训练主要通过以下途径：1．探索识记具体知识点、概念的便捷途径。知识获取的迅捷性、记忆的持久性和再认再现的准确性，是学习效率的首要体现。每一个知识点、概念都有其不同的记忆方法，发现并掌握其规律，合理加工处理知识信息，探究便捷的记忆技巧，有利于提高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效率。一方面，教师可以提供一些相关技巧，供学生借鉴；另一方面，学生能举一反三，化抽象记忆为形象记忆，针对不同的识记对象，探索最佳的识记技巧，并相互交流和促进。2．探索系统地掌握历史学科知识的方法。历史的每一部分内容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学科知识体系。学生在学习中，要把零散的知识纳入知识体系，进行系统的掌握。一是掌握专题线索，如政治、经济、文化各大专题，在大专题下又可分为若干个小专题，如政治专题下的政局、制度、政体、政策、阶级、民族、对外关系等；经济专题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文化专题下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方面等。二是掌握历史阶段特征，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涉及的诸方面进行抽象的概括和掌握。学生可参照相关辅导材料中对知识体系的概括，结合自己学习特点进一步加工改良，用“集合”的方法，确定层次和隶属关系，探索出系统掌握历史学科知识的最佳方法。
三、教师指导点拨
教师的职责现在已越来越少地传授知识，而是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个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考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真理的人。所以以学生自学自悟为主的课堂教学并不是否定教师的作用，而是特别强调教师的指导作用，只有发挥好教师的指导作用，才能真正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教师要充分发扬教学民主，营造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民主、和谐、愉悦的学习气氛能激活学生的思维，使学生产生自觉参与的动机，并能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独到见解，对此教师要给予鼓励，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在学生初步掌握一节课的基础上，教师应引导学生把头脑中分散的知识点用“线”串起来，理顺知识的层次结构，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有系统性，使学生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获得准确的历史概念。对于学生在课堂中出现的错误，教师要及时指导修正，使教学朝着目标方向发展。
四、提高综合能力
学生在经历了问题的最初困惑到最后解决问题的曲折思维过程后，从中抽取规律，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就能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规律运用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教师可以为学生自学能力的运用创造机会，在历史教学中多注重设计历史的“典型事例”，使学生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学习，加深对同类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实现知识的迁移。如：对历史原因的探索，从直接原因到主要原因、根本原因；从主观原因到客观原因；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探索和分析原因。学生还要由表象深入探索事物的属性和本质，理解其本质含义。在此基础上，综合各方面因素，总结出历史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如失败，直接原因是篡夺，主要原因包括革命党人的妥协等方面。根本原因则可以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社会性质，它决定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从革命的特点可以分析革命属于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革命的失败，又可以得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这一规律性的结论。对历史学科内知识的综合能力，是学生建构完整的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关键，也是中考命题能力测试的重点。因此在学习中要注意知识之间的联系、对比和综合。在横向联系上，可寻找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或不同方面历史事物之间的联系，分析其相互作用和影响，并进一步归纳出这一时期的历史阶段特征。在纵向联系上，可寻找同一大专题或小专题所属的各时期中外历史相关内容进行联系综合，分析其相互关系，比较其异同点，分析其异同的原因、影响，并尝试将各部分知识迁移重组，形成专题线索，以此提高综合归纳概括能力。重视跨学科知识的渗透和跨学科综合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当前教学改革的一个趋势，也是近年来中考能力考查的重点和趋势。在教学中，应注意指导学生以学习的内容为立足点，联系其它学科中与之相关的知识，进行分析对比，从多学科的角度，更为完整地理解掌握知识，并能运用综合知识解答相关问题。
关键词：政治课 抽象理论 具体化 历史分析
政治课教学的目的就是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将深奥的哲理浅显出来，并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然而，政治课又不是一板一眼的学科，为了能更好的活跃课堂，增强学生兴趣，本人通过实践，得出一些方法，愿与各位同仁探讨、分享。
在教学中，应采取研究的方法，即从实际出发，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思维行程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教师切不能将教材的叙述方法机械地移入教学。
一、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要重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哲学认为，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作为政治课教学，要使学生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不能像物理、化学教学那样借助于实验的手段，让学生直接通过现象的观察来探索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对感性经验可以忽视。实践证明，一个感性认识十分贫乏的人，是很难掌握事物的因果关系并进行正确的抽象和概括的。小孩会由于给他看病的医生没有头发，就认为没有头发的人都是医生。因此，政治课教学应力争为学生的实践、感知创造条件。例如：在讲完高二哲学常识第一课世界物质性的论证以后，必须进一步搞清意识的现象和本质。只有这样，才能最后完成世界物质性的论证，才能真正排除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和二元论。教学一开始，我紧紧握双拳让学生回答：“我手里是什么东西?”学生只凭主观臆想，怎么也猜不出来。接着，摊开双手让学生闭着眼睛摸。学生立即回答：一个是棉花，一个是木棒。问：“你怎么知道的?”学生说：“我摸出来的。”这表明感觉作为最基本的意识现象，也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而这种反映必须通过“实践”。这种教学形式具体、简单，但它使学生对意识本质的理解更加深刻，而且使教学内容有信度、有力度。当然，对大量的、更为复杂的理论，不可能完全采取这种简单的方法，但从实际出发、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不变。例如：在讲价值规律时，应让学生到市场上去了解一下价格与供求的关系。心理学表明，为了掌握一些复杂的概念，应当采用“直见和词语的正确结合”。词语不仅能使直观材料更加鲜明和突出，也可以指引学生在观察中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对概念和理论做出规定和解释。总之，只有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二、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必须对理论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任何理论都有它产生的历史条件，都有其自身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理论，如果我们不把它产生的条件以及它自身发展的历史搞清楚，那就难以达到真正的理解。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下面，通过对一个重要概念的剖析，来说明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从而正确、全面地理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是指在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通过对“民主”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1)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必须同非国家形态的民主相区别，即国家形态的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必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亡。(2)民主是一个阶级范畴。民主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各个要素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作为国体，民主是相对于而言的；权力主体是民主阶级性最根本的表现，并通过政体的具体形式来体现；原则离不开权力主体，“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才有意义。(3)民主就其实质而言，总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民主也能为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服务，而绝不会为“大众”服务。(4)从民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还可以看出，民主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民主是对专制的否定，这是它的历史进步性；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少数统治者的民主，这又是它的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扬弃”，它继承了“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其权力主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以上没有任何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想，仅是根据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对民主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各个要素进行的具体的分析。但在民主的内涵和外延上，在民主概念的有关理论深度和广度上，这种分析的优点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这种把抽象的要领具体化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概念的形成历史的逻辑再现。
三、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最终必须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是为了重视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的能动飞跃，从而坚持认识论的唯物论，克服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唯物论”的教学模式。在国际上，传统教学论和现代教学论都一致认为，不论教学是在多么高深的理论水平上实现的，只要学生还没有把他们的知识有机地运用到实践活动中，那他们的知识就必然带有抽象的性质。只有运用，才能达到认识开始时被分割开来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才能克服知识对象的抽象性与具体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要素价值论 知识价值论 逻辑一致性
中图分类号：F01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022-03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体系中最重要的基本经济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边际效用价值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价值理论，从而也成为两大经济理论的基础。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演进和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就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基础上，比较客观地看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在新的情况下加以创新发展，学术界进行了长期而热烈的讨论。
一、学术界对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几种态度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经济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改革实践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在改革实践的推动下，获得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但相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价值理论仍然显得“滞后”。相对抽象的理论与具体、复杂的实践，使人们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条、僵化地认识和理解劳动价值论。有的学者无视马克思经典论著100多年的历史，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现实，无视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过程中业已出现的产业结构演进、阶层分化和利益结构的变化等新动向，无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结合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仍旧把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教条化地理解，并作为理论研究的唯一依据和评判改革实践的唯一标准。凡是不符合他们理解的经济理论，便认为是错误的，凡是与经典论述不一致的改革实践，都认为是危险的。
二是立足于对劳动价值理论的修补。坚持活劳动、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又分为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两大类的观点{1}。认为战后的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智力劳动”、“现代科学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的主要源泉。这种认识有合理的一面，说明了知识、技术或现代科学发展对价值创造日趋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认识必然面临的两难逻辑矛盾是：如果仍旧坚持经典的劳动价值论，则必须承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经济中存在着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或剥削雇佣工人的现象，而且，在“两权分离”条件下的公有经济中的资产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必然因拥有“过量”剩余索取权而存在剥削现象，那么，我国现阶段也就必然存在剥削和被剥削两个在物质利益分割方面对立的阶级；如果不坚持劳动价值论，就要承认物化劳动、资本，经营者才干乃至土地等自然力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三是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拓宽劳动价值论中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劳动的范围{2}。“在不违背劳动价值基本原理和实质的前提下，加强对生产工具特别是先进工具和机器设备在财富及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认为社会需要的劳动，如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和服务业劳动、社会公务劳动等都属于生产劳动，从而也创造价值。如在商业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问题上，该观点认为，如果不承认商业服务劳动创造价值，就会遇到的“包括劳动力价值在内的社会全部商品的总价值与其总价格之间永远存在的巨大差额，即使商品分别按价值出售，总价格也会永远小于其总价值”的理论难题。而如果承认商业服务劳动创造价值，既遵循了商业利润来自于产业利润的分割、让渡，合理地说明商业利润的来源，又解决了商业劳动者的商业劳动如果不创造自身劳动力的价值，会产生社会总价值与社会总价格之间的不一致理论悖论。但该观点遇到的又一个理论难题是：既然商业及服务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从而都创造价值，但是商业店员的劳动为什么只创造自身劳动力的价值，而不创造剩余价值或商业利润？
四是修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钱伯海教授提出的社会劳动价值论{3}。其主要观点是：价值是由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内的社会劳动创造的，绝对剩余价值来源于活劳动的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主要由物化劳动创造。而且，“物化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而物化劳动作为上期其他企业的活劳动的成果，在本期生产过程中被生产性消耗，同期又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加以补充，并延续到下一期维持再生产；本期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一方面要计入总产品中一部分，作为积累留到下一期，供扩大再生产之需。所以，“本期耗费的物化劳动、全部本期活劳动生产的结果，不仅是过去劳动，而且根本没有过去的劳动，全部是本期活劳动形成的。”总之，全社会各企业的活劳动在社会分工条件下，以物化劳动为媒介，进行传递，而物化劳动“本身是活劳动制造的，因而归根结底，还是活劳动创造价值。”对钱教授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批评{4}，认为钱教授的物化劳动概念，不仅在马克思劳动两重性学说中没有涉及，而且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混淆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形成价值的劳动和表现价值的劳动的三种劳动形态，“把劳动表现形式当做劳动创造价值形式”，同时把国民经济统计量和理论经济学的价值量相混淆。
五是对劳动价值论结构性颠覆的广义价值论{5}。广义劳动价值论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代表性论著是蔡继明教授的“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功能性分配理论”。该理论在说明产品价值由要素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由产品价值派生这一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了非劳动要素同样参与价值的创造，非劳动要素按照其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参与分配的观点。该观点试图克服古典劳动价值论和新古典边际生产力价值论存在的“产品价值的形成与要素价值的决定的割裂”问题，“构建一个更加完整的价值理论体系”。对广义价值论的批评{6}，认为广义价值论并没有什么新意，仍是基于“物化劳动不仅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转移价值，广义价值论和联合劳动价值论都脱胎于‘三位一体’公式。”而这是早已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并没有什么新意。
六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持该观点的除了学术界一些照搬西方经济学中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和动态非均衡价值论的相关论著外，有的从马克思创立其劳动价值学说所站的阶级立场上发现问题，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劳动价值论{7}。该观点认为，马克思创立的价值理论，之所以是“劳动价值论”，而不是“资本”价值论、“技术价值论”或“管理”价值论，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如果马克思站在资本或生产要素立场上分析问题，“凭着马克思的过人的才智、高深的理论功底和坚强的毅力，创立的价值论一定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资本’价值论、‘土地’价值论、‘管理’价值论或适合市场经济一般发展规律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跳出劳动价值论后，再看劳动价值论，其理论应该发展成为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对该种观点的批评，认为马克思的学说自然有其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回避他们学说的阶级性，并宣称他们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但这并不否定其学说的公正性和科学性。用阶级性否定科学性的推演和论断，本身就不具有科学性。
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一致性
马克思经济学说自诞生以来，一直以其强大的逻辑和声而著称。但是，自从马克思提出和论证了劳动价值论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就开始怀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一致性，并主要在价值转型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大做文章。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的逻辑一致性提出了一些质疑，并将其视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缺陷。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以下两种观点：
其一，有人认为，马克思“并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而是以劳动为核心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者{8}。在他们看来，尽管马克思的确很重视生产商品的劳动，并在对非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观提出严厉批评的基础上，确立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从而创造价值并成为价值的源泉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绝对地排除其他非生产性劳动参与价值创造。他们引用了马克思有关商品经济条件下，“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的论述，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点：“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captain of industry）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这种劳动可以转给经理），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正如在奴隶制下奴隶监工的劳动，也必须和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一样给予报酬。”{9}并且引用马克思关于随着生产的发展，“一般科学劳动”日益代替人的直接劳动的趋势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占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经耗费的劳动量”等相关论述。据此得出，马克思至少认为劳动、管理科学等都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并且参与价值创造的结论。
对上述类似观点的批评，认为这种对马克思有关价值创造的引用和论证，是极不严谨和科学的，因为，第一，只是只言片语地引用相关经典论述，存在严重的“拿来主义”和“为我说用”的功力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而不是科学地整体把握理解。因为，马克思对资本家劳动的论述，是严格区分资本家一方面作为所有者，另一方面又作为一般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来分析问题的。第二，尽管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在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一般科学劳动”日益代替人的直接劳动的趋势，他甚至遇见到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而是更多地“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0}但是在工业革命时代，马克思不可能将科学劳动划分出来，专门研究它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这是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决定的，科学劳动创造价值因此被“抽象掉”或“简化掉”了{11}。
其二，有人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未实现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统一{12}。认为马克思虽然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解决了价值的本质、源泉、量的规定性和价值规律等问题，而没有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本质到现象进一步解决劳动究竟是如何创造价值以及劳动怎样才能尽可能多地创造价值量问题；尽管十分重视价值源泉的劳动的一元性，但是对影响价值量的因素分析却不够；尽管已经意识到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并提议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但并没有就此展开研究；尤其是马克思十分喜欢和善于运用社会平均分析方法研究价值量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也研究了价值量和社会必要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却没有能够用微观边际分析方法研究价值量和个别劳动时间以及个别劳动时间与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然而，抽象劳动“总是要采取某种具体劳动的形态，并与商品生产者所采取的生产资料及其科学技术相联系。不仅如此，价值虽然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以个别劳动时间为基础，并始终存在于个别劳动之中。”因此，应从与现实结合的角度，从单个商品生产者的微观行为角度思考问题，这些问题是：“价值源泉的一元性和影响价值量因素的多元性矛盾”、“抽象劳动总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但与个别劳动时间成反比的矛盾”、“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但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是在遵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承认微观主体个别劳动创造价值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出发点，拓展微观劳动创造价值的研究领域，进一步研究微观主体即单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如何和怎样创造价值以实现价值最大化问题。”还有人认为{13}，马克思未实现宏观劳动价值论与微观劳动价值论的统一，承认物化知识创造价值发展“微观劳动价值论”的关键，在于揭示宏观上正确的劳动价值论回到微观物质生产企业时，必须承认“物化脑力劳动”也创造价值。
问题是，马克思的学说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马克思的整个学说在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只是一个大的框架，解释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劳动价值论也是经济学说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特定范畴，其特定的研究目的。要求与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天壤之别的100多年前的学说穷尽真理，说明包括宏观和微观的所有的问题，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有违历史唯物观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三、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
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学说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问题，学术界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争鸣，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劳动价值论“暗含的条件”分析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在有关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讨论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晏智杰教授从劳动价值论“暗含的前提条件”出发，分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适用范围或历史局限性的论点{14}。其基本逻辑是，有什么样的前提和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结果也应当在，而且只有在这些前提条件下才能成立。这就是说，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不仅有前提条件，而且这些前提条件是蕴含在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之中的。这些前提条件包括：物物交换的直接性，除劳动之外的要素使用的无偿性，以简单劳动为分析尺度等。
所谓物物交换的直接性，就是在交换的过程中，没有货币居于其间，更无资本的作用，仅是纯粹的实物与实物之间的交换。因为，如果引进货币，就必然引进价格，尽管价格比价值更接近现实，但会因此更远离本质。实物交换是对商品价值分析的必要条件乃至是充分条件，因而是唯一正确的条件，而这个条件从一开始就假定在交换双方供给与需求的恒等，从而排除了供给与需求变动对交换比例的任何影响。
所谓要素使用的无偿性，即除了劳动之外，其他一切用于交换的对象都不必付出代价。如果将资本（包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引入交换，就会增加分析问题的复杂性，甚至模糊了问题的本质。
所谓假定劳动是简单劳动，是说马克思把简单劳动作为计量社会劳动、从而简单劳动时间作为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而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思路尽管非常正确，但因为简单劳动实际上是体力劳动，从而使马克思在其价值分析中缺失了知识和技术劳动要素的地位。基于上述分析，晏教授断言，在马克思设立或暗含的条件下，劳动价值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因为这些（暗含）条件的设立，使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也仅仅是局限于这些条件下的有限正确性，如果缺少了任何一个假定条件，就不再是正确的价值理论。或者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仅仅适应于说明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简单实物交换比例决定的特殊法则，人们之所以误以为它们是普遍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价值分析的限制条件，或者误以为没有什么限制条件。
上述观点遭到了众多学者的商榷，卫兴华教授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5}，认为学术讨论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科学的论证和论据增强说服力。要减少主观武断，避免或减少对前人和今人理论观点的误解和曲解，包括对相关理论的概念、原理和规律的把握。晏智杰教授不仅“变异了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涵义”，而且无视马克思的有关价值的论述是“怎样从偶然的价值形式发展为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出现货币形式”的分析，硬说马克思的价值分析只是从原始物物交换，没有货币居于其间。对于“假定劳动之外的要素是无偿的”暗含前提条件的推断，卫兴华教授也从马克思分析问题的理论逻辑，阐述了商品分析部分的确不需要涉及是否要付出代价，但是，马克思对价值理论分析和价值理论运用和延伸的分析，诸如货币如何转换为资本、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借贷资本和利息、地租等的分析，处处可见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怎样付出代价和付出多少代价。对于“假定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简单劳动”的暗含条件的推测，是强加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武断做法。因而，其“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把握、论述和批判，从根本上和完全地离开马克思的原意。它是在同被他变化和幻化了的‘劳动价值论’战斗。”
也有的学者认为{16}。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尽管是从简单商品经济分析开始的，但是，并不是把商品价值理论的研究退回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简单商品生产，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来分析简单商品的。马克思分析实物交换只是作为分析价值形式发展的最初形式，因为它是商品交换的起点，而不是作为分析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且，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中假定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都是无偿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虽然只有可变资本才能创造价值，但只有在另一边，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17}同时，认为马克思将劳动仅仅理解为简单劳动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8}。二是从劳动价值论的“人权观”角度分析其局限性{19}。认为“古典劳动价值论是反封建特权的理论吼声，……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在马克思那里，它却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从其价值观实质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无产阶级人权观念的政治经济学表现。”“像洛克一样，他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权利论（劳动者对其劳动成果拥有唯一的占有权力）完全是一回事。工人花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乃是工人应当拥有的权力。”“劳动价值论本身意味着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社会交往以平等权力为规范，工人应当平等地占有和交换自己的劳动成果。”“事实上，马克思也不隐瞒这一思路。西方某些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攻击，大都处于对工人阶级人权观念的悖向。”总之，劳动价值论的确是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人权观的表现。它是创始人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瞩目私有制商品市场经济下工人受剥削的实际而得出的“政治经济学假说”，它不能不在价值观念上整合着无产阶级人权观。“所以，劳动价值论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唯一的不可动摇的出发点。”当前，应当重塑瞩目于使用价值配置并兼顾价值关系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假说”，而在这种考虑中，劳动价值论并未给一概抛弃，它被新的“假说”所“综合”了。
也有的学者认为{20}，马克思恩格斯是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既指出了资产阶级人权在促进资本主义文明方面所起的巨大进步作用，又指出了资产阶级人权基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而具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才能使人类获得解放。
四、关于要素价值论、知识价值论
要素价值论是近年来的一种时髦。围绕要素价值论及其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不仅诱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价值理论讨论和经济改革实践，因而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一）关于要素价值论
1.是否存在要素价值论。尽管有不少人坚持马克思是劳动价值一元论，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实际上都是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者。只不过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不同，因而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所坚持的是以劳动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论，现在人们坚持的是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论{21}。
2.能否用要素价值论来补充、发展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有不少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抹杀了除劳动以外的其它一切要素在价值形成和增殖中的作用，不能圆满解释社会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的现实，因而应当用要素价值论来化解劳动价值论的“矛盾”。甚至有人提出“等量要素及相同组合创造等量价值是商品经济一般规律”{22}。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坚持“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的观点，因而不同意用要素价值论来补充、发展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23}。
（二）关于知识价值论
1.知识价值论还是劳动价值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传统经济到知识经济，不仅现实基础发生了变化，而且它们依据的理论基石也不同。传统经济依据的是劳动价值论，知识经济依据的是知识价值论，这是两者最根本的区别。知识本身，作为劳动产品包含着价值，并能将自身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知识的使用，能够在生产中创造新价值、创造大于生产或购买它所花费的价值。这就是知识价值论的主要内容{24}。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价值论所包含的某些思想内容是不错的，但提法不够准确。知识本身作为已经形成的商品，它凝结有价值；但作为创造价值的因素看，知识本身又不等于价值，它只有转化为实际的劳动过程，才能形成价值。因此，总的提法还应当是劳动价值论，只不过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科学劳动在形成商品价值的总劳动中居于越来越主要的地位罢了{25}。
2.知识价值论能否取代劳动价值论。这同样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价值论将取代劳动价值论。1982年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提出：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由此提出；我们必需创造一种知识价值理论来代替劳动价值理论“。这是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直接劳动、劳动者已不是生产过程的主力不是财富即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主要创造者了。因此，在传统经济中是劳动创造财富即价值，在知识经济中不是（直接）劳动，而是科学技术（即知识）创造财富（即价值）。换句话说，传统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则是知识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创立，曾为传统经济的价值形成提供了理论根据；在知识经济中，人的直接劳动已脱离生产过程（只是以看守者和调节者的地位，“站在生产过程旁边，已经不是它的主要动力了”）当然也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不再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源泉，这时再用劳动价值论说明价值创造问题，显然是不合实际的。于是知识价值论便应运而生。对知识创造的经济，只有知识价值论才能说明其价值形成问题{26}。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并未过时，仍然适合于知识经济时代。这是因为，一方面，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实体是活劳动，而生产资料是已经客体化了的物化劳动，它在生产中只是转移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否认知识和科学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本身就包含着这一思想。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非但不会否定劳动价值论，相反更加证明了劳动（特别是脑力劳动）创造价值的正确性{2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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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进入21世纪，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全球化使世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国际兼并，资本更加集中，少数大资本集团对世界范围内生产经营的控制力越加强大。它们凭借雄厚的资本，控制着技术、生产、原材料、流通等等。
理论联系实际，阐述你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
参考答案1：
答：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在国内的统治，加剧了政治经济矛盾，加强了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世界体系。
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是金融资本对世界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重要基础。资本输出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前就已存在，但只有到了垄断阶段，它才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时，少数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垄断资本对本国和国外人民的剥削和掠夺，由于对生产和市场的控制，形成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同时，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把许多落后国家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那里具备了进行投资的条件。
随着垄断统治的形成和资本输出的扩大，各国最大的垄断组织，
在世界范围展开了争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各国垄断组织一方面竭力利用国家政权实行高额关税政策，建立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输入，保持国内垄断价格;另一方面，利用倾销政策，冲破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把大量商品输出国外，占据国外市场。各国垄断组织为了避免在竞争中两败俱伤，往往改变斗争方式，求得暂时的妥协，组成国际垄断同盟，共同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剥削和掠夺世界各国人民国际垄断同盟，主要采取国际卡特尔的形式，即各国垄断企业之间签定瓜分市场、确定价格、规定商品销售量等的协定，或共同组织统一的销售机构。
在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还在政治上结成各种联盟，从领土上瓜分世界，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侵占和掠夺殖民地，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已开始。从那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俄国先后走上了殖民掠夺的道路。到
1876
年，仅英、俄、法
3
国的殖民地面积就达
4040
万平方公里。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从
1876~1914
年间，英、俄、法、德、美、日等
6
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占领了近
25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使世界上的殖民地领土达到
6500
万平方公里。英、俄、法
3
国侵占的殖民地领土最多，1914
年，这
3
国的殖民地领土分别为
3350
万平方公里、1740
万平方公里和
1060
万平方公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主要地区是非洲，其次是西亚和东亚。到
1910
年，非洲土地面积的
90.4%，亚洲
的
56.6%，美洲的
27.2%，大洋洲的
100%，都已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此外，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附属国。这样，世界领土基本上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囊括了全世界，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方是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则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它们是帝国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列强之间在经济实力和世界领土瓜分上的不平衡发展，终于导致了
1914
年爆发的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世界大战。
参考答案2：
答：
实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
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
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
借助国家政权力量直接参与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
保证垄断资产阶级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作用：国家垄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
促进作用，又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深化。
一、其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
在保证垄断资本家集团获取稳定的高额垄断利润过程中，促进了经济的发
展。第二，国家对经济有意识的干预、调节，刺激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国内外
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三，国家通过大量拨款和组
织开发高新技术，兴建新兴产业，有力地推动了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高
级化。第四，国家协调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垄断资本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
关系和矛盾，
使他们的局部的、
暂时的利益服从资产阶级整体的长远利益。
第五，
通过社会和收入政策直接干预劳资关系，
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
总的来看，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相对
稳定和较快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
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根本性质，所以不可能
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反而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深化，反映
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这表现在：第一，国家干预不能解决生产盲
目扩大和劳动群众消费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第二，国家调节不能克服生产的无
政府状态，不能消除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破坏和经济结构的失衡。第三，国家干
第一阶段：学生自述阶段，花时五分钟左右。一改传统教学中教师复习提问的形式，让学生围绕课程标准，概括复述上节课重点、难点，也可以让学生板书知识结构。例如在复习《与传播》一课时，通过学生复述后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历程，掌握地主阶级抵抗派、洋务派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巩固封建统治之目的，理解地主阶级学习层次停留在器物层面，掌握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探寻救国之道，理解其学习层次进步到制度层面，同时重点掌握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学生通过复述上节课内容，达到巩固知识，强化知识结构，明确课程标准的目的。
第二阶段：师生探究阶段，花时二十分钟左右。围绕课程标准与《考试说明》精心设计问题，师生共同探究。《与传播》设计三个问题：（1）概述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2）简述在中国传播的史实及其意义；（3）认识与传播之间的关系。第一个问题，学生基本能解决前期的内容，也能理解对于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积极影响，但是对局限性的分析可能会不到位，教师可以就教材中“打倒孔家店”引发学生讨论。第二个问题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人物、文章、团体、刊物等几个方面概括传播的史实，并总结传播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第三个问题是帮助学生理解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解放了思想，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为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的传播，使得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宣传十月革命与阶段。
鉴于本课是第五单元的终结，可以引导学生探讨本单元的知识网络，形成如下单元结构图。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师生探究过程是辨明史实与理论的重要阶段，通过探究主要培养学生辨别历史事物和准确描述与解释历史事物的特征的能力，正确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正确阐释的能力，同时还培养学生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的习惯。
第三阶段：及时记忆阶段，花时十分钟左右。及时记忆并进行课堂检查。记忆前可结合课本内容介绍一些记忆方法，提高学生记忆效率。记忆完毕，及时通过学案中的填空进行自我检查。
及时记忆与检查能让学生掌握本堂课所学内容，同时不易遗忘，不浪费学生时间。
第四阶段：能力训练阶段，花时五分钟左右。训练主要是进行5—8道选择题训练，题目的选择以近三年新课改高考题为主，不足则辅之以大市近年来的模拟试题，选题确保围绕课程标准，围绕重难点。试题评讲也是关键，重在分析解题思路，总结规律性解题方法。“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提高学生阅读解析材料的能力。
第五阶段：心得交流阶段：学生个人谈本节课所得，可以就知识的掌握、方法的探讨、能力的提升、题目的体会等方面进行总结，不求全但求异，求学有所得。
通过实践，我感觉一轮复习此种课堂模式较为实用，简洁高效。复习过程紧扣课程标准与重难点，每节内容学生可以通过回忆、探讨、默写、训练、总结等五个环节五次接触课本重难点，突出了学科主干知识。既有合作探究又有典型题目训练，长此以往，学生描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必然会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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