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0:58: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市场监管法治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市场监管模式转型 合作型市场监管模式
一、研究缘起
市场监管是指为解决市场失灵，维持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监管主体依法对市场主体、市场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的产品和服务等因素进行监管的行为。其本质在于政府以直接微观的干预手段矫正市场失灵，是在不存在市场最优解的前提下，政府代替市场的一种次优制度安排。良好的市场监管既能够有效的矫正市场失灵，又能够有效的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社会秩序。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推动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的重要切入点，对于放宽了市场准入条件，营造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激发市场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这对高效的市场监管提出了客观需要。但是目前我国强制型市场监管模式却存在诸多问题，难以适应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变化的市场环境，因此推动市场监管模式转型势在必得。基于此，本文以市场监管监管主体是否多元、监管内容是否合理有限、监管手段是否多样、监管程序是否民主法治、对监管权的监督机制是否健全为分析维度当前我国的市场监管模式进行归类分析，并结合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对市场监管模式转型的导向作用，描绘我国市场监管模式转型的路径和未来转型的方向，为我国市场监管模式转型工作提供借鉴。
二、我国当前的市场监管模式――强制型市场监管模式
我国的市场监管发轫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管制，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历届政府机构改革，大致呈现出全面政府管制（计划经济时期）――监管放松（1978年到2003年）――监管改革（2003年至今）的发展脉络。就目前我国市场监管模式的整体情况而言属于强制型市场监管模式。强制型监管模式是指政府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竞争，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运用行政审批、例行检查、行政处罚等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对市场主体的主体资格、经营行为等内容进行严格的监督的一种监管模式。该监管模式的特点就在于：①信任机制的缺失，即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主体不信任自利的市场主体能够实现自我监管，市场主体也不信任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主体在监管工作能够坚持公共利益导向，实现秉公执法；②监管主体的一元化，即政府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市场监管责任，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参与机制，市场主体、社会公众、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几乎不参与或仅仅在形式上参与市场监管工作；③大而全的监管内容，目前我国市场监管内容大概涵盖了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监管、市场行为监管、产品和服务质量监管、市场风险监管等内容；④监管手段单一、监管效能有限。监管手段多以事前严格的审批核准、事中的市场检查或巡视，事后的行政处罚等强制性手段为主，难以适应量多异质的市场监管对象，监管工作容易出现成本效益失衡的问题。⑤对监管权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尚未形成对市场监管机构的专门监督机制，虽然建立了涵盖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四位一体的监督体系，但是存在监督资源分散、监督缺乏合力；行政监督一权独大，其他监督尤其是社会监督流于形式；监督法律制度缺失导致监督缺乏有效的法制保障等问题。我国当前的强制型市场监管模式带有强烈的政府干预的色彩，虽然具有短期见效快、威慑力大的优势，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监管理念滞后、监管机构设置不规范、监管权力分散、监管职能越位缺位、监管手段单一强制等，这决定了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市场监管模式必须转型。
三、市场监管改革先行区的监管模式――复合型市场监管模式
针对强制型监管模式存在的系列问题，少数市场监管改革先行区结合地方实际创新了市场监管的模式。这类市场监管模式可以称之为复合型市场监管模式，是因为它一种过渡性的监管模式，既包含了强制型监管模式的部分要素，又兼具了合作型监管模式的先进理念。事实上，深圳、上海等市场监管改革先行区所建立的市场监管模式就是复合型市场监管模式。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在市场监管改革工作中推行了“三合一”改革，整合工商、质检、食药监实现对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监管”；优化市场监管流程，在市场准入、食品安全监管、产品质量监管、公众诉求处置、执法办案领域实现“五个一体化”；推行“一个街镇、一个监管所”模式，实现监管重心的下移。之所以将浦东新区的监管模式归为复合型监管模式是因为相较于强制型监管模式，其进步之处在于有效地理顺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压缩了政府事前审批事项的规模，推动市场监管由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的监管；推动关联监管部门的资源、职能、队伍的化学整合，在专业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综合执法，构建了政府内部的大监管格局；实现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监管”以及“五个一体化”，推动市场监管流程的优化，有效地提高了监管效能；变革监管部门的管理模式，由垂直模式转变为属地模式，推动监管执法力量的下移，为市场监管工作的落实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由于这种监管模式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难以适应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市场监管工作的需要。例如尚未在市场监管工作中建立起有效的多方合作机制，非政府监管主体参与市场监管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有限；社会信用信息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在市场监管中运用有限；市场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缺乏规范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能配置、执法流程、责任追究等方面的专项法律法规，市场监管工作的法治化程度有限。
四、顺应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市场监管模式――合作型市场监管模式
（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对市场监管模式转型的导向作用
自2012年广东省改革试点以来，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大致形成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先照后证证照分离”、企业年报和信息公示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和信用惩戒制度改革等内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带来的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客观上对现行的强制型市场监管模式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也为未来市场监管工作的转型树立了新的方向标。具体而言包括：监管治理，即在市场监管工作中建立多方合作机制，推动市场主体、社会公众、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参与监管工作，实现市场监管工作的社会化；监管服务，即以市场主体为中心精简监管事项、优化监管流程、革新监管工具，以提高监管效率，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的监管服务；协作监管，即打破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壁垒，以整合市场监管职能为抓手，建立市场监管部门的大部门体制，提高监管的合力；信用监管，即以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依托，通过联合惩戒机制对纳入黑名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市场主体及其主要负责人给予失信惩罚。
（二）合作型市场监管模式的含义和本质特征
基于我国现存的强制型市场监管模式的诸多弊端、改革先行区的复合型市场监管模式的不足以及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对市场监管模式转型的导向作用，笔者认为未来我国市场监管模式转型的方向应该是合作型市场监管模式。合作型市场监管模式是基于多方合作机制基础上的市场监管主体对市场进行有限监管的一种监管模式。其本质区别就在于：
监管责任的重新分配与监管角色的转变。合作型监管模式强调市场监管的责任不仅仅在于政府一方，而是市场中的全体利益共同体的共同责任。因此它建立了多方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市场主体与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主体间是一种主动―辅助的关系，市场主体承担主要的监管职责，由被动地接受监管转变为主动的自我监管；政府在市场监管中仅起辅助作用，由直接监管者转变为“自我监管和制度的构建者”，政府的职责仅在于通过完善法规体系和强化制度设计来激发培育市场主体的自我监管意愿和监管能力。
现代监管的理念。现代监管的特征，一是基于规则，二是同政府保持距离。合作型市场监管模式下的市场监管工作不再是单纯的命令和控制，而是基于规则，这种规则是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代表各方利益的监管规则，是一种能够被人们认可和自觉遵守的监管规则。因此基于规则的市场监管工作体现出民主、法治的现代监管理念。同政府保持距离是指按照民主协商程序形成的监管规则不是由政府执行，而是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执行，由此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和监管过程的偏私，保证监管职责的切实履行。因此，同政府保持距离的市场监管工作体现了公平、责任的现代监管理念。此外，合作型监管模式还秉承了有限监管的的现代监管理念，监管内容由重主体资格转变为重市场行为、监管方式由重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
完备的法律体系。合作型市场监管模式是一种高度法治化的监管模式，立法先行、严格执法是其基本原则。在横向层面，合作型监管模式在经济性监管领域和社会性监管领域的各行各业都建立的完备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使市场监管工作有法可依。在纵向层面，合作型监管模式建立了涵盖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则和标准的自上而下、效力递减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其中法律、行政法规从宏观的角度对市场监管工作的价值和方向进行规范，具有强制力，各市场主体必须遵守；监管规则和标准是由行业协会制定的不具有强制力的行业内部契约，从微观的角度对市场监管工作的细节进行指导，各市场主体在监管工作中结合自身实际参照监管规则和标准实行自主监管。因此，该市场监管法律体系有效地避免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
软硬兼施、强度渐进的市场监管手段。合作型市场监管手段形象的可以概括为“温和的大炮，即管制机构要带着大炮才能对被管制者温柔的说话”[[]]，一般而言包括两个监管手段系统：一是柔性监管手段体系，通过说服、教育、奖励、资助等手段引导监管对象主动纠正违法行为；二是强制监管手段体系，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行政拘留等手段对违法违规行为给予相应的处罚，使监管对象被动地纠正其不当行为。在实际的市场监管工作中，当监管主体发现监管对象有违法违规行为时，一般先依次采用柔性监管手段解决问题，当柔性监管手段用尽仍不能解决问题时，监管主体就会启用强制性监管手段。因此合作型市场监管模式的监管手段既可以激发和培育监管对象的公民精神、自我监管意识和能力，又能保证监管工作的威慑力，提高监管效能。
监管治理网络。不同于强制型市场监管模式的自上而下的监管体系，合作型市场监管模式借鉴治理理念，建立了涵盖政府、市场主体、社会公众、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在内的市场监管治理网络，在该网络中各监管主体之间是平等信任、相互依赖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完成监管工作。
（三）我国市场监管模式转型的路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三类市场监管模式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顺应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监管模式应该是合作型监管模式，而非强制型和复合型监管模式。但是在推动市场监管模式转型过程中仍存在着一系列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层面因监管权分散、监管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等方面的不足，政府还无法实现对市场的高效监管；行业协会层面因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职能定位不准确等问题，我国目前的行业监管能力有限；社会监督层面因法律法规保障和约束机制的缺位、社会舆论监督机制不健全、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和参与能力有限，我国市场监管工作的社会参与度较低；法律层面因立、改、废工作的滞后以及统一的市场监管法的缺位，我国的市场监管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社会诚信体系方面因社会信用法规和标准缺失、信用服务市场不成熟、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不健全、社会征信体系不完善等制约因素，信用监管无法在市场监管工作中施展拳脚。正是以上制约因素使得我国市场监管模式转型工作很难由当前的强制型监管模式到合作型监管模式一步到位实现，而是要坚持渐进主义的演变路径，由强制型监管模式过渡为复合型监管模式，然后在各种制约因素已经解决的基础上由复合型监管模式转变为合作型监管模式。
参考文献：
[1]王湘军.电信业政府监管研究――行政法视角[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上海市工商局办公室课题组.上海推进市场综合监管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5，（5）.
[3]杨炳霖.对抗型与协同型监管模式之比较[J].中国行政管理，2015，（7）.
经济法治是指通过经济法调整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法治轨道，实现经济改革和发展法治化[5]。因对外开放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法治，属于政府推动下的外源性法治。虽然30多年来立法成就巨大，但法治运行效果不佳。有学者指出，经济法治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转变[6]。经济法治的完善对市场机制具有引导和保护作用，经济法运用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机制对市场主体进行管理，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证券法等调整和引导市场机制，防范市场机制作用与宏观调控作用的冲突。经济法治的建立和完善，能够鼓励市场主体的正当竞争行为、适度规模经营，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包容性的经济法治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包容性发展的基础。包容性的经济法治应注重宏观调控机制对包容性发展的保障作用。“包容性”一词是在收入差距、社会公平等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对现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包容性经济法治倡导通过法治手段，纠正经济发展模式的偏差，强调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种种排除、歧视现象的纠正，进而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包容。针对当前经济发展所显现的制度弊端，需要通过包容性经济法治的保障作用，使贫富差距缩小，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和经济权利的保障[7]。由于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又是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这就要求经济法治要注重通过包容性宏观调控机制的构建，从宏观角度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包容问题。在包容性的宏观调控机制的构建中，一方面，国家通过货币、财税等手段作用于社会总供给、需求、价格等国民经济总量，使社会总需求、总供给平衡，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协调；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持续、规范、公平地对社会财富初分配，再分配，如预算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价格补贴制度、贴息贷款等，以经济法律手段矫正不合理的社会分配，避免两级分化的社会分层，使社会成员公平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包容性的经济法治应注重发挥包容性的宏观调控机制作用，保障包容性发展的实现。根据经济法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要求，包容性的经济法治还要注重宏观调控与问责制结合。问责制是法治的新发展，表现为一种“三段式”①。首先是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及其权利设置的科学合理。就宏观调控而言，就是要完善调控主体间的权限划分，从制度上消除滥用权力等的基础。其次是动态问责，要求承担相关职责的主体对来自体制内外的各种监督、质询和疑问作出回应和说明。最后，是主体违背角色要求或经不起问责的，应承担其不利后果[8]。总之，包容性经济法治下的宏观调控是包容性发展的需要也是保障，包容的经济法治能够更好地解决“两个失灵”问题，重新定位经济法主体地位，实现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调控。
二、包容一体的经济法学总论
（一）经济法基本范式的包容性分析
不同的基本范式影响经济法研究的基本视角和方法，决定经济法理论是否能够与包容性经济法治的核心内容相协调一致。经济法研究由于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因而其研究范式、方法呈现多元化特点，这就要求经济法基本范式的确立要兼容并包学界的重叠共识。经济法学范式如何确立，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范式的确立不需要有特殊性，法学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普遍适用于法学二级学科。因为现实法律问题的研究通常是从整个法学学科研究的价值理念、研究范式和基本范畴出发，而不是预先划定部门法领域[9]。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范式的确立需要具备其特殊性，如仅具法学的一般研究范式，其理论解释力就会降低。因而经济法应当具有自己独立的基本研究范式[10]。实际上，前一种观点强调经济法学研究要具备法学研究范式的共性，后者则强调经济法研究范式的个性。中国经济法学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共同努力下，既包容“共性”也包容“个性”，形成对相关范式的有机一体整合，成熟、包容的经济法学范式才能成形。经济法具体范式应当确立哪些内容，学界也存在不同阐述。经济法研究由于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因而其研究范式、方法呈现多元化。具体而言，有学者认为主要存在法哲学范式、经济分析法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法学史范式4种范式[11]。也有学者认为具体范式包含经济分析范式、社会分析范式、结构分析范式和功能分析范式，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形成经济――社会分析范式，结构――功能范式等范式[12]。可见，就经济法具体范式的构成学界分歧并不大，从学者对兼容并包的多数观点可知，将经济分析范式和社会分析范式列为经济法研究范式是符合包容性的。事实上，经济法学的基本范式，学界大略已产生一些重叠共识：首先，经济法基本范式要能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适当定位经济管理和协调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国家的作用，因为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制度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次，经济法范式也要能够避免经济管理和协调主体的干预过度，导致“政府失灵”[13]。过于强调国家权力而展开的研究进路易忽视市场主体权利，严重制约经济法理论的成熟发展。总之，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既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又防范过度干预的“政府失灵”，是诸多经济法学范式涉及的基本问题。强调国家合理、适当配置各类主体权利与权力，协调局部与整体利益，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总体福利最大化是经济法研究的基本路径，也体现经济法价值、宗旨的包容性。因此，可以认为，强调国家与市场主体的协调适当地位，保护各类主体合法权益，作为一种共识，已成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式，其体现经济法理论范式的包容性，夯实了包容性的经济法治理论基础。
（二）经济法总论的包容性分析
探讨经济法总论的包容性问题，可以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经济法总论的共享性问题，另一方面是经济法总论关于权利保障的问题。经济法总论的共享性问题，不外乎经济法价值、基本原则等重要经济法基本范畴。就经济法价值而言，学界表述繁多，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诸如“社会整体利益”、公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安全等经济法价值。如二元经济法价值论将其归结为社会整体效益和公平；三元经济法价值论将其定义为“发展、安全、公平”[14]；有学者将经济法价值分为两个层次，工具性价值包括公平、经济安全和体制效率，目的性价值包含可持续发展[15]。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诸如经济平等价值不次于经济效率价值。可以说，这些经济法基本价值体现了包容性法治理念的共享性要求，即经济法应为市场经济提供平等、自由机会的“良法”。就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言，从单一原则说到多原则说不一而足，其中也有很多原则体现包容性经济法治。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内容是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和社会公平[16]。也有学者认为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应为经济法基本原则[17]。还有学者将经济法基本原则界定为社会本位原则、维护社会公平原则、平衡协调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18]。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这就要求经济法要以兼容并蓄之精神，竭力促进私人与私人、私人与国家的合作，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福利最大化，使经济关系平衡协调，实现共享式发展。而这一要求体现在经济法基本原则上就是社会本位、平衡协调、维护公平竞争等原则。经济法总论的权利保障问题。考察国内主流经济法学说，纵横统一论、协调论、经济调节论、经济管理论、管理和协调论、调制论等经济法理论，尽管其派别分立，但都强调国家干预，承认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之法，从某种程度上认同经济法理论主要就是国家干预的经济法理论[19]。因为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法源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但学界也普遍达成共识：不能单纯地由此构建经济法理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学界也已达成共识：国家的过度干预也会导致“政府失灵”。而规范“政府失灵”的关键在于权利保障，才符合包容性经济法治的要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主体的权利保障决定国家的权力实施，国家权力服务于市场主体权利，强调权利保障的权利本位代替国家干预理论下的义务本位，是经济法发展的趋势。换言之，应以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协调调整代替国家干预，体现对经济权利的保障。即便社会本位仍然主张权利本位而非义务本位，但与传统权利本位不同，它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权利，而非个人权利[20]。社会整体利益包括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的权利，以及发展权、健康和生态平衡的环境权、和平权与对人类共同遗产的所有权等权利在内的社会连带权利，这些权利为所有社会成员所有，而非个人所独享。所以，社会本位的法律化结果，是在原有的权利清单中加入社会公共利益内容，而非削弱对权利的保障。虽然包容性的经济法治强调共享性与权利保障，但也不能将经济法等同于社会法。在现阶段，包容性经济法治的倡导虽然也能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但这在本质上与社会法还有很大区别。包容性的经济法治在本质上仍然是确认和规范国家、社会和市场协同调整经济的法律，体现国家、政府的管理和协调作用，社会中间层的自治作用以及市场机制的自主性作用。而社会法本质是建立一种社会安全网或减震器，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保障社会秩序，从而体现国家的社会政策。有学者将社会法内容界定为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救济法[21]。强调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法，并不等同于强调共享性和权利保障的经济法。
三、包容性的经济法实现
（一）经济法子部门体系的包容性分析
包容性经济法治的实现，客观上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经济法体系的制度安排，即经济法子部门构成的包容性。关于经济法子部门体系安排或构成，不同学者主编的教材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法曾和民商法、社会法界限不清，使得各经济法部门体系呈现出不确定性。要实现包容性的经济法治，就要厘清经济法的子部门体系，对其进行包容性分析。教育部曾于1998年就经济法部门体系的内容安排制定了《经济法教学基本要求》，文件凝聚了当时国内众多经济法学者的勇气和心血，在“绪论”之后，分论分列“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3部分，共4编24章。参照这一制度安排，杨紫烜教授于1999年主编的《经济法》，将社会保障法单独分编，形成经济法总论、经济法主体、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5编体例[22]。这一子部门体系安排具有盖延性，该体系重视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和权利保障，符合包容性经济法治的要求。近年来，主流经济法教材有了一些新变化，包容了更多的经济法子部门。李昌麒教授在其主编的《经济法学》一书中将经济监管法、经济责任与司法救济单列分编，将经济法分论分为5个子部门，分别为市场秩序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经济监管法和经济责任与司法救济[23]。史际春教授在其主编的《经济法》中，则将经济法分论分为经济法主体、公共经济管理法和经济活动法3个子部门，全书4编25章[24]。该教材分论部分以“公共经济管理法”子部门代替“国家干预”子部门，体现了对市场权利主体的尊重及学术新发展。顾功耘教授在其主编的教材中，将分论的子部门体系分为市场秩序规范法、市场运行监管法、国有经济参与法和对外经济管理法4个部门[25]。这一分编体系为体现国有经济主体的特殊情况，并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将外贸管理法化为单独子部门。张守文教授在其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中，首次采取3编体例，除总论外，分论为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两个子部门，相对简洁[26]。该书并未将许多经济法分论研究的新领域单独分编，而是将很多子部门合并，如将社会保障法子部门并入宏观调控法子部门等。这一做法保留了传统二分法分论部门体系。可见，从经济法分论的子部门体系发展看，其经历了一个由简入繁，再由繁化简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子部门体系的包容性应不断增强。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法研究的发展，经济法出现了新研究领域，如市场监管法、市场保障法、经济法律责任和经济程序法等。这些新变化都有对经济法分论部门体系的新要求，要求部门体系更加兼容并包，而不宜囿于原来的“教学大纲”。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教学大纲”的修改建议，其无非都是希望能够尽快形成一个“新大纲”，使之作为经济法子部门体系安排的新共识更具包容性。由此，可考虑从一元论的经济法研究范式出发，兼容并包市场监管法和宏观调控法传统子部门体系，将经济法研究新领域根据具体情况合并到其中或单独分编。
（二）经济法运行机制的包容性分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必将对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央企业要把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作为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深入推进依法治企的各项工作。
高度认识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全面打造法治央企，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选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必将为中央企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发展产生强大推动力。在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我国市场经济立法进程将不断加快，保障公平竞争的法律规范将更加完备;依法行政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的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加大;公正司法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得到有效保障，司法公信力将明显提高;全民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各类社会主体的依法治理能力也势必大幅提升。所有这些，都将为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同时也对中央企业平等适用法律、公平参与竞争、依法合规管理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
全面打造法治央企，是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内在要求。随着国资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包括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和授权运作，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规范发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等等。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改革必然带来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法律关系的重构，因此，改革越是艰难，越要依法合规。中央企业只有全面提升依法治企能力，自觉将改革精神与法治思维有机结合，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制度，规范运作，才能落实好各项改革措施，有效避免在实践中出现重大矛盾和问题。
全面打造法治央企，是中央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十几年来，中央企业经过跨越式发展，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指标大幅攀升，经济效益显著增加。而国内外大企业经验教训表明，企业越大，其经营发展就越依赖法治。正如一艘巨轮在大海航行，法治就是压舱石。如果离开了法治的保障，很有可能带来巨轮倾覆的大风险。未来一个时期，中央企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任务很重，提质增效和保增长的压力也不小。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以及融资成本偏高等不利因素，中央企业平衡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中央企业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内外部法律挑战。从国内市场监管看，有关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的统一规范更加严格;从国际经贸规则看，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约束将逐步加大。在这些挑战面前，中央企业只有信法守法用法，才能使企业巨轮在市场经济中乘风破浪驶向远方，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全面打造法治央企，是企业法制工作向更高目标迈进的强大动力。打造法治央企，是中央企业依法治企的升级版，代表着企业法制工作的新高度。法制工作的价值，始终体现在保障和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的大局上。当前，中央企业主营业务伴生的传统风险依然很多，重组整合遇到的风险问题错综复杂，国际化经营中的境外风险更加凸显，社会各界对央企广泛关注期待的舆情风险交织呈现。可以说，各种风险“警报声”不绝于耳，中央企业对风险防范的需求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迫切。然而，当前中央企业一些领导干部运用法治化解风险的能力仍然不强，对法制工作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企业法律顾问的配备比例不足，队伍的能力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快速增长的法律需求。因此，在顺利完成三个三年目标基础上，将央企法制建设全面提升到法治央企建设，这既是企业应对法律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企业法治建设进程中要实现的一次新飞跃。
准确把握法治央企的核心内涵。
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要求中央企业根据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将企业打造成为对外依法经营、对内依法治理的法治社会模范成员。要深入理解法治央企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法治央企的核心内涵。
首先，法治央企是依法治理的企业法人。要使法治成为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观。企业治理结构要依法构造，各治理主体要按规履职。企业规章制度体系要健全完备，制度执行要严格有效。全员合规意识要牢固树立，依法办事和按章操作要成为广大员工高度自觉的行为习惯。
其次，法治央企是诚信守法的经营实体。要带头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违法牟利现象，为全民守法作出表率。要崇尚契约精神和诚信精神，重合同、守信用。支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善于依法维护企业权益，切实保障国有资产安全。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充分发挥以总法律顾问为核心的法律顾问队伍作用，确保法律审核全面到位，企业经营发展的法律支撑和保障坚强有力。
此外，法治央企是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要在遵守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自主平等、规范有序的市场行为，引领带动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营造法治化的市场环境。要重视倡导公平正义，自觉维护市场秩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要进一步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意识，熟练掌握国际规则和东道国主要法律，逐步取得有关国际规则制订的话语权。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国家如此，企业亦如此。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使法治成为中央企业实现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目标的基本遵循和保障，这是中央企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承担的神圣使命和重要职责。我们一定要大力彰显法治精神，增强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的践行者、推进者和带动者。
今后一个时期中央企业法制工作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必然要求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在顺利完成三个三年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再深化、再提升、再创辉煌”。今后五年（2015―2019年），中央企业法制工作的总体目标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中心任务，按照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总体要求，力争再通过五年努力，进一步深化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法律顾问制度和法律工作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合规管理能力和依法治企能力，中央企业以总法律顾问为核心的法律顾问队伍全面实现专职化，法律人员配备比例接近国际同行业标准，全部中央企业法制工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三分之一以上企业力争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努力为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做强做优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
根据上述总体目标，下一阶段中央企业法制工作的重点任务是：
继续推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再深化。
这是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服务企业改革发展、更好发挥作用的核心要求。要围绕法治央企建设，进一步拓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领域。结合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规范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加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重点改革任务，严格开展法律审核，确保企业各项改革于法有据，切实加强产权保护，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着力将法律服务全面融入企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和国际化经营，重视处理好风险与商机的平衡，以更加完备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促进中央企业提质增效升级。要加快建立全集团统一的法律管理信息系统，运用信息化手段使法律审核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刚性约束，从而有效实现法律风险防范的全覆盖。要针对境外企业法律风险高发频发领域，深入研究制订法律风险防范的具体措施，妥善应对境外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坚持独立法人地位，有效防范因“刺破公司面纱”带来的法律风险。
继续推动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再深化。
加强和深化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是推动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再上新台阶的重要组织保障。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要求，切实把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央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在组织建设方面的重点任务。要继续推进总法律顾问的专职化和专业化，全面落实总法律顾问职责。在业务规模大、国际化程度高、法律工作机制完备的企业，积极探索推动专业素质高、管理能力强的总法律顾问进入核心决策层。要适应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的改革要求，深入研究企业法律顾问能力评价机制，抓紧推动建立并积极发挥全国性企业法律顾问协会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大企业法律顾问培养力度，健全保障激励机制，拓宽职务职级和专业技术晋升通道，深入开展企业法律顾问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工作。努力打造一支适应法治央企建设需要、能与国际法律同行同台过招的优秀法律顾问队伍。
继续推动企业法律工作体系建设再深化。健全完备的法律工作体系，是进一步提升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层次水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促进法律工作体系不断完善提高，确保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作用发挥三个方面同步推进。要科学界定企业法律部门承担的法律管控、法律服务、法律监督等职责，深入推动法律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融合。要加快健全中央企业境外法律工作体系，大力推动在境外重要子企业全面设立法律事务机构或配备专职法律顾问。要积极开展与国际跨国公司法律工作的对标，加快制订本企业法律工作规范和指引，全面明确法律工作内容、程序和手段方法，努力提高企业法律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努力实现企业合规管理能力再提升。大力加强合规管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应对法律规则变化、支撑企业稳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所有中央企业都要坚持把依法合规作为业务开展的前提、检验结果的标准，在处理合规管理与经营业务的关系上，要始终坚持合规要求高于经济利益，业务活动遵守合规制度，对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要尽快建立统一有效、全面覆盖、内容明确的合规制度准则，健全企业前期防范、过程控制及违规惩处机制。要结合各企业实际，探索建立分工负责、协同联动的合规管理工作体系，明确由总法律顾问牵头，法律部门作为合规管理综合部门，相关业务部门和纪检审计监察等部门共同参与、齐抓共管。要突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以及环境资源、税务、劳工、知识产权等合规管理的重点领域，面向企业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人员、海外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有针对性地加强合规教育培训，加快形成全员合规的良性机制。
努力实现依法治企能力再提升。不断提升依法治企能力，是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央企业法制工作的最终目标。未来五年，要持续强化企业各级领导的法治思维，将企业领导干部集中学法制度化、常态化，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指标。要深入推动将依法治企成效纳入所属子企业考核体系，积极探索具体有效的考核办法。要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依法治理水平，高度重视公司章程作为企业内部的统领性、基础性规范作用，依法明确公司治理各主体间的职责权限。要依法规范中央企业对子企业行使股东权，加快完善授权委托制度，正确处理好维护出资人权益与尊重子企业经营自的关系。要深入培育中央企业法治文化，努力为依法治企能力的再提升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
推动落实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的工作要求
上述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是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的五年规划。为确保完成，再提出五点工作要求：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中央企业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实施新的五年规划，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我们要从推动国资国企改革、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紧研究明确新五年规划的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实行任务到岗、责任到人，健全相关督促检查和奖惩机制，确保这项工作落实到位。
制订计划，落实方案。所有中央企业都要以新五年规划为依据，结合本企业实际，认真抓紧制订具体工作计划和方案，把准时间节点，细化分解任务。要在制订方案中注重巩固三个三年目标成果，防止工作滑坡。要突出问题导向，将解决本企业法制工作的薄弱环节作为下一步工作的落脚点。要加强调研论证，切实摸清底数，明确对照指标，确保各项措施可操作、可检查、可考核。要在实施方案中注重将落实新五年规划与支撑企业重点业务、保障企业重大项目结合起来，把能否依法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升级作为检验法制工作的重要标准，争取做到边实施边见成效。
突出重点，深化提升。新五年规划的重点任务，概括起来就是“继续推动三项建设再深化，努力实现两种能力再提升”。要准确把握各项重点任务的内在联系，做到环环相扣、协同推进。要始终以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为核心，以法律顾问队伍建设为抓手，以深化完善法律工作体系为基础，全面提高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水平。要将合规管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当前推进依法治企的重中之重，尽快建机制、定规则、成体系。要重视总结实践成果，通过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手段，将依法治企的工作要求切实转化为企业各部门、各业务板块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大胆探索，分类指导。中央企业在实施新五年规划中，要坚持区分不同子企业的法律需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要针对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的不同特点，将证券市场准则和有关监管要求，融入上市企业的法律管理。要区分境外子企业与国内子企业面临的不同法律环境，注重将国际经贸规则、东道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纳入境外子企业投资并购、开展国际贸易法律审核的重点内容。要根据资本运营企业与实体企业的区别，针对资本运作法律风险防范的特点，着重加强项目的法律尽职调查和决策的法律程序监督。要区别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独资企业，对混合所有制企业重点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行使股东权利等方面把好关。
广泛宣传，营造环境。中央企业要以全面建设法治央企为契机，积极宣传落实新五年规划的重要意义，努力争取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要重视调动企业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凝聚合力，协同推进。要按照四中全会要求，深入开展企业全员法治教育，持续推进普法工作，积极创新法治宣传形式，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2014年10月1日，《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正式施行，中央企业要依据条例及时公示信息，维护企业信用，努力在全社会展示诚信央企、阳光央企的良好形象。
为切实做好对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指导推动工作，国务院国资委将采取以下三项措施：
第一，强化两类指导。一是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结合中央企业实际，研究制订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落实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二是针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中有关法律风险防范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出台有关工作指引，进一步发挥法治在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中的支撑保障作用。
第二，完善两项制度。一是继续推动完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制度，积极参与“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相关改革任务的落实工作，努力争取在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企业法律顾问的组织体系、职责范围和总法律顾问的职责定位、职级待遇等。二是探索完善企业法律顾问评价制度，加强与相关部委的沟通协调，研究建立企业法律顾问能力评价体系，逐步构建企业法律顾问专业技术晋升渠道，统筹发挥全国性企业法律顾问协会的作用。
第三，推动两个交流。一是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跨行业、跨区域的学习交流，树立国内先进、世界领先的标杆企业，宣传推广法制工作的好经验和好做法。二是积极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重点企业的广泛交流，在法制工作领域互相取长补短、加强“央地合作”，充分发挥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的示范带动作用。
最后，关于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我再强调三点：
第一，四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央企业法制工作迎来了又一个春天。面对法治建设的大好形势，中央企业法治工作队伍要抓住机遇，借力发力，突破重点，攻克难点。关于四中全会提出的刚性要求和国资委作出的明确部署，中央企业要逐条对照、加以落实。
第二，国资委明确提出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的五年规划，是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对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向更高目标迈进的重要指引和强大动力。中央企业分管法制工作的领导、总法律顾问和法律部门，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完成目标，以实际行动为推进依法治国、打造法治央企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非法所得；可税性；税法基本原则
目前社会上贫富分化、社会公平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大量非法收入的存在。而这些非法收入游离于正常的税收之外，致使我国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进而使我国的宏观调控不能有效的发挥调控作用，政府形象受损，社会矛盾产生并激化。尽管现阶段我国并没有一部法律或法规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但非法收益课税的的合理性已经被学界很多学者所认同，我国的税务实践也有一定的发展。1998年，沈阳市地税局了《沈阳市娱乐服务业临时服务人员税收征管办法》以及 2006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在娱乐、服务业提供临时服务取得报酬的择校费等纳入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这表明，非法所得课税的合理性在实践中已经慢慢启动。
一、非法所得课税的相关概念及其界定
非法所得的范围是随着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扩大的，已经从非法营业所得的利润发展到涵盖敲诈、侵占等一系列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所得。这个扩张的过程也是随着实践中的司法判决和一些部门或者地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来实现的。
我国对非法所得这一概念的界定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的：一方面，从取得途径和方式上看，非法所得是主体的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投资、经营、劳动等行为而取得的收益。也有学者认为还包括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所得。另一方面，从收入的性质的公开与否角度看，仅具有市场公开性的非法收益才可被归入征税范围。最后，从占有的收益能否为法律所认可来看，非法所得即所有权并非是占有人所依法取得的一种收益。
综上非法所得可以归纳为：取得违反公序良俗或某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且在获取途径和方式上有瑕疵的收益。而应税所得是指主体提供劳务或生产经营而取得的收益。这些收益是属于法律规定应当纳税的。由此可以看出，非法所得是从法律的角度判定其属于非法收益，而应税所得强调的是符合课税要素的收入。课税的对象是应税所得，至于是否为合法收入，并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
二、对非法收益课税之合理性分析
非法所得课税问题的探讨已经有很长时间，其讨论的关键是：国家应不应该对非法所得征收税收，对其征税是否就等于从法律上承认该收益合法的问题。政府对合法收入课税是税法的应有之义，而非法收益课税还是有诸多需要探讨的地方。
（一）传统理论对非法所得课税的否定。
传统学者认为不应对非法所得征税，他们从税收法定这一原则出发，认为纳税之后就相当于承认了该收益的合法，所以仅合法收益才能被征税，非法律规定的行为则不应该对其课税。从税收法定来看，征税前需先立法，征税对象是直接由法律规定，未经立法不得征税。所得一旦被法律规定为征税对象，那也就意味着国家认可其为合法收入。因此，非法经营所得不应为纳入课税范围。
另一方面，从社会道德角度上看，为社会道德所否认的行为，也不应该课税，如对从事的工作人员就不应该课收税收。显然，若法律对其规定其应该缴纳税收，那就相当于承认了其合道义性，这从道义的角度思考则是违背社会道德的。
（二）征税不能使非法收益取得合法地位
对非法收益课税，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学理上的困惑即课税是否会致非法收益转变为合法收益，或者是否可能成为非法行为人将黑钱"漂白"的途径？理性和实践告诉我们：征税并不能使非法收益取得合法地位。
不同的部门法规制不同领域的内的社会关系，税法是立法部门制定的授权政府部门征收税款的法律，同时也明确了划分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的法律界限，进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不受国家征税权的非法侵犯。所以，税法的规则设计在于授予政府征税的权力，以及相应的纳税体权益。税务机关对某种收益征税只是表明税法确立了对某项收入的征税权，并不直接等同于对其合法性的法律确认。因此，征税行为只是国家对公民某项财产权的剥夺，并不包含对其性质合法与否的认定。
（三）非法所得课税的课税性分析
可税性是张守文教授提出的，他指出"征税是否合理，不应仅看经济上的承受力，还应看征税是否平等，是否普遍等方面；征税是否合法，不应仅看是否符合狭义上的制定法，而且更应看是否合宪，是否符合民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1]这种说法是从立法层面上讲的，以确保政府征收税收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可税性包括法律上的可税性和经济上的可税性。后者是从经济的角度谈征税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前者是从法律的角度谈征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一方面，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非法所得课税有其合理之处。它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应有之义，对于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具有积极意义。在税收法定角度来看，也不存在障碍。另一方面，从经济上的可行性来看，"非法所得从形式上来看可以是收入也可以是财产或其他收益，但无论是哪种形式，均符合收益性标准"[2]存在收益即存在经济上课税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一问题的讨论只是在理论界比较多，在税务实践和税收征管过程中，无法完全将非法收益排除在课税范围之外。
三、我国对非法收益课税之合法性分析
目前关于非法课税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普通民众不理解并反对这一观点，认为这将会使非法收入合法化。而法学界的学者则有很多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征税行为并不能使非法收入合法化，满足课税要见的收益就该征税，并不只对合法收益征税。一项收入是否具有可税性主要看其是否满足税法规定的课税要件。至于其合法与否并不在税务机关考虑的范围内，对一项收入征税也并不意味着认可了该笔收入的合法性。笔者支持后一种观点。
目前从各国的税务实践和相关法律规定来看，征税机关在征税之前并不知作为征税对象的收益是合法与否，如德国《税收通则法》第 40 条明确规定， 满足全部课税要素的行为或部分课税要素的行为不因其违反法律的命令或禁止性规定， 或者违法善良风俗的情况而妨碍对其行为课税。美国的相关判例确立了不管收益的形式和源泉如何以及合法还是不合法， 只要能够增加负税能力，该收益就应该缴纳税收。例如贩卖在各国都被认为是非法行为，但是很多发达国家都对其进行征税。
税法基本原则是贯穿于税法规范中的，对税收关系具有普遍的调整作用，一切税收活动都应当遵守和执行的根本标准或法则。[3]税法基本原则是现代法治原则在税收领域的集中体现，是确立税收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准则。对非法收入课税的合理性集中表现在它是税法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
（一）对非法所得征税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
"合理的税收应当是公平的，这种公平标准就是课税时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袒"，每个都应按照自己能力的比例缴纳赋税。[4]税收公平原则即"税收"面前人人平等。其包括税收平等原则和税收普遍原则。随着世界税收法治化的深入发展，税收公平原则已为多数国家所接受，并逐渐发展成为各国税收制度的首要准则。
税收的本质是公共产品的对价。国民之所以应就其所得缴税，原因在于其每一项活动都是在消费公共产品，享受公共服务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其有义务为其消费行为支付对价。非法所得的取得者的经营活动与合法所得者的经营活动一样，都在消费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其理所当然地要为此支付对价，承担纳税义务。如果国家仅对合法收入征税，不仅降低非法收入者实施非法行为的代价，也会抑制合法经营者最近守法的积极性，造成新的不公平。"事实上，合法经营与非法经营本身之间的不公平与是否对两者进行征税的不公平问题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对非法所得征税虽然不能改变前者的不公平，但至少会防止新的不公平的产生。"[5]
（二）对非法所得征税，是税收优先原则的必然要求
依据现代税法理论，税收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为债权人，纳税人为债务人，当纳税人发生了包括税收债务在内的各种债务的混合时，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有优先受偿的权力。税收优先原则主要包括国税优先，税收债权优先于一般债券以及税收优先于经济合法性审查原则。而经济合法性审查优先原则，则可以很好的解释对"征税-合法"这一争论，为课税非法所得不等于承认其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
税收优先于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审查原则，又称实质征税原则，是指，"当税法确认构成课税要素的事实时，如果出现法律关系和事实关系不一致的情形，不能仅依据外观和形式，而必须根据事实和内容来判断，除非税法只规定仅就其外观和形式进行课税"。[6]德国《税法通则》第 40 条规定："满足全部课税要素或部分课税要素的行为，不因其违反法律上的命令或禁止性规定或违反善良风俗的情况而妨碍对其行为的课税"。[7]换句话说，只要存在可征税的客体和主体，满足课税要件，无论客体存在的形式是否合法，都应该依税法进行征税，税务机关无需对客体的合法性做出事先的判断。其主要价值在于对非法行为所引起的税收规避行为的否认。我国相关法规也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原则。如我国《税收征管法》第 45条也规定：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税收优先于罚款、违法所得。
（三）对非法所得征税是税收效率原则的必然要求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用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取得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并通过税收分配促使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税收效率原则包括两个方面，即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对非法所得是否征税直接影响着税收行政效率的实现。"如果'纳税一合法'命题成立，意味税务机关每征收一笔税款，就必须对纳税人的所得来源性质进行调查和判断，只有属于合法所得才能对其征税。"[8]此种征税模式必然增加税务机关工作量，加大征税难度，导致征税成本大幅度上升。此外，由于征税之前需要对客体的经济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于暂时无法准确判定合法性的所得，还会推迟税款人库时间，有的甚至造成税款流失。"而这些必然导致税收征管效率的下降，与税收的效率原则背道而驰，同时，也会影响我国税收的稳定性，有碍经济效率的实现。因此，非法收入免征税赋与税收效率原则相冲突。
四、结语
综上分析，结合我国目前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应当对非法收益进行课税。首先，从税收征管程序上将非法收入纳入应税收入之内。完善税务登记程序，将合法性模糊的应税行为等在税务登记管理办法中进行明确，改变现在仅合法主体合法收益才能进行税务登记的现状。其次，我国税法应当从立法上明确对非法收入课税。明确应税所得的范围，消除"只对合法收入征税"没有法律依据，"对非法收入不征税"也没有法律依据的状态。最后，在执法程序上，将没收违法所得与征税相结合。税收征管机关与司法部门要相互协调、合理分工。税务机关在征税中发现有非法收入时，要及时把相关情况告知司法机关，其合法与否的问题交由司法机关判定。同样，司法机关在发现非法收益时也要监督税务机关对其征税。税收权力和司法权力的不错位、不越位，客观上会使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有序状态，也增强了对非法收入的监控和管理。
参考文献：
[1]张守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J].法学家，2000，（5）.
[2]张璐怡.非法所得课税辨析[J].法制与社会，2007，（7）.
[3]朱大旗.论税法的基本原则[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4）.
[4]王鸿貌，陈寿灿.税法问题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51.
[5]曾玲玲.也谈对非法所得征税[J].法治与社会，2007，（6）.
[6]刘剑文.财政税收法（教学参考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79.
[7]刘剑文.财税法专题研究（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