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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贸易条件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双要素贸易条件
中图分类号：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2
从整体上来看，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条件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贸易条件变动情况研究、影响我国贸易条件的综合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对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条件比较研究。本文经过梳理将这些研究主题划分为以下四类：1.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及其原因分析；2.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分析；3.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贫困化增长研究；4.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途径。现综述如下：
一、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及其原因分析
国内关于贸易条件的研究比较集中在我国长期的贸易条件发展趋势方面。从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的总体趋势是不断恶化的（王如忠1999；赵玉敏2002；朱锦娟2008；黄满盈2008等），收入贸易条件不断改善（陈飞翔2005）；单要素贸易条件长期以来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关于双要素贸易条件，多数学者计算了我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得出90年代以后，我国与美国、日本的双要素贸易条件日益改善，我国与韩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不容乐观（胡靖2008 汪素芹2008 张烨2004 王晓婷2008）。很多学者从贸易条件构成、产业机构、FDI、技术进步等不同的角度对贸易条件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不同的原因。
1.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分析
几乎所有的文献中我们都能找到我国总体的价格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这一结论。具体到我国的分类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分析，我国的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有所改善，但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长期以来趋持续下降（张海波2006；黄满盈2002；朱锦娟2008；李汉君2009等），而制成品目前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因而我国总体贸易条件呈下降趋势。中国属于人口大国，劳动力供给可以视为无穷大，出口企业主要依靠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获得自身的竞争优势，产品附加值低，价格弹性低。目前我国在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中，我国的生产位于下游，外贸方式也多以简单的加工贸易为主，所创造的产品附加值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造成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难以快速上涨；而我国进口以高技术的机电产品为主，国外掌握了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高，导致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价格只上不下，从而导致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
都晓岩等（2004）从制度层面分析了我国NBTT恶化的原因，认为旧有的贸易制度和贸易体制是制约我国NBTT改善的根本因素。孙慧（2006）以贸易战略为立足点，理论上分析了我国80年代以后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和转移情况，认为基于比较优势下的完全自由贸易战略是导致我国NBTT恶化的基本原因。
外资企业出口也是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初级产品进口是随工业制品的出口而影响贸易条件的，而外资企业出口对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效应大于其对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效应（韩青，2006）。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促进我国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迅速增长，导致我国进口品的价格相对提高；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我国通过利用企业内贸易，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 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以达到转移价格、减少税负、转移资金与利润，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进口品的价格却降低了出口品的价格，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
2.我国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原因
近二十年来收入贸易条件长期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出口贸易数量的激增，尤其在我国加入WTO以后，ITT指数更是加速上升（陈飞翔，2005）。出口数量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我国大规模的加工贸易产业，其次是我国的出口鼓励政策（崔津渡2006；朱锦娟2008）。世界经济的全面增长和各类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积极性的提高也是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程敏，2006）。可见，出口数量激增和出口鼓励政策在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同时，也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产生了深深远影响。
3.我国要素贸易条件变动原因
早期的文献研究里，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一些学者仅仅研究了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刘志永（2009）在此基础上，主观估算了我国的要素贸易条件后，确定我国的贸易条件整体情况。显然这些分析方法在从整体上来看是片面和不完善的。一方面，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能说明我国的贸易利益受损。例如，如果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是由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致，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促进我国出口产品供给的同时，虽然恶化了价格贸易条件，但只要其单位出口产品价值的下降幅度低于出口产品数量的增加幅度，我国的出口收入水平仍是会改善的；另一方面，在融入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全球的国际贸易量不断增长，与伙伴贸易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都是处于上升趋势。从贸易双方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国贸易利益受损的事实。因为它并不能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的实际竞争能力。只有进一步考虑到双要素贸易条件，我们才能更深入且全面地研究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变动。
我国单要素贸易条件的长期增长毫无疑问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在对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上，产生了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劳动生产率，具体包括：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工业制成品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劳动效益系数（张烨2004）以及要素产出率（王晓婷2009）。无论运用哪种标准来衡量劳动生产率，其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攀升都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恶化。
从双要素贸易条件看，中国与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基本上是趋于改善的，但是与韩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的波动则比较大（胡靖2008），甚至处于恶化趋势（汪素芹2006）。黄勇峰、任若恩（2002）对中美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进行了实际测度，建立起1985年双国比较的标准，以表明中国与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实际差距和我国价格竞争优势形成的本质原因。结果显示，虽然在中美两国间存在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但由于劳动小时工资率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却大大低于美国的水平，这使我国的产品获得价格的优势，相比之下，资本生产率与资本服务价格水平与美国却大致相当。这其实从侧面说明了我们不能对我国与美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日趋上升的现状盲目乐观。
总体来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供给丰裕所导致的出口数量的急剧扩张和出口价格的持续偏低引起的；其次，我国的进口产品大多数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并且这些进口产品富有价格弹性。再次，我国的出口加工行业的技术附加值低导致制成品出口价格持续走低；而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提高了进口中间产品成本的上升而且压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并且抬高了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的价格，人为恶化了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最后，我国近十多年来鼓励出口的政策，导致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在这一过程中汇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出口产品的结构优化，导致出口价格一直上涨持续低迷。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主要在于劳动供给的丰富导致的出口数量的激增。单要素贸易条件在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
二、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
在梳理所参考的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中，笔者把影响贸易条件的主要因素归纳为经济增长、汇率、关税、劳动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贸易结构、技术进步和贸易战略等因素。
事实上，早在1999年，王如忠教授就较早地对我国的贸易条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他从理论上分析了最优关税、关税同盟、货币贬值、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作用，并且指出：大国征收最优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关税同盟内部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对各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一国货币贬值只有跟本国的进、出口供给弹性结合起来，才能确定本国货币贬值是否会引起本国货币同比例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不同型态的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效应也不同的。
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方面，谢建国（1999）认为汇率的波动不仅通过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改善或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 而且还通过贬值后的数量效应、结构效应和成本效应对贸易条件产生滞后影响。姚旦杰（2008）、杨娉（2009）认为，汇率变动能够改善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却使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汇率变动对各行业进出口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低于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但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变动不是导致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张学忠（2007）认为长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在短期内，实际汇率对贸易条件有显著影响，而贸易条件对实际汇率的修正作用并不显著。
与汇率不同的是，所有学者都肯定了技术进步在贸易条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武海峰等，2004；陶旺生，2008）；除此之外，贸易结构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焦点，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阻碍了我国贸易条件的健康发展（王允贵2004；曾铮、胡小环2005；李汉君、孙旭2009等）。张建华和刘庆玉（2004）将贸易条件变化的大部分原因归结为产业结构的变化。
黄满盈（2005）对1980-2004年中国贸易条件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劳动生产率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为负，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关税及FDI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为正。并且通过对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分解的结果，指出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确实呈长期恶化趋势，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呈递减的趋势，这种波动性主要是由“国别价格效应”引起的。
三、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贫困化增长
尽管贸易条件一直作为衡量一国贸易利益的指示器，价格贸易条件长期处于恶化趋势，我国的贸易利益是否因此受损？我国是否进入了贫困化增长阶段？长期以来，这些疑问也一直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张先锋、刘厚俊（2006）理论上分析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我国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短期内，经济增长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长期来看，我国贸易条件会不断改善；总体来看，贸易条件可能会呈“U形”变化。单纯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不能充分说明我国福利水平的降低。我国目前需要纠正因国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林桂军、张玉芹（2007）通过Sawada （2006）的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作为经济福利的指标， 运用显示偏好弱公理来研究经济福利的变动方向，并通过计算我国年度贸易条件、GDP年损失率、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得出我国的贫困化增长系数，发现尽管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但我国并没有出现贫困化增长；谢飞（2003）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利用Cypher&Dietz（1998）模型分析了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动态贸易利益，据此认为当存在技术进步效应时，贸易条件恶化并不一定会产生“贫困化增长”；刘志永（2009）测算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估算了我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发现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不断改善，而价格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呈不断恶化趋势，据此认为我国虽然目前没有出现绝对的贫困化增长，但我国有“相对贫困化”增长的可能。
四、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途径
无论我国是否进入贫困化增长阶段，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是个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也根据自己所研究的不同的影响因素对症下药，探讨了改善中国贸易条件的途径。首先，运用外贸政策、产业政策、外资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以改善中国贸易条件（李蕊，2007；于刃刚等，2008）；其次，提高技术水平，加快技术进步，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加强产业链的联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赵玉敏等，2002；张宏建，2008；陶旺生，2008；武海峰，2004；张先锋，2006等），引导外资合理流入我国新型产品的开发中，利用外资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朱廷2007；姚旦杰，2008等）。再次，积极扩大海外市场， 避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如东欧、南美洲、非洲等） 及周边国家（ 如俄罗斯、韩国、东盟等） 的贸易往来， 使我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从而减缓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变化带来的冲击（孔庆峰等，2007）。
五、存在的问题
首先，国外学术界从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开始，贸易条件方面的理论研究就一直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但这些理论基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例如，目前国内外学者仅限于对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进行孤立的研究，未能理清各种贸易条件变动之间存在着的种种内在的联动机制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贸易利益的变动情况。
其次，实证方面大多数学者采用了单一的时间序列的处理方法，这样就会造成样本数据比较少，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尤其存在众多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里，这一弊端显得尤为明显。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比较短，样本数据的选取比较有限，这也就成为我国在实证方面的缺陷不可避免。
最后，我们认为对贸易利益的研究，贸易条件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对外贸易更多地通过促进本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提高进出口企业生产率方面获得贸易利益。因此若研究贸易利益方面的问题，应更多关注后者。
注释：
①朱廷.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国际经济合作. 2007.01.
②王如忠.贫困化增长：贸易条件变动中的疑问[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徐建斌，尹祥朔.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J].世界经济，2002（01）.
[2]王如忠.贫困化增长：贸易条件变动中的疑问[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刘渝琳，杨小玲.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条件与政策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2007（07）.
[4]王允贵.贸易条件持续恶化[J].国际贸易，2004（06）.
[5]韩青.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J].世界经济研究，2007，10.
[6]姚旦杰.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协整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10.
[7]曾利飞.南北贸易模式与中国贸易条件决定模型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05）.
[8]刘志永.对外贸易中“贫困化增长”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贸易条件变动趋势的角度[J].国际经济合作，2009（02）.
[9]庄芮.质疑“普雷维什-辛格命题”[J].世界经济研究，2006（09）.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垂直专业化程度；产品内贸易条件
中图分类号：F74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4―0065―04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美贸易发展迅速，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逐年增加的趋势非常明显。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442.6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19％；2007年1～4月中国出口总额3495.2亿美元，对美国出口约占我国总出口的20％，加上香港转口部分，向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比例会更大，而美国的对华出口只占美国总出口的很少一部分，这几组数据凸显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逐年增长，但是中国从中获得的利润却没有那么多。传统贸易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产品内分工发展带来的贸易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去分析中美贸易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产品内贸易条件(TIPT)的提出
(一)垂直专业化和产品内贸易条件
Feenstra(1998)，Kei-Mu Yi(2003)，Grossman与Helpman等学者把国际贸易在过去20多年的飞速增长归因于“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Feenstra形象的用芭比娃娃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为例，对垂直专业化作了说明；Grossman与Helpman(2005)根据WTO的1998年度报告，给出另一个“垂直专业化”的例子：“在一辆美国轿车的价值中，约30％是由韩国的装配线生产，日本的部件与先进技术占价值的17.5％，德国的设计占价值的7.5％，台湾与新加坡的零件占价值的4％，英国的广告与市场营销服务占价值的2.5％，而爱尔兰与巴巴多斯的数据处理则提供了价值的1.5％。这就是说，美国国内所创造的产值只占37％。”这种垂直专业化的生产方式与一体化的市场营销之所以可以解释世界贸易在过去30年内的飞速发展，并解释国际贸易对于全世界平均关税下调的非弹性，其深刻原因在于作为最终产品组成部分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半成品与零部件反复经历各国海关。
产品内贸易条件(Terms of Intra-product Trade)是我国学者新近提出的基于产品内分工角度的贸易条件计算方法。国际经济学界对贸易条件的研究经历了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等几个阶段，对应于国际贸易发展的进程，不同的计算方法有不同的经济学解释，也反映了国际贸易参与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的变化。自从印度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提出“贫困化增长”以后，贸易条件一直就是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原来集中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产品生产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产品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在此基础上的中间投入品贸易就称为产品内贸易，它是继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以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贸易方式，产品内贸易的出现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恰当的参与产品垂直分工，更好的实现产品价值链的攀升。产品内贸易条件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关注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为贸易条件理论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二)产品内贸易条件的推导
影响产品内贸易条件(TIPT)的主要因素有垂直分工程度和价格贸易条件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品内贸易的获利能力主要由生产加工产品的数量(进口用于出口的数量)以及加工产品的增值率来体现，增值率与市场价格的波动可以用价格贸易条件来体现，生产加工产品的数量指标可以用Hummels所测算的垂直专业化比重来表示，由此发展中国家产品内贸易条件的表达式为Tvs=T×VSS。其中，T为价格贸易条件，VSS(vertical specializationshare)为垂直专业化比重，它也是产品内贸易条件计算的关键。
本文采用Hummels计算垂直分工程度(VSS)的公式。假设经济中有n个部门，用MIi表示i部门进口的中间产品，Yi表示i部门的总产出，Xi表示i部门的总出口。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二、我国制造业产品内贸易条件(TIPT)的计算
计算垂直专业化比重需要的数据主要是投入产出表和商品进出口数据。我国只在逢0、2、5、7年份编制全国投入产出表，而逢0、5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实际上就是2、7年份的延长表。对其他年份的投入产出表，根据平新乔(2005)的计算方法采用代替法解决。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投入是包括了国内外的总投入，本文需要的是国外的投入，因此要计算出中国投入商品中来自国外的比例。其次，无论是中国对世界还是对美国的出口，制造业出口都占一大部分，所以本文选用投入产出表的八个制造业部门：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缝纫及皮革制造业，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产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最后，进出口数据采用各国报送联合国的商品进出口数据，由于联合国的进出口数据是采用SITC分类标准，并没有现成的关于这八个部门的明确分类，本文根据联合国数据自己整理得出，主要采用了SITC编号为0，00，12。33，32，55，61，65，66，69，71，72，73，74，78，79的进出口数据。本文选取1995～2005年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
选取制造业八部门的数据进行计算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本文主要考虑制造业内部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选取了典型的八个制造业部门，可以用计算得来的数据说明制造业内部垂直专业化程度具有效性。此外，本文采用中间投入品的数据并没有考虑资本的因素。
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价格贸易条件虽然没有要素贸易条件全面，但它更直观的反映了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动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图1给出了1995～2005年11年的价格和收入贸易条件，用以和下文计算的TIPT进行对比。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11年来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整体呈下降趋势，在1999年略有提高，然后恶化并趋于稳定，2004和2005年又有轻微改善；收入贸易条件总体来看具有上升趋势，呈台阶式发展，1999～2001、2002--2005分别是两个层次。其主要原因
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进口品的需求增加，导致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快，而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价位低、附加值低；收入贸易条件改善是因为出口数量扩张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进口能力损失。这样我们就不能从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截然相反的趋势中去判断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情况。可见，传统的贸易条件对于贸易利益的说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图2是根据产品内贸易条件公式所计算的结果。我们所选取的八个部门的TIPT中，除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外，其它部门与收入贸易条件总体趋势基本是一致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品内贸易条件数值最高，远远超过了其他部门。从实际来看，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产品具有更方便零散化生产的特性，也就便于零部件的全球分工和采购，产品内贸易条件最低的部门是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垂直专业化程度处于比较低的范围，计算的数据和现实是基本吻合的。而中美贸易摩擦最严重的纺织业产品内贸易条件处于中游，并且多年来呈平稳趋势，只在2002年后呈上升趋势。计算11年间各部门的平均产品内贸易条件从高到低依次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缝纫及皮革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
从八个部门的发展趋势来看，在1995年八个部门很明显的分为三个层次：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位于第一层也就是最底层；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四个部门位于第二层；其余三个部门位于第三层。第一、第二层的TIPT发展比较稳定，第三层中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上升趋势最为明显，并逐渐脱离第三层。随着我国参与世界分工的程度的加深和贸易量的扩大，从1997到2003年间，第二和第三层TIPT数值和趋势逐渐接近，到2002年以后，除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以外的其它部门TIPT逐渐提高并分散发展，不再像1995年一样层次分明。这和我国制造业八个部门全面、深入的融合到世界分工中有必然的联系。
三、结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和价格贸易条件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影响TIPT，决定了各部门TIPT的分布，价格贸易条件则影响了数值的高低，两者共同对总趋势产生影响。
分行业来分析，在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TIPT最高的行业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2005年为例，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产品内贸易条件为16.06％，其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9.78％)。中美贸易摩擦频繁的纺织业的TIPT比较低，大约在7.67％，主要是因为该部门成本主要来自国内，较少采用国外中间产品，这也是中美纺织业摩擦较高的症结所在。其他TIPT比较低的部门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并不是很高，这是因为纺织业对美国出口量巨大，同时也是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美国来说，因为其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都比较发达，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相对弱小，政府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工资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中美贸易，部分美国学者认为是因为中国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挤占了美国国内同类产品市场，使工人失业、工资降低。和垂直专业化程度一样，TIPT越低说明中国在出口中的净得益较大，就容易引起美国的抵制。
美国之所以愿意进口TIPT比较高的部门的产品，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自己国内企业的利益，利用其比较优势，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得到效益最大化，同时，对TIPT较低的部门产品进行制裁，用以补偿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的就业冲击。
【关键词】 人民币 均衡汇率 基本经济因素
引言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和谐发展与其采用的汇率水平是否恰当有着重要关系。汇率失调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同时可能导致国际摩擦。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和专家都曾探讨：究竟怎样的汇率适合中国？但不管怎样应遵循基本的原则就是创汇和用汇均衡是用于贸易双方的最佳汇率，也就是说不能偏离了均衡汇率。爱德华兹等人证明，均衡汇率方法比较适合于对发展中国家汇率的评估和评价。
由于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因此可以借鉴均衡汇率的影响，并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的系统联系来估计和评价人民币汇率。均衡汇率理论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并利用他们之间存在着的系统联系来估计均衡汇率。关键是如何选择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特点且对人民币汇率有显著影响的基本经济因素，这也是本文的重要视觉所在，事实上，斯坦为代表的自然均衡汇率理论把反映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增长力这一指标在模型中加以体现比较适合转型中的中国。因此，本文试图综合以上特别是实际汇率理论和自然均衡汇率理论成果，浅究决定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和基本经济因素。
1. 基本经济因素变动与均衡汇率
爱德华兹、威廉姆森和斯坦等人曾深入地分析了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得出了重要结论，我们在借鉴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从理论上分析贸易条件、外资流入、关税、出口补贴、技术进步等基本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
1.1贸易条件与均衡汇率。一般来说，贸易条件改善会产生收入和替代两种效应。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条件改善首先会增加实际收入，从而不仅会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也会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因此会上升，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这是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同时，贸易条件改善的直接后果是进口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时原先的国内需求将有部分转移到贸易品上，这会减少对非贸易品的需求，从而导致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时又要求均衡汇率贬值。这是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替代效应。一般情况下，由于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所以贸易条件改善的结果是导致均衡汇率升值。相反，如贸易条件恶化，即导致均衡汇率贬值。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特定的经济条件制约，在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现象。这时，贸易条件改善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相反，贸易条件恶化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
1.2关税与均衡汇率。关税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影响进口品的价格来达到调节进口量的目的。假设其它条件不变，那么降低关税就意味着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这时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就会相应地增加，如果马歇尔---纳勒条件成立，将会打破原来的经常项目平衡，这时就会产生均衡汇率贬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关税降低还会产生进口品对非贸易品的替代，消费者会因为进口品价格下降而增加对它的消费，导致非贸易品均衡价格下跌，这也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
1.3外资流入与均衡汇率。一般来说，外资流入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因为流入外资的一部分，会通过结售汇或银行间外汇调剂市场，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外汇市场的外汇供给。在外汇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就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从长期看，如果外资是以借债的形式流入的，由于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所以这些流入的外资，如果全部进入消费部门而不创造任何生产力，最终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如果是进入投资部门，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如果外资是以产业投资的形式流入的，特别是投资于外向型部门，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
1.4出口补贴与均衡汇率。出口补贴实际上是一种负关税，岁调节出口有较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减少出口补贴会使出口商的出口利润减少而抑制了出口。出口减少会使结售汇需求不变，则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这是减少出口补贴所产生的供给短缺效应。另一方面，出口补贴减少同时会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政府的这部分购买力若最终被用于非贸易品支出，则会增加非贸易品需求，从而促使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这又会产生均衡汇率升值的压力。在现实中通常是由于政府支出结构比较多样同时其作用有滞后性，即前者的效应大于后者，所以减少出口补贴一般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相反会导致升值。
1.5技术进步与均衡汇率。正常情况下，技术进步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的最直接结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显著增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改善对外贸易条件，这时就要求均衡汇率升值，以维持外部部门可持续平衡。我们知道，均衡汇率指在国际收支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前提下，能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汇率。它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均衡汇率的关系，技术进步能直接导致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贸易品部门具有开放性和面临国际竞争力的特点，所以一般情况下贸易品部门的技术进步，相对来说总是比非贸易品部门快。这样就会促使贸易品对非贸易品的相对加尔 不断地下降，从而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实际上，以上两个方面是共同作用、相互转化的，所以技术进步对均衡汇率的升值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2. 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性探讨与结论
关键词：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根据传统的贸易条件理论贸易条件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及要素贸易条件一方面由于价格贸易条件是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基础另一方面又由于要素贸易条件的数据难以获得。其中，1997-2006年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网站(省略)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8年在线数据库，2007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一、贸易数据调整分析
表1 1997－2007年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对实际GDP的影响
从表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首先，贸易条件调整的数据指标分析表明从总体上看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另一方面随着出口额的快速增加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其次，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在长期关系中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正相关并且这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当。
再次，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也都验证了协整分析的结果。
为了避免价格贸易条件继续恶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我们应采取多种措施来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另外，在长期中，虽然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但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不显著，这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中间渠道不顺畅。
二、我国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对外贸易主要分为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种形式。国外经济学家针对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国内经济学家针对相关问题也进行了分析了年实际出口贸易额与实际GDP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出口贸易额增长短期内对于经济增长呈现为拉动作用,长期内这种拉动作用并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他们认为进口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相关性不显著。研究得出在特定条件下,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一样可以对经济增长发挥促进作用。
三、国际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国际贸易的形成过程和各国间经济自由交流的必然性，我们可使用微观经济论据，对国际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找出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说明更加透明、自由的国际贸易准则或贸易政策与中国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以及国际贸易活动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
1．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关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众多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进而所建议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不尽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却极其相似。都是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利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把各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和经济运行情况作为变量，从而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研究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所采用的变量和计量经济学方法都在不断地改变、有所发展，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结果并不能为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积极的有说服力的建议。
2．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分析考察我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直接投资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中，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贡献，提出在新时期要大力发展外向经济、提高直接投资依存度、保持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稳定增长，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对策。
3．维持和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将工业制成品分为资源基础型、低技术、中等技术、高技术四个层次,我们发现初级产品、资源基础型产品以及主要的低技术产品在总出口中的份额都下降了,中等技术产品上升了,高技术类产品在总出口中的份额上升程度非常大。在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出口,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投资创造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从总量上促进了出口,还优化了我国的出口结构。
出口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出现出口竞争力和出口量的同时滑坡，就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困难。因此，当前应未雨绸缪，首先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鼓励出口企业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培育出口品牌、提高出口附加值，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确保出口企业竞争力稳步提高，保持出口持续增长。其次应对影响上述拐点的诸多因素进行认真研究和预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止或推迟拐点的到来，从而避免由于出口贸易出现严重滑坡而出现的灾难性后果。
（中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湖北;武汉;4300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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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徐，邱云见.商场现代化［J］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2009，1.
关键词：要素贸易条件；劳动效益系数；劳动要素贸易条件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047-06
在中国外贸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贸易条件的变动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比如，近年来商品贸易条件（NBTT）指数的下降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广泛讨论。而相比之下，要素贸易条件由于计算过程相对复杂而较少被人们所关注。其实，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反映的是一国在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贸易净利益的变化，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一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能力，在理论和实际意义上的重要性都不比商品贸易条件指数低。可以说，要素贸易条件所衡量的是一国技术能力的变化，这一指标对于一国调整产业结构，加速技术改造，从而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加快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文献综述
“贸易条件”和“比较优势”一起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就对贸易条件的研究而言，主要涉及到用什么方法来衡量比较合理，对不同的贸易条件指数如何计量和判断，贸易条件的变动如何影响一国经济的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由Prebisch (1951)和Singer(1950)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提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命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这一命题本身包含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收入弹性低，导致贸易条件持续下降。第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不同，劳动市场结构存在差异，导致前者获得的贸易利益下降。同时，由于劳动市场存在过度竞争，会导致劳动要素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报酬下降。可见，Prebisch和Singer已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不只是单纯的商品贸易条件下降，要素贸易条件下降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刘易斯（1984）指出，要素贸易条件决定发展中国家商品贸易条件的变化，而决定要素贸易条件的是国内的生产率水平和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在一个以初级产品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国内的平均工资水平增长较慢，而工资水平较低不仅影响社会的总物价水平，也对劳动生产率进步具有不良影响，进一步导致其要素贸易条件下降。
贸易条件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Mendoza（1997）的一项研究表明，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使得相关生产部门的投资预期回报率提高，从而加速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他的回归结果是，贸易条件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得消费增长0.2个百分点。Bleaney等（2001）利用Mendoza的模型对1980―1995年间14个亚撒哈拉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随着贸易条件改善，投资增多，单位资本产出的GDP不断增长。Hadass 等（2003）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贸易条件改善和经济发展之间联系密切。
关于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问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商品贸易条件上。郑智海等（2002）对1993―2000年间中国与美国、日本、东盟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进行考察后得出中国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结论。赵玉敏等（2002）根据拉斯帕尔斯公式，分别编制了中国1993―2000年间初级产品、制成品及制成品分类以及前述所有产品的商品贸易条件指数。结论是这一期间中国整体商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是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整体下降的主要原因。张蕾 (2004)、吴亮（2001）等人认为，中国商品贸易条件指数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呈小幅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要素贸易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出现恶化。陈飞翔等(2005)的研究表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品贸易指数在持续地下降，但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却呈现出明显改善的趋势，仅仅根据商品贸易条件指数来做出中国贸易条件下降的判断是不合适的。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要素贸易条件的实证研究还相当有限。这就使得国内关于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关讨论缺乏充分的根据，至少分析的角度仍然不够全面。因此，本文拟对近20年中国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进行一个初步的实证分析，为中国进一步的贸易发展与转型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指标测度方法的选择与计算
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素贸易条件变动趋势作详细的分析，我们选择了1985―2004年20年的数据。传统的要素贸易条件仅考虑生产要素的效率，而没有考虑生产要素的成本，因而不能全面反映一国所取得的贸易利益，不能解释一些经济强国劳动生产率很高，但其产品却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现象，也不能反映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真正竞争力。可见，要全面反映一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只考虑劳动生产率还不够，还要考虑投入要素的价格。因此，本文将对要素贸易条件进行进一步修正，结合劳动力成本提出劳动效益系数，进而计算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指数。
1.单要素贸易条件（SFTT）及其计算
单要素贸易条件(Single Factorial Terms of Trade ,简称SFTT)，计算的是每消耗一单位国内生产要素用于出口后，该国获得多少进口，衡量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国内消耗单位生产要素所能换回的利益。单要素贸易条件上升，反映一国国内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的提高。
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计算公式： SFTT=（Px/Pm)×Zx
其中：Px、Pm分别是一国的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Zx为一定时期内本国出口商品的生产率指数（计算结果详见表1）。(注：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计算说明如下：在现有的统计资料中，对于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大都是依据所有工业生产部门数据，但我们认为这并不能真实反映出口产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要准确地衡量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必须依据出口部门数据，排除非出口部门。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以查找我国历年主要出口商品种类，然后，在其所涉及的生产部门范围内，依据1986―2005年多种统计年鉴获取出口商品部门生产总值、从业人数以及周平均劳动时间等指标数据，依据下式测算我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指数：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出口部门年生产总值/（出口部门年从业人数×出口部门产业年平均劳动时间）。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了部分附表，感兴趣者可直接与作者联系。)
单要素贸易条件表明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实际国民收入增长可以改善“二元经济”结构的负面影响。出口部门生产扩大可以吸引落后部门生产要素的流入，这样，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率也会因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改善而提高，从而，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会因平均生产率的提高而得以弥补。但是，随着一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如果生产率提高而单要素贸易条件出现下降，就有可能出现巴格瓦蒂所说的“贫困化增长”。这时，就需要对现行的贸易结构进行调整，所以说，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是一国结构调整的重要信号，其变动对一国外贸和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及其计算
双要素贸易条件(Double Factorial Terms of Trade ,简称DFTT)，计算的是每一单位的国外用于本国进口的生产要素可交换到多少单位国内用于出口的生产要素。双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反映了一国国内对于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相对其他国家是提高还是降低，可以反映贸易利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情况。
双要素贸易条件指数计算公式： DFTT=（Px/Pm）×(Zx/Zm)
其中：Zm为一定时期内外国生产本国进口品生产率指数。Zx/Zm指的是两国相互贸易品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情况，表示需用多少单位包含在出口产品中的本国生产要素来换取包含在进口商品中的单位外国生产要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的单要素贸易条件一般都是呈上升趋势，不能很好地反映各国间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平等现实，而双要素贸易条件可以更准确地说明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分配。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双要素贸易条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指数。
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国中，与美、日、德、韩四国的直接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1％，因此通过考察中、美、日、德、韩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值的变化，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双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计算结果详见表2）。
3.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及其计算
要全面反映一国所得的贸易利益，仅考虑劳动生产率是不够的，还要考虑投入要素的价格。因此，我们对要素贸易条件进行了修正，结合劳动力成本提出劳动效益系数的概念。
劳动效益系数为：L＝Y/W
其中，Y、W分别为每个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产出的增加值和劳动力价格。
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亦可同样分为单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SLFTT）和双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DLFTT）。计算公式分别为：
SLFTT=（Px/Pm）×LxDLFTT=(Px/Pm)×(Lx/Lm)
其中，Lx为一定时期内本国出口部门劳动效益系数。Lm为一定时期内外国生产本国进口品部门劳动效益系数（计算结果详见表3、表4）。
三、中国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1.传统要素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分析
过去的20年，中国的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其中近10年来增幅尤为明显，这与商品贸易条件指数的不断下降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见图1）。尤其是自1995年以来，中国商品贸易条件指数处在不断下降的趋势中，2004年下跌到80.04的最低点。相比之下，中国的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则在2004年达到新的历史高点。导致中国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快速上升的直接原因是工业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工业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商品贸易条件指数的下降速度，因而要素贸易条件指数保持了快速改善的趋势。
劳动生产率的横向比较显示，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详见图2）。1985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3%，日本的3.1%，德国的3.2%，韩国的13.4%。1985―1991年间，差距进一步拉大。1992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加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2004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4.3%，日本的8.8%，德国的9.6%，韩国的7%。这说明中国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要素劳动生产率自1992年开始得到大幅提高和改善。因此，中国双要素贸易条件变动趋势远不如单要素贸易条件乐观，虽然整体是一种上升的趋势，但表现不是非常明显，而且波动非常频繁，在90年代虽对韩国的改善幅度较大，但近年来相对于韩国又出现了很大幅度的下降。这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还有很大差距，且这种差距缩小的进程较为缓慢。
双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仅仅反映中国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劣势，并没有反映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从而无法反映中国出口商品的真实竞争力。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劳动效益分析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2.对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变动趋势的分析
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单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指数总体呈现增长趋势（见图3），尤其自1995年开始，呈现连续增长的趋势，2003年达到495.76的最高点，2004年虽稍有下降，但并不影响上升的大趋势。相对同期商品贸易条件的不断下降，中国单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的上升主要得益于劳动效益的不断提高，即劳动效率的增长快于工资率的增长。而与单要素贸易条件上升了近16倍相比，单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仅上升28.87%，表明中国的工资水平同样在这20年中有了大幅增长，导致劳动效益提高幅度有限。
同样，当我们将中国的劳动效益在世界范围内作横向比较，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从图4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双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一直呈下降趋势，90年代初虽稍有上升，但很快就因为工资率的大幅增长而重新下降，直至1997年后，中美、中日和中德双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才呈现总体上升趋势，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工资增长放缓，增长率相对劳动效率的提高慢于日、美、德。与此同时，中韩双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处于不断下降中，表明中国对韩国的单位劳动报酬创造的增加值优势在减弱。
3.对总体变动趋势的整体判断
结合相关计算与分析，我们对近20年中国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总体上中国贸易条件是持续改善的。尽管中国20年间商品贸易条件在波动中有所下降，但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却显示，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商品贸易条件指数的下降速度，要素贸易条件指数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与此同时，单、双劳动要素贸易条件整体保持一定的上升趋势，这一点不仅从实证计算结果得到反映，也可以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得到有效支持。事实上，为了从不断扩张的对外贸易中获取更多利益，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完善市场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生产技术、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第二，单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快于双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20年来，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快速上升，而劳动效益的不断提高亦使得单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指数总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把中国国内对于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和劳动效益相对其他国家进行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对美、德、日的贸易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对韩国则波动比较大，贸易利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
第三，贸易条件改善的速度有波动。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单要素贸易条件的波动幅度不大，基本上保持持续改善的趋势，但双要素贸易条件的波动比较频繁，特别是对韩国从90年代初到1999年持续改善，而且增长较快，但从2000年开始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劳动效益要素贸易条件指数波动更为频繁，特别是在整个90年代，出现了快速改善而又急剧恶化的过程。这主要是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1993年前后中国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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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f Factoral Terms of Trade in China：1985-2004
HU Jing CHEN Feixiang NIE Z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中国与韩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双边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1992年,双边的贸易额只有50.3亿美元,在2005年,双边的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119.3亿美元的新高,2007年双边的贸易额达到1599.0亿美元,是1992年的31倍多,15年年均增长26%,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额的7.4%,同时韩国也成为中国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已成为韩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是韩国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那么,贸易利益在中国与韩国之间究竟如何分配?也就是说中国同韩国的贸易条件究竟如何?这应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贸易条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长期趋势的变化情况;二是其波动性(volatility)。并且Blattman、Hwang和Williamson对不同类型国家贸易条件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发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条件的波动相对其长期趋势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重要,也更值得关注。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其长期变化趋势的研究上,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赵玉敏、郭培兴和王婷、林丽和张素芳、黄满盈等。最近,关于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黄满盈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从进出口商品结构角度和国别角度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性进行了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关于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还是波动情况,国内学者都还尚未涉足。一方面由于韩国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由于韩国是中国的重要近邻,因此对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和波动情况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波动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
二、数据说明
由于中国与韩国的经贸关系自1992年以来才开始迅速发展,因此本文也重点分析自1992年以来中国同韩国的贸易条件。本文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InternationalTradeClassification,SITC)第2版4分位数的基础上,根据Lall对进出口商品的分类,共选择初级产品145种、资源型制成品196种、低技术产品161种、中技术产品200种、高技术产品66种。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所有的原始数据(1992年～2006年)都来自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Depts/unsd/index.html)。另外,为了反映观测期内进出口数量变动在价格指数构成中的作用,本文在计算进出口价格指数时均采用帕氏公式(Paascheformula)。
三、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变化情况的经验分析
1.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变化情况
如图1所示,从1992年～2006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出现了小幅下降,2006年与1992年相比下降了2.6%。从1992年～1994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大幅上升,并在1994年达到历史的最高点,这很大程度上与当年的外汇体制改革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大幅贬值一方面增强了中国商品特别是制成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同时有效遏制了进口的增长,从而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但汇率调整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在1995年,随着进口价格的大幅反弹,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快速回落。在1996年,由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大幅改善,带动了整体贸易条件的大幅反弹。1997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大幅下降。此后,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基本上呈振荡走低的趋势,并在2004年达到历史的最低点。不过,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在2005年和2006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连续两年出现了反弹。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2.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变化情况
如图2所示,从1992年～2006年,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2006年与1992年相比下降了8.9%。在1992年～2006年间,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在大多年份都小于100,也就是说,在大多年份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都比基期(2000年)要差。在1996年,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达到历史的最高值,这主要是由于当年初级产品出口价格的大幅上升所造成的。在1998年和1999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只是略微大于90。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同韩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连续下降,并在2006年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这主要是由于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大幅上升所造成的。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3.中国同韩国的制成品贸易条件变化情况
如图3所示,从1992年～2006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出现了小幅的下降,2006年与1992年相比下降了1.9%,其中低技术制成品与中技术产品的贸易条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而资源型制成品与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从1992年～1994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不断上升,并在1994年达到历史的最高点,此后基本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并在2004年达到一个相对的低点,在2005年和2006年虽然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幅度非常小。中国同韩国的高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在1992年～1994年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都大于175,并且不断上升,在1994年达到历史的最高点,此后呈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在2006年由于高技术制成品进口价格的大幅上升,导致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大幅下降,并达到历史的最低点。中国同韩国的中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在1998年以前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并在1998年达到一个相对的高点,此后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但自2003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在2006年,由于中技术制成品进口价格的大幅下降,从而使中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大幅上升,2006年与2005年相比上升了50%,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在此,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同韩国的资源型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6年以来、低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4年以来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特别自2003年以来,下降幅度非常明显。
四、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波动情况的经验分析
1.理论模型:贸易条件的分解
关于贸易条件的波动,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方面,不同类别的进出口商品(比如初级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由于其产品特征和国际市场结构的不同,其贸易条件的波动将会不一样,我们把由不同类别进出口商品贸易条件波动引起的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称为“分类商品价格”效应;另一方面,不同类别商品相对出口价格或相对进口价格的波动(比如初级产品相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价格或进口价格)也会对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产生影响,我们把这种效应称为“相对商品价格”效应。下面,我们将根据这一思想来对贸易条件进行分解。
用px表示整体出口价格指数的对数,那么,
(1)
其中,pix表示i类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对数,pp、rb、lt、mt及ht分别表示初级商品、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αix表示i类出口商品在全部出口当中所占的份额,并且。
同样,用pm表示整体进口价格指数的对数,那么,
(2)
其中,pim表示i类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对数。αim表示i类进口商品在全部进口当中所占的份额,并且。
用(1)式减去(2)式便得到贸易条件的对数,
(3)
根据前面对“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和“相对商品价格”成分的定义,通过对(3)式进行代数变换,我们可以把贸易条件表示成这二者之和,但是,表示形式并不惟一。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考虑,为了把这些“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加总到整体贸易条件当中,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权重,既可以采用出口份额作为权重也可以采用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所以,对(3)式可以有两类分解方法,一类采用出口份额作为“分类商品价格”成分的权重,另一类采用进口份额作为“分类商品价格”成分的权重。另外,对每一类分解方法,表示形式也不惟一。这是因为对“相对商品价格”成分,我们需要选择一种商品作为基准商品,这有五种选择,所以对每一类分解方法,就有五种表示形式。在此,限于篇幅,我们仅列出每一类分解方法的一种表示形式。
(4)
(4)式右边的前5项表示的是“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分别表示的是不同类别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后面的4项表示的是“相对商品价格”成分,分别表示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及高技术产品相对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
(5)
(5)式右边的前5项表示的仍是“分类商品价格”成分,不同(4)式的是用进口份额做了权重;后面的4项表示的仍是“相对商品价格”成分,与(4)式不同的是,这4项分别表示的是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及高技术产品相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而不是相对进口价格。
2.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波动性
在对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同韩国整体贸易条件及分类商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在计算各种贸易条件的波动性时,均采用它们年度增长率的标准差来计算,这一方面是因为贸易条件的短期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相对其长期趋势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单位根的出现。实际当中,Razin、Baxter和Kouparitsas对贸易条件波动性的测算也都是这样处理的。具体的计算结果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样本数据本文计算
从1992年～2006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年均波动10.6%,其中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波动大于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年均波动13.0%;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小于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年均波动9.9%。所有分类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都大于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其中资源型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稍大,年均波动分别为19.2%和20.0%;低技术制成品和中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稍小,年均波动分别为16.0%和17.0%。
如果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为分界,把整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中国同韩国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都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在制成品内部,除了中技术制成品,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总的来说,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波动在前后两个阶段是有显著差异的,即加入WTO之前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波动大于加入WTO之后贸易条件的波动。
3.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此,我们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来对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进行分析。根据前面的分析,对贸易条件的分解共有两类分解方法10种表示形式,而选择哪一类分解方法哪一种表示形式并无优劣之分。在此,本文选择(4)式和(5)式对中国同韩国的贸易条件进行分解。分解时,式子的右边共有9个方差项和36个协方差项,这些协方差项对整体贸易条件方差的影响很小,忽略它们并不影响文章的主要结论,实际当中,Baxter和Kouparitsas对贸易条件的方差分解、Rogers和Jenkins)对真实汇率的方差分解也都是这样处理的。具体的分解结果见表2。
中国同韩国的贸易条件根据(4)式和(5)式分解的结果一致,即“分类商品价格”成分的波动在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波动当中起主导作用。根据(4)式的分解结果,在“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mtx(pmtx-pmtm)和αhtx(phtx-phtm)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较大,这二者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35%,结合表1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方面是由于αmtx和αhtx比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较大引起的;在“相对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mtx-αmtm)(pmtm-pppm)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较大,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14%,这主要是由于αmtx-αmtm较大引起的。根据(5)式的分解结果,在“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mtm(pmtx-pmtm)和αhtm(phtx-phtm)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较大,这二者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59%,这一方面是由于αmtm和αhtm比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较大引起的;在“相对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mtx-αmtm)(pmtx-pppx)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较大,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10%,这主要是由于αmtx-αmtm较大引起的。
资料来源:根据样本数据本文计算
总之,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波动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中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在中国同韩国进出口贸易当中所占的份额较大、中国同韩国中技术制成品贸易的不平衡(出口远小于进口),以及高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的较大波动。
五、减小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东盟：贸易条件：波动性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4－0040－05 收稿日期：2008－01－16
1987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仅有43.8亿美元，自1991年与东盟的对话进程开始之后，双边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特别是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58.8亿美元的新高。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2025.5亿美元，是1987年的46倍多，同时东盟也超过香港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另外，由于中国与东盟在自然禀赋、技术水平、生产传统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导致了中国与东盟各成员之间的贸易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与竞争性。因此，研究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条件显得日益重要。
贸易条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其长期趋势的变化，二是其波动性(volatility)。并且Blattman、Hwang和Williamson(2003，2004，2007)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条件的波动对其宏观经济的影响更重要，也更值得关注。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长期变化趋势的研究上，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赵玉敏、郭培兴和王婷(2002)、林丽和张素芳(2005)、崔津渡和李诚帮(2006)等，但是关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波动问题，国内学者到目前为止还尚未涉足。随着东盟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研究中国与东盟贸易条件的波动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数据说明
由于在1992年之前中国对进出口商品贸易的统计是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进行的，而在1992年之后则是按海关协调编码制度(HS)进行的，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所有关于东盟的原始数据(1987～2006年)都来自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它有各种分类之间的转换，并且也与中国海关的统计相一致。本文在SITC第2版4分位数的基础上，根据Lall(2000)对进出口商品的分类，共选择初级产品145种、资源型制成品196种、低技术产品161种、中技术产品200种、高技术产品66种。
为了反映观测期内进出口数量变动在价格指数构成中的作用，本文在计算进出口价格指数时均采用帕氏公式(Paasche formula)。另外，本文在计算各种贸易条件的波动性时，采用Razin(1995)、Baxter et al(2000)对贸易条件波动性的测算方法，用它们年度增长率的标准差来计算。
二、中国与东盟贸易条件变化情况的经验分析
(一)中国与东盟的整体贸易条件变化情况
图1报告了中国与东盟整体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总的来说，从1987～2006年，中国与东盟的整体贸易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2006年与1987年相比增长了38.7％。从1987～1993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条件在波动中不断上升，并在1993年达到一个相对的历史高点。之后从1993～1998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条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都大于110，并在1998年达到历史的最高值，这主要是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影响的不平衡所致，1998年中国与东盟的出口价格维持了自1992年以来不断上涨的态势，尽管幅度有所下降，但进口价格与上年相比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降。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化和蔓延，它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也充分表现出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条件在1999年和2000年大幅下降，虽在2001年出现了小幅反弹，但在2002年和2003年又接连下降，并在2003年达到一个相对的历史低点。此后，在2004年出现了小幅反弹，不过在2005年和2006年又接连两年下降。
(二)中国与东盟的初级贸易条件变化情况
图2报告了中国与东盟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从1987～2006年，中国与东盟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2006年与1987年相比增长了33.6％。从1988～1993年，中国与东盟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不断上升，并在1993年达到历史的最高点，这主要是由于当年中国与东盟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大幅上升，而进口价格小幅下降所致。在1994年和1995年，初级产品贸易条件连续回调，在1996年又大幅反弹。在1997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大幅下降，从而使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大幅回落。在1998年，由于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小幅反弹，而进口价格继续大幅下降，从而使这一年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大幅上升，并达到一个相对的历史高点。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1998年之后，中国与东盟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呈振荡走低的态势，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三年下降。
(三)中国与东盟的制成品贸易条件变化情况
图3报告了中国与东盟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及分类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从1987～2006年，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2006年与1987年相比下降了26.8％。在制成品内部，资源型制成品、中技术制成品及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中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下降幅度最大，2006年与1987年相比下降了73.6％；而低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则出现了大幅上升，2006年与1987年相比上升了116.7％。从1987～1998年，除了1992年，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基本比较稳定，数值在125上下波动。然而自1999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并在
2003年达到历史的最低点，虽然在2004年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在接下来的两年又连续下降。中国与东盟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的这种走势很大程度上是受高技术制成品和中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高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3年以来、中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8年以来，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资源型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8年以来、低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7年以来也基本呈下降的趋势(虽然在一些年份出现了反弹，但反弹的幅度都比较小)。
三、中国与东盟贸易条件波动情况的经验分析
(一)理论模型：贸易条件的分解
关于贸易条件的波动，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方面，不同类别的进出口商品由于其产品特征和国际市场结构的不同，其贸易条件的波动将会不一样，我们把由不同类别进出口商品贸易条件波动引起的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称为“分类商品价格效应”。另一方面，不同类别商品相对出口价格或相对进口价格的波动也会对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产生影响。我们把这种效应称为“相对商品价格效应”。下面，我们将根据这一思想来对贸易条件进行分解。
用px表示整体出口价格指数的对数，那么，
根据前面对“分类商品价格成份”和“相对商品价格成份”的定义，通过对式(3)进行代数变换，我们可以把贸易条件表示成这二者之和，但是，表示形式并不唯一。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为了把这些“分类商品价格成份”加总到整体贸易条件当中，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权重，既可以采用出口份额作为权重也可以采用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所以，对式(3)可以有两类分解方法，一类采用出口份额作为“分类商品价格成份”的权重，另一类采用进口份额作为“分类商品价格成份”的权重。另外，对每一类分解方法，表示形式也不唯一。这是因为对“相对商品价格成份”，我们需要选择一种商品作为基准商品，这有五种选择，所以对每一类分解方法，就有五种表示形式。在此，限于篇幅，我们仅列出其中的两种表示形式。
式(4)和式(5)右边的前5项表示的是“分类商品价格成份”，分别表示的是不同类别商品的贸易条件；后面的4项表示的是“相对商品价格成份”，分别表示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及高技术产品相对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
(二)中国与东盟贸易条件的波动性
在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条件进行方差分解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与东盟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分类商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具体的结果见表1。
从1987～2006年，中国与东盟的整体贸易条件年均波动16.7％，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年均波动34.5％，制成品贸易条件年均波动12.8％。在制成品内部，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最大，观测期内年均波动98.6％，而资源型制成品和中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较小。
如果以1994年中国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和2001年底加入WTO为分界点，把整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中国与东盟贸易条件波动性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在三个不同的阶段，中国与东盟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在制成品内部，低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在三个不同的阶段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在2002～2006年间，这二者的年均波动分别降低到4.2％和4.3％。资源型制成品和中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在第二个阶段波动最大，年均波动分别为14.6％和25.0％，不过到第三个阶段分别降低到4.9％和5.3％。
(三)中国与东盟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此。我们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进行分析。根据前面的分析，对贸易条件的分解共有两类分解方法10种表示形式，而选择哪一类分解方法哪一种表示形式并无优劣之分。在此，本文选择式(4)和式(5)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条件进行分解。分解时，式子的右边共有9个方差项和36个协方差项，这些协方差项对整个贸易条件方差的影响很小，忽略它们并不影响文章的主要结论，实际当中，Baxter和Kouparitsas(2000)对贸易条件的方差分解、Rogers和Jenkins(1995)对真实汇率的方差分解也都是这样处理的。具体的分解结果见表2。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条件根据式(4)和式(5)分解的结果一致，即“分类商品价格成份”的波动在中国与东盟贸易条件的波动当中起主导作用。根据式(4)的分解结果，在“分类商品价格成份”当中，αxpp(Pxpp－pmpp)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最大，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72％，这一方面是由于αxpp的波动比较大(1992年之前，初级产品在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当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45％以上，此后不断降低，到2006年，只占10.16％的份额)，另一方面是由于Pxpp－Pmpp的波动比较大造成的；在“相对商品价格成份”当中，(αxrb－αmrb)(pmrb－Pmpp)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最大，可以解释整体
贸易条件波动的10％，这主要是由于αxrb－αmrb较大造成的。根据式(5)的分解结果，在“分类商品价格成份”当中，αxpp(Pxpp－Pmpp)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最大，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49％，这一方面是由于αmpp的波动比较大(1998年之前，初级产品在中国从东盟的进口当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40％以上，此后不断降低，到2006年，降低到19.33％)，另一方面是由于pxpp－pmpp的波动比较大造成的；在“相对商品价格成份”当中，(αxrb－αmrb)(pxrb－pxpp)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最大，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31％，这主要是由于αxrb－αmrb较大造成的。
总之，中国与东盟初级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不稳定(初级产品进出口份额都不断下降)、资源型制成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不平衡(进口大于出口)、以及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大的波动对中国与东盟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起了主导作用。
四、主要结论
(一)从1987～2006年，中国与东盟的整体贸易条件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自1998年以来，这二者基本呈不断恶化的趋势
从1987～2006年，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制成品贸易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其中资源型制成品、中技术制成品及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低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则出现了大幅上升。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高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3年以来、中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8年以来，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资源型制成品自1998年以来、低技术制成品自1997年以来也基本呈下降的趋势。
(二)从1987-2006年，中国与东盟的整体贸易条件年均波动16.7％。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年均波动34.5％，制成品贸易条件年均波动12.8％
在制成品内部，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最大。而资源型制成品和中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较小。分阶段考察的结果表明，在三个不同的阶段，中国与东盟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关键词：贸易条件 技术进步 产业政策
贸易条件的内涵
（一）价格贸易条件
价格贸易条件又称商品贸易条件或净实物贸易条件。美国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多米尼克·萨尔瓦多教授认为，价格贸易条件是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用来衡量出口对进口的单位购买力。在一个贸易商品种类丰富多样的世界中，贸易条件被规定为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贸易条件指数（N）=出口价格指数（Px）/进口价格指数（Pm）×100%
如果贸易条件指数大于100，说明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上升，出口同量商品能换回比原来更多的进口商品，该国的贸易条件相比基期得到改善；如果贸易条件指数小于100，说明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相对下跌，出口同量商品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原来减少，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基期恶化。由于数据容易获得、计算方法简单，在实际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本文中所提到的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都是指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出口导向型贸易增长会使一国的贸易条件恶化，而进口导向型增长则会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同时，克鲁格曼的标准贸易模型指出：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会增加一国的福利水平；反之，贸易条件的恶化会降低一国的福利水平。
（二）收入贸易条件
收入贸易条件反映的是一国在出口基础上的总进口能力，相当于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量的乘积，被认为是出口商品的购买力。其计算公式如下：
贸易条件指数（I）=出口价格指数（Px）/进口价格指数（Pm）×出口数量（Qx）
相对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对一国的贸易利益和经济福利的反映更全面、更准确。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量会随之下降，若出口量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价格上升的幅度，从出口得到的总收入下降，出口所能换取的进口商品数量减少，该国贸易利得下降，贸易条件恶化（此时贸易条件指数小于1）。如果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出口量会随之增加，若出口量增加幅度大于出口商品价格下降的幅度，从出口得到的总收入就会增加，出口所能换取的进口商品数量增加，该国贸易利得增加，贸易条件改善（此时贸易条件指数大于1）。
（三）要素贸易条件
要素贸易条件包括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衡量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变动后，出口产业单位要素收入所能获得的进口商品变动情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贸易条件指数（S）=出口价格指数（Px）/进口价格指数（Pm）×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指数（Fx）
单要素贸易条件比价格贸易条件能更准确地反映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的贸易利益的改变，如果出口商品价格下跌而使商品贸易条件恶化，但这种相对价格变动是由出口产业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引起，而且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超过价格下跌幅度时，该国贸易利得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加，说明贸易条件改善（此时贸易条件指数大于1）。如果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幅度超过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该国贸易利得确实下降，说明贸易条件恶化（此时贸易条件指数小于1）。单要素贸易条件恶化经常是需要调整出口结构的重要信号。将出口初级产品转向出口工业制成品、或者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往往可扭转贸易条件恶化趋势。
双要素贸易条件则不仅考虑出口商品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而且考虑进口商品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是以价格贸易条件为基础的，经本国出口产业生产要素生产率与贸易对象国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修正后形成的一种贸易条件，为价格贸易条件与本国和外国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之比的乘积。当进口商品相对价格稳定，本国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相对于外国提高，则贸易条件改善；本国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相对于外国下降，则贸易条件恶化。
技术进步的类型
技术进步发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同样的产量只需较少的投入，或者同样的投入能带来更多的产量。技术变化有不同的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按照技术进步在不变要素价格情况下，对降低资本劳动投入比的效应将技术变化进行了分类，包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即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资本要素生产率的增加比劳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要多，在工资率/利率之比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情况，使资本/劳动之比提高，这意味着对于每单位的劳动需要更多的资本。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正好相反，因为劳动替代资本，使资本/劳动之比降低，现在每单位劳动需要的资本减少。中性型技术进步则意味着资本替代劳动或劳动替代资本的现象都不会发生。
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在全球贸易的大背景下，针对我国的进出口现状，又可将技术进步分为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和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即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出口部门，从而使出口商品的结构优化升级或者是技术含量大大提升，增加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则意味着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进口部门，使得国内相关企业生产的产品对国外同类进口商品的替代性增加，由原来的单纯依赖进口过渡到自给自足，弱势产业也逐渐转变为优势产业。
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不同的。如果一国的出口部门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该部门内部出现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使得劳动力向进口竞争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使得出口数量相对下降，进口替代产品产量上升、进口产品价格和竞争力下降，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反之，如果一国出口部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部门内部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扩大产品出口，供大于求、出口产品价格下降将使贸易条件恶化。如果一国的出口部门（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在相对生产成本不变和资源充分就业条件下，出口产品数量增加，贸易条件可能恶化；反之，如果发生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出口部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如果一国的出口部门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口竞争部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性型技术进步发生在前者而后者技术不变，这时虽然相对优势未变，但资本密集型生产增加、产品供大于求、相对价格下降，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相反，因而贸易条件恶化；但是，如果一国进口竞争部门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性技术进步恰恰又发生在该部门，则该国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
从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和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说，前者会使一国出口产品的成本降低或数量增加，从而使其价格下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后者会使一国的进口竞争部门劳动力成本下降、工资率上升，工资率的传导性使出口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在进口产品价格不变或降低的情况下，该国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
表1计算了1991-2006年我国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趋势。从表1中可以看出，到2006年，我国的贸易条件指数整整下降了47.29%，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这有其深层原因。从图1可以看出，1978-2006年我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不断上升，这说明我国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长期的出口产业政策导向使得出口企业比国内其他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出口产品的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出口总额中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上升，在工业制成品内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不再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中央和地方政府也运用多种手段支持推动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及技术含量。
出口偏向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结合，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一方面，我国的出口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导致出口产品数量增加、在国际市场上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贸易条件恶化；另一方面，虽然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实现了资本替代劳动，但由于我国劳动力过剩，出口部门劳动力的节约反而使劳动者的收入下降，国民福利指数缩水。
此外，在我国的工业出口中，加工贸易出口占到总出口额的50%。这其中，加工业出口企业越是涉及计算机、通信装备、电子设备等所谓的“高技术产品”，获得的附加值越低。以计算机为例，在全部附加值中，国内企业所获附加值比重仅为5%左右，通信装备和电子设备产品国内附加值也仅仅是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基本上属于打工企业。同时，由于这些高技术产品在主要的出口国如欧美、日韩等都存在大量的替代产品，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价格竞争便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这些都使得我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我国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导向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出口偏向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造成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当出口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无法控制时，调整进口价格指数以改善本国贸易条件便成为第一选择。这要求国家在产业政策的导向上将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和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或中性型技术进步相结合。我国应高度重视进口部门特别是薄弱产业的技术进步，通过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鼓励进口竞争部门进行产品研发、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强对进口产品的替代能力，进口产品的竞争能力和价格被迫下降，本国贸易条件自然得到改善。在引进或开发技术时，要利用我国劳动力丰富和工资率低的先天优势，同时正视出口部门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实，大力发展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和中性型技术进步。我国的人口众多，基数的庞大可以弥补个体知识存量匮乏的情况，使我国拥有开发中高级技术产业中核心技术的能力。当我们掌握了这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将其转化成生产和出口能力并能维持市场垄断地位时，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以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为产业政策导向的做法也要随之做出调整。
此外，上文中，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出口结构也是导致我国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要在促进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节约型和中性型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调整现有的出口结构，提升加工出口企业的产品附加值，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出口的结构性因素对贸易条件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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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大国参与国际贸易面临的优势与劣势比较作为出发点,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要素禀赋、出口部门生产、国内消费方面的具体国情,探讨了中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合理性问题。通过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分析大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优势与劣势,文章得出一些普遍性的结论,并应用到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当中,认为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决定了自身受大国地位影响在获取贸易利益时更多地处于劣势,因此中国有必要调整当前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逐渐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过渡。
关键词:经济大国 贸易大国 贸易条件 贸易利益 外向型发展战略
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对外开放,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和进行对外贸易构成了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的主要形式,而持续扩大的贸易规模则表明这一融合进程在不断加速和深化,最近几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达到60%-70%上下,外需相对内需的比例明显增加,经济的外向型发展趋势日益显著。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经济大国,目前又跻身贸易大国行列,这一发展中“双重大国”的身份很特殊。一般来说,小国由于国内资源和市场有限必须依赖外部市场,因此其贸易依存度往往高于大国;发展中国家则由于人均收入较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需求,同时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因此其贸易依存度往往高于发达国家;而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上述规律对中国都不是很适用。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通常认为小国适合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是否适合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高贸易依存度已经引发了不少关注,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过高,增大了国家经济风险,主张中国逐渐向内需主导型经济战略调整,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徐清军(2000)、刘国光(2001)、金远(2005)、廖国民(2009)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被高估了,当前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适当的,应当保持或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例如沈利生(2003)、张素芳、房剑(2006)、姜鸿(2007)的研究。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发展中“双重大国”的特殊地位,考虑上述问题时有必要根据中国大国经济的特征和实际国情进行针对性的分析,比较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参与国际贸易时,在获取贸易利益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两方面,在此基础上选择更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经济战略。这一分析过程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明确大国参与国际贸易时,在获取贸易利益方面一般具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因为大国和小国在参与国际贸易时面临的条件往往不同;经济大国一般具有规模较大的内需,而经济小国内需规模有限,这些区别使得大国参与国际贸易时在某些方面比小国更具优势或者劣势。通过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分析,可以得到大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优势或劣势地位的一般性结论。第二个层次是结合中国国情分析上述优势与劣势对中国的适用性,即分析中国在现实条件的约束下能否实现上述优势,或者克服劣势。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大国,中国经济具有很多特殊性。这些国情的特殊性可能与上述大国贸易优势或劣势成立的一般条件相符或相悖,这决定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由于大国地位获得贸易利益的优势较多,还是处于劣势较多。通过对优势和劣势两方面进行比较,可以相对客观地判定中国目前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否需要进行调整。
笔者首先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分析了大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优势与劣势,得到一些普遍性的结论,然后将所得到的结论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
大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优势与劣势比较
(一)大国含义的说明
广义的“大国”可以从不同角度界定,在经济学范畴内对“大国”有两种理解,一个是经济大国,另一个是贸易大国,二者概念不同。一般认为,经济大国应当具有很大的经济规模,具体表现为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大容量的国内市场;而贸易大国通常是指进口或出口量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份额较大,从而可以通过进出口影响商品贸易条件的国家。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国家规模较小,但如果该国只集中生产少数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则该国就被认为是该种产品的出口大国,可见经济大国与贸易大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大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往往也是贸易大国,但贸易大国未必是经济大国。
本文所分析的大国指既是经济大国也是贸易大国的国家,一般具有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规模、市场容量和对外贸易规模较大的特点,例如发达国家当中的美国,发展中国家当中的中国、巴西、印度。
(二)大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优势
第一,贸易利益的分配与贸易条件密切相关,而大国可以影响贸易条件,因此理论上来说大国可以通过提高进口商品关税来减少进口需求,进而改善自身贸易条件,小国则没有这种能力,只能接受世界市场既定的贸易条件。图1以提供曲线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说明。图1中A国为大国,该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其提供曲线为OA,世界其他国家向A国出口Y产品并从A国进口X产品,其提供曲线为OB。自由贸易时的贸易均衡点为A,A国按照射线OP斜率所代表的贸易条件出口OM单位的X产品,进口ON单位的Y产品。A国对Y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后,该国意愿减弱,提供曲线内移至OA',出口和进口分别减少为OM'和ON',新的贸易条件为射线OP'斜率,此时A国能够以更少的X产品换取原来等量的Y产品,对A国而言贸易条件改善。
第二,在规模经济引起的国际贸易当中,大国较小国更有可能在国际分工中进入规模经济部门并得到该部门生产扩大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的利益。规模经济是指在产出的某一范围内,平均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递减的现象,包括存在于企业层次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存在于行业层次的外部规模经济。对存在规模经济的部门而言,市场容量直接制约着规模经济的实现程度,因此国家经济规模对贸易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与小国相比,经济大国由于享有更大的市场规模,因此本国规模经济部门厂商的产量更大,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形成较低的国内价格,在国际分工时进入规模经济部门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图2显示了大国在内部规模经济部门与小国相比具有的优势。图中大国A和小国B拥有的要素禀赋和消费偏好相同,在某种内部规模经济部门的生产技术也相同,因此具有相同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AC。但由于A国市场容量大,代表性厂商的产量为QA,B国市场容量小,代表性厂商的产量为QB,因此A国厂商的生产成本CA低于B国厂商的生产成本CB,在两国之间进行分工和贸易时,A国更有可能进入该部门。在外部规模经济条件下,大国同样因其市场容量大而具有成本和价格优势,更容易在国际分工当中进入外部规模经济部门。此外,在动态意义上,大国率先进入外部规模经济部门后,还可以获得动态规模经济利益。即经由“干中学”效应积累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使产业平均成本随累积产量的增加而递减,这可以进一步排除其他国家进入这一产业的可能性,巩固自身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第三,一般来说大国由于国内市场容量和需求规模较大,在面临外部经济衰退和需求下降的冲击时,可以借助本国的内需来保持经济的相对平稳,即大国抵御外部需求下降冲击的能力更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出口成为很多国家总需求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小国较大国更依赖于外部市场,其经济增长主要靠外需带动,而大国由于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健全的工业体系,以及充分的市场容量,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较低。这样,在国际经济局势发生不利变化,外需规模下降时,大国总需求当中的国内消费、投资部分仍足以支撑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增长,而小国则往往由于总需求的急剧下降陷于经济停滞,只有等到外部市场复苏才能恢复经济增长。从近年来世界经济下滑时各国的实际表现来看,一般也都是大国率先摆脱危机,进入复苏阶段。
(三)大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劣势
第一,大国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力可能会使之发生不利于本国的变化。当大国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商品,或者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商品时,都会改变相应商品的世界供求形势,并造成本国贸易条件恶化,而小国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此外,在一国发生经济增长时,以不变的贸易条件衡量该国国民收入增加,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会通过影响生产和消费而影响到该国的贸易量,可能造成超顺贸易、顺贸易、中性、逆贸易和超逆贸易几种不同的结果,除超逆贸易型增长外,其他类型增长均导致贸易规模的扩大。如果该国是小国,因其贸易量的变化无法影响世界价格,国民收入增加即为小国经济增长的全部福利效应;但如果该国是大国,除非经济增长是超逆贸易型的,否则增长后该国贸易量会扩大,并造成自身贸易条件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民收入增加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贫困化增长。
如图3所示,图中OCI代表一国经济增长前的提供曲线,射线OP的斜率代表增长前的贸易条件,OCUA、OCA、OCN、OCP和OCUP分别表示超逆贸易、逆贸易、中性、顺贸易和超顺贸易型经济增长对应的新提供曲线。如果该国是小国,则贸易条件保持为OP的斜率不变;如果该国是大国,则虚线代表该国增长后面临的新贸易条件,可见只有超逆贸易型增长会导致大国贸易量下降和贸易条件改善,其他类型的增长均导致大国贸易量扩大和贸易条件恶化,且增长后的贸易规模越扩大贸易条件恶化越严重。
第二,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大国较小国更容易与别国发生贸易摩擦,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攻击对象,不利于本国持续获得贸易利益。虽然理论上来说自由贸易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国福利水平,但现实当中各国都会为保持或提升本国及国内特定利益集团的福利水平,而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并因此造成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与小国相比,大国往往由于其进口或出口规模大而更容易与他国发生贸易摩擦,对于一些商品出口大国来说这一问题尤其突出。一方面,就出口的总规模而言,出口大国从进口大国长期获得大量贸易顺差,容易招致进口国的反对并导致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就出口的商品结构而言,特定商品的大规模出口往往会对进口国的相应产业造成冲击,使得进口国有关产品销售下降并引发失业问题,由此招致进口国有关利益集团的反对并导致贸易摩擦。
中国情形的探讨
上述大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优势与劣势分析结果具有一般性,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在要素禀赋、生产模式、需求结构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突出的特点,将一般性结论结果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进行分析,则可以从贸易获利的角度比较中国的优势与劣势,并探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否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一)阻碍中国实现贸易优势的因素
大国实现贸易优势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是能够调整进口关税,从而改善自身的贸易条件;二是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从而能够在规模经济产业领域更好地发挥优势,以及在外需下滑时稳定总需求规模,保持经济平稳。但以下分析表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些前提条件,也就阻碍了潜在的大国贸易优势的实现。
在进口关税设置方面,由于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WTO成员国必须遵循WTO规则,通过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因此中国关税水平是不断削减的,最终将达到零关税。2002年以来中国一直严格遵守“入世”承诺,逐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到2009年中国关税总水平已降至9.8%,可以预见,关税水平还将继续下降。这一现实情况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已不能通过调整进口关税来改善自身的贸易条件。
在规模经济方面,虽然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容量,但是由于居民消费水平偏低且增长缓慢,抑制了国内一些潜在规模经济产业的发展。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产业一般为先期投入固定成本较高的重化工业或资本密集行业,以及“干中学”效应明显的行业。这些产业中大部分不是中国传统优势出口产业,以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的方式来实现规模经济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国内市场容量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这些产业能否实现规模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国内总需求由国内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需求构成,其中,国内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为了满足最终消费的中间需求;而在国内消费需求当中,政府消费需求主要是一个政策变量,居民消费需求才是国内消费需求的主体,也是真正意义上影响一国市场容量的决定因素。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加上住房、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挤占了一定的居民消费能力,因此中国消费需求占到GDP的比例一直较低,近几年只有35%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数据表明2002年以来中国国内需求当中消费需求相对投资需求是不断下降的,消费需求当中居民消费需求相对政府消费需求也呈下降趋势(见图4)。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缓慢增长制约了市场的实际有效规模,不利于一些规模经济产业的发展,也使得本国难以实现大国在这类产业领域当中,一般应享有的成本优势。
与内需规模增长缓慢形成对比的是外需规模的显著上升。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外需拉动,贸易依存度达到60%-70%。从图4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内需相对外需而言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国内市场相对于国际市场而言,吸纳本国生产能力减少了。这样,当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国外经济不景气时,外需水平下降,而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水平过低,无法吸收企业过剩的生产能力,也就不能达到大国依靠内需规模稳定总需求水平,支持经济增长的效果。从现实情况来看,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并对中国的出口产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很多出口导向型企业经营困难、失业增加。由于国内需求不振,内需并没有起到缓冲的作用。虽然中国通过一系列增加政府支出和刺激投资的政策措施保证了经济的总体稳定,但这种不合理的总需求结构缺乏可持续性。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呈周期性波动特征的,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国有必要构筑起强有力的国内需求,来应对可能不定期出现的世界经济下滑。
(二)大国地位使中国处于获取贸易利益劣势的原因
关于大国贸易劣势的一般性分析表明,大国地位在一些条件下不利于该国获取贸易利益:一是大规模的进出口或者非超逆贸易型的经济增长,都容易造成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减少贸易利益;二是大量的出口容易引起与他国的贸易摩擦,妨碍本国持续获得贸易利益。
目前,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都投向了加工贸易领域,外资企业通过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对进口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再出口,形成了外资主导型的贸易模式。随着外资规模的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也明显提高。1980年中国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仅为4.4%,而2001-2005年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与进口额已分别占到总出口额和进口额的55%和40%;2006-2008年间虽然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比重有所下降,分别为49.8%和37.1%,但比重仍然很大。加工贸易模式需要大量进口原料和中间投入品,组装后再大量出口,这种“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正与大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前提条件之一相符,因此造成中国进口物资的世界价格上扬,而出口商品的世界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另一方面,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GDP一直保持着8%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是顺贸易或超顺贸易型的,即经济增长增强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意愿,表现为贸易规模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而前面的分析表明,对于大国来说,非超逆贸易型的增长均导致其贸易量扩大和贸易条件恶化,且增长后的贸易规模越扩大贸易条件恶化越严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属于会使贸易条件严重恶化的增长类型。
(三)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很多学者考察了中国不同时期的贸易条件,绝大部分研究结果支持中国贸易条件总体不断恶化的结论,例如赵玉敏、郭培兴、王婷(2002)、林丽、张素芳(2005)、崔津渡、李诚邦(2006)等等,虽然有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说明了在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同时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仍然是上升的,但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出口商品单位价格降低的情况下,以更大的出口数量去抵补,才避免了总收入的下降,从长期来看并不可取。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中国只能以出口更多的出口商品去换取一单位进口商品,即出口单位商品的贸易利益减少,而相应的进口国贸易条件改善,这种相对价格的改变事实上使实际收入从中国向进口国转移。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由于核心零部件基本都依赖于进口,中国出口企业以收取劳动加工费用作为主要收入,所以其利润是很微薄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则进一步压低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中国对外贸易持续扩大带来的另一个大国劣势效应是贸易摩擦增多。2000年以来,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由此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摩擦也不在少数;此外,中国与在国际市场上相竞争的印度、墨西哥、土耳其、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在WTO框架下,这些贸易摩擦大多以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方式隐性地体现出来,而在矛盾激化时则上升到贸易谈判的层次。自1995年以来,中国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截至 2006年6月,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反倾销立案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3%上升到40%,中国还多次被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或者实施保障措施。此外,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2009年后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这样的发展形势显然不利于中国长期依赖外部市场获取贸易利益。
结论及启示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与大国实现贸易优势的前提条件不符,而与大国处于贸易劣势的条件相符,因此中国难以在获取贸易利益方面发挥出大国优势,反而更多地是处于劣势。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中国作为WTO成员国无法通过关税改善自身贸易条件,且囿于内需限制不能很好地发挥出规模经济优势,以及在外需下降时通过国内市场吸收企业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则出现了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不利发展态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外需主导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不适合中国。当前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是需要调整的,应逐步将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规模降至与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相适应的水平。与此同时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抑制商品房价格上升、补贴耐用品消费等政策措施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最终形成主要以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而对外贸易则作为该经济发展模式有益的补充。这样,中国就有可能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一些规模经济产业的成长创造条件,培育有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改变中国出口长期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格局,并使国民经济能够更好地抵御外部需求下降的冲击,同时避免和扭转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趋势,缓和与他国的贸易摩擦,为本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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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鸿.中国理论外贸依存度的测定与国际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6)
5.金远.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的问题及建议[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7)
6.廖国民.对中国当前启动内需的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9(4)
7.刘国光.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J].现代经济探讨,2001(12)
8.沈利生.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测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
关 键 词：人民币汇率；升值；贸易条件；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0－0101－04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状况好坏的一个指标，分为纯贸易条件或净贸易条件，又称价格贸易条件（barter terms of trade）、收入贸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和要素贸易条件(factorial terms of trade)三类。其中纯贸易条件是最为常用的，一般是指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体现了一国以出换进口的条件，所以贸易条件也称为进出换比价。
根据定义，如果用表示贸易条件，则
这里，Pm0、Px0分别表示进出口商品基期价格，Pm、Px表示考察期价格。因为Pm0、Px0是既定的历史数据，所以实际由Pm/Px决定。特别地，还可假定初始时贸易条件为中性，即Px0 /Pm0=1。
当上升(d> 0)时，意味着Px /Pm上升。这时，出口一定的商品可以换回更多的外国商品，这种情况称为贸易条件改善或贸易条件上升。当下降(d
一、人民币升值并非必然改善我国贸易条件
汇率变动对本国的进出口价格都有明显的影响，所以会影响到该国的贸易条件。传统的理论均认为，本币贬值的直接后果是出口价格下降和进口价格上升，贬值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出口价格，同时降低进口价格，所以我国的贸易条件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改善。这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常见的理解错误。
根据定义，贸易条件=P/P=P/P，（P为出口产品的本币价格，P为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P为进口产品的本币价格，P为进口产品的外币价格），它取决于以本币或者以外币衡量的进出口价格变化情况，只有出口价格上升和进口价格下降的时候才能改善贸易条件，并且出口价格上升和进口价格下降需要使用同一种货币来衡量。
实际情况是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以外币表示的价格P不变的情况下以国内货币表示的出口价格P下降了。正是由于P下降造成了国内出口商的利润下降，于是他们有提高P的动机。而对于进口来说，人民币升值造成以外币表示的进口价格P不变的情况下以国内货币表示的价格P降低了，P降低扩大进口需求，将促使P上升。所以从出口和进口看都要分两步分析。
第一步是直接影响，人民币升值直接造成了以本币表示的进出口价格的变化，即P下降了，P也下降了，此时由于人民币升值造成的P和P下降的幅度是相同的，都等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所以贸易条件是没有变化的。从外币表示的进出口价格看，在短期内外币表示的价格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贸易条件是没有变化的。
第二步是由于汇率变动引起以本币表示的相对价格变动，引起了进出口供求量变动，进而影响到了以外币表示的进出口价格，此时P上升，P上升，所以此时的贸易条件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是不确定的，取决于P和P的相对变化幅度。
下面对影响P和P变化幅度的因素做一些分析。
人民币升值之后，我国出口商出口同样多的商品取得同样多的外汇收入，但是兑换成人民币的收入减少了，利润下降了。出口商的选择可能是：第一，提高出口商品的国外售价，保持收入水平不变；第二，不提高出口商品售价，承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润损失；第三，一定幅度内提高出口商品售价，但不足以弥补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利润损失，承受一部分利润损失。
仅仅从出口角度看，只要存在出口商提高出口商品售价的行为，都会改善我国纯贸易条件，因此在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我们的纯贸易条件都存在改善的可能性。如果出口商在人民币升值之后没有提高出口商品的国外销售价格，那么人民币升值就不会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
或者换个角度说，由于人民币升值造成我国出口商利润下降，甚至部分出口商倒闭，因此出口供给减少，进口国内该商品价格因为供给减少而上升，因此改善了我国的纯贸易条件，但收入贸易条件可能因此恶化，两者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
可以看出，在出口中人民币升值是否影响我国的贸易条件，关键是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是否提高。影响我国出口商品提高价格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如果弹性小，提高价格不会严重影响销售量，有利于我国出口商提高价格从而改善我国贸易条件。但如果需求弹性大，则提高价格会导致销售量的显著下降，是得不偿失的。
第二，国外竞争对手情况。首先要看有没有在同类质量档次和价位竞争的国外竞争者，如果有，要看这些竞争者的数量和供给能力如何。如果数量大而且供给能力很强，那么我国出口商提高价格，而国外竞争者不提高价格，则市场份额可能被国外竞争者大量夺去，从而严重影响我国出口量，因此制约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实际上是竞争状况制约了出口商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向出口价格的转嫁，不能转嫁或者不能完全转嫁都将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
第三，我国出口商的成本水平和利润空间。如果我国出口商的成本很低、利润空间比较大，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对利润水平影响有限，完全有能力承受，那么可以不提价；但如果利润空间很小，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可能使利润完全消失或者造成亏损的话，那就不得不提高价格。但提高价格之后，销售量可能萎缩，使该出口商陷入困境。因此虽然被动提价改善了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但是很可能恶化了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
在进口的情况下，进口同样多的商品需要支付的人民币少了，成本节约了，购买能力增强了，以人民币表示的进口价格降低了，这将增加进口商品的消费。此时，以本国货币衡量，进口价格降低了；但以出口国货币衡量，进口价格因为国外进口的增加而有上升趋势，而这种上升趋势将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影响我国进口商品价格的因素有：
第一，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如果需求价格弹性大，人民币升值造成的进口价格下降会刺激该种商品进口量的大量增加，从而引起该种商品以外币表示的进口价格的明显上升，从而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如果这个弹性小，则有利于抑制国外出口商提高价格，从而抑制我国贸易条件恶化。
第二，该进口商品的国外供给价格弹性。如果国外供给价格弹性小，我国进口量的扩大会提高该种商品的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从而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
第三，进口商品的国际竞争状况。如果进口商品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则国外出口商如果提高价格，很容易被其他国际出口商替代，这样会抑制国外出口商提高对我国的出口价格，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利于通过价格转嫁成本，从而抑制我国贸易条件恶化。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的几何图形说明
下面通过几何图形来说明人民币升值引起以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价格的变动，如何影响进出口供求量变动，然后再如何影响以外币表示的进出口价格的变动，并且最终影响贸易条件的变动。
图1只是考虑了一国对外贸易商品市场上供求均衡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情况。从图1的左图可以看到，中国出口的商品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相当于被征收一定比例的出口税，这样会造成中国出口商品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国外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所以，人民币升值之后会形成新的产品供给均衡。外币表示的出口价格上升，出口量下降。
图1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的几何图形说明
从图1的右图可以看到，中国进口的商品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相当于给国内消费者一定比例的补助金，造成进口商品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同样人民币升值也不会使国外商品的供给曲线移动。所以，进口市场会形成新的供求均衡点，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但升值会使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下降，所以进口量上升。
在人民币升值之前，我国的贸易条件是0=P/P，而在人民币升值之后，我国的贸易条件是1=P/P。由于P>P，P>P，即人民币升值以后，以外币衡量的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都提高了，因此1是否大于0是不能直接判断的，只有P/P>P/P时，我国的贸易条件才能得到改善。
三、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没有公布对外贸易中的进口、出口价格指数，因此无法直接计算我国的贸易条件数据，这里的贸易条件数据借鉴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所整理取得的数据见表1。
根据表1、图2和图3，我们可以看出，从1980年到2004年，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从1982年到1986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出现大幅度恶化；从1986年到1994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又出现大幅度的改善；但从1997年到现在，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又出现了持续恶化的局面。与此同时，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却出现了持续改善的局面，假设1995年数据为100，则我国收入贸易条件从1980年的15.69上升到了2004年的225.51，改善了10多倍，这反映了我国贸易量的快速增长和我国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
在现实中，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很多，首先是汇率变动的影响，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的相对价格，将直接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其次，贸易条件的变动反映了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体现了一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一般来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体现了一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经济增长率也对我国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另外，贸易条件的变动还与进出口供给和需求的弹性有关，受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由于这里采用的是中美双边名义汇率，所以也考虑美国贸易条件变动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于是可以建立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
PTT=+E+GDP+PTTUS+ (1)
其中PTT为我国价格贸易条件，E为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GDP为我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TTUS为美国价格贸易条件数据。、、分别为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对汇率、我国GDP和美国贸易条件变动的敏感系数，为常数项，为随机项，反映其他因素变动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
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得到如下回归分析结果。
表2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实证分析结果②
根据表2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如下模拟回归方程：
PTT=278.7991+6.8020*E-0.00025*GDP-2.0956*PTTUS
（5.718） （4.928） （-2.968） (-4.167)
R2=0.639182F=11.21938
从回归模拟分析的结果看，虽然模型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但是拟合优度不高，存在一定程度自相关，结果不理想。但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我国的汇率、GDP增长和美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都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其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相关系数是6.8020，表明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贬值1个单位，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6.8020个单位；反之，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升值1个单位，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6.8020个单位。这个结果证明了人民币升值不一定必然带来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反映了在世界商品供过于求的态势下，我国人民币升值之后，我国出口商难以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弥补汇率变动的损失，而人民币升值带来进口增加的时候却造成了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从而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
此外我们可以看出，我国GDP增长和美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系数都是负数，表明当我国GDP每增长1个单位，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将恶化0.00025个单位，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将带来进口价格的较大上涨，而出口价格却不能同幅度上涨；而美国价格贸易条件每改善一个百分点，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将恶化2.0956个百分点，反映了我国和美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对于收入贸易条件来说，我们建立如下的模拟回归模型：
ITT=+E+GDP+ITTUS+ (2)
这里的ITT表示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ITTUS表示美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其他变量含义如上。可以得到如下模拟运算结果：
表3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收入贸易条件影响实证分析结果（一）
根据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LNITT=-5.600144545-0.4650*LNE+0.9175*LNGDP+0.2549*LNITTUS
（-10.531）（-3.175）（5.839）(0.836)
R2=0.990528 F=662.2942
从表3的运算结果可以看出，在三个自变量中，美国收入贸易条件没有通过t检验，因此去掉ITTUS这个变量，然后所得的回归模拟运算结果。根据表4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LNITT=-5.6870-0.5102*LNE+1.0346*LNGDP
(-10.988) (-3.776)(14.681)
R2=0.990180 F=1008.307（下转第120页）
（上接第104页）
表4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收入贸易条件影响实证分析结果（二）
从表4中的参数可以看出，各个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拟合优度很高，没有明显的自相关，模拟效果良好。其中的各个变量都取了自然对数。从模拟运算结果看，对我国收入贸易条件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是我国的汇率变动和我国的GDP增长速度。其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我国收入贸易条件反向变动0.5102个百分点，即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我国收入贸易条件提高0.5102个百分点；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我国收入贸易条件提高1.0346个百分点。
从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已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然而，从表面上看，我国外贸形势喜人，特别是在出口商品结构实现转换升级，工业制成品占绝对比重的情况下，给人们造成我国贸易条件大幅改善了的假象。事实上，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了一种先降后升再下降的情况，总体趋于恶化。虽然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出现了持续改善，但主要是由贸易数量扩张实现的，而价格贸易条件目前处于逐步恶化之中，这意味着我国交换国外单位产品时需要付出更多的实际资源，除非这些资源都是完全可再生的，否则可能造成我国资源浪费，不利于我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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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价格贸易条件、贸易量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数据的基期选择为1995年，主要考虑了1994年汇率“双轨制”并轨的影响；美国价格贸易条件数据的基期为2000年。
② 采用eviews统计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到的结果，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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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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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首先构建了具备微观基础的经济模型，对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相应的理论分析，得出了在经济均衡状态应该具备的动态方程，据此采用VAR实证模型实证检测了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绩效冲击，结果证明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在贸易条件上具有较好的改善作用，但同时在长期将形成门槛效应，在产出方面结构调整冲击体现出了短期负面冲击。从经济绩效方面考虑，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应该选择渐进式的调整路径。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 路径 贸易条件 相对产出 VAR
理论模型的构建及相关命题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
假定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每个国家都有两种产业及相应产品，分别用m、c表示，其中m代表高科技产业及其产品，c代表低技术产业及产品，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假定两种产业的生产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即：
Ym=AmKmαLm1-α （1）
Yc=AcKcαLc1-α（2）
其中，Y代表产出，A代表技术，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投入，α为常数。又由于m代表高科技产业及其产品，c代表低技术产业及产品，因此，可以在函数中用不等式相应表达出相应关系，即Am>Ac。相应地，国外生产函数也假定为这种对称的形式，以上标*进行区分。同时，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也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即：U=CmμCc1-μ （3）
其中，C代表消费，μ为常数，反映出m和c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对称性地，国外消费者函数也假定为这种形式，以上标*进行区分。
另外，本文假定每个国家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且劳动力不能在两国流动，但资本可以在两国流动。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也没有运输成本。
（二）模型的推导及主要结论
由于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每个产业工人所得应该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即：
wm=(1-α)AmKmαLm-αPm （4）
不难得到：（5）
加入收入约束，对效用函数进行拉格朗日最大化可得：（6）
在两国贸易均衡状态下，由于两国价格相同，消费倾向对称，可以看出两国消费结构是一致的，同时在全球消费和产出总额应该是相等的，可以得到：
（7）
命题1：只要一国发生了进口替代型的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就会有经济绩效方面的改善，并不一定要集中调整到高新技术产业。
如果本国在进口部门m产业发生了实际的正向冲击（例如，m产业技术进步、国家鼓励政策有实际影响力的冲击等），即Am增加，从（7）式可以看出两种经济绩效方面的冲击机制：第一，在Am增加时，本国贸易条件将得到相应改善；第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首先发生的将是Ym的增加，同时将导致本国就业人数从c产业向m产业转移，实现产业调整和GDP的增长。上述两种效应都会改善本国经济绩效，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本国在m产业实际正向冲击的发生，一国整体福利会得到改善；但也可以发现，对于国外如果正向冲击发生在c产业，同样的会产生类似效应。 命题2：进口替代型的产业调整方向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时，将会有更大的福利增长，其中在调整过程中的福利所得将大于贸易逆转后。
从上述两种效应可以看到，只要进口替代型产业调整在发生，这种福利的增进就不会停止，但如果发生贸易逆转，即进口产业由于过大的正向刺激变成了出口产业，此时，继续的正向技术冲击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但同时由于国内GDP仍然保持增长，难以断定本国的福利状况是否会好转，贫困增长陷阱有可能发生。但在本文基于我国往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整来看，高新技术m产业具备较好的发展潜力，能够随着经济发展具备较高的μ值，发生贸易逆转要求的时间和冲击幅度较大，中间调整过程将被延长，意味着这种往高新技术产业调整的福利所得会更大。
命题3：从传统经济绩效考虑，我国目前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应采取渐进式路径，但如果考虑更为广泛的能源及环境效应的话，可以考虑加速调整。
同时，在调整过程中会产生摩擦性失业等负的短期效应。而且逆转成功后，如果继续对成为出口部门的产业进行制度和技术冲击，得到的经济绩效的改善速度将会下降，可以推测出渐进式调整比冲击力过大的激进式调整要好一些。但如果联系我国目前出口和生产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高耗能产业对环境污染严重的现实情况，加快冲击以更快调整到高新技术产业也并非没有实际意义。
命题4：进口替代型产业调整过程中，正向的技术或政策冲击将具体表现为贸易条件改善、进口产业的相对扩张和FDI的相对流入。
对公式（7）两边取对数同时微分，并将资本流入换为直接投资，得到动态方程：
（8）
分别表示本国m产业对c产业技术的相对变化率、贸易条件改善的变化率、产出增长的相对变化率及FDI流入的相对变化率。等式（8）说明了在进口替代型产业调整过程中，正向的技术或政策冲击将带来贸易条件改善、m产业的相对扩张和FDI的相对流入。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上面理论分析我们已经得到相应的待估方程（8），然后运用VAR实证进行相关处理较为合适。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将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方程，从而成为处理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分析和预测最容易操作的方法。本文将仅从产业的相对价格和相对产出两个方面对相关产业的相对技术冲击进行VAR实证分析。在产业选择方面，本文采取了我国两个有代表性产业进行分析，即代表低技术产业的纺织业和高技术产业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相对技术、相对价格和相对产量均来自于中经网数据库相关数据并经计算平滑调整而得，其中相对技术指标采用指数化形式的相对绩效指标代替。数据样本采用了月度数据进行分析，时间起止点为2005年11月和2008年12月。
（一）单位根检验
确定合适的滞后期，在正确估计VAR模型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足够的滞后期能够准确反映出模型内生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而另一方面，过大的滞后期会减少VAR模型的自由度，影响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为此，本文采用LR（似然比）检验方法进行测度，得出最优的滞后期是1期，并且根据AR根的结果显示，当滞后期为1期时，所有的参数矩阵的模都小于1，说明滞后1期的VAR模型是稳定的，详细结果见表1。
（二）Granger因果性关系检验
从时间序列趋势可知，本文3个内生变量是显著相关的，而且从上文经济理论中也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因果联系比较复杂，难以据此断定代表产业调整的相对技术指标A可以作为外生变量对待，以分析它对其他两个代表经济绩效的变量之间的具体影响。对此，必须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判断相对技术指标A的滞后变量是否能够引入到其他变量的方程中。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Y不能Granger引起A的P值有0.9979不能拒绝原假设，与此同时，A不能Granger引起P及Y的P值分别为0.2131和0.1560，都比较小，据此可以认为相对技术指标A能够作为外生变量以分析该指标的变动对其它两个变量的冲击。
（三）脉冲响应分析
在提供了稳定性和Granger因果性关系检验的基础上，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在此主要分析了代表产业调整的相对技术变动A对代表经济效益的P及Y的影响，为了体现出动态变动，本文采取了利用各变量自然对数取代变量自身数据的方法，脉冲结果见图1。
首先，分析经济绩效中的价格方面，从图1中可以看到给产业调整指标A一个正向的冲击，从第一期开始对我国的贸易条件就有一个正向的影响，说明我国这种往高新技术方向的产业调整能够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不过这种改善在第4期之后将慢慢变为负值，说明我国对外贸易产业调整的作用将慢慢下降，在第4期以后将出现贸易逆转，之后我国从产业调整中得到的价格优势将下降，产业调整在经济绩效中的价格作用方面将体现出门槛效应。
其次，在经济绩效中的产出方面，从图1中可以看到，正向的技术冲击给予相对产出的是一个渐渐变大的负向影响，这种影响先从小到大，在第7期将达到最大值，然后再慢慢变小重新回到均衡，这种变化同上文模型得到的结论是相反的，但理论模型探讨的是均衡状态的影响，这种结果正说明我国从产业调整中得到的产出增长福利来得较慢，而且在传达方面受到了其他阻碍市场均衡方面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第一，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中具有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相对稳定性，产业调整虽然不能快速取得效果，但能够避免我国目前这种低技术产业出口过度增长产生“比较优势陷阱”的锁定效应，这种解释能够得到我国目前学术界较多学者认同（鲁晓东、李荣林，2007）；第二，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限，产业转移相应的就业调整需要较长时间，这样正向的政策或技术上的产业调整刺激并不能让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得到迅速相应的扩张，其中摩擦性失业问题应该得到相应重视。
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具备微观的理论模型及VAR实证模型，对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绩效进行了相关理论及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在目前均衡发展策略下，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这种往高新产业方向的调整，在对外贸易条件改善上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经济绩效增进；二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商品市场，应对冲击还缺乏相应的灵活性，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绩效中产出增长方面的改善作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得到，而且在短期这种冲击还表现为负向的；三是理论模型分析得出我国对外贸易产业调整过程中得到的好处要大于过度调整发生贸易逆转之后的好处，而实证结论也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说明我国对外贸易产业调整具备门槛效应；四是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结论，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宜采取渐进式，不仅能够减少摩擦性失业等负面冲击，同时也能够延缓甚至避免门槛效应的到来，改善我国经济绩效。
参考文献：
1.高莉.新贸易模式与世界经济失衡―基于NITP―GEM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5）
关键词：汇率变动人民币升值进出口贸易贸易结构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背景分析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的贸易结构的调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升值对于那些依靠价格优势、科技含量较低的行业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但另一方面，升值将有利于促进行业进一步的产业整合，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扩大市场份额。在长期内，我国贸易发展的成功实践通常与贸易结构升级相辅相成，贸易结构升级是克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有效措施，因而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对贸易结构的升级提出了要求。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从国内外学者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理论分析可知，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的贸易条件变动具有正相关性，即人民币汇率升值，则贸易条件改善，刺激出口而抑制进口；人民币汇率贬值，则贸易条件恶化，抑制出口而增加进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为改善我国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和避免贫困化增长现象，可通过实现人民币汇率升值达到。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对策分析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促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首先我国应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其次要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浮动。同时，我国应完善央行干预机制，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深化金融改革，增强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二）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促进我国贸易结构的动态升级
目前我国的出口产品中资源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且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弱化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劳动成本优势，降低利润空间，形成对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应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鼓励企业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企业竞争力。
（三）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控制升值速度
总的来说从2001年-2011年这11年，人民币对美元、港元都升值了，但是对日元却是贬值状态，这是因为各国的币种、汇率政策不尽相同所导致的。从表一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2001年-2005年人民币的汇率都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人民币升值真正开始展现明显的趋势是从2005年开始的，及至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的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25%之多。2005年中国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中国根据贸易与投资的密切程度，选择若干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设定浮动范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防止人民币增值过快，保证其币值稳定。（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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