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6 09:39:18
关键词：贵州省；大学生；就业歧视；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3
为真实了解贵州省大学生就业歧视现状，本研究对贵州省七所高校的部分毕业生作了问卷调查，并进入宿舍、教室及校园随机进行访问，共发放问卷700份，实际收回668份，有效问卷668份，完成问卷占95.4%。
实践调查共分为三大部分：一、个人基本信息；二、就业歧视状况；三、被访者对就业歧视的基本态度和看法。通过这次调查，掌握了目前贵州省大学生受就业歧视的基本状况，该数据可为反就业歧视、促进就业机会平等的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完善和保护大学生就业平等权利提供客观真实依据。
一、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在668份有效样本中，男生占45.06%，女生占54.94%，表明此次调查的随机性良好。调查中，本地户籍占48.54%，而非本地户籍占51.46%；中共党员占的比例为19.01%，非共产党员占的比例为81.09%；在民族分布状况上，非汉族被访者占有效样本的29.8%，汉族被访者占有效样本的70.21%。这次调查的学历比例分布较为良好，专科占14.82%，本科占33.08%，硕士研究生占48.65%，博士研究生占3.44%。另外，有部分大学生诚恳接受我们的调查，有1.04%人承认自己携带某些传染病病原，未携带传染病病原的占98.95%，残障者占2.11%，费残障者占97.90%，有其他病因状况占2.25%，没其他病因状况的占97.75%。在身高分布比例上，140―150的占4.19%，身高151―160的占65.27%，身高为161―170的有22.00%，身高171―180的有6.59%，身高181―190的有1.95%，190以上的为0。采样对象基本涵盖应届毕业生的各种情况。
二、大学生受歧视的具体类型
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在政治面貌的具体要求中，58.83%被访者认为用人单位没明确要求，而30.84%的被访者认为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是共产党员，10.33%的被访者认为用人单位要求其政治面貌是共青团员。
由上表可知，9.88%的被访者遇到用人单位对应聘者要求是汉族，用人单位要求是少数民族的占8.83%，要求不是少数民族的占10.18%，用人单位无明确要求的占71.11%。
三、大学生对就业歧视的态度
遭遇到就业歧视后，57.49%的被访者无奈接受，17.22%的被访者据理力争，14.52%的被访者选择向有关部门投诉，而13.77%的被访者不知道如何是好。可知大学生缺乏积极主动的应对就业歧视的策略。
由上表得知，遭受就业歧视的被访者中，向司法机关投诉的占24.85%，向有关政府部门投诉的占23.8%，而选择向歧视所在单位和上级部门投诉的占10.18%，投诉无门的占41.16%，由此看出，大学生在就业歧视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大部分不知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
通过实践调查研究可知，贵州省存在较大的就业歧视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面貌、气质长相、身高、学历，身体健康等方面的歧视。而保障大学生权益最有效的途径是加快制定就业歧视法、建立专门的维权救济途径及加强有关部门的监管力度。
参考文献：
[1]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的调查报告[R].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所.2010
[2]王远伟，谢宝国. 用人单位聘用大学毕业生状况的调查报告[J]. 青年研究，2004，（1）：24-31.
关键词：科技创新园区；规划布局与建设；保障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地位不断攀升。现阶段我国逐渐形成东部率先发展，中部迅速崛起，西部竞相开发的格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时代所趋，对于贵州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举足轻重的黔中经济区，花溪区科技创新园区的规划布局与建设必将促进经济区资源的优化配置，掀起高新技术革命，带动经济的发展。
一、贵州大学生科技创新园区规划布局与建设的概述
（一）贵州大学生科技创新园区规划布局与建设的背景
首先，贵州省的黔中经济区，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其发展不仅有利于带动西南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有助于连接东、中、西三部的协调发展，从而相互竞争、相互辅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其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其次，贵州大学城的构建，为科技创新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人才和科研基础。最后，贵州省在“一二五”规划中，立足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协调的目标，为科技创新园区的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贵州大学生科技创新园区规划布局与建设的意义
建设科技创新园区有利于工业集群式布局，依托贵州大学城的人才储备和科研力量，综合考虑资源分布、产业基础和主体功能区类型，优化工业发展布局，把科技创新园区作为工业集聚发展的主要载体，把园区经济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根据贵州省工业化战略布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高起点、高标准和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贵州省产业结构调整，完成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完美结合，促进贵州省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以贵州为中心的黔中经济区，进而带动整个西南片区的发展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
二、贵州大学生科技创新园区规划布局与建设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分析
（一）紧迫性
随着贵州省“十一五”规划的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为贵州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立足科技创新园区，以第一产业为依托，第二产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经济增长点，是贵州省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强烈愿望。
黔中经济区不仅是西南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连接东、中、西三部经济的纽带，具有极强的经济、政治战略价值。贵州省作为西部多民族聚集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民族安定和团结、国家的稳定，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奋斗目标。
（二）必要性
1、贵州大学生科技创新园区的建设是贵州省推进“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理性发展的需要。科技创新园区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产物，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促进产业格局转型，最终促进三大产业与城市化的完美结合。
2、贵州大学城建设纵深推进的重大举措。贵州大学城是贵州市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为科技创新园区的建立提供充足的人才和科研储备，同时科技园区的建立有利于科技研究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优化产业配置，有助于科技直接转换为生产力。从而形成以大学城为依托、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府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园区。
三、贵州大学生科技创新园区规划布局与建设的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服务贵州“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贵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在课题研究工作中我们要高举“发展、团结、奋斗”的三面旗帜，在团省委带领指导下，突击队在工作主要场所要充分展示作为当代共青团员的良好精神风貌，并结合科技创新园区规划布局与建设研究的目标，有目的、有步骤地按时保量地完成好科技创新园区规划布局与建设研究，要在突击中体现作为、彰显作用、建功立业。
（二）基本原则
1、产业研发原则。对区域内的工业、服务业、文化产业等，通过研发引导，形成若干个特色主导产业。特别是科技文化方面，将高等院校集中建设，不仅可以聚集和培养人才，而且有利于智力与资金的结合及科技与生产的结合。
2、统筹发展原则。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兼顾、合理布局，妥善处理区域发展中的各方面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3、环境保护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护花溪区以湿地公园为主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三）建设目标
立足于“十二五”规划，抢抓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性机遇，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安排，发展黔中经济区。具体是在花溪区建设一个高校聚集、科技产业聚集、公建配套服务、居住生活为一体的创新科技园区，并大力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统筹区域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发展环境，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该区建设成为21世纪面向贵阳市及周边城市，集交通枢纽、休闲旅游、绿色产业、高校文化为一体，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科技园区，将其发展为西南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的重要一极，建立中国的“硅谷”。
（四）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形成以高校、政府、企业之间的良性合作模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及科技创新能力，将政府支持、学校科技创新研究和工业产业化发展合理配置，立足于服务企业，服务经济发展。
（五）贵州大学生科技创新园区规划布局与建设的主要措施
1、明确建立园区的主要目标。不同的目标、园区建立的方式就不同。园区建设需要有科学的总体规划，不仅要能体现高科技园区的功能特点和内在精神，而且要立足区域经济，将经济、人文、科技、环境等因素合理配置。因此园区规划需要立足于“十二五”规划，从而将建设一个高校聚集、科技产业聚集、公建配套服务、居住生活为一体的创新科技园区为目标。
2、建立合理的空间结构。不能只是追求资金投入而忽略整体的构建的问题。必须要看到园区长期的发展，构建时应考虑到周边的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不要破坏当地的自然生态，也不要让园区内各要素因缺乏有机整合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
3、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放在整体的建设上，而不仅仅放在对个别产业的重点扶持上。将高校聚集能增强科技教育资源，如果能围绕提高各类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拓展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进行系统的政策创新，贵阳以能建设起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多样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并能更充分地发挥其科技资源优势，真正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4、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健全相关政策与法规。对园区具备条件的科技企业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行规范化、法制化管理。
四、贵州大学生科技创新园区规划布局与建设的保障体系
（一）强化产业政策支持。抢抓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有差别产业政策的机遇，积极争取优势项目，对我省重点优势产业给予政策支持和帮助，鼓励外资投入。明确政府职责，坚持合理性与合法性相结合，坚持政策的稳定性，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二）政府主导为主，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科技创新园区，市场调节为辅，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用规划引导市场主体行为。
（三）建立健全有关科技创新园区设置、管理、优惠措施的法律、法规，以作为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和各种管理工作的准绳和依据，形成一个园区相对独立的高效能管理机构，保障园区规划布局和建设的平稳进行。
贵州大学生科技创新园区的规划布局与建设，立足于十二五规划，服务于黔中经济区的发展，是贵州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布局、促进经济现代化的保障和推动力量，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战略的里程碑，有利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合理配置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十二五”规划纲要》
摘 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从恋爱原因、选择恋爱对象的条件、恋爱与学业的重要性比较、大学生等多个方面来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大一新生的婚恋价值观，发现同学们的婚恋观较开放、务实，以期推进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研究未来可以走向深入。
关键词：大一新生；婚恋观
一、 研究方法及概论
研究中，笔者从恋爱原因、选择恋爱对象的条件、恋爱与学业的重要性比较、结婚目的与条件、大学生等多个方面来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大一新生的婚恋价值观。自编了《大学生婚恋观问卷调查表》，为确保调查问卷的效度和信度，特邀请有多年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经验的专家一起参与，先进行小范围的测试，再根据测试情况作出适当的调整。
研究对象：贵州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财政与税收学院等分院的大一学生群体中展开调查，各分院均抽取数量相当的学生为被试，因此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调查发放120份问卷，共计收到有效问卷108份，占总发出问卷的90%，其中男生48人，女生60人。
二、 贵州财经学院大一新生婚恋价值观调查分析
婚恋问题，历来是大学校园里比较敏感且热门的一个话题。婚恋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对待恋爱的态度上、恋爱动机、择偶目的与标准、大学生、对婚外恋的态度等方面。
1. 选择恋爱的原因
这是一道多选题，规定只能三项。大一新生中，男女同学在对待“选择恋爱的原因”这个问题的差异不大。对于男同学来说，影响他们恋爱动机的因素按重要性递减来排列依次是“因寂寞寻找感情寄托”、“同学和社会的影响”和“证明自己的魅力”。 对于女同学来说，影响他们恋爱动机的因素按重要性递减来排列依次是：“证明自己的魅力”、 “因寂寞寻找感情寄托”和“同学和社会的影响”。可见，大一的同学们对于恋爱的选择动机不够成熟，受外界和个人情绪影响较大，选择时偏感性，带着浓烈的“孩子气”。见表一：
表一
2. 恋爱和学业的重要性比较
值得关注的是，在大一新生中有45.37%的学生认为学业和恋爱同样重要，在学习和工作的同时也要尽量维持爱情，有37.04%的同学认为学业是最重要的，而认为恋爱重要的只占17.59%。有此可见，大多数的学生依然把学业放在目前校园生活的第一位。
3. 择偶标准的选择
这是人们选择婚配对象的基准。根据性别的差异，择偶标准也有所不同。调查数据显示，在男同学的心目中，最看重的三项标准依次是“气质性格”、“相貌身材”和“人品”。在女同学的心目中，最看重的三项标准依次是“发展潜力”、“经济实力”和“人品”。综上所述，大一新生择偶更注重对方的内在气质、性格、品德和能力。其次，男同学将对方的外在形象也作为了其择偶的相对重要标准之一，可见他们的观念中更加渴求获得一份浪漫、理想的爱情。而女同学的选择则更加务实和理性。见表二
表二：大学生择偶标准
4. 对恋爱时接受的亲昵程度的看法
经调查，对于婚前恋爱时能达到的亲昵程度，分别有35%和的男同学和10%的女同学表示可以发生性关系。其中，女生对于婚前并不随便和开放，绝大部分认为应该采取一个慎重的态度。
问卷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男生对于恋爱时能接受的亲昵程度中“发生性关系”的接受人数比例明显大于女生，但是又分别有14.58%和52.08%的男生表示“不能接受配偶以往的性经历”或者“勉强接受，但是心中有阴影”。这种前后矛盾的想法值得深思，大学生婚前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5. 学校在对大学生婚恋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怎么的服务和帮助
学校为大学生恋爱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怎么的服务和帮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调查显示有57.41%的人表示学校对于大学生婚恋方面“什么都没有提供”，认为“提供了一点服务”的占总人数22.22%，只有3名同学表示“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和帮助”。由此可见，同学们对于学校提供婚恋方面的帮助相当期待。
三、 培养正确的婚恋观
由于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并没有完全成熟，恋爱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社会、学校和家庭对大学生恋爱问题应当予以关注，对于不健康的恋爱倾向应积极地进行教育和引导。
1. 婚恋观教育内容和目标的层次性
将婚恋观教育和目标分层次，针对不同阶段和不同年龄的人设置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这样使婚恋观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对于一年级的学生主要进行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的教育；对于高年级的学生要进行文明恋爱与心理调节的教育。可以在不同年级设置不同的恋爱观教育课程，把教育的效果发挥到最佳。
2. 增强教育的参与性与实践性
中国传统婚恋观教育模式忽视婚恋观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实践活动，教育内容不能有效地内化为受教育者的道德信念，道德信念不能有效的外化、支持和指导其道德行为。因此，应该重视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行为养成”，帮助大学生学会思考和选择。学校可以利用学生会等组织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和各种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充实大学生的校园生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引导，让大学生懂得如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谈恋爱，势必会分散精力影响自己的学习，帮助他们处理好事业和爱情的关系；多营造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开设爱情婚姻专题讲座、人体生理学和性健康教育等课程，消除他们对于爱情的困惑和焦虑，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3. 注重社会的广泛参与
当今社会，广播、电视的普及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社会文化的受众群和传播效率大大增加。目前，大学生获取性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和一些不良杂志。部分新闻媒体背离行业道德和伦理修养，个别媚俗刊物违法传播不健康文化，给年轻一代造成了不良影响。
社会舆论应该在是非、善恶、美丑面前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肩负起社会繁荣、健康文化氛围的营造责任。可以创办婚恋观教育主题网站，发挥互联网优势，占领网络平台，介绍相关知识，开设聊天、讨论的服务窗口，与大学生加强沟通。
4. 个性化与个体性教育
关键词：非体育专业大学生；篮球运动；兴趣
1.前言
对篮球运动的兴趣，意味着对篮球运动的积极心理上的准备，而且在主体和篮球运动之间，起着使两者结的媒介作用。同时，它又不断接受文化的、社会的、环境条件的影响而变化发展。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国内还不全面。为此，本文以调查材料为依据，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贵族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学生的篮球运动兴趣问题作初步的探析，以期促进高校篮球教学和篮球活动的开展。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对贵州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的4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2.2研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法。
3.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3.1贵州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学生对篮球课兴趣的调查结果
首先通过调查访问，对贵州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学生的兴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摸底了解，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贵州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大学生篮球运动兴趣和爱好的调查表》。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0份，回收率95%。
3.1.1贵州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大学生篮球学习的态度分析
表1 贵州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大学生篮球学习的态度
爱好感兴趣不感兴趣
人数10219385
百分比26.850.822.4
由表1可知，对篮球爱好者占26.8%，感兴趣者占50.8%，合计77.6%，说明大多数学生对篮球课的认识和理解是正确的，也反映了青年人追求快乐和活泼好动的特点，这对于学校篮球课教学的正常开展，对于提高篮球教学质量，将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也不难看出，对篮球不感兴趣者也大有人在，占22.4%（思想认识不够，怕受伤）。这说明贵州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学生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对篮球学习缺乏兴趣，课堂表现为行为懒散、纪律松弛、学不积极，练习不刻苦、成绩常常不及格或勉强及格，直接影响体育教学和篮球课任务的完成，甚至影响到学生对体育锻认识的误差和终身体育锻炼的怀疑。
3.1.2各项球类运动兴趣的比较
表2 各项球类运动兴趣的比较 n=380
由表3可知：在被调查的251名男大学生中，对篮球感兴趣的占53.7%，其中表示对篮球有浓厚兴趣的占31.5%，仅有14.8%的人对篮球不感兴趣。而在被调查的129名女大学生中，表示对篮球无兴趣的占81.4%，仅有15.5% 的人对篮球感兴趣，其中仅有3.1%的人表示对篮球兴趣浓厚。由此可见，在贵州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的学生中，篮球在男大学生中具有广泛的兴趣基础，而女大学生的篮球兴趣现状却令人担忧与深思。人的行为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同样学生对篮球课的学习兴趣也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学生的锻炼行为在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使学生的体育锻炼于各种矛盾中，从而产生各种行为。这些行为有的有利于运动技能的形成和学习，有的则不利于运动技能的形成和学习。
3.1.4篮球兴趣与教学效果的关系
不同兴趣类型的学生，课堂表现明显不同，具有浓厚兴趣型的学生对篮球课有迫切愿望，一般表现为早早来到运动场，出勤率高，甚至带伤病坚持参加学习，课内精神饱满，情绪高涨，上课时，注意力集中，理解技术要领快，接受能力强，勤于练习，善思维，能调节和克服由于练习及其它因素影响的学习任务，课后不想离去，课外常要求教师辅导，积极参加课外活动。而兴趣一般型的学生课堂表现很不稳定，情绪高时，注意力能够集中，练习认真，反之，则练习马虎，注意力分散。
4.教学中影响篮球兴趣的因素
4.1教学内容单一，使学生产生“吃不了”和“吃不饱”的感觉，使逐渐丧失学习篮球的兴趣。
4.2教学形式采用“注入式”“传习式”，使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缺乏学生主动性的锻炼，影响学生个性的发展，挫伤学生对篮球的兴趣和情感。
5.结论与建议
5.1贵州师范大学非体育专业的学生中，相对于其它球类项目来说，大多数学生还是喜欢篮球运动的。篮球在男大学生中具有广泛的兴趣基础，而女大学生的篮球兴趣现状令人担忧。
5.2篮球兴趣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心理因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利用各种诱因去激发和培养学生的篮球兴趣与爱好。
参考文献：
[1] 朱鹏.对大学生体育兴趣和爱好的比较研究.西安体育学院报，2005（3）
[2] 吴隆媛，丁艺.城乡大学生个性心理特征与体育兴趣的调查分析.体育与科学，2001（2）.
2011年10月10日，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研讨会暨《贵州辛亥风云录》首发式。此次系列活动以“辛亥百年言革命，和谐构建谱新篇”为主题，旨在通过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书法篆刻卷、编辑出版《贵州辛亥风云录》、召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研讨会三项纪念活动弘扬辛亥革命精神，缅怀和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驱的丰功伟绩，秉承文史馆“存史资政”之使命，为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理性思考。
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有贵州省内文史专家、学者，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部分馆员、特聘研究员，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学院等高校的教师共60余人。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在会上致辞并向各单位的代表赠送由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整理、选编的《贵州辛亥风云录》。顾久馆长在致辞中说，文史馆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当然应该有所作为，因为我们是文史研究馆!我们要做的事情大概有以下三项：昨天上午在贵阳美术馆举办了《贵州画卷・书法篆刻卷》作品展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编辑出版了《贵州辛亥风云录》；今天下午召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研讨会。纪念100年前这个不应该忘记的重要的日子、那些人和事!今天的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我的致辞就是热烈的、真诚的欢迎大家，并把时间留给各位专家、学者，分享他们具有时代特色的辛亥革命研究!
在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作了精彩而有深度的发言，涉及辛亥革命在贵州发生的具体情况、它与全国大同小异的历史社会因素、对贵州社会变革的作用等诸个方面。
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何光渝先生首先用他自己刚出版的新著《铁血破晓――辛亥革命在贵州》来回顾贵州的辛亥革命，谈了他对贵州辛亥革命的认知问题。他说，他写这本书的原则是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从“常识”出发，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些现成的观点和结论，对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情节、细节上，尽可能地细嚼回味，揣摩本真，多做一点“还原”历史真实的“加法”和“减法”，让百年前辛亥时期的贵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现，以此告诉“现在”的人们，从中得到启迪和感悟，摆脱因袭的制约。何光渝先生在谈到对历史的深入与超然时说，中国近现代史距离现实政治太近了，因而我们很容易受自身立场、情感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他认为要研究这段历史，至少需要两种基本的素养：一是要能深入于历史之中；二是要能超然于历史之外。这样才能在研究这段历史时表现出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上来说明和评述历史，以求根本上达到理解的目的，并进而尽可能真实地“逼近”、“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把历史这面镜子造好，不致于弄成“哈哈镜”，我们才能正确地了解自己，改变自己，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他在谈到关于“和谐”的构建时说，研究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近现代史，要格外强调问题意识，要从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的角度，来回答人们今天所关心的种种问题。他认为实现利益和谐，是今天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提升和深化“民本”和“民生”的境界和领域，提出“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方向，正当其时。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黄万机先生以“‘天末’志士，雄风永在”为题目，讴歌了武昌首义中黔籍志士的精神风采和丰功伟绩。他说，百年前武昌首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来自“天末”的贵州青年志士100多人，他们大部分是武昌陆军中学堂学员，少数是湖北新军士官，他们有着“誓将热血洗乾坤”的壮志，“抱定三民主义”的信仰。他们主动投身武昌首义的革命浪潮，有的成为首义的骨干力量，有的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为捍卫民主共和的旗帜奋斗不息，他们的英雄业绩和精神风采，至今依然令人景仰。这些参加武昌首义的黔籍志士，后来的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保持和弘扬了武昌首义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大无畏的拼搏和奋斗精神，团结奋斗的协作精神，昂扬的民主共和精神，热烈的爱国精神。他们为帝制，建立民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建立了奇勋，今天我们纪念他们，是为了更好的继承他们的遗志，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林建曾先生在谈到辛亥革命在贵州发生的原因时说，贵州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贵州地方社会亟需变革的现状及反满的社会共识的形成的结果。在清末，封建经济剥削的不断加重，使长期存在的阶级、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同时自成同起义以来，封建政权不唯不能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亦难以维持封建社会正常的运作秩序，从地主阶级内部蜕变出革新派。这样，在辛亥革命前的贵州，不管是统治阶层，还是下层民众，革命的诱因都已经种下。他在谈到辛亥革命前贵州社会的转型、变化时说，清末贵州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只有通过交流、整合，才能使之逐渐条理化、明晰化，并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和合力，从而也才能使变革由理想成为行动，而完成这一过程主要得益于近代贵州社会清末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推行。洋务运动使贵州的交通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促进了近代通讯业的兴办，这样使贵州社会不再闭塞而能更加快捷、准确地获取信息；而得“新政”之益而兴办起来的新式学校和各种职能社团的发展，造就了游离于皇权国家影响之外的舆论环境和对话场所；而为推行“新政”而采取的兴办实业、编新军、创办新学校等措施，直接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必要铺垫和基础条件。他在谈到贵州辛亥革命前后，贵州绅商及其政治代表派的作用时说，在辛亥革命前，地主阶级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已经开始发生分化，有的已经产生背离封建政权，企图变革的倾向；有的在探索新的政治出路，包括了解、接受维新、变革思想及靠拢维新派、立宪派，甚至革命派。由此，他认为贵州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贵州社会的几个群体：以中下知识分子阶层为主要成员，此后被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自治学社人士、多为“贵绅”的预备会人士、亦有变革意识、亟图另谋政治出路的乡绅和地方势力，以及代表下层的哥老会、思想激进的陆小学生、新军下层官兵等社会群体形成变革的共识，进而在四川保路同志会举事、武昌首义的推动下，形成为一股反对现政权的合力，一举而摧毁了腐朽的专制统治，实现了贵州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贵州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冯祖贻先生在发言中说，谈到贵州的辛亥革命，还得谈自治学社的性质这个老问题。自治学社经历了从爱国立宪到革命的转变这样一个过程。传统看法是周素园在《贵州民党痛史》中的观点――把自治学社说成是一开始就是革命团体，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历史根据。自治学社成立之初是一个立宪组织，在愤恨于清政府出卖路权以及同盟会的影响等多种因素的促成之下，自治学社逐渐从爱国立宪向革命转变。自治学社在转向革命的过程中，团结预备会等社会各界力量，领导了起义，了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推动了贵州近代化的进程。
贵州大学的张明副教授、贵州省博物馆刘恒代表中青年学者发言。张明副教授围绕贵州少数民族在辛亥革命前的民生状况、贵州少数民族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贵州军政府的民族政策、贵州少数民族在辛亥革命中的重大贡献几个方面作了发言。他说，在贵州，苗、彝、土家、布依、侗、仡佬等少数民族继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参与到辛亥革命洪流中，使贵州成为最早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贵州军政府成立后，执行民族政策，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稳定民心，减轻各少数民族负担，促进民族地区的恢复和发展，调动了少数民族的积极性。虽然辛亥革命在贵州三个月后就失败了，但他为贵州少数民族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发展打开了闸门，贵州少数民族自此走上了一条艰难而崭新的发展道路。由此，他认为，贵州少数民族支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促进了贵州民族的发展。刘恒学者主要从大汉贵州军政府的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不稳定的三角同盟(都督府与枢密院的冲突；自治学社与预备会的斗争)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发言，用政治逻辑的视角探讨了贵州军政府中的各权力集团之间的复杂互动，重新解读了大汉贵州军政府的政争，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既有的历史认知。
此外，发言的还有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熊宗仁、谭佛佑，特聘研究员于民熊、思纯等专家、学者。
最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靖晓莉副馆长围绕理性、深刻、责任、感谢几个关键词作了总结性发言。她说，今天的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非常有深度。她感觉每个专家、学者的发言都非常能体现“理性”这个特色。她说，每位专家、学者客观的回顾并深入挖掘到这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中去，能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这段历史对中国100年来的深远影响。她认为这样一种深入细节的探究精神、一种学风，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完成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并从中挖掘出对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宝贵精神财富!她同时认为，从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中，深深的感受到文史馆“存史资政”的责任。通过组织文史研究活动，更系统、科学、客观、更有学术追求的去开展对包括辛亥革命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为我们当代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历史资源，这是文史馆责无旁贷的工作职责!她希望通过今天这个研讨会的召开，各位专家学者可以梳理出更多研究的资源。文史馆以后会组织更多这方面的活动，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文史馆馆员、特聘研究员一如既往的支持文史馆的工作，为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要：滇黔佛教资料甚多，研究者甚众，然对其研究资料进行系统梳理甚少，本文拟对其现有流传典籍和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冀以服务于当前西南佛教史研究。
关键词：滇黔佛教文献；贵州佛教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佛教传入中华的第一站是云南，而临近云南省的贵州省，佛教文化是贵州明清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之一，早就引起了学界关注，在文献典籍中多有记载。本文拟对滇黔佛教资料及贵州佛教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以服务当前我国西南佛教史研究。
一、滇黔佛教资料概述
（一）云南佛教资料
云南佛教同时具有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等的特点[1]。
云南南传佛教经典主要有大藏经、十五颂经、本生经和升僧侣的经典。其中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汇。十五颂经是西双版纳傣族僧侣日常课诵经典。本生经是专门记录佛陀在前世轮回中为动物、人身和天神守持、积累波罗蜜的故事，歌颂积累波罗蜜的功德.告诫后世佛徒勿忘波罗蜜的佛经体裁。升僧侣的经典有全巴利的《出家业经》、《比丘业经》，是僧团举行升沙弥尼、比丘仪式之必用经典。云南汉传佛教经典主要有刻本《大藏经》、阿叱力教经典等。具体表现南沼大理密教及其道场仪的是《通用启请仪轨》、《海会八明王四种化现歌赞》等写经，表现南诏大理国显教道场仪的是《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无遮灯食法会仪》等。以上写经表明，南沼大理时期上至皇室下至平民百姓所信奉的佛教是从汉地传人云南的佛教，有显宗有密教。阿叱力教是明初佛教三分为“禅”、“讲”、“教”后才从内地传人“教”，是明代教僧及明清时期的应赴僧所用经典。它不仅是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应赴僧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唐代敦煌俗讲文、宋代以来中国民俗佛教、宋代大足宝顶山佛教劝孝石刻和明淸中国民间宗教宝卷的重要资料。
与汉地佛教一样，除正式的刻本《大藏经》外，云南佛教还有一些零星的刻本或写本佛教典籍。这些佛教典籍有的属于正统佛教经籍，有的属于佛寺日常用书，有的属于阿托力教经典，但一般说来，它们都是布施功德的产物。其中一些典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如清代光绪抄本《太阳经》等，该经内容可与张胜温绘《梵像卷》相印证。还有记录清代嘉庆年间鸡足山传戒文仪的抄本《三坛外集通启》，记载了诸多云南古代僧人尤其是鸡足山僧人传戒事迹。
云南藏传佛教经典主要有《甘炯》、《丹炯》等。《甘炯》和《丹炯》是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和《丹珠尔》的云南迪庆藏语称谓。《藏文大藏经》在明清时期几个地方曾先后刻印多个版本，共收集佛教书籍4569种，是世界知名的藏文佛教丛书。明崇祯年间，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出资刊刻《藏文大藏经》称为“丽江版”，被学界公认为《藏文大藏经》木刻版中最好的版本。[2]
（二）贵州佛教资料
贵州佛教资料诸多，多夹杂在官方史书、明清地方志中，现按此分类叙述如下：
涉及贵州佛教的正史及档案资料有：《太平广记》、《宋史》[3]、《明史》、《明实录》[4]等。
贵州的地方志方面，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岑巩县志》、万历《铜仁府志》、康熙《贵州通志》、乾隆《玉屏县志》、嘉庆《正安州志》、道光《贵阳府志》、《遵义县志》、《安顺府志》、咸丰《兴义府志》、光绪《铜仁府志》、《黎平府志》、《平越直隶州志》、民国《贵州通志》、《铜仁府志》、《开阳县志》、《平坝县志》、《镇宁县志》、《施秉县志》、《黄平县志》等。在以上志书中的寺观、古迹、金石、山川、宗教等部分都对贵州佛教资料做了一些记载。
此外贵州各地还有专门的名胜志、宗教志、文物志等，如《贵州省志名胜志》、《贵阳市志文物志》、《贵阳市志宗教志》、《遵义地区文物志》、《毕节地区文物名胜志》、《黔西南州文物名胜志》、《黔东南州志文物志名胜志》、《贵州名胜志》等。
僧人的活动对佛教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其著述是一个时期当地佛教文化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丈雪语录》、《燕居语录》、《敏树语录》、《莲月语录》、《山晖语录》、《语嵩语录》、《梅溪语录》、《赤松语录》、《善权语录》、《月幢语录》、《瞿砵语录》等。
另外，文人或与僧人往来，或留心佛教的精神，他们的著述给贵州佛教研究者提供了另一资料来源。这类的资料有：计六奇《明季南略》、平山印授《破山禅师年谱》、郑珍《播雅》、黎庶昌《拙尊园丛稿》、莫友芝《释诗纪略》、陈田《黔诗纪略后编》、田雯《黔书》、罗文彬等《平黔纪略》、《王阳明全集》等。
二、贵州佛教研究现状
如前文所述，滇黔佛教资料繁多，就贵州佛教的研究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佛教入黔时间的考证。佛教何时传入贵州这一问题，在诸家史志中均无明确记载。《太平广记》载，佛教在唐武则天垂拱元年时，从黔北传入贵州，是为贵州佛教传入之最早时间。王路平教授的《贵州佛教引论》[5]、邱瑞祥《贵州佛教三考》[6]等文章中都有所论述。基本认为贵州佛教在唐、宋时期分别由黔北、黔东传入，但是发展较为缓慢，至元代中后期，才逐渐向省内中部地区渗透。
（二）佛教在贵州发展过程的研究。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季，衰落于晚清，复兴于民国，恢复于当代。究其源流，唐宋元时多得自川滇及中原诸省，明清时期主要受益于西蜀。后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而“咸同之乱”和“庙产兴学”导致境内佛教寺庙，或被战火毁坏殆尽，或被“庙产兴学”占用，致使晚清贵州佛教遭到重创。[7]
（三）对贵州佛教特征、特点的归纳。贵州地处西南边疆，立省较晚，又地势险要，与中原诸省相较，佛教传入贵州较晚，在西南三省中，贵州佛教的发展亦逊于川滇。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征，又有西南地方民族的色彩，呈现出贵州自己独有的特色。诸多来源使贵州佛教表现出多元之特点，从而造成了贵州佛教诸宗混杂、不主一宗之格局。[8]
（四）贵州佛教与当地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一般认为贵州佛教文化中的佛道儒巫混杂合流，表现为多元杂交，但又杂而不交，呈现出民族性、地方性、多元性和混杂性的特色。这与藏传佛教的“佛巫融合”、云南佛教的“佛巫合一”有明显的区别。
三、结语
滇黔佛教都是中国佛教的重要部分。中国佛教源于印度，始于云南。云南佛教汇集北传、藏传、南传及滇密于一地，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贵州在地域上处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腹心地带，多种文化在此交流，致使贵州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云南和贵州两地的佛教研究者近年来针对滇黔佛教做了不少研究，已经小有成就，相信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深入探索滇黔佛教。（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昆明佛学研究会.佛教与云南文化论集[A].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
[2]参考自王海涛.云南佛教史[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3]宋史.卷347.乔执中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明实录.万历实录.卷414.北京：中华书局.1974.
[5]王路平.贵州佛教引论[J].贵州文史丛刊.1998，3.
[6]邱瑞祥.贵州佛教三考[J].贵州文史丛刊.1991，4.
37岁的向嵩，一脸清秀，言语温和。
2007年5月，向嵩从北京科技大学金属材料学专业博士毕业，面对多家高校、企业的邀请，他却毅然回到贵州投身家乡建设。
转眼间，他在贵州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已有九年，现任材料与冶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九年来，向嵩团队研发的技术，已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和世界第一。他自己也先后获得国际钒技术委员会个人成就奖、全国“宝钢优秀教师”、贵州省“百”层次创新型人才、贵州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贵州省青年科技奖、贵州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
今年5月4日，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到清镇职教城调研，向嵩作为高校青年教师代表参与了座谈。他说，勇立潮头、引领创新，是青年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选择回贵州是我的初衷”
20年前，向嵩从贵州福泉老家“一路向北”，到重庆大学读完本科和硕士，然后又到北京科技大学读完博士。他说，那时候贵州各方面发展还比较落后，能走出去实属不易。
在北京科技大学读博期间，作为钢铁研究总院和包头钢铁集团“薄板坯连铸连轧”研究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向嵩常驻生产基地，运用自己所学，与团队反复实验论证，最终取得技术研究成果，为广东珠江钢厂等国内企业的材料生产攻克了很多理论上的难题。
那时，国内不少大城市的大公司已多次向他发来邀请，开出高薪招揽他，但都被他一一拒绝。
2007年，向嵩博士毕业，他带着自己的行李，毅然踏上了回“家”的路，来到贵州大学任教。
放弃更高的待遇、更好的生活和学术环境，选择拥抱故土、建设家乡，这是向嵩多年前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初衷。
“有一次，我在北京参加一个课外活动，自我介绍完之后，一个同学问我：贵州属于哪个省？是不是属于遵义省？”向嵩说，作为从贵州走出去的知识青年，自己的自尊心顿时受到伤害，这个小小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一定要回贵州，做一点振兴贵州力所能及的事。
向世界发出“贵州制造”的强音
到贵州大学任教后，为了让更多学子接受良好教育，向嵩立足教学，组建科研团队，搭建创新平台，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绩。
在他的推动下，贵州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与浙江大学、昆明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内高校建立起紧密的学术交流机制，学术交流频繁、档次高，学术氛围浓厚。
于明飞是向嵩带的硕士研究生，她所学的材料加工工程专业在业内颇有名气。“本科的时候向老师给我们上过课，他讲课很有感染力，激发了我对材料学研究的兴趣，后来就选择读他的研究生。”于明飞说，向老师不仅在课堂上深受学生爱戴，私下里也不摆架子，让人感到亲切、随和，很好相处。
因为科研的压力，向嵩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偶尔与学生一起去做些运动。“向老师最喜欢打乒乓球”。于明飞说，即便是在运动中，向老师仍然在思考材料学的问题，要是突然有了灵感，他会马上放下球拍，一头扎进实验室。
2010年，向嵩参加贵州首批“百名教授、博士进企业”活动，坚守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一线，与技术人员一道对磷肥厂废水泵轴断裂原因进行分析，找出了合适的解决办法，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万元。
“当时以为是机器使用不当，后来经过我们对材料的分析，检查出是供货方的材料出了问题。”向嵩说，分析报告出来后，他陪同瓮福集团负责人与供货方进行谈判，对方及时地作了赔偿。
近年来，向嵩团队与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研制出了许多世界领先的产品，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部级、省级项目15项，获国家发明专利产品6个。贵州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瑞良说：“像向嵩这样年轻又有这么多科研立项的教授，全校都没有几人。”
与材料学结下“不解之缘”，并取得不小的成绩，这让向嵩更加自信。他对科研的浓厚兴趣，以及长期的默默耕耘，又使他取得了更多更大的成功。
例如，针对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久攻不下的钢绳强度、寿命不高的难题，向嵩所带的研发团队，基于几年的反复研究，提出了大过冷等温细化珠光体钢微观组织，从而提高强度及寿命的方法和理论，建立组织演变及强化机制的理论模型用于指导企业生产，这一技术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和世界第一。
“利用我们的技术，企业生产了世界最大直径的六股钢丝绳，有力支撑了我国关于《通用钢丝绳技术条件》国际标准的修订，生产的国内单件最重钢丝绳，重量达160吨。”向嵩说，这些产品应用于世界第一跨度的钢箱梁悬索桥――浙江省西堠门大桥和贵州省安顺市坝陵河大桥，以及我国第一座三塔双索面斜拉大桥――在建的湖南省岳阳市洞庭湖大桥，同时也应用于神八、神九、神十和即将发射升空的神十一飞船回收舱。
向嵩激动地说：“这是‘贵州制造’在世界发出的强音。”对于扎根贵州多年的他来说，科研的意义不止如此。
“青年学者应怀进取之心”
现在的向嵩，不仅担任学院的副院长，负责学院管理工作，还指导了9名研究生。
工作之余，向嵩主要和家人在一起，带带孩子，分担一些家务，这对于忙碌的他来说，已十分难得。这些年他所取得的成绩，与家人的支持分不开。
除了家人，团队合作也至关重要。向嵩说：“我所取得的荣誉属于我的团队，没有团队的协作，很多工作是无法开展的。同时，这些荣誉更应该属于贵州大学，是贵州大学这个平台赋予了我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面对当初的选择，向嵩满脸笑容，他想起了初来贵州大学时的想法：平台起点虽然不如省外重点高校，但发展机会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
作为一名高校教授，如今的向嵩尽管已经站在学科研究前沿，但他依然感到贵州的整体科研能力以及创新观念还需进一步提升。“关键是如何提升？这是最让我感到困扰的难题。”
最近，向嵩在做一个新的研究――解决金属材料的腐蚀问题。“比如街边的灯柱、汽车的轮轴、工程建设使用的金属材料等等，材料一旦腐蚀，其性能就会降低，可能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失，而这些我们目前还无法做到精准管控。”向嵩说，材料腐蚀问题每年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材料腐蚀基础数据积累及腐蚀规律几乎在所有的工程领域都是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如果研究成功，将会广泛运用于航天航空、石油化工、海洋工程、电力能源、交通运输、武器装备、基础实施等领域。
向嵩说，他将借鉴他的博士后导师李晓刚发表于《自然》杂志的论文中提出的“腐蚀大数据”的理论，以贵州现有产业和技术为基础，运用材料大数据，深入挖掘、分析和论证，解决金属材料腐蚀方面更多的实际难题。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更应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不断进取，在前进的道路上保持快乐之心，用自己的行动去包容、感染身边的人，使奋斗成为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是向嵩在清镇职教城座谈会上说的一段话。
：“龙场悟道”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成为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开端。贵州研究阳明学、传播阳明文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董 平：浙江是王阳明的诞生地，贵州是阳明学的诞生地。因为有当年的“龙场悟道”才有阳明学的产生。天下王学，寻根溯源，都以贵州为渊薮，以龙场为始发地。贵州构建“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要深入挖掘阳明精神，充分认识王阳明的人格魅力。王阳明作为一位“致良知”的提倡者与实践者，他襟怀浩荡，胸次洒落，心体光明，略无渣滓。王阳明在有限的生命里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赞叹的“立德、立言、立功”，成为“真三不朽”的人格典范。
钱 明：谈及贵州在阳明学研究的优势，我想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冈田武彦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阳明学家，为研究阳明心学，冈田武彦曾亲访中国8省区80余县市，行程两万余里。凡王阳明去过的地方，他都去过了。贵州修文龙场，冈田武彦去过3次，历经25年创作近90万字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这也是以知行合一的方式研究阳明文化。相对远在其他地区的学者来说，贵州研究和弘扬阳明文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利用自身优势以“知行合一”的方式深入研究和挖掘阳明文化的当代价值。
：贵州以贵阳孔学堂为平台，正不断深入挖掘“知行合一”的阳明精神，与时俱进探索建立“心态学”体系，致力打造部级王阳明学术研究平台。这一过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阳明文化？
董 平：首先，研究阳明文化，需要严谨的态度。现在有些机构和个人，用一种猎奇的方式去研究和传播阳明文化。国学是严肃的，传统文化不能被随意调侃，任由人“戏说”。阳明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一方面要复兴，一方面要繁荣，同时还要警惕“巫术化”倾向。
其次，作为传承和弘扬阳明文化的主体，我们想要感受阳明文化的内核、传承阳明精神，就一定要阅读王阳明的经典著作。经典文献是思想文化的载体，阅读经典就是在传递思想、传承精神。
丁为祥：从儒学教育的角度来讲，我认为阳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一种“人格相承”，让大家去理解古人的精神，理解古人的人文情怀，让阳明精神与现实生活产生共鸣，从而实现阳明文化的薪火相传。对于自己的学生，我一向要求他们重视实践。我对他们说：我在看什么书，在研究什么问题，你们也要跟着看什么书，研究什么问题，跟着学一段时间后，你就找到“门道”了，这就是在学中干，在干中学。
让阳明精神润泽现代社会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国学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被影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阳明学对贵州和中国，甚至世界都有深远影响。今天，对于贵州而言，阳明文化研究突破点在哪里？
梁 枢：研究和传播阳明学，要依托学科建设的力量。如果把阳明学等中国传统文化变为一门学科，必定能形成一个核心生产力，我们可以围绕这个生产力进行学科、教材、教学和科研建设，从而形成一批系统学习和研究这门学问的人群，然后相关专家学者将这些成果传播出来，形成“涟漪效果”。当有大批教材、传播学者、学生等将阳明学代代传下去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建设，阳明学的研究和发展才会取得新的突破。
董 平：今天对阳明文化研究要更加注重宣传阳明精神，让普通民众了解并认可阳明文化的核心内容，让阳明精神深入人心才是根本。以“致良知”为例，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实践，在实际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这就是阳明文化研究的突破点。
：贵阳城市精神“知行合一，协力争先”，正是对阳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此外，贵州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对阳明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与探究？
董 平：阳明文化的传播不只是纸上文章，还要创新传播形式和手段。比如，还可以通过宣讲、影视剧、舞台剧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阳明文化。以多种传播手段向大众充分表达阳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通过阳明文化的传播与表达来构建新的精神世界。
王 纯：我认为阳明文化传播需要探索更接地气的方式。互联网技术缩短了读者与国学的距离。除了纸质著作的出版，传统文化的传播还需要依靠新兴媒体，利用这些快速传播的渠道和平台扩大影响力。例如，孔学堂书博会举行的一系列关于阳明学的宣传活动，非常有影响力。像这样利用出版、网络、影视、活动等多种途径，相互补充、发挥聚合效应，定能使阳明精神发扬光大。
丁为祥：20世纪80年代，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以阳明学为选题撰写毕业论文，当时在陕西各地的图书馆都找不到与阳明相关的文本。现在，传播阳明文化的方式很多，我既担心阳明学传播不广，又担心阳明学研究脱离人本身。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阳明文化的传播最终要回到人身上来，使其流淌在大众的生活中。我们研究阳明文化，目的是以他的精神成就影响现在的人，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给学生讲课经常举一个例子，把蛇皮比作古人的成就，我们研究蛇皮，其目的还是为了研究蛇本身，而不应该把蛇皮抖得哗哗作响。
激活阳明文化的时代价值
：阳明心学被认为是国学的一块基石。作为阳明心学的发源地，贵州如何以阳明学为基，凝集文化力量，建设文化高地？
董 平：以阳明学为基石，不是说人人都去研究阳明学，而是倡导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阳明精神的现实价值，要把阳明文化的精髓用各种形式来传播，使之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贵州有龙场悟道的基础，有建筑宏大功能齐全的贵阳孔学堂，有孔学堂书局、《孔学堂》杂志等等，传播和研习阳明文化具有先天和后天的优势。
我想，以阳明学为根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文化高地，需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当贵州普通百姓、领导干部都懂得并践行“知心合一”“致良知”等阳明文化精髓时，我相信贵州的文化建设、贵州的精神面貌一定会有全新的变化。
王 纯：第一次听说贵阳建孔学堂时，我有点惊讶，总认为孔学堂应该在山东。但事在人为，如今贵州以孔学堂为抓手，以阳明文化为核心，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探寻时代坐标，做的很有气势，颇有成就。贵州凝集多元文化力量，建设文化高地，我认为持之以恒很重要。常言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希望贵州不断开拓创新，变“小成”为“大成”。
：阳明文化不仅仅是精英文化，更应大众化、产业化，如何让阳明文化浸润到普通人的心灵？
【关 键 词】贵州/夜郎研究
【 正 文】
夜郎，战国秦汉时期一个确实的历史存在虽然早已消亡，但却成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孜孜以求解答的历史之谜。
贵州解放初期，由于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是形势的当务之急，史学研究的重点在普及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贵州学者乃至学界名流如郭沫若对夜郎的认识，多依据前人研究的成果而莫衷一是，错讹纷呈。1958年，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搜集、整理了一批贵州史的资料，贵州古代史的研究与编写工作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夜郎作为贵州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其研究自然纳入了计划。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贵州古代史的研究始终没有真正系统开展，夜郎研究也只在少数学者中浅尝辄止。
1970年7月，由于考古中发现了夜郎时期的重要文物， 贵州省博物馆约请省内各高校、原科研部门及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安顺举办考古训练班。侯哲安教授在会上介绍了他多年收集整理夜郎文献的情况。虽然会上有所讨论，但没有形成论文交流，会后也未留下有价值的系统记录。然而，这确是贵州研究夜郎的开创性的破题之举。
1976年的《贵阳师院学报》第3 期发表了宋世坤的《试论西汉时期夜郎的社会变革》，论述了夜郎的社会性质、汉武帝通好西南夷，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导致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1977年的《贵阳师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杨庭硕、谭佛佑的《简话夜郎》，进一步论述了夜郎的社会性质。同年9月1日，《光明日报》对上述两文的观点作了述评。这年第4 期的《贵阳师院学报》还发表了王燕玉的《夜郎沿革考》，论述了夜郎的概况、疆域、汉夜郎的兴衰以及夜郎国灭亡后历代在夜郎故地或有其影响的地区设置夜郎郡、县的历史源流。
1978年8月， 刚刚恢复研究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在贵阳召开古夜郎问题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20余篇。与会者从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角度，根据文献记载，对夜郎的疆域、族属和社会性质等问题作了讨论。一些与会者认为夜郎的社会性质处在部落联盟的原始社会末期，但大多数与会者较一致的看法是：尽管夜郎还不是成熟的奴隶制国家，但确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但是，对夜郎的疆域四至，特别是夜郎的政治中心究竟在哪里？夜郎的族属是单一的民族，还是多种民族？存在较大分歧。会后，选择会议论文14篇，编辑为《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贵州史学界对夜郎研究的第一次展示。它引起了省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形成贵州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成为贵州社会科学界开始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
1979年8月， 刚组建不久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和贵州省图书馆等单位的支持下，与贵州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夜郎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会上进一步就夜郎的族属、地望、社会性质等问题从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关问题的研究虽较上一次讨论会深入，但分歧也更大。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1 月出版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共收入论文23篇。
两次夜郎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两本论文集的出版，引起了省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此期间，一系列研究夜郎的成果相继发表，共同形成了夜郎研究热。1979年，《贵州民族研究》第1 期发展了宋世坤的《贵州赫章可乐“西南夷”墓族属试探》；这一年，《文物》第5 期发表了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的考古发掘报告。198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李衍垣的《夜郎故地上的探索》、王燕玉的《贵州史专题考》两书。前者是作者多年从事贵州考古研究（其中包括夜郎考古研究）的成果；后者是作者多年对贵州古代史研究的总结，有《牂牁沿革考》、《夜郎国族属考》、《夜郎沿革考》、《论古夜郎与古牂牁的关系》、《西汉牂牁十七县今地辨》等文直接论及夜郎史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收入了宋世坤的《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
上述成果的发表，夜郎研究的影响进一步幅射。四川、云南两省史学界名流徐中舒、方国瑜等10人亦加盟贵州，共同掀起夜郎研究的热潮。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汇集了省内外专家、学者1981年至1982年间研究夜郎问题的新作10篇，编辑为《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1983年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出版前，1982年，贵阳师院历史系周春元、张祥光、王燕玉、胡克敏主编的《贵州古代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吸收了此前的研究成果，加上作者自己的观点，以夜郎历史为主线，叙述了贵州的奴隶社会，以夜郎王兴为首的割据势力被彻底消灭为贵州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第一次在史著中全景式地展现了夜郎的面貌。
1984年12月上旬，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在海南岛通什市召开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会上交流的论文中有不少涉及古夜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百越史研究》中，收录贵州学者朱俊明的《西瓯骆越古今议》、翁家烈的《仡佬族的社会历史分期及其与越的关系》、雷广正的《布依族与古百越的源流关系》三文，都直接论述了夜郎与古越人的关系。
1988年印行的《贵州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专集》中，收入了宋世坤的《关于“夜郎考古”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简介了自本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赫章县可乐和普安县青山区发掘战国至西汉遗址的遗迹、墓葬、遗物的情况。并认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考古由于地域性不够广泛，典型遗址、墓葬和遗物发掘太少，要构成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熟。作者还提出要围绕寻找夜郎国都遗址和王室、臣属墓葬以及根据贵州特点，钻探与试掘为主的夜郎考古和考古调查工作的建议。这一年，贵州学者在夜郎研究方面还发表了胡克敏的《唐朝黔中地区三个夜郎县》（《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万斗云的《夜郎国疆域考》）；张焕明、郭礼中的《古夜郎国城址今议》（分别见《贵州文史丛刊》第1、2期）和覃雨甘的《夜郎国兴亡史》（《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等。
1989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贵州人民出版社共同商议，从三本《夜郎考》和近些年发表的有关夜郎研究的代表性新作中选编论文26篇，汇集为《夜郎史探》出版。书中收录的黔、川、滇三省作者的论文，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介绍夜郎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文化习俗、文物和古史传说；论述夜郎的族属、来源及与当代民族的关系；探讨夜郎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夜郎经济政治中心方位，它与西南地区开发的关系。二、反映近十年来夜郎研究中较一致的观点，如秦汉时代夜郎已处于奴隶制阶段；夜郎与当今贵州的仡佬、布依、侗、水、壮、彝等少数民族存在着一定的源流关系；夜郎地区各部存在约定俗成的联盟，后为中央政权法定为等级分明的统率关系；秦汉王朝对夜郎的开发，夜郎的和平内属及其与周边的关系，对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积极意义。三、反映了近十年来夜郎研究中争议较大的一些问题：夜郎族属上的五种观点、两大来源；夜郎名义上的大、小差异；民族关系上的古今不变说和古今分化演进说；地理位置上的一郡说、数郡说；中心方位的且兰部说和夜郎部说等及其各种观点的具体见解、所据资料。
1989年10月27日至29日，贵州省彝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研讨了夜郎与彝族先民的关系，论者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是今彝族的先民。在此前后，从1982年至1990年八年间，贵州汉彝学者合作，翻译、整理和出版彝族古籍手抄本的工作，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先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几本史诗叙事诗和《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等书，虽是彝族古代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但却由此引导人们更密切关注彝族先民与夜郎的关系，1989年的《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和《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还分别发表了万斗云的《庄蹻王滇和庄蹻王夜郎新证》、贺国鉴的《夜郎五县故址考释》两文。
1990年5月，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俊明著的《夜郎史稿》一书，该书约21万字，虽是吸收了10年来省内外夜郎研究的成果，但作者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有所采择，自成一家之言，并将夜郎研究的时限上伸下沿，使读者能窥夜郎的源流及其持久的影响。书中分别介绍了夜郎的来源；两周夜郎早期国家的历史；先秦夜郎和华夏荆楚关系的追溯；秦王朝对夜郎地区的统一和开发，汉王朝对夜郎地区的统一和开发；西汉早、中期夜郎的兴衰；夜郎及其各部的境域；夜郎各方国的先后消亡；夜郎的经济状况；夜郎的社会形态；魏晋以降夜郎的演进；夜郎的习俗；夜郎的语言和夜郎的历史地位等14个方面的问题，从多角度探求了夜郎的面貌，是对夜郎系统研究的尝试。
1990年3月28日至30日在贵州省布依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 有的学者再次提出布依族是贵州的土著民族，“布”为“濮”的转音，布依族是从古代的濮人演变而来，而夜郎的主体民族是原濮人，因而布依族也是夜郎的主体民族之一。这一年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贵州社会科学》第4 期分别发表了王海平的《庄蹻入滇入略探》和罗荣泉的《庄蹻西征行军路线考》，对与夜郎密切相关的庄蹻入滇史事进行了探讨。
进入90年代以后，贵州学者虽然每年都在报刊上发表有关夜郎研究的文章，但其形势远逊于80年代。但将夜郎史事、遗迹和夜郎文化当作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势头却方兴未艾。从黔北的桐梓，到黔中的安顺、六枝，从黔西北的赫章、威宁，到黔西南的望谟、兴义等地，都竞相发掘夜郎文化资源，为发展经济服务。夜郎研究似乎由学术型研究向应用型研究转化。
1996年，基于只有考古上的重大突破才可能带来夜郎研究有所突破的认识，为了推进夜郎考古，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成立。这年6 月14日，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审定通过《贵州夜郎考古安排意见》，加大对夜郎考古的人力、财力投入，确定夜郎考古的实施步骤。12月，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办公室邀请四川大学、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云南曲靖地区文管会、广西文物工作队以及省内考古、历史、民族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对工作重点区域进行了分析筛选，对长远规划和短期目标进行了安排。此后在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的基础上，建立了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夜郎考古工作稳步向前推进。
1996年冬，有人在贞丰县鲁容乡皎贯村民中发现有手镯、铜铃等青铜器在流传，便追踪了解，得知这些文物出土地点在望谟县石屯镇巧散村。通过私人征集，在该出土人处共获得青铜器66件。经省博物馆鉴定，这批文批为汉代青铜器。后追踪调查，该批文物为窖藏，集中存放于一土坛内。今土坛已无踪迹，出土地点亦无进一步发掘价值。一次出土这样品种繁多，有角钟、手镯、铜铃、青铜鸟等的汉代青铜文物，且出土地点在南盘江畔，有人认为是夜郎政治中心的望谟县境，其价值尚待进一步研究。目前此批文物有64件存省社会科学院，2件存省博物馆。
1997年，梁太鹤在《贵州民族研究》第2 期上发表《夜郎考古思辨与述评》，对贵州40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出土的一批夜郎时期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物及遗迹现象估量和研究，对“夜郎考古”进行了界定，对“夜郎文物”也进行了定性，认为“夜郎考古”的目的并不是非要挖出“夜郎王印”不可，而是在于通过考古发掘，了解夜郎时期的文化，加深对夜郎历史的认识。这就对显意识或潜意识的以挖出“夜郎王印”为目标的“夜郎考古”提出了价值目标上的修正，有利于拓展“夜郎考古”的思路。
1998年《贵州文史丛刊》第1 期发表了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李锦芳、阿炳合作的《“夜郎”语源语义考》中，从地名语言和竹图腾来研究夜郎，认为“夜”是夜郎主体民族的自称，而“夜郎”即是“以竹为图腾的‘夜’（越）人”。“夜郎”的“夜”即布依族的“依”。而“郎”即壮侗语的“竹笋”记音，进一步佐证了夜郎的主体民族为贵州的布依族。同年《史志林》第3 期中刊载了云南林华的《云南昭通地区与古夜郎国》一文，认为夜郎国即黑彝国。今天的云南省昭通地区、曲靖地区部分、贵州的毕节（六盘水地区及黔西南州、安顺地区的部分县市当属夜郎国的疆域）。
1998年8月，贵州民族学院王子尧、 刘金才主编的《夜郎史传》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9万字，系根据家传秘本的彝族手抄本古文献，以对译、注音、音译的方式整理和研究。全书内容分三卷，第一卷：夜郎史传，叙述彝族文献中记载的夜郎史事；第二卷：夜郎在可乐，则记述了夜郎的中心在今贵州赫章可乐；第三卷记述了夜郎属于彝族先民武部族的历史。全书对夜郎的源流、谱系、地域、城池、法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战争等，都有具体而详细的记述。这是利用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夜郎的第一部著作，对此前主要依据汉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证夜郎中心在赫章一带、夜郎的主体民族为今彝族先民的论点是更有力的支撑。同时，也矫正了此前曾在部分学者中产生的夜郎古文献的研究似已穷尽的思想，展示了有关夜郎的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的领域尚待开掘的新事例和新思路。
综观五十年来贵州研究夜郎的历史，对夜郎相关的问题大体形成了以下观点和见解：
一、夜郎的时间定位
夜郎存在的时限，取决于对夜郎概念的理解。“大夜郎国”概念的时限，与“小夜郎国”概念的时限大相径庭。如果认为古牂牁与古夜郎有直接继承关系，那么古夜郎是春秋战国时期便存在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话，夜郎的上限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651年（周襄王元年）齐桓公会盟诸侯于葵丘以前。 如果认为夜郎只是以夜郎邑为中心的一个国家的话，那多数人认为夜郎存在的上限，约在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楚王遣将军庄蹻率兵西征，夜郎君长投降之前。夜郎的下限则是较统一的，即公元前27年（汉成帝河平二年），夜郎王兴因胁迫22邑反叛汉王朝，为汉使陈立灭国。至于在原夜郎遗民居住的地方或夜郎国影响尚存的地方设置郡、县或以“夜郎”为地名者，至汉晋以降一直延袭至今。今贵州桐梓县原属唐贞观年间所设立的珍州夜郎郡夜郎县的故地，现仍保留有“夜郎坝”的地名。
二、夜郎的空间定位
夜郎的地域，也同它存在的时限一样，取决于对夜郎概念的理解。研究者们的意见大致可分为数郡说和一郡说两大类。数郡说主要依据《后汉书》追记战国时期夜郎的范围：“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具体意见有三：一是夜郎不仅有汉代犍为、牂牁、武陵三郡之地，而且有时还越出这三郡之外；二是认为战国时夜郎的范围约相当于今贵州西部和西北部、云南东部和东北部、四川南部和广西西北部，今四川东山、彭山、眉山、夹江也是古夜郎地；而西汉时的夜郎国境则包括犍为郡属县五个、牂牁郡属县八个和益州郡属县一个；三认为古夜郎极盛时的疆域，不仅有今贵州全省，北和西北还包有今川南和滇东北，南抵今广西田林、南丹，东至湖南新晃，西至云南曲靖、陆良，即含汉牂牁全境及武陵、健为两郡的一部分。一郡说也有三种见解：一是夜郎之地仅为牂牁郡一县，但南夷地区有数十部落与之毗连且族属相同，又以夜郎为首，故这一地区也可称为夜郎地区，汉时设为含17县的牂牁郡；二是夜郎联盟的地域东起今黄平一带，西北至今毕节，西至今云南罗平、路南、弥勒及华宁以东，北有今遵义，东南包括都柳江上游，西南经右江上游过云南文山州而达红河州东南，即汉牂牁全境；三是夜郎相当于今之黔西南、黔西北、滇东北、滇东南和桂北一带，也在汉牂牁郡内。
三、夜郎的经济状况
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夜郎的经济属于“耕田有邑聚”的一类，较之“随畜迁徒毋长处”和“或土箸或移徒”的游牧、半农半牧经济的发展水平要高。研究者根据文献、考古资料和田野考察，认为夜郎鼎盛时期的农业已达“火耕而水耨”的锄耕农业。生产工具有铜器、铁器和木石器三类；夜郎的手工业门类有冶铸、制陶、玉石骨器及竹编、纺织、舟筏制作等类；商业贸易方面，因其地处滇、巴蜀、荆州和岭南地区之间，是商品流通的“走廊”，除夜郎内部各地间的贸易处，还包括进入夜郎的汉族人士与外地的经济交往，夜郎与周邻地区的贸易交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与巴蜀地区、与滇国及其以北以南地区，与荆州地区及与岭南地区。夜郎与周邻地区过境转换的贸易，史书中虽无明文记载，但从考古发掘中却获得了一些线索。研究者还认为，夜郎地区无蚕桑、寡畜产、“方诸郡为贫”，它能与内地贸易所提供的商品，主要不是物产，而是人口，夜郎的奴隶主，商人以出卖奴隶以换回物资、货币。总之，研究者认为夜郎的经济发展水平虽较周边的巴蜀、荆州、岭南和滇落后，但自秦汉时与周边交往的加强，经济较前发展加快，经济实力在其统率的各邑中最强。
转贴于 四、夜郎的社会性质
根据夜郎的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理解和评价，对夜郎的社会性质大体可归纳为五种观点。一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综观夜郎的史料，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及军事民主制等的痕迹显著，而奴隶社会的史实很少；奴隶制虽已萌芽，但还未确立。其社会状况只达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二是进入奴隶制的初期阶段。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战国末年，夜郎的原始社会开始崩溃。它虽然出现了早期奴隶制的特点，却雄厚的保留着原始社会的残余。到西汉时，夜郎进入了奴隶制的初期阶段。三是奴隶社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西汉时期的夜郎社会已发展到奴隶制社会，并成了“西南夷”中“最大”的国家。四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夜郎自统一在祖国的大家庭后，与全国各地各族之间的交往较前密切，促进了夜郎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由奴隶社会的初期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化。五是西汉夜郎社会三阶段论。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古夜郎在西汉初期以前是原始社会，西汉中期进入奴隶社会，到西汉晚期向封建社会过渡。
五、夜郎的族属
研究夜郎的族属问题，不少学者认为要充分考虑到夜郎时期即已存在民族融合的客观历史事实，有的更认为夜郎便是民族融合的实体，因此，要划分出“纯粹血统的民族”便很困难，只能从民族发展演变和民族融合的动态中来研究夜郎的族属。综观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夜郎族属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夜郎不是单一的民族，因此，所谓夜郎的民族，是指主体民族或王族。
夜郎的族属主要有五种观点：
谢人说：认为夜郎来自周代徐淮夷中的谢人。
仡佬族先民濮人说：认为夜郎、牂牁皆僚人所居，僚人呼竹为“盖脑”，即仡佬的异写，而僚人为古濮人后裔。有的学者具体地论述道：西汉时夜郎王族是濮人；到魏晋时夜郎王族融合为濮、僚，后统称为僚人；隋唐以后，夜郎王族又改名仡佬。至于夜郎国内所居住的人们的族别，则有今之布依、水、苗、彝、仡佬等族，其中仡佬族即夜郎王族是土著族。
越、濮、羌同为主体民族说：认为由周到秦汉，百越系的僚人、南蛮系的濮人、今彝族先民的羌人，在夜郎地区都是主体民族。
彝族先民说：认为夜郎由羌系的夷、僰、濮和百越系的僚人三个民族联合组成，夷在其中处于首领地位，夷即今之彝族先民。
百越说：其一认为夜郎族属为百越，而濮人、僚人都是对越人的一种别称；其二认为夜郎是由百越中按历史上的亲疏关系分为僚人和濮人的两部分组成；其三认为闽、瓯、骆都是越人共有的自称，在内部互为别称。夜郎地区各部的名称，均含在这三种自称之中持百越说者，大多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为今布依族先民。
此外，在夜郎的族属研究中，最早有人提出苗族先民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致认为苗族之进入贵州，时间远在夜郎之后，而苗族自己的传说，也对苗族先民是夜郎的主体民族作了否定。
有的学者认为，在研究夜郎的族属问题时，首先必须对夜郎有一个时间、空间的定位，如果将其上限起自楚庄蹻降夜郎、王滇的战国年间，下限迄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被诛杀后建置郡县为止；夜郎的地域，如认为其统治势力达到今黔西北、滇东北、滇东、桂西北和川南，即“大夜郎国”范围，那么，其间夜郎境内的居民则先后有濮人、越人、羌人、僰人以及楚人、巴人和蜀人。这些具有不同称谓、不同族系的人们共同体，经过长期的经济交流、政治影响和文化接触，逐渐形成了今贵州境内的仡佬族、布依族、彝族等族以及一部分汉族的先民。这一思路所提供的族属上的模糊概念，或许更接近夜郎的历史真实。
夜郎主体民族的来源，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种。持土著说者意见有二：一是认为属仡佬族先民的夜郎，本是今贵州一带的土著；二是认为古牂牁国在春秋时解体后，由该方国首邑夜郎近旁的一个小邑据有其故地发展而来。外来说者，有的认为夜郎即可上溯到西周之世。周王室以徐淮夷的谢邑封申侯，谢人不堪周人压迫而迁到黔中；有的认为是由东海沿海的越入迁入；有的则认为是江汉一带的濮人，春秋晚期为楚人驱迫而迁入。
关于夜郎与当代民族的关系，研究者中大体有两类主张：一是古今不变说，认为夜郎遗民即今贵州境内的仡佬族，或认为是今黔西北一带的彝族；二是古今分化演进说，认为夜郎故地上的居民后来逐渐演变为今之仡佬族和布依族；或认为现今的仡佬、布依、侗、水、壮、彝等族，与夜郎均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六、夜郎的政治中心
研究者认为，要探讨夜郎的政治中心或王室所在地，首先必须确定夜郎的中心方位，即在夜郎中起核心作用的部分。综合各家所言，夜郎中心有且兰部说和夜郎部说两种。前者认为古牂牁郡的首府在故且兰县，它自然是继之而起的夜郎这一部落联盟的中心。且兰君是夜郎中最大的王，其领地在今贵州麻江、福泉、黄平一带。后者认为夜郎的中心就是联盟中的夜郎部，但具体又有六种不同的认识：一是今黔西南州及六盘水一带；二是今云南宣威、沾益一带；三是今黔西南州的望谟、贞丰一带；四是今黔西北、滇东北一带；五是今贵州赫章可乐；六是今黔中的安顺、六枝一带。尽管对夜郎政治中心地理范围的认识分歧很大，但大多数论者认为它在今贵州西南或西北部。
七、夜郎与中央王朝及周边的关系
在夜郎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而又牵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它与周边的关系，主要涉及夜郎与巴、蜀、荆、楚、滇、南越等国及其与且兰、钩町、漏卧和其它旁小邑的关系。这不仅影响夜郎的疆域，还影响夜郎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形成等等。它们在以上诸问题的研究中已有所体现。夜郎周边国家和地区，是夜郎与中央王朝联系的中介和缓冲地带。
在夜郎与周边出现的经济文化相互影响和互动的过程中，地理上的毗邻首先成为一个有利条件。秦统一中国后，给本已存在的夜郎境内，或通过夜郎向外的民族间、地区间的民间自发交流添加了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开拓疆土、扩充权力的助力，既对夜郎及其周边产生积极影响，也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政权的权力和影响。夜郎在秦、汉王朝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起了以下积极作用：首先，由于夜郎在西南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好夜郎或臣服夜郎便成了中央政权扩大对西南夷统治的重要环节。而夜郎的和平内属，则有利于古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其次，夜郎在汉王朝平定南越奴隶主割据势力的反叛中，具有战略性地位。第三，夜郎在西南经济文化交流中既是楚、巴、蜀、滇等的市场，也是它们向外交往的中介。第四，夜郎在秦、汉王朝对南亚、西亚的交往中起过一定作用，通常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必经过夜郎。第五，汉武帝通夜郎后实行的“以故俗治”的一系列政治，一直对后代产生影响，开唐代以后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之先河。
八、夜郎文化
50年来贵州的夜郎研究，有一个从侧重于时空考订，政治、经济、民族单项或多项研究向文化综合研究倾斜的过程。“夜郎文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已提出。研究者一致认为，夜郎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当代贵州文化的重要基因或源头。它是夜郎时期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夜郎与周边各地区相互影响结果。80年代对夜郎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习俗的查考，与夜郎直接相关的“牂牁”一词和“竹王”，二者均为生殖崇拜或由此演化而成的祖先崇拜。此外夜郎习俗中明显地存在鸡卜和猎头食人表现的鬼灵崇拜。夜郎人的居处有巢居、山处，“干栏”这种夜郎的主要居室建筑形式，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布依、侗、水等族的居民建筑。夜郎人习水用舟。在饮食方面，捣食稻谷，有众多烹煮饮食的铜、陶、木炊具。食无筷、勺，用手直接抓食食物，有鼻饮之习，且喜食犬肉。夜郎人的典型服饰是“椎髻”、“文身”、“裸身跣足”，或穿桶裙、贯头衣。夜郎人头上、颈上、手上、衣上均有饰物，与同时期别的民族或地区的人们相似。有“拨牙”、“凿牙”的习惯，谓之“打牙”。夜郎在丧葬上，有岩葬、竖棺葬、铜鼓葬、铜棺葬等葬式。生育习俗上有水生之习，即“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便弃之，然千百多浮”。又有“产翁”之俗，为了确定父亲和子女的血统，父亲用假分娩的行为来否定母亲和子女的血统。这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期的一种风俗。婚俗上有“长住娘家”、“妻方居住”的入赘习俗和流行姑舅表婚。夜郎人“喜讴歌”，善“奏铜鼓”。夜郎及瓯骆越人均无姓氏。以上习俗，是就夜郎族属为百越濮、僚而言。而认为夜郎主体民族为彝族先民者，其文化自与彝族先民相仿佛。总之，在夜郎文化研究中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夜郎文化中已经渗入了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然，它也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来，贵州及周边省区学者对夜郎的研究，订正了文献记载中的虚妄不实和相互牴牾，开始揭开了夜郎的神秘面纱，为走近夜郎的历史真实奠定了基础。在近20年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与研究中，人们逐渐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三：
其一、夜郎研究不仅要继续发掘和研究汉族文献，更应重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的发掘与研究。
其二、夜郎考古的终极目标的实现，并不取决于能否挖出夜郎王印，而在于以足够的遗址、遗物来印证文献或口碑资料，建构足以支撑“夜郎文化”的地域基础和实物基础。
其三、夜郎研究是需要多省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重要史学研究课题。50年来的研究实践证明，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古夜郎所在地及其周边的黔、滇、川、湘、桂五省区及重庆市的专家学者协作攻关，是解开夜郎历史之谜的客观要求。
1月4日，《当代贵州》(半月刊)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为《当代贵州》杂志题词：“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省委副书记孙淦为《当代贵州》创刊号撰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办好党刊》。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健等领导代表省委宣布当代贵州志社运行的相关体制机制。
1月，《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应邀担任《当代贵州》杂志顾问。
2月11－13日，本社举办主题为“倾听、交流、提高”的系列办刊座谈会，全省各新闻单位、省直机关、基层组织的代表参加座谈。
3月，本社联合全国十五家刊(报)社举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联合征文。
3月2日，《当代贵州》杂志电子版正式上线运行。
4月，当代贵州先锋书社成立。
6月，社机关工会成立。
6月19―20日，由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当代贵州杂志社主办的2004“首届两邮人才论坛”在贵阳举行，同时举办贵州省人才工作培训班。
7月－11)月，本社联合中共贵州省纪委举办《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知识竞赛。
9月，杂志社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召开，经选举产生，陈红同志任机关党委书记，田茂松同志任机关党委副书记。
9月2日，《当代贵州》杂志第一家通联站――贵阳通联站成立。
本年度，本社先后在9个市(州、地)、4个省委工委、80余个县(市、区)建立通联站。
年底，为探索合作办机制改革之路，本社与青年时代杂志社达成合作办刊一年协议。
本年度，《当代贵州》杂志期发行量达8.1万份。
2005年：
3月，按照省直机关工委的统一部署，本社开始参与党建扶贫工作。
5月，省委组织部与本社联合在北京举办贵州籍在京博士座谈会，并邀请北京传媒界专家研讨如何办好《当代贵州》。
月，本社邀请《求是》杂志原总编辑王天玺作题为《共产党执政与中华振兴》专题报告会。
7月，省委组织部与本社联合召开全省加强党建宣传工作座谈会，省委副书记孙淦，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少农出席。
9月，杨骏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攻读科技哲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脱产学习一年。
9月，省委宣传部对《当代贵州》特别策划――《多彩贵州：迈向历史性跨越的和谐交响》作出通报表扬。
9月，《晚晴》杂志主办单位变更为当代贵州杂志社。
年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法制生活报》的主办、主管单位变更为当代贵州杂志社。
本年度，本社建立干部培训基金、机制，同年有10人参加各类培训。
本年度，《当代贵州》杂志期发行量达9.68万份。
2006年：
1月，本社荣获“全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3月11日，本社策划举办的“发现多彩贵州图片展”全国巡展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展。
3月16日，“发现多彩贵州图片展”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展出，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出席开幕式。
4月25日，当代贵州发展论坛邀请汪中求先生作题为《精细化管理时代――细节决定成败》讲座暨为“2005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获奖者李春燕女士现场募捐及书画义卖会。
7月，谢念同志调住当代贵州杂志社副总编辑。
7月8日，当代贵州发展论坛与贵州盛黔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邀请梁衡先生作《继承与创新――关于先进文化几个问题的思考》专题讲座。
8月，全国党刊研究会主办、本社承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L+周年赴贵州大型采访话动”。
11月，赵俊涛同志被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评为贵州省第五届优秀新闻工作者。同月，本社举办的“发现多彩贵州图片展”在上海贵州博士点成立会上展出。
12月，本社举办的“发现多彩贵州图片展”在贵阳国贸大厦展出。
12月，当代贵州杂志社机关纪委成立。
12月16日，当代贵州杂志社与贵州省总工会等单位联合邀请李德鸿教授及省内部分煤矿负责人参与“首届贵州农民工职业环境的改善和建设研讨会”。
本年度，本社经营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4％。
本年度，本社推行中层干部竞聘上岗和职工双向选择等制度，首次面向全国公开招考工作人员。
本年度，《晚晴》杂志发行量比上年增长130％。
本年度，《当代贵州》杂志期发行量达9.74万份。
2007年：年初。本社进一步完善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全面推行绩效工资制度。
1月29日－2月4日，“发现多彩贵州图片展”全国巡展在深圳市民中心开展。
2月2日，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军等出席《当代贵州》杂志创刊三周年座谈会。
2月2日，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点击开通当代贵州网。
3月10日，当代贵州杂志社与中国西部文化工作室、中国银行贵阳分行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莅临贵阳举办“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专题讲座。
3月，晚晴杂志社与共青团贵州省委共同策划推出的“春晖映晚晴”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4月，晚晴杂志社启动老年艺术作品巡展。
4月6日，本社与贵州燃气集团公司签定战略研究协议，成立了本社贵州燃气战略研究组。
7月，本社新视线音像中心成立并投入运行。
9月1日，当代贵州发展论坛与中央电视台CCTV-7台、光华科技基金会联合举办“图书传递工程”――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及歌舞义演活动。
9月，赵宇飞同志当选全国党刊研究会副秘书长。
9月，本社创立战略研究组，魏杰、邹东涛、马晓河、李成勋、常修泽、陈栋生、冒天启、许宝健、杨秋宝、冯祖贻等著名专家被聘为战略研究顾问。
10月30日，当代贵州网接人省委党政内网。
11月，新视线音像制作中心获省新闻出版局颁发的“贵州省音像制品摄录、制作许可证”，并摄制完成第一部专题片《新的起点，新的征程》。
11月24日，本社策划并与省建设厅、贵州大学中国试验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贵州首届现代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县、市长论坛”举行。
12月，法制生活报社举办“保住青山绿水，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大型图片展。
12月，《晚晴》杂志举行创刊20周年座谈会。
本年度，本社各报、刊在2006年度贵州新闻奖评选中，荣获一等奖3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5个。本年度，《当代贵州》杂志荣获第一届贵州省优秀期刊奖。本年度，《当代贵州》杂志期发行量最高达11.07万份。
2008年：
1月，贵州遭遇百年不遇冰雪凝冻灾害，社务会决定将已编发的《当代贵州》第100期稿件全部撤换，推出“冰雪中的贵州精神”专号。
1月，《当代贵州》中旬刊[影响力・人物]编辑部举办“2007贵州十大影响力事件”、“十大影响力人物”评选活动。
3月，贵州先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成立。
3月，本刊记者王庆、肖露被省委宣传部评为全省宣传文化系统抗击雪凝灾害先进个人。
4月9日，《法制生活报》改版，由四开报改为对开报。
4月，谢念同志荣获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称号，同年5月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5月6日，本社与中天城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5月，本社新视线音像中心被省委组织部远程办确立为全省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基地。
5月，王健明同志担任本社机关党委书记。
5月15日，本刊5名记者和工作人员随全国第一支跨省行动的青年志愿者医疗队伍赴四川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并发回采访报道。
5月16日至19日，在第四届深圳文博会上。本社签约6个招商项目。
6月，杨骏同志通过答辩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7月1日，本社经营中心成立。
7月9日，本社与贵州省建设厅、贵州大学中国试验区研究中心、湖南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共同主办，广东，广西、湖南、云南、重庆等五家省、市、区委党刊协办的“中国南方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端论坛”在贞丰县举行。
7月，赵宇飞同志当选全国党刊研究会秘书长。
8月，本社与贵州大学中国试验区研究中心联合主持，赵宇飞主编、王庆总策划的《雪凝中的科学发展观――来自贵州省开阳县抗雪凝、保民生的调查报告》一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10月，省新闻出版局“打造一个品牌工程”调研组到晚晴杂志社调研，并将《晚晴》杂志列为该工程扶持期刊。
10月，由省老龄办、省文化厅、省广播电视局、当代贵州杂志社联合主办，晚晴杂志社承办的“首届贵州老年文化艺术节”正式启动。
11月，本社第一党支部荣膺“省直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先进性建设示范点”称号。
11月30日，本社与中共贵州省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本社承办的“更加解放思想，推动跨越发展”高端论坛在贵阳举行，粱衡作了主题为《怎样才能实事求是――兼论“实事求是”的阻力与动力》的讲座。
12月11日，《当代贵州》杂志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贵州省唯一的“全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先进期刊”。
12月12日，在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出版物数据调查中心主办，中国广告主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报业协会联办的2008广告主广告商青睐的中国报刊评选中，《当代贵州》与《环球时报》、《南方周末》、《财经》、《商界》、《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共同荣膺“2008广告主广告商青睐的中国对政与财经类报刊奖”。
12月13日，全国38家党报党刊在北京签署《党报党刊“诚信做表率、科学谋发展”倡议书》，赵宇飞同志代表与会党刊作了题为《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弘扬求真务实之风》的发言。
12月19日，由晚晴杂志社策划，晚晴杂志社和贵州当代公关会展公司承办的“首届中国贵州老年产业博览会”在贵阳成功举办。同时，由晚晴杂志社策划，晚晴杂志社和贵州省老年学学会主办的“探寻贵州长寿之乡”评审系列活动也于当日正式启动。
12月，《当代贵州》中旬刊[影响力人物]编辑部开展“纪念改革开放30年贵州十大影响力诗人”评选话动。
关键词：贵州；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前言
在当前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的经济环境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使得我们许多行业都面临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旅游资源在开发和建设中的破坏，旅游区环境质量的下降等等问题日益引起了各地专家学者的热切关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省内有不少旅游专家和学者围绕旅游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积极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有力地促进了我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笔者在自己视野能够触及的范围内，对近几十年来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检索、分类、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一、研究时间起步较晚，近年来有所增加；
从公开发表的形式来看，经济、历史和地理、农业科学和宗教等其他相关期刊、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论文，这种类型的研究成果最多。我们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和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通过筛选，共统计有效论文36篇，由于视野范围有限，统计论文的数目并不能涵盖所有。针对所能涉及的，对查询结果进行了分析、归类，得出从97年才开始有相关公开发表的关于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而一直到近五年之内其研究成果才呈现出明显的增势，各种相关论文、著作不断涌现。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相关著作，主要是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和贵州省旅游局编的《贵州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005年“贵州旅游文化论坛”论文选》，该书收录了40多篇论文，于2006年9月出版。
二、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趋势，偏向于生态和文化；
总的看来，研究者们主要从生态、文化、开发、管理等角度去揭示旅游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多从生态和文化的角度出发。近年来，生态旅游是国内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最热的一个课题。1995 年，云南西双版纳首届“全国生态旅游研讨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生态旅游研究的进展。针对贵州旅游业加快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专家们强调应该树立生态旅游价值观；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完善的生态旅游认证体系，遵循生态学原则，合理解决发展与保护、利益分配等矛盾。从文化的角度，指出贵州喀斯特地貌应该与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在旅游发展中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应协调发展的原则。从开发的角度，我们应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有效的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突出天然和本味特色，同时注意区域间的合作和共同发展。从社会方向研究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近几年兴起的趋势。叶春等人选择以贵州省雷山县上郎德苗寨为例，探讨了社区村民参与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程序和可行性。
三、 研究方法多侧重于定性研究，偏向于理论分析
纵观省内已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大多集中于定性研究的层面上，对于定量研究则少有探究者。根据对文献的统计，理论研究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多，有个案分析的实证研究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定性和定量，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只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优缺点，应互为补充，相互支持，来完善我们的研究。依靠单一的研究方法，无法捕捉研究对象的所有变化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延伸，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研究越来越多，为两个研究范式的相互借鉴与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脑计算和定量分析能力的不断提升，定性研究范式的日益成熟，都为不同范式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方法论的可能性。
四、 关于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从全国范围来看，旅游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旅游学科关注的前沿领域之一，其研究已表现出显著的多学科、跨学科共同参与的特点，而我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尤其在经济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国内外专家学者先后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做过不尽相同的界定。1990 年加拿大Globe’90 对旅游可持续发展概念所做的阐述在国内应用最为广泛、影响最大，伴随着以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内涵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文化产业的悄然兴起，导致了在实际研究方向的进展中，许多研究者把着眼点主要放在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变迁上，甚而将旅游可持续发展单纯理解为如何实现旅游的生态或者文化可持续发展。从整体观之，我们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全面，系统的观念。国内外各地专家学者从环境学、生态学、文化学、旅游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不同的学科角度，提出了旅游环境容量、旅游容量、旅游增长极限、旅游阈限理论等等新概念，还运用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如体验性评价发，综合性层次分析法，SWOT分析法等等。其研究成果有个案研究，也有专题研究。而省内在理论总结上缺乏吸引人的地方，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还比较少。
结语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贵州省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尽管在近几年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仍存在明显不足，尤其理论分析和方法运用上还比较缺乏创新，这使得整体的研究进展比较慢，成果比较少。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更应该加强关注，作进一步的努力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文晓晋.贵州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绿色大世界.2007年第9期.
[2]李秀建.浅议贵州省森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现代经济.2009年第8卷第1期.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思想；贵州文化
一、王阳明简介与探讨的意义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王阳明是最早对贵州的开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如果仅从政治地位来说，明显地呈现为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贵州这3年无疑是他人生的最低点。但这个最低点，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它又是个最高点，是王阳明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事期。
而对于王阳明与贵州文化的关系，过去已有一些文章涉及，但从未有人特意专门研究过，我们贵州的文化与王阳明心学的渊源如何，当今贵州文化与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有着继承发展，我们是否还可以从中找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子，未来贵州文化的发展，王阳明心学思想又能否指引贵州文化，启迪贵州文化的发展。不揣冒昧，这将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二、王阳明心学思想与贵州文化
王阳明心学思想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部分。阳明文化在贵州的快速传播，主要通过王阳明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积极创办书院开展讲学而完成的。由王阳明创建的阳明心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不仅在当时风靡一时，而且影响后世，涉及海外。贵州即是王阳明创建其心学思想的起点，也是阳明学传播的首站。
王阳明在文明书院期间，除了继续讲授“心即理”思想外，还始论“知行合一”理论，从而使阳明心学的传播范围更为宽广，影响更为深远，不仅是读书人和地方官员纷纷前来求教，甚至包括城市的普通百姓和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也时常前来听课，使“知行合一”之说明于贵州，闻名于天下。王阳明在讲学的过程中，以学院为传播载体，倡导自由讲学之风，传播儒家心学，培养王门弟子，促进了明代中后期贵州书院教育文化的迅速发展。在王阳明的影响下，贵州部分地方官员、有识之士和王学弟子大力整合贵州相关的人力物力资源，培养人才，是贵州各地掀起了大办书院的热潮，尤其是在全国书院官学化的情况下，贵州书院却一直保留着自由讲学风气。
王阳明艰苦创业、兴文重教的思想深入人心。贵州的经济落后无疑制约着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不发达又发过来制约着贵州经济的腾飞。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贵州的大发展必须依靠人才，必须从兴文重教抓起。王阳明在龙场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把书院办起来了。这给贵州的后来者以极大的鼓舞。
三、王阳明心学思想对当今贵州文化的影响与启示
在现代性语境下对阳明文化价值进行反思，根据社会实践和时展的客观需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优秀的文化能够服务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同时也可以在开发利用中得以保护并且传承。经过反思，我们可以得到某些合理性价值启示，以启迪贵州教育文化的发展。
一是弘扬人的主体精神，敢于创新。缺乏主体性的人，是看不到自己人生价值的。阳明心学产生之时，程朱理学已经达到了思想独尊的地步。而王阳明的“心即理”思想学说，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将程朱理学的向外格物变化为向内正心，肯定了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无疑动摇了程朱理学对思想领域的垄断地位。尽管王阳明与朱熹同属于儒学阵营的人，不可能有价值体系上的巨大反差或对立，但他的思想却另辟蹊径，开拓和扩大了自身理论体系生存的合理性空间，丰富和创新了儒学发展的多元性。
二是确立在逆境中奋进中的勇气，与时俱进。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产生于逆境之中，完善并发展于实践之中。王阳明初贬到贵州龙场，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环境不适应。可贵的是，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在生死的边缘，在逆境中勇行，积极面对现实，解放思想，规划人生，以乐观的心态，对人生、社会进行深入思考，求之心之是即是，求之心之非即非。从而，蜕变之后提出了“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一系列学说。从而创立了自称体系的心学理论体系。正是阳明的这种勇于奋进的精神，成就了他的伟业。
三是“致良知”与道德建设。目前，不避讳的说，我们贵州的公民道德建设，当然，全国范围内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如某些领域和地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等。继承弘扬阳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道德建设提供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王阳明的存理灭欲以致良知的学说，重视并强调个人的自身修养，主张内心的反省。人们只有去掉私欲，才能够使心中固有的良知得到恢复和显现。同时，对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升华人生境界，改善社会风尚等，很有参考价值，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和正确的舆论氛围。
阳明心学思想和贵州文化，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阳明心学产生于贵州，发扬于贵州。贵州文化从其收获了很多。当然，贵州某种程度上说也成就了王阳明。可以说，贵州文化离不开王阳明，谈起王阳明也离不开贵州。本论文介绍了王阳明心学思想和贵州文化的渊源以及发展，希望能够对一些研究阳明学的学者们一些帮助。由于能力有限，本文还有些不足，没有进行考察分析，还有待于以后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余文武.王阳明教育思想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2] 余怀彦.王阳明与贵州文化[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
[3] 敖以深.黔东北地域阳明文化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