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6 08:59:21
**市江北区以区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为依托,在优化设施、保障经费的前提下，不断拓宽干部培训工作的视角，特别是瞄准上海等经济前沿阵地，努力加强与长三角地区的干部培训合作力度，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做到“内外联动”，充分利用这一地区师资力量雄厚等优势，走出了一条适合江北区域特点的合作培训之路。*年至今，共邀请长三角地区专家学者30余人次在“创新江北论坛”讲学，1万余人次干部听取了讲座；在上海、南京等地开办干部培训班次7次，培训人数近千人，极大地拓宽了全区领导干部的视野，也为干部合作培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划足经费，优化设施。在合作培训的经费保障上，区委每年划拨200万元作为培训专项经费，保证经批准的主体班次和其他班次培训的顺利开展，对一些临时增加的培训班次，实行专项申请的办法给予解决。同时，在硬件设施建设上，专门划拨中心地段的一家宾馆场地作为干部培训基地，并按照现代化教育设施要求，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建成了多功能报告厅、各类阶梯教室、会议室等7800平方米的培训场地，并增添了多媒体投影仪，建立了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为干部合作培训提供了充足的硬件支持，也为邀请长三角专家学者前来讲学提供了便利条件。
创设论坛，灵活授课。*年起，开设创新江北论坛，加强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合作，聘请一些资深专家、教授以及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党政领导干部前来讲课，如复旦大学葛剑雄、朱强教授、同济大学李京生教授等授课，授课内容涉及政务礼仪、科学发展观、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金融政策与宏观调控、生态城市与城市生态、区域信息化的趋势等，受到了区管干部的欢迎，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在授课方式采用上，针对不同课程特点，灵活采取适宜的授课方式，如对于理论性、知识性强的课程，采用专题化的教学手段进行授课，而对于适用性、操作性强的课题，就采用如情景模拟、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等手段进行教学，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近三年论坛邀请的专家学者当中，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占到了一半以上。
协同办班，多样培训。先后在同济大学举办城市规划与管理研修班，在复旦大学举办正局长级公共管理研修班、优秀年轻区管干部综合素养提高班，在东南大学举办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研修班，在南京大学举办公共人力资源高级研修班等主体班次的培训，区委负责班级管理和后勤工作，合作高校负责师资配备和课程培训的具体实施。根据培训课程的特点，区委灵活采取形式多样的培训方式，走出单纯的理论培训模式，对部分主体班次，采取了“1+X”培训方式，“1”即每次培训都安排一定课时的理论业务学习，“Х”即在理论业务培训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军训、现场教育、参观考察、农村（企业）体验生活、专题调研等活动，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公共管理培训中，除了安排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危机管理等理论学习外，还专门安排到浦东新区等地的高新企业、社区参观学习，组织考察上海的金融业，以增加感性认识。为提高培训效果，在培训中同时采取“四个结合”，即实行集中授课与课下自学相结合，小组讨论与集中交流相结合，动口与动手相结合，校内培训与校外培训相结合。通过安排课堂调教，组织参观学习，深入基层、经济建设第一线调研、体验，分组讨论，组织演讲比赛，大会交流，撰写调研报告以及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等，提高他们处理具体事务和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增强责任意识和公仆意识。
陆雄文：学术研究是我们的本分
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主任。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费雪商学院担任访问学者。并在多个研究、教育机构担任理事。
陆雄文很忙，采访安排在复旦台大班晚会的第一个环节之后。第一个环节是两院领导上台致辞，他精准地在主持人宣布他上台一分钟后，从上一个活动匆匆赶到。两个班级的同学全体欢呼着要用班规“一视同仁”。
这样的学院氛围，在国内的EMBA班中，确实不多见。陆雄文致辞时说：“我告诉上一场的朋友，我必须得走了，因为这里才是我的主场……”
他对复旦台大班倾注的精力，由此可见一斑。早在复旦台大班诞生之前，陆雄文已经常带领复旦管理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前往台湾考察、交流，探讨合作。复旦与台大有相同的“学术优先、以人为本”的气质，无论是在两岸的影响力、国际地位和教育实力都“门当户对”。
陆雄文有学者的睿智内敛，也有一个教育家的理想抱负。对于两岸的教育交流、合作与发展，他怀着极高的愿景，并躬身施行、为之努力。因此，在2010年，基于两岸学术研究和经贸关系发展的双重需求，在他的带领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开始推进复旦台大班项目。这迅速获得了企业界、教育界以及两岸主管部门的支持。五年来，不仅两院合作无缝对接，校友间的深情厚谊、紧密合作更是超过预期。
对于这个时代，因为陆雄文，因为复旦台大班，两岸EMBA教育和两岸EMBA学生的互动、合作、交流之下形成的融合关系，非常坚实、牢固。而对于陆雄文来说，未来的愿景尽管任重道远，但他现在感到很满足，这将激励他去追求更远的目标。
谢明慧：我们要尊重多元
现任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暨研究所主任，台湾商业发展研究院顾问。擅长研究品牌策略、品牌关系和跨文化消费，为多个品牌担任顾问。
谢明慧与同学一起到达晚会现场，她身着一件墨绿色的雅致旗袍，与现场的热烈气氛很搭。身旁经过的每张脸庞上都挂满笑意，时不时还有人远远地与她打招呼，让她感受到复旦台大班同学的深情厚谊。她说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特意穿上旗袍，欢迎新同学的加入，庆祝两岸文化交融的重要时刻。
复旦台大班第一届招生并不容易，大陆学子顾忌台湾交流受限。而在台湾，复旦台大班的学费是台大EMBA班的三倍，因为台大“台湾第一学府”的名气和首个两岸EMBA班的创新，才完成了第一届招生。所幸第一年的效果如同谢明慧预计的一样，有差异的两岸文化非但没有任何影响，反而更加促进了两岸EMBA学子的学习、借鉴、反思，每位同学都得到了极大提升。真正的行动学习，深入人心，良好的口碑彻底打开了两岸市场。
主要内容
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是全球化。全球化既是融合又是冲突的过程。一方面，有着不同利益和不同制度的国家间联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交流的过程中也引发文明的碰撞与冲突。共识是趋向融合的基础，但共识不能在“一边倒”的被同化中完成，而是在交锋和冲突中彼此让渡逐渐形成，最后达到新的平衡。积极开展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制度和思想间的对话，是保持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理解、促进融合的必经之路。国际论坛就是全球化中创造对话语境、开展对话合作的基础建设，理应得到重视。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李长春提出，“牢牢把握坚持改革创新的要求，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和阐释，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不断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产生影响的根本依托，而增强“说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则是对传播效果的要求。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需要不断创新，最重要的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思想观点的创新。传承是学术研究的方法，而创新是学术思想的灵魂。简单重复本土传统文化或照搬西方思想观点都无法让人耳目一新，无法打动受众，更无法产生说服力、凝聚力和吸引力。当前国际交流中中国学者的意见之所以被世界越来越重视，主要原因就在于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前途，需要知道中国面临的困难、挑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需要理解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的一种文化与模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取的理论精华，也是国际论坛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
传播模式
根据受众面的不同，对外传播可分为面向高端受众传播和面向普通受众传播，继之可以按是否华人华裔、受教育程度、年龄段、性别、种族与宗教等等细分。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郭可教授认为，我国对外传播应该确立一种“精英效果理论”，即以国外精英受众为主，兼顾一般受众，也就是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著名翻译家、对外传播元老沈苏儒在其著作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强调对“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应该区别对待”，而“直接受众”（两级传播过程中的舆论领袖）和“间接受众”因作用不同，在对外传播中也要有所侧重。
由组织者、主办者、赞助者、参与者等人员构成特点决定，国际论坛面向国外高端受众。或在学术研究领域，或在政策制定过程，或在舆论导向方面，高端受众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影响。“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无疑是国际论坛在对外传播中最重要的作用。考虑到国际高端受众的特殊性，国际论坛的组织者必须认真研究他们的既有观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尽最大可能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向世界传递有效信息，从而影响西方精英、国际主流舆论和西方外交政策，为我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并为我国寻求最大的国家利益。
效果评估
国际论坛属于小众传播，但由于定位高端，所产生的影响力、说服力和凝聚力可能是巨大的。为什么说可能而不是一定？就因为效果要经过检验。国际论坛的对外传播无疑是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构建中的重要一环，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部分，其效果可根据不同指标从短期和中长期进行测量。在发表于2006年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约瑟夫·奈明确指出，软实力同硬实力同样可以测量。他说：“人们可以测量、比较文化、信息、外交等可以为一个国家制造软实力的资源；民意调查能够量化一个国家的吸引力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①他的这一论断为软实力测评指出了方向。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经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会进行效果评估。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我方的表现，二是境内外媒体报道的情况。针对我方的表现，两项研究从整体定位、主题选取、策划安排、材料准备情况、发言人表现、会后媒体追问情况等角度予以评估。针对境内外媒体报道的评估指标包括报道数量、版次、内容、图片等。②新华社对外新闻的用户主要是境外媒体以及非媒体机构，所以新华社一直将与境外媒体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对比研究作为衡量自身对外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手段。当然，大众传播往往注重从时效、数量、质量和转载率等方面衡量传播效果，并不一定适合作为“思想集散地”的国际论坛传播效果评估，但借鉴大众传播的效果评估经验，增强报道的针对性，充分发挥媒体作用，尽量扩大间接受众面，让国际论坛的声音更高更远传播开来，对我们办好国际论坛，宣扬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无疑是有益的。
（作者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注释】
>> 新形势下我国海洋权益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我国海洋权益的现状及维护海洋权益的思考 论我国海洋权益的保护与对策 新形势下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新问题与新举措 我国海洋权益之法律保护 我国边疆安全与海洋权益初探 保卫领土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连载一）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拓展军事斗争准备的新要求 贾庆国：崛起中的中国与维护海洋权益 中国的海洋权益和海军 浅析海权时代中国的海洋权益 乔良：海洋权益背后的中美博弈 坚定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当前维护海洋权益的挑战与思考 国家发展与海洋权益 海洋权益 寸土必争 国际海洋法会议与中国对海洋权益的维护 海洋世纪下对海洋权益管理的思考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国 维护海洋权益与海洋强国战略探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访问时间：2017年4月11日。
The Arctic Climate Impact Assessment （ACIA）， Impacts of a Warming Arctic： Arctic Climate Impact Assess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
2017年3月29日至30日，副总理出席第四届“北极――对话区域”北极国际论坛并发表了题为《共同开创北极美好新未来》的致辞；2016年8月29日至9月2日，外交部条法司徐宏司长出席由俄联邦举办的北极理事会成员国、观察员国及国际学术代表第六次会议，并阐述了中国对北极经济发展的看法；2016年，中国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在第四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上发言，阐述了中国对北极合作的看法；2015年，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冰岛举行的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北极活动与政策主张》的主旨演讲。
蒋小翼、周小光：《气候变化背景下北极权益争端与我国海洋权益的国际法思考》，《理论月刊》，2016年第2期，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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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咏：《对南极地区的国际法展望与中国立场：人类共同遗产的视角》，《法学评论》，2011年第5期，第86页。
新华社：《副总理出席北极论坛并致辞：共同开创北极美好新未来》，。访问时间：2017年4月15日。
郭培清、石伟华：《试析南极科学与南极政治的关系》，《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8页。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是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下的一个委员会，是国际南极科学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也是条约体系中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合作平台，负责发起、促进、协调南极科学研究，为南极条约系统提供公正的科学建议。
在国学的价值正走向回归的今天，让我们都读一读梁启超这位通才的经典著作。
1920年，梁启超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欧洲游历，回到国内。他是怀着失望和愤懑开始他的欧洲之行的。事情还得从1917年说起，在策动蔡锷讨袁护国，继而帮助段祺瑞讨伐张勋再造共和之后，梁启超担任了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然而，为“第二次善后大借款”之事，段祺瑞丢卒保车，梁启超被迫辞职。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和政客们寡信的行径使梁启超对政治彻底失望，于是，他告别了政坛，选择了出游。
现在他终于回到国内，以后的道路怎么走？人生何处是归途？是治学还是继续问政？48岁的梁启超面临着一场抉择。恰在此时，追随他一起漫游欧洲的他的朋友兼学生蒋方震呈上一部书稿，请老师作序。这时已是这一年的10月，梁启超翻看着蒋方震的这部书稿，准备下笔写序。书稿题为《欧洲文艺复兴史》，欧洲“文艺复兴”带来的是西方政治经济的飞跃，而当下纷乱和积弱的古老中国，也期待着一次复兴。所以，面对学生的这本书，他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不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的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他想到自己在1902年曾经写过一本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他曾指出，清代学术“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是的，回首中国两千余年学术思潮变化的长河，清代学术好像是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斗争，这条贯穿中国学术史的主线，在这里重新演绎了一遍。就在一个月前，他刚刚结识的新派朋友胡适向他提议：“晚清今文学运动，对思想界影响至大，先生您亲身参与其中，应该有所记述。”想到这里，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要说什么了。于是，他决定别出机杼，借题发挥，对近三百年清代学术思潮进行一番总结和批判。梁启超才思敏捷，作为一代文豪、“舆论界巨子”，他常常是倚马千言。这一次，他也是下笔不能自休，一气呵成，短短几天工夫，竟成六万言之文，与蒋著的篇幅差不多，天下哪有这样的序文？于是只好独立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自知学识浅陋，面对梁启超这座近代学术史上的巍巍泰山，我只可仰望，难入门径。《清代学术概论》打动我的，是梁任公恣肆、气吞万里的滔滔文势；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无畏的自剖勇气。正如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为此书写的导读中所说：“《清代学术概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专门著作，同时也是梁启超个人的一部学术回忆录。”文中有了“我”，便有了感情，有了力量！梁启超以自我学术生命为标本，对从明末到清末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史进行了一次无情解剖，对自己数十年学术经历的得失成败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算，从而结束了那场政治活动的“迷梦”，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纯粹学者苍凉的转身和悲壮的新生！
这本书不是一部学术史，而是一部心灵史！
《清代学术概论》开篇，梁启超即言：“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认为只有从时代思潮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住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本质内容、流变规律和真实价值。那么清代学术思潮的趋势是什么？梁启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复古”的步骤有四：“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这其实是一条“回归之路”，回归到哪里去？回归到“先秦之古”。回归的通道是“古文经学”传统，即所谓“汉学”的“科学的研究精神”。中国学术的振兴，唯此别无他途！
学术研究到底是为“经世致用”还是“通经明义”？是“有用”还是“无用”？这是一个大问题。几十年来，梁启超随政治潮流而几经沉浮，尤其是现在他从政坛全身而退，使他对学术的“致用”与“求真”等问题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在中国的现实中，真理、正义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本末倒置的：不是真理引出正确的政治权力，而是政治权力主宰真理和正义。学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对客观真理的追求，这本来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但在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学术研究的指归不是真理而是政治，学术沦为了政治的工具和婢女，这个现实是严酷的。现在，他终于明白，学术应该独立，学术就是学术，它不应该成为别的什么东西的工具或手段。他反思和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晚清“新学家”们治学空疏，在学问上无足称道，原因就在于缺少盛清先辈具有的“为经学而治经学”的精神。他认为盛清学者之所以有真学问，原因在于他们使学问离“致用”而只“求真”。不要用“有用无用”看待学术，而要看是否具有“学术独立”的精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学者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应该在政治潮流中随波逐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政坛上，梁启超一直奔走呼号于前台，可谓是一个风云人物。但是，梁启超说到底是一个文人型的政治家，他有强烈的政治热情，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可以成为纵横一时的“舆论业之巨子”，但书生论政可以，一旦从政，则常常失意。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民初政坛几经沉浮，总是失败，昀后为政客所辱。所以，书生本色的梁启超，从其心路历程上说，经过屡次挫折之后，追求一个不受任何政治性因素影响的独立的学问，一定显得无比重要。“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这是决意永别现实政治的梁启超在反思自己的人生历程之后悟出的结果，他认识到了专心于学术研究乃是他能为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贡献的正确途径。他也从而选择了他今后该走的学术道路。
不如归去！
2006年8月，中国外文局主办的“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2007年伊始，由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联合主办的“国家软实力建构与中国公共关系发展高层论坛”也在北京举行。可见各方对此话题的关注。在今年的论坛上，50多位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公关界、外交界、新闻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国家软实力建构与中国公共关系发展”这一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综合与会专家学者的学术演讲和发言，写成了本文。
中国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塑造力和亲和力的提升为软实力建构提供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推进，中国软实力的培育和运用呈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塑造力和亲和力等能力的增强，为构建国家软实力奠定了基础。
一是中国发展理念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近年来，从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再到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从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到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国内国际发展理念，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是中国发展模式在国际上产生吸引力。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9％以上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新的经济奇迹。近30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近5年更是高达13％，为各国发展带来机遇。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被广泛认为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范例，被总结为“中国模式”。
三是中国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增强了塑造力。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按照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要求，提出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秩序观，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经济发展观，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持久和平的新安全观，以及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新文明观。中国以参与者、合作者、建设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国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明显提高，话语权明显增强。
四是中华文化在国际上不断释放出亲和力。近年来，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中国热”在一些国家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各种形式的文化节、文化周、文化季、文化年等活动接连在一些国家举办。目前中国在海外建立的孔子学院已达120多所，并呈加速发展之势，规划在未来五年中还将新建500所1。
中国软实力建构的现存问题和制约因素
应该看到，中国软实力建构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尚存在不少问题，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诸如中国的发展水平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导致中国对软实力运用信心不足；在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运用存有障碍；与软实力相关的理念、体制、机制等创新还很不够，等等。但其中，软实力建构缺乏学科支撑、作为软实力核心的文化建设不够、对外传播力明显不足等是制约中国软实力构建的三大重要因素。
其一，软实力建构缺乏强有力的学科支撑。软实力理论虽有发展，但理论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科归属，“软实力”的理论至今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支持。对软实力的进一步研究是中国面对的重要课题。同时，这些理论是基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非都适合中国实际。如何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理论，也是研究之急需。
其二，作为软实力核心的文化建设还不够。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最具渗透力。中国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同时又是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生产的弱国，在文化产品贸易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入超。例如，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的比例一直维持在“进10出1”的比例；中国GDP中，文化产业所占的比重只有3%，而发达国家则可以达到10％以上2。
其三，对外传播力还明显不足。中国既是传媒大国，又是传媒弱国。中国的媒体数量虽然不少，目前有5000多种报纸，9000多种杂志，2000多家电视台，500多家广播电台，160多个有资质开展新闻信息业务的新闻网站，这些已相当于美国的89％；而在国际传播实力方面，中国就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了，只相当于美国的14％。国际上以汉语为传播符号的信息量只占总量的5%左右，在世界传媒格局中的话语权亟待加强。
加速中国软实力建构的应对之策
首先，要把属于传播学的公共关系研究与属于政治学科的软实力研究进行有机的学科融合3。国家软实力的建构正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四个特征。一是对国家形象的极度提升和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二是文化影响力的巨大体现，特别是传媒影响力的突出作用；三是外交协调力的彰显；四是对国际机构和国际重大活动的参与。
而这些，都与现代公共关系的发展极为相关。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为了塑造良好组织形象，全面构造软力量，通过对组织形象的策划、塑造、传播、维护和对组织机构凝聚力、文化力、传播力、协调力的整合，从而影响社会公众，调整社会关系的科学与艺术。
中国的公共关系发展正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公共关系正在成为国家软实力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提升国家形象和凝聚民族精神，传播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凸显中国外交的重要协调力，提高中国在国际机构和国际重大活动的参与度等方面，正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从社会组织层面看，中国公共关系的作用已不仅仅局限于良好的组织形象塑造，正逐步实现从“组织形象塑造”到全面构筑“组织软实力”的跨越。或许，公共关系学可以成为“软实力”理论更为全面、深刻的学科诠释和学科支撑。
其次，要从发展国家软实力的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许多发达国家目前已经把文化产业当成一个替代性和战略性产业来发展，尤其是美国等一些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美国，不仅在硬实力上无人能比，软实力也遥遥领先。法国《世界报》曾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超级大国，而是一个超超级的强国。支撑其强国地位的四根支柱是：美元、导弹、网络和好莱坞。它们分别代表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经济上，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科技上，美国是创新源头；军事上，美国是唯一的全球性军事强国；文化上，不管你是否喜欢，美国文化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现在美国的文化产品出口每年在700亿美元以上，超过了它的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正如《洛杉矶时报》所指出的，“美国正在用文化娱乐产品淹没整个世界。”再如韩国，1998年韩国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口号，决定把文化产业当做21世纪的一个战略性产业来发展，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结果韩国的文化产业很快从防御战进入进攻战。不到10年，韩国文化娱乐产业的规模扩大了5倍。到2000年前后，韩国的影视剧席卷了亚洲许多国家，也包括中国。
美国和韩国在文化产业方面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令人欣喜的是，2006年8月28日，国家特批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正式启动。9月13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把文化同政治、经济、社会并列，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次，《纲要》把文化提高到了软实力的高度来认识，而且在国家的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之外，专门制定一个文化发展的五年规划，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进入国家的发展战略层面，开始步入快车道。
再者，扩大传播途径，提高对外传播力。在国际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媒体生态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应与时俱进，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中国的对外传播观念和工作。如：变宣传为传播；改单向为双向；淡化传播主体和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软化对抗性元素，重在通过介绍、交流、沟通促进共识和认同；突出文化传播，用中国文化包装对外传播的信息（包括政治、商业、体育、旅游等各类信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特色；跳出传统的大众传播、新闻传播的框框，将网络、分众、小众媒体，公共关系、广告、事件活动等传播方式，整合纳入对外传播和传播管理的范围，提高传播质量和效果，跟上时代的步伐。同时，将对外传播与现代公共关系的理念和手段相结合，如：强调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是政府公共关系的一部分，属政府公共关系中的媒介关系，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重要举措，以免被曲解为强化对新闻传播的控制；注意借助“第三方”的传播力量，如国际主流媒体、各种非政府论坛、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企业和专业公共关系公司等。要认识到，在西方政治文化背景中，传统、呆板的政治宣传往往不及现代公共关系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的作用。另外，要研究西方社会的舆论运作，细分对外传播的受众，注意做好“草尖”（舆论领袖）和“草根”（一般公众）的工作，尤其要加强对西方社会一般公众的传播，对外要多介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以影响他们对有关中国问题的认知和态度5。
第四，抓住契机，利用2008北京奥运会、2010上海世博会等全球性媒介事件，传播国家软实力。历史已经证明，举办奥运会这样一项超地域、超民族、超信仰的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世界盛会，能有力促进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能充分展示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能大大提高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6。将要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在举办期间将会冲破中国与外国固有的一些界限，短时期内产生“世界一家”的效应。因此，中国必须尽最大努力来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它将成为全球观众的一次狂欢节、一次酣畅淋漓的感情宣泄，也将成为全球观众永远的集体记忆；北京奥运会留给世界观众的印象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代替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真实体验。
（钱海红：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本文图片由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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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制政府失灵：政府与市场和谐互动的基础 政府与市场互动的新区开发建设模式 政府与市场间互动制度探析 浅析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中的经济法构建 政府\市场\公民社会间的互动模式研究 政府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媒体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审计与政府会计的互动研究 NGO与政府互动 基金投资与市场的互动效应 教育专刊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用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 助推中国光伏产业发展 京津冀一体化 政府与市场应良性互动 公物供给中的市场与政府 政府的使命与市场均衡 欧盟：政府与市场的角色 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国际摸索 政府与市场的新边界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解读中职免学费政策》，等资料。
② 参见“顶风作案赣部分职校公然有偿招生”，.和“用回扣买老师抢生源、中职招生有点难有点乱”，新华每日电讯，2007-05-17.
③ 需要补充说明的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措施，有利于职业学校的招生工作，并不符合以上特点，从性质上来讲不属于“统筹”，但是他们也称自己是在实施“政府统筹”，这是不规范的说法。
④ 实践中，一些办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反而招不到生即为“优汰劣胜”的例证，参见《回扣兴风作浪 职教名校“受伤”》 ）和“今年武汉中职招生至少5万 中介不得为职校拉生源”（http：///newscenter/2009-06/01/content_16677162.htm）两文。
⑥ 可参见朱孝平，贾幸民：《中职招生过程中的非理性现象分析》（载《职教论坛》2003年第4期）一文。
⑦ 朱薇，任力波：《用回扣买老师抢生源 中职招生有点难有点乱》[N].新华每日电讯，2007-5-17。
⑧ 实践中，各中职学校会想尽一切办法多向政府要计划指标，此时就有可能出现“设租”、“寻租”、“官员腐败”、“计划失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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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引擎应该加强交流
记者:香港以及落地在香港的诸多学术研究机构,对中国内地的发展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汝万：香港在很早之前便和西方国家基本上保持同步发展,很多方面的建设产生了一些经验和教训。1997年起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内地从1970年代以来20多年的现代化发展,尤其是内地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香港功不可没,有显而易见的示范作用。香港的学术研究机构对于内地的发展来说,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等方面的意义是很大的,他们已经长期从事过很多类似的研究。
记者:您所在的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的职责是什么? 其智囊团的性质通过何种方式得以展现?
杨汝万: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是由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2001年1月共同创办的一个民间智囊组织。实际上在6年前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位校长就有了这个想法,因为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香港虽然不去自称是珠三角的龙头, 但的确是珠三角一个很有实力的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引擎,应该加强联系和交流。因此,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应运而生。
我们主要是通过举办各种学术活动、论坛以及出版不同类型的刊物去做一些事情,每年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会, 发行一本年鉴,研讨会和年鉴都紧扣着发展的主流。比如,2001年我们在香港举办了题为“进入世贸后中华经济圈的持续发展”的第一届年度学术研讨会,当年年底中国加入WTO;2003年的主题是中国文化尤其是沪港文化互动,中国文化的崛起现在已经是人人谈论;2005年的主题则是沪港双城之间的发展关系和趋势。这些论坛都会形成一些书面的东西,这是有参考价值的。
连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记者:目前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等海外智囊机构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哪些影响?
杨汝万:国外智囊团在大洋彼岸,他们从遥远的地区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实际上不如香港。他们接触到的资料没有我们快捷、全面，香港有地缘和文化的优势,国外智囊团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实际上是隔山打牛。
记者:您刚说的是国外智囊机构研究中国问题时的劣势,他们是否也有优势?
杨汝万:有,他们可以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合作,从他们的出发点,以他们那一套的方式对中国进行解读,相对来说更加宏观一些。
不管如何,多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心、学术机构等智囊团,总是好事情。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发展和改变仍然不够了解,有些人停留在1978年以前的中国,甚至还有人停留在传教士时代的中国。但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和1978年之前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
记者:您以及您所在学术机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内地十大“智库”是否有学术交流等活动?
杨汝万:我们和他们都有联系,尤其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系更为密切。我们不仅和这十大智库有交流,和非十大智库之列的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比如上海社科院也有交流。在包括泛珠三角区域等方面的研究上, 我们香港和亚太地区的学术机构,与内地的学术机构、智库的沟通交流是很密切的。
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出生，著名诗人，书法家，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他是继胡适等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有四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曾在《百家讲坛》开讲《周汝昌眼中的四大名著》。
周汝昌著作等身，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汝昌是在怎样的身体状况下完成那一部接一部的鸿篇巨著的。周汝昌从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戴着助听器还得别人在耳边高声吐字,左眼因视网膜脱落，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方能看书写字,他无法将字写在稿纸的方格内,而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那红枣般大的字如牛耕田般不停歇地在圆桌上诞生。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已经大过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儿伦玲认得父字,将其在电脑上敲出存储。再到后来,周汝昌右眼仅存的那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盲写都成困难的他,继而改成了口述,女儿伦玲一个人忙不过来,独子建临提前退休加入进来协助姐姐专事录音记录……周汝昌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现在靠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我积累了几十年，不就是要把成果留给后人吗？”
周汝昌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衣着，简陋得难以再简陋的居室，略带天津音调的京腔，记忆翔实细腻，思维敏捷深邃，出言鲜活生动,谦和可亲，著作等身,这就是于斗室书斋中从容坚韧、“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周汝昌。早已年逾90的周汝昌，留给世人的是钦佩与敬仰。
1.坚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汝昌双耳失聪、双目失明，但他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去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这是何等的坚强。
2.磨难。面对命运给予自己的磨难，周汝昌没有屈服，他以自己的行动，以著作等身的成果挑战了命运，他告诉了命运：自己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3.追求。心中有追求，才会有动力，周汝昌遇到的困难不可谓不大，但他心中对事业的追求，却让他不愿停止甚至放慢自己坚定的脚步。
【适用主题】坚韧;坚持;奉献;从容……
周国平，1945年7月15日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学者，散文家。曾在《百家讲坛》开讲《爱的四重奏》。
2007年，周国平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表示，阅读是思维、灵魂、精神的事情。而“电视文化把我们自己娱乐死”绝非危言耸听。他分析说，文化有两个要素，一是传统，二是思考。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书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电视会把我们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2010年9月26日晚，周国平做客东南大学，就“人生的境界”与东大学子交流“用了半辈子才悟出来的人生感想”。自称“除了年纪，什么都不老”的周国平传授平凡生活的幸福秘诀，跟学子分享“育儿经”之外，更强调阅读经典、阅读写作的重要性。
作为哲学家，周国平多年来著作不断，无数专著在哲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学者，周国平以其广博的知识、流畅的文笔，给无数读者以心灵上的哲学慰藉。大学里曾流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周国平以其文采和哲思赢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无论花季还是老年，都能从他的文字中收获智慧和超然。
1.清醒。任何时候，头脑的清醒都至关重要，尤其在当下的娱乐时代，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显得重要。什么才是真正的可以传承的优秀文化，需要的是时间的检验，我们莫要让真正的文化被娱乐时代所吞噬。
2.心态。周国平自称“除了年纪，什么都不老”，周国平传授“平凡生活的幸福秘诀”，反映出的都是他良好的心态。正因为如此，一个人才能保持一颗年轻之心，才能够从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快乐。
3.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周国平关于文化有两个要素――“一是传统，二是思考”的认识，的确让人们警醒。离开了自己的思考，被外界牵着鼻子走，前途往往难以预料。
【适用主题】文化观点；阅读的意义；心态……
马未都：
君子不可以不知恒
马未都，1955年3月22日出生，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及现任馆长，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曾在《百家讲坛》开讲《马未都说家具收藏》《马未都说陶瓷收藏》《马未都说玉器收藏》《马未都说漆器收藏》《马未都说收藏杂项》《薪火相传说收藏》。
关于自己如何走上文物收藏之路的，马未都说：“我是一个对各类事物都感兴趣的人，十分愿意思考其规律，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大家熟知的文物收藏不过是我的业余爱好。早年喜欢过文学，错以为文学是一生的事业，后来发现人生有许多事情比文学还绚烂多彩，就势利地离文学远去了。走进文物领域，深知此处积淀之厚，非一世之功不可攻入，故兴趣盎然。世上凡能成事的人都要保持这种兴奋，持之以恒。王安石所以说：君子不可以不知恒。”
关于如何鉴别真品和赝品，马未都说：“我从来不研究赝品，更何况每件赝品的破绽都是不同的。每个月，我都要抽空到博物馆泡上一整天，不干别的，就是盯着古董看，一直看熟看透为止，收藏界管这叫养眼。经过这样反复无数遍的养眼，眼睛就只会适应真品的感观，今后一旦看到赝品时就会觉得非常扎眼。”
不重视历史文化传承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百家讲坛》推出马未都，让他给观众讲授中国文物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正是反映了当今国家重视文化、重视历史的潮流。尽管马未都先生说“我们文明的魅力很难用语言来表现，无论是谁，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明面前，都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但是他仍以自己渊博的知识，让人们得以大开眼界。
1.适合自己。《论语》中这样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没有了兴趣，什么也做不好。马未都先生从文学领域，转向文物领域，做出了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选择。
2.持之以恒。“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尽管文物收藏原本不过是马未都的业余爱好，但他靠着持之以恒的努力，成为了该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家。
由中山大学主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发起并承办的“2010年旅游教育高峰论坛：学科建设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研讨会，于2010年5月22日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侨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30多位专家，与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旅游学刊》等相关机构的特邀嘉宾齐聚一堂，就“旅游管理专业博士培养理念、方案与思考”、“旅游管理科学硕士培养方案设计与案例教学”、“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的培养方案与创新”等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2009年底，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确立了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政策目标，并明确提出了要“整合旅游教育资源，加强学科建设，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专业教学改革，提高旅游教育水平”。对全面进入对外开放阶段的中国旅游产业而言，这一决策反映了全行业对有一定数量的、经过系统教育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要。作为一种呼应，旅游管理专业硕士(MTA)学位及其培养体系的建设工作也逐渐在全国各有关高校紧锣密鼓地展开，而旅游学术研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旅游学科博士生教育也将迎来结构性的改革和提升。
旅游管理专业博士培养成为此次论坛的第一个研讨主题。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教授以《从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视角看中国旅游研究的未来》为题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博士生教育关乎中国旅游研究的未来，其培养质量标志着学校乃至整个国家的学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水平，然而在规模扩张的繁荣背后，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堪忧，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问题的缺失。事实上，研究问题处于科学研究的核心地位，没有研究问题的研究，自然难以产生好的研究成果。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旅游发展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可供开展理论建构的“富矿”，而中国本土的旅游研究者们拥有比国外学者更强的研究可进入性，如众多的规划实践机会、与地方旅游业界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以及在此方面更加宽松的制度条件等。保继刚教授最后指出，只要包括博士生在内的中国旅游研究者深入到中国旅游发展实践中去，提炼理论并实现同西方现有理论的对话乃至最终的超越，逐步建立自我理论体系，最终一定能实现从“破”到“立”的愿景，中国内地的本土旅游研究也将由此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在接下来的主题发言中，南京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系主任张捷教授详尽阐述了研究性学习在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他指出，研究生培养是一个涵盖了基本课程学习、课题选择、研究问题提出、假说提出、研究方法选择、数据资料收集、研究过程中思维推理、实验分析、论文撰写、成果提交、答辩过程、与导师交流、与合作者协同、研究伦理、科学规范、自我管理和人生设计等多方面的完整体系，而其中核心是研究性学习的贯彻、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研究性学习的贯彻中，最关键的是让学生获得把握学术问题的能力(判断和凝练)；在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中，要从学术研究的关键性、敏锐性、决定性、批判性多方面来理解“批判性”的客观涵义，而不仅仅是提出反对和质疑。在此基础上，他还延伸探讨了旅游地理领域研究性学习的具体特征。
旅游教育的价值观与学科良性发展的关系是本次论坛涉及的重要议题之一。北京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以《基于价值观的旅游教育框架》为题详细介绍了旅游教育未来学会(TEFI：TourismEducation Futures Initiative)的宗旨及其对中国旅游教育价值观建设的借鉴意义。该学会发表的《TEFI白皮书》指出，尽管旅游教育在未来将面临种种挑战，只要学生们具备某些特定的价值理念，便能应对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TEFI将这些价值理念总结为5点：循道(ethics)、传知(knowledge)、敬事(stewardship)、专术(professionalism)、尊人(mutuality)。以上述理念为基础，吴必虎教授认为中国旅游教育应该树立“世界教育大国”的宏观意识和广阔视野，同时在具体工作首先强调“尊人价值”，即尊重教学和研究的多样性、多学科性，不搞旅游教育框架全国一刀切，团结队伍，共同打造旅游教育阵线。
旅游教育国际化在本次论坛上也成为与会者密切关注的一个议题。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宋海岩教授介绍了该学院在旅游教育国际化方面的主要经验。宋海岩教授认为，旅游产业是最开放的产业之一，国际化的培养体系既可以吸引高质量的学生，也能够确保学生就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游客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这是旅游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原因。浙江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周玲强教授介绍了该学院近年来在研究型大学学生培养模式创新方面的探索和经验，其中“海外实习生”计划引起了与会者浓厚的兴趣。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黄福才教授介绍了该系旅游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并分享了如何积极利用管理学科的国际合作资源来促进旅游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的有关经验。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何建民教授则主要以康奈尔大学为例介绍了旅游学科的科学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体系。
针对大家普遍关注的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培养方案的问题，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田里教授从培养理念、办学条件、知识体系、管理体制4个方面做了专门的分析和解释。他认为，旅游管理专业硕士是以研究生教育的形式培养职业经理人。与科学硕士教育不同，专业硕士教育不以培养掌握旅游管理专业纵深知识的人才为目标，而是以培养其职业技能和职业品质为宗旨，强调的是知识向生产力的转化。因此，从学科支撑来说，他建议旅游管理专业硕士以经济学为基础，着重加强企业管理和会计学两个学科的训练。最后，田里教授还提出了3种在未来可能存在的旅游管理专业硕士项目的管理体制，并在综合权衡其各自利弊的基础上，推荐采用“学校成立指导委员会，成立独立的项目运作学院”的模式。
此外，复旦大学旅游学系主任巴兆祥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旅游系主任冯学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院长薛东前教授、华侨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郑向敏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邹统钎教授也作为特邀主题发言人，分享了其各自所在机构的旅游学科建设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经验。
综观论坛全程，与会专家对既定的重要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既明确了各自的问题、共同的困惑，也实现了经验的借鉴、方案的分享。整个会场自始至终保持了开放、坦率、活泼的氛围，尤其在问答环节，与会专家的参与热情得到全面调动，评论一针见血，见解敏锐深刻，表达风趣幽默，实现了充分的互动交流。最后，与会专家一致通过并签署了《关于旅游学科建设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珠海共识》，以书面的形式就“旅游高层次人才的核心能力在于驾驭不确定世界变化的能力”、“旅游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决定中国旅游业的未来”等关键问题表达了高度统一的认识，并明确指出：完善中国旅游教育体系和促进高层次人才培养，既是 奋斗在一线的中国旅游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学术和职业使命，更是需要国家、地方、学校与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等各方共同关注和持续投入的战略责任。
本次会议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继举办“2004中国旅游教育高峰论坛”之后，再一次就旅游教育主题而举办的论坛。此次论坛齐聚了国内主要的旅游教育机构的学科带头人，议题更加明确，讨论更加充分，成果更加丰硕，对中国旅游学科的良性发展也必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与会专家包括(以姓名拼音为序)：巴兆祥(复旦大学旅游系主任)、保继刚(中山大学校长助理、旅游学院院长)、冯学钢(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旅游系主任)、高峻(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何建民(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黄福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教授)、黄震方(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旅游系主任)、贾鸿雁(东南大学旅游系主任)、李南(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秘书长)、李树民(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系主任)、梁明珠(暨南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林德荣(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主任)、刘静艳(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酒店管理系主任)、马波(青岛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马勇(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彭青(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宋海岩(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宋志伟(《旅游学刊》副主编)、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旅游规划与管理系副主任)、田里(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汪宇明(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王朝辉(安徽师范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系主任)、吴必虎(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谢彦君(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薛东前(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院长)、徐红罡(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姚延波(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旅游学系副主任)、叶文(西南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学院院长)、张捷(南京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系副主任)、张薇(武汉大学市场营销与旅游管理系教授)、张梅生(珠海市文体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张玉钧(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向敏(华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钟永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周玲强(浙江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朱f(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邹统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撰稿：张骁鸣)
一、建立律师党员网上党校，着力打造律师党员接受理论武装、充实精神世界的“灵魂工程”
2005年，局党委着眼于对律师党员政治理论教育实际，创办了“杨浦律师网上党校”，借助便捷的现代教育手段，菜单式政治理论学习目录和学习内容，定期公布党建工作信息，组织党员进行网上述学、考学、评学，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业务技能，有效地解决了律师党员理论学习时间难保证、学习任务难落实、学习效果难考核等问题。
今年，局党委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重点，进一步丰富网上党校的教育内容，增设网上专题辅导讲座，开办“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家谈”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律服务”网上论坛，开展网上征文竞赛，组织网上考试，吸引广大党员积极参与，这一新颖的教育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发挥理论学习教育主功能的同时，还注重网上党校的宣传指导功能，先后开设了传达局党委加强律师党建工作意见要求的“党委热线”、反映律师党建工作动态的“党员之家”、传递律师党员民主意愿的“党员心声”、展示律师党员先进性风采的“党旗下成长”、交流律师党支部书记工作体会的“书记夜话”、传授律师党员法律服务成功经验的“律师党员办案经”等教育区和功能厅。许多律师党员学习后满意地说，网上党校不但是我们律师党员提高能力素质、武装思想头脑的“学习乐园”，也是我们向组织表达心声、体验组织温暖的“精神家园”。
二、开办律师党支部建设论坛，着力打造党支部书记研究党建工作、提高领导能力的“班长工程”
针对11名律师党支部书记大多数没有党内领导工作和党内系统培训经历的情况，局党委在选准配强支部书记的基础上，始终抓住支部书记能力建设这个重点，开办了“律师党支部建设论坛”。论坛采取网络、笔谈和会议三种形式，赋予主题研讨、课题研究、前瞻研发等三大功能，定期组织党支部书记围绕支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具体问题，探讨加强支部工作的对策思路，交流做好支部工作的实践经验，取得了提高律师党支部书记政治理论修养和领导工作水平的良好成效。
今年初，局党委把创新律师党支部组织生活作为论坛主题，组织支部书记开展党组织生活创意竞赛。支部书记们踊跃创设了15套具有较高价值的组织活动方案，局党委从中选出“结合党务议业务”、“红色之旅树信念”、“集思广益建行规”、“知荣明耻强素质”、“服务社会展风采”、“岗位承诺创新风”等有创意、易操作、实效强的活动方案，推荐给律师党支部实践运用，受到律师党员普遍好评。
三、成立律师党员志愿者队伍，着力打造律师党员践行先进性、展示形象的“舞台工程”
局党委认真总结近年来组织律师参加政府法律顾问团、参与社会法律服务的成功经验，成立由全体党员参加的杨浦区党员律师志愿者服务队，经常性地组织律师党员参政议政、开展法律服务、提供法律援助、参与文明创建、进行普法宣传等活动，热情扶贫帮困，维护公平正义。
为提高律师党员志愿者工作的层次和成效，结合建设杨浦知识创新区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城区、打造平安社区提出的新要求，成立了“党员律师流动调解庭”、“建设平安社区党员律师法律服务队”等常设组织，并在志愿者队伍中选派18名律师党员与区法律援助中心签约，援助弱势群体，提高法律援助质量。通过律师党员的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了律师党员的先进作用，展示了律师党员的先进风采。如四维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王桂喜律师，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热心为弱势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受到群众好评，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两新”组织优秀党员、“杨浦区优秀党员”、“区新长征突击手”。吴益民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参加上海市“为被拆迁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志愿团”，妥善解决了复旦科技园建设中的动迁矛盾，为复旦百年校庆作出了贡献，受到领导的表扬。
四、优化律师入党积极分子结构，着力打造为律师党员队伍补充新鲜血液、增强活力的“梯队工程”
针对部分律师缺乏向党组织靠拢的强烈愿望，律师党员队伍呈现年龄老化和发展缓慢等情况。局党委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原则”，抓住三个环节，打造“后备梯队”：一抓普遍教育，组织广大律师学习党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和改革开放成果教育，帮助律师进一步增加对党的了解、增进对党的热爱、增强入党动力；二抓重点引导，以“思想领先、作风过硬、业务拔尖”的年轻、骨干律师为对象，采取定时开展党的教育、定人进行启发帮助、定期组织社会活动的“三定”措施，强化年轻骨干律师对党的归属感和信仰感；三抓规划实施，建立当年发展梯队、近期发展梯队和基本培养梯队“三支梯队”名单，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考察、培养。
目前，律师入党积极性普遍高涨，仅今年局党委就严格按条件发展党员8人，12名年轻骨干律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进一步壮大了律师党员队伍的群众基础。
7月28―31日，由中学生英才计划数学学科工作委员会主办的“2014年中学生英才计划数学论坛”活动在中国科技大学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院长、英才计划数学学科工作委员会主任田刚及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数学系副主任冯荣权、复旦大学数学系主任吴宗敏、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执行院长李嘉禹、北京青少年科技中心副主任芦晓鹏、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王其如等6位专家委员，来自北京、广东、陕西、福建、安徽等地的9名英才计划学生和12名安徽省高中学生度过了为期四天的奇妙数学之旅。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主任李晓亮、副主任单长勇参加了论坛活动。
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吴宗敏、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刘利刚分别就“大数据”和“3D打印技术”两个题目给全体中学生作了精彩的报告。他们根据高中生的认知水平深入浅出的描述了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和无处不在的应用价值，一个个身边的案例分析让同学们受益匪浅。参观中国科技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又让同学们亲身感受到了前沿科技带给人类生活的巨大变化。在“3D打印实验室”和“火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研工作者向同学们介绍了先进的仪器并展示了奇妙壮观的实验过程，3D打印机的精确计算和数米高的龙卷火焰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中学生从小强化了科技强国、实业兴国的信念。论坛的最后一天，9位英才计划中学生代表将参加英才计划的培养成果向各位专家作了汇报。同学们借助电脑幻灯片，展示了自己一年以来数学学科的学习收获体会、读书报告和科研论文。经过与会专家问辩和评判，所有的报告代表都评估合格，获得了田刚亲笔签字的《论坛参与证书》。
同学们纷纷表示，参加本次论坛活动除了学到数学知识之外，更重要是感受到了数学大师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正如来自福建省厦门市同安第一中学的杨少萱同学在报告中说的：英才计划不是在选拔“解题机器”，而是在于培养那些具有创造力，对数学怀有真诚热爱，并愿意以好奇之心不断探索下去的人。它需要有一种热情，只有拥有这种热情，数学的学习才能历久弥新，才能时有收获。这是英才计划带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最后，田刚应邀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学生英才计划是中国科协为发现和培养我国基础学科科技创新人才，于2013年在教育部支持下开展的一项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该计划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共同组成了国家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体系。田刚寄语所有热爱数学的青少年朋友：要时刻充满对数学的兴趣，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科研的道路上耐得住寂寞，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喜欢数学、从事数学，将来成为数学大家族的一员。
政协委员辽宁调研全民科学素质工作
7月23-25日，由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带队，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决策咨询委主任齐让，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主任研究员李和平，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综合信息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易建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员周伟江等政协委员一行就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赴辽宁省进行专题调研。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任徐延豪，中国科协科普部部长、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杨文志，教育部科技委、农业部科技司、卫生计生委宣传司以及中国科协办公厅、科普部，辽宁省科协等有关同志参加了调研活动。
7月23日，调研组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了全国政协科协界《科学素质纲要》调研工作座谈会，与辽宁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省长刘强，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上官炜星以及省纲要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进行了座谈。调研组认真听取了辽宁省纲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康捷，以及教育厅、科技厅、农委、卫生计生委、新闻出版广电局、社科联所作的工作汇报，对辽宁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就如何开展好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以及辽宁省当前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重点和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建议。
秦大河说，辽宁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把社科联吸收为成员单位，充分发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融合作用，这一举措非常好。他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紧密，要进一步加强科学普及工作，全面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充分发挥好科学技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他指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是全国政协科协界别委员的提案和大会发言的重要题目。
齐让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核心是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基础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辽宁省重视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成效很明显。就下一步辽宁省的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他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进一步重视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把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纳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二是进一步提高辽宁省的人均科普经费。三是进一步抓好辽宁省的科普电视栏目建设，提高科普电视栏目的科学性和趣味性。四是进一步抓好科普资源工作，提高科普内容的科学性。
徐延豪表示，辽宁省委省政府领导重视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辽宁省科学素质工作政策完善，科协工作扎实，各成员单位积极配合，工作深入，成效显著。对下一步辽宁省的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他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把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共建协议往下延伸，推动辽宁省与各市县签署共建协议，把共建协议的内容落实到基层。二是进一步抓好科技教育，把科学教育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抓好科学课程设计、科学教师培养等基础性工作。三是进一步抓好科普人才工作，推动在科技计划中增加科普任务，把科普任务纳入到科技评价的指标中去，让科研人员主动做科普。四是进一步充分调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力量来做科普，特别是调动企业的力量来做科普，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和科学素质工作主体的作用。
调研期间，调研组先后实地考察了沈阳市文安路社区、辽宁省科技馆、沈阳市苏家屯区农业信息中心、大连市西岗区中小学综合素质教育中心、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小学科技中心，并多次与当地政府、科协、社区等基层代表进行座谈，认真听取各单位在开展全民科学素质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深入了解基层相关单位在开展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并就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征求了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