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5 09:55: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镇化会议，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近年来，我们牢牢把握新型城镇化发展机遇，主动适应发展大势，把城市建设作为拉动投资的主攻方向，连续四年开展“城市建设推进年”活动，持续推进__和__新城“两城”大建设、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县城镇化率提高到51%，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被列为“全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县”。四年来，我县城乡规划体系进一步完善，完成了__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编制了__城南新城、城东新区、__新城总规及控规和10个城建专项规划、19个乡镇总规、村庄布点规划，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县域城镇规划体系；城市框架进一步拉开，推进了__城南新城起步区、核心区，城东新区高铁站起步区和__新城起步区建设，特别是城南新城建设日新月异，展示了良好形象，__建成区面积去年扩大到25.5平方公里，城区人口增加到24.3万，分别比2010年增长了7.5平方公里和7.3万人；城市功能进一步提升，加大投入力度，累计实施了186项城建重点工程，新一中、新职教中心、新中医院、新图书馆、汽车客运南站、通济桥、安德利商业中心、城南公园等一大批城建项目相继建成，共竣工保障房20万平方米、安置房63.5万平方米，改造棚户区83.8万平方米，城市配套功能日趋完善；城乡面貌进一步改善，以“两城同创”为抓手，加快实施城市绿化、亮化、美化工程，高位推进城乡文明创建和“三线三边”环境治理，成功实现了全省文明县城“三连创”。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县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还不够快，城镇化率低于全市、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城乡二元结构还很明显等等。就城市建设而言，这几年我们在“两城”建设上实现了“量”的扩张，拉开了城市发展的框架，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留足了空间，但在“质”的提升上还不够，城市的能级、品质、功能配套、人文底蕴等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与广大群众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可以说，加快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动__新一轮城市发展的迫切需要。
高品质城市是集聚高素质人才、培育高水平产业的重要载体。在工业化初期，有什么样的产业就会有什么样的城市；在工业化中后期，有什么样的城市就会有什么样的产业。当前，我县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将更为明显，只有加快打造高品质的城市载体，才能更大范围地集聚高端要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另一个层面来讲，随着“高铁高速时代”的到来，我县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重要经济圈的联系更加紧密，区域一体化已进入加速期，一体化对__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面临“同城效应”带来的机遇，也面临“虹吸效应”带来的考验，是成为外部要素的集聚地，还是成为本地要素的输出地，关键看我们城市的功能、品质和能级。下一步，县委、县政府推进城市建设总的定位和蓝图就是要围绕“撤县设市”的目标，提升__中心城市功能，打造__新城，推进“两城”一体化发展，最终建成70万人口规模的__新型中等城市。今年，要按照“三治三增三提升”的要求，大力开展“城市建设提升年”活动，着力打造城市升级版，同步提升城乡环境和品质，努力走出一条内涵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子。
当前，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农业农村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农村工作会议都强调，“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为总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从__的实际来看，我县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县，正处在向农业强县跨越的关键时期，农业产业结构还不优，农村基础设施仍较为薄弱，农民增收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做好“三农”工作意义重大，必须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紧抓不放，长抓不懈，努力让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的跨越。
无论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还是抓好农业农村工作，最终的结合点都是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要坚持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方向，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努力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发展局面。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对城乡建设和“三农”工作，县委、县政府已经成立了相应的指挥部和领导组，各指挥部和领导组要切实履行职责，各牵头负责同志要加强工作调度，层层抓好落实。各乡镇、各部门要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实行严格的领导责任制与目标责任制，不讲条件、不摆困难，确保任务落实。特别要进一步强化村级和社区的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作用，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要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强大合力。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密切配合、协调联动。特别是各县级牵头领导和相关责任部门要在加强督促检查的同时，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协调矛盾、解决问题。各地各部门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要敢抓敢管，尽职尽责；对涉及多个部门、交叉共管的工作，牵头单位要主动负责，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推进工作的强大合力。
三要加强学习研究，提升工作本领。各级干部要加强对中央和省、市有关政策的学习研究，把工作研究透、搞明白，着力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要紧密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深谋划、勤思考、善结合、敢尝试，使工作措施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推动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多学习、多思考，针对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善于创新破难，打开工作局面，努力保持发展的良好势头。
四要强化督查考核，坚决兑现奖惩。对这两项工作，相关部门、“两办”督查室和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进行考核，对表现优秀、成绩突出的给予大力表彰，对措施不力、工作缓慢的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要将今年的城乡建设和农业农村工作作为检验、锻炼和培养干部的重要平台，把工作完成情况与评先评优结合起来，与干部的考核使用结合起来，全力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五要强化法治思维，切实改进作风。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谋划推进工作的能力。各级党员干部要严格执行改进作风的一系列规定，严而又严地抓好作风建设，自觉遵纪守法，严格要求自己，树立良好形象；要深入践行“三严三实”要求，保持清醒头脑、清廉本色，做到公正
执法、廉洁办事，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新型城镇化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大梦”――它被寄望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强劲动力，也曾被视为解决中国城乡差别的重要方案，地方政府则视之为替代房地产来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机遇。不过，当美好的预期要落地时，却遇到了不小的挑战。
挑战并非来自于反对者，而是来自于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分歧。虽然新型城镇化已成为一个极热的概念，但对于“新型城镇化到底包括什么内涵？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和具体政策？”等多个问题，实际上没有结论。在我们看来，新型城镇化属于发展问题，虽然并无明确的反对者，但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分歧已经对这一战略形成挑战。简而言之，新型城镇化虽然已经有了战略地位，但这个战略却无法变成具体的政策落地。
最新信息显示，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政策拍板在高层仍未定案。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文件，国家发改委主导的城镇化总体发展规划草案现在仍未公布。时至5月，但被誉为“最高规格”会议的全国城镇化会议召开时间一再推迟。据知情人士透露，会议一再推迟的原因可能是高层对已具雏形的城镇化发展规划不满意，草案可修改的空间还很大。据透露，新型城镇化规划草案有望在7月会审。此后，国内将出台总体规划，各相关部门在年末会推行一批配套政策。
看起来，国家发改委对新型城镇化政策出台已经有时间表，但这是否就代表国内对新型城镇化已形成共识、很清楚下一步的发展思路呢？显然不是。在当前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讨论中，“人的城镇化”已经成为有共识的核心。这是相对于过去“物的城镇化”、“房地产式的城镇化”而言，但如何实现“人的城镇化”？
虽然国务院已经将推动新型城镇化列入今年的重要工作安排，但在我们看来，这反而使得新型城镇化成为一种缺乏清晰核心策略的发展理念。在安邦研究团队看来，新型城镇化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比如：新型城镇化与发展产业是什么关系？新型城镇化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新型城镇化如何解决“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大中城市还是中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如果涉及大量建设，钱从何来？如何避免新型城镇化走上房地产化的老路？新型城镇化如何应对城镇化率提高带来的风险？在不同的城镇化率之下，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目标应该如何制订？……这些问题不解决，新型城镇化恐怕很难落地。
安邦研究团队曾经试图梳理出国务院领导心目中的新型城镇化路线图。从信息跟踪研究来看，的确存在这样一张路线图。我们认为，未来的城镇化的扩张部分在农村地区，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必然要利用农民手里的土地。只有拿到了土地，才会有大的投资，也才会推动经济增长。但与过去不同的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获得的土地用来做什么？如果仍然用来建楼，那就是走传统城镇化的老路子；如果是用来搞产业，那就算是搞新型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路线图中的两个关键点在于：一是农村的土地，二是要搞产业建设。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重点应该在中小城镇，而不是在大中城市。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从目前情况看，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方案仍然未定。迄今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各种讨论显示，新型城镇化似乎离当初设想的将城镇化作为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动力的初衷越来越远了。因此，对于指望靠着新型城镇化来大干快上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他们的预期似乎应该降温。也许，最终出台的新型城镇化，根本不是他们心目中期待的新型城镇化！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于12月12-13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央首次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规划的主要思路。以往的政策规划中，通常会把城镇化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此次会议更加强调城镇化的自然性，尊重城镇化的自身规律和趋势。总体来说，本次城镇化会议，强调的是从土地经济转向后土地经济，重点在城市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型。
人口市民化方面，不仅有层级分明的户籍政策配套，还强调了城镇的产业承接能力，使得农民工进城后不仅有户籍保障，还有就业支撑。也更加尊重农民自身的意愿，强调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突出“自愿”和“有一定的生存能力”，也就是说只有有能力在城市生活的居民才是市民化的对象，以往带有强制性的“洗脚上楼”、“牧民定居”等政策都必须调整改变。
产业方面，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将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中国的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全球制造业向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转移，依靠制造业提供更多工作岗位来推进城市化会越来越难，服务业将承担起推动人口市民化、提供就业岗位的重要职责。服务业的主要特点是小而散，虽然不能像制造业一样在短期内带动大规模GDP增长，但是对提供就业岗位、推进人口市民化方面作用显著。对地方政府来说，无论是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税收、工商注册，还是城市投资环境的打造，都需要逐渐向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倾斜。
城市群建设方面，更加强调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从而在全国形成科学健康的城市格局。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除了已有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同时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以核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形成城市群，再以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同时，更加强调城市间的差异互补，不仅仅指城市的产业特色，还包括城市的文化、形态、景观等方面的特色。以往千城一面、盲目跟风的发展模式，再也行不通了。
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城市建设中的人文关怀，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会议强调“城市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甚至出现了“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充满抒情感的语句。近年来，在“大干快上”粗放的城市建设理念下，执政者强调三年大变样，一些地方山水湖泊的自然格局早已面目全非。那些“削山造城”、“填湖造城”的建设手法需要彻底摒弃。同理，乡村不再被放在城市的对立面，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乡村的景观、人文和乡村的形态也将得到应有的尊重。
城市建设的资金保障强调多元化可持续的筹集渠道。因此，地方政府将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缓和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培育房产税、消费税等地方主体税种，促进地方重视发展消费，并通过改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吸引人口集聚和推动物业升值，增加财政收入；允许地方发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保障城镇化所需资金。
城市土地利用更强调效率而非规模。提出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更加关注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往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相互竞争，主要依靠压低土地尤其是工业用地的地价，使得城市摊大饼扩张，工业用地粗放浪费。这意味着以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多的集中在城市特色和行政效率等软环境方面。
总体而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体现的逻辑和深意，在于引导地方摆脱严重依赖投资和土地财政的传统城镇化模式，激励地方政府发展消费、改善公共服务、集约使用土地、重视生态文明，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新模式。城镇化模式的转型，伴随着政府行政职能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也更符合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作者为安邦集团（ANBOUND） 工资制合伙人）
摘要：论文基于现有文献、中央文件以及会议公报，研究人的城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分析其存在问题，探索未来可能改进的方向。
关键词：人的城镇化建设；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
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已经步入城市社会，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6.1%。同时各种矛盾集中凸显，挑战严峻。为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被寄予厚望。中央确立要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人的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推进城镇化的抓手，就是要注重城镇化进程中人的问题。“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城市化质量是关键，“核心问题是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的问题”。因此人的城镇化成为研究的热点。由于人的城镇化的综述性文献少见，并且内涵表述不一致，有必要厘清人的城镇化建设的涵义以及最新研究成果。
一、人的城镇化建设的提出、确立及基本内涵
1.人的城镇化建设的提出与确立2013年1月15日，考察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时，首次提出“人的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系统阐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明确人、地、钱挂钩，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3）明确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市民化是首要任务，主要任务是落户问题。至此，推进人的城镇化建设在中央层面得以确立。2.人的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1）人的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人的城镇化”的内涵是什么？不同学者做了不同回答，内容极其丰富。从主体看，有农民、农民工以及市民的区分。从内容看，涉及以户籍为核心的相关制度改革以及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发展两个基本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市民化、人的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方面来释义人的城镇化的涵义。笔者认为，第一，正确认识人的城镇化的内涵，概念比较很重要。相对于传统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凸显了“人”的重要性；相对于“人的发展”，“人的城镇化”强调“城镇化”这一时代内涵；相对于“人口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更具人文内涵。第二，市民化是人的城镇化的时代内涵。第三，人本论、中心论与核心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城镇化前置的限定词是“人口”、“人”还是“人民”，体现不同的人文社会内涵。第四，人的城镇化是由于就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人口由乡村向城镇的地域迁移，并成为市民的过程。（2）人的城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人的城镇化建设就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推进城镇化的抓手，关键是解决好人的问题。人的城镇化不能不研究价值取向，归纳学者研究，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主流观点意指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农民与市民的权利与福利平等，也有学者认为是“城乡共同精神”。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的理想，是人的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三是“平等、人本与和谐”。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平等，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是人本，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是和谐。笔者认为，人的城镇化的价值取向，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是稳定的基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最高价值指引。
二、人的城镇化建设的最新进展
1.人的城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人的城镇化建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城镇化建设的提出与确立。第二个阶段是推进人的城镇化建设。一是2014年的推进阶段。要解决好“三个1亿人”的问题，“建立居住证制度”，探索市民化成本分担、多元化城镇建设投融资等机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规划的目标是，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二是2015年的大力推进阶段。重点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一融双新”工程；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政策向综合试点地区倾斜。《居住证暂行条例》主要是赋权职能和推动政府提更好的服务功能，为户籍改革提供抓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5）提出社会政策要托底，通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消化房地产库存。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央城市会议（2015）关注城市建设和管理问题的顶层设计，强调规划科学性，着力治理城市病，建设和谐宜居的现代化城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个尊重、五个统筹”，“统筹、多规合一、配套改革”，打造“城市精神”。第三个阶段，2016年以来阶段性成果涌现，强调联动、配套、统筹。针对新型城镇化推进迟缓，落户难的问题，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制定完善土地、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坚持点面结合、统筹推进；坚持纵横联动、协同推进；坚持补齐短板、重点突破”。在这个阶段，阶段性建设成果不断涌现，试点有序展开。2.人的城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1）人的城镇化的内涵定位为市民化，重点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人的城镇化的内容包括人口市民化、素质市民化和同城同待遇，人的城镇化的重点是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2）户籍制度改革与住房制度改革联动，市民化破题户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保留户籍人口管理功能，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与服务，全面建立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仅仅是户籍改革，还不能真正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改革住房制度，把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农民工才能实现安居乐业。所以，也应该把住房作为突破口。（3）其他相关制度改革成果第一，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2016）总结了8个方面24条经验，推广福建省三明市以及江苏、安徽、福建和青海等综合医改试点省为代表的医改经验做法。第二，土地制改革。“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防止犯颠覆性错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第三，住房制度改革。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第四，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规范和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支付责任与财政事权。
三、人的城镇化建设的问题及政策指向
1.人的城镇化建设的问题（1）人的城镇化建设的成本负担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是低价工业化，高价城市化”，也有学者测算了市民化的成本。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超过2亿，一味推进市民化是危险的，不可持续的。（2）人的城镇化建设的动力问题人的城镇化能走多远？中央不断强调推进人的城镇化，这就是动力不足的反映。城市化目标是提高效率，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很难推行。（3）人的城镇化制度改革设计问题我国推进人的城镇化建设，一是法律建设滞后，专门法建设薄弱；二是专家型人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制度设计没有实现利益激励兼容。2.人的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指向（1）坚持政府主导，反对自由放任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告诉我们，是自由放任，导致“城市病”，城市贫民窟形成。是政府自由主义，导致土地投机猖獗、房价飞涨，农田减少过快而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只有政府干预，实施一系列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并配之以法律与公共政策，才能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2）加强法律建设，尤其是设立专门法（2016）指出要形成“让改革者上，不改革这下”的用人方向。不能否认行政力量的重要作用，但是法律力量至关重要。设立专门法尤为重要，因为它详细规定有关各方的责、权、利，强制有关各方推动规划的实施。（3）重视专家治理，建立利益兼容的激励机制一是充分尊重专家型人才的才能，发挥他们在科学规划以及规划实施过程中的作用。二是制度设计要实现利益激励兼容。让利益主体在追逐利益的同时，自动实现规划的目标。（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一是市民化是一个过程，二是福利与公共服务必须适度。
作者：戴为民 张亚男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列入2013年6项工作重点，城镇化战略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1.3%，今后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是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最近，有两则消息格外引人关注。一是在2012年多次中央级别的会议预热之后，2013年新年伊始就传出的消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10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于2 013年全国两会前后颁布。据了解，该《规划》将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将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发展思路，并将提出具体要求。二是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将在2013年两会前后召开。尽管目前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尚不明晰，但由于过去的城镇化都是各地为政，缺乏顶层设计，在这一形势下，会议的召开就具有一定的迫切性，且意义非同小可。若能够在顶层上统筹解决，无疑对各地在城镇化过程中理念的转变和质量的提高非常有益。关于城镇化，在“十二·五”规划提出时，建议的是“三化”同步，十报告专门加了一个信息化。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丰富了中国现代化的内涵。即中国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现代化，而不是工业化或城市化孤军突进的现代化。二是指明了四化同步的重点：一、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这是适应未来新技术革命的需要，更多地通过信息化来促进制造业的数字化。二、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不高，最根本的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工业化了，要有序地推进农民转市民，这样才能真正的城镇化。三、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相互协调。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所以下一步要大力统筹城乡发展力度，通过提高城镇化的质量，通过农业转移人口更多的市民化，来促进农业现代化。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不是短期的，不是运动式的，同时城镇化也是一个有利有弊的问题。所以，必须研究并遵循其发展规律，要全盘考虑做好顶层设计，尽力避免可能发生的挫折、波动，甚至是弊端或危害。在城镇化的道路上，失败的教训不但有，而且非常深刻。20世纪，拉美城市化发展速度惊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城市化水平就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接近了，但拉美城市化的高速度也导致许多问题。那个时期，拉美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为十年翻一番，但这并不意味着拉美的工业化已对城市化提出了这样高的要求。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城市人口的比重已占地区总人口的6 0%，但工业人口的比重却不超过20%～30%。曾经就有学者指出，按正常的发展速度，当时拉美的城市人口应为1520万，而实际上已达到3000万，超过了正常水平近一倍。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了工业化的速度，造成了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拉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固然为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超越了发展阶段，拉美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联合国拉美经委会认为，9 0年代拉美地区有30%～40%的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20%的人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4%。这与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贫困人口大都居住在农村的情况是不同的，拉美大城市的贫困状况已经普遍化，这主要是低收入水平而不是固定资产稀缺造成的。在贫困已经城市化的同时，贫困差距也日益扩大。根据世界银行和IMF的调查，拉美的收入分配已达到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步，占总人口10%的富人占有总收入的60%。比较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发现它们的普遍特征是，随着城市化率的上升，贫富差距普遍缩小，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日本、台湾等甚至低于0 . 3。而那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则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如身处拉美的巴西的基尼系数超过0. 5。可见，真正成功的城镇化绝非是更多的城镇拔地而起或加速扩张，建成更多的基础设施支撑高密度的经济活动这么简单。城镇化还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合理公平公正的人的经济和政治自由权利的制度安排。中国2012的基尼系数为0.474，说明中国城镇化的过程更接近拉美及南亚国家特征。这应引起足够的警惕，即中国进入后城镇化阶段后，如果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不仅经济增速会放缓，还有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结果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
拉美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同于欧美，拉美的城市化开始于工业化之前，而工业化的发展继续推进城市化的进程。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城市人口膨胀，导致拉美城市的失业率很高，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消费能力无法提高，社会不稳定，暴力等犯罪活动泛滥成灾。而英、美、日本的城市化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的国家，在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近100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2 0%逐步跃升至51%，初步实现了城市化。英国城市化的发生，是多种经济动力机制起作用的结果，而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工业化是核心动力，工业化的集聚效应使经济和人口不断集中，促进了英国城市化的发生。机械化和生产专业化要求密切的分工协作，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一特点要求生产要素，即资本、设备和劳动力的集中。同时，工业化又讲究规模效益，这不仅是单个工业企业生产要达到相当规模，而且需要众多相互关联、生产配套的工业企业在一定空间上的集中。这种专业分工协作、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要求，使工业化具有极强的集聚效应，拉动各种经济要素和人口向一定的地理空间集中，形成城市聚落的外观。工业化的自身需求，使得英国工业与城市良性互动，实现发展，工业化资金同时推动城市其它产业发展，产生关联效应，工业化要求并推动了城市化。美国的城市化经验与英国相比较，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内生作用为主的自我发展。美国城市化进程较少受外生的、偶然的、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如战争、自然灾害、行政干预等，而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虽然其间美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城市化的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只起辅助作用，其主导因素还是内生因素，如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交通运输状况改善等。二是要素流动性及人口分布的均衡性。美国城市化另一典型特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尤其是人口的流动最为明显。一百多年来的人口迁移，使得人口在地区分布上趋于均衡，西部和东北部的人口比例在20%左右，而南部和中北部的人口比例在3 0%左右。人口自由流动促进了美国的城市化，人口区际迁移过程与美国区域发展以及城市化由发散走向收敛过程刚好一致。日本的城市化过程中，则特别重视对农业的改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是工业起步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土地的集约，这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可以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的加大，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为农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城市产业和人口的扩散开辟了道路，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创造了条件。城市化发展的教训必须牢牢记取，成功经验也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中国当前的城镇化从城市设立、土地获得、建设规划、福利标准，全部靠行政审批的计划经济模式必须改革。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才是城镇化推进的内在机制。市场化是与工业化、城镇化相伴而行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靠市场化来维系的，市场主导下的城镇化进程才是最有效率的城市化方式。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经济下行风险依然严峻的形势，新型城镇化是目前唯一可以培育的空间因素。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最终都要落地，都是落到一个特定的空间。这是从全局出发提出的战略构想，是梳理基本国情和国际经验后得出的一个逻辑结论，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影响深远。所以，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确保并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四平市；户籍；人口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9-0103-02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已于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城镇化和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四平市为落实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正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一、 四平市现有人口总量分析
1.四平市现有户籍人口数为3 363 155人，流动人口数为79 891人，户籍人口中农业户为1 922 480人，非农业人口数为1 440 675人，农业人口率为57.16%。流动人口中省内为63 751人，省外为16 140人。
从四平市人口总量分析，农业人口占的比例为57.16%（2012年的统计结果），2013年农业人口占的比例为56.33%；而全国的城镇化率为52.6%。这证明该市的城镇化率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果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四平市应该把173 650人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2.四平市城镇暂寄住人口分析
四平市现有城镇暂寄住人口79 891人，其中男性为42 595人，女性为37 296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务工20 881人，务农11 215人，经商17 107人，服务业8 634人，上述几项职业从业总人数为58 837人。从居住年限看，半年以下的18 270人，半年至5年的为34 886人，五年以上的34 886人。这些人虽然在城里工作，但都没有落城镇户口，从思想上分析除一部分人有故土难离的思想外，绝大多数人怕一旦迁入城市失去农业户口后，将来国家政策改变会失去土地。此外，城里生活成本高、房价贵、子女上学难等也是他们不愿意变为城镇户口的重要原因。
二、附加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策分析
1.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问题
人口城镇化后，如果社会保险，医疗保险转向城镇化后，享受的待遇高了，但相比之下，所交付的保险费用增加了，所以对于很多农民来说很难承受大笔保险费用。如：新农保每人每年100―500元，国家补贴30元，预计15年后每人每月大约55―80元。而城镇人口每人每年300―600元，预计15年后每人每月350―700元。
当前，四平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二元户口制，城镇低保对象的识别首先的依据就是户口，只有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才有资格享受本地低保，农业户口或户口不在本地的则不在低保范围之内。
此外，在复员、转业军人安置方面，现行的制度安排也以户口为依据。兵源地政府有义务安置城镇户口兵，而不安置农业户口兵。
2.医疗保险问题
首先是缴费差异，农合每人90元/年，低保户不用缴纳；城镇每人160元/年，低保户每人68元/年。其次是报销起步金差异，农合在本地无起步金，城镇100元起步金，市300元起步金，省500元起步金。最后报销比例差异，城镇本地报销目录内75%，市级70%，省级60%，新农合农民直接报销。
3.住房问题
目前国家没有解决城镇化后农民在城镇住房问题的具体措施，而农民在农村自己的宅基地盖房成本相对较低。现在城镇住房商品化后建房成本高，以四平市为例，商品住宅楼均在3 000元上下，农民无法承受农转非后在城市买房的经济压力。
4.子女教育问题
目前，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别很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多，农村则相对较少，没有城市户口就享受不到城里的优质教育资源。最终农村孩子考入大学的比例就比较低，以前所说的“寒门出贵子”将会越来越难，农村孩子靠升学改变命运的路也会越来越窄。
5.就业保障制度方面
目前，城镇居民下岗后可纳入城镇失业登记服务范围，而农民则不享受这一待遇，有就业愿望的农民也希望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扶助政策。
三、农业人口迁入城镇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分析
1.不愿放弃农村土地的权益
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如果农转非，农民担心土地所有权在第三次土地调整后的变化；同时，当前党的“三农”政策好、国家给农民各项补贴多。有些福利待遇要求身份必须是农民，也就是必须是农村户口才可享受此待遇。比如，建冷库补贴（建100吨冷库）10.5万元；农民阳光工程培训（无偿）、化肥、良种、粮食、农机、家电等各种补贴很多。
2.不愿放弃农村集体收益分配。
3.在城市没有住房
由于城市住宅商品化，楼市价格不断上涨，没有二三十万购房款就没有地方住。不像在农村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那么省钱。
4.在城市中没有生活来源
在城市生活处处花钱，从柴米油盐到水电气，不像农村自己种粮种菜，养猪喂鸡，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自给自足生活。进城后找不到适当工作就没有生活来源，没钱的日子一天也不好过。
5.担心无法享受城镇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
城市劳动保障部门不能为农村落户城镇的无业居民办理失业证及城镇养老保险，农村落户城镇无业居民无法享受经商缴税优惠政策和办理小额贷款。
四、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措施
1.推进四梨同城化的主要措施
梨树镇距四平30里，可以作为四平市的卫星城。四梨同城化对四平和梨树镇来说是互利双赢的，它大大拓展了四平市的发展空间，也为梨树镇居民带来很多的实惠。
推进四梨同城化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1）四平市和梨树镇同级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待遇相差较多，如果同城化，梨树镇财政供养人员就要和四平市财政供养人员执行同一的标准，这样市财政就要拿出一大笔钱来补贴梨树镇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缺口，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2）四平市的教育、医疗、计生、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要有相应的准备，以适应四梨同城化带来的一些具体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福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
2.推进户籍人口进入小城镇的主要措施
（1）农民在小城镇务工、经商、就业人员，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有固定住所，本人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人员可以迁入小城镇农转非。（2）切实加强农村工地流转和进入小城镇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全家或部分成员迁入镇里落户的，根据农民意愿，可在一定时期内依法依规保留其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农房收益权或使用权，并享有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的分配权利。（3）努力增加进镇农民就业岗位。进镇农民就业是立足之本，小城镇管理者要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构建就业信息平台，健全劳务市场管理，免费培训就业技能，保障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可胜任的工作。（4）努力解决进镇农民的住房问题。住房是安身之所，进镇农民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希望享受城镇保障性住房相关政策。扩大廉租房租住保障范围，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和合理分发经济适用房。
3.推进户籍人口进入四平市的主要措施
（1）本着自愿的原则，允许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的人员在四平市城镇落户。本市籍农业人口也可就近转为城镇居民。（2）大中专毕业生可先落户后就业。拓宽各类人才落户渠道：凡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中专毕业生，均可通过先落户后就业的办法办理落户手续；凡获得国家承认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人员，在四平市工作满一年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允许其本人和直系亲属来四平市落户；凡属高新技术产业、重点企业和利税大户急需的紧缺人才，允许本人和直系亲属来四平市落户。（3）支持获得市及市以上表彰的特殊贡献人员落户。对获得市及市以上人民政府表彰奖励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优秀农民工及其他有特殊贡献的人员允许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来我市落户。（4）允许外来投资兴业人员落户。凡来四平市投资兴业办实业或自主创业，并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的，或在我市购置了写字楼，商业用房等非住宅物业，允许其本人及直系亲属来我市落户。（5）凡在四平市落户的人员享有下列权益和公共服务：A.农民转户后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B.宅基地延续权；C.可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D.可参加城镇职工或居民医保；E.转户农民子女可就读城市学校；F.符合条件可享受城市低保。
四平市人口城镇化仍政策不足，需要制定改革战略。以制度城镇化的推进实现人的城镇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从而营造良好创业环境。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稳步提高户籍城镇化水平，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参考文献：
[1]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光明日报，2013-12-15（001）.
[2] 许志勇.新型城镇化有赖于户籍、土地制度改革同步推进[J].学习论坛，2013，（7）.
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曾经为中国过去的“黄金十年”贡献巨大，但也沉积下决策层和国人太多的纠结，在下一个十年里，它是否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良性助推剂？
毫无疑问，城镇化将成为新十年决策层拉动内需的主轴之一，与此同时，房地产业将迎来更为理性的发展机遇。
但是，如何保证城镇化的有序推进，而不会成为乱哄哄的“城镇化运动”？如何保证房地产业不会成为少数利益集团致富的加速器？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向“人的城镇化”转型。要换一个思路看待房地产调控，并从推进新型城镇化角度入手，解决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问题。
得失“上半场”
毫无疑问，城镇化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持久动力和最大的潜在内需。通过推进城镇化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已经日渐清晰。
在中国近十年年均10%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率贡献了3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带动消费增加1012亿元。
国务院副总理也曾在多种场合强调，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未来二三十年，我国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必将持续释放巨大内需，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
然而，如果将过去的城镇化视为“上半场”，那么这半场的城镇化推进中，一些地方还没有太多的经验，在“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人口和资源过度向中心城市聚集，造成交通瘫痪、就业困难和资源匮乏。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化的扩大，使得房地产业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地方政府。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就认为，过去十年，中国所谓的“城市化”实际上已在全民炒房的氛围下沦为“房地产化”。在他看来，“建十套房子分给十个人，是城镇化；但只分给一个人，就是房地产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过去十年，中国的城镇化是量的扩张阶段。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细究数据发现，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李佐军认为，这说明过去的城镇化存在着“土地城镇化”、“城市现代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等诸多问题。
李佐军介绍，过去我国很多地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往往将城镇化简单地理解为城镇建设，不鼓励甚至阻碍农民进城；在推进城镇化中，还出现了不合理的以经营土地为核心内容的“经营城市”倾向；许多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缺乏特色，千城一面；城镇发展中普遍存在高消耗和高污染问题；行政区划使得城市布局不是按经济规律进行分布，形成不了合理的城镇体系。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当今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由“量”的扩张阶段，向“质”的提升阶段深入转型。
转向“人的城镇化”
没有人，没有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谈何城镇化？这一思路，正成为决策层的主流思想。
“现在规模的城镇化发展很快，但人口城镇化远远不够。”迟福林说，实现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就在于制度变革，比如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不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就没有根本性的出路。
地方官员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他们的纠结，一方面城镇化需要“外来人口”在本地购房置业，以维持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可持续运转；另一方面，如果将“外来人口”转化为本地户籍人口，则地方政府在教育和保障方面的成本相应会增长很大的支出。
这一问题显然是一个“双难选择”，其根本的出路在于，要想实施“人的城镇化”，需要地方政府增加在民生方面的投入，向人的素质的全面培养转轨。对于一些富裕地区的城市来说，这还是个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最后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财政难题。
也正因如此，决定了“人的城镇化”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通过大量房地产开发就能够解决的。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有关新型城镇化的改革方案已经进入决策层视野。由发改委牵头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已经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并已经形成了调研报告。
这份报告就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及方向等问题提出了诸多规划，涉及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支撑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土地资源及能源供应量、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
而我们的一个期待是，能不能不给“城镇化”下任务、定指标，而是政府做好规划和引导，放手让我们的城镇幸福的生长。
如何动“土地这块最大的蛋糕”
在“土地财政”成为一些地方赖以运转的工具这一现实背景下，城镇化的推进如何来动“土地这块最大的蛋糕”。无疑是最牵动神经的敏感问题。
也就是说，城镇化如何成为造富全体国民的运动，而不是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和个别企业的造富运动？
不久前，国土资源部召开了一场有关城镇化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会议。推动新型城镇化与加快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并重同行，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推进新型城镇化首要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二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在他看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改革，是未来扩大城镇化战略破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促进农民在农村的土地顺利流转、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必须直面的问题。
无一例外，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众多业内专家认为，必须要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李佐军认为，要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如果农民在农村的土地不能顺利流转、土地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话，新型城镇化很难顺利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也认为，加快城镇化发展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城市化过程是国家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的过程，其中就包括农民收入的增加。
从目前释放出的有关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消息也可看出，改革征地制度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抓手。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今年四季度要制定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即将破冰。
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3%。但与此同时，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化质量亟待提高。在外需持续低迷，新的内需尚未培育成型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将推进城镇化作为新时期重要战略任务之一。这对于当前大力培育内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化建设必将伴随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并相应产生诸多相关需求，从而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通常情况下，城镇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城镇规模呈从小到大、城市群不断壮大的发展状态，二、三产业逐步集聚。城镇化过程中伴随发生的一切，比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居民住房建设配套的医院、学校等民生服务需求等，进而为维持生活所需的耐用消费品、汽车等商业服务需求等，均需投入大量的资金，从而必然会带动投资扩大，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内涵式发展更值得关注。未来约2亿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必然伴随着住房、公共设施和服务行业的需求不断扩大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将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道路，将创造出许多新的投资需求。据估计，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将会维持20年左右。可想而知，如此长时期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必将成为下一轮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引擎。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在创造大量新就业机会的同时，必将促进整体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布局紧密衔接，实现经济增长由“量”向“质”的转变。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由于发生大量资金的投入、人口的持续集中等现象，必然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从要求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到技术熟练型以至知识管理型等几乎全覆盖，从而可以为新进入城镇的农民、长期在沿海工业城市打工的技术农民工、乃至新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机会。城镇化的建设和实现，可以使中西部地区较为有效地承接沿海发达省市需要转移的产业，为发达省市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极好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省市在承接部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后，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经过近30年的消化吸收，沿海发达省市需要将传统产业转移出去，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及时推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举措，必将促进整体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
新型城镇化的成功推进将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减小收入贫富差距，促进消费持续增长。根据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指导原则，新型城镇化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着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当前大力推进城镇化，在创造大量国内投资需求的同时，还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培育潜力巨大的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此轮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其内涵式发展，即大力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随着土地、户籍制度等方面改革的推进和财政投入的扩大，约2亿农村转移人口将均等化地获得城市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真正融入城市体系，从而会在很大程度上释放这部分人口的消费需求。这一方面将提升消费这驾马车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如何更好地发挥城镇化的政策红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要推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外，还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关键问题。
一是在推进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以环境污染换取经济发展等业已证明不可持续的政策和做法。过去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已经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但也毫不留情地暴露了缺乏科学规划的投资对于经济持续发展的伤害。因此，在未来5年或10年甚至于更长时期内，必须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科学地规划诸如基础设施、民生工程、产业布局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和使用，防止出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给水排水落后等众多“城市病”。
二是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必须特别关注新城镇居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情况，促进收入贫富差距快速缩小。近年来，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成效甚微，其关键原因是非城镇居民以及低收入群体收入不仅基数低，而且增长也相对有限。因此，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特别要关注新城镇居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并对其实施政策倾斜。一方面助推缩小贫富差距目标的尽快实现，另一方面还可以防止城镇化的表象化，避免农民失地又失业的产生。而这方面的反面教材也俯拾皆是，一些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城中村和贫民窟伴随着城镇化过程而产生，不仅冲销了城镇化的诸多红利，而且还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
三是推进城新型镇化建设，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城镇化战略不应削弱对农村建设和发展的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将长期存在于我国农村经济工作之中，其重要意义绝不亚于城镇化本身。城镇化建设和农村建设相辅相成。城镇化的实现可以解放农村富余劳动力、集中优质耕地等，为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为城镇化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创造消费需求等。反过来，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状况也会反制城镇化实现。环顾全球，城镇化率较高的发达国家，均拥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先进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反之，农村的城镇化往往难以实现或其结果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和不足。因此，必须坚持城乡统筹，把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证券时报）
城镇化，一个国家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乡愁，每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游子共同的精神寄托。将来，我们的“乡愁”何处寻觅？
每天消失80个村落，被切断的不只是一段历史
一棵老树、一间老屋、一出家乡戏，或是一泓碧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根脉、灵魂和风韵，每个地方的人也有着独特的“乡愁”记忆，现今在一些地方却被“跑偏”的城镇化列车碾得支离破碎，曾经的美丽“乡愁”变成难以释怀的“乡痛”。
在许多老天津人的记忆中，画乡南乡三十六村“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因盛产杨柳青年画而远近闻名。然而，它却在近几年的城镇化建设中一块块分拆瓦解。如今，暂居在城中一隅的78岁画匠王学勤每每提起都会说：“我们不就要这一点精神吗？有它我们心里就舒坦得多！为什么不给我们……”
“最近10年，我国每天消失80个村落！最近30年，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民俗专家冯骥才疾呼：“他们被切断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还有世代积淀在那里的特有的文化与习俗、与生俱来的劳作习惯与天人关系、土地里的祖先及其信仰，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性’！”
更普遍的，在许多地方，城镇化被异化为“大拆大建大手笔，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园区扎堆聚，CBD扮靓GDP”，传统文化却一再被边缘化。
一些地方拆除旧城建设新城，一招鲜吃遍天，处处玻璃幕墙，抬眼摩天大厦，毫无特色可言；一些地方片面追求视觉效果忽视文化内涵，遍地“盆景”式建筑，仿古、洋地名盛行。这样的城市建设理念一度被嘲讽“既不如古人也不如洋人”。
“留住乡愁，不能依靠‘临终抢救’！”冯骥才说，记得住乡愁，是民意期待在中央政策中的诗意体现，是城镇化文化回归的信号。新型城镇化，不是“拆旧立新”，不是生搬硬套一套标准去搞“千城一面”，不能让特色和文化在无序开发中，成为一个个空洞的历史符号。
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没有农村文明的城镇化是单调的
“父母在不远游”，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流传下来的观点，然而在日益紧凑的现代化时代，对于背井离乡追寻梦想的人们，却不得不将厚重而浓烈的乡愁装进行囊，将思念寄托在春运时一张薄薄的车票上。
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小城镇人口曾占总人口的27%，至2010年已下降到20.7%。
冯骥才讲了一件他在欧洲小镇考察时的见闻：“偏僻的山区村庄，家家户户燃气、用水、用电一应俱全；就连公共卫生间也摆着鲜花，堪比‘星级’。福利齐全、生活舒适，这样的小村落，何愁留不住人？”
不可忽视的是，在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三个“剪刀差”正加速农村人口外流：福利待遇城镇好乡村差、收入水平城镇高乡村低、生活条件城镇好乡村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破除了这三个“剪刀差”，乡愁才能更有寄托。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
“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如果农村文明消失了，那么城镇化将是单调的。”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近日表示，要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改善水、电、路、气、房，建设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搞好居住环境的绿化与美化。要搞好新农村建设规划，本着方便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合理调整村庄布局。“避免农民房子十年推倒重盖一轮”。
专家认为，要化解“小城镇留不住人，大城市人满为患”，必须以产城融合为基础，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增强乡村地区自我“造血”功能。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一些特色鲜明却又规模不大的小城镇，应当改变以GDP为导向的、一味做大做强的发展观，‘满天星辰’的小城镇也是新型城镇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
宁留空白不留遗憾，青山绿水才是最美的“乡愁”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这是诗人余光中笔下的“乡愁”。
但如今现实却是，在狭隘的发展观下，一些农村早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污染“上山下乡”，河流“鱼肚翻白”，土壤“中毒日深”……这些“后遗症”正加速爆发。
2009年，陕西凤翔多个村庄因血铅污染事件整体搬迁；2013年，湖北潜江经济开发区污染，村民不堪污水废气污染酝酿搬迁……生命、健康和环境的警钟一次次敲响。
“青山绿水才是美丽家园，千疮百孔的村庄、污水横流的县乡怎能唤起人们的乡愁？”建筑学家吴良镛说。
水泥森林林立、大厦鳞次栉比、“堵城”“雾都”接连出现……一些大城市也已不堪重负。统计显示，全国650多个城市中，有近400个缺水。北京人均水资源量已从300立方米降至100立方米左右，仅为国际公认的缺水警戒线的十分之一。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
“宁留空白，不留遗憾。”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对记者说：“世界上最美的城市都是依山而建、依水而建，我们的一些地方削山造城，即便是实现了高度城镇化，环境被破坏掉了又有什么意义？”
本刊讯:日前,省农委主任任克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吉林省经济工作会议立足全省实际,提出了“协调推进‘三化’统筹,夯实‘三农’发展基础”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总体要求。这是省委、省政府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真研判“三农”形势,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重要决策。
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城乡统筹核心是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镇化的过程,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三者相辅相成,必须协调推进。要把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作为主攻方向,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之举;把推进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新的突破口,作为增加投入,拉动消费、优化结构、改善民生的重要载体,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的新路子。
当前,吉林省正处在加速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建设现代农业就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建设现代农业核心是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以实施百亿斤粮、百亿斤肉、百万亩棚膜、百户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百镇建设等“五百工程”为重要载体,推进项目拉动、产业带动,培育壮大主导产业,提高规模质量和效率效益,为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必须妥善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缩小城乡差距,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必须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任克军说,为了顺应吉林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省里决定从今年起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在全省选择1000个基础相对较好、人口相对集中、空间布局相对合理、辐射带动作用较强的示范村,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将其打造成镇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新基地、人口梯次转移的承载平台、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的区域中心。建立帮扶机制,在省市县三级明确1000名领导干部、1000个部门单位、1000户企业,落实帮扶责任。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改善提升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建设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生态和人居环境。
扩大内需重点在农村,关键是启动农村消费,增加农民收入。这次会议将提高农民收入作为扩大消费的核心任务,提出了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8%以上的目标任务,强调要抓好重大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完善各项补贴和价格支持制度,推动农业政策增收;积极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千方百计扩大产业增收;大力加强农业农村经济管理,搞好防灾减灾,努力实现减损增收。同时,要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收。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通过税费减免等政策措施,支持兴办二三产业,带动农民就业致富。
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是破除城乡壁垒,打破二元结构的根本举措。当前,农村改革正在向多领域扩展、向深层次推进,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系统性更加凸显。这次会议强调要完善农村经营体制,引导家庭经营向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搞好农村土地确立、土地流转服务市场建设,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拓宽融资渠道,抓好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建设和农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进一步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继续搞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债务化解工作。
介绍了安徽省城镇化与内需的发展概况，厘清城镇化发展对内需影响的微观机理，并运用VAR模型等探究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综合分析得出: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促进了内需(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加，但对二者的促进程度不同，城镇化对投资需求的拉动要强于对消费需求的带动，继而导致内需结构发展不协调。因此要加强城镇化发展对内需结构影响的人为干预，推进安徽省城镇化发展转型升级。
［关键词］
城镇化;内需;投资;消费;安徽
近年来，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均把城镇化和扩大内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09年和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2013年6月《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再次指出，城镇化是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因此，城镇化能否扩大内需以及如何扩大内需成了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二者关系的研究中，罗富政通过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城镇化与内需之间存在U型关系［1］，宗翮则指出2013－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百万亿的内需规模，成为7%～8%中速增长的重要支撑［2］。至于这种关系是如何产生的，曾令华认为城镇化对需求的创造源于人口城镇化创造出来的消费城镇化，且消费城镇化使市场获得倍数的扩张能力［3］。方辉振则多角度地分析城镇化与内需的关系，城镇化推动城镇建设从而创造投资需求、引发消费升级从而创造消费需求、推动产业升级从而扩充市场需求、促进郊区转型从而形成新的市场需求、促进新农村建设从而扩大农村需求［4］。目前关于城镇化对内需影响的研究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定性分析，很少触及其内在的微观机理。另外，研究多把内需作为单独的变量进行分析，忽视了内需结构的变化。本文先从微观的角度对城镇化创造内需的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探究二者之间的量化关系。
一、安徽省城镇化与内需的发展概况
(一)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现状分析2014年安徽省城镇化率(CR)为49．2%，比1990年提高了31．3%，平均每年增长约4．3%。总体而言，安徽省城镇化率呈上升趋势，根据其增长幅度大小，具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1)缓慢增长阶段(1990－1995年)。该阶段城镇化率波动幅度较小，同比增长低于1%，最小仅为0．02%。(2)跳跃转折阶段(1996－1998年)。1996年安徽省城镇化率实现了第一次跳跃，首次突破20%，达到21．7%，提高2．6%。之后则趋于稳定，增长幅度较小。(3)迅速增长阶段(1999年至今)。一方面，随着安徽省市区规划的调整，城镇化体系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小城镇的发展也已走向成熟，且安徽省政府把城镇化的发展摆上了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5］。因此，城镇化率上升的趋势明显且稳定，近似一条斜率为正的直线，由1999年的22．3%增加到2014年的49．2%，年均增长约1．2%，有望突破50%，实现2015年安徽省城镇化的发展目标。
(二)安徽省内需发展现状分析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净出口，而消费和投资的对象是国内群体，故称为内需。本文分别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TI)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C)来衡量，选取1990－2013年数据，且以1990年为基期，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图1)。安徽省消费需求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年为2881．28亿元，约为1990年的12倍，平均每年增长12%。在1997年之前，消费需求不足500亿元，增长趋势缓慢;1998－2005年，消费需求超过500亿元，但低于1000亿元，增长速度较之前有所提高;2005年后，消费需求超过1000亿元，且增长趋势明显、劲头十足。同理，安徽省投资需求总体也呈上升趋势，2013年为5504．42亿元，比1990年增加5272．8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8%。在2005年之前，投资需求小于1000亿元，其增长速度缓慢;2005年之后，投资需求突破1000亿元，且增长速度加快，呈指数式爆炸增长。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国内消费疲软，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为了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我国采取了4万亿的投资政策，直接促进了投资需求的增加。综上可知，安徽省内需在不断增加，由1990年的354．6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8385．7亿元，且增长趋势稳定，但内需结构在不断变化。1990－2004年，消费与投资的比值大于1，最大为2(1991年)。由于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18%)大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12%)，2004年后，二者比值关系发生逆转，投资大于消费，消费占内需的比重不断下降，2013年二者比值仅为0．52。最终投资取代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中坚力量，且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二、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内需影响的微观机理分析
(一)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一方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城市社会消费基数的增大必然带来消费需求的扩张，这是一种自发的消费需求，是随着消费基数的增加而增加的(图2);另一方面，农民向城市转移后，农村人均资本存量将增加，继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因此，城镇化的推进也会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的增加能够实现人们由需要到需求的转变，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能力，从而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这是一种引致的消费需求，是由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带动的。自发和引致的两种力量共同拉动消费需求的增加。劳动力流动还会通过影响居民消费习惯、收入预期等对当期消费产生作用［6］，促进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投资需求的影响分析投资需求也可分为自发投资需求和引致投资需求，根据如下公式。公式中I为总投资，I0为自发投资，α为加速系数，Y为国民收入变动，C为消费变动，这里将国民收入的变动近似看成是消费变动引起的。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加会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从而引起自发投资I0的增加;另一方面，收入或消费的增加会倍数加速投资的扩大，这属于引致的投资需求，因此城镇化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增加。综上可知，城镇化发展促进了消费和投资的增加，继而带动收入水平的提高。反过来，收入增加又会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且投资增加又会反作用于消费。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可知，供给能够创造自身需求，投资作为一种组合的消费品供给，必然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消费需求。此外，投资增加也会推进城镇化建设。在城镇化和内需之间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机制。
三、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内需影响的实证分析
分别对城镇化率、投资和消费进行实证研究，探究其内在的量化关系，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首先对城镇化率、投资、消费取双对数。另外，鉴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在各个时间点上的随机规律不同，回归时可能存在“伪回归”，难以通过序列已知的信息去掌握时间序列整体上的随机性。因此在实证分析前，先对3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7］，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如表1所示，原序列的ADF统计量均小于1%、5%、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绝对值，即3个变量的原序列均不平稳。一阶差分检验表明，城镇化率、投资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消费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所以原序列的一阶差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即lnCR～I(1)、lnSC～I(1)、lnTI～I(1)。
(一)双对数模型分析以lnCR为因变量，lnTI、lnSC分别为自变量，运用Eviews5．0进行回归分析。如上回归结果中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T检验，且R2值均大于0．9，F值相对应的概率值均为0．000，2个模型整体模拟较好。自变量系数分别为3．354、2．204，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引起投资、消费分别增加3．354%和2．204%，再次证明了城镇化发展能够促进内需的增长且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强于消费。因此安徽省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消费需求，二者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内需结构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
(二)脉冲响应分析分别对城镇化和消费、城镇化和投资做脉冲响应分析，在进行脉冲分析前，首先要保证VAR模型是稳定的。运用Eviews5．0软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投资－城镇化”VAR模型的4个AR根值均小于1，落在单位圆内，而“消费－城镇化”VAR模型的AR根值中有一个大于1，落在单位圆外，结果表明“投资－城镇化”VAR模型是稳定的，而“消费－城镇化”VAR模型是非稳定性的，因此本文仅对城镇化和投资做脉冲响应分析。如图3所示，给城镇化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在滞后1～2期时，城镇化率变动对投资需求的冲击为负且冲击较小，这表明城镇化发展对投资需求的带动具有时滞性。从滞后3期开始，城镇化对投资需求的冲击为正且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在滞后10期时，投资对城镇化率的响应为0．109，且这种冲击的趋势没有改变，仍有上升的态势，但势头趋于平缓，充分表明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投资需求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城镇化在长期内对消费需求增长也具有正向作用且作用越来越大，但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在短期内偏弱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8］。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结论如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同时证明:城镇化发展对拉动内需存在正向的积极作用，且投资和消费对城镇化率变化的反应程度不同。回归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投资的自变量系数为3．354，大于消费的自变量系数2．204，即表明城镇化发展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大于对消费的拉动，表现在投资需求年均增长率高于消费需求6%。虽然城镇化的推进拉动了内需增长，但内需结构变化并不协调，消费作为潜在的内需动力没有被充分激发，投资仍是拉动内需增长的主旋律。另外，城镇化、投资、消费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地单向影响关系，而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传导机制。
(二)政策启示1．推进安徽省城镇化发展转型升级。虽然安徽省城镇化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低于同期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5．6%，居全国第23、中部第5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30%。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仍处在初始加速阶段，城镇化水平不高、城镇规模小且辐射带动能力弱［9］，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安徽省应以被列入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契机，由粗放型城镇化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变，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走内涵、高效、绿色且符合安徽实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有效带动内需增长。2．加强城镇化对内需结构影响的人为干预。如上分析表明推进城镇化对内需发展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投资和消费的促进程度不同，进而导致内需结构的不稳定、不合理。消费在内需中的作用不断弱化，而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会导致产能过剩以及加速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要人为地干预城镇化对内需结构的影响，充分挖掘消费需求的潜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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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成为十之后最重要的发展问题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什么是高质量的城镇化？不乱占耕地建大马路、大广场、甚至大空城，彻底解决进城农民市民化的城镇化，才是真正高质量的城镇化。高质量城镇化的核心，是改变过去“要地不要人”的旧城镇化模式，解决人的城镇化，实行完全的农民工市民化。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破除垄断。让在城镇打工者能够买得起房子，享受同等的城镇社保、医疗等待遇。继续让三四亿甚至更多的农民工每年像候鸟一样迁徙、漂流，是很危险的，是低质的城镇化。
我国目前名义上的城镇化率为51%，其实有城镇户籍的常住居民不足35%，也就是说有2.6亿人在城镇工作，基本上属打工者，有房者的比例低于1%。这部分人如果真正地留在城市置业，假定一半需要房子，需要城市提供1.3亿套房子。如果我国要达到世界城镇化的平均发展水平（一般在70%以上），还需再增加1.3亿套房子。这两个“1.3亿套房子”才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因为社保、子女上学等问题相对住房比较容易解决。城镇化的最大难点是如果让这些新移民能够安居乐业，买得起房子。
目前的城镇化征地垄断体制只能带来高房价，要想让新移民买得起房子，必须破除垄断征地制度。深圳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当初一个小渔村，被划定为特区后，如果按现行的城镇化土地制度政策，搞征地，搞拆迁，估计建成现在的规模最少得百年。而那个小渔村却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建成了拥有12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主要房子是谁建的？当然是农民。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了房子。这些房子虽然差一点，但价格低，进城农民住得起。大量的农民因为建了房子出租出售也富了起来，大量的农村也因此分得了城市化的红利。最主要的，相应的社会矛盾也因此减少许多。
如何破除目前的困局实行新型城镇化？其一是打破目前城镇化的征地土地垄断，其二是尽快出台房产税。
目前的城镇化征地垄断带来太大的社会问题，应该破除，实行同地地权同利，让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也能够真正入市。除了非征不可的道路、学校等纯粹公益性用地外，其他的非农建设农地都可以让农民成为交易的主体，让企业通过租地的形式从农民处获得，让农民成为地主。商业用地要按市场价由农民与开发商共同解决。“公共利益”应该有具体规定，可以采取列举的方式。
另外一个工具是房产税。美国的房价比北京上海低多了，为什么美国人不趁机多买房搞投资？一位美国教授告诉我，因为美国人买第一套房费税很少，但如果买第二套、第三套房等，每年则要交数量庞大的各种房产税，让你养不起。其实我国早该出台相应的政策，现在我国一部分人囤房获得暴利，另一部分人买不起房、没房可住，所以征收房产税迟早都要推行。征收房产税的目的不是让所有人都交税，而是要让囤房的人因囤不起房而把房子吐出来，让没有房的人有房可买。
一定要用市场机制让普通百姓用自己3～5年的收入能够买得起房。而目前农民工的收入估计30～50年想买房也没戏。如果买不起房，城镇化就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