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4 10:46:31
【关键词】管理学 研究范式 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
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豪斯曼编，丁建峰译.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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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珉.论管理学复杂范式.管理科学，2006，（1）.
《大学语文与写作》考试大纲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核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阅读、分析浅近文言文、一般语体文的能力以及写作常用文体的能力。
二、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分为四个部分：语言知识、文学常识、阅读分析、基础写作。
（一） 语言知识
1．识别古今意义有所不同的词语；了解文言词语一词多义现象；注意掌握现代汉语中仍然在运用的文言词语。识别通假字和古今字，理解其含义。
2．了解常用文言虚字之、其、者、所、诸、焉、则、而、于、以、且、乃等的用法和同一个文言虚字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含义。
3．理解文言文中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语法现象和句式，如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名词用作动词、宾语前置、判断句、被动句等，并能正确地翻译成现代汉语。
4．理解古今作品中比喻、比拟、对偶、排比、夸张、层递、反复、设问、反诘等修辞格。
（二）文学常识
文学常识主要包括古今各种文体知识；中国古代和现当代重要作家及其主要作品；作家的朝代、字号、文学成就、诗文集名称、代表作、在文学史学上的地位；重要作品的作者、出处及名句；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
（三）阅读分析
对于古代、现代文学作品的内容大意，段落层次，主旨或中心论点，哲理内涵，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作者的思想观点、感情态度，作品所用的表现手法（对比、衬托、比兴、白描、象征等），修辞手法（比喻、比拟、对偶、排比、夸张、层递、反复、设问、反诘、引用等）能进行准确深刻的欣赏分析。
（四）基础写作
基础写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正确理解应用文写作知识，并会具体运用写作知识进行写作实践，具体掌握书信、通知、通告、通报、请假条、感谢信、慰问信、倡议书、总结、调查报告、广告、合同、申请书、产品说明书等的写作；二是根据所给题目或材料，撰写议论文或记叙文。要求中心明确，思想健康，内容充实，结构完整，条理清楚，文字通顺，标点准确，书写整洁，不少于800字。
三、考试方式与试卷结构
1．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2．试卷分数：试卷满分150分。
3．考试时间：150分钟。
4．试卷内容比例：现代文学作品约40分，古代作品约50分，作文约60分。
5．题型比例：单项选择题约20分，填空题约20分，阅读分析题约50分，应用文写作20分，命题写作40分。
四、参考教材
季孝良编著《专升本大学语文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吴相洲主编《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徐秋儿主编《现代应用写作实训》，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曾湘宜著《应用文写作基础》，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管理学》考试大纲
一、内容提要和要求
第一章 管理概论
1、组织与管理的定义。理解组织与管理的涵义，理解管理的研究对象：管理主体——管理者的基本特征，以及管理客体——管理对象及环境的特征。
2、管理的学科分类、特点、性质和基本原理。理解管理学的特点和性质；深刻理解管理的基本原理。
3、管理的基本职能。熟悉管理的基本职能，并能对组织进行管理职能分析。
4、管理机制和管理基本方法。认识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能对各种管理方法的特点进行比较。
第二章 管理思想的发展
1、古典管理理论。深入理解泰罗科学管理的要点及其贡献；理解法约尔管理过程理论以其要点；韦伯的科层组织理论。
2、行为科学理论。深入理解梅实的人际关系学说与霍桑试验及其结论。
3、管理理论丛林。理解管理理论丛林的主要流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和管理科学学派。
4、管理科学发展的新趋势。理解西方管理思想中对人的认识的发展变化，理解管理科学研究的内容的发展变化。
第三章 管理的计划职能
1、计划工作。理解计划工作的含义，计划工作的类型及步骤；掌握计划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原则；掌握计划工作的方法和技术。
2、战略性计划管理。理解管理目标的性质，远景与使命的含义；掌握战略性环境分析的要点，及战略选择的基本概念；深入理解目标管理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各种新型的企业资源计划方法。
3、决策理论。深入理解决策的概念，掌握决策的类型、决策的原则、决策的程序；掌握常用的定性和定量决策分析方法。
4、预测理论。理解预测的概念，熟悉经济预测的种类，掌握一般的预测方法。
第四章 管理的组织职能
1、组织及组织工作。深入理解组织与组织工作的含义；掌握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熟悉组织结构的类型。
2、组织结构的设计。理解影响组织结构设计的因素；组织结构设计的目标任务和组织设计的原则。
3、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理解管理幅度与组织结构的关系；理解部门与职权划分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4、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理解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组织结构、集团结构的优缺点，及管理特点，了解如何发挥每一种组织形式的作用。
5、人员配备。理解人员配备的涵义及原则；理解人员配备的基本要求和内容；理解管理人员的来源及对管理人员工作评价的原则；理解管理人员培训和发展的方法。
6、组织力量的整合。理解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概念；理解和认识直线与参谋两者在组织中的角色及其关系；理解委员会的概念。
第五章 管理的领导职能
1、领导理论。理解领导的概念，与管理者的区别，领导工作的实质，领导权力的来源。理解几种典型的领导理论；了解领导的修养与素质以及主要的一些领导方法与艺术。
2、激励理论。深入理解激励的涵义与作用，激励的作用过程；理解最主要的激励理论：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熟悉常用的激励方式与手段：物质利益激励、社会心理激励、工作激励。
3、沟通。深入理解沟通联络的含义与作用；熟悉沟通的类型和常用的沟通方法；理解沟通障碍及实现有效沟通的途径。
第六章 管理的控制职能
1、控制的一般理论。理解控制职能的涵义及作用；熟悉控制系统的构成（基本要素）、组织运转的基本要求、三种基本的控制类型（现场控制、反馈控制、前馈控制）；理解控制的原则与要求。
2、控制的过程、内容和方法。理解和熟悉控制标准的涵义，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熟悉管理控制的内容；理解和掌握常见的管理控制方法：专项控制：计划控制、时间控制、数量控制、质量控制、安全控制、人员行为控制等，以及综合控制；理解预算控制与非预算控制的涵义
第七章 管理的创新职能
1、创新职能概述。理解创新职能的内涵及其在管理职能中的作用意义；熟悉创新的特征、种类与内容。
2、创新的过程、原理、方法与管理。了解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的类型、创新的过程、创新的原理及创新方法；理解创新管理的涵义。
二、考试题型
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满分150分。
三、参考教材
[关键词]博物馆现象 博物馆学 意义 机构
一、理论研究中的博物馆
大多数人把博物馆学中的博物馆理解为现实中的博物馆，在不少权威解释中都有对博物馆的官方定义。但是站在理论研究的角度，作为一个学科科目的主体内容，博物馆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单个实体的层面，而应该是对这一类相关涉及到的事物的综合。如此才能保证科学研究的专业性、广泛性。
在笔者看来，应该对现在博物馆学中的博物馆进行重新定义，博物馆应是博物馆相关事物的统称。在古文中，“博物”的意思非常广泛，有辨别事物的含义。而这“物”所指的范围则非常宽阔，每一个行业类别都有其发展历史，在历史中也就必然会产生这一物。在博物馆的研究中，每一个类别都会有相应的展示历史发展轨迹的博物之处。归根到底，都是对该行业曾经或者正在发生和创造的事物进行保存。这些留下来的东西不仅对行业以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是人们情感上的重要精神依托，典型的代表有丝绸博物馆、木材博物馆、煤炭博物馆等。
除此之外，博物馆还拥有教育和科研的功能。在教育教化上，能够开启民众的智慧，在其中体会到科学的力量并学习到显性的知识。让人们在观赏的过程中了解历史，了解文化，并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在科研领域，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会通过对博物馆里面存储的东西进行研究挖掘，剖析其历史文化内涵，解构其物理、化学机理，进而展示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了解时代的发展情况。博物馆学涉及的学科门类非常丰富，基本涉及到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属于综合性较强的一个学科。
理论研究中的博物馆学应该是储存历史标本达到现世目的和意义的对象的综合，而绝非仅仅属于一个组织。鉴于其内容和目的的意义，不少文化遗迹和历史遗留也都属于这个范畴。结合时下甚嚣尘上的“收藏热”，无不显示出当今社会对于古文物的欣赏和重视，无论是其处于经济目的还是艺术爱好，收藏的范围无所不包，这不仅对于博物馆学学科的发展有积极的支持作用，对古文物本身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所以，我们更有理由对此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探讨，以使这种热成为理性的、科学的热，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二、博物馆学中的“博物馆现象”
如果在研究博物馆学的过程中，仅仅是剖析博物馆中单一的藏品，而并不深入的分析其背后的深刻内涵、历史背景、文化意义，这种对博物馆学浅显的认识和探究被研究者所不齿。学者海就在他的文章中阐释了一个新的定义――“博物馆现象”，这一定义指的是结合时代特色，凸显深层次内涵不同于以往形态的全新研究。这一个定义客观的阐释了博物馆学的研究内容，其先进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博物馆的科学认识。博物馆是保存具有一定价值文物的地方，这些文物包括地上的，也包括地下的，包括整体的，也包括个体的。这些文物的正确认识体现着我们对文化传统的内在追求和基本态度，是我们对待自己过去的重要参考。
对人们求知欲的满足。对文物的欣赏、对博物馆的参观属于精神性的享受，人们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还会惊叹于古人精妙的智慧和创造力，在文物中感受到艺术性的美。扩大到经济层面，这还有助于我们开发旅游产业，挖掘地区的文化潜力，增强竞争的软实力。
宏大的研究范畴。凡是过去，皆是历史，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人类历史不可抹去的重要部分。而在这灿烂的历史中留下来的则是文化的精华，这些精华有的看似不重要不起眼，但是足以证明人类自身的过去，无论辉煌还是糟粕。
三、作为文化机构的博物馆与博物馆学
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博物馆的“博物馆现象”，作为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在意义上和制度之间具有不同特点。
如前所述，博物馆作为文化机构，这种解释是完全正_的。但是“研究功能”在理论上的描述和理解，有许多模糊的、混乱的认识。如国家文物局主持的“中国博物馆的筹备工作”中，关于学科范围的划定，有一个这样的定义：对中国博物馆展览研究，集存储、群众工作、博物馆管理、相互科学研究和其他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之间的关系。这种定义，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
“科学研究”是一个问题。展览、收藏、研究等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是不是科学的？如果可以认为是一种“科学研究”，逻辑显然是说不通的。如果“科学”有特定的含义，专指研究遗产或者一个专门的学科，有很大的随意性，就缺乏严谨的科学定义，很容易误导人，这种方法也是有缺陷的。另一方面，对“原则”“方法”的研究，其实是各职能部门和各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管理问题。在另一个研究中，“管理”和“原则”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管理”不仅是指仓库管理，在这里也存在逻辑混乱的问题。
如果这个定义只是一个逻辑的错误并无可厚非，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博物馆学议题。这是由于在博物馆学研究中，没有区分好作为“博物馆现象”的博物馆和博物馆学一个机构的不同含义，不能把握本质的严肃性、独特性，因此，如果博物馆学没有建立在明确理解的基础上，就会产生一些模糊混乱的概念。
一些研究人员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博物馆”意义的不同方面，它以不同的方式对概念进行区分。这里指的“博物馆”应包括我们前面描述的博物馆学意义和现象的“博物馆”，但这并不是最佳的解释，解释尚不明确简洁。近年来，随着博物馆学深入的理论研究，学者已经提出了很多的观点。王红军、梁季笙认为：“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事业单位，其实质是：继续展示，保存自己的价值观，实现此集合的全过程及其有规律性最大社会价值的收集过程，是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方法开始从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的历史、基本理论、组织管理及其工作原理。因此，“博物馆”和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似乎已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实际问题是其历史及专业和一般的历史也是不同的。研究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的原则，也被现代管理科学所覆盖。作为科学的方法，它是模糊的，你可以定义其中的一切，也仍然无法找到博物馆学，只有通过一系列研究人员的意见汇总，才能了解到博物馆学的真正含义。确定独特的学科只有立足于收藏，聚焦“博物馆”并不仅限于博物馆，因为时间的创造必然伴随着独特性。人们几乎一致的认为：博物馆学或博物馆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工作原理和方法方面有其规律性的特点。
四、总结
本文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成果：
（1）“博物馆”的概念是含糊的，博物馆与博物馆学意义上存在差别，前者是一种机制，后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关键词]管理定义；分析；启示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074-03
一、管理的定义
自从管理一词进入人类的观念形态以来，中外几乎每一个思考管理问题的人，都会对管理现象作出一番描述和概括，管理的定义很多，下文择要简述。
（一）外国管理专家学者的定义
被称为“科学管理理论之父”的泰勒认为，管理是“确切了解你希望工人干些什么，然后设法使他们用最好、最节约的方法去完成它”（1911）。
被称为“经营管理理论之父”的法约尔在其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给出的管理定义是，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1916）。
玛丽·帕克·福莱特把管理描述为“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的艺术”（1942）。
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对管理的定义是，管理就是决策（1960）。在西蒙看来，管理者所做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是在面对现实和未来、面对环境与工作时人们要不断地做出决策，从而使组织得以不断地运行下去，达到实现人们既定目标的要求。
小詹姆斯·H·唐纳利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者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以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活动（1978）。
费里蒙特·E·卡斯特提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控制等活动过程（1979）。
哈罗德·孔茨指出，管理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1993）。
斯蒂芬·P·罗宾斯和玛丽·库尔塔对管理的定义是，管理指的是和其他人一起并切实有效地完成活动的过程。这一定义把管理视作过程，它既强调了人的因素，又强调了管理的双重目标；既要完成活动，又要讲究效率，即以最低的投入换取既定的产出（1996）。
沃伦·R·普伦基特和雷蒙德·F·阿特纳把管理者定义为，对资源的使用进行分配和监督的人员。在此基础上，他们把管理定义为，一个或多个管理者单独和集体通过行使相关职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和控制）和利用各种资源（信息、原材料、货币和人员）来制定并达到目标的活动（1997）。
帕梅拉·S·路易斯、斯蒂芬·H·古德曼和帕特丽夏·M·范特对管理的定义是，为切实有效支配和协调资源，并努力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1998）。
理查德·L·达夫特和多萝西·马西克给管理下的定义是，管理（management）就是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组织资源，以有效益和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2009）。该定义中有两个要点：（1）管理的四大职能：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2）以有效益和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管理者运用多种多样的技能来履行这些职能。
（二）中国管理专家学者的定义
在杨文士和张雁主编的教材中，管理被定义为“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指导与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使别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1994）。
在徐国华等编著的《管理学》教材中，管理被定义为，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这五个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1998）。
在芮明杰主编的《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中将管理定义为，管理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组织既定目标与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1999）。
周三多等学者认为，“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1999）
林根祥在其主编的《管理学基础》中认为，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环节，通过协调组织内外的人、财、物、信息、时间等资源，达到有效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2006）。
姚丽娜在其主编的《管理学教程》中认为，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某些人，通过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运用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激励和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从而使他人与自己共同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2007）。
陶学荣等认为，管理就是管理者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对组织的有限资源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进行有效的整合和配置，以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活动（2007）。
杨孝海主编的《管理学》中，认为管理是指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以实现单独的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的过程（2008）。
李永平在其主编的《管理信息系统》中提出，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指导与领导和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使别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2009）。
焦强、罗哲等认为，管理是指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了达到组织的目标，通过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职能活动来集合和协调组织内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时间等资源的过程（2009）。
于本海在其主编的《管理信息系统》中，将管理定义为，通过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职能对组织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和转换，实现组织预定目标的过程（2009）。
在余仰涛、友主编的《管理学实务概论》中将管理定义为，管理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中，一个组织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由管理者对组织内部的各种资源进行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激励、控制和创新，促进其相互协调，以取得最大效益的动态过程（2009）。
在廖建桥主编的《管理学》书中认为，管理是对一个组织内的各种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的过程（2010）。
二、管理定义的分析
（一）管理到底是什么
管理是什么，是一个过程、一项活动、一个艺术还是其他？这是管理定义的核心问题。通过收集到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管理所做的24个定义统计可见（见表1），中外专家学者越来越达成共识：管理是一个过程。在24个定义中有14个将其定义为“过程”，无论是国外专家学者还是国内专家学者将管理定义为“过程”都是最多的。这也与实情相符，我们说管理是一个过程，是指管理从起因到结果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蕴含了管理的规律，它提供了管理各职能间的逻辑关系，并把管理的内容、目的和方法演绎出来。
（二）管理定义包含的要素
一个定义应包括什么人在什么范围内运用什么职能达成什么目标等要素。据此统计中外管理学者对管理的定义（见表2），发现管理定义中包含最多的要素依次是职能、目标和资源。在国外管理定义中包含“范围”要素的最少；在中国管理定义中，包含“主体”要素的最少。有的定义包含五大全部要素[14]，有的定义只包含1个因素，但是发展的趋势是管理的定义包含4～5个要素，甚至更多。
（三）对管理进行定义的方法
所谓下定义，就是用简短明确的语句揭示概念的内涵。长期以来人们下定义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形象直观描述法，一种是采用“属概念+种差”的逻辑方法，即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属概念。“种差”是指同一属概念下的种概念所独有的属性（即和其他属概念的本质的差别），“邻近属概念”是指包含被定义者的最小的属概念。例如帕梅拉·S·路易斯、斯蒂芬·H·古德曼和帕特丽夏·M·范特对管理的定义中，“过程”是邻近属概念。“切实有效支配和协调资源，并努力达到组织目标”是管理和其他过程的本质差别，即种差。 第一种定义方法有助于人们直观地认识什么叫管理，但是却不能揭示管理这个概念的本质特征。因为人们对管理活动的具体内容的分类和归纳的方法不同，使得人们对管理应包括哪些内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也使人们对什么是管理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而第二种定义方法即“属概念+种差”的方法，是逻辑学上给被定义概念下定义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揭示了管理这个概念的本质特征，把管理与人类的其他活动过程区分开来。据此统计，发现中外管理学者大都倾向于用“属概念+种差”的逻辑方法给管理下定义。
三、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管理定义受人的认知差别的影响，即使是管理学家，他们每一个人对管理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同时管理还受时代管理实践的制约，管理定义不能超越时代需要，脱离管理实践而进行。管理的定义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管理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这个发展中“管理是一个过程”，对比中外管理专家学者基本达成一致。后来的管理学家从时代新发展出发，重点关注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其他一些重要管理职能，因此管理定义包含的因素会更加全面，会更多地采用科学的逻辑方法进行定义。总之，管理定义的多样化既反映了人们所处时代管理实践、认识水平、研究立场、方法和角度的不同，也反映了管理科学的不成熟性。这说明管理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是现实的结果，会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不断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对前人管理定义的替代，而是继承与丰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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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于本海.管理信息系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4.
关键词：理性社会功能
一、引言：人类理性的非理性困厄
理性，一般词典上的解释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二是指理智，即在以认识、理解、思考和决断为基础的控制、做行为的能力。通常的哲学词典没有专列词条，仅以“理性主义”加以总括。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空缺，或许多半是由于“理性”一词的涵义在哲学领域，对于不同哲学家、不同哲学流派显得过于各行其是。令人困惑的是：大多数对“理性”及其相关内容进行广泛、深入探究的哲学文献——特别是现代之前的经典文献，对其所探究的“理性”是什么，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一如哲学上数千年来对“物质”概念完整、明确的定义，不过由俄国的列宁明确定义于二十世纪初期。较为典型的情形之一是，康德带有“理性”为核心词的《纯粹理性批判》著名论著，通篇没有对什么是“理性”做出具体说明——倒是对什么是“纯粹”进行了解释1，以至在阅读理解文本时，难以对做出透彻的理解。
从论述完整性角度来看，对所述内容的主要概念不作明确解释说明，其潜在的意识抑或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该概念已经广为知悉并达成共识，而无需赘述——否则，在歧义丛生、各持己见的诸多涵义中势必造成混乱，又何以得知所论述的是针对什么涵义进行的探究？
然而，“理性”概念至今仍未必可以称为“广为知悉并达成共识”。对“理性”涵义的这类不明就里即妄加袭用，似乎是以哲学为代表的思辨思维领域的通病。广为熟知的示例有“科学”、“存在”、“真理”等概念的普遍袭用——没有共识的理解，却各行其是、毫无顾忌的袭用2。换言之，按照上述“理性”的普通涵义，如果认可理性包含有“概念”、“认识”思维形式之意义，那么，关于“理性”这类不明就里而妄加袭用的现象，恰恰是违背理性宗旨的“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做派的流弊，不仅仅是导致由于思维活动发出者自身不明就里的含混，引起接受者无所适从的迷惑，进而直接影响各种对思维活动内容认同的效果；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类似的“不明就里的含混”、“无所适从的迷惑”源于对人类理性进行探究或希图探究的核心群体——哲学家们，将潜在地导致人类对其理性思维、行为的整体价值的迷惑，乃至对其认可的信赖丧失。
从一定程度上说，人类思想中一直存在的对宇宙、世界以及人类自身诸种本原问题的根本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如：有神论、无神论之争，唯物论、唯心论之争，尤其是近现代西方思维领域出现的，此起彼落的诸多哲学思潮、流派各领数十年甚或三五年等现象，应当与这类“不明就里的含混”、“无所适从的迷惑”的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
本文试图针对理性认识上存在的“不明就里的含混”、“无所适从的迷惑”状况，进行探析并以抛砖引玉的主旨探求其消弭途径。
二、理性的理解分歧——
如前所述，对理性涵义的理解，且不论偶尔使用的情形，即便就相关论题专门进行论述的不同哲学研究者，其差别也是很大的。这可以从古往今来众多论著各行其是的观点略见端倪。有代表意义的观点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大类以及难以具体化归的用法，五大类为：目的意志论、信念能力论、天赋遵循论、多维认识论以及难以细致划分的类型。
(A)、目的意志论的典型观点：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理性的理解包含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从认识论意义上说的，理性是指人们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抽象思维形式和思维能力。如唯理论哲学和康德、黑格尔哲学就是在这种含义上使用理性的。二是从人性论意义上说的，理性是指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所支配的人的理智的、合理的、自觉的和合乎逻辑的能力和存在属性。……理性是属于精神的范畴，如果我们还从精神和意识的整体意义上来理解理性，那么理性就是泛指受人的目的和意识所支配的一切主观的和心理的活动。3
这类观点（撇开其“理性是……活动”的语意上的不严谨）确如其自身所表述的，只能流于“泛指”层面上的过于宽泛。第一种“基本含义”只能算是笼统的说明，并非实质性“定义”；对于第二种“基本含义”，如果“受人的目的和意识所支配的一切主观的和心理的活动”就是理性的，那么希特勒式的战争狂人、、无辜残害众多他人性命的杀人恶魔之流的“主观的和心理的”邪恶行径，无疑也将属于“理性”范围，因为他们的活动也是受其“目的和意识所支配的”，也有其强盗逻辑。“目的意志论”显然是混淆了理性的表现形态的充分性与必要性关系。或者说，理性必然是“受人的目的和意识所支配的一切主观的和心理的活动”，这只是必要条件；但“受人的目的和意识所支配的一切主观的和心理的活动”未必是合乎理性的活动，也即还不是充分条件。
(B)、信念能力论的典型观点：
我们通常把理性思维和理与这样一些品质相联系：具有一致性的推导，经过充分证实的信念，以及对在我们周围自然界中发生的事件的预见和控制能力。我们可以公正的把科学看做是满足这些品质的理性的最高成就，这里的科学是指从文艺复兴后期和巴罗克时期一直发展进化到今天的科学。4
质疑、求证、合乎逻辑地论辩之能力应归于人的另一属性，叫做理性5。
什么是理性呢?从理论上说，理性就是人类以唯物的态度对事物进行观察和研究，从而发展成科学，形成了逻辑。这种科学和逻辑，就是理性。而尊重科学和符合逻辑的行为方式，就是理性的表现。
与此相反的自然就是非理性。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上说，非理性就是指人的直觉、意志、欲望、本能、灵感等，它不以科学为前提，也不尊重逻辑。6
首先，一个科学理论必须是合乎理性的。它必须是合乎逻辑地组织在一起的、没有明显的内部矛盾，否则它就不可能无歧义地与经验相联系。7
理性只有一种认识的理论运用，即自我批判，能够为自己确定限制。8
与“目的意志论”的过于宽泛相反，这类观点则是过于狭隘了。一方面，按照“一致性的推导”、“充分证实的信念”以及相关“预见和控制能力”乃至“科学和逻辑”的标准，众多原本显然属于理性范畴的内容，将因为条件的过于苛刻直接遭到荒谬的排斥。如原初人类逐步确立的“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一类道德约定，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也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遵从性，这种约定尽管显得粗略、浅陋，但无疑属于理性范畴。然而，从其初期的萌发甚至上升、完善为现今的法律形态的相应内容，很难与“一致性的推导”、“充分证实的信念”、相关“预见和控制能力”，尤其是前两方面存在必然的限定关系。或者说，将理性限制在“推导”、“证实”一类的要求之下，实在是过于苛刻了。至少在道德领域内的理性内容，人类的取舍选择尺度，完全不是出于严格“推导”、“证实”意义上的逻辑判定，而更多的是将心比心、礼尚往来式的价值换位。
(C)、天赋遵循论的典型观点：
这三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9)的确相信有着理性秩序的宇宙，因而每一事件都会在整体中找到它的必然位置；但他们并不是天真地认为，人类可以自动地或直接地察觉到任意情形中所包含的必然联系。10
他（莱布尼茨*）的确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共同持有这样的“理性主义”看法，即宇宙是由上帝决定的(在斯宾诺莎看来是与上帝不可分的)理性排列的体系。11
理性的天职就是指引我们达到成熟的发展。12
概括地说，理性主义思想的成分之一，是对诉诸感觉的某种警告，是相信正确使用理性能使我们超越朴素的、常识的世界观。另—点是把宇宙看作一种有序的体系，其中的每—方面原则上都能为人类理智所理解。进一步的信念是被数学固有的清晰性和确定性所吸引，因而它同样被看作是建立完善的统一知识体系的模式......最后一点是相信自然界的必然联系，更一般地说，是认为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必定指涉在某种意义上无法改变的东西。13
“天赋认识论”观点由于并没有直接给出理性的具体含义，而仅仅对其做出一种超自然的推崇，多少含有一种“超唯心论”的色调，其独特之处在于，如同几乎所有唯心论者并不公然标榜自己是唯心论者一样，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这三位伟大的哲学家，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描绘为‘理性主义者’”14。这里所谓“超唯心论”粗略的说是指这样一种认识：唯心论的观点，如柏拉图的“个别事物是观念的摹本、影子”、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把原本属于一般宇宙自然现象，幻化为人类（或类似人类）智能历经长期进化而拥有的特质；相对应的，这种“天赋认识论”类的超唯心论，则把原本属于人类（或类似人类）智能历经长期进化而拥有的特质，超越泛化为一般宇宙自然现象。和唯心论的本末到置相类似，这种观点最致命的弱点也恰在于：把原本只有一定程度的相互联系，牵强附会到“必定”程度的“必然”联系。事实上，暴君独裁者、战争狂人、变态杀人恶魔的现实存在，业已充分揭示了“天赋认识论”包含的不完全性缺陷。
(D)、多维认识论的典型观点：
人类的这些忧虑刺激反思性的大脑去质疑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由此也反思科学所代表的理性类型的价值。“理性论战”是当代哲学、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主要论题之一。这个论战与其说澄清了问题，倒不如说混淆了问题，但它至少教给了我们一点：人类的理性是一个多维度的东西，它除了具有在西方科学中意见完全成熟的那一面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方面。15
怀疑论的理性概念使哲学彻底醒悟过来，并且同时明确了哲学作为理性保护神的角色。16
在语言理解的可能性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稳定的理性概念，它的声音存在于既依赖语境又具有先验意义的有效性要求中【普特南（HilaryPutnam）】：“这种理性既是内在的（在具体的语言游戏和制度之外是找不到的），又是先验的（一种我们用以批判所有活动和制度所依赖的规范性观念）。”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命题和规范所要求的有效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但是，有效性又都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在具体的语境中提出来的，接受或拒绝这种有效性要求会带来现实的行为后果。17
以“多维认识论”来笼统冠名上述观点，也许不够确切，但更能凸现其发散性的思维态度。这类观点，与其说是对理性思想的认识，倒不如说是面对理性认识存在的歧义纷呈、认识混乱局面，所含有的无可奈何的反讽或自我解嘲情绪；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多维认识论”也确是给人以对广义的“理性”含义的超越揭示。然而，要认可其对理性一词含义的具体定位，“无可奈何”的情绪与“超越揭示”，无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E)、难以具体化归的观点：
“多维认识论”至少还提供了具体理解的根基，比其更显灵幻的是，有些“理性”一词的使用者对其含义的用法让人根本难以把握其实际意象：
理性是人类行为和历史的推动力……18
所谓合乎理性也就是能认识真理及其相互联系。19
（有些哲学家20）把怀特海和哈茨霍恩（Hartshorne）的哲学视为典型的现代哲学，因为这些哲学寻求提供一种符合自足的理性标准、并足以符合所有经验事实的形而上学宇宙论。但是相反，怀特海则把现代哲学（包括现代科学）视为一种在本质上反理性的运动。21
现代常常被认为是理性的时代，它是相当于被看作信仰甚或迷信的时代的中世纪而言的。22
而理性主义当然总是主张理性和经验科学有权批判、拒斥任何传统和任何权威，因为它们以十足的非理性、偏见或偶然性作为根据，……23
我勉强算得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在我们非常宝贵的理性主义传统（理性主义者往往一点不加批判地接受它）中，也有相当多的地方我们应当对之提出疑问。例如，理性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观念。……然而，我认为决定论是一种在许多方面站不住脚的理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接受它。24
长期以来，理性观念坚持认为，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理论必须和客观世界完全一致。……相对主义认为，任何一种可能的描述都只是反映了现实的特殊结构，从语法的角度来说，这种结构存在于众多的语言世界观当中，根本不存在超越文化限制的理性标准。25
以上关于理性的驳杂含义，尤其是类似“XX是XX的推动力”等万用句式性的政治论调，本质上不会提供对理性内在含义的确切认知，反倒徒增无谓的惑乱。类似的观点，在很多文献论著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详细罗列显然没有必要。
前述关于理性的多种含义，无疑染有对某些语词基本含义不清，却勇于对其恣意发挥、任意滥用的“学术”流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其中有很多宏篇巨著，在未加剖析理性具体涵义的情形下，无视所论及的理性概念自身尚且语词含义不清，却洋洋洒洒地就对“理性”及其相关内容施加攻讦。从这一角度来看，对理性概念的理解混乱是极为明显的。换言之，从这一角度来看，也充分显示了对理性概念加以适当规范的必要性。
三、理性含义归结
从逻辑的角度看，一般概念具有其沿用的历在性26，也即某一概念已然模糊地存在历史施用了，尽管这一概念未必有明确的意义或施用范围。或者说，概念的产生、使用及至明确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基于这一认识，鉴于理性含义的诸多历史沿用，缺乏较为全面的代表意义，不妨针对理性既有的含义做作出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代表性的含义概括：
所谓人类或类似智能生物的（以下合并简称人类加以统括）理性，也即人类对宇宙、自然及人类自身相关的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认同、创设、遵从以及批判性改进、优化选择的思维、行为表现；简言之，理性也即人类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以下有时简称秩范）的品性。理智一词在这里是它的普通含义，是指一个人用以认识、理解、比较、选择、推想和决断的能力。
用这一概括定义，对前述理性的各种含义下用法进行比照，将不难看出，这一概括尽管不能说可以包全理性的全部用法，但基本能够涵盖前述既有含义：
最普通使用的“暴君独裁者、战争狂人、变态杀人恶魔丧失了理性”，正是标志了那些暴君、狂人、恶魔们严重缺乏对秩序、法则、规范的认同、遵从，也即严重缺乏理智对待秩范的品性。
而“目的意志论”所谓“那么理性就是泛指受人的目的和意识所支配的一切主观的和心理的活动”，实际上应紧缩为“那么理性就是指受人的理智对待秩序、法则、规范的品性所支配的一切主观的和心理的活动”。
而“信念能力论”所苛求的“一致性的推导”、“充分证实的信念”、相关“预见和控制能力”，实际上应宽展为认同秩范的推导、遵从秩范的信念以及充分认识、理解、思考和决断秩范及其变化的能力。这样并未局限于“推导”、“证实”一类的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将心比心、礼尚往来类的价值换位信念，因具有充分的秩序、法则、规范意蕴，而能够取得理性含义的合法包容。
而“天赋遵循论”所信赖的观念实际上相当于认同人类天然具有理智对待秩范的品性27。
至于“多维认识论”以及其他各种难以细致划归的认识，基本上都能够从某种角度找到“理性”具有的理智对待秩范品性的支持，如：所谓“理性是人类行为和历史的推动力”，完全可以阐释为“理智对待秩范的品性”——如法律思想等等“是人类行为和历史的推动力”；而“理性主义当然总是主张理性和经验科学有权批判、拒斥任何传统和任何权威”，这自然与理性含义所拥有的认同、遵从以及批判性地选择秩序、法则、规范——并据其做出甄别而不接受无条件的传统、权威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值得强调的是，前述引文论及卡尔.波普尔指出的对理性主义“有相当多的地方我们应当对之提出疑问。例如，理性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观念”，其核心观点是：
我将在如下两种理性主义的态度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批判的理性主义”，另一种是“非批判的理性主义”或“综合的理性主义”。
我们可以把非批判的理性主义和综合的理性主义描绘为一个人所持有的这样一种态度：“我不准备接受任何不能通过论据或经验的手段而受到保护的事物”。我们也可以用一种原则的形式来表达这类理性主义，即任何不能在论据上也不能在经验上得到支持的假设都将被抛弃。现在很容易看到有关一种非批判的理性主义的这个原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论到它自身。它是不能够得到论据或经验的支持的，它暗示自己将被抛弃……因此，非批判的理性主义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28
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这一区分及其相关剖析，“非批判的理性主义”或“综合的理性主义”看起来似乎确实是自相矛盾的。然而，是否存在那些纯粹的“非批判”的理性主义姑且不论，单就波普尔一句轻描淡写的“因为论到它自身。它是不能够得到论据或经验的支持的，它暗示自己将被抛弃”，并不能够令人信服。毕竟，如同数学大厦建立在若干并非具有绝对可靠性的公理基础之上，并未妨碍数学大树结出累累硕果一样；理性主义者如果将“我不准备接受任何不能通过论据或经验的手段而受到保护的事物”作为一种公理性的出发点，也应当无可厚非29。事实上，迄今人类生存思想所呈现的日益进化、发展不息的实际表现，已经充分说明，理性作为人类理智对待秩范的品性，必然是以不断批判性改进、优化选择、扬弃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占据人类思维、行为主流的。
四、理性对于人类发展的功能
在上述理性含义陈述中，曾直接把“类似智能生物”与人类并列提出，后为了简捷行文而合并统称。其含义无疑是想表明这样一种观点：有一定智能的生物，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品性。世界上很多民族的传统咒骂人的一种常用语“他连猪狗都不如”、“她比蛇蝎还毒”，可以说是人类丧失理性的表现较之动物尤为恶劣的直接揭露。如所周知，生物学研究结果业已表明，猴子、蜜蜂、狼等等动物群体所创立、遵守、认同的等级制度、行为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比人类的相应方式更有效、更精致。无怪乎英国哲学家休谟会在其著名的《人类理解研究》中单辟一章“动物的理性”来与“人类理解”相提并论。
也许要通过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一系列学科的综合探究，才可能深刻揭示理性对于人类发展的功能，而粗略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仍不难发现，人类有史以来给自身带来的各种惨烈灾难，无不始于人类自身相关的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直接践踏、违背、破坏。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是对国家平等秩序、规范直接践踏；民族之间的仇恨、纷争、歧视，是对民族平等秩序、规范的直接违背；个人谋财害命、贪赃枉法等违法犯罪，是对个人生存、财产法权制度、社会公共秩序的直接破坏；还有各色各样的邪恶宗教势力、专制独裁者们丧心病狂的兽行，这些行为莫不孳生于个人或组织——个人撮合体丧失理性地，公然对人类自身相关的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直接践踏、违背、破坏。而那些研制永动机的疯狂念头、滥砍乱伐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则表现为对宇宙、自然法则、公理的漠视、悖逆而严重缺乏理性意识。换言之，人类每一阶段的顺畅发展、巨无不来自对宇宙、自然及人类自身相关的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探求、发现、创设、认同、遵从以及批判性改进、优化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探求、发现、创设、认同、遵从以及批判性改进、优化选择的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升级，包括自然科学定律的发现以及运动、游戏规则的制定，正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标志。因此，与其象悉尼•胡克认为的“理性是人类行为和历史的推动力”，而难以摆放人类劳动创造的位置；毋宁说理性是人类发展的方向盘。
五、结语：局限性下的永恒主流
纵览一般词典普通意义上的涵义、各种文献中的涵义以及本文提出的理解，尽管理解各行其是，认识、使用侧重角度不同，偏颇难免；然而，“理性”作为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所含有的理智成分，也即包含认识、理解、比较、选择、推想和决断等能力，这一大方向似乎没有太大分歧；只是在人类对宇宙、自然及人类自身相关的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认同、创设、遵从以及批判性改进、优化选择方面，没有受到特别深层的关注。事实上，涉及人类社会化行为的一切活动，从交通规则、运动、游戏规则，到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交往，甚至国家间战争宣告，几乎无不渗透着对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秩范的认同、创设、遵从以及批判性改进、优化选择；甚至可以说，正是那些由素朴到精致逐步成型的秩范，维护、促进了人类社会整体进化的顺畅发展。
如果说理性所具有的这种别无替代的决定性功用，表征了人类思维、行为表现的主流，也仍难避免时常受到非难——尽管这种非难，主要是建立在对理性概念含混理解基础上的，然而无论这些值得深入考察的非难来自什么角度、出于什么原由，也只是说明理性并无例外地遵从“金无足赤”的万能铁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毕竟，从人类思维、行为的历史过程来看，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认同、创设、遵从，只存在相比较而言的因时、因地的优越性。换言之，按照辩证法的发展观点，尽管理性也许会是人类思维、行为表现的永恒主流，也将始终处在不断发展、渐趋完善的进程之中。
1参见《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加拿大]约翰.华特生编选，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14页。“当验前知识没有和什么经验的东西和它相混杂，就是纯粹的。”
由于资料搜集原因或本人外语水平所限，本文所有引文难以完全核对原著文本，欢迎批评指正。
2关于“科学”概念的阐释参见：袁方文、柯晓莉，“我们崇尚科学的什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世纪中国》，2003年11月号。
3胡敏中,《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50页。
4冯.赖特（GerogHenrikvonWright）,《知识之树》，陈波、胡泽洪、周祯祥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3年1月，27页。
5[美]J.P.蒂格,《哲学理论与实践》,古平、肖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221页。
6绍六著,《非理性》,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7页。
7[英]约翰•齐曼著，刘珺珺张平孟建伟译责任编辑：李思远,《元科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44页。
8[法]弗朗索瓦.夏特莱（FrançoisChâtelet），《理性史——与埃米尔.诺埃尔（ÉmileNoël）的谈话》，冀可平、钱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128页。
9*被引文本无括号内部分，为行文之便，本文作者加，下同。
10[英]约翰•科廷汉著江怡译,《理性主义者》,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8页。
11[英]约翰•科廷汉著江怡译,《理性主义者》,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74页。
12[德]E•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2月第1版,第161页。
13[英]约翰•科廷汉著江怡译,《理性主义者》,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0页。
14[英]约翰•科廷汉著江怡译,《理性主义者》,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页。
15冯.赖特（GerogHenrikvonWright）,《知识之树》，陈波、胡泽洪、周祯祥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3年1月，27页）
16[德]哈贝马斯（J.Habermas），《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5月，8页。
17[德]哈贝马斯（J.Habermas），《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5月，162页。
18[美]悉尼•胡克（SidneyHook）,《西方学术译丛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10月第1版,第132页。
19[英]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Ryle），《心的概念》，刘建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3月第一版，第21页。
20为使行文流畅，本文作者根据原文含义补加。
21[美]大卫.雷.格里芬等著，《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鲍世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2页。
22[美]大卫.雷.格里芬等著，《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鲍世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229页。
23[英]卡尔.波普尔著，《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7页。
24[英]卡尔.波普尔著，《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169页、173页。
25[德]哈贝马斯（J.Habermas），《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5月，158页。
26参见袁方文“论概念及‘真’刍论”香港哲学人文学会《人文月刊》（2003年5月）。
27详见另文专述。
摘 要：语义学和语用学是随着解决语言意义而产生的，慢慢地它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渗透和扩张。本文拟立足于语义学和语用学之的区别从传统角度和新模式角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两者区分的意义。
关键词：语用学，语义学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11-0000-01
语言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语义学和语用学正是伴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而产生的。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许多相互重合的区间，随着语用学概念的提出，这一直是学术界对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很大的争议。
传统意义：德国人弗雷格认为语词在语境中才具有意义，语句是语词成真的条件。鉴于自然语言有缺点，应建立人工语言，从而实现完全定义，即每个谓词、关系式或函项词都给每个对象下定义。但讲话者的言说意义并不完全由关系式或函项词所确定,总是存在一些词语和话句字面以外的东西,如指示性、歧义性、模糊性和非真值内容。这样,对符号意义的阐释就分裂为语义学和语用学两方面的研究。
莫里斯第一次把语用学和语义学加以明确阐述：语用学为研究“符合与符合使用者的关系”;语义学是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的关系”。后来莫里斯根据行为主义符号理论，重新把语义学定义为“研究各种表示方式中符号的意义”；语用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研究符号的起源，用法及其在行为中出现时所产生的作用。”［1］卡纳普认为语用学是“以经验为依据，研究历史上形成的自然语言”，纯粹语义学是“研究构造起来的语言系统”。［2］他认为可以把描写语义学(即研究历史上形成的自然语言中词语的定义)看作是语用学的一个部分。60年代,英国哲学家J.L.奥斯汀和J.塞尔勒先后发表了“语言行为”的理论; 美国语用学家P.格赖斯提出了“会话中合作原则”的理论。格赖斯把会话交际的内容一分为二:既包含所言(what is said),也包含所含(what is implicated)。所言指话语的语义内容,即句子的字面意义,等于真值条件意义,而其他意义都放入所含(会话含义)中加以解释。以上三个学者的贡献使语用学从概念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随着格赖斯语用学的发展,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不同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持语义学观点的认为,句子的字面意义就是真值条件内容,因此句子意义决定真值条件;持语用学观点的则认为,句子意义不能等同于真值条件意义,因为句子的语义内容中含有非真值条件内容。 80年代初,列文森总结了语义学和语用学关系的三种不同观点,即语用学从属于语义学,语义学从属于语用学,语义学和语用学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3］
新模式：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提出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从新的思维角度研究两者关系提供了基础。但是一般会话含义的“两面性”促进了后格赖斯语用学关于语义学和语用学界限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帕伯和威尔逊根据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提出了关联理论。关联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它不以规则为基础,也不以准则为标准,而是基于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在任何场合下不一定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完全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认定一种惟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斯帕伯和威尔逊提出的必须依靠推理思维来进行的新的语用学观念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颇具解释力的关联原则对克服以往语用理论的笼统性和任意性,使之逐渐成为一门严谨系统的语言科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4］
有些学者又提出“非敏感性语义学”概念,坚决反对语境论的观点,主张一种介于语义最简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中间的立场,认为决定语句的真值条件是语境和语法触发的意义相互作用的结果。近年来，英国剑桥大学语言学家K.M.Jaszezolt认为,列文森提出的默认推论模式具有社会文化特征,忽视了认知在含义推导中的作用,在总结Bach的默认推理的基础上提出“默认语义学”概念,试图把“真值条件语义学”和“真值条件语用学”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称作“并合表征”动态语义学理论。［5］
结语：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布隆非尔德到50年代的乔姆斯基,语言研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句法与语义相分离,随着语用学的确立和发展,格赖斯提出会话含义理论,那种认为语义与句法相分离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人们对自然语言意义的理解已经跨越了学科的界限。尽管后格赖斯语用学关于语义学和语用学界面之争仍在继续,观点也存在差异,但是理论之争带来的是对传统观念的扬弃和新观念的形成与确立,当今语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观点的多元性、学科的交叉性正是这场争论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 C.Morris.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igns(1938).Writing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Signs［C］.The Hague:Mouton,1971,21-22.
［2］ Rudolf Carnap.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9.
［3］ Levinson,S. C.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一、生命法学的含义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越发展，它的正副作用也就越来越大[1]。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认知与革新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改变人类传统的安全观,给人类带来恐惧甚至是灾难性的负面效应，影响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科学技术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上，而且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我国的制度建构和法制发展上。特别是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立在该技术之上的各种应用逐步走向产业化，进而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这就亟须人类达成共识,制定规则加以规范。为此，生命法学应运而生。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人们对生命法学的关注度和研究成果都是极为有限的。1997年6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了首届生命法学理论研讨会，并宣布成立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学研究中心，这也是国内最早且至今仍是唯一的一家生命法学研究中心。目前，中国生命法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倪证茂、刘长秋等，在国内外刊发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部分著作，使得生命法学在我国逐渐朝着独立部门法的方向发展。生命法学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法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
我国对生命法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命法学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对于生命法学的含义，认识角度不同，表述亦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生命法学是调整关于人体及其他各种生态体中各类生物活性物质的生存与死亡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9-16。二是提出生命法学是“以人类诸种自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为研究调整对象，以生命科学部分原理、机制为中介的，旨在寻求与创制符合科技进步要求并满足生命价值道德标准的人与自然之间新型法律制衡”的部门法学。三是指出生命法学关注于人类生命的创设、连续乃至终结的全过程，并引人法律规范来指导约束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行为。生命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与处分人类生命有关的行为，其法律关系指向的客体直接针对人类生命。四是愧证茂提出的概念:生命法学是研究生命法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部门法学。五是刘长秋提出的观点：生命法学就是指研究生命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学学科，是有关生命法的知识理论体系。上述关于生命法学含义的界定，个别观点把作为法学学科的生命法学与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部门法——生命法相混淆，从立法法以及法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义不能作为法学学科的定义。作为我国生命法学研究奠基者的倪证茂和刘长秋对于生命法学的定义,更加符合学科定义，能够反映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生命法学的研究对象，能清楚地看到人们研究生命法学的主要方向，对本文的写作具有重要启示。综观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定义生命法学时仍存在一定误区。
首先,将生命法学定义为研究“生命法”的法学学科欠妥。因为我国目前并没有制定完备的、独立的生命法，生命法这一概念本身也需进一步界定。虽然在我国古代，就有关于人的怀孕、生育、长寿等方面的立法与司法，但是这些内容散见于各类不同法律规范中，且是建立在当时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这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产生的社会矛盾、涉及的社会关系不同，现代的生命法不仅仅涉及如何保障人类的血缘关系、身体健康，更重要的变革是涉及人的“创生”过程。因此,有必要对生命法的概念进行界定。
关于生命法，有学者认为,生命法在我国早已存在，涉及范围很宽,并列举已有的生命法，诸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献血法》《药品管理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医疗器械管理办法》《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解剖尸体规则》《中药保护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重症监护室(ICU)收治范围及标准》《血液透析收治标准和血液透析室基本标准》《人用血浆卫生标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处置技术规范》，等等。本文认为，从狭义生命法的角度看，这些学者们所列举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全属于生命法的调整范畴，更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已有的生命法。
何谓生命法，直到目前，国内学者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最初提出“生命法”概念的是邓公平，在他主编的《医药卫生法学》W—书中，写有“现代科学技术与生命立法”一章，其中第二节为“生命法的原则”，第三节为“生命法的若干进展”。虽然当时已经提出了“生命法”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书中并没有对该概念进行定义。倪证茂在《生命法定义论》一文中指出，生命法是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8]，第一次明确了生命法的调整对象。
其次，将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基础之上而引发的新型社会关系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医学、卫生法律关系欠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面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例如:无性生殖打破了传统的两性自然生殖理念，变性手术、器官再造等是传统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出现的社会现象,因此，现代生命法具有时代性、发展性。技术仅仅是工具，关键是如何使用技术，以及使用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是生命法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给生命法学下定义,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生命法学是一门学科知识体系。“法学是一种知识体系，而不是这一知识体系所要研究的规则。”生命法学，从法学理论角度分析，是关于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即是有关建立在生命科技基础之上的生命法的知识体系，并不是作为理论部门法的生命法本身。生命法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一种学科理论研究，不承担调整任何社会关系的功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只能是法的功能而不是任何一门法学的功能。因此，对生命法学含义的界定不能混同于对生命法含义的界定，生命法是生命法律规范的统称,而生命法学则是有关生命法的知识体系，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二,生命法学的研究目的是促进生命法立法。加强对生命法学的研究，主要目的就是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科技的不断发展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涉及伦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纷争。这些因素，只有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规则进行调控，才能得以更好地解决。正如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所指出的:“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因此，对于生命法学的研究，主要目的就是促进生命法立法，形成一部真正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状态下的法律。
通过上述分析，对生命法学定义如下:生命法学是指以促进生命法立法为宗旨，以明确生命法内容、调整对象等为目标，调整生命科技引发的社会关系的学科知识体系。
二、生命法学与代孕
将生命法学与代孕相提并论，主要目的是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论证生命法学理论下的代孕行为。两者间存在的关系如下。
(一)生命法学与代孕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生命法学是一门学科知识体系，它以促进生命法立法为宗旨，主要用以解决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及社会矛盾。生命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自然成为生命法学的研究内容。生命法是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所谓生命社会关系，倪证茂在《生命法定义论》中首先指出：“生命社会关系，是指与人的生命存在、健康、长寿、永生相关的社会关系。”其中，“与人的生命存在相关的社会关系”是指血缘关系、血缘伦理关系、类血缘法定关系。“与人的生命健康相关的社会关系”是指，为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群体中的生命个体在处理自身尤其是对待与处理群体中的其他人的利益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倪证茂之后对生命社会关系的定义作了重要的修正：“生命社会关系是指由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为着生命科技的发展、可据以协调生命科技劳动者、生命科技劳动组织和生命科技劳动管理机构内部关系以及相互关系，并可据以协调上述各方面与相关的自然人、法人的关系的一种社会关系。”
代孕，就是基于生命科技活动而产生的、会引发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代孕行为涉及生子需求方、代孕母亲以及代孕儿三者之间的关系。既包括前两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明确，也包括代孕儿法律地位、归属等社会问题。代孕还涉及上述三方主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计划生育部门等。这些行为引发的社会关系较复杂，与以往任何生育方式都不同，只能通过特定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解决。可以看到，生命法学与代孕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目前代孕在我国被禁止，但关于代孕的报道举不胜举。在2014年8月4日以及8月18日，《纽约时报》连续报道两篇关于中国代孕的相关内容。目前,代孕在中国可谓禁而不止，代孕母亲供不应求，代孕中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势头猛烈。
代孕与传统的借腹生子不同，属于现代人工生殖——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必须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得以完成，是科技“创生”的一种特殊形式，代孕必须保证代孕儿与生子需求方的纯正血缘。在代孕过程中，涉及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人与国家的关系等，这些符合生命法学调整的生命社会关系，故认为生命法学与代孕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二)代孕丰富了生命法学的研究内容
代孕是现代生殖技术的一种，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属于人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从理论上讲，代孕行为很复杂，最主要的则是胚胎来源问题，根据生殖细胞精子和卵子的来源不同，可以分为夫精供卵(含代孕母亲供卵以及第三人供卵)胚胎移植，夫精妻卵胚胎移植，供精妻卵胚胎移植，供精供卵(含代孕母亲以及第三人供卵)胚胎移植四种形式。本文认为，代孕的形式必须要严格界定，只有夫精妻卵结合的胚胎,才能作为代孕的胚胎来源。其他任何形式的代孕都有可能引发相关的伦理争议。例如.美国一位50多岁的绝经妇女复发重温生儿育女之旧梦，经医生的精心策划与鼎力相助，用其与前夫所生女儿的卵子和其现任丈夫的精子进行体外授精，然后植人老妇人的子宫，十月怀胎生下一子m®。此事带来的人际关系难题是:老妇人与新生儿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其丈夫与新生儿的关系如何界定?其女儿与新生儿的关系如何界定?这是此种代孕势必会产生的问题，也是绝大多数人反代孕的理由。如果将代孕严格规定为：只有不孕不育夫妻的生殖细胞体外受精后才能植入代孕者的子宫中,这样就可以避免上述案例中带来的各种质疑。可见，代孕丰富了生命法学的研究内容，只有在生命法学的规范下代孕才能走上正轨。
三、基于生命法学的代孕可行性分析
(一)代孕是以生命科技活动为中介的生命社会关系
代孕不同于传统的借腹生子，必须依靠现代生殖技术，即人工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来完成。这一行为必须以生命科技活动为中介。1978年人类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命名为路易丝布朗。这一技术是被誉为“精子人”的美籍华裔生命科学家张明觉与平卡斯发明的。他们在长期合作中发现,精子要在雌性生殖道内待几个小时才有受精能力，从而打开了哺乳动物体外受精之门，为人类试管婴儿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生命科技活动引发的生命社会关系复杂多样。以试管婴儿为例，所涉及的与之相关的父子、母子关系相当复杂。唐奈和琼斯在其《美国婚姻和家庭法》一书中写道，在试管授精的情况下，独立或综合型母系的主要类型有四种:生物遗传意义上的母亲、生身母亲、心理上的母亲和契约上的母亲。生物遗传意义上的母亲与胚胎最初形成有关，必须是卵子的提供者;生身母亲介人到怀孕过程,为子宫的提供者;契约母亲则是契约要求实施试管授精者;心理上的母亲与胎儿或子女之间发生感情上的联系，故卵子提供者、子宫提供者、契约签订者都可以称为心理上的母亲[11]23。而与试管婴儿相关的父亲主要有：生物遗传学意义上的父亲，即精子提供者;契约上的父亲，即同意实施试管授精的签约人;子宫提供者的丈夫则是第三类父亲[12]126。本文认为，仅限于生物遗传学意义上的父亲和母亲提供的精子和卵子经体外授精以后，才能植入代孕者的子宫。通过这样的限定，代孕行为主角的社会关系将得以简化，更利于各方主体权利义务的保障。相对于现在普遍开展的人工生殖技术，特别是涉及捐卵、捐精的人工授精技术，代孕在确定受精胚胎的父母时更加容易，引发的伦理问题也更容易解决。虽然目前国家关于捐精、捐卵都有严格的文件规定，一个捐精人捐献的精液只能供有限数量的需求者使用，而且为了避免试管婴儿成年后的伦理矛盾，国家对试管婴儿建立有专门的终身随访机制，但这种机制能否万无一失是值得深思的。而代孕就不存在这样的风险。如果代孕母亲与符合代孕的不孕不育夫妻在子女归属上产生争议时，因胚胎来源于不孕不育夫妻的精子和卵子，因此应以生物遗传作为判断标准。
生命法学是研究生命法的学科知识体系，而生命法是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生命社会关系是生命科技活动的直接后果，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以生命科技活动为中介。可见，代孕符合生命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通过法律规范能够造福人类的行为，其可行性显而易见。
(二)代孕以生命科技创造权利为本位
生命科学技术的使命之一是造福人类。当人工生殖科技能够解决不孕不育这一棘手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给不孕不育患者创造了再生育权，此时的生育权不同于法律规定的生育权，法律规定的生育权是作为人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是不能被任何人、任何部门剥夺的。但是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不仅有来自于家族遗传、自身疾病等因素，还可能有来自于工业污染、食品危害、大气危害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孕不育患者，这一群体现已占到我国已婚人群的15%-20%左右，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所以这一群体数量庞大，他们再生育权的实现途径只有通过生命科技予以创造。而这时生育权的实现，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既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也包括受科学技术影响而建构的各项国家制度，特别是国家法律法规。以代孕为例，现在所指的代孕与传统观念中的代孕有着很大区别，以前生命科技还不能实现人工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之前，代孕依然是通过男女两性生殖完成生儿育女的梦想，当然此时基于性交行为的两性，是不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之间,这是有悖我国《婚姻法》中规定的“夫妻具有忠诚义务的”行为，国家理应禁止。但是，国家目前有关禁止代孕的规定，已经不能与现代人工生殖技术相适应，现代生殖技术的发展足以在不违背伦理的情况下，实现不孕夫妻的生育权。可见，代孕是现代人工生殖技术创造的不孕夫妻再生育权的实现途径之一。
无论是生命科技劳动者、生命科技劳动组织及生命科技劳动管理组织，还是代孕的双方主体，在享受生命科技创造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3]M。生命科技活动中的义务不但不制约、束缚社会关系主体的生命科技创造权利，而且是直接为增进生命科技创造权利的义务。一方面,作为产生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生命科技，有责任与义务发挥科技服务优势，为人类实现各项权利提供力所能及的条件;另一方面，生命科技工作者，也应该将能够为他人创造权利为本位作为一项光荣的使命。
(三)代孕行为是纵向行政隶属关系与横向民事平等关系的结合
代孕行为涉及纵向行政隶属关系。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对于能够开展代孕技术的医疗机构的行政许可，另一方面包括对患有不孕不育夫妻以及失独家庭再生育过程中的行政审核与监管。生命社会关系中的生命行政隶属关系，一般并无强烈的政治统治性，而仅具有行政管理性，其目的在于自我调节，以便统一行政链条上的各个生命科技劳动管理机构更好地为生命科技进步服务[3]7°。截至2007年12月31日，按照规定条件，经专家现场评审，卫生部共审核批准了102家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10家机构设置人类精子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国家正规资质的试管婴儿单位138家[|3]。这些经卫生部审核获得行政许可的医疗机构，基本上都可以开展代孕技术，只是基于目前的法律政策原因，不能开展该项技术。
生命社会关系中的民事平等关系，不强求绝对的对等关系，交往双方在人格上地位平等，在利益上能够达成共识，而且交往关系在利益实现之后还能继续发展。同样的道理，因之前对于代孕已作严格的限制，所以，代孕行为完成之后，代孕母亲并不一定就失去这个孩子，可以成为孩子的“干妈”，以这样的方式共同关心孩子的成长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四)代孕以不孕患者享有依靠科学造福人类为依据，以代孕母亲获得合理报酬的助人为乐为合作基础
生命科学技术的宗旨就是发挥现代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为人类谋福祉。2014年6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持久的力量。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髙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梦想。”可见，“享有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体魄，何谈工作与生活。这里的身体不仅仅包括作为人的基本物质组成的各项指标是否正常，能否健康长寿，还应包括作为生物意义的人的自我发展，个体生育和种族延续等问题。
代孕的另一个关键主体代孕母亲，是完成代孕必不可少的环节。虽然很多国家、很多学者认为，开放代孕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无偿爱心代孕”，否则，凡是涉及金钱支付，都被认为是对女性生育权的亵渎。但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代孕母亲进行代孕承担的风险、付出的劳动、代孕过程中遭受的身心变化，甚至可能遭受的终生不孕或者是死亡的风险巨大，即使生子需求方给予代孕母亲一定的代孕补偿费用，这也是杯水车薪。因此，本文认为，开放代孕不应以是否支付代孕补偿费用为限定条件，唯一的限定条件应该为:代孕儿必须具有生子需求方的完全遗传基因，即体外授精的精子、卵子只能由不孕不育夫妻提供，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供精或供卵。
关键词：混沌 混沌管理 渊源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170－03
20世纪初，庞加莱在其《科学与方法》一书中预言了混沌科学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气象学家洛仑兹在计算机帮助下发现混沌之后，使得混沌学作为一门科学实现了飞跃发展。作为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20世纪物理学第三次革命的混沌，它揭示了混沌与和谐、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随机性相统一的新自然科学观，从而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从此，混沌理论影响了包括物理、化学、文学、艺术和经济等众多学科领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和普遍应用，使得在混沌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混沌管理在现代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外对混沌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卓越的成就。国内对混沌理论的研究也已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管理学领域与混沌理论的结合依然是欠缺的，从而导致对现代混沌管理的内涵及其作用的认识不够深刻。本文从理论、管理实践与文化三个方面对现代混沌管理产生的渊源进行梳理，以助于加深对现代混沌管理的认识。
一、从混沌到混沌学：现代混沌管理的理论渊源
“混沌”是古人想象中天地未开辟以前宇宙模糊一团的状态。《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一是我国传说中指宇宙形成以前模糊一团的景象；二是形容无知无识的样子；三是糊里糊涂、无知无识的样子。因此，“混沌”其本意具有“混乱无序”的含义。但是，究竟什么是混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科学家们也只是通过混沌系统所表现出的一些普遍现象总结出其所谓的本质，而且不同学科对混沌含义的理解也有所差异。在人类的早期，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大同小异地构造过自己的“混沌创世神话”，如我国《山海经》中较早记述了混沌神话，在西方，希腊神话和《圣经》都有关于混沌的神话。但是，把混沌从传说变迁到科学，并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加以研究和运用则是近代的事情。在这种变迁中，对“混沌”的理解上大致经历了原始混沌、传统混沌和现代混沌三个阶段。原始混沌是古代神话中的天地不分、模糊一片的状态；传统混沌是在文明的传承中一直留有并内化为一种行为方式的中国式的混沌；而现代混沌则是近代科学中兴起的“混沌理论”，而且也赋予了其不同传统混沌的含义。
对于混沌学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Edward Lorenz的天气预测模型“蝴蝶效应”。正是这一“蝴蝶效应”模型，揭示了自然界表面看起来杂乱无序的事物中惊人的某种秩序。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普遍认识到混沌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并对各领域的混沌现象进行大量研究。20世纪80年代混沌研究在全球迅速推广，物理、生物、化学、经济、管理等领域对混沌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成果。传统上，常用“混沌”来描述混乱、杂乱无章、没有规律性的事物或现象，其与无序的概念相同。而当今科学意义上的混沌却有着不同于传统科学研究的内容，已不再是古代的“混沌神话”或“混沌之说”，历史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和新的思想，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了几千年的成就积淀和创新，已经使混沌学成为一门崭新的科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混沌学开创人之一的洛伦兹教授认为，混沌表征一个动力系统的特征，该系统存在完全混沌和有限混沌两种形式，前者表现为系统中大多数轨道显示敏感依赖性，而后者则是系统中某些特殊的轨道是非周期的。协同学创始人哈肯从过程的角度指出了混沌的含义，他认为无规律运动来源于完全确定性方程，为了表征这个新的现象，用混沌来定义源于确定性方程的无规律运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指出，混沌是宏观无序、微观有序的现象。因此，混沌是自然界杂乱无章、不可预测的运动背后隐藏着的不随外界扰动而改变的内在规律性；而混沌学是一门关于过程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状态的科学，是关于演化的科学而不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当现代混沌学的基本概念、精神实质、研究方法等渗透到管理科学和管理实践中，由此逐渐形成了现代混沌管理。因此，可以说在原始混沌、传统混沌的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混沌，进而由此产生的混沌学，是现代混沌管理的理论渊源。
二、从混沌学到混沌管理：现代混沌管理的实践渊源
管理理论和思想的演化历史证明，管理范式的转变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管理实践的发展变化；二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科学思想和方法的革新发展，启发管理者从新的视角研究管理实践活动，提出更加科学化的管理理论以指导管理实践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管理空间的不断延伸、管理对象的日趋复杂、管理手段的日益多样化，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急剧增加与扩大，人的生存和活动环境变得愈来愈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管理者逐渐意识到过去那种确定的、连续的传统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复杂多变、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而且也不存在一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且永恒不变的管理模式。同时，在一般系统理论指导下的传统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局限性：把企业当做是外部指令控制下的机械系统，缺乏灵活性，管理问题简单化；中央集权的递级的流水线管理效率低下，信息容易失真，长期的确定战略也束缚了企业发展的自由度；一味重视经济效益，对员工关怀不够，忽视了人是复杂的社会动物，有多方面的需求，致使出现员工惰工、破坏的行为；企业眼光狭隘，只顾眼前利益和自身利益，忽视了长远利益及合作伙伴的利益，企业之间发展不协调等；把确定性当作研究问题的本质，其实不确定性才是非线性系统的本质，如果抗拒企业系统的不确定性，企业就会走入穷途末路，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就是在不同阶段接受诸多可能性，不断做出适应当时情况的决策。这种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虽然管理过程简单，但不具备个性多元化管理能力，难以应对环境的骤变。
因此，无论是企业管理环境的变迁还是管理实践的客观需要，都需要一种新的管理理念来促进传统管理理论和思想的改进，促进企业管理实践的优化。而混沌是指导管理者实施全面系统管理的崭新理论和有效途径，通过混沌可以把许多复杂的企业现象看作是有目的和有结构的行为。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或任何与企业管理有关的理论）不能无视混沌的影响，通过使用更多的战略决策方法寻求正确的监督机制，并与混沌进行交互（不是干扰），可以建立起更好的企业管理系统。将混沌理论引入管理，探讨混沌环境下的企业系统演化的模式、企业计划、组织和控制等问题，使之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是当今管理实践和科技进步的需要，也是当代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混沌理论的革命性思想和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正在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上掀起一场革命。汤姆・皮特斯在其著作《振兴有赖于混沌》中指出，混沌将导致一场革命，向我们自认为熟知的关于管理的一切知识提出了挑战，也向传统的管理实践提出了挑战。因此，将混沌学的相关理论与思想引入管理学领域，是管理实践发展的需要，是现代混沌管理的实践渊源。
三、从传统混沌管理到现代混沌管理：现代混沌管理的文化渊源
现代混沌管理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管理的基础上确立的。中国传统管理是质朴的，有一整套管理理论、思想和方法，在管理心理、组织结构、人际关系和管理文化等方面，均有一些详尽的论述和“案例”。与西方精确、规范和科学的管理相比，可以说中国传统管理是一种文化管理或人文管理，其主要是运用人文科学通过人的思想、精神、心理、行为等对人和物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是宏、微观混同的，是非逻辑、非量化、非确定性的软管理，是一种传统的混沌管理。这种传统的混沌管理是建立在中华传统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的，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稳定性、整体性、自然性是其主要特征。儒家管理哲学是一种稳定的管理哲学，它赞同稳定并追求稳定，依靠其内在的机制保持稳定。儒道学家还推崇整体论观点。整体论哲学重整体、轻局部，重综合、轻分析；重宏观、轻微观。因而，传统混沌管理的方法论，必然是对整体、宏观、全局、全程、战略的管理。儒道两家的文化是互补的，很多儒者具有双重人格，儒道兼而有之，得志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因而，许多儒家人物也赞同道家的“自然”观点，“道法自然”认为自然的过程是自生、自长、自发展、自复制的过程，任其生物、社会、事物自然生长发展，即“无为”管理。可见，传统的混沌管理是建立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小农经济数多且分散，商品交换极少，封建政府管理能力较差，也往往认为没必要进行严格的管理，似乎任其自然发展反而有利。当然，传统混沌管理的自然性表现并不一定形式地贯穿于“全程”的始终，它可能内在地发挥着作用。
现代混沌管理是以西方混沌管理为基本思想和观念的管理理论，是管理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人文管理或人本管理后，现代管理思想出现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两条路线，但实际中科学和人文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较早时期泰勒就认识到在原始管理中要加强科学的成分，但当西方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达到某种程度后，即又悟出“全靠‘硬’的不行”，反对仅用定量化方法处理管理问题，提出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进一步提出了人本管理，即不仅要“见物”又要“见人”，进而模糊了管理问题的边界。管理界线模糊后，管理的宽容度增加了，灵活性加大了，辩证思维增强了，更易于涵盖管理事物，不好定量处理的管理问题变得容易解决了。西方的管理思想从定性到定量又到定性的发展，是波浪式的前进、螺旋式的上升；从重视定量到重视定性与定量结合，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实践与思辨的过程。西方管理这种由定性始、经定量又向定性靠拢的演变，是一种上升中的回归、无奈的回归、“理性”的回归和必然的回归，是因管理面临着大量复杂、无法用量化的科学方法予以解决和处理的问题。即使“可量化”处理的管理问题中，也常出现“病态”问题，它们机理不明、边界模糊，很难确切描述，更难以定量建模。即使变通建模，也无法优化。因而，西蒙提出了“满意解”的模糊概念取代最优解，且其观点很快被管理界普遍接受了。西方的权变管理和经验管理也向管理的规范化“宣战”，权变管理提出不存在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通用的规范管理方式，而经验管理则宣称管理是实践不是科学，是行动不是知识。
由上可见，传统混沌管理是对中国式管理的一种描述，其在中国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积淀而被延续下来，它所代表的是把组织的稳定性作为最高目标的，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或管理哲学。西方管理在经历了科学管理的无视人的物本主义管理哲学和精确性、科学性的管理方法，充分的发展了所有这些确定性的方面之后，开始对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和不确定性产生了兴趣，在实践中的管理方式以及发展中的管理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转向混沌，向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和模糊、混沌的管理方法发展。当然，现代混沌管理思想中的“人本主义”不同于传统混沌管理的“人本主义”，其植根于西方自身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上，强调从人本身出发去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把人的本质视作人的独特个性的表象，强调人的个体的存在，其以人为本也即以个人为本。而传统混沌管理并不是从“人”这个个体出发，而是从“组织”这个主体出发，把组织稳定的目标超越于个人之上，这种人本主义是“组织的人本”，而非“个人的人本”。因此，源于中国“人本主义”的传统混沌管理和源于西方“人本主义”的现代混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某种意义是可以认为是现代混沌管理的文化渊源。
混沌管理作为20世纪60年代科学领域的新发现，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了几千年的成就积淀和创新，已经成为一门崭新的科学。它探讨了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运动――混沌，揭示了一个形态复杂、结构新颖、确定又随机的世界，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热潮。混沌理论和协同学等新科学为人类揭示了一个万物共生、彼此间有着复杂联系的真实世界，使过于理想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挑战。混沌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偶然性与必然性统一、简单性与复杂性共存、有序性与无序性相伴的世界，它使我们再也不能以简单的眼光来看问题，并对管理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强烈冲击。混沌管理作为建立在混沌学研究成果上的一种全新的管理理论，并不排斥规范、界限、定量和技术方法，而只是提出这些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只有在充分考虑人的因素、充分理解事物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方法的应用才会更合理。可以说，管理世界是混沌的，管理实践是混沌的，管理学无法避免混沌。
收稿日期：2011-06-20
作者简介：李清莹（1990-），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从事金融专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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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chaos management :Ttheory ・ practice ・culture
LI Yu-ying
(Economy and management college,Wuhan university,Wuhan 445000,China)
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视角
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具有特定的视角，主要是立足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揭露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实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提供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需要有新的视角。
1.出发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理论的发展总离不开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比较引人注目，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无法适用，主张在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认识方面，不应该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甚至有的学者主张直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和价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是劳动价值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包含着科学合理的内核。显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采取全盘否定、推倒重来的态度是很不科学的。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必须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的时代与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相比，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已经不可能完全解答我们今天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应该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固守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个别推断或结论，并且在某些今天已经需要重新认识的结论和推论上“兜圈子”。正确的态度是，运用唯物辨证的思想方法，在全面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科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2.立足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价值理论是与商品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没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环境，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和货币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利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极其现实的任务。由于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不存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因而也不可能考虑到劳动价值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具体指导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如何利用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等问题上，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寻找到现存的答案。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只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只有通过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努力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才能创立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一切要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前提，并且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检验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科学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准。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这样的理论只能是空中楼阁。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不能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是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3.归宿点：社会主义本质。经济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反映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共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就认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1.P35]马克思也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他认为：“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P18]马克思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出发，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确立了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受的剥削，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就应当落脚在社会主义本质上，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化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视角的改变，特别是目的和任务的变化，需要我们相应地深化和拓展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并且对劳动价值理论要有一些创新性的认识。
1.对商品价值概念的解析。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概念是经济学上的抽象，具有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商品中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构成了商品价值，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在对商品价值概念的传统认识上，通常只从商品生产者（供给者）的一个角度进行考察，而忽略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另一面，即商品购买者（需求者）。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生产者要得到的是商品的价值，购买者要得到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效用），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统一，才使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如果商品生产者仅从自己的角度关注商品生产过程中凝结的劳动量，仅把商品使用价值简单地看成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不考虑商品对购买者的实际效用和需求的变化规律，那么商品交换过程就有可能会因为购买者拒绝接受商品变得十分困难。一旦劳动产品在交换过程中不能成交，劳动产品也就失去了商品的本来含义，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成为无效劳动，商品就没有价值可言。因而，在理解商品价值概念时，还必须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进行考察。就商品购买者来讲，在购买商品时，不是首先去认定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而是考虑商品对自己的实际效用，只有当购买者充分考虑过商品对自己的实际效用以后，才会进一步考虑是否承认和承认多少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正因为如此，对商品价值概念的理解，就必须充分考虑商品交换关系中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在对商品价值概念进行解释时，我们可以把商品价值理解为商品生产主体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和需求主体认可的劳动之间的一种比较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商品价值的社会属性，不仅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关系，而且还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关系。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价值和价格两个概念的区分问题。价值是就商品供给和需求的总体而言的，价格是就商品供给和需求的具体而言的。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理解价值概念，也是马克思经典作家原有的本意。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P406]]恩格思也谈到：“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种问题解决以后才谈得到上运用价值来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决定它们之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系。”[4.P605]]但遗憾的是，这一思想没有在对商品价值概念的分析上得以进一步深化。当前的企业经营观念已由生产导向性转变为需求导向性，联系需求来考察商品价值显得更有实际意义。
2.对价值劳动凝结的认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概念，并不否定商品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只是认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供给角度理解的商品价值，是商品中实际凝结的人类劳动；从需求角度理解，是凝结在商品中被认可的人类劳动。由于商品生产是劳动者在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的劳动过程来完成的。因而商品凝结了生产过程中不同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价值就成为整体劳动或共同劳动凝结而成的一般人类劳动。尽管马克思有“整体劳动”的概念，但没有联系商品价值作更深入的展开分析。生产商品的整体劳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与此相适应，商品价值就是这些劳动共同凝结而成的一般人类劳动。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水平不同，商品价值的劳动凝结所包含的内容有所不同。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以生产人员的直接支出为主，劳动者一般不需经过专门的训练（或经过简单的训练）就能胜任商品生产活动，商品价值主要是直接劳动和简单劳动凝结而成的一般人类劳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呈现出高度专业化和自动化特点，不少车间变成了无人车间，这时候直接生产人员劳动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相反，经营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的间接劳动支出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营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是脑力劳动的提供者，他们提供的劳动是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在现代经济中，由于商品价值凝结了更多的经营劳动、科技劳动等复杂劳动，经营劳动和科技劳动单位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直接生产劳动，对价值创造的贡献远远高于体力劳动。主要表现在：经营劳动、科技劳动等复杂劳动通过创造新的需求，提高消费者认可的商品中凝结的劳动量，从而使新产品具有较高的价值；通过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高效率的生产资料或对生产要素进行高效率的组织，使劳动生产率得到不断提高，从而使商品在供给与需求的总体比较中具有较高的价值；通过经营劳动、科技劳动等复杂劳动的传导和复制同时作用于一系列相关的直接生产劳动，使直接生产劳动的效率得以提高，从而使商品在供给与需求的总体比较中也具有较高的价值。在现代经济中，商品生产的经营劳动和科技劳动含量越高，商品的附加值也越高，能交换的劳动也就越多。
3.对价值量的规定的理解。商品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有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分，商品价值的大小，不是通过生产商品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从两个方面作过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P51-52]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解释是：“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5.P549]即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马克思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通常认为，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总量商品的价值实现。这种理解显然有失偏颇。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从供给的总体角度来考察的商品生产过程中所凝结的劳动量，它并没有考察总体需求因素。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从需求的总体角度来考察需求方认可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凝结的劳动量。如前所述，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商品交换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离开需求不存在商品，没有商品也就没有价值。与此相适应，离开需求因素讨论商品价值量的规定性，也没有任何意义，就如同一个人自己与自己比较身高和体重一样。同样的道理，离开供给的因素讨论商品价值量的规定性，也没有实际意义。在商品价值量的规定方面，不单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而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价值量。
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租赁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财务活动，现代企业广泛地将租赁用作筹措资金、扩大生产经营能力的重要手段。融资租赁作为国际最通行、最基本的租赁活动分类之一，它的会计处理对财务活动影响意义重大。在对融资租赁业务的深入研究中，综合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财务管理理论，我国现行会计实务中对融资租赁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的计算确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对出租人租赁业务开始日“应收融资租赁款”的确认处理确实有待斟酌。
关键词：融资租赁；租赁内含利率；企业会计准则；财务管理；科学性
一、 前言
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从融资租赁区别于经营租赁的5个分类标准及其定义来看，都充分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和会计谨慎性原则在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划分标准中的具体运用。然而在处理融资租赁业务中，我国学术界以及全国高校会计系列教材中以往都普遍这样定义、计算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租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并在出租人租赁开始日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其中涉及的原理及变量，从财务管理对货币时间价值的定义、会计的谨慎性实质来看，这个定义公式的科学性、准确性有待斟酌。
二、从财务管理中货币时间价值的内涵看租赁内含利率定义、计算的不“内涵”
货币时间价值是针对资金在运用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值这一现象而言的，从其来源看，货币时间价值是资金投入生产过程中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生产周转后产生的增值结果，因而它的计算不同是将不同时点发生的现金流量进行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时间基础转换，而已知“现在的价值”求“过去的价值”就是“贴现”。
这里的“资金”应该指的是能“直接”带给投资所有者经济利益流入的资源，而不应该包括投资所有者为了实现利用其所拥有资源取得收益的前期准备投入或者说费用，举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我国公民一般习惯将他们的闲置资金存入银行以求安全起见的同时希望取得一定利息收入，这时候他们一般要为此缴纳银行卡办卡费、预付定额年费、手续费以及承担其它为促成这笔交易活动可能付出的代价，这是他们为取得利息报酬而付出的“直接费用”，因为这笔“直接费用”是为促成储蓄存款的“投资理财活动”而付出的代价且先于存款本金计息前扣除，它不构成今后到期本金计息的基础，也就是说储蓄行为中的居民个人现在的价值应该只是银行卡中净存款，而不包括办卡费等“直接费用”，储蓄个人的未来的价值就是存款到期本利和，而连接这两个不同时点价值的就是“贴现率”，也就是经济生活中人们常讲的银行利息率，两者虽然含义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两者是过去价值和未来价值时间基础的转换。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逆向计算贴现率是不包括为促成这项储蓄理财活动而发生的前期“直接费用”变量的。
其实根据上述定义，租赁内含利率的实质应该是租赁开始日，出租人根据与承租人达成的收付款协议预期确定的“投资报酬率”或者说是出租人未来收益采用的折现（贴现）率，所以按照储蓄行为中贴现率实务计算中不含“直接费用”变量的原理，对于单项融资租赁行为中的出租人来说，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是其租赁资产的未来价值，租赁资产的现时价值应该只包括双方公允议定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而不应包括现行计算公式中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所以从财务管理理论角度来说，通过“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定义租赁内含利率可能比“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更为科学、合理。
三、 会计的谨慎性为租赁内含利率原始不科学定义很好地“圆谎补漏”
会计的谨慎性要求企业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时，“不得多计资产或收益，少计或费用”，遵循这一原则，我们通常在会计确认、计量的全过程中，应尽可能预计将产生的损失，但不预计可能产生的收益和过高估计资产的价值。
而在融资租赁中，出租人为达成与承租人的租赁协议，一般都会发生一定的初始直接费用，具体包括出租方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以手续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为主的相关费用，在现行租赁会计处理中，出租人按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确认“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作为资产类项目。严格来说，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应该发生在融资租赁合同真正签订之前，而且不管这项活动租赁交易对于谈判双方能否达成一致协议，这项费用依然要发生，所以按照会计的谨慎性原则，应将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归为损益类项目，以此单独“借记：管理费用；贷记：银行存款”作为预计损失处理显得更为合理。
但是在我们现行的融资租赁会计处理中，在以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确认“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而并未剔除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后，出于会计的谨慎性，为了避免为实现融资收益的高估，在初始确认时又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第二笔调整，即又以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的相等金额“借记：未实现融资收益；贷记：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来冲抵高估的未实现融资收益，这实则是会计的谨慎性对租赁内涵利率原始不科学定义地“圆谎补漏”，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财务管理中货币时间价值的内涵论证的租赁内含利率应该由“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计算出的折现率确定，而我们现用的是“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计算出的折现率确定租赁内含利率，这两个公式的差异集中体现在该不该把“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这个量值纳入计算，而把“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纳入计算中算出的租赁内含利率理论值，必然要比实际值低。（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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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专项管理；手术室物资管理；应用效果
当前随着现代科技不断进步和发展，医学科学也实现了较大的飞跃和突破，各种先进的医疗器械及一次性医用器材的大量使用，对各种高难度手术的开展及提高手术的安全系数，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如何管理好日益增多的各种仪器及一次性医疗用品，是现代手术室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很多医疗机构针对手术室物资管理尚且缺乏科学的管理流程，继而导致很多设备故障率较高，对于医疗机构的经济收益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而就此，我院主要针对2015年6月择选我院手术室各类手术物资设备总计59个，并于2015年7月开展手术室物资专项管理方法，获得较大的效果。详细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6月择选我院手术室各类手术物资设备59个作为研究的对照组，包含精密设备25个，包含关节镜6台、等离子刀5台、显微外科镜4台，其他精密设备10台；一般设备34个，包含电子止血仪12台、高频电刀9台、其他一般设备13台。同时选取2015年7月开展手术室物资专项管理方法，将管理后的同一批59个手术物资设备作为本次研究的研究组。根据调查研究显示，由于两组设备属于同一批设备，因而在一般资料方面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一般手术物资管理方法，而研究组则采用专项管理方法，管理流程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即1、确定管理人员，由护士长作为主要管理负责人，同时挑选具备一定管理经验以及临床资历的护理人员作为管理小组，管理前进行管理项目培训，培训内容涵盖器材的科学使用、保养、维修以及记录，同时由护士长进行定期抽查评估管理小组组员管理工作的落实程度，同时将考核标准关联到绩效方面，从而强化管理小组人员的责任感。由于一次性的医用产品越来越多，消耗量甚大，生产厂商也越来越多。我院为了保证质量严防伪劣商品、降低医疗保险费用，使采购规范化。医务处、设备、手术室组成一个购货集体，对于每一个新增项目，先由手术室主任和护士长向医务处提出申请，经医务处审核，符合医保政策即通知设备科，由设备科检查供应商的“认证”，并核准价格，和供应商签定以“保证质量，随时供货”的协议书，然后进货。手术室护士长每月根据手术例数和一次性医用物品存放面积分批通知设备科的采购员，这样既防止医院资金的闲置，又减少库房面积的占用，同时也防止物品过期而造成经济损失。此外，管理前进行管理项目培训，即由厂家跟台维修人员结合生产厂家提供的各器械说明书，进行详细的讲解。同时将常见的小问题及处理办法制成表格张贴于器械的显明处，以便晚班护士使用时能及时处理。2、确定管理流程，小组推选一名组长作为二级负责人，即每日手术器材的供给、维护、消毒管理需要由组长组织配合两名组员进行完成，组员管理采用轮班管理模式，而且每次交接班时，交班人员应当提供关节镜、等离子等器械的清点数量、术中有无问题、需要报修数目、交班人员应当详细的进行交接，并填表记录签字。如遇到问题有一些新的处理办法记录于表格里，早交班一起分享及学习。小组每周整理器械存放柜一次核对损坏器械与新器械出入柜情况并记录。组内成员每月与供应室互相沟通所遇问题，在质量控制会议上提出整改意见并记录。组长每年初提出新器械采购计划，通过护士长审核后上报设备科，于每个季度末提交废损坏器械统计表及增加器械包计划表[1]。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根据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在手术物资设备故障问题产生情况对比方面，研究组无论在故障数量，故障率方面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讨论
对于医疗器材管理工作而言，其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保证医疗设备的正常运作，而且也是保证很多手术能够正常进行的关键。特别是对于手术室的医疗设备正常运作，往往关系到医护人员是否能够拯救病患的生命，是否会对病患治疗产生延误问题，而且很多手术室医疗设备的故障问题产生主要是因为使用及管理不善所致，特别是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未能发现一些设备的问题，进行及时的报修，从而导致设备难以发挥出其关键性的价值，甚至出现无法修补的损坏，这些也会导致医院的医疗成本增加，对于医院自身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因而采取科学的管理方式至关重要，而专项管理的理念在于着重于构建管理小组，针对设备进行日常化管理，维护以及消毒，从而有效保证医院能够实时掌握设备运作情况，也能最大程度减少设备资源滥用以及浪费的问题，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而在根据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在手术物资设备故障问题产生情况对比方面，采用专项管理模式的研究组无论在故障数量，故障率方面均少于采用一般管理模式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综上所述，相对传统手术室物资管理方法，以专项管理对手术室物资落实管理，则可以明显体现管理效果，减少设备故障率，而且能够有效激发管理人员的责任感与职业素养，强化自身对于工作的态度，对于医院整体医疗服务提升也具有间接的促进作用，此外，强化手术室物资设备的专项管理，则可以大大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概率，对于医患纠纷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因而值得临床广泛推广与运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财务； 汉字字义； 中国财务管理学科； 宏观财务管理学； 微观财务管理学
题记：“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摘自主旋律歌曲《走进新时代》的歌词
1基本主张
我既不是学术权威
也不是政府高官
我无法决定
甚至不能参与决定中国财务管理学科的构建
但我是一个虔诚的财务管理学人
同时还是一个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中国人
我有几点强烈的主张想要表达
中国财务管理学科的构建
应该从汉字“财”和“务”的字义出发
探求财务管理的本质
明确财务管理的内涵
界定财务管理的外延
建立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
摆正财务管理的学科归属和地位
最后构建出一个基于汉字“财”和“务”的字义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学科
2关于财务管理本质的主张
我无从考证
我们的祖先是从什么时候起创造了“财”和“务”这两个汉字
但我从《现代汉语词典》中看到
“财”有一种字义叫做“钱和物资的总称”
“务”有一种字义叫做“事情”
因此我就想
财务应该是“跟钱和物资有关的事情”
财务管理应该是“对那些跟钱和物资有关的事情所进行的管理”
钱是什么
物资又是什么
用现在的专业术语来说
钱是货币性资产
物资（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物资）是非货币性资产
而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又合称为资产
这样想着
财务就演化成了“跟资产有关的事情”
财务管理也演化成了“对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所进行的管理”
这就是财务管理的本质
是从汉字“财”和“务”的字义延伸出来的
任何人都不应该回避或掩饰的
财务管理的内在特质
3关于财务管理内涵的主张
财务管理的内涵是什么
这要从财务管理的客体、主体和行为去寻求答案
根据财务管理的本质
财务管理就是“对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所进行的管理”
因此，财务管理的客体就是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
而跟资产有关的事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即资产的取得、资产的耗用和资产的保全
资产的取得主要是在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中取得
资产的耗用也主要是在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中耗用
资产的保全也需要在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中保全
因此，财务管理的客体就是那些
在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中
跟资产的取得、资产的耗用和资产的保全有关的事情
任何一个法人和自然人
诸如国家、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其它非营利组织
乃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
谁没有各自的资产
谁不会发生各自的跟资产有关的事情
谁不需要对自己的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进行管理
于是乎，财务管理的主体就是那些
合法拥有或依法控制着自己的资产的法人和自然人
具体包括国家法人、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团体法人
以及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等
一个法人或自然人
抑或一个财务管理主体
在对其资产的取得、耗用和保全进行管理时
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说应该实施哪些管理行为
这是财务管理学科的构建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曾站在财务管理主体的立场
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思索
也曾深入过一些企业、事业单位
就这个问题与一些财务管理实务工作者进行过促膝的交流
我们共同发现，一个财务管理主体
在对其资产的取得、耗用和保全进行管理时
主要是做以下十件事情
预测――预测收入、成本费用、现金流量、利润等
决策――经营决策、投资决策、筹资决策
预算――经营预算、投资预算、筹资预算、现金流量预算等
核算――对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控制――对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进行控制
分配――对经济利益进行分配
分析――对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的有效性进行分析
审计――对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进行内部审计或外部审计
沟通――与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沟通，掌握内外部的各种相关信息
协调――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解决各种责权利纠纷
这十件事情就是一个财务管理主体
在对其资产的取得、耗用和保全进行管理时
需要实施的十种财务管理行为
至此，财务管理的客体、主体和行为都已经很明确了
财务管理的内涵也就跃然纸上了
那就是法人或自然人在其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中
对其合法拥有或依法控制的资产
在取得、耗用和保全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
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决策、准确的预算和核算、严格的控制和审计
合理的分配和分析、有效的沟通和协调的一项管理活动
4关于财务管理外延的主张
财务管理的外延
应该从财务管理的主体范畴、客体范畴、行为范畴
以及财务管理与传统的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来界定
从财务管理的主体范畴来看，财务管理的外延应该包括
国家财务管理、公众财务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企业（含金融企业）财务管理
其它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家庭及个人财务管理等
从财务管理的客体范畴来看，财务管理的外延应该包括
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中
关于资产取得、资产耗用和资产保全的管理等
从财务管理的行为范畴来看，财务管理的外延应该包括
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核算（即会计）
财务控制、财务分配、财务分析、财务审计
财务沟通和财务协调等
从财务管理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来看，财务管理的外延应该包括
传统的会计学、审计学、财政学、税收学、金融学等
从本质上说
会计是对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会计的目标是向会计信息耗用者提供那些
“跟资产有关的事情”的有用信息
审计是对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进行审查和鉴证
审计的目标是保障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的
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而财政、税收则是政府管理国家的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的管理活动
财政和税收属于国家财务管理
金融是什么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金”即是钱，“融”则为流通
金融实乃“钱之流通”，亦即货币性资产的流通
而货币性资产的流通仅仅是“跟资产有关的事情”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金融属于财务管理的一部分
金融学科是财务管理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
5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构成的主张
一个完善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应当能够满足各种财务管理主体
对各自的财务管理客体实施各种财务管理行为的需要
因此，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应该由财务管理基础理论
财务管理主体理论、财务管理客体理论、财务管理行为理论
和财务管理其他理论五个部分构成
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主要包括
财务管理本质理论、环境理论、假设理论
目标理论、职能理论、原则理论、方法理论等
财务管理主体理论主要包括
国家财务管理理论（含国家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管理理论）
公众财务管理理论（含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等管理理论）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理论
企业（含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理论
其它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理论
家庭及个人财务管理理论等
其中，国家财务管理理论、公众财务管理理论
构成宏观财务管理理论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企业财务管理理论
其它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理论、家庭及个人财务管理理论
构成微观财务管理理论
财务管理客体理论主要包括
筹资活动中关于资产取得、资产耗用和资产保全的管理理论
投资活动中关于资产取得、资产耗用和资产保全的管理理论
经营活动中关于资产取得、资产耗用和资产保全的管理理论
财务管理行为理论主要包括
财务预测理论、财务决策理论、财务预算理论、财务核算理论
财务控制理论、财务分配理论、财务分析理论、财务审计理论
财务沟通理论、财务协调理论等
其中，财务核算理论就是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理论
财务管理其他理论主要包括财务管理法规理论、政策理论
体制理论、发展理论、比较理论、教育理论等
6关于财务管理学科归属和地位的主张
曾几何时
财务管理学科仅仅是
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所属的企业管理二级学科下的一个小小的学科
而会计学科与企业管理学科并列为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
财政学科、金融学科则被划归到经济学门类
作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两个二级学科
这种学科归属和地位的安排
严重脱离了基于汉字“财”和“务”的字义而界定的
财务管理的本质、内涵、外延以及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
极大地制约了中国财务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根据上述财务管理本质、内涵、外延以及理论体系构成的主张
我曾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苦思
中国财务管理学科的构建
是否可以构建出一个
包括传统的财政学（含税收学）、金融学（含保险学）、会计学（含审计学）
在内的大财务管理学科呢
如果可以，那么
就要对这个大财务管理学科的归属和地位做出新的安排
将它归属于管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
下设宏观财务管理学和微观财务管理学两个二级学科
宏观财务管理学主要包括国家财务管理学和公众财务管理学
国家财务管理学主要包括
国家财政管理学、国家税收管理学
国家金融管理学、国家外汇管理学
公众财务管理学主要包括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学、社会慈善基金管理学
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学、社会福利基金管理学
和住房公积金管理学
微观财务管理学主要包括
企业（含金融企业）财务管理学、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学
其它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学、家庭和个人财务管理学
7关于中国特色财务管理学科的主张
综上所述，中国财务管理学科的构建
应当以汉字“财”和“务”的字义为基础
构建出一个具有以下特征的、中国式的财务管理学科体系
从本质上看
中国的财务管理就是“对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所进行的管理”
从内涵上看
中国的财务管理是法人或自然人
在其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中
对其合法拥有或依法控制的资产
在取得、耗用和保全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
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决策、准确的预算和核算
严格的控制和审计、合理的分配和分析
有效的沟通和协调的一项管理活动
从外延上看
中国的财务管理包括
国家财务管理、公众财务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企业财务管理
其它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家庭及个人财务管理等
包括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中
关于资产取得、资产耗用和资产保全的管理等
包括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核算（即会计）
财务控制、财务分配、财务分析、财务审计
财务沟通和财务协调等
同时还包括传统的会计学、审计学、财政学、税收学和金融学等
从理论体系构成上看
中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主要是由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主体理论
客体理论、行为理论和其他理论所构成
从学科归属和地位上看
中国的财务管理学科是一个包括
宏观财务管理学和微观财务管理学这两个二级学科在内的
属于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后记：广西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的办学实践
1.专业定位：（1）基于会计，涵盖审计、财政和金融；（2）立足微观主体财务管理，兼顾宏观主体财务管理；（3）针对所有财务管理客体，实施10种财务管理行为；（4）夯实财务管理理论基础，强化财务管理操作技能。
2.专业特色：（1）从汉字“财”和“务”的字义出发，构建了一个包括宏观财务管理学和微观财务管理学在内的“大财务管理学科”体系及其对应的教学内容体系。明确告诉学生：不仅企业，而且国家、公众、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其它非营利组织以及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需要进行财务管理。（2）坚持“大财务管理学科”的观点，把会计学科看作是财务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把会计工作看作是整个财务管理工作的一种重要工作，把会计行为看作是所有财务管理行为中的一种重要行为。要求学生必须首先学会做会计，然后才能去学会做其它的财务管理工作。（3）以管好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作为对学生专业知识的要求，以有效实施财务管理行为作为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要求。明确告诉学生：在对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进行管理时，至少应当掌握财务预测、决策、预算、核算、控制、分配、分析、审计、沟通、协调这10种专业技能。
3.人才特点：（1）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不仅企业，而且国家、公众、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其它非营利组织以及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需要进行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无处不在，每一个人都应当树立并践行“全民财务管理”的观念。（2）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一个财务管理主体内部，没有什么事情不跟资产有关，因此，没有什么事情不是财务管理的事情，财务管理无所不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树立并践行“全面财务管理”的观念。（3）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一个财务管理主体内部，没有什么人不在做着财务管理的事情，财务管理无人不做，每一个人都应当树立并践行“全员财务管理”的观念。（4）学生能够掌握并运用财务预测、决策、预算、核算、控制、分配、分析、审计、沟通、协调这10种专业技能去管理那些跟资产有关的事情，他们既不是会计专业学生的翻版，也不是金融专业学生的克隆，他们有着独特的知识结构和技能优势。
韦德洪教授简介
韦德洪，字臻 ，号斐穆，广西宾阳县武岭村人，现为广西大学商学院财务与会计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负责人，广西大学MBA财务管理方向导师组组长，广西大学财务管理专业责任教授；广西韦德洪财务顾问工作室首席顾问，广西会计学会副秘书长，广西审计学会副秘书长，《广西教育财会》杂志主编，广西知名的财务管理学教授和财务管理咨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