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32:27
乌克兰危机的性质
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美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舆论战、信息战。危机伊始，俄罗斯就指责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挑起了这场危机。普京3月18日的演讲、4月17日的电视对话，10月24日在瓦尔代俱乐部会议的发言，都系统地阐述了俄罗斯的立场。普京多次宣称，“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有权力保护它的同胞（包括海外的同胞）”，“乌克兰的历史文化与俄罗斯密不可分”，“北约东扩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在历史上属于新俄罗斯”，“所谓俄罗斯企图重建帝国、侵犯邻国的观点没有依据”。
俄罗斯政府的说法在美国遭到普遍质疑。前国务卿希拉里和《大棋局》作者、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均明确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与纳粹德国上世纪30年代的扩张相提并论。前副总统切尼认为，俄罗斯“入侵”并“占领”克里米亚是明显的对条约承诺的违反。俄罗斯政府具有义务，承认从苏联和华约中新独立国家的边界，而普京完全不顾所有那些承诺。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塔尔博特将普京的主张称为“种族地缘政治学”。他认为，普京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违背了俄罗斯过去的誓言――尊重邻国的和领土完整。
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萨洛特称，美国领导人从未正式向俄罗斯保证过北约不会东扩。布热津斯基则坚决否认北约东扩是对俄罗斯战略安全环境的挤压。他强调，北约东扩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中东欧国家人民的自主选择，俄罗斯没有权利干涉。他说：“什么是这些国家（中东欧国家）人民的愿望？（什么是这些国家）处于苏联40年压迫下获得自由后的愿望？他们不想（将来）成为一个复兴的俄罗斯和一个残缺西方（其边界止于原西德的边界）之间的棋子。他们想成为民主西方的一部分，最终成为欧盟的一部分。这是完全合理的愿望。这对俄罗斯不是威胁――除了那些俄罗斯人，他们总是设想俄罗斯成为一个统治帝国，不仅统治俄罗斯人民，还要统治与俄罗斯毗连的领土。”
赫鲁晓夫的孙女、纽约新学院大学教授赫鲁晓娃明确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苏联时期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入侵阿富汗相提并论。她指出，俄罗斯正在重复历史的错误。她坚决否认普京的说法，即1954年移交克里米亚给乌克兰只是赫鲁晓夫个人的决定。她也否认历史上的基辅罗斯和莫斯科有必然的联系。
美国该如何对待俄罗斯，如何对待欧洲，如何对待全球新的安全形势。
针对这次危机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俄是否武装“入侵”了克里米亚，俄是否该为马航MH17航班的坠毁负责，俄是否介入了乌东部局势，俄罗斯领导人一再否认。而美国专家学者的回答则是肯定的，而且具有普遍的共识，即俄罗斯部队“入侵”了克里米亚;俄罗斯部队，成建制的部队介入了乌东部的冲突;俄罗斯支持的乌东部反政府武装或者俄罗斯人应对马航飞机的坠毁负责。
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态度稍显和缓，他采取了两分法：一方面，他批评俄罗斯强迫乌克兰成为一个卫星国，不断扩张自己的边界，将重复其历史错误，并导致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乌克兰和俄罗斯具有特殊的文化、宗教和历史关系，同时俄海军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西方应该理解这一点。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则认为，乌克兰危机错在美国和欧洲;西方试图借助北约和欧盟东扩为手段，让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西方进入了俄罗斯的后院，这威胁到俄罗斯的核心战略利益。在这次大讨论中，基辛格和米尔斯海默属于少数派。
普京的意图和动机
对普京意图和动机的分析、判断，是这次讨论的另一个主要方面。许多人认为，普京的目标就是要恢复帝国或重建势力范围，欧亚联盟就是一个复兴帝国的计划，普京反美主义的背后隐藏着俄罗斯的沙文主义。
早在2011年12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就明确称普京的欧亚联盟设想是试图“重新苏联化”。2014年7月25日，她再次强调，欧亚联盟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在普京的脑子里，有一个战略计划，（建立一个）能和欧洲竞争的欧亚联盟。他不断试图恐吓欧洲人，不仅仅通过能源，还通过干预（别国）选举，收买欧洲国家的新闻媒体，试图挫败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加入欧洲（的企图）。”布热津斯基也指出：“普京正在努力追求的，就是在乌克兰制造足够多的困难、足够多的无序，最终，乌克兰政府，某些普京支持的暴徒重新控制权力，放弃转向民主西方的努力。然后，这些当权者将加入普京的行列，创建欧亚联盟。欧亚联盟不是别的，它就是前苏联的一个新名字，或者是前沙皇帝国的一个新名字。”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他指出普京最终的目标就是“重建以前的俄罗斯帝国”，“这个帝国包括乌克兰，包括摩尔多瓦，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如果我们不显示力量――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做的那样，那么，他（普京）将认为这是（西方的）弱点，并利用这些弱点。这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危机。”
什么是普京行为的思想根源呢？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巴巴申和索本认为，著名的欧亚主义者、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杜金是普京的“大脑”。杜金称乌克兰危机是“重新统一斯拉夫民族的一场战斗”;欧亚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帝国。布热津斯基指出，认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仅仅是普京突然“暴怒”的结果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不是一种愠怒而是一种征兆，一个更为根本问题表现出来的征兆――俄罗斯在过去六到七年逐渐出现并不断成长的近乎神秘的沙文主义。普京领导着这场运动，这种沙文主义所具有的内涵，对俄罗斯和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和西方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罗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莫托尔提出一个问题：普京是否处于理性状态？纽约大学教授加莱奥蒂指出，“他（普京）确实变得日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相信俄罗斯具有某种伟大的历史使命，在他的周围没有人质疑这些。在他的内部圈子中，他失去了所有那些批评他的政策、不同意他的政策、告诉他真实事实的人。他现在被一些趣味相投的人所包围，他们知道如何走进他的内心，（方法）就是将其（普京）所思所言再反馈给他……他不能宽容周围任何人质疑他对世界的看法。”
美国的政策选择
由于乌克兰危机，美国面临着四个问题。第一，对乌克兰局势的应对。最紧迫的问题是是否向乌提供致命性武器。第二，如何重新认识东欧，如何加强东欧防务。第三，美国需要怎样的对俄政策，是否对俄重建遏制战略。第四，与第三个问题相联系，俄罗斯和中国，谁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
乌克兰危机标志着奥巴马政府对俄“重启”政策的失败。由此而来，美国新的对俄政策到底是“接触”还是“遏制”，还是“接触”与“遏制”并举，对此争论颇多。美国许多专家学者，如切尼、麦凯恩、布热津斯基，要求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特别是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他们认为这样做虽然不一定能阻止俄军，但至少可以增加普京的顾虑，表明美国的决心。
加强东欧防务，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的防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这四国都与俄罗斯接壤，战略位置重要。而波罗的海三国有大量的俄罗斯裔人口。一些专家学者提醒，在这些国家，既要防范传统战争，更要防范非传统战争，例如渗透、颠覆、培植人、网络攻击和游击战等。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军事专家戴维森提醒游击战可能带来的风险：“北约必须考虑这种情况，万一这些全副武装、没有任何标记、类似特种部队、纪律严明的蒙面人员出现在一个北约国家，例如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就会开始另一场偷偷摸摸的入侵。”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格林博格强调：“存在这种危险，过分关注加强军事防务，波罗的海国家和北约忽略了俄罗斯工具箱中的非军事工具，包括推动和资助欧洲怀疑运动;鼓动激进团体，采取暴力活动、制造混乱;使用信息战技术，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强化反政府和反欧盟的态度。”
美国人十分关注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许多人对俄中接近保持警惕。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国家利益中心主席西梅斯、凯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彭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格林等人均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可能的中俄联盟的忧虑。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极力为俄罗斯的行为辩护：“华盛顿可能不喜欢莫斯科的立场，但是它应该理解这背后的逻辑。这就是地缘政治。大国对他们本土的潜在威胁总是非常敏感。毕竟，美国不能容忍遥远的大国在西半球任何地方部署军事力量，更不用说在美国边境附近。”他同时指出，“中国是美国未来惟一真正的潜在对手”，“将来某一天，美国也许需要俄罗斯的帮助去遏制一个崛起的中国。然而，美国当前的政策却是将莫斯科和北京更紧地推到一起”。米尔斯海默是“中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很明显，对中国的成见奠定了他的逻辑基础，左右了他的判断。对于他让乌克兰“中立化”或“芬兰化”的提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兼职高级研究员拉根和莫兰表示，美国不能接受，因为让乌克兰“中立化”或“芬兰化”的实质就是放弃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民主。
布热津斯基呼吁美国和中国合作，共同应对俄罗斯和中东的威胁。他表示，“我不支持那种说法，即（乌克兰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创造一个更为稳固的中俄联盟。中国正在仔细地观察，看发生了什么。在联合国就俄罗斯的不当行为进行关键投票时，中国没有支持俄罗斯”，“中国领导人是理性的、慎重的。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领导人是非理性的、感情用事的、反复无常的和危险的”。
2016年9月29日，中文版《白俄罗斯简史》新书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举行。《白俄罗斯简史》是时任白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白俄罗斯科学院人文科学部学术秘书、通讯院士A.A.科瓦列尼亚带领该所学者集体创作的学术成果，2011年出版。作者使用最新研究方法解读白俄罗斯的历史思想以及白俄罗斯的民族国家思想，以翔实准确的史料、条理清楚的逻辑及精炼优美的语言，对于白俄罗斯从远古到21世纪的历史进行了深度、权威的分析，反映了白俄罗斯人民在欧洲文明发展中的成就、地位、作用和贡献。该书译者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赵会荣研究员。她长期从事俄罗斯和欧亚地区问题研究，代表作有《大国博弈――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战略设计》《中亚国家发展历程研究》等。
在会上，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室主任刘显忠研究员发言指出，白俄罗斯史是个没有开发的领域，不仅中国就是国际上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欠缺，因此看，《白俄罗斯简史》的出版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白俄罗斯、俄罗斯、波兰的全新视角。白俄罗斯在地理上处于欧洲的中心，但民族国家的建立比较晚，20世纪才开始了在民族基础上建立白俄罗斯国家的进程。这本书是具有真正独立地位的白俄罗斯学者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解读，与苏联及西方的描述有很多不同。
首先，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及波兰在历史上有复杂的关系。作者在这部书里为了确立白俄罗斯认同，突出了古罗斯发展中的白俄罗斯因素。作者认为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关系更密切。白俄罗斯的发展水平比立陶宛高，白俄罗斯文化对立陶宛有影响。作者也像俄罗斯学者一样，强调白俄罗斯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是欧洲文明的组成部分，还强调了白俄罗斯人在波兰反俄、俄国民族解放斗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不同于俄罗斯学者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其次，作者从白俄罗斯的角度讲述了对俄罗斯、苏联及波兰的认识。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对历史的理解有不同的视角。过去有很多著作都谴责“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谴责苏联推行强制“俄罗斯化”对苏联境内其他民族的伤害。而这部《白俄罗斯简史》却提供了另外的事实。书中讲述了处于波兰境内的西白俄罗斯在波兰受到强制“波兰化”。东正教堂、白俄罗斯学校缩减，白俄罗斯青年受到歧视，被迫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白俄罗斯共和国求学。波兰当局不使用白俄罗斯的称谓而称其为“东部边界地区”等。书中强调波兰对西白俄罗斯居民的“镇压”，形成了反波兰氛围。书中对上世纪20年代苏联的本土化政策评价很高，认为苏联推行的“白俄罗斯化”政策与波兰的强制“波兰化”形成了对比，导致西白俄罗斯人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白俄罗斯人移民开始对苏维埃白俄罗斯表现出好感。当然，作者也指出后来“白俄罗斯化”又被以“民族主义”问题而终止，苏联对白俄罗斯民族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镇压等。
作者在书中强调了苏联的建立、俄罗斯因素对统一白俄罗斯领土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苏联时期，尽管当时白俄罗斯的独立性非常有限，但行政边界开始发挥作用。苏联成立后，1923年3月举行的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参会人员正式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把有白俄罗斯人居住的维捷布斯克、戈梅利、斯摩棱斯克纳入白俄罗斯共和国，以最终解决确定共和国领土问题。1924年3月3日全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决议，使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领土达到11.0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420万。1926年9月，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向全联盟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扩大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的信件，正式提出把戈梅利省和普斯科夫省划归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并于1926年12月并入。1939年又把西白俄罗斯并入，白俄罗斯的领土扩大到22.57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一倍。1940年苏联领导人进行领土―民族划分，把立陶宛2600平方公里的领土和6.5万人口划归白俄罗斯。
第三，对苏联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对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基本肯定，只是突出强调了白俄罗斯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和在各条战线上为争取解放而发挥的积极作用。
〔提提提要〕乌克兰危机引发美欧与俄罗斯之间激烈对抗。北约承担了美欧与俄罗斯军事竞争的主要压力，冷战后开启的改革进程出现转折，将集体防御提升为联盟首要宗旨，指认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威胁，并制定加强集体防御的军事纲领，推动与乌克兰当局的军事、政治合作。由于俄与美欧的角力仍在进行当中，联盟内部对俄政策存在分歧，北约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关 键 词〕乌克兰危机、北约集体防御、北约改革、俄罗斯
〔作者简介〕邢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5）3 期0064-11
北约在1990 年7 月初召开伦敦首脑会议时已看到冷战行将结束的形势，开始酝酿战略转变。1991 年11 月，北约在罗马峰会提出冷战后第一份《战略概念》，发表了《罗马和平与合作宣言》，开启改革进程。北约改革的方针是固本求新，既不放弃集体防御宗旨，又力争与之前对手化干戈为玉帛，以求平稳过渡到欧洲新秩序，为新时期继续发展打下根基。同时，为适应更为复杂的国际安全挑战，北约提出了应对危机处理、合作安全等新任务，以培养新能力、新伙伴，变军事、政治集团为政治、军事集团为改革指标。然而，冷战结束二十余年后，乌克兰危机再次引燃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与积怨，强烈冲击了欧洲安全局势，促使北约的理念与行动偏离了原有的改革路线。
一、军事集团性质与功能重新突显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背负大西洋军事联盟职责，置身于与俄罗斯对抗的前沿，冷战后有所淡化的军事集团性质与功能再次突显。
（一）将集体防御提升为联盟首要宗旨
在后冷战时代的改革道路上，北约集体防御功能曾有所淡化。乌克兰危机导致美欧与俄罗斯正面对抗，北约据此判断当前联盟处境发生“拐点性”变化，[1] 北约必须为捍卫成员国安全重新突出集体防御功能，迅速增强大西洋联盟的军事实力。2014 年9 月北约威尔士首脑会议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泰晤士报》联合刊文，为联盟将主要任务转向与俄军事对抗定调，宣称“我们将保持军队在东欧的持久存在，让俄罗斯明白我们会坚持集体自卫承诺”。
（二）指认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威胁
北约虽未将俄罗斯完全还原成苏联那样的冷战敌人，但对与俄“为友非敌”的关系定性进行了大幅改动。威尔士首脑会议声明指出，当前欧洲—大西洋安全受到多个地区、多种形式的威胁，但最突出的威胁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它是“对欧洲完整、自由与和平愿望的根本性挑战”。[2] 北约宣布停止与俄进行一切军民领域的务实合作，还于2014 年7 月刊文梳理了后冷战时期双方的争执，指责俄一直扮演着破坏双方关系的角色。此外，北约和美、英等国领导人对俄态度强硬，在不同场合对俄进行外交、政治讨伐。在联合国大会上，奥巴马将俄的“侵略”行为与“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埃博拉传染病并列为全球三大威胁，将俄置于世界公敌位置。
（三）制定加强集体防御的军事纲领
乌克兰危机爆发初期，北约与俄罗斯相互示强，不断扩大军事演习与军事调动规模，力图增加威慑对方效应，双方军事对抗随之升级。北约威尔士首脑会议通过的《战备行动计划》被称为联盟“冷战结束以来集体防御最大的进展”,[1] 表明北约与俄的军事对抗在新的纲领框架中完成系统性、整体性升级。根据已透露的内容，该计划的核心措施是建立一支由5000 名军人组成的先头部队，并由海、空、特种部队提供支援，可在几天内完成部署。先头部队原则上保卫联盟各成员国，但明确表示将优先实施在与俄相邻的成员国设立为后续部队做准备的“适当的指挥、监督单位”，枪口指向一目了然。2015 年2 月5 日，北约国防部长会议进一步落实该项行动计划，宣布在近俄前沿设立指挥、监督单位的计划具体落实于6 个成员国，即在罗马尼亚建立东南欧司令部，在丹麦、德国与波兰建立东北欧司令部，在格鲁吉亚设立训练中心，军力部署前移续有进展。
（四）促推与乌克兰当局的军事、政治合作
乌克兰当局在与俄罗斯的激烈对抗中大步西化，明确加入北约的决心，取消了本国不结盟地位，制定了加入北约路线图。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就此表示，尽管俄罗斯反对，但乌克兰有加入北约的自由，显示了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决定的鼓励。
2014 年12 月2 日，外交部长级的北约—乌克兰委员会发表公报，坚决支持乌克兰当局抗击“分裂主义分子”及俄罗斯“入侵”行动，欢迎乌克兰“坚定扎根于欧洲民主”，并制定了多项军事、安全合作措施。目前，北约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涵盖指挥、监督、通讯、后勤、标准化、智能防务、军转民、医疗等领域，更包括“大幅度增进乌克兰与北约部队配合行动能力”，[2] 扩大在乌克兰咨询机构, 帮助其“全面整顿防务与安全部门”等项目。[3] 北约还为援助乌克兰当局设立专项基金，在乌克兰西部进行联合军演。北约虽未以集团名义决定对乌克兰当局提供致命性武器，但对成员国与乌克兰的双边军事合作则更加放手，美国军队借此以培训乌克兰军队为名进驻乌克兰领土。由此看来，北约虽尚未接纳乌克兰为其成员，但作为“特殊伙伴”联系紧密，北约对乌克兰军事、政治事务的介入程度较高，且还将步步深入。
二、不断碰撞的北约与俄罗斯互动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及其引起的东西方对抗是北约与俄罗斯冷战后地缘政治争夺步步激化的必然。
（一）冷战后北约与俄罗斯关系曾有推进
冷战后，北约启动改革的一个出发点在于认为其与俄罗斯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因而需开发北约除军事以外的其他活动领域，以将俄罗斯的发展稳定在自己期望的框架中。北约重视对俄关系，并做出了相应努力。1997 年5 月27 日，北约成员国首脑和秘书长索拉纳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巴黎签订《关系基础文件》，互设联络、磋商的外交与军事机构，北约许诺在有关欧洲安全问题上与俄平等协商。俄也进入北约领导的欧洲—大西洋伙伴机制。北约及其主导国美国在核裁军、欧洲常规裁军以及地区热点上与俄进行了一些合作。“9·11”事件发生后，俄在国际反恐合作中对美、欧提供了实质性帮助，欧洲舆论一度呼吁改变对俄的负面认识。2002 年5 月，北约与俄联合召开罗马首脑会议，决定将北约与俄协商机制由“19 ＋ 1”改为“20”，以示认同俄为“自己人”。
（二）双方后冷战战略设想无法对接
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发展远未达到设想，关系进展有限，且时而发生碰撞，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在冷战后欧洲的战略利益与考虑同床异梦。
1990 年11 月19 日，北约、华约22 国和欧洲中立、不结盟国家在巴黎召开欧安会特别首脑会议，签署《新欧洲巴黎宪章》等三项文件，宣布了冷战结束后共同迎接“欧洲和平、合作新时代”。但美欧与俄罗斯对冷战结束意义和战后格局的设想并不相同。冷战的结束并无国际法意义上的“战败国”，但美欧都将冷战终结视为“以和平方式战胜专制”的胜利，抱有将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视为“失败者”的心态。俄罗斯国内外政策与影响力虽与苏联大不相同，但北约以“共同价值观”作为立盟根本和判断与他国关系亲疏的准绳，对俄罗斯并不完全认同，最多视其为或可改造的对象。索拉纳谈及冷战后处理与俄关系原则时，表示“协助俄罗斯在欧洲新框架内找到合适位置”，似乎释放对俄的善意，但就双方间“我主你从”的意识和监管、规范俄罗斯的意图却显露无遗。
进而言之，俄罗斯的领土与实力虽大为缩减，但其固有的独立发展意志在后冷战时期有增无减，并未失去大国地位追求。俄罗斯组建独联体后，致力于发展欧亚合作机制以维系传统影响，在中东地区等国际热点事务中有着特殊的发言权，一心发展可与美国一争高下的核武库威慑力，并不听命于西方对其政治取向的指点和安排。这大大违背了西方对冷战后俄罗斯地位的设想，双方关系中竞争因素高于合作可能。北约与俄罗斯之间难有切实的、延续的互信与尊重，分歧演化成矛盾争执的概率甚高。
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在振兴国力的同时“向西方讨回公道”，扭转国际关系中弱势地位的意图明显，西方国家由此更加确认不管如何处理对俄关系，“统一、自由、和平的欧洲”也难以容下俄罗斯。自此，约束俄罗斯影响外延，加强对其国内事务干预，遏制俄罗斯“恢复苏维埃帝国”的意向，成为西方处理对俄关系时的重要考虑。
（三）东扩与反东扩角力激化欧洲地缘政治争夺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大都意图“回归欧洲”，要求靠近、参加北约和欧盟，开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发展道路。北约据此声称“东扩是回应申请入约国的要求”，但压制俄罗斯战略势力也是北约东扩的一项根本目的。
实际上，北约对于东扩给俄罗斯造成的影响和俄罗斯的抗争心知肚明，因而每次东扩的进程大致都以俄罗斯反对——北约与美国给予俄罗斯一些安抚性回报——俄罗斯勉强接受三部曲告终，北约节节前进，俄罗斯步步为营又步步后退。经过冷战后的三次东扩，北约已经逼近了俄罗斯边界，而其对承诺的回报却并未兑现。北约曾承诺在有关欧洲安全问题上与俄罗斯平等协商，但随后就解释为“就共同利益问题与俄罗斯协商，但独立行动权利不受侵犯”，使承诺变为一纸空谈。北约在前述对双方冷战后关系的辩解声明中，对德国统一后北约做出不向中、东欧扩展的许诺矢口否认，声称该项承诺没有“正式的书面决议”。
同时，北约扩员只为满足申请国愿望而无其他目的的辩解更是难以自圆其说。近期，美欧围绕乌克兰危机联手对俄罗斯实施的强硬对策，就没有被北约一些新成员国完全认同，表明这些国家虽愿参加北约，但并无与北约共同遏制俄罗斯的用意。冷战后，北约首批发展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曾被视为阵营转换的典范，而当前捷克、匈牙利就与北约在对俄罗斯强硬立场上保持了距离。捷克总统泽曼坚持赴俄罗斯参加纪念二战胜利活动，打破了西方一致行动孤立、打击俄罗斯的意图。美国驻捷克大使无理、无礼地予以指责，泽曼反唇相讥，两国关系一度掀起风波。由此看出，北约对新入盟成员国的愿望并不完全尊重，除非它们无条件地同意一致抗俄。泽曼总统事后还发表谈话，表示不相信俄罗斯会出兵北约波罗的海盟国，不相信俄罗斯会吞并乌克兰东部，与北约极力渲染的俄罗斯“侵略”唱反调。同时捷克、匈牙利对美欧采取的对俄经济制裁表示保留，此间匈牙利还与俄罗斯敲定能源合作等项目，拒绝与美欧举措亦步亦趋。
（四）争夺乌克兰激化北约与俄罗斯间对决
乌克兰、格鲁吉亚被俄罗斯视为抵御北约的最后一道防护墙，因而拼尽全力护卫。北约则不破墙而入决不罢休，双方争斗短兵相接。北约把乌克兰、格鲁吉亚两国列为重点发展对象，竭尽拉拢之能事。以与乌克兰关系为例，早在1997 年7 月北约冷战后首次扩员时，就盯上了对俄战略意义更重的乌克兰。北约与乌克兰建立关系之初就高调签署《特别伙伴宪章》，赋予该项合作与众不同的意义。1999 年4 月，北约与乌克兰举行首次首脑会晤，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全面合作及乌克兰“加入欧洲—大西洋结构”的决心，并成立了北约—乌克兰委员会等常设合作机制。北约以帮助乌克兰改革为名，为拉拢乌克兰花了大力气。
北约、美国与欧盟配合，力挺乌克兰、格鲁吉亚两国西化，在两国发动颜色革命，挤压，推翻亲俄政权，打击反对西化力量，造成两国国内局势动荡。俄罗斯以强力手段反击西方攻势，2008 年秋为支持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独立，与该国亲西方政权间发生战争；在乌克兰则依托东部亲俄力量，推动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合作机制，极力牵制其西化步骤。
2013 年11 月2 日，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决定暂缓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虽然这一举措有考虑俄罗斯要求的因素，但远未跳出其一直以来在接近欧盟与维系对俄合作中保持平衡的政策。早已渗入乌克兰的外国势力操纵国内亲西方力量以此为借口发动激烈抗议，亚努科维奇政权很快被广场暴力推翻。美国高官无所顾忌地直接插手乌克兰新政权组成，大力促推乌克兰敌俄、向西政治的发展。俄罗斯不会听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乌克兰旁落西方，也相继采取支持乌克兰东部对当局的反抗行动、收回克里米亚等大手笔对策。冷战后美欧与俄之间的首场政治、军事、经济全面对抗爆发。
（五）北约在欧洲设立反导系统加深与俄罗斯对立
北约以防范其它地区威胁为名，在近俄地带设立欧洲反导系统，俄罗斯对于自身战略力量因此遭到削弱表示严重关切。为消除在此问题上的争执，北约、美国与俄罗斯进行数次协商，但终因不能弥合双方深层战略考虑的对立无果而终。普京总统宣称，美国一手操办的北约欧洲反导系统是对俄罗斯的最大威胁。反导系统之争刺激俄罗斯加大投入，增进突破反导系统能力。北约反导系统成为催化东西方军备竞赛升级的引火点。
综上所述，冷战后东西方欧洲地缘政治日趋激烈的争夺，早已埋下了乌克兰危机爆发的伏笔。
三、北约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北约将继续维持军事集团功能的突显，但也并非全面返回冷战状态，未来发展走向呈现不确定性。
（一）继续承担军事对抗重任
乌克兰危机和解前景渺茫。俄罗斯、乌克兰当局、德国与法国四方峰会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议落实艰难，内战双方誓不两立，俄罗斯、乌克兰当局立场相左，俄罗斯与德国、法国间存在意见分歧，停火状况难得稳定，乌克兰东部地区地位的解决更前景渺茫。尽管美欧与俄罗斯都表示政治解决危机的意图，但军事争夺互不示弱，安全风险不免加重：第一，双方都向陆、海交界处屯兵布阵，造成几乎“鼻尖相碰”状态，空中战机近距离相峙事件时有发生；第二，美国扬言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致命性武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表示，“我们绝对应考虑武装乌克兰”。而美方筹划一旦实施，俄罗斯绝不会袖手旁观，战争危险一触即发；第三，乌克兰当局坚持西化政策，迈开参加北约步伐，目前俄罗斯尚以断绝与北约关系相要挟，日后如北约正式接纳乌克兰，俄罗斯的反击举措绝不限于此。
长远来看，日益升级的政治争斗刺激了东西方军备竞赛，各自防止对手获得军事优势的意志更为强劲，此前达成的裁军协议受到撼动。俄罗斯国防部长宣布将不顾经济困难，坚持完成2020 年前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对此，北约也将加紧保持实现集体防御的实力，在增强军事集团性质和能力上可能越走越远。
（二）冷战特质的恢复仍有限度
北约虽与俄罗斯展开军事、政治持续对抗，但完全返回冷战的可能性较低。首先，国际形势正在经历空前复杂、深刻的变化，欧洲形势虽呈现冷战色彩，但与冷战时期有本质区别。冷战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两极格局的形成，而当前世界日趋向多极化、多边化发展，美俄难以再次主导世界事务。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东西方在应对此类安全问题上难靠一己之力解决，国际事务不再处处以东西方对抗为主线。
其次，北约对自身所处的“前景不定的世界”有清醒的认识，俄罗斯不是北约面临的唯一挑战。冷战后，北约一直定位于集体防御、危机处理和合作安全功能，当前，即使将集体防御提升为首要职责，北约也不可能将全部精力和资源投入于此而不顾其他，毁掉多年改革的成果。实际上，危机处理与合作安全两项功能对北约仍有现实意义，不可懈怠：北约完成在阿富汗领导国际维和部队的任务后，还要为维护该国安全做大量工作，不可完全放手不管；北约参与了中东地区国际反恐合作，训练伊拉克本国安全部队是其任务之一；为应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兴起，北约虽未整体出动，但已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国际会议。
最后，冷战结束初期，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争夺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时士气很盛，而彼时的俄罗斯羽翼微弱，心有余而力不足。今时不同往昔，北约认识到基于今日俄罗斯的实力与斗志，放手与之军事对决的代价非同小可，须注意把握对抗尺度，避免走上引爆战争的不归路。就武装乌克兰政府军问题，北约未作集体承诺；就向与俄罗斯交界成员国派驻常设部队计划的执行，北约至今还以“轮换”、“灵活”、“可大可小”的言词形容，留有余地；北约—乌克兰委员会公报中，也尚未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三）内部对策差异继续表现
东西方关系紧张一直对北约盟友间关系发挥着双重影响：在紧迫形势下，美国与欧洲盟友抱团御敌需求增大；但在斗争危险度增强，可能付出重大代价时，双方的考虑、对策差异又不可避免。此次应对乌克兰危机中，美国与欧洲盟友关系再现了这一辩证性规律。
美欧推进西方势力东进、力克俄罗斯的战略考量基本一致。北约欧洲成员认为，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严重破坏自身在欧洲维护的秩序，不能容忍。北约在军事领域抗俄的同时，欧盟在经济与外交上则对俄实施加码的制裁，公众舆论反俄势头上升。与2003 年德、法两国带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引发北约内部分裂的局面相比，当前美欧战略关系大不一样。但是，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处境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安全利益与政策上对欧洲大局的全面、长远考虑与美国的差别难以消除。欧洲与美国的分歧时有显露，其显示与美不同意见的愿望与能力也有提高，对北约决策的影响力有所增长。
在北约内部，美欧分歧集中表现在对俄罗斯政策上。不管如何与俄罗斯对抗，欧洲成员国都会小心地止步于干戈相见的边缘，以确保欧洲和平。2008 年4 月北约布加勒斯特首脑会议上，在德、法两国倡议下，决定停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入约程序，以避免与俄罗斯关系的紧张。欧盟虽全力加强与乌克兰制度性联系，推进乌克兰西化，但德、法等大国至今在是否支持乌克兰参加北约问题上没有松口，避免引起与俄罗斯的严重军事对抗，威胁欧洲安全。美国声称谋划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致命性武器，欲在直接参战上迈出步伐，欧洲成员大都表示异议，默克尔总理除在2015 年2 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表态反对外，又亲赴美国极力劝阻。德、法两国一直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进行接触，探索和解途径。2015 年2 月，两国首脑亲赴明斯克，在乌克兰当局和俄罗斯间苦苦斡旋，终于达成明斯克停火协议，极力为危机滑向战争踩刹车。
欧洲盟友的态度对美国行动形成了牵制，美国当然有所回应。美国政府要员就欧洲盟友反对武装乌克兰，指责其“不配合”、“不坚定”。历史上，美欧在对俄政策上各持己见、相互交锋的事件不止一桩。2008 年秋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持强硬立场，对法国出面促使俄、格停战及欧盟与俄重开新伙伴条约谈判十分不满。欧盟外长会议则致函奥巴马，建议对“经济复苏、外交活跃、正在崛起的俄罗斯加强接触，避免冲突风险”，要求美国不要干扰欧洲与俄罗斯打交道，让欧洲发挥更大作用。
美欧间另一难解的矛盾在于对北约的财力、人力支持。美国抱怨欧洲盟友对北约吝于贡献，既不愿出钱，也不尽力。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卸任前，在美欧多处论坛上宣泄了美国的强烈不满，他指责欧洲盟友“只知消费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而无平分联盟负担的政治意愿与行动”，“北约本为冷战时期保卫西欧而生，美国为此大把花钱，但战后美国在北约开支中的份额却不降反升了75%”。他还批评参加对利比亚空中打击的欧洲国家不到联盟欧洲成员的1/3；出兵阿富汗的欧洲国家自行撤军，不顾整体；有的将部队布置在战争激烈的战区之外。盖茨警告说，长此以往，大西洋联盟形成了美国和英国等少数欧洲国家承担艰巨任务，而其他国家得益于北约保护，却不承担费用和风险的“双层次联盟”，美国最终将决定不再“独自为北约冲锋陷阵”。 2014 年5 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讲话时表示，美国GDP 低于北约其他成员的总和，而军费开支则为后者的3 倍。
美欧就联盟负担分配的争执是北约的一大心病。北约领导不断呼吁各成员国同心合力，共同为联盟付出“时间、精力和资源”，[1] 敦促欧洲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普遍提到本国GDP 的2%，赞扬已达标和正式保证达标的国家，对其他未达标成员国施加压力。
审视北约内部关系的另一视角是，欧洲成员面对危机所表现的异同。美国入侵伊拉克事件曾掀翻了欧洲国家内部关系，分裂为反战与主战两派；而应对乌克兰危机，北约欧洲成员立场大体一致。不过，此次北约与俄罗斯的角力以欧洲为主场，欧洲各国安全都受到近身威胁，在政策考量上产生的差别尽管有时细微，但值得关注。北约一些欧洲成员，包括正在进行入盟谈判的个别欧盟候选国，或因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或因与欧盟主流政治的隔阂，对西方一味对俄示强有所保留，不愿参与排斥、孤立俄的行动，而是维系与俄的来往、沟通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欧盟达成一致对俄政策的难度。与俄罗斯为邻的欧盟成员国对俄斗争坚决，要求北约大力加强对俄军事遏制，确保本国安全，同时对北约在本国领土派驻大规模常设部队也有所顾虑，担心引火烧身。
四、结语
欧洲安全局势骤然恶化打乱了北约改革进程，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角力难解难分，北约的未来发展处在十字路口，能否延续冷战结束后的改革初衷，坚持将军事、政治集团改革为政治、军事集团的目标被画上问号。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多国集团，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北约内部成员对联盟决策的作用力尤为复杂、多面。北约发展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发展走向事关欧洲的稳定与和平，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基辅罗斯――一个割舍不去的历史渊源
领导文萃：谈到俄罗斯历史，就会提到基辅罗斯， 乌克兰和俄罗斯究竟是怎样一种历史渊源？
闻一：还是先说说乌克兰这个称谓。乌克兰最早既不是民族的称谓，也不是国家的名号，它就是古罗斯西南部的“边陲之地”。在古罗斯语中，乌克兰就是“濒临边界的地方”、“国家交界之处”的意思。这个来自于地理概念的名称有着多重的含义。一是民族的，它是个众多的斯拉夫民族与其它民族居住和杂处的地区；二是的，它是个各种宗教集结、深有影响并相互对抗的地区，其中尤以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抗衡为最；三是国家的，它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都曾面对大国强权，都曾不得不在密室运筹、幕后纵横中求生存和发展。
现在，在如今俄罗斯的伏尔加河和乌克兰的第聂伯河流域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森林密布，草地绵延。沿河而居的是被称之为东斯拉夫人的民族，偏西北部和北部的是“罗斯”族，有记载说，所谓“罗斯”就是“沿河而居的人”；南部的是“基”族、“乌克兰”族以及一系列草原部族。北部的斯拉夫人和南部的斯拉夫人都曾经建立过自己的民族联合组织。西北部和北部的中心是诺夫哥罗德，南部是基辅。10世纪，在经过了激烈的部族、民族争斗、兼并与融合的过程之后，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留里克家族成为诺夫哥罗德的统治者，随后他们率军南下，攻占了基辅，与那里的斯拉夫民族联合成了“基辅罗斯”。所谓基辅罗斯就是首都定在基辅的罗斯国家。
这是公元852年的事。自从有了“基辅罗斯”，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沿岸的土地就成了一个国家，虽然这个国家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实质上是个部族、民族的大联合体。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乌克兰的基辅曾是最早奠立基辅罗斯的地方。从国家的起源上说（尽管当时的基辅罗斯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个不可分的斯拉夫民族大联盟。而从政治管理和制度上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本是“一家人”。公元988年，当时的基辅大公从君士坦丁堡引进了基督教（后来在基辅罗斯被称为东正教。东正教的意思是“基督教东方正教”）并定为国教。在东正教从基辅向北部和东北部传播的进程中，留在乌克兰地区的斯拉夫民族逐渐形成了“乌克兰民族”，而北部和东北部的斯拉夫民族则形成了“俄罗斯民族”。在莫斯科公国的强权下，俄罗斯民族被赋予“大俄罗斯民族”的称谓，白俄罗斯地区的民族成为“白俄罗斯民族”，而“乌克兰民族”则被划归“小俄罗斯民族”。
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历史渊源关系，普京总统2014年3月18日对俄罗斯上下两院的紧急咨文中说得十分清楚：“这里有古代的赫尔松，神圣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是在这里接受洗礼的。转向东正教，他的这一精神伟绩预先决定了一种将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联合在一起的共同的文化价值和文明基础。”
俄国时期：逃亡者的“自由
之乡”、最早开发的“工业基地”
领导文萃：在历史的长河中，乌克兰作为国家的形成和民族的成长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正如您前面介绍的，乌克兰作为“边陲之地”在历史中面对怎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
闻一：还是从蒙古大军入侵基辅罗斯说起。蒙古大军入侵基辅罗斯，乌克兰也遭受重创，基辅曾被劫掠一空。在蒙古大汗占领期间，整个罗斯国家经历了分解和重组的过程，乌克兰归属于立陶宛大公国。后来，立陶宛归顺波兰国并且接受了天主教。从此，乌克兰的执政者在三个世纪中（14至16世纪）不得不在两个强国之间求生存。于是，也是从这时起罗斯的东正教和波兰的天主教不和与抗争的种子就下栽到了这块边界之地的土壤里。
到了15世纪下半叶，在罗斯的土地上为争夺“谁是基辅罗斯的继承国”的斗争中，莫斯科公国日益强大，俄罗斯西部边界的土地（包括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逐渐转向莫斯科，所以从16世纪初始到17世纪初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俄罗斯（莫斯科公国）就与波兰国出现了更加激烈的边界之争。到了16世纪70年代末，经过一场争夺土地的利沃尼亚战争之后，立陶宛和波兰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大波兰王国”。于是，大波兰王国和莫斯科公国为争夺“边陲之地”不断地打仗，先是乌克兰地区的沃伦、波得拉谢、波多里埃、布拉茨拉夫和基辅地区归属波兰，后来，俄波又打了一仗，波兰不得不把斯摩棱斯克省、切尔尼戈夫省和北方省让给了俄国。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再次在动荡和战争中摇摆不定。
1654年，乌克兰地区哥萨克赫梅里尼茨基的起义的最后结果是，他所建立的“盖特曼”权力机构接受了对俄国的臣属。因此，这一年在俄国和苏联的史书上被写成为“俄国与乌克兰合并日”。宗教纷争和农民起义的频发表明了乌克兰，还有波兰对这一事实的否认和抗争，波兰和俄国对相互之间边界土地的争夺随之更为激烈。于是，出现了自此持续至当代的“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即“乌克兰西部边界”的政治问题。17世纪中期，乌克兰的西部边界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土地归属俄国，“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土地归属大波兰王国。大波兰王国和俄国成了恩怨不解的对头冤家，而乌克兰就不得不周旋于两个国家之间，在艰难维持的平衡中防止大国冲突、争斗，甚至战争带来的伤害。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乌克兰都处于大国的争斗之中。17至19世纪，欧洲国家对东方土地的争夺和俄罗斯帝国对西方土地的争夺达到了极为尖锐的地步，而这种争夺的中心地区就是波兰和乌克兰。土耳其、波斯、奥斯曼帝国想掌控波兰和乌克兰，俄国想掌控波兰和乌克兰，而作为被争夺对象的波兰也觊觎向东方，即向俄国，首先向“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扩展自己的疆土。于是，俄国和欧洲国家对波兰的多次瓜分以及随之而来的乌克兰边界之地的反复变化、俄国与波兰之间的分分合合成了这一时期欧洲局势的主要风向标。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1762―1796年），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的归属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个竭力要把俄国的疆土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要有一个更大版图的帝国的沙皇。在她执政的34年中，俄国进行了两次俄土战争，三次参与了瓜分波兰。这对乌克兰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不仅原来归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归属俄国，而且乌克兰的南部地区：扎波罗热、黑海北岸等地区也成了俄国的领土，乌克兰全境归属俄国。从此，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的这条边界线就成了俄罗斯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分界线，一个双方和多方不顾死活要争夺的地区。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乌克兰的前途命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她颁布法令鼓励并奖励外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来开发乌克兰东南部、当时为荒凉草原的顿涅茨克地区。17世纪末、18世纪上半期，她先后从荷兰请来了战船大炮专家查尔斯・加斯科恩，从威尔士请来了工业家约翰・休斯。加斯科恩在如今叫做“北顿涅茨克”的卢甘斯克建造起了铸造厂和蒸汽机制造厂等一系列工厂。而休斯在南边，即现在的顿涅茨克建起了一家冶金工厂，并在工厂附近建房定居，定居点就以休斯的名字命名――“休斯镇”，俄语的发音叫“尤佐夫卡”，这就是后来的顿涅茨克。
加斯科恩和休斯还带来了大批的科技人员和先进的机器设备。按照新科技开拓的顿涅茨克的新矿井一个接一个的产出大量的煤，斯拉维扬斯克的湖盐不再被偷运和走私，女皇严令在这一地区私自煮盐。这里产的优质盐占全俄盐产量的70%，从此俄国不再进口盐。贸易接着发展起来，有了铁路和港口，整个顿巴斯连成了一片，曾经闭塞的荒原成了俄国借助外国力量开发起来的工业重镇。
十月革命后的乌克兰
领导文萃：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乌克兰又是怎样一种历史？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面对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力量出现了哪些特征？
闻一：进入20世纪，乌克兰成了各个国家、各种政治力量、各个民族和社会集团矛盾冲突集中与爆发的地区。1917年十月革命后，乌克兰人要宣布脱离俄国独立。关于乌克兰的独立问题，列宁曾经明确地表态表示同意。1918年12月28日，在《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中，列宁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乌克兰要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联邦）呢，还是同俄罗斯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仔细加以考虑。”列宁坚决反对共产党人因“乌克兰的独立问题”而分裂。列宁的意见是：“共产党人只要在反对资本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就不应当为国界问题，为两国的关系是采取联邦形式还是其它形式的问题发生分歧。”列宁还特别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主张“为这些问题发生分歧是不能允许的。这些问题将由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解决。”
结果是列宁的主张得以实现。1919年3月10日，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哈尔科夫宣告成立。1920年2月2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以前就订立了条约。这个条约意味着两个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联邦关系。我们在这个条约的基础上正在建立日益亲密的联盟。”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以各自独立的共和国的地位组成联邦的进程中，1920年1月10日，斯大林被任命为乌克兰劳动军的负责人。一是迅速使顿涅茨克的煤炭工业军事化，保证俄罗斯中部地区铁路运输的燃料供应；二是实行全民义务劳动总动员，18至45岁的男人都在动员之列（专家延长至65岁），为此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纪律：所有的工人和职员都不得擅自离开企业，违者以逃兵送军事法庭审处。
但斯大林这时却越权做了一件事：1920年2月15日，他以乌克兰劳动军苏维埃的名义签署了一份决议：“将哈尔科夫省和叶卡捷琳娜斯拉夫省的部分地区组成顿涅茨克省。”根据这一决议，原本属于俄罗斯的顿涅茨克大部分地区转属乌克兰。斯大林本人的想法显然是：组成一个新的顿涅茨克省将使他自己在乌克兰劳动军总负责人的位置上拥有决定一切的大权、更便于行事。事前，斯大林并没有向列宁报告，没有得到中央政治局同意，而且顿涅茨克地区的各区委员会也都持有不同意见，这样的处事显然令列宁感到恼火。所以，一个月后人民委员会才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又一周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通过决议批准。
新的顿涅茨克省的成立并归属乌克兰，就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顿涅茨克是归属俄罗斯还是归属乌克兰的问题”。自这以后，顿涅茨克的民族、派别、政治力量的或暗中较量或明里争夺的情况就时断时续的出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这一地区的疆界划分和行政体制的变迁就会在危机和突变情况下发生。
苏俄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后，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建立起了“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20―1921年间，波兰的皮尔苏茨基政权觊觎于恢复“大波兰王国”，出兵乌克兰，攻占了基辅，为争夺乌克兰全境的土地和深入俄国后方广阔领土而战，于是，爆发了苏俄与波兰的战争。其后，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上建立，但乌克兰西部，即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的土地仍分别归属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王国。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一起组成了苏联。从这时起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一直是苏联框架内的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它的生存与发展都取决于苏联主体民族俄罗斯民族的利益与需求。
苏联时期：鞑靼民族的被迁移
领导文萃： 这次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成为引人关注的大事件，那么，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上是怎样一种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其中的鞑靼民族的被迁移又是怎么一回事儿？
闻一：在苏联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克里米亚问题。克里米亚三面被黑海之水所包围，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半岛，历来是俄国与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等国家争夺之地。自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克里米亚西南端建立了塞瓦斯托波尔军港之后，这里就是俄国黑海舰队的驻扎地和司令部。为了争夺塞瓦斯托波尔和整个克里米亚，俄国与土耳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1854年开始的那场克里米亚战争中，土耳其和英法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港湾外遭到了黑海舰队的奋力抵抗349天，黑海舰队在危急关头甚至在港口外炸沉自己的舰船，来堵塞联军的航道。结果虽然是俄军撤退到乌克兰的内地，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却成了俄国的光荣与骄傲。
十月革命后，这里的政权转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这里击退了最后一个白卫将军弗兰格尔后，1921年10月18日，成立了“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这里是70个民族聚居的地方，俄罗斯民族人数最多，占第二位的是鞑靼族，民族关系一直很复杂。所以，列宁对这个自治共和国的成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通过这个共和国进一步处理好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他说：“但愿这个小小的克里米亚共和国能成为一支火炬，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芒能照耀整个俄罗斯。”1944年5月10日，贝里亚给斯大林建议，“把克里米亚鞑靼人作为特别移民流刑犯迁移到乌兹别克斯坦去”，理由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背叛了苏联人民，让他们继续住在苏联的边境地区是不适宜的。斯大林批准了这一建议，结果有近20万鞑靼人被迁移出克里米亚。当年秋天，大批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迁入克里米亚半岛。1945年6月25日，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改组为俄罗斯属下的“克里米亚州”。由此，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成了苏联的一大民族问题。直到1967年，克里米亚鞑靼人才被恢复了名誉，但是他们的回归家园、居住、工作等的安排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1948年，塞瓦斯托波尔升格为俄罗斯联邦的直辖市，换言之，那就是在克里米亚半岛上有两个平等的直属俄罗斯联邦的政治机构，一个是克里米亚州，另一个是塞瓦斯托波尔直辖市。
领导文萃：此次乌克兰危机后，“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不断被提及，这个发生在苏联时期的事件，这其中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闻一：话说“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不能不说到赫鲁晓夫。在苏联所有的领导人中，赫鲁晓夫是与乌克兰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他在顿涅茨克当过钳工，当过十几年矿工，干过矿井的党组织工作，还上过那里的工人专科学校。在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当第一书记。所以，乌克兰的政治生涯是他一生的政治资本。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却也一生感到和乌克兰有着某种生疏感。他写过：“置身在乌克兰人当中，我仍感到有某种隔阂。虽然我懂得乌克兰语，但我从来没有达到能够用它来发表演说的程度。”所以，1938年，当斯大林派他重回乌克兰工作时，他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派我一个俄罗斯人到乌克兰去没有什么意义。”
1954年，是乌克兰归属俄罗斯帝国的300周年。一个主意出现在赫鲁晓夫的脑海里，这就是把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在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休息期间，主席团的成员们都去喝茶、饮酒了。两杯科涅亚克（俄国威士忌酒）下肚，赫鲁晓夫兴奋起来，想乘机在笑谈中让这个主意被大家所接受。但他也深知在这个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领导集团中，让大家接受这个主意并非易事。他在人群中走了一阵，打量了一阵，最后像是顺便提及似地说道：“嗨，同志们，有人建议把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大家睁大了眼盯住他看，似在询问：“这是什么意思？”赫鲁晓夫解释说：“是这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众人问：“为什么？什么叫没有什么了不起？”赫鲁晓夫嗫嚅着回答：“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
1954年1月25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正式提交了一份草案，让主席团批准：《关于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好在文字不长，全文如下：“1，批准会议所采纳的修正案，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令草案。2，认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专门会议审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是适宜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赫鲁晓夫。”
1954年2月19日，第三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35次会议通过了这种“转归”。会议上，作为主席团成员的赫鲁晓夫并没有讲话，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讲话都是重复了他的意见：一是“转归”是在“俄乌统一300周年这一意义重大的日子”实现的；二是“转归”“符合加强伟大的苏联各族人民友谊的利益”，“俄乌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将是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发展的苏联经济进一步巩固的保证”；三是“转归”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并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们把这视为共产党英明领导的典范和苏维埃政府对苏维埃乌克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关心”。最后，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还加了一点：“苏联的各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真正平等和相互理解以及尊重各加盟共和国繁荣的相互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历史上过去没有，也不可能有国家间的这种关系。”于是，“转归”从此生效。
在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转归乌克兰时，俄罗斯也从乌克兰将原属于乌克兰的一些地区并进了俄罗斯：乌克兰与俄罗斯交界的斯摩棱斯克、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的部分地区，并且将塔甘罗格并进了罗斯托夫州。这种领土的交换似乎和克里米亚的“馈赠”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于这种“转归”，乌克兰是非常高兴的。参加会议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科罗特钦科这样表示：“乌克兰人民将会怀着十分满意和万分感激的心情欢迎将克里米亚转归乌克兰的决定。这是俄罗斯人民对乌克兰人民无限信任和真诚友爱的又一明显的体现，是俄乌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的新见证。”
在苏联是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的时期，克里米亚由俄罗斯划归乌克兰管辖，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平民百姓，都没有产生过太大的怀疑与担心，也都没有想到过苏联有一日不复存在后这种领土的重分会产生怎样的严重后果以及由此而来的矛盾与冲突。直到苏联解体，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克里米亚的问题才提上了议事日程，并逐渐发展成越来越尖锐的国家间的、民族间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以及人心上的分歧、对抗和争斗。
普京总统与乌克兰
领导文萃：“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是赫鲁晓夫作为，而此次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克里米亚的“脱乌入俄”则是普京所为，如何看待普京和乌克兰的这个变局？
闻一：这要从苏联解体说起。1991年8月是苏联实际上解体的开始。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模仿叶利钦的俄罗斯宣告独立。乌克兰于8月24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布独立。1991年12月1日，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全民公决中当选为乌克兰总统。12月5日，他宣布乌克兰退出1922年建立苏联的联盟条约，并决定不再签署任何新的联盟条约。
12月7日，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的舒什凯维奇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附近的“别洛维日密林”的地方举行会晤，签署了三国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声明，并表示“独联体”的大门对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是敞开的。“别洛维日密林”意思是“野牛密林”，而“别洛维日协议”就像是从密林中狂奔而出的一条野牛，它成了苏联的终结者。
乌克兰独立后，新的俄罗斯联邦所遭受的损失是巨大的。俄罗斯失去了欧洲土地上最肥沃的黑土地产粮区，失去了苏联几十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所建造起来的工业基地、国防重镇和战略要冲地带，尤其是克里米亚的失去使俄罗斯失去了黑海上的门户，进而使曾经存在过的苏联海上霸权之路断裂开来，而黑海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也成了受制之地。
普京总统一直不甘心于这种痛失和受制的地位。2008年，在布加勒斯特的北约峰会上，普京说了这么一番话：“乌克兰――这是个历史误会，是一个建立在俄国土地上的国家。”所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以某种方式重新解决克里米亚的归属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克里米亚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和不可舍弃性，普京总统在2014年3月18日对俄罗斯上下两院的紧急讲话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克里米亚有俄国士兵的坟墓，由于他们的英勇无畏，克里米亚才在1783年被俄罗斯帝国所占领。克里米亚――这就是塞瓦斯托波尔，一座伟大的命运之城、要塞之城、堡垒之城和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诞生之地。克里米亚――这就是巴拉克拉瓦和刻赤、马拉霍夫山丘、萨蓬山――这些地方的每一处对于我们都是神圣的，这是军人的光荣和空前英勇精神的象征。克里米亚――各个民族文化和传统罕见的大融合，由此它是如此地与大俄罗斯相像，在这个大俄罗斯里数个世纪中没有一个民族消亡、被同化。”
普京还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其他民族的人一起生活在克里米亚的土地上，保存着自己的习俗、传统、语言和信仰。”普京总统进而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克里米亚――这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土地，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国的城市。”对于克里米亚的民族问题，尤其是鞑靼民族的历史问题，普京的表态是：“如果在克里米亚俄语、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是平等的语言，这将是正确的。我们尊重生活在克里米亚的所有民族的人。这是他们共同的家园，他们的小祖国。”对于鞑靼人被迁移的历史问题，普京也表示：“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完成给克里米亚鞑靼人恢复名誉的过程。”
领导文萃：作为俄罗斯问题的专家，您如何看待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复杂关系？
闻一：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关系上，有这样几点是很值得关注的。第一，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国与欧洲国家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焦点地区，它们的存在和变形，它们与俄国的恩怨情仇是理解它们关系的核心。第二，自从有了乌克兰这个国家，它就与俄国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观察和处理乌克兰与世界的诸般关系中，乌俄关系是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第三，在乌克兰（包括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有两个主要方面和一个核心问题。两个主要方面是：乌克兰西部边界地区和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而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的归属问题则是理解俄乌关系的关键。第四，克里米亚半岛在土地上与乌克兰紧密相连，但在历史的国家依附关系上却与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没有关系，自15世纪上半期以来，克里米亚以汗国的形式处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和扶助之下，时间长达300多年。自1791年至十月革命，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一样）归属俄国，时间也有200多年。
国际关系体系正在经历着戏剧性的变化。在以“金砖四国”联盟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同时作用下，西方世界的政治地位正在相对受到削弱。世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再平衡引起国际法的危机。由于对在国际政治中相互作用的准则没有统一的认识，导致大国之间的根本分歧，乌克兰事件使这种分歧达到了顶点。俄罗斯是华盛顿单方面行动的积极批评者。俄罗斯将极力促使美国和欧盟各国使用一视同仁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俄罗斯试图与世界主要游戏者们就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体系达成共识。但2014年，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大西洋理事会讨论乌克兰危机和俄美关系时表示：“我们的全球领袖地位模式正在面临危险”。因此，华盛顿似乎不准备就基于关键游戏规则构建的新世界秩序进行对话。美国在乌克兰事件之后还会继续坚持自己的进攻战略，而俄罗斯和中国将会用不断增强的实力与之对抗。其结果也许是世界政治冲突的潜力迅速增长，危险正在形成，这种危险逐渐转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日本是美国保持和巩固自己全球领袖地位的最重要“棋子”，是华盛顿遏制中国政策的中心环节。中国军队正在积极推进现代化建设，快速提升自己的作战潜力。作为回应，美国着手采取外交、军事和经济措施。美中之间存在着相互核遏制的关系，但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核遏制理论问题著名专家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观察，这种关系“极其不对称，美国占优”。
小布什政府时期制定的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构想开始以下列方式体现出来。2001年，美国和印度表达了发展长期伙伴关系的决心，而在2004年两国宣布了发展伙伴关系的后续措施。双方加强反导问题对话就是其中的一个亮点。2005年，华盛顿和新加坡签署了《战略框架协议》，为美国进入樟宜海军基地开辟了绿色通道，这是东南亚唯一能够接收美国航母的基地。2006年，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建立了三方长期对话机制，而在2007年这些国家与印度启动了四方合作模式。
就在2007年，华盛顿、堪培拉和东京在反导方面展开了相互协作。2008年，美国宣布愿意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即TPP，其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自由贸易谈判。2009年，美国著名战略专家、资深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建议中国建立“能够改变世界”的非正式“两国集团”。2010年3月，华盛顿开始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正式谈判。7月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里顿访问越南，出席在越南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10月11-12日，国防部长盖茨访问越南，并出席在越南举行的首次东盟防长扩大会议。10月29日-11月3日，希拉里・克里顿先后访问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出席在越南举行的东亚峰会。正如分析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访问是奥巴马政府用来作为借口，“表明提高自己在整个东南亚存在，特别是提升自己与越南战略关系的决心”。
2010年10月，美国与新西兰签署了《惠灵顿宣言》，将双边关系由“友好国家”提升为“新型战略伙伴”，从而使《澳新美安全条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签订的条约《太平洋安全条约》）复活。2011年，美国总统和澳大利亚总理宣布，未来几年五角大楼将向澳大利亚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同年，举行了美国、印度和日本外交部代表首次三方会谈。2012年，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宣称，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有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3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共同宣布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推动两国在经贸、科技以及防务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14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了《增强防卫合作协议》，以扩大美国在菲律宾领土的军事存在。
华盛顿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深表忧虑。其中最尖锐的就是归属问题。这一地区周期性爆发冲突迫使美国人证明自己对日本的安全担保。比如，2013年11月，中国政府宣布在东海设立其中包括上述“有争议岛屿”在内的防空识别区。然而，在与华盛顿军事政治联盟框架内，日本通过迅速放弃和平主义外交政策原则来自主强化自己的安保政策。
日本迅速放弃自己爱好和平的外交原则，为把美国与日本的军事政治关系转为真正军事强国联盟创造了前提条件。2014年，安倍政府对放弃战争的宪法进行重新解释，以允许更广泛地使用军事武力。由此可见，日美两国军事政治同盟突破了安全领域中的又一个关键限制。宪法继续遏制盟国的潜力，不过问题的实质在于，“日本修改安保政策的大趋势似乎不可逆转”。
俄美博弈
同时，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给美国的战略利益，比如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带来了损失。这样的政策也在损害日本的利益。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的僵局是这种政策的极端后果。与欧盟一体化往往伴随着加入北约，以及信奉“欧亚主义”学说，在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的同时，莫斯科开始为影响这个国家而与西方进行斗争。克里姆林宫采曾用过大量的西方手段，比如说，用科索沃的先例来说明吞并克里米亚的根据。专家认为，必须把莫斯科在乌克兰方向上的行动，视为俄罗斯领导人试图迫使华盛顿在北约东扩、反导防御、后苏联空间影响等问题上考虑俄罗斯利益。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行动显然可以被看作是“单极”世界构想破灭的征兆。
不过，正如现实所表明的那样，华盛顿拒绝与莫斯科就建立平等关系问题进行对话。乌克兰危机直接冲击了俄罗斯与八国集团中欧盟成员国的关系，使俄罗斯暂时失去了“八国集团”成员国身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合作计划减缩。在推行这种政策的同时，华盛顿至少可能会失去在中国和日本领土争端尖锐化的情况下，希望俄罗斯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据媒体报道，仅在2013年半年时间内，中国舰艇进出水域47次，而从2014年1-8月为20次。日本与俄罗斯的接近，既有利于千方百计希望就“南千岛群岛问题”加紧展开与俄罗斯对话的东京，也有利于为在亚太地区实现多边外交而重视深化与日方关系的俄罗斯，但对俄制裁阻碍了日俄接近的步伐。奥巴马政府无法找到有效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的方法，这无疑会给由美国控制的日本带来损失，因为这会阻碍俄日实现互利伙伴关系的新层面。
如果有人认为俄美仅仅是对抗性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双方曾试图构建非对抗关系模式。下列情况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 “戴维营宣言”和“华盛顿”；
* “纳恩-卢格减少威胁合作计划”（CTR）和“俄美监视卫星计划”（RAMOS）；
* 2013年11月14日，俄罗斯技术设备供应出口公司开始向美国发出最后一批从武器级铀（高浓缩铀）中获取的低浓缩铀，完成了“俄美高浓缩铀协议”的供应任务。2000年6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在莫斯科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关于建立导弹发射早期预警系统情报交换和相互通报导弹发射的联合中心备忘录；
* 2002年5月24日，普京和布什在莫斯科签署了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关于建立新型战略关系的莫斯科宣言；
* 战略安全和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问题协商小组；
* 对朝鲜实施联合制裁和俄美签署“第三阶段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
* 对德黑兰不可逆的制裁和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的批准；
* 暂停北约东扩、在中欧部署美国反导防御系统的第三阵区和使美国对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 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莫斯科容许在利比亚的西方军事行动；
* 扩大在阿富汗问题上的配合，取消了限制美俄贸易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
* 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并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致。
当然也必须承认，负面议程在相互关系中仍然占主要部分。俄罗斯前外长、现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称：“什么样的具体事件造成两国关系恶化―高加索冲突或者乌克兰选举，北约武装干涉南斯拉夫或者伊拉克战争，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或对俄前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公开审判，伊朗核问题的意见分歧或者斯诺登事件等等，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在面对一个稳定的趋势。”
与矛盾的主要原因相比，具体的事件的确不太重要。俄美关系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从冷战时期开始几乎没有变化。同过去苏联与美国的关系一样，现在的俄美关系仍然基于相互进行核遏制和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这样的体系不可避免地再现双边关系军事政治对立的逻辑。
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摧毁美国的国家。俄罗斯向国际社会明确宣示了自己的国际新秩序主张：建立新的多极世界秩序（也称多中心国际秩序）。为了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克里姆林宫希望扩大各种形式的合作：“二十国集团”、“金砖四国”、“八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俄印中“战略三角”机制等等。而美国推行的全球霸权体系构想与这一潮流格格不入。因此有充分根据表明，冷战结束后遏制莫斯科对华盛顿来说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专家认为，美国的军事战略需求在于确保美国在俄罗斯方向上的绝对安全。美国的优先任务仍然是削减俄罗斯战略方向的潜力，对俄罗斯来说也一样―与华盛顿保持导弹核均势。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的战略稳定问题。
同时，必须强调的是，莫斯科官方对战略稳定性做出最宽泛解释―不仅把战略稳定性看作可比拟的战略核力量，而且看作是“综合军事实力的稳定平衡，其中包括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相反，美国对战略稳定性的解释―仅限于战略进攻性武器平衡，也就是这些武器装备的尺寸和组成大体均等。
两极对抗结束后，华盛顿破坏力量战略平衡的构想开始在某些方面得到实现。1991年美国总统老布什签署了导弹防御法案。文件规定建立用于保护美国海外驻军及相关盟国免遭导弹威胁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简称TMD系统）。1998年“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发表了著名评估报告。《拉姆斯菲尔德报告》研究对全美50个州形成的导弹威胁，其主要假设有3条：首先是导弹部署在潜在敌对国家的领土上；其次是从靠近美国海岸的水面船只 '潜艇'或通过飞机发射导弹；再次是由一个潜在敌对的国家在第三国领土上部署导弹，以减小打击美国所需的导弹射程。由此得出4个结论：一是由诸多公开或潜在的敌对国家获取携带生物或核弹道导弹的能力，对美国、其部署军队以及友邦和盟国构成了愈来愈大的威胁。除俄中已有的弹道导弹武库以外，新的威胁来自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就精确性或准确度而言，这些国家新增的弹道导弹能力虽不能与美国的系统相比，但仍能在做出拥有该能力决定的5年 （伊拉克需要10年）后，对美国施以重大打击。在这若干年中，美国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它们已做出这样的决定；二是由这些新出现的能力对美国形成的威胁，比起美国情报界已估计和报告的要来得更大、更成熟，并发展得更快；三是情报界针对美国面临的弹道导弹威胁所提供及时和准确估计的能力正在下降，情报界需在资源和手段上增强这方面的能力；四是美国针对新的、有威胁性的弹道导弹的部署所具有的警报时间正在缩短。在某些情形下，美国在对方作战部署之前，可能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警报。1999年发生了第一轮北约东扩：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同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法案。2002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式下令开始部署战略导弹防御系统。2004年3月，北约实施第二轮东扩，也是北约、欧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东扩。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加入北约。2004年12月，美国开始在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基地和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部署拦截导弹。2007年，华盛顿决定在中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第三阵区。五角大楼计划在波兰安装10枚陆基拦截导弹，在捷克建立一个雷达站。
2009年，北约在东南方向进行扩大，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加入了北约。就在这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决定放弃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同时提出了“欧洲分阶段自适应路线方法”导弹防御计划。2010年，美国在波兰境内（距离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市约100千米的莫龙格市）部署了1个“爱国者-3”防空导弹连，包括4～8具导弹发射装置。美国及北约其他国家还决定在欧洲建立北约导弹防御系统。2013年，华盛顿开始在罗马尼亚部署陆基SM-3导弹拦截装置。2014年，五角大楼开始在欧洲部署海基反导系统。
然而，乌克兰成了削弱俄罗斯战略地位的主要博弈焦点。201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声称：“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对苏联地区‘再苏维埃化’的某些进展。这种‘再苏维埃化’将被称为海关联盟，也可称作‘欧亚联盟’或诸如此类的某种东西。我们知道目的何在，因此我们正在努力寻求如何减缓或阻止这种情况的有效方法。”看来，华盛顿把俄罗斯总统关于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地缘政治灾难的言论看作是俄罗斯恢复苏联版图的第一步。乌克兰是研究和练习如何减缓或阻止“再苏维埃化”（美国认为是后苏联空间）“有效方法”的桥头堡。
不过，美国和欧盟的战略失算在于没有完全弄清楚乌克兰领土对莫斯科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约翰・米尔斯海默称：“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都曾横穿乌克兰的广袤平原攻击过俄罗斯。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有巨大战略重要性的缓冲国。没有一个俄罗斯领袖会容忍一个不久前成为莫斯科宿敌的军事同盟来到乌克兰。任何一个俄罗斯领袖都不会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西方在乌克兰扶持建立亲西方的政府。”
日本左右为难
当前的俄美关系危机影响到了整个国际体系也波及到了国际体系中最重要部分―亚太地区，在这一地区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为了在修宪，消除自卫队使用武力的限制，以及在等问题上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愿意充当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马前卒，惟命是从。但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日本却一反常态，不再亦步亦趋地紧跟美国。当西方集体决定不参加索契冬奥会时，只有安倍一人千里迢迢飞越重洋与普京会面，在整个西方阵营中显得格外耀眼。当克里米亚准备公投“入俄”，乌克兰局势不断恶化时，日本表态一如既往地使用表示“关切”、“忧虑”的外交辞令，与美欧谴责俄“入侵”、威胁使用制裁等强硬口气形成鲜明对比。随着克里米亚“入俄”已成既定事实、美欧纷纷出手制裁俄罗斯，再次把日本摆上了前台。是跟随美国盟友对俄出手，加入制裁行列？还是脚踏两只船，与制裁拉开距离，两面讨好？日本面临两难选择。安倍内阁权衡利弊，选择了后者，在美俄争斗中努力保持一种超脱立场。日本已感觉到退无可退，只好支持华盛顿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并且也宣布了日本政府对俄制裁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暂停投资协议、军事及太空开发领域的合作及放宽签证发放条件的谈判；冻结与乌克兰东部动荡局势有直接关系的团体与个人在日本所有资产；限制对俄武器出口和对俄罗斯银行发放证券。即使如此，日本没有忘记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护，称日本要与七国集团一起行动，实在是“无奈之举”。日本的超脱显然是在向莫斯科示好。日本向俄罗斯示好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领土问题。安倍曾夸下海口“一定在任内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但如今却无任何进展。当美欧试图“孤立”俄罗斯时，日本不惜与盟友拉开距离，向莫斯科“献媚”，目的是搏得好感，希望在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上获得加分。
然而，东京跟风欧美制裁措施损害了其与俄罗斯合作的长期利益。正如专家所指，制裁破坏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改善与莫斯科关系，特别是恢复领土问题谈判的努力。他2013年访问莫斯科，这是日本首相近10年来对俄罗斯的首次访问。在访问结束时，俄罗斯总统宣布：“我们同意积极推动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和平条约双边谈判。”专家认为，应当把安倍晋三访问俄罗斯及其试图积极展开和平谈判、能源和经济合作，以及在医学、体育运动、农业领域的对话视为东京企图在拉拢俄罗斯联手牵制不断强大的中国。
可以认为，2013年在东京举行俄罗斯与日本首次外长与防长（“2+2”）会谈是日本这种政策的第一个成果。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是继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第3个与日本以上述模式展开对话的国家。然而，在与日方会谈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对“2+2”模式进行了评价。他表示，俄罗斯原则上永远不会与谁联手反对另一个国家。
应当认为，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治矛盾随着逐步摆脱危机而大大缓和，不过由于承认克里米亚的问题这种危机不会完全消失。不过，甚至在制裁条件下，东京在“七国集团”当中所持的态度是最宽容的，并对继续对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莫斯科也强调他们重视俄日关系。因此可以说，双方的长期利益迫使他们走近，这种走近想必一定会发生。在这方面必须指出的是，“除了领土问题外，俄罗斯与日本之间没有能够阻碍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其他问题”。
镇里原有的墓地不够用来埋葬死者，政府找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作为新墓地。墓地是新的，人们的伤口也是新的。
普京总统做了他应该做的
政府向受难的家庭提供了补偿，但是绝大多数家庭拒绝领取。那些刚经历过恶梦的人们不仅是悲伤痛苦，也不仅是感到绝望。
最初当局说在学校里只有350人，事实上他们很清楚里面有1000多人。
“没有责任保护我们，但士兵有。”35岁的伊戈・列文说。他住在别斯兰第一中学附近，这次人质事件中，他有35个邻居遇难。
普京总统做了他应该做的，但是至少他应该反思，为何政府部门效率如此低下。在国外媒体都报道了两个小时之后，才有俄罗斯媒体接到报道的通知。
的突如其来是俄罗斯政府控制不了的，但他们可以预防和监测。遗憾的是，政府情报部门又一次失职，这次是在别斯兰。人们无法不失望。
疑问
实际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会修补自己的政策，任何一个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俄罗斯国家和媒体曾经度过更为艰难的岁月。但是在过去几天里死去的人们，他们的生命将永远不会回来。别斯兰的人民，有着太多的疑惑和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自杀式炸弹携带者可以在俄罗斯自由旅行，组织针对飞机、地铁站、剧院和学校的袭击。那么政府到底能做些什么去保护它的人民?难道在这个国家已经找不到一处安全的地方?
“这个国家有些人让能买到现代化装备，并携带它们穿越几千公里来到我们的城市――至今还没有人为此事被捕或负责任。”一个名叫波维・斯多基的别斯兰市民对此很气愤，他今年63岁。
谁该对孩子们的死亡负责?
未来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失去亲人的别斯兰人对媒体发出任何声音，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从这场风暴中恢复。
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高加索地区的人们，每个人都被震惊了，在每一个高加索国家，人们带着鲜花前往俄罗斯使馆，表达他们的哀悼之情。
除悲剧本身，上述事实应当是另一个让人痛心的事实：当悲剧与国际格局柱石型国家的利益冲突重叠在一起，为亡者讨公道和为生者寻公理的任务便退居次位。其实，这一现状是打这一悲剧刚一发生时就可以预见到的，毕竟当事情涉及俄罗斯和西方的对抗，就找不到一个既足以让双方信服的公正性又有双方都畏服的威势的第三方力量。
所以，如果这起空难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大家不必意外。 当现场被嫌疑方控制
1988年12月，洛克比空难发生后一周的时间内，英国警察已经找到了大部分遇难者尸体和大大小小1.8万余件飞机碎片。但是目前乌东坠机事件给我们的信息是：遗体被亲俄武装分子以国际调查人员迟迟未到为由直接送进了铁路冷藏车厢，使得现场遭到破坏，后来荷兰调查人员在哈尔科夫检查这些遗体，发现它们并未被冷冻而发出腐臭；运抵哈尔科夫的遗体只有200具，少于亲俄武装承诺的282具，此前乌克兰方面曾经指责亲俄武装抢走了38具尸体；而飞机碎片构成的现场也早已被破坏，部分碎片有被切割过的痕迹。
这一切主要因为飞机坠毁地点当时及目前均由最大嫌疑方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控制，他们可以对事件现场随意进行处置，并且干扰国际调查。在坠机两天后，亲俄武装才通过欧安组织、俄罗斯、乌克兰三方联络小组的斡旋同乌克兰方面达成协议，划出20平方公里的人道主义走廊，供乌方履行人道主义使命，向家属移交遗体。此外，欧安组织调查人员抵达现场进行调查时也遭到了亲俄武装的干扰。而在人道主义走廊划定前的两天时间，足够让亲俄武装对坠机现场进行任何方式的处置。
这又同洛克比空难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坠毁地点为苏格兰境内，赶来的苏格兰警察把现场重重保护了起来，保证了日后调查的顺利进行。在这个问题上，亲俄武装和苏格兰方面对比，一个为事件的直接相关方，另一个则基本与事件不相关。而且洛克比小镇因为这次坠机赔上了11条人命，苏格兰一方有充足的动机查出真凶。
这种立场上的差异使得亲俄武装几乎天然地难以被信任。 被政治遮蔽的悲剧
当然，整起悲剧的政治属性让其廓清事实、伸张正义的路途必然布满荆棘。1992年3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投票对英美法三国提出的制裁利比亚提案进行表决，结果俄罗斯投了赞成票，中国投了弃权票，提案无反对票得到通过。从中可见在制裁“真凶”利比亚的问题上有着较高的国际共识，至少是几乎没有遇到反对力量。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俄罗斯的立场。洛克比空难发生时，苏联正忙于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无暇他顾，而且苏联的外交立场此时也发生了西方乐见的巨大转折。所以在事件发生及调查期间，基本见不到苏联影响，更遑论苏联阻挠。而苏联解体后成立的俄罗斯联邦的外交政策在最初也是很大程度上亲善西方的，故此在投票中可以看到俄罗斯投下的赞成票。
而此次坠机事件则大相径庭。其发生的背景是俄罗斯支持的亲俄武装正与西方属意的乌克兰新政府交战，争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的控制权。这场战争直接反映的是：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不满于地缘势力范围的进一步丧失，而将责任单方面归结于西方，并带着意识形态目标与西方展开对抗。尽管克里姆林宫不承认，但国际舆论均确认的是亲俄武装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物质、资金和武装支持，而乌克兰得到的则是欧美国家利用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所提供的间接支持。此中双方立场自有正义与否的差别，但双方对抗之紧张已经发展到促使一些媒体将当下局势与一战对比甚至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地步。而坠机事件就发生于这一大背景下，所以围绕这次坠机必然会发生就事故责任认定的对抗，事件本身的政治属性不言自明，其对悲剧本身的取代十分明显。
洛克比空难发生后，英美两国迅速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事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炉后便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随即在表决后让“真凶”得到了惩罚。但是，此次坠机事件中，单单调查力量的组成问题就必须拿到安理会会议上进行解决。
就是在安理会会议上，荷兰同意领导这次对空难的国际调查。这显然是一个各方妥协的结果，荷兰获此任命并非单纯因为它是MH17客机的出发国，也不单纯因为遇难者大部分都是荷兰人，更主要因为这个国家的国际立场可以得到俄罗斯和欧美的共同认可。
一个值得关注的侧面新闻是，目前荷兰多家企业正在刚刚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考察，欲在那里进行投资。在克里米亚处于如此敏感时刻，荷兰资本却如被俄大力欢迎的中国资本一样进入克里米亚，此中显见俄罗斯对荷兰的态度。而且，在欧盟刚刚进行的一次决定是否对俄施加进一步制裁的外长会议上，荷兰外长没有支持制裁。
一则值得关注的旧闻则来自乌克兰“二月革命”之际。当时借这场革命获释的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在电话中威胁对俄动用核武器的音频在互联网上流传，而将其传到网上的恰是一家身在荷兰却享受着俄罗斯官方资金支持的民间机构。
这些事实都意味着荷兰是俄罗斯可以接受的国际调查主导方。而作为欧盟成员国和西方世界当然成员的荷兰，自然也是欧美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对象，更何况这个小国是这次空难最主要的受害方。
调查目前确定由荷兰领导，但是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将让自己派出的代表成为调查组成员，可以想见欧美国家也将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样一来，调查过程毫无疑问将布满荆棘。
洛克比空难中坠毁的飞机机型是波音747，其起飞重量、机长、翼展、宽度、载货量都要大于此次坠毁的波音777，二者载客量不相上下，实际遇难人数上此次空难也只比洛克比空难多出36人。爆炸时，波音747的飞行高度是9100米，比此次空难的波音777略低。
可以说，两次空难的规模不相上下，但洛克比空难的调查持续了3年，那还是现场得到良好保护，政治和外交上有着充分保证的背景下的结果。
那么，乌克兰东部的这场空难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找到真凶呢？ 信息源的立场问题
其实，洛克比空难一个典型特征是，“行凶国”利比亚面对的几乎是整个国际社会。但是眼下有嫌疑的乌、俄、亲俄武装三方分属两个不同的立场阵营，俄罗斯更是直接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此次乌克兰危机中向欧美直接挑战者的身份，抗拒着任何对自己和自己支持的亲俄武装做出的指责。
这使得这次空难的发酵早早地就堕入了口水战和阴谋论轨道里。乌克兰安全局在事故发生后最先抛出了有力证据：两段截听到的亲俄武装分子与俄军总参对外情报部门“格鲁乌”军官的对话，前者向后者交代了刚刚发生的事件，后者就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询问。亲俄武装则以自己并不拥有“山毛榉”防空导弹以及并不掌握其发射技术为理由进行自辩，这型导弹被认为是击落客机的“真凶”。此外，他们还援引目击者的话称在飞机坠毁的一瞬间天空中出现了乌军苏-25战机的身影。但是，网上流传着亲俄武装此前自夸搞到了“山毛榉”导弹的社交媒体信息的截屏，其最高军事指挥官伊戈尔・斯特列尔科夫则在飞机刚刚坠毁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了一条自夸击落了一架乌克兰军队安-26运输机的社交媒体信息，此后他虽删帖，其截屏却也已经传遍了整个互联网。而且，亲俄武装所援引的所谓“目击者”的话本身就更容易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乌克兰公布的证据则得到了欧美官方及媒体的背书。显然，这一阶段的“证据战”中，欧美和乌克兰完胜。他们基本上只用了3天时间就将“肇事方”钉在了耻辱柱上。
在此之后，俄罗斯才用技术手段拿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证据：飞机坠毁时处于乌军“山毛榉”防空导弹的射击范围内，而且还找到了乌军苏-25战机在客机坠毁时接近它的证据。但是，这些都显得有些太迟了。在信息发酵了3天之后，受众基本上已经处于接受疲劳状态中，俄方证据所起到的效果很难击破西方证据对大众舆论构成的“先入为主”效应。包括后来美国调查记者罗伯特・佩里引述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称卫星图片显示可疑导弹的操作者似乎身着乌克兰军队制服，这一“发现”也没有得到舆论重视。
这场舆论战，俄罗斯和亲俄武装似乎处于下风。欧美酝酿对俄采取新一轮制裁，利用的恰恰是这场舆论战取胜后构成的所谓优势。
当然，这幅双方激烈“互骂”的图景也给出了另一个事实，任何单方面提出来的事实，受众都要打上一个问号，留待以后比较、分析。因为所有信息源都身处这场争夺之中，其立场都因此而值得怀疑。
这自然也为日后对受众认知的改变造成了困难。对舆论现有态势的改变恐怕只能寄望联合国等中立方的结论，但可惜，就像上文分析的那样，这些第三方势力缺少让各方畏服的威势。欧安组织的成员一度连现场都进不去，日后的调查怕是也没法指望这些第三方了。
经济制裁是一个或多个国家(实施国)引发的对另一个或多个国家(目标国)的强迫性行为，其目的之一是使目标国遵从实施国认为重要的政策要求。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还是俄罗斯的反制，都应有法可依。那么，几个月以来的经济制裁与反制是否符合国际法?
首先，单个国家是否有权实施域外经济制裁?1917年的美国《与敌国贸易法案》给予总统在战争或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禁止与外国的贸易的权利，该法案适用于所有美国管辖的任何人，包括美国公民和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其他组织，这时美国的制裁原则是国籍原则。20世纪90年代的《赫尔姆斯一伯顿法》和《达马托法》将制裁扩大到尚未危机到美国但国际社会公认的违反行为实施制裁，甚至将与美国没有任何所有权、技术、金融联系的外国公司和个人纳入到制裁范围。美国法律曾遭到欧盟国家的反对，欧盟出台《反对第三国立法域外适用的条例》，明确规定禁止外国具有域外管辖权的法律法规在欧盟境内发生效力。由于美国制裁古巴，欧盟曾向WTO提出诉讼，指出根据美国法律，欧盟不能享有在世界贸易组织法下的与古巴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21世纪后，特别是2010年美国出台 《全面伊朗制裁法》后，欧盟对美国的单边行动容忍度提高，逐渐抛弃了保守态度，改弦易辙，采取与美国相一致的态度了。以上说明单个国家使用经济制裁的合法性一直备受质疑，在欧盟采取了美国类似立场后，使美国域外经济制裁具有了国际上准合法性的特点。此次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也在国际社会获得了一定的准合法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经济制裁的国际法依据?《联合国宪章》授予联合国安理会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可采取行动的职权，其中第39条规定了安全理事在断定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的情况才采取行动。可以说，联合国为实施经济制裁提供了国际法依据。近日外媒公布俄入侵乌克兰的卫星图像，在为侵略行为存在准备证据。但截至目前为止，联合国对乌克兰局势不断恶化仅表示了关注，呼吁各方为寻找到一个和平的政治解决途径而努力。
第三，解决外交冲突的方法有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两种，乌克兰的刀光剑影使北约更为活跃，但北约至今无军事动作，这又是为什么呢?北约是美国与西欧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911事件后，北约曾援引《华盛顿条约》第五条，宣布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是对北约所有19个成员国的攻击，以此显示北约欧洲盟国与美国之问的团结。第五条是北约共同行动的核心条款，但不适用于乌克兰危机，因为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北约成员不能因为乌克兰受到威胁而采取行动。北约在乌克兰危机中可以做一些显示影响力的事情:1)停止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一点已经在2014年4月1日实施; 2)利用北约机制巩固现有同盟，在MH17事件后，欧盟已经表示了进一步与美国合作的意愿，相对中立的瑞典和芬兰重又将俄罗斯视为潜在威胁，可能更密切地与北约合作;3)增加北约在俄罗斯附近的兵力部署，对局势发展形成压力，美国已经加强在立陶宛、波兰等国的军事部署; 4)加紧与乌克兰的合作，协助乌克兰进行防御体系改革。
但是，MH17的最后调查报告可能会给北约一个行动的理由。如果MH17的调查报告认定俄罗斯或者俄罗斯支持下的乌克兰分裂组织是MH17的肇事者，而在MH17事件中受到损害的是北约成员国公民，那么，依据第五条，北约可以视俄罗斯打击了北约成员，从而采取共同行动。
第四，俄罗斯希望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来解决争端，那么，WTO是否是解决这类经济制裁纠纷的最佳场所呢?WTO法中并没有涉及到经济制裁和反制，只涉及到贸易报复。贸易报复是因贸易问题引发纠纷后，在WTO授权情况下方可实施的经济行为，而经济制裁和反制是政治目的驱动的，与WTO法所适用的报复不同。俄罗斯可以忽视经济制裁的政治动机，而依据WTO法寻求贸易规则层面的争端解决，但这样做似乎不切实际:其一，俄罗斯需等待一段时问，直至欧美经济制裁措施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实质性损害发生后，俄罗斯才可能提出WTO诉讼;其二，即便是发起了诉讼，WTO处理争端需要一年多的时问，这客观上不利于乌克兰危机的解决。
另外一个涉及WTO法的问题是，俄罗斯在受到美欧经济制裁后，实施了一系列反制措施，这些措施是否合法?美欧是否也可以依据WTO起诉俄罗斯?应该说，俄罗斯的反制虽然使用了经贸工具，但属于政治冲突的语境范畴。假设忽略其政治冲突的本质，要在WTO框架下解决，这种反制应视为贸易反制。贸易反制的基本特征是在其他国家首先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的前提下，一国所采取的快速、以毒攻毒的保护性措施。它具有单边、适度、先于WTO程序的特点。俄罗斯的措施似乎符合以上特点，但先于WTO程序这一条违背了WTO法。另外，俄罗斯使用的反制措施多是直接的进口禁运，这很容易被美欧依据WTO法起诉其违背自由贸易的原则。因为，WTO并不是解决具有政治本质的经济制裁的合适场所，即便可以抛开政治本质去争论一个上下，也不过是法律技术层面上的花拳绣腿，不利于乌克兰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在域外经济制裁是否合法的质疑中，国际冲突的解决应寻求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框架中，依法解决，联合国给予经济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联合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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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4年9月5日，在马里乌波尔，乌克兰军人坐在装甲车上展示胜利手势。当天，乌克兰政府与民间武装在白俄罗斯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但是不久停火协议便遭到破坏。
2月11日举行的诺曼底四方明斯克峰会持续了近17个小时，与其说带来了和平的橄榄枝，不如说创造了新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肇始的一个世纪后，以乌克兰危机为中心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再一次具备了全局性影响，不仅将主要大国卷入了一场似乎比冷战还要更冷的“寒战”（Colder War），而且也可能成为国际权力转移以及国际和地区秩序重塑的历史转折点。这场危机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来得如此突然，转换节奏如此迅速，连锁负面反应如此强大，走向如此扑朔迷离，以至于整个国际社会只能观察和捕捉危机的影子而难以对其后续演化进行准确的预测。
西方对俄制裁的盘算及其限度
西方的“巧制裁”与“经济新冷战”
乌克兰危机的发展进程伴随着西方对俄罗斯层层加码的制裁。西方显然是想用一种巧妙的不过度刺激俄的方式向俄表达无法接受其处置乌克兰危机方式的强烈信号，试图通过有意识的外部行为破坏俄罗斯经济循环的正常逻辑和交互链条，指望俄民众在感知到制裁的负面影响后向普京当局施加压力，从而迫使普京当局修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固有立场。
应该说，西方的制裁统一战线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其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在特殊的政商关系框架下，因缺乏足够的危机应对能力和手段而导致脆弱性被不断释放。国际能源供需结构的长期变化、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发展下行、强势美元的重新登场共同造就了一个整体上对俄而言极为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而俄国内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和普京当局对民众的福利承诺也变成了巨大的负资产和包袱。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的经济困难将不会是暂时性现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可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新年过后再度加大了对俄的惩戒动作，经济制裁的声调越拉越高。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相继调低俄罗斯的信用评级即是这场“经济新冷战”的一部分。俄罗斯官方对西方评级机构的做法予以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是一种有目的、有预谋的政治化的操作，试图通过人为降低俄罗斯国家和公司评级的方式损害俄罗斯的经济利益。
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此前曾断言，在这场21世纪的混合式冲突中，过往的诸如金融制裁、扶持反对派和加大宣传都从外交手段演变成了军事斗争的工具。而俄外长拉夫罗夫也不止一次地指责西方的主要目的之一不仅在于将乌克兰剥离出俄罗斯的影响，更在于普京政权，莫斯科不打算“祈求”西方国家取消此前对俄实行的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信用评级被调低也就成了整个阴谋论的一部分，普京当局更加担心任何向西方的让步都会导致对方提出更高的让俄难以承受的要价。
“三期”叠加放大了俄罗斯经济弊端
应该说，穆迪等三大评级机构的做法确实有落井下石的意思，至少将俄罗斯与其他同样被评级的国家对比起来看，人为操作的痕迹确实不能排除。在莫斯科的视野中，俄罗斯目前的债务只占到GDP的13%～14%，黄金外汇储备近4000亿美元，而欧洲有的国家债务占比超过100%，外汇储备也寥寥无几，但评级却远高于俄罗斯，这背后没有猫腻才怪。
问题在于，这次评级下调其实更多是一场阳谋而远甚于阴谋。它反映了外国投资者整体上对俄罗斯经济暗淡前景的判断和严峻宏观经济形势的看衰。西方制裁启动力度进一步加大期、国际油价进入相对稳定的低价波动期和俄罗斯经济自2012年以来渐次进入中长期低速增长期的“三期”叠加，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进一步放大了俄罗斯经济的弊端，也让普京政权迎来了十余年来最大的挑战。卢布汇率从曾经的自由落体式贬值到现在的常态波动就是集中表现。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在2015年1月下调了俄经济增长预期。因此，三大机构的评级基本如实地反映了俄罗斯的宏观经济状况。
借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之一苏珊・斯特兰奇有关结构性权力的分析框架看，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在安全层面上尚有非对称的相互制约手段外，在金融、生产和知识三个领域则全面处于下风：金融结构上，俄罗斯经济赖以成长的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掌握在西方手中，国家和企业债务的叠加使俄在西方金融霸权面前无比脆弱，以至于卢布危机的阴影至今仍未终结，而在国际油价保持在每桶60～70美元的情况下，2015年俄罗斯的实际GDP可能会下降3%～5%，整体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可能要到2017年才会出现;生产结构上，俄罗斯的制造业一直面临“再现代化”、“再工业化”的迫切需求，并不拥有可与西方抗衡的决定创造繁荣的生产活动的地点、手段和内容的全面能力，冷战时期盟国体系的瓦解也使得平行市场无法建立;在知识结构上，俄罗斯的创新体系及其他软实力指标难以和西方相提并论，乌克兰的疏俄亲西选择也是这一向度的折射。
“吃更少的食物，用更少的电”
但客观讲，制裁迄今只是给普京政权造成了麻烦，还远不能达成西方所期待的战略目标。西方从一开始就严重受制于制裁的有限议程设置：不能制裁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否则整个欧洲都会饥寒交迫;不能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这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而且有可能便宜了一些“旁观者”;不能禁止俄罗斯参与先进制造业的供应链，因为俄本身在国际市场的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国际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赫・兰认为，西方真正可以制裁俄的目标较为有限，包括俄罗斯银行在西方金融市场上的融资，以及俄能源企业从西方服务商获得咨询服务和高新技术的途径。但过往的国际制裁史告诉我们，对待俄罗斯这样的资源丰富、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最严厉的制裁也不足以在短期内产生使局势发生根本变化的影响。而这与迅速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即时目标构成了严重冲突。大批志愿者、退伍军人加入乌克兰东部民兵武装使得这场“人”冲突至少在军事层面上越来越朝着有利于俄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西方的递进式制裁也给了普京当局转移国内矛盾的最好措辞。本来即使不存在制裁，俄罗斯经济也已经出现了发展趋于停滞的大问题，普京的支持率也在下降。西方制裁最终给了普京及其侧近人士一个将经济状况变坏的罪责转嫁给西方的绝佳机会。无论是普京本人在去年底所做的《国情咨文》，还是拉夫罗夫外长的多次访谈，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命题：即对西方旨在实现俄罗斯政权更迭和搞垮俄经济的真实意图的尖锐批评。西方曾对寡头财阀远离普京寄予厚望，至少在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就遭到了原属于自己阵营的部分寡头的抛弃。但这一场景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俄罗斯最富有的21人迄今已损失610亿美元，约占其总财富的25%，但俄罗斯特殊的政商结构使得这些商业精英不是疏远而是形成了与普京当局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其财富的获得和累积与之难以切割。
最新的民意调查也显示，过半数的俄罗斯人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在压制俄罗斯、拓展在乌克兰的影响、煽动“”，且制裁目标直接针对普通民众，而非西方所描绘的特定精英。在俄罗斯民众的心理地图中，本国外交的长期优先方向序列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当前，47%的受访者支持与中国开展合作，而一年前这一数据为21%，独联体国家从28%跌落至12%，西欧从20%骤降至8%，美国从9%降低至4%，伊斯兰世界从3%回落到1%。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孤立情绪似乎也在日益增加，57%的受访者认为对西方的批评和指责无须在意，西方将俄视为竞争对手并竭力削弱俄的想法已成主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警告西方颠覆普京政权的企图是徒劳的，俄罗斯人民为了国家甘愿受苦，“吃更少的食物，用更少的电”。可以说，西方的制裁不是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普京政权的执政根基，普京在此意义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个人支持率也始终居高不下。
以战争求和平，以斗争求合作
乌克兰东部局势：俄反击西方的主战场
乌克兰东部南部的战况是俄罗斯反击西方的主战场。这也是俄罗斯发挥比较优势的唯一可能的着力所在。直白地讲，俄是吃准了西方不敢直接与其在乌克兰开展一场正面相撞的局部战争。2014年底以来，本来乌克兰危机局势一度出现缓和迹象。12月6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与普京的短暂会面，至少改变了G20布里斯班峰会上外交羞辱普京后的对话氛围。普京明确向法方表示不准备“吞并”乌克兰东部地区，但同时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12月22日，诺曼底四方――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再次商讨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性。随后，四国外长商定2015年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会晤。普京曾一度向乌克兰冲突双方提议，重新以2014年9月签署的《明斯克协议》为基础实现停火和恢复和谈。在此背景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民间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军在明斯克举行会晤，达成了双方交换战俘的共识。
与此同时，普京当局仍然秉持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即俄罗斯唯一可靠的战略支柱是其强大的武装力量。2014年12月26日，俄通过的新版《国家军事学说》集中反映了普京政权对于安全威胁的最新认知和应对手段。这次修订中，在俄周边邻国煽动政权更迭、进行颠覆活动、波及俄罗斯核心利益等被首次纳入外部主要安全威胁的范畴;发展高精度常规武器被首次作为“战略威慑”手段;北约持续向俄罗斯边界扩张仍被视为万恶之源。莫斯科甚至降低了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门槛，以应对事关俄存续的“重大威胁”。2014年最后的日子里，在锲入欧洲腹地的俄飞地加里宁格勒举行了大型军演，可携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M”导弹再次高调亮相。在经济形势日益窘迫的情况下，俄2015财政年度的预算支出削减了10%，但军费开支却上涨33%，共计3.3万亿卢布，约合500亿美元。种种迹象显示，乌克兰危机相关当事方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手握橄榄枝，一手持枪炮，谈判场上没能实现的目标争取在战场上得到。以斗争求合作、以战争求和平是其精髓所在。
事实证明，普京的两手都要硬的应对方略是合理的。1月6日诺曼底四方会谈拟定的将于近期举行的“诺曼底形式”阿斯塔纳峰会本已看上去板上钉钉，但很快这些缓和迹象就因更尖锐的相互指责而消弭一空。1月13日满载平民的公共汽车在乌克兰东部的沃尔纳瓦哈被击毁，交战双方都将破坏停战的责任归咎于另一方。1月21日，诺曼底四方在柏林紧急召开外长会议，乌方“在口头上”同意俄罗斯有关交战双方撤出重型武器的提议。但短短48小时后和平的曙光再次被血腥的相互报复和残酷的激烈厮杀吞没，顿巴斯地区的战事进一步升级。22日顿涅茨克城市公交车站遭袭和24日马里乌波尔地区的炮击平民事件让紧张局势达到沸点。 2015年2月11日，俄、德、法、乌四国领导人在明斯克举行会谈，签署了新的《明斯克协议》。
新的“黑天鹅效应”与新的和平文本
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反复背后有一个关键因素往往为人所忽视，即乌东部战事与当前乌国内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有很大关系。构成国民近卫军主干力量的“右区”、自由党和爱国者党分子自恃在亚努科维奇政权中的功劳，拒不接受基辅政权的改编，并且在东部自行其是。而政府军的多处失利给“右区”领导人亚罗什提供了新的壮大自身的契机，总计约16000人的武装志愿者被整合到他麾下，成立了他领导的参谋本部，要求基辅政权为其配备包括战机在内的重型装备。同样，顿巴斯地区的民兵武装在获得外部援助后也变得更为不可控。
事情的发展似乎越来越不可控，新的“黑天鹅效应”似乎随时可能发生。美国的政策倾向已经超越了经济制裁的范畴，开始露出了本来面貌，日益倾向于与俄罗斯开展正面对抗。不久前，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援助乌克兰法案。数位美国前高官和顶级智库的智囊们联合发出了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首先是武器装备的建议。奥巴马政府对此似乎准备全盘接受，将其作为威慑俄转变立场的新工具。实际上，这套做法与层层加码制裁俄罗斯的逻辑是一样的。华盛顿的意图是加强基辅政权的军事实力，让更多的乌克兰东部南部“叛军”和俄罗斯军人牺牲，从而迫使普京走向谈判桌。
当初美国倡议结成统一战线制裁俄罗斯时，欧盟内部虽有分歧但仍达成了共识。因螺旋式上升的制裁与反制裁之争，欧盟也遭遇了重大损失。但当看到局势有可能演变为正面对抗之际，德国、法国等“老欧洲”国家再也坐不住了。即便是在布里斯班四小时会谈后认为此后与俄对话的空间几乎减少到零的默克尔，也改变了姿态。1月26日，普京和默克尔举行了电话会谈，31日又同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乌克兰问题通话。2月6日，德法领导人联袂对基辅和莫斯科进行穿梭访问，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尝试。在2月7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默克尔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及部分欧洲政客的反俄立场构成了鲜明对比，转而强调“欧洲陷入分裂有损所有人利益，德国愿与俄罗斯共同构建欧洲安全，而不是同俄罗斯对立”，并明确反对西方向乌提供致命性武器。
新的和平曙光在2月11日终于初露端倪，诺曼底四方明斯克峰会在一场持续16个小时的悠长谈判后最终形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识：2月15日起停火、撤出全部重型武器、建立有效的安全区、对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分子进行大赦、举行地方选举、通过新的立法赋予乌克兰东部地区高度自治权。新协议得以达成首先在于俄美欧三方都有需求：俄希望证明自己不是麻烦的制造者，而是和平的天使队，力图让西方在后续对俄制裁失去口实，让国内民众更为支持当局，让周边邻国对俄安心;欧洲希望证明要基于理解而非一味压制俄的立场制定乌克兰危机的解决方案更为合理，向乌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无必要，也减轻因自身内部事务无暇在乌克兰问题上更多有所作为的战略负担;美国出于对欧亚地缘政治规律和俄罗斯战略文化的熟稔，希望协议限制俄在顿巴斯地区“无节制”的活动，并为形势一旦再度动荡后对俄更强硬政策预作铺垫。某种意义上，这一来之不易的《明斯克协议》既给脆弱和平带来契机，也给新的强硬互动提供了可能。这也是默克尔、奥朗德和美国国务卿克里都强调协议得不到执行将继续制裁的原因所在。俄罗斯得到了暂时的停火，表面上看是最大赢家，但实际上可能被戴上新的枷锁。莫斯科其实很清楚，指望通过此次峰会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所有问题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没有欧安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派出维和部队监督，安全区在多大程度上不会重新沦为战场未可而知;作为乌克兰危机背后最重要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未参与明斯克四方会谈的美国是否会终止向基辅方面提供杀伤性武器也有变数;波罗申科总统能否在协议规定的生死时速区间和乌克兰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框架内说服政府、议会以及以“右区”民族主义狂热分子为主体的亚速营代表的拥战派同样有不小的不确定性。
乌克兰：分离、分权还是内战
乌东部局势在新的形势下至少有以下几种发展的可能性：
情境一：统一国家框架内的重新分权。乌克兰内政的一大鲜明特征即东部和西部的二元化，从产业分布到身份认同，从到语言文化都呈现出一定的碎片化表象。英国肯特大学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萨克瓦教授指出，乌克兰危机的内因在于截然不同的国家性的相互博弈：一种是基于一元论逻辑的“乌克兰化”，即强调乌克兰族的独特性将自身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等斯拉夫民族和国家严格区分的传统思维;另一种是奉行多元论的“小俄罗斯主义”，主张乌克兰作为一个不同民族构成的多元文明共同体，域内各民族承认同处于一个国家。这一糅杂了国内和国际因素、作为认同的精神因素和作为利益的物质因素在内的结构性矛盾体，在乌克兰少数精英忙于操纵民意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急剧释放破坏效应且无法消弭横亘于东西部之间的心理鸿沟后，包括俄罗斯和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亟需提出一个建设性的、超越赢者通吃模式的方案。
为此，有两种可能的方案值得探讨。一是改单一制为联邦制，但这本身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联邦化方案一直遭到基辅政权的强烈反对，乌当局非常担忧乌克兰在中长期前景内因此完全分裂为两部分，而顿巴斯地区最终会并入俄罗斯。另一种方式则是对乌克兰做“波黑化”的处置。199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国际社会干预下签署了《代顿协议》，最终避免了更大的暴力纷争。俄罗斯更倾向于效仿“代顿模式”给予乌克兰东部地区高度自治的特殊权力，在联邦制的框架下确保东部地区俄罗斯族的合法权益。一旦央地关系结构获得新的配置，对外政策实现在俄西方间秉持中立、更接近于“芬兰化”的平衡外交，才有可能为乌克兰带来持久和平。
情境二：从现在相对可控的军事对抗陷入局部乃至全面内战。俄罗斯在“拿下”克里米亚后一度积极推动乌克兰的中立，以避免与西方关系陷入恶性循环。问题在于克里米亚归属问题横亘于各方之间难以绕开，而俄无论是从国内政治还是对外事务的需求都不可能将“回归历史祖国”的荣耀之地拱手相让。西方国家正是基于这一点形成了全面制裁俄的共识。更关键的是，一种新的不确定性已经出现。在欧美俄乌四方都无法化解彼此矛盾的情况下，乌克兰东部部分精英成为乱局的最大推动者。大国也好，基辅也好，都只掌握了局部的主动权而无法控制整个局势的走向，因而只能采用顺水推舟的战略。美国曾讨论加大对基辅政权的军事支持，如果新的《明斯克协议》执行不力，烈度更高的战争爆发的几率将大幅增加。
情境三：以分离为手段的乌克兰解体。乌克兰的解体将可能以四种方式呈现：一是东部各州从乌克兰一一分离并各自为政，即出现多个类似顿涅茨克共和国的政治实体;二是独立各州重组为类似历史上被称为“小俄罗斯”的统一国家实体;三是各州依次独立并集体加入俄罗斯;四是部分州独立自成一体，部分加入俄罗斯。解体之后，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将彻底甩掉与俄罗斯的共同历史而谋求回归欧洲，东部地区则重新建立起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并最终可能重返“历史祖国”。
诺曼底四方峰会刚刚结束，危机的后续发展到底会按照哪种基本情境演化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波黑化”的乌克兰或许会成为有关各方最终不得不靠近的一个选择。
其他“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及俄罗斯的未来
整个俄罗斯似乎带着一种悲观情绪走进了2015年：深度卷入乌克兰危机的负面后果正在陆续发酵，自2012年以来即开始走下坡路的俄罗斯经济在外部经济制裁和国际油价走低的背景下日益窘迫。关键在于，这种大势似乎短期内很难逆转，也必然对俄罗斯的国力倍增计划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俄罗斯新媒体《每日杂志》对2014年的总结和对2015年的展望更是充分见证了俄罗斯的集体焦虑，它连续提出了几个带有“历史循环”悲观倾向的重大问题：谁能说2014年对俄罗斯而言不是一个类似于1914年的历史转折点？谁敢说100年之后不会重复出现一个“十月十七”？谁会说当下的困境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又一次重复？难道当时不是同样举行了奥运会、同样卷入了军事冲突、同样面临着整个外部世界的非难吗？如果再往前推，在勃列日涅夫表面繁荣的“停滞”时期，谁能想象五年之后一切都天翻地覆、十年之后强大的苏联不复存在？ 2015年2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白宫举行会谈后表示，他们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
无独有偶，西方对于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西方关系走向同样并不看好。欧盟外长特别会议在1月底同意延长对俄制裁并考虑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2月11召开的诺曼底四方峰会在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下达成了未超出外界期许的底线协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用尽了各方的政治信任和战略耐心，一旦日后的实施出现挫折，俄罗斯和西方将很难避免更直接的介入，正面相撞的可能性反而大大增加。
乌克兰危机的复杂性就表现在其复合型的矛盾结构上，而其中大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较量并涉及特定国家的政权安全不容忽视。冷战以一种非对称的方式终结，并且未能以国际条约的签署予以确认，从而导致欧洲安全架构仍表现为俄西方平行推行相互制衡的国际机制。戈尔巴乔夫设想的欧洲共同家园、叶利钦倡议的俄美共治的合作型新两极世界、普京孜孜以求的俄欧统一空间都沦为一纸空文。超级大国间的全面对抗没有被全方位合作取代，以零和博弈、大国均势以及势力范围为基本特征的旧地缘政治没有被强调相互依赖、协作共管的新地缘经济代替，阵营政治、集团政治没有被共同体政治嬗递，分裂的世界没有被全球化的、无界线的世界所替代。在此意义上，欧洲冷战终结的物质过程以柏林墙的倒塌作为起点但却因北约的存续而迄今未能全部完成，而作为一个心理过程则是从未停止过，其鲜明的表现就是冷战思维的活跃依旧。西方公共话语中承认“冷战无输家”，但在内心层面上始终自视为“胜利者”，而将俄看作“失败者”。
一种被萨克瓦教授界定的“新大西洋主义”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即北约和欧盟借助双东扩而在事实上变得更为一体化，使得俄传统的势力范围不断被挤压，由此俄的挫败感和耻辱感日积月累。当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这一负面情绪上升到历史最高点。莫斯科显然认为自己无路可退，别无选择。因此，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的行为彰显的是俄罗斯式的底线思维，即俄有足够实力应付任何外部力量在欧亚地区对其利益的强烈挑战，但俄本身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负责任力量。如果西方尊重俄利益，则可推动局势缓和;如继续对俄逼压，俄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好在似乎更多的“黑天鹅事件”正在或将会出现并至少会影响到美欧之间的团结，从而使得俄罗斯营造更为有利外部环境的努力不至于白费。渐次逼近的欧元危机、亲俄极左希腊新政府的诞生、沙特老国王的辞世及“伊斯兰国”活跃背景下的中东动荡都已经冲击了欧洲原本的对俄制裁立场。分析人士指出，新的“黑天鹅事件”仍有可能多次出现，包括未来可能发生的乌克兰因巨额债务而导致国家破产、俄因应外部压力而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扩员至土耳其、印度、伊朗甚至埃及，金砖国家今年夏季乌法峰会将在俄罗斯主导下通过新的去西方化的国际议程以及俄罗斯继“重返亚洲”后再开展“非洲再平衡”的战略，等等，一旦上述出人意料的猜想化为现实，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背景和各相关方的决策过程都将更为复杂，反倒有可能给俄松绑。
组织形式
恐怖分子能组成团体或独自行动。这样的团体跨过宗教、种族和政治系统。而911恐怖袭击
再次因含糊的定义，几个国家创作了他们自己的恐怖组织名单。通常，这些名单包括组织如希兹巴拉（真主党）、爱尔兰共和军、圣主抵抗军、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和阿尔盖达组织。几个恐怖分子作为「孤单的狼也许会进行由组织认可的活动。这些「孤单的狼恐怖分子包括炸弹客西奥多?卡克辛斯基、奥克拉荷马市炸弹客麦克威和Buford O. Furrow，Jr 。
行动方式
恐怖组织和分子使用一定数量的战术，引起人们的恐惧和迫使政府向恐怖分子屈服。这些战术包括抢劫、刺杀、临时爆炸装置（如路旁炸弹）、生物和化学武器、自杀性炸弹和绑架。
以下为部分恐怖袭击事件
1999年9月13日，一枚威力强劲的炸弹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个居民区摧毁，118人死亡。北京时间2010年3月29日12:50，莫斯科地铁发生爆炸，49分钟后发生第二次爆炸，39人死亡。爆炸系恐怖袭击，两名女人弹所为，车臣分裂组织宣称负责。一个与车臣分裂分子有关联的网站29日宣称对莫斯科地铁爆炸案负责。之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说，莫斯科地铁站爆炸案与北高加索地区有关。
车臣女性恐怖分支“黑寡妇”可能和此次袭击有关。
“黑寡妇”恐怖分支成员多为已死车臣分裂分子的妻子或姐妹，其中，大部分成员的丈夫在与俄罗斯政府军的战斗中死亡。她们发誓为死难的亲人报仇。俄罗斯官员表示“卢比扬卡”地铁站爆炸可能是由手机引爆。
2.埃塞阿比亚民航班机空难
1996年11月23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从亚的斯亚贝巴起飞，经内罗毕、布拉柴维尔和拉各斯飞往阿比让。进入肯尼亚领空后不久,有三名男子闯入衣索比亚航空961号班机的驾驶舱。他们高喊要劫持飞机，还说他们有炸弹，然后殴打副驾驶，并且命令正驾驶将飞机飞往澳洲。正驾驶向他们解释，飞机燃料不足以飞到澳洲，但歹徒并不采信。正驾驶于是决定欺骗他们。他沿着非洲海岸飞行，让飞机尽量靠近陆地和沿途的机场。飞机燃料不足后，有两具引擎失去动力。驾驶建议进行紧急降落，但劫机客不同意。最终因耗尽燃料，飞行员试图在距离Galawa海滩500米的海面迫降时，左发动机和海面相撞,造成飞机解体。造成127人死亡，50人幸存,许多幸存者受伤严重。
3.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
1995年4月19日星期三上午9点零2分，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首府俄克拉荷市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恐怖爆炸事件。一枚汽车炸弹在一座被称为“阿尔弗莱得·穆拉大厦”的联邦办公大搂外爆炸。据事后调查，汽车炸弹是一辆停放在大楼北侧街道上的卡车，车里装有约4800磅炸药。巨大的爆炸力将这座九层大楼的整个北侧墙体和二至九层楼板及屋顶的三分之一完全炸毁。穆拉大厦是美国联邦政府一些部门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派出机构的联合办公大楼，这些机构包括美国烟酒武器专卖局、美国药品管理局、联邦安全机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美国海关、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和美国军方的一些机构等。大楼的二层有一个托儿所。爆炸造成了169人死亡，475人受伤。
4.马德里地铁连环爆炸案
2004年3月11日上午，西班牙经历了1988年洛克比炸弹爆炸案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马德里发生的系列爆炸案导致190人丧生，受伤人数超过1500人。
有人将13枚炸弹藏在背包里并留在该市上班族居住区的几列市郊列车上，当时列车上挤满了赶去上班的人。其中大多数人正在前往马德里的办公室和工厂，另外一些是送孩子上学的父母。
恐怖分子事先并未发出警告，人们相信这些炸弹是用装在移动电话上的遥控装置引爆的。第一次爆炸发生在上午7点40分，炸断了停在阿托查车站的一列列车。几乎就在同时，艾尔泼左车站和圣尤吉尼亚 (Santa Eugenia) 车站也发生了爆炸。
就在早上的交通高峰时间，短短几分钟内总共有10枚炸弹相继爆炸。仅在艾尔泼左就有67人丧生，两枚炸弹炸毁了这里的一列双层列车。爆炸发生后，西班牙警察对另外3枚没被引爆的炸弹进行了受控爆炸。
爆炸后果非常严重，许多尸体被炸得无法辨认。车站和铁轨附近到处都是残骸、残肢断臂和个人物品，消防队员奋力从严重扭曲的金属车厢里抢救着受伤的乘客。川流不息的救护车把伤员源源不断地送到当地医院，马德里的医疗条件受到了极限挑战。为了帮助在爆炸中受伤的乘客，医院外面排起了数百人的长队准备献血。
伤者家属焦急地在医院外面等待公布的死者和伤员名单。许多人虽然在爆炸中幸存了下来，但终因伤势过重而亡，一天之内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是一名7个月大的女婴，尽管医生竭尽全力，她还是死在了手术台上。
西班牙首相乔西.马里亚诺.阿斯纳尔说：“3月11日因为耻辱而被记入史册。”
5.巴厘岛连环爆炸案
2002年10月12日，印度尼西亚度假胜地巴厘岛上连续发生两起炸弹爆炸，酿成202人死亡的惨剧。
2005年巴厘岛爆炸案，是发生在2005年10月1日印尼巴厘岛的一连串爆炸案。在金巴兰和库塔广场有三个地点同时爆炸，造成22人死亡，包括三个自杀式攻击手。印尼总统尤多约诺严厉谴责这起爆炸案。
巴厘岛是印度尼西亚下属的一座岛屿，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虽然印尼本身是全球信仰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巴厘岛却是境内少数以印度教为主要信仰的地区之一。虽然巴厘岛素来以安静平和的民风着称且广受外国游客欢迎，但这座岛自印度尼西亚国家革命以来的平静状态，却在2002年时被恐怖组织回教祈祷团所发动的的爆炸攻击给打破。
印尼国营新闻社安塔拉报导，第一和第二个爆炸案发生在金巴兰印尼时间下午6:50。第三个爆炸案发生在库塔广场。
6.美国大使馆爆炸案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东非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大使馆几乎同时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的事件。这两起共造成224人不幸遇难，超过4500人受伤的恐怖袭击，被认为是由奥萨玛·本·拉丹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当地成员所为，同时，也第一次引起了世人对本·拉丹和“基地”的注意。美国联邦调查局很快便将本·拉丹置于十大通缉要犯之列。
与此前发生在纽约的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和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的1996年阔巴尔塔楼袭击，以及之后2000年，发生在也门的美国海军柯尔号爆炸案一样，这次的大使馆爆炸案也是发生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前的一起主要的反美恐怖袭击。对于这次袭击，当时正卷入莱温斯基丑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仅仅作出了一些相对克制的回应，例如使用巡航导弹袭击被美国指责为“基地”服务的一家苏丹工厂和“基地”位于阿富汗的营地的“无限延伸行动”，以及逮捕这次炸弹袭击的嫌犯等。这些克制的举措，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基地组织实施“九一一恐怖袭击”，同时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应该对恐怖主义采取军事还是法律行动的争论。
放置在两个大使馆附近的汽车炸弹在当地时间上午10:45(GMT+03:00)左右相继爆炸。在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由于位于一个繁忙的市中心区域，因而造成了213人死亡，和可能多至4000人的受伤；在达累斯萨拉姆，由于离市中心较远，此处的爆炸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和85人受伤。
两座大使馆的建筑破坏严重，必须重建。
恐怖分子的目标显然是使馆内的美国人，但是除了几名外交官外，几乎所有的遇难者都是当地的非洲平民。在内罗毕，有32名肯尼亚籍使馆工作人员和12名美国人遇难；在达累斯萨拉姆，8名坦桑尼亚使馆工作人员遇难。其余的遇难者都是访客、过路人或者在附近建筑物中的人。
伊斯兰恐怖组织“基地”宣布对两起爆炸案负责。
7.泛美103航班爆炸案
1988年12月21日，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第103号班机在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前往纽约肯尼迪机场途中被隐藏在货舱行李中的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炸毁。该航班是一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47客机。这次爆炸造成班机上全部乘客和机组人员共259人（包括189名美国人）以及苏格兰洛克比的11名居民死亡。
1991年11月13日，利比亚政府的特务阿布代尔·巴塞特·阿里·穆罕默德·麦格拉希（Abdel Baset Ali Mohamed al-Megrahi）和阿明·卡尔菲亚·费马（Al Amin Khalfia Fhimah）“以及不为大陪审团所知的其他人”被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地区法院裁定犯有共谋摧毁美国民航飞机、杀害美国国民、以及与使用爆炸物有关的罪行。次日，苏格兰总检察长宣布在苏格兰以共谋和谋杀罪起诉麦格拉希（Al-Megrahi）和费马。
2001年1月31日，麦格拉希被由三名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组成的审判庭裁定犯有谋杀泛美航空公司第103号班机中及洛克比地面上共270人的罪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服刑27年后方可提出假释申请。同案犯费马被裁定无罪后被用飞机送回利比亚的黎波里。2002年3月14日，由另外五名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组成的复议庭确认对麦格拉希的定罪，麦格拉希被送往苏格兰开始服刑。
2007年6月，麦格拉希（Al-Megrahi）向苏格兰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SCCRC）提出申请，要求复审对他的定罪，委员会准许他重新提出上诉。在该上诉程序中，麦格拉希于2008年9月被诊断患有晚期前列腺癌。2009年8月20日，苏格兰监狱医疗服务处证实麦格拉希可能在三个月之内死亡，麦格拉希在法院裁决前撤回上诉，并提出人道释放申请，苏格兰司法部长批准了该申请。包括审前拘留时间，截至获释时麦格拉希就其终身监禁判决总共服刑略微超过十年。迄今为止，据信麦格拉希和费马仍然在的黎波里。
美国国务部认为，麦格拉希和费马在泛美航空公司第103号班机上放置炸弹时并非单独行动，因此授权提供高达4百万美元的奖赏。如果有人提供的信息导致参与炸毁泛美航空公司第103号班机和杀害上述270人的罪犯被逮捕及/或定罪，即可获得该奖赏。
8.印度连环爆炸案
1993年3月12日：印度孟买的13个地区相继发生炸弹爆炸，共造成253人死亡，713人受伤。这是孟买首次遭到RDX炸药袭击，警方后来证实此次爆炸是由印度黑帮分子达沃德-易卜拉罕一手策划的。据说，爆炸的直接原因是巴布里清真寺的拆除行动以及孟买城内的骚乱。接着印度教穆斯林还举行暴动，造成300人死亡。
9.印航炸弹恐怖袭击
加拿大政府向1985年印航空难遇难者家属道歉
1985年6月23日，一架波音747-237B型客机由加拿大前往英国的航段，突然神秘坠毁于爱尔兰以南的大西洋中，全机329人罹难，当中包括280名乘客是加拿大籍,及136名小孩。后来事件被确认为恐怖袭击。
这是在911事件发生前，死亡人数最高的炸弹袭击，亦是有史以来，单一飞机死亡人数最高的恐怖袭击，更是历来导致最多加拿大人死亡的袭击事件。 印度航空182号班机是一班由加拿大蒙特利尔前往印度新德里及孟买，中停英国伦敦的航班。
10.“9.11”恐怖袭击事件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的“911事件”，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劫持民航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早晨8:40，四架美国国内民航航班几乎被同时劫持，其中两架撞击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一架袭击了首都华盛顿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而第四架被劫持飞机在宾西法尼亚州坠毁，据事后调查失事前机上乘客试图从劫机者手中重夺飞机控制权。这架被劫持飞机目标不明，但相信劫机者撞击目标是美国国会或白宫（事后对参与策划袭击的恐怖分子进行审问的结果表明，恐怖袭击的第四个目标是国会大厦。而在此之前美国官方一直怀疑目标是白宫）。
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幢110层摩天大楼(双子塔）在遭到攻击后相继倒塌，除此之外，世贸中心附近5幢建筑物也受震而坍塌损毁；五角大楼遭到局部破坏，部分结构坍塌；袭击事件令曼哈顿岛上空布满尘烟。
在9.11事件中共有2998人遇难，其中2974人被官方证实死亡，另外还有24人下落不明。遇难人员名单中包括：四架飞机上的全部乘客共246人，世贸中心2603人，五角大楼125人。共有411名救援人员在此事件中殉职。
美国政府反恐高级官员6月4日对外表示，美国调查人员相信，他们已确认出本·拉丹的一名科威特籍的助手可能是“9·11”恐怖袭击的幕后主使。
据美联社报道，这名科威特人叫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最重要的恐怖分子之一，他现在躲藏在阿富汗或者附近地区。
2007年1月8日，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宣布判处涉嫌参与911事件的摩洛哥男子穆塔萨迪克15年徒刑。3月9日，基地组织海外军事活动首领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在听证法庭上首度招认：“九一一行动从头到尾都是我负责主导。”他2003年3月在巴基斯坦被捕，被秘密关进美军关塔那摩湾基地。8月2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并公布了其监察长办公室完成的一份机密报告的摘要。
以下为本拉登派往美国参与9.11计划的19名劫机者
11.别斯兰人质事件
惊恐万状的孩子们
2004年9月1日上午9时30分左右，一伙头戴面罩、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突然闯入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刚参加完新学期开学典礼的大部分学生、家长和教师赶进学校体育馆劫为人质，并在体育馆中及周围安放了爆炸物。俄罗斯军方包围了学校3天试图解救被围困的平民和学生，事件在9月3日结束但导致了326名人质死亡，从而成为俄罗斯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这次事件俄罗斯谈判代表有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扎索霍夫、着名 惊恐万状的孩子们小儿科医生罗沙利及普京总统车臣顾问阿斯哈诺夫等人，解决人质危机主角为阿尔法特种部队。
到9月2日下午，劫持者一直未提出释放人质的具体要求，学校外边有上千名人质家属苦候，他们主要为当地北奥塞梯族与车臣族人，为北高加索山区的强悍民族，如果他们亲人遭到无辜伤害，当地民众会有自发性的报复行动。俄官方事先并没有做出武力解救人质的计划，而是想继续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人质扣押者蓄意造成武装对抗的结局。
到9月3日下午1时左右，俄紧急情况部人员经绑匪同意进入学校往外运送被打死的人质尸体时，学校内响起数声爆炸。许多人质开始外逃，绑匪随即向逃跑的人质开枪，另有几名绑匪试图混入人质中。俄军立即朝绑匪开火，并随即冲进学校大楼，展开解救行动。
2004年9月4日俄罗斯当局在当地时间夜里2点左右，派出两架专机接载危重病人前往莫斯科的国防部医院抢救，俄罗斯政府已经决定要对伤亡人员进行补助；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封锁北奥塞梯边境，搜捕在逃绑匪。
另据参与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劫持人质事 件的一名绑匪供认，这次劫持人质事件是车臣非法武装重要头目马斯哈多夫和巴萨耶夫下达的命令。2004年9月6日晚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了这名绑匪招供的录像。他说，他们被召集到树林里，一名绰号为“上校”的人宣布，他们要占领别斯兰一所学校，这是马斯哈多夫和巴萨耶夫下达的命令。这名“上校”宣称，必须在整个高加索地区发动战争。
电视录像没有透露这名绑匪的姓名和身份。俄护法机关一名官员6日说，调查表明，参与别斯兰劫持人质事件的恐怖分子来自外国和高加索各共和国，其中还包括一名北奥塞梯居民。
2005年12月，负责调查惨剧的俄罗斯检察官员发表报告说，政府当局在处理事件时没有犯错。
2006年12月22日，俄罗斯议会专门负责调查别斯兰人质事件的委员会公布的正式调查报告指出，俄有关方面在防范恐怖袭击和解救人质过程中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和不足。
12.伦敦地铁爆炸案
2005年7月7日早上繁忙时间，伦敦连续发生至少7起爆炸，死亡人数共52人，伤者逾百。数个地下铁路车站和数架巴士发生爆炸。爆炸在伦敦获得201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不足一日后发生，同时在苏格兰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也正在举行。事发后，伦敦地铁已全部关闭，市中心也没有公共汽车运营，但各个机场仍运转正常。伦敦本地的通信网络虽然正常运转，但由于信号拥挤，已经限制部分通信。
英国政府和首相布莱尔确认事件为恐怖主义袭击。
两星期后的7月21日，伦敦三个地铁站亦受到袭击，而一辆行走26路的巴士则怀疑遭到枪击。
13.孟买恐怖袭击
印度金融中心孟买2008年11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发生连环袭击。袭击者先后攻击孟买南部市中心繁华区的豪华饭店、医院、火车站、知名餐厅和警察总部等场所。还在两处豪华酒店内绑架人质，与警方对峙。造成的死亡人数为至少195人，另有313人受伤。袭击主要针对英美人士。
印度总理辛格主持召开了反恐特别会议，并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出，恐怖袭击者来自国外势力，计划周详组织严密，选择孟买豪华酒店作为目标，并特别针对西方人士，其目的是在印度国内制造恐慌，破坏金融中心孟买。但他表示，绝不向恐怖分子屈服，施暴者必将付出代价。
孟买恐怖袭击事件的消息传出后，国际社会极为震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对遇难者亲属表示同情和慰问，并呼吁有关方面尽快将袭击者绳之以法。此外，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等也纷纷对袭击事件表示谴责。
14.“7.22”挪威奥斯陆爆炸枪击案
2011年7月22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北京时间21时20分），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遭炸弹袭击，造成包括首相办公室在内的多座政府大楼严重受损。此后不久，一名伪装成警察向奥斯陆一青年营地内的集会者肆意开枪射击。截止到23日，两次袭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至少91人。挪威司法大臣克努特·斯托贝格特22晚间在新闻会上说，凶手是一名挪威人，名叫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现年32岁。据挪威媒体报道，凶手是一名极右翼分子。
十大恐怖组织
1、“埃塔” 西班牙恐怖组织
“埃塔”成立于1958年，原为弗朗哥独裁统治时代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地下反抗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危害整个西班牙社会、以暴力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组织。“埃塔”的政治目标是通过暴力斗争将巴斯克地区从西班牙分裂出去，建立一个包括法国南部一部分巴斯克语地区在内的独立国家。“埃塔”现有数百名成员，他们经常流窜到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以及拉美的墨西哥、乌拉圭、多米尼加等国家作案。从1968年至今，这个恐怖组织制造了无数的恐怖活动，致使近千人丧生，数千名无辜平民伤残。
2、基地组织
1988年，本-拉登在阿富汗建立了“基地”组织。成立之初，其目的是为了训练和指挥与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战斗的阿富汗义勇军，但是从苏军撤退后的1991年前后开始，该组织将目标转为打倒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腐败政权”。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有10多处训练基地，对从各国来到阿富汗的成员进行恐怖活动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学习原教旨主义教义，学习使用轻型武器、发射迫击炮和火箭筒、使用电脑和因特网，他们被称为“阿富汗的阿拉伯人”。据悉，“基地”组织核心成员约4000∽5000人，主要由“阿富汗的阿拉伯人”组成。拉登通过传真、移动电话、因特网或信使遥控指挥其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 基地和其它几个恐怖组织有联系，包括黎巴嫩南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菲律宾、埃塞俄比亚和要脱离俄罗斯的车臣共和国内的组织。
3、塔利班
塔利班是阿富汗武装派别之一，致力于建立“世界上最纯粹的伊斯兰国家”。1994年8月，塔利班在阿内战不休、派系割据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996年9月27日，塔利班武装攻占首都喀布尔，并成立了临时政府接管政权，次年10月27日改国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2001年前，塔利班控制着阿富汗90％以上的国土。
塔利班政权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组织机构严密。塔利班在其控制区内，全面推行伊斯兰法，实行极端宗教统治，声称要把阿富汗建成世界上最纯洁的伊斯兰国家。塔利班颁布政令禁止电影电视，严控娱乐活动；男人必须蓄须，女人必须蒙面，不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和就业，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
4、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
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成立于1976年，是斯里兰卡最大、也是最令斯里兰卡政府头疼的反政府武装。泰米尔族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少数民族，猛虎组织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泰米尔国家。
猛虎组织与斯里兰卡政府的武装冲突始于1983年，20多年来，该组织一直在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与政府军开战，并经常使用恐怖袭击的手段，据悉，该组织有一支黑虎队，专门对重要目标实施自杀性爆炸袭击，黑虎队所有阶层的成员都随身携带氰化物胶囊以便在被捕时自杀。
猛虎组织组织严密，拥有自己的情报机构、海军部门等，对其成员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不吸烟、不饮酒，未经允许不得结婚。该组织大约有1万名战斗人员，一般采取炮击、地对空导弹和火箭与政府军直接对抗。在猛虎组织内还有儿童士兵。
5、爱尔兰共和军
爱尔兰共和军成立于1919年，由旨在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事组织“爱尔兰义勇军”改编而成。
1922年爱尔兰共和军因反对把爱尔兰分割成南北两部分的英爱条约而遭到镇压。1937年爱尔兰独立后，北爱尔兰仍处于英国的统治下。爱尔兰共和军宣布继续为实现南北统一而斗争，并实行暴力活动。1939年开始在英国制造爆炸事件，被爱尔兰政府和英国政府取缔。1954年10月宣布停止在爱尔兰南部军事活动，把矛头指向北爱尔兰的英军，旨在以武力统一爱尔兰。
1993年，英国和爱尔兰曾共同发起北爱和平进程，但一再因解除武装问题搁浅。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北爱和平进程，2001年10月，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新芬党呼吁爱尔兰共和军放下武器。爱尔兰共和军于次日宣布开始解除武装，并将部分武器置于“不使用状态”，但是解除武装行动不久后中止。
自1968年至2002年7月，在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以及爱尔兰共和国境内共有3600人在暴力冲突中丧生，爱尔兰共和军及其它组织至少应对其中2000人的死亡负责。
6、日本赤军
在60年代的学生运动逐渐转入低潮后，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赤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准确地说，日本赤军共分为“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三派，相继在1969年到1971年之间成立。联合赤军在1972年2月29日一次悲惨的包围战中，被日本警方歼灭，幸存者加入了日本赤军。而赤军则于更早的一次警察突击中被歼灭。
日本赤军又称“阿拉伯赤军”，长期活动在中东。也是先后的三支赤军中国际影响最大的一支。他们中的三名成员于1972年5月30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罗德空港（现本爬锇部崭郏┫蚵每头⒍蝗还セ鳎斐稍?00人死伤，其中24人死亡。这一袭击行动立即震惊了全世界，赤军也由此成为与意大利的红色旅，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齐名的国际性恐怖组织。
7、阿克萨烈士旅
“阿克萨烈士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7年巴勒斯坦大起义时。该组织的骨干是被以色列占领军监禁的“法塔赫”成员。这些人巴民族权力机构1994年进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后获释，随后就秘密成立了“阿克萨烈士旅”。不过，对外正式宣布成立这个神秘组织是2001年1月1日的事。“阿克萨烈士旅”是一个松散而灵活的准军事机构，它没有统一的指挥首脑，但却设有“军事部”和“安全部”两个平行的部门，其中“军事部”直接负责对以色列目标的袭击行动，其成员按其生活居住的地区分成若干行动小组，行动小组相互独立，并有行动的拍板权；“安全部”负责袭击行动的策划以及“阿克萨烈士旅”的内部安全事宜，比如一旦发现某个“叛徒”或者“内奸”，并不将他们秘密干掉，而是移交给巴民族权力机构处置。
“阿克萨烈士旅”的袭击目标可谓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以色列人都在其袭击之列，其中朱代、萨马里亚和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军人、军事目标、平民和犹太定居点是他们袭击的重点对象。
8、库尔德工人党
“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1978年，主要成员由土耳其库尔德人组成，其宗旨是在地处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
作为代表一个民族的反政府政党，“库尔德工人党”同时也是一个游击队组织。1980年，土耳其政府以该党企图分裂国家为由，宣布予以取缔。从那以后，“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政府军的冲突一直不断。在上世纪90年代初，“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力量比较强，共有约1万名武装人员。游击战的范围也从农村逐渐扩大到城市。1999年2月16号，“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在肯尼亚被捕，被押回土耳其接受审判。同年6月被判处死刑，暂缓执行。2002年10月，被改判终身监禁。奥贾兰被捕后要求库尔德工人党放弃武装斗争。从1999年下半年起，“库尔德工人党”退入伊拉克北部地区，基本上处于停火状态。2000年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将采取和平手段实现其独立目标，并在2002年更名为库尔德自由民主大会。在土耳其政府军的频繁打击下，目前“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人数下降到不足5000人。
9、意大利“红色旅”
“红色旅”成立于1969年，主要创建人是雷纳托?库尔乔。“红色旅”的第一批成员基本上都是20多岁的青年，出身于各种各样社会背景的家庭中：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多数都上过大学，并在大学里成为政治上的极端分子。“红色旅”的徽号是一颗五角星和一挺机枪，象征着武装夺取政权。“红色旅”在组织上极为严密。它的全部人员被分成米兰纵队、都灵纵队、罗马纵队、威尼斯纵队和那不勒斯纵队。他们采取袭击、暗杀、绑架等手段，企图震慑对手，扩大影响。他们把这种恐怖活动称作“武装宣传”。“红色旅”最着名的行动是绑架了意大利总理莫罗并将其杀害，由“具有惊人美丽”的安娜执行死刑。安娜朝莫罗胸前开了11枪，但故意不朝心脏打。在意警方缉拿和劝降下，“红色旅”活动能力已江河日下，但该组织在1999年和2002年杀害了劳动部长的两名法律顾问。2003年12月20日，意大利警方对“红色旅”的一处藏身地发动突袭，搜到了大量的爆炸物。“红色旅”也成为西欧老一辈恐怖主义组织中残余势力最强的一个。
关键词：乌克兰；语言政策；俄语
中图分类号：H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3-0046-04
苏联解体后，为了尽快重新构建民族国家、最大程度地复兴主体民族文化，乌克兰历届政府均实施了激进的“去俄罗斯化”语言政策。在主体民族语言国家化思想指导下实施的语言政策，不仅损害了境内众多俄语居民的语言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乌俄关系紧张并引起欧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谴责。
一、去俄罗斯化的内容
独立以后，由于社会格局的重建，原来的少数民族乌克兰族通过政治的变化转变为语言多数民族。为了尽快完成民族语言的整合，乌当局实施了激进的“去俄罗斯化”语言政策。所谓“去俄罗斯化”，是指将俄语从由于自愿或俄罗斯化而在一定时期内处于俄语环境中的某些人群的生活中排挤出去或彻底根除的过程。在独立后的20年间，乌克兰语言政策的去俄罗斯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降低俄语地位而提高乌民族语言地位
独立后最初十年间，去俄罗斯化的节奏相对缓慢而平稳，集中体现于《乌克兰语言法》和《乌克兰宪法》这两部国家大法不断抬高乌语地位而降低俄语地位的过程。《乌克兰语言法》颁布于苏联解体前夕，它规定乌语是乌的官方语言，乌语和俄语均可作为族际交际语。在1993-2006年间该法经过多次修订，最终规定乌语是乌的唯一国语，俄语仅被界定为少数民族语言。其实，早在1996年《宪法》颁布之际就已经确立了乌语的唯一国语地位。在《语言法》完成修订后，两部用于调节语言的最重要的法律最终就乌语的唯一国语地位、俄语的少数民族语言地位取得一致。
进入新世纪之后，乌克兰去俄罗斯化的节奏明显加快，2005年“”后登上总统宝座的尤先科更是宣布了“一场对俄语的战争”。上任后不久，尤先科就颁布了两条“限俄令”：从2005年9月1日起，乌克兰的法律诉讼只能使用国语；从2006年7月26日起，必须对国家公务员进行乌克兰语水平测试。这两项法令的颁布引起乌境内俄语居民的强烈抗议。他们一致认为，该两项法令不仅损害了公民的语言权，同时也损害了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妨碍其在政府部门谋求职位和发挥作用。截至2008年，乌克兰共颁布了七十多条诸如此类限制俄语使用的法令，涉及教育、大众传媒、政府公文事务等诸多领域。这些法令大多由总统亲自签署或经过总统批准，因此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对打压和排挤俄语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2010年，亚努科维奇任总统后不久便在公开场合表示，不会赋予俄语第二国语或第二官方语言地位，但会在《欧洲区域与少数民族语言》框架内采取措施，以保证俄语的自由使用。由此可以推测，亚努科维奇并不倾向于激进的去俄罗斯化语言政策，但也不允许俄语谋求更高法律地位。
（二）缩小俄语的使用范围
由于国家对教育的可调控性较强，教学领域便成为乌当局去俄罗斯化的主要阵地。一方面，大量缩减俄语学校和俄语学生比例。根据乌俄语教师协会统计数据，1999年乌共有俄语中学4633所，2007年俄语中学不足1000所，在首都基辅只有6所俄语学校，在文尼察、罗夫诺、捷尔诺波尔斯克等七个州甚至连一所俄语学校都没有。在各大高校，俄语学生比例也大幅下降。有数据显示，2000/2001学年，乌一、二类高校和三、四类高校中使用俄语学习的学生比例分别为22%和26.5%，而在2006/2007学年，使用俄语学习的比例仅为15%和17%。另一方面，乌当局还出台了一些强制性规定：最高拉达科教委员会规定（2005年），中学毕业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不得使用俄语；乌《学位授予条例》第15条规定，高校学生撰写和答辩学位论文时必须使用国语。
此外，大众传媒也一度成为去俄罗斯化的主要对象。2004年，乌广播电视委禁止注册非国语传媒；2007年底，乌通过决议，规定自2008年起所有电影只能使用乌语转播，即便是配有乌语字母的俄语影片也被视为违法；所有儿童影片必须用乌语播出，在首都基辅甚至连一家允许播放俄语儿童影片的电影院也没有。不仅如此，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俄语的权利也受到限制：2001年，利沃夫市政府通告，禁止市民在公共场合唱俄语歌曲，违者罚款50格里夫纳。
（三）改造乌语中与俄语相关的拼写形式等
乌克兰民族主义语言学家认为，乌语在近几十年受到俄罗斯殖民统治者的摧残，现用的乌语书写规则是套在乌克兰民族脖子上的枷锁，采用新的书写规则会强化乌克兰人的民族荣誉感，使他们彻底摆脱俄罗斯，找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因此，在拼写方面，民族主义语言学家们建议在乌语中使用引自其他语言的字母，如来自德语的组合en和eu、希腊语的组合au、希腊语字母θ（拉丁语中的th）的对应形式an/an和on、aB、T等，或使用miTep、npoeKT、noH等旧的书写形式替代niTp、npoeKT、ioH等俄文书写形式。在词汇方面，他们主张用古词、方言词或新词代替原有的俄语词，例如，用caMonep代替BeNoCMren（自行车），Moponc代替Torpad（摄影家、摄影师），KonaHH M’Hq代替yTon（足球）等。这种去俄罗斯化特点的乌语改造，虽然只是民族主义人士恢复主体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构想，但从乌当局对其予以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的态度可以看出乌克兰去俄罗斯化的坚定决心。
二、去俄罗斯化的原因
无论是以立法形式提高主体民族语言地位、缩小俄语在教学和传媒等重要领域的使用范围，还是从拼写、词汇方面大力改造乌语，都是将俄语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排挤出去的过程，而支配这一过程的核心始终是复兴主体民族文化、构建民族国家的思想。
（一）打压俄语成为矫正历史上语言强权的主要工具
17世纪中叶，沙俄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自此乌克兰进入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沙皇统治时期。沙俄在乌克兰全面推行俄罗斯化的殖民政策，按照俄罗斯的社会模式、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构建乌克兰的社会结构。沙皇用刚柔相济的办法同化乌上层统治阶级，确立俄语的官方地位，贬低乌语为“乡巴佬”语言，禁止出版乌克兰文书籍和教科书，强制乌克兰人抛弃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传统。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规定俄语为非俄罗斯族的第二语言，各个民族必须学习和使用俄语。在近三个世纪的高压统治下，乌人民不仅对俄罗斯颇有微词，甚至对俄语也积怨已久。因此，乌一经独立，打压俄语便成为乌克兰人发泄诸多历史仇恨、矫正语言强权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沙俄及苏联的民族语言同化政策深刻影响了乌克兰民族意识的形成，并从心理层面影响了初获独立的乌克兰对俄语的态度。
（二）排挤俄语成为缓解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有效途径
独立以后，乌克兰不但将复兴主体民族语言作为恢复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重要途径，同时将其作为提高民族意识、缓解国家认同危机的有力武器。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乌克兰曾多次受到波兰、立陶宛、俄罗斯等大国的瓜分，其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统治者的冲击和影响。由于乌克兰从属于俄罗斯比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历史更长，乌克兰民族文化的发展已经被严重俄罗斯化。另一方面，独立之初的乌克兰在民族国家认同上存在很大差异，这种认同差异在政治家激烈言行的动员下很有可能演化成国家认同危机，并成为影响乌克兰作为民族国家的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因素。因此，为了明确地把自己与俄罗斯族区别开来并彻底脱离俄罗斯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获得新生的乌克兰开始强调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并划清与俄罗斯的界限，而语言作为民族边界的主要标志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便成为乌克兰去俄罗斯化的有力武器。正如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所说，“俄语终结的地方就是俄罗斯影响终结的地方”。
（三）俄语地位问题成为乌俄外交博弈的重要手段
自独立以来，乌一直处于脱俄入欧的西化进程中。为了遏制乌的西化势头，俄利用能源这把“尚方宝剑”频频出击，多次用经济方式解决政治问题。在俄利用能源武器保卫自己地缘政治利益的同时，乌国家安全一再受到挑战。对乌而言，能源短缺使其在一定时期内不得不依靠俄，在回归欧洲的过程中不得不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顾及俄的利益和立场。2006年1月乌俄“斗气”事件后不久，乌总统尤先科大打“俄语外交牌”，一年内颁布多款限制俄语使用的法令，以显示对俄的牵制力。“俄语实际上成为握在那些企图将乌迅速融入西方世界的政治精英们手中的人质。”乌境内约有400万俄侨民，“限俄令”的颁布很快影响到他们的正常工作、生活和学习。境外俄语的兴衰和俄罗斯人的利益是俄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俄语地位的因素在乌俄关系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俄语地位问题常常为俄所困，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俄对乌的政治经济对策。
三、去俄罗斯化的影响因素
语言政策通常由国家来制定、审核和监督实施，因此它常常不可避免地打上政治烙印，用以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尽管如此，现代民族、民主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就乌克兰而言，除了俄语居民众多、俄语普及程度高的语言现实外，俄语在乌俄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语言政策受到国际组织监察等，都成为乌推行语言政策时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
（一）语言现实：俄语居民众多且俄语普及程度较高
乌克兰境内生活着13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族占人口的17.3%。从语言构成的角度来看，67.5%的居民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乌克兰语，29.6%的居民认为母语是俄语（2001年）。在过去10年间，这一比例并未出现大的波动和变化。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乌克兰近三分之一的居民为俄语居民且集中分布于毗邻俄罗斯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由于历史发展因素，乌克兰东西部在经济形态、民族、宗教和语言等方面原本就存在巨大差异，如果俄语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合理解决，必将挑动民族神经、引起民族冲突甚至造成国家分裂。因此，乌当局在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必须也必将会兼顾俄语居民的语言利益。
另一方面，俄语在乌克兰的普及程度相对较高。据欧亚遗产基金会2008年统计数据，70%的乌居民可以自由地用俄语交谈、阅读和写作；13%的居民可以自由交谈和阅读，但书写时会出现错误；10%的居民可以与操俄语的人进行沟通；5%的居民无法与操俄语的人交谈，但听得懂俄语；仅2%的居民完全不懂俄语。不难看出，俄语在乌克兰的语言文化市场上仍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俄语及俄语文化已经变成乌克兰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要现实将引起去俄罗斯化语言政策制定者和推行者的反思和考量。
（二）国际因素：俄语问题不仅是影响乌俄关系的敏感因素，而且受到国际组织的监督
俄罗斯之于乌克兰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领域，乌克兰离不开俄罗斯这个能对其产生强大制约作用的邻国，两国的经济纽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无法被割断；另外，俄罗斯利用手中的能源武器就能轻易扼住乌克兰的经济命脉。对于俄罗斯，乌克兰同样具有无可比拟的地缘政治意义：乌克兰不但是俄罗斯抵御北约东扩的天然屏障，同时也控制着俄罗斯传统的战略通道——黑海及黑海出海口，同时还是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石油的中转站。因此，维系乌俄两国间的互利合作关系，对两国均意义重大。除了以上政治、经济、战略因素，俄语问题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又一敏感要素。
俄罗斯人被戏称为“战斗民族”，这个国家的军事对国家大战略影响久远而深刻。相对落后于欧洲的俄罗斯，在几百年间迅速兴起，靠的是军事化贵族，以及整个民族像一支军队一样被灌注了使命感、纪律感、共同体意识。
在几百年民族形成和崛起过程中，俄罗斯外面始终有很多强大力量，比如最初他们是在蒙古征服的“金帐汗国”下面听差，他们所传承的东正教文明核心、拜占庭政权，已经被土耳其所灭。当他们向外扩张发展时，又面临瑞典、波兰等当时比较强大的力量，在东方则遇到了强大的清帝国。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特别重视武装。
在内部，俄罗斯长期落后，广大民众束缚在村社土地上，贵族们还是非常过时的那一套。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等引领者，要把俄罗斯带进现代社会，需要不断战胜保守力量甚至自己皇亲国戚的挑战，这就需要抓军队。
在这样对内、对外都需要拓展、激变的大势下，俄罗斯容不得松散和各自为政，于是，以军令方式推行政策，以军人方式训练贵族子弟。这就形成了很深厚的军事文化，与下层民众依靠村社和领主才能生活的集体、集中理念相结合，使俄罗斯的帝国崛起之路充满军事化氛围。西欧人有时会很不客气地说“俄罗斯就是一个大兵营”。
俄罗斯几次从灭国危险中顽强存活，养成了重军、重领土、愈压愈强的民族性格。
俄罗斯战胜瑞典，在波罗的海称雄以后，日益拥有大国气象。但俄罗斯生长的欧亚大陆历来群雄逐鹿。比如，俄罗斯遭遇了拿破仑。
高人自有高人磨，拿破仑遇到了俄罗斯。1812年6月，拿破仑大军长驱直入俄罗斯。俄军实施战略防御，在退却中以广袤地域把法军补给线拖得越来越长，法军虽然一度占领莫斯科这座空城，但袭扰、战损、天气转冷、后勤接续不上等不利因素，把法军的战斗力消磨得越来越弱。而俄军则在几次会战中把法军消耗得无力进击，拿破仑得不到想象中的和约，只好撤退，最终是以60余万军队入侵、以3万左右残兵回来。
但后人把俄军的坚壁清野、防守反击看得太过有组织、有智谋。实际上，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最后得胜靠的是地域广大和人民坚忍。这类强敌压境，在俄罗斯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政权早期面临武装干涉、德国法西斯入侵与卫国战争……这些征战对俄罗斯的影响极其深刻。俄罗斯被锻造得非常坚强，越是面临巨大压力、越是有危险，就越是能扛、能打。
在多年斗争环境中，俄罗斯的
生产生活已变为适应战斗模式
战争是最好的老师。比如拿破仑之后，欧洲各国普遍建立总参谋部一类的制度。比如希特勒之后，面临大平原的国家都对发展坦克和飞机集群毫不迟疑。
当然，战争老师也教给俄罗斯很多东西。俄罗斯的现代化、工业化是在战争环境中起步的。斯大林模式形成，绝不仅仅是政治强人善于掌握军队、肃反委员会等强力部门的结果。以当时的情景，新生政权弱小，国内经济脆弱，外敌环伺，俄罗斯要生存必然需要整军强武。所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拼命发展重工业、军工业，这与西欧和美国先轻后重、积累资本和市场发展后再形成有体系工业部类的方式完全相反。这套战争逼出来的东西，在战时非常管用。如果不是这种超常发展，1941年希特勒大军入侵，苏联很可能熬不过去。
既然军事在俄罗斯如此重要，那么按道理，军人在俄罗斯应该是比政治家、外交家更牛的。但事实却是，在俄罗斯强悍的战略风格下，职业军人反而不能真正掌管战略。
职业军人不会成长为统帅
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在俄罗斯可以晋升到元帅，但不会成长为统帅。从彼得大帝、列宁、斯大林到叶利钦、普京，俄罗斯的最高统帅有帝王，有革命领袖，有强势领导人，他们有的人也穿军装，但本质上却不是因为军人身份或军人经历而当上统帅的。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俄军几百年来都面临这种内外条件严酷、民众质朴倔强的环境，军人能成长为高级将领，必须性格顽强、做事坚决。这在军人中是优点，但在政界可能显得缺乏手腕、策略，不易在复杂的政治角逐中联合多数、达成暂时妥协，也不易产生号召力。另一方面，俄罗斯好像也没有美国那种军人脱去军装后迅速转型为政客的机制。无论是沙皇还是后来的苏联任命体制下，越是打仗好的军事领导，越是束缚在高级指挥岗位上。如果他战功卓著、荣誉过高，反而没有政治上的发展余地。俄军官兵往往起于卒伍，不像法、美等贵族精英军人传统出现的将领那样有适合高层政治的素养。俄罗斯确实没有形成职业军人成功转型为政治家的土壤和机制。
战争决策从来都由政治做出
从卫国战争的开始方式到乌克兰危机、叙利亚空袭，都是政治决定。卫国战争前，苏联红军刚刚经历“大清洗”，别说过问国家大政方针，就是对军队内部建设也是唯唯诺诺。只是战争开始后，统帅部由于最初错判形势，又有残酷的战场现实，才出现军队指挥员、职业军人思维发挥影响的趋势。到战争结束后，军人的影响又逐渐消退。今天，乌克兰危机、叙利亚空袭，都不是俄军自主行为。尽管这些都很符合俄军发展所需，可以通过这些提振军队士气、威望，更新装备、提高待遇，但打不打、如何打，被土耳其暗算击落战机后要不要大规模反击……所有这些决定都不可能由俄军自己做出。
俄罗斯人强悍，俄军勇猛坚韧，但偏偏最高决策层不是从战壕里成长起来的。这就决定了俄罗斯常常是强人当家。从对外战略看，俄罗斯必然是强势的，俄罗斯必然看重自主和尊严。俄罗斯不容小视，任何国家要与俄罗斯打交道都必须注意这些。与强者共处、合作，示弱不可取，硬碰硬也不行，必须坚定而包容。
能在“战斗民族”掌兵，又不是职业军人，必然是强势人物。彼得大帝是强人，斯大林是强人，叶利钦是强人，普京更是出了名的强人。戈尔巴乔夫比较柔，对外妥协对内失控，二者又互相作用，苏联解体与他的执政风格有很大关系。
强人意志坚定，底线分明，对内掌控力强，对外不会以退让求安全。所以，只要不是国内纷乱期，不需要问俄对外战略是外交影响大还是军队影响大，答案肯定是“克里姆林宫拍板”。
对俄硬碰硬向来不是好主意
拿破仑、希特勒的失败，冷战的胜利，以及今天美国在乌克兰、叙利亚碰钉子，都表明对俄罗斯来硬的不是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