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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融资租赁；核心竞争力；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F7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2 — 0118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21
[作者简介]崔佳宁（1984—），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司金融，融资租赁。
一、引言
融资租赁业是中国入世10年之中最为受益的行业之一。在经历了入世前的极度低迷之后，从2007年3月1日起，在中国境内受银监会监管的银行，可以控股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租赁公司。由此而拉开了中国融资租赁业的高速发展的新篇章。然而，如何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融资租赁行业近年来的发展全貌？如何客观、恰当地评价我国我国融资租赁业的现状？如何引导我国融资租赁业和谐、有序地发展？都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由我国融资租赁业的资深专家史燕平教授组织编写的《中国融资（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13）》一书，于2013年7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报告问世后，得到了业界广泛的好评。同时，作为从事融资租赁研究的一员，笔者也认为，该书虽然名为“发展报告”，但其内容的严谨与深刻并不亚于教材或专著。本文将简要介绍该书，希望该报告可以得到我国融资租赁业的从业人员、研究人员的足够重视。
二、报告特色
（一）历史与国际的纵横视角
这一理念明确的体现在本报告引言及前两章所呈示出的“历史——现状——展望”的行文逻辑之中，而且这一逻辑不仅体现在引言与前两章的顺序安排上，而且即便在其他章节内部，这种梳理历史脉络的理念同样清晰可见。例如在分析增值税对融资租赁业影响的第七章中，其分析的起点一直追述到了增值税的起源，而且也简述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几次重要税制改革与政策变化，最终才基于对以上历史变迁的思考做出了对当下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判断。可以说这种具有历史感的章节安排与内容书写，使得本报告虽然名称中包含“2013年”的字样，而其内容绝不仅仅是对2012年行业内各种现象的简单概括和评论，更多地方体现的是融资租赁业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轨迹。而且为了保证报告对上述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报告撰写过程中还对业内资深人士进行了采访，他们均是在融资租赁业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学者、企业家、行政官员，他们多年的经验不但能保证对融资租赁业发展历程的精准把握，而且受访者不同的身份也保证了视角多元。
而该报告国际视角的特色，并不是指报告第三部分简要论述了世界租赁行业的发展概况。而是指本文的理论立足点是建立在对全球租赁业发展以及国际租赁研究成果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该报告撰写团队近年来多次承担《世界融资租赁年报（中国篇）》的编写工作，而且本报告报告撰写过程中，也邀请到美国犹他大学的融资租赁研究专家Jame Schallheim探讨了有关融资租赁的形式、本质、特点等一系列进行租赁研究所必须弄清楚的基础性问题。在这些国际的活动中，该报告撰写团队在对世界各国的租赁业发展也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对融资租赁的定义、租赁物的划分有了更为精准的了解。
在综合了上述历史视角与国际视角之后所形成的，便是对当下我国融资租赁业核心概念最为精确的认知，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报告最后《市场角度下融资租赁的界定与交易形式分类》中。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特殊性，“融资租赁”四个字的概念一直界定不清，也由此导致过国内租赁市场的种种乱象与监管难题，以及对外经济交流中的鸡同鸭讲。因此，在对我国融资租赁业各个方面发展过程全面认识后并且结合国际交流合作中的各种经验，本报告中对融资租赁业中种种术语的精确释义的确为租赁业务、租赁研究与国际接轨做出了贡献。
（二）多学科的交叉视角
融资租赁是学科综合性非常强的一种金融业务，经常涉及到会计、税收、法律、营销等经管类的专业知识，个别时候甚至涉及到医疗、机械、能源、IT等技术性非常强的理工类专业知识。因此，报告主编史燕平教授认为融资租赁犹如一个盒子，盒子的各个面看似独立却实有关联。所以，在融资租赁的理论研究、操作实务、交易设计、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若是没有盒子的立体感，经常会犯站在税收的立场讲监管的问题，或者站在法律的立场讲会计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该报告体现出很强的学科交叉型。虽然从各章的标题中会看到诸如“法律”“税收”甚至“光伏”这样的关键词，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在这些章节的论述中，处处体现了融资租赁非常强的学科交叉性。例如在第四章谈到融资租赁案件面临的法律问题时，用到了租金总额与租赁物总价的大小判断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实则来源于金融学中关于金融学中融资决策的相关内容；在光伏电站融资租赁模式的探讨中也可以看到金融风险控制与光伏专业技术的结合。
可以说在学科的交叉综合性这一方面，该报告的确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关于融资租赁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的、展开的盒子，适合身处融资租赁不同侧面的从业人员了解融资租赁的其他各个侧面，让我们看清了融资租赁各个侧面的形式、本质、联系，这些章节同时也说明了融资租赁行业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三）监管与政策的宏观视角
融资租赁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不可以脱离中国经济运行现阶段的特殊环境与国情。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大特色，这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手几乎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任何一方面所必须关注的宏观大背景。
本报告对这种宏观层面的特点把握也及其到位，并且做到了利弊兼顾不偏不倚的论述。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该报告对租赁监管与租赁相关政策两个方面的分析上。首先，在监管上，该报告第三章详细论述了当下内外资融资租赁公司的国民待遇差别。报告认为，由于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形成了当下监管中的差别待遇，而这种差别待遇严重影响到了行业的公平竞争，对行业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实行非审慎监管才是将来的发展方向；而后，在关于我国区域性融资租赁促进政策与部分地区融资租赁业发展状况的对比中， 更是以全国各地区的宏观视角提供了地方政府制定融资租赁相关政策与推动融资租赁业发展时宝贵的思路与实践经验，值得有条件利用融资租赁完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的地区参考借鉴。
（四）市场细分的微观视角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该书的第二大部分。该报告从前面的历史国际视角、学科交叉视角、宏观环境视角对融资租赁进行的阐述之后，在第二部分才进入了融资租赁业最核心的部分——融资租赁市场本身。
其实在该报告问世之前，报告主编史燕平教授在她之前的租赁研究中将融资租赁市场划分为出租人市场、承租人市场和租赁资产市场。这种划分方式是一种看似简单却极其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划分方法。因为融资租赁本身是一种金融服务。这种服务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商品，商品的供给方就是出租人，需求方是承租人，商品是以资产为载体的金融服务。这是一种规范的、理论层面的划分与分析方法。但是在当时提出这种分析方法的时候（2004年），我国的租赁业刚刚起步，数据很难搜集，导致难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融资租赁市场，只是用了外国的数据对国外的融资租赁市场进行了分析。但这次则不同。在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原来的分析方法可以对中国融资租赁市场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
在市场供给方面，也就是出租人方面，报告的第十章对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渠道做了论述，可以说融资渠道是关乎租赁公司存亡的重大问题。报告指出，在银行信贷仍是各大公司主要渠道的大环境下，点心债、资产支持证券等融资渠道会成为未来的方向。
而在市场需求方面，也就是承租人方面，第十一章以上市公司作为承租人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讲，以短期内获得大量现金流为目的的出售回租成为了融资租赁各种交易形式中最受青睐的一种。但这种现象并不值得乐观，它背后反映的是金融资源的垄断与不当配置。
在对供求的分析之后，报告第二部分的重点放在了资产，对资产的论述涉及到飞机、船舶、医疗设备、农业机械等。而在对各种资产的论述中，处处体现着前面各种分析视角的结合，任何一种设备都会从历史的、国际的、宏微观的、供求的视角去分析，甚至涉及到非常专业的科技知识。这正是在读完关于各种资产的论述后才会感觉到，融资租赁的核心在资产，对于资产在市场中的风险、价值、供求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才应该是融资租赁的核心内容。
三、报告的核心理念——关于融资租赁融资本质特征与核心竞争力的思辨
“我们需关注融资租赁资产融资的本质吗？”这是报告开篇便提出的一个疑问，也是该报告最希望传达的核心理念。但由于行业报告这种特殊体裁固有的行文规范，编者较难用书写专著一样的语言来表达这样的观点与其中的逻辑。但是，通读报告之后便会发现，编者为了传达这一理念而在全文结构上做出的精巧设计。
2016年12月19日，《中国青年创业现状报告（2016）》会在京举行，本次会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与宜信公司联合主办，主题是金融助力、创新引领。宜信公司CEO唐宁率宜信普惠诸位代表、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徐秀玲及宜信V课负责人钱芳出席本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嘉宾还有共同主办方人社部劳科所代表所长郑东亮、副所长王俊舫、资深创业专家邓宝山、报告主执笔人鲍春雷。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吴道槐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同时邀请到华创资本合伙人熊伟铭、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和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刘燕斌对报告做了专家点评，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创业指导处处长柴海山与六省代表进行了经验交流。会还邀请了2016年度参与调查省市的人社部门代表，孵化器和优秀创业者，并吸引了2015年参与调查的省市人社部门代表和关心双创工作的各界人士参与。会上披露了2016年报告的主要发现，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报告进行点评，随后，针对“青年创业与政策创新”和“创业中的企业金融扶持与管理”两个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据悉，本次会是继2016年4月《中国青年创业现状报告》之后，双方又一次合作该系列报告。在2015年报告基础上，报告扩大了调研范围，细化了研究内容、明确了研究重点。2015年报告发现，青年创业者进入社会时间短，资金积累不足，融资方面又受到融资条件、融资手续以及融资成本等方面更为严格的限制，因此资金问题被认为是青年创业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2016年报告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创业中资金筹集情况和资金管理能力进行了调研，并对2015年调研的中小企业进行了跟踪调研。调研发现，创业中小企业的自身产品和服务，是可以存活的根本，相比之下，资金很重要但并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的创业，尤其烧钱模式，有些违背商业本质，不可持续。政府和企业合作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管理差的问题，最终提高创业成活率，并带动就业效果，将是大势所趋。
宜信为中国300多万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了金融解决方案。作为普惠金融领域的领军企业，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明确提出，“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有三个重要阶段，即小额信贷、微金融（包括保险、支付、理财等）以及面向未被传统金融服务所覆盖的中小微群体提供能力建设服务。”
先解决融资难，金融科技惠及创业者
调查显示，创业启动资金10万元以下的占六成，初始资金的支出大都用于场地的租赁和购置方面，真正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比较有限。
从创业者后续资金来源来看，虽然经营性收入占据一定比重，但仍难以支持大部分企业/项目的发展，资金主要还是依靠自有资金和他人资金，以及向金融机构融资的方式来满足。融资用途主要是购买原材料和新设备，用于生产经营方面。
额度（融资规模）和利率（融资成本）青年创业者融资时最注重的内容，但这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额度方面，融资需求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特别是10万元以上区间，实际融资情况难以满足期望；融资成本方面，融资成本过高是青年融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
再从融资渠道来看，青年创业者融资时优先考虑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但由于缺乏合适的抵押品导致贷款较难，另外贷款办理时间、还款期限和贷款利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青年创业者的承受范围。
移动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可以帮助无法获得传统金融服务的中小企业享受到更可及、更方便、更友好、更经济的金融服务。宜人贷于2013年推出了全球首个移动借款APP，帮助众多工薪阶层和兼职创业者便捷的获取资金，这是金融科技支持创新经济的重要体现。
宜信推出的“翼启云服”平台，产品覆盖产业链、供应链的所有触点，包括为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链属企业提供服务的全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产品“翼启融”；为商超产业链中小微供应商服务的产业供应链金融产品“商超贷”；企业定制理财服务产品“翼启财富”； 此外，宜信普惠一直致力小微租赁业务，并不断进行创新，如全国首例“活体租赁”、搭载智能设备的农机租赁等，大大提速农业企业的生产。
通过创新技术、渠道和多元金融工具，创业者可以有很多选择来获取创业所需资金。同时，创新的金融服务也需要政府提供系统性的支持，与企业共同营造成熟的融资环境。
提升金融力和经营能力，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除了资金获取困难外，创业者在资金管理与运营方面也还存在较多问题：一是财务管理比较粗放，管理大都主要依靠自己或家人，财务制度不够完善；二是财务分析频率较低，并且主要关注短期盈利指标；三是库存管理不当、物料浪费、产品/服务质量不稳定以及员工成本控制意识较差等与成本控制相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四是资金管理精细化程度不够、价格营销手段使用不多，没有充分发挥资金和金融工具的使用效益。
中国企业或者企业家对研发、生产、管理、营销等都已经非常熟悉，他们依靠在这些环节上的出色表现在过去30年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企业的金融力将成为中国企业下一轮竞争的核心竞争力，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小微企业最薄弱的一环。
宜信十年的创业经验，也希望可以分享给青年创业者，基于云端的现金、成本、预算等管理系统“现金罗盘”和“指尖报销”等工具，原本都是宜信内部管理工具，希望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管好生意、用好资金、提升企业金融力。
关键词：公允价值选择权；盈余波动；公允价值会计
一、 引言
在2003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颁布IAS39修改稿《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允许企业指定任何金融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即允许企业使用公允价值选择权，但不允许撤销。IASB引入公允价值选择权的目的，是简化金融工具会计，并减少无法应用套期会计时混合计量模式导致的会计错配，从而减少对损益表的不同影响，降低盈余波动性（IAS 39.BC74（C），2005）。2007年2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也颁布了类似的准则《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选择权（The Fair Value Option for Financial Assets and Financial Liabilities）》，减小盈余波动性也是该准则的目标之一（FAS159，2007）。2006年2月，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也允许企业在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满足一定条件时，在初始确认即“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企业会计准则》，2006）
允许企业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意味着扩大公允价值会计的使用。这项规范能否实现准则制定者的初衷，降低盈余波动性？或是扩大了盈余波动？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有助于了解公允价值会计与盈余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而了解公允价值会计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二、 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盈余波动是重要的财务信息，反映了企业的风险，具有价值相关性。Beaver等（1970）建立了对盈余波动的风险相关性的测度，并指出盈余波动和盈余风险系数解释了市场模型的风险系数。另外一些研究发现，以会计计量结果为基础的风险度量数据与股票的风险之间有确定的联系（Fama & French，1992）。以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07和115号为背景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对某些资产负债表项目以公允价值计量具有价值相关性（Barth，1994）。Schrand（1997）比较了不同信息的风险相关性，例如利差、衍生金融工具的名义金额，以及美国证监会的《财务报告公告第48号》要求披露的公允价值计量所得的盈余波动。Hodder（2006）以银行为研究对象，验证了以现金流和公允价值盈余波动为基础的风险数据的价值相关性。
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产生利得与损失，对净利润、综合收益产生影响，因此可能增加或降低报表数据的波动。Gebhardt等（2004）在国际会计准则拟扩大公允价值使用范围的背景下，模拟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动。他们揭示了银行应用混合计量模式时，即使进行了有效的套期保值，仍然存在的盈余波动性。欧洲央行（2004）进一步深化了Gebhardt等（2004）的研究，模拟了信用和市场风险、利率风险等情景，认为扩大公允价值的应用会增加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波动性，可能降低他们对危机的应对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通过模拟，揭示应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比例增大，有助于抑制资产负债表的整体顺周期性，并且认为当与金融市场的额外流动性缺乏相结合时，公允价值会计框架放大了资本的周期性波动。Song（2008）检验了SFAS159规范的公允价值选择权是否减少了盈余波动性。他发现，在实施公允价值选择权确认未实现损失与利得此举前后，季度利润的标准差并无明显变动。即没有数据表明，公允价值选择权减少了盈余波动性。Peter Fiechter（2009）在《IAS39中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应用：对银行盈余波动性的影响》一文中检验了公允价值选择权（FVO）的各种应用目的对盈余波动的不同影响，发现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以减少会计错配的银行，和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计量金融负债的银行，报告的盈余波动性小于那些没有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银行。Andrew G Haldane（2010）在《“恶劣气候”中的公允价值》中指出，公允价值对利润的影响持续增大。近几十年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大于1970年前后的四十年，表明银行利润的波动性增大了。
在国内，对公允价值计量与盈余波动之间关系的探究主要出现在金融危机之后。汪静（2010）以金融类企业为样本，选取来自沪深两市16家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季度报表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利润变动与企业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比率之间存在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孙敏慧等（2010）对我国31家金融上市公司2007年~2009年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上证指数存在相关性，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对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效应。夏既明等（2011）运用统计性数据，得出公允价值变动对银行净利润的整体影响不大，但对个别银行的净利润造成了较大影响。公允价值变动对银行股东权益的整体影响不大，但对个别银行的股东权益造成了较大影响。
国内对公允价值会计与盈余波动关系的研究虽然已经兴起，但经实证检验的成果还比较少。在已有的实证研究当中，主要采用统计性数据分析，尚缺乏普遍认可的数学回归模型。本文拟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模型检验方法尝试研究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盈余波动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2006》规范下，企业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满足下列三项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即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消除或明显减少由于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计量基础不同所导致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在确认或计量方面不一致（会计错配）的情况；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的正式书面文件已载明，该金融资产组合、该金融负债组合、或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评价并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包含一种或多种嵌入式衍生工具，从而使整体现金流量发生显著改变并且在初次考虑时即允许拆分其包含的衍生工具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006》对于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条件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9号一致。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9号提出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初衷之一，便是减少盈余波动。
减少会计错配保证了对经济状况的计量的一致性，避免了对利润表的单面影响，因而减少了盈余波动。但是，因为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是不可撤销的，可能存在以下情况：某金融工具在会计上仍然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但是真实经济中的匹配已经不存在了。（例如，与之相关的交易性金融工具已处置）这种情况造成了人为的盈余波动。然而，更多情况下，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是减少了盈余波动的。
银行采用公允价值管理业务，则符合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条件之二。目前的会计规范并不强制要求企业对金融资产的资金来源也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例如，企业发行的债券和权益性证券可能采用不同的计量基础）。实际应用中，公允价值计量通常仅用于金融资产（Jerzembek & Grosse，2005；Pellens et al.；2008）。如果银行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超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交易性金融负债），那么，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应用将使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资产负债的差额增大，从而导致更大的盈余波动。
银行将公允价值选择权应用于金融负债的，相对于其他银行，报告的盈余波动可能较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结构性产品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结构性产品通常包含一项或多项嵌入衍生金融工具，银行通常对已发行的结构性产品进行套期保值（IAS39.BC77B，2009）。如果套期项目符合会计准则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界定，就必须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因此，对应的被套期项目，即上述结构性产品（金融负债），如果采用公允价值选择权，那么由于避免了计量的不一致，可能减少了盈余波动。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下述假设：
H1a：银行采用公允价值选择权，增加了所报告的盈余波动，假设其他条件相当；
H1b：银行采用公允价值选择权，降低了所报告的盈余波动，假设其他条件相当。
三、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1. 研究设计。为测试上述假设，本文设置的模型包含以下变量。第一，设置一个因变量反映盈余波动。本文以银行报告的盈余为基础计算盈余波动。考虑到盈余波动的变量需要反映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所有影响，包括套期，因此利润总额（EBT）是最合适的指标，此外利润总额还避免了税收的影响。同Hodder（2006）等的研究一样，本文将利润总额除以资产总额，以消除各样本之间规模不同造成的影响。盈余波动σ（EBT）是某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各季度的利润率（利润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的标准差。Waymire（1985），Kim等（2001）和Abdel-Khalik（2007）用类似的变量反映盈余波动。
第二，设置反映公允价值选择权应用情况的变量。设置哑变量FVO，当银行在报表及其附注中披露应用了公允价值选择权，即“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或“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有余额时，取1，否则取0。
第三，设置控制变量。在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提到，如果银行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超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交易性金融负债），那么，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应用将使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资产负债的差额增大，从而导致更大的盈余波动。因此需要设置控制变量用来反映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变量FINANCIAL，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与交易性金融负债的差额，再除以总资产后的比率。
由于本研究涉及不同年份，且2007年~2010年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的报表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设置了两个反映宏观经济的变量：σ（STOCKS）和σ（FC），以反映时期差异（Crouzille等）。σ（STOCKS），是当地股票市场指数每日增长率的年化标准差。因为多变的股市可能影响银行的盈余，当银行持有大量非套期的当地股票时尤其如此，所以预计σ（STOCKS）和σ（EBT）正相关。变量σ（FC）是当地汇率的每日增长率的年化标准差。对于货币项目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工具来说，它们的汇率利得与损失通过利润表反映。因而，预计σ（FC）和σ（EBT）正相关。
借助所设置的变量，建立以下模型：
σ（EBT）＝C（1）+C（2）FVO+C（3）FINANCIAL+C（4）σ（STOCKS）+C（5）σ（FC）+e
面板数据模型的变量取值都带有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两重性，而一般的线性模型只单独处理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不能同时分析和对比它们。换言之，面板数据模型相对于一般的线性回归模型，既考虑到了横截面数据存在的共性，又能分析模型中横截面因素的个体特殊效应。因此，本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检验。
2. 样本描述。本研究的样本取自在A股上市的银行。仅关注银行业的样本，是因为《企业会计准则2006》规范的公允价值选择权只使用于金融工具，而银行资产负债表里的金融工具比例要高于其他部门的企业。由于《企业会计准则2006》自2007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10年12月31日（本文撰稿时能取得的最新年报日期）为止，仅四年时间。样本期间局限较大，所以使用季度报告能够提高数据的标准差的精确度，从而更好的反映盈余波动（Waymire, 1985）。而2007年1月1日已经在A股上市的银行仅9家，因此本研究的样本为这9家银行，而非本文成稿时的16家上市银行。
银行报表数据来源为锐思数据库，股指和汇率的数据来源为万得数据库。即变量σ（EBT），FVO，FINANCIAL的原始数据都来自锐思数据库。σ（STOCKS）和σ（FC）的原始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
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四、 实证结果与结论
1. 描述性统计。变量FVO的均值为0.39，表明样本中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企业比没有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企业少。变量FINANCIAL的均值为正，说明各银行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平均余额大于交易性金融负债的平均余额。σ（STOCKS）的平均值是39.92，说明2007年~2010年的股市波动较大。
2. 面板回归结果与结论。由于本文研究的横截面个数为9，而时间序列个数为4，横截面个数大于时间序列个数，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F值为2.77，在5%水平上显著，调整后的R平方为0.38。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模型的回归结果有意义。代表公允价值选择权应用的变量FVO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对银行的盈余波动产生了影响，具体为扩大了盈余波动。解释变量通过检验的，有σ（STO CKS），其系数为正，说明股市的波动对银行盈余有着显著的影响。当股市波动明显时，会增加银行的盈余波动；当股市较为平稳时，会减少银行的盈余波动。
3. 结论。本文以个体银行在每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各季度的利润率（利润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的标准差作为盈余波动的变量，应用2007年~2010年在A股上市的银行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对盈余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应用扩大了银行的盈余波动。另外，银行的盈余波动与股市波动有正相关关系。这为公允价值会计是否对银行的盈余波动有放大效应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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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夏既明，吴晓，杨江英.公允价值会计对我国上市银行财务波动性的影响.银行家，2011，（1）：75-77.
5. 孙敏慧，孙杨清，徐诗奕，朱朝晖.中国金融业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9）：16-20.
1. 开题报告方法介绍：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这种文字体裁是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计划性的增强和科研选题程序化管理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开题报告一般为表格式，它把要报告的每一项内容转换成相应的栏目，既便于开题报告按目填写，避免遗漏;又便于评审者一目了然，把握要点。
2. 开题报告的基本内容及其顺序：
一、 开题报告封面：
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 论文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目的要明确，充分阐明该课题的重要性)： 1.论文的背景; 2.理论意义; 3.现实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应结合毕业设计题目，与参考文献相联系，是参考文献的概括)： 1.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2.国内有关研究的综述; 3.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四、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思想明确、清晰，方法正确、到位，应结合所要研究内容，有针对性)
五、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六、预期的结果
七、论文拟撰写的主要内容 (论文提纲) 八、论文工作进度安排
(内容要丰富，不要写得太简单，要充实，按每周填写，可2-3周，但至少很5个
时间段，任务要具体，能充分反映研究内容)
九、参考文献
十、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一、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
(一)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根本性变化，从完全依靠国有和集体企业发展到民营中小企业发挥重要作用的混合性经济，由于大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人员分流和产品结构调整，国有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减弱，而此时我国中小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生力军。在我国，中小企业在活跃市场，吸纳就业，促进技术创新与出 口创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意义
在我国，占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创造了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但是其占有的金融资源却不足20%。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杭州的企业体制一般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也导致了杭州的中小企业也存在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虽然各个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杭州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因为中小企业地位的重要性，所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是刻不容缓的。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参考文献综述的主体与总结部分)
(一)国外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中小企业迅猛发展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在中小企业创建、经营发展过程中，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世界各国中小企业的大问题，为此，探索可行有效的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中小企业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工作重点。西方国家如美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都制定了相关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值得我们借鉴。
国外有关企业融资的理论研究主要是资本结构理论。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杜兰特提出的,包括净收益理论,净经营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形成于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它以mm定理为中心，一部分探讨税收差异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被称为税差学派，另一部分研究破产成本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发展成为财务困境成本学派，形成破产成本主义和财务困境主义，最后合并为权衡理论。七十年代后期，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的引入，使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新资本结构理论以信息不对称为中心，大量引入经济学各方面的最新分析方法，从新的学术视野来分析资本结构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
此外，adolphusj.toby(XX)运用1999至XX年间尼日利亚中小型企业的相关数据测试了4个运行现状不佳的企业。认为对中小企业来说，持续的增长，充足的资金流动性和必要的盈利能力是与他们的投资和融资决策密切相关的。尽管财务总监竭尽全力协调流动性和营利性这两个矛盾的目标，但观察结果仍然暴露出了其财务管理的困境。
alastair metcalf(XX)认为一家新兴公司需要有足够的资本运用于所有的支出，当然还包括用于资金的增长和周转。在公司资金不断增长的同时，这一家公司可能需要更加多的股本或者项目融资，从而用来支持合并和收购。当它成熟时，公司可能需要资本重组或证券。如果该公司发生困难，它可能需要企业重组或计划重组融资。找到一个贷款人可以配合你的融资需要，从而让您专注于您的业务运行。
(二)国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1、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资金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是必不可少的，自XX年9月份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已席卷全球，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中小企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出口订单骤减、应收账款回收期加长、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上升、资金支付压力空前加大，众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融资难成为当前全国各地区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首先要面临的难题。
尹丹莉(XX)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一个长久性课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8%。中小企业在繁荣经济、促进增长、扩大就业、推动创新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融资难一直是困扰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措施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但融资难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现有的融资环境与企业的希望仍有较大差距,中小企业信贷满足率仍待提高。
杨红梅(XX)指出融资难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去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压力。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我国曾经最富活力的沿海外向型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到XX年底，全国7.5%
的中小企业停产、半停产或者倒闭，全国有超过30 万家企业停产、半停产，约有2500 万农民工因此返乡。由于中小企业是吸纳城镇就业的主要载体，中小企业生存状况恶化对就业造成巨大压力。要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关键靠中小企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不仅对保增长，而且对保稳定、保民生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2、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在我国，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信用基础较差、银行结构不均衡、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中小企业政府扶持体系还未真正建立等诸多原因，使得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纪杰(XX)指出企业外部融资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融资，即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二是间接融资，即主要通过金融机构贷款获得资金。目前我国中小企业通过这两种途径筹资都十分困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有许多，但其根本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小企业自身条件和素质的限制。这一因素是对其融资造成不利影响的内部原因;现行体制和政策的影响。这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外部原因。
谢小梅(XX)分析认为：目前融资难已成为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因素，又有社会的、历史的因素;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又有微观层面的原因;既有观念上的原因，又有政策上的原因。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归结到一点，便是体制和制度的缺陷，尤其是产权制度和金融制度缺陷。
杨加陆(XX)指出中小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生存先于成功，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拥有一定量的资金。但在现实中，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融资相对比较困难。这主要因为银行的利息很高，中小企业难以承受，即使中小企业能够承担，但由于信誉等原因银行一般也只愿意向大企业贷款。
喻占元(XX)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中小企业自身有关 ,也与我国的金融体制有关 ,还与政府政策有关。具体有如下方面。中小企业自身素质偏低;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的风险、成本和收益不对称;银行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增强;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少,实力弱;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和担保人;直接融资渠道不畅。
3、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
从融资难的原因分析可以看出，中小企业融资难，既有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上存在的先天不足，也有金融机构定位偏差、贷款权上收等不匹配因素。同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配套政策不健全、社会信用环境差等因素也是制约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因此，相关的研究也主要从企业、银行、政府、社会各个角度提出解决对策。
筹资是企业进行一系列活动的先决条件，总结上述研究成果，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普遍存在于各国各地区，综述根据国内外各位学者对于各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描述，转述对融资难的原因的看法，使大家对于目前国内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中小企业融资的理论文献进行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在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基本上都是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研究，针对某一省或某一区域的则比较少，即研究的地域范围太广。(2)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中，涉及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研究比较少，即结合当下背景不深。正因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中还存在上述问题，所以，就有了该篇论文。本文结合国际金融危机背景，在全面分析时下中小企业更加严峻的融资问题的基础上，以杭州为例，提出了一些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建议。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
1、中小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地位及其特征
2、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各个方面
3、杭州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现状和案例的分析
4、杭州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各种原因的研究和探讨
(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对如何解决杭州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提出自己的建议。
2、导致杭州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从中找出突破口。
3、以小见大，由杭州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剖析中国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的问题。
四、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一)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首先对于国内外相关理论文献进行广泛阅读，了解掌握国内外相关理论动态打好理论基础。
2、问卷调查法。通过向调查者发出简明扼要的征询单(表)，请示填写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来间接获得材料和信息的一种方法。
3、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是指把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为案例，分析并找出相应的结论。
4. 讨论法：与老师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 (需具体说明研究方法用在什么内容中) (二)技术路线：(需画图说明)
五、研究的总体安排与进度：
XX.10.14XX.11.14 完成毕业论文选题
XX.11.15XX.12.30 完成文献综述、外文翻译及开题报告 XX.01.01XX.03.04 完成毕业论文初稿 XX.03.05XX.04.23 毕业实习，修改论文 XX.04.24XX.05.02 毕业论文定稿
六、主要参考文献：(同文献综述)
[1] 李丽霞，徐海俊，孟菲.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研究.科学出版社， XX年8月
[2] 王悦.浅谈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集团经济研究，XX年第9期
[3] 刘向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及对策.沿海企业与科技，XX年第11期
[4]王莎，江辉.探析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商业研究，XX年4月
[5] 程剑鸣，孙晓玲.中小企业融资.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XX
[6] 熊云生，程国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与对策.财贸研究，XX
[7] 周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南方金融， XX
[8] 林毅夫.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XX年1月
[9] 关彬洪，关江.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对策.企业经济，XX年1月
[10]李军.企业融资.民主与建设出版社，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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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赵一静.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探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XX,(5).
[13] 刘瑛超,陈松紊.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与对策[j].平顶山学院学报,XX,(5).
[14] 叶林.我国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分析[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X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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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徐振京.浅谈出资者对经营者的监督机制.中国科技信息，XX年第20期
[17]杨超明.论出资人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希望月报，XX年10月
[18] [美]密西尔詹森、威廉麦克林.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及其所有权结构[m]1976
关键词：股权投资；金融资产；转换
企业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当某些要素发生改变，不符合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但仍属于权益类投资时，即转换为金融资产，以下将从几个方面对转换过程中的相关会计处理问题进行探讨。
一、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的情形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文件中有这么一项针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该项规定明确阐述了对股权投资准则及其所属范围、性质，有利于实现会计准则的规范化。首先，只有符合这四类股权投资的企业才可以适用该规定，其中前三种为：受总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具有合营性质的合营企业，具有联营性的联营企业等。第四种就是满足这些条件的股权投资：该投资单位对被投资单位所持有的股权比重未达到具有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步；在公开报价交易市场中没有进行过报价；被投资单位的公允价值不能进行方便的可靠计量。在这些权益性投资过程中，如果存在不满足以上四种规定的情况下，就要放弃这个计量方式，采用《企业会计准则》中第22号里的符合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进行处理！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况是企业持有的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所进行的投资，当投资单位所持有的股权比例在某报告期内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这时候投资单位就不存在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另外此时的被投资单位的公允价值能够通过会计方式进行可靠计量，长期股权投资即可转为金融资产；第二种情况是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所持有的比重不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或不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公开报过价、其公司的公允价值不可能可靠的被计量，当被投资单位股份在活跃市场有报价、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计量模式就从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
二、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可能存在的处理方法及其影响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文件有这样一条针对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在最初的会计计量中金融资产可细分为四种类型：（1）如果企业管理层持有该项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为了在短期内出售并获取收益，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其在报告期内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即交易性金融资产；（2）企业管理层有意图一直持有某项金融资产，且直到到期才变现的投资；（3）对外的贷款及发生的应收而未收到的款项；（4）预计在报告期内可能出售的金融资产，这类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应按规定计入企业的资本公积当中，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根据《会计准则》的定义，这四类情况中属于权益类投资的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划分的主要依据在于企业管理者持有该项资产的意图，以近期内出售为目的就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不能明确确定持有期限的就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因此，当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时，企业可以根据持有意图，将其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然而，企业持有意图是否被真实表达外界难以识别。有研究表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标准会受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为公司利润的“蓄水池”①。当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较高时，为降低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程度，管理层会将较大比例的金融资产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为了避免利润的下滑，管理层往往违背最初的持有意图，将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在短期内进行处置②。
三、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的正确处理方法探讨
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模糊边界，使企业在将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时，对金融资产的划分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盈余管理的选择空间。
实际上，之所以会出现既可以选择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又可以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况，是隐含了一个假设条件的，即：在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时，将转换后的资产视同为一项新的金融资产。如果不将其视为一项新的金融资产，而是作为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就只有一种方法，即只能转换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因为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文件有这样一条针对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如果公司一开始就将某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归类为通过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在报告期内发生变动的计算到该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后，就不能再对其再次划分为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了；其他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不能被人为地再次划归为用公允价值来计量且其在报告期内发生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就是说，其他金融资产是不能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那么，这个隐含的假设条件是否成立呢？由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将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资产分别在两个准则中进行规范的，关于金融资产及其重分类方面的规定是在第22号准则中规定的，关于长期股权投资方面的规定是在第2号准则，因此，一般情况下，都会认为该假设条件成立，即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不属于金融资产的内部转换，而是产生了一项全新的金融资产。但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五十六条指出，金融资产，是指企业的下列资产：（一）现金；（二）持有的其他单位的权益工具；（三）从其他单位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四）在潜在有利条件下，与其他单位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权利；（五）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非衍生工具的合同权利，企业根据该合同将收到非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因此，金融资产包含了长期股权投资，上述隐含的假设条件并不成立。在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金融资产时，应视同一项金融资产转换为另一项金融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九条的规定，只能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作者单位：云南省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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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小杨康冬梅关于两类金融资产划分的实证分析经济经纬 2012.4
[3]孙蔓莉蒋艳霞毛珊珊金融资产分类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管理者意图是否是真实且唯一标准会计研究 2010.7
[4]《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及应用指南
[5]《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6]《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
注解：
新加坡作为全球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其创新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为充分了解新加坡创新能力特征，本文选取了全球创新指数、国家创新指数及全球竞争力等典型创新指标对新加坡创新能力进行分析，总结提出新加坡创新的主要特征及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启示建议。
关键词：典型创新指数；创新能力；指标评价；新加坡
毗邻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仅有714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1]，但其通过持续的科技投入、引进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环境等举措，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完成了从资本驱动经济向创新驱动经济的结构调整[2]，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前列。2015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024.58亿新元，世界排名第37，人均GDP高达7.3万新元（合计约5.3万美元），世界排名第7。同时，新加坡也是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各类创新指数排名均位居世界前十名之内，排名靠前。本文通过分析国际典型创新指数，对新加坡科技创新的主要特征进行评价分析，并提出若干启示建议。
一、典型创新指数新加坡创新能力分析
（一）《2016全球创新指数》：新加坡总体排名第六
《2016全球创新指数》由英士国际商学院、联合国下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与美国康奈尔大学联合，从制度、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等7个方面评价全球GDP总量近98%的128个经济体创新能力表现。通过该报告不但可以了解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创新指数得分与排名，还可以根据具体指标分值了解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优势与劣势[3]。图1是2013年至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前十名变化情况，从图1可看出，近年来新加坡全球创新指数排名逐年稳步提升，2016年世界排名第6位，比2015年上升一位，领跑亚洲地区。
表1是2016年新加坡全球创新各指标情况，从表1可知，新加坡创新投入指标排名位居世界榜首，所有投入二级指标排名都位居世界前5位，其中制度、基础设施和商业成熟度指标排名第一。但是，新加坡创新产出指标位居世界第20位，创新效率有待提升。其中，创新产出的二级指标知识和技术产出指标名次较好，上升两位进入前十，但创新产出二级指标排名落后，这说明新加坡应加强无形资产、创意产品和服务及网络创意方面的产出。
（二）《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新加坡总体排名第十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是反映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创新指数报告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5个方面构建了国家创新指数指标体系。由图2和表2可知，《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新加坡综合排名第10位，与上年度相比上升2位，指标体系的5个一级指标中，创新资源排名第14位，比上年上升1位；知识创造排名第15位，比上年上升2位；企业创新排名第33位，创新绩效排名第5位，创新环境排名第1位，均与上年持平。由上可知，新加坡在营造创新环境和提高创新绩效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创新资源和知识创造方面发展水平逐年递增，而在企业创新方面排名较为落后，企业创新水平亟待提升。且从二级指标排名情况来看，新加坡在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影响、政府规章对企业负担影响及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等方面优势尤为突出，而在综合技术自主率、研究与发展经费占世界比重及万名研究人员发明专利授权数等方面亟待加强。
（三）《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新加坡总体排名第二
世界经济论坛从1979年开始每年对各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评判。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可知，新加坡已连续六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第二，且从表3的具体指标看，新加坡在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方面成绩最为突出，名列世界第一，在法律和行政架构、基础设施、卫生和基础教育、劳动力市场效率及金融市场发展方面名列第二，但在市场规模、商业环境完备性方面表现较为一般。从表3中可知新加坡二级指标创新的世界排名为第9名，从图3创新支柱指标排名可看出，新加坡在政府采购先进技术产品、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及产学合作研发方面位居世界前十名，而在创新能力、企业的研发投入及每百万人口PCT专利申请数方面位于前十名之外。从以上指标分析可知，新加坡在科技创新上政府投入大，营造了良好的金融与商品市场氛围，基础设施、医疗与教育发展良好，但其在创新产出方面表现一般，亟需高度重视。
（四）《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15》：新加坡总体排名第六
《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15》由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是对全球38个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统计分析。该报告可用于各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引领者衡量与比较一国的整体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以及各国主要知识产权保护形式的状况（如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市场准入、执法和国际条约的参加与批准情况），进而明确各国知识产权环境存在的不足，以便通过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法律完善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从图4可知，新加坡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情况良好，总体排名世界第6，是知识产权管理最为规范的国家之一，拥有商标法、专利法、版权法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形成了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管理体系和生态环境，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众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公约和国际组织的成员。
二、新加坡科技创新的主要特征
从以上四个创新能力典型指数报告可看出，新加坡的科技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列，总体来看，新加坡科技创新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一）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全球创新指数》、《国家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新加坡创新投入指标、创新环境等指标位居世界第一，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对科技创新高度重视，投入力度非常之大。早在1991年，新加坡就成立了科技局，并制定了国家科技发展计划，每隔五年拨款给研发和创新领域，政府研发投入增长很快，特别是前三个五年规划，政府研发投入成倍增长。2016年出台了新一轮科技创新五年规划———《研究、创新与企业2020计划》，政府科技创新投入190亿新元，较2011-2015年期间的161亿新元增长了近19%。
（二）新加坡科技创新产出和效益有待提高
据《全球创新指数2016》显示，新加坡在科技创新投入的资源方面已是连续六年全球第一，但产出指数则同去年一样，仍然排在第20名。在创新效率方面，新加坡已从2013年的121位上升至2016年的78位，这表明投入指数和产出指数的差距已逐渐缩小，但产出效率仍然不尽如人意。《国家创新指数2015》也显示，新加坡企业创新指标排名相对靠后，说明企业科技创新程度仍然不高，这是新加坡未来科技创新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新加坡拥有完善的科技金融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从《全球创新指数》、《全球竞争力报告》等可以看出，新加坡商业成熟度、金融市场发展、商品市场效率等指标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充分说明作为全球金融四大中心之一的新加坡，发达的金融体系足以满足科技创新对金融的巨大需求，大批金融机构的入驻和各类基金的发展，为科技创新企业的初创时期、成长阶段以及国际化阶段提供了便利的融资渠道和政策保障[4]。此外，《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显示新加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充分说明了新加坡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说明新加坡知识产权保护法规政策体系比较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扎实。
（四）新加坡重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引进
《全球创新指数》、《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新加坡人力资本和研究、高等教育与培训等指标均排行世界前列，充分反映新加坡非常重视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引进以及初高等教育的发展。新加坡坚持培养本地优秀人才与引进国际优秀人才双管齐下，高等教育与科研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5]。新加坡还建立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产业孵化平台，以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商业化程度的提升。2014年以来，新加坡成立由副总理牵头的未来技能委员会，相继实施持续教育与培训2020年总蓝图、创新学习2020计划等，支持培训机构开发有效结合网上与课堂学习的培训模式，推动终身学习、持续教育。
三、对我国的启示建议
（一）完善的政策措施与健全的机构设置是发展科技创新基础保障
从各典型创新指标可看出，新加坡在创新制度建立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设立的协调各类政府部门科技政策的研究、创新及创业理事会，健全的机构设置和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有力地保障了新加坡科技的稳步提升，推动国内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我国的科技创新进展已经进入关键的跃升时期，为确保创新驱动型国家的建立，我国政府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设立各类科技创新促进机构，但存在部分领域政策缺失，部分机构之间职能划分不清、协调性较差等问题。为此，我国应从政府采购、金融服务、财政税收等方面进行全面科学的规划和布局，制定系列政策措施，有效促进国内科技创新。
（二）以促进企业创新为关键点全面提升国内创新能力
新加坡政府意识到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重要性，高度重视促进本土企业创新，使得企业创新产出指标逐年提升。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仍较有限，产学研合作较为不足，企业研发投入和能力较低，因此，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出台税收激励、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激励及政府采购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企业创新效力，推动企业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三）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促进国内外资源交流
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和商业成熟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卓越的经济基础条件吸引了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汇集了大量国际人力、物力资本，使本土企业可将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有效结合实施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动，并从创新活动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和更广阔的市场。我国应高度关注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鼓励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开展合作创新，鼓励跨国企业在我国开展研发合作，鼓励与国际创新人才交流合作积累人力资本，进一步加快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四）全面推动科技金融体系构建助力科技创新
新加坡的科技金融体系完善，推出了“创新与能力券”等金融机制[6]，有力保障了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由于科技创新具有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成果不确定性高等特征，科技创新主体有着差异化的金融需求。我国应加快推进科技与金融的有效融合，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汇入科技创新领域，构建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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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券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
(一)会计信息含量研究1968年，芝加哥大学的雷・鲍尔和菲利普・布朗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价》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威廉・H・比弗在同年增刊《会计中的经验研究：论文选》中发表的《年度收益报告的信息含量》两篇文章，开创了会计数据信息含量的研究之先河，并影响了其后几十年资本市场会计研究的方向。比弗在论文中认为，若企业的收益报告导致投资者对于企业未来收益(或价格)概率分布的估计发生了变化，则收益报告就具有信息含量。而对于各类会计信息而言，其信息含量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确定资本市场通过股价、股票交易量对各类会计信息所具有的信息含量进行反应的方式，包括股价的波动性、成交量的异常变化等。目前我国关于会计信息含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该类研究主要检验会计收益数据是否向证券市场传递了新的有用信息，是否能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中发挥作用。赵宇龙(1998)以上海股市123家公司为样本，运用事项研究法对样本企业在1994年至1996年三个会计年度的会计盈余披露日前后各8个交易周内的未预期盈余与股票非正常报酬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上海证券市场，未预期会计盈余的符号与股票非正常报酬率的符号之间存在统计意义的显著相关，这一发现支持会计盈余数据的披露具有信息含量的假设。在分年度的检验中，1994和1995年度的会计盈余基本上不具有因信息含量而导致的价格效应，但证据表明，1996年度会计盈余的披露具有明显的信息含量和市场效应。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的证券市场正被注入一种基于资本本性的理性投资力量，而且我国会计制度本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证券市场的发展而得到改进也是证券市场对会计信息日益敏感的可能原因。陈晓、陈小悦、刘钊(1999)在交易量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方法。以深、沪两地上市的A股公司为对象，对公司盈余数字(样本公司盈余公告日期为1994年至1997年)的有用性进行了大样本检验。通过对交易量反应进行分析发现，在盈余公告前后，日交易量有明显增加，在盈余公告日附近，日交易量达到年均水平的1.5至1.7倍。该研究结果初步表明，在股票盈余公告日附近确实有新的信息抵达市场，并导致交易量发生波动。而且与美国学者的发现类似，存在着预示效应和公告后效应，交易量自公告日前两周开始攀升，到公告日升至最高点，而后逐步下降，至公告后第八周回复到年均水平。鉴于与年度盈余数字一同公布的信息很多。尤其是股利分配和配股预案，交易量的波动可能由非盈余信息所导致，作者又采用了较为严格的回归分析方法，直接考察年度意外盈余在公告日附近对股票超额回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交易量反映研究结果相吻合，回归结果显示股市对盈余公告有显著的反应。此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盈余的预示效应，在公告日前6个交易日中，意外盈余对其中3个交易日的超额回报产生了显著影响。然而，盈余公告的后效应似乎并不明显。通过上述两个不同角度对盈余报告有用性的研究，证实了在我国A股市场上，盈余数字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
二是其他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该类研究主要检验诸如现金流量、中期报告等非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赵春光(2004)以1999年至2002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采用收益率模型检验了现金流量的价值相关性，他认为，在我国现金流量具有相关性，但低于会计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从长窗口来看，在2001年之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相对于会计盈余而言具有增量的价值相关性，所以有继续披露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郭菁(2003)对1999年至2001年的中期报告的信息含量进行了研究，栗煜霞、李宏贵(2004)对上市公司季度报告的信息含量进行了研究，分析显示中期报告以及季度报告都具有较强的价格效应。柳木华(2005)以2005年1月至4月披露的70份2004年度业绩快报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业绩快报的披露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业绩快报具有显著信息含量；业绩快报的披露并未减少盈利公告的信息含量，是盈利公告的有益补充形式。
三是特定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信息含量。朱晓婷、杨世忠(2006)依据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2年至2004年年报数据，以上市公司年报时滞作为及时性的替代变量，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息含量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早披露年报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强于晚披露公司，从而得出了及时性具有信息含量的肯定结论。
(二)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在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范围内，为实现某种经济后果，管理当局往往会对会计信息的生成方式、披露时机等进行操纵。根据其对盈余的影响，目前的研究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动机、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
一是以盈余为目标的会计政策选择。这一类研究较为强调会计政策选择对盈余的影响。王跃堂(2000)通过对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短期投资、存货和长期投资的减值政策)的选择及其经济动机进行的分析发现，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因素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李增泉(2001)也对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在1998年和1999年资产减值计提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面临是否提取减值准备的会计选择权时，一般选择不予计提；而当被强制要求执行资产减值政策时，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当期收
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而具有亏损动机、利润平滑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未来期间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
二是以非盈余数据为目标的会计政策选择。该类研究所指向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通常超出了盈余目标的范畴，而将其目标定位于迎合监管部分在非盈余数据上的要求，如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披露时机的选择问题。唐跃军，薛红志(2005)通过分析企业业绩组合、业绩差异与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好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大；上年年报为“好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坏消息”，上年年报为“坏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好消息”，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坏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比上年度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小。作者对此的解释是，由于一季度季报和上年年报均要求在4月30日之前披露的特殊性，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行为，一季度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关键可能取决于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披露的“好消息”或“坏消息”带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组合与权衡。
(三)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研究市场效率是指资本市场中，证券的市场价格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其表现为投资者根据已公开的、与某证券有关的新信息，进行相应的买卖决策，从而引起证券价格随之发生波动的效率。若证券价格能充分、迅速地反映全部可公开获得的信息，则可认为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资本市场有效性是检验会计信息含量问题的前提条件。陈小悦、陈晓、顾斌(1997)从正面直接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他们以上海和深圳股市1992年年底以前上市的52家股票以及20种股票指数1991年至1996年11月的每日收盘价作为样本，按照196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划分三种市场效率的传统理论，采用随机游走模型对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是否达到弱型效率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深圳股市已达到弱型效率；上海股市在1993年以前不能通过弱型效率检验，而从1993年以后开始逐渐达到了弱型效率；深圳股市比上海股市更早达到弱型效率(作者对此的解释是，1992年底之前，我国股票市场的中心在深圳，而非上海；深圳比上海更早取消股价限制)。所以，我国股市总体已经达到弱型效率。赵宇龙和王志台(1999)则通过反面论证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他们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为研究对象。通过将公司会计盈余分解为永久盈余(以主营业务利润作为永久盈余的表征变量)和暂时盈余两部分，考察市场能否解析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中的永久盈余部分，将识别出的永久盈余作为资产定价的依据，进而检验我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功能锁定”现象。“功能锁定”是指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利用存在某种功能，会计信息使用者难以洞悉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数据，从而导致对企业的估价产生偏差。赵宇龙和王志台从信息观和计价观两种研究角度对我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功能锁定”现象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未预期盈余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对主营业务利润比重有显著差异的两类股票并没有区别反应；另一方面，当不同投资组合的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不断增大时，市盈率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因此，市盈率与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之间并未如有效市场假说所预期的那样成正相关关系，市场对股票的定价并不是以体现公司真正业绩的永久盈余为基础，而是仅仅锁定于公司的名义会计收益。由此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功能锁定”的现象，并由此对市场效率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进行检验的另一个反面论证角度是对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现象进行研究。该现象是指，投资者因为某一发生的事件而产生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心理，从而引致证券的超买或超卖，并最终导致证券价格偏离其合理的水平。若市场存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则该市场就不符合有效市场假说。
(四)价值相关性研究该类研究主要是就会计信息指标具有更大相关性进行检验。我国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特定会计信息指标的价值相关性。该类研究主要检验了会计收益指标以及相关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问题。孙铮、李增泉(2001)比较了不同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其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损益满计观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高于基于当期营业观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经济收益指标(包括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和修正的经济增加值)的价值相关性强于会计收益指标(包括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会计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而陈信元、陈冬华和朱红军(2002)运用Ohlson剩余收益定价模型考察了证券市场1995―1997年度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收益、净资产以及剩余收益指标都具有价值相关性，但市场对剩余收益的定价乘数低于收益的定价乘数；同时分年度的检验结果表明，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呈现阶段性特征。王化成、翟小可和佟岩(2004)也通过实证分析对比了经济增加值、盈余、现金流量之间的价值相关性。作者对相对信息含量和增量信息含量两个方面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相对信息含量方面，经济增加值没有表现出明显优于传统收益指标(净利润)的特性；在增量信息含量方面，尽管经济增加值的独特构成部分(资金成本和会计调整项)显示了一定的增量价值相关性，但与传统收益的构成部分(现金流量和应计项)相比较，这种增量效应不是十分明显。孟焰、袁淳(2005)认为，会计盈余具备价值相关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预测能力，但对于亏损公司来说，为负值的会计盈余对未来会计盈余的预测能力非常弱，因此亏损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与盈利公司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已有的价值相关性研究都将盈利公司与亏损公司放在同一个样本中研究，其隐含的假设是盈利公司与亏损公司的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是相同的。这种混合样本研究会使得研究结果无法反映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真实状况，回归结果将会使得盈利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偏弱。而使得亏损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偏强。因此，亏损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要明显弱于盈利公司，同时也发现净资产变量的价值相关性同样偏弱，而决定亏损公司股票价格的主要因素则在于亏损公司发生卖壳行为的可能性。饶艳超、胡奕明(2005)以特定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视角对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了银行为加强贷款风险控制而在授信过程中对会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的使用情况。研究发现，银行对长短期借款、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财务信息高度重视，对有助于进一步判别企业潜在风险的报表附注信息也比较重视。陈玉清、马丽丽(2005)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市场反映，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市场反应不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信息使用者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不关注。但由于行业特色的存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价值相关性迥异。从分行业的实证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与股价的拟合性较高。某些学者还就特定会计计量属性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邓传洲(2005)研究了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IAS39)披露公允价值的股价反映，以及公允价值揭示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对IAS39的遵循显著地增强了每股收益对股价的解释能力，也显著增强了每股收益对市场收益率的解释能力，即公允价值披露显著地增加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此外，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持有利得(损失)具有较弱的增量解释能力，而投资的公允价值调整没有显示出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调整及持有利得(损失)对股价的影响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我国投资者对盈余的关注程度要高于对账面净值的关注程度；而公允价值调整及持有利得(损失)缺乏很强的价值相关性的原因则在于，公允价值存在计量误差，而投资者也识别了这一计量误差。
二是盈利预测的价值相关性。该类研究主要检验了盈利预测信息对投资者是否具有价值。吴东辉、薛祖云(2005)对我国股票市场中财务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信息的价值进行了研究。作者研究发现，可以利用公开的盈利预测制定可获利的套头交易策略。套头交易的回报率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大于零，而且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显著的，并说明了我国的股票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可以利用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以提高其投资的回报。于鹏(2007)采用价格模型验证了我国公司预测盈利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公司的预测盈利具有价值相关性，并且价值相关性因预测盈利的准确性、预测盈利的披露方式、公司的规模以及股权流动性程度而不同。
(五)盈余管理研究盈余管理具体行为及其动机的分析构成了实证会计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我国目前的相关文献，实证会计研究者主要就以下几种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了研究：
一是资本市场动机。该动机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影响公司的股价。有关我国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以实现资本市场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的问题上。林舒、魏明海(2000)以1992～1995年期间上市的我国A股公司为样本，考察其在IPO前后的收益表现，从而对我国A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过程中的盈利管理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考察期内，A股发行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IPO前2年和前1年处于最高水平，IPO当年则显著下降，而且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工业类公司在IPO前后运用盈余管理手段大幅“美化”报告收益的结果。
二是契约动机。该动机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或者管理人员通过盈余管理以增加自己的报酬或降低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我国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MBO)过程中管理人员的行为、关联方(特别是控股股东)通过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行为实现私有收益。何问陶、倪全宏(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实施MBO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帮助MBO顺利进行，并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选取了截至2002年底公认实行了而又可获取资料的15家上市公司，研究其在前一年是否存在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处理。通过扩展的JONE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未能发现证据支持管理层在前一年采用了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统计证据。作者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并不局限于利用主观应计，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采用其他一些用本文的模型所不能发现的手段。孟焰、张秀梅(2006)以2001～2004年147家因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研究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而佟岩、王化成(2007)以2001年和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进行研究也发现，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关联交易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这些基于私有收益的关联交易更多表现出了调整利润、盈余管理等特征：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追求控制权共享收益，当控股股东持股超过一定比例时，控股股东更倾向于提高企业整体价值来实现自身利益。
三是迎合或规避政府监管动机。该动机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以迎合政府监管部门的有关指标要求或者回避其某些行业监管政策。我国关于该动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上市公司为了避免退市或者特别处理而采取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孙铮、王跃堂(1999)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分布存在着微利现象和重亏现象，即在亏损边缘和严重亏损区间公司的分布比较集中，从退市和特别处理两项监管措施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陆建桥(1999)关于亏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通过可操控性应计项目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前一年份显著调增了收益，而在首次出现亏损年份显著调减了收益。在此基础上，有关学者还就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的频率和幅度进行了研究。王亚平、吴联生、白云霞(2005)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从1995年至2003年间都存在为避免报告亏损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研究还发现2001年至2003年期间的盈余管理更加具有隐蔽性。吴联生、薄仙慧、王亚平(2007)以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基准，运用参数估计的方法，对股票市场是否提高了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论显示，1998年至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每年都存在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频率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3倍，平均盈余管理幅度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13倍；两类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研究结论表明，股票市场提高了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另一方面是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融资的收益率指标要求而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陈小悦、肖星、过晓艳(2000)对上市公司在配股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具有配股权的临界公司应计利润总额显著高于非临界公司，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陆正飞、魏涛(2006)通过研究1998～200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首次配股后会计业绩下滑的现象后发现，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无后续融资行为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且操控性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发生反转；有后续融资行为公司在配股后仍进行盈余管理以继续尽可能维持较高业绩，这为配股前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观提供了证据。但上述两类公司配股后现金流的减少则表明，配股前盈余管理仅能为配股后业绩下降提供部分解释。因此，限制公司管理层在配股前的盈余管理行为并非避免配股后业绩下滑的唯一手段，如何提高配股后资金使用效率应该是保护
投资者利益的又一重要方面。杨旭东、莫小鹏(2006)采用直方图法概率密度函数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每个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ROE分布情况进行跟踪观察的基础上，研究了新配股政策出台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研究结果表明，配股政策对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当配股政策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的每一年的ROE都有限制时，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便十分明显；当配股政策放宽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每一年ROE的限制，而改为对连续三年ROE之和的定量规定时，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减弱了，但上市公司以连续三年作为盈余管理期间的现象出现了。此外，不管配股政策如何变化，上市公司始终存在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的动机，为此上市公司会尽可能做大利润，从而造成微利微亏和亏损区“缺位”现象。
此外，有关学者就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进行综合性利润操纵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张为国、王霞(2004)以1999-2001年的年度财务报表中出现“会计差错更正”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的动因。研究表明，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有着明显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当期利润低于上期、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线下项目产生的收益高以及规模小和亏损的公司更容易产生高报盈余的错误。赵春光(2006)以2002―200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减值前亏损的公司存在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亏损：而减值前亏损并且无法以转回资产减值避免亏损的公司会以计提资产减值进行大清理。此外，有较弱的证据说明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也存在以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目的分别是为了避免盈余下降和平滑利润。而王建新(2007)结合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也对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以2001年至200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董事会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管理层薪酬外部竞争优势弱化、未设置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越倾向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进行盈余管理；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的公司越倾向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具有大清洗动机和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越倾向长期资产减值不转回；未来收益能力和经济环境不影响长期资产减值转回。
(六)股利政策研究股利政策是企业重要的财务政策之一，股利分配作为企业对投资者的回报，是以企业的经营成果为基石，并与诸如公司治理机制、经营战略、负债水平、成长性机会、现金流量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它的公开，向资本市场传递市场传递了诸如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以及未来发展潜力等相关的信息，形成一定的经济后果。因此，会计实证研究者主要围绕股利政策的形成原因和市场反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一是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显著的特点，研究人员从多个方面对上市公司特定股利政策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原红旗(1999，2001)从理论的角度对1994～1997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了分析。尽管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形式和股利极不稳定，但从总体上来说，当期收益高的公司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累计留存收益高的公司发放较高的股票股利，而可分配收益少、每股资本公积金高的公司会以转增股本代替股利。此外，上市公司存在利用现金股利向母公司转移资金，利用股票股利扩展股本的行为，但未发现股利政策与企业增长性之间的显著关系。而吕长江、王克敏(1999)则以1997年和1998年度支付现金股利的316家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公司规模越大、股东权益比例越高、资产流动性越强。股利支付水平越高；国有股及法入股比例越高，股利支付水平越低。杨淑娥、王勇、白革萍(2000)以1997年进行股利分派的9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一步验证了上市公司股本、权益结构对于其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而邓建平、曾勇、何佳(2007)则就股份制改造对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通过分析1997―2000年我国285个国有企业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后三年的数据发现，公司上市前的股份制改造模式对于控股股东获取利益的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非完整改造公司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程度较高，从而分配较低水平的股利，完整改造公司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所以其分配的股利水平较高。不同改制模式的公司中，控股股东的股权与股利支付水平的关系也存在不同，完整改造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水平的相关关系强于非完整改造公司。魏刚(1999，2000)以1992年～1997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受持久盈利的变化所驱动，股利增加的公司其盈利在当期及未来的两年中有显著的增长，股利减少的公司在未来的两年中盈利则显著的减少，由此表明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传递着一定的信息含量。而且，是否具有较好的投资项目也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赵春光、张雪丽、叶龙(2001)对210家公司1999年度的股利分配行为的研究结果则表明，负债结构对于股利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发放股票殷利。刘淑莲、胡燕鸿(2003)也就资产负债率等因素与股利政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通过对按照25％的比例在2002年6月深沪两地上市的1179公司中随机选取的在2000年底以前上市的299家样本公司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决策当期的每股收益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在与现金流量指标的关系上，现金分红和经营现金净流量的关系相对较密切，股权自由现金流指标的解释性很差。此外，现金分红与非流通比例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有关学者还就特定资本结构及其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吕长江、王克敏(2002)以1997年前上市、1997年至1999年三年中曾支付过现金股利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资本结构、股利分配和管理股权比例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股权比例显著影响的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管理股权比例越高，公司的股利支付率就越低；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股利支付率就越低；盈利能力和公司股本规模是影响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共同因素，只有当公司盈利能力强且股本规模较大时，公司才愿意支付较高的现金股利。马曙光、黄志忠、薛云奎(2005)选择1998～2002年所有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资金侵占结合起来考虑，发现国有控股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水平在前一阶段最高；国有法人控股的公司，现金股利发放的水平在后两阶段最高，但资金被侵占的程度最低；社会法人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与国有法人控股股东无异，但其控股的公司资金被侵占的程度最为严重；国有
股控股的公司，其资金被侵占的程度介于二者之间。随着证监会推进上市公司改革的逐步深入，非流通股控股股东减少了对上市公司资金的直接侵占，但现金股利形式却变得越来越普遍。但谢军(2006)以763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具有发放现金股利的显著动机，且这种动机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第一大股东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并促使公司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其经验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掏空”理论，而更支持自由现金流理论：第一大股东能够迫使公司吐出多余的自由现金流，并能根据企业的成长性机会调整股利政策。
二是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由于股利政策会向资本市场传递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现金充足程度、发展机会等相关信息，所以，股利政策的通常会导致分配股利的公司的超额报酬发生变化，而且对于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市场的反应程度也可能存在差异。针对上述问题，有关学者进行了实证检验。魏刚(1998)对260家公司1997年股利分配预案的市场反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在公告前后5个交易日内，分配股利公司的平均超额报酬显著高于不分配的公司，对于分配预案予以解释的公司的平均超额报酬显著高于不解释的公司，送股公司的平均超额报酬显著高于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这表明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行为更加欢迎。与之类似，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选取1995年以前上市的86家首次支付股利的公司样本，分别检验了市场对于现金股利、股票股利与混合股利在分配方案公告前后的市场反应，作者发现。虽然三类首次支付股利公告均能导致大于0的超额收益，但现金股利的显著性水平及超额收益均低于混合股利和股票股利。陈浪南、姚正春(2000)对403家上市公司1998年度分配预案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在初步控制盈余信息的情况下，市场对股票股利具有较强的正向反应，而对单纯的现金股利则不太敏感。俞乔、程滢(2001)以1992―2000年期间股利分配方案正式公告日的股价和交易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研究发现，无论是首次公告还是一般的分红公告，公告日当天及公告日后一天的股价都出现了显著的超额收益。在具体的分红方案中，市场对送股或混合股利的分红政策有较强的正向反应，而对单纯现金红利则极不敏感。
(七)融资与资本结构研究不同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以及对企业形成的影响存在着差异，而融资成本、企业的盈利能力、规模以及成长性等因素都会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造成影响。而不同融资方式及其相应资本结构造成的经济后果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融资与资本结构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融资定价研究。融资定价问题是指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和再融资(如配股再融资)过程中的股票发行定价问题。融资定价直接影响了权益资本成本的高低和股票发行的成败，所以合理的融资定价就显得至关重要。研究者通常根据股票上市后的价格反应来判断融资定价的合理性，具体是从股票上市首日、短期和长期的超额收益率(剔除市场系统性价格变化的影响后的收益率)来反映单个股票的价格异动。关于股票上市首日的收益率，张为国、蔡祥(2002)对相关研究进行了一个归纳，其通过比较相关研究关于我国A、B股市场中股票上市首日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A、B股市场存在显著差异，A股市场的股票上市首日收益率远高于B股市场。王晋斌(1997)对这一现象从发行市盈率“一刀切”的管制政策角度进行了解释。但宋冯明、梁洪昀(21301)研究了在取消发行市盈率限制后上市的95只股票的初始回报水平及影响这一水平的因素，发现个股间发行市盈率水平仍未显著拉开。影响初始回报的主要因素来自二级市场，如股价总体水平、行业平均市盈率等。初始回报仍处于很高水平，但极低的中签率使申购资金的实际收益远低于名义值。一、二级市场投资者分离的现象依然存在，投资者在股票上市之初抛售股票以获利了结的愿望十分强烈。关于股票上市首日收益率截面差异的影响因素，陈工孟、高宁(2000)发现，股票发行与上市之间的时间间隔对于上市首日收益率具有显著正的影响。刘力、李文德(2000)的研究也发现了发行间隔的显著影响，同时作者发现，新股首日收益与流通股比例、上市后第一个交易月的股价标准差正相关，而与筹资金额、新股发行价格负相关。关于A股短期收益率，刘力、李文德(2000)研究发现，存在负的平均差额收益，但与A股的首日收益率相比，这些负的收益率要小得多。而关于股长期收益率，陈工孟、墒宁(2000)对中国IPO公司的长期收益率的研究发现，在相对短的期间内(两年或者两年以下)，A股的IPO长期收益率基本上为正。而在三年期的窗口下，无论是A股还是B股长期收益率都呈现负的收益率。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定价问题的研究外。有关学者就上市公司的配股再融资定价问题行为进行了研究。阎达五、耿建新、刘文鹏(2001)研究发现，配股价格的制定与股票市价及资金需要量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每股净资产基本无关。同时，持有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对于配股权的普遍放弃导致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显著变动。
二是融资成本研究。在资金使用效率既定的情况下，融资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所获利润的大小，并对企业的融资方式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对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成本高低的考察，有助于对企业融资方式及其相应资本结构的解释。研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不同融资成本的度量及比较分析。沈艺峰、田静(1999)以时序研究方法，使用了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平均资本成本”公式，选取了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百货板块1995～1997年的数据，考察了资本成本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均呈下降趋势，而权益资本成本明显高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但由于权益资本成本有名义成本和实际成本之分，名义权益资本成本是指前述研究使用的税后利润与权益市值之比，但上市公司的利润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分红，分红导致的现金流出和上市公司实际的股权融资额之比才是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结果则与前述研究完全相反。相关研究结论将在如下的“融资方式选择研究”综述中予以列示。有关学者还就我国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整体水平进行了度量。张峥、孟晓静、刘力(2004)根据我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对Fama和French(1999)方法进行了适当调整，通过估计1990―2001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以及各行业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和成本内部报酬率，为市场整体及行业的资本成本与投资回报率水平提供了一种度量。研究发现，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价值内部报酬率(综合资本成本)为7.52％，实际成本内部报酬率(投资回报率)为15.35％。相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上市公司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偏低，该证据与我国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被严重高估以及
上市公司的过度融资动机相关。制度环境是造成二级市场股价过高的主要原因，而二元股权结构使上市公司具有内生的过度融资动机。其二，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的分析。陈晓、单鑫(1999)采用截面研究方法，研究发现，长期财务杠杆与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短期财务杠杆则对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影响，从而表明企业目前依然可以通过增加长期负债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有关学者就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汪炜、蒋高峰(2004)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检验发现，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曾颖、陆正飞(2006)以深圳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对其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采用剩余收益模型计算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分别以披露总体质量与盈余披露质量指标反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研究表明，在控制系数、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杠杆率、资产周转率等因素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样本公司边际股权融资成本较低，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对其股权融资成本产生积极影响。研究还发现，盈余平滑度和披露总体质量是影响样本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主要信息披露质量特征。沈艺峰、肖珉、黄娟娟(2005)以1993年至2001年之间我国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深入考察了我国证券市场不同历史阶段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变化。研究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实践中，随着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措施的加强，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出现逐步递减的过程现象；在控制公司特征和宏观经济变量的情况下，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姜付秀、陆正飞(2006)从期权定价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理论所暗含的资本成本与多元化之间的关系人手。对多元化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及总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多元化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里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公司的多元化与公司的总资本成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公司的多元化降低了公司的总资本成本。
三是融资方式选择研究。该类研究主要就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许多学者从融资成本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问题进行了研究。黄少安、张岗(2001)研究了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结果表明。相当多的上市公司常年不分红或者只是象征性的分红，1996～1999年分红的上市公司只占总数的30％左右。2000年派现的上市公司达到605家，是1999年289家的两倍多，但平均支付的股利却下降了19％。按照当时市场的平均市盈率60倍计算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手续费率+股利率)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构成了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动因。陆正飞、高强(2003)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其原因在于，相对于负债融资而言，股权融资成本较低，而且股权融资不必还本，分红也可灵活掌握。何丹、朱建军(2006)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出发，以1998～2004年进行配股的156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计算控股股东的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融资成本远远低于其债务融资成本是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强烈股权融资偏好的重要原因。
也有学者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现象进行了解释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陆正飞、叶康涛(2004)以1997年1月1日之前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1998―2000年间具有配股资格且在此期间实施了外部融资(股权融资或负债融资)的A股公司为样本进行了研究，虽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平均而言要低于债权融资成本，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当进一步从破产风险、负债能力约束、成本和公司控制权等因素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时，企业资本规模和自由现金流越低，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则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股权融资方式，但未发现破产风险和成长性指标对企业融资决策有影响。同时，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概率和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这也许反映了股权融资企业的业绩相对较高的事实。由此表明其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行为主要缘于股权融资成本偏低”这一假说。
资本结构是特定融资方式的结果，因此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本质上也属于对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陆正飞、辛宇(1998)以1996年机械设备行业的35家企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获利能力对资本结构有着显著影响，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企业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甚显著。但洪锡熙、沈艺峰(2000)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负债水平越高；企业规模越大，负债水平越高。吕长江、韩慧博(2001)对1998年之前上市的433家工业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的盈利能力、流动比率、固定资产比例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而公司规模、成长性则与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但吕长江、王克敏(2002)以1997―1999年23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政策、股利分配政策及管理股权比例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公司绩效、公司规模及公司的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著正的影响。而肖作平(2004)采用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面板数据，从动态视角研究了公司特征因素如何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因素显著地影响资本结构决策；交易成本是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的一个因素；资产有形性、规模、独特性与杠杆正相关；成长性、资产流动性与杠杆负相关；非债务税盾与杠杆的关系不显著，产生内部资源能力与杠杆负相关，且这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李青原、王永海(2006)以2001～2003年我国制造业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模型实证表明，公司资本结构与资产专用性和盈利能力负相关，但公司盈利能力与资产专用性正相关。因此，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不仅要考虑公司资产投资具有专有性的特点，而且还有考虑自身的盈利能力。由此可见，关于各因素特别是企业盈利能力对资本结构影响的显著性和方向的问题，目前仍然缺乏一致性的结论，其原因主要在于上述研究都未考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若企业的业绩是受操纵的，则会影响回归结果的解释力。
还有学者就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以我国上市公司1999―2003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当地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差异主要归因于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不
同。因此当司法体系不能保证长期债务契约得以有效执行时，“政府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而袁卫秋(2005)认为，债务期限结构的确定是企业对短期债务的优势和其缺陷进行权衡的结果，为此提出了债务期限结构的权衡思想。同时，为了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因素，作者利用这一思想，以沪、深股市1997年1月1日以前上市的720家公司1997～2001年期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债务期限结构的权衡思想能够较好地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行为。研究还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财务灵活性和财务实力，且财务灵活性和财务实力强的上市公司倾向于缩短债务期限以节约单位债务成本。因此，尽管上市公司的短期债务普遍偏高，但这种选择却是其理性思索的结果。
四是融资方式及其相应资本结构的经济影响研究。许多学者就负债融资方式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相关研究。陈小悦、李晨(1995)选择30家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对其股票收益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与负债，权益比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结果正好与美国的发现相反。李义超、蒋振声(2001)选取1993年之前上市的31家公司为样本，以托宾Q值作为反映企业绩效的指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负债融资的效果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黄志忠、白云霞(2002)就上市公司举债对股东财富的影响及股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举债所产生的效应恰恰与西方国家相反，即借款比率与股票风险存在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借款负债对企业经营业绩和股东财富的波动有稳定的作用，但随着公司的业绩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变化，这种稳定作用的显著程度也不相同。汪辉(2003)以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1998～2000年共计3420个观察值为样本，就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公司治理、公司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占总资产的比重不大；总体上债务融资具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但对于少数资产负债率非常高的公司，这种作用并不显著；市场对公司发行债券有积极的反应：同时债务融资起到了传递公司业绩的信号作用。王冬年、王瑜(2007)结合万科公司利用可转换债券融资的案例，分析了万科转债在万科公司连续融资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万科公司以未来投资期权价值不确定为基础的连续融资过程中，当投资期权项目被证实有价值时，通过可转换债券的赎回(强制转换)把初始项目积累的资金转向有价值的投资期权项目，有利于万科公司有价值投资期权项目的后续融资，验证了(1998)的连续融资假说。童盼、陆正飞(2005)以1998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深、沪两市各项数据完整的非金融行业A股80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负债融资及负债来源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比例越高的企业，企业投资规模越小，且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受新增投资项目风险与投资新项目前企业风险大小关系的影响：低项目风险企业比高项目风险企业，投资额随负债比例上升而下降得更快。此外，不同来源负债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与银行借款相比。商业信用的债权人对企业的约束相对较少，股东更易通过歪曲投资来损害其利益。
(八)财务困境预警研究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都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而研究者则期望建立财务困境预测模型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我国对财务困境的实证研究就是从其影响因素和预测模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财务困境影响因素研究。对于财务困境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者主要从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着手。吕长江、韩慧博(2004)基于流动比例和营业利润标准定义财务困境，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问题。作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间接财务困境成本显著为正，而且资本结构对财务困境间接成本具有显著影响，即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在困境期内将损失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吴世农、章之旺(2005)基于ST公司的研究也得到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财务困境成本的证据。吕长江、徐丽莉、周琳(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及规模同时对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有显著影响，是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重要原因。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应该在提高盈利能力的同时，降低资产规模、降低资产负债比率。而公司的短期付现能力、存货周转率、利息保障倍数及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比例等指标的提高，对于企业摆脱财务困境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还有学者在财务困境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引入了公司治理机制的因素。吴超鹏、吴世农(2005)通过对1998―2003年540家价值损害型公司的有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得出，提高总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鼓励公司控制权竞争、增加公司透明度将有助于公司的财务康复；而改善公司的盈利和营运等能力、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增加财务报表的可信度将有助于公司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可能向濒临困境的公司输送利益。支撑其走出困境。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是一个渐进过程，采取措施不及时是管理者、银行及供应商等相关利益人无法避免损失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因此就财务危机中相关利益人的行为进行了研究。邢精平(2004)以国有企业为样本。利用代表相关利益人行为的指标对危机事件的解释作用大小，推断相关利益人是否及时采取了合适的行动。研究表明。相关利益人的行动具有明显的序次关系，管理人员由于信息占优，在财务危机前三年就采取降薪等行动，银行收贷行动于危机前二年，而供应商一直到危机前一年才催收欠款。同时，仅部分相关利益人能及时发现财务危机征兆，并采取合理的措施。
二是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研究。正确地预测企业财务困境，对于经营者防范财务危机、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政府管理部门监控上市公司质量和证券市场风险，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关学者力图通过建立财务困境预测模型以对财务困境的征兆进行研判。吴世农、卢贤义(2001)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70家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和70家财务正常的公司为样本，以盈利增长指数、资产报酬率、流动比率、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比率、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资产周转率为预测指标，应用Fisher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三种方法，分别建立三种预测财务困境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财务困境发生前2年或1年，有16个财务指标的信息时效性较强，其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别成功率较高；三种模型均能在财务困境发生前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且相对同一信息集而言，Logistic预测模型的误判率最低。姜秀华、孙铮(2001)也运用Logistic回归给出了判别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的一
个模型。这一模型包括毛利率、其他应收款与总资产的比率、短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股权集中系数四个变量。研究表明，ST公司具有以下特征：资产质量差，以“垃圾筐”著称的其他应收款在资产总额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其出问题是在判定为ST的2年前就开始酝酿；短期借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大。且是在3年前就开始爬升；随着其他应收款和短期借款的问题日益恶化，股权程度越分散的，股东之间相互“搭便车”的动机越强烈，进一步加重了ST公司重组的难度，ST公司的财务状况也进一步滑向深渊；在实施ST的前一年，ST公司步入财务状况全面恶化的境地。耿建新、肖泽忠、续芹(2002)则通过对盈余操纵公司和未预亏公司现金流量与账面净收益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净利润与调整后经营现金流量之间的差异可以作为盈余操纵的预警信号。现金流量减少可作为企业业绩下滑的预警信号的结论。
(九)公司治理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由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组成：内部监控机制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组成的一个三级结构；外部监控机制是指一般股东、资本市场、经理市场等外部力量对企业行为的监督。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者主要就公司治理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公司治理效率研究。特定的资本结构会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影响，而一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反过来又将影响融资的方式，并最终影响资本结构。张兆国、宋丽梦、张庆(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对1990～2003年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成本的实证分析表明，经营者持股比例与股权成本里呈著负相关；负债融资比例、法人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成本呈不显著负相关；国家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股权成本呈较显著正相关。因此作者认为，资本结构对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完善资本结构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而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白重恩、刘俏、陆洲、宋敏、张俊喜(2005)基于理论和公司治理中“隧道行为”的理论，总结了八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并建立了相应的变量。八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归纳为内部机制、外部机制和具中国特色机制三大类。在所有的公司治理机制中，股权结构、董事会的构成、经理薪酬、公司控制权的竞争市场以及财务透明度是影响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的最重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治理结构变量紧密相关，特别是反映股权结构的变量如第一大股东持股量、其他大股东持股量、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国有股。此外，上市公司是否拥有母公司及是否在海外上市也对公司市值有重大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大股东的性质和持股比例对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所以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制衡问题就成为实证会计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唐宗明、蒋位(2002)以上市公司大宗股权转让数据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害中小股东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控制权的价格与大股东从控制权中获得的私有收益成正相关关系，平均控制权溢价近30％，并且公司规模越小，透明度越低，中小股东利益受侵害程度越高。此外，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完全，大股东侵害程度有可能被低估，李增泉、孙铮、王志伟(2004)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03年的关联交易数据为基础，对所有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但与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则表现出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另外，控股股东的控制方式以及产权性质也对其资金占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其中，通过控股公司控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低于通过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控制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非国有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
在此基础上，有关学者就相关因素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进行了分析。叶康涛、陆正飞、张志华(2007)对独立董事的引入能否有效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考察。在OLS回归中，作者未能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变量具有内生性，在控制独立董事内生性情况下，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变量与大股东资金占用显著负相关。丽罗党论、唐清泉(2007)则研究了市场环境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层面的约束和公共治理对公司层面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了就股东权益保护层面的公司治理机制进行研究外，其他学者还就管理人员的聘用和薪酬机制进行了研究。朱红军(2002)以1996～1998年期间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经营业绩在控股股东变更与高级管理人员更换之间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高管人员的更换与控股股东的更换密切相关，但不同经营业绩水平的公司在更换高管人员上有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经营业绩低劣的公司更容易更换高管人员。而杜胜利、张杰(2004)则以EVA表示公司业绩，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国内独立董事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薪酬受公司业绩，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工作时间和相对规模等因素影响。
在世纪之交，不论国内和国外，都掀起一股改革或改进会计的浪潮。
在我国，以建立会计准则体系为核心的会计改革正在深入。它主要表现在：
（1）适应会计改革的需要，国家将再次修改《会计法》。要在所有的基层单位中建账。要完善大中型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切实加强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要为有效地防止信息失真而建立严格的会计政策、完善的会计法制。这一切，都是为深化会计改革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2）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特别是加大制定具体会计制度的力度。要使之主要满足上市公司会计规范与信息披露的需要。对于非上市公司和其他企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可能还需要通过行业会计制度来规范。准则与制度并存，即在我国实行财务会计（会计核算）规范的双轨制，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等特点决定的。“准则”与“制度”都是用来规范财务会计与报告的。“实质重于形式”。只要在内容上借鉴通用的会计惯例，吸取世界上先进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的技术，即使采用我国会计界喜闻乐见的“制度”作为形式，也未必降低它所能起到的会计规范的作用。当然，制度所产生的财务报表（会计报表）作为对外传递会计信息的主要手段，则必须同准则所形成的报表一致，或基本一致。除上市公司的报告，证券监管机构对其信息披露有权作出特殊的补充规定外，一切公司的对外报告，其基本的财务信息都应当具有可理解性、可比性、可靠性和相关性。高质量的报表，即公允而充分披露的报表，可能是二十一世纪对公司财务报表的普遍要求。
（3）加强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国务院现已决定成立中国会计学院，着重对全国会计人员更新知识，进行继续教育，努力提高高级财务会计干部（其中包括财务总监和国家委派的稽查特派员）的素质。这也是会计改革的一个新举措。
（4）会计理论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气象。主要是一批中青年会计学者引进了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的资料发表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文章，填补了我国运用新方法、新工具进行会计研究的空白。近年来，一些同志运用经济学与财务学的理论、数理统计方法和新的运算工具，检验了同会计信息（主要是盈利信息）作用有关的观点（如盈利信息与股票价格变动是否相关的），并探索了一些新的财务与会计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可以预料，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种研究风尚将会继续下去，发扬光大。我衷心希望，我国会计界在大力倡导实证研究的同时，不要像美国中青年会计学者那样，把规范研究的科学性全盘否定，不要搞形而上学。历史已证明，今后还将继续证明，单靠实证研究不可能发展理论而只能检验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才是推动科学前进的完整的方法论。因此，中国的会计学者应当力求把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动用真正的、完整的、科学的方法论，开创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在国外，几乎会计的所有领域（其中包括财务会计）都在变化与革新之中，接近20世纪末的10年，变化尤其明显。例如：
（1）在会计研究方面，实证研究方法的崛起就十分令人瞩目。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末，詹森（gensen，m.c）发表了题为“会计研究和会计规则现状的思考”的演讲，公开宣称规范研究是不科学的。随后，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 rochester school of accounting）。在此以前，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规范会计理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而最近20年，实证会计理论几乎独领！如在近10年美国的主要会计理论刊物-《会计评论》（accounting review）上，充满了实证研究的文章，规范研究成果则接近于销声匿迹！影响所及，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与地区也纷纷效仿。这是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一大重要转折。
（2）在会计确认、计量与披露方面，由于金融创新发展迅速，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表外融资日益增多，而传统的会计不仅不能在表内确认计量，甚至也未能在表外披露。面对这种状况，改革财务会计的呼声甚嚣尘上！首先是设法把原先的表外项目（off-balance-sheet-items）纳入表内予以披露，其中最主要的披露项目就是衍生金融工具和避险活动（derivative instruments and hedging activities）。关于这个问题，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分别于1994和1995年颁布了两个准则即fas119“关于衍生金融工具和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的披露”和ias32“金融工作：披露和列报”，已基本上得到解决。其次是着手研究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争取在财务报表内对由此引起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确认和计量。在这方面，美国fasb也取得了显著成果，走在规范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前列。早在1986年，fasb就着手研究一项广泛的金融工具项目，开始，主要面向信息披露，其中1990年3月制定的fasb no.105“有关金融工具表外风险和金融工具的集中信用风险的信息披露”，1991年12月制定的fasb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都为进一步在表内确认与计量金融工具奠定了基础。近年来，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和避险活动会计日益迫切，而衍生金额工具和避险活动的复杂性又迅速增长。当前不少人批评会计准则没有保持与金融创新变化的同等速度，对衍生工具是有用的风险管理手段重视不够，对财务报表缺乏如下意识：不充分的财务报告将会妨碍财务报表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可起的作用。现实情况也令人担忧。在美国具有大量衍生物损失的一些公司，其财务报表披露不充分的现象仍在增大。因此，美国sec、国会议员以及其他人士开始强烈要求fasb迅速处理这一领域的财务报告问题。例如1994年5月美国国会总会计师办公室（gao）写信给国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fasb应继续地迅速发展一份为处理衍生金融产品而提供的综合一致的会计规则的征求意见稿“。又如，1994年12月，由势力强大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发表的”改进企业报告“，同样要求对创新金融工具进行披露和会计处理。由于经济环境的发展需要和各方面的强烈要求，fasb从1993年起便把部分精力转到衍生商品和有关避险活动的会计处理准则的制定上来，1994年10月，fasb发表的fasb119修正了fasb pars. 17，18和footnote12、fasb107 pars. 10， 13.对衍生金融工具我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都明显地前进了一步。这当然不够。fasb现在不能再限于在财务报表的附注中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披露了。它需要进一步考虑怎样把这些创新的经济业务尽可能纳入财务报表之中，怎样使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有新的突破。1996年6月，fasb公布了题为”衍生商品和类似金融工具以及对套头活动的会计处理“（accounting for derivative and similar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for hedging activities）的征求意见稿，这份征求意见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近300个组织和个人对这一征求意见稿作出了反应。fasb为此成立了金融工具紧急工作组，专门研究分析多种意见并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在此基础上，1997年fasb逐步形成了一个新准则的初稿并草拟了几十个例解。”千呼万唤始出来“。1998年6月终于了一份有关金融工具会计的新准则，即fasno. 133”衍生工具和避险活动会计“（ accounting for derivative instruments and hedging hctivities）。fasb出台的这份准则长达245页，分540段，包括34个举例。应当说，它是在吸收了iasc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长期研究和探讨，初步解决了财务会计中一大难题。（以上参阅fasb133 pars. 206-216）。fasb133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衍生金融工具代表了符合资产或负债定义的权利（rights）或义务（obligations），因而应当在财务报表中予以报告。
第二，公允价值（fair value）是对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而对衍生金融工具来说，可能是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衍生金融工具应当按公允价值计量，避险项目则价值按账面价值调整，它应当反映避险交易公允价值变化（即利得或损失），这些利得或损失产生于避险活动生效之时，从而可归属于避险活动产生的风险。
第三，只有这样的资产或负债项目（即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才应当在财务报表中报告。
第四，计划列为避险项目所应提供的专门会计处理仅限于合格的项目。合格的含义是：存在着风险的避险交易期满时，可预期用于有效对抵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一项评估。（参阅fas no.133 pars.217）
按照fasb的观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第6号关于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和特性是可以适用于衍生金融工餐的。因为，衍生物的结算无非处于有利或不利两种情况之下。在有利条件下，衍生物的结算能导致收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和或非金融资产，这是可能的经济利益的权力的证明，而fasb把这一点看成是“令人信服地说明此种衍生金融工具是一项资产”；同样，在不利条件下去结算衍生物，需要支付现金、或一项金融资产或非金融资产，即承担未来牺牲资的责任，这又足以说明此项衍生金融工具是一项负债。fasb认为，确认此种资产和负债使财务报表更为完整，并包括更多的信息。在此以前，许多衍生物还被排斥在资产负债表之外（off-balance-sheet）。fasb强调，这些衍生金融商品不像股票、债券、借款等传统的金融商品，它们开始发生时常常只反映一种相到承诺的交换（a mutual exchange of promises），而很少甚至没有转移有形的补偿物。
由此可见，按照fasb的思路，把衍生金融工具作为取得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或未来经济利益的义务能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的资产与负债的定义②，而确认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若用公允价值计量又能顺利地解决它们的计量问题（毋须考虑有无成本发生）。至于公允价值的变化，形成利得或损失，则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确认为变动期间的盈利（净收益）或其他全面收益。至于旨在避险的套头活动，其公允价值的变动可以互相对抵，对抵后的利得或损失也可确认为盈利（或其减项）。
（3）在财务报告模式方面。近年来，各种改进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建议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其中，引人注目的是aicpa的jenkins committee发表的《改进企业报告》（1994）和steven m.，h.wallman的“财务会计与报告的未来：彩色报告的方法”（1996）等系列文章。不过，一些国家则制定机构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却首先致力于财务业绩报告的改进：
英国asb在1992年10月发表的“财务报告准则准则”第3号（ars no.3）通过两份财务报表反映企业的财务业绩（financial performance）。其一为传统的“损益表”（profit and loss account）；其二为新增的“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statement of total recognized gains and losses），“损益表”仍然是基本的财务报表，而且作为反映企业财务业绩的报表，它应当由突出企业财务业绩中的最重要的数据组成：①持续经营的成果（包括获得的成果）；②非持续经营的成果；③销售或一项营业结束的利润或亏损；重组或重建的成本；固定资产处置的利润或损失；④非常项目。
全部已确认利得或损失表也是基本的财务报表。它不同损益表之外首先在于它能报告企业的全部财务业绩，而把那些在本期绕过损益表而直接通过“准备”（reserves）使股东基金（share-holders‘fund）③发生变化的与股东交易无关的项目集中到一起。所以，它包括：当期的利润或亏损连同归属于所有者权益在准备项目中已确认的所有其他利得或损失。这份报表并不反映在前期确认的已实现的利得，也不涉及准备项目之间的交换，后者继续在财务报表的附注中说明。其次在于：对于是否反映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问题，两表有明显差异。损益表的所有项目，都是已实现并已确认的；而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则包括已确认但未实现的项目④
下图列示了两表的联系与区别：
必须指出，考虑到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已成为整个财务报表的发票组成部分，利得和损失应赋予广义的解释。利得同收入和损失同费用的关系是：利得包括收入，损失包括费用。用公式表示应为：
根据有关法规和准则的特殊规定
利得=收入+其他利得
损失=费用+其他损失
因此，英国asb在其财务报告的原则公告（即财务报告的概念框架公告）的征求意见稿中只把利得和损失列为财务报表的要素取代了收入与费用。同时，对利得和损失重新作一定义：
利得是除涉及所有者投资以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损失是除涉及分派给所有者款项以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减少⑤。
上述定义，显然曾参考美国fasbt 的sfac n0. 6关于定义“全面收益”的方法。由利得和损失取代收入和费用作为财务报表的要素，不仅加强了“全面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调整财务报表中的地位，而且改进了利得或损失的会计处理。过去，某些并未实现但按具体准则的特别规定，允许确认的利得或损失，因不能计入当期损益而绕过损益表计入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的准备项目，直接影响净资产的变动。现在，这些项目在发生时就可当作一项报表要要素记作利得或损失并在全部已确认利得或损失表中予以报告。一个企业在当期的全部财务业绩，从确认、计量到报告，包括其中实现的某些项目，都可以在财务会计上得到集中的、完整的和目不暇接与表现。
回顾历史，西方会计界对损益表的编制应按“当期经营业绩观”（current oterating performance viewpoint）还是应按“满计当期全部损益观”（all inclusive viewpoint）还是应按“满计当期全部损益观”（all inclusive viewpoint）长期存在着争论。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净收益应否包含“非常项目”（extraordinary items）？后来，美国apb通过用收益表两行数字表示净收益（不包括非常项目和包括非常项目）在一张收益表解决了这个问题⑥。总的看来，不论美国或英国的准则机构，现在都倾向于按“满计当期损益观”来编制企业的财务业绩报表。
按照满计当期损益观，apb认为按这种观点计算的收益意味着包括所有者权益的净增加或净减少的交易（股分分配和资本性质的交易除外）⑦。apb当时举例引出的非常项目有：①企业厂房或重要分部的出售或撤销；②一项未在再销售是买回的投资销售；③在当期，由于特殊事项或发展的原因注销商誉；④财产的征收或没收；⑤外币的重大贬值。这些项目在扣除所得税后应列为净收入收益的非常项目。从内容看，所例举的这些项目，似乎同目前已确认未实现的一些利得或损失项目颇相类似。实质上，当年所说的非常项目都是已确认已实现的。当时，按照gaap和稳健惯例，对于未实现的任何收入（利得）还没有确认的问题。那就是说，当年“满计当期损益观”与现在“全部已确认利得与损失”并非含义等同的概念。两者主要的区别表现在：满计当期损益观中的非常项目（利得或损失）同收入、费用一样都必须是已实现已发生的；而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中的项目除净利外，可以是未实现、未发生的但准则特别允许确认的，所以，后者的范围比前者要大。现在，按照frs3，英国报告一个企业的全部财务业绩，已不限于已实现的收放、费用、利得或损失，而扩大已确认、已实现和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与损失。这样，全部已确认的利得和损失信息是否真实与公允，关键在于有关准则对未实现项目的确认标准是否考虑其实现的可能性，恰当地予以规定。
美国fasb早在1980年原第3号概念公告中就提出“全面收益”（comprehensive income）的概念作为财务报表的要素之一⑧，并把它定义为一个主体不包括与业主往来的期末对比期初的净资产的变动。在1984年第5号概念公告中，fasb正式建议企业在整套财务报表中应报告当期的全面收益⑨。由于美国各方面（特别是投资人）的要求和推动，fasb在1997年6月正式颁存了fasb130“报告全面收益”。这份新准则明确了：
（1） 全面收益=净收益（盈利）+其他全面收益
净收益仍由收益表提供，它仍只反映已实现已确认的收入、费用（包括税后非常项目和会计变更的累计影响）和净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则反映已确认但未实现、平时绕过当期损益而直接计入业主产权部分的利得或损失；
（2） 该准则只涉及全面收益的报告，而不涉及全面收益的确认与计量（全面收益的确认计量，应分别根据其组成-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由有关准则规定）；
（3）全面收益的报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①与收益表合并报告，称为“收益与全面收益表）（statement of income and comprehensive income）；②与收益表分开，单独编制”全面收益表“（statement of income and comprehensive income）。这一报表，被称为第4财务报表。③同产权变动表（statement of changes in equity）合并即在本期产权变动部分详细揭示本期净收益和其他全面收益的组成。
（4）同一种利得或损失不应当在其他全面收益和净收益中确认两次（这一点，英国的grs3也有类似的规定）。比如，某项固定资产重估价确认了减损（或盈余），不能在该项固定资产销售时再确认一次损失（或盈余），但实际上常会出现重复的会计处理。如果这样，就要进行所有“重分类调整”，消除全面收益或全部已确认利得中的重复计算。
因此，美国fasb的fas130“报告全面收益”与英国asb的frs3“报告财务业绩”只不过名称有而内容基本相同。差别可能主要在于，fasb不必再谋求修订它的概念框架即sfac n0.6，因为在sfac no.6中，已把全面收益、收入、费用、利得、损失都列为财务报表要素了。而asb则将据以修改它的“原则公告”（概念框架），在财务报表要素部分用利得和损失取代收入和费用。
国际会计准备则委员会在1997年修订的iasno.1中也参考了英国的frs no.3.iasc考虑到由于某些国际会计准则特别允许确认若干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但避开了收益表，直接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业）。这样，收益表中的净收益同业主产权变动（不含与产权交易有关的变动）就不能直接勾稽。所以1997年修订的的ias no.1也要求补充编制“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statement of recognized gains and losses）或在业主产权变动表中详细披露已确认的未实现利得，以弥补这一缺馅。
综上所述，可见英国的asb、美国的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均先后采取了相同的步骤：增加企业的财务业绩报表，把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同已实现的盈利合并，共同反映一个企业的全部业绩。这一改革说明了：准则制定机构判定任何准则，都要服从财务会计的目标，努力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为什么目前首先改进企业业绩报告？这是因为：
第一， 收益指标仍然是财务报表使用者特别是投资人最为关心的会计数据。实证会计研究
明：会计收益特别是非预期的收益信息同股票市价是相关的。西方准则制定机构集中改进企业财务业绩报告，提高反映企业财务业绩信息的质量，把只报告已确认已实现的净收益扩大为还包括已确认未实现的一部分利得或损失，必可使报告的收益更加全面和更加真实，从而有助于投资人进行投资决策。
第二， 收益同现金流量信息也是紧密相关的。众所周知，按照fasb的论证，就潜在用户来说，普遍关注的是一个企业的创造有利现金净流量的能力（sfac no.1 par. 25）。在企业中，收益总是该企业有利的现金流量的主要来源。全面收益的特点是除净收益之外，还包括已确认的其他利得或损失，后者，由于已赚得，尽管在当期未实现，但它很可能在下期或近期即可实现，从而就成为投资人预测企业未来现金净流量的一个可靠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今后的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或全面收益信息比原先的净利或净收益数据对财务会计信息的用户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更为有用。也就是说，英国的frs no.3；美国的fas no.130和isac的las no.1（1997年修订）都对提高会计准则的质量，增进会计信息（主要是指财务业绩信息）的有用性起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 以下有时称为“衍生工具”，“衍生金融商品”或“衍生物”，其含义皆相同。
② 见fas133pars.217a.但按照fasb第6号概念公告，资产定义为可能的未来经
济利益，当时并无“权利”的意思。fas133d的解释，实际上已参考英国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statements of 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而作了修改。
③ 即所有者权益或净资产。
④ 已确认、已实现和已确认、未实现的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前者指已赚得（to be
eaned）和已实现（to be realized），而后者指已赚得（to be eamed）但未实现（but not realized）（参阅mike davies，ron parlsen and allister wilson：“uk gaap”fifth edi-tion 1997，p.1291）“赚得”是确认的前提。实现则决定其可以进入损益表的标准。
⑤ 参见asb财务报告的原则公告征求意见稿“statement of 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ed）”issued november 1995 par3.48（asb许诺1997年修正它的意见稿，但迄今尚未成为现实）。
⑥ 见apb opinions 9“修正经营的结果”（1996年12月）
⑦ apb opinions 9，par.13.
⑧ sfac no. 3于1985年已为sfac no. 6所取代。
项目资金申请报告主要内容上，要求以全面、系统的分析为主要方法，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围绕影响项目的各种因素，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论证拟建项目是否可行，如经济可行性合理性、技术可行性适用性、组织实施组织可行性、社会可行性等。最后对整个可行性研究提出综合分析评价，指出可行性结论与和建议。为了加强可行性论证，报告往往还需要加上一些以增强项目资金申请报告说服力的资料，如试验数据，论证材料，计算图表，附图等。
商业模式是独特的，工艺技术是领先的，财务状况是良好的；
企业运作是正常的，市场前景是广阔的，执行团队是过硬的。
一、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格式
一份完整的项目资金申请报告通常是单独成册的，因此，它的基本模式为首页、标题、前言、正文、结论、附件等几部分组成。
1、首页：主要注明项目名称，项目主办单位及负责人，可行性研究单位名称，可行性研究的技术负责人，经济负责人、参加研究人员名单及报告完成日期等。
2、标题：一般直接注明立项申请项目的名称和主要内容，如《南京通达机械集团公司关于实行生产信息化改造的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3、前言：一般简要介绍项目研究的背景，项目实施的相关因素和主要目的和意义，可行性研究的主要依据和主要范围等内容。有些项目资金申请报告还需要列出研究报告的相关摘要。
4、正文：该部分是报告的主体，要求列举事实，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作出客观、全面而准确的预测。不同类型的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在该部分通常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5、结论：在对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从整体角度作出科学评价，并与相关方案进行优劣比较，最终获得明确的行动主张。有时还就原方案提出一些更新、更全面的建议。
6、附件：为了结论的需要，在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正文结束后补充的相关材料，主要包括：试（实）验数据、分析计算方法、图片表格、参考文献等。
二、项目资金申请报告主要内容
因为各行业及项目性质不同，具体项目的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内容可以相差很大；
尽管不同行业及项目性质的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内容可以相差很大，但一般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投资必要性。主要根据市场调查及分析预测的结果，以及有关的产业政策等因素，论证项目投资建设的必要性。
技术的可行性。主要从事项目实施的技术角度，合理设计技术方案，并进行比选和评价。
财务可行性。主要从项目及投资者的角度，设计合理财务方案，从企业理财的角度进行资本预算，评价项目的财务盈利能力，进行投资决策，并从融资主体（企业）的角度评价股东投资收益、现金流量计划及债务清偿能力。
组织可行性。制定合理的项目实施进度计划、设计合理组织机构、选择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制定合适的培训计划等，保证项目顺利执行。
经济可行性。主要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衡量项目的价值，评价项目在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增加供应、创造就业、改善环境、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效益。
社会可行性。主要分析项目对社会的影响，包括政治体制、方针政策、经济结构、法律道德、宗教民族、妇女儿童及社会稳定性等。
风险因素及对策。主要是对项目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财务风险、组织风险、法律风险、经济及社会风险等因素进行评价，制定规避风险的对策，为项目全过程的风险管理提供依据。
三、优秀成功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编制写作的关键点
2008年以来，国家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刺激消费，启动了四万亿投资，特别是助推中小企业发展，国家安排了1600亿扶持资金。因此，来来几年内，政府资金支持的融资渠道将为广大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大好机遇，而制作一份优秀的项目专项资金申请报告或立项申请报告，则是中小企业解决资金与融资瓶颈的关键点。
1、作为一个企业的决策者或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首先要积极主动与政府打交道。了解哪些产业是政府扶持的对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自己企业是不是符合申请的条件，不够条件怎样创造条件，申请需要什么材料和程序等等。通常有几种途径去学习和了解：通过政府各部门的网站；通过直接到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与有关人员交谈；通过行业协会，以及协会兴办的一些活动和讲座；通过专家、专业人士以及中介机构。
2、做好申请前的准备工作，或者说考虑怎么样包装自己。项目包装上最好委托给有经验实力的专业顾问公司来做。包装不是做假，而是通过详细分析、评估本企业拥有的核心技术、生产市场方面的优势、劣势，发展潜力，财务状况、把本企业的内在价值充分挖掘出来，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价值发现。另外，多注重增加公司的无形资产，如产品的测试和鉴定；企业标准的制订；专利、商标、著作权的申请；科技成果鉴定；科技进步奖的评选、企业信用的评级；重点新产品的申请；重信誉、守
合同的评比；质量体系认定、高新技术项目（企业）的认定等。
3、在了解了有关政策和企业的基本条件大致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来提交申请材料，开始进入审核程序。在这过程中，申请材料必须充分准备，把企业的内在价值尽可能地反映出来；同时，要主动与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人员接触、沟通，使他们对你的企业基本情况，特别是管理团队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这很类似于在做产品的市场推广，企业也必须做品牌推广，特别是在争取政府的资源这方面。必要的公共关系和信用关系必须建立起来，要使政府了解到企业在行业里技术水平是领先的、财务状况是良好的、企业运作是正常的、市场前景是广阔的、管理团队是过硬的。
衍生金融工具派生于传统金融工具，是一种价值随特定利率、汇率、价格指数等变量变动而变动的新兴金融工具。该产品占用资金少成本低，以小博大、高风险、高收益，承担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若变化趋势与交易者的预测相符，收益会很高，而一旦预测与市场走势不符，亏损也相当惊人。如果相应的会计处理不能准确的反映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信息披露不够及时、全面、透明，风险控制不够有力，将对商业银行本身、投资者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经济环境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新准则对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影响
2006年新《企业会计准则》出台之前，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核算尚未明确规定，大部分商业银行完全采用表外核算的方式进行处理，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不能通过企业财务报告反映。新准则出台后，明确界定了衍生金融工具，并要求以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初始计量，除非有确凿依据被指定为套期工具，否则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以实现和未实现的收益或损失均确认为当期损益，纳入表内核算。同时，新准则对衍生金融工具的表外披露也做了详细的规定。首先要求商业银行描述各类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方法和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取得的方法和途径，还要求披露期末持有的各类衍生金融工具（分为利率类衍生金融工具、汇率类衍生金融工具和其他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和名义本金信息。
新准则对于衍生金融工具的相关规定使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准确性大大提高，进一强化了金融安全：
首先，新准则为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提供了统一的原则和标准，便于监管部门风险控制和横向比较，有助于管理当局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管理政策、进行监管。
其次，衍生金融工具的表内核算使得商业银行将这些高风险金融投资及时地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使管理层可以更直接地获取相关信息，便于商业银行加强内部控制。
再次，公允价值反映了市场对直接或间接的隐含在衍生金融工具中的未来现金流量净值的估计，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未来做出合理的预测，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投资和融资决策进行评价，从而使投资者做出正确决策。
三、现行衍生金融工具披露的不足
新准则虽然带来了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巨大进步，但是现行披露机制距离信息使用者的满意度还有相当的差距：
（一）难以满足信息使用者信息多样性的需求。
新准则强调统一，面对不同信息使用者和各具个性的信息需求，提供统一格式、统一内容的财务报告。通用的财务报告虽然可以满足大多数信息使用者的共同需要，但却忽视了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差异。
（二）难以满足信息使用者信息及时性的需求。
随着衍生金融工具带来风险程度的逐步加深，衍生金融工具潜在的利得和损失在短期内可能产生巨大变动，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于衍生金融信息披露的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然而《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及证监会对上市银行的财务报告披露时限相对宽松。滞后的信息披露会降低财务报告的作用，会使衍生金融工具信息“失真”。
四、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展望-XBRL报告在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的运用
目前，财政部及会计信息委员会正在推广的XBRL报告系统，若将该报告运用于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XBRL的概述
XBRL是英文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 缩写，即“可拓展商业报告语言”，是目前应用于非结构化信息处理尤其是财务信息处理的最新标准和技术。其理念很简单，在标准的互联网页面或书面文档中，财务信息往往都是一个文本块。而XBRL为每一个单独的数据提供一个识别标签.引入XBRL标签，计算机软件就能够自动处理商业信息，省去劳神费力的手工重新录入和比对。计算机可以智能地识别、选取、分析、存储一个XBRL文档中的信息，可以与其他计算机交换信息，并且可以以多种方式向用户展现信息。
（二）利用XBRL进行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优势
若商业银行利用XBRL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业务的数据仅需一次性输入并“格式化”，便可在后续的信息链中自由方便地提取、转化，这样既减少输入会计信息的次数，又可减少因准备不同格式报告输入数据而发生错误的风险，节省人力、降低风险。
XBRL可以实现披露衍生金融工具的适时信息。由于市场风险瞬息万变，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及时性差也是衍生金融工具事件爆发的突然性和危害性的原因所在，适时性也成为会计监管追求的目标之一。XBRL具有良好的数据共享性，可以确立不用应用程序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标准格式，提高数据的共享程度，实现应用系统的高度集成。这样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和事项的会计系统与业务系统可以无缝对接生成衍生金融工具的实时报告。信息报告使用者可以随时获得所需信息，以便进一步预测瞬息万变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场走势。
XBRL还可以实现衍生金融工具信息的按需使用。XBRL的格式输出具有多样性，同一份XBRL实时文档，根据不同使用者的需求，采用不同的样式表，可自动生成多种企业报告，从而降低了手工编制报表时输入错误的风险，保证数据的一致性，而且提高了报告的编制效率。
希望不久的将来，衍生金融工具的专属XBRL报告的出现，会进一步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有助于监管当局的监管、商业银行的内控，也能更好满足广大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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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百灵.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会计监控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9.
——金融专业就业岗位的现实状况及趋势
一、报告说明
(一)本篇调查报告因个人水平、时间、精力有限，仅如实反映金融专业就业现实状况，并不做，也没有足够信息来做相关研究分析。报告中的设计到的任何观点均引自其它研究报告，非本人观点，仅作参考。
(二)调查范围为金融证券业及金融银行业;调查样本为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成都分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调查方式为个别样本观察;调查对象为公司基层，中层各职位;调查内容为金融专业毕业生在证券，银行宏观就业现实状况及趋势和具体样本岗位工作状况。
(三)调查时间精力限制，调查资料除来自实地考察记录整理以外，在一定程度上的参考了网路上一些大型、权威的相关内容调查研究报告。
(四)作者现今水平有限，信息搜集有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情况，读者在浏览本报告时请有选择的进行参考。
二、报告前言
金融是现代社会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标志性产业，也是一个典型的高收入弹性产业，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金融日益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紧相连。因此一种观点认为，如今金融人才短缺，就业前景广阔。
然而在大学扩招的浪潮中，金融学个专业的扩招是极其明显的。另外，XX年广东省高考有70%的学生首选金融和商业相关专业，而在商业极其发达的美国，这个比例也只有30%。经统计资料表明，许多本科毕业生毕业之后进入银行都是从站柜台开始，最终能够熬出头的也是其中的小部分。面对金融行业越来越高的入行门槛，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从业压力大，就业前景看坏。
那么，到底哪种观点更符合现今金融就业状况呢?从招聘公司来说，对当今毕业生有着什么样的招聘要求呢?从招聘者来说，在金融行业工作又应该具备何种学历和哪些能力呢?工作在金融岗位的职员又有着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和收入福利呢?本报告将从但不限于这些问题的角度，通过对证券公司的整体调查，公司经理的述说以及对相关职位职员的采访来反映就业现实状况，事实甚于雄辩，在对事实有过一定的了解后来回答以上两个问题也许会有新的感悟。
三、报告正文
(一) 证券公司调查
调查时间：2011-2-2
调查单位(地点)：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调查对象：该公司总经理王，职员肖、徐等。
1、 证券业金融专业宏观就业状况(总经理介绍)
以下所提及职位均指除基层职位如文员、柜员等外的与金融专业有直接联系的职位。基层职位的学历要求一般是本科生，职业能力要求是交际能力强，亲和力强，细心，耐心。但一般无论是证券或者银行的职位如今都会将职员安排到基层进行一段时间的锻炼。
证券公司业务分为证券经济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自营业务等。其中证券经纪业务及咨询顾问业务由分公司执行，其它业务均由总公司开展。在总公司(更高级的业务)中对学历和能力总体会比分公司高，一般为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证券经纪业务中，为金融学专业毕业生提供的有证券经纪人、证券(期货)分析师、理财师等，学历要求一般为本科生。经纪人要求人际交往能力强，亲和力强，细心，耐心;分析师则要求对证券行业敏感、熟悉。经纪人薪水根据业务水平而定，多则月薪一万左右，底则月薪XX-3000。
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等其他业务有诸如保荐人、负债管理师、行业分析师、风险控制人员等等职位。学历要求一般都为研究生以上，且具备一定的科研分析能力，对法律、财务、金融、会计、计算机、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有迫切需求，这也是证券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趋势。在这些业务中，一般职员起薪会在年薪十万以上。
2、案例采访
1)证券经纪人
工作内容：为证券公司介绍证券交易客户，从客户交易资金中提取交易费用作为工资来源。
工作坏境及地点：由于与不同客户打交道，经纪人的工作环境经常变化，到处奔波，地点不定。
工作所需能力：本科学历以上;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良好的身体素质;有着亲和力、细心、耐心的心理特质。
工作薪资范围：根据业务水平而定，在XX-10000左右。
工作形态：为了拉客户而到处奔波;也可以悠闲的享受客户的交易费用。
职业发展展望：没其它的，拉得好坐着来钱，拉的不好，累死了也没多少。
2)经理文员
工作内容：证券交易资料录入、整理
工作坏境及地点：经纪经理后台办公室
工作所需能力：本科学历;基本的金融常识;耐心、细心的特质
工作薪资范围：XX-3000左右
工作形态：面对电脑录入资料
3、小结
目前金融专业的毕业生太多太滥，证券业基层岗位的需求是供不应求，竞争很激烈;然而对于中高层职位的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仍然很大;对于复合型的人才更是供不应求。因此证券人才的趋势是复合型人才，同学在学习自身专业，锻炼自己实践、研究能力的同时，应该注意其它专业知识的培养，拥有双学位的金融、法律、计算机等人才在招聘市场始终供不应求。
(二) 商业银行调查
调查时间：2011.2.20
调查单位(地点)：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
调查对象：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稽核合规部处长王
1、 银行业金融专业就业现实状况(王处长介绍)
以下所提及职位均指除基层职位如文员、柜员等外的与金融专业有密切联系的职位。基层职位的学历要求一般是本科生，职业能力要求是交际能力强，亲和力强，细心，耐心。银行招生基本是大类招生，金融专业的口径大，可以做很多工作，但无论任何职位刚开始都会到营业部从柜员等基层做起。
银行支行主要负责负债业务、咨询业务、理财业务的执行，因此职位设置有柜员、信贷经理等，如今任何新职员都会被安排到这类工作中熟悉基层情况，学历要求基本是本科生，工作工作跟人打交道很多，相对会比较忙，工作压力和竞争会比较大，因此需要职员有耐心，细心的特质和良好的身体素质
银行分行部门比较多，但招收的毕业生专业不外乎以下几种：金融经济、国际金融、法律、计算机、财会等。目前招收的本科生比例是40%，研究生60%，但今后研究生比例肯定会变大。分行中负债业务、网上银行、法律、稽核合规等等20多个部门的工作间会有很多交叉，所以同时具有金融、法律、计算机等背景的毕业生会很受欢迎，与证券一样，复合型人才是金融行业的一个趋势。银行福利相对证券、保险、基金来说会好很多，一般职员工作2年后薪水加上福利扣除保险等费用后，年收入一般会在10万左右，处长级别的会在20万左右等等。由于工作交叉比较多，就要求职员对法律、金融、计算机等都有一定的了解和操作。另外，金融行业对毕业生的实习工作经验都有一定的要求，在大学期间有一些实习经历在找工作是会有很大优势。相对其它金融行业来说，分行工作会要轻松些，但仍然会有一定压力，也有一定的竞争压力，关键看自己是否往上努力的动机。
2、 稽核合规王处案例采访
工作内容：银行操业务作规范监督检查
工作坏境及地点：稽核合规部办公室
工作所需能力：本科学历;金融常识、法律法规知识;耐心、细心的人格特质
工作薪资范围：年薪15万左右
3、 小结
同样，金融专业的毕业生太多太滥，银行业基层、中层岗位的需求是供不应求，竞争很激烈;然而对于中高层职位的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仍然很大;对于复合型的人才更是供不应求。因此银行人才的趋势是复合型人才，同学在学习自身专业，锻炼自己实践、研究能力的同时，应该注意其它专业知识的培养，拥有双学位的金融、法律、计算机等人才在招聘市场始终供不应求。
四、报告总结
金融业正处一个重要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发展期。以我国金融中心上海为例，上海金融从业人员仅十多万人，指占到上海总人口比重的1%以下，而伦敦、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个数字要在20%左右，因此金融行业的人才要求仍然是与日俱增，但这更是对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复合型人才的要求。在金融行业基层，由于金融毕业生同样是与日俱增，因此广大的金融毕业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没有优秀的专业能力、优秀的实践学习能力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因此对于金融毕业生就业而言，通过以上的调查，我们可以归纳出几点建议：
1、 夯实自己的专业能力，并且努力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在平时学习中，多多注意研究能力的培养，是不二法门。
2、 在夯实专业能力的同时，参加一些实习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有很大帮助，在工作时也能够快速上手。
3、 在注重实践的同时，尽量选修、辅修法律、财会、计算机中的一门或者多门功课，成为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正顺应了金融行业的大趋势。
4、 关于是否考研，有一点是绝对确定的：你要想往更高处走，本科肯定是高处不胜寒的;但如果注意了以上三点，本科生的工作待遇也一样会很好的。
五、报告附件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公允价值 思考
公允价值曾被视为面向21世纪的计量属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也曾不遗余力地推广公允价值的运用。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把公允价值再一次推向风口浪尖，出现了一股质疑和讨伐之声。2008年10月美国通过的《紧急稳定经济法》责成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研究美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是否应当暂停使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也修改了金融工具重分类的有关条款。公允价值计量是坚持、退守、还是折中？笔者将讨论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
一、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争议的焦点
（ 一 ）金融界的指责：公允价值计量加剧了金融危机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曾经享受过公允价值带来的快乐，如今却谈虎色变。他们表示，公允价值，尤其是以市值为基础的计量方式，无法客观反映资产价值。在金融危机中，又使公司报表过于“难看”，影响公司业绩表现和投资者信心，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欧美金融界对公允价值的抨击，将危机的罪魁祸首归咎于公允价值，大有公允价值不废，金融危机不去的感觉。理由是金融工具按公允价值计量导致如下恶性循环：公允价值下跌报表反映巨亏投资者因恐慌而抛售公允价值进一步下跌报表继续确认巨亏（杨有红，2009）。他们还认为，市场失灵没有什么价格可供金融机构作为衡量其金融资产的基准，如果金融机构不按市值（公允价值）计量其金融资产，金融危机可能就会消退。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在2008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4月，以及国际金融协会（IIF）在2008年9月的报告中都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模式加剧了信贷紧缩，要求重新审视公允价值会计模式。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修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将有助于帮助纳税人减少数十亿美元的救助成本，他们甚至将暂停公允价值计量与否决金融救助方案联系起来，要求停止公允价值计量规则。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前主席威廉?伊萨克公开宣称，正是由于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导致众多银行不得不过多地和不合理地减计资产，从而压缩了银行的放贷，进一步使经济震动。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全球调研海外主管耿群认为，市场跌到现在，所谓的公允价值已经不再真实反映抵押支持证券等金融产品的价值了，大部分都偏低。代表金融机构利益的美国银行家协会于2008年9月中旬前先后致信相关管理层要求修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
（ 二 ）会计界的观点：公允价值与金融危机无因果关系 会计界人士仍然坚持公允价值计量规则，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与金融危机没有因果联系，公允价值计量能够真实反映金融企业的市场财务状况，避免或减少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人为操纵经营业绩的现象，防止金融企业利用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研究主管韦恩?阿普顿认为，公允价值准则只是跟随市场并为市场服务，不会给企业带来损失。德勤亚太区金融服务领导人菲利普?哥特表示，现在的金融危机原则上是经济问题，并非会计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公允价值的废除。他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方法提供了及时的价值衡量，捕捉到了目前的市场波动，但并非导致市场波动的原因。关于暂停使用公允价值，会计界和一些经济界人士一直持抵制的态度，其认为公允价值准则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金融机构对该准则双向的功利态度。2008年9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戴维?泰迪爵士表示：“会计并非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但会计在使市场参与者信任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方面很重要，IASB已对如何处理由信用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作出迅速反应。”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于2008年10月7日就一年来的金融危机发表报告认为，信贷危机的根源是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失败，导致思维过于短浅，对风险视而不见，而非公允价值的使用。2008年12月30日，美国证交会向国会提交了调查报告《市值会计研究》，认为公允价值不是导致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但公允价值计量有待改进。在2009年1~3月连续召开的IASB-FASB金融危机高层顾问组会议上，主席汉斯?胡戈威尔斯特强调，公允价值并非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而市场信用缺失是导致银行危机的首要原因，银行承担经营风险且没有恰当地管理风险引发了金融危机。2009年5月12日，英国下院金融危机系列报告之二《银行业危机：改革公司治理和金融城薪酬》，也认为“公允价值不应成为傲慢无知的风险管理和糟糕的银行业决策的替罪羊。”2009年7月28日，FASB与IASB联合成立的金融危机咨询组（FCAG）报告，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不仅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甚至也不是推波助澜的因素，如果大型金融机构更早更广泛的采用公允价值，金融危机可能不会爆发得如此集中和剧烈。公允价值的运用缺失有可能增加金融机构收益及其资本的波动性，从宏观经济方面还可能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进而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因此，不应将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公允价值会计，更不应一概否认公允价值会计，即便停止采用公允价值会计，也不能解决金融危机本身的问题。放弃公允价值计量将会剥夺投资者在最需要关键财务信息的时候获取这些信息的权利。将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公允价值，在于错误地理解和运用了公允价值。
（ 三 ）金融危机根源：忽视风险和监管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被指责为加剧混乱的“帮凶”，但事实并非如此。金融危机并不是由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引起的。会计的首要职能是反映，可以说会计是一面镜子，经济主体可以通过这面镜子清楚地了解到自身的财务状况和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行情况。美与丑是由自身条件决定的，与镜子没有丝毫关系，暂停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只能掩盖事实背后的真相。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自身出了问题，对症下药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金融业的特点是依靠资金的取得、流通、再投资、风险承担和风险转嫁等来维系其运转，实现其盈利目的。不容置疑，这次金融危机的祸根来自美国银行业的次级抵押贷款，即贷款机构向信用级别较低、收入不高且无可变卖资产的借款人提供的一种高额利息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并无实质性资产作抵押，它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和前提之上，靠的是市场和信用，而非借款人的偿还能力。这种贷款带有赌博的性质，当房产市场火暴时，贷款机构无疑可获得高额利息回报；当市场发生逆转时，房价下跌，利率上升，借款人负担加重，一旦达到某种极限，客户只能违约，造成贷款机构大量坏账，次贷危机自然不可避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2007年8月曾指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高达百分之十三点多，和2005年中期相比，仅2年时间数字就翻了两倍之多，加之大多数贷款机构已经把这些不良资产委托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指购买、包装证券化资产和以此为基础发行资产化证券的特殊实体）和结构投资公司（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指由银行或保险公司等设立的、通过发行短期商业票据债券去购买某些高回报资产的金融公司） 打包后进行层层的担保资产证券化，堂而皇之变成了各种所谓的衍生金融工具，名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实则转移和变卖有毒资产，随着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相互渗透、升级、蔓延和放大，次贷危机就产生了。由于次贷引发的流动性不足，加之金融创新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管，直接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008年11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20国首脑会议（G20），得出了本次金融危机根源是忽视风险与监管不力的结论。会议表示，一定时期内强劲的全球性增长，不断增加的资本流动及世纪初长期的稳定，使得市场参与者寻求更高的收益的同时没有充分考虑风险，并且没有实施充分的责任监督。同时，薄弱的担保标准，不健全的风险管理，日益复杂与不透明的金融产品，过度利用杠杆等综合作用从而产生了系统漏洞。2008年12月3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以市场为计量（mark-to-market）的会计准则向国会提交相关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投资者普遍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提高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便于更好的投资决策。公允价值会计对发生在2008年的银行倒闭影响不大。相反，该报告指出，银行倒闭，是由于信用缺失的加剧，导致对资产质量的担忧，甚至削弱了银行和投资者的信心。
二、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问题
（ 一 ）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的信息缺乏可靠性公允价值是参与交易的双方对市场价值的一种判断，而市场环境是复杂多变的，有的会计事项可以确认或寻找类似的交易价格，有的由于缺乏活跃市场、商业秘密的保密原则、信息阻断等原因无法找到而只能估计。因此，公允价值的取得存在着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成本等因素，公允性判断难度较大，使得公允价值的确定实际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主观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为地影响，容易导致管理当局利用公允价值进行利润操作，使管理当局提供的会计信息失真。这样影响了会计数据的客观性，使其可靠性也大为减弱。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2008年9月30日公告《在不活跃市场下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公告的主旨在于明确在交易不活跃的市场情形下公允价值计价的操作问题，强调在交易不活跃的市场中公允价值的确定不能过分依靠市场价格，应适当地采用管理层的估计和服务机构的报价。然而，在没有市场价格可供参考或者市场价格不公允的时期，管理层对公允价值的估计增加了财务报告的主观性，使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公允价值计量需要大量的主观判断，主观判断一方面降低了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可验证性，另一方面进一步复杂化了公允价值的确定。首先，应用公允价值估值技术的复杂环境增加了公允价值准确计价的难度。各金融机构拥有大量的金融资产，这些资产种类繁多、设计复杂难懂，为了确保债券的信用度而设立的评级机构不够中立，都直接造成了公允价值应用环境的复杂性。各金融机构选择的参照信息和估价方法不同，对同样的金融产品的估价会有所偏差。再加上相同的衍生品在不同的金融机构的分类不同，其价格会存在更大的差异。同种产品的价格都不具有可比性，直接降低了公允价值计价的准确性。其次，管理当局决策的偏差导致公允价值可靠性的下降。管理当局在资产价值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管理当局对同样信息的把握程度和关注面有所不同，从而对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存在差异。再次，可核实性降低导致公允价值可靠性的下降。在交易不活跃的市场上，公允价值的确定不再单一依靠市场价格，基于不可观测信息确定的公允价值是非常难以核实的。
（ 二 ）公允价值计量增加了财务报表项目的波动性 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经济环境和风险状况的变化，都会引起企业财务报表项目的波动。在市场形势较好的时候，以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产品带来的收益颇丰，金融机构表面上也获得大量利润。但这些利润并没有实际流入金融机构，持有的资产在进行交易之前，这些利润仅仅停留在账面上。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公允价值计价方法要求金融机构定期根据市场价格来确定资产负债表中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这就导致金融机构出现巨额的资产减值。企业利润激烈的波动，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增加了金融风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Laurence Meyer说：当资产负债表中的大量项目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时，那就意味着有意或无意的偏见将会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报告公允价值将有可能导致管理部门的自我吹捧，其结果是企业只需通过对估价程序进行表面上看来很小的更改就可以实现对利润和资本的操纵。
（ 三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存在理论上的不足相比历史成本，公允价值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根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真实经济价值进行计量，及时反映因市场风险产生的利得和损失以及因信用质量发生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将衍生工具纳入表内核算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风险的揭示更为全面，更容易评价银行业通过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但公允价值并不完美，公允价值准则更是如此。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公允价值计量分为三个层次：（1）相同资产或负债存在活跃市场的，按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2）活跃市场中无该资产或负债的报价，但存在类似资产和负债的报价，则可以用类似资产和负债的报价对该资产和负债进行估值。（3）当前两条所列条件均无法满足时，需借助模型和估值技术来确定公允价值。公允价值的定义包含着一个前提：即市场必须是有效的、理性的和活跃的，而且交易各方必须是自愿的和公平的。公允价值计量的三个层次也必须服从于公允价值的前提条件，不符合前提条件而得出的价值不能称之为公允价值。在此轮金融危机中，投资者应该知道：当前的金融市场已经不再是有效的和活跃的市场，投资者进行的恐慌性抛售也不是心甘情愿的，此时买卖各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不符合按照现行市价确定公允价值的前提条件，按照当时市价确定的价值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计量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层次：一是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中未涉及、未涵盖在特定环境下的指导原则，导致实务界无据可循；二是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中具体计量方法欠缺合理性，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同一量尺显然无法进行客观度量。现行的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并未很好的考虑流动性缺失时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问题，且未对第三级次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型提供足够的技术指引，理论上的指导不足也是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饱受批评的重要原因。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完善的对策
（ 一 ）可靠性与相关性的选择 国家的金融政策在不同的经济时期有不同的导向，会计政策在不会给财务信息使用人带来困惑的前提下，在不同的经济环境条件下也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在经济运行较平稳的时候，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时应该偏重于相关性。在经济金融平稳发展时期，有成熟的货币、财政政策作为引导，物价变化较为缓和，投资者的心态较为平和，市场走势平稳。此时，活跃市场中的交易价格更接近于资产的内在价值。在资产定价的数学模型中，理论推导的常数在经济稳定时更趋向真实情况，因而更具准确性。此时的公允价值能够真正公允地反映资产未来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在经济运行波动较大的时候，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时应该偏重于可靠性。在经济大环境不稳定时期，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动较大，这加大了折现率等其他估值参数的确定难度，易造成利用模型估算的公允价值的不准确性。同时，由于产品需求量减少、订单量萎缩、应收账款收回率降低，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客观因素，企业面临着很大的经营风险，管理层更有动机打着资产公允价值调整的幌子，过高估计资产价值，达到粉饰不理想经营状况的目的。这样一来，资产的公允价值与真实的价值相差很大，此时公允价值的使用会加大会计风险。对于在活跃市场中交易的资产来说，在此种经济条件下，资产报价每天的浮动幅度是很可观的，其价值大小受披露时间点的影响很大。对于某些资产的计量可选用历史成本计量基础，因为偏重可靠性的计量会更加有利于报表使用人掌握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
（ 二 ）加强政府监督职能 实践证明单靠市场的自身调节无法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问题，只有在政府部门的宏观指导下，市场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率。欧美发达国家对于金融市场高度放任，没有适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造成了威力巨大、范围极广的金融海啸。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以防止其偏离正常的轨道。此外，政府部门应积极建立金融市场信息的监测和反馈机制，在金融市场发生异常时，政府部门启动相应的应急机制，避免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 三 ）加强公允价值价值计量的理论研究（1）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对金融资产重新分类。在极端情况下，允许投资单位持有的原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股权投资重新分类为长期股权投资；对于持有的原划分为按公允价值计价的债权类投资重新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可以有效防止不正常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2）调整金融资产的价格参考基础。在非正常的极端情况下，建议将以单日价格为基础对资产进行估值改为以过去若干月的平均价格为基础，平均价格比单日价格更具稳定性，可抵销短期价格波动的影响。（3）适当引入风险价值披露模式。风险价值披露模式要求在披露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同时，还要披露会计主体在特定的时间内和给定的置信区间内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可以较充分地揭示金融工具的潜在风险。（4）严格限制估价技术的运用。尽管会计准则要求企业模拟市场交易确定估价数据，但由于企业选择估价假定和模型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无法保证企业从市场角度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估值技术一般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计量项目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估值模型。实务中估值方法基本可以分为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三类。可靠计量应该成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条件，因此，采用估值技术得出的结果，应当反映估值日在公平交易中可能采用的交易价格。所以就很有必要对采用估价技术进行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严格限制。
参考文献：
［1］葛家澍：《会计计量属性研究：市场价格、历史成本、现行成本与公允价值》，《会计研究》2006年第11期。
［2］葛家澍：《关于在财务会计中采用公允价值的探讨》，《会计研究》2007年第11期。
［3］葛家澍：《公允价值计量面临全球金融风暴的考验》，《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4］黄世忠：《次贷危机引发的公允价值论战》，《财会通讯》2008年第11期。
［5］陆宇建等：《基于不确定性的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问题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2期。
［6］刘峰、司世阳、路之光：《会计的社会功用：基于非历史成本研究的回顾》，《会计研究》2009年第1期。
［7］陆宇建等：《基于不确定性的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问题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