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27:20
【关键词】陈胜 大泽乡起事 政治目标 战国格局 再统一战争
到目前为止,将陈胜起事定性为农民起义的主要史料依据是《史记·陈涉世家》(文中简称《陈世家》)的相关内容,但从《陈世家》的通篇信息判断,陈胜发动和领导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是以反秦复国为契机的再统一战争。以下通过对《陈世家》的整体解读,将陈胜的政治目标和军事战略置于秦汉之际的历史大震荡背景中进行分析,从而对大泽乡起事的性质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解读《陈涉世家》推断陈胜行迹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这条简略记载没有地点,时间也含糊不清。“少时”是一个大概时段而非精确时点。司马迁未提及陈胜的任何一个具体年龄,因此陈胜的生年等只能加以推测。楚人陈涉在经历亡国之痛成为秦王朝子民后,曾经一度靠为人耕种谋生,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16年左右。秦汉时期的“少年”可对应现代青少年。中国古代男子20岁称弱冠之年,汉文献中的“少年”指未婚青年,孔子有“三十而立”之说,综合推之,秦汉“少年”为15~29岁的未婚男子。可推测佣耕时的陈胜未婚,年龄取平均数22岁左右,陈胜生于前238年左右。
前218年韩国人张良策划并实施了一场刺杀秦始皇的未遂行动,从这次事件到嬴政去世的八年中,秦王朝的政治危机已经显露,嬴政沉溺于寻仙求药,并迟迟不公布储君人选。此时已有丰富人生阅历和政治洞察力的陈胜预见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之说通常被视作陈胜远大志向的表露,但联系大震荡前夜的时势背景,及陈胜知道扶苏死因这一王朝最高机密来判断,其说还对应着一个不为佣耕伙伴所知的行动,即在对时政大势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陈胜在隐密地进行着反秦复国的起事准备。排除因战争、灾荒和疾病等非正常死亡,战国时人的平均寿命50岁左右。公元前209年陈胜29岁左右,正是人体力精力均最佳的年龄,符合陈胜发动大泽乡起事时的身心状态。
陈胜曾经为人佣耕,加之贾谊对其简陋之极的栖居之所的描述,陈胜为一介贫民或农民之论似成共识。但同样根据《陈世家》中的其它证言,诸如陈胜是陈国贵族后裔等不同观点也见诸报刊,并以陈胜有字“涉”等为据。文化是体现一个人家世渊源的重要因素。字的文化性主要体现在字的意义及与名的关联上,“涉”有行动之义,胜与涉相配可解释为:只有行动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瓮牖绳枢之子”、“尝佣耕”等记载,只是陈胜彼时的贫穷落魄境况,而陈胜有涓人吕臣和任职屯长的记载,则反映了陈胜此时较为显贵的身份。综合考量,能证明陈胜非雇农或农民身份的材料更多些。
“发闾左適戍渔阳”一般被理解为全国性或普遍性征发平民或穷人,但从今人探究“闾左”含义数量可观的论文中,还可看到诸如“里门左侧的浮浪人口”和“里佐”等解。秦统一后,数量有限的秦人可垄断郡县主要官职,但基层民政治安刑狱捕亡等工作则要依靠本地原籍人,原六国军人和干练持重者自然是乡里僚佐吏员主要人选。刘邦、萧何、曹参、陈胜和吴广等均任职于秦基层。这些被任用的原六国之人也是秦征发谪戍的主要群体。至前209年,北境30万大军已驻防6年,据蒙恬死前罪己之词,长城连贯工程已经完工,该年见于《陈世家》及其他篇目中的北上队伍仅陈吴这一支,因此九百人应是朝廷为补充或轮换边防所征发。
历史震荡背景下的再统一战争
统一是秦人历史的重大转折点,统一前秦国只是七强角逐中的一颗命运未定的棋子,统一后秦则成为没有了敌国的大一统王朝。秦孝公以来,关东才俊云集关西,三晋移民迁入河西,改变了秦国的社会成份,怀揣不同目的和利益的各色人物在统一的终极目标下集合起来。但随着统一完成,秦高层有着不同国籍背景和利益关系的干将重臣之间的矛盾纠葛必然发生,只因秦始皇的存在,十余年中客籍臣僚才得安然无恙。始皇突然崩逝,形势急转直下,宫殿瞬间发生,失去嬴政羽翼的关东籍人无所适从。而赵人赵高趁中枢失控之机矫诏杀扶苏立胡亥,伺机改朝换代。秦兼并六国之后,表面上天下一统、国家太平,但针对始皇的刺杀行动和各类咒言谶语表明,原六国人的反秦复国活动并没有消停,仍有很大力度,只不过转入地下隐蔽进行。如果说始皇之死是一个信号,赵高谋夺秦政则是天赐良机,复国者迅即由地下走向地上,由隐蔽转为公开。所谓复国,主要是恢复战国多元格局,至于谁主政称王,已非血脉家世能定,而要取决于军政能力和战争胜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即是对这一时势的总结。
颠覆秦王朝的行动首先起自秦王朝内部。因赵人的身份,有论者认为赵高改诏立幼是为赵国复仇,但不论赵高动机如何,赵高确是颠覆秦政的第一人。虽然子婴计杀了赵高,使其改朝换代的阴谋流产,但正是赵高的引发了历史的“大地震”。陈胜利用秦军远驻南北边陲,都城和腹地空虚之机发难。陈胜以项燕之名集合楚兵,以扶苏之贤感召秦人,将原敌对双方的军政领袖并举为号,可窥陈胜政治谋略之一斑。
陈胜及他领导的起事推动了历史前进,这不仅是现代人的见识,也是自汉以来许多学者的共识,对此本文没有异议。但将反抗“暴政”视为陈胜的历史作用,不仅混淆主次,而且于事实不符,秦王朝的首起亦非重点。他的主要作用是对因自相残杀即将自毁的秦王朝加了一把推力,并向天下昭示了再建第二统一王朝并继承秦大一统成果的政治目标。陈胜的最大功绩是坚持政治统一并制定了相应的军事战略,为反秦战争后续波次和再统一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宏观大势上有力地助推了刘氏第二统一王朝的建立。刘邦因此而“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以祭念这位创建西汉的第一人。
大泽乡起事的性质与马、班评涉
“天下苦秦久矣”,是证明农民起义的关键材料之一。此语出自楚人陈胜和刘邦之口,联系上下文深究其语本意,“天下”应专指为秦所灭六国,此苦非主要指秦和原六国农民的阶级压迫之苦,而是六国人尤其是楚人的亡国之苦。陈胜首起,关东原六国人闻风而动杀秦官吏,而关中农民并无反朝庭的意向和举动,主要由农民构成的70万郦山徒非但没有任何动静,反而变身成为克制张楚的秦主力军。秦为兼并列国,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残酷战争。统一后,列国君主死的死逃的逃,王室血脉骨肉流落民间,苟活于社会底层,数十万贵族被迫离乡背井长途迁徙。沦为秦人统治下二等民之苦,与阶级压迫剥削之苦不应等同视之。《史记·张耳陈余传》记两人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此语道出亡国之人仇秦主因。
適戍渔阳“失期,法皆斩”,逼反了九百戍卒,此说需要辨析。已有研究者指出失期当斩是陈胜用以号召戍卒起事的方法策略。此条且不说未见相关秦律文本,就是有法可依,谁来执法?谁来斩这九百人?只用两名军尉来押送近千戍卒,就没有要斩他们的意思,反而是押送军官要冒生命危险。从陈胜和吴广的精心策划准备来看,九百人并非已感到死亡临近,已到忍无可忍一呼而动的地步,否则就没有必要装神弄鬼,将帛书条塞进鱼肚子,学狐狸叫了。陈胜也感到“法当斩”似无依据,接着又道:“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押解军尉并无催逼陈胜等人上路或准备执法的举动,反是吴广、陈胜先挑事端杀了军尉,以便起事。
陈胜吴广起事之时,秦中枢虽已陷混乱,但未到一触即垮的程度。向秦王朝宣战显示了陈胜的胆略,但不论是能征善战的军队还是出谋划策之人才,张楚都显得欠缺。皖北豫东是楚国后期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地,秦楚决战的主要战场。陈胜皖北起事豫东建都,但秦编新军,北上掠地复国的武臣、张耳等人将第一波反秦力量撕裂分解,以陈城为中心的张楚处四战之地,困斗于包围圈中。陈胜起事后即对秦发动了闪电般的进攻,仅月余,张楚军队就进驻戏地兵临咸阳,夺取关中指日可待,但章邯应急组建起来的临时军队雄风犹存,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周文军败东撤,三晋燕齐复活,项氏叔侄江左起兵,牵引章邯新军东征,关中再度空虚,刘邦兵不血刃进驻咸阳,占据了有利统一的位置,陈胜未竟的事业由刘邦继之实现。
【关键词】新浪微博；陈永洲事件；框架分析
前《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事件在微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在捍卫记者舆论监督权利的同时，关于长沙警方跨省刑拘记者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报社作为社会公器在头版刊发此类文章是否妥当、陈永洲是否真正捏造事实等问题也引发了人们的讨论。然而10月26日CCTV播放了陈永洲认罪的新闻画面。至此大家的关注点似乎都集中到了陈永洲个人作为记者的职业操守上面。媒体微博是如何呈现这一事件的？本文尝试综合运用量化和质化分析方法，从框架理论的角度探讨媒体微博对陈永洲事件的报道特点。
一、理论溯源
“框架”作为对新闻研究产生影响的概念始于1974年社会学家戈夫曼，“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吉特林发展了戈夫曼的理论，提出框架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使其含义更加具体。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类似，框架理论强调新闻和媒介组织对于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新闻报道的呈现方式会直接影响受众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感知，因此研究框架理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前传播学领域对框架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戈夫曼最初的讨论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范畴：（1）从文本生产角度考查框架如何被设置；（2）从文本内容角度考察具体的框架是什么，即“媒介框架”；（3）从受众接收角度考查框架效果，即“受众框架”。其中对文本内容的框架分析是关键，它连接了文本生产与消费两个重要环节并构成另外两种研究倾向的基础。本文主要从文本内容角度考查媒体微博如何再现陈永洲事件。
二、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
学者潘忠党和陈阳提倡根据样本量大小、研究者个人能力水平以及研究的实际需要等来确定使用定性还是定量的方法，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互为结合补充。臧国仁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概括了框架的内在结构：宏观层面主要回答有关新闻主题的问题；中观层面主要包括新闻事件的内容、进程、影响和结果、对新闻事件的评价和态度等；微观层面主要关注新闻报道的语言和修辞。本文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尝试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该议题进行框架分析。
本研究以新浪微博为平台，选取@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周刊、@财经网（以下简称@人、@中、@财）三个研究主体。
样本量：以“陈永洲”为关键词搜索、以“条”为单位，包括原创和转发，样本总量为59条，其中@人16条；@中5条；@财38条。
三、研究成果
（一）宏观层面：微博信息的主题
由于事件的复杂性，陈永洲事件涉及多个方面的话题讨论，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将其总结为以下四个主题：
新闻工作者个人的职业操守：包括对陈永洲个人是否捏造事实的讨论、各方对记者舆论监督权的捍卫等。
商业公司的公平竞争：包括贿赂记者诋毁竞争对手、动用公权力打击报复等。
长沙警方跨省刑拘的合法性。
媒体单位自身的专业性：包括《新快报》头版刊文、编审流程不够严格和央视播放陈永洲认罪画面等方面。
三家媒体微博的具体呈现如下表所示：
从微博数量上来看，@财最多，@人次之，@中最少。三家媒体微博都聚焦于“新闻工作者个人的职业操守”这一议题上面。@财涵盖的议题范围更为广泛，四方面均有涉及，尤其在“商业公司的公平竞争”方面，@财有16%的关注度，这与其作为财经类媒体的定位有直接关系。对于“媒体单位自身的专业性”，@人和@中虽都有呈现，但都集中在《新快报》对把关不严方面，而对央视播放陈永洲自证其罪录像这一不恰当行为未置一词。
总的来说，@人和@中主要将陈永洲事件置于记者个人职业操守有亏这一框架之内，其他方面虽有涉及，但停留于只言片语的“提及”，未深入讨论。@财对各个议题的关注相对来说较为全面平衡，对不同主题的讨论也较为深入。
（二）中观层面：微博报道的时间进程、报道角度、信息源
1.微博报道的时间与事件进程的关系
《新快报》于2013年10月23日在头版刊发《请放人》一文，陈永洲事件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在微博中对该事件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事件发生后的半个月之内。23号《新快报》刊文和26号央视播出陈永洲认罪录像是两个重要节点，微博中的报道在这两天也表现出了一个小高峰，基本与事件的发展进程一致。具体数量关系如下表所示：（单位：条）
2.微博内容的角度
本文将对陈永洲事件的微博报道的角度分为四个方面：事件进展、各方回应、对事件的评价（主要指记者和媒体行业自律方面）、反思和追问（尤其指针对记者职业道德之外部分的分析），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通过表格可以看出，@中只局限于关注事件的进展情况；@人不仅关注事件进展，并且刊发相关评论文章，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财则从更丰富立体的角度展现事件，尤其在对记者职业道德范畴之外的相关讨论是@人和@中所不具备的，这一方面体现了财经网“客观、专业的视角”，也是其增加网站点击率的策略。总之，媒体微博作为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其信息呈现基本体现其母媒体的宗旨。
3.微博内容信息源的选择
信息源是框架分析中不能绕过的环节。由于微博自身的特点，对事件信息的报道主要是转发其他原创微博和转载其他网站的信息。但是转发和转载都经过筛选的。这个“筛选”的过程即体现了不同的框架建构原则。本文将陈永洲事件中微博中的信息源分为官方（包括中国记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媒体（《人民日报》、央视和其他媒体等）、专家（法律专家、新闻传播学教授和其他学者等）和涉事方（包括陈永洲、《新快报》、长沙警方）进行统计，完全重复的信息里出现的信息源不计，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样本微博对于事件基本事实的呈现都是转载主流媒体如央视、新华社的内容，具有较高重复性。但对不同观点的展现有所不同。尤其在央视播放陈永洲承认犯罪事实的录像后，除了原创微博，@人以长微博的形式转发《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基本围绕“新闻工作者个人的职业操守”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而@财则多次引用在财经网刊载的不同专家的分析文章，讨论的议题范围也更全面。由此可见在表达观点的方式方面，@人更为直接，体现了其作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财则更侧重于通过转述第三方观点（主要是专家学者）来体现自身价值指涉的客观性。
（三）微观层面：对陈永洲媒介形象的塑造和言语特点
关于陈永洲媒介形象的塑造，@人以央视播放认罪视频为转折点，前期将其作为一个简单“记者”来对待，微博内容局限于对事件的描述，比较中立客观。在26号开始即作为一个职业道德有亏的特定个体来对待，在摘录新华网相关报道的微博中，使用“悔恨不已”“贪图钱财”“为了出名”“违背了新闻操守”等字样，突出其作为个人的不当行为。在@人的原创微博和转发的《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中，更直指陈永洲为“舆论打手”“害群之马”，沦为“资本的附庸”、“不惜造谣诽谤”，“新闻界…清理门户、整肃力量”。纵观@人民日报所有微博内容，大致是以一种批判态度、集中在对陈永洲的讨伐之上。
@财同样转发了央视播出的悔罪视频，但并未转发新华网题为《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刑事拘留》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中“陈永洲对自己的涉嫌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深刻悔罪”，并多次出现“捏造事实”“污蔑诋毁”“主观臆断”“断章取义”等感彩强烈词语。与@人不同，@财在对待陈永洲的态度方面更为温和理性，不仅尽量避免使用倾向性明显的词汇，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为其“辩护”。如在回答网友“不抓怎么审”的问题时：
【答】判断新闻报道失实与否，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并非所有的报道失实都等同于”损害商业信誉”。至于怀疑陈永洲”本身也有问题”，属于偷换概念，如果警方掌握了其涉嫌敲诈勒索或受贿的证据，应使用这两个罪名刑拘他，不能”先抓后审”。
在与网友的互动中，会专门去纠正一些不准确的理解，比如有网友提到“陈永洲已经伏法”，@财经网做出解释：【微知识：伏法、服法】伏法，指罪犯被执行死刑。服法，指罪犯认罪，依法受刑，服从法院的判决。陈永洲目前仅是被检查机关批捕，案件尚未经人民法院审理。因此，他既未服法，更未伏法。
同时，@财经网微博除了关注陈永洲个人，还对更深层次的内容给予关注，以“质疑”的语气频频出现：“谁在指使陈永洲？”、“‘他人’是谁？为什么这么做”、“长沙警方……执法程序是否合法”、“陈永洲是否构成损害商誉罪”、“央视播发陈永洲‘现身说法’的报道有何问题”等。
四、总结与反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三家媒体微博内容都遵循着不同的报道框架，@中停留在事件描述上，微博数量也较少。@人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并积极发挥其舆论引导作用。其报道重点集中在对记者个人职业操守的讨论上，并对陈永洲行为提出批判，对问题的深化也只是沿着规范新闻行业行为、提升媒体公信力的方向。@财则更立体多维地展现事件，注重挖掘事件背后的控制力量，包括对警方执法程序的质疑、对媒体“媒介审判”的追问、对商业公司市场竞争的反思等。
海量信息时代，媒介框架几乎成为新闻报道的必然。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新闻的“客观性”根本就是伪命题，是“新闻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滥调”。事实上，在不同的信息图景的勾勒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传播政治经济力量。
最后，本文存在明显不足。首先由于时间和能力有限，未能选择更大的样本量；同时，本文写作时已经是事件发生后近两月，由于微博“删帖”情况的存在，现在所获取的样本与最原始的微博信息有一定差别。其次，由于笔者自身知识积淀有限，在对样本进行分析尤其是定性分析时不够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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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陈胜所说，其意初为：那些称王侯拜将相的人，天生就是好命、贵种吗？按当时的情况，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称王侯拜将相的人，难道就比我们高贵吗？
2、其是通过这些话语来刺激人民的气愤，是一句非常带有反抗精神的话语。
3、出处 选自《史记·陈涉世家》，司马迁记载的陈胜起事时说的话。 [1] 陈胜（?－前208），字涉，楚国阳城县（今河南登封东南）人。秦朝末年反秦义军的首领之一，与吴广一同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率众起兵，成为反秦义军的先驱；不久后在陈郡称王，建立张楚政权。
4、原文：“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5、陈胜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时间）在大泽乡号召起义时说的，意思是有权有势的高贵的人，难道生来就比别人高贵吗？王侯将相的贵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我们应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敢于起义。表现了陈胜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对命运不公平的不满和对抗。（大泽乡起义为我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文选》；挽歌诗；陈元晋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020-01
挽歌，本意即送葬时执绋挽拉丧车者所唱悼念死者之歌，后代挽歌逐渐脱离了这种执绋挽拉形式。挽歌诗流行于魏晋时期，由于战乱动荡，人们面临死亡，感到生命的短暂脆弱，而流露出对生的眷恋、死的畏惧，这促使人们深入思考生死问题。《文选》选录缪袭一首、陆机三首、陶渊明一首共五首《挽歌诗》，有如下共同点：一是虚拟地叙述了自我死亡；二是出丧场景或墓场景物虚拟化且幽深；三是对死的畏惧、生的留恋。其抒发的感情层次各有不同，如缪袭诗感情较积极，不因死亡而悲；陆诗抒发对生的留恋；陶诗是对生死自然规律抱有达观的心态。
动乱环境是魏晋挽歌诗产生流行的特定时代背景，当时代趋于安稳，生活安定，挽歌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创作于特定的场合，而鲜见于文人集子。而宋代旅桂诗人陈元晋《渔墅类稿》卷八却存有八首挽歌诗，分别是《挽饶武傅二首》、《代挽寺丞吴公》、《挽德庆涂守二首》、《信国鲁夫人挽歌二首》、《挽刘金部》。本文将这八首与《文选》的挽歌诗进行比较，试图总结它们的异同点，阐述后世挽歌诗的固定模式。
一、不同之处
（一）后世挽歌诗所挽对象不是虚拟化自我，而是固定丧者
胡大雷《文选诗研究》中指出挽歌诗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是古辞《薤露》、《蒿里》，咏叹概括化的人生想象，不指向具体事例、人物；二是汉代时期，因订制乐曲而盛行；三是汉末建安时期，挽歌时转向社会性吟咏；四是晋宋时期，挽歌诗以死者第一人称口吻出之。这四个阶段之后，挽歌诗遂专为某人而作。《文选》所录五首，缪袭和陶渊明直接以“我”抒写，陆机则假借死者。中古之后，挽歌诗专为一人而作，不再虚拟性抒写，而是对逝世者的真诚哀悼。陈元晋的八首挽歌诗，从诗题即看出所挽对象是仕宦之人，如寺丞吴公、德庆涂守等。
一是时代因素所导致。中古时代，特别是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敏感的诗人们感到人生短暂，生命脆弱，不免忧生患死，“杞人忧天”地虚拟自己死亡场景的凄清、恐怖，如“四面无人居，高坟正”、“万鬼邻”、“丰肌饷蝼蚁”等。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宋代社会趋于安定富强，宋统治者重文轻武政策，文人社会地位提高，文人积极用世、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态随之膨胀，故他们不会设想自己死亡场景。宋人的生命大都终老病死，而少遭到杀戮。宋人即使怀才不遇，遭到贬谪，但不会忧生患死，因宋朝立有誓不杀文人之碑。故观陈元晋挽歌诗，不再对自身生命隐忧，而是哀悼已逝者。
二是个人因素。所谓知人论世，陶渊明看尽官场的黑暗后，毅然归隐田野，但在社会动荡大背景下，陶仍忧生患死。而陈元晋是愤世嫉俗之人，生平伉直不谐于时者。其挽歌诗亦不做忧戚状，对逝世者的哀戚趋于平和，“齿我子侄行，情如兄弟亲……回头更怆神”（《挽德庆涂守二首・其一》）。
（二）后世挽歌诗缺少超然、达观的心境
中古时期的挽歌诗上升到哲学范畴，传达一种超然达观的心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是“敢于哀悼死亡，并把葬礼的凄凉变成悲壮，把死亡的灰白变成辉煌”，“对死的悲哀意识正标志着对存在的自觉。从而它就不再是动物的临终或临‘刑’前的生物式的哀号，而是在日常生活甚至在欢愉嘉会时对死亡的时刻关注”。晋人在诗中好说死，因其恋生，故能以达观态度对待死，以飞动神思想象死，以抒情诗笔描绘死。陶渊明的笔下，死亡构成了生存的另一种方式，这是一个旷古未有的伟大发现，他超越了时代，超越了人生，超越了自我。
而陈元晋挽歌诗无此超越，其表达之情是对逝者的赞颂、哀悼和惋惜，是纯粹的悼念，并没有对死亡的深入思考。让人读时虽感其情深，读后却无回味之念，无再思之想。这是挽歌诗发展的一个瓶颈，呈模式化，是应承之作，专为丧者而作，犹如墓志铭，多是赞颂生前事迹或表悲哀之情。
二、共同模式
（一）已无送丧队伍或墓旁环境的景物描写
陶渊明《挽歌诗・其三》虚拟的凄凉景物来渲染气氛，情感表现更为浓烈悲凉，而后世挽歌诗却很少描写刻画外部景物。陈元晋八首挽歌诗只有《挽德庆涂守二首・其二》提到了对墓旁景色的描写，受时代背景影响。宋代是文化转型期，诗人往往 “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知识储备丰富、广泛，故他们无需深入现实便可创作许多优秀作品，如黄庭坚 “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又如“闭门觅诗陈无己”等。宋代诗歌一般单纯就事论事，绝少牵涉其他，这种风气必然影响诗人的创作理念。
（二）所挽对象为王公贵族或士大夫仕宦
胡大雷《文选诗研究》认为不同阶层有不同的丧歌，《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陈元晋八首挽歌诗中亦有此区分。如《信国鲁夫人挽诗二首・其一》“薤露”、“曾是王坐上人”可断定信国鲁夫人的身份，是王公贵族之妻。其他六首，也都是士大夫阶层的，如寺丞、涂守。
（三）颂所挽对象的美好德行
随着所挽对象的转换，挽歌诗所承载的情感也随之转变。陈元晋八首挽歌诗，所挽对象是逝去者，回忆逝去者的事迹，歌颂逝去者的德行，传达自己的哀思。如“抗伪一门诚节谊，明伦数语最精忠。郎替勇退声名重，使传贤劳惠利丰”、“九京嗟已矣，今吏孰如君。律已严三尺，活人宽一分。清名寒蜀雪，嘉诵蔼南云”，逝去者生平大多是骁勇、正直清廉，陈元晋不惜笔墨，不吝啬地加以赞赏、褒扬。再如《信国鲁夫人挽诗二首》先从正面直接歌颂，再从侧面以王、孟母等道德高尚的典型人物再次进行褒扬。再如陆游《冯县丞挽歌词》所挽的冯县丞是名流赏识，仕途腾跃；苏轼《陆龙图诜挽词》描写对象是一位逝世时家无十金，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廉官员。
（四）感情基调是沉痛又压制
受挽歌诗性质决定，其总体情感基调是悲哀，这点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改变。然宋人独特的思维特点，当情感要喷涌而出时，理性思维立马出来干涉，感情戛然而止。“朔风吹老泪，泉路湿寒鳞”，但又极力压制，此情感表达方式少了主观的充沛自然，更多的是客观的叙述。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2010106020501M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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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金荣.汉末魏晋挽歌及其流变论――兼谈挽歌诗的产生[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18（4）：45-49.
一、了解司马迁及《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二、阅读课文，理解内容。
1、
将注释中字音标注原文，并阅读课文一遍，注音字音。
2、
再读课文，概括每一段内容。
①段：
②段：
③段：
三、掌握重点实词和虚词，翻译课文，并理解文章内容。
（一）理解课文第一段。
1.阅读文章第一段，掌握重点字词，并口头翻译第一段重点句。
(1)辍耕之陇上（
）（
）
(
2)怅恨久之（
）（
）
(3)苟富贵（
）
(4)若为佣耕（
）（
）
(5)何富贵也（
）
(6).陈涉太息曰（
）
(7)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
）（
）
2.根据第一段内容，思考下列问题。
（1）：第一段从哪些方面介绍陈涉的？
（2）
为什么先写这段？
（二）理解课文第二段。
1.阅读文章第二段，掌握重点字词，并口头翻译第二段重点句。
(1)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
）（
）（
）
(2)屯大泽乡（
）
(3)皆次当行（
）（
）(4)会天大雨（
）
(5)度已失期（
）（
）(6)法皆斩（
）
(7)陈胜吴广乃谋曰（
）
(8)今亡亦死（
）(
)(
)
(9)举大计亦死（
）（
）
(10)等死，死国可乎（
）（
）
(11)扶苏以数谏故（
）（
）
(12)上使外将兵（
）（
）（
)(13)楚人怜之（
）
(14)或以为死（
）
(15)今诚以吾众诈自称（
）（
）
(16)为天下唱（
）（
）
(17)宜多应者（
）
(18)吴广以为然（
）
(19)吴广喜，念鬼（
）
(20)此教我先威众耳（
）
(21)乃丹书帛曰（
）（
）
(22)置人所罾鱼腹中（
）
(23)固以怪之矣（
）（
）
(24)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
）（
）（
）(25)夜篝火（
）
(26)旦日（
）(27)往往语（
）
(28)皆指目陈胜（
）
2.根据第二段内容，思考下列问题。
（1）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2）起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3）
起义的策略口号是什么？
（4）
起义做了哪些舆论准备？
（三）理解课文第三段。
1.阅读文章第三段，掌握重点字词，并口头翻译第三段重点句。
（1）吴广素爱人（
）
（2）忿恚尉（
）
（3）尉果笞广（
）（4）陈胜佐之（
）（5）召令徒属（
）（
）
（6）藉第令毋斩（
）（
）（
）
（7）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
（8）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9）从民欲也（
）
（10）袒右（
）
（11）为坛而盟（
）（
）（12）祭以尉首（
）（
）
（13）乃入据城（
）（14）三老、豪杰皆来会计事（
）（
）
（15）将军身被坚执锐（
）（
）（
）
（16）社稷（
）
（17）皆刑其长吏（
）
2.根据第三段内容，思考下列问题。
（1）这场起义分为哪几个步骤？
（2）
起义军攻占了大泽乡、蕲、柘、谯、陈等，如果用成语来形容起义攻城掠地的情形，你会想到哪些成语呢？
四、归纳课文。
1.体会本文富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
（1）苟富贵，无相忘。
此句表达了陈胜极想摆脱贫困，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反映了陈胜的朴素阶级感情，说明陈胜虽然出身低贱，但胸怀大志，不同于常人。
（2）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此句以“燕雀”比喻见识短浅的人，以“鸿鹄”比喻有远大理想的人。通过比喻，表现陈胜年轻时就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也反映了他对同伴目光短浅的惋惜。
（3）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4）
且壮志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
结合课文概括陈涉人物形象。
3.
结合课文分析文章选材如何做到详略得当的？
4.
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2016年1月8日，潘建伟院士、彭承志教授、陈宇翱教授、陆朝阳教授、陈增兵教授组成的5人团队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并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颁奖。5位老师均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们是该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团队，其中潘建伟、彭承志、陈增兵3位老师为70后，而陈宇翱和陆朝阳两位老师为80后。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很多耳熟能详的老一辈科学家都名列其中。但是因2014年获奖的“透明计算”存在较大争议，2015年急需一个众望所归的团队来重新树立该奖项的声誉。恰好2015年初潘院士团队作为最大热门参加了该奖项的评选，并最终毫无悬念地获奖。
这次潘建伟院士团队获奖的项目名称为“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多光子纠缠”顾名思义就是让多个光子产生纠缠，这是利用光子做量子比特传送和量子计算的必要前提;而“干涉”就是实验上实现多光子纠缠的手段。潘建伟院士团队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等多个方向上都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就作为其核心研究内容之一，贯穿始终。
潘建伟院士的团队是世界上量子信息研究的领军者之一，在量子通信领域更是世界最强。与以往的历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相比，潘建伟团队在顶级论文数量和国际影响力上都更为出类拔萃。截止到2015年，该团队成果3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2次入选英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2015年年末更是被物理世界网站（Physics world）评选为“2015年世界物理学十大进展”第一名，这在中国物理学界史无前例。
量子纠缠
介绍“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首先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量子纠缠。量子力学中最神秘的就是叠加态，而量子纠缠就是多粒子的一种叠加态。以双粒子为例，一个粒子A可以处于某个物理量的叠加态，同时另一个粒子B也可以处于叠加态，当两个粒子发生纠缠，就会形成一个双粒子的叠加态，即纠缠态：无论两个粒子相隔多远，只要没有外界干扰，当A粒子处于0态时，B粒子一定处于1态;反之，当A粒子处于1态时，B粒子一定处于0态。
随着量子信息学的诞生，量子纠缠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研究，它已经成为量子信息科技的核心：例如，利用量子纠缠可以完成量子通信中的量子隐形传态，可以完成一次性操作多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让更多的粒子纠缠起来是量子信息科技不断追寻的目标。
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
“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就是通过干涉度量的方法实现多光子的量子纠缠。如果这种把双光子干涉产生纠缠的方法层层累加，扩展到更多的光子，就可以形成更多光子的纠缠。针对量子信息处理尤其是光量子计算的需求，纠缠的光子数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随着产生纠缠的光子数越多，干涉和测量的系统也就越复杂，实验难度也就越大。
潘建伟团队从2004年开始，通过在国际上原创的多光子干涉和测量技术，一直保持着纠缠光子数的世界纪录。2004年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5光子纠缠，2007年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6光子纠缠，2012年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8光子纠缠，并且保持该纪录至今。
每增加一个纠缠光子，光学干涉系统就要复杂一倍，纠缠产生的难度会随着光子数呈指数上升。这个8光子纠缠光路就像“潘神的迷宫”一样复杂，精巧，困难重重，但又引人入胜。
量子计算的应用
1. 量子叠加态的计算魅力。在经典物理学中，物质在确定的时刻仅有确定的一个状态。量子力学则不同，物质会同时处于不同的量子态上。因为处于叠加态，这就意味着，量子计算一次运算就可以处理210=1024个数（从0到1023被同时处理一遍）。以此类推，量子计算的速度与量子比特数是2的指数增长关系。一个64位的量子计算机一次运算就可以同时处理264=18446744073709551616个数。如果单次运算速度达到目前民用电脑CPU的级别（1GHz），那么这个64位量子计算机的数据处理速度将是世界上最快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每秒33.86千万亿次）的545万亿倍。
量子力学叠加态赋予了量子计算机真正意义上的“并行计算”，而不像经典计算机一样只能并列更多的CPU来并行。因此在大数据处理技术需求强烈的今天，量子计算机越来越获得互联网巨头们的重视。
2. 肖尔算法――RSA加密技术的终结者。1985年，牛津大学的物理学家戴维・德意志提出了量子图灵机模型的概念。随后贝尔实验室的彼得・肖尔于1995年提出了量子计算的第一个解决具体问题的思路，即肖尔因子分解算法。
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输入的各种密码，都会用到RSA算法加密。这种技术用一个很大的数的两个质数因子生成密钥，给密码加密，从而安全地传输密码。由于这个数很大，用目前经典计算机的速度算出它的质数因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利用量子计算的并行性，肖尔算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遍历算法来获得质数因子，从而破解掉密钥，使RSA加密技术不堪一击。
量子计算机会终结任何依靠计算复杂度的加密技术，但这不意味着从此我们会失去信息安全的保护。量子计算的孪生兄弟――量子通信，会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传输的安全隐患。
3. 格罗弗算法――未来的搜索引擎。肖尔算法提出一年后的1996年，同在贝尔实验室的洛夫・格罗弗提出了格罗弗算法，即通过量子计算的并行能力，同时给整个数据库做变换，用最快的步骤显示出需要的数据。
量子计算的格罗弗搜索算法远远超出了经典计算机的数据搜索速度，这也是互联网巨头们对量子计算最大的关注点之一。量子信息时代的搜索引擎将植根于格罗弗算法，让我们更快捷地获取信息。
4. 量子计算机与人工智能。英国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把依靠经典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称为“皇帝新脑”（即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他认为人脑不会像经典计算机那样以确定的方式处理信息，但量子测量会赋予人脑随机性，同时量子叠加态还会赋予人脑全局观（一个一个像素处理的经典计算做不到全局观）。因此彭罗斯等人认为，人脑可能是一台量子计算机。也许量子计算机的研究能在某个量子和经典的交汇点上给出答案，解答人类意识和智慧的起源。那样，量子计算机就会成为实现真正的人工智能的关键。
近年来，对几位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前辈学人的专题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如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温玉清，刘江峰等在学位论文中，就以相当的篇幅涉及到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这是可喜的现象。如果说，这些论文有什么缺憾的话，其中之一是研究者们都痛感到征集，甄别相关史料的困难。因此，我很希望这册《未完成的测绘图》能对今后的建筑史学研究有较大的补充和帮助。然而，我读后多少有些失望。现将我的感受简述如下：
(1)此书首次发表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营造学社对云南、四川两省约53个县市的重要古建筑的未完成测绘图稿200余张，涉及寺庙，民居、陵墓，桥坝等门类，并配有大量的历史照片，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中国营造学社史料。这批图纸侥幸躲过了抗战、等历史劫难，在尘封了60年后终于重见天日，真是建筑史界的幸事，在此，我们应对林洙老人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的辛勤工作致以敬意和感谢!
(2)不过，可能是林洙先生年事已高而助手们并不熟悉史料的缘故吧，出版之际却未能对这批资料作更详细的甄别工作，致使读者只知道参加绘图的大致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却不知具体图稿的绘制者究竟是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假如我们能参照过去已可确认的这几位前辈的绘图手法、笔迹和中国营造学社当年的考察报告、日记等文献，以及他们的治学方向，无论是否署名，虽不能完全查实，但这200余张图稿的具体作者至少有2/3是可以搞清楚的。
(3)所谓“未完成的测绘图”，实际上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图稿在后来是有完成稿的，如刘敦桢先生绘制的云南马鞍山民居图稿，陈明达先生绘制的汉阙，崖墓图稿等，不仅后来完成了而且收录在梁思成先生撰《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Architecture)，刘敦桢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等著作中正武发表过了。对此此书是应该注明的。
(4)此书署名为“梁思成等著”而不提其他人，这似乎不妥。可能编者的理由是书中配有梁思成先生《西南建筑图说》一文为文字说明可以认定梁先生是主要作者。但是，既然书名是《未完成的测绘图》，则书的主角自然是图而非文字，目前来看很可能这200多张图稿中恰恰是梁先生绘制的最少；而且，《西南建筑图说》一文的写作在当初并不是为这批图稿作说明的，放在这里未必妥当，如果一定要为这部分图稿选配说明文字，我以为从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等的相关文章(如刘敦桢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等)中摘选可能更为恰当。因此，此书似以署名“中国营造学社”为最妥当。
笔者近年也做了一些中国营造学社史料的整理工作，以我之浅见，似可为此书做几点补充说明，
(1)该书第1～35页“云南寺庙”部分。这部分涉及1938年10月10日至1939年1月25日之间
中国营造学社的两次云南古建筑考察，都是刘敦桢先生主持，主要率莫宗江、陈明达二人完成的。其中梁思成，刘致平二人可能参加了昆明附近的考察，而其余楚雄、丽江、宾川、姚安、安宁等地的考察均未参加。
(2)该书第37～61页“四川寺庙”部分。这部分图稿主要涉及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的四川考察，由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共同主持，而由于梁思成先生身体方面的原因，以刘敦桢先生为主要负责人的时间更多一些。考察后的绘图主力是莫宗江和陈明达二人，卢绳、王世襄、罗哲文等人可能也参加了少部分考察，如南溪县李庄旋螺殿等。
(3)该书63～71页“会馆”部分。这部分图稿主要出自刘致平先生手笔。
(4)该书第73～95页“民居”部分。这部分图稿涉及云南，四川两省的民居类建筑，其中“马鞍山民居”图稿可确认是刘敦桢先生所绘，“西南地区民居做法”等图稿可确认是刘致平先生所绘。
(5)该书第97～109页“塔幢”部分。这部分图稿不多，似分别出自粱、刘、莫三人手笔，而以莫宗江先生为主。
(6)该书第111～197页“陵墓”部分。这部分图稿甚多，除有1939～1940年的中国营造学社四川考察成果外，还涉及到当时由中央博物院主持，邀请学社陈明达莫宗江参加的东汉彭山崖墓、前蜀王建墓的考察其中四川汉阚、崖墓约30张图稿均为陈明达先生绘制，王建墓57张图均为莫宗江先生绘制。
(7)该书第199～207页“桥坝”部分。这部分图稿不多，只涉及昆明龙华乡松花坝和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安澜桥两处，虽无署名从治学方向分析，有可能分别出自刘敦桢，陈明达二人手笔。
(8)该书第209～219页山西永济县永乐镇永乐宫
部分。这部分图稿由王世仁，杨鸿勋二人绘于20世纪50年代，虽亦属珍贵却不属于营造学社范围，似乎应另行出版而不该在此书中出现。
笔者在此直言我对此书的看法，并不是想为梁思成先生以外的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等人争取名分――这些学界前辈的在天之灵也肯定是不介意区区署名之权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后学晚辈而言，梳理清楚他们的在那个时期的具体工作，至少可以明了几件事
(1)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营造学社中，中国营造学社云南，四川两省古建筑考察主要是由刘敦桢先生主持的。
(2)结合其他文献可知：梁思成先生虽因身体和社会事务等原因缺席了几次田野考察，但他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Chinese Architecture)等研究著述，其意义是非常大的。或者，据此可以推测在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先生已把他的工作重点由实地考察转向潜心著述了。
(3)如果将这些图稿的作者与其日后的研究相参照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除继续集体合作进行田野考察外，每个人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梁思成先生开始写作中国建筑通史；刘致平先生在民居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在清真寺建筑研究方面取得成果：莫宗江先生在实践中形成逻辑谨严而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治学方法，陈明达先生将汉代石阙、崖墓考察与中国木结构建筑发展史相联系，潜伏着他治学的独到之处……而刘敦桢先生呢?刘先生一生在建筑通史、民居，园林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贡献，其中以“马鞍山民居”图稿为标志，他对民居建筑的关注正起始于抗日战争期间。
上述浅见，写于刘敦桢先生忌辰40周年之际，抛砖引玉，希望日后不断有人做更细致的史料钩沉，使梁思成、刘敦桢等留下的学术遗产得以更具体地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他在央企这种权力和资本高度重合，而高干子弟如过江之鲫的地方，走到了普通人可以企及的巅峰，但随后跌至谷底。朋友认为，他是被舍弃的过河之卒。在监狱中，他写就了一本畅销书《地狱归来》。
复出之后，他得到了组织上“未有私利”的公允评价，并在另一家世界500强央企担任局级副总。但他最后选择离开体制，组建了一家管理数百亿规模基金的约瑟投资公司。
在朋友圈和微博，各种励志故事总是充满夸张的正能量，但它们时常夹带“私货”或隐去重要背景，误导着那些低头刷屏，却憧憬逆袭的年轻人。和这些温情的鸡汤式励志童话相比，陈九霖的故事更加冰冷，甚至残酷，却充满了现实价值。 寒门和“捷径”
2015年6月初，中国900多万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即将参加高考。在这个特殊时点，《南风窗》记者在深圳见到了曾经的“胜出者”陈九霖。
1961年，陈九霖出生在湖北黄冈市浠水县农村，这个县还“出产”了另外一位名人闻一多。陈九霖的父亲是当地一名公社书记，母亲是乡村教师。这种背景既给了他要做“人上人”的动力，也保证了他得到相对良好的教育和人情练达的启蒙。
父母先后生育6个孩子，只有陈九霖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长大成人。陈九霖曾有一个哥哥，幼年在屋前池塘溺亡，失子之痛让母亲辞工回家专职照顾孩子们。因为母亲辞职，加之“”爆发，父亲失去公职并屡遭批斗，家里一度举债度日。
陈九霖受过九年制教育即回家务农。后来，由于算术好，脑子灵，他在乡里的农村信用社谋到一份差事，其后，又因为自学英语成才而被当地高中挖去做过英语代课老师。
1982年高考那年，陈九霖已21岁。此前，为体谅父母，他决定参军，吃公家饭。他顺利通过了南海舰队的体检和政审，但母亲却因当时的南疆局势而担心儿子的安危，哭成了一个泪人。考虑到母亲曾经的失子之痛，陈九霖放弃了参军，决定报考大学。
在母亲建议下，陈九霖进入了当地有名的黄州中学高三“英语加强班”当插班生，恶补10个月。
高考成绩出来后，陈九霖的父亲接受了“军校”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录取建议。招生老师吃惊于这位农村青年英文的流利，“投其所好”地列举了学校两大“优势”：一是每月补贴20元，省一点，可以给父母寄钱；二是家门口可以挂上“军属光荣”的牌匾，曾被批斗的父亲会脸上有光。
但陈九霖却报考了北大，母亲支持陈九霖的决定。北大当年在湖北外语专业总共招收17人，德语和英语各1人，而由于当时特殊的边疆环境，越南语大热，招15人，保险起见，陈九霖报考了越南语。
跳跃“农门”，英语帮了大忙。在“”刚结束的80年代初，100分的英语满分，不少考生只能考出个位数，二三十分已是高分。陈九霖考了82分。陈九霖对《南风窗》记者说，英语算自己人生的一个“捷径”。
英语好，得益于他求学阶段的第一个贵人―一名叫周晓鹏的初中英文教师。周当时被打成，“发配”到陈九霖老家的浠水县竹瓦镇宝龙中学。“个子高，爱打篮球，我也打，因此，我也喜欢上了英语。” 有次陈九霖和母亲吵架，还卷着铺盖到学校去跟周一块儿住。高考时，陈九霖锁定外语专业也受到了周的影响。
“中航油事件”复出后，陈九霖在北大一场演讲的主题，被媒体归纳为《我靠英语成为世界500强老总》。听起来像英语培训机构的腔调，但对陈九霖而言，这并不是小题大做。
1980年代，中国掀起了学英语的高潮，北大学生每天都会捧着单词本，嘴里念念有词，而陈九霖却可以干更重要的事。因为英文好，他在假期给北大厉以宁教授当助教，借机请教经管知识。同时，他还在课余给北大历史系教授的孩子教英语，5块钱1小时，报酬超过普通北京市民。
参加工作之后，陈九霖报考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私法硕士，别人英语只考二三十分，他考了90多分。考试通关只是牛刀小试，英语为陈九霖更大的飞跃埋下了伏笔。 时势和努力
1987年，完成了“五年制”的越南语专业学习后，陈九霖踌躇满志。尽管等待他们的重要岗位在数量上已无法和几年前相比，但这批毕业生并没有错过好时候。有抱负者路有3条：一是给领导当秘书，二是进入团中央这样的要害部门，三是“给领导做女婿”。
今天来看，通过前两条路走上领导岗位的北大毕业生不胜枚举。沦为阶下囚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其北大毕业后曾担任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的秘书。至于第三条，找到这条“捷径”的北大毕业生主动选择了生活在镁光灯之外。
出身普通人家，关系简单，这是领导选秘书的重要标准，有着鸿鹄之志的陈九霖曾考虑过第一条路。最后，他3条路都没有走，但赶上了国企改革大潮。
陈九霖进入了国家民航局，职责是为外国专家做翻译。民航局是个政企合一的机构，1987年，国家开始对民航业进行体制改革，陈九霖因此进入改制后的中央国企。1990年，民航在接管军队供油部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下称中航油总公司），1993年，总公司在新加坡成立了海外公司（下称中国航油），陈九霖的传奇就发生在这里。
1996年，总公司要内部推选新任中国航油总经理，派驻新加坡。党委会每位委员都推选了自己中意的人选，不少候选人“背景”深厚，讨论出现了僵局。候选人中，没有陈九霖。
中航油总公司副总经理胡有清打破了僵局，他指出，候选人太多，但事先又没有明确标准，才导致了“选择难”。因此，要先定标准，再谈人选。
胡随即推出了3个标准：一是必须英语好，能直接和外商谈大事；二是新加坡为“法治国家”，须懂法律；三是要在公司做出过成绩，能独当一面。当胡托出3个标准时，在场者几乎无人反对。大家唯一的质疑是：标准有点高，候选人中恐无人符合。
胡立即推荐了不在候选之列的陈九霖。事后看来，3个标准几乎为陈九霖量身定做。陈九霖对《南风窗》记者回忆这个场景说，“胡总是我的贵人”。
英文一流自不必说，在1994年至1996年，陈九霖用业余时间获得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私法硕士学位，中航油总公司很多涉外合同由他起草。更重要的是，他“成绩”过硬。
陈九霖担任中航油合资办副主任期间，正值199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中国引进外资的难度很大。而陈九霖和同事每天忙得连轴转，自己印招商手册，广州、香港和国外到处跑，竭尽全力和外商接触。彼时，他是航油系统最拼命的“小官儿”。
1993年，终于谈下一个大项目―华南蓝天航油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目前经营着中国华南包括白云机场在内的15个机场的航空煤油的供应业务，合资方是英国上市公司富地石油和英资石油巨头BP。千辛万苦地和外资谈好了，但项目却因不符合国家政策而于1994年被否定。当时，中国引进外资的方向是基建，对外资进入“服务类”项目严格限制。这个项目在向国务院申报时，阴差阳错报成了“服务类”，被国务院领导当场否定。
因被“当场否定”，总公司内部已打算彻底放弃，但“小官儿”陈九霖却试图挽回。他认为，项目涉及输油管道、码头、油库的建设，投资方向是基建。此外，如果仅因申报的“技术性失误”告吹，既失信于人，也对不起同事的努力。
陈九霖找到了中航油总公司主要领导，在听取他的想法后，领导让陈九霖连夜写就一份新报告，以领导个人名义直接呈报国务院。但陈九霖建议先写给民航总局，再由民航总局呈报，领导未听，结果报告上呈后，果然似石沉大海。
几个月后，在陈九霖再次建议下，领导终于同意以中航油总公司名义先写给民航总局，再请总局将报告转呈国务院。陈九霖回忆，他亲自将新报告送达当时的民航总局局长蒋祝平后，蒋未改一字，仅在报告中加了一字―“请”。不久后，项目通过。
赴任新加坡之前，陈九霖和合资办还谈下了和壳牌、天津港的合资项目天津国际石油储运公司，以及和埃克森美孚合资的香港航煤供应财团等诸多项目。这些项目全是当时航油系统投资最大、最国际化的项目，陈九霖是促成这些项目的“马前卒”。
《南风窗》记者问陈九霖：当个小主任为何如此卖力？他说，国企改革，这么多人要吃饭，打前锋的不能不拼命！ 自信和自负
1997年，陈九霖履新新加坡，之后的故事，广为人知。在执掌中国航油7年的时间内，公司净资产由17.6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增幅852倍，市值超过11亿美元，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公司发展过程被编为新国大的商学院案例，世界经济论坛将他评为“亚洲新领袖”。在《联合早报》上，他的专栏文章时常对国际能源和资本市场指点江山。
从农家子弟到“投资大亨”，励志价值藏于微处。陈九霖的成功并非突然玉带加身，除了先天的智力因素之外，更在于他后天性格的养成，这方面他深受母亲影响。他在《地狱归来》一书中透露，和其他农村妇女不同，母亲从不体罚孩子，而只是摆事实和讲道理。
在教育专家看来，陈母这种教育方式下培养的孩子，往往能够更积极和建设性地看问题，知道换位思考、妥协以及利益最大化。在陈九霖的奋斗过程中，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在不容易做事的国企体制中，他如鱼得水。但他也有弱点。
在亏损事件之前，中国航油一度超过九成员工是外籍，这让那些员工非富即贵的中资驻港、驻新企业相形见绌。陈九霖将自己定位于一位世界级的CEO，不同肤色的人才从各大国际金融、能源机构慕名投奔，其中有两名交易员：澳大利亚人纪瑞德和英国人卡尔玛。
2004年，纪瑞德和卡尔玛从事油品期权交易发生巨亏，引发了这桩让陈九霖身陷囹圄的金融事件。事后，有媒体抱怨陈九霖过分信任老外，而两位交易员早就被别人炒过鱿鱼。
最初的亏损发生后，陈九霖四处筹资，以期推迟期权行权时间，从而减少亏损。但国内的支持迟迟不到位，陈九霖甚至在中航油总公司会议上放声大哭。最后，他的挽救方案被否，亏损累计扩大到5.5亿美元。2006年，新加坡当地法院以涉嫌内幕交易、没有向交易所披露亏损等6项罪名，判处陈九霖坐牢四年零三个月。
但判决受到了各方质疑。法学权威江平教授认为，陈九霖没有检方所描述的“恶意扰乱新加坡金融秩序”的故意，同时，当年出售股票挽救亏损是法人行为，并非个人行为。因此，由陈九霖个人承担刑事责任是 “武断”。而一份国资委致新加坡当地法院的文件也指出，陈九霖的所谓“触犯法律的行为”是为了维护中国航油全体股东的利益。
吃上官司后，陈九霖曾让以前的秘书找一份自己曾发表的文章，可秘书硬是不接电话，短信也不回。他以为对方手机故障，就打给另一个同事，叫他把手机拿给秘书接听，谁知秘书扭头就跑。
陈九霖对自身才华与业绩有时表现出过分自信，难免得罪人。比如，国有银行空说支持企业“走出去”，但内部审批程序僵化，陈九霖不高兴，他在公开场合说：“中国航油不要你的贷款，我有的是外国银行支持。”在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SPC）时，中国航油曾遭遇其他国企的掣肘，导致直接收购告吹，只得以高价从印尼商人手中间接买入。他在媒体上抱怨：国企出海，为何互相拆台？
不过，这位公社书记的儿子也是社交高手，不论是起是落，他一直在谨小慎微地经营自己的关系网，而且做得相当成功。回归后，人脉没有抛弃他，组织也继续看重他，后者还给出了让他颇感欣慰的评价：在“中航油事件”上，陈九霖“未有私利”，他“为中国航油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狱后不久，组织即安排他担任了另一家央企葛洲坝集团旗下国际工程公司的局级副总。
告别体制后，他组建的约瑟投资已投资了国内外30多家企业，其收购的几家海外上市公司潜在价值已超500亿美元，旗下已有数家国内公司挂上新三板，年内还将有5～7家旗下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8月15日，中国与东盟10国自贸区谈判完成，2010年1月1日起东盟一中国自贸区7000种产品将实行零关税。货物贸易完全自由化，这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肆虐下有着标榜性的意义；就在此前4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减少23.0％，进口降幅为14.9％。但经工作日调整后7月出口环比增长5.2％，进口环比增长3.5％。
“出口同比下滑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陈德铭在公布以上数据时感慨，“触底回升的过程会崎岖不平。但已经展开。”
上任一年半，历经中国经济冰火两重天的种种考验。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越演越烈、外贸出口连续9个月下滑、技术壁垒不断升级、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内贸整合困难重重、工厂倒闭失业剧增……陈德铭和位于北京东长安街2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一起被推上世界经济大潮的风口浪尖。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不仅要将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降到最低，更要在国际上树立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冰火两重天
接手商务部时，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房市和股市的泡沫已经相当明显，通胀压力下CPI持续走高。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外贸结构失衡加剧，只是当时这一切还都隐藏在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下。2007年底，时年58岁的陈德铭接手商务部部长之职。
在此之前，陈德铭既有封疆大吏为政一方的经历，又有在发改委工作的全局经验，加上南京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的系统训练，这让他成为商务部部长的不二人选。
最初的人生轨迹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官方的资料显示。陈德铭1949年3月出生于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早年毕业于上海市西中学；1969年4月，刚刚度过自己20岁生日不久的陈德铭坐上了开往江西瑞金的火车，和所有那个年代止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样，他被分配到瑞金谢坊镇深山里的一个生产队中，靠着自己挣的工分来养活自己。并在江西一待就是十年零九个月的时间。
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陈德铭也没有放弃学习。1974年，陈德铭得到了进入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机会，而在仕途得意的日子，陈德铭毅然选择不断充实自己。1988年已经出任江苏省商业厅副厅长的陈德铭苦攻英语和专业经济学知识，终于考入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开始攻读数量经济硕士学位；1996年，时任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的陈德铭再次进入南京大学深造，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也成为当时凤毛麟角的“博士官”中的一员，“学者型官员”的称谓也逐渐被安在了陈德铭的头上。
而被媒体津津乐道的则是陈德铭“快车道”的仕途生涯。1997年12月，陈德铭从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调任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开始为政一方。人们很快便发现，受过博士学位教育的这位官员并不是各种理论不绝于口，两眼紧盯数据不放，有着丰富组织管理工作经验和亲民政策不断的陈德铭为当时状况令人颦蹙的苏州开创出全新的天地，他本人更成为与“深圳模式”齐名、“以政府主导为特点，打造园区式经济”的“苏州模式”重要的奠基与创始人之一。
从苏州起步，七年问历任苏州市委书记、陕西省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副部长。2007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陈德铭为商务部部长。
上任伊始，中国经济正在高位运行，内有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春节期间大量供求矛盾。外面是美联储连续降息。美元大幅贬值，推动初级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一度石油价格飙升到每桶140美元的高位)，以及整个世界产能过剩。陈德铭不仅面临人民币破六后不断升值、控制CPI涨幅，稳定物价等压力，更要透过现实的重重迷雾，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组合拳救市
2008年3月陈德铭就预测到全年的价格可能会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并选择让通胀压力缓慢释放让经济更稳定地发展。2008年4月，陈德铭在出席广交会时称，国际不稳定性正在增加，现在中国经济外向度已经非常高，中国外贸出口每波动一个百分点。就会影响中国18万至20万人的就业。
之后的数据无不验证了陈德铭的判断，从2008年11月份开始，中国外贸进出口就出现了负增长。11月份下降9％(其中出口创下自2001年6月以来首次负增长)，12月份下降11％，2009年1月份下降29％……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总值9461.2亿美元，同比下降23.5％。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上半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41％，下拉GDP增长2.9个百分点。
在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中的两架――投资和出口――受到全球金融风暴影响几近失灵的情、兄下，为了尽量降低出口的损失，恢复进出口涨势，并拉动消费、扩大内需。陈德铭在花甲之龄仍奔波于世界各地。
2009年6月6日～9日，陈德铭陪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6月12日。赴上海等地调研华东地区外贸工作和上海世博园区建设情况；6月14日－21日陪同国家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了俄罗斯等三个国家。
7月5日，陈德铭带领由300名中国商界人士组成的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到意大利寻找投资机会；7月11日，带领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访问葡萄牙，开展经贸洽谈交流与促进活动；7月15日陈德铭在北京与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会谈；7月22日，赴新加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五届贸易部长会议。
8月8日，陈德铭赴沈阳调研辽宁发展装备制造业和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的有关情况；8月15日在泰国首都曼谷参加东盟经济部长级会议，陈德铭与东盟10国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从2010年1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双方约有7000种产品将享受零关税待遇，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这不但能提振中国与东盟应对危机的信心，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积极影响……
奔波于世界各国，积极推进进出口贸易和投资事宜。7次上调出口退税，陈德铭的努力没有白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总值9461.2亿美元。同比下降23.5％。不过中国6月出口同比下降21.4％，进口同比下降13.2％。为连续第八个月出现下滑，但降幅较5月已经有所收窄；7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减少23.0％，进口降幅为14.9％，但经工作日调整后7月出口环比增长5.2％，进口环比增长3.5％。历经将近一年的衰退，“中国现在起又可以寄望于出口推动经济增长了”，陈德铭感慨道。
面对外部需求的萎缩，陈德铭力主“出口转内销”，在今年春季广交会上开创性地建立了内外贸对接平台，让内贸企业首次走进了广交会，以增加出口商品的国内投放。陈德铭说：“外贸企业主要依靠海外订单，不太了解品牌与销售，需要
内贸帮一把。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66.2％，高于美、日20％左右的水平，200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
另外陈德铭还积极推进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消费券等多种手段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经过三轮家电下乡招标，所涉及家电品种已经增至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空调、热水器、计算机、摩托车共类。相关部门统计，家电下乡政策将中国2009年的电视机市场容量由原来的1,800万台提升到2,300万台，给众多家电厂商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拓展了农村消费市场。由于内销的强劲增长，有效抵消了外销滑坡对企业带来的压力，同时通过集成资源。减少库存和加快周转降低成本，提高了企业抗击风险的能力。
根据财政部、商务部等部委联合下发的《汽车以旧换新实施办法》。汽车以旧换新工作于8月10日正式启动，这项动用中央财政资金进行民生补贴，总体投入达50亿元的国家政策，旨在推动老旧汽车及黄标车的淘汰更替，将对疲弱的商用车构成利好，尤其是轻型卡车、中型客车和中级轿车市场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除了在外贸和内需方面的努力，陈德铭亦积极利用经济危机的低迷时期，通过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简化审批步骤等多种措施帮助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包括对国外油气田的开发，对一些有色金属矿、黑色金属矿乃至国外的一些商业网络的收购等等。
同时陈德铭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为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各国纷纷加大公共开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在世界基建热潮中分一杯羹?为此陈德铭协调相关部门，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完善信贷、外汇、财税和人员出入境等政策措施。推动出台《对外投资管理条例》。
今年1-7月份，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390.3亿美元，同比增长36.2％；新签合同额759亿美元，同比增长23.1％。新签合同中大项目进一步增多。金额在5000万以上项目260个(上年同期207个)，合计613.5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0.8％。其中上亿美元的项目有140个(上年同期123个)。推动对外承包工程方式多样化、支持工程承包企业和金融企业等联合探索“以工程换资源”，成为陈德铭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之一。
应对贸易摩擦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贸易争端频发。世贸组织2009年1月26日汇总的一份工作文件显示，自去年秋季以来，由于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低迷，共计22个国家及地区采取了提高关税、支持国内产业发展政策等对贸易产生影响的措施。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实体和第二大出口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
2009年2月3日，为帮助印度玩具生产商，印度政府以“公共安全”为由颁布了长达六个月的中国玩具进口禁令。
2009年4月8日，以美国钢铁公司为首的七家钢铁企业和钢铁工人联合会向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称中国以低于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向美国倾销了用于生产钻井设备的钢柱和钢管，价值总计27亿美元。
2009年6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决认定，中国轮胎出口损害了美国产业，要求3年内分别增加55％、45％和35％的特别关税。8月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此专门举行“中美轮胎特保案”听证会。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产业和企业已遭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60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涉及金额达82.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倍，超出2008年全年中国企业涉案金额2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国家不仅有欧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土耳其、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案件涉及钢铁、鞋、玩具、轮胎、铝制品、日用品、机电、矿产、养殖品等中国在出口方面具有优势的行业，其间穿插着知识产权问题、技术壁垒问题和人民币升值问题，这一连串没有间断的过程，构成了2009年中国全方位贸易摩擦线路图。
如何维护正当公平的商业竞争法则，在这样的全球背景环境之下，这个问题不只是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能否得到保证，中国同样有责任向世界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对于全球经济的巨大危害。面对平均三天一起的各类贸易摩擦案，陈德铭主张努力开拓思路，创新工作方式，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全方位开展应对工作。
对外，积极进行斡旋和谈判，保护中国企业利益；对内，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承接国际高端制造业转移以及国际服务外包，提高出口科技含量，创造自主品牌，向产业链高端发展。7月6日意大利《共和国报》上刊登陈德铭的署名文章――《中国言行一致反对保护主义》，驳斥西方媒体有关“中国口头反对保护主义。实际却转向保护主义”的说法。
如此的应对工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欧盟终止了对中国镀锌板和不锈钢冷轧薄板两起钢铁反倾销调查；印度在玩具禁令一个月后就宣告结束，亦终止了对我国尼龙帘子布特保调查；妥善处理了土耳其特保案；三氯蔗糖案和电池337调查美国内司法诉讼案获得全胜。
一个细节是，可口可乐兼并汇源案在陈德铭任内被否决，这几乎是近十几年来跨国巨头收购中国优质资产无往不利时第一次折戟沉沙。
徐翔
>> 都是渴望被关注惹的祸 股市下跌不是高杠杆惹的祸 强吻2700:都是高铁惹的祸? 都是“笔名”惹的祸 都是传记惹的祸 都是月经惹的祸 都是“幽默”惹的祸 都是权力惹的“祸”？ 都是网络惹的祸？ 都是电报惹的祸 都是贪欲惹的祸 都是低价惹的祸! 都是钱多惹的祸 都是投机惹的祸? 都是小蛇惹的祸 都是“低价”惹的祸 都是官阶惹的祸 都是星空惹的祸 都是垄断惹的祸 都是“圈钱”惹的祸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管理 > 徐翔被抓陈鸿桥自杀高燕落网都是股市惹的祸 徐翔被抓陈鸿桥自杀高燕落网都是股市惹的祸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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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股市大幅反弹，让不少人忘了几个月前暴跌的痛。好在相关管理部门没有忘，这不，他们最近频频出手，为股民“报仇雪恨”了。
私募大佬徐翔被抓，类似的传闻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会上演一两次，最终都不了了之，这次是真的了。新华社记者从公安部证实，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徐翔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近日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相关案侦工作正在严格依法进行中。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徐翔穿着他那套阿玛尼白大褂西装，戴着手铐被押走的照片，使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了这位低调私募大佬的真容。作为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徐翔投资业绩创造了奇迹，也充满了争议。泽熙私募以高收益率和对市场精准的把控能力闻名投资界，其掌舵人徐翔更是一个神话。在瞬息万变、起起伏伏的资本市场，徐翔总是精准出击，全身而退。但这次，他栽了。
徐翔面对的，会是法律。证券市场另一重量级人物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选择了另一种方式面对人生：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陈鸿桥年仅49岁，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担任国信证券总裁年薪高达221.38万元。拿这么高的年薪，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他自杀的原因，市场传出多个版本，其中最让人浮想联翩的就是，陈鸿桥曾与已经落马的证监会前主席助理张育军共事5年。
相比以上两位，34岁的南通小女子高燕，更加传奇。她因为涉嫌操纵期货市场被抓，她担任总经理的伊世顿账户组，通过高频程序化交易软件在交易沪深300、中证500、上证50等股指期货合约过程中，自动批量下单、快速下单，申报价格明显偏离市场最新价格，实现包括自买自卖（成交量达8110手、113亿元人民币）在内的大量交易，利用保证金杠杆比例等交易规则，只用600多万元本金投入反复开仓、平仓，使盈利在短期内快速放大，非法获利高达20多亿元人民币。经过三个多月的缜密侦查，公安部指挥上海公安机关成功侦破这起以贸易公司为掩护，境外遥控指挥、境内实施交易，作案手段隐蔽、非法获利巨大的涉嫌操纵期货市场犯罪案件。
高燕赚钱简直比印钞还要快，不过她赚到的钱都是别人的，她只是傀儡而已。据高燕被抓后交代，境外技术团队设计研发出一套高频程序化交易软件，远程植入伊世顿公司托管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服务器，以此操控、管理伊世顿账户组的交易行为。看来，前段时间股市暴跌传闻说有国外机构的阴谋做空，所言不假呀。
沧桑股市看尽人生百态，有人暴富，有人入狱，有人自杀。一切，都是股市惹的祸。
关键词：1919年 5月4日 学生运动 北京 曹汝霖 历史的误会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是陈平原先生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问题的一本集子。我自己的关注点恰巧是放在了“进入五四”的主题上。换言之，1919年5月4日，中国北京，学生运动的由经始末到底是怎样？我们是否可以接近那一天的“历史现场”去窥探出一些不为人知或为人“误会”的端倪？
陈先生首先提示我们，“1919年5月4日乃‘星期天’”。[1]14因而，“”恰巧遇到了休假日，当游行的学生们来到东交民巷外国驻华使馆区时，自然没有人“搭理”他们的说辞（休假日使馆区不办公）。要争取“外援”“主持公道”，连日子都“选错”了。也许，会有人反驳我说，“当时情势紧急，哪里还顾得选什么时日”？那这恰好又证明了，“”整个就是事先没有任何“预案”的学生运动，完全是任学生凭着自己的感觉走。如果有人认为我对于历史人物过于苛责，那么我只好说，“”那一天所发生的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事件，即可证明我所言非虚。因而，我以为，抱着“同情”的态度去关注历史人物这一点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无视”历史事实的隐露面。
其次，陈先生提到了当天的天气，“1919年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五，立夏前两天，气候宜人”，具体讲，“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1]16-17“无风的晴天”自然暗示了当天稍显闷热（尤其是午后）。对于参加游行的“群情激昂”的学生们来说，无论是示威于天安门，还是交涉于东交民巷，都是体力及精力消耗量极大的“户外运动”（既有游行的步行运动，又有示威的“口头”运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闷热的天气在“交涉无果”的进一步“催化”下，将促成“疲惫不堪”的游行学生烦躁不安情绪的累积，而这种不断累积的情绪的最终爆发，即表现在后面发生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上。
当然，话说回来，游行学生示威于天安门，更多显示的是一种爱国的象征意义。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只能从看标语、听口号中获得一些零星的符号信息，而实质上，这些符号信息已不是一种需要他们自己进行符号解读应答的符号信息。换言之，其本身就是一种符号解读应答。并且，这种应答不但没有停留在符号信息水平上，反而最终衍变成为一种付诸实践的“实践应答”。比如，“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这句“台词”（所谓台上之词），表面上是一标语口号，但却“恰巧”迎合了后面发生的“一切”实践：“外争国权”交涉于东交民巷；“内除国贼”闹事于赵氏家楼。
在天安门的“宣言仪式”结束过后，游行的学生们即转至东交民巷西口，一面与多国驻华使馆进行说辞交涉，力请其“主持公道”；一面请求使馆区相关方面“借路”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可能成为其示威对象。[1]27前述已提及，休假日使馆区不办公，因而交涉未果并不意外（但对于“抱有寄托期望”的游行学生却不谓不极感受挫）。而对于游行学生“借路”的要求，使馆区相关方面出于安全方面考虑谨慎地拒绝，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政府对于游行学生的“”也是全程跟踪不敢有丝毫怠慢。陆军部驻署京师宪兵排长白歧昌即奉命率部尾随游行学生，一面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面作详细之书面报告以供政府日后参考。[1]26政府之所以做如此举动，也的确是怕出什么乱子来。正如，当日亲临天安门的步军统领李长泰所言：“任凭汝们走么（到东交民巷）。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2]还好，事后让李统领及其背后的政府可以稍稍安心的是，游行学生只是火烧了赵家楼，没“弄起国际交涉来”（只要是“自家”的事，就还在政府的掌控当中）。不过，要是当日使馆区相关方面允许游行学生路过东交民巷，那么还真有可能发生更恶劣的火烧日本公使馆的事件，即闹出国际交涉来。假使事态如此向“恶化”，则政府恐怕就会感到极其棘手，而难以应付扑面而来的“国际交涉”了。
受阻于东交民巷的游行学生最终在他们当中某些人的怂恿下转向来到赵家楼，“”那一天的“终点”。正如陈先生所言：“‘赵家楼’这场戏，乃‘五四’抗议游行的高潮。”[1]31不过，难道所谓“高潮”就是破窗入室，打人砸物，火烧民宅吗？此等野蛮之行为，乃是文明之学生可所为之？陈先生诧异，当日赵家楼曹宅周围早有持枪的军警把守，为何还会发生任学生“胡作非为”之场面？既然，陈先生肯定了军警并不是徒手无械，那正好反向证明了军警没有采取任何弹压学生之行为。这其中的缘故当然只有局内人自己清楚。
1966年，香港春秋杂志社出版了曹汝霖的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发生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从此真相大白。据曹汝霖本人回忆，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在参加完徐世昌总统为驻日公使章宗祥洗尘的午宴后，他乘车回到家宅，只见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在曹宅门外护卫。带队警长请示他，应如何保护？并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3]195-196此处可揣摩有二：一、面对数百上千的游行学生，护卫曹宅的警力明显不足（并非如陈书所说有“二百军警把守”）；二、警察奉上“文明对待”之令，的确是徒手无械（并非如陈书所说是“持枪的军警”）。那么，陈先生的“诧异”只是因为未见到曹书之当事人记述所致，其中缘故实为并无诧异之处。
对于游行学生在曹宅的所作所为，据曹汝霖的回忆录《一生之回忆》所述，大致是这样的：学生撞倒大门，蜂拥而入，将门窗玻璃砸碎。入室后，又将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掷地而破。后又闯进各卧房，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一些首饰等类也被其倾倒于地，用脚践踏。一切器皿打毁后，他们又打开橱门将燕窝、银耳之类匣子取出，摔了满地，践踏粉碎方罢休。最后，他们跑到汽车房，砸毁汽车并取出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3]197-198想必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恐怕更可能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的“文化革命”中，红卫兵的“破四旧”“壮举”中才能看到。难道“”游行学生中参与“火烧赵家楼”事件的那一部分学生真正成了红卫兵应该崇仰的先驱？当然，游行学生在曹宅的“胡作非为”，还有一项就是“误打”章宗祥。据曹书讲，章宗祥被学生包围撵打。有一学生，将铁杆朝其后脑打了一下，他随即倒地。事后，经医生诊断，章宗祥全身共受伤大小五十六处，幸没中要害（实属不幸中的万幸），后脑震动（即今日之脑震荡）。[3]198我想，对于参与整个“火烧赵家楼”事件的闹事学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否只好这样来评价：情有可原，理无可恕？
不过，曹汝霖自己是这样评价“”的（此处只狭义指1919年5月4日当天的学生运动），其“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3]202曹汝霖明明就是当年“火烧赵家楼”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但他却可以对学生之“暴行”有相当之体谅，知其为不明事实，又为爱国心切所致，实在难得。
而对于“”的历史意义，曹汝霖也给出了一份自己的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指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3]204如果我们选择相信曹汝霖其言不虚，那么今日，我们见到的“”就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去进一步确认，“”是否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它（）牺牲了三个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这就是曹汝霖所想要表达的“总算得到代价”的全部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
陈炯明7岁时，父亲、祖父相继因病去世，家道从此中落，家人不得不向远亲近邻借钱买米度日。陈炯明当时入读县城最有名的学堂“黄氏家塾”（现寨仔埔海城第三小学），其母杨氏为维持孩子读书，常常饿着肚子出去做工，一家人在饥寒交迫中常为口清粥互相谦让。
陈炯明自小懂事，他每天早起五更勤读，感动了一位卖豆腐的老者，他每天清晨为陈炯明留下一碗豆腐。20岁那年，陈炯明参加科举（戊戌科）考试中第一名秀才。
陈炯明从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后，返回老家海丰联络各青年组织，在田心村小农场成立了“海丰同盟会”，由陈炯明担任会长，1909年6月创办了《海丰自治报》（陈炯明任主笔，笔名陆安），揭露清廷官场腐败丑闻、宣扬“地方自治”、“还政于民”思想。每逢当地有盗案，陈炯明都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剖析社会病源。
不爱女色，鲜少光顾“将军府”
1919年，陈炯明的弟弟陈炯晖为陈炯明建了一座西式3层建筑住所，当时陈炯明被授予“定威将军”头衔，当地人都称其住宅为“将军府”或“都督府”。陈炯明自广东光复后，大部分时间均住在广州、香港一带，“将军府”实际上成了他偶尔回乡歇脚的驿站。1921年～1923年间，陈炯明与孙中山兵戎相见，百忙之中的陈炯明在这期间只回来过3次，都是选在每年的9月18日（其母杨太夫人寿辰）。陈回“将军府”后，宴请四方亲戚朋友，为母亲贺寿。不久其率领的粤军兵败下野后，举家迁往香港，祖屋交由族人看管，此后再也没有回来住过。
至陈炯明40岁时，妻子生了4个女儿，尚无子嗣，乡人和朋友劝他纳妾，他严词拒绝。据说他刻有两枚图章，上刻“不好色”、“不蓄私财”字样，一直谨遵印章原则行事。
办教育不惜裁兵
陈炯明主政广东建树显效，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不遗余力。
1919年冬，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进入高潮，吴稚晖、蔡元培等人提议：“中国可以有2万人去日本留学，为什么不可以有2万人去法国留学？”有识之士纷纷解囊，陈炯明特意从当时的军事支出中拨款10万两予以资助，占了当时总募捐额的1/4。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拨款给赴法留学生每年固定4800法郎的资助。邓小平、、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赵世炎、李富春、李、王若飞等共产党人都曾赴法勤工俭学。
陈炯明力邀陈独秀筹建广东教育委员会。陈独秀提出出任教育委员长的3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的1/10拨作教育经费，以及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陈炯明皆一一答应。每逢省署行政会议，陈炯明都邀请陈独秀在身边就座，以示尊重和支持。1921年，广东教育经费预算为153万余元，实际支付为111万余元，陈炯明闻后决定裁兵，“每年可省军饷500万元，即以溢额拨为教育经费”。
穷困的晚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拢陈炯明，陈炯明反要求其“归还东三省”。日本人见说服无效，临走时送其一张8万元的支票，当时穷困潦倒的陈炯明只在支票上打了个叉就退了回去。不久，陈炯明领导下的中国致公党从香港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赠了10万大洋。
1933年陈炯明病逝于香港。据文献记载，去世时“陈氏家无长物，穷极，借用为其母预备的寿材，始得以入殓。”1934年4月，陈炯明的旧部拟在惠州西湖为他举行公葬，陈炯明之子陈定炎撰文记载：“因葬费无着落，徐傅霖发起募捐，并撰写和散发捐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回应，捐500元，陈济棠捐1500元，海外侨胞也有捐款汇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