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26:09
[关键词]汉语语言文字；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118 — 02
中华民族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伟大一员。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是由至少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56个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融合壮大，创造了一体多元，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民族不断的融合中，构建了和谐社会，发展了力量强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对世界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文字产生于人类成长的幼年，并步入早期的萌芽文明。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早在史前的岩画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就出现了有代表语言的“符号”。在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字一直传承至今，文化没有间断，贯亘古今，源远流长。
普通话，是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是民族认同的纽带56个民族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
一、语言的传承和文化的积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地域广袤，少数民族语言和各地方言普遍存在是很正常，也很普遍的客观现象。在非信息时代的历史长河中，又是如何交流，如何统一意志，共同缔造一个伟大统一富强的国家呢？是一个不解之谜。秦始皇同六国交往，又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其间也不能一句话也不说，光动干戈。孔子应该是山东人，又周游列国，都能听懂山东话？还听信他的儒家学说，并言之“半部论语治天下”。
屈原是楚国人，还有李白、杜甫都不可能会讲今天的普通话。那二千多年、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论语”、“楚辞”、“唐诗”，今天怎么还能朗朗上口，字正腔圆呢。古代也应该有通用汉语，就像今天的普通话一样。然而历史上却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秦始皇的功劳。秦始皇统一了车輙、度量衡、货币、文字。就统一文字而言，应当是两个方面；一是统一写法，二是统一念法。同是一个字，念法不一样是不行的。日本人就没有学好；例如“信”字，我们意思是“信件”，日本人却搞成了“手纸”，这是不行的。屈原、李白、杜甫不能用方言，得使用统一了的文字和发音来写诗，所以我们现在读起来，不仅合辙压韵，而且好听，况且诗词格律是很严格的，现代诗人也得亲遵守，按规矩办事。语言文字的统一，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对语言文字的发展，所以秦始皇“焚书”也无法阻隔历史，仍然以语言文字的方式，传承下来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国的文化影响了世界，造就了西方的汉学家，还有日本、韩国等外国人，也用汉字、毛笔、宣纸写书法，尊之为“书道”。世界各国的汉语热经久不衰，许多国家还设立了孔子学院，更加深入地学习中国文化。
二、汉字的久远历史和勃勃生机
语言是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并且要用文字的方式来记录它，任何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都要靠文字的记载，来表达文化的传承。
包括文字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人们只能靠结绳来记事。汉字是世界上传承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字，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世界上曾有几种表意的文字体系，如古埃及的文字等，都湮没在人类发展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虽刻碑铸石，已失去了表达语言形意的信息，而成为失去生命，并与历史隔断的死亡了的文字，失去了属于文字功能的所有意义。
世界上只有汉字川流不息，永不间断，血脉相连，承载着传承中华文明的使命，是人类一枝独秀唯一传承下来的文字。
关于汉字的起源，通常有两种说法。一是仓颉造字，最早见于战国晚期的文献《韩非子·五蠹》篇“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秦时的李斯所编的字书，首句也是“仓颉作书”。古人曾称文字为“书”，作书即是造字。但到了战国晚期的古籍中，并没有关于仓颉的记载。仓颉造字，只是一个传说，并没有切实的依据和佐证。第二种说法是伏羲作八卦，圣人易之以为书契。后来“书契”，用作“文字”的同义词。文字产生以前，结绳和八卦确实曾经起过类似文字的作用。
考古发现证实，汉字形成完整的体系，应始于夏商之际的铭文和甲骨文。原始文字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统治者为完善社会的统治，促进和加速了文字的发展，开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汉代人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正是为统浩集团或是部落的首领服务的史官、巫师们为后世留下了完整的汉字体系的传承。
汉字在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字音、字意的本质，除个别现象并无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形体和字的结构上，古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字形体的演变，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历史必然结果。
汉字的造字法及其规律，称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字的形成过程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基本的造字原则。转注、假借，是在文字运用过程中的再创造。汉字之初始，应是从简笔图演变而来，象形文字与图画最为近似，多为名词。象形字，是汉字最为突出的特点，在甲骨文中尤为突出。岩画中的日、月、山、水等，同甲骨文中的字十分相近。汉字的发展，由繁到简，是基本的规则。文字虽然与写实渐行渐远。但字的结构、偏旁部首仍万变不离其宗，保留着象形、会意的内在因素。古代称非农业生产的少数民族为“夷”， 说的是一人一弓。门字是由左右两扇构成，门内的变化又很多，有开、关等指事。“牢”字，是牛关在房子里。“狱”字，左右为犬，中间不敢言语。这样的例子很普遍，所以汉字好认、好记，其中不乏艺术性和故事性、趣味无穷。汉字的结构是形体艺术，会意又包含着人类的智慧。
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如：篆、隶、草、楷书等基本字体的结构变化，在中国文化中书法艺术独树一帜，成为人类文化的宝库。
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文字，都是从图画开始的，但多数变成了用字母来记音，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失去了形意的功能。惟有汉字以形示意，并且以这种文化形态，发展传承为蕴涵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书面语言符号。在新时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中，汉字也在发展与完善其象形表意的功能。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体现了汉字无限旺盛的生命力。
三、文化构建了统一融合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融合统一的历史。民族文化的融合，不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一统天下。汉文化在中国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遏止的核心作用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语言是在人们交往的需要中产生的。汉族和中国的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即一个作为征服者的民族共同体，在与中原生产力先进的被征服民族的交往中，他们不仅采纳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同时也必须采用被征服民族的语言。例如历史上曾经入主中原的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汉语技能，并接受了包括教育和风俗，学会了汉文化，就连少数民族的皇帝也文采出众。汉族语言文字成为通用的，国家语言文字。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兼容性，少数民族文化很快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文化洪流中来。
在这个融合中，不乏连民族也被融化进来。例如，我国历史上曾经很活跃的匈奴、鲜卑、勃海、契丹等少数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洪炉中，融入了汉族和其他族，而再不见于经史的记载。
汉族文化，也大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不断的充实和发展。满族人流传下来的“旗袍”，是享誉世界中国人最美的服装经典。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满族建立的清朝，将“龙”的崇拜发挥得更加极至和神圣。
中华民族文化是在民族融合中不断发展，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
四、汉语语言的统一和神韵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除少数民族外，汉语方言的存在，也是很正常的客观现象。中国境内的语言，可分为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等几大类别。但汉藏语言系统，是汉语中最基本的语言。在汉语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秦汉以前，南北差异很大，基本不能相通。我们现在说建立友好关系，常说“永结秦晋之好”，其实秦晋的方言并不相通。汉语语言的发展，经历了历史上，北方人不断南进的过程。汉语语言，是不同历史时期，北方话与南方土著语言的交融产生的结果。汉语语言的发展，到了明清之际，方言分布大体上与现代已无太多的差别。方言的形成取决于历史的因素。方言的状态，主要是语言中声母、韵母、声调等存在的语言差异，这是历史文化在语言文化中的积淀，是文化的表面现象，主体语言是一致的。
汉语还讲究神韵，这是在汉字形意、会形、会神的基础上，造就了神韵。汉语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形是外表的体现，神是汉语语言的精髓。汉语讲究语法和修辞，又形成十分严格的音律。汉语的内涵是“神而明之”，自古以来汉语强调“文化意为主”，书道苛求“意在笔先”。古代汉语在语韵方面，要求十分严格，形成了语言艺术。汉语语言的神韵，音韵是构成神韵的基本要素。语言在意韵中的流动，追求韵律的清亮和意境的清亮、优美、空灵。汉语是一种十分优美和谐的语言。朗诵是汉语的十分完美的语言艺术，如诗、如画、如歌詠。汉语语言文化虽历经千载仍一脉相承，汉语传承下来的诗词歌赋，仍为千古绝唱。世界是一个广阔的空间，有四分之一的人在说汉语，汉语应该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汉语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学问没有止境。现代社会，国学热，方兴未艾。语言的传承永续，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原动力，文化是民族之魂。汉语语言的神韵，是汉语经久不衰的魅力。
普通话构建中国和谐社会
普通话，是中文的标准语言。中国人口众多，语言庞杂，为了加强信息沟通和加快发展速度，语言统一事关民族之大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广泛推行，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用北京话来标音。北方话主要指的是东北话，其中的核心是黑龙江和吉林的地方语言。东北话是由历史的熔铸和白山黑水自然的陶冶，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东北话的形成首先受满族语言文化的影响。满族视黑龙江为“龙兴之地”，在满汉文化的融合中，产生了汉语东北话。
在民族的融合，国家的统一大业中，清代又一次确立了中国地大物博的领土版图。以满族为主体的清朝，用统一的汉族语言经略了，幅员广阔的大中国。东北话成为官方和民间往来通用的标准语言。在这个语言统一的进程中，满语变成了濒临消失的语种，只在普通话中保留了部分满族方言。满族在中国汉语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现代普通话，经过近六十年的不断推广，已经炉火纯青。在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成为富国强民的纽带。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不仅语言相同，而且同宗、同族，同为炎黄子孙。两岸的认同不断加强，除宽松的政策外，“乡音”连结了两岸中国人的心。
联合国大厦响彻着一个共同的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之魂。
【关键词】汉字文化传承表达
一、汉字文化的发展
汉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也是传播中华几千年优秀文化的载体。从最早的契刻符号到象形文字，再到演变至今融入现代文化的“新创”文字语言，汉字的演变过程具有深厚的时代文化特色。追溯汉字文化的起源，自第一个语言文字体系出现之后，人类就在不断的复制、学习、创造过程中盘旋前进。考古学家在距今六千多年的文化遗迹中找到的刻画字符被认为是最原始的文字，而后在殷商后期出现了在兽骨中刻画的用来占卜吉凶的甲骨文，而到了西周后期逐渐演变为字形结构整齐且更加规范的大篆文、秦朝时期易于书写的汉隶、西汉时期的章草、唐朝盛行的楷书等等。经过千百年的演变与传承才逐渐发展成为我们如今的汉字。文字是时代文化的符号，也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先人智慧的结晶。汉字与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等都是经历了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古文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被停止使用或是被外来文字取代，但唯有汉字自始至终从未中断过，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汉字之于现代已不再仅仅是一种传播的符号，而是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瑰宝。尽管我们无法预计汉字未来的走向，但值得确定的是，汉字文化的传承具有的意义是无法取代的。
二、汉字的文化传播
汉字是汉文化的传播符号，从形成体系到现在经历了三千年的历史。汉字的美学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书法”及“艺术字”，在“书法文化”发展鼎盛时期，人们将精力多放在对书法字体的研究上。楷书的娟秀，行书的细腻，草书的奔放，多样的文字书写形式使书法逐渐成为一种拥有独立性格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审美观的艺术形式。由于不同人之间经验以及个性的不同，对相同字体的书写也风格各异。而在当下，受信息技术的影响，人们的沟通主要通过网络进行，短信、微信的便捷操作使人们习惯于用不同输入法进行文字录入。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键盘敲击文字”取代传统的“纸质书写”方式时,传播同样的字体，同样的“书写”方式，使汉字丧失了对美的意境的表达，缺乏灵魂与生命力。“无纸化”时代的到来似乎带给汉字文化不小的挑战，极少有人会去关注不同字体的变化以及汉字的演变过程。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有必要思考这两个问题：一方面，如何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传承传统汉字文化内涵，使人们了解传统汉字文化背后的意韵？另一方面，面对当代技术对汉字的冲击，如何为汉字注入时代文化特色？
三、汉字互动艺术作品浅析
（一）“零壹”
该作品以数字化的方式尝试将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化塑造，利用点阵与矢量两种不同的技术进行文字创作，寻求传统文字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共融。作者冯梦波认为，数字化二进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例如太极图中的阴阳平衡，一阴一阳象征二进制中的“1”与“0”，中间的“S”型曲线与一循环往复，这与二进制代码“1”与“0”创造出无穷无尽的信息化时代产物存在某种关联。作为中国新媒体艺术家中最早运用电脑技术进行艺术创作的“先行者”，冯梦波认为“书法是文字本身，文字则以字作为载体，字以体而为艺术”。汉代的简书以刀刻于竹之上，魏代的石碑以斧凿于石之上，无论是竹子还是石头都只是被记录文字的材料，刻意追求刻字体运用书写形态就有些舍本逐末了，文字的美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这件名为“零壹”的作品就是他对未来字体实验的一部分。作者以“批判”的眼光对传统书法艺术美学进行颠覆式创新，以点阵为工具电脑为材料，传达艺术家对传统书法的敬畏之心以及对重构现代汉字的创新思考。
（二）文字瀑布
“文字瀑布”是由设计师何庭安与吴克军合作的一款智能的情绪化互动数字装置，在这部作品中，体验者会面对一个巨大而又纯粹的巨幅文字图像，透过肢体语言及动作则可与文字进行互动，文字的粗细变化、大小形状等都会随着体验者的动态行为进行改变。在设计师看来，文字是传播语言及文化的媒介，以最纯粹的方式展现汉字文化的美，体验历经几千年文字演变的震撼。在这件作品，文字已不再只是文字本身，而更是一种传播符号，无关乎文字传达出的内容，只关乎体验者的感受。通过互动装置，文字似乎变得鲜活起来，向体验者“诉说”着几千年的沧桑巨变。
（三）“化物”——神隐
艺术家以东方文化灵兽为主体，运用新媒介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光影交织的方式为参与者营造字体文化背后的真实意境。笔者通过毛笔装置在屏幕上进行书写，一条以书写痕迹为路径的水墨龙跃然纸上。神话中的灵兽以文化为载体，在文人墨客笔下是超然物外的存在，也是人们追求理想而幻化出的超自然艺术形象。作品打破文字与符号化的约束，回归由内心到外物的合一，让体验者不禁思考文字的本源。
（四）“别让暴力语言成为凶器”
该作品是一个多媒体视频装置游戏，暴力语言汉字被拆分之后重新组合，形成利刃武器，作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对语言暴力的危害有更加直观的感受。通过对汉字语言的解构，使文字突破字体的变化，营造多元化的汉字表现方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字有形、音、义三美，由目感于形、由耳感于音、由心感于义。文字的“形”经历了几千年演变至今成为了一种固定的语言输出符号，而该作品突出文字固有形态的束缚，以“形化义”，巧妙地针对当前“语言暴力”现象进行创作，并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参与者感受暴力语言会对人产生的伤害就像其重构的刀子一样。
关键词：汉字；去汉字化；再汉字化；汉字转向
H12
一、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个题目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审视，暗含着一个“制度陷阱”，因为它预设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文字的定义――依西方文化的教诲――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内涵。手头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伦敦应用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对文字的定义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也就是说，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抽出我们的《辞海》，看看它对文字的定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的文明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在西方语境中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独有的汉字感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的分析总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人文的视角。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说是说，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贴了汉民族“物生有两”、“二气感应”、“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心理。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曾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创造。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大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词汇。组义使得汉字具有了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2]183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性。难怪有人说汉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了。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我们就可以体会组义的长处。《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准备上医学院了，却站在介绍课程的公告栏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个将要上大学的人，对要学的专业居然“一字不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人听来匪夷所思。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索绪尔晚年在病榻上学习汉字，明白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汉字对汉语“言语异声”的表达进行观念整合，达到“多元统一”。这样一种“调洽殊方，沟贯异代”（钱穆语）的功能，堪称“天下主义”！一位日本友人说，外国人讲日语，哪怕再流畅，日本人也能发现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国大地，中国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为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在南方，人们则以为她是维族人。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整合性，在这位日本人看来，与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语。（当然，汉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义是不一样的。）汉字的观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极富包容性的谐音将汉语各方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维护其“言语异声”差别性的同时织入统一的文化经纬，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将统一的文化观念传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质文化的规范和力量。由此我们可知，汉字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柏杨所说：“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4]472
与汉字的观念整合性相联系的，是汉字的谐音性使地方戏曲有了生存空间。汉字的观念整合走意会的路径，不涉音轨，客观上宕开了方音艺术的生存天地。在汉字的语音包容下，汉语各方言区草根性的戏文唱腔与官话标准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相安无事，中国几百种地方戏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难以想象的异彩多姿。汉字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也就保护了中国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和家园意识。当然，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戏曲，不再具有汉字的书写性，从而不再在中华“雅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中具有话语权。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凭记忆而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韵文形式的歌舞成为一种“讲史”的仪式。闻一多解释“诗言志”之古义即一种历史叙事。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韵文史”渐渐不堪记忆和叙事之重负，西方产生了散文化的叙事诗，而中国却是诗歌在与散文的“混战”中“大权旁落”，淡出讲史的领域，反过来强化其诗。在这一过程中，汉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复旦大学的张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决定一种诗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与西方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西方艺术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张新认为，“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2003级新闻系同学对汉语是什么的回答，此时听来更有体会：汉语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门，“吹”、“绿”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诗经》，魂兮归来的《楚辞》；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汉字记载了浩瀚的历史文献，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汉字具有很强的民间游戏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们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就会从中找到中西语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的根本分野。此时，我们完全可以重新为汉字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
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三个通融性：
其一是小学（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通融。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其二是经学内部表现为文史哲的通融。苏轼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汉字元编码为传统文史哲提供了统一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经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经、史之所以相通，实际上基于汉字的表意思维或元编码：表意汉字既是一种对事实的照录（“史”的方式），又是一种对世界的形象表达（“文”的方式），还是一种对现实独特的认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实为汉字表意性元编码的体现。
其三是小学内部表现为语言与文字、书写文本与非书写文本的通融。我们分别表述为字词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词通融：汉字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符（语素或词），这要求汉字保持一个有意义的形体、一个音节、一个词义三位一体。这种对应使得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字形与词形之间难分难舍，呈现一种跨界、整体通融性，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独特的既分离又统一的张力关系。再看名物通融：从言文关系看，汉字代表的是一个语言概念单位，而从名物关系看，汉字对应的则是一个现实物，这就要求汉字对现实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绘画性特征。如“仙”这个简化字，字面义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达某个现实物的。汉字的这种意象性打通了书写与绘画、书写与物象的界线。这种书写与非书写之间的越界，进一步造就了汉字书法、文人画这样的书写编码与非书写图像编码相通融的文化景观。
这三个通融显示了汉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说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存在基础，也是中国语文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
中国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主要发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时期。该思潮引进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文字看作是单纯的记录口语、承载语言的科学工具，因此将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和口语看作是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根据此标准，远离口语的汉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话文， 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颠覆，这成为“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汉字化”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6]，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7]，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8]，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9]，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10]，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12]，《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徐通锵1992、1998，苏新春1994，潘文国2002）；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曹顺庆1997）；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杨乃乔1998）；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刘晓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叶秀山1991）；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孟华2004）。
“再汉字化”思潮或中国学术的“汉字转向”的核心问题是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在这种关系中的本位性。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了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估价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一方面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又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面临一个“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再汉字化”立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所贡献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再汉字化”转向，也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那里吸取方法论立场。复旦大学的文化语言学在八十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虑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性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又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这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再汉字化提出的汉字文化的新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理念：语言（言）、文字（文）和视象符号（象）三者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条件。中国语言、学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汉字的问题，即以汉字为枢纽，在言、文、象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并将这种以汉字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离又统一看作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学科分治的壁垒，在一个大汉字文化观的格局下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立场也可叫做“新语文”主义。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五个基本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1）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
（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
（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
汉字文化新视角的研究，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将要实现“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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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字；汉文化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094-01
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曾经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是最近20年，随着汉字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以表意为主体的文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虽然说世界上各民族文字无不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在它自身的结构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特征，这一点在象形意味浓厚的古代文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是其他表音体系文字无法比拟的。因此，汉字与文化的关系越来越为人们所乐道，再加上历史底蕴的深厚，我们在认识汉字、更深层次理解汉字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在汉字没有产生之前，先人通过口语进行交流，凭借记忆一代一代往下传，但记忆容易遗忘或走样，同时还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不能长远流传。因而，我们的祖先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逐渐创造了汉字。从没有语言到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没有文字到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又一大飞跃。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由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自古以来汉民族长期积累的哲学、文化、科技和历史才得以记载和流传至今；我们祖先的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才得以广泛传播和日益提高。所以汉字是既反映文化又与文化相互依存的文字体系。
二、汉字推动汉文化的发展
（一）汉字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是以中国汉字的文义为内容，以某种字体的书写为形式，书写出来的有章、有法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随着中国汉字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汉字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篆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篆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汉字、书法雕刻相结合的艺术。在纸张发明之前，人们的书写材料为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器，木简等。人们是将汉字刻在材料之上，这为篆刻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汉字的以形表意所具有的图画性、艺术性及字体多变性又是其产生发展的条件。
篆刻艺术起源于实用，开始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及当权者表示象征权利的证物，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作为欣赏的艺术。
（三）汉字推动了修辞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修辞艺术的发展。在古汉语中，词汇多为单音词，即一音一词一字，这样字与词就建立起一对一的关系。而汉语表义是靠语序排列的，这就为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诵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表义就是回文。
三、研究汉字与汉文化关系的意义
（一）有利于正确认识汉字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汉字不是落后的。有人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汉字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发展都要受到汉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什么样的文字。如果弃之不用，人们就不能通过研究汉字来考察远古已逝的文化。
其次，汉字不是万能的。汉字负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与汉文化有关，二者并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汉字是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人文信息，但绝不是每个字“都是一页恢宏的历史”。
（二）有利于拓宽汉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现今中国汉语的研究，多用国外研究拼音文字的方法加以研究，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适合汉语，但可以肯定地说，研究汉语只用这种方法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汉字与拼音文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汉字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需要人们用符合其特点的方法加以研究，这需要人们不断地探讨，深入地研究。而将汉字与汉文化联系在一起，一并研究，从汉文化的角度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及汉字是如何构形等，这可以说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扩大了汉语的研究范围。
四、结论
由上可知，汉字是汉文化的一部分，汉文化推动了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汉字又是汉文化的特殊部分，是汉文化的载体，反映了大量的汉文化信息。同时，汉字又推动了汉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书法、篆刻等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二者相互影响，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了解汉字构形的原因，及由此反映的汉文化信息。这样可以驳斥“汉字落后论”，并且避免片面夸大汉字功能，增加汉语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三字金》 翻译策略 英译本
一、引言
《三字经》成书于宋代，流传至今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三大国学启蒙经典之一，在诗学、蒙童教育、文化传播学等诸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鉴于其丰富的文化负载和广泛影响，这本小册子于16世纪便有了拉丁文译本，并从此开始外播的步伐。在《三字经》的诸个译本中，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 Allan Giles）的译本影响较大。本文以翟译本为基础，主要采取历时、共时和对比的研究方法，综合文化学、历史学、对比语言学、翻译理论等学科的相关方法，试图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三字经》翟译本翻译策略选择进行多维考察，特别是其历史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译本在21世纪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我国典籍外译主体和籍重译方面的启示，以使不这部经典小册子的意义不断得到开掘和阐释。
二、翟译本的译文体例
翟里斯于1873年第一次重新翻译了《三字经》，收录在他出版的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Two Chinese Poems）中，因其译本备受各方苛责加上他本人也不很满意，于1899年重译了《三字经》。这个译本在原来版本的基础之上，附上了原文并且做了大幅的注释，使原本28页的原译本增加到了178页。这个译本有着非常深远的跨文化影响，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是英语世界汉学的常用教材和研究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
在探讨翟译本的翻译策略之前，有必要回顾译文的基本体例。如 “人之初”的译文如下：
人 之 初
Jen chih chu Men at their birth
Man arrive beginning
Jen is a picture of the object， - Shakespeare’s forked radish. Like all Chinese characters，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a root idea， humanity，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and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s vary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osition in a sentence and the exigencies of logic. The context， lines 3 and 4， here calls for a plural.
Chih originally meant to issue forth as grass from the ground； and by the extension， to meet， to arrive at. It has come to be used conventionally as a sign of the possessive case， a particle of a subtle influence， and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also， from its shape， =zigzag.
Ch’u is composed of 刀 tao knife as a radical， and 衣 I clothes （衣 in combination）， and is said to derive its mean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 knife or scissors to a piece of new cloth.
考察翟译本，其翻译体例都如上所列，按汉语自然小句结构每三字译出对应的英文。译文由汉字拼音音调标注体系（威妥玛-翟里斯拼音，拼音右上角的数字标注是该汉字的声调），汉字逐字对译系统，小句翻译以及附注构成。附注部分是篇幅冗长，大致分为三类：汉字偏旁、形、义及相关词组典故的注解、前译本误译及不充分翻译译标注、文化现象阐释等。
三、翟译本字本位翻译策略
翟里斯按照许慎《说文解字》，在附注部分对每个汉字的结构逐一进行解释，试图把字形字义结合起来，然后才在此基础上，以句为单位，逐句译出原文。如在“性本善”的译注中，对“性”的解释先从偏旁“心”说起，而“生”是形旁。接着阐释“性”：人天赋的道德品质、性情、脾气。随后说明“心”在汉语指心智中心。最后在译文部分给每个汉字标示出该字英文字面翻译。
因此，翟里斯深刻认识到汉语字本位的特点，注意到汉语行文的字词句篇是由小到大逐步聚合的过程，因此首先采用了字本位翻译策略，即他注意到了汉字是形、音、义结合体。首先对汉字注音标调，然后从偏旁部首出发一一阐释，注意到了汉字字形字义的相关性，由形及义，通过逐步解析诗歌隽永凝练的语言，使意义逐步得到呈现。可以说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使译语受众能够充分领悟原语的特点并在阅读译文的同时深刻领会到译文背后深厚的文化负载，因此在我国经典文化外传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一下三方面：
（一）译语文本增殖。
首先，增译使得原语文本意义发生增殖，影响目的语受众全面把握原语文本原貌。译本使一部精悍短小的童蒙教材变成一部冗长的汉语教材，大篇幅地阐释字形、字体构成及相关文化负载，使附注部分远超过译文的比重。从译语受众接受的角度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域读者从整体把握上全面把握这本小册子。译文读者自然落入译者视野，更多地关注汉字音形义及其相关的文化负载，相应减少了对译文文本整体性的注意力。
基于跨文化交际目的，我们立志于优秀的汉文化外传，应该努力使译语受众从形式到内容整体感知这本小册子的文化特色，至少要做到使译文读者“感受到原文读者是怎样欣赏原语文本的”，即做到最低限度的功能对等（奈达，1993：118）。具体到《三字经》，从形式讲，译文应反映出原文整齐悦耳的音律美，三字成句，两句一组，译文应在最大限度范围内再现这种形式和格律美。翟里斯作为出色的译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注意到了译文音韵和谐，但附注部分割裂了两句一组的完整性，从而影响了译文读者窥探原文全貌，整体把握其精髓。
（二）音调标注不甚合理。
尽管翟里斯立足于字本位，注意到汉语音形义三位一体，但音调标注部分也不尽合理。正如郭著章（2000：414）所说：威—翟拼音和用数字1—4表明声调的做法有失科学性。因为此拼音系统保留了接近英文拼法的某些特点，在异化翻译某些文化专有项方面主要依据这个拼音系统，如“连山”译为Lien shan （Line 139），“归藏”异化音译为Kuei tsang （Line 140）。威—翟拼音系统是西方人对汉字进行罗马字母标音的有益尝试，为现代汉语拼音的诞生奏响历史前奏，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在中国综合国力，文化影响力不断加强的今天，在汉语拼音推行已经半个多世纪，已经完善成熟的新的文化历史语境下，异化翻译策略应充分尊重原语的编码体系以及受众广为接受的通行汉字拼音标示体系。
（三）逐字英译割裂译文完整性。
最后，汉字字面意义逐字英文标示的做法也有待商榷。我们认为单字英文含义标示增加了译本接受的难度。翟里斯尽可能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每个汉字的字面意义翻译出来并于音调下方标注。如对“教之道，贵以专”分别标示为“teach， arrive， road”和“valuable， take， single”。两句译文如下：The right way in teaching is to attach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thoroughness。且不论对每个字的翻译得当与否，考察每个汉字的字面翻译与翻译小句之间的关系后发现，逐字英文标示与最终的译文之间并非总是存在对应关系，因为翟氏主要采用意译。如上例所述，如果说“教”能以“teach”代之，剩下的五个字的翻译与译句之间未见得直接相关。对于译本受众来说，增加的逐字翻译并未对他们理解原文本有所裨益，反而因为字面翻译与最终译文之间的差距而使他们陷入考据或训诂的漩涡中，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实现。另外，译者在附注部分对每个字的详解也使这种标示显得重复多余。如上例对“贵”在附注中详解之后解释为“precious， honorable”，与 “valuable”属同义重复，从而让这种标示显得意义不大。
（四）字本位策略局限性启示。
1.译者主体问题
《三字经》翟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局限性使其存在种种遗憾。正是基于此，我们看到典籍外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即翻译主体问题。翟里斯翻译《三字经》时，任驻宁波领事，是以外国人身份自主选择原语文本主动将中国典籍“译出”。时隔一百多年，今非昔比。翟里斯时代的中国积贫积弱，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领域的事务处于外国列强干预之下，包括文化在内的各项交流均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当时汉英兼通的人才极度匮乏，所以翻译的主要群体为在极短时间内以惊人速度掌握汉语的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等。步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系统的‘译出’工程主要还得靠中国学者来承担”（潘文国，2007），也有学者认为译出或外播工程应以中国译者为主力，然后让母语为英语的外国人做一些辅助的“润饰”工作，来“锦上添花”（霍跃红，2005）。总之，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译者要肩负我国优秀典籍文化外播的重任，克服外国译者因对汉语认识的局限性，原语文本阐释不全不细甚至错误的缺点，主动选择经典作品译介，改变中外文化交流外播远大于内传的不利局面。
2.对重译的启示
根据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由于理解具有历史性，文本的意义永远处于向未来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之中。特定时代的译作只能是对原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和扩展，是特定历史和特定文化条件下的临时性产物，因此从文本历史局限性来讲，重译是必要的。《三字经》翟译本带着深深的字本位翻译烙印，从一本童蒙小册子增殖为一部汉语教材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外播文化弱势，帝国主义国家急需精通汉语的人才。在今天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势必要改变翟译本的汉语教材主导的翻译目的，以及此目的指导下的字本位翻译策略。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译者应以成功实现跨文化交流，促进中国典籍外播，扩大我国文化影响力为目的，更应立足于再现原语文本的全貌以及其深厚的文化负载。具体来说，首先注音体系应以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大陆拼音方案为标准，改变欠合理的威-翟拼音体系，按字注音标调。其次，翻译应以注重再现原语文本的结构对称性及音韵美，再现原文的三字成句，两句一组。最后，单个汉字注释、典故及各种文化负载项可作为附文，以附录形式附在书后供读者自主阅读。
五、 结语
本文以《三字经》翟译本为个案，通过回顾该译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了翟里斯所采取的字本位翻译策略的局限性及其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我国典籍外译的启示。以期对我们开展汉籍外译的翻译策略研究、典籍重译等工作有一定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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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他们像一群群可爱活泼的孩子;像一位位历经世间沧桑的老人;像一滴滴甘甜的雨露滋润我心……汉字，这种饱经沧桑的古老文字，经过岁月与挫折的洗礼，终于穿梭到了现代，成为了人人珍爱的语言。以下是小编精心收集整理的小学汉字的作文800字，下面小编就和大家分享，来欣赏一下吧。
小学汉字的作文800字1“中华汉字，生动形象。书法字体，各具特长。篆书隶书，古色古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狂草奔放，凤舞龙翔。”汉字不仅神奇、有趣，还有悠久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每一个中国字就是一幅美丽的画。
传说汉字是由仓颉造的，仓颉在黄帝手下当官，黄帝分派他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牲口、食物的储藏在逐年增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难了。
有一天，族里要狩猎，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下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就推广开了，就形成了文字。
汉字形声义俱全，又整齐又灵动，特别是适于表达一种微妙的诗意的情感。一些普通的字词，往往联结着久远的文化底蕴。列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许多翻译稿，无法准确表达中国文学作品的优美意境。
汉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一门艺术，我们应该学习好汉字，把祖国的文化一代一扬下去。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汉字的美，像花瓣撒落在我们生活的角落。横平竖直。看似简单的笔画，却隐藏着无穷的奥秘。每一个汉字都是由这些简单的笔画组成，每个笔画仿佛是活的，奇妙的组合起来，魔幻般的诞生出一个个汉字。或简或繁、或大或小、或宽或窄，每个汉字都有自己的领地，看着这些美丽的字，使人赏心悦目。美丽的汉字像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河，淌过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成就了伟大的中华。
汉字自身就有一种智慧的力量，任你飞翔与驰骋，在人类古老的历史长河中，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汉字书法宝瑰呢?
小学汉字的作文800字2一提到汉字一种自豪之情油然而生，纵观世界有哪一种语言是脱胎于自然万物，并且将万物的形体美在一撇一捺之间展现的淋漓尽致，唯有汉字!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展现文字美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更是认为“字如其人”，将字的书写是否美观与一个人的品貌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汉字的推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汉字形式的演变无不显示着中国人对于汉字书写日益完美的追求。无论是一字千金还是古代要当官先要写一手好字，都体现出中国人对于汉字的推崇。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能有幸见识到汉字的美，中国人也在不停的改进造纸术和印刷术。还记得我和小伙伴们去泉城路参加一个活动，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参观凸版印刷术。我们来到了一个“五颜六色”的房间，这个房间不知道是因为昏黄的灯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显得这个房间十分的老旧。房间里有一张大大的桌子，桌子上摆放着两幅字画，但神奇的是这两幅字画是在凸起来的木板上的。第一块木板旁有一个刷子，油漆是红色的;第二块木板旁也放着一个刷子，只不过油漆是蓝色的。我们在导游的指导下，试着把颜料均匀地涂抹在凸起的字和画上。等涂抹均匀后，拿纸盖在字和画上面，一会木板上栩栩如生的画就被一模一样地复制下来了，木板上的字也被一字不落地复制了下来。
这个环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使得汉字在古代就流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多个国家，并且这些国家的文字都受到了汉字的影响。通过这种文字的延续与传播，汉字的美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经历了岁月的考验!
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在第三单元汉字的学习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将它记录在我语文书的第一页：汉字如同国人的骨骼与血液，它是中华五千年深厚文化魅力的载体，它是乡音变化后的乡愁，它是中国人永恒的图腾!
汉字的美穿越远古，汉字的美尽是自然，汉字的美是对中华魂的追寻!
小学汉字的作文800字3大家好，我是汉字，来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随着历史长河的发展，在每个人的笔下，我有不一样的姿态;在不同的成长时期，我有不一样的精神内涵;在外国友人的眼里，我还有不一样的幽默感。
我的婀娜多姿，你可曾看过?东晋时期，在有着“书圣”赞誉的王羲之笔下，我是一个平和自然、温婉含蓄、美轮美奂的女子，大家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如惊鸿，宛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彷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我。在唐朝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笔下，我是一个气宇轩昂、雄浑有力的男子。在唐朝书法家柳公权的笔下，我瘦而有劲，身材匀称，打扮上一丝不苟，可当我伸出我的长胳膊时，神采清秀，在严谨中又带点爽朗开阔，遂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美誉。而这些都仅仅是我千姿百态中的冰山一角。
我不仅有倾国倾城的外貌，还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大家都知道，我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源头，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蕴含着我们民族的灵魂。比如，我的分身之一“采”字，当我还是婴儿时，“采”字是甲骨文，字形是一只手正在采摘果实，当我是青少年时，字形是一个类似猪扒的工具在采摘果实，等我长大了以后，为了方便书写，就把中间的果实去掉了，成了后来流行的金文、小篆和楷书。这能够让人了解到，中华先民由关注植物的果实，到关注植物的栽培和养育，逐步发展到农耕时代。怎么样?是不是已经被我的魅力折服啦?
此外，外国友人也因为有了我这个朋友，生活变得无比欢乐。记得有一次，老师为了让外国友人能够完全掌握某些汉字的用法和含义，带着学生去户外教学，恰逢过马路，忽然有一辆车疾驰而过，老师为了提醒外国友人而大声说：“看车!看车!”万万没想到，外国友人居然齐刷刷地停下了脚步，专注地看着来往的车辆。而当老师解释完“看车”的含义不是观察车时，外国友人也为自己有了我这个朋友而捧腹大笑呢。
尽管我有这么多的优点，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外国语言，而不是我，在此，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介绍给身边的朋友，让他们也能了解到我的魅力，从而传承中华文化的魅力!
小学汉字的作文800字4中华民族，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
五千年前，我们和古埃及的人一样面对洪水;四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人一样玩儿着青铜器;三千年前，我们和古希腊人一样思考哲学;两千年前，我们也和罗马人一样四处征战;一千年前，我们也和阿拉伯人一样的富有。我们的对手换了一轮又一轮，但中华民族还是那个中华民族，为什么我们的文化能够代代相承?汉字，在这其中功不可没。
从结绳记事开始，人们对汉字的追求与理解便诞生在冥冥之中。当一串串象形文字深深地镌刻在坚硬的龟壳上，一个个文字便从古人的头脑中迸发出来。从秦朝的纂体，汉朝的隶书，到唐宋元明的楷书、草书、行书，一代代汉字的演变，彰显着汉字的万千变化。
汉字的形态是方正的，横平竖直，方块大小。“千磨万击还坚劲，任而东西南北风”，短短十四字，在竹林中游走的郑燮借助汉字抒发内心的惆怅。“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同为诗人的于谦亦用汉字表达着内心的坚定和一身傲骨。在死亡面前，司马迁无所畏惧，浅浅地吟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面对强权，诗仙李白怒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诗词，展现着汉字中的中国魂。
中华民族骨髓是坚硬的，可内心却是柔软的。谦和的品德传承千年，让自古以来中国都是礼仪之邦。不论自己的房屋如何富丽堂皇，都会谦称一声“寒舍”，不论别人家的房屋如何简单朴素，都会尊一声“贵府”。还有那经典的七字书信“让他三尺又何妨”。称谓的变化让汉字体现着中国谦和的文化，谦谦君子，谦谦中国，中国人谦和礼貌，在汉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汉字的审美是独具一格的，传达信息的背后还有着更加深刻的内涵。在汉字中，我们细细品味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戏曲”二字，使方寸的舞台却流传千古的经典;“诗词”二字，使短短的文字却传递着喜怒哀愁。包罗万象的中国字令人拍案叫绝!
无论世道如何变迁，汉字，永远是中华民族中最当之无愧的传统，悠悠汉字，悠悠千年;悠悠千年，悠悠历史;悠悠历史，悠悠精魂。
小学汉字的作文800字5博大精深，未成于一朝一夕;融会贯通，亦需要水滴石穿。
中华汉字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是我国历史长河里一颗璀璨的明星。它承载着民族的情感与表达的智慧，是中华文化不竭的动力与永恒的灵魂。
中华汉字经历几千年以来的磨练，逐渐由甲骨文演变为小篆、隶书，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如今化繁为简，返璞归真的简体。即使经历过此番捶打，它也依然拥有丰富的内涵以及深刻的意义。
诵读文章时，一个个方块大气的汉字映入眼中，仿佛每一个字都是成韵的乐章，都是挥洒的墨画。犹记被“沁”而震撼的那个午后。绝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字，但当时读来却大有不同，令人心神激荡，感触颇深。正是雨过天晴的初春，日光照射进窗前的书桌，投到“沁”一字上，顿时令人倍感心旷神怡，“沁”由水与心组成，而这清新的被雨水冲刷过的芳草味，与此刻心下的宁静相碰撞，“沁”仿佛为此而生，甚是美妙。如此是从结构上多做分析，其实于音韵上也具此含义。“沁”读音清脆，音调落在四声，少了几分婉转，却多了几分明亮，心境也忍不住雀跃起来。
而“鸣”字则让人拥有更为直观的感受。由口与鸟组成，令人见时便在耳边生出一声鸣叫来，婉转动人。
更有另一种字，与声音无关，内涵却更为丰富，写来也倍感有趣。俗语曾说：“忍字头上一把刀。”完美地表达出“忍”之内涵，这便是汉字的造字和用字方法“六书”中的会意。“忍”之内涵即为即使在心上架着一把刀，也要默默坚持。这是从“忍”的结构之上分析而出的含义，而从含义反推也可轻松得到“忍”字。
汉字之所以在中华文化中璀璨闪耀，在当今各色各样的文化横流中屹立不倒，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结构音节，更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包容性和永不过时的深刻内涵。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设“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六书”是识字教育，汉代郑众说，“六书”即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1］。它是周代小学教育科目中最早教授的［2］。这说明，周代不但有了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产生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
汉人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
汉代为汉字确立的这种崇高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只要看历代纂集“小学”专书数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对汉字的重视。自全面整理、确立汉字形义统一原则、描写汉字总体系统的《说文解字》之后，正字（规范）之书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广存异体之书如《碑别字》，搜集俗字之书如《龙龛手鉴》……一代一代，编纂无穷。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
封建时代宫廷和上层文化对汉字的崇尚，在变成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后，对群众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18—19世纪清代的乾嘉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汉、唐的经学和小学，通过对大量古文献的爬梳，对汉字学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使识字、写字、正字、解字、读字都回到了《说文解字》的标准，他们站在学术的高度，使传统的汉字观得到又一次的巩固。
二
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争论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的。
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尝试过科举又专攻过英语的卢戆章（1854—1928），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在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的感慨［3］。
在卢戆章之后的王照（1859—1938），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避难两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1900年秘密回国后，用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从两位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
卢戆章和王照除了说明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因而难于记忆外，还指出了汉字难学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它经过太厚的历史积淀，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义要素，又被复古者蓄意固化，不使与现代契合，遂使汉字难上加难。王照的以下论述非常尖锐。他说：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读，必与当时语言无二，此一定之理也。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则变易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亦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此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而变，二者日趋日远，而因无文字为语言之符契也。［4］
王照的这一论述所以深刻，在于他批判汉字繁难时，并不绝对指责汉字客观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强调了“饰智惊愚”的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根据这一说法，汉字的繁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
两位代表人物都不主张废除文字，只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卢戆章和王照的切音方案，由于不涉及汉字的存亡问题，在当时属于平和执中之论，所以推行的阻力并不十分大。特别是王照的官话字母，曾一度推行甚广。但就理论的论争而言，他们并不居于前沿。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论争最激烈的，应属吴稚晖与章炳麟各代表一方的论争。
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 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5］，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炳麟驳斥了“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6］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④c］章炳麟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
章炳麟“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章炳麟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7］
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在国学上成就最为昭著的爱国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后，经过对比，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应当说，他在汉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代表了具有丰厚国学根底、维护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立场。这种立场大体可归纳为三点：
（一）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
（二）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因此，汉字是不能废除的。
（三）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
以上三点，第一点已经成为近现代人的共识，后两点在当时不但没有取得一致结论，而且继续引发了新的论争。
三
如果说，吴稚晖等人关于取消汉语汉字的激烈言论在当时尚未发生很大影响，那么，在1918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主张便不容忽视了。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8］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在特刊上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他批判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认为应当响亮而明确地提倡汉字革命，也就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说：
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这样，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钱玄同这一纸对汉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简化字的推行。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案通过并组成了汉字省体委员会。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也有人撰文赞成简化字。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手头字”也就是简化字），选定了第一批手头字300个，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
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尽管有一些人提出改革汉字，甚至激烈到要“废除汉字”，但是，他们的主张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是有本质不同的：
首先，这时的汉字改革，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工农群众不受汉字之苦，他以为，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他还提出，文字改革可以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鲁迅也提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9］，要“将文字交给一切人”［10］。这时的汉字改革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它无疑是进步的。
其次，这时的汉字改革，从宏观的理论上虽少有缜密的讨论，但却有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从黎锦熙提出用“词类连书”（即多音词连写）来解决多音字问题，赵元任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到瞿秋白设计出“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可以说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用切切实实的实际行动来为教育的普及、汉字的改革，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尽管他们的呼声很高、态度激烈、进程迅猛，但是爱国救民的立场和动机使他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即使是鲜明地喊出“打倒汉字”口号的钱玄同，也在《汉字革命》中说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提出了10项筹备事项和5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瞿秋白更是认识到，实行新文字并不是立刻废除汉字，而是逐渐把新文字推行到大众生活中间去，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能取消汉字。
废除汉字的主张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钱玄同的老师章炳麟明确表示反对废除汉字。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两种爱国动机相同而主张截然相反的意见，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今天看来却互相补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毫无疑问，汉字在历史上是为书写文言而发展演变的。中国文化史上言文脱节的现象是畸形的。它有利于文化的垄断，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以及“语文大众化”这两个重要主张，正是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振兴中华。当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与垄断文化沆瀣一气的复古思潮所造成的汉字繁难现象，必然会与之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
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钱玄同的学生梁容若在追悼钱氏的诗中说：“离经畔道为苍生，实大声宏有定评，我侍康成余六载，粗知矫枉即衡平。”［11］这便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解和中肯的评价。
但是，在这一阶段关于汉字的论争中，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1941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吴玉章同志做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了新文字运动方向的正确和取得的成绩外，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关门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带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些同志常常不免提出过左的口号，并且常常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使新文字太政治化，自然就造成了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二是宗派主义。他指出，“要打破以前的宗派主义，不仅要和国语罗马字根本改革中国文字的同志合作，就是一些改革汉字，如简体字各种改革文字运动的人，都应引为同志而共同努力于中国文字的改革，打破一切狭隘的观念。”第三是主观主义。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新文字是行不通、大众不会欢迎的”，另一种是“新文字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赞助，热心人士的推行，就可以顺利地成功……很迫切地要代替汉字以至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人脑筋中生活有长久的习惯，而且还有表意文字的长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废弃，短时期就能改变习惯的”［12］。
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来回味吴玉章同志的这段话，应当认为，他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积极而扎实、客观而冷静的，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
四
回顾20世纪初期汉字问题的争论，我们还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也就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从1947年3月在上海成立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到1952年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紧紧地相衔接，时间仅隔五年。建国以来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而在建国以后提出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政权所支持的政府行为。这种转变，一方面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大大有利于规范的统一和推行。也正由于它的这种性质，所以在政策、方案确定之前，如不充分尊重和认真吸取专家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就难免考虑不周，造成业务上技术上的失误，影响推行的效果。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设制汉字简化方案时，一些专家和语文工作者曾两次集中地对草书楷化的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底，在确定简体字选定原则时，语文工作者提出：“草书楷化的简体……弧形交叉和笔画的勾连，使得汉字的字形差别减少，不仅增加初识字人认读和书写的困难，而且草书楷化的形体远不及正楷体那样结构匀称、美观。因此，草书楷化字体不适于印刷，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12］1954年4月，在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征求意见时，北京的出版、教育、新闻部门又一次提出：“草书笔画增加了汉字的结构单位，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把它归并到现有任何一个部首里去，这就使原来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词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等不能继续使用。同时，草书笔画不易为初学的人掌握，难于称说，不便书写。”“宋体字夹杂草体，甚至一个汉字的一半是宋体，一半是草体，形式上很不协调。”［13］从简化字使用的具体情况和汉字构形的规律来看，上述意见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具体业务部门机械执行个别政府领导人关于“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的指示，致使上述意见未被采纳。从现有简化字来看，一些不十分优化的简字，大部分来自草书楷化。例如：“头”——单独用是“頭”，在“实”下对应“贯”，与“乛”合成“买”，使部件的结构功能产生混淆；“爱”与“庆”——都去掉了义符“心”，失去了最重要的造字理据；“东”与“东”——区别度过小，很难分辨；“专”、“韦”、“书”——不适合印刷体，也不便记忆、书写；……等等。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语言文字问题在它自己的科学规律，单靠行政命令是难以做得恰到好处的。在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微观的技术问题一定要经过专家和群众的充分讨论。吴玉章同志在1941年指出，新文字方案是几十年来许多人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但也还不完善，还要许多人来研究改进。事隔半个世纪，他的这些话，在50年代甚至现在，仍然是适用的。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更加符合科学的、客观的规律，才能使汉字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50年代的汉字改革，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是，20—30年代提出的问题，对最终要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所产生的一些疑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归纳起来，这些问题是：
（一）汉字是适合汉语的，它与拼音文字优劣恰好互补。几千年来，汉语与汉字的使用者习惯了用字形和音节来区别词与词义，用字面的造字理据来沟通字与词。如果一旦完全改为拉丁化这种表音的音素符号，虽然是取彼之长而改我之短，是否可能同时又是弃我之优而用彼之劣？
（二）为群众扫盲和初等教育所设计的文字改革方案，如何能与高等教育衔接？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掌握更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甚至还要掌握古汉字、古汉语，会不会由于文字改革走拉丁化道路，在初等教育结束后，给继续提高带来困难？
（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现代文字如果完全改为拉丁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会不会产生历史典籍无人读懂、优秀传统无法继承的后果？
这三方面的问题，同样出自爱国的思考，既是现实的，又是深刻的。如果不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的工作将会引起许多思想的困扰。然而在50—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机会。
五
从70年代末开始，关于汉字的争论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一方面由于科学讨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上述那些关于汉字改革的疑虑得以充分发表出来；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后期，信息时代不宣而来，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又一次面临考验，触动了改革它的初衷。但是，80—90年代汉字问题的争论，具有与前两次争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80—90年代，为文字改革作准备的三个措施——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施行了40年左右，由文化垄断和复古思潮所引起的人为的汉字繁化现象，得到了初步的解决，特别是在普及教育问题上，由于初等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字量不算太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又为识字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汉字与普及教育的矛盾缓解了；而与此同时，汉字简化在总体方案制订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有所暴露。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问题更为明显，取消“二简”又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汉字理论指导汉字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之，在80—90年代，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和对历史传统的急迫呼唤这两个表面看来十分矛盾、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社会实际，带来了关于汉字的很多新问题。例如，古籍整理要采用计算机这样的现代化手段，必须建立字形繁多的古籍字库，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字量因而必须扩充。大量文物文字出土，解读、整理、贮存这些新的字形、字体，也使汉字问题远远超出了普及教育的范围。
在20世纪50—60年代，从主导的思想说来，汉字的废除已成定论，只待时日，许多措施都是在这一主导思想下产生的；而在80—90年代，废除汉字的定论已被打破，汉字的命运成为一个允许讨论的问题。这样，汉字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以上现实，使20世纪末关于汉字的争论，带有了不同前两个时期的全新色彩。一个世纪以来，汉字顺应封建文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使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它的社会作用产生疑问，许多人为改革汉字、寻找与新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形式艰苦抗争、努力奋斗，但是却忽略了对汉字的科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很多真心拥护普及教育，对既往的文字改革表示理解与崇敬，并真心关注汉字命运的人，日益认识到，不弄清汉字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不对汉字的构形和使用的规律做出符合事实的探讨，不真正明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不从汉字的规律出发找到一条整理和规范它的科学途径，我们不但很难回答在前两次论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也难以使现时代的汉字应用——教学、信息处理和管理规范——走上科学的轨道。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字问题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种转变：如果说，在上两次论争中，人们的思考还是偏重于政治的和社会的；那么，在20世纪跨向21世纪的新时期，关于汉字的思考实际上更偏重于科学的和本体的了。
在汉字的科学研究日趋深化的时候，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澄清思想的混乱，走出方法的误区，坚持唯物辩证的文字观，必须尽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认为，90年代的汉字研究，首先应当确立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坚持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加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以字形为中心，探讨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固有的积习。这种积习，是早期汉字研究中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带来的。它造成了“小学”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的相对独立价值，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从内因论的角度，汉语与汉字既有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诚然，汉语的推动，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汉字规律的研究，不能用汉语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汉字的发展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它自身独立的规律，唯有弄清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才能对汉字的历史、现状中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从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个别利用金钱浸入学术环境贩卖伪科学、打着“复兴汉字”的旗号侈谈“维护汉字”的人，完全弄不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他们或者将二者的关系割裂，提出把“口语词”和“书语词”分开；或者将二者混淆，做出“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的荒谬判断，这些都是对讨论汉字本体问题的一种干扰。
（二）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通过对汉字总体系统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创建科学的汉字学与汉字史。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它的个体，是难以认识它的内在规律的。然而要从总体系统着眼来研究汉字，又必须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另一种积习。那就是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对汉字的研究一般以个体为对象，着眼于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虽然《说文解字》是一部富有系统思想的汉字学专书，但是，后来的小学家们只注意其所提供的形体与意义的考证，而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汉字本体研究的障碍。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它们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和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
从系统论的角度，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有了科学的汉字史，汉字的发展趋势才能清楚，汉字的改革方向才会进一步明确。
（三）坚持矛盾统一的观点，批判汉字发展的自发论，考察汉字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内部呈现系统的趋势；但是，在社会使用的汉字字符群属于开放的系统，从个体字形看，识读时要求字形理据强，易于讲解；书写时又要求字形简单，只留轮廓。繁与简的矛盾随时存在于汉字内部。从群体功能看，汉语词汇的丰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迫使汉字字量不断增多；而人的记忆负荷是有限的，现时中国普通的文化水平还不很高，又随时在抑制汉字字量的扩展。多与少的矛盾也存在于汉字系统的内部。从书写的规范看，字形的统一成为社会交流的最大利益，而个人书写又不能完全避免随意性。杂与整的矛盾在汉字结构系统的内部也时张时弛。因此，汉字总体系统中随时都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处于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正是这种内部的矛盾推动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成为系统变化——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汉字系统的规整，不可能是自发的，人对这套符号系统的规范和调整十分重要。当然，在把握汉字发展的脉络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汉字既是一种可以人为调整的信息符号，但它的社会约定性又不能违背。所以，要想使汉字呈现出有序的系统状态，既要重视人为的规整，又不能违背社会的约定性和符号内部自身的规律。顺应汉字发展的趋势，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我们才能有对汉字成功的规范，也才能不断调整和改进汉字的改革方案，使之既不割断历史又能有利于未来。
六
前面讲过，要使汉字的规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同时又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必须加深对汉字本体的科学研究，把握住它自身的规律。例如汉字简化是解决汉字繁难的重要措施。但是过去公布的简化方案在实用中显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个别简体，不但在古籍整理中带来问题，在信息处理采用形码的部件切分中，也带来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在选择个别字的简化方式时，仅注意了个体字符笔画的减少，忽略了整体系统部件的规整。
汉字的构形是具有系统性的，简化确实是个体字形优选的重要条件，但它必须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简化，才能使汉字真正便于各方面的应用。汉字在经过一定的整理后是否呈系统状态？这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中，这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传统的文献文字学，是以《说文》学为中心的。《说文解字》就是一部在对当时汉字人为规范的前提下描写小篆构形系统的专书。如果我们用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对《说文》小篆进一步加以描写［14］，汉字构形系统的实际存在便更为清晰了：
（一）《说文解字》小篆具有一批基础构形元素。由9353个小篆按部件进行拆分到最小，再经过认同和归纳，可以得出367个基础构形元素，我们称之为“形位”。其中314个是形、音、义具备的成字形位；53个是有形而无音、义的非字形位。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构字功能，是构成汉字、表现汉字造字意图的最小的功能客体。
（二）小篆的组构是依层次进行的。个体的小篆是形位的累积。每个小篆或只有一个形位，或可拆分出一个以上的形位。而已经进入构字、体现了自身功能的形位及形位的组合称作构件。在拆分过程中可以看出，形位累积为字符不是平面的堆积，而是依层次有序地进行的。在每一级组合中，随着构件中形位数不断增加，结构都发生着质的变化。汉字的结构层次是有序的，改变结构次序也就改变了这个汉字。有序的层次是汉字构形呈系统性的重要根据。
（三）小篆的每一层次的组合，都有固定的模式，每种不同功能的组合都可归纳为一种构形模式。小篆的构形模式可概括为六类：全功能零合成，形义合成，标形合成，会义合成，形音合成，义音合成。此六种模式可以涵盖小篆97％以上。现将各种模式举例如下：（附图略）
（四）这六种模式中，义音合成的字占87％以上。其余五种模式仅占12％左右，而且，它们绝大部分都在义音合成字中充当过构件，因而也可以包含在义音合成字的结构中。义音合成字，即传统“小学”所谓的形声字。它以义符为义类标志，以声符为示音标志，前者为纲，后者为纬，构成了标志鲜明的子系统。再以有序的层次来确定每个子系统中个体字符的相邻相关关系，小篆构形系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说文》小篆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在许慎作《说文解字》的当时，这种文字体制就已经不再通行于社会，成为一种历史的文字；而且，许慎在经过对字符的优选之后又以字书的形式把这种文字的数目固定了。于是，这种文字体制的结构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交换与转化。也就是说，它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许慎正是因为把握了周秦时代汉字的发展规律，才对当时的汉字，做出了成功的规范。汉字在隶书和楷书阶段的发展，受到《说文》小篆极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为的规范，又体现了汉字的自身规律。
七
一个经过人为规整的封闭系统的汉字可以把握，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并非一切历史层面上的汉字都经过《说文》这样精密的整理和科学的优选。那些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随着社会种种因素的变化而自发进行着内部元素与内部关系的建构和破坏的字符群，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也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呢？这个问题对当代汉字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以西汉隶书为例［15］，来说明即使是开放系统的汉字字符群同样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在民间书写的文本文字中，存在着同功能汉字的多种字样，必须首先对他们进行三种性质的归纳：
（一）完全相同字样的归纳。这属于去掉重复的工作，是将一切文本形式的汉字改变为字表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二）结构、功能相同而书写略有变化的异写字的归纳。这些字的关系属于同字异写，或称同构异写。例如：（附图略）
（三）功能相同而结构不同的异构字。这些字或因构件的选择不同、或因构件的增减不同而异形，但记词的功能是相同的，其关系属于同功异字，或称同词异字。例如：（附图略）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书写与使用汉字纷乱的文本中，对以上三种字认同的标准，首先是记词功能的相同，其次是结构的相同，第三是书写字样的相同。经过认同与归纳，文本汉字的纷乱现象减少，但系统尚未显现。进一步的工作是采用优化的原则，在诸多异写字中挑选出一个通行的字样作为这一组字样的信息代码，其它字样则作为它的变体。在诸多异构字中，也宜优选出一个通行的字作为正字，其余的根据它产生的原因作为变体字或讹体字对待。字样与字形优选的原则，首先应当是减少和统一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适应汉字的构形模式，使字形的造字意图尽量明确，从而建立与相邻、同类字形的正常关系，找到自己在整个构形系统中的位置。经过字符的归纳和标准字符的确定，整个字符群的结构分析便呈现出如小篆一样的有序状态。这就是经过人为处理使汉字构形系统形成并显现的过程。立足于系统的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对个体字符进行优选，完全可以避免以往汉字简化工作中顾此失彼的毛病。而这一目标，唯有冷静的科学研究，细致的对汉字本体进行处理，方能达到。
八
在决定汉字命运的时候，必须首先对汉字历史发展的趋势加以论定。在80—90年代关于汉字的争论中，汉字构形的表音功能究竟有多大？汉字的构形理据是否还存在？汉字还能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还是只能任意解释？这些问题，都要在探讨汉字构形演变历史的过程中来解决。而汉字演变的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汉字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其中包含哪些规律，只有对不同时期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比较才能弄清。试以甲骨文与小篆的构形系统总体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的事实［16］：
（一）甲骨文的标准形位有377个，与小篆大体相当，但它的形位变体就有2924个，非字形位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小篆。而且，小篆的构字总量是9353个，而包含上述377个形位的甲骨文构字总量却只有1311个，每个形位的构字频率很低。这充分说明，与小篆相比，甲骨文字形不固定，形位的可归纳程度很低。
（二）在甲骨文的构形模式中，义音合成字只占22％强，而会形、会义、形义等非声合成模式却占到77％强。在非声模式中，甲骨文的纯会义合成字只有7个。小篆所没有的会形合成字与形义合成字高达734个，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甲骨文的构件参构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构件表音、表义的功能尚未发挥。也就是说，在构形中，字符与语言的固定结合尚未完全定型。
（三）甲骨文的结构过程大部分还是平面组合，层次组合只有355个，连一半也不到。可见，甲骨文不但构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而且结构的方式也是图形式的。
以上三点说明了殷商至两周阶段，汉字的整个系统处在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阶段。形位数量的固定和归纳程度的加强；构件功能从表形为主到以表义为主、表音辅之；结构方式从图形式的平面组合到义音式的层次组合——这三点，就是这一阶段汉字演变的主要表现。
再以小篆与汉代碑刻隶书的构形系统作一总体的比较，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
（一）隶书的八分书——以至更后的楷书正字——在标准形位的归纳程度、以义音组合为主体、层次组合占主导地位等方面，完全承袭了小篆。
（二）隶书形位变体、构件变体、异写与异构字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是因为秦代“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长期缺乏许慎这样的专家进行整理、规范的缘故。
（三）隶书与小篆的主要差别在于，在隶书构形系统中，原来小篆的单形位构件大量变形，大量粘合，对构字意图起作用的单位本来是由单形位的末级构件作基础的，隶书却转移到由字符一级拆分得出的直接构件上。例如：“更”在小篆里是义音合成字，从“丙”、从“攴”，隶书粘合后，“便”、“苏”等字的构字意图就不能从原来的基础构件去找，而要在直接构件“更”上去找了。这说明，隶书的义音化程度比之小篆更加大幅度增强，形体与物象的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构件的表形功能完全被表义、表音功能所替代。
经过比较而看到的汉字构形历史告诉我们，汉字字符本体仍缺乏准确的表音机制，性质仍属表意文字，即使再规整简化，在信息处理上，也不会比拼音文字更简便。但是，它的义音化既有利于构件的总体简化，又有利于字形的个体简化。因势利导，科学规范，充分利用表意文字的内在机制使其更为好学好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做，有利于在初等教育实施时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延续，更有利于在适应当代、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照顾到历史的继承与文化的衔接。
前面说过，汉字作为经过数千年发展的表意文字，的确有它繁难而不适应当代的一面，为了教育的普及、科学的进步，对它简化，为它制定标意符号，以至对它的彻底改革加以思考，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有些人不顾汉字历史和现状的实际状况，硬说它“比拼音文字还有利于信息处理”，“非常易学并能开发智能”，还断言这种繁难的汉字“将会成为世界的通行文字”……用这些说法来否定汉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有意的哗众取宠，这是我们无法赞同的。但是，在对汉字命运做出这样与那样的决定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起码在现时，汉字还是我们必须使用和面对的实际存在。我们必须在使用好汉字的同时来思考对它的改革。如何使用以及如何改革，应当也必须求助于历史启示和科学的帮助。加强科学的汉字学的研究，将会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将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更加科学而减少臆测，并为汉字的应用——汉字的规范、汉字信息处理、汉字教学等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在每个阶段构形系统的测查与描写完成后，汉字构形的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探讨，当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这样，汉字的性质、汉字的优化和简化等素来有争议的问题，较易取得共识。这些共识将有助于我们为汉字的命运做出慎重的抉择。
注释：
[1]“六艺”及郑众所注“六书”，均见宋刊本《十三经注疏》中《周礼·地官·保氏》及其注。
[2]许慎《说文解字叙》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之说，以知“六书”为“六艺”之先教者。
[3]见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4]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5]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原刊《国粹学报》190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单行本。
[6]《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所说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汉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
[7]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8]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9]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10]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00页。
[11]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3页。
[12]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转引自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
[13]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4]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43页。
[15]本文对《说文解字》进行的分析，原始材料根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根据陈昌治单行刻本影印，1968年12月版），其中个别错字我们经过勘正。统计数字见齐元涛《〈说文〉小篆构形属性的计算机测查》（《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关键词】高校社团；汉字文化；实践推广；探讨
汉字时空•社是广西科技大学众多学生社团组织之一，成立以来高举学习汉字文化的旗帜，成功吸收了本校各专业的部分汉字爱好者，以学习汉字甲骨文为主，开展了汉字文化学习、经典名篇诵读大赛、中华礼仪培训等活动，还以社团名义组织学有所长者走出校园，与校外相关单位亲密合作积极推广汉字文化，总的来说反响非常好。由此笔者就高校大学生推广汉字文化作以总结，也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汉字文化推广的目标定位及特点和方式
汉字忠诚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创造的各种文化，毫不夸张的说，汉字在传承历史、文化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每个汉字都有一段搅动历史的故事，热爱并准确理解、灵活使用汉字是每个中国人的光荣职责，在校大学生更应该成为学习汉字文化的主要角色，组建社团积极开展相关推广活动。
其一，学习汉字目标定位清楚。首先汉字时空•社凝聚的是爱好汉字文化的在校大学生，因共同的爱好愿意利用课外时间为学习汉字及推广汉字文化做出积极努力，在保障学业顺利的基础上，主要组织学生成员学习甲骨文，这类文字与后期文字有很大的不同，目前也只是破解了相当多的甲骨文，本着溯本清源的想法，结合历史文献通晓部分汉字的本源意义，以及因时代变迁产生的新意等等，通过学习尽量充实汉字文化的内涵，把经典诵读、中华礼仪、中外交流等纳入活动范围，为弘扬传统文化做出积极尝试。
其二，学习汉字文化是在爱好基础上的自然深化，组建学生社团目的是通过学习汉字更加热爱、准确应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因为汉字文化丰富多彩，由此了解汉字演变的动态规律，明白汉字演变基本伴随了我国历史进程的走向，社会时代巨变也会反映在文字变化上，研究汉字需要具备深厚的学识功底，以及持久的学习行动，这个过程也许会吸引部分同学深入钻研，甚至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可能个别学生愿意考研成为文字学的专业研究者，但是大多数只是通过学习受到一定的教育，感受到包括汉字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魅力，由此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者和践行者。
其三，进一步充实汉字文化内涵。汉字时空•社选取甲骨文为学习内容，这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文字，汉字音形意需要反复学习才能学以致用，作为书面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讲究准确、规范，在此基础上还要赋予交流文字排列之后产生的美感，无论是从早期的《诗经》，还是后期的各种文献，都把汉字朗朗上口的节奏感、绘声绘色的形象感、含义丰富的意蕴感等自然巧妙呈现出来，因此汉字“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并以自身记载信息的功能表现于书法、表演、创作、记录等方面，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交流载体，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建构了中华历史文化的经络，因此再进一步学习经典诗文诵读、中华礼仪文化等传统文化，并能够在学习、生活及今后工作中自觉传承应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因而学习汉字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因为大学生好动，思维活跃、乐于实践，就由单纯的汉字学习拓展到经典诗文诵读、礼仪基本知识、中外学生交流等领域，“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属于汉字文化自然延展的学习内容，因活动丰富既吸引了更多感兴趣的大学生，又能让其充分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由此更加热爱古老又充满活力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新时代成为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生力军。
二、汉字文化推广实践内容举要
自从有了文字，人类创造的文化就有了书写记录的凭借，推广并进一步发展相关文化就变得更加容易，因此学习汉字也要积极开发相关领域的学习内容。汉字时空•社就把汉字学习与诗文诵读、传统技艺、礼仪常识、中外交流融合一起，以课外时间组织大家一起学习训练。
其一，汉字学习。汉字变化很大，甲骨文更是因为历史久远而让现代人越发觉着神秘，当然也觉着难度较大，可是先人创造甲骨文记录事物，带有更多本初信息，从中能直接觉察到汉字创造的显性特点，对于进一步学习后来的文字能打下很好的基础，同时汉字讲究笔画构造、造型美观，一般地说喜欢汉字也就喜欢汉字书法，书法艺术基本伴随了汉字演变的历史，学习汉字不但能够认识到其变化规律，以及中国古人的审美意识，还能因具备掌握汉字常识更加熟悉灵活地应用，受其启发还能为外观设计增添汉字元素，根据产品类型放置篆书、隶书等，完全体现古为今用的汉字推广成果，大学生主要是喜欢探寻汉字变化规律，作为带有普及性的学习特点，主要是帮助各专业同学进一步熟悉和准确使用汉字。
其二，经典诵读。我国经典书目都是灵活应用汉字的艺术精品，文字精美、含义深刻是代表我国智慧创造的范本，因为体现了汉字特有的美感，以及包含丰富的语言信息，经过了千百年的时间考验，值得精读背诵反复揣摩，根据学生需求，精选适合的各个时期的诗文篇目，组织学生成员认真钻研文字本意及使用技巧，然后熟能成诵，在原先中学背诵基础上增加背诵篇目，能有效理解汉字创造成果的价值和功效，特别是大学生精力旺盛，可以利用特殊的节假日组织经典名篇诵读大赛，通过更多学生的加入能有效带动大家学习汉字，还可以到中小学组织类似的活动，让经典诵读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窗口。
其三，传统技艺。剪纸、茶艺、插花等都很好体现了我国文化特殊的审美形态，这些是汉字时空•社开展的传统技艺班学习的项目。剪纸非常好的把汉字美感体现出来，如红红的“福”字为春节或是乔迁新居等增添几多喜庆，“囍”字更是中国男女成婚必不可少的标识，寓意了二人成婚百年好合、喜事连连之意；茶艺体现的是休闲静心养性，不仅能欣赏动静结合的泡茶功夫，还能品味不同地域的茶香，一般来说，茶室会张贴环境适宜的装裱好的书法作品，为之营造品茶的优雅气氛；插花是把室外的艳丽花朵搬进了房间，为了获取更好的美感，讲究花色搭配、花草点缀、高低相映等技艺，特别受到女同学的喜爱，也能为将来居家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当然这些技艺与汉字关系不一定密切，但是通过这些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加入社团，为弘扬传统文化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其四，中华礼仪。我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拥有特色鲜明的礼仪文化，很多学校利用开学、毕业等特定时间，或者其他庆典活动，组织学生身着汉族，展示特有的入学开笔礼、拜师礼，以及成年礼、结业礼等等。当然还有其他场合的礼仪，因为现代社会生活工作节奏感强，人们已经非常适应现代礼仪，很多传统礼仪非但没有很好的展现，很多人都机会没有学习，因此，开展中华礼仪学习非常必要，最起码能普及部分知识和技能，通过学校节庆晚会展示中华礼仪，让师生直接感受到传统礼服、优雅动作甚至歌舞配合的震撼人心的魅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熟悉中华礼仪，而不是只能在影视戏剧古装戏中欣赏，通过学习也能化为自身掌握传统文化技能的一部分，由此成为非常好的传承方式。
其五，汉语角活动。汉字学习现已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的热门，我校外国留学生主要来自东南亚等国，他们本身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当然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是掌握一定的汉语，但还需要好好进一步学习；我国大学生汉语水平自然很好，但是英语水平有待提高，因此，汉字时空•社非常敏感抓住了中外交流这个关键点，为中外学生汉语及外语学习打造了一片新天地，称之为汉语角，吸引了很多留学生前来，既能通过对话交流提高交际能力，又可以通过书法、剪纸、茶艺等活动让其体验到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为深入学习打下较好的基础，还能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主动学习汉字文化。根据开展的汉语角活动来看，效果较为理想，中外学生交流增加了友谊，拓宽了视野，还能为中外交流继续谱写新的佳话。
三、结语
高校推广汉字文化借助学生社团效果显著，因为学有所长的学生采用的方式方法非常适合学生身心特点，由汉字学习拓宽到其他传统文化，能够吸引更多优秀大学生加盟，也为培养更多弘扬汉字文化的优秀人才做出贡献。
其一，根据学生身心特点，使用合适的方式方法唤起更多的注意。大学生敢想敢做，以适应学生社团的学习方式和方法开展活动，社团成立就把汉字文化与新媒体自觉融合，利用新媒体等微信群积极推广汉字文化，不失时机推出了汉字时空•社交流群和微信公众号，利用网络传播的便捷性，随时随地随心与关心者爱护者进行交流，并积极吸纳各种意见，扩大队伍建设，开展活动的种种信息，便于成员之间的及时联系和沟通。特别是帅选代表性的甲骨文，结合历史文献讲述这些文字的传奇故事，既让设计特长的同学推出造型美妙的变化字体，又给予恰当的分析，做到了图文并茂的视觉享受。同时就开展的各种活动，如中外学生聚集汉语角交流，以毛笔书法、饮食文化等作为切入点，中外学生一起切磋技艺，同时还能品尝自己动手做的美食，友谊和技能相伴，在欢声笑语中体会到交流的重要。也就是重视学生交流的方式方法，以大家感兴趣的活动开展汉字文化，比如在校园小路两边挂满字谜纸张，让路过的同学开动脑筋猜千字谜，以此吸纳更多的同学加入社团活动，并及时沟通交流，以提高工作效果。
关键词：六书 汉字理据 教学法
到2011年底，中国在世界的10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58所孔子学院和500所中小学孔子课堂。在孔子学院的带动和影响下，全球汉语学习人数已逾5000万。其中有很多在海外出生、成长的华裔。他们学习汉语就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他们大多数会说些汉语，但是不认识汉字。这就为海外的汉语教学提出来新的课题和要求。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朱骏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如果他们的汉语只是停留在口语上，就不能更好运用汉语。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实际要求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
一、以“六书”为纲领的字理识字教学法的可行性
汉语是表意文字，与印欧语系有很大的差异。刘又辛说：“从两种文字的性质来看，拼音文字是一种无理性符号，汉字则除少数表音字（假借字）外，基本上都是有理性符号。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有理性符号容易理解容易记忆。”“英语的man和woman为什么分别表示男人和女人，没有理由可说。在这几个字母中也找不出与男人和女人的任何联系，但汉字“男”“女”两个字却是有理据的，“男”字从田从力，男人在田中劳动，是个会意字；“女”字甲骨文“”像女人两手相交，描绘出女人的特点，是个象形字。这些汉字可以从字形看出词义，因而是有理据的文字。从这个角度说，汉字学习有明显的趣味性，学习难度又小些。
由于这些学生中大部分口语较好，我们在实践中得出对他们进行“六书”为纲领的字理识字教学法具有很好的效果。贾国均认为：字理识字教学法是根据汉字的组构规律，从汉字音形义的关系着手，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通过六书的构型理论来突破字形难关的，达到提高识字教学的效率的目的。据统计：《汉语水平考试词汇等级大纲》中甲、乙、丙、丁四级的2905个汉字中构成这些汉字的部件一共是431个，构成甲、乙等级的词汇的部件数是391个，占总部件的90.7%，其中构成甲级汉字的部件总数330个，占总部件的76.6%，而甲、乙级的词汇占总字数的56%。只要学生掌握好这330个汉字的部件就找到了学习汉字、汉语的金钥匙。这330个汉字的基本构成部件只有110多个（张旺熹统计的有118个；施光亨统计的有119个），由此推测以《汉语水平考试词汇等级大纲》的甲级汉字作为在海外的汉字教学是有可行性的。
二、以“六书”为纲领的字理识字教学方法
“六书说”学术界较一致的观点是“四体二用”也就是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假借、转注”是用字法，二者不产生新的汉字，只是使汉字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从历时的角度看，汉字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历史，特别是经历了隶变和简化以后，有很多汉字已经看不出创造之初的理据了，有很多人士认为汉字已经丧失了理据，“六书”的研究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但是王宁认为：从隶变开始，汉字的构意大部分保留下来了，少部分发生了构意的变化。她把这种变化分为三种情况：理据重构、理据部分丧失、理据的完全丧失。董丹梅也认为：现代汉字76.5%的保留理据，12.14%的部分丧失理据，11.29%的完全丧失理据。由此可见汉字虽然经历了隶变和简化的过程，汉字的理据性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也本着这一观点来研究“六书”对汉字教学的影响。通过对《汉语水平考试词汇等级大纲》的800个甲级字的爬梳，我们整理出象形字120个、指示字17个、会意字215个、形声字448个。
（一）形象展示法
这种方法主要讲授象形字。“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日”甲骨文作，像太阳；“月”字，甲骨文作，在半圆形中加一短竖指事符号，像新月；象形字所表示的形象有关于人体，如（子）、（人）、（口）、（心）等；关于天文地理，如：（山）、（水）；关于动植物，如（牛）、（鸟）、（鱼）、（木）等；关于器物，如（门）、（网）、（册）等，以及其他跟他们有关的事物。这些具象的事物，先民们按照事物的形状把事物画出来达到识记的功能，通过形象展示法使事物与文字联系起来，学生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个孤立无据的方块字，而是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文字。通过从甲骨文的展示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增强了汉字具象化识记的能力。但是通过隶变，现在的汉字图像化已经大大减少，线条化增强，但不要为了形象化教学，把那些已经与当初形象的含义相差较远的汉字牵强附会地硬拉在一起讲解。这样会使学生产生迷惑，增加了他们的学习负担。
（二）字理讲析法
这个方法可以讲解指事字和会意字。“指事者，视而可识，察尔可见，上下是也。”指事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附加指事符号构成。如（刃），是在象形字“（刀）”的刀锋线上加点，明确刀锋位置；“（本）、（末）”是在“”的基础上指出两个汉字的含义指向，同步教授“未”使学生同时识记三个汉字还可以避免三个形近字的混淆。指事字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只要讲给学生，学生马上就会意会。“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摇，武信是也”是由两部分同时表达一个概念，如（休），用形象生动的动作依靠在树上，它的本意是在树荫下乘凉歇息，学生一下就明白“休”的意思，下次他们看到这个汉字就回忆起课堂上的情形，这样文字的音、形、义就联系起来了。（苗），可以在田地上画上禾苗，表示田园里开瓣萌发的作物；（囚），一个人在一个封闭性的空间，表示拘禁罪犯或奴隶；（从）、（比）、（步）、（益）、（采）等会意字都可以形象生动的解释给学生，结果证明用此方法学生能很快的识记住很多汉字。
（三）系统归纳法
系统归纳法主要适用于形声字。“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由形符和声符组成的。形声是继象形、指事、会意之后的一种造字法，并且是最多产的造字法。康加深对7000个通用汉字的研究得出形声字有5631个，约占通用汉字的80.5%。其中形符的构字能力有很大差异，构词量超过20个的有54个，54个形符构成4898个汉字，约占总形声字的87%。其中左右结构的4161个，约占总形声字的73.89%；上下结构的998个，占总形声字的17.5%；两者合计5149个，约占总形声字的91.44%。左右结构中左形右声的3797个，约占67.43%。如：以“木”做形符的近80多个汉字。我们可以用汉字的形旁来推测汉字的含义，也可以在教学中给学生建立字族的概念，虽然形声字的形符并不能准确地表达汉字的确切含义，如王力认为：意义范畴是一个比较广阔的范围，意义范畴并不等于词义本身。还有裘锡圭也认为：绝大多数的形声字只和形符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但建立起字族的概念，众多汉字不再是孤立的汉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串。所有以“木”字部的汉字都是与树木有关的汉字。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说：“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例如从“仑”得声的字，如沦、轮、伦、论、纶等字都具备有条理、有伦次的意思，由此可以执简以驭繁，找出一组字所共有的“义素”。清代的学者就提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进而走向研究“字族”或“词族”的道路。
在教学中我们以高频字引出低频字，以熟悉的汉字引出不熟悉的汉字，如：用声符引出形声字，由“马”引出“吗、妈”以及“骂、蚂”等，在“女”是“妈妈”的“妈”，在“虫”是“蚂蚁”的“蚂”，一个人说是“吗”，两个人面对面的说是“骂”。又如：由“方”引出“房、放、防、访”等。也可以用形声字引出形声字，由“爸”引出“吧、把”，在“口”是语气词“吧”，在“扌”是表示动作和介词的“把”，因为介词大部分都来自动词。还可以用形声字引出声符，如基本上所有的对外汉语教材的第一课都是“你好”“你们好”，由“们”就可以引出“门”，又如由“苹”引出“平”。
（四）字不离词、词不离句
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如果只是认识几个汉字，就失去了学习汉语的目的。我们从“六书”的角度分析学习了汉字，最终的目的是使用汉语。由于汉字常常有多个含义，所以要以词来定字义，（例如：“长”，在“长高”“长方”），要在行文中确定汉字的含义（例如：“都”，可以是副词，也可以是“首都”）。有人说汉语的表达比较模糊，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含义，要“听话听音”。我们充分的利用资源让学生多接触汉语书籍，使学生“随文识字”。汉字的音、形、义形象具体的展现在学生面前。如：花，他们很容易记住花朵，但是“花”还有其他的含义，如：花费、老花眼、花心等。他们知道了它的使用语境，学会在以后的学习和阅读中类推出确切的含义。
三、用历时的眼光对待字理识字教学法
汉字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应该用历时的眼光来反观汉字的现状。虽然“六书说”等理论为汉字教学指明了一条便捷之路，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机械地教授学生，使学生引起不必要的过度迁移，出现“秀才识字认半边”的情况。“六书”是人们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总结得出的，但汉字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变化的。我们在教授的过程中一定要立足于现代汉字的实际情况，不应该一律按照古代六书的分类。如“泪”从水，从“目”是个会意字，而早期汉字“涙”从水，戾（lì）声，是个形声字。如：“灭”早期汉字“滅”，从水，威（xuè）声，形声。简化字“灭”为会意，从“一”从“火”，“一”表示覆压火上。在教学中就应该作为会意字来处理，既形象又好记。
汉语的语音是发生很大的变化。“古无轻唇音”，只有“帮、滂、并、明”，无“非、敷、奉、微”，如“方”为声符的字：房、放、防、访（fang）、旁（pang）。“古无舌上音”，只有“端、透、定”，没有“知、彻、澄”如“者”“都、赌、堵、睹（du）”、“猪、煮、诸（zhu）”。在教授的时候一定要有历时的眼光，至上而下地教授汉字。
汉字是表意文字，如果在教授汉字的时候加入字理的讲解，会大大增加课堂的气氛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是现在有很多地方的汉字字理的讲解存在很多问题。我们教授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字理的可行性，吸取精华弃之糟泊。如“新说文解字”，有的把生活常识、科学融入其中，有可行的一面，但是有时为自圆其说，解释牵强附会，随意性很大。如：饿——我要食；俄——我的人；鹅——我的鸟；娥——我的女儿。而事实上，它们只是以“我”为声符的形声字。
四、总结
面对现在海外出现的新情况的分析，我们通过在课堂实际教授情况的总结，研究得出通过以“六书”为指导的字理汉字教学，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后我们将在此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使此教学法在更广、更长的范围内试用，使理论更具有普遍性规律。
（本文为河南大学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1YBRW036）
参考文献：
[1]贾国均.字理识字研究与实践[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董丹梅.3500个常用汉字理据测查[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5.
[4]谷衍奎.汉字远流字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关键词】识字教学 音 形 义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1-0184-01
识字，是语文教学最重要的课堂教学内容。汉字作为华夏文明的文字符号，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它从甲骨文到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演变，历史悠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而是作为一种文化被寄予了超越其自身的更多含义。
当今，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关注。中国各地的诵经班，传统的私塾不断涌现。海外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因此，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更应该要有向幼儿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职责。笔者在实践中摸索了一些做法，在此提供给大方之家斧正。
一 用汉字的形体演变展示汉字的历史文化
汉字是历史悠久的文字。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儿童心理特点以形象思维为主，如果要让幼儿学习生字，就要把这个字的形体演变的历史过程展示出来，如用多媒体动画的形式展示出来，这样可以使幼儿有鲜明的形象记忆，从而对汉字发生浓厚的兴趣。久而久之就会热爱自己祖国的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自豪感。
二 从汉字外形上感悟灿烂的传统文化
最早的汉字来自图画，象形汉字保留了所指事物的外部特征，例如：山、水、日、月；指事字根据标志显示特殊意义，例如：上、下、刃、旦；会意字取两字或三字合义，例如：休、明、尖、森。汉字能目击字形直接获取意义，大脑对汉字字形有直接的把握和感受。这是其他民族的文字所不能具备的特征。
汉字有形有音还有一定的意义，是音形义的综合体。汉字笔画虽多，结构复杂但仍有规律可循。它是由基本字、结构按照一定的规律法则组合而成的。常用的汉字虽然为数不多，只有几千个字，但汉字构词能力特别强，认识一个字，可以拼出许多的新词来。一个“白”字，即能造词“白天”“白菜”“”“白兰地”“白璧无瑕”等163个不同的词条。所以，依靠不多的汉字就能拼写出绚丽多姿、气象万千、海洋般深邃、天空般宽广的文章。
三 从汉字的声韵上感悟汉字的韵味
汉字有阴阳上去四声，高低交错平仄相配成就了汉语语言的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传统的唐诗宋词元曲就是汉字韵调的绝佳组合。例如：《语文园地》中的“千口舌、舌甘甜、土里埋、木帛棉、人门闪、马门闯、合手拿、分手掰”尽情显示了汉字音形义的和谐搭配所表现出来的趣味。
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谜，一个汉字就是一首诗。在过去的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员教导群众就编了许多的顺口溜，“土字头，田字腰，共产党，扛大刀”，使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贫下中农不仅仅认识了汉字，而且宣扬了革命道理，激发贫穷的农民参加革命。汉字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 识字教学需要有文化内涵
识字教学不仅要教音形义，更要从音形义中体会其中的文化内涵。例如：看图识字“人”的图画，可以用一个人的四肢展示“人”字形状的图画。有的教材展示的是一个穿着古代服装的人，双手作揖行礼，这正是体现了汉字的文化特点，四肢健全的人只是展示了人的生物特征，双手行礼的人却展示了人的社会特征，人之所以为人，不仅是因为人能衣食住行，而且是因为人能够知书达理，这样就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展示了出来。
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
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
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
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
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
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
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
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
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陈澧.东塾读书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2]王宁.汉字与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6).
[3]王宁，等.《说文解字》与汉字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4]李逢甫.汉字的文化积淀[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6(3).
[5]陈建民.语言与文化漫话[j].宏观语言学，1992(1).
[6]何毓玲.从《说文·女部》窥古代社会之一斑[j].古汉语研究，1996(3).
[7]殷寄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
中华上下五千年，在这片华夏大地上，汉字绝对是最为神秘的古代文明。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汉字是不可获缺的书法瑰宝，它整齐却又灵动。今天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昨天我在学校的图书馆借了一本叫《探秘中华汉字》的一本书，才刚看一会，眼睛仿佛就出神了。脑子里浮现出种种自己以前对汉字的理解。汉字的的始祖仓颉大约在六千年前创造了汉字这种特殊的社会交流方式。
汉字的形体演变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从成体系的汉字算起，汉字的形体演变中华汉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甲骨文最早的汉字，就是在殷商时期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汉字。每一个字都是前辈们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中华汉字的魅力就在于汉字是民族文化的化石，是历史的载体，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是有着鲜活生命的你我他。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在我们的方块字中潜藏着丰富的审美和诗意，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有着独特的文化魅力，有着深厚的爱国情结，尤其是漂泊在外的海外文化意蕴。中华汉字的魅力就是汉字的美丽就是形体，每一个汉字都有不同的神韵譬如“明”这个字左边一个日右边一个月一个太阳，一个月亮，组成的会意字。是不是觉得很生动么。还有“闷”这个字门里一个心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心被关在门里会闷。汉字的流传至今的汉字在其他的国家都起到很重要的影响像朝鲜就是大量运用了我们的中华汉字，才去创造他们国家的汉字。汉字在全球国家都占重要地位，中国的汉字适用性很强，而且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才会传承至今，从古时候的甲骨文、到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每一次演变都是前辈们呕心沥血创造。经过一星期的努力学习我发现了中国汉字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世界的文字都逐步走向拼音化发展，形声汉字即是汉字拼音化的表现。汉字能够随时代的变化而同步进化。中国汉字许多的文化都需要流传下去。
学习汉字就是在走进中华名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触摸这数千年前汉字的脉动。我通过学习汉字从而了解到了古时候汉字的创造，汉字的演变，汉字的流传，当然我们炎黄子孙当然要把中华汉字流传下去，让汉字一直流传下去………
六年级:小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