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6:53
20__年暑期普通高中新课程全员培训，通过远程研修与校本培训相结合的模式，在学科课程专家和指导教师引领下，以教师为主体开展学科教学案例分析和问题研讨，帮助广大教师整体把握、[！]准确理解课程标准和有效实施高中新课程，促进我省高中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
二、培训对象与条件
培训对象为全省普通高中学科教师，以学校为单位集体组织报名，全员培训，原则上不得缺额。根据《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试行）》中“落实课程标准，按照国家规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学活动，不随意增减课程和课时”的要求，对学校尚未开设的课程，也要选派教师参加培训。
高中学校要提供教师上网学习条件，教师要具有上网学习交流的能力，能够坚持全过程的远程学习。培训期间平均每天学习视频课程2学时，每天参与学校及区域组织的面对面研讨和在线交流研讨时间不少于4小时。
三、培训时间
全省高中教师按市地分两批培训。
第一批：7月13日—25日（淄博、烟台、东营、枣庄、潍坊、泰安、临沂、聊城）
7月13日，完成公共课程的学习，6学时；
7月14日—25日：完成各学科6个专题的研修。
第二批：7月27日—8月8日（济南、青岛、济宁、日照、威海、莱芜、滨州、菏泽、德州）
7月27日，完成公共课程的学习，6学时；
7月28日—8月8日：完成各学科6个专题的研修；
高中政治学科课程学习时间为10天，每天6学时，共计60学时。其他学科课程学习时间为12天，每门学科课程分为六个研修专题，每个专题2天，每天学习6小时（其中观看视频2小时，其余时间为教师面对面研讨、提交作业和参与网上研讨时间），共计72学时。
每个专题第一天学习通过高中新课程的视频案例分析，引导学员进入情景，直面问题和不同观点，各抒已见，互动交流，并以作业或讨论等形式，发表看法，分享智慧。第二天学习，通过视频讲课、专家文稿、相关文章、评论、课程简报，学员提交作业及互动交流，获得相关理论知识，提高教学能力。各学科研修进度以课程团队制定的课程表为准。
培训期间，研修平台24小时开放；集中培训结束后，所有参训教师仍可凭个人账号和密码登陆研修平台参与讨论。
四、培训方式
采取远程网络研修和校本培训相结合，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的模式。充分发挥网络远程培训的优势，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学习、管理与互动研讨。充分发挥行政和学校管理优势，推动远程网络为平台的校本培训的深入开展。
——学员学习：包括学习视频课程、参与面对面研讨、参与在线研讨和专题讨论，按要求完成并提交作业，与指导教师及课程专家互动答疑；
——指导教师：组织、督促学员学习，进行学习指导，评判作业，点评学员观点，组织并引领学员进行研讨；
——专家团队：对指导教师进行指导，定期在线与学员进行交流，编辑课程简报，对典型问题进行集中互动答疑。
——网络平台系统：提供学习资源、交流平台，记录学员网上学习时间、作业完成情况、参与互动研讨点评情况、讨论记录和作业成绩等，并根据相关标准进行综合成绩评定。
五、培训工作流程
1、管理系统数据审核（6月1日—10日，各高中学校）
各高中学校利用已经注册的“山东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系统”管理员账号和密码登陆管理系统，补充、修订、审核确认参加培训的教师名单及个人信息。
2、综合管理培训（6月9日，各市教育局）
各市教育局选派相关人员参加省项目办组织的集中培训，熟悉“山东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系统”，了解数据审核、报名、编班以及指导教师配置等工作要求与流程。
3、报名、编班和配置指导教师（6月11日—15日，各高中学校、各市教育局）
各高中学校利用“山东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系统”填报参加培训的教师名单，本工作于6月10日—13日完成。各市教育局按照区域就近原则（以县区为单位，对于教师人数少的学科，各市可根据实际情况跨区域，或以市为单位组班），每学科、每100人左右编为一个学科虚拟班级；各市教育局根据相关标准（附件）选拔成立本市的指导教师团队，根据本市各学科班级数，为每个学科班配备指导教师1-2人。此项工作于6月14日—15日进行。
4、指导教师团队及技术人员培训（6月19日，省项目办及各市教育局）
6月19日，省项目办通过山东省教师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对各市指导教师及各级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各学校领取课程资源，并下发至参加培训的教师手中。
5、熟悉学习平台（6月21日—7月10日，各市教育局、各高中学校）
指导教师、各级技术人员熟悉学习平台，下载整理各类手册，对参训教师进行相关培训，检查各校培训场所、设备是否正常，为正式培训做好准备。
6、试点培训
6月21日—7月初，拟组织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培训。试点培训方案另行通知。
7、培训实施（7月13日—8月8号）：
（1）各学校根据统一要求，根据课程表的安排播放已经准备的课程资源，组织各学科教师观看；
（2）学校在区域教科研部门指导下组织本校学科教师开展面对面的互动研讨；
（3）各市指导教师在学科课程专家团队指导下对研讨内容和学员作业根据相关评价标准进行评价、点评和互动研讨。
对于培训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及账号密码错误等问题，由各校技术人员在本校依托“山东教师继续管理系统”予以解决。
六、考核评价
为保证培训工作顺利进行，省项目办将制定、下发课程专家团队、指导教师团队、技术人员工作手册和学员学习手册；制定优秀、合格组织单位（市和学校）、指导教师、学员评价标准，明确工作职责，量化
关键词：视频直播；点播；视频交互；流媒体；远程培训
中图分类号：F303.3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3）07-0019-05
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宽带网络已接入到千家万户，特别是视频编码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网络技术的日益成熟，为我们利用农业信息技术开展农村远程教育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1]。此外，强大的农业专家队伍和相应的知识储备、农业科技成果，为农村远程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山东省委、省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农业信息化工作，1996年成立了以分管省长为组长的省信息化领导小组，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支持农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实施“山东省万千农民上网致富”工程，扩大了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在乡镇、涉农企业和行政村的覆盖面。2010年4月，山东省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试点省份。“十二五”伊始，科技部针对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建设，组装了“农村农业信息化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承担子项目“农村农业信息技术综合示范”的研究工作。山东省农科院科技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凭借多年来在农业信息化方面的技术积累，经过大量的调研和分析，提出了建立山东省农民远程教育系统的构想，系统将依托山东省农村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基层站点，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以网络为载体，以文本、图片、视频等形式，就农民关心的新技术、新政策，提供农业科技、政策法规等相关知识培训。这一培训形式，将克服地理区域和时间上的限制，使广大农户能够随时通过网络学习农业知识[2]，解决生产难题。
1设计原则
为了满足全省农民远程教育的需要，系统的基本设计原则是：交互性、开放性、可扩展性、安全性和易用性等。基于上述原则，对系统的总体要求是：界面友好、操作简便、稳定可靠；具备完善的网络管理功能；具备用户管理功能；便于维护，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灵活的扩展能力。
系统应具有统一的业务引擎，整合高度集成的专业化配套设备，内容和管理均可远程操作、维护。整个系统将采用模块化设计，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分开采购、灵活扩展、平滑升级。系统要符合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趋势，以网络视频直播和点播为基础，突出网络传输的质量和稳定性。
既可以满足局域网，也可以满足互联网；既能支持主流媒体文件格式的点播，也能支持主流文档格式的点播；既能自成体系、独立应用，也能提供各种接口，轻松融入现有网络服务平台、办公自动化系统以及网站之中，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和易用性[3]。
2系统结构设计
远程教育系统有多样的形态和模型类型，对应有不同的功能和特点[4]。设计适合农民的远程教育系统，就要认清农业领域的特点和农民的自身情况，做到量体裁衣。本系统将采用客户机/服务器模式，使客户端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易操作性（见图1）。
3系统功能设计
农民远程教育系统将包括前台展示子系统、农业多媒体数据库系统和后台管理子系统三个功能模块，可实现课件教学、视频直播、视频点播和视频交互等功能。系统建成后，将依托山东省农村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在平台门户网站“齐鲁三农网”上开辟视频专网，农民可以借助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通过点播功能，访问农业多媒体数据库内的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源。另外，系统还将开设网络直播、视频交互、视频诊断、远程授课等功能窗口，农民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服务。系统的研建，将为提升服务“三农”水平，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搭建起一条直通基层农民的快车道。
3.1前台展示子系统
主要是将在“齐鲁三农网”上开辟农民远程教育专网，所设栏目主要有最新农业政策、农业科技动态、农业科技专题、专家在线、新品种介绍、成果示范、新农村建设、企业在线等。
系统的核心部分是视频应用部分，将基于Windows Media/Helix System等先进流媒体技术，支持高质量视频，支持大规模并发流的网络直播、录播上传等应用，主要包括音视频信号采集、压缩编码转换、视音频存储、网络直播、节目点播等功能模块。
3.1.1网络直播系统（见图2）系统建成后，可实现实时压缩，编码支持多个标准，以适应不同带宽，而且直播的同时可以录制，并存储到多媒体数据库中，供点播系统使用；为了适应农村复杂的网络环境，网络直播系统还可以依据实际网络情况，智能协商网络传输协议，支持直播流转发，并针对不同网络环境自动进行最低限度缓冲[5]，以保证最终用户音视频的连贯与稳定，极大地提高网络利用率。
在直播内容上，将充分利用山东省农科院农业专家团队强大的知识优势，定时邀请专家在演播室现场授课，授课内容提前以节目预告的形式，农户可根据需要通过专家在线栏目进行选择收看。
3.1.2视频交互系统用户桌面将可以同时显示八路视频，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对所显示的界面进行切换；可根据用户授权进行分组，并拥有不同的权限。在进行交流时，专家界面设有提问状态显示框，农户遇到问题可以提问，在专家允许后可以发言，与专家进行交流。专家讲课的同时，还可实现一对一、一对多的音视频和文件共享、课件展示、屏幕共享、电子白板、远程协助等功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农户的需要。在整个交互过程中可自动处理用户的加入和退出，为用户灵活地参加视频交互提供方便。交互系统同样可以将音视频信息通过系统设备进行实时记录，供资料存档和以后点播使用。系统将可以通过基层站点的客户端，开展远程视频诊断。能够以高清晰度显示内容，帮助专家异地诊断动植物的病虫害等，及时地解决农户遇到的技术难题，指导农业生产。
3.1.3节目点播系统（见图3）点播系统的核心由视频点播服务器和点播软件组成，基本功能应包括节目点播、节目广播、实时监控、节目管理以及系统工具等。
系统建成后可同时支持500个并发流用户对音视频节目的点播需求。可支持多种主流媒体文件点播，采用静态页面缓存、内存镜像缓存、数据库连接缓存，支持动态访问与静态访问两种模式；支持用户分组，可对用户组进行节目的点播权限设置；系统将提供详细的用户点播记录，可以记录用户的点播起始时间、流量、时长等；能提供视频下载、视频推荐、公告、点播排行榜和关键字搜索等功能；远程用户可在获得授权后上传节目；客户端将采用浏览器形式，支持弹出播放器和IE嵌入式两种点播方式，农户可按需要进行农业节目的点播。
点播栏目主要包括品种介绍、种植技术、养殖技术、动植物保护、农产品加工、农业信息咨询等内容，并可根据需要随时增加新栏目，真正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发家致富提供及时可靠的实用技术。
3.2农业多媒体数据库
随着农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数据也逐步数字化[6]。单纯的文字和图片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因此，我们将利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和技术优势，通过搜集、制作、整合各种农业科技视频资源，依据研究确立的不同多媒体信息处理规范标准，经过录入整理，最终建成山东省农业多媒体数据库。要对数据库进行详细分类，内容将涵盖农林牧渔等多个领域。
采用先进的数据库优化技术，努力提高多媒体数据的访问速度[7]，及时将农业信息、农业技术传播到基层服务站、涉农组织、农业协会、科技示范园区以及农户手里，然后通过有效地利用形成智慧，最终服务于“三农” [8]。数据库将有专人维护，定时更新，保证视频资料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并为视频的点播服务提供充足的素材。流程见图4。
3.3后台管理子系统
完成的后台管理子系统主要包括新闻审核及，图片、视频等资料上传，自动更新，资料采集，用户审核管理，数据库管理，下载管理，信息编辑修改等功能（见图5）。系统将采用成熟的网站后台管理软件实现，具有简单易用、功能强大、扩展性好、安全性高、稳定性好的特点。
为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对的工作流程和权限将进行严格控制；支持多格式视音频节目以及流媒体文件的和自动排版；提供强大的检索和统计功能；可以完成视音频信息的采集、整理、分类、审核、等功能；具有视音频信息、栏目、频道的添加、修改、删除等功能，也可轻松实现整体结构的设置与修改[9]；支持多用户管理与操作；管理农业多媒体数据库；查看、修改、删除会员及其资料，锁定解锁功能，管理信息反馈，并可给会员发信。
4结束语
山东省农民远程教育系统建成投入运行后，将帮助农户搭建起生动、鲜活的在线网络视频服务，帮助农户轻松听取专家异地授课，不管是在家中还是田间地头都能与专家进行“面对面”地对话交流，以及在线视频诊断和节目点播等，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农业科技知识，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给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学习带来极大的便利，这必将对农民科技素质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庄燕滨.多媒体技术及应用教程（第二版）[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2]陈明.多媒体技术[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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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冀鼎全，张亚斌.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可能模式[J].中国电化教育，1999，8：48-50.
[6]徐世河.管理信息系统设计教程[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7]姜庆，严秋宜.现代远程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信息化，2006，1：11-12.
刘新泳教授1963年3月生，山东平度人。1984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药学系，获得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1年获山东医科大学药物化学专业理学硕士学位。1992年晋升讲师，1994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7－1999年赴西班牙国家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从事国际合作课题研究。2001年晋升教授，2001年考入山东大学药物化学专业博士生，2004年获医学博士学位。2004年被聘为山东大学关键岗位教授，200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2009年被聘为山东大学二级岗教授。
刘教授现任山东大学药学院副院长，药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山东省药物分子设计与创新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山东省保健科技协会常务理事；Current MedicinalChemistry、Drug Discoveries＆Therapeutics、WorldJournal of Virology编委，《中国药物化学杂志》和《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编委，十余种国际期刊的审稿人；山东省药物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刘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抗病毒药物的设计、合成与活性研究和天然产物及衍生物的合成与心脑血管药理活性的研究，并已形成了自己稳定的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先后承担国家重大、重点课题、国家自然基金等国家级课题8项，省部级课题10余项。
在靶点的抗病毒药物的合理设计、合成与活性研究方面，主要基于病毒(HIV、HBV、HMV和FluV)生命周期的分子生物学过程，针对病毒复制过程的关键酶或蛋白等靶点结构，通过计算机辅助，合理设计药物、合成及抗病毒活性的研究。目前主要开展HIV-i逆转录酶的非核苷类抑制剂、核苷类及其大分子缀合物的前药研究，HIV-1侵入过程病毒gpl20吸附抑制剂和辅助受体CCR5拮抗剂研究，HIV-1转录过程Tat-TAR相互作用、Rev-REE相互作用抑制剂的研究；同时开展HBV侵入和包装过程的非核苷类抗乙肝病毒抑制剂研究，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DNA聚合酶为靶点的抑制剂研究。
在活性天然产物的结构修饰与心脑血管药理活性的研究方面，主要开展活性天然产物的全合成、结构修饰和抗缺血、抗血栓、抗血脂、抗氧化损伤等心脑血管活性研究。目前主要开展中药川芎活性成分川芎嗪、川芎咔啉碱衍生物的结构修饰研究。
刘教授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和积累，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几年在Bioorg Med Chem Lett、Bioorg MedChem，Chem Med Chem，Curr Med Chem，Curr Pharm Des、Mini Rev Med Chem、Arch Pharm，Arch Pharm Res、CurtHIV Res，Chem Biodiver、Antiviral Res，Heteroeycles、Molecules、Chem Biol Drug Des，Drugs Future，Chin Chem Lett，中国化学、有机化学、药学学报、中国药学杂志、中国药物化学杂志、中国医药工业杂志等发表文章150余篇，其中被SCI收录60余篇；主编《抗艾滋病药物研究》专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2006年12月)、主编《实验室有机化合物制备与分离技术》专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2011年2月)、主编《无机化学》《无机化学教程》教材；参编《分子核医学》《现代生物医学示踪技术》等专著6部。曾获山东省教育厅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2005、2010)；申报国家发明专利30项，其中授权14项：曾获2001山东省青年科技奖、2004山东省优秀中青年重点科技人才、2004年济南市青年科技明星奖、2002年山东大学优秀青年知识分子、2007年山东大学十大优秀教师、2009年度山东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2009山东大学十大新闻人物提名奖、2010山东省医学领军人才等荣誉称号。他的研究成果曾经被国内外学术会议邀请作报告10余次；开发了头孢地嗪、泰诺福韦酯等多个仿制药物，为企业创造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他研制的抗艾滋病新药“AZT-PEG缀合物”、抗流感新物SD-11，抗血管性痴呆、抗缺血、抗动脉粥样硬化“川芎嗪衍生物DLJ14和B2”等多个候选药物与多家企业分别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目前均处于临床前的研究中。
刘教授作为一名教师，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教学中，他注重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研究，倡导启发式、互动式、灵活多样型教学模式，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浓厚的兴趣中学到扎实的理论知识，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学习热情和开放思维。近年他为研究生开设了《高等有机化学》《现代药物制备与分离技术》《药物合成反应》课程，为本科生讲授《生物有机化学》《药学专业英语》《无机化学》等课程。他备课认真，课堂讲授条理清楚、逻辑生动，方法灵活、风趣幽默、充满了时代气息，从而使他成为药学院课堂教学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自1999年以来，已招收硕、博士研究生40余人，毕业30余人。作为研究生导师，他对学生学习上像严父，生活上像慈母。他对学生言传身教、严格要求，时时处处注意帮助他们在科研的实践中树立科学的态度，养成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使他们在毕业离校后能较快地适应社会，逐步成为栋梁之材，能在不同的领域和岗位发挥作用。无论工作多忙，刘教授都要坚持参加研究生每周的学术例会，他以自己严谨治学的态度，影响和感染着学生。他所指导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连年被评为优秀，多次被评为山东省优秀硕士和博士论文。
除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外，刘教授目前还承担着大量的药学院行政工作。他倾尽全力，为学院的学科建设、科研、合作交流忘我的工作，为学院的发展默默地奉献。
谈到20余年科研教学的体会，刘教授最欣赏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说到的治学三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深知我国创新药物的研发任重道远，只要立志高远、不懈的求索，就一定能通达和收获。时值我国“十二五”开局之年，我们衷心祝愿刘教授事业更加发达，在新药研究中实现更大的突破!
关键词：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增长；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一、文献综述
关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姜涛，臧旭恒证实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和GDP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居民消费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赵斌认为城镇居民消费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力明显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力。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选取数据为1987-2010年年度数据，经济增长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I，是衡量一国或地区总体水平的重要指标；居民消费选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价格指(1978 =100)，表示一定时期内居民生活消费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为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现象，对GDPI 和UCPI、RCPI分别用对数LNGDPI、LNUCPI、LNRCPI表示。
(二)单位根检验。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GDPI与山东省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UCPI和RCPI的ADF值都大于10%检验水平下临界值，因此这3个序列都包含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ADF值仍大于5%临界值。二阶差分结果显示ADF值均小于1%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不存在单位根。 故LNGDPI、LNUCPI、LNRCPI为I(2)序列，满足协整检验条件， 可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由协整检验迹统计量结果可知，第一列“None”的迹统计量为42.54112大于5%水平下临界值29.79707，因此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再考查“At most 1”，该假设下的迹统计量为13.23008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15.49471，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5%的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确定的最优协整模型得到的长期协整方程为:
标准误差=(1.126) (1.234)
根据该方程，从长期来看，农村居民消费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会增长4.594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会减少6.950个百分点。因此，长期内农村居民消费对GDP拉动作用大于城镇居民消费。
(四)VEC模型估计。协整方程表明山东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关系，而误差修正模型(VEC)对二者间的短期变动关系进行刻画，现令误差修正模型：
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动态建模方法，取最大滞后阶数为2，剔除回归系数不显著的项，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
根据误差修正模型，零值曲线代表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在1991年左右，误差修正项的系数比较大，表明该时期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比较大，大约经过了9年左右时间的调整，2000年又重新回到了长期均衡状态，之后误差修正项数值较小，表明这些时期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幅度比较小。
(五)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因果检验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下，DLNGDPI与DLNUCPI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DLNGDPI变化会引起DLNUCPI变化；DLNGDPI与DLNRCPI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DLNGDPI变化会引起DLNRCPI变化；DLNUCPI与DLNRCPI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总之，经济增长是居民消费的Granger原因，而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即存在着从经济增长到居民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
三、结论和建议
(1)山东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序列是非平稳序列，但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2)误差修正模型证实：城镇居民消费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农村居民消费，但是长期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远远大于城镇，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在扩大内需政策选择时，应重点关注提高农民收入和启动农村居民消费，激活农村消费市场。
(3)因果关系检验表明：LNGDPI是LNRCPI的Granger原因，同时LNGDPI也是LNUCPI的Granger原因。但LNRCPI和LNUCPI都不是LNGDPI的Granger原因。说明山东省从居民消费到经济增长拉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应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一体化，以加快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契机，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姜涛,臧旭恒.中国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管理现代化,2008(05).
[2]赵斌.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知识经济,2010(17).
关键词：职业；实用性；体育课程；体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3-0113-06
Abstract：With the literature data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expert interview method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aking Shandong as an exampl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esent situation research，it made an analysis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goal， curriculum content and curriculum.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current qual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ports curriculum content long-term follow course content system in gene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iled to reflect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colleges，and it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occupational special physical fitness.Based on this，it put forward to career for oriente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actical PE curriculum content optim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deas so as to improve the content of sports and teaching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ul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occupational physical quality training ability and habits，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Key words： occupation； practicalit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2005年10月11日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6-2010 年）》，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截至今日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后起之秀得到蓬勃发展，为社会输送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型人才，逐步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体育教育肩负培养高职学生良好职业体能、岗位特殊适应能力、体育技能以及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等多重使命，打破传统体育教学内容的束缚，结合就业岗位职业特点优化体育教学内容，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高职院校实用性体育教学内容体系迫在眉睫。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高职院校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内容的优化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抽取的山东省12所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情况为调研对象（其中包括山东现代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山东英才学院、菏泽职业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临沂职业学院、德州职业技术学院、莱芜职业学院、济南职业学院、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和淄博职业学院）。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通过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现代学院图书馆、中国知网和超星数字图书馆等文献数据库，查阅和搜集了与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内容相关的书籍和研究成果，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结合相关部门下发的有关高职教育和体育教学方面的文件，梳理总结山东省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的课程目标和内容以及有关课程改革方面的文献资料。
1.2.2 问卷调查法
为了解当前山东省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和课程内容设置现状，本研究结合研究的具体问题和调查指标，设计了《山东省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内容调查问卷》，就山东省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课程现状等问题向高职院校体育教师展开调查。问卷的发放委托各院校体育教学部，借机教学工作例会时间统一发放向任课教师当面回收，共发送调查问卷96份，调查对象每所高职院校发放问卷8份，共回收94份，有效问卷94份。为了解各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主管领导对于当前课程内容的态度，以及对于本研究中以职业为导向的实用性课程内容优化方案设想的看法，另设计《山东省高职院校以职业为导向的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优化构想调查问卷》，向调查对象体育教研室负责人发放，问卷发放随教师问卷一同发放，共发放问卷12份，回收12份，有效率100%。
1.2.3 专家访谈法
就有关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和课程设置以及高职院校实用性课程优化设想方面的问题，当面和电话咨询专家、学者8名，了解当前山东省内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的现状及一些热点问题，咨询专家对于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和课程设置的见解和实用性课程优化方案的建议。
1.2.4 数理统计法
对于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筛选和剔除，然后运用Excel2010和Spss13.0进行统计学处理，综合分析真实反映调查内容的数据，以为本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料。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山东省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现状
2.1.1 体育课程目标情况
体育课程目标是体育课程内涵的核心要素，是学校体育课程设计和课程开发的关键依据，它是体育课程设置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体育课程期望在某一特定教育阶段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所要达到的程度。体育课程目标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它的确立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息息相关，富有较强的时代特色。2002年教育《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将课程目标明确分为基本目标和发展目标，目标包括运动参与目标、运动技能目标、身体健康目标、心理健康目标和社会适应目标5个领域，发展目标是基于基本目标对于学有所长和有余力的学生提出的提升目标。针对当前大学生体质下降、发展水平不平衡等现象，山东省教育厅2012年下发了《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校体育课程建设的意见》，并建立了“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监督机制。这些政策的颁布不仅对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有宏观指导作用，对于高职院校同样适用。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目标的设置应在普通高校课程目标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的共性和个性特征，结合各院校专业设置实际情况，在发展学生基本运动素质和体质水平的同时，兼顾专业岗位的职业素质要求设置富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课程目标，为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准职业人”培养职业特点鲜明的专业性身体素质。
调查发现，山东省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目标的设置基本包括“健康第一”“终身体育观念”“自觉锻炼习惯”“身体素质提高”“发展体育专长”等几个方面，这也基本符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要求。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目标与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目标基本趋于一致，体质达标和终身锻炼意识是主要内容，部分高职院校还存在课程目标不明晰、目标设置过于简化等现象。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目标基本涵盖运动参与、运动技能以及身体健康目标，但是对于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较少涉及，而这两项目标恰恰与高职学生职业能力息息相关。
2.1.2 体育课程内容设置情况
体育课程内容是依据体育课程目标的需求，根据学生发展的需要和教学条件进行加工的、在体育教学环境下传授给学生的体育知识原理、运动技术以及比赛方法等。课程内容设置是实现体育教学目标的决定性因素，内容决定价值需求和实现途径。当前山东省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内容与普通高校趋于一致，开设项目的数量应该保障学生的选课需求，并且也要有持续的学时保障，以便各项目的练习能够贯穿修学年限。山东省教育厅2012年《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校体育课程建设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每所学校所开设的体育课程项目不应少于10项。当前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内容的设置基本符合该意见，项目设置基本满足学生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的需求。在保证项目设置数量的同时，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内容应结合各专业就业岗位工作特点设置实用性教学内容，为就业岗位提供职业身体素质保障，有效防止各专业岗位职业病的产生。
调查结果显示，山东省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内容设置项目基本能达到教育厅关于项目设置数量的要求，但是项目多为传统体育课项目，篮排足以及田径教学普遍开设，武术、健美操等对于地区器材设施需求较低的项目也较受欢迎，但是一些新兴项目及对于场地器材和专项技术特点要求较为严格的项目开设的学校就屈指可数，而这些项目恰恰是更受学生欢迎的项目，如瑜伽、网球、游泳等。
2.1.3 体育课程修业年限和学时设置情况
课程设置是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对课程设置有严格规定：一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育必修课程，其中本科学校总课时不少于144学时，专科学校不少于108学时；要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不同类型的体育选修课，并且要覆盖学生全部修业年限。高职院校学生的修业年限包括在校学习和校外实习两个阶段，其中在校学习时间一般为三年或者两年，与普通高校相比在校学习时间的缩减对于体育课程内容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指导纲要》还规定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约10%的理论教学内容，理论教学内容可以独立开设也可以穿插在实践教学之中。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应结合职业教育特点合理调整学时安排，有效利用学生在校学校和校外实习时间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性体育课程，培养学生职业身体素质和日常保健能力。
调查中得知，山东省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修业年限基本贯穿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大部分高职院校会安排3～4个学期的体育课程，普遍采用前两个学期进行大纲内容学习，后两个学期进行选项课教学以及学生体质测试内容。但是83%的高职院校选择将理论教学内容穿插于实践教学之中进行，单独安排理论授课的学校仅占17%，并且理论授课有部分学校选择在学期之初或终结阶段进行，多为体育课课堂常规和课程评价内容，针对教学内容的理论普及以及比赛训练方法的讲解较少，与职业相结合的专门素质培养和保健知识的普及更是鲜有。
2.1.4 体育课程教材选择情况
体育课程教材是与课程设置相适应的系统配套，是反映课程设置合理性的依据，也是体育课程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保障。《指导纲要》提出要加强教材建设，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和科学锻炼水平的基础依据，不断将教学经验和最新科研成果充实到教材内容之中。当前山东省高职院校普遍采用普通高校的统编教材，目前虽然部分院校也组织过自编教材的编写，但是独立采用自编教材进行课程教学的学校还没有，有高职院校选择自编教材与统编教材相结合使用。
2.2 山东省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内容设置的弊病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山东省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内容设置存在较多问题：1）课程目标的设置与普通高校趋于一致，对于职业院校的特殊培养体系欠缺充分的考虑。职业院校的办学特点和专业设置与普通高校不同，除对于学生素质和锻炼意识的培养之外，更应结合学生职业岗位的特殊需求加以区分对待；2）体育课程内容项目的设置始终未能摆脱形式化和传统化的束缚，项目设置多为迎合《指导纲要》等政策的相关规定，项目设置没有充分理清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的共性和个性特点，课程内容设置缺乏职业实用性，职业岗位的特殊体质需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3）体育课程修业年限和学时安排缺乏连贯性和持续性，现有的学时只能保障基本的必修课内容学习，学生疲于应付学分压力和体质测试内容，难以真正引起足够兴趣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和职业体能水平；4）教材选用不能完全适应高职院校体育教学需求，长期沿袭普通本科院校体育教材缺乏对职业素质培养需求的关照，教材内容仅限于学生普适性需求，发展学生基本运动技术和提高学生基本身体素质有余，而培养高职学生职业岗位身体素质和职业能力不足。
高职院校体育教育是高职学生步入社会踏上工作岗位的最后教育阶段，是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衔接段，是终身体育意识形成以及良好身体锻炼技能习得的关键时期。高职院校体育课程肩负着实现高职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任，为即将从业的“准职业人”提供体质保障，培养他们良好的健康水平、全面的运动技能、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的设置必须充分考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在保证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同时，结合职业岗位的工作性质进一步优化课程内容体系，增设与学生学习专业和未来职业相适应的特色体育知识内容，实现体育课程的实用性、补偿性、合理性和终身性。
2.3 以职业为导向的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优化
2.3.1 以职业为导向的实用性体育课程相关理论
以职业为导向，以就业为宗旨是高职院校的基本办学宗旨，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内容的设置势必要为该宗旨服务。以职业为导向设置体育课程内容就是要充分考虑学生当前选择专业以及将来职业岗位需求，为顺利走上工作岗位迅速适应职业能力需求，改善职业岗位工作体能水平做准备。课程内容设置讲求实用性、针对性，除培养学生良好身体锻炼习惯和终身体育思想之外，应结合职业特点培养学生所需要的职业体能、职业特殊身体素质等，培养学生良好职业心理素质，有效预防职业病的发生，为提高工作效率、延长工作寿命服务，这也是该实用性体育课程的基本目标。
2.3.2 体育课程内容优化
1）高职院校专业岗位职业特点
高职院校所设专业种类繁多，各院校一般会根据办学特色对于所开设的专业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专业具有不同的岗位职业特点。根据调研结果，本研究依据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认定的职业分类目录，结合各职业岗位工作时的主要身体姿态进行相关分类，将山东省高职院校的各专业分为三类：静态类、动态类、姿态变换类。不同类型的职业岗位对于健康的影响不同，岗位所需的职业素质和体质、职业保健措施有相对的差异。
2）以职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选择
以职业为导向的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既要依据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实际需求，还要兼顾就业岗位职业特点，以培养学生各种身体素质和基本运动技术为基本要求，延伸至培养学生从业所需的专门身体素质以及有效防止职业病的拓展目标。这就要求课程内容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各职业的岗位身体素质要求、职业素养以及易患职业病症等等，根据专业特点设计和选择有针对性的练习内容，普及日常保健措施有效规避职业病的发生。职业导向的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要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提升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之踏入工作岗位之后保持良好的职业身体素质和积极乐观的职业心态。
2.4 以职业为导向的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的实施构想
2.4.1 以职业为导向的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的引入和实施是个逐步尝试和改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且，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是传统体育教学内容的有益补充和提升，而是在发展学生共性身体素质需求的基础上向职业岗位专门素质的延伸，不仅发展学生身体素质和基本运动技能，而且也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职业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这也是由体育教学根本目标所决定的。高职院校应结合自身专业设置状况，在正确理解职业教育共性和个性的前提下，完成传统体育教学内容基础学习，并有选择地向职业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延伸。
2.4.2 高职院校以职业为导向的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的实施可以选用多种模式进行：可以单独列为某一学期的教学计划，第一、二学期普修课+第三学期选修课+第四学期职业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学期安排可以灵活调动；也可以将课程内容穿插于体育教学常规普修课或选修课中间进行，在普修课和选修课的学习中，提高学生运动技能的同时可以加强与职业有关的特殊身体素质和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甚至还可以将此内容融入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等活动中进行。高职院校职业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的实施应结合高职教育实际，充分利用有限学时在培养学生基本运动素质和运动技能的基础上，将学生职业素质培养贯穿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的始终。
2.4.3 以职业为导向的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的实现有多种方法和途径，课上可以采用传统的讲授方法进行学习，使学生掌握职业专门身体素质的习得方法和手段，熟悉职业病预防和康复的保健对策；也可以采用虚拟岗位工作情景或课外步入工作岗位实习和实践期间进行体验式教学方法，学生体会岗位职业特点针对性进行练习。学生体验职业岗位特点过程中发现自身职业素质缺陷，了解职业岗位身体素质的重要性，方能进一步重视和积极地投入职业实用性体育课程内容的学习。
2.4.4 从提升基本体能技能、提高职业岗位专业素质以及全面提高综合素质要求出发，借鉴统编教材内容结合专业特点组织自编教材的编写，完善高职院校体育教材体系。在充分理清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的基础上，针对职业院校专业特色和职业岗位的身体素质需求形成有职业特点的高职院校体育自编教材。结合职业岗位身体素质特点以及运动用力形式，设置针对性的课程内容和运动保健措施，进一步突出职业实用性课程内容的规范性、实用性、预防性和科学性。
3 小结
高职院校教育在办学特点和培养方案方面与社会发展和生产需求直接相关，在推进社会发展和全民素质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长期沿袭普通高校体育教学内容和教育模式忽视了职业院校的个性特征，缺乏对于职业岗位特殊体能需求的研究和认识，这是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的效果和价值实现的瓶颈。以职业为导向对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内容的优化，可以形成职业特色鲜明的体育课程体系，帮助高职学生树立职业体育意识，增强职业体育素养和自我保健能力，降低和缓解职业病的发生几率。该课程内容的提出和实施将进一步完善高职教育体系，丰富“准职业人”的专业素养，对于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改革和提升学生岗位适应能力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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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个学生抬起头来走路”“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二十多年来，禹老师一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几乎每天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校。中午从来没有回家吃过一顿饭，每天放学，总是把学生送过公路，等家长把孩子都接走了，她才匆匆买点饭回到学校。
每到农忙季节，有很多家长顾不得接送孩子，有的忘了给孩子送饭，禹老师就自己掏钱给孩子买喜欢吃的包子、烧饼、面包、饼干等食品。禹老师利用周末、节假日，走访了无数学生；牺牲了无数休息时间辅导学困生。
禹老师把每一个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对待，得到了班内家长的充分信任。年年禹老师的班级都是同年级学生人数最多的班级，但她从无怨言，从不叫苦叫累，班级教学成绩年年都是名列前茅。为此，禹老师年年被评为优秀班主任；1999年被评为泰安市优秀教师；2001年被评为xx区十佳师德标兵；十年后的2011年，她再次被荣幸地评为xx区十佳师德标兵；20XX年获得泰安市模范班主任、泰安市优秀青少年德育工作者称号。
勤学善用 不忘初心
禹老师酷爱读书，阅读了大量的教育书籍，认真学习有关教育改革的政策、文件，关注最前沿的教育信息，浏览各级教学网站，认真钻研教育教学理论和教材，认真学习《课程标准》《走进新课程》《教师如何反思》等书籍，撰写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自身的理论修养和业务素质。
禹老师深入课堂，虚心听课，每学期听课达100多节。2002年10月，禹老师在烟台参加了山东省骨干教师培训。2010年12月，经xx区教育局和省教育厅的推荐，她参加了教育部举办的全国骨干教师培训，被评为优秀学员。上海国培班里，禹老师是唯一一个来自农村小学的教师，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她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努力。20多天的学习时间，她光是读书笔记就整理了厚厚的8本。
从繁华的上海回到学校，禹老师就全身心地投入新的课改，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她上研讨课、示范课，和同年级的老师同课异构，带领工作室成员一起成长。2011年至20XX年，禹老师连续四年担任山东省小学教师远程研修的指导教师。她不负重托，不辞辛劳，以优异的成绩和辉煌的数据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2008年，禹老师在中国新思考网注册了教育博客，9年一路走来，写下教育博客两千多篇，为博友留言11417条，博客点击率超过13万次，博客排行榜山东省排名第2，活跃博客排名全国第2，2011年荣获泰安市优秀教师博客最佳原创奖。2010年被泰安市教育局聘为泰安市首届兼职教研员；2017年被聘为山东省小学远程研修课程专家。
禹老师说，一个人只有不忘初心，才会收获最美的人生风景！
务本求实 乐于科研
禹老师先后担任了校本课程《小荷》《家园·乐园》《童年的游戏》《阅读中外经典，享受读书乐趣——经典语句之对联》的主编；主持了山东省重点课题《阅读中外经典，享受读书乐趣》子课题的研究，另外还是学校的网络教研、兴趣小组等多项课题的课题组成员，承担着档案组建、材料积累和整理完善等工作。
作为分管业务的校长，禹老师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她从未要求减轻自己在教学上的工作，相反，还承担了比其他老师多一倍的工作量。2017年，由于学校休产假的老师较多，禹老师自告奋勇担任了二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工作，一天有时多达6节课，嗓子沙哑得说不出话来。
白天，除了上课，还要备课、批作业、辅导学困生，于是整理档案就成了禹老师的“家庭作业”，她常常通宵达旦。她主持的省市级课题圆满结题，并获得科研成果一等奖，被评为山东省课题研究优秀教师，山东省教学教研先进个人。
实践创新 快乐发展
禹老师辅导的学生在全国写作大赛、阅读大赛中多次获得一等奖；指导学生的小制作、排演的课本剧《夏夜多美》《梅花魂》，多次在xx区艺术节获一等奖；指导的学生在区讲故事比赛中获一等奖，在泰安市故事力大赛中获写故事比赛一等奖；指导的青年教师多位获得区、市优质课一等奖，多位被评为区、市教学能手。
禹老师撰写的小学语文教学建议先后在《山东教育》、泰安市教研网上发表，撰写的论文先后在《发现教育》《中华校园》发表。她多次为镇、区以及外省、地市提供公开课、观摩课、示范课。禹老师在全区教材培训会上作经验交流；在全区小学语文研讨活动中作辅导报告；在全市教材培训会上现场评课，都受到了与会领导和老师们的高度评价。
连续十多年，禹老师被评为xx区教学工作先进个人、xx区优秀班主任。先后被评为泰安市教学能手、泰安市教坛英才、泰安市教学工作先进个人、泰安市骨干教师、泰安市学科带头人，泰山名师。
师爱无痕 大爱无疆
根据局里的安排，本人牵头，处里有关职工参加，以进一步做好水资源管理和水量调度工作为主题，进行了调研分析并提出了几点看法和展望，形成了调研报告，下面作一简要汇报。
一、地表水资源量及利用程度分析
根据我局所辖的工程范围和工作职责，流域地表水资源管理和调度主要在中下游平原河道范围，为了弄清地表水资源总量和实际利用情况，根据历史水文资料进行了频率分析及河道耗水量计算。
（一）水资源量分析
**岳城水库总出库、卫河元村两水文站分别为**、卫河干流的控制站，其径流量分别代表了流出**、卫河流域的地表水资源总量。如忽略两水文站以下河道沿岸排入的少量涝水，在扣除引黄外调水量后，两水文站的径流量即代表了**岳城水库以下、卫河元村水文站以下可利用的地表水资源量。
统计了两水文站1980～20xx年26年的年径流量资料并进行了频率计算。
岳城水库出库、元村两站年径流的均值分别为3.28、8.05亿m3，最小值分别为0.23、2.65亿m3，最大值分别为13.1、19.45亿m3。两站均值之和为11.33亿m3。
对应于保证率95％、75％、50％，岳城水库出库年径流为0.33、1.08、2.43亿m3；元村年径流为2.90、4.42、6.76亿m3。
需要解释一下，均值与50％保证率所对应的中值概念不同，由于少数大洪水拉高了均值，均值一般大于中值。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卫河的水资源量远大于**，两者相比，均值、中值的倍数分别为2.45、2.78；**的年际变化明显大于卫河，**的最小值为0.23亿m3，26年中有6年小于1亿m3，这说明岳城水库的水量不足，供水保证率不高，易出现供水“破坏”。
（二）河道耗水量分析
取**岳城水库以下、卫河元村以下、**新河辛集闸以上河道作为分析计算区域，岳城水库出库站、卫河元村站的径流量为入流，辛集闸的径流量为出流，入流与出流之差即为计算区域的地表水资源消耗量，这其中包括岳城水库供水量、河道两岸引水量、水面蒸发及河道渗漏损失量，三者中供水量、引水量占大头，所以耗水量的大小基本上反映了计算区域地表水的利用程度。有一点需要说明，根据历年的调度情况，经四女寺枢纽放入南运河的水一般不会入海，可视为消耗掉了。
由于辛集闸资料不全，只统计了1984～20xx年17年的资料，这也说明在辛集闸建水文站是十分必要的。
17年中，**河年平均来水6.28亿m3，辛集闸年平均入海1.09亿m3，区间年平均消耗5.19亿m3。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中下游河道水资源消耗量很大，平均消耗量占平均来水量的83％，如扣除1996年数据则高达95％，年最大消耗量达13.77亿m3（1988年），17年中有7年辛集闸没有放水入海。从消耗量上看，中下游河道水资源的利用程度已经很高。
二、相关引蓄水工程情况
（一）干流节制闸
在卫运河、**新河、南运河（沧州以上）共有12座节制闸，分别为祝官屯、四女寺、袁桥、吴桥、七里庄、王营盘、罗寨、庆云、辛集、安陵、代庄、北陈屯闸。这些节制闸在水资源利用上起着蓄水及其为两岸引提水工程调节水位的双重作用。这12座节制闸中，七里庄闸归德州市管理，南运河上的3座归河北省南运河河务处管理，其余归我局管理。12座节制闸的总蓄水量13.7亿m3，我局管理的8座为0.99亿m3。
（二）干流两岸主要引水闸
20纪80年代以前，**运河的水资源量较为丰富，**运河平原河道堤防上修建了数量众多属沿河地方管理的引水闸和扬水站。近30年来，随着上游水资源利用量的增加，下游河道径流量逐年减少，加之水污染的加剧，使得多数引提水工程效能下降，维修经费不足，工程老化失修，甚至于废弃封堵。目前，在卫河下段、卫运河、南运河（沧州以上）及**新河沿岸，工程状况较好，有水还可使用的较大引水闸共32座，设计引水能力1236 m3/s。即使去掉捷地分洪闸和向大浪淀水库输水的代庄引水闸，设计引水能力也达956m3/s。
引水闸在分布上，南运河的密度多于其他河段，河北省的数量多于山东省。在工程状况上，因闸后渠道的过水能力小，引水闸的实际引水能力普遍低于设计值。由于地面下沉，沧州市境内南运河上引水闸的引水能力衰减最为明显。
（三）平原水库及湿地
在**运河中下游地表水资源利用范围内，有衡水湖、大浪淀、南大港、黄灶、杨埕等平原水库及湿地，总库容4.41亿m3，总面积208km2。这其中还没有统计白洋淀。这些平原水库及湿地在水资源优化配置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是重要的供水目标。向这些工程供水，可以更充分的发挥水资源在生产、生活、生态方面的综合效益。
（四）生态水网
河北省邯郸市于20xx年规划了生态水网的建设思路并开始建设实施。由于岳城水库可通过民有渠向其供水，邯郸生态水网的用水条件十分优越，20xx～20xx年平均年引水量约2亿m3，是岳城水库的重要供水目标。
邯郸生态水网由东部平原区、中部主城区和西部山区构成，其规划建设思路为“东蓄、中调、西治”。东蓄，即修复、疏通现有的农田水利工程，通过民有渠、滏阳河、东风渠、卫运河向东部平原13个县提供工农业和生态用水，恢复改善灌溉面积200万亩以上。中调，对部分工程进行必要的修复，将岳城、东武仕两大水库水源，分东西两路调入主城区，为景观建设提供生态水源并为码头工业城、铁西工业区提供工业水源。西治，通过修建水库、水池、塘坝、水窖及对现有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对西部山区2360km2未治理的水土流失区实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现“小雨不下山，大雨缓出川”。邯郸生态水网目前仍处于建设过程，随着工程的逐步实施，用水需求将逐步加大。
据了解，河南省安阳市也在筹划着对漳南灌区进行改造。漳南灌区由幸福、万金、洹南、洹东、汤河五个分灌区组成，设计灌溉面积120万亩，以岳城、小南海、彰武、汤河水库作为主要水源。工程实施后，对岳城水库的用水需求也将明显增加。
三、河道水污染状况
**运河资源型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存、并重，水污染对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有不利影响。
根据我局监测情况，**运河除**外，现状大部分水体均受到严重污染。污染源主要来自河流沿线的企业，以及少量沿河城镇的生活污水。全水系60％的污染负荷来自河南的新乡、焦作、鹤壁、安阳，约40％的污染负荷来自山西的长治、河北的邯郸和山东的临清、德州。一般年份，卫河淇门及其以下河流水质为劣v类，主要污染物cod、氨氮、挥发酚最大超标倍数（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xx中iii类水标准计）可达数十以上。水质与河道流量的关系较为敏感，在暴雨洪水发生后，河道水质随着流量的加大会有明显的改善。
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河道污染总体上呈加剧趋势，但近两年随着中央科学发展观得到贯彻落实，各级政府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河道水质已开始好转。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河道变清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
长期以来河道水污染虽然十分严重，但多数情况下仍符合农灌水的标准。根据《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92）中旱作作物类别的标准对1998～20xx年的水质监测资料进行评价，在18项重叠指标中，只有化学需氧量存在超标情况，最大超标倍数为3.1（20xx年卫运河白庄桥断面）。此外从沿河两岸长期引污灌溉的实际情况看，尚未证实对人类健康会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当然此问题应由专业部门去研究及下结论。引污灌溉明显减轻了对海洋环境的污染，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四、几点看法及展望
对于今后如何搞好我局的水资源的管理和调度工作谈几点看法及展望。
（一）要加强中下游河道的水质水量联合调度
在水质水量联合调度方面，近几年已有几次尝试，随着水质的逐渐好转，将使水质水量联合调度更加具备条件也更有必要。局机关有关部门及局属有关单位应密切配合，搞好水文水质监测和洪水预报，进一步加强水质水量联合调度，坚持以人为本，面向流域生活、生产、生态需要，优先解决最迫切的问题，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二）**实施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是必由之路
前面已经提到，保证率95％时岳城水库的总出库水量为0.33亿m3，这仅满足邯郸市生活用水输水管道对保证率的要求。可目前岳城水库还承担着向邯郸市生态水网供水及向安阳市提供生活、工业及农业用水的任务，以国家规定的供水保证率标准来评定，岳城水库早已经超负荷，在水文账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近几年岳城水库是实施过长距离调水，也湿润过**，但那都是相机运作的。相机的含义就是没保证和不确定，期背景就是水量不足。随着邯郸市生态水网的扩大及安阳市漳南灌区改造工程的实施，岳城水库的供需矛盾还将进一步加大。解决此问题，落实国务院批复的**分水方案对**实施统一调度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对此已做过深入的研究探讨。国务院1989年批复的**分水方案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完全落实，不是方案不合理，主要原因是有关方面不愿意触动长期以来河南河北两省在引水方面的既得利益，怕影响到稳定。随着邯郸、安阳两市在供水方面对岳城水库依赖性的加大，相信两省对落实分水方案的态度也会发生转变，届时落实分水方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此我局应着眼于未来，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更加主动工作、超前工作，争取早日实现。
（三）应开展中下游河道分水方案的研究及制定工作
因为河道水质差及山东省靠着黄河，长期以来山东省从中下游河道的引水量远远少于河北省，省际之间引水的矛盾远小于排水的矛盾。但将来水质变好了会不会发生变化，届时又如何平衡省之间、市之间、县之间的用水矛盾和需求。在新的矛盾产生之前，旧的平衡打破之前，政策方面的研究应该先行一步，应该开展**运河中下游河道分水方案的研究及制定工作。
（四）应开展引水工程监管方案的研究
如果对沿河的引水工程没有有效的监管手段，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就难以有效实施，分水方案就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由于历史原因，**运河的堤防上存在着大量的的引提水工程，实施监管似乎难上加难。但不要被这些数据所吓倒，在这些引提水工程中，很大一部分已废弃甚至封堵，对于尚在使用的，只要控制住其中引提水能力较大的就掌握住总水量的百分之七八十。以引水闸为例，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卫河元村以下，在我局管辖的堤防上只有19座在使用，对这19座引水闸以及不超过10座较大扬水站实行监管就简单多了。至于监管技术，目前的选择余地很大，也很成熟，只要建设经费有保障，可以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滇东北地区在清代设昭通、东川两府，即今天的昭通市、曲靖市的会泽县和昆明市的东川区（过去的东川市），北临金沙江和四川为邻，东接赤水河和贵州为界。总面积为30766平方公里。在明清时期，滇东北和云南其他地方相较，是较晚开发的地区，但在今天却是云南水土流失最严重、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地区，也是全国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据1990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统计，昭通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仅为8.71％，回溯到1952年，昭通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也不过12.8％（注：《昭通地区志》上卷《林业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页。），云南其他地区当时却在50％左右（注：参看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之《中国西南历代森林覆盖率变迁表》，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和滇东北地理条件大体相当，明清时开发较早的曲靖地区，1950年代初期的森林覆盖率也为41％（注：《曲靖地区志》（4）《林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据杨子生等人的研究，自1979年到1996年18年间，滇东北（含曲靖市的宣威县级市）年平均因水土流失、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山洪暴发等自然灾害造成耕地损毁达4000公顷以上。（注：杨子生：《滇东北地区水土流失灾毁耕地调查及其长远控制规划》，《山地学报》第17卷增刊，1999年。）现已是云南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60％以上，每年流失的土壤达9394万吨。（注：杨子生、谢应齐：《云南省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与特征》，《云南大学学报》第16卷增刊，1994年。）大量泥沙流入金沙江，成为长江江水含沙量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滇东北的环境问题，不仅对滇东北的社会发展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也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在清代雍正年间及乾隆初年，滇东北还是“危峦矗巘，重围叠拥，加以幽箐深林，蓊荟蔽塞”（注：雍正《东川府志》卷一《山川》。），“其地万峰壁立，林木阴森，以为蚕丛鱼凫境界，于兹犹见”（注：方桂：《环青楼记》，乾隆《东川府志》卷二《艺文》。）。在雍正四年（公元1725年）以前，东川府（辖今天之昆明市东川区、昭通市巧家县和曲靖市会泽县）犹属四川，改流不久，“方隅广阔，地土肥饶。昔遭流寇之后，半未开辟”（注：鄂尔泰：《敬陈东川事宜疏》，《皇清奏议》卷二七，《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而昭通府和镇雄州（今昭通市镇雄县）当时还是彝族土司统治的半农半牧的社会，从四川划入后，两地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人口大量死亡或逃离，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是“土旷人稀，林木丰茂，不乏泉流，雨水滋多”（注：民国《昭通县志》卷一《方舆志》。）。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滇东北地区推行了招民屯垦的政策，以求经济的重新开发。（注：参看周琼《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民族研究》2001年第6期。）从雍正年间开始，滇东北的铜、银等矿产得到了大规模的开采，大量的毁林烧炭以供冶炼，一直到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因战乱的影响才停顿下来。到了这时，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已经变成“民间爨薪，几同于桂”（注：光绪《东川府续志》卷三《轶事》。）。民国初年，巧家县60斤一斗的米价和70斤重的一担柴几乎相等。（注：据民国《巧家县志》卷七《商务》附表《巧家县历年各种物价表》。）
对这一地区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并不多。蓝勇在其专著《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中曾对清初滇东北的森林覆盖率作过估计，认为当时的森林覆盖率和汉晋时无甚差别，都是70％左右。（注：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之《中国西南历代森林覆盖率变迁表》，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刘德隅也概略研究了云南森林的历史变迁。（注：刘德隅：《云南森林历史变迁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杨伟兵在其博士论文中，以土地利用为中心，讨论了清代云贵高原的环境变迁，其中对川黔滇交界地区（昭通、东川、毕节）作为范例，进行了分析。（注：参看杨伟兵博士论文《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变迁（1644—1911）——以土地利用为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2年。）这些研究都提及了矿业开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但却未作具体的评估。
对清代云南矿业的研究却是成果累累，20世纪40年代严中平著《清代云南铜政考》，对清代云南铜业的政策、管理、铜产量、铜运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考述，是有代表性的著作。（注：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后来诸家所作，大都以严书为基础展开。如张煜荣《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衰》，在严书基础上，使用了一些新的材料，讨论了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发展和衰落。（注：张煜荣：《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衰》，载《云南矿冶史论文集》，云南历史研究所1965年编印，第56—76页。）韦庆远等具体研究了清代前期全国矿业政策的演变过程。（注：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4期。）全汉N则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了清代云南铜矿业。（注：全汉N：《清代云南铜矿工业》，（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卷第1期，1974年。）在20世纪50—60年代，有多项研究涉及清代云南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注：可参看《云南矿冶史论文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65年编印。）近年来，潘向明就清代云南的矿业开发对边疆开发的作用也有论述。（注：潘向明：《清代云南的矿业开发》，载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3—363页。）上述成果主要集中在矿业史本身，有关矿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则无更具体的研究。
本文希望通过对清代1726年到1855年间滇东北地区铜业的发展和铜产量做一新的考校，在此基础上，具体评估铜业开发造成的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以对这一时期滇东北地区的环境变迁有一较明确的认识。
二、清代铜业的发展与铜产量
清朝入关后，陆续荡平各地的反抗势力，云南相继为南明永历帝和吴三桂占据成为反清基地，战争连绵。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清军进滇，云南境内的战乱平息。一方面，清王朝在云南留驻了大批绿营兵，需要军饷开支；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需要大量的货币以为市场交换之媒介。清王朝规定银一两兑换铜钱1000文，但由于铜币缺乏，当时实际市场上仅能兑780—800文（注：《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钱法》。），有时甚至更低。铜币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云南丰富的铜矿资源得到了开发。
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了著名的“筹滇十议疏”，其中一疏《筹滇理财疏》提到了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最主要的就是“广鼓铸”和“开矿藏”（注：蔡毓荣：《筹滇理财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广鼓铸就是多铸钱以收余息（即现代所谓的铸币税），开矿藏则一方面可以抽受矿税，另一方面可资以鼓铸。关于矿税，开始占产品的20％，后来逐步调低到10％，但加上所谓的归公、养廉、损耗等，一般占到15％左右，但各厂不一。这一税额，对于地方财政，是不可小觑的一笔收入。康熙四十五年，云南全省各种矿税收入总计达81428两，较康熙二十年时增加了20倍。（注：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一一，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页。）这其中主要是铜矿和银矿的税收。康熙四十四年，总督贝和诺提出了“放本收铜”政策，低价垄断了铜的收购，加上官吏的所谓“陋规”勒索，云南的矿业生产出现了停滞。（注：参见张煜荣《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衰》、常玲《清代云南的“放本收铜”政策》，《思想战线》1988年第2期。）
当时全国除了云南享受矿业开发的特殊政策外，对矿业都还没有开禁，全国范围内的解禁，要到乾隆朝的初年。（注：参看韦庆远《关于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载《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148页。）这个时候滇东北还隶属四川，主要是乌蒙、镇雄等土司管辖，已经改土归流的东川，土目在当地也还有很大的势力，如雍正六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就奏称：“东川虽久改流，而六营长、九伙目，俱沿旧习，各踞一方。”（注：《清世宗实录》卷六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东川的汤丹等厂已经有所开采，但规模显然是不能和后来的开采相比，对环境也还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雍正四年、五年，原属四川的东川府和乌蒙、镇雄两地先后归属云南（注：参看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一二。），后二者改流设为昭通府和镇雄直隶州，不久镇雄又改散州，隶昭通。很快，这一地区就由于云南鼓励开矿的政策和改土归流扫清了障碍，矿业飞快的发展起来，带动了清代云南矿业走向了极盛期，成为清代云南、也是全国最主要的铜产区。
对这一时期云南铜业的产量，严中平先生做过认真的研究。他根据当时所收集到的史料，整理出历年供应京铜量、本省鼓铸自用量和历年外省采买量，以三者之和为官府收铜的数量，列出了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到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71年间的云南历年官铜数目。（注：参见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二表《云南全省铜产销量估计表》，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1—84页。）值得注意的是，韦庆远在研究清代的商办矿业时，对清宫档案进行了认真的查寻，找到了一份乾隆三十五年云南官员的奏折，详细开列了自乾隆元年到三十四年历年的办获铜斤数。韦认为较可信。（注：韦庆远：《清代前期的商办矿业及其资本主义萌芽》，载《档房论史文编》，第150—261页。）现在我们将之来对严的研究进行核校。从表1可以看出，严计算的数字和奏折中的办获铜斤数比较，年度间的差异较大，有的年份甚至差到了500多万斤，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收铜量的起伏要大于采买量的起伏，另一方面采买的高峰常常出现在收铜高峰期之后。但从三十年来看，严的数字较奏折所载数仅多1473万斤，按奏折数三十年间平均每年收铜977万斤，按严书所估每年收铜为1026万斤，平均每年相差不足50万斤，比例在5％左右。特别是乾隆五年到乾隆二十年15年间，较为稳定，严数较奏折数比官铜数仅多48万斤，平均每年误差不过3万斤。差别较大的，主要是乾隆三十一年到乾隆三十四年间，因清王朝和缅甸雍籍牙王朝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使铜产量下滑，而这几年却是各省采买的高峰期。仅这4年间采买数就比官铜数多1843万斤。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严的估算数虽然总的来说由于官铜收购的困难和全国铸币用铜的旺盛需求之间的矛盾会偏高一些，但从长远来看，误差远会比这三十年比较的结果小，可能只会偏高1％—2％左右。因此可以说，严著对云南官铜的估计数，误差不大，基本可信。
说明：奏折原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五年月折包中，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152页。严书数字引自原书表二。在制表过程中，对所引数据进行了四舍五入，保留到万斤。斤皆是清时官衡，未折算。
但是，严著据此数字来对清代云南的铜产量做的估算却值得商榷。严认为，云南全省的铜矿产量，应是上述所收官铜数（含抽收矿税和收买余铜，以供京局、省局和外省采买），“还应加入私卖和准予自卖的那一部分”，严将这一部分估计为10％（注：参看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22页。）。这样，严估计的历年云南铜产量，即前述历年的官铜数除于90％。这一结论从严书出后，包括张煜荣、韦庆远在内，都基本采用了严的说法，无人对之提出质疑。应该说，严以官铜量来估算全部铜产量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十分之一的铜作为通商铜是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的政策，然私铜问题从有官买政策以来就一直存在，也并不因通商铜的存在而消失，严仅将通商和私铜估计为10％来说，大大偏低了。我认为这个估计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换一种方法，从铜业生产的成本入手，去讨论通商铜和私铜至少应占的份额，对解决这个问题更为有效。
关系到矿民（投资者）收益的生产成本，主要是几个大的方面：劳动力成本A；税率B；矿的品位C；采炼中的消耗D。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函数关系：
生产成本 H＝B（A＋D）/C
劳动力成本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力工资A1，这一部分较复杂，各时期又有不同。我们姑按所谓的“亲身兄弟”“时常并无身工，得矿共分余利”（注：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的所得来算。这一部分一般是“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注：吴大勋：《滇南闻见录》“打厂”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即得到劳动产品的40％。劳动力所消耗的食物A2，其中米“日以一仓升计”（注：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
税率开始是20％，在乾隆初年降为10％。但另有归公铜、养廉铜、耗铜、损铜等杂色。以最大的厂汤丹为例，“每百年抽课十斤，归公铜三斤，养廉铜一斤，耗铜一斤”，此外捐铜三百五十斤抽一斤（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矿产》。），合计税率接近15.3％。虽然各厂税率略有不同，但我们以B为15.3％，不会出入太多。
矿的品位有高下，这是一个复杂的变数。有高者达20％—30％，如宁州狮子山一厂，初开时“存硔一百七十五万斤，约可煎铜四十余万斤”（注：云南巡抚李湖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奏，载《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4辑，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品位高达25％左右。低者不到4％—5％。如者囊、竜岜厂员屠述濂就说：“盖炭十倍于铜，而矿又十倍于炭也。”（注：《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载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这样看来，含量只有1％。因为这是正式公文，即使有夸张修饰的成分，也不能偏差太多。普通的是“约计万斤之矿，用炭八九千斤，不过得铜五六百斤”（注：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载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矿产》。）。在这里高低平扯，依照严中平估计，以10％计算。
开矿所耗之物，主要有炭，用以炼矿为铜。油，供硐中照明之用。镶木，即硐中用以支撑的木料。铁，开矿用的工具。盐，用以和泥搪炉。树根，用于煅矿。（注：俱见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用”条，《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另有柴薪，除日用外，开矿时亦需用。在这些消耗中，最主要的是炭的消耗，每炼铜百斤，依矿石的品位高低和提炼的难易程度，需炭数百斤至千五六百斤不等，现在折中以1000斤计算。东川的炭价，在乾隆初年，每百斤炭价，在炭山上已是160文，驮到矿山的运费另计。后又加价20文。（注：廖瑛：《为公平酌分炭斤山价运脚一体永远遵办事》，载乾隆《东川府志》卷二《艺文》。）按乾隆前期云南钱银比价，大致在一千一百五六十文左右。（注：吴大勋：《滇南闻见录》“钱价”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按：吴书所记钱价，我曾和档案中多项记载相校，是较准确的。）即以东川产铜铸钱较多钱价稍低计，1200文1两，每百斤炭价在炭山已是1钱3到1钱5左右了。而驮脚，我们参考官铜运价，每站每百斤在1钱到1钱2分之间，各厂不一。（注：可参阅《铜政便览》，《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则炭的运价约为每站每百斤1钱。运距以一站至两站计，则铜山炭价约在2钱5分至3钱5分之间，我们以3钱来算。同时期云南其他地区的铜厂应较滇东北地区的炭价为低。在乾隆二十一年总督爱必达奏称“炭每千斤价至七八两”（注：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署云贵总督爱必达奏，载《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4辑。），大概不是常例，可能专指运距较远的松炭的价格。到乾隆后期，由于柴山更远，炭价更有所上升，如当时楚雄香树坡厂的炭价“每百斤二钱六七分及三钱不等”（注：《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载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滇东北东川等地大厂密集，开采时间也长，炭山更远，价当更高。油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约当米价之半”（注：吴大勋：《滇南闻见录》“打厂”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其余姑略。
由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实行了一分通商的政策，且此年以后厂欠愈多。我们即以此年断限，分两段进行估算。
第一个时期，铜价以六两计算。但实际汤丹厂的铜成色最足，价亦最高，也是到乾隆二十一年才加到六两的。在乾隆十九年以前，汤丹厂官价不过五两一钱五分二毫三丝。其余各厂四五两至六两不等。（注：关于铜价，可径参考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之第四章第三节《铜价与厂欠》，第36—44页。）
厂民每生产百斤铜：上缴15.3％的税后，剩余84.7斤。按每百斤6两收购价，共收入5.082两银。
支出：40％归管理、镶头和砂丁。这一笔开支为2.0328两。
炭价：1000斤×0.003两＝3两
支出仅两项就达5.0328两。
粮食和油等项概不在内，而这两项却是除炭费之外最大的开支。约计每人每月需折米为仓斗四斗半。由于我们没有当时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数字，故很难将之摊到每百斤铜上。但从“每一坑夫之采矿量，每日平均计之，由二十至三十斤，五十斤以上者甚少。合坑夫六人为一组，每组合日采二百斤之矿石”的记载来看（注：《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四六《矿业考铜政》。），当时采矿的生产水平并不高，需用的劳动力较多，摊到每百斤铜上油米应在一两以上。即以一两计，每百斤的支出也达到了6.0328两。还有木材、柴薪、盐、铁等支出，我们可以说，每百斤的铜成本应在六两以上，这和云南巡抚爱必达在乾隆十九年所估计的每百斤需银六两的数目也基本吻合（注：王太岳：《论铜政利病状》，载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
这是乾隆三十八年前的情况。三十八年以后，规定矿民可以有10％的铜自由出售，并且铜价也在不断提高。至道光时，汤丹厂的铜价已提到了每百斤7.452两（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矿产》。），但是，就是这样，随着炭价的增加，铜矿开采的困难程度增加，成本的提高速率还是要快于铜价的增加。到乾隆四十年，官价和成本价之间，“计之百斤之铜，实少一两六钱”（注：裴宗锡：《筹滇省铜政疏》，《皇清奏议》卷六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3册。）。就是说，矛盾不仅未能缓和，还更加突出了。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采炼一百斤铜，矿民要亏损一两多银子，每年千万斤以上的官铜收购量，矿民要亏损十多万两，这还不包括官吏的陋规和克扣中饱。这是一个平均数，总有一些矿民因采到高品位、易炼制的矿而发财，但这即意味着更多的矿民亏损，就是有官府预支铜本，也很少人愿意来冒险。如此就连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也不具备了。而这和清代云南铜业一百多年间持续的高产情况显然不符。
其实清代云南铜矿业能维持长时间的高产，对投资开发的矿民至少在平均水平上来说是不亏损的。那么不足的部分从何而来？就是私铜。私铜之市场价格，远高于官铜。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不能对私铜的价格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但从一些资料上还是可以看出基本的情况。据乾隆元年云南巡抚张允随题报各官铜店的销售情况，除拨运省局和广西局备铸钱的以百斤九两二钱计价外，其余价多是百斤十一两至十三两间。如“内除升道黄士杰任（内）永宁店卖过铜五十五万四千四百斤，每百斤价银十三两，共收银七万二千七十二两”。“署迤东道王廷琬任内东川店卖过铜一百四十四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十五两，每百斤价银十一两，共收价银一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五两五钱六分零。”（注：乾隆元年六月二十八日云南巡抚张允随题，户科题本，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134页。）这是在日本铜的采买尚未停止、滇铜京运还不多的时候的铜价，这份铜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市场铜价即私铜价。到乾隆三十三年据总督阿里衮、巡抚明德奏：“采获铜斤交官，每百斤领价银五六两不等，私卖则得银十一二两。”（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阿里衮、明德奏，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代的矿业》，第146页。）可以这样认为，云南私铜的价格每百斤在十一两左右，其随着供求的变化而变化，但大抵不低于此价。这和丁文江的调查基本一致。（注：丁文江：《东川铜矿》，载《游记二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彭雨新认为：“当时滇铜的市价约为每百斤十四两。”（注：彭雨新：《清代前期云南铜矿业及其生产性质的探索》，《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可能所指是运出云南后的价格。
官价只及私价一半，官府因之榨取厂民“余息”，私铜就必然会存在（注：参看韦庆远《清代前期的商办矿业及其资本主义萌芽》，《档房论史文编》。）。私铜的存在是伴随着官铜相始终的。云南巡抚裴宗锡说：“考厥由来，工价不敷，非自今始。由于官买之初，定价较他省本为最轻，而厂民不以为累者，当年大小各厂岁办铜不过八九十万斤，后数年亦不过三四百万斤，比于今日十才二三。发官既少，私卖必多，厂民利有私铜，不计官价。”（注：裴宗锡：《筹滇省铜政疏》，《皇清奏议》卷六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3册。）云南布政使王太岳也说：“名为归官，而厂民私以为利者犹且十常八九，官价之多寡固不论也。”（注：王太岳：《论铜政利病状》，载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说放本收铜的初期十有八九是私铜，未免过当，但有相当一部分是私铜，却是必然的，这种情况自然也不可能随着官铜定额的增加而消失。
私铜的来源大致不外是两种，一是“小厂之收买，涣散莫纪也……每以一炉之铜，纳官二三十斤，酬客长炉头几斤，余则听其怀携，远卖他方”（注：王太岳：《论铜政利病状》。）从表2可以看出，在34个铜厂中，定额在十万斤以上的仅有8个，其他26个都是小厂，有的年额不过2400斤。年产量这么低而能长期保持生产，自然是有大量的铜被私卖。另一种则是大厂之厂员、厂民相互默契私卖以牟利。针对管厂之员依势强占民开旺硐，裴宗锡就说：“若厂员自行占据，则私卖渔利，竟得肆其侵贪，何所顾忌。”（注：孙士毅：《陈滇铜事宜疏》，《皇清奏议》卷六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3册。）就是对一般的厂民，也有种种陋规，而厂员勒索后，又需向上级层层孝敬。乾隆三十七年所立的碑文说：“衙门使费，俱有陋规，厂员领银，亦多克扣。”（注：《禁革铜厂陋规碑》，乾隆三十七年立，载嘉庆《永善县志》卷下。）一些有大厂的州县，号称“岁入陋规多至二三十万者，有‘金蒙自’、‘银会泽’之称，汉人不得署”（注：贺宗章：《幻影谈》，《杂记》第七，《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如据民国初年丁文江在东川的调查：“当日官价虽为六两四钱，炉户实收不过五两二钱八分三厘，故有‘五二八三’之通称。”（注：丁文江：《东川铜矿》，载《游记二种》，第125页。）而实际上，官价六两四钱，每百斤铜扣除抽课、养廉等铜外，厂民应得五两四钱八厘左右，中间的差价一钱二分五厘，就是陋规。这当然只是陋规的一种，所有这些陋规，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要摊在厂民身上的。因此，厂民就不得不私卖以求生存，厂员则以私卖牟私利。
这种情况朝廷也有所闻，故乾隆四十五年有上谕垂询：“滇省铜斤，官价轻而私价重，小民趋利，往往有偷漏走私……不若令将官运之铜全数交完后，听其将所剩铜斤，尽数交易，不必拘定一成。”（注：福康安：《尚书额附公福手札》（手抄本），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代的矿业》，第60页。）后《新纂云南通志》说：“通商铜规定一成，即十斤。有时额外多办，准加为二成、三成者。”（注：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四六《矿业考二铜政》。）就是说，私铜逐步在取得合法的地位。
从这些情况来看，通商铜和私铜的比例远不是严中平估计的十分之一，而是更多。个人估计私铜和通商铜在全部铜产量中，应不低于25％。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厂民每百斤铜的成本据前述为6两，官价亦为6两。如有25％的铜为私铜，则矿民收入为：
私铜0.25×11＝2.75两
官铜0.75×5.082＝3.8115两
二者之和为6.56115两，稍大于前述爱必达所说的每百斤六两的成本。就是说，只有如此，才能使官有陋规分润，厂民也资以生存，铜业的再生产能够维持，而云南的铜矿业也才能有长达百年的繁盛期。
这并不是说每年都是这样，由于厂员有考成的关系，故官铜收购较少的年份，可能私铜比例较低，官铜收购较多的年份，则私铜比例会更高。据严中平书中第二表《云南全省铜产销量估计表》所测算的数字累计（注：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81—84页。），从乾隆五年到嘉庆十六年72年间，官铜总数为73033万斤，平均每年1014万斤。前面我们以严书的计算和乾隆五年至三十四年的档案数对校，严书的估计数稍高于档案数1％—2％，因此在这里校定为实收官铜72000万斤，平均每年收官铜1000万斤，平均年总产量为1333万斤，约8000吨。这就是滇铜极盛期的平均年产量，而一些高产年份的年产量，应该突破10000吨。
三、清中叶滇东北地区铜产量的变化
就滇东北地区的铜产量来说，在全省铜产中的地位也是有所变化的。表2“清代云南铜厂定额表”是以道光《云南通志》中《食货志》里嘉庆七年各厂的数字为基准制作的。从表中可以看出，当时在生产的37处矿厂，年官铜定额共为917.95万斤。应该指出的是，这是阴历的平年数，即是按一年354天来算的，闰年需按比例增加。如果按公历年365天来算，合946.47万斤。这一数字和前引乾隆三十五年的奏折平均数和严中平书中的平均数相近，这一定额到该志成稿的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除个别铜厂定额数目有所变化外，总数并没有变。如嘉庆三年，以得宝坪厂兴旺，即将宁台厂额减去一百万斤。（注：云南巡抚江兰嘉庆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奏，军机处录副奏折，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代的矿业》，第168页。）总额亦大体不变，即是一例。因此，这一数目基本可作为清代自乾隆初期以来到咸丰初年的官铜定额。而各厂定额在总定额中的比例可以看作各厂产量在总产量中的比例。
在乾隆三十八年顺宁府的宁台厂兴旺以前，全省主要的铜厂除蒙自的金钗厂外，大铜厂如汤丹、碌碌、大水沟等都集中在滇东北地区特别是东川府，当时铜产量的绝大部分来自滇东北地区。如汤丹厂“雍正十一、二、三年，岁获铜二、三、四百万斤，乾隆元年至五年，岁获铜五六百万至七百五十余万斤，称极盛……四十三年，定年额三百一十六万斤，专供京局”（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铜厂》，引王昶《铜政全书》。）。碌碌厂“岁获铜数十万至一二百万斤不等，乾隆四十三年，定年额铜一百二十四万斤”（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铜厂》，引王昶《铜政全书》。）。大水沟厂，“年获铜一百三四十万至数十万。四十三年，定年额铜五十一万斤”（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铜厂》，引王昶《铜政全书》。）。茂麓厂“乾隆三十三年开采，岁获铜多寡不等，四十三年，定年额铜二十八万斤”（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铜厂》，引王昶《铜政全书》。）。大风岭厂“乾隆十五年开采，每年获铜数十万斤或数万斤不等。四十二年，定年额铜八万斤”（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铜厂》，引王昶《铜政全书》。）。乾隆三十八年后，顺宁府宁台厂大旺，逐渐成为滇铜的一大支柱。但是，滇东北地区仍然是全省铜的最主要的产地。至嘉庆七年以后，滇东北地区的铜产量由于长期开采，“硐老山空，柴山日远”，地位才有所下降。
这样，我们可以根据现有资料对滇东北地区的铜产量做一分期。在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到雍正十三年，是滇东北铜矿的发展期。在此以前，云南全省的官铜每年不过120余万斤（注：可参见《雍正朝朱批汉文奏折汇编》第4册第366页，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从雍正五年开始，官铜收购迅速增加到400万斤左右，年产量应在500—550万斤左右，这主要是滇东北几个大厂开发的结果（注：在《雍正朝朱批汉文奏折汇编》中找到了以下诸年的官铜数：雍正五年401万斤（第12册第516页），六年270余万斤（第17册第161页），七年400万斤（第17册第161页），十年320余万斤（第23册第647页），十一年360余万斤（第26册第373页），十二年485万斤（第28册第485页）。）。几个大厂合计平均每年产量应在350万斤以上。这一时期总产量约为2100吨。
从乾隆初年有较明确的数字，到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间，为滇东北铜矿的极盛期，所获之铜应占滇铜产量的80％以上，一些年份甚至在90％以上。如乾隆元年至五年，仅汤丹一厂，年收官铜就在五六百万斤至七百五十余万斤。考察这几个年份的官铜数：“乾隆元年办铜七百五十余万斤；乾隆二年办铜一千零八万九千一百余斤；乾隆三年办铜一千四十五万七千九百余斤；乾隆四年办铜九百四十二万五百余斤；乾隆五年办铜八百四十三万四千六百余斤。”（注：《军机处录副奏折》，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代的矿业》，第150页。）汤丹一厂的官铜数即占到70％—80％左右，加上碌碌、大水沟等厂的产量，这几年滇东北地区的铜产量应占全省产量的90％以上。滇东北以外的大厂，当时只有蒙自的金钗厂一处，并且成色较低，“年获铜一、二十万至一百六十万不等”（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铜厂》，引王昶《铜政全书》。）。数量起伏不定。其余各厂率多规模较小。因此在这一时期，滇东北地区产铜占全省总产量的80％，即平均每年产铜在1067万斤，合6400吨。这一时期约共生产铜243200吨。
注：本表据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卷七五《食货志》“铜厂”制成。按：各厂定额俱照嘉庆七年定之平年数，闰年按比例增加，各子厂产量计入总厂，不另列。
从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宁台厂大旺，表2所列的很多厂都是这个时期内开的。从前引王昶《铜政全书》乾隆四十三年滇东北各大厂的官铜数字来看，汤丹、碌碌、大水沟、茂麓、大风岭诸大厂每年应纳官铜数为527万斤，加上紫牛坡（33000斤）、乐马（36000斤）、人老山（4200斤）、箭竹塘（4200斤）、金沙梅子沱（40000斤）、长发坡（13000斤）、小岩坊厂（22000斤）（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铜厂》，引王昶《铜政全书》。诸厂数以乾隆四十三年平年为准，故与表2有所出入。）等小厂共152400斤，总计为542.24万斤，犹占官铜定额总数的59.07％。要说明的是，其中有的子厂并不在滇东北的范围内，且兴废无常，难以统计。故在没有新的更可靠的数据以前，我们可以认为，滇东北地区在乾隆三十九年到嘉庆六年期间，产铜量占全省总量的59.07％，即每年平均产铜787.4万斤，约合今4724吨。这一时期约共生产铜132300吨。
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我们可以以表2所列嘉庆七年的数字为准。嘉庆七年滇东北两府的铜厂定额为377.84万斤，占全省定额的41.16％。考虑到这一时期矿业发展停滞，但从办获官铜数看并无明显萎缩，故这一时期全省年均铜产量以乾隆元年到嘉庆十六年的平均数的95％来算，即每年全省总产量在1267万斤，滇东北地区的平均年产量在521.2万斤，约合3127吨。这一时期约共生产铜168900吨。这是最后一个时期。其后云南回民起义，战乱长达18年，矿业停顿，战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重建。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从1726年到1855年130年间，滇东北地区的铜业生产一直是云南铜业最发达的地区，保持了很高的水平。在这130年中，滇东北地区共生产铜565400吨左右。
四、矿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
在短短的130年时间里，滇东北地区用传统的方法开采和冶炼了如此之多的铜，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矿业生产的顶峰。而这种传统矿业的生产开发对滇东北地区的环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先从铜矿生产本身的各个环节来探讨这种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首先是找矿。“山有磁石，下有铜……矿藏于内，苗见于外”（注：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谛观山崖石间，有碧色如缕，或如带，即知其为矿苗。亦有涧啮山坼，矿砂偶露者”（注：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载道光《云南通志》。）。在植被覆盖良好的地区，要找到矿苗很困难，因此，在找到矿苗试开采以后，所谓“此名一传，挟资与份者纷至沓来”（注：倪蜕：《复当事论厂务疏》，载师范《滇系》二之一《职官》。）。进一步的勘查，必然要对矿山植被进行清除，以进一步寻找矿苗，扩大矿区。所以，“有矿之山，概无草木”（注：倪蜕：《复当事论厂务疏》。）草木自然是有的，不过已为找矿之人早早清除了。滇东北地区铜矿在册的虽然并不多，看起来很集中，实际各厂都另有子厂，分布不一。就是年额铜仅为4200斤的人老山厂，也有子厂“邱家湾、临江溪两处……归并汇报”（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铜厂》，引王昶《铜政全书》。）。除了官府有记录的矿厂、子厂外，还有大量的私设小厂。乾隆时人吴大勋说，“东川一郡，产铜甚广，不独诸大厂也。一切山箐之间，随处开挖，可以获铜，故东、昭、曲靖之间为私铸之薮”（注：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下“钱价”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据现在的《巧家县志》调查，“今境内的炉房、丰乐厂、鲁德、草皮地等地，都曾有人采矿，办厂炼铜，兴旺过一段时间”（注：《巧家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又据民国《巧家县志》，巧家当时有案可查曾开之矿有十六处，大多没有规模开采过，其集中的一、二、三区已完全没有原生植被了。而还有原始森林的七区则仅有一处铁矿，还是民国年间才小量试采的。（注：参看民国《巧家县志》卷六《农政》；卷七《物产》。）这些小矿、私矿，大多是“草皮矿”，不耐久采，但这种找矿对植被的破坏却很严重。杨伟兵认为：“真正给矿区生态带来不可逆转性的破坏，主要是开矿本身：历史上云贵高原的矿产多为‘草皮矿’，原生植被以草灌居多，而且土层较薄，一经破坏便会使山石大量裸露，矿石污染和水土流失都比较严重。”（注：杨伟兵博士论文《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变迁（1644—1911）——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第66页。）实际上，矿山植被被“剃头”，并未能等到大规模的开采，乃是在初发现矿苗后的大规模找矿活动中就完成了，所以时人才有“有矿之山，概无草木”的概念，并非是露天开采所致。
在矿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里，都需要大量的木材、炭和木柴。在开采过程中，要用木材来支撑坑道。这在矿山上称为镶木：“土山窝路，资以撑柱。上头下脚，横长二、三尺，左右二柱，高不过五尺，大必过心二寸。外用木四根，谓之一架。隔尺以外曰走马镶，隔尺以内曰雨步镶”（注：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硐中“浅者以丈计，深者以里计，上下曲折，靡有定址”（注：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载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矿产》。）。甚至有深至二三十里的。一厂之硐，“多者四五十，少者二三十，计其数曰口”。又硐内“分路攻采，谓之尖子，计其数曰把，有多至数十把者”（注：王崧：《矿产采炼篇》，载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这样的大规模开采，无疑要耗费大量的木材。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落后，在采矿中碰到坚硬的岩石时，只有使用火烧再泼水冷却的传统办法来处理。“石坚谓之硖硬，以火烧硖谓之放爆火”（注：王崧：《矿产采炼篇》。）。在冶炼时，还要使用树根，厂名疙瘩，“铜厂锻矿，窑内炭只引火，重在柴枝树根，取其烟气熏蒸，不在火力。若积久枯干即无用”（注：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这些都需要使用薪柴。特别是后者用树根煅矿，需砍其树而掘其根、将山地的土层翻动，对水土流失影响更大。
在铜矿的采炼中，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是在冶炼铜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炭。这个问题实际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在长期对东川泥石流的观测研究中就注意到了矿业开发对当地森林的破坏，并根据《东川府志》的有关记载做出了相应的估计：“每炼铜100斤，需木炭1000斤，至清乾隆年间炼铜最盛时，年产铜量达1600万斤，烧100斤炭需10000斤柴（按：原文如此，疑100斤炭为1000斤之误），据此估算每年需砍伐约10平方公里森林。”（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泥石流》，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页。）现在的《东川市志》也认为：“清乾隆年间，伐薪烧炭，年毁林地约10平方公里。”（注：《东川市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上述的估计注意到了炼铜用炭对东川森林的破坏，但实际情况要比之复杂得多。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就涉及到了几个问题：薪炭转化率、当时每公顷的活立木蓄积量、烧炭对树种的选择性、铜炭比以及人们的利用方式。
薪炭转化率并不像前引的“1000斤炭需10000斤木柴”，即转化率为10％。根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森林工业卷》的记载，白桦树干馏为木炭的转化率为31.8％，山毛榉为34.97％，松树为37.83％。（注：《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森林工业卷》“木材干馏”条，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我们可以大概估计平均的薪炭比约为33％，即烧100斤炭需300斤木柴。
每公顷的活立木蓄积量，按滇东北地区的原始森林植被，根据海拔高度的不同，主要应以中山夏暖湿润常绿阔叶林、高原山地湿润常绿阔叶林、常绿与落叶混交林和亚高山暗针叶林为主，云南松等松树品种的原始分布并不多。（注：参见云南研究地理所主编《云南地理》第四章之“主要植被类型及其地理分布”，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5页；《昭通地区志》之《林业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496页。）由于现在滇东北地区缺少合适的大面积原生植被估算，特选择和其毗邻的金沙江中游林区进行估算。该林区地跨川滇两省，森林面积约140万公顷，主要是原始林，“林龄以成过熟林为主，占有林地蓄积的91％”，“森林蓄积量约1.3亿立方米”（注：林业部调查规划院主编《中国山地森林》，“金沙江中游林区”，中国林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应该说，基本接近清代中期滇东北的植被状况。故以此为标准，估算滇东北地区当时的原生林地每公顷森林蓄积量为93立方米。
烧炭对树种的选择性，当时有记载：“炉中唯可用炭，松炭、杂木炭取其猛而烈也，栗炭取其匀而足也，亦有因其价之昂廉不同而酌用者，此则人力之区画计较也。唯煎揭蟹壳，必用松炭。”（注：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载道光《云南通志》。）滇东北各厂由于以办京铜为主，主要是煎炼成色高的蟹壳铜。但煎炼蟹壳铜，是在已炼成紫板铜或黑铜之后再下专门的蟹壳炉煎炼，用炭在全过程中比例大概不会超过20％，大量的炭还是杂木炭。但是，并不是森林中所有的树都能烧炭供冶炼，并且，由于当时原生林中，基本上是过熟林，大木多，大木在蓄积量中的比例又特别大，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将大木放倒后，很难将其主干部分解小，入炭窖煅烧。因此，对当时的原生林木的利用率，我认为只可能在30％左右，原生林中大量的大树被砍倒后，其主干部分就只能在山上任其腐烂而无法利用。而对次生林和人工林，虽然蓄积量远不如原生林，但其利用率却会高得多。
铜炭比的问题，我们在前面讨论采炼铜的成本时即已计算过。即100斤铜约需1000斤炭。矿石的含铜量高低和炭的消耗量多少虽然有关系，但是除了极少数一火成铜的矿外，并不是单纯的算术比例。如“每煅一炉，俗谓之扯火一个。彻矿需四十桶，用炭百钧；次矿惟倍加，糜炭五之一；下矿三倍而差，加糜炭三之一”（注：倪慎枢：《采铜炼铜记》。）。就是说，高矿和低矿，成分相差三倍，入炉而成含量较低的紫板铜一类，所耗炭只差三分之一。所以，前述讨论成本时计算的10的铜炭比，应是比较适中的。
由此，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在1726年到1855年滇东北地区铜业发展所用木炭对森林的破坏程度了。从1726年到1735年作为滇东北地区铜业的发展期，平均每年生产350万斤左右，约2100吨铜。2100吨铜需用木炭21000吨，约合木柴63000吨，合木材约70000立方米。如以林木的有效利用率为30％，需要毁233000立方米蓄积量的森林。按前面所算的93立方米/公顷，约合2500公顷。即每年因炼铜所需炭即需砍伐25平方公里的林地，平均每吨铜约毁林1.195公顷，约计为1.2公顷。镶木、薪柴、树根等用木由于前述烧炭的利用率只及30％，因此可以在烧炭所遗木材中使用，不另加估算。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找矿等活动对矿区森林植被的破坏，估计这一时期应有不少于400平方公里的森林植被受毁。所以，倪蜕才会说“开厂之处，例伐邻山”（注：倪蜕：《复当事论厂务疏》。）。到乾隆初年，已经出现了因“恐炭山渐远，脚费日多”而每百斤增脚价50文的情况（注：廖瑛：《为公平酌分炭斤山价运脚一体永远遵办事》，载乾隆《东川府志》卷二《艺文》。）。此时主要的矿厂及其近周的森林应被破坏殆尽了。
第2个时期即1736年至1773年共38年间，是滇东北地区铜业的鼎盛期，平均每年产铜达6400吨，需用木炭64000吨，约合木柴213300吨。需砍伐林地7680公顷左右。即在这38年里，滇东北地区共因铜业而毁林达2900平方公里左右。这时的炭山已渐去渐远，应该说交通较方便地区的原始林均已砍伐，环境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时人叹道：“近山林木已尽，夫工炭价，数倍于前。”（注：王太岳：《论铜政利病状》，载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始悔旦旦伐，何以供灶薪。”（注：王太岳：《铜山吟》，见钱仲联《清诗纪事乾隆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3页。）由于大量的原始林被毁，引起植被退化，很多地表裸露，导致水土流失问题开始严重，如乾隆八年，永善县“山水泛涨，夹杂砂石，冲压田地房屋”（注：《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泥石流的问题开始严重了。
第3个时期是1774年至1801年共28年，滇东北地区的铜业继续保持了在云南铜业中的主导地位，但产量由于开采困难、炭山渐远而有所下降。这一时期平均每年产铜约4724吨，平均每年毁林约5668公顷，即在这28年里，共有约1587平方公里的林地被毁。应该说，这个时候应有约10％左右的炭，即大致是松炭这样价格较高的炭可能依靠邻近的曲靖、武定等地供应。因此，滇东北地区的毁林面积约在1430平方公里左右。如巡抚孙士毅就说：“（炭薪）渐去渐远，竟有待给以数百里之外者。”（注：孙士毅：《陈滇铜事谊疏》，《皇清奏议》卷六二，《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林地被毁面积的扩大，使植被退化面积进一步扩大，水土流失面积进一步增加，导致了山洪、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进一步趋向恶化。
最后一个时期即1802年至1855年。这一时期铜业进一步下滑，每年平均产铜约为3127吨。这一时期，由于乾隆时的大开发和嘉庆时的流民进山运动，滇东北地区可供砍伐的原始林地已少，多残存于交通不便，和铜厂距离又很远的高山深箐中。这个时期的薪炭林，次生林地和人工林应占了相当的比例。如前述，虽然次生林和人工林的蓄积量远不如原始林，但这一类林木对烧炭来说利用效率极高，特别是人工松林，由于其较粗的枝干均可利用，其利用率可能会超100％。故仍以相同的比例来计算。每年毁林在3750公顷左右，54年间约毁林2025平方公里。计有15％的炭来自滇东北以外地区，略计54年间滇东北地区毁林在1720平方公里左右。这一时期，已经是“有树之家，悉伐以供薪炭”（注：光绪《东川府续志》卷三《轶事》。）。“民间薪炭，几同于桂。”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对当地社会生活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130年来，因为铜业的需要，使滇东北地区损失了6450平方公里的森林，约占土地总面积的21％。虽然在这百多年间，有的林地可能遭到了重复的确伐，但是由于滇东北地区的气候、地形等因素，这种比例并不会太高，可能只会有5％左右。所以130年间，仅因铜矿开发就使滇东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林地在植被被砍伐后，由于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自然变成了水土流失的地区。
当时滇东北地区的矿业开发还导致了其他严重的环境危害：在开采过程中，大量剥离表土，开矿挖出来的土石等，拣矿选矿后的尾矿，炼铜的炉渣等，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约计万斤之矿，用炭八九千斤，不过得铜五六百斤。”（注：倪慎枢：《采铜炼铜记》。）从这样来看，每铜1吨，矿渣就会有十余吨。而选矿所遗的尾矿可能会是入炉矿石的几倍，而采矿所挖出的土石更多。当时滇东北地区每年由此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应达数十万吨之多。这些废料都未经任何处理就随意抛弃，而大多随雨水顺沟谷而下。实际上，就是到20世纪90年代，东川汤丹矿的选厂，还是“尾矿自流入小江”（注：《东川市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更遑论二三百年前了。日积月累，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成为泥石流暴发所需的固体物质条件。现在东川、昭通地区间的小江流域是全国著名的泥石流多发流域，有泥石流沟107条，其中最著名的蒋家沟泥石流，发育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注：《东川市志》，第34页。）这和当地矿业开发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在同治三年，就因小江流域的泥石流灾害，“冲淤田土，不能开垦，奉文永免碧谷坝官庄租米三百一十五石零，小江官庄租米三十四石零”（注：光绪：《东川府续志》卷三《轶事》。）。
洗矿的污水也给矿区下游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当时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了：“煎炼之炉烟，萎黄菽豆，洗矿之溪水，削损田亩。”（注：倪蜕：《复当事论厂务疏》。）但矿厂多处深山之中，这种对环境的破坏，事过境迁，很难留下具体的痕迹。
杨东平，福建闽侯人，曾深造于福建教育学院经济系及中央美院国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高级美术师，福建省画院专职画师，学术部主任，福建省政协海云墨会（驻会）副秘书长。中国冰雪画研究会副会长，西安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曾多次应邀赴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并讲学。《晓色初动》获第十八届哈尔滨“国际冰雪艺术节画展”金奖，十多次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书画大展并获奖，其中：《闽山情》和《闽山闽水》分别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2006年、2007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最高奖。《永远的武夷》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小幅工笔重彩作品展”最高奖。作品被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及多国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及新加坡总统王鼎昌等国外著名人士收藏。出版有《杨东平画集》、《杨东平――冰雪画艺术》、福建电视台《八闽之子――杨东平》等。
网址：省略 电话：13705998117 画室：0591-83787153
胸中有丘壑 妙笔画梅花
――记当代著名画家杨东平
陈长青
一位国画家，能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中获得一次最高奖已属难能可贵，而一年内能连续获得三次最高奖，就更为不易了，福建省画院的著名青年画家杨东平就获得了这一殊荣。他的山水画《闽山情》和《闽山闽水》分别荣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2006年和2007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最高奖，青绿山水画《永远的武夷》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小幅工笔重彩作品展”最高奖。
一
杨东平出生于福建闽侯，这是一座山青水秀、风景如画的著名古城，素称“八闽首邑”。这里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距今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林则徐、严复、林觉民、林森、林详谦、林徽因等均是闽侯籍的历史名人。
杨东平深受家乡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及耕读传家的纯朴风气熏陶和滋养，慧根早生，对青山绿水、花卉植物特别痴迷，喜欢写写画画，自幼就显示出艺术的天分和对大自然之美的敏锐感受。少年时期，他就师从著名篆刻家周哲文、著名画家郑乃学习书画，勤学苦练，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功底。后又负笈远行，拜师求学于中国冰雪画创始人于志学、著名山水画家刘宝纯、宋雨桂、张登堂等名家，1994年入中央美院国画系深造，得到姚有多、田黎明等老师指导。在此期间，他细心研习唐、宋、元、明、清山水名家之作，心追手摩，探其精髓，感悟颇多；此后他踏访名山大川，临摹写生，眼界大开；他博采众长，精心求索，切磋琢磨，技艺大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的丰富阅历，使他年纪轻轻就在冰雪画、山水画、青绿山水画的领域中崭露头角，独树一帜。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杨东平悟出的真谛是：在大自然中，山水交融相依，形成生命的源泉，孕育万物生机；山水博大精深，既用宽广的胸怀包容人间万物，又用豪迈奔放的气慨荡涤世上污浊；山水气象万千，展示了自然和谐之美，自由生命之美，创造更新之美。崇敬自然，乐山乐水，追求和谐的精神，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明薪尽火传的永远动力。有这样的感悟，有这样的哲思，胸中自有丘壑，作品自然内涵深邃，意境幽远，清新超脱，灵感动人。
二
杨东平的故乡山山有松竹，户户有兰菊，沃野中还有一片令人瞩目的万株梅林。松之高健，竹之高雅，梅之高傲，兰之高贵，菊之高洁，都是他所喜爱的气质和品格，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在诸“君子”之中，他尤喜画梅，这其中蕴涵着他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悠久文化的自豪，对先辈的敬仰之心。林公、严公、觉民烈士等英雄，都有梅一样的品格和节操：坚贞不屈、奋发向上、高风亮节、不畏艰险、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民族之魂。面对他们，杨东平总感到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杨东平经常带着这样的思想情怀，徜徉于家乡的梅林之中，寻找创作的灵感，探究更新更好的表现手法。经过艰苦的求索和实践，他在审美观念上，寻求由清雅之美向阳刚之美转化，在结构造型上由折枝型向主干型转化，并创立了自己的一系列笔法、墨法、章法和设色技巧。他认为梅花的精神气质，就在于傲骨和坚毅，这可通过梅干的铁骨铮铮，梅花之迎寒怒放得以展现，为此他往往以燥笔干墨塑老干如铸铁、如顽石的质感，如苍龙盘屈的力感，并用柔笔点缀出梅花冒雪吐芯的勃勃生机，营造“雪欺花更红”、“古干新花意自奇”、“傲骨伟姿气凛然”的境界。
杨东平画梅除了着力研究梅花的精神气质之外，还注意意境的创造。他认为：“意境的创造是主客观各方面因素熔铸的产物。”因此，他往往在梅林、梅海中深入生活，体察炼意，更像古人踏雪寻梅那样，在特殊境界中寻找诗情画意，创造意境，使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饱满。
三
山东省莱芜市高庄街道地处市南部，山地、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辖区内90个行政村，村居分散，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这里的远教工作曾一度开展得很不平衡，为了解决出现的问题，街道党委书记赵波亲自抓远教工作。他们结合实际出台了一系列创新做法。
远教+合作社，
新“嫁接式”学习途径
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陈明利家住曹家庄。2007年9月，陈明利应广大农友的强烈要求，抓住党的良好政策，成立了莱城区明利特色蔬菜种植合作社。街道反复到合作社调研，在合作社安装了整套远教设备，让合作社集技术服务、种植管理、产业销售于一体，仅一个月时间，合作社的会员已经超过300人，每天出入陈明利合作社买化肥农药种子的农民络绎不绝。农民去买农药，还能享受消费服务，陈明利把远教课件中适合本地发展的资料全部存盘，为来买农用产品的农民免费提供“蔬菜农药喷洒”、“花生播种知识” 等节目。这些节目中的技术是农民经过反复试验、得到专家认可的科学种植办法。以前是农民可遇而不可求的，现在通过远程教育，一切变得十分简单。遇上解决不了的难题，陈明利还通过互联网查知识、问专家来解决。合作社的经营越来越好，他们在远教节目中看到了某地茼蒿产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便自行探索，将茼蒿的生产包装各项工序运用到当地的芹菜芽中，春节期间芹菜芽卖到了6块钱一斤，加上山药、生姜等其他农产品，仅春节一个月的时间，收入就达到20万元。会员们跟着陈明利种芹菜尝到了甜头，又影响到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
站点管理员+远教维修队，
新“树状式”管理结构
2008年，党委一改过去村里自己上报远教管理员的模式，采用上报、培训、考核三步走，所谓“树状式”管理结构，村级站点管理员代表树叶，远教维修队的队员代表树枝，街道远教办公室为树根。2008年初更换了23名条件不适合的远教管理员，保证了村级管理员的工作水平，形成第一层结实的90个叶节点，改变了远教工作的被动局面。街道经过反复考核和研究，在站点管理员中推选出六名水平较高的，由街道发工资，成立了“高庄远教维修队”，并且成立了队长QQ工作群，远程教育办公室投资2000元，为六名队长配发了工具包、光盘、 电源插排等必备工具，请远教维修方面的专家为队长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分管领导亲自为队长们颁发证书、签订目标责任书，这六名队长将配合六位管区主任，形成了第二层六个枝节点，协助90个叶节点搞好远教工作。街道远教办公室作为根节点，每个月对各队的远教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并在下月1日召开队长会，进行表彰和总结，高庄街道的远教工作形成“树状式”管理结构，改变了之前村多难管理的状态。
站点申请+上级投资，
新“牵手式”争创思维
高庄街道办事处在经济紧张的条件下，从2007年起，积极争取市区两级扶持，每年从紧张的财政资金中抽出2万元，作为远教创新型站点建设专项资金，按照“先来后到、先到先得”的原则，哪个站点先拿出好的站点争创方案，就先拿到资金， 如果今年的资金已经全部支出，没有得到“牵手”帮助的村争创项目将被优先安排到下一年。争创方案一经公布，就得到了广大村级站点的一致好评。2007年8月，鄂庄村委新办公室落成，党员群众们一片学科技的呼声。党员干部们研究后提出申请，想要建设一处高标准的电子楼。办事处综合考察后，向莱城区远教中心提出了申请。市区的领导听说后，都被村民们的热情所感动。市区办事处三级经过研究，补助鄂庄村4万元，村里自筹2万元，购置了投影、音响等设备，建成了可容纳近200人的电子影院，购置联想电脑10台，在原来远教设备的基础上，建成电子阅览室。村民的愿望得以实现，脸上都乐开了花。
纯天然制剂专治狐臭
王建国是山东海洋天然药物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拔尖人才、济南市拔尖人才，济南“职业”发明家、科研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涉猎的知识亦是大学课本上所学不到的，他搞环保科技，拿了建国五十年来全市的两个国家发明奖之一，是国家科委认可的《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他涉足医药领域，创办了山东海洋天然药物研究所，利用自己的专利技术从海洋生物中提取的海洋活性因子，创造了细菌真菌双杀修复的“世界首创”。
王建国从事科研几十年，先后从环保和压榨提取项目中获得专利六项：专利号：912118822 组合式双面充气隔膜压榨压滤机，首位；专利号：942357116 一种高效节能澄清装置，首位；专利号：ZL932325645 发酵母滤液饼粉碎机，首位；专利号：ZL942357108 组合式螺旋干燥器，首位；专利号：941142523 海藻胶生产工艺中的过滤工艺，首位；专利号：961157054 用发酵生产废渣制造一次性餐具、食品包装及方法和用途，首位。
这些专利技术为他从事海洋药物研究打下基础，其中组合式双面充气隔膜压榨压滤和海藻胶生产工艺中的过滤工艺就是“海呋净”科研中最重要的技术。因此，奠定了王建国在山东科技界的名声， 1995年获组合式双面充气隔膜压榨压滤发明专利，1995年被济南市政府授予“科教兴市”先进工作者；市委市政府同时授予王建国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也开始创办了山东海洋天然药物研究所，展开海洋药物“海呋净”的研究，1998年经科委破格晋升为生物工程高级工程师，初步提取的“海肤净”经过山东省卫生部门的检验获得通过，1999年获得海藻胶生产工艺中的过滤工艺发明专利，从而进一步高纯度提取“海呋净”，在1999年“海肤净”经山东省科委组织专家鉴定具有细菌、真菌双杀修复功效，颁发了“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在医药和科技界引起极大震动，颠覆了医药界细菌、真菌不能双杀的神话。荣获“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999年4月国务院颁发工程技术类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正是享受国家特殊待遇，2002年再次被济南市授予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王所长开始潜心研究“海呋净”的提纯工艺，经过近10年的钻研，“海呋净”不断提升，王建国说“海肤净”无基质，不过敏，无毒副作用，2010年山东海洋药物研究所和厂家合作开发“海肤净”，在原“海肤净”的基础上，重新注册商标“海呋净”，开始推向市场，山东海洋天然药物研究所提供技术全程监制，“海呋净”将给更多的腋（狐）臭患者解除痛苦和困惑，也在海洋皮肤类药物研发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说起“海呋净”还有一段来历，王建国所长的女儿有个脚臭的毛病，孩子对父亲说，既然爸爸是科研专家、人才，怎么就不能研究一下，治治我的毛病呢？王建国开始研究脚臭的原因，同时也开始关注皮肤疾病的产生根源，他从脚臭、脚气、腋臭机理、药理开始分析研究，《本草纲目》、《民间验方》、大量中药方，自己配方，始终难以解决细菌、真菌双杀和细胞组织结构修复的难题，于是他开始海洋生物药物的研究，随着他钻研的不断深入，收获也越来越大，在不断发明的压榨提取专利技术帮助下，终于从海洋生物中找到答案，开创了医学奇迹，打破了医学神话。
“海呋净”蜚声海内外
安全可靠疗效高
王建国认识到，脚臭、脚气、腋臭都是由于致病菌感染，侵入皮肤后排出的代谢气体所致，只要研制出一种新药，透过皮肤杀死致病菌就行了。他利用自己的专利技术提取海洋活性成分，经过大量的实验和分析，几年的努力快速渗透、细菌真菌双杀的“海肤净”，一种全新的海洋天然药物诞生了，同时也打破了学术界的一个传统论断！
到目前为止，全球医学理论界仍然认为，没有一种药可以既杀细菌又杀真菌，然而，“海肤净”做到了。虽然，许多专家对此依然怀疑，但鉴定“海肤净”的实验报告确凿无误。这如同一颗惊雷在科技界炸响。
1999年通过省科委组织国内外专家的鉴定，报告显示“海呋净”实验效果确切，震动了所有专家。在鉴定会上王建国这个发明专家，又一次让众多专家大开眼界。后来他又不断进一步完善工艺，使海洋药物纯天然无毒副作用，无过敏性，安全治疗腋（狐）臭，从根本解决腋（狐）臭成为现实。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海肤净”的名声大振，在后来高级工程师王建国出国交流期间，很多外国专家推荐给日本、美国的朋友，得到他们的一致赞许，由于西方腋臭人群远远高于我国，被美国企业界人士看中，有一家美国企业曾出价200万美元要买王建国的配方，王建国拒绝了，他说：我的产品不能让外国人独享，首先造福我中华百姓才是我真正目的啊！高级工程师王建国还在不断探索，十几年来他不断临床改进，在原“海肤净”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治疗腋臭的功效无可比拟。2011年在原来“海肤净”产品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注册“海呋净”，正式和企业合作，开始了科技转化造福人类的工程。高级工程师王建国在皮肤类疾病上，还准备用不过敏无毒副作用的纯天然海洋药物打造系列产品，让人们在安全简单的化妆式简单中化疾病于无形！减轻广大患者痛苦，也实现自己科技转化现实，造福百姓、泽被后世的梦想！
“海呋净”郑重承诺：当场除臭！购买无效者，全额退货。
客服中心电话：400-0800-587
招商热线：18678299088（杨经理）
18678299077（张经理）
所谓新修方志，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编修的方志。新修方志的种类以行政区域划分有总志、通志、地区志、市志、县志等综合志；以内容划分有专志，细分为自然、山川、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等书目以及体育志、公路志、气象志、林业志等行业志。我们论述的以综合志为主。据不完全统计，新修方志自建国初至1960年共完成250余种，至1998年修成3000多种，编成6000余种，接近于中国现存旧志的总和（《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有旧方志7413种），具有极高收藏价值。
1 我省新修方志的发展脉络及阶段划分
山东为文献之邦，圣人之地，历史悠久，文化繁盛。有着两千多年修志的历史；仅历代纂修的旧方志就达925种之多，据我馆所编《山东地方志联合目录》及王建宗，刘喜信编辑的《山东地方志书目》等目录的统计，现存世者达647种，860个版本，占全国现存旧志的8％。
辉煌的历史昭示着更加辉煌的今天和未来。新修方志首先发端于我省，为全国新修方志做出了榜样，创造了良好的开端。至1981年以后我省掀起了规模宏大，声势空前的修志高潮，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
同全国一样，我省新修方志的总体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主修，各级地方史志编委组织实施。其发展过程可以粗略地分为二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自1954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我省新修方志的初创阶段。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期间，山东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祝晨在全国首先提出“早早动手编修地方志”的建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一再指示要加紧地方志的修编工作。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956年《冠县县志》完成初稿，为建国以来我省第一部新编县志稿。次年2月，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余修，副主任委员王祝晨，王献唐等，负责指导全省新修方志资料的征集、积累、研究以及编修工作。全省各地纷纷组织班子，行动起来，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全省地、市、县相继成立修志委员会87个，共有49个市、县志修成初稿，如：历城、章丘、胶南、膝县、平原、乐陵、寿张等。这个阶段的志稿反映了新中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面貌以及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过份强调了阶级斗争，资料比较单薄，修志队伍缺乏培训，编纂的比较粗糙，大部分只是油印稿、初稿，未能公开发行，但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以后新修方志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自1966年至1980年为停滞阶段。这一阶段，由于政治上的影响，各地史志办公室陆续撤销，修志工作基本停滞。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阶段的后期，有一部分志书编委会逐渐恢复，一些新修方志先后纂成，如1980年《庆云县志》、《威海志》、《东平县志》、《阳谷县文史志》，修志工作逐渐复苏，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成绩不大。 第三阶段自1981年至今，是我省新修方志的兴盛阶段。1981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为新修方志做了理论上的准备。10月山东省政府公布成立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全省各地、市、县都普遍建立了史志办。11月山东省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开始了新一届的新志编修工作，标志着我省新修方志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兴盛阶段。政府领导及编委会对修志工作十分重视，自1985年至1996年共发文119件，涉及到修志的方方面面，提高了修纂人员的素质，深化了理论研究，使这一段阶修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如：1993年9月全国新修志书优秀成果评选中，我省29部方志获一、二、三等奖。 1996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印刷质量检测结果，我省22部志书和年鉴获奖，皆列全国前茅。从总体上看，有人把这个阶段划分为三个过程：一是组织发动，建立队伍，搜集资料；二是拟订篇目，筛选资料，撰写长编，补充资料；三是试写初稿，总纂定稿，订正资料。据统计至今共出版省志71部（计划出版91部），市地志9部、部分出版的之部，县区志115部（计划出版122部）。
2 新修方志的特点及其在我省的具体表现
在我们把握我省新修方志特点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归纳总结新修方志共性的东西，然后对我省新志的特点加以分析，了解其因地域性等不平衡因素造成的差异，及呈现出的特色。下面我们就从新观点、新内容、新方法为中心的基本特点入手考查一下。
2．1新观点
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来处理方志修纂中的具体问题。研究国情、地情，用翔实的资料反映历史与现状，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教训，为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唯物史观对建国40多年我省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真实全面的反映。《山东省志、军事志》在记述“捻军”、“黑旗军”时将旧志污蔑为“匪”的历史颠倒过来，肯定了农民起义功绩。志稿还把日本、德国入侵山东所犯罪行记入历史，分清战争的性质，警示后人。《人事志》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将机构臃肿、“左”倾错误对人事工作的影响客观而恰如其分地写出来，让人们汲取教训。
第二、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突出在党领导下，我省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三、摆正人民群众在志书中的位置。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旧志中，人物传占1／3，大多为帝王将相，乡贤名宦，烈女节妇。新志中劳动人民处于主人翁的地位，我省志书中革命烈士、劳模等占了相当大篇幅，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和革命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
2．2新内容
地方志应社会需要而产生，随时展而不断变革，具有鲜明时代性。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以具体而生动的事实展示建国以来我省经济发展、科学进步、社会文化繁荣的新面貌。《山东省志》就是对各个行业取得巨大成绩的全面反映。
第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比例的变化。对新的社会状况、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经济生活的记述比例较之以往有很大增长。如《泗水县志》正文65万字中，经济类占24万字，是正文的40％，其他志书也是如此，还有逐步增加的趋势。
第三、地方特色是新志的生命。我省山川秀丽，人文荟萃，物产丰富，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因此，省志系列《黄河志》、《泰山志》表其山川；《孔子故里志》、《孟子志》等诸子志写其人物；《丝绸志》、《陶瓷工业志》、《黄金工业志》等述其物产；另外，一些市、县志则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从地理位置相关影响，渊源追溯等着手，把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类作为重点，记述地方特色。如《潍城区志》的风筝文化与经济，《莱西县志》的“石墨”编，《青州市志》的“文物古迹”卷等等。
3 新方法
社会主义新修方志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认识上，注意了其必然的联系，探求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因此，在修志的体例方法上发生了变革，产生发展了以“述”体、章节体、索引等为代表的新方法。另外，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从印刷、图片等方面丰富了新志的表现手法。
第一，“概述”的意义。方志中有“概述”之名，出自黄炎塔主纂民国《川沙县志》，然《川沙县志》之“概述”近似于序。新修方志中“概述”是对全书主要内容和一方基本情况的阐述，与《川沙县志》之“概述”差异颇大。所以理论界普遍认为“概述”是新修方志手法上的创新，新志在分类记述之上，对专志间事物发展关系，对其内部规律进行了揭示。
其写法一是提要式，二是综述式。列各志之首，各分类之下，篇下各章，章下之节，与志体相依存。其名称很多，如：总述、引言、概貌、县情要览（《临胸县志》）、县情概述（《寿光县志》）等。另外，与“概述”作用相似的还有“大事记”，但大事记是全书之纲，可以拾遗补缺。这些方法在我省方志中大量应用，并逐步完善，使之更成熟。
第二、章节体的应用。方志发展到今天，形成记、传、图、志、表、录等，体例逐步完备。在每一单元的表述上，与以往的记事本末体不同，产生了章节体，我省新志以章节体为主。每篇、章、节、目，层层相辖，在部类安排上，一般划分为总述、专志、人物、大事记、附录等五大部分。每部分之下，将记述对象，横分门类，篇章节目，层次清楚。有大篇、中篇、小篇三种模式，使不同层次的各类体现出一定的内在联系，从而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全面反映历史的发展，也是唯物史观的具体显现，它的运用是新方志区别于旧方志的结构特征。以《高唐县志》为例，全书共分自然环境、经济等9编，自然环境又分土壤、气候等5章，自然灾害章分旱灾、涝灾7节，旱灾一节又有公布、类型、发生规律子目，这样层层相辖，体现事物的内在结构，准确表达其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