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58:28
这是一个设计结果的平面呈现。推敲起来，关于《寡人之于国也》生成的目标与目标的生成需要考虑的因素还不止这些。要准确定位阅读教学目标，我们还要弄清楚教学目标的“来”和“去”。
教学目标是指“与教学或训练有关的，而并非与教育有关的目标，也称行为目标”。它来自于课程目标，换句话来说，教学目标是对课程目标的细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解决如何精准定位阅读教学目标；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提高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一块“短板”。有了明确的目标，其它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事实上，语文阅读教学课堂层面学习目标的精准定位需要考虑下列要素：行为主体（谁学）、行为表现（学什么）、行为条件（怎么学）、行为程度（学到什么程度）。
依照“四要素”原则，《寡人之于国也》的教学目标定位首先要考虑以学生为主体来，引导学生走进文本，激发学生了解孟子的“王道”主张，点拨学生赏析孟子逻辑严谨、气势酣畅的论辩艺术，启悟学生认识孟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有一位教师预设时想了很多做法，设计了问题穿插。
首先，多媒体展示有关孟子及其经典名言的图片。其次，画“三国形势图”，标明秦、魏、齐的相邻位置，指出河内、河东所在，并简介谈话背景；知人必先论世，了解梁惠王西畏强秦东败于齐，“国以空虚”，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为何焦虑“民不加多”，为何特邀孟子指点强国之道。图文结合，更利于学生置换角色，以天下为己任，分别从梁惠王和孟子的角度思考治国之道，从而与文本交流、碰撞、共鸣。再次，学生分组接力诵读关键句段，体味：语调、语速、表情如何？哪些字要重读？最后，学生分组展示探究成果，教师相继追问，进行纵深拓展，并予以总结、评价。生成过程穿插的问题有：
①“以五十步笑百步”，初中已学过，现在可以对此作些新的思考：孟子想借这个寓言指出梁惠王哪方面的问题？
②孟子为什么反复强调“谷”、“鱼鳖”、“材木”？
③如何实现“王道之成”？能用两点说明吗？
④梁惠王到底是否“尽心”？能联系全文加以说明吗？
⑤梁惠王会不会接受孟子的主张呢？你认为孟子的王道为什么不被齐宣王采纳？
如此，就这一课目标定位而言，具备了“来”“去”自如的条件了，同时还彰显了三个特征：
基于文本施教，以“读”悟理。《寡人之于国也》篇幅不长、语言生动、流转自如，十分宜于诵读，通过多遍诵读，体会语气、语调，揣摩语言文字，培养学生的语感，理解文本内涵。大致算一下，用中速读一遍需2分钟，读5至6遍（包含）加上诵读中的间歇，外加分段式、多角色的文本探究，耗时40分钟。以读悟理，“渗透知识、理清结构、触摸思想、熟读成诵”，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强调学生的学，重视教师的导。任何学习都是学习者自主建构的过程。基于必修1和必修2两册的文言积淀，相信学生有自主探究文本的能力。但淡化预设与讲授，并不是要教师淡化出场，让课堂放任自流。第1节小切口进入，环环相扣的问题链设计，一反传统的逐字逐词逐句讲解，质疑解疑活化文本、激活思维，示范性和可操作性兼具，正是“授之以渔”，实现了由教读到自读的过渡。第7段中其余6段放手交给学生分组诵读感悟，再展示探究成果，教师规正其探究方向，促进学生个性化阅读体验的生成和深化，课堂就收放有序，活而不乱。
立足人格教育，提升审美情趣。孟子其文的尺幅兴波，精神的烛照千古，利于鉴赏活动与读法指导的相得相融，人文经典与时代脉搏的宏音共振，再加上从导语与结语的文学性与逻辑性并重，可以让学生充分感受语言美、结构美、情韵美、思想美，熟习文言读法，提高语文素养，获得知识积累与精神教养，有兴趣也有底气来面对以后的自主学习。
以上特征不离传统，又不乏创新，既紧扣文本，又以人为本，那是因为预设时“胸中有丘壑”，“三维目标”立体交叉呈现，目标设计与目标达成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让平面的目标站起来，目标就更明确、更具体、更科学。成目标于胸中，生成时不游离目标，阅读教学的有效度会有所提升。
但是，观察语文阅读教学，发现有一种语文课型大开大阖，融历史、哲学、美学、地理、天文于一体，涉及面极其广阔，教学过程如风筝断线，野马脱缰，像浮萍，像云雾，“野语文”含量过高，语文味过少。就语文阅读课而言，“漂课”表现为无固定教学目标，形散神亦散。阅读教学频繁跑偏、散打，从表象看，展示了教师学识的渊博，实际上削弱了语文教学的有效性。语文阅读教学丰富多彩的基点是紧扣文本，从“目标”出发来设计课堂流程，课前围绕“课程标准”确立“教学目标”是语文阅读教学的基石。预设过程中，定位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这一环节常常被人忽略，而空洞、抽象的目标常见于教学案。胸无目标，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现象依然存在。通过课程标准解读，细化教学目标是规范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提高语文教学有效度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如果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设定“空”而“大”，教学过程往往就“飘”而“散”。学科教育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该学科不但承担学科知识的传授，而且承载人文思想的熏陶。相对而言，学科知识的传授属显性目标，人文思想的熏陶属隐性目标。处理好两者关系也是目标精准定位的关键因素之一。
解读文本围绕“仁政思想”、“思辩色彩”、“实词和句式”就成为教学过程的基点。游离目标往往表现为：脱离文本的具体表述而空谈“仁政”，脱离文本“问”和“答”谈思辨，脱离文本传授文言知识。更有甚者，把语文课上成历史课或政治课，这就谈不上目标的准确定位了。细致分析，“飘”课产生的根源有两个：微观而论，有明确目标而游离目标，如上所述；宏观而论，目标意识不强，目标确立不科学。第二个问题在日常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教学案的设计重“过程”，轻“目标”是常有的现象，轻“过程”重“目标”同样不可取！
语文课需要纵横捭阖，需要天马行空，但必须有目标统领，否则，就会变味，就会越位，被严重异化，“跑、冒、滴、漏”层出不穷，从而误入歧途，效率自然大打折扣了。优质的阅读课紧紧围绕着课程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细化到具体的课文阅读教学中去，每一堂课都精准定位，这样的课当然是“飘”而不“飘”。优秀教师上课有时看似游离，实则相关；有时欲擒故纵，埋下草蛇灰线，最终豁然开朗。
“寡头”这个称呼并不是乌克兰人的原创，原来是经济学上的名词，来源于希腊语中“很少的卖者”，指的是一种由少数卖方（寡头）主导市场的市场状态。乌克兰寡头与俄罗斯寡头有十分类似的政治含义，特指在国家政治转型和经济私有化过程中，通过权钱交易或非法手段，在极短时间以较低成本获得国有资产的大资本家。他们不仅控制着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而且挟制了国家政权。在乌克兰独立20余年间，寡头实际上是主导国家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的出现与激进的改革模式密切相关，寡头与政权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同生共死的关系。
国穷人不穷：乌克兰寡头“不差钱”
提起“寡头”，中国人最熟悉的应该是俄罗斯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却鲜有人知道乌克兰的寡头。乌克兰在独立后的20余年发展并不顺利，经济发展经历了多次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的打击，至今没有恢复苏联解体前的水平。2013年的GDP总值仅为1656亿美元，人均GDP仅有3700美元。
与不景气的国家经济形成反差的是，乌克兰寡头却一点都“不差钱”。他们不仅拥有社会主要财富，还是影响国家政权的主要力量。根据福布斯2013年富豪榜数据，乌克兰最大富豪里纳特·阿克梅托夫的资产超过150亿美元，前一百名富豪的总资产约有130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
“纵观乌克兰局势的变化，可以明显发现，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在莫斯科、柏林、布鲁塞尔或者华盛顿，而是在基辅的乌克兰议会中，正是因为反对派赢得了那些过去支持总统的人，形成了多数，才最终导致亚努科维奇的。”《明镜》周刊如此评论乌克兰危机。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关键的是赢得乌克兰两个最有影响的寡头阿克梅托夫和费尔塔什的支持，他们几乎控制了过半的议席。
掠夺性私有化时代的产物
在20世纪90年代的乌克兰，最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是低价收购国有资产。从目前公开的几个案例就可见一斑。2004年，乌克兰最大寡头阿克梅托夫和时任总统库奇马的女婿维克多·平丘克以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克里沃罗什钢铁厂，该交易在乌克兰引发巨大争议。尤先科上任总统后，很快对该企业重新进行私有化拍卖，结果被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商米塔尔集团以48亿美元收购，中间的差价令人乍舌。2011年，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的第二年，以13.3亿美元的价格将乌克兰电信公司卖给支持他的大寡头阿克梅托夫。该公司是乌克兰居垄断地位的固定运营商，也是该国惟一的3G牌照拥有者，市场对该公司的估值在30亿美元以上。但是，乌克兰政府在拍卖中设置了诸多特殊条件，将全球跨国公司排除在外。
之所以称乌克兰的大富豪为寡头，是因为他们不仅喜欢垄断资本，还热衷掌控政治。为了获得和保护既得经济利益，有的寡头选择通过人参加选举，如阿克梅托夫选择亚努科维奇作为政治伙伴，平丘克则娶回时任总统库奇马的女儿。有的寡头则选择亲自从政，在乌克兰前一百名寡头中就有20人是国会议员，还有一些直接出任政府高官。
寡头的外交思维变化：
从亲俄罗斯到两边“下注”
乌克兰经济在独立之初曾严重依赖俄罗斯，进出口总额的60%～70%是与俄罗斯发生的贸易。寡头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政府与俄罗斯保持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甚至不惜放弃部分国家来换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市场开发和能源优惠价。
随着乌克兰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这些寡头控制的大企业也逐渐把业务拓展到欧盟和亚太市场。俄罗斯市场在其出口中的份额有所下降，2013年以后就只有2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乌克兰对俄罗斯市场的需求进一步下降，而对欧盟和亚太市场的需求则增速明显。乌克兰在能源进口方面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俄罗斯在天然气价格上的强硬立场，迫使乌克兰扩大其他渠道的天然气进口数量。乌克兰一方面绕开俄罗斯直接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另一方面利用现有的运输管道从欧盟国家反向购买俄罗斯天然气，通过其他渠道进口的天然气数量已经超过了直接从俄罗斯进口的数量。
经济利益决定了寡头在对外关系上的立场，他们开始注重与欧盟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把他们的公司打造成符合欧盟资本市场标准的专业公司，有些寡头甚至雇佣了公关公司以求建立与欧盟领导人的关系。通过规范企业行为和健全财务制度，乌克兰的大型企业越来越容易从欧盟资本市场按照较为公平的融资利率获得资金。
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可以为寡头控制的大企业打开欧盟市场，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在俄罗斯经济增长逐渐放慢速度的情况下，欧盟和亚太市场成为乌克兰企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长期以来，欧盟对于乌克兰的冶金制品和农产品实行严格的配额制度。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盟各国为保障本国低端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对乌克兰产品提高了技术门槛。乌克兰推动与欧盟“自贸区谈判”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突破现有的出口瓶颈。
寡头的政治思维变化：
从积累财富到保护财富
在乌克兰独立20余年后的今天，寡头的政治立场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从最初紧跟总统和政府领导做交易、在私有化过程中廉价获取国有资产，逐渐转变为如何保全已经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
乌克兰首富阿克梅托夫与亚努科维奇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目前控制着约50名国会议员，这些人都曾是库奇马的铁杆支持者。但在“橙色革命”之后，尤先科上台后对他采取了政治清算政策，乌政府开始打击他的商业帝国：没收了他旗下的钢铁集团，并指控他参与经济犯罪，阿克梅托夫被迫逃亡摩纳哥。直到2006年亚努科维奇重新当选总理后，他才又回到乌克兰。
正是吸取了“橙色革命”中的教训，后来的寡头不再倒向一边，他们选择在亲西方和亲俄罗斯的政党那里两边“下注”。阿克梅托夫不仅继续支持亲俄的执政党“地区党”，还为亲欧洲的“祖国党”政治家亚采纽克提供资金支持。寡头费尔塔什起家于化工行业，在库奇马任总统时期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随着欧洲业务的不断拓展，费尔塔什逐渐重视和支持亲欧洲的政党。他既是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也是亲欧的反对派领导人克里钦科的金主之一。
乌克兰的犹太寡头平丘克的经历也十分典型。他在库奇马总统时期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来还成为他的女婿。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尤先科上台后发起对平丘克的司法调查，迫使其选择远走伦敦。但即使是在海外，他仍然遥控着在乌克兰的产业帝国。
在经历了“橙色革命”洗礼后，许多乌克兰寡头开始认识到，只有乌克兰选择了与民主和法制健全的欧盟在一起，其自身的财富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如果选择与俄罗斯在一起，他们就有可能要成为第二个别列佐夫斯基或者霍多尔科夫斯基。于是，无论他们的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着俄罗斯的市场，出于自保寡头们仍然悄悄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寡头与乌克兰的政权更迭
2013年末，乌克兰爆发了“欧洲一体化”危机。危机导致激烈的街头暴力冲突，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迫出走俄罗斯，国家政权处于失控状态。在这场危机中，寡头们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选择公开支持抗议者，不仅为广场示威民众提供热茶和食品，甚至还搭建好御寒的帐篷；另外一些寡头则躲在海外的豪宅中冷眼观察，与冲突各方都保持着距离。审视这些寡头的政治取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这场政治危机的本质及其走向。
亚努科维奇2010年2月担任总统后，培植自己家族集团的行为侵害到其他一些大寡头的商业利益。除了传统的盟友阿克梅托夫和费尔塔什以外，其他寡头则与亚努科维奇逐渐疏远。在总统父亲的庇护下，大儿子亚历山大·亚努科维奇在短短几年就窜升为乌克兰富豪之一。亚历山大曾是一名牙医，他领导的资产管理公司MAKO在家乡顿涅斯克州拥有数座煤矿和商业中心。2010年之后，亚历山大的商业帝国进入快速扩张的阶段，行业逐渐扩展到建筑、商业、银行等领域。亚历山大的乌克兰发展银行在2009年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但在其父亲出任总统后的两年半时间，该银行资产增长了1240%，业内排名从第157位迅速窜升到第65位。从2011年开始，该银行多次赢得政府贷款招标。此外，亚历山大还涉足政府基础设施和政府采购，许多项目被他周围的一群年轻寡头朋友所掌控。这种局面渐渐造成了一些旧寡头们的不满情绪，他们一面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一面伺机寻找新的政治代言人，并开始把亚努科维奇视作最大的威胁，继而支持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
在今年2月21日乌克兰国内政治危机升级为街头后，美国和欧盟领导人不仅公开向亚努科维奇施压，同时还不断接触支持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寡头阿克梅托夫、平丘克和克柳耶夫，要求他们规劝亚努科维奇不要采取暴力措施，否则美国会采取经济制裁，冻结这些寡头在西方的资产。阿克梅托夫在会见后第二天就乖乖地发表声明，要求冲突各方和平对话，不要采取暴力对抗。乌克兰寡头们不仅在西方购置了豪宅，他们的企业在资金上也主要依赖于西方大银行。如果政局长期动荡，这些西方银行有可能停止向乌克兰寡头提供贷款。在美国和欧盟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之下，乌克兰的寡头们选择了首先保全自身安全的策略，最终选择放弃了亚努科维奇。
寡头是制约乌克兰发展的“毒瘤”
[关键词]《水》 寡妇 印度 风情
片名：《水》(Water)又译《月亮河》
片长：114分钟
年代：2005年
出品国：加拿大 印度
编导：迪帕・梅塔(Deepa Mehta)
主演丽莎・雷(Lisa Ray)
约翰・亚拉伯罕(John Abraham)
希玛・比斯沃斯(Seema Biswas)
萨若拉(Sarala)
获奖2005年西班牙瓦拉杜利德国际电影节青年影评人大奖，2006温哥华影评人协会最佳女主角与最佳导演双料大奖，加拿大金尼奖最佳女主角、最佳配乐以及电影艺术成就奖，第79届奥斯卡金象奖最佳外语片题名。
剧情梗概
《水》又名《月亮河》，电影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印度。八岁的秋雅(chuyia)刚刚死了丈夫，成了一个新寡妇。根据印度教传统，剃发后，她被带到“寡妇之家”去守寡。在那里。秋雅必须对她过去犯下的罪过进行忏悔，因为她被认为导致了丈夫的死。年幼渴望母爱的秋雅根本不愿意呆在凄冷的寡妇之家，她一开始就把寡妇之家弄得鸡犬不宁、天翻地覆。寡妇之家的寡妇各不相同。老寡妇一直念念不忘结婚时的甜食，直到生命结束。在寡妇之家，秋雅认识了像天使一样美丽的惟一留着长发的卡丽安妮(Kalyani)。一个偶然的机会，卡丽安妮认识了婆罗门阶级的少爷――追求真理追随甘地的英俊青年纳拉扬(Narayan)，俩人一见钟情。而寡妇之家的肥婆麦杜马提(Madhumati)和阉人古拉碧坚决反对卡丽安妮改嫁，名义上说是违背印度教规，其实他们是怕断了自己的财路。他们以强迫卡丽安妮卖身来维持寡妇之家的花销，也供自己享受和挥霍。
纳拉扬不顾母亲反对。坚决要娶卡丽安妮为妻。卡丽安妮在莎肯塔拉(Shakuntala)的帮助下逃出寡妇之家。在纳拉扬接卡丽安妮回家途中，卡丽安妮得知纳拉扬的父亲就是玩弄过自己的婆罗门贵族时，她执意让纳拉扬调转船头。卡丽安妮再次回到寡妇之家，遭到麦杜拒绝和侮辱，羞辱与无助双重打击的卡丽安妮平静地走进“圣河”静淌的流水中……
纳拉扬从家里赶到寡妇之家准备接卡丽安妮，看到的只是卡丽安妮被打捞上来的遗体。
失去财源的肥婆麦杜和古拉碧又把魔爪伸向了年幼的秋雅。他们以带秋雅回家为名欺骗了秋雅。天真年幼的秋雅就这样被糟蹋了，重蹈卡丽安妮的覆辙。莎肯塔拉知道后，抱着昏迷不醒的秋雅。追上纳拉扬乘坐的火车，让纳拉扬把秋雅交给甘地。看着火车载着秋雅和纳拉扬远去，莎肯塔拉思绪万千……
影片欣赏
印度是一个电影大国，每年产生近1000部电影，是好莱坞的4倍，看电影人次也是最多的。印度一位电影导演曾经说过：“印度电影即是夜总会又是神庙，即是马戏团又是音乐厅，也是比萨饼和诗歌研讨会。”印度电影的最大特色是几乎每部影片都有神灵和宗教色彩，无歌不成片，无舞不成片，每部影片都有歌舞情景。而且剧情情节性强，有强烈的戏剧色彩，影片充满巧合和巧遇。影片一般都较长。充斥着美女，色彩鲜艳，充满诗情画意和浓烈的印度地域风情。
《水》是加籍印裔导演蒂帕・梅塔(DeepaMehta)“元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前两部分别是《火》和《土》。电影站在一个历史高度，在传统习俗与现代信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融碰撞中找到身份认同。
反映印度寡妇题材的电影先前也有。2003年日普帕诺・高仕(Rituparno Ghosh)导演的《寡妇之恋》，讲述一位名叫艾维的美丽寡妇，最终挣脱世俗束缚，与恋人贝鲁轰轰烈烈相爱的故事。2005年，身居美国的印裔导演曼德拉亚尔就拍摄了影片《白色彩虹》，电影以一位年轻寡妇莫西妮・吉里的真实经历为原型，讲述了四位不同年龄的寡妇被夫家抛弃到维伦达文、受到犯罪集团威逼而奋起反抗的故事。2006年又诞生了印度电影《巴布尔》，同样涉及到寡妇改嫁问题。而《水》是又一部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思潮激荡的印度，在种姓制度统治下，深受神权、男权和私欲奴役的寡妇的生存状态、生活状况和命运坎坷。
一、各种思潮激荡的种姓制度
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印度种姓制度规定婆罗门是祭司贵族，主要掌握神权、占卜祸福、垄断文化，在社会中地位是最高的。波罗门占有了印度社会的大部分财富，依靠剥削为生，是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限。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被看成是贱民，或叫不可接触者。贱民最受鄙视，只能居住村外，不可与婆罗门接触，只能从事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职业，如抬死尸，清除粪便等。为了维护种姓制度，婆罗门僧侣宣扬，把人分为四个种姓完全是神的意志，是天经地义的。为了维护种姓制度，奴隶主阶级还制定了许多法律，其中最典型的是《摩奴法典》。《摩奴法典》首先确认婆罗门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电影《水》开头，《摩奴法典》就规定“寡妇理应受苦克己守贞至死，丧夫后守贞的妻子可以上天堂，不贞的女子来世会转生为狐狼”。
电影《水》中，婆罗门贵族一方面要求寡妇守贞，另一方面又强迫寡妇卖身，而玩弄寡妇的就是那些信奉神灵的婆罗门贵族。这无疑是对神权和婆罗门贵族的最大嘲讽。寡妇被送到寡妇之家，表面上看是宗教因素，其实都是金钱的考量。这是对神权和婆罗门贵族的深及骨髓的批判和揭露。
印度寡妇和贱民的地位相差无几。经典上记载，寡妇有三条路可走她们可以和亡夫一起火化陪葬，或是过着克己守贞的生活，还可以嫁给丈夫的弟弟。如果没有勇气殉夫，就要被送到神圣之城贝勒斯(现名瓦腊纳西)的恒河河岸上的“寡妇之家”。寡妇脸上和衣饰上就要加上寡妇的标志，并要比丈夫在世时更加小心地回避任何男性。男子见到了寡妇也要回避，因为寡妇是“不祥之物”。所以在影片中，卡丽安妮不小心撞了刚洗完澡的一个妇女，她说，寡妇不能像没出嫁的女孩般乱跑，你弄脏我了。还得我要重洗一次。当纳拉扬跟着卡丽安妮时，她说这样会伤天害理。卡丽安妮所说的伤天害理就是指违反宗教和习俗。同样，当纳拉扬以看望秋雅的名义去见卡丽安妮时，却吃了莎肯塔拉的闭门羹“男人不能来这里”。
寡妇因为打上不吉祥的烙印，就要成为 奴仆，在社会上也不再享有一般已婚妇女的各种权利和待遇。她们无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宗教活动，不能参加结婚、祝寿等一切喜庆大事，甚至不许修饰仪容，寡妇还要把头发剃光。根据印度教的习俗寡妇还要献身于苦行、节欲、吃斋的生活。秋雅想用钱买菜籽遭到拒绝，因为寡妇不能吃油炸的食品。在别人的婚礼上，莎肯塔拉去打水，主持婚礼的神父警告她：“小心点。别让你的影子沾到新娘子。”人们认为寡妇是不洁的，不祥的，罪孽深重的。寡妇在这个社会是陪遭歧视的，她们就是那些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人”。
而男子地位和寡妇完全不同。在洁净的“圣河”恒河边，少不更事的秋雅问：“守寡的男人住在哪里?”这一问振聋发聩，招来寡妇们的一致反对：“小心烂掉你的嘴巴，神明保佑，咱们的男人不遭受此厄运。”女人地位低下和男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男人在这个社会是不可侵犯的，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当时，印度思想意识相当复杂：有人恪守落后残忍的印度种姓制度：有人崇尚英国殖民之风：有人追随甘地的足迹，期望解放印度的寡妇，实现印度独立和自由。这是出于不同文化背景和利益需要而产生的信仰分歧和争端。
纳拉扬的父亲德瓦卡纳大爷是印度婆罗门贵族利益的维护者，印度种姓制度和文化的守护者，也是印度人民的剥削者和奴役者。他身边也有像肥婆麦杜和阉人古拉碧这样的拥护者。纳拉扬的朋友拉宾达骨子里是个英国佬。他崇尚英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他喜欢英国的棒球、威士忌还有英国的诗人。他代表印度当时一部分人的心态。然而影片创作者仍然尊崇历史真实，把印度解放的希望寄托于甘地。用恒河边神父的话来说：“甘地这样的人世上少见，他遵从自己的良知行事。”甘地鼓吹自由，倡导真理。在火车站甘地演讲说道：“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一直以来，我相信神就是真理，到今天我才晓得，真理才是神。追寻真理的道路，对我而言乃无价之宝，我相信对你们来说也会一样。”最终，甘地还是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解放了整个印度。
作为影片中人公之一的纳拉扬(Narayan)，他是印度种姓制度和文化的反对者和没落贵族家庭的叛逆者，也是甘地的忠实追随者，同时他在影片中承担拯救者的角色。纳拉扬出身婆罗门贵族阶级，他受过高等教育，向往真理和光明。执著追随甘地的足迹。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坚决要娶寡妇卡丽安妮回家。当他得知父亲就是玩弄卡丽安妮的贵族时，他和父亲进行了坚决有力的争辩，坚决与父亲所代表婆罗门阶级决裂。一方面他以爱情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卡丽安妮，另一方面他也是秋雅的拯救者。他是印度寡妇解放和印度民族独立自由运动在电影中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二、神权、男权、私欲奴役的寡妇人生
《水》中塑造的“寡妇之家”的寡妇们性格鲜明，悲戚相关。她们在神权、男权和私欲的奴役下，有着命运各异的寡妇人生。
老寡妇帕缇雅在寡妇之家渡过了凄苦的一生，她一直活在对童年往事的回忆中，现实的人生毫无幸福可言。她既没有反抗过，到死也没有觉醒，她代表沉默而愚弱的大多数。她是一个念念不忘甜食的孤寡老人。她告诉秋雅想吃又大又白的乳酪丸，热腾腾的玫瑰甜球，用纯奶油做成的黄澄澄的菜杜，还有外面裹了一层金箔的甜腰果。老寡妇的甜食不仅代表好吃的食物，也象征美好的爱情和美丽的人生，也是一个老人对童年的记忆和留恋。老寡妇一直还记着自己结婚时的情景。她活在这种美好而辛酸的回忆中。“人生真叫人失望呀。”这一语道出了老寡妇对人生的感悟，留下无限绝望和缺憾。她在早晨的阳光里死去，还是没有喝到秋雅从恒河里打来的圣水。“原神保佑她来生转世为男人”成了寡妇们对她睢一的祝愿和解脱道路。
肥婆麦杜马提(Madhumati)和阉人古拉碧既是男权的受害者，又是迫害妇女的帮凶。在寡妇之家，肥婆麦杜和阉人古拉碧地位最高，他们尽力剥削和奴役其他寡妇，贪图享受，满足私欲，甚至用卡丽安妮的卖身钱吸毒。他们在寡妇之家没有多大苦痛，也常常以自己的风流趣事作为谈资。肥婆把卡丽安妮当作赚钱工具，她坚决反对卡丽安妮结婚。因为结婚就断了她的财路。古拉碧强迫卡丽安妮卖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皮条客。卡丽安妮沉河自杀后，他们又把秋雅当作新财源。他们以回家之名骗取秋雅，致使年幼的秋雅遭到婆罗门贵族的践踏和摧残。其行为令人发指，以赎罪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他们极力反对甘地解放印度寡妇，努力维护等级森严的神权和种姓制度。他们认为是甘地毁了印度，贱民不应该成为神的子民。没有甘地出现以前，印度以前的生活就像英国时钟一样井然有序：嘀嗒、嘀嗒……他们反对甘地所说的“寡妇没有享受过爱的滋润，任何人都要懂得爱。”因为解放寡妇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
卡丽安妮(Kalyani)的命运先是寄托于她所信奉的黑天大神，没有明显的自我觉醒和反抗意识。遇到纳拉扬后，爱情使她懂得了救赎和获取自由的重要。爱情成了她惟一的救命稻草，但最终又无法逃脱人为的屈辱的“命运”折磨。她毅然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投入茫茫无边的恒河水中，最终以死抗争，实现了人生的美好“回归”。正如她所信奉的薄伽梵歌中的黑天大神所说过的：“要人效仿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长得像天使一样美丽的卡丽安妮是“寡妇之家”惟一一个留着长发的寡妇。她纯洁、美丽、善良，乐于助人，她成了秋雅最好的朋友。她一向逆来顺受。逼迫为肥婆和古拉碧卖身赚钱。但当爱情化身、拯救者纳拉扬出现后，她看见了人生新的曙光，她不顾寡妇的清规戒律和肥婆的反对，坚决要改嫁，而且与麦杜进行坚决的抗争：“大姐，这里是寡妇之家，不是妓院。”直到最后以死相争。电影《水》的情节安排和卡丽安妮的形象，会让人想到《茶花女》中命运悲戚的玛格丽特，想到《魂断蓝桥》中的忠于爱情的玛亚。想到《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艰难存活的玛莲娜。在这部影片里，编导迪帕・梅塔对情节的处理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其他世界经典电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无不让人悲戚伤怀，潸然泪下。
莎肯塔拉(Shakuntala)开始信仰坚定，她想通过对神的虔诚和自我奉献获得解放和救赎。然而当她的信仰与良知发生冲突时。它从对信仰的恪守和尊崇变成对信仰的怀疑和动摇。她最终还是放弃了所谓的信仰，按良知行事。莎肯塔拉一直在包容、照顾并教育秋雅，他也一直同情美丽的卡丽安妮。当得知新法规定寡妇可以改嫁时，她不顾一切地从寡妇之家放走了卡丽安妮。影片结尾。莎肯塔拉抱着昏迷不醒的秋雅，去追寻甘地的足迹。莎肯塔拉看着火车载着秋雅的火车远去，喜悦和忧伤在她脸上挥之不去。
秋雅(Chuyia)天真烂漫，倔强善良，她是寡妇之家的最小的反抗者。秋雅念念不忘回家。一直相信妈妈会来接她。伶牙俐嘴的秋雅 刚开始是反抗呆在这里的，大闹寡妇之家。肥婆麦杜告诉她。当人家妻子，既嫁从夫。秋雅说，我才不想傻傻守寡，死胖子。她咬了肥婆，跑掉了。她反对寡妇沿街乞讨，她憎恨这样的生活方式。肥婆反对卡丽安妮改嫁，秋雅据理力争。她骂麦杜是肥猪，要踩死她。得知肥婆不准卡丽安妮结婚，将她锁在屋子里时，秋雅骂道麦杜马提去死吧，并弄死了肥婆的心肝宝贝鹦鹉米杜。影片以她的视觉和经历展开叙述，她是影片的核心主人公，也是惟一一个被彻底解救了的寡妇，是印度寡妇解放的希望所在。
三、神秘、诗意、感伤的印度风情
《水》具有印度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情。在神秘的宗教氛围中，以诗情画意的风格，展现印度特有的东方韵味和文化魅力。
影片宗教色彩浓郁，神秘气息浓洌。恒河岸边的独特的葬礼，具有宗教色彩的婚礼。寡妇欢悦节的独特仪式，都使影片呈现出宗教色彩和神秘气息。婚礼和葬礼都在恒河岸边举行，死亡与新生同一地方展开。卡丽安妮的葬礼仪式充满宗教色彩悲戚的诗意，正如神甫所诵读的：“刀剑不能损其分毫。烈火伤不及身，永恒而无所不在，灵魂永不灭……”
电影镜头和画面有中国水墨画之美。意境高远，意象鲜明。导演以“水”作为电影名，是电影的点睛之笔，水在影片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人生就像恒河里的圣水一样，神圣而柔弱。正是这柔弱的水吞噬了弱者如卡丽安妮生命，也以圣灵的名义禁锢了寡妇的思想。生命来源于水，信仰皈依于水，灵魂归于水。水能洗刷罪孽，水能拯救生命。水谁能超度人生。水是神圣的使者。正如莎肯塔拉富有诗意的祈祷：“圣河呀。有如明月般皎洁，你是伟人的泉源。”
雨在印度是一种吉祥幸福的象征。雨也多次出现在印度电影里，如《季风婚宴》中的雨中群舞，《印度往事》中的雨中狂欢等。电影《水》中，纳拉扬去寡妇之家，离开时从屋檐下经过，正巧卡丽安妮和秋雅在凉衣服，水淋湿了纳拉扬。随即大雨即至，卡丽安妮和秋雅在屋内的木地板上欢快地嬉戏跳舞。对卡丽安妮来说是爱情滋润的喜悦，对秋雅来说是童趣复生的快乐。纳拉扬在雨中忘乎所以，兴奋无比。雨如爱情的甘露，滋润身心。电影镜头独特，画面优美，音乐轻快，整个情节营造在诗情画意之中，彰显印度歌舞片的独特魅力。卡丽安妮和纳拉扬的动作和笑容在同一音乐中交替出现。编导用声音蒙太奇把两个人的喜悦、幸福与爱情组接在一起，两颗相爱的心的喜悦展露无遗。影片中的又一次大雨在斋戒日到来，卡丽安妮在教秋雅读纳拉扬读给她的迦梨陀娑的诗“美格朵”。并捎去美好的愿望。雨在窗外连绵不断，在这里雨成了带来吉祥幸福的使者。
影片中印度音乐如怨如诉，绵延不断的旋律余音缭绕，婉转曲折的西塔尔、维纳琴声和呜咽欲泣的笛声，强烈而音色多变的鼓声和变化多端的即兴演唱演奏，展现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印度风情画。影片开始的音乐凄婉而哀伤。画面宁静而富有诗情画意。晚霞映照下一片初开的盛夏荷塘，青蛙跳水，行人荷担，白牛青车载着年幼天真的秋雅，悠然自得地坐在牛车上嚼着甘蔗，充满童趣的快乐。
寡妇之家的石门暗青而结实，大门两侧石头上刻着痕迹清晰的佛教“ ”图案。寡妇们惨白的服饰，没有任何首饰，青色的屋舍、台阶和墙壁，显得凄冷阴森。秋雅跨进门槛，伏在一堵石墙上探望。她一眼就看见那个年迈孤独的老寡妇。秋雅是老寡妇的前半生，老寡妇就是秋雅的后半世。那个年迈凄苦的老寡妇和秋雅一样大的时候来到寡妇之家的。受戒和岁月的风刀霜剑已经在她的脸上刻下永不消逝的苍老印痕。影片中悠扬婉约的音乐戛然而止，我们听到的只是乌鸦“哇、哇、哇”的凄惨邪恶的叫声。影片的色彩也由外面明亮变成阴暗的灰蓝色调，失却影片开头的美丽景象。这是影片中震惊的一段画面。在色彩的明暗对比中，映射人生无常和命运多乖。
卡丽安妮和纳拉扬第一次约会的场面充满诗情画意。画面洋溢着神秘气息，具有神秘感召力的音乐洋溢着原始的宗教韵味。卡丽安妮端一盏油灯。灯火缥缈不定。纳拉扬在河边临风而立，笛声悠扬，如泣如诉，哀婉不已。大树盘根错节宛若神灵。两袭白衣。飘飘若仙。大全景的夜色，天空水面一片暗蓝，月亮皎洁如骄子。纳拉扬在给卡丽安妮读迦梨陀娑诗“美格朵”：“在河岸旁，昙花绽放的地方。”尽管卡丽不识字，她还是喜欢纳拉扬的“美格朵”。纳拉扬说这首诗说的是两个相爱的人分离的痛苦。爱人告诉云朵，心上人好似毗湿奴神，化成黑天的样貌，像孔雀羽毛般闪耀。两个相爱的人约会的场景美不胜收，以富于诗意的对白来演绎一段凄美的爱情。
【关键词】 保险市场;寡头垄断;产业组织理论
一、保险市场四种类型的分析
第一,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是一种超然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当然,完全竞争的保险市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完全垄断的市场模式基本上都是在保险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采用的,由于市场发育不够,采取完全垄断的市场模式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却损失了效率。第三,寡头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保护或特定的政策作用的结果,这种市场结构与完全垄断模式比较类似,对市场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有利于保持市场稳定。第四,在发达的保险市场基本都是采取垄断竞争的形式,由于垄断竞争一般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相对而言,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有利于提高保险市场的效率,总体上也不会发生明显的市场波动。
二、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格局的实证分析
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任何产业市场结构的特征都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来衡量:一是市场集中度;二是最大公司在行业中的市场份额;三是市场进入壁垒的高低;四是产品差异化的程度。
1.我国保险市场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CR)很高。所谓市场集中度是指某一特定市场中少数几个最大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引申开来,保险市场集中度则指保险市场中少数几家最大企业所占的保费、资产、利润等方面的份额。一般来说,市场集中度越高,该市场的垄断性越强;反之,则越弱。
(1)用CR3表示前3家保险公司在保险业总保费收入所占的比重。下表给出了寿险和财险2001～2009年的CR3。寿险数据由人寿、太平洋寿险、平安寿险三家公司计算得出,财险数据由人保、太平洋财险、平安财险计算得出。尽管自2001年来中国保险市场无论是产险还是寿险其市场集中度都在逐年下降,但截至2009年末,产、寿险的市场集中度CR3仍分别高达60.77%和64.90%。我国保险市场还未打破寡头垄断的格局。
(2)我国保险市场寡头垄断程度分析。产业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贝恩根据CRn的数值,将市场结构分为寡占Ⅰ-Ⅴ:CR4≥75%即为寡占Ⅰ型,即极高寡占型市场结构;CR4在65%～75%之间,即为寡占Ⅱ型;CR4在50%～75%之间,即为寡占Ⅲ型;CR4在35%―50%之间,即为寡占Ⅳ型;CR4在30%～35%之间,即为寡占Ⅴ型,垄断程度较低,接近于竞争性市场。以寿险为例,2009年前4大人寿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太平洋人寿、平安人寿、泰康人寿)的CR4为69%,根据贝恩的标准,我国保险市场属于寡占Ⅱ型,可见我国保险市场的垄断程度仍然很高。
2.最大公司在行业中的市场份额在下降,但比率依然很高。最大公司在行业中的市场份额可以衡量单个企业在保险市场中的地位。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越高,表明其垄断性力量越强;反之则越弱。实际上,至2009年末,中国人保所占的市场份额高达40.34%,同期中国人寿的市份额为36.23%,已经低于市场支配企业所需要40%的市场份额的要求。这表明中国产、寿险市场的竞争程度在提高,一家保险公司的独家垄断程度在下降,从几大寡头公司的市场份额来看,寡头垄断程度还是很高。
3.保险市场的进入壁垒较高。市场进入壁垒的高低反映市场结构的竞争状况。市场集中度高和具有支配企业的行业进入壁垒较高,尤其是一些需要国家许可的部门进入壁垒较高,这一点在我国保险业尤其明显。长期以来中国对保险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保险业实行严格的政府规制,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规制政策对保险业设置了很高的进入壁垒。
4.保险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低。产品差异化是决定市场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保险产品差异性小,也正是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产品同质化的体现。在现实经济中,完全无差别化的市场是不存在,我国保险业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现阶段尽管各公司在服务质量、险种组合方式、宣传包装手段等方面存在差异,各公司保险产品的实质基本相同,整体而言尚未摆脱低层次、低效率的竞争局面。由于垄断力量较强,保险公司之间的非价格竞争相对较少,各保险公司业务结构趋同,品种单一,缺乏特色与创新,保险产品差异性还比较小,彼此间替代率很高。
结论:通过对上文提出的四个指标的分析,可以得出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仍旧处于寡头垄断市场阶段,也应注意到,保险市场的垄断程度在下降,竞争性在加强。集中度场差异性很我国保险业经过二程度仍然还
[ 论文 关键词]民国时期 山东婚姻习俗 观念变迁
(论文摘要]通过对民国时期山东婚俗的考察，可以看出妇女自由平等的思想也开始慢慢觉悟。要求摆脱传统婚姻陋俗．主张婚姻自主，是妇女婚姻生活发生转变的关键。
山东人守礼重节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特别是儒家所宣扬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礼教观念在妇女的婚姻生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婚姻观念上，妇女们严格地遵循着“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更二夫”的婚姻观念，所以即使自己的丈夫死去，甚至早年去世，也大都以守节而终。在民国以前，山东妇女的节烈之风盛行，寡妇守节、殉节的事件不胜枚举，而寡妇改嫁则是被世人瞧不起的事情。但自民国开通风气以后，婚姻自由得到社会上开明人士的大力提倡，妇女的贞节观念渐渐淡化。城市中出现了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的新气象，各县也开始有了改嫁的现象，但仍为数不多。
民国时期山东妇女改嫁，大都出现在城镇或 农村 的贫寒之家，而a绅大户人家仍多重守节，且以寡妇改嫁为耻。寡妇改嫁多是为生存问题，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举动。这一时期各地的寡妇改嫁也有不同的习俗。有的地方是寡妇必须在丈夫死后，为夫守孝3年或1年后方准改嫁，如齐东县“须守节三年后并得两面家长同意始行之”nx}.pb}0莱芜地区寡妇“须经过夫死一年方可”改嫁[iix t.,p178’0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潍县“贫寒之家”的寡妇“不待夫死三年而改嫁，多由母家主持，夫家不过听之而已。; }2}桓台县寡妇改嫁多由“夫段无子女可依，乃自由改嫁”[ }l(.t . p47}。从上述几个事例中可以看出，虽然各地出现了寡妇改嫁的风气，但妇女的改嫁大都是被生活所逼、无奈之下的举动。而大多数寡妇，尤其是在那些讲究“礼仪廉耻”的家庭里，寡妇仍多守节，以改嫁为耻。潍县、济阳、长清、莱芜、肥城、滨县、洒水、峰县、邦城等县，“守礼之家，蠕妇守节以终者，亦多有之”，而“夫死改嫁，人多耻之。”这些风俗反映出社会上对寡妇的轻视和鄙夷，以及寡妇对自身改嫁的无奈。
寡妇改嫁的形式各地也有所不同，有的寡妇改嫁他乡，有的寡妇就地招夫人赘，还有的寡妇嫁给其丈夫的兄弟，称之为“寡妇转房”。近代山东的寡妇改嫁以前者形式居多，后两者在一些地方也存在。青岛水灵山岛一带，因该岛“孤悬海中，男多女少，娶妻不易，故兄亡可以嫁叔，弟亡可以嫁兄，大有康藏风可云。”[3j
寡妇改嫁时的婚礼仪式也极为简单，不仅娘家和原来的夫家不重视，且改嫁的夫家也多草草了事，迎娶极为简单，与女子初嫁时的婚礼场面相差甚远。在山东各地，民间大都有“大娶”和“小娶”的风俗。“大娶”即指富裕人家举办的婚礼，其婚礼仪式办得格外隆重热闹;而“小娶”则多指贫寒人家的婚礼，其仪式极万简单。如曲阜一带的婚姻风俗中就有“贫者不亲迎，岳家送妇至门，俗呼小娶。一切礼节俱从简略矣。”[4j(p37.ycj俗)而寡妇改嫁时，娘家不再陪送嫁妆，男方家里多采用“小娶”仪式将女方娶进家门，婚礼仪式极为简单、冷清，甚至不用鼓乐和花轿，也没有凤冠霞被，而且多在夜间举行仪式。此外对于妇女改嫁多以“再醛”称之:“再醛，在青岛风俗中并不十分重视，惟改嫁之时，不能鼓乐前导，乘舆出发仅由迎娶者率驴车一辆或驴马一头，于寅夜陪往夫家而已。”‘3]夏津县寡妇改嫁时“仪式极简，无鼓吹，不亲迎，以车不以轿，故俗称 ‘拉后婚’。此种婚姻，邑颇不少”，但大多数是嫁给中年以上丧妻者f51(}} }#l志#l俗’。不管是“小娶”，还是“拉后婚”，这都说明到了近代寡妇改嫁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伴随着新式婚姻观念的传播，人们已渐渐开始接受妇女可以再嫁的观念。在青岛一带流传的民间歌谣“吃汉子”就反映了寡妇改嫁的风气已经在民众心中存在:“吃汉子，着汉子，死了汉子，嫁汉子。”‘3]这首民谣反映出一是传统的婚姻观念依然存在，如女子出嫁后生活完全依赖其丈夫，即“吃汉子，着汉子”;而后两句“死了汉子，嫁汉子”则反映了当地民众头脑中已有了改嫁的意识。但由于人们头脑中的“从一而终”、“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等旧观念、旧礼教的束缚，寡妇改嫁相对于男子续娶现象仍是少之又少，且在各地风俗中，男子续娶仍较为重视，其婚礼仪式与初婚无大差异，更为特殊的是，男子续娶的妻子多是未婚的女子。由此可见，寡妇改嫁仍受到世人的种种歧视和社会的不公正待遇，传统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思想依旧在禁锢着人们的头脑。
民国年间山东离婚案件也时有发生，各地离婚习俗也多有不同。据民国初年政府对民间风俗习惯的调查记录得知，山东省像聊城、临沂、即墨等县，已出现妇女离婚改嫁的现象。
临沂县有“翁父为子女协议离婚”的习惯。“乡民于婚娶之后，往往有贫不聊生者，即远赴关东以谋生活，置其妻室于不顾，其常寄家信者，妻室尚能株守。若历久不归，又不寄信，是已存亡莫卜，经女之父母与其翁姑协商，具呈到县请示批准后，即令其女改酞。”[6x下，p822’即墨县“翁姑为子媳离婚”的习惯与临沂县的离婚习惯相类似。“贫寒之家娶妻后远出谋生，有至数年不归，并无音信到家者，其妻因糊口无资，得察商翁姑另行改嫁，如得同意，即由翁姑主婚，收取相当之身价，通常亦谓之离婚。‑ [6kf . p823)民国初年颁布的民律亲属篇草案中规定:“夫妇一方生死不明超过三年以上”，都可提起离婚的诉讼。但当时的乡村人民不懂得 法律 ，因而离婚多采用自行协议离婚的方式，有的是女方迫于家境贫寒、为生计而主动提出的，有的是由女子的公婆提出的，都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聊城县在男女双方离婚时有“必盖指印”的习惯，具体的情况是:“已成婚者之离婚，必盖指印于离婚契约上，为证其余。未成婚前解除婚姻预约者，第双方退还婚书而已。‑ [6x下，p817’以德手印的方式双方达成协议，是民间老百姓普遍认可的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签字方式。这种方式反映了人们朴素的法律观念。同时，从这则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自民国以来，人们的婚姻观念在渐渐发生变化，男女结婚、离婚的自由度也在逐渐加大，不仅婚后可以离婚，而且结婚之前也可以解除婚约，足见婚姻的自由程度在民间渐渐扩大，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在慢慢转变。
自进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随着民主、平等观念渐人人心，政府也开始对传统的婚姻制度及一些婚姻陋俗进行改良。1929年5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依据清末至民初各地风俗习惯调查记录制定并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其中第四编亲属篇第二章婚姻第一节婚约中对婚约的缔结与解除作了相应的规定。如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男未满十七岁，女未满十五岁者，不得定订婚约;未成年之男女定订婚约应得法定人之同意;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对于离婚问题，第九百七十六条明文规定: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约:(1)婚约定订后再与他人定订婚约或结婚者。(2)故违结婚期约者。(3)生死不明已满一年者。(4)有重大不治之病者。(5)有花柳病或其他恶疾者。(6)婚约定订后成为残废者。(7)婚约定订后与人通奸者。(8)婚约定订后受徒刑之宣告者。(9)有其他重大事由者]’]}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民法中有关家庭和婚姻方面法规的修改和重新颁布，男女在结婚离婚自由上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在民间也有了类似离婚的民谣在流传。20世纪30年代，青岛一带乡村中流行过一首民谣“小花盆”:“小花盆，生青菜，两口子打仗要分开，你分里，我分外，分了枕头分铺盖，养个儿对半分。”[3]从这首民谣当中，我们可以得知，当地的民众在那时已经有离婚的意识了，但只是惜懂的意识，尚未形成 现代 的离婚意识。
寡妇改嫁和离婚这两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妇女自由解放的程度。但是不能完全肯定它的积极意义而忽略它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视具体情况而看，即改嫁、离婚与否应按妇女自身的意愿。比如对寡妇再嫁问题，完全以寡妇个人为准。如果她与已故丈夫情深义重，或因孩子、年龄、公婆等因素而不愿再嫁，守节也不是不可以的;如果与已故丈夫感情不合或淡薄，或者因年纪尚轻、无子女及生活等困难而再嫁，也无可厚非。离婚案件也理应与此类似，即我们提倡结婚、离婚皆应自由、自主。所以我们不能以妇女改了嫁、离了婚就认为是社会进步、妇女自由了;而应看在这一过程中妇女是否处于主动地位，即妇女是否具有婚姻的自主权利了。只有妇女自己掌握了婚姻的自主权利，能够主宰自己的婚姻了，才能说妇女较以往进步了，自由了。
早婚习俗，是
关键词：聚焦均衡；寡头垄断博弈；中国社会文化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game of oligarchs focus equilibrium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al culture under the crucial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monopoly, and try to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 oligarchic monopoly.
Key words: focus on equilibrium; Duopoly game; Chinese soci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笔者先以下表给出相会在纽约博弈的简单形式：
谢林先生
帝国大厦 中心车站
托马斯先生 帝国大厦 100，100 0，0
中心车站 0，0 100，100
假如忽略随机选择的可能性，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帝国大厦，帝国大厦）和（中心车站，中心车站）。
谢林提出某些结果恰好是聚点，假设相会在中心车站的支付是（100，100），则选择中心车站看上去是参与人明显要做的事情。聚点结果也可以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两个没有在纽约生活过的人可能会发现著名的旅游景点帝国大厦是个聚点，而两个纽约人可能会发现中心车站是个更合适的选择，并且当选择结果是一个纳什均衡时这种吸引力才能使他成为一个明显的推断。奥曼论述相关均衡分析：如果一个参与人决定按规则行事，则另一参与人也按此规则行事就是最优的。如果博弈重复进行并且出现某种稳定的社会传统，那么对所有参与人而言传统便成为聚点。
在无限重复的伯川德双寡头博弈中，当贴现因子不小于1/2时，厂商彼此合作直到某一方有不合作行为，任一不合作行为都将引发永久性报复的纳什回复策略构成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而对价格的重复选择可视为采用纳什回复策略的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路径。当贴现因子小于1/2时，任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路径必使每一阶段的全部销售发生在当价格等于成本时。
重复博弈的双寡头垄断模型中存在不只一个均衡，而具体是何种均衡行为出现则常常表现为由各种具体情况决定的聚焦均衡，聚点存在于何处则更多的取决于行业的历史以及社会文化和反垄断法的执行情况。
决策是否独立与决策行为是否可观测是寡头博弈中极为重要的两个因素，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背景下，中国的垄断更经常的表现为通过侵犯企业独立决策的权利和通过内部信息渠道观测企业决策行为实现的整个行业甚至是上下游行业携手对最终消费者的垄断。
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传统是以礼与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两个主要支柱，并且在基层社会中调节社会秩序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是由礼来实现的，而非是法，刑不上大夫使得法律的执行模糊而依赖于人治，随之而来的便是暗箱操作和潜规则成为利益集团排斥异己的重要手段。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商业行为从一开始便打上了礼法的烙印，自春秋肇端的重农抑商政策执行上千年，使所有商业决策行为――除非参与博弈者背后依靠的是独立于中国社会之外的其他政权力量――都不得不依赖并且服从于背后的政治权力需要，在中国社会形成了各式各样围绕某个政治权力中心或者围绕某个非正式的政治团体为中心覆盖了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非正式组织――或者是正式组织外衣内的非正式组织。或者说真实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决策的正式组织――企业自始自终都只能在那些小微企业中寻找，并且事实上这些小微企业一旦发展到拥有足够影响力之时，也自然地要进入到权力视野，进而不得不让渡其决策权力，逐渐丧失独立性，或者说即便是小微企业其决策独立性只是因其过于弱小而未被剥夺，而不是真正拥有独立决策的权力。
改革以来经济学家们企图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来实现企业获得独立决策权，然而这一努力显然忽视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改制除了成功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以外，并未能使改制后的企业真正拥有独立决策权，反而打通了政治权力在罕有外来约束的环境里与商业资本的正式合法结合的渠道，使企业成为政治权力控制之下，依赖政治权力设置的市场壁垒追逐超额垄断利润的工具。
这种模式下的垄断实质上变成了在各自政治权力中心下的市场超额垄断利益瓜分，并且能否于全部垄断利益中攫取一块攫取多少不再是取决于垄断力量的强弱，而是取决于博弈参与者背后的政治力量的强弱，基本脱离了经济行为的垄断博弈自然不再是现有的垄断博弈分析所能胜任的。
在这种环境下，博弈的参与者已经不再是具备完全独立决策权力的不相关的各寡头企业，而是其背后的政治中心，真正的博弈参与者的改变带来的是各政治中心的权力博弈决定的市场份额决定了寡头企业的市场份额，而给政治权力的支付代替了寡头博弈中寡头企业不同决策所面对的支付，与此同时，其有限结点集和前列结函数和有线可能行动集及信息集也都分别对应各自的政治中心。
在寡头垄断博弈下贴现因子不低于1/2时有合作直至某一方破坏合作为止的纳什均衡，但是如果低于1/2时则不会合作，而真正的博弈参与者的任期并不会长久，显然其贴现因子理应远低于1/2，从而导致合作垄断市场不应成立，这又与现实矛盾，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寡头企业所依赖的政治权力中心本身应该被视为一个同样在不断演变的组织构架，虽然个人的政治生涯可能存在波折，在某地某部门的任期较短，但是一个人退出或者调迁走并不妨碍新任者依然是这一政治中心组织的成员，这样安排的结果是，贴现因子远远高于1/2，从而使得寡头垄断企业本身作为一个名义上独立的组织甚至比政治中心存在的时间更长久，当然，假如寡头企业所依赖的政治中心崩溃，又没能寻找到新的可依赖的政治中心，则其市场份额和随之而来的垄断利润也必然会被重新划分，或者说该寡头企业消亡了。
这种现象带来的是中国现代经济上的一个奇特现象，某些企业随着政治中心的崛起而崛起，又随之而消亡，与此同时还存在某些企业跟随某些政治人物迁徙的怪现象，这种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企业无疑不可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发展，因为其利润来自于垄断而非是提高经济效率，而任何创新都将被剽窃或者压制，因为创新对垄断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垄断利润构成了重大挑战，并且垄断寡头的回击更可能来自于其以来的政治权力而非是通过经济行为实现。
双寡头博弈中假定参与者的决策是独立的，那么随着决策完全独立的博弈参加者的数量增加，博弈结果也将趋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然而在中国经济中，虽然名义上存在着众多互相竞争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的独立决策权既然已经让渡或者丧失，那么他们自然不能满足决策完全独立这一条件，换句话说，即使中国经济中存在众多名义上相互竞争的企业，依然不妨碍我们得出市场是一个垄断市场的结论。
政治势力博弈取代了寡头垄断博弈，而政治权力博弈所带来的更可能是寡头垄断的聚焦均衡，中国政治传统的内部信息渠道使黑箱之内透明，而黑箱之外的经济体完全无法观测到寡头的决策行为，这导致依靠反垄断法从外部约束寡头垄断难以实现，而黑箱内部的寡头博弈参与者之间的决策行为可以彼此观测到，这使中国社会的寡头垄断能够合作击败对垄断地位构成挑战的新进入者并长久持续下去，而在中国社会唯一能够对寡头垄断者构成挑战的是依赖独立于中国政权的外部政权支持的独立决策的企业，或者说那些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跨国企业，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带来效率提高也是自然的结果，然而垄断利润的诱惑很难不使这些外资企业加入寡头博弈之中成为新的寡头，其效率提高则依赖于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组织制度创新。
显而易见要提高经济效率，首要前提是必须消除垄断，而消除垄断则先要保证企业真正拥有独立决策权力和尽力实现企业的决策行为不可观测。不论是公有制形式下的企业还是私有制形势下的企业，保证其独立决策权是第一步，而要保证其独立决策权，则要解除其对政治权力的依赖，那么保障这些企业不依赖其以前依赖的政治中心就能获得其理应得到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政府服务消除政治权力设置的各种进入壁垒就是必由之路。而尽力实现企业的决策行为不可观测，则是要保护企业内部的商业秘密不被侵犯，使非正式组织内并且表现为私人联系的信息渠道真正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中国社会同时存在两个发展趋势，一个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从宗族逐渐缩小到家庭，另一个趋势则是非血缘的社会联系从师生和上下级关系发展到更为广泛超越地理空间和职业社会联系的多种关系并存，其中传统的师生和上下级关系构成了内部信息传播渠道的主要框架，在这些社会联系基础上形成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正是政治权力逸散出政治体制之外促成寡头垄断的主要途径，而目前法律对这种行为的约束几乎不存在。
综上所述，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下寡头垄断博弈的结果更可能是瓜分市场的聚焦均衡，而为了避免聚焦均衡成为现实，提高经济效率，有必要对政治权力干涉介入经济决策行为加以约束，并且在法律层面约束内部信息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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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igler,G.(1960).A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
不用担心，这并不是那些身着黑色长袍、心狠手辣的车臣女性，而是一种巨毒红背蜘蛛。
之所以有这么彪悍的名字，是因为这种蜘蛛的雌性在后立即咬死雄性配偶，因此民间为之取名为“黑寡妇”(Black WidowSpider)。
当雄性成熟，它会编织一张含的网，将涂在上面，并在触角上沾上，以吸引雌性。后，雌性蜘蛛往往杀死并吃掉雄性：但如果雌性蜘蛛此前已经饱食，雄性可以侥幸逃脱。
2001年8月，台湾亲民党“立委”刘文雄曾经用这种动物形容过李登辉。他说，李登辉1993年推宋楚瑜参选台湾“省长”，“做”掉吴伯雄，随后又“勾结”“修宪冻省”，“做”掉宋楚瑜，现在又要与“”苟合“做”掉。他形容李登辉就如“黑寡妇毒蜘蛛”，为达目的可以把自己的同类吃掉。
虎毒不食子，黑寡妇却咬死自己的同类，这种动物的凶残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黑寡妇最让人惊悸的还是它的毒性足以让人丧命。黑寡妇蜘蛛的毒液是神经毒，据估计它的毒性比响尾蛇还强上15倍。当黑寡妇蜘蛛咬人时，可能会有针刺般的感觉，接下来伤口四周的肌肉会出现痉挛，并逐渐漫延到全身，患者同时会出现腹绞痛、头痛、焦虑不安、流冷汗、颤抖、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心脏或呼吸衰竭，如果出现了全身性的症状，而且血压、心跳等都不稳定，死亡率可达5％。
1950年至1959年间，美国报道发生了63例黑寡妇致死事件。2003年8月，位于罗马尼亚的黑海旅游胜地突然出现黑寡妇蜘蛛袭人事件，并造成2人丧生，11人受伤，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成年雌性黑寡妇蜘蛛腹部呈亮黑色，并有一个红色的沙漏状斑记。这个斑记通常是红色的，有些可能介于白色和黄色间或是某种红色到橘黄色间的颜色。雄性黑寡妇蜘蛛大小大约只有雌性蜘蛛的一半，甚至更小。
黑寡妇一般以各种昆虫为食，不过偶尔它们也捕食虱子、马陆、蜈蚣和其它蜘蛛。
2000年，时年47岁的普京被叶利钦扶上了总统之位，野心勃勃的他向俄罗斯民众做出这样的承诺：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这句话最初是18世纪的沙皇彼得大帝所说，而300余年前的彼得大帝，确实做到了。而普京呢？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普京第一个任期结束时，俄罗斯购买力平均上升了6倍左右。2010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从1999年到2010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
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俄罗斯寡头时代的终结。经济寡头，曾经是俄罗斯政坛的一道奇特景象，从叶利钦时期流传下来的寡头们，曾经造就了能够轻易改变国家政局的金融寡头们，这其中，尤以1996年叶利钦密会的七大寡头最为著名。但是，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寡头们，却也在普京的铁腕之下，走向了末路。
普京上台后，首先清理寡头控制的媒体王国，夺取舆论阵地。接着对“不听招呼”的寡头进行司法调查，迫使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一度叱咤政坛的寡头流亡国外。2003年，又以经济犯罪为名，将仍然企图活跃于政治舞台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大狱。在普京一套凌厉组合拳的痛击下，试图挑战政权的寡头们的气焰被彻底打压下去。国家不仅终结了寡头政治，而且通过法律、经济渠道进一步控制了更多的资产。
此外，普京采取了强硬但宏观的经济管理，大幅整合了俄罗斯出口的油价的汇率；通过武器和能源的出口为俄罗斯获取了大量的财富。至于前苏联由于斯大林模式而一直被诟病的轻工业和农业，也在普京手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俄罗斯国内的贫穷人口距当初已经减少了一半，平均月薪也从80美元增加至640美元。
2007年7月，当普京专程飞赴危地马拉，为索契申办2014年冬奥会做游说演讲时，他用英语对在场的人群说：“让我们索契见！”7年后，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7年前，索契市内还没有一座大型体育设施，交通干道、酒店大量不足，甚至连机场都不算太正规，流浪猫狗成为城市发展顽疾；7年后的今天，俄罗斯政府花费500亿美元新建11座冬奥会场馆，完成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一座崭新的索契城因冬奥会而扬名立万。
当然这位俄罗斯总统想要的绝不是流于表面的光鲜和个人政绩的赞誉，因为对于深谙权势之道的政治家而言，如此大型体育盛会的最终目的恰恰与体育无关。
“体育是最大的政治”，有关奥运会的“政治之辩”从来就没有停息过。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早已成为一个国家彰显实力、展示文明、重塑国际形象的最好平台。
普京前首席政治策略师马尔科夫认为，“普京想通过索契告诉世界，经过一段失败的时期后，俄罗斯人不再是输家”。俄新社对此评论道：“让奥林匹克五环旗时隔34年后重回俄罗斯，这是俄罗斯的荣耀，这标志着俄罗斯强国之梦的阶段性实现。”
作为俄罗斯的新代言人，索契还将继续闪耀――随后的G8峰会，2015年喀山游泳世锦赛、2016年冰球世锦赛以及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可以说，俄罗斯想要借着索契之风，重回世界之眼；而普京已经趁着这股势头，重回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巅峰。摘自《新民周刊》
俄罗斯工业小镇皮卡洛沃一下子成为了“世界名镇”。
不久前,在这个小镇上发生了300多人的抗议示威,这次空前的行动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忧。长期以来克里姆林宫一直担心俄罗斯迅速恶化的经济状况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动乱,最终将很有可能直接威胁到总理普京的执政地位,这是普京所不能允许的。
6月4日,普京在视察该镇工厂时公开责骂了俄罗斯新首富――奥列格?杰里帕斯卡,并将他比喻成一只蟑螂,普京的此举又一次惊了俄罗斯的寡头们。
新首富杰里帕斯卡其人
奥列格?杰里帕斯卡是俄罗斯新亿万富翁的代表人物,这位43岁的俄罗斯新首富不仅掌控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铝业公司,还是前总统叶利钦的外孙女婿。在俄罗斯,杰里帕斯卡以“无情”著称。《财经》杂志总编说:“没有这种品质,谁也无法积累这么多财富。”
拥有财富的“自然本能”是杰里帕斯卡先天的优势。在所有俄罗斯巨富中,他出身最为贫寒。1968年,他出生于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捷尔任斯克的一个村庄里,从小父母双亡,跟着祖父母长大。
后来,杰里帕斯卡考入了莫斯科大学,成为该校物理系量子理论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时代杰里帕斯卡是一位非常“活跃”的青年。当其他同学还在为毕业论文忙碌的时候,杰里帕斯卡已经开始挣大钱:利用各种关系倒卖了几十吨白糖,从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1991年,杰里帕斯卡和“军事金融投资有限公司”的另两位法人合作,成立了俄罗斯铝产品有限公司。1993年,开始购买西伯利亚萨扬斯克铝厂的股票。1994年,年仅26岁的杰里帕斯卡,被任命为该厂总经理,成为俄罗斯最年轻的大企业掌门人。仅仅3年时间,杰里帕斯卡令这家铝厂的规模持续扩大。到1998年,他最终把两个合伙朋友排挤出去,并获得了公司的绝对控股权。
早已成为俄罗斯金融寡头的前首富阿布,在2000年开始涉足铝业。杰里帕斯卡的西伯利亚铝业公司和阿布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作成立俄罗斯铝业公司。从合作伊始,杰里帕斯卡就在俄罗斯铝业及旗下子公司中大量安插自己的人,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收购市面上的公司股票。2001年12月他出资成立“基本元素”投资公司,通过该公司成功地控股俄罗斯铝业公司。2003年,阿布将自己持有的俄罗斯铝业公司股份全部出售给杰里帕斯卡,俄罗斯铝业成为杰里帕斯卡一个人的天下。
2006年上半年,俄罗斯铝业公司就在海外收购了数家工厂和矿山。该公司的铝和氧化铝的年产量实现了400万吨及1100万吨的生产能力,一举超越现排名全球第一的美国铝业公司,成为全球行业老大。
自金融危机空袭俄罗斯以来,已造成寡头们的财富大幅缩水,杰里帕斯卡也难逃一劫。截至2008年,他的总资产已由原来的212亿英镑急剧缩减至了现在的20亿英镑。6月11日是他因重组而亏欠众多国际银行数十亿美元债务的最后还款期限。在此时又因没按时给工人发放工资遭到普京总理的无情痛斥,这个在俄罗斯不受欢迎人物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奢华的俄罗斯寡头生活
“一夜暴富”神话造就了俄罗斯富翁群体,像杰里帕斯卡发家的版本在俄罗斯很具代表性。因此,他们的奢侈生活格外引外界关注。
俄罗斯上流社会社交美女莱娜?莱尼娜在她的《千万富翁》中披露了俄罗斯金融寡头们不为人知的奢华生活。据她称,多数俄罗斯寡头每人都至少有7辆名车、16名私人雇员、一艘游艇、一架私人飞机以及至少1个情妇。寡头们每年“生活开销”高达430万英镑。书中写道,一金融寡头花在最喜爱的情妇身上的钱平均每天就高达535英镑,可俄罗斯公民平均每月的薪水才160英镑。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者也对这一群体的某些特征作出归纳。首先从年龄上,今天的经济寡头年龄日趋老化。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寡头的平均年龄是56.6岁,戈尔巴乔夫时代52.2岁。1987年之后,降为42.1岁,而1993年又增为46.5岁,最近已升到48.6岁。其次从来历上,许多人以为主要是莫斯科人,1998年前的确如此,但到了2000年初发生变化,圣彼得堡人占比已经达到10%。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强有力的工业家代替破了产的莫斯科金融家。再看他们的教育背景,现在的经济寡头往往受过良好教育。1993年他们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93%,现在已上升到96.6%。
从以上的信息不难看出,高智商、成熟化、专业性强构成寡头的“内涵集合”,因此,他们的消费理念总是引领世界潮流。外界在感叹他们的财富之时,也质疑财富暴富的过程。特别在当今俄罗斯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之时,晒他们财富及消费方式,好像就是在伤口上撒胡椒面。
普京与寡头的命运图标
时至今日,人们仍不会忘记普京在任总统8年间对付寡头们的“政治作为”。普京开创的俄罗斯时代对昔日的俄罗斯金融寡头来说是个转折点。
回想普京当政后的几周,便拿金融七寡头之一的媒体大亨弗拉季米尔?A?古辛斯基开刀。他的“帝国”集金融、工业、媒体、安全保卫等于一体。2000年6月,媒体大亨被拘留三昼夜,后被释放,以侵吞和诈骗国家财产罪受到;12月,被全国通缉,几个月后在西班牙被捕。
2000年7月11日,瓦吉特?阿列克斯普若夫作为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以偷税漏税遭到。
在所有被“修理”的人当中,别列佐夫斯基张狂的势力处处与国家意志产生矛盾,在与别列佐夫斯基的交战中普京始终迈着优雅的舞步。两年多来,普京政府一直通过法律来对别列佐夫斯基进行审判,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打击的行动。2002年1月,别列佐夫斯基作为最大股东的TV6电视台频道被关闭,由俄罗斯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部依法收回。6月,深受别列佐夫斯基赏识的“电视奇人”基谢廖夫也因为性丑闻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普京恢复国家权力的过程就是和寡头政治家们不断斗争的过程。在普京的重拳打击之下,普京政府让俄罗斯金融寡头们学会服从国家意志。
眼下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寡头们始料未及的。如今,他们纷纷向政府发出了求救信号。俄罗斯央行向俄罗斯外经贸银行提供总额500亿美元的外汇贷款,帮助那些因向国外借贷而债台高筑的俄罗斯公司重新募集资金,这也是俄罗斯首次动用外汇储备清偿非国家外债。
后周开国皇帝郭威（904年―954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对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从一个普通士卒干起，白手起家，戎马倥偬，在数十年的攻伐混战中，从低级军官到高级将领，从枢密使到节度使，最终黄袍加身，荣登帝位，且治国有方，政绩斐然，堪称五代十国诸帝中的佼佼者。相比于开国创业，郭威在情感和私生活方面更为传奇。据《新五代史》记载，郭威有“一后三妃”，分别是柴氏、杨氏、张氏、董氏，四任正室在嫁郭威之前均嫁过人，都是清一色的寡妇。
郭威的第一任正室是柴氏。柴氏原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嫔妃，同光四年（926年）四月，庄宗去世，柴氏等众嫔妃成了寡妇。继任的明宗李嗣源为减省开支，将柴氏等人裁撤出宫，发遣回乡。回乡途中，柴氏遇见了当时担任低级军官的郭威，对其一见倾心，不顾父母反对，执意要嫁给郭威。郭威对柴氏也一见钟情，两人于是结成夫妻。郭威年轻时有很多毛病，喜欢酗酒、、动粗，不拘细行，柴氏时常苦口婆心地进行教导和谏止。没几年，柴氏便一病不起，香消玉殒。郭威称帝后，追封柴氏为皇后，谥号“圣穆”。
郭威的第二任正室杨氏也是个寡妇，而且曾两次嫁人，两次守寡。杨氏年轻时，以美貌而被选入后梁赵王王F宫中为姬妾。天v十八年（921年）十二月，王F死于宫廷，杨氏在一片混乱中流落民间，后嫁给一个名叫石光辅的平民。数年后，石光辅也死了。此时，郭威的结发妻子柴氏也已去世，郭威闻听杨氏美而贤，求娶为继室。杨氏之父杨弘裕不肯，后经杨氏之弟杨廷璋的极力撮合，二人成婚。杨氏嫁给郭威后，持家有方，将郭家上上下下打点得非常周到。后晋天福末年，杨氏去世。郭威称帝后，追封杨氏为淑妃。
郭威的第三任正室为张氏，在嫁给郭威前也曾嫁过人。张氏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张同芝在王F手下当谘呈官、检校工部尚书。王F死后，张家家道败落。前来平乱的军队中有一名裨将武从谏见张氏年幼可爱，又无归宿，便将她带回太原老家，给儿子当媳妇。后来，张氏的丈夫去世，张氏守寡。当时，郭威身在太原，由于第二任正室杨氏已逝，便娶了张氏。郭威富贵后，张氏被封为吴国夫人。乾v三年（950年）十一月，后汉隐帝刘承v因猜忌郭威，下诏尽杀羁留在东京的郭威家属，张氏等家眷全都被斩首。郭威称帝后，追封张氏为贵妃。
郭威的第四任正室为董氏，与前面三任不同的是，董氏是以侧室身份嫁给郭威的，不过董氏与柴氏、杨氏、张氏一样，也是个死了丈夫的寡妇。董氏是一个底层小吏的女儿，镇州之乱中与家人失散，被一位牙将收养为女。十三岁时，董氏回到亲人身边，由大哥董r做主，嫁给后晋一位名叫刘进超的官员为妻。后晋灭亡后，刘进超被掳身亡，董氏寡居洛阳。郭威带兵路过洛阳时，听说董氏新寡无依，便将她聘纳为妾。郭威称帝后，没有正室，于是将董氏升为正室，册封德妃，董氏成为郭威的贤内助。广顺三年（953年）夏，董氏染病而亡。
（刘秉光）
从1992年年中议会迫使政府修改预算，基本放弃财政货币双紧缩的“休克”政策，直到1993年10月炮打白宫，是叶利钦时代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议会在逼退盖达尔、刹住“休克”风之后势头大增，与叶利钦从交恶到全面对抗。“执行权力系统”则发生分化，副总统鲁茨科伊倒向议会，而原由“中派”提名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却在几经摇摆后选择了追随叶利钦。于是“两宫”(克里姆林宫和当时议会所在地白宫)之战愈演愈烈，经过全民公决，宪法法院参预，政治斗争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重心，而经济转轨处于停滞状态，致使经济局势不断恶化。最终以叶利钦炮打白宫，驱散议会，通过新宪法实行总统集权而告终。
炮打白宫当然是民主政治下的越轨行为。但由于当时“两个政权并立”的僵局已造成了混乱，此前的全民公决支持了叶利钦，加上事变时又是议会方面首先动武占领市府并进攻电视台造成流血，因此人们对民主俄罗斯发生如此悲剧虽然伤感，但对叶利钦的批评还是有限的。更多的非议是在经济方面。
至今谈到这段历史，俄国内外都有强大的舆论把“休克疗法”列为第一大误。的确，以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开始的俄国经济转轨应当说搞得很糟糕，但别的办法是否会好一些则是很难证明的。毕竟，进行了激进改革的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与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经济转轨都比俄罗斯成功得多，而没搞休克疗法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如今的经济状况决不比俄罗斯好。诚如王金存等学者所指出的：就前苏东地区各国的比较而言，激进改革的国家在中长时段上付出的总代价一般要小于“渐进”的国家，而不管激进还是渐进，转轨初期的经济滑坡则是各国无一例外的现象。中国的情形与东欧有很大不同，是不好简单类比的。进而言之，究竟什么叫“休克疗法”，从而哪些国家在什么时段上搞了这种疗法也是个争议极大的问题。许多德国学者把休克疗法理解为财政、货币双紧缩，从而认为前东德是唯一避免了“休克”的地方。但波兰学者科沃德科，却从私有化的角度认为只有前东德搞的才算“休克疗法”，其他苏东国家包括波兰，实际上都没有出现这种实践。而笔者认为狭义的“休克疗法”本是指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这个术语在拉美经济实践中出现时就是此意)，其下药虽猛，但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与“主义”无关，其目的在于纠正经济失衡而非改变经济体制，是一种稳定经济而非改造经济的药方。但在东欧，这个术语有时被泛化为指称变革经济体制的一切激进做法，包括放开价格、大规模私有化、对外开放等等。
在1992年初的俄国，这两种意义上的休克疗法实际上都很少回旋余地。当时俄国已经连续两年经济滑坡，又突然面临经互会“大家庭”经济空间与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双重解体的冲击，经济失衡已到了无论什么“主义”者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以紧缩制通胀的“休克”大概是谁在台上都难免要搞的。而私有化在那时几乎是众望所归，就是俄共也表示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就只有平均分配，而不能让国有财产落到少数人手里。因此那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恐怕也难有替代的选择。同时在明知“阵痛”与风险难免的情况下，趁“8月胜利”后“民主大潮”中民心可用而发动“闯关”，也比人民热情过去后经济状况更糟时再在埋怨声中让他们“休克”风险要小些。可见当时那种转轨决策，也的确是大势所趋。
在此之前，苏俄已经出台了沙塔林计划、亚夫林斯基计划、雷日科夫计划、雷日科夫-沙塔林折衷方案、帕夫洛夫“反危机计划”等。这些计划与盖达尔的方案哪一个更好，也许并不值得讨论，而它们都没能扭转经济局势。事实上，无论激进还是渐进的方案都不是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其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激进还是渐进，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而在叶利钦与议会的拉锯战中，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1992年7月，俄议会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这时休克疗法仅持续半年，议会的行为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人民已经承受不了了。然而那时“承受”的东西（无论是较抽象的经济指标下降，还是人们确实感受到的拖欠工资之类）在数年以后（例如在1993年10月白宫事件时）实际上是更沉重了。如果说1992年7月按议会的说法不放松紧缩就会发生社会爆炸，那么1993年10月事变中人民没有起来支持议会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实上，1992-1993年、特别是“两宫之战”期间不同方面的民意测验表明，这个时期叶利钦的声望固然大大下降，但反叶的议会方面的民意基础更差。就整体而言，这个时期俄国人并没有失去对“激进改革”的期望。而实际上，在议会的压力下放弃财政货币紧缩的结果是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务实的切尔诺梅尔金，只能倾向于再紧缩，这就是这位“中派”提名的总理何以在一度犹豫后又成为“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路线”代表者的原因。其实这种现象在东欧也不乏其例，许多靠反对“休克疗法”起家的在野党，包括左派（如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一上台也不得不搞“休克补课”，只不过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搞罢了。
由于政策摇摆不定，经济与货币无法稳定，“私有化”也搞得很糟糕。本来，“证券私有化”作为在国有资本基数大、无买主而且公众又有起点平等愿望条件下的一种私有化起动方式，虽有其缺点(股权过于分散，形不成资产责任)，但在许多东欧国家(如捷克)还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俄国由于货币急剧贬值，资产估价严重失准，而且在政局多变的情况下企业折股工作极为迟缓，致使私有化证券长期有价无市，在不稳定气氛下人们也没有持券信心，因此尽管俄政府一再号召公众慎用证券，许多人还是为一瓶酒之类的代价便出让了自己的一份，导致严重的入市前投机。加之俄国证券私有化方案设计得也不如捷克周详(如直接用卢布，而不是像捷克那样以“投资点”计价，也没有象捷克那样建立记名帐户以控制入市前投机)，这一切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阶段存在着严重弊病。虽然叶利钦政权在1993年4月全民公决后曾采取措施加快企业折股、规范证券市场，但不久再度激化的两宫之战及“炮打白宫”后立即展开的杜马大选又把这一切打乱了。
这样俄国便度过了混乱的一年，政争激烈、改革出现混乱与停滞、经济大滑坡，成为这个阶段的特点。
六、寡头化时期：叶利钦时代第三阶段
1993年10月白宫事件到1998年3月切尔诺梅尔金下台为“叶利钦时代”的第三阶段。白宫事件后，叶利钦消除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通过总统集权的新宪法，使他成了“民选沙皇”，俄罗斯政局出现了叶利钦时代最稳定的局面。叶利钦大权独揽，但并未缩小政治自由。以俄共与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在白宫事件后仅两个月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大显身手，使新杜马的成员中叶的反对派比重甚至高于旧议会。然而政治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杜马权力大为缩小，而反对派则从热衷于政治斗争转化为主要从事议会斗争。这两点使这一阶段的政争相对温和而有序，左派起家的议长雷布金与谢列兹尼奥夫反而比过去的“民主派”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更能与叶利钦和平相处。俄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民主而有自由”或民主少而自由多的“新权威主义”格局。加上经过10月事件考验后切尔诺梅尔金彻底倒向了叶利钦，受叶任用为总理达5年多，政府的相对稳定使其得以实行一贯的转轨战略。经过四年多的调整，俄国逐渐实现了从稳定财政货币到稳定生产、从证券私有化到货币私有化、个案私有化的转变。经济在1995年趋于稳定，虽因1995-1996年间的”选举战”和车臣事件影响又有反复，但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现了回升的苗头。
然而，这个时期也是叶利钦锐气失而暮气升的时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挫折、动荡与决斗，叶利钦在实现“新权威”式相对稳定的统治的同时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各派别也由思想观念的分野变为利益集团的分野。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力资本的兴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所谓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如今，抨击“寡头”在俄国国内外、包括在中国知识界都已成为潮流，但其中充满许多似是而非之论。其中最流行的说法便是认为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是民主化、市场化的“激进改革”造成的，是全民分配国有资产的“证券私有化”造成的，是西方势力推动的。
这些说法值得怀疑。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激进改革”，可是寡头垄断为什么只出现在俄罗斯，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场化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寡头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的[1]，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于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于过去的集权制。[2]正如世界银行驻莫斯科代表处专家N·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娅所说：金融工业集团“通常都被理解为是在国家庇护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3]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分，而是民主不足。
笔者曾指出[4]：如今被称为寡头的“金融工业集团”正是在“激进改革派”“闯关”失败、“证券私有化”已经流产、俄罗斯决策层改行“稳健”政策之后的那个时期，即1994年开始的“货币私有化”阶段中形成的。把寡头的崛起说成是“浪漫改革”、尤其是集中体现了“浪漫改革”的平民主义色彩的“民主私有化”的产物，是一种谬误。以人人有份的证券分配方式进行的“民主私有化”的确有许多缺陷，但要说它有利于形成寡头，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俄国的证券私有化搞得远不如捷克成功，因此造成了许多问题。据有关资料，在证券私有化结束时，全俄工业企业50％的股票由职工掌握，企业领导人则只有5％，后来股权出现集中趋势，到1997年工人与企业领导持股之比已分别为20％和18％。[5]然而对于常受到“股权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之批评的证券私有化来说，这样的集中未必是负面的。重要的是：这种集中与所谓的“寡头化”完全是两回事。以往不少论者强调私有化证券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或者说作为中介投资者的基金会（投资公司）控制了大量的证券，似乎“寡头”的形成就是这种过程的结果。还有人以此证明“分”不如“卖”，似乎“民主派”先把国有资产“分”给了老百姓然后又用骗术把这些资产集中到了寡头手里。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如果说证券私有化最后成了个“骗局”，那不是说“分”下去的资产落到了少数人手里，而是国家根本没把资产按原先允诺的“分”下去。实际上，俄罗斯私有化的基本做法根本不是什么证券私有化，而是“自己人购买”。[6]
事实上，没有一个金融工业集团（更不用说其中的“寡头”）是通过集中了私有化证券用以购并企业的方式形成的，甚至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起步的。与证券私有化相联系的投资基金虽然弊病很多，但全俄600多家投资基金没有一家发展成了寡头。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全都是在私有化方式由“全民均分”转向“双方交易”、亦即由证券私有化转为“货币私有化”之后形成的。形成的途径并不是什么私有化证券的买卖与集中，而是在民主政治转为“新权威主义”的背景下，有人利用国家权力把那些当局不愿“分”给老百姓的资产通过权钱交易直接转入权贵手中的。其具体形式有：全权委托银行制，抵押拍卖，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等等。这几种途径都与“证券私有化”没有什麽逻辑联系，倒是与权力集中、难以监督的旧传统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证券私有化”阶段而是早在1992年就开展这种“货币私有化”，寡头的崛起只会更快。道理很简单：抵押拍卖是改“分”为“卖”的结果，而全权委托银行与国有股委托经营都是一种承包制。这表明俄罗斯的寡头们根本不是把已经“分”给了大众的国有资产重新集中到自己手里，而是运用权力径自把没有“分”下去的国有资产攫为己有。当然，通过经济手段（如以“换酒喝”这样的廉价收购）集中被“分”掉的资产的过程，那时也在进行，但这样形成的资本恰恰是受到寡头压抑的。
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象蛇蜕皮一样。”[7]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今天俄国的政治谱系中，无论盖达尔还是亚夫林斯基这些“民主派”都与金融寡头的关系相当疏远，(丘拜斯是个例外，但1994年之后丘拜斯与盖达尔实际上已距离很大，丘拜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主义者”了。)而切尔诺梅尔金的“家园”才与金融工业集团关系最密切，甚至俄共也与这类集团有颇深的关系。[8]因此，无论“民主派”在其他方面的功罪如何，（他们的“激进改革”的确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东西，包括他们过分天真地相信西方列强会全力支持俄罗斯的“闯关”。）说他们代表了寡头的利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俄罗斯寡头集团的思想－政治代表只能是左与右的“新权威主义”者，（1994年以后的叶利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这种色彩），而不是什么“民主派”。
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这样一件事：1996年4月在总统选举前三个月，俄罗斯几大日报同时刊登了13个“大银行家”致叶利钦与俄共领袖久加诺夫两人的公开信，这13人中包括所有的超级寡头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斯摩林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他们请求叶利钦与久加诺夫握手言和，平分权力，共组联合政府，不要搞什么选举了。公开信还威胁对这两人持异议的其他政治力量：“对那些表现得毫无原则性及和解能力的政客，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和意志去对付他们。”谁都知道，这里指的不仅包括一直以“民主反对派”自居的“亚博卢”，也包括刚刚与叶利钦摊牌的盖达尔等一批人。这年一月叶利钦从政府中全部清除了“激进民主派”后，盖达尔等非阁员民主派人士也纷纷退出“总统委员会”（叶利钦的顾问机构），1月22日，盖达尔宣布与总统“彻底分手”，并要求叶利钦放弃竞选总统。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白宫事件后，即我们论述的这个阶段中金融工业寡头对政府影响的增大（乃至于直接加入政府，如别列佐夫斯基等）与“民主派”的日渐失势是二位一体的大趋势。当然，叶利钦的“民主派”出身使他难以与后者划清界限，出于政治权术的考虑他也常常需要联合“民主派”来对付俄共等主要政敌。而“民主派”中亚夫林斯基一派固然对叶利钦已完全失望，其反叶的调子有时比俄共还高，但盖达尔等人还是愿意支持叶利钦以对抗俄共。然而无论如何，此时的叶利钦已绝不是什么“民主派”总统了。
七、寡头化与民族主义
再者，寡头崛起还被看作是“亲西方”改革的结果，甚至被说成是西方“国际资本”推动的。当然，如果从“泛市场经济”的角度讲，“国际资本”等于“市场经济全球化”，而俄国（乃至一切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不管是否有寡头崛起，都可以说是与这种“全球化”接轨，因而都可以说与“国际资本”有关。但这种说法对具体分析俄国（或任何一国）转轨进程并无意义。而具体就1994年以来俄国寡头的形成而言，则它不但不是西方资本促成的，而且恰恰是叶利钦政权在由“民主派”转向新权威主义、由“西化论”转向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为抵制西方资本的扩张、提高（至少是维持）俄国国家资本的势力而推动的。这与“非寡头的”、在我国理论界颇受好评的匈牙利模式形成了两个极端：匈牙利与1994年以来俄罗斯在私有化问题上都实行“只卖不分”，但匈牙利私有化、尤其是“左派”的社会党“重新”上台后大力加速的私有化是全面向外资开放的，经过能源、动力部门私有化、军工私有化、银行私有化及传媒私有化等几轮“私有化大行动”，全国1857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被拍卖了1299家，保留为国有的10家，其余均实行了关停并转。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拍卖基本上是面向西方各大公司，从第一个被“大私有化”的匈牙利东部煤气公司之出售给意大利资本，直到“大私有化”的压轴戏两大电视台之拍卖给跨国财团，匈牙利的大中型经济基本上外资化了。由于民主制下监督机制完备，拍卖组织得十分规范，各家外商竞争颇踊跃，国有资产也大都能卖到好价，匈牙利国库的“私有化收入”因而大增（“左派”执政次年即1995年，匈牙利私有化收入达到4739亿福林，超过了前5年——即“右派”执政时——的总和！）[9]。为竞购国有资产而流入的钱也使匈牙利成了苏、东国家吸引外资的冠军，仅1996年匈获得的外资就达143亿美元，占整个东欧吸收外资总额的一半。大量的私有化收入稳定了财政，使匈得以度过转型期危机并应付过渡时期社会保障、债务等诸项负担，而外资的流入也有助于匈牙利经济的复兴。但是，从基础产业到传媒的相当全面的外资化也使匈牙利的“民族经济”处于严重的对外依赖状态。
而俄罗斯正相反。它从“大众私有化”转向发展金融工业集团的过程，同时就是从“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与俄国利益至上的过程。用国家权力把重点金融企业与重点工业企业结合成“巨无霸”式的集团以抗衡外资、防止“国民经济非洲化”，是公开宣布的理由。正如叶利钦在1997年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上说的：前苏联各国如今只有两个选择：要麽建立跨国金融工业集团，在新的市场基础上恢复过去存在的统一经济空间，要麽就只能成为西方的原料附庸国。[10]这时，俄政府已经先后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格鲁吉亚、拉脱维亚与吉尔吉斯等国签约，组建了6个跨国或多国金融工业集团。并在莫斯科召开“建立和发展跨国金融工业集团的经验与问题”国际研讨会，后来又提出要建立40个这样的集团，并使其运转。
正因为当局宣布组建金融工业集团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俄国自己的经济巨人以抗衡西方，因此以这种方式搞的国有资产改制既不向外资开放，也不面向分散的民间资本，而是一种典型的“自己人”交易。这一方面使俄国民间中小企业难有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俄国吸引的外资微乎其微，远不能与小小的匈牙利相比。
实际上对所有的转型国家来说，国有资本私有化的走向主要无非是三个：要麽以至少是形式平等的方式“分”给老百姓，要麽就“卖”，然而如按开放式自由竞争的办法“卖”，则“自己人”竞争不过实力雄厚的外资，实际上主要是卖给外国人。要麽决心“卖”给“自己人”，那就只能关起门来搞“自己人交易”。捷克、波兰与1992-1993年间的俄罗斯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但俄未走成功），匈牙利走的是第二条道路，而1994年后的俄罗斯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于是便有了“新权威”政治条件下金融工业寡头的崛起。无怪乎主张走第一、二条道路的民主派固然对金融工业寡头抨击甚烈，而“国际资本”也决不是俄国寡头的捧场者。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与控制了俄国经济命脉的寡头们有许多交易要做，但两者的矛盾也很突出。而有趣的是：正是国际资本中跨国投机性最强的所谓“对冲基金”，对俄罗斯寡头的抨击最厉。如著名的“国际大鳄”索罗斯，就张口闭口骂“俄罗斯的强盗资本主义”。我国的一些研究者也指出：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它的基本价值观——追求一个强有力的、集中制的国家，推崇以保护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等。在这点上，它与旧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不容置疑的继承性，[11]而它与自由主义或“西方价值”倒是矛盾的。
总之，叶利钦时代第三阶段在政治上由“民主派”转向新权威主义，在对外姿态上由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强国主义，在经济上也由“大众私有化”转向扶植垄断性寡头。在此期间叶利钦几乎疏远了（如果不是决裂的话）原先支持过他的所有民主派人士，同时以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及总统办公厅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寡头主义者，成为叶政权的新的支柱。
八、政府走马灯：叶利钦时代第四阶段
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解散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由此开始了叶利钦时代的第四个阶段。大概也是最后的阶段了。这一阶段突出特点是叶利钦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政府，并且似乎已经完全乱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职仅5个月便被免职，任命切尔诺梅尔金复出受阻，叶立即改主意挑了普里马科夫。普氏上任仅8个月就被免职，换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寿命更短至2个多月，又换了普京。叶利钦此时用人似乎已经完全不顾政绩标准：切尔诺梅尔金是在俄经济止跌回升、形势看好时被免职，普里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初见成效时被免职。斯捷帕申之免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碰上了“八月危机”，但严格地讲主要责任也不在他。叶利钦用人此时似乎也没了价值标准：基里延科接近于民主派，切尔诺梅尔金如前所说，是寡头新权威主义者，普里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马科夫本人倾向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则纯属事务官员。总而言之，叶利钦此时用人施政已既不讲政绩也不讲“主义”，纯属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后而玩弄权术。因此很自然，这时的叶利钦几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评，包括原来拥护他的寡头派。
叶利钦如此措置乖戾固然与他在权力无制衡情况下“病夫治国”之不智有关，但也反映了叶利钦时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阶段中俄罗斯过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权威加经济上的寡头化——的危机。在这一阶段中，经济虽然止跌回稳，国有资产也被寡头们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会矛盾却积累起来，而叶的声望也进一步下降。在眼看叶利钦病体难支、不能久任的情况下，叶利钦身边的小圈子行为日益短期化，他们不仅不能为俄国的长远利益、而且甚至已经不能为他们在上一阶段所主要依靠的社会基础即金融工业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而只是着眼于怎样能实现一种在“后叶利钦时代”尽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后安排。
这就导致叶利钦在这一个阶段的行为越来越走向个人权术。而这样的短期行为又使俄国的转型期危机拖长、经济发展受损。本来在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末期已开始回升的经济，在进入“走马灯时代”后又趋恶化。政府短期行为导致社会短期行为，尤其是资本的短期行为。而资本的短期行为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机虽然有其深层、宏观的原因（无投资激励机制经济不能真正稳定、国际油价下跌致使俄国家财政状况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俄金融系统的体制性问题等），但人们的心理预期恶化造成抽逃、挤兑无疑是危机的导火索。而形成这样的心理预期，叶利钦末期的唐突举措是要负至少一部分责任的。
8月危机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及其转轨过程，也使叶利钦的声望进一步掉到谷底，而这又反过来使叶利钦身边的“圈子”更担心“后叶利钦时代”的局面，从而使叶利钦的行为更加短期化，如此恶性循环，终于使叶利钦的政治生涯趋于终结。
如今已经很明显，无论就民心、政情还是叶本人的身体状况而言，叶利钦都已不可能连任，而他要逆民心而采取非常手段搞独裁恐怕也行不通。真正的问题是后叶时代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到来？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看到了叶利钦时代（确切地说也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留下的正面遗产在起作用。
叶利钦的寡头转轨模式诚然远不如波捷匈的民主化转轨，而叶本人的末期措置又是如此差劲。他在金融危机使俄国经济再入谷底、支持者纷纷离去、民意背离、体力难支的最不利状态下下台，从常理而言，从俄国历史经验而言，这是最容易引起“翻烧饼”的。而叶利钦体制虽然毛病很多，真要把它掀翻了来一场反攻倒算，只怕是更加糟糕。然而现在看来，俄国各方都表现得惊人地理智。当8月底危机来临时，许多人断言这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而且是俄国整个经济转轨进程“不可逆转的失败”，它将导致“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崩溃”，此后几年中俄国将发生大乱，人们只能讨论“民族与国家的简单生存问题”了。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俄国已经面临社会爆炸、秩序崩溃与内战。
的确，就叶利钦本人而言，他对这场危机惊慌失措、不知所为，与过去历次危机中他表现的极为果断、敏锐、自信与机智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言：“叶利钦的个人权力资源与政治资本已经耗尽，他已不再拥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宫之外事态发展所需的施政班子、执政纲领、精英与民众的信任以及过去的精力与健康。”[12]实际上，叶利钦这时已不再是个“新权威”了。
寡妇守节不嫁叫做“节妇”，自杀殉节的叫做“烈妇”。鲁迅在《我之节烈观》（1918），有尖锐的观察：“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然而仍旧牢不可破，……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它钉到自己和骨肉的身上。”
到宋代为止的寡妇通常会再嫁，守节是少数例外。到了元代，蒙古统治者把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强加在农耕的汉人社会上，使得原本属于妇女的人身权、子女权、财产权，转移到夫家手中。这项制度上的转折，让元明清三代的丧夫妇女被迫选择守寡，因为这么做最符合她们的利益。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人文、（尤其是）经济的转变，让明清的妇女更容易守节。换言之，明清的守节风气，是汉人的婚姻制度被外力扭曲后，妇女在无奈之下的“理性选择”，也可说是蒙古与汉人婚姻制度的混血产物。到了民国初年，一方面受到西洋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有鲁迅这类的见解，才引发废止守寡的声音。
举几个例子就可说明，元代之前年轻寡妇再嫁，并非例外而是常态。宋太祖把寡妹嫁给名将高怀德，程颐赞成寡侄媳再嫁，南宋名将张俊把寡媳嫁给部将，魏了翁因嫁寡女，而摆不平众多的竞争者。还有许多寡妇再嫁的例子，都可看出到宋末为止，并无节妇与烈妇的观念。以下解说元生哪些重要的转变。
蒙古人统治中原之前，如果女儿婚姻不美满或女婿死亡，本生父母或祖父母可以替她安排再婚，或让女儿回家居住（归宗）。换言之，元代之前妇女的人身权，基本上属于本家或自己。蒙古人引入的婚姻制度，对元明清产生强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妇女的孝顺对象，从本生父母转为丈夫的父母（公婆）：寡妇在夫家守节，而不在本生家。换言之，元明清妇女的人身权，已从本家转到夫家，寡媳有孝养公婆的义务。
(2)宋代妇女的财产权，不会因结婚而受损。元明清的妇女已无财产承分权，若寡妇要再嫁，财产必须留在夫家。换言之，妇女结婚后就把财产权转渡给夫家，失去财产的支配权。但寡妇只要留在夫家，就可以保有嫁妆与从夫家得到的财产。
(3)宋代丧偶妇女再嫁时，有权带走子女，元明清的妇女必须把子女留在夫家，子女权属于夫家而非母亲。
简言之，元代的新婚姻制度，让妇女失去了人身权、财产权、子女权。为什么会这样？蒙古人与汉人的婚姻制度有三项差异。(1)蒙古采一夫多妻制，汉人采一夫一妻制。汉人可以有妾，但妻妾的身份有嫡庶之分；蒙古人的多妻制下，诸妻的地位一样，可以赠妻或卖妻。(2)蒙古讲究对女方的聘礼，但女方无嫁妆；汉人的聘礼较象征性，但讲究嫁妆。蒙古婚俗重聘礼，这是买婚习俗的延续，用以补偿女方家庭的损失。汉人重嫁妆，等于是从父母那里提前继承财产；带来夫家的嫁妆，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用意。(3)蒙古人行收继婚，汉人视之为乱伦。
为什么蒙古要行收继婚？因为妇女结婚后被视为夫家财产，丈夫身故后不能离开，要由夫家的成员接收为妻子，称为收继婚。收继者通常是丈夫的兄弟，或丈夫与其他妻子所生的儿子，或是其他亲戚；儿子甚至可以收亡父之妻，只要非生母即可。这是上自皇室贵族，下迄贫民一体风行的习俗。好处有三：(1)家族保有这个年轻的女性活财产；(2)收继者可接收寡妇的财产；(3)解决寡妇的生活与扶养问题。
1276年蒙古人消灭宋朝，在一个世纪的统治期间引入收继婚制，汉人经过长期的抗争磨合，转变成明代的婚姻制度，清朝承续此制，直到民国初年，过程如下：1303年元成宗下圣旨，明示女性的再婚规定：“今后应嫁妇人，不问生前离异，夫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随嫁妆奁原财产等物，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搬取随身。”这是中国史上，首次明确剥夺寡妇和失婚妇女的财产权。这是蒙古人的价值观：妇女的财产权完全操在夫家。明太祖在1369年颁布相同的规定，清朝的法律完全仿效明朝。同样地，在这种概念下，子女权也属于丈夫家族，甚至连人身权都失去了。
再举一例，说明蒙汉的观念差异。汉人对血亲与姻亲的性禁忌非常严格，犯禁就是乱伦。明清时期对四等亲以上的乱伦，视为“内乱”，最重可处绞死或斩首，但对亲族外的不伦（外乱）惩罚较轻。在这种观念下，收继婚对汉人而言，是最严重的“内乱”，完全无法接受。
蒙古人的观念相反：对内乱的惩罚轻微，或甚至不惩罚；但与外族人的不伦（外乱），则视为家族的严重损失，惩罚十分严厉，甚至引起两族之间的仇杀。族内的不伦虽然也是犯罪，但因没有家族财产的损失，所以内乱的罪较轻。换个观点来看，游牧民族的收继婚，其实是对族内共同财产（妇女）的效率使用；但对农耕定居的汉人来说，收继婚是最严重的乱伦大忌。
汉人在元朝的统治下，必须接受蒙古的婚姻规定。经过冲突磨合，汉人调整出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均衡点：丈夫死后寡妇不愿依法律被收继，又想保留财产权、子女权、人身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寡不嫁。蒙古法律并未强制寡妇必须再嫁，只要“出具守志不改嫁结文状”，寡妇就不必被收继。
元朝统治者面对汉人的抵抗，也在调整法律的施用规定，大体而言有几个阶段性的变化：(1) 1271年之前，蒙古人与汉人的法律分开适用。(2) 1271—1276年间，法律全面蒙古化。(3) 1276—1294年间，逐渐宽松地执行蒙古法律。(4) 1294—1330年间，蒙古法律逐渐汉化。1330年下令取消汉人的收继婚：“诸汉人、南人，父殁，子收其庶母，兄殁，弟收其嫂者，禁之。诸姑表兄弟叔嫂不相收，收者以奸论。”
取消汉人的收继婚，接受新的守寡方式，是蒙汉妥协的结果：蒙古的寡妇本来就留在夫家，汉人接受这一点，让寡妇在夫家守节。对汉人而言，只要不强制收继婚，在夫家守寡是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对蒙古统治者来说，汉人寡妇不外嫁，基本上就符合蒙古法律，统治者就可以不强制收继婚。从寡妇的立场来说，可以免除被收继的恐惧，保住部分的自主权（人身权）。但为何不易再嫁？(1)财产权和子女权早已移转夫家，寡妇若要再嫁，必须放弃这两项，意愿自然减弱。(2)从婚姻市场的观点来看，寡妇的价值比新妇低，新夫又不能得到寡妇的财产，再嫁的机会就减少了。
整体而言，1330年之前汉人寡妇选择守节，主要的考虑是“收继婚的乱伦恐惧”；1330年之后选择守节，主要考虑是财产权与子女权已移转到夫家，再嫁就会失去这两项重要倚靠。还有两项社会条件的搭配因素：(1)政府表扬守寡者，(2)工商业的发展，寡妇较有自食其力的机会。分述如下。
元朝廷明白，不易强制汉人行收继婚，就退而求其次，表扬妇女不再嫁。1304年颁布表扬守节的政令：“今后举节妇者，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晚节不易，贞正着明者，……申呈省部，依例旌表。”朱元璋在1368年颁布类似的诏书：“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清朝跟随这个概念，在1723年规定：“节妇年逾四十而身故，计其守节已逾十五载以上，亦应酌量旌奖。”旌表的方式，原本是朝廷给匾额，张挂在节妇家门上。到了明朝嘉靖，政府拨款30两银，给个别节妇建造牌坊。具体方式随时间地点而异，但奖励节妇的精神，在元明清是延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