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46:39
1、那个时代纵横捭阖、波澜壮阔的大历史风貌让人在无限向往的同时又无限怅惆。
2、政客错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
3、在这个社会里，太多的人都在纵横捭阖。
4、一些人想用纵横捭阖之术离间我们的民族团结，实属妄想。
5、所举事例包括古今中外、天上地下、人间鬼蜮，纵横捭阖，令人目不暇接。
6、新世纪的第一缕春风掠过之时，梅陇是一片正在蓬勃发展的热土。开放的梅陇，将给你提供纵横捭阖发展的良机，将为你创造奋力搏击铸造辉煌业绩的机遇。
7、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
8、有通才有达，纵横捭阖的道路网络，引导旺盛的商业流通。
9、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10、同时，世界各大国和国际集团也从各自利益和战略意图出发，进行纵横捭阖的干预，甚至从调停者变成了参与者、主导者。
11、其艺术风格，或潜气内转，或纵横捭阖，或悲慨淋漓，或超尘高蹈，从而使滇词具备了较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相当的文化品位。
1、纵横捭阖，汉语成语，拼音是zòng héng bǎi hé，意思是指在政治、外交上运用手段进行联合或分化（纵横：用游说来联合；捭阖：开合）。
2、成语出处
汉·刘向《战国策序》：“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3、成语故事
战国时期，秦国通过改革实力空前强大，并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攻打吞并其他国家。各诸侯国对秦是又惧又怒。纵横捭阖应时代需求应运而生，张仪、苏秦通过对世态的分析，以及权衡利益心理战术的运用，凭高超的言语辞令或“连横”或“合纵”支持秦国统一六国或联合六国起来对付秦国。华夏大地时而风平浪静时而风起云涌，最终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
鬼谷子：姓王，名诩，一名利，又名王禅，因隐居在今河南淇县云梦山鬼谷洞，号鬼谷子，又号玄微子，世称王禅老祖，春秋时代卫国（今河北省临漳县）人，相传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生于世。在传说之中，苏秦、张仪、庞涓、孙膑都是他的弟子，纵横家也是由他所创。民间传说著《阴符经》、《鬼谷子》、《无字天书》都是其所作。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谋略家，兵家、教育家，是纵横家的鼻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长于持身养性，精于心理揣摩，深明刚柔之势，通晓纵横捭阖之术，独具通天之智。他的弟子有兵家：孙膑、庞涓；纵横家：苏秦、张仪。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音乐艺术；陈蔚；歌剧；音乐剧；导演艺术；深情细腻；恢弘大气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陈蔚是在新时期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一个十分活跃、精力充沛的“年轻老导演”。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系统掌握了戏剧艺术基本规律和导演技巧之后，一直任教于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善于学习的她又掌握了总谱读法，能从总谱复杂的音乐符号中准确理解和把握作曲家的构思，并在导演中加以创造性体现，因此其导演艺术实践主要集中在歌剧音乐剧领域，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音乐戏剧感觉好、能够自如驾驭各种综合元素参与歌剧综合美营造、注重大局观、手法多样、风格适应性强等特色；而《再别康桥》和《红河谷》这两部由她自编自导的剧目，则集中体现了她在歌剧导演艺术的主要特点和成就。
一、厚积与薄发：陈蔚歌剧音乐剧导演艺术生涯鸟瞰
在陈蔚的导演艺术生涯中，除了小剧场歌剧《再别康桥》、正歌剧《红河谷》外，曾先后执导了《徐福》、《舍楞将军》、《木雕的传说》、《八女投江》（哈尔滨版）等正歌剧和音乐剧《五姑娘》、《冰山上的来客》、《青城》等作品，积累了丰富的导演经验，其中尤以歌剧《八女投江》和音乐剧《五姑娘》两剧中的导演艺术最引人瞩目。
由于哈尔滨版歌剧《八女投江》在一度创作上存在许多弱点，执导此剧对陈蔚来说是一个严峻挑战。为此，陈蔚调动许多舞台艺术手段以弥补一度创作上的缺陷，因此该剧的舞台呈现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优点——突出音乐通俗流畅的抒情气质和主题歌《白桦之恋》深切动人的歌唱性格，舞台画面构图具有美感，场面转接自然流畅，多媒体影像手段的运用技巧也日臻成熟，较好地配合了剧情、渲染了气氛，营造出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战争氛围，给观众以较强的视听冲击力。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陈蔚导演与舞美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才使这部戏剧内涵较为单薄的歌剧具有了较强的观赏性。
《五姑娘》是一部乡土风格浓郁的原创音乐剧。为顺应此剧情节、戏剧冲突发展和风格表现的需要，陈蔚在导表演艺术上，通过其中“春牛会”、“开秧门”、“过清明”、“轧蚕花”等极具民间特点的风俗性、舞蹈性场面或“斗牛舞”等色彩性歌舞场面，营造出清末民初社会生活环境的历史质感和江浙一带民歌、民俗、民风的生动画面。在男女主人公互诉衷肠的爱情场面和全剧主题歌《太阳月亮为你为我从此停转》中，陈蔚则充分发挥演员的歌唱魅力，突出唱段旋律的深情动人和场面的浪漫气质，同时通过几扇门的开合和演员具有舞蹈意味的形体语言，加强抒情性场面节奏的灵动性，有效避免了单纯歌唱时的静止感。第一女主人公五姑娘的扮演者，其表演和形体动作则带有传统戏曲身段和身体韵律的某些特点，而两个反面人物在剧中的穿插及其谐谑的表演和舞蹈，也为全剧的悲剧意蕴增添了喜剧性和对比性的因素。如此看来，陈蔚赋予《五姑娘》的整个舞台呈现样式，是在忠实于历史环境真实和人物性格真实的前提下，努力追求舞台叙事手法的时尚化和观赏性；而陈蔚的这种导演风格，恰恰是最适合《五姑娘》这部乡土化音乐剧的舞台演绎风格的。因此，该剧在2004年中国艺术节上获《文华》大奖，后又成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初选剧目，作为导演的陈蔚功不可没。
二、细腻与深情：陈蔚在小剧场歌剧《再别康桥》中的导演艺术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歌剧界由于迷恋“大制作，大投资，大场面”，不幸染上了“巨人症”，身躯庞大，营养不良，行动迟缓，表情呆滞。一些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种做法没有出路，于是纷纷另辟蹊径，寻找歌剧艺术走向市场的种种可能。陈蔚这部自编自导的小剧场歌剧《再别康桥》，就是以小投资、小规模、小制作、小场面探索歌剧艺术走向大市场的最新尝试。
在小剧场歌剧《再别康桥》（周雪石作曲，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2002年首演于北京）的探索中，陈蔚（笔名雪儿）一身兼编剧、导演二任，对歌剧之进入小剧场所引起的艺术观念和手法的种种变化作了勇敢的探索，表明了这位青年导演具有勇敢面对市场、锐意进取的精神。
将歌剧演出场所由大剧场搬进小剧场，不单是演出场地的简移，因为由于演出场地的变化和表演的区域空间缩小，歌剧表演与观众的审美关系也随之改变，必然在制作理念与规模、艺术观念以及编剧、作曲、舞美乃至表导演艺术诸领域引起连锁反应，歌剧家不得不丢弃一些过去的成熟套路、创造一些新套路，以适应观众对小剧场歌剧的审美需要。所以，剧场虽小，学问很大；如何做好小剧场歌剧这篇大文章，是当代歌剧家们无法回避的课题。
作为剧作家，陈蔚将笔触聚焦在林徽因与徐志摩二人的情感纠葛上，并穿插着梁思成与林徽因、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生活，再由诵者将这两条戏剧线索串联起来，令戏剧脉络主次分明、发展清晰；剧中虽无剧烈的戏剧冲突，但陈蔚在挖掘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矛盾和心理动作方面着力甚多，也为作曲家充分发挥音乐的抒情功能预留出足够空间。至于陈蔚在剧本中大量使用剧中人的诗句和言论，由于剪裁得法，缝连细密，因此显得流畅自然，对营造全剧诗意盎然的浪漫抒情氛围起了重要作用。《再别康桥》采用这类淡化情节、重在抒情的艺术处理，当是适合小剧场歌剧的可行选择，并在演出实践中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
作为该剧导演，陈蔚根据演出环境的种种变化——由大剧场的一面观众变为小剧场的三面观众，观众视角由大剧场的平视或仰视变为小剧场的俯视，加之小剧场的舞台逼仄，四处透光，舞美设施简陋，舞台上发生的所有场面切换均在观众视野之内等等，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导演构思和艺术处理。其中包括：舞台装置和布景尽可能简化，以便在本就十分狭小的舞台上为演员的歌唱和表演腾出足够空间；充分运用极为有限的灯光设备作为舞台叙事的重要手段，发挥它渲染气氛、切割场景、突出重点、导引观众视线的表现功能；充分发挥演员的歌唱艺术魅力，减少不必要的舞台调度和形体动作，以便将作曲家音乐创作中动人的歌唱性和旋律美质揭示出来；在陆小曼的唱段《旋转啊旋转》中，陈蔚为此特别设置了一个小高台，让演员登于高台之上载歌载舞，用来刻画这个上海社交圈的名媛形象；又在剧中安排了两个舞蹈演员，将他们的舞段适时穿插在剧中，将一支小型室内乐队和指挥置于舞台的右侧，并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让乐队开口说话、参与表演，与演员的表演构成上下互动和彼此呼应，活跃剧场气氛；等等。
总之，陈蔚在《再别康桥》中的导演处理和深情细腻的导演风格，不但显示出她在歌剧艺术综合美规律的全面把握能力和娴熟驾驭功夫，而且更在歌剧创制小型化、简朴化以及重点突出歌剧的音乐创作表现力和歌唱艺术特殊魅力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三、史诗与哲理：陈蔚在歌剧《红河谷》中的导演艺术
歌剧《红河谷》，陈蔚、钱晓天编剧，孟卫东作曲，陈蔚导演，剧中第一女主人公丹珠由戏剧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扮演，雪儿由抒情女高音歌唱家巨有燕扮演，格桑由男高音歌唱家魏松扮演，中国歌剧舞剧院2011年8月24日首演于北京保利剧院。
如果说，小剧场歌剧《再别康桥》毕竟受制于剧场条件和投资规模，因而令陈蔚的歌剧导演艺术未能得到全面施展的话，那么，此番应邀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创制的歌剧《红河谷》中身兼第一编剧和导演两职，陈蔚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心中泛起的是激动和忐忑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清楚地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但该剧雄厚的制作资金、部级高水平的表演艺术团队、保利剧院完备的现代化设施，此前陈蔚在《徐福》、《舍楞将军》、《八女投江》等剧中所积累的较为丰富的正歌剧导演实践，都为她的歌剧导演理念、整体性舞台呈现功夫以及有机整合和自如驾驭一三度创作各元素、各部门的素养和能力，提供了一个全面施展其拳脚的绝佳机遇。
陈蔚在多次执导正歌剧的实践中，对歌剧艺术的高度“综合性”有着深刻的体悟。她在此剧的导演阐述中说：
歌剧之所以被称为舞台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就在于它具备其他舞台艺术门类无法比拟的综合性。文学、音乐、演唱、导表演艺术、指挥艺术、乐队演奏、舞蹈、舞台美术，以及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舞台多媒体视觉艺术等，几乎所有与剧场有关的艺术专业门类都会在一台两个小时左右的剧目演出中配合与统一。从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主创团队对“综合性”的认知和贯彻程度，往往与这出戏在舞台上成功的系数成正比。
而歌剧艺术的这种“综合性”，首先应当从歌剧剧本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陈蔚作为《红河谷》第一编剧，在从事剧本创作之初，就提出了“左手音乐右手戏”的主张。为此，在解决音乐结构与戏剧结构的相互关系上，寻找到了将两者相互融合的方法——戏剧为骨，音乐为肉；依据中国观众“以歌舞演故事”的观剧习惯，在处理故事与歌舞的相互关系上，力求两者相得益彰；在处理叙事性和音乐性、戏剧场面与音乐场面的相互关系上，将音乐放在主置，选择好可以凸显音乐性的戏剧场面并将一些交代性的情节缝补进去，使两者能够在这个戏剧场面中得到统一，以切实避免为了讲故事而忽略歌剧形式规律的现象。
此外，陈蔚还在《红河谷》剧本中设立了一个“火”的意象。这个意象在第二幕第二场三次出现，既代表着不同的人物情感，也象征着三种不同的戏剧情境，三次之间形成了一种递进和转折关系。
很显然，在这里，陈蔚虽然是以剧作家身份出现的，但其中无不渗透着她作为一个正歌剧导演艺术家对歌剧艺术特殊性的深刻认知和导演理念，或者换句话说，陈蔚对于正歌剧的导演理念以及对《红河谷》的种种导演构思和艺术处理，已经渗透到此剧中，使两者的关系能够在一的现代化设施、文学剧本创作中；而这一切，正是这种“编导合一”创作模式所独有的优势所在，从而有效避免了以往创演中常见的编剧与导演两张皮或互相扯皮的现象。这种优势，在目前我国正歌剧导演艺术家中，也是陈蔚所独具的优势。这自然得益于她的专业背景，长期任教于中国音乐学院这一工作环境和丰富的正歌剧导演实践，由此养成了她特别强调歌剧高度综合性，特别重视歌剧音乐成分及其感性显现的职业素养和导演理念。这种素养和理念，我们在此前的《再别康桥》中已初步感受到；如今，又在《红河谷》中再一次更真切地触摸到。
当然，作为《红河谷》的导演，陈蔚担负的创作使命、面临的创作课题远比处理剧本创作与导演构思的相互渗透和自我协调复杂繁难得多。其中包括：概括全剧的核心主题，解读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对全剧整体风格和舞台呈现样式进行阐释与勾画，对演员的歌唱、表演和角色创造提出具体要求，对舞美各部门的具体视觉形象体现做出描述，等等。对此，陈蔚在《红河谷》的导演阐述中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分析、评价或论述。
陈蔚从电影《红河谷》到歌剧《红河谷》的情节构成元素和显现形态中，将歌剧的核心主题提炼为“东方和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和融合”。她认为，抓住这个核心，就使得全剧所有庞杂情节找到了明显而清晰的脉络。毫无疑问，陈蔚所做的核心主题概括，的确为全剧的情节展开和人物关系（例如剧中的英国人与中国人、藏族人与汉族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文化冲突、情感纠葛、性格矛盾等等确立起一个提纲絮领的凝聚点和汇合点，但其深层意义还在于，更将全剧主题升华到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汉族文明与藏族文明的冲突和融合高度，使之成为统领全剧的哲理性意象；这一意象就如雪域阳光那样照得《红河谷》通体透明，令全剧所有艺术表现都有了高屋建瓴的精神依托。
同样，这种中西融合的意象也体现在《红河谷》的歌剧形式构成和风格样式上。陈蔚将这种融合称之为“经典歌剧的规格与规范，中国歌剧的风格和风骨”——实际上，前者所谓“经典歌剧”，是西方的正歌剧样式；她在《红河谷》导演艺术中努力实现的目标，是用西方正歌剧的审美规格和形式规范表现中国歌剧《红河谷》的中国故事、多种性格的多元人物和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用中国人独有的戏剧语言、音乐语言和舞台视听语言及其在舞台上的高度融合来体现鲜明的中国风格和风骨。
为了力求达到这个目标，陈蔚查阅了大量关于民俗方面的书籍和资料，根据正歌剧的特点和情节发展需要，将具有藏文化特点、运载丰富哲理意蕴的艺术意象和符号植入到《红河谷》的相关场面中。例如，在歌剧的第二幕、第三幕中，植入富有民俗代表性的“雪顿晒佛节”和“望果节”这两个场面，并在舞台呈现方式上尽力追求真实再现藏族民俗节日的原生态风貌；在剧中三次出现无台词的、其舞台行动仅是磕长头的朝拜者，在舞台上为藏族儿女的信念和信仰——虔诚、不屈、坚贞以及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祈望铸造一个无言的、贯穿全剧的、流动雕塑般的哲理意象。
作为导演，陈蔚对《红河谷》二度创作各元素及其舞台呈现的综合样态，提出了“实现演唱、表演、舞蹈、民俗仪式场面、多媒体影像等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的要求。我们从剧场演出中看到，无论是表现人物间凄美缠绵、复杂交错的爱情纠葛，还是配以适度形体表情语言和舞台调度突出殷秀梅、魏松高超的歌唱艺术并帮助演员塑造各自人物形象，无论是运用视听技术再现色彩斑斓的雪域美景、藏族服饰和民俗舞蹈画面，抑或是通过多媒体影像营造最后那场枪林弹雨、义薄云天的反侵略惨烈战斗场景，在整体风格上均体现出凝重大气的史诗性品格，给台下观众以强烈的视听震撼，表明陈蔚对正歌剧的高度综合性舞台呈现的掌控能力已经日臻纯熟自如的境界。
因此完全可以说，在《红河谷》的整体舞台呈现中，陈蔚史诗性和哲理性有机统一的导演艺术，与殷秀梅、魏松的歌唱和表演艺术一起，共同构成该剧引人注目的三大亮点。
1、捭阖释义：开合，指运用手段使联合或分化：纵横～。～之术。
2、捭阖的本义是开阖。捭就是拨动，阖就是闭藏。《鬼谷子》认为一开一合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是掌握事物的关键。纵横家以开合之道作为权变的根据，并且运用在其游说术中。
（来源：文章屋网 ）
纵横捭阖的另类管理思想家
在战国百家争鸣中有很特殊的一家，即纵横家。相对于诸子百家的其他学者而言，纵横家显得很另类。他们依赖“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纵横捭阖，左右兼并战争的方向和进展，以充当策士、出使列国而知名。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纵横家起源于外交官。“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行人”是古代主管外交和接待宾客的官职，班固引用孔子的语言，既强调诗书用于外交活动的实用性，又感慨此类人才的稀缺和难得。但班固也强调，一旦“邪人”从事纵横，就会导致社会崇尚欺诈，放弃信义。可惜的是，历史上的纵横家，在常人看来，似乎邪人居多。所以，纵横家的名声往往不太好。但是，纵横术却在现实管理中很有效，有时还是奇效。即便是正人君子，哪怕不事纵横，也会不由自主地向这个方向偷窥几眼。对于讲求实用的中国人来说，纵横思想属于那种不好看却好吃的“臭豆腐”。
《汉书》记载的纵横家文献共12种，涉及到的人物，有战国的苏秦、张仪、燕将庞、阙子、国筮，秦人零陵令信，汉人蒯通、邹阳、主父偃、徐乐、庄安、聊苍等。在这些人物中，可以作为代表的是苏秦和张仪。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大名鼎鼎的鬼谷子，并未在班固的著录中出现。在《史记》中，苏秦、张仪的列传又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兼有苏代、公孙衍等著名人物，而且出现了鬼谷子的名号。然而，司马迁也承认，苏秦传有些内容不过是传闻，后人往往把纵横家事迹归在他的名下。“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根据出土帛书校正，《苏秦列传》作为资料是有问题的，除了年代不正确外，有些事实也有出入。不过，作为纵横家的代表，不管相关的事迹是不是苏秦本人的，都反映了时代的特色。
纵横本来表示方位走向，南北曰纵（史籍多写作从），东西曰横。战国所说的纵横，已经形成特定指称。凡是与秦国结盟，形成由西向东的联合，分别击破关东各国，称为连横；凡是六国（从燕到楚）结盟，形成南北方向的联合，共同抗秦，称为合纵。按照汉代刘向所言，战国是纵横家最得意的时代。“贪饕，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舆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校〈战国策〉书录》）正是因为纵横家有太多的权谋色彩，所以，刘向认为，纵横家仅仅具有谋略意义，可以用来应急而不可以用来教化，可以用来出奇而不可以用来守正。刘向的这种观点，为后来大多数人所接受。
纵横家起源于何时何人，至今众说纷纭。所谓“纵横家之祖”鬼谷子，有无其人还很难说。而后代学者（尤其是倡导道德教化的儒家）对纵横家的排斥，模糊了战国纵横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从现有的资料看，可以说，儒家实为纵横家之祖。儒家有言辞一科，正对应后来的纵横家。孔门高足子贡，以其辩才，开了纵横谋略的先声。“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的记载更传神，子贡（端木赐）自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韩诗外传》）所以学界有人认为，后来的纵横学派，实由子贡开其端。
但是，子贡的纵横之术，还是为明确的价值观服务的，他出使各国，以保全孔子的父母之邦鲁国为宗旨，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富贵名声。到了战国，形势与春秋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人们往往将春秋与战国连称，致使忽略了战国的独特性。扬雄认为，子贡的游说和苏秦张仪的游说性质是不一样的。“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法言·渊骞》）司马迁已经看到了春秋与战国的不同，称战国时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史记 · 六国年表》）。明末顾炎武曾经对春秋与战国的区别作了概括和对比，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矣，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周末风俗》）按照这种说法，从春秋到战国，文明状态为之一变，看看春秋有什么而战国缺了什么，就可以明白西周以来的文明是如何丧失的。历史上很多人对纵横家看不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认为战国时期崇尚暴力，崇尚投机，崇尚诡谋，崇尚欺诈，这明明是“世风日下”，而纵横家却如鱼得水。所以，人们把纵横家归入另类就理所当然。东汉的名士蔡邕，对战国的概括更形象：“天网纵，人弛，王涂坏，太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于是智者聘诈，辩者驰说，武夫奋略，战士讲锐。电骇风驰，雾散云披，变诈乖诡，以合时宜。或画一策而绾万金，或谈崇朝而锡瑞。连衡者六印磊落，合从者骈组流离。”（《后汉书·蔡邕传》）这就提醒人们，必须注意管理思想与情境的关系，纵横之术，只有在社会失序、道德失范、人心失诚、国家失衡的丛林态势下，才会大有用武之地。
战国在时人眼里是那样的道德沦丧，是那样的不可救药，与当时的天下大势分不开。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后，天下进入兼并时代，问题在于谁兼并谁。当时的局势是，东南西北，齐楚秦赵，都有吞并他国的实力，最具威胁性的是号称虎狼之国的秦。函谷关以东各国，要么合纵抗秦，要么连横自保。国策的不断调整源自于形势的瞬息万变。所以，看待战国局势，应该先收起道德批评和信义判断，而从当时不同国家的生存环境着眼。“朝秦暮楚”是一种利益选择，而不是卖身投靠。由此来看，西方近代有外交名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似乎并非西人高明，而是在列国纷争局面下的丛林状态使其然。假如西方两千年前也出个欧州始皇统一了欧洲，恐怕英伦列岛就不会诞生亚当·斯密，说不定还会冒出个仲舒·斯密来，创造出欧洲大一统理论。所以，对纵横家的评判，应当考虑当时的情势。正是在战国的背景下，纵横家确立了以利益追求为唯一目标，排除道义价值的谋略思路，把列国带入了结盟时代。
战国的纵横家有很多，大体上，从张仪和公孙衍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纵横活动。纵横的关键是三晋的策略选择，尤其以魏国的态势最重要（后期是赵国）。“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起初，魏惠王用张仪为相，试图同秦国结盟，对抗齐楚，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奉行连横策略。这里面，包含着魏惠王想当老大的私心，也包含着张仪为秦国拉住魏国的密谋，君与相同朝异梦，所以，这一策略的破产是迟早之事。不久，魏惠王发现了张仪的问题，驱逐张仪，改任公孙衍为相，推楚国为纵约长，联合五国攻秦。公孙衍佩五国相印，魏赵韩三国出兵（楚和燕参加纵约但未出兵）。这次，魏惠王重新估计了自己的地位和力量，看到老大的地位不可及，所以拥戴对自己不构成威胁的楚国，全力伐秦，以保证自己的老二地位，结果三晋联军被秦军大败。此后，秦国的连横多能成功，而关东六国的合纵多数失败。秦国先利用与韩魏的联合，在对齐对楚作战中取胜。韩国和魏国在秦国压力日增的情况下，又转身结盟于齐国，使齐国战胜了楚、秦、燕国。而潜力最大的楚国，在连横合纵中损失也最大，尤其是楚国被张仪欺骗，导致既输了外交又输了战争，楚怀王也当了秦国的囚徒。至此，关东诸国都感到了函谷关外西北风的凛冽。于是，实力尚存的赵国为首，执政燕齐的苏秦登场，发动五国合纵攻秦。但五国各揣二心，无功而返。再下来，执掌齐国政务的苏秦又组织合纵抗秦，对稳定关东各国局势起了一定作用。但当苏秦作为燕国的卧底身份暴露后（也有人说苏秦的卧底身份是燕国的反间计），被齐国车裂身亡，战国的合纵也走向尾声。后来的合纵，再无抗秦的成效。
尽管张仪、公孙衍、苏秦热衷于纵横之术，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富贵心中留，道义搁一旁”，受到后人的抨击，但是，他们的纵横活动不但在历史上留下了足迹，而且在思想上也留下了不同于他人的观点。后代的策士、辩士，一直到绍兴师爷、厚黑门徒，都同纵横家有或多或少的思想关系，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管理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管理的实用技术方面，在不同利益交错时的取舍和权衡方面，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纵横之术与《鬼谷子》
《鬼谷子》一书，在纵横学派中具有极高的地位。由于《史记》中有苏秦、张仪拜鬼谷子为师的记载，所以，除非专门的研究人员，一般民众出于对司马迁的信任，往往将这种说法当作信史。实际上，《鬼谷子》一书，确实是纵横学派的代表作，尤其是苏秦的《苏子》等书并未流传下来，传世至今的纵横学派史料，主要是《战国策》和《鬼谷子》两本书。相比之下，《战国策》偏重于历史故事，《鬼谷子》偏重于纵横理论，所以，要说清纵横学说，鬼谷子其人可以暂且不论，《鬼谷子》其书非读不可。
《史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史融合，其中的不少记载确属信史，但其中也有不少民间传说和故事。诸如鸿门宴这样的汉初史事，就不乏文学色彩，何况年代更为久远的两周时期。所以，关于鬼谷子，司马迁只是提到苏秦“习之于鬼谷先生”，这只能说明，在西汉，人们已经有了关于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传说。后人在《史记》注疏中，对这句话有很多解读，多认为鬼谷是地名，其地又有扶风池阳、颍川阳城等说法。还有人干脆说《鬼谷子》就是苏秦所作，只是为了神化自己而托名鬼谷子。当然，如果没有反证，沿用《史记》之说很正常。然而，司马迁还记载了张仪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并且有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的比较之言，这里面就有破绽。西汉扬雄就对鬼谷子的说法予以否定。有人问扬雄，说苏秦、张仪学于鬼谷子是否确实，扬雄直接回答：“诈人也，圣人恶诸。”（《法言·渊骞》）到了魏晋，又有人说鬼谷子是道士（郭璞语），后人可能觉得先秦有道士的说法漏洞太大，便注释说是泛指隐者。王嘉的《拾遗记》干脆把鬼谷说成“归谷”，以泛指隐居山林的世外高人。再往后，还有人说是鬼谷子给秦始皇出主意让派徐福到海外求药的，又说鬼谷子是神仙的，不一而足。到了明清，鬼谷子还被算命先生列为祖师。最关键的是，学界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以及据此整理的苏秦年表，发现司马迁把苏秦的活动年代提前了几十年，且不说苏秦事迹中的传奇笔法，仅仅就年份而言，张仪在前，苏秦在后，两人的事迹首尾衔接但不相连。张仪闻名天下时，苏秦尚未出山；而苏秦游说燕国时，张仪已经去世。仅此一点，就可断定两人不可能同时师事鬼谷子。
由于鬼谷子其人其地解释多异，所以，《鬼谷子》一书的成书时间和作者都很难定论。有说是战国所作，有说是刘向以后所作，有说是东汉或者晋人所作，有说是六朝所作，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学界基本都认为鬼谷子人不可考，其书属于托名之作。
不管《鬼谷子》作者是谁，该书作为纵横家的思想资料则十分重要。《鬼谷子》的理论概括，《战国策》的故事记录，《史记》的取舍通贯，加上出土帛书的参照校正，可以反映出纵横家管理思想的基本面貌。大体上，综合这些资料，可以把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和方法技巧归纳为以下主要方面。
纵横的哲学基础
纵横家以中国特有的两两相对和变易转化思想为其基础。在这一点上，纵横家堪称道家、儒家、法家的技术传人。《鬼谷子》以“捭阖”为首篇。所谓捭阖，是由阴阳派生出来的概念，开门为捭，关门为阖。天下万物，古往今来，逃不出这种两两相对。“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以捭而言，“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以阖而言，“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在抽象层次上，“阴阳其和，终始其义”。作为纵横家，需要把这种抽象思辨应用到具体事务上，所以，《鬼谷子》以例证方式向人们列举道：“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以下引文出于《鬼谷子》者不再注明）。以阴阳对立来统领纵横主题，是分析情境、提出对策的第一步。
要恰当运用这种哲学，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种两两相对不是死板僵化的，而是变动不息的。“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只要有差别和对立，就可以采用捭阖之术来试探和认知事物的内在本质，“审定有无以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
游说的作用，体现在改变对方的观念上。所以，捭阖之术还需要运用辩证方法，通过具体的权衡度量，确定谋略的选择方向。纵横家最得意的，就是向统治者展示“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的效果。当然，要收到这种效果，就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对立统一和运动转化的原则上，而要仔细揣摩这种对立转化的微妙和分寸。“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
纵横的价值导向
纵横的价值导向概括起来，就是追求名利。儒家强调仁义，反对言利；道家强调自然，反对仁义。纵横家讲义，但义服从于利，甚至利就是义；讲道，但道服从于人为，不再属于自然。在价值观上，纵横家和法家很相像，都强调人的欲望是利益驱动。苏秦穷困潦倒时，家人看不起他而且嘲讽他，但在“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时，所有人都匍匐在他的脚下。苏秦看到，人们对他前倨后恭，就是从一文不名到“位尊而多金”的变化造成的。由此他感慨说：“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战国策·秦策一》）由此可见纵横家的名利观。不论是谁，在战国时期，都看到了人们追求名利的现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但是，“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好行其力”（《史记·货殖列传》）。而纵横家对利禄名望的追求是裸的。在儒家看来，这毫无疑问属于真小人。然而在纵横家看来，那种把仁义道德摆在桌面上做招牌的人，才是货真价实的伪君子。正因为游说一旦得到了国王的支持，就能得到荣华富贵，出使他国，拉来别的国家入伙，就有了封侯荫子的本钱，所以纵横家才络绎不绝地在这条道上狂奔。张仪在游说魏王让其连横西向事秦时，形象地批评那些主张合纵的“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腕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这恰恰也是张仪自己的写照。实际上不管主张连横还是主张合纵，其价值导向并非君主利益和国家利益，更不可能是社会公益，他们统统是自身利益至上者，所谓国家至上、君主至上，不过是让对方接受纵横主张的药引子而已。
管理并不排斥自利。即便是以仁义反对言利的儒家，也免不了谋利，问题在于如何在义利之间把握分寸。司马迁在谈到孟子“何必曰利”时，感叹求利的危害性。尽管《史记》在义利关系上十分重视利，但也对如何处理好义利关系感到棘手。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史记·孟荀列传》）纵横家对自身利益的强调和追求，使其立论存在致命缺陷。在纵横家那里，自利是无可非议的。所以，他们的策略，无法应对不同利益的冲突。只有纵横家的自身利益、游说对象的自身利益、游说国家的整体利益协调一致的时候（起码是不存在对抗性冲突的时候），纵横策略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然而，这种利益一致的机遇极少。张仪批评合纵派说：“且夫诸侯之为从者，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合从者，一天下，约为兄弟，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以相坚也。夫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复苏秦之馀谋，其不可以成亦明矣。”（《战国策 · 魏策一》）然而，张仪批评合纵的理由，完全可以原封不动用在他所主张的连横上。纵横家没有对这种利益协调给出可行的途径。所以，合纵连横的成功，多是在面临巨大生存危机情况下的应急反应，一旦生存危机缓解，盟约的破裂几乎板上钉钉。从历史的角度看，战国的纵横之士数量肯定不会小，那些执掌朝政的大员，养士动辄数千，而这些被豢养的士人，无疑以策士居多，而策士能够青史留名者为数极少。能载入史册的，肯定是策士中的“成功人士”。对于后代的读史者来说，所能看到的是成功者的风光，顶多还能看到成功途中的艰辛和挫折，即便是失败者，也是先取得了巨大成功然后失败的，史籍中根本看不到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头的策士，他们不过是纵横策略的铺路石而已。
凭藉常识就可以知道，任何一个组织体系，利益冲突是常态。所以，纵横策士面对利益不一致时，除了以口若悬河的忽悠来改变对方的观点外，没有实际的利益协调和利益折中手段。当策士面对自己同君主、同游说国家的利益冲突时，最常见的策略就是把自身利益伪装成游说对象的利益，最好的情况是调整自身利益使其同游说对象大体一致。这样，就形成了纵横家在策略设计上的一个基本思路，不是靠严密的算账来说明白游说对象的利益所在，而是靠言辞优势使游说对象“感觉”到其利益同说者一致，或者靠夸大生存危机的威胁诱使对方放弃对不同利益的考究。由此，纵横家的言说能力要远大于其分析能力，对语言技巧的掌握要远高于其推理技巧。他们追求的，不是实事求是的策略设计，而是让对方“恍然大悟”、“醍醐灌顶”的心悦诚服。所以，纵横家往往要做到投其所好，见招拆招，喧宾夺主，对方一旦上套以后，则靠沉没成本形成持续支持。纵横理论和兵法理论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兵法靠的是“庙算”，纵横靠的是“点子”。兵法是以实力打拼，纵横是“空手套白狼”。张仪被别人冤枉挨打，在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面对妻子的诘难，要求妻子“视吾舌尚在不”，舌头在，就一切都有希望。靠口舌之能谋富贵，难免会仰人鼻息，阿谀奉承，失去自我。苏秦作为燕国间谍在齐国任职，面对齐王，竟然可以把他追求自身利益、保证燕国利益、保证了燕国利益也就是保证了齐国利益整合为一个逻辑链，而且还能自圆其说，滴水不漏，这正是纵横家的言说技能写照。
正因为纵横家的价值导向为单一的自利追求，所以他们对社会公认的价值取向并不完全认可。仍然以苏秦为例，史籍中关于苏秦的道德批评比比皆是。如有人称苏秦为“左右卖国反覆之臣”（《史记》），是“天下之小人”，燕王尊重苏秦是“与小人群”（《战国策》）。对于这种指责，苏秦反问燕王道：如果有人像曾参那样尽孝，像伯夷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这三个人天下赞颂，大王你用不用？但是，曾参尽孝，不离母亲，大王安能令其为燕国出使？伯夷不食周粟，不为周臣，大王安能令其任弱燕之臣？尾生为了守信抱梁柱而死，大王安能令其为燕国立功？只要对国家有利，不孝、不廉、不信之人皆可用之。孝廉信不是不需要，而是用来自我修养的，非进取之道，而纵横家讲的是进取。如果只讲修养不讲进取，楚国恐怕至今过不了沮水和漳水，秦国恐怕永远越不过蓝关和崤塞，齐国只能在周初所封的营丘徘徊，燕国出不了屋注之山，晋国会停留在太行之内（这段对话有多处记载，大同小异，本文取帛书所载大意）。在这一点上，苏秦表达出古代“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这正是纵横家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特色所在。纵横家凭藉这一特色呼风唤雨，然而这一特色也反映出纵横家缺乏恒定价值观、带有浓厚机会主义倾向的致命缺陷。
对于纵横家的机会主义，孟子有着严厉的抨击。他认为，人不可以，“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尽心上》）。景春曾经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则反驳道：这哪能算大丈夫？不过是“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而已。并由此而引出了孟子对大丈夫的著名定义（《滕文公下》）。在孟子眼里，人是要有行为准则的，遵守行为准则，哪怕一无所获，也是正道；见利忘义的投机，只讲收获而不讲准则，哪怕收获再多，也是邪路。只有正直的人，别人才愿意合作。枉己焉能正人？孟子的这种批评，正中纵横家的要害。但对纵横家来说，正是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的“妾妇之道”，构成他们大显身手的立足点。儒家本来强调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而纵横家则不然，他们专喜危邦乱邦，正需要危邦乱邦来显其本领。所以，这种批评并不能使纵横家收敛，而是促使其只做不说，闷声发大财，甚至还会以“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而自傲。有人认为，战国以后，纵横家不再显赫，实际上并不如此。如果看得更深入一点，战国以后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纵横家在古代思想的牌楼上不再亮出招牌，但在古代思想的地基上却掺进不少砂子。弄清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复杂性。
纵横家的机会主义，还表现为对“顺时乘势”的强调。与前期法家慎到等人强调的势论相比，纵横家重视时势，但不仅仅是消极适应，更重要的是积极进取。他们主张把权变和时势结合起来。苏秦对此说道：“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战国策·齐策五》）时势固然重要，凭藉时势展开的人为努力更重要。即便有干将莫邪之类的利刃，没有人的恰当使用就割不了肉，制作精良杀伤力强大的箭簇，没有弓弦机关就杀不了敌。所以，时势是给人力服务的。在中国官方与民间都长期流传的“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实际上就是这种纵横策略的表达和传承。
纵横的言说技巧
纵横之术在操作上，以言说技巧最为关键。纵横家的言说技巧，按照《鬼谷子》的总结，曰捭阖，曰反覆，曰内，曰抵，曰飞箝，曰忤合，曰揣，曰摩，曰权，曰谋，曰决。
“捭阖”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而且也是一种技巧。“捭”是以言语引发对方与己相同的共鸣，“阖”是以不语观察对方与己不同的观点。由此，捭阖就演化为游说之术。“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通过这样的权衡，捭要排除一些因素，又要采纳一些因素。“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内之。”阖也同样要接受某些观点，或者放弃某些观点。“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从游说改变对方出发，捭阖还是一种心理活动。“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以此为基准，捭阖可以无往不胜。“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言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到这里，阴阳哲学已经转变为具体的辩说之术。
“反覆”在《鬼谷子》中题作“反应”。所谓反覆者，是指言说中的反观和覆验。“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此。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运用反覆技巧，首先要学会静听。“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许多人言说效果不好，不是因为自己的言说能力不好，而是因为自己的听取能力太差。只有先当好听者，能够准确把握对方意图，可以敏锐发现对方的思维缺陷和逻辑漏洞，才能给自己展示言说能力形成铺垫。其次要采用“象”和“比”来说明道理。“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犹张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常持其网驱之。”象是具象和抽象的关系，比是同类和异类的关系。善言说者，能够以象和比形成捕兽之网、钓鱼之饵，使对方进入自己的话语彀中。在这里，游说的本身已经带上了权谋色彩。可以说，纵横家的基本技巧，就是以权谋方式论证权谋，从而使权谋本身权谋化。这是中国古代谋略思想与当代西方战略思想的一大区别。
再进一步，要以重复讨论不断深化议题，使认知趋于一致。“己反往，彼覆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袭之，反之，覆之，万事不失其辞。圣人所诱愚智，事皆不疑。”为了达到引诱对方认同自己的效果，需要“变鬼神以得其情”。具体的变法为：“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远听之。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动作言默，与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见其式；皆以先定为之法则。以反求覆，观其所托，故用此者。”通过这样的欲擒故纵，反覆驳难，从不同角度说明道理，使对方心悦诚服。
“内”是取得君主信任之术，内即纳，是楗字通假，即关门之闩。“内者，进说辞也。者，所谋也。”君臣关系十分复杂，有的虽远犹近，有的虽近而疏，有的在身边而不用，有的虽遥远犹思念，凑到跟前的不见得会重用，弃之而去的反而想笼络。所以，纵横家主张投其所好，建立君臣之间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依托需要根据君主的情况确定，“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
在进说辞时，先要暗中度量君主的意向；在所谋时，则要摆明相关事务的得失。“阴虑可否，明言得失”。言说的方法，既有卑辞谦说，又有危言耸听。“言往者，先顺辞也；说来者，以变言也。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而牧人民。”谋事的方法，要把握与君主意图的吻合程度。“见其谋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以此推论，“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纵横家同君主的关系能够达到哪一步，需要仔细揣摩。
游说是有风险的。《鬼谷子》告诫道：“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可开。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楗万物。”一个成功的纵横家，能够做到与君主亲密无间，来去自由，策无失计，建功立业。然而，如果情势不顺，君主不明，言说不谐，谋略不合，纵横家要能够全身而退，事先留有收手余地。
“抵”是防范危险之术。抵是击打，是罅隙。纵横家必须知道谋略的罅隙在什么地方。“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罅隙近而不可见，是功力不够所致，远而可知，是反覆辨识所明。抵之术有五：“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之理也。”这五法中，“塞”即堵塞，用于内部产生的罅隙；“却”即击退，用于外部造成的罅隙；“息”即平息，用于基层萌发的罅隙；“匿”即扑灭，用于突然出现的罅隙；“得”即替代，用于土崩瓦解、无可救药的罅隙。所谓圣人，就是明察罅隙的智者，进则通达其谋，退则独保其身。“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飞箝”是钓鱼箝制之术。“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飞是通过外誉而控制对方，箝是通过内惑而控制对方。飞箝分两类，一是用于国家，“将欲用之天下，必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乃以箝求之。”另一是用于人物，“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材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飞箝之缀也。”任何谋略之士，要使自己的谋略得到成功，必须上有君主支持，下有众人追随。飞箝正是力量滚雪球的技巧。
“忤合”是选择去留之术。忤是背离，合是趋同。“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是离是合，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按照《鬼谷子》的说法，“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圣人无常与，无不与；无所听，无不听；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用现代口语来说，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不变之敌，也没有不变之友，一切随成事之利而转移。而且，纵横家的忤合之术，并不是简单的利益分合。即便背离，也有趋合的试探；即便趋同，也有背离的磨合。伊尹在商汤和夏桀之间反复五次，吕尚在殷纣王和周文王之间反复三次，最后才确定了忤合方向。忤合是否恰当，建立在自知和知人的基础上。“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后世“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俗语，就是忤合之术的传承。
“揣摩”是量权揣情的方法。“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量权是对资源和实力的计量，包括民众、货财、地形、天时、君臣关系、宾客智谋、诸侯邦交、内政民心等等。当然，战国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精确全面的量化计算，所谓量权，不过是大约估量，依然属于质性定位。在这方面，纵横家一贯粗略，他们更强调权变，而不强调筹算，在计量方面远比不上兵家之细致。揣情是对君主好恶欲望的判断，君主的心理不可能藏得严严实实，通过其言语行为，可以观察到相应的心理迹象。一般来说，君主在十分高兴时会流露出其喜好，在十分恐惧时会流露出其厌恶，情变于内而形见于外。“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必出于此。”相比之下，揣情比量权更难，需要察言观色，注意微末隐秘。
正因为量权揣情之难，所以还要在“揣”的同时“摩”。“摩者，揣之术也。”善于揣摩就像钓者能够测度出鱼的走向和行为那样，一甩竿鱼就上钩，外人看不出门道，近于神明。摩有多种方法。“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是静态，“正”是相宜；“喜”是喜悦，“怒”是愤怒，不同情感下的表现，可以更真实地觉察君主的心理状态；“名”是尊崇，“行”是事功；“廉”是操守，“信”是守约，不同行为的举止，可以更恰当地推论君主的心理偏好；“利”是诱惑，“卑”是奉承，对诱惑奉承的反应，可以更深入地掌握君主的心理走向。这些方法都不算难，几乎人人会用，但要用好则极其不易，纵横家的揣摩要做到存乎一心，出神入化。
“权谋”是言说的权衡和谋略。在言说时，特别要注意权衡几种言语倾向：佞言是以谄媚表忠，谀言是以广博表智，平言是以决断表勇，戚言是以忧虑取信，静言是以否定自己取胜。言说能够成事，也能坏事，所以要格外谨慎。言说要做到“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特别是有所言而有所不言，注意言说忌讳，谨防众口铄金。人都希望自己的言说能得到重用，这就需要避免不恰当的言说，针对不同对方采用不同说话策略。与智者言，用博取胜；与博者言，用辨取胜；与辨者言，用要取胜；与贵者言，用势取胜；与富者言，用高取胜；与贫者言，用利取胜；与贱者言，用谦取胜；与勇者言，以敢取胜；与愚者言，用锐取胜。
言说除了权衡还需要谋略。所谓言说谋略就是“得其所因，以求其情”，依据情理，确定上中下三种言说方案。不同的言说对象，要有不同的言说侧重。“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不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愚者容易被言语蒙蔽，不肖者容易被言语恐吓，贪者容易被言语引诱，需要因事而选择。在言说的计谋上，“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即公开不如私下，私下不如结为一体，结为一体就没有罅隙可乘。在言说的方略上，“正不如奇”。“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人所不欲，切忌不要强加于人；人所不知，切忌不要强教于人。“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还要注意，交深忌言浅，交浅忌言深。交深言浅会疏远，交浅言深会召祸。
决是决断，这已经是游说的尾声。决断也有技巧性方法，《鬼谷子》强调，有疑才会有决，“为人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并提出以五种方法成其事：阳德、阴贼、信诚、蔽匿、平素。
关键词：《鬼谷子》；归因；自我实现；心理咨询；人才测评
《鬼谷子》成书于战国中期，目前比较认同的说法是，该书作者王诩，又名王禅，因隐居鬼谷，故自号鬼谷先生，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膑、庞涓，外交家苏秦，自荐出使楚国的毛遂及纵横家之首张仪都出自其门下，鬼谷子也由此被后世尊奉为纵横家之鼻祖。但就其是否为真实存在的人物、是否为《鬼谷子》的作者以及是否为上述纵横大家之师，仍存在较大争议。
由于《鬼谷子》是将揣情、摩意等运用于捭阖之中，在日常生活之中行心理之术，从而知人，但因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术”，让他人觉得玄妙而无从知晓，因此鬼谷子的思想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社会并不受重视，甚至遭受批判，例如柳宗元在《辩鬼谷子》文中批评鬼谷子说：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其道益狭，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1]。但也有一部分人高度肯定了鬼谷子及其著作，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曾说：鬼谷子因为察人之明和对历史可能性的洞察，以及对当时外交技巧的掌握而成为最有影响的人物[2]。
《鬼谷子》一书原本共有十四篇，但第十三、第十四篇已经丢失，目前只还存前十二篇，包括：《捭阖》篇第一、《反应》篇第二、《内b》篇第三、《抵d》篇第四，《飞箝》篇第五、《忤合》篇第六、《揣》篇第七、《摩》篇第八、《权》篇第九、《谋》篇第十，《决》篇第十一，《符言》篇第十二。
由于《鬼谷子》一书颇为神秘，其成书年代及作者等基本信息现都存在较大争议，且内容几千年来于封建社会被认为偏离正统，是狡诈之术，因此长时间被忽略甚至加以诟病，但纵观全书不可否定的是书中丰富的心理学思想随处可见，可以理解为它指导纵横家通过揣摩对方言语、行为等特征来预测其心理反应从而达到合纵连横的目的。在与西方科学的心理学体系进行对比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千多年前成形的《鬼谷子》一书中，所囊括的心理学思想就已经与于近现展起来的西方科学心理学体系中的心理学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因此，挖掘《鬼谷子》一书的心理学思想，不仅可以让其知人识人任人之法得到心理学领域的科学解释，而且对丰富和发展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完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体系也是很有裨益的。
一、《鬼谷子》中涉及的心理学概念
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宣告心理学从哲学的母体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从此，心理被人们理解为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应。个体最基本的心理过程便是认知过程，即人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鬼谷子》把人的认知过程分为“知”与“虑”两个阶段[3]，《捭阖》篇曰：
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
《权篇》曰：
故口者，机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间见奸邪。
《符言》篇曰：
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辐辏并进，则明不可塞。
由上述选段可知，不同感觉器官产生不同感觉，目是视觉器官，“目视”即视觉过程；耳是听觉器官，“耳听”即听觉过程；心是思维的器官，“心虑”为思维过程。感知过程与思维过程共同构成认识过程。另外，鬼谷子尤其强调言语的重要，认为言语可以透漏个体的心理活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局限，鬼谷子认为心是产生思维的器官，与脑是思维器官的科学论定相违背，一定程度体现了古人思想认识程度上的局限性。
二、《鬼谷子》中对归因的理解
归因是指当个体产生态度或行为后，人们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推论的过程。海德认为归因有两种情况：一是内因，如情绪、态度、人格、能力等；二是外因，如社会环境、家庭氛围、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等。韦纳在海德内因、外因的归因理论基础上加入了稳定性维度，即将归因维度分为以下四类：内部不稳定，如努力；内部稳定，如能力；外部不稳定，如运气；外部稳定，如任务难度。
与海德韦纳的归因理论相类似，《鬼谷子》中将归因分为四种情况：稳定的外部归因、不稳定的外部归因、稳定的内部归因和不稳定的内部归因。如《捭阖》篇曰：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长短。夫贤、不肖、智、愚、勇、怯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
也就是说，鬼谷子认为万物虽变化无穷但都有其归因，对应海德和韦纳的归因理论，鬼谷子也将归因分为四类：如阴阳，此可理解为稳定的外因。开闭、驰张，可理解为不稳定的外因；贤或不肖、智慧或愚蠢、勇敢或怯懦等，可以理解为稳定的内因，而柔刚则可理解为不稳定的内因。由此可见，鬼谷子对事物发展的归因说与海德韦纳的归因理论相类似。因《鬼谷子》一书成书年代久远，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先贤对心理学思想掌握的透彻及深刻程度。
三、《鬼谷子》中自我实现需求思想
需要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表现在有机体对内部环境或外部生活条件的一种稳定的要求，并成为有机体活动的源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需要由低到高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即对生存必须品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表现为人们对身体安全、享受保护的追求等；归属与爱的需要，即个体追求与他人建立良好的感情联系，追求自身从属于某一团体；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和受到别人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们追求实现自己的能力或潜能，并因此得到满足感和心理慰藉。
在《鬼谷子》中，又将人们追求自我实现分为了两个类型，如《捭阖》篇曰：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
由上可知，《鬼谷子》将人的自我实现分为两种情况，即积极进取者的自我实现和消极保守者的自我实现。积极进取者通过实践崇高奋进之事来达到自我实现，而消极保守者则通过卑微求全之事来达到自我实现。因此可以看出，在鬼谷子眼中，对自我实现需求的追求也并非人人都目标远大，而是因人而异，由此也可以看出，鬼谷子十分重视对个体差异进行准确分析，量体裁衣。
四、《鬼谷子》中对个体差异的论述
鬼谷子认为每个人都有所不同，因此准确评估对象间的个体差异，对症下药，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权》篇曰：
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
由上可以看出，鬼谷子强调要根据对象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自身特点来施以不同的游说，因事而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见鬼谷子心中考察个体差异的重要性。
五、《鬼谷子》中心理咨询的思想
《鬼谷子》中主要介绍的方法为谈话法，即主要通过游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当中，又与心理咨询中访谈法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技巧不谋而合。如《反应》篇曰：
动作言默，与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见其式，皆以先定为之法则。以反求复，观其所托。故用此者，己欲平静，以听其辞，察其事，论万物，别雄雌。
访谈法要求咨询师在访谈之前做好访谈提纲，访谈过程要以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而有上可知，鬼谷子也认为无论是动作言语还是沉默以及为探测实情而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都应该事先设计，确定基本法则。而当听取对方言谈时，首先自己要平和冷静，不带个人情绪和偏见，以便能听取对方言辞。
《反应》篇曰：
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
此为鬼谷子论述共鸣技巧的重要性。其认为用形象比喻的方法，可以把握对方的言辞，同类的声音会引起共鸣，使对象对你敞开心扉，因此可以用共鸣法来侍奉上司，也可以用共鸣法来管理下属。
《反应》篇曰：
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
上述内容鬼谷子强调了倾听与面质技巧的重要性。鬼谷子认为，让别人说话，使其处于动态；我沉默不言，是处于静态。静听别人说话，可以了解他的辞意内涵，此为倾听技术；如果发现对方言辞矛盾，不合实情，则要反复追问，这样可以从对方的回答中进一步了解他，此为面质技术。
六、《鬼谷子》中对心理测量的论述
首先，鬼谷子认为可以通过言语、行动等外在表现来推测其心理活动和行为意图。
如《捭阖》篇曰：
审定有无，与其虚实，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而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实得其指。
又《揣》篇曰：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必知其变。
以上两段可看出鬼谷子认为通过不断驳斥对方观点，诱导其进行辩解，从而可以通过对方语言内容知晓其行动意图和心理活动，并且在对方有强烈欲望或厌恶情绪的时候不能隐藏其情感，因此，可以通过其外部表现推测其心理活动。
《鬼谷子》对如何进行自我测评、自我测评要围绕哪些方面进行也给出了详细的描述。如《忤合》篇曰：
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才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
上文论述鬼谷子认为人才应该同时具备以下标准：智慧、勤劳、洞察、审慎、果敢、爱心。因此在进行自我测评的时候也应该按照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自评。
此外，就人才测评的具体内容方面，《鬼谷子》也给出了具体的论述，如《飞箝》篇曰：
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之计，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
由上可知，鉴定一个人是否为人才须考察这几项：考察思维逻辑；考察其对是非的判断；考察其是否表里如一；考察其决断的能力；考察其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根据以上方面来对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进行大致的判断。此外，鬼谷子尤其看中对可塑性人才的培养。
《鬼谷子》一书中蕴含了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与西方心理学偏重量化研究不同，《鬼谷子》主要通过揣情、摩意来对他人的心理活动、行为特征等进行质性分析。其虽无法取代科学的心理学方法和理论，但是却可以为现代心理学提供理论基础，另外其区别于其他著作的独特见解，也使其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穷而后工：工：精巧，精彩。旧时认为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
2、先号后笑：①指命运先凶后吉。②指文章或著作结尾比开头精彩。
3、扣人心弦：扣：敲打。形容事物激动人心。
4、反败为胜：扭转败局，变为胜利。
5、精妙入神：精彩绝妙，出神入化。
6、出口成章：说出话来就成文章。形容文思敏捷，口才好。
7、能言善道：形容口齿伶俐，很会说话。
8、精彩纷呈：美好的场面和事物纷纷在眼前呈现出来。
9、语惊四座：形容发言独特、新奇，使人震惊。
10、引人入胜：胜：胜境。引人进入佳境。现多用来指风景或文艺作品特别吸引人。
11、亹亹不厌：亹亹：同“娓娓”。连续说话，不知疲倦。指讲话或文章十分精彩感人。
12、神到之笔：犹言神来之笔。形容作品文句精彩。
13、乱坠天花：比喻说话动人或文字精彩。多指话说得夸大或不切实际。
14、美艳绝伦：美艳：美丽、艳丽；绝伦：没有比得上的。精致美妙，无与伦比。
15、舌战群儒：舌战：激烈争辩；儒：指读书人。指同很多人辩论，并驳倒对方。
16、有声有色：形容说话或表演精彩生动。
17、口齿伶俐：口齿：说话、言谈；伶俐：聪明，灵活。()谈吐麻利，应付自如。形容口才好。
18、荡气回肠：荡：动摇；回：回转。形容文章、乐曲十分婉转动人。
19、口若悬河：若：好像；悬河：激流倾泻。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象瀑布不停地奔流倾泻。形容能说会辨，说起来没个完。
20、娓娓而谈：连续不断地、生动地谈论。娓娓：形容谈论不倦或说话动听。
21、能言善辩：能：善于。形容能说会道，有辩才。
22、妙语连珠：连珠：串珠。巧妙风趣的话一个接一个。
23、神来之笔：由神灵帮助而写出的作品。形容作品文句精彩。
24、纵横捭阖：纵横：合纵连横；捭阖：开合，战国时策士游说的一种方法。指在政治或外交上运用手段进行分化或拉拢。
25、精彩逼人：形容人神采奕奕或文章言语精彩感人。
26、精妙绝伦：精：精巧。绝伦：无与伦比。精巧美妙到了极点。
27、出其不意：其：代词，对方；不意：没有料到。趁对方没有意料到就采取行动。
28、能说会道：形容很会讲话。
鬼谷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
鬼谷子，姓王名诩，又名王禅，号玄微子，春秋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纵横家创始人，战国显赫人物，华夏族，额前四颗肉痣，成鬼宿之象。
鬼谷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长于持身养性，精于心理揣摩，深明刚柔之势，通晓纵横捭阖之术，独具通天之智！鬼谷子曾任楚国宰相，身怀旷世绝学，智慧卓绝，精通百家学问，是纵横家的鼻祖，是著名的道家、思想家、谋略家、兵家、阴阳家、外交家、语言学家、法家、名家、发明家、医学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鬼谷先生的智慧教育了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商鞅、李斯、吕不韦、白起、李牧、王翦、甘茂、乐毅、毛遂、赵奢、李悝、徐福等众多精英。
（来源：文章屋网 ）
黑暗中的探索在徘徊中行进
时钟一刻一刻的送走了风花还有雪月
仰望那高山之巅
心中的畅想油然而生
亦步亦趋似乎已经接近了彼岸
阳光在乌云的阻挡之下失去了往昔的靓丽
大地也浸满了阴霾
行色匆匆的人群裹挟了你我
匍匐在高山耸立的巨松之下
我们渴望着那指甲缝隙渗出的流沙
纵横捭阖之间斗角勾搭
魔鬼的炼狱吞噬了一个个高傲的灵魂
重重的挤压之下坍塌了高尚的崇高
惺眼迷离沉醉了物欲横流
爱恨交织间双手沾满了污垢
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
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自重庆飞抵延安，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三天会谈，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主要内容是：废止，改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在接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时，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强硬口气，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其拟定的草案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中共立即无条件地交出军队；接受国共及美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并委托美国人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一切，国民政府才能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最后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中共代表闻听，一口咬定国共与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
“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
同日晚，宴请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国民参政员，公开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12月下旬，前往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听罢，很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个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美国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窑里的中共领袖，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随后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提出立即废止，“成立一个由、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要求：“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一建议很快遭到方面的拒绝。同年5月，随着欧美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日本的全面崩溃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灭，总之到了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剑拔弩张欲抄家伙动武的历史转折关头，突然从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称绿林好汉的第三党——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术士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春秋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整个列国的兴衰存亡可以受到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圈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的影响。遥想当年，鬼谷子的门生苏秦仅凭一项纵横捭阖之术，一跃而为六国纵约长，身配六国相印，名动天下。随后“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各路诸侯皆听命于苏秦，形成了苏氏“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一怒而天下惧”的战略格局。
引 言
陈申申先生发挥了梁漱溟、钱穆等国学大师的研究成果所写的《中西方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一文 [1]，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与西方社会的团体结构的对照中，引伸出关于中西政治文化差别的许多深刻认知，对于认识和推进当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启发意义。
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对宏观社会的问题只能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分析，认为这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将一切从别的角度对宏观社会进行的分析一概称之为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加以批判和排斥，其中包括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对各别文明社会特殊性的分析。实际上他们是“唯”社会内部物质生产之“物”，而无视社会外部自然环境之“物”，所以即使从“唯物”这一角度来说也并不“彻底”；再从“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无视一个文明体一旦形成一种特殊的传统，这一传统也会对该文明体以后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使其长期显出其特殊性。教条主义的这种偏向，给世界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挫折。可喜的是，随着近年来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及其当代意义的关注和研究正在蓬勃发展，陈文就是一例。这对于扩展人们的视野、纠正教条主义的认知模式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教条主义所片面强调的“教条”本身，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原理并没有错，错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教条主义者没有结合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去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存在于一切文明社会的普遍规律，无视和否定此普遍规律在各别文明社会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而形成的特殊表现形式。如何将这个特殊性与普遍性圆融地贯通起来加以理解和分析，是将认识推向深入、并对现实发挥真正的指导作用的关键。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提出问题，抛砖引玉，希望将讨论引向深入。
陈文将中西社会结构和伦理信仰的区别概括为：中国是“农耕民族，家庭结构，亲情关系，祖宗崇拜”；西方是“游牧民族，团体结构，契约关系，上帝崇拜”。这一概括并不错，因为它点出了自然环境的差异导致生产方式的差异、生产方式的差异又导致社会结构和伦理信仰的差异，伦理信仰的差异又导致政治文化的差异。不过笔者有三点补充：（一）古代西方不仅是“游牧民族”，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罗马位于地中海北岸，航海业自古就比较发达，而前现代西方所谓的航海业实际上是贸易和海盗劫掠的结合，在其掠夺性方面与摧毁罗马帝国的欧陆“蛮族”（Barbarians）游牧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二）“家庭与团体的对立”这样的概括还不能精确地区别中西社会结构的实质，因为家庭也是一种“团体”啊！而且，（三）这种结构的比较仅是一种静态的比较；要认识中西社会演化方式的差异，还需要对中西社会历史进一步作出动态的分析。下面就是一个尝试。
西方传统：利益团体的纵横捭阖 头二争三的霸权轮替
两类利益团体
所谓利益团体是指并不是纯粹由于先天血缘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如家庭那样的团体，而是指后天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而自觉或被逼选择相互结合而成的团体。以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来说利益团体可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由对立利益者组成的团体，即对立阶级的权宜结合，如由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与农奴、资本家与工人组成的农牧工商生产运作单位（农牧场、远洋商船、庄园/种植园、工场/工厂、公司等）。这些单位与其它同类或不同类的单位存在着普遍的利益冲突，所以应是一种利益团体。但由于向来被看作是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的私人领地，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从不作为“团体”看待，其内部的利益对立、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问题也就向来不属于传统主流话语的话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是一种虚伪的诡辩伎俩。
第二类是由共同利益者组成的团体，他们可以来自不同经济、政治、文化运作单位、但具有相同的阶级或阶层利益、或其它某种共同利益。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利益团体。古代的不说，近现代的有行会，商会，工会，消费者协会，政党，宗教、种族、文化团体，各种偏好团体等等。家庭在其（基本上）没有阶级对立、而只有共同利益这一点上应属于这一类，但在其先天决定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本质方面又有别于所有其它共同利益团体。不过，由于家庭结构及伦理在西方社会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很突出，所以不必另立一类。这类利益团体的成员之间也会有利益矛盾，但比起他们的共同利益来就比较微不足道。不过在剥削阶级成员之间和被剥削的劳动阶级成员之间情况仍有不同：前者占全社会人口的少数，加上他们一般来说比较贪婪，因此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比起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要尖锐、激烈得多，往往成为群体或社会内部或对外的主要冲突。
以上两类利益团体内外矛盾的交叉，也就是阶级矛盾和剥削阶级内部矛盾的交叉，使得整个西方社会自始至终只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纵横捭阖，就像秦统一中国以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局面，而从来没有像中国传统的“天下” 观所提倡的那样寻求各种对立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总体整合。他们也有有限范围内的权宜平衡、“总体整合”，但那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的争夺、称霸，所以他们始终没有最大范围内的所有各方利益的总体整合。从静观上来看，有的只是纵横捭阖，争夺、争霸，混战不断。但在动态趋势上，仍有规律可循，试析如下。
头二争三的霸权轮替
“头”、“二”，即实力最强的头号、二号阶级、阶层或群体（基本上都属于剥削阶级）；“三”，即受头、二霸争夺、裹挟的“第三力量”，包括剥削阶级中的下层、社会中下层的平民、乃至最底层的贫民。西方各种利益团体的相互争夺引致社会演化的规律可以概括为头二霸分别争取、裹挟部分第三力量，争夺相应层次上、相应范围内（地方、国家、国际）的霸权；当双方的力量达到某种暂时平衡的时候，就以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相当于社会契约的各种政治安排，达成相应范围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瓜分而实现联合坐庄。但这种平衡是相对的：其中一方略占上风，为“头霸”，另一方为“二霸”。这种联合又是暂时的：争取更多第三力量支持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止；当力量对比有了新的变化，矛盾冲突就重新公开化，各种社会力量会重新组合，或者是原来头、二霸的力量对比换了位置，或者出现新的头霸或二霸；当重新组合达到新的暂时平衡、全社会达成新的政治契约，就实现了头、二霸的部分或全部轮替坐庄。
[关键词]均势战略；制衡；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5-0108-02
19世纪是英国均势战略的成熟时期，也是英国实行均势战略的“典型年代”。这一时期，英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海上霸权，在欧洲大陆上纵横捭阖操纵均势近一个世纪。因此，有人把19世纪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一、19世纪英国均势战略的表现
这一时期，英国实行均势战略的具体表现是：当欧洲大陆上各力量处于相互制衡状态时，英国便采取“超然”的态度，对欧洲事务不予干涉。而当大国力量间的制衡被打破、出现失衡倾向时，它就扶弱抑强、重塑均势。
（一）从卡斯尔雷到坎宁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构建了以英、俄、法、奥、普五国为主导的均势格局，这是英国长期以来追求的欧洲势力均衡局面，以会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这时起，英国均势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护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均势。国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积极开拓海外霸权，而对欧洲事务采取不干涉的态度，直至“孤立”。
维也纳会议后，为缓和欧洲强国在原则上的分歧，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曾建议各国通过见面或召开正式会议来检讨欧洲局势（“定期会议制度”），使英国成为列强间的居间调停人。但是，随着卡斯尔雷的去世，这一制度遭到其继任者坎宁的反对。他不愿同正力图把欧洲置于专制制度枷锁下的发动国家集团发生任何关系，呼吁“言行均保持中立”的政策，曾说：“不要为愚蠢的浪漫情绪所惑，误以为我们只手可以重建欧洲”，“我国与欧洲系统关系虽密切，但并非一有状况我国便须应邻国关切之召请，而致入纷扰之中。”坎宁支持南美国家的独立，曾在英国下院说：“我创造了一个新世界，用以改变旧世界的力量对比。”
从卡斯尔雷到坎宁，英国孤立于欧洲之外，这是由于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格局符合英国均势战略的意图，在“孤立”的旗帜下，英国可以将全部的精力拓展海外霸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完全置欧洲大陆的形势发展于不顾。
（二）从帕麦斯顿到索尔兹伯里
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帕麦斯顿政府，仍然致力于向海外实行殖民扩张。同时，通过“孤立”和干涉并用的手段，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保障大陆均势。
1830年比利时发生起义，英国担心俄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会进行干涉，乘机扩张势力，控制比利时。于是帕麦斯顿决定同法国合作干涉比利时起义，以阻止其他三国干涉的企图，之后又以战争相威胁迫使法国军队撤出比利时，最后以“欧洲协调”的方式通过了《伦敦公约》，保障了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欧洲的均势格局得以保持。
经过克里米亚战争，欧洲又恢复了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均势格局。到19世纪晚期，英国迪斯累利和索尔兹伯里政府对欧洲大陆奉行更为彻底的不干涉政策，即“光荣孤立”政策。在普法战争中，德国首相俾斯麦为了孤立法国，同时防止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积极开展结盟外交，而英国是其积极追求的对象之一。当时英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法俄，与德奥意的利益一致，但是为了贯彻“光荣孤立”政策，英国三次拒绝了俾斯麦和意大利要求其加入同盟的要求。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独立于任何同盟之外，以不干涉的姿态注视着欧洲大陆强国间的争斗。
二、19世纪英国“光荣孤立”政策的本质
这一时期，“光荣孤立”政策是英国均势战略的重要内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干涉”、“光荣孤立”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完全超脱于欧洲局势之外。英国只是借助大陆强国之间的矛盾，使它们相互牵制以维持有利于英国的均势局面。只要不出现一国独霸的局面，英国就采取“光荣孤立”的政策。大陆均势一旦失衡，它马上会采取行动，支持弱国对抗强国，使势力天平重新保持平衡。这就是“光荣孤立”政策的本意所在。
这一时期英国对欧洲大陆采取“光荣孤立”政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英国国力的变化。近代史上，英国通过操控欧洲大陆的均势，营造了国家发展和海外扩张的良好外部环境，建立起庞大的海外帝国。可是到了19世纪末，欧洲和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德、日、美等新兴地缘政治大国的崛起，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与英国展开竞争，冲击了英国纵横捭阖主导国际事务的地位。英国很难随心所欲的调控欧洲大陆各力量的对比，其长久以来奉行的均势战略开始丧失了运用的基础。因此英国人在此形势之下，选择采取“光荣孤立”政策。其实“光荣孤立”政策并不是对英国传统均势战略的摒弃，两者没有实质差别。“光荣孤立”依旧继承了均势传统，只是它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现实性更强，侧重于不触及根本利益前提下的“孤立”，不插手大陆争端。用卡斯尔雷的话说就是：“我们真正的政策一直是，除非在特别紧急的关头，否则不会干预，而且，一旦干预，就会不遗余力。”
17、18世纪的英国均势战略，是通过组织结盟的方式直接打击强国，谋求本国安全和利益。而在“光荣孤立”下，英国置身于欧洲大陆事务之外，避免因为结盟而使自己卷入战火，企图使大陆强国通过战争削弱彼此，来达到英国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外交价值取向的转变，既保持了均势战略的连续性，又体现了英国政治遵循时展的务实、灵活的特征。
三、19世纪英国运用均势战略的条件
“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在他的战略思维库中总会沉淀下来很多东西，哪些能够成为战略传统而延续下来，不是看它是否一直在起作用，而是看它是否会有使之发挥作用的历史条件和政策需要。”英国近代能够运用均势战略，是建立在一定的力量基础之上的，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力量、广阔的殖民地，英国可以自由的在欧洲强国间纵横捭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实力影响外交实力。英国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均势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力量。英国在17世纪中期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经过工业革命，成为19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有“世界工厂”之称。“1848年英国的生铁产量达到200万吨，比世界其他国家生铁产量的总和还多……1860年占世界人口2%和欧洲人口10%的英国，生产了占世界40%-50%和占欧洲55%-60%的工业产品。”同时，英国幅员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因此英国可以在没有欧洲大陆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经济的运转。这使得英国有条件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执行有利于己的均势政策。
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后，英国的经济优势逐渐丧失。“1840年它控制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然而到1880年，这一数据下滑到四分之一。1880年德国的铁路里程为33，838公里，而英国仅为28，846公里，1897年德国的钢产量首次超过英国。”传统的均势战略是建立在英国实力优势基础之上的，然而当这种优势逐渐减弱甚至消失时，那么这种传统的均势战略就要顺势做出改变，否则就难以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因此这一时期，英国更加侧重于“孤立”，置身欧洲纷扰之外，防止因为卷入不必要的战争，削弱英国国力。这在一个侧面说明了，物质基础对于均势战略的运用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强大的海上力量是英国近代运用均势战略的重要保证。马汉认为，“海上权力不仅是一个国家建立霸权的基础，也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而制海权，特别是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对于保持大国地位至关重要。”由于英国所出的特殊的地缘位置，决定了海上安全对于英国非常重要，因此，英国一直以来十分重视海军建设，逐渐成为欧洲海军实力最强大的国家。16世纪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在17世纪的英荷战争中，又击败了“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19世纪战胜了海上实力强大的对手法国。自此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撼动英国的海上霸权地位。同时，强大的海军力量也打消了陆上强国企图侵犯英国的野心，使得英国可以“自由”的在欧洲强国间选择支持和打击的对象，灵活的开展均势战略。正如帕麦斯顿曾说：“外交官和议定书是很有用的，但是装备精良的重型炮舰是再好不过的和平保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