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37: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邻避效应，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邻避效应风险社会风险治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深刻的改变着中国的公共管理环境，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多新的挑战。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先生在他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提“风险社会”，并强调，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动，社会公众切身感受到生活因市场经济、先进科技和官僚行政等现代性带来的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挑战。这一理论从一方面解释了中国公共管理在新公共管理时代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1.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邻避效应
“环境利益的表达与环境负担的分配是社会结构转型期中国诸多问题中比较特殊的一类。除了原生性的环境问题之外，社会结构内的环境问题更多的表现为社会问题，是与环境相关的利益与风险的分配与负担问题，也是关涉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议题，因此，它是一种风险，姑且称之为环境风险”。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风险集中表现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自然环境风险表现在诸多的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如海啸、飓风、地震等。这些风险虽有不可预测性，破坏性也很巨大，但在人类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已有了相对足够的经验，现代社会中政府也会有相应的预警机制，所以处理方式简单传统。社会风险主要集中在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社会生态风险等方面。由于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长期存在，传统社会风险的治理也趋于政府为主导的单方治理模式。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政治结构由中央集权向有限分权的转变，经济结构由单一向灵活的转变，社会结构向复杂阶层的转变，意识形态结构向多元价值的转变”，社会分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利益的分化，利益集团的出现，非政府组织的繁荣，民众对于自身利益诉求的重视和对自身权利的关注，这之间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使得公共管理环境中的矛盾不断复杂和加深，随之带来新的社会风险。贝克将风险分为三类“前现代的灾难”、“工业时代的风险”、“晚工业时代体现在大规模灾难中的不可计算的不安全”。这三者的本质差别在于人类的主体性在整个风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即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一方面，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另一方面，无论是冒险取向还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都带着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这一风险在环境风险中的一种表现即邻避效应。
2.邻避效应在中国
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 yard，NIMBY），是指居民或所在地单位因担心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现象。近年来，中国的邻避事件频发，2006年的福建厦门PX事件，北京市六里屯垃圾发电厂事件，上海沪杭磁悬浮项目；2008年江苏省吴江市垃圾发电厂项目，合肥市高铁南环线工程；2010年广东东莞四座垃圾焚烧厂事件；2012年广东惠州垃圾焚烧厂事件；以及2014年广东化州市殡仪馆建设项目所引发的群众聚集。层出不穷的邻避事件中，群众或采取集体抗议、游行示威、、联名写议案信的方式表示抗议，或运用媒体进行曝光和维权。舆论的压力之下，政府通过环评结果通报会、公众对话会、公众答疑会、专家释疑会、项目展示会、单位和公众直接参与、民主听证会等形式与群众进行了沟通。听证的结果大多趋向于项目停建、项目迁址、项目方案变更、项目搁置，但仍有项目重新启动。
在中国，邻避设施的建设一般是以政府为主导，出发点是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但是邻避设施具有负外部性和成本、利益分布不均衡的特点。以“合肥市高铁南环线”建设为例，该事件发生在2008年5月，合肥高铁南环线作为沪蓉高铁大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开工，首开工的芙蓉路两边密集分布11个住宅小区、2所学校、1所三级甲等医院。首先，高铁建设可能引起环境的破坏、景观的改变，带来噪音、水资源、大气污染等问题，影响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次，作为公共物品的邻避设施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公众都有享受这一公共物品的权力，但是附近的住户、医院和学校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和环境成本。这引起了附近居民强烈的不满并组成居民代表会前往市政府大楼前游行抗议，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相应的追踪报道。舆论压力下，合肥市政府召开了环评听证会，并采取政府出面解释、经济补偿等形式应对危机。
3.邻避效应中复合型风险治理模式的运用
邻避事件中，诸多利益主体小到个人、企业单位，大到社会团体和利益集团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政府成为邻避事件主体的时候，他们会自然而然的把政府作为利益表达的对象，希望寻求合理的途径和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当这些寻求利益保护，表达诉求的渠道关闭或者相对缺乏时，各方对于政府的失望和不满便会增加，转而采用游行、聚集等激烈的手段表达自己。政府作为主导的单一的治理模式的缺陷已经显现，为了解决政府在邻避事件中的问题，必须谋求多方治理的复合治理模式。复合治理是目前风险治理最有效的方式，它并不是单纯的把社会各个组织和个人的治理工作进行累积，也不是把整个治理工作统一规划到一个治理机制中来。
首先，复合型治理模式应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从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到多元主体的复合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应该由单一的政府转变为政府、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的多元主体。坚持政府主导地位不动摇并不是单纯保持单一治理模式中政府的作用，而是在政府权力适当下放，政府作用适当减小的情况下，对多元主体的配合和约束。邻避效应中的公众诉求和抗争类似于一种利益博弈，利益主体都需要充分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努力维护。政府应该提供其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平台，维护利益主体表达的权利。当各方利益主体出现重大的冲突无法调和时，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调节各方的利益冲突，积极的寻求解决的办法。
关键词：邻避冲突 邻避设施 社^ 公共设施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邻避冲突是NIMBY（Not in My Backyard）的中文音译，意思是“不要在我家后院”，用来描述社会需要某些公共设施，但部分个体希望这些设施不要临近其社区。邻避设施本身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可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但却导致附近居民承担公共设施的负效应。本文基于探究A市J社区快速路设施邻避冲突的成因并尝试提出治理我国邻避冲突的对策。
1.J社区快速路事件回顾
J社区地处A市远郊，周边道路设施亟需完善。为增强远郊交通的便利性，方便远郊居民交通出行，A市规划修建连接远郊与市中心的快速路。快速路紧邻J社区，建成后有利于社区居民出行。然而，J社区居民担心道路建成后，快速行驶的车辆会产生高分贝噪音，且存在车辆失控冲入社区的风险，影响其身心健康与生活安全。在该快速路建设过程中，J社区居民群体极力呼吁禁止快速路紧邻其社区修建。当地政府暂停了靠近J社区部分工程建设，却从快速路的两端动工修建。当群体呼吁得不到正视和满足后，J社区居民群体与快速路施工方发生冲突，堵塞出行道路并强行阻断工程正常建设。J社区快速路事件是一起典型的邻避冲突，邻避项目的利益分配失衡激发了J社区居民的不公平感和受害意识，进而导致了成本承担社群的强烈反对和抗争。
2.国内外学者对邻避冲突的认识与分析
邻避冲突最早出现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 ，“别建在我家后院”一度成为美国民众的共识和理念[1]，90年代以后，邻避现象在西方社会已十分普遍。在亚洲，邻避冲突开始于日本。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环境保护为主要诉求对象的邻避冲突时有发生。
具体而言，国外学者对邻避冲突的认识主要基于以下：Morell在1984年指出居民认为邻避设施可能对人体健康及其生命财产造成威胁，而且因公平性问题使居民产生不公平感，由此出现反对情绪和抗争行为[2]。1993年Lake将邻避设施定义为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但负外部效应却由附近的居民来承担的公共设施[3]。 2003年Sue Cowan通过研究英国精神康复中心在安置过程中引发的邻避问题，分析其原因在于政府与公民协商的策略和办法并未很好地考虑当地居民的需求[4]。 国内学者对邻避冲突的分析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2005年谭鸿仁提出邻避现象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集体共享的公共设施面临因其外部性而引起设施周边居民反对与抗争的现象[5]。 何艳玲在2009年提出了“中国式邻避冲突”的观点，其特征有：邻避抗议行动更为曲折、抗议行动的目标单一、冲突双发无法达成共识[6]。管在高在2010年指出我国邻避型抗争产生的原因包括直接原因（环境污染、社区形象、房产贬值等）和社会深层因素（公民自主性增强、司法救济渠道不畅、群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等）[7]。
3.基于J社区快速路邻避冲突的成因分析
J社区快速路设施的邻避冲突已不是个例，邻避冲突的根源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给周边全部或部分社区居民带来负效应，甚至危害其健康与安全。从J社区快速路事件来分析，导致邻避冲突事件的发生存在多个方面的原因。
3.1公共设施存在负效应风险
学者蔡秀宗认为邻避性设施多具有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特征，这些设施所产生的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然其产生的外部效果却要由设施当地居民所承担[8]。而且，邻避设施使得周边的居民产生不公平感，导致了成本承担社群的强烈抗争。快速路可能导致J社区面临噪音污染和安全事故，该社区居民承担着公共设施的负效应，因此快速路邻避冲突不可避免。
3.2政府公信力不强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及经济发展考核的体系下，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第一位任务，存在公共设施未科学统筹规划、漠视环保工作，环境监管职能履行不到位的情况。首先，快速路项目立项启动前，当地政府没有科学统筹规划项目，导致设施建成后与J社区缺乏安全距离。其次，在邻避冲突发生之初，当地政府选择避重就轻的途径解决问题，暂缓建设J社区附近的项目，然后从快速路的两端开建，进一步激发了矛盾。再次，面对民意的无法逆转，政府又借助分流、补偿的方式进行应急式的解决办法，但已经造成恶劣的影响。
3.3公众参与形式化
从公众参与的角度看，对于公共设施附近居民来说具有获取项目选址、实施、实际效应的知情权，有权参与反馈对公共设施的偏好。然后，公众参与形式化，甚至缺失，J社区居民没有通过正常渠道获知快速路项目的相关信息和专业知识，也没有公共决策中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还缺乏政策执行中畅通反馈机制，导致其完全被排除在邻避设施的决策之外。
3.4正当维权渠道缺失
在J社区快速路建设中，由于项目的立项、兴建大都已通过政府审批，J社区居民很难证明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违法行政的现象。而且J社区业主向小区物业、公路建设方、居民委员会及当地政府表达的正当利益诉求并未达到重视和解决。正当的维权渠道堵塞或缺失，J社区居民选择非理性维权。因此，正当的维权渠道的缺失也导致了邻避冲突的发生成为必然。
4.对策建议：如何治理邻避冲突
基于公共利益和城市化进程的需要，邻避设施的兴建趋势不可阻挡，如何规避邻避冲突，便成了政府亟需解决的治理问题。
关键词：城市邻避设施建设；冲突事件；邻避主义；城市公共设施
1、研究背景
城市公共设施，提供交通、游憩、医疗、电力等多种公共服务功能，是一个城市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的。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不尽如人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广大城市公众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邻避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近年来，公共设施建设中不断发生冲突事件，往往造成公共设施的难产，其中最为突出的邻避设施建设冲突。这与社会法治和权利观念的增强，特别是私有财产权意识的觉醒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冲突事件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城市规划体制与利益、权利、法治等观念的碰撞和交锋。
2、研究目的
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2.1 是什么?
从这些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分析，并不全是技术问题，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都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问题在城市空间上的反映。这些冲突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矛盾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也即揭示冲突事件的症结所在，是研究的重要目的。
2.2 为什么?
对于这些冲突事件，城市规划无疑难辞其咎。而冲突事件的频频发生，又说明这些冲突是技术理性的城市规划所无法解决的。作为城市空间开发与管制工具的城市规划，在多元利益主体分化和权利意识增强的社会背景下，显然不足以应对目前邻避设施建设中遇到的这些问题。那么，现行的城市规划体制自身究竟存在着哪些缺陷，以至于无法有效地预防和应对这些冲突事件，是研究的重点问题。
2.3 怎么办?
当然，城市规划并非万能，它不可能彻底避免城市邻避设施建设冲突事件的发生，更无法解决社会或政治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规划的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在规划的能力范围内设计积极的应对方案。
3、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城市公共设施规划实践具有积极的作用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涉及的空间利益调整范围和程度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城市社会的利益结构已经多元化，不同的社会群体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对各类政策和制度的态度产生分歧，甚至对立。而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权利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维权意识不断高涨。因此，城市邻避设施建设中势必涉及更多的权利和利益的碰撞，如果缺少有效的规划对策，发生冲突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大大增强，而公共设施难产的现象也将更加频发。
(2)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邻避设施建设中的冲突事件，不但使公共利益遭到巨大损害，而且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秩序。如果处理不当，极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甚至转化为政治性的对抗，从而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3)对促进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存在着浓厚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思维。近年来，虽然规划学界也提出了从技术设计向公共政策转型的目标，但是受传统体制和思维的惯性影响，转型之路仍举步维艰。研究以邻避设施建设冲突事件为切入点，深入分析目前规划体制的内在缺陷，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规划转型的建议 。
4、概念界定
4.1 邻避主义
一些具有强烈负外部性特征的城市公共设施在建设中常常引发邻避主义。所谓邻避，系由英文“NIMBY”(Not In My Back Yard)意译而来，直译即为“不要在我家后院”。邻避主义是指“当地民众虽然心中认同邻避性设施建立的必要性，却反对这些设施设置在自己家后院的情绪反应。”这些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设施，也被称为邻避设施。
4.2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公共设施是一个涵义比较宽泛的概念，出于学科视角和研究重点的不同，对城市公共设施所下定义的内涵和外延往往也各不相同。本文将城市公共设施划分为行政设施、文教设施、服务设施、游憩设施和交通设施五大类。
城市公共设施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公共性
城市公共设施的公共性建立在为城市公众生活提供服务的基础上，这是公共设施在为城市公众提供游憩、交通、文化教育等服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属性。
(2)层级性
如果我们将人们到公共设施获得公共服务或获取公共物品而愿意到达的最远距离称为公共设施服务范围，那么经济距离是决定公共设施服务范围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距离的差异导致城市公共设施产生不同的服务范围，并促成城市公共设施规模等级序列的形成。
(3)承载有限性
由于受区位和规模等因素制约，公共设施的服务容量和服务范围是有限制的。因此，在公共设施的建设中，必须考虑能否负担新开发的需要，以免降低建设效益和服务水平，影响居民生活质量。
(4)外部性
外部性，即外部效应，是经济学的术语，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简单的说，就是一种经济上的好处或经济上的坏处转移给了市场以外的当事者。以外部效应对于承受者所造成的损益而言，可分为外部正效应(也称外部经济)和外部负效应(也称外部不经济)。城市公共设施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外部效应。有外部正效应，如大片的绿地能有效改善周围居住区的空气质量；当然，也有许多外部负效应，如一些交通设施和市政设施带来的噪音、电磁辐射、空气污染和卫生问题，直接影响公众的身心健康。相应的，公众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欢迎和排斥两种态度。
(5)领域性
城市公共设施具有空间领域性的特征。这种领域性主要体现在公众的空间主张上，即公民权利或社会活动的范围，它意味着空间的一种控制权力。从日常生活中公众与公共设施的关系分析，这种空间控制权力主要体现在公众使用设施和在空间中活动的权力。当然，在公民社会的政治架构下，公众对公共设施还拥有一定程度的挪用、改造修建、部署和处置的权力。由于城市公共设施类型和服务范围的不同，造成具体的城市公共设施的领域性也不尽相同，因此，这种空间的领域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又划定了公众参与的范围。
4.3 公众利益
公众利益与公共利益两者的英文都是Public Interest。只是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出现了两个译词。由于本文将公众定位于城市邻避设施建设中的一个利害关系人，因此本文使用的公众利益是从利害关系人的角度出发界定的，亦即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公众的利益。当然在具体分析中，公众并不一定包含城市公众整体，一般是指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具有利害关系人性质的那部分公众。
5、技术路线
(1)对邻避设施建设冲突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阐述利害关系人在冲突事件中的行为观念和动机，并对冲突原因作初步归纳。邻避设施建设案例中的冲突则发生于规划实施启动之时，尖锐的矛盾冲突导致原先的规划回炉重新修订，而修订后的规划亦未能解决利益问题，反而导致矛盾进一步
激化，而规划方案也因此被搁置。在典型案例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一定数量的案例梳理，对邻避设施建设冲突事件中的矛盾进行总结。
(2)在案例研究基础上，以归纳出的矛盾类型为切入点，从制度上对邻避设施建设冲突作理论剖析。邻避设施建设冲突侧重规划机制分析，结合问卷调研成果，阐明邻避设施建设冲突的机制原因。
(3)在案例分析和体制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城市公共设施规划冲突的对策。
参考文献
[1] 郑卫. 邻避设施规划之困境――上海磁悬浮事件的个案分析［J］. 城市规划. 2011.
[2] 姜良好. 邻避运动及其对我国邻避设施选址的启示 [D].中山大学. 2009.
1文献评述
垃圾焚烧发电设施是典型的邻避设施，具有较为明显的“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简称NMBY)。国内外对垃圾焚烧发电等邻避设施的相关研究大多在NMBY的框架下展开，大致可以分为定量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个案的定性研究两类。美国学者HorstD采用发放问卷调查了多个再生能源设施周边居民态度，并使用Logistic模型对周边居民态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总体来说，居民与设施的距离对其态度有较为强烈的影响，但是这一影响的性质、大小会随着当地社区的情境因素及土地价值大小发生变化［1］。周丽旋等人对番禺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候选地址周边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设施周围居民避免设施选址的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选址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居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支付意愿有着明显的影响［2］。张向和、彭绪亚等人则以重庆市10个垃圾处理场及其周边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垃圾处理场的邻避指数，结果表明邻避效应的主要影响因子是垃圾场的相对位置、政府处理满意度、公众的“NIMBY”意识、垃圾场信任度及赔付满意度;而公众对垃圾处理支持度的主要影响因子为补偿满意度、垃圾场信任度和政府处理方式满意度［3］。也有学者研究了环境市政设施的邻避效应，陈佛保、郝前进以上海市垃圾中转站为例，通过25197户二手住房价格的空间差异研究了城市居民对环境邻避设施的负面支付意愿，结果发现，住宅到垃圾中转站的距离对住宅价格有显著负效应，垃圾中转站具有明显的邻避效应，作者认为要规避邻避效应，需要从设立居民的心理可接受距离和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两方面入手。国内也有一些基于影响较大的反焚烧事件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以定性的个案研究为主。如郭巍青等以番禺反焚烧事件为例，认为环境异意因循风险累积、感知到社会爆发的轨迹;其间，民众规避风险的“反推断”和更为主动的“风险戏剧化”策略使得国家风险管理的话语和行动失灵，“风险”成为公共主张，番禺案例表明风险社会的环境异议成为城市问题的重要面向，开放的政治是消解异议的可能选择［5］。陈晓运也以番禺反建事件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去组织化”是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去组织化”依托政治认知、网络传播和情感动员消解集体行动困境;其动员结构既不是有组织也不是若组织，它表明公民在治理参与中成长，也预示中国公民社会建构及其与国家良性互动的艰难［6］。本研究以一个已经投产的垃圾焚烧项目为例，分析周边居民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垃圾焚烧发电的邻避效应，通过logistic模型分析居民态度的影响因素及大小，并结合定性资料对分析结果进行合理的说明。
2数据来源、研究变量与模型
2.1数据来源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中国科协政策研究类课题(2010JYXC-1))于2011年7月20至23号在山东省泰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即泰安市中科环保电力公司，下文简称电厂)周边居民所做的问卷调查。该电厂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蛤蟆山脚下，329省道的南侧，距离市中心约12公里，电厂于2007年11月开工建设，2009年8月试运营，10月正式商业运营，日处理生活垃圾800吨，年发电量约1.2亿千万时。课题组成员采用偶遇抽样法选取了电厂4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115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110份。调查对象基本能够反映当地居民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研究变量选取首先，本文的因变量是居民对电厂项目的态度，用“您是否支持在您家附近修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一问题进行测量，将居民的态度区分为支持与不支持两类。在自变量的选取上，首先纳入了受访者的人口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并对年龄取自然对数。2006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将公众参与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因此将该项目前期环评阶段是否进行信息公开及是否向附近居民征求意见纳入自变量，考察其对居民态度的影响。已有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作为一种典型的邻避设施，其周边居民对于项目的态度与项目的影响范围有关，故本文将受访者距电厂距离纳入自变量。在番禺、六里屯等反建事件中，对于二噁英的风险认知是周边居民反对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也将受访者是否知道二噁英纳入自变量。在前期的定性访谈中，课题组了解到由于电厂征用了部分村庄的土地并给与了一定的物质补偿，也将考察补偿情况对于周边居民态度的影响。本文使用SPSS20.0软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定义及数据录入，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见表1。如表1所示，被访者平均年龄为41.94岁，年龄较高，这与电厂周边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者较多相关。被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92年，表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事前获知项目相关信息，但此数据并不表明项目信息公开情况较好，因为这里测量的信息获知情况既包括项目方主动的信息公开，也包括周边居民私下的信息传播;大部分居民表示事前并未被征求意见，这也说明项目信息公开情况并不理想。大部分居民表示没有听说过二噁英，这与课题组在江苏吴江、无锡两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居民进行的调查截然相反，在上述两地，周边居民大多知晓二噁英及其危害，而且还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知识普及。由于电厂建设过程中征用了周边村庄的土地，电厂给予了较近的几个村庄数额不等的物质补偿，包括免费供水、供电等。
2.3模型设定本文研究的是电厂周边居民对项目的态度，有支持与不支持两种情况，不满足一般线性回归约束条件，因此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民的态度。当有k个自变量时，二分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
3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3.1模型检验本文先对回归模型的整体模型适配度进行了检验，其中模型卡方值(X2)为52.813，p=0.000＜0.05，达到显著水平;对模型进行Hosmer－Lemeshow检验，p=0.398，未达显著水平，表示模型适配度佳(此解释与卡方检验正好相反)［8］。模型拟合优度Nagelkerke=0.515，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中强度的关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
3.2回归结果分析电厂周边居民对电厂态度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见表2。如表所示，性别、年龄、年龄的自然对数这3个影响因素B值都为负，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来说，女性相对男性来说更倾向于支持电厂项目;被访者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持支持态度。受教育年限与居民支持垃圾焚烧发电呈负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倾向于反对的发生比是倾向于支持的发生比的1.430倍，这与番禺等典型反建事件研究一致，在这些典型事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是反建行动的积极分子。事前是否获知项目信息与事前是否被征求项目意见这两个因素B值都为正，表明两者对于被访者持支持态度呈正面效应，但事前是否获知项目信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事前是否被征求项目意见则在0.1水平上双侧显著，表示被征求意见的被访者倾向于支持项目的发生比是未被征求意见者的3.55倍。是否知道二噁英对被访者持支持态度有负面效应，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在0.1水平上双侧显著，知道二噁英的被访者倾向于支持项目的发生比仅为不知道二噁英的被访者的31.5%;二噁英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争议最大的潜在风险，虽然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声称二噁英安全可控，但是民众的风险感知却不这么认为;以上结果也与课题组在江苏吴江，无锡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周边村庄的调查相吻合，这一地区的民众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及动员能力，对二噁英的了解相当深入，担忧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安全风险是这一地区民众反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首要理由。项目建设及运行过程中是否给予一定物质补偿对被访者持支持态度有正面效应，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在0.05水平上双侧显著，表示有物质补偿的被访者倾向于支持项目的发生比是未接受物质补偿的被访者的3.64倍。这一因素是课题组在前期的观察、访谈过程中发现的可能的影响因素之一，如距电厂较近的池子崖村，由于项目建设征地及村庄整体搬迁安置，居民住进了附近新建的农民公寓，而电厂在搬迁安置过程中也给予了一定的补贴，并免费向公寓供气供电;由于大多数村民不知道电厂潜在的风险，电厂是否承担及多大程度上承担被村民视为其应尽义务(因为土地被征用)的补偿是影响村民对电厂态度的重要因素。居住地与电厂的直线距离对被访者持支持态度有负面效应，其中，与参照组(1㎞以内)相比，距离电厂直线距离为2～3㎞在0.05水平上双侧显著，2～3㎞的被访者倾向于反对项目的发生比是参照组的13.1%;距离电厂直线距离＞3㎞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0.01水平上双侧显著，距离＞3㎞的被访者倾向于反对项目的发生比是参照组的3.5%。这一结果也较为符合一般事实，作为典型的邻避设施，周边居民当然不太希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在其附近，周边民众持“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态度。
4结论与讨论
论文关键词:邻避现象;外部性;冲突;观念扭曲;环境补偿机制
论文摘要: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而破解邻避现象的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我国已经明确了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方向。然而,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垃圾处理中的邻避现象正日益严重,并成为了垃圾处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开展对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系统研究是极其迫切和必要的。本文以国际上典型的案例为分析载体,对邻避现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以期为我国各级政府寻找破解良策,为推进和加快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做一些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一、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内涵与本质
邻避现象的英文涵义是“NotInMyBackYard”,简称为“NIMBY”,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工业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Fischer,1995)。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城市(比如纽约)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现如今,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城镇化)、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自然的自我净化能力,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来看,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经济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是现代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法律条件下,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并存在“二次污染”风险,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反抗将随之而起,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政治学、伦理学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台湾的张震东教授在其著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Ostrom)等人也认为,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可见,“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少数人”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一)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本文认为,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人们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从实践经验看,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科学家的重视。同时,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年9月14日《光明日报》报道,“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纳克,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
尽管如此,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论坛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
(二)正常偏离的原因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台湾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1.垃圾处理过程造成的“二次污染”的知识并不充分,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对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样一种渐进的认知过程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污染严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的思维惯性,进而导致补偿标准制定过程的复杂化。
2.环境资源定价的困难性。垃圾处理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造成环境污染,减少处理地的环境容量,必须对遭受损失的环境容量进行补偿。然而,产权、外部性和环境修复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事后性都导致了环境容量定价的困难,进而引起了政府与居民之间在确定环境补偿标准上的巨额议价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当然,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之外,在操作层面上,补偿资金的欠缺也是引致环境补偿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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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城市；规划效益；利益博弈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随着国内环境问题的持续发生与人们对城市生活的理想追求，生态、可持续发展、低碳，等等词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城市规划作为一门预测与把握城市发展不确定性的理论及其实践，实际已经处于相当尴尬的位置，面对如此之多尚待解决的城市问题，而今又增添解决环境问题迫切性，在未充分认知与讨论的情况下，又需要刻不容缓的找到与现实相契合的解决方法。
面对如此情况，规划理论似乎已早有答案，即生态城市的理念（与之相接近的概念有低碳城市、智慧城市、绿色城市等）。对于生态城市规划，众多学者已有相当充分与精彩的阐述。但在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问题难有自我合法化的解决方式。本文试图以此为契机，主要浅析影响生态城市规划效益的问题。
1由生态城市规划技术引发的思考
已有的生态城市规划，存在较为成熟的技术工作路径。首先是以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评价为依据，分析地方环境容量，确定地方发展的生态位，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套严密的空间规划体系与指标体系。或者在一套目标的指导下，建立地方的生态空间规划体系与指标体系。这种工作方法，确立了关于生态城市的空间框架与效益报表，增加了规划的确定性。
然而，这种依靠前期分析来建立理性模型的方式，看似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其结果却常常修改变动。这种修改有时看似为模型自我的合理与调整，但更多时候却是由于现有知识不足以构建一种囊括一切情况的模型，使得模型成为可以随意调整的参数游戏，其存在的任意性将伤害规划本身的科学性。
受现有知识与自身能力所限，一个粗糙的理性模型不能单独依靠自身技术理论作为支撑，在实践层面，当一个成熟合理的理论-技术体系建立起来后，还需要来自政治社会经济等其他层面的支撑。而缺乏其他层面的支撑，那么或许生态城市规划的实施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其他层面的影响，最为直接的是来自各层面可能的利益博弈，以及人与自然的发展的内在矛盾，思考这一层面的影响将有益于思考规划在社会层面的效益，以及寻求来自社会层面的支撑可能。
2生态城市规划的范围与利益思考
从规划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生态城市理念是在城市无序蔓延、自然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些理念是对之前人、城市相对自然关系的反思，因此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和谐也是生态城市规划的目标，即平衡生态环境。就这种目标而言，更广的范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与以往的规划相比，生态城市对更高层次的需求更为明显。而各个层面的利益博弈，使传统全球政治社会结构看起来似乎难以满足如此问题引发的需求。
2.1全球层面的合作僵局与地区发展的矛盾
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范围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今天部分发达国家与地区已在对以往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生态城市框架。但这种现代生态城市实际上并未具有普遍意义，其框架的构建并非在所有地区都具有压倒性需求。
生态城市及其延伸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实践，存在两种矛盾，一个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矛盾，一个是效益与公平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或许又是一个矛盾，因为不发达地区存在把环境作为资本，降低自身发展的成本，加快城市化趋势的需求；发达地区自身也有对于环境效益的矛盾，但它们更有实力将环境的成本，转化为增加吸引人才资本的集聚的利好，来平衡财政支出。不发达地区哪怕有意愿构建生态型的发展模式，也会因为制度、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缺失而难以落实生态城市的理念。这种矛盾实际上削弱了全球层面的各方努力。
生态问题与地区发展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问题成为了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悖论。对环境的讨论与全球性的制约，有被认为包含有发达地区限制不发达地区发展的目的。不少学者认为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一个合理协调与补偿的框架，也有学者认为依靠经济利益驱动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可以使全球生态问题迎刃而解。
2.2区域层面的博弈与公平困局
相比
球层面的生态问题，区域的环境问题看起来较为积极，因为区域拥有相近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利益。现有的已实施案例也增强了人们对区域层面解决生态问题的信心。
在近来的多方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区域，以及更高级别的地域形式正在取得发展的支配性地位。看起来这些新的城市格局将逐渐成为全球和地区发展的新引擎，也使得区域的命运休戚与共。
但实际的情况不容乐观，理想构想与趋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地方指导的先导原则。区域虽然被假设有着较为一致的利益，但博弈的情况因历史与社会不同而异。区域兴衰与生态的关系，从理论角度来看更多是长期复杂变化的结果。如果单靠理论框架的支撑，区域间的差异，以及来自效益公平的矛盾与压力，区域与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很难建立起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而这种自由的多向选择，将有可能使区域的环境博弈演变成一场零和游戏。
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界定地方发展的合理范围，以及将地方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特定化。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需要在问题得到完全的证明并已经积重难返之前采取行动的话，如果我们还自信规划所坚持的预测未来不确定的话，我们就应该在区域间的生态合作问题上需求新的支撑。
成功的区域合作案例，揭示了在生态合作关系并非区域唯一的选择的情况下，需要更多区域间的社会机制来协调，生态城市的理论生产于社会内部需求，而不是由理论来形成至上而下的外部动力。因此为实现区域生态规划目标的实现，规划更需要依靠社会动员的能力以及区域企业的参与。
2.3社区的合作与邻避效应
邻避效应现象，折射社区层面的合作问题。邻避效应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城市设施布局规划不合理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人趋利避害的天性，对城市设施本身存在消极与积极影响的矛盾，人们既希望有便捷的服务，同时又不想忍受服务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前者，生态规划需要更好的帮助企业绿色转型，帮助政府提供合理布局、绿色便捷的公共产品。它考验一个地区的转型与应对环境变化能力。
后者需要通过社区间的沟通与妥协，如果规划师帮助社区建立一个友好的合作框架，就可能从这个框架的需求中，提供可选择的新型生活方式，以及此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空间布局，也有可能帮助社区建立一个正确对待设施消极影响的态度。这方面更多是考验地区社会组织的健全程度。
生态城市规划在社区层面，需要反思各种社会现象，规划不能落后于社会趋势，而是需要在社会变化中寻求坚实的立足点，作为自身创造美好愿景的支撑。
2.4 时间的矛盾
生态城市规划面对社会层面的利益博弈问题，解决思路大体是需要至下而上寻求社会支持，构建健全的沟通渠道，提供讨论方案。同时为了规划目标的更好实现，则需要更高层面的社会支撑，并在理论并未完善的情况下，得到广泛的支持，避免生态问题积重难返。这两者解决时间上的矛盾，是生态城市规划的现今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3 结语
生态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技术已逐步完善，并接受现实的考验。但规划不是一种只能自我证明与重复论证的独白，不是一种技术的自我合理化游戏。现今的规划不只需要知识技术层面的合理性论证，还需要通过政治社会经济要素，来提供一个可以不断被回溯，被援引的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只有在一个妥协、合作、共生的社会支撑下，生态城市规划的目标才不至于被城市竞争的诉求所淹没。规划需要关注公平跟效益，它的合法性是来自于政府调节市场失灵的工具，是我们对公平的思考，由此引申出的路径应该是注重规划过程中的社会层面与难以代表自己的自然层面，在对利益的思考上不能而非单独是技术层面的解释。
同时，规划需要至下而上的社会需求来支持，但规划最激动人心的一面是在预测未来与把握不确定性的美好追求，这种美好追求不能沦为令人生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见。环境与社会问题的集中出现，说明时间的紧迫性，所以我们应该在尊重社会需求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与参与到这场生态城市的合作框架构建中，而不能任由社会自然缓慢的产生生态合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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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中信建投推荐了盛运股份（300090），理由是看好公司剥离输送机械业务后，其垃圾焚烧业务将发力。
二级市场上，盛运股份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走出了箱体震荡的格局。其中原因在于，公司剥离输送机械业务后，垃圾焚烧业务尚未释放足够的业绩。而随着公司垃圾焚烧业务的发展，可以看到公司在手订单增长迅速，总规模已进入国内前列，未来业绩的释放或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上，盛运股份上市初期主营业务领域为带式输送机械，输送机械营业收入和毛利贡献均占比达2/3。自2010年底收购中科通用部分股权起开始逐步进入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目前公司已经掌握了循环流化床和炉排炉两种垃圾焚烧工艺，并形成了垃圾发电设备、投资、工程建设、运营等产业链一体化能力，公司逐步发展成垃圾焚烧领域的巨头。
中信建投在调研中了解到，盛运股份自进入垃圾焚烧发电领域以来，专注于内功修炼，逐步具备了垃圾焚烧发电设备到投资建设运营等全产业链核心竞争优势，因此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近年来，公司的垃圾焚烧发电规模呈跨越式增长，据中信建投的不完全统计，公司已投产、建设中和正在筹备阶段的垃圾焚烧发电规模已经达到3.23万吨/日，规模总数位居全国前列。
投资者应该把握的是，从最新调研的情况看，2014年公司的项目推进整体低于预期。已经动工的项目如阜新、锦州、宣城等项目原本预期2014年能够投入运行的，但尚未投入运行。原本预期拉萨、招远、枣庄、辽阳、凯里等项目的建设推进顺利，但整体进度也低于预期。市场预期2014年公司能确认工程建设收入5亿元以上，但由于整体进展低于预期，中信建投预计14年公司的工程建设收入仅能确认3-4亿元。
据了解，盛运股份项目推进低于预期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垃圾焚烧项目的邻避效应，垃圾焚烧项目在选址方面通常会受到一些阻碍，导致进展普遍偏缓，即便选址完成后，政府部门的环保与审核的进度难以控制，通常也会导致项目开工后移。第二，垃圾焚烧发电通常采用BOT方式投资建设，非常考验投资方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由于公司同时开工的项目较多，公司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许多项目资金配套没有跟上，导致项目建设速度低于预期。
但可以预期的是，进入2015年，公司的项目建设速度有望明显加快，大量的项目进入快速建设期，按完工进度比确认收入将使得2015年公司的建造收入快速增长。在选址和环评方面，公司的拉萨、凯里、招远、枣庄、鹰潭、辽阳等项目均已完成选址和环评，永州、儋州和海阳项目选址和环评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公司可开工项目数开速增加。在配套资金方面，公司剥离输送机械业务将获得3.4亿元现金收入，公司在手现金8.8亿元，总现金将超过10亿元。公司投资的丰汇融资租赁公司在给公司带来稳定的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公司扩展多种融资渠道，公司与中信产业基金合作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也为公司带来大量的配套资金。
业绩方面，中信建投给出盛运股份2014-2016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2.74、20.36和29.8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58、3.23和4.90亿元。<Z：＼1325＼结束符.jpg>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许多城市已经出现了垃圾围城的局面。但是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却由于本身的邻避性特点举步为艰，许多地方都发生当地居民围堵兴建垃圾处理设施的事件。面对垃圾处理现状，一些城市开始采取将环卫设施集中设置在某一区域，在形成垃圾处理互补运行的模式的同时与绿地相结合的方式兴建环境园。环境园利用植物净化水体、空气的功能，改善环境，减少市民对环卫设施建设的排拆。
关键词：一、规划原则
1、合理选址
环境园的选址须满足环卫设施布置的要求，综合考虑地质结构、地理水文、运距、风向等因素，位置选择得好，直接体现在投资成本和社会环境效益上，选址好坏是影响环境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环境园选址应符合当地的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自然保护等环保要求。远离饮用水源，尽量少占良田，利用荒地和当地地形。一般选择在远离居民区的位置，应设在当地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处。
2、因地制宜
环境园的规划布局应结合各项环卫设施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用地。例如为了便于烟气疏散，垃圾焚烧发电厂要建在比较高的地势上或烟囱必须非常高；填埋厂则相反，为了获得最大的填埋库容，并对外界影响最小，垃圾（包括灰渣）填埋场最适合位于山凹地。焚烧厂会消耗大量的水用于冷却设备，用市政自来水过于浪费，不符合环保，因此利用原有的水溏或者人工挖水溏收集雨水非常重要。园区规划应充分考虑原有植物资源基础，因地制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3、生态型景观绿地系统规划
环境园绿地系统要承受很大的环境污染的压力，因此在规划时应注意提升其环境的承载能力，努力要造生态分解系统，非城市建设用地保留其生态功能，尽量保持原有的生态平衡。减轻环境因对污染的“硬承载”而遭受的破坏。挖掘自然景观特色，强化自然山林与绿地之间的联系，使园区成为花园式的垃圾处理区。
园区绿地以自然山林与防护绿地为主，公共绿地为辅。景观规划以中心景观区为核心，四周山林和防护绿地与之相互渗透联系，保护中心水体，形成完整的绿色生态空间循环系统。
4、可持续发展原则
环卫设施通常分几期建设，如焚烧和填埋的一期二期三期，在满足不了容量时才会开启下一期的建设。因此都会面临后期用地增加的问题，要合理预留后续用地。规划时应全盘考虑城市垃圾量的产生趋势，考虑园区最终设计的垃圾处理量。
二、设计原则
1、建筑设计
环境园由于环卫设施的邻避性、用地的需求量大以及对地势的特别要求等特点，通常选址都是在城市与城市的相交处，地势起伏且有一定山体。由于特殊的山地条件，园区建筑大多依山而建，为了不破坏山体的轮廓并获得和谐的天际线，应当控制建筑高度，并创造良好的景观效果。在设计上尽量使用环保节能的材料，向人们展示环保节能材料的实际好处。环卫设施建筑的色彩总体宜让人感觉干净、雅致的色调。
环境园里的科普教育区应综合考虑安全因素、造景因素和搞干扰因素，应单独开避一块相对离垃圾处理设施较远的区域。考虑到参观者有不同年龄层次，造型可做的别致，相对吸引人，空间结构富于变化，色极轻快、明朗，但应避免建设高层。
2、园路设计
环境园有别于普通的生态公园，大部分公园内部是禁止通车，允讲通车的只限小型客车。环境园则恰恰相反，园区的主要通车道路是要承载吨位数很大的专用垃圾运输车，如果设计时采取一般的园路荷载标准，那路将没用多久就会破碎断裂。另外由于垃圾车大量的在园路上跑，难免会污染路面，考虑到清洗方面再加上承受荷载的问题，素混凝土路面倒是经济实用的选择。
园区内为行人服务的园路，则应与行车路分开设置，且为阻隔垃圾车的臭气干扰，应适当加宽人行和车行道的绿化隔离带，这样做不单有利于提高人行的安全行，且可让行人道周边的景观不受车行道的影响，塑造适宜观赏慢行的步行道景观。
3、植物景观设计
环境园景观设计因应考虑两大因素：园区内原生态物种的利用以及抗污染的乡土植物的选用。由于环境园的选址通常都是在山附近，里面有大量的原生态植物，为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养护等问题，应尽量利用原生态树种，选取有利于大气污染生物修复与具有乡土观赏价值的植物。园区内可划分广场、道路、环卫设施用地、教育基地、以及防护林带、近山、远山等植物生境类型，选取不同的植物以达到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优化和提升环境质量的目的，其中道路、环卫设施用地及其防护林带的生境需满足生物修复的要求。
科普教育区、广场连接出入口是植物景观设计的重点，此区域禁止种植有毒以及易引起人过敏的植物，如夹竹桃、黄蝉、枫树等树种。其植物景观营造应突出活跃、鲜明的特色和具有乡土特点，典型的植物代表群落为凤凰木加野牡丹加芒箕、南洋楹加美蕊花加山菅兰、尖叶杜英加三裂叶蟛蜞菊。
道路植物景观要突出防护功能和协调道路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建议道路两侧至少预留5~30米的范围，营造防护与过渡功能兼顾的生境，确保垃圾运输对园区生态系统的影响最小，典型的植物代表群落为楝树加桑树加铁线蕨、枫香加大头茶、榕树加海南蒲桃加细综竹。
环卫设施用地必须根据设施运营时释放的污染物选择合适的树种，选择合适的树种。有些树种抗重金属，有些则对二氧化硫等气体有分解作用。有些树种是对某一项污染物有极好的分解作用，但却容易受另一污染物的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全盘考虑。防护带生境植物对生态环境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净化空气、水体以及修复土壤，配合环卫设施对污染物的控制技术，能削减大量的污染物。典型的植物代表群落可分为防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英、飞灰、重金属的荔枝加杉木加小叶女贞、樟树加黄花夹竹桃加铁冬青，防护恶臭或填埋场重金属的马尾松加石榴加木槿。
环境园近山植物景观的处理应注重植物种群的休复。广东许多山体种植大量桉树，由于该树种吸水性强，不利于水源的涵养；且因其特殊的植物特性，不利于其它植物的生长，难以组成群落丰富的植物生态群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低，容易造成山体生态系统的失衡。应当首选具有乡土性的观赏性强的且对生态有修复作用的树种进行适的补种，广东山区松树是一种很好的乡土树种，但其生长缓慢，在制定种植计划时应和其它树种搭配种植，如假萍波加常山、阴香加茶花、降真香加桃金娘等即可丰富景观效果，又达到有利于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功能。
环境园远山植物景观要注意对原生态植物物种的保护。现状植物大都是天然次生林再加桉树林。要对天然次生林进行保护，而对于生态稳定性差的桉树林则减少一部分桉树，然后进行补植，最终达到提升群落结构的稳定性，发挥水源涵养的功能。常用的植物有短序润楠加木荷、水东哥加银柴、松树等。
关键词：抗滑桩；土拱效应；合理轴线；临界桩距
中图分类号：TU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05-0105-03
一、土拱效应的研究现状和形成机理
土拱效应是由于介质的不均匀位移引起的。土拱的形成改变了介质中的应力状态，引起应力重新分布，把作用于拱后或拱上的压力传递到拱脚及周围稳定介质中去。
早在1884年，英国科学家Roberts首次发现了“粮仓效应”，粮仓底面所承受的力在粮食堆积高到一定程度后达到最大值并保持不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土拱效应。1895年，德国工程师Janssen用连续介质模型对其进行了定量解释。1943年，太沙基（Tarzaghi）通过著名的活动门试验证实了土力学领域土拱效应的存在，并在对土拱的应力分布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得出了土拱效应存在的条件。1985年，Hands首次描绘出拱形为近似于悬链线的主应力流线。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岩土工程领域，与土拱效应有关的实测数据、试验模型及理论研究越来越多，对以前无人问津的拱体几何参数与力学参数的研究也层出不穷。研究土拱理论的同时，有人己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对工程设计进行指导、优化，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土拱效应从概念的提出到理论发展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早在1943年太沙基（Tarzaghi）通过活动门试验就证明了土拱效应的存在并得出了其存在的条件：（1）土体之间产生不均匀位移或相对位移；（2）作为支撑的拱脚的存在。作者认为，土拱效应通常表现为：一部分土体产生不均匀位移或变形，而其余部分不动。此时，由于土体内摩擦角及粘聚力的存在，发生位移的土体与不动土体之间产生摩擦阻力，增加了不动土体上的支撑压力，而减少了移动土体上的支撑压力，达到一种“避轻就重”的效果。因此，认为拱体形成处的土体剪应力应小于其抗剪强度。土拱效应也是土体调动自身抗剪强度的体现。
二、土拱拱脚的分类
在土拱的研究中，拱脚应是一种承力机构。无论从土拱的定义还是从结构力学中拱的受力机制都不难看出，拱就是将拱后受力传递至拱脚的结构，因此土拱的拱脚应当是一个相对“稳定”、“坚固”的结构，应足以承受由拱体传递的抑制拱体上方（或后方）土移所产生的力，或者说，土拱能否形成并稳定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拱脚。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普遍认为目前拱脚有以下几种存在形式：
1．直接拱脚。直接拱脚是指支护结构本身发挥其抗弯或抗压性能形成的拱脚。拱脚位于弯曲部位两侧，桩截面的几何参数和强度参数决定土拱的存在与否。在许多其它类型的土木工程中，都会形成以这种拱脚形式存在的土拱，在此不一一列举。
2．摩擦拱脚。摩擦拱脚是指土体与外加支护结构之间的摩擦力形成的拱脚。如：加筋土挡墙工程中相邻筋带之间的土拱效应。加筋土挡墙墙体破坏时会产生主动区和稳定区，主动区土体自重产生的水平土压力通过面板形成对筋带的拉力，方向朝向面板，有将筋带拔出的趋势；而稳定区内的筋带又受到与土体之间摩擦力的作用，抑制筋带被拔出。主动区内的土还有向前挤出的趋势，夹于两筋带之间的土由于筋带的摩擦作用，必然存在不均匀水平位移；在两筋带中间土的水平位移最大，与两筋带接触的土水平位移最小，从而进一步调动了筋带与土体间摩擦力的作用。若筋带间距布置合理，则会在两筋带之间形成土拱，将拱后的水平压力传递至筋带，由筋带与土之间的摩擦力来平衡。此时，拱脚即位于筋带与土接触面处。
在自然界中，由摩擦力形成拱脚的土拱效应很多，著名的“粮仓现象”，正是谷粒与仓壁之间的摩擦力形成的拱脚。
3．土体拱脚。土体拱脚是指土拱拱脚均支撑于稳定土体的拱脚形式。在工程建设中，采用跳槽分段开挖，正是利用土体自然成拱的原理，使拱脚位于开挖单元两侧的稳定土体中，由稳定土体的抗剪强度提供支撑。基坑开挖时，会形成以基坑开挖边边长为跨度的土拱。当然，基坑开挖中土拱能否形成还与基坑周围的建筑、地质等条件有密切关系。这里仅假定为一种理想状态，即土体为水平无限分布的均质体。此外，在著名的活动门试验中，土拱的拱脚也正是存在于滑裂面两侧的稳定土体中，由其抗剪强度提供支撑。
4．二异拱脚。二异拱脚是指土拱拱脚分别支撑于支护结构和稳定土体的拱脚形式。一拱脚悬于支挡结构，由土体与支挡结构的摩擦力提供支撑；另一拱脚位于主动区与稳定土体的交界面上，由稳定土体的抗剪性能提供支撑。
三、关于土拱受力分析及合理轴线的讨论
1．基本假设。（1）假定桩间的土拱为对称于跨中的抛物线，桩后的滑坡推力或土压力全部由土拱传到抗滑桩上，不考虑桩间和桩后滑体的抗滑作用；（2）虽然桩间产生“楔紧”作用的土拱有一定的厚度，但一般相对其高度而言显的较小，所以这里不计土拱的自重。同时，不详细考虑桩后土拱效应由上（桩顶处）而下逐渐减弱的情况，而是整体上以桩顶处土拱的形式均匀分布来简化分析，把土拱问题近似简化为沿桩长方向的平面应变问题；（3）假定桩后坡体压力沿桩间均匀分布，则其以分布力的形式作用于土拱上，由于形成稳定的土拱效应后桩与坡体的变形也达到了稳定状态，所以桩起到支承稳定土拱的作用，即桩为拱脚；（4）本文主要讨论矩形截面抗滑桩的情况，对于圆形截面的桩有很多文献进行了讨论，但根据其假设和计算图形来看，接近于矩形桩，所以对于圆形桩，将矩形桩的公式进行一定的修改也是适用的，本文这方面就不再赘述了。
2．计算模型。根据上述假定，沿桩长方向取单位方向为对象进行研究。图1中t为拱圈的厚度（m）；f为拱高（m）；s为土拱跨度（m）；FV、FH分别为土拱受到的水平和竖直方向的反力（KPa）；q为主拱压力（KPa）。
3．土拱的受力分析。前面已经假设土拱为二次抛物线，土拱的形成是土体在力的作用下产生不均匀位移，调动自身抗剪强度以抵抗外力的结果，即所谓先有力，后有拱。土体自发形成土拱，必然应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因此，土拱的拱形及结构一定是最合理的，结构力学上称这种拱形为“合理拱轴线”，合理拱轴线的受力特点是拱体单元剪力和弯矩处处为零，只受轴力作用。由此不难看出，研究土拱，首先确定土体的受力状况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合理地确定受力，才能得出合理的拱轴线方程，即拱形。在图1-1（ b）的坐标系中，由土拱拱体内弯矩处处为零，由结构力学的知识可建立如下方程：
又根据对称性，y方向的合力为零。可得：
对土拱跨中取弯矩为零，可得：
将（2）代入（3）可以求得：
将（4）、（2）代入（3）可得y与x的关系：
其中在合理拱轴线的上式推导中，由式（5）可以看出土拱效应的合理拱轴线为一抛物线。
四、抗滑桩合理桩间距的探讨
抗滑桩间土体的成拱效应已在上面有所论述，得知桩间距对桩间土体的成拱效应有着重要影响。合理的桩间距应在保证滑体稳定的前提下，尽量充分利用桩间土体的自承性能，也就是应尽量的保证抗滑桩间土拱能够形成并有效的传递滑坡推力。所以，可以将能够使桩间土拱形成的最大的桩间距作为设计控制的最大桩间距，然后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其他的控制条件如：桩前岩土体的稳定性、锚固段的侧壁压应力等条件综合确定合理桩间距。
土拱效应主要是利用土体抗压性能好、抗拉能力差的特点，这是土体变形后受力的自我优化调整的结果。因此，在滑坡推力均匀分布于桩间岩土体的假设下，可以认为土拱的形状为合理拱轴线，合理拱轴线的每一截面上只存在压力，没有弯矩和拉力，适合于土体抗压不抗拉的特点。
1．桩间距的确定。土拱的力学模型及整体受力分析已进行了详尽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在此仅从微观上来分析土拱受力情况。如图2所示，假设滑坡体在n～n+1分段内形成土拱，拱高为f，在其中取一个微段进行分析，设微拱厚度为Δy，拱轴中心线如图2中的虚线所示。破坏面与大主应力作用方向即拱轴中心线成 （?渍为土体的内摩擦角）的交角，当A点沿着e发生破坏时，桩下块滑体传力系数：
刘小丽已在其博士论文中详尽地推导了抗滑桩间净距的计算公式和条件，在此简述如下：
，（8）
式中， 为土拱体厚度，即可认为是桩在滑面以上部分的长度，将?滓1 、 ?滓3表达式代入（7）可得：
（9）
（2）桩间土拱体传递到桩前岩土体的力应小于桩前滑体抗滑力，则应有 ，
qk为桩前滑体抗力，可推得： （10）
（3）绕流阻力计算。抗滑桩列成一排时，如果两桩中心之间的距离l超过下面临界间距，桩间土将发生绕桩滑动：
（11）
式中， ；a、b分别为桩垂直于滑动方向得宽度和平行于滑动方向高度；?渍为土的内摩擦角。
根据上述三个条件，即可取，确定最大桩间净距l后，设抗滑桩垂直滑动方向的桩宽为a，则可得最大的桩中心间距L为：。
2．桩间距的影响因素。由上面的 l1、l2、l3表达式可以看出桩间距的影响因素大致有：滑体的粘聚力、内摩擦角、滑坡推力大小、滑坡体厚度和抗滑桩的截面尺寸。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做过研究，通过改变滑坡土体的性质和抗滑桩间距对抗滑桩间土拱效应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得出：（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滑坡土体的粘聚力越大，滑坡体越稳定，抗滑桩间土拱起到的作用越明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滑坡土体的内摩擦角越大，滑坡体越稳定，抗滑桩间土拱起到作用越明显；（3）当滑坡体的综合摩擦角取值相同时，随着滑坡土体粘聚力增大（内摩擦角减小），抗滑桩间土体越稳定，抗滑桩间土拱作用越明显；（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抗滑桩间距越大，滑坡体越易失稳，抗滑桩间土拱起到作用越微弱；（5）抗滑桩间距对抗滑桩间土拱作用的影响可分为两个阶段：当抗滑桩间距增大到某一量值时，抗滑桩间土拱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而抗滑桩间距在这一量值之内变化时，滑坡体的稳定性变化不大。因而可推断：在进行抗滑桩设计时，应注意临界抗滑桩间距问题，且确保实际抗滑桩间距小于临界抗滑桩间距。
五、结语
1．经过前面结构力学方面的推导可以得出：土拱效应的合理拱轴线为一抛物线，合理拱轴线的受力特点是拱体单元剪力和弯矩处处为零，只受轴力作用。
2．抗滑桩桩间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滑体的粘聚力、内摩擦角、滑坡推力大小、滑坡体厚度和抗滑桩的截面尺寸。而桩的形状，桩的材料的摩擦系数，墙后土体滑裂面等对桩间距也有一定的影响。
3．作为一种有效工程措施，抗滑桩在边坡加固工程、滑坡地质灾害防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关于抗滑桩加固土坡的工作机理、桩~土相互作用规律仍没有彻底解决，抗滑桩设计理论与计算方法目前还处于半经验半理论的不成熟阶段，落后于工程实践，因此需要开展理论分析与数值计算等方面的研究，发展与完善相应的抗滑桩工程实用设计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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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友良，范建海，等. 抗滑桩与滑坡体相互作用的研究[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2．
作者：韦应波 孙喜庆 曹新生 姚永杰
【关键词】 大鼠，
关键词: 加速度;推拉动作;推拉效应;记忆;行为;大鼠
摘 要:目的 探讨推拉动作后再高G值暴露对大鼠记忆功能和行为的影响. 方法 24只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10Gz/3min组和推拉组3组，每组8只.记录+Gz暴露后不同时间大鼠记忆功能和行为的变化. 结果 推拉组大鼠正确反应率在暴露后即刻与2d时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
Keywords:acceleration;push-pull maneuver;push-pull ef-fect;memory;behavior;rats
Abstract:AIM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ush-pull maneuver on rat’s memory and behavior.METHODS Twenty-four 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three groups:the control group，the push-pull and the+10Gz/3min groups.The changes in rat’s memory and behavior were measured af-ter+Gz exposure.RESULTS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rate of right reflex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mmediately and2days after push-pull effect（P
0 引言
近10a来，由机机动性能的不断提高以及空战中攻击性动作的需要，推拉动作和推拉效应出现的机率也大为增加［1-3］ .因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推拉效应的严重性［3，4］ ，推拉效应迅速成为国内外航空医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以往的研究表明，高G值暴露可引起大鼠脑缺血、缺氧等，从而导致学习记忆能力降低［5，6］ ，推拉效应可使其后的高G值暴露中脑血流量降低更甚.因此，学习记忆能力降低也可能更甚，但目前关于推拉动作后学习记忆功能的改变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推拉动作后再高G值暴露对大鼠记忆功能和行为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动物 雄性SD大鼠24只（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体质量（185±10）g，先饲养1wk使其适应实验环境，排除惊吓、环境等因素对大鼠记忆和行为的影响，并随机分为对照、+10Gz/3min和推拉3组，每组8只.
1.2 方法
1.2.1 加速度作用方式 采用动物离心机进行+Gz暴露，离心机的半径为2m，可模拟的正加速度范围为+1～+12Gz，由计算机进行加速度程序控制.利用自制的有机玻璃盒（容积为15cm×5cm×3cm）承载大鼠，并水平固定于离心机的转臂上，大鼠头部朝向离心机旋转轴心.推拉组大鼠先进行-1Gz暴露1min，随即进行+10Gz暴露，峰值作用时间为3min，+10Gz/3min组大鼠只进行+10Gz暴露，峰值作用时间也为3min，加速度增长率均为1G・s-1 .对照组大鼠仅放置于有机玻璃盒中3min，但不进行+Gz暴露.
1.2.2 Y-型迷宫实验 Y-型迷宫即三等分辐射式迷路箱，由三个支臂和一个连接区组成，三臂相互间夹角为120°，每臂长40cm、宽15cm，底部铺以直径为5mm、间距为6mm的铜棒［7］ .各臂末端装有信号灯，信号灯打开指示该臂为安全区，即该臂底部不通电.安全区的方位可随机变换，当某臂为安全区时，另两臂和连接区均带有刺激电压，可训练大鼠学会主动逃避反应，逃向安全区.实验在安静、光线较暗的环境中进行.实验开始时，将大鼠放入迷宫的起始臂中，使其适应环境1min，然后随机打开剩余二臂中任何一臂的信号灯，使之成为条件信号 指示大鼠应跑向该臂.经过5s的延时后，不亮灯的两臂及连接区开始通电，给大鼠以电击作为非条件刺激驱使其逃到安全臂，电击电压为40V.此时灯光仍持续60s，可使动物产生记忆.然后熄灯，即完成1次测试.如果大鼠在通电后从所在的暗臂跑到另一暗臂，则记为错误1次;如果进入亮臂则记为正确1次.大鼠到达的安全臂即为下1次测试的起始臂，两次测试相隔1min.以动物连续10次中有9次（90%）反应正确定为学会标准.24h后进行+Gz暴露，然后于暴露结束后的即刻，6h，1d，2d，4d和6d观察大鼠记忆的改变.每次实验检测10次，正确反应的次数计为A，以A/10×100%称为正确反应率.同时记录大鼠完成这10次检测所需的反应时.
1.2.3 避暗实验 实验箱由明、暗两个箱子组成，箱底铺以铜丝网，其中暗箱有可控制式电源开关，可通以40V交流电.暗箱与明箱相连的壁中央有8cm×8cm洞，大鼠可以自由通过［7］ .首先将大鼠放入明箱中，由于其钻洞及趋黑本性，则钻入暗箱中，此时给予40V交流电，大鼠因遭受电击而逃回明箱中，此即为 1次学习.以大鼠在明箱中停留时间超过5min为学会.大鼠学会后进入暗箱前，在明箱中停留的时间为潜伏期.以学会后重新进入暗箱为1次错误，记录在5min内大鼠错误的总次数为错误数，大鼠在暗箱所耽搁的总时间为错误时间.测量时机是在暴露前24h及暴露结束后的即刻，6h，1d，2d，4d和6d.
1.2.4 旷场分析实验 旷场分析箱高40cm、长和宽均为80cm，周壁为黑色，底面分为面积相等的25块方格，沿墙格称为外周格，其余为中央格［8］ .将大鼠放入旷场反应箱正中格中，观察3min内大鼠的活动情况.采用单盲法，设两位观察者，分别观察不同指标.观察指标包括大鼠理毛次数、中央格内停留时间、跨格次数（三爪以上跨入邻格的次数）和站立次数（两前肢离地1cm以上）.每次试验后，清洗旷场周壁及底面，以免上次动物余留的信息影响下次测试结果.测量时机也是在暴露前24h及暴露结束后的即刻，6h，1d，2d，4d和6d.
1.2.5 平衡实验 平衡实验采用长150cm、直径8cm的PVC棒1根，平放在距地面15cm处，作为一个平衡木让大鼠在其上行走［9］ .平衡棒行走测评评分标准分为4个等级.0分:大鼠在棒上快捷行走并可自由转身;1分:大鼠在棒上可缓慢移动;2分:大鼠在棒上呆卧不动或呆卧片刻即掉下来;3分:大鼠在棒上频繁跌下.测量时机也是在暴露前24h及暴露结束后的即刻，6h，1d，2d，4d和6d.
实验时间为每日上午8:00～12:00（6h点在暴露当日的下午3:00～5:00），在同一环境相似的条件下进行.
统计学处理:数据均以x ±s表示，采用“SPSS10.0for windows”进行随机单位组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Gz暴露后大鼠记忆功能的改变 对照组大鼠正确反应率随着时间的延长（测量次数的增加）较暴露前先降低后升高（P
图1 略
对照组大鼠错误数及错误时间随着时间的延长（测量次数的增加）较暴露前没有显著性改变;+10Gz/3min组大鼠错误数及错误时间仅在暴露后6h时较暴露前显著增加（P
2.2 +Gz暴露后大鼠行为的改变 对照组大鼠理毛次数随着时间的延长（测量次数的增加）较暴露前显著减少（P
表1 +Gz暴露后大鼠错误数、错误时间和潜伏期的变化 略
2.3 +Gz暴露后大鼠平衡能力的改变 对照组大鼠平衡能力随着时间的延长（测量次数的增加）较暴露前基本上没有改变;+10Gz/3min组大鼠平衡能力在暴露后即刻较暴露前显著变差（P
图2 － 图3 略
3 讨论
Y-迷宫实验是用来检测大鼠视觉及空间位置判断识别能力的一种方法.本实验结果表明，+10Gz/3min组大鼠仅在暴露后即刻和2d时反应时较对照组显著延长，而在其它时间点与对照组及自身暴露前相比则没有显著性差异.从+Gz暴露后1d时开始，推拉组大鼠反应时较+10Gz/3min组及对照组显著延长，而正确反应率较+10Gz/3min组及对照组显著降低，直到4d时还未恢复正常，提示推拉动作后再+10Gz/3min暴露使大鼠的记忆能力明显的持续性的降低，在2d时这种降低最显著，说明推拉效应加重了+Gz暴露对大鼠记忆功能的影响.
中央格停留时间是动物空间认知能力的反映［10］ ，正常动物会避开空旷环境，迅速离开中央格，沿周边活动.如果对新环境的认知能力差，则大鼠停留在中央格的时间就会延长.推拉组大鼠的中央格内停留时间在暴露后即刻较+10Gz/3min组显著延长，提示推拉效应可能造成了大鼠对新环境的认知障碍;同时，在暴露后即刻推拉组大鼠存在较严重的运动功能障碍，因此也不能排除运动功能障碍造成大鼠的中央格内停留时间延长.我们知道，理毛是动物对新环境满意程度的反映［10］ ，也与动物的兴奋性有关［11］ .3个组的6h时理毛次数都较暴露后其他时间点多，可能是由于大鼠在下午比上午的兴奋性高所造成的;而推拉组较对照组理毛次数显著减少，提示此时该组动物兴奋性较低，对环境的适应性相对变差.
平衡实验是直接反映大鼠运动协调与整和能力的指标.+10Gz/3min组在暴露即刻频繁下跌，而在6h即恢复正常，提示+10Gz/3min暴露对大鼠平衡功能有短暂性影响.推拉组在暴露后即刻及2d时频繁下跌，提示推拉动作后再+10Gz/3min暴露对大鼠平衡功能的影响并非是一过性的.
Sheriff等［12］ 发现与单纯+Gz暴露相比，推拉动作后大鼠的颈动脉血压显著降低，相应的头水平动脉压也会显著降低，造成脑血流量的降低使得脑部供血不足，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脑的高级功能.大脑的血流量与大脑灌注压成正比，与脑血管阻力成反比.其中大脑灌注压就是头水平动静脉压之差.-Gz时由于血液柱流体静压的翻转，头水平血压升高，其中动脉血压立即升高，而静脉血压则逐渐升高（静脉有一定的扩张度），动静脉差增大，大脑灌注压升高.在一定的范围内脑血管会随大脑灌注压的升高而“自发性”收缩，从而使脑血管阻力增大.通过这种脑血流的自我调节，使脑血流量维持相对稳定.在+Gz暴露即刻，血液柱流体静压再次翻转，头水平动静脉压立即降低.由于在-Gz时血液头向惯性移位，急剧升高的颈动脉血压引起颈动脉窦、主动脉弓压力感受器强烈的神经反射，使心迷走中枢活动更强，交感中枢更加抑制，致使+Gz时心血管功能的恢复不完全，推拉效应在推时相的减压反应和外周血管扩张，在拉时相还持续一段时间.此时迅速转入+Gz作用，导致心率减慢及心水平血压降低［13，14］ .另外，由于-Gz阶段交感抑制的持续效应，使压力感受器对+Gz低血压的反射性反应延迟，从而使得在+Gz即刻头水平动脉压降低较静脉压更明显，使得动静脉压差减少，大脑灌注压减少.而-1Gz时升高的脑血管阻力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由于此时大脑灌注压减少而脑血管阻力又较高，造成大脑的血流量的降低会比没有-Gz预先作用时更显著，更容易产生记忆功能障碍.
总之，本研究表明，+10Gz/3min暴露可引起大鼠暂时性记忆功能障碍和平衡失调，而推拉动作后再+10Gz/3min暴露使大鼠产生持续性的、严重的记忆功能障碍和平衡失调，说明推拉效应加重了+Gz暴露对大鼠记忆功能和平衡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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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品牌竞争品牌竞争路径
我国企业品牌竞争现状
入世之后,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国际市场,民族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是产品质量、技术服务和价格等要素的竞争,最终要通过品牌竞争来实现。以名牌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来分割世界资源、拓展全球市场,将是国际经济运行的一大特点。
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到2004年,我国GDP已升至世界第六位,贸易总量升至第四位,我国的彩电、服装、鞋帽等多达100多个大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显然,中国是无可非议的制造业大国,但是,我们却是无可争议的品牌弱国。2003年由世界权威机构评出的100个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中,美国占62个,日、法、德和英国各占六七个,我国为零。
在全球化竞争年代,我国民族企业不乏生产优势,但我们缺乏品牌优势,缺少全球性品牌,缺少强势品牌。那么,现代企业如何才能够打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强势品牌呢?
品牌竞争路径分析及选择
品牌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企业争夺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重要手段。在市场上,若没有自己的品牌,企业将处于产业链低端,只能为名牌企业做OEM(即代工生产),赚取少许加工费。
面对激烈市场竞争,企业要想谋生存求发展,把企业做强并保持竞争优势,必须根据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竞争能力和企业自身的经营条件,结合不同品牌竞争路径特点,扬长避短,走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品牌竞争路径。
自创品牌竞争路径
该路径创牌原则是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扩大品牌影响。其品牌扩张顺序为地方品牌、国内品牌和国际品牌;扩张的地理顺序为本地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和全球市场。这种渐进式自创品牌路径创建的步骤是:企业首先在国内市场开发并推出具有特色的产品,以优异的品质和良好的服务打造企业自己的知名品牌;然后通过经营范围的延伸,在国际化经营中逐步将企业品牌打入国际市场,从而创立国际品牌。
鉴于以上分析,企业在品牌经营过程中,可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可以考虑先以产品出口进入国际市场,在目标市场站稳脚后,可组建自己拥有经营权的销售机构,取代原来委托的销售方式,推出企业自己的品牌。随着销售业绩上升、销售渠道完善,企业可在目标市场逐步加强信息、管理及研发等环节,直至把企业部分或全部生产经营系统转移到东道国。这样,当企业海外经营能力和竞争力日益增强时,企业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也会不断提高,从而打造出自己的强势品牌。世界很多知名品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如可口可乐、万宝路等。我国的海尔集团也是以这种方式,在海外建立了有影响力的“Haier”品牌。
自创品牌路径运作稳健,遵循从国内经营到国外发展,从产品出口到境外办机构,直至海外投资建厂的发展路径。在跨国经营中可控制经营风险,可逐步积累国际市场运作的经验,培养跨国经营人才等。这样有利于企业增强信心,逐步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其创国际品牌成功机率较大。不足之处是,用这种方式建立国际品牌需要较长时间,需要较多资金投入。
联合品牌竞争路径
联合品牌是指分属不同企业的两个或多个品牌进行合作的一种形式。通过品牌合作,某品牌可借助其他品牌来丰富自己的品牌内涵,实现品牌认知,引发品牌联想,从而共同创造更多、更大的价值。1991年,为抵御竞争对手,Intel公司推出了奔腾系列芯片,制定了耗资巨大的促销计划,鼓励计算机制造商在其产品上使用“IntelInside”标志。对参加该计划的厂商购买奔腾芯片给与3%的折扣,在计算机的外包装上注明“IntelInside”标志的厂商,则给与5%的折扣。一时间,市场销售的IBM、DELL等名牌计算机,除原有品牌外,均加上了“IntelInside”标志。第二年,Intel公司产品销售量比上年增加63%,取得了巨大成功。
近年来,联合品牌战略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受到众多跨国公司的青睐,主要因为: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开拓新市场。企业之间寻求的最直接动因在于依靠对方优势来弥补自身不足,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创造品牌竞争优势,为本企业产品开拓新的市场。有利于降低促销费用,节省投资。有些企业在开拓新市场时,往往没有足够的资金,实行联合品牌战略有利于弥补企业自身资金不足,从而节省投资。有利于增加销售,保持溢价收益。由于联合品牌双方的互相支持作用以及强强效应,使品牌得到了更强的质量保证,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产品支付更多的钱,因此可确定一个比单一品牌更高的价格,从而获得溢价收益。
联合品牌竞争路径是借助于他人的力量,先建立一定的知名度,待时机成熟时再独创品牌。它比较适合近年来以跳跃式发展起来的、产品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如温州打火机、宁波电子、文具。这些企业产品比较有特色,但是其规模往往不大,资金有限,缺乏国际市场营销经验。如果刚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就打自有品牌,难度相对很大,此时走联合品牌路径不失为一种较好选择。采用品牌联合方式企业可以借风行船,减少或消除进入国际市场的壁垒与阻力。另外,借用合作方市场营销渠道,还可以大大缩短创牌时间。
但是,联合品牌也蕴藏风险。若合作双方的产品、品牌或企业个性不和谐,一旦某方发生财务危机、信誉不佳等情况,反而会危及、损害它方品牌权益,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带来消极影响。因此,企业选择联合品牌模式前,须慎重评估对方品牌特性和企业运营情况,规避品牌经营风险。
并购品牌竞争路径
并购品牌是指某企业收购它企业的品牌所有权,有权使用该品牌资产的方式。包括知名品牌并购非知名品牌,大型品牌并购小型品牌,强势品牌并购弱势品牌,通过市场法则使品牌趋于集中,是企业品牌扩张与品牌运营的重要战略之一。近年来品牌并购席卷全球,尤以跨国品牌之间的并购为甚。这既是经济全球化强势推动的结果,更是全球化市场走向成熟的表现。
收购市场中已存在的品牌是企业简便快捷进入并占领目标市场的一种有效方式。联合利华公司当初进入中国市场时,就是通过并购“中华”(牙膏)等品牌而很快占领中国大片市场。并购品牌路径可以避免陌生环境带来的风险,缩短消费者认知和接受的时间;可以利用原有企业的生产线、销售渠道、人力资源,节省大量的销售渠道建立和人员培训的费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占领市场,取得高额利润等。另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扫清进入市场道路上的障碍,减少竞争对手。
欧美作为世界主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强势品牌众多,并且消费者表现得更为成熟和理性。要建立一个新品牌需要较长时间,且难度很大,而品牌收购则比较迅速,具有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目前,欧洲经济停滞不前,美国经济也不景气,这给我国企业打开欧美市场提供了机会。品牌收购可采用合并、控股或参股等方式,只要能掌握品牌决定权和营销渠道,就达到收购目的。2004年12月8日联想以12.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合并完成后的新联想一举成为仅次于DELL、HP世界排名第三的PC公司。联想的品牌形象一夜之间得到大大提升,企业规模大大扩大,效率大大提高。
并购品牌是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欧美发达市场的良策,但并购品牌风险也很大。选择该品牌竞争路径的企业必须考虑该品牌市场定位与本企业发展战略一致性及企业自身驾驭能力,考虑潜在财务风险,考虑双方企业文化融合等因素。若并购后无法形成协同效应,或经营整合造成资源流失,则品牌价值就难以得到维护和提升,甚至失去原有竞争优势。此模式较适合国际市场运作经验丰富的企业,并需要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相应跨国经营人才作后盾。
以上三种品牌竞争路径各有特点,企业必须根据市场环境、经营条件和竞争能力的实际情况,结合不同品牌竞争路径特点,扬长避短,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品牌竞争路径。在企业建立之初可走自创品牌竞争路径;成长期,可走联合品牌竞争路径;成熟期,可走并购品牌竞争路径。
参考文献:
1.金碚.论企业竞争力的性质.中国工业经济,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