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25:42
摘 要：司马迁和班固作为汉代的两大史学家，对于法的作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通过研读他们撰写的史学名著《史记》和《汉书》，我们就他们两人认为的法对国家、对民众所起的作用以及各自对于刑罚运用的态度方面进行比较。
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法的作用 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作为史学的大家，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史记》和《汉书》，历来成为人们研究汉代社会所必读的书目，他们在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他们对于法的不同观点也融于字里行间。仔细研读，可以发现他们对于法的作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立足点与侧重点。以下就从几个方面来对他们对于法的作用的看法进行比较。
一、法对国家的作用
司马迁认为法主要是对国家内部起作用的，是用来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他在《酷吏列传》中就提到，“法令者，治之具”，法令本身就是用来统治的工具，在“上下相遁，至于不振”这样君臣互相躲避、天下丧败的情况下，严酷强硬的“法”就能起到稳定皇权统治，维护君主的至尊统治地位的作用。为此，司马迁特别突出皇帝重用酷吏来维护一尊。在《酷吏列传》中多列举汉朝的酷吏，并且有意的突出君主对酷吏的重视和重用。例如，皇帝重用酷吏，特别是在酷吏打压了威胁皇权统治的王亲贵族时，皇帝非但不责罚，还大肆加赏，加官进爵。《酷吏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酷吏致都杀了临江王，“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窦太后是维护王室贵族的，所以用重罚惩治了致都，罢了致都的官。然而这个时候，皇帝却“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依旧对致都十分信任，并且让他继续全权处理政务，可见君主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对这些官吏的信赖和重用。很多酷吏在打压王室贵族后，皇帝还是大加赞赏，加官进爵，如“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天子以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等。甚至司马迁还提到酷吏张汤生病不上朝，皇帝还亲自去他家探视，由此可见，酷吏受君王宠信之深。也从侧面看出，君主重用酷吏，重视法的地位，用法来打击豪绅贵族，削弱藩王郡王的势力，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君主中央集权。而司马迁写酷吏，也就是为了突出“法”对国家内部的重要作用，巩固皇权，维持这个国家的统治。
班固则认为法对国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对外的，主要体现在抵御外敌，杀伐征战上。班固的特点是从兵、刑一源的角度，突出兵、刑一体。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明确提出“大刑用甲兵”，独具见解地将“兵”的内容写进正史的刑法志中，揭示了刑法起源于“兵”以及早期刑法“兵刑合一”的特点。所以在班固看来，法起初是用来惩罚犯罪的军士，而这些军法逐渐演化为惩罚所有犯罪者的刑法。法源于兵，也应用于兵，统治者需要制定法以约束军队，管束士兵，即所谓的“师出以律”，用以惩罚犯罪的军士，而这些军法逐渐演化为惩罚所有犯罪者的刑法。其次，班固提出“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巩固其疆域、维护其安定，就要制定赏罚分明的法令，“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起到激励士兵作战的用途。“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在班固看来，刑法的出现看似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统治者极为有利，但也是为了以武力来消灭战斗，禁止残杀，使国家获得安定的。
二、法对民众的作用
对于法的作用，两人都有提到用法来“禁奸”，即防止奸邪之人作恶。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提到：“行之法十年，秦民大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见法对社会安定和谐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班固认为法的作用是“除暴扶弱”，比之司马迁的“禁奸”，多了一个“卫善”的思想，即要保护善良的百姓。在禁奸过程中，班固借用皇帝的言论来说明这一点，“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同关甚弗取。”犯法的人论罪，无罪的父母妻子不该受到牵连的罪罚，这一点与商鞅的“连坐”观念相异。班固认为，法律既用来惩罚犯罪的暴徒，也用来维护百姓的合法权益。当自身受到侵害时，应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即是班固“卫善”的思想。
另一方面，司马迁认为法有“导民”的作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指出“法令所以导民也”，而法令导民，需要一个媒介，那就是官。“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在社会不安定的年代，为什么百姓仍然洁身自好呢？原因是官员奉职循理，遵守法纪，作出了好榜样，所以说，法引导了先接触法令的官员，由官员间接引导百姓。因此，司马迁认为只要官员认真执法，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导民作用。而班固则认为法对人民只起到了警戒的作用，而导民应用德教。“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只有通过道德来教育，才能真正感化他们，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触犯法律。“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刑罚只会加重民众的怨愤，而不能“知耻”，所以班固不主张用“法”导民。
三、对刑罚运用的看法
如何运用刑罚，司马迁和班固都主张德主刑辅，即应以德来作为约束百姓、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而法只是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他们虽然都认为法应严而不苛，但他们对于刑罚的运用也各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看法。总体比较而言，班固所认为的对于刑罚的运用更有人情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刑罚的用法用量上
班固在刑罚的用法用量上有明确的分类和说明。在《汉书·刑法志》中，他明确提出“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具，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他将刑罚分为“大刑”“中刑”和“薄刑”，针对犯罪者犯案的大小，分出轻重等级，作出适合罪行的相应惩罚，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儒家的仁爱思想，反对滥用酷刑。他同时一再强调刑罚要与罪责相当，他认为“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刑罚过轻不足以对百姓起到威慑的作用，“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如果刑罚的使用不能很好地针对所犯之罪，那对于君主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体现出班固用法时对于“情”的考量是极为明显的。而司马迁在这点上就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可见他归根结底还是认为法是公正的，法外无情。
（二）对老幼弱者的宽待
班固认为刑罚的运用要因人而异，尤其体现出对老幼弱者的宽待。《汉书·刑法志》：“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齓者，皆不为奴。”“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这些都表明班固在刑罚运用上对老幼弱者放宽了要求。而司马迁则主张用法的绝对公平，要做到“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迁认为法是公正的象征，法要树立起威严，就必须无情，不存在人情味一说，更不存在“法外有恩”的情况，即使是亲人犯法，也要一视同仁，依法执行。他进一步提出，法治平等的观念，特别是要消除等级观念，执法者要公正无私，特别是对待贵族时，注重公平断案，不畏惧权贵，不徇私枉法，体现出法的公平，尤其是对平民百姓。司马迁特别在《酷吏列传》中提到致都“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曰好‘苍鹰’”，这一细节表现出司马迁对其公正无私品德的欣赏。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班固在运用刑罚时充分体现出仁爱之心，比之司马迁特别讲求公正无私，更具人情味，这应该是深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所致。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与班固对于法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见解，透露出他们的法治思想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指导老师：周海平）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关键词： 《大唐新语》 武则天 奸臣
刘肃的《大唐新语》内容多取材于《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分为匡赞、规谏、极谏、刚正、公直等30门类，记载了自唐初至大历年间的诸多历史人物及事件，具有很高的文化史料价值。其中，原书关于武后朝奸臣的描述便颇有特点，不同于一般历史著作的平板介绍，它在叙事过程中将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事件具体化、故事化，除了作者刘肃的语言外，书中所刻画的奸臣还拥有自己的语言与观点，譬如来俊臣在诬告狄仁杰一案中对武则天的巧言以对便足以突出此人的奸邪险恶，从而使原本刻板的资料成功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此外，作者在刻画人物时还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常常运用对比的手法来衬托奸臣的特点，如李昭德与来俊臣同日被弃于市时，“国人欢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1]，表达了作者对来俊臣的极度厌恶之情，也可推断出来俊臣所造罪业实在罄竹难书，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个性，使之与两《唐书》相比，显得更为有血有肉、形象丰盈。
本文将以《大唐新语》为视点，结合两《唐书》的相关记载来具体剖析武后朝时期奸臣的特点，探讨其出现的历史原因、政治影响以及最终的归路等。
一、奸臣出现的历史背景
历朝历代，无论是从统治者巩固自身政权的需要出发，还是从顺应政治斗争的局势出发，奸佞的出现总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的。而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之时，往往也都有着这样的共性，那就是竭力迎合君主或是执权者的利益需求。武后朝的奸臣们也不例外，这里将以周兴、来俊臣为重点来具体分析他们出现的原因。
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人出现在武后朝开创之初，此时唐朝的政治斗争正式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风云变幻、多方对峙的朝堂局势，他们唯有准确地洞悉历史风向才能真正为己谋私。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们发觉则天皇帝的政治权术与心机计谋都明显高于李唐宗室，并且在连续不断的政权斗争中已逐渐占据优势，最重要的是武则天才是帝王之位的拥有者，因此周、来等人义无反顾地化身为武则天的爪牙，以期谋利。
然而，对于周兴、来俊臣等人而言，要得到女皇武则天的器重与信任并非易事，幸运的是，历史的发展与矛盾的激化很快便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载初元年（689）武则天称帝、武周王朝正式开启之前，不仅李唐宗室蠢蠢欲动，甚至连朝中大臣也暗中勾结，欲将其置之死地。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她面临着不计其数的反对者。据《大唐新语》记载，光宅年间（684）“徐敬业举兵于扬州”[2]，联合骆宾王等人意图武氏政权，但因事先被其叔父徐思文告密，此次叛乱被武则天成功镇压。垂拱四年（688），以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等诸王为首的李唐宗室又密谋铲除武则天，不料消息也提前败露，被武氏先发制人，“则天时，越王贞举兵。元轨随例配流，行至陈仓，死于槛中，天下冤痛之。”[3]面对暗潮汹涌的政治局势，武则天不得不大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4]臭名昭著的来俊臣就是在此时通过向武则天告密而免了作奸犯科的牢狱之灾的，往后更是凭此而步步高升，位高权炽。此外，她还“大开诏狱，重设严刑”，“酷吏政治”应运而生：内纵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数十人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惮者，必危法中之。[5]这就为周兴、来俊臣等一批奸臣的出现提供了有利背景。周、来等人在执权之初，便编织出一套系统的《告密罗织经》，其意网罗平人，织成反状，并顺应女皇旨意培养出一批专事告密的人员以供差遣。此后，李唐宗室便屡屡被告密或被诬告，宗室子孙接二连三被诛杀，永昌元年（689），“杀辰州别驾汝南王炜、连州别驾鄱阳公禋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雋州”，“杀宗室鄂州刺史嗣郑王璥等六人”，“嗣滕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岭南”。[6]等到武则天正式登基时，李唐宗室已无反抗之力。而朝中胆敢稍微露出反对意向的元老大臣，都被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比如尚书左丞相冯元，因不够恭敬武皇，便被周兴罗织罪名，活活将他在狱中折磨致死。禁军将领黑齿常之被诬告入狱后，被来俊臣敲牙、剜眼、割舌、剥皮、剁去手脚、开膛挖心，惨绝人寰。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总之，随着周兴、来俊臣等人的酷吏政治，朝中的反武势力几近消亡。
据《新唐书》记载：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帏闼，而天命已迁，犹虑臣下弗惩，而六道使始出矣。[7]由此可见，周兴、来俊臣等奸臣的出现既是与女皇之间双向选择的结果，也是武后朝政治斗争、矛盾激化下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他们满腹阴谋诡计，所做之事也绝非光明磊落，但对于解决武周朝开始之初的尖锐矛盾，的确能迅速收效，切实地巩固了武则天的地位，真正地打击并覆灭了那些不服统治的元老大臣以及潜在的利益威胁，客观上推进了国家的繁荣稳定。
二、奸臣的暴行
奸臣的本质都是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尽管他们曾为君主或掌权者出谋划策、铲除异己，但是一旦平步青云后，奸臣的本性便开始暴露无遗，武后朝的奸臣们也同样如此。他们性情残忍，专以造谣生事、动用酷刑为能事，为满足一己之私，大肆网织罪名陷害政敌、滥杀无辜、阻塞言路，导致天怒人怨，令人切齿。这里将以诬告成风、酷刑肆虐为重点来具体分析他们惨无人道的暴行。
周兴、来俊臣等人所诬告的官员数不胜数，为逼迫官员就范，周、来二人时常动用酷刑残忍逼供，手段毒辣。据《大唐新语》酷忍篇记载，来俊臣曾亲自监制了十个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转于地，斯须闷绝。[8]另外还有名为“见即承”的棍棒以及铁圈笼头等诸多刑具，光闻其名就令人胆战心惊，何况加诸于身。逼供过程中，更是往往以醋灌鼻，将犯人置于地牢或禁于瓮中，用火烘烤，断绝饮食，“又令置粪便于其处，备受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9]真可谓惨绝人寰。此外二人还与侯思止、卫遂忠暗中勾结，培养了几百个专事诬告的人，并编制出《告密罗织经》，专门研究如何诬告及连锁诬告的具体方案，意图就是编造罪名，诬陷良民造反。每次审讯之前，他们都先招囚犯上前参看刑具，“见者魂魄飞越，罕不自诬”。[10]因此而家破人亡的不下千人。
《大唐新语》中记载了几个具体的案例，足见当时朝廷上下诬告局面已蔚然成风，朝堂一片乌烟瘴气。载初年间（689—690），有人诬告睿宗谋反，武则天授命来俊臣审查此事，睿宗左右侍役都被严刑逼供，血肉淋漓，在来俊臣的再三胁迫下终于“不胜楚毒，皆欲自诬”。[11]天授年间（690—693），为了将朝中能与之抗衡的忠臣都绞杀殆尽，以便自己能够只手遮天、大权在握，周兴、来俊臣又诬告狄仁杰、任令晖、卢献等五位朝廷重臣并威逼他们自污认罪。幸好狄仁杰以“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12]获得了稍微的宽限，并用计将诉状传达给儿子光远才得以沉冤昭雪。当武则天看完诉状质疑冤情时，来俊臣一方面巧言令色，企图蒙混过关，假称连犯人巾带都未去掉，另一方面忙令狱卒给囚犯们穿上巾带，又命王德寿代狄仁杰书谢死表，诡计多端。此外，就连仅因怜悯被迫害的同僚而流泪的官员刘如璇也被来俊臣投入监狱、下令绞死，其惨无人道可见一斑。周、来手下的侯思止审案手段同样残忍暴虐，他“以告变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13]，威胁不成便暴打，接着倒拖着在地上满处走。此外，芳洲刺史李思徵、雅州刺史刘行实、渠州刺史刘行瑜、尚衣奉御刘行感、左鹰扬卫将军虔通、内史史务滋、刑部樊姓官员等都惨遭周兴、来俊臣等人毒手，被陷致死。在周、来等人掌权的十四年间，武周朝仅宰相被贬斥和杀死的就占十之六七。而周、来死后的七年，宰相无一被杀，被贬的只占十之一二。
当然，周兴、来俊臣等人的暴行绝不仅止于诬告与酷刑，他们还利用职权之便中饱私囊，强抢民女，尤以来俊臣为甚。据《大唐新语》记载，万岁通天年间（696—697），来俊臣因慕段简之妻貌美，遂假冒圣旨强娶为妻，“俊臣贼劫王庆诜女”[14]，后又夺段简之妾。此外，他还贪污受贿，罔顾国法，“久之，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15]既然罪当致死，那么来俊臣所受贿赂绝对非同小可。当然，周兴、索元礼等人也绝非善类，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由此可见，奸臣始终是奸臣，尽管他们曾经效忠于皇室，并成功地加强了君主集权，但就本质而言，周兴、来俊臣等人都只是为了谋求一己私欲。由于对权势与财富的过度渴求，武后朝的奸佞们逐渐胆大妄为、骄横跋扈，正是他们的嫉贤妒能、巧取豪夺，才最终造成了武周朝诬告成风、酷吏横行、中饱私囊、贪赃枉法的局面。
三、奸臣的最终归路
来俊臣、周兴等人在历史上罪恶昭著、罄竹难书，不论是《大唐新语》还是《唐史演义》、新旧唐书，都对其恶行进行了详实记载。这些奸臣往往表里不一，在武则天跟前他们奴颜婢膝、曲意逢迎，背着女皇却又企图独揽大权、霍乱朝纲，使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民怨沸腾，最后几乎都动摇到了国之根本，很大程度上威胁了女皇的最高统治。因此，武周朝的这些奸臣最终也跟历史上的大多数奸臣一样，落得了不得善终的下场。
众奸佞中，最富有戏剧化的处决形式应该算是周兴了。周兴进任文昌右丞后，被人告密说其与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通谋，于是武则天命令御史中丞来俊臣审问。来俊臣在与周兴对食之时，问周兴如果罪犯不肯如实招认罪状应当怎样。周兴回答：“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16]来俊臣依其所言，命人取来大瓮并用炭烤，然后对周兴说，朝廷命我审讯你，请君入瓮。说着便将罪状昭示周兴，周兴不等看完便满头大汗、惶恐服罪。这真可谓是自食恶果，他大概从未料想过有一天这些严酷的刑罚会用在自己的身上，不过他也清楚这些刑具的厉害，所以赶紧认罪倒也免了皮肉之苦。审讯过后，武则天流放他去岭南，不过途中为仇家所杀。周兴本是地痞无赖，因为告密才得到重用，被他诬陷而遭冤杀的人数以千人，罪行滔天、恶贯满盈，他的下场完全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神功元年（697），来俊臣气焰愈加嚣张，意欲告太平公主、武承嗣等以下诸王谋反，除去满朝权贵以便独揽朝纲。结果触犯众怒，诸武及太平公主，共发俊臣罪状，将他拘系狱中。[17]内史王及善认为来俊臣凶恶狡猾、贪婪残暴，是国家的罪恶，不除去他一定会动摇朝廷的根本，启奏武则天请处以极刑。但是武则天仍想为其开脱：“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顼曰：“于安远告虺贞反，今为成州司马。俊臣诬杀忠良，罪恶如山，国蟊贼也，尚何惜？”[18]于是则天准奏。六月，来俊臣被斩弃市。《大唐新语》刚正篇中记载：李昭德“以正直庭诤，为皇甫文所构，与来俊臣同日弃市。国人欢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19]来俊臣掌权时诬陷残害的人数不胜数，所以仇家更是成千上万。来俊臣被弃市后，仇家上前挖眼剥皮争食其肉，不一会儿尸体就被撕完了，被挖出来的心脏等被众人踩踏成泥。可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为了顺应民心，武则天又下诏历数其罪恶，没收全部家产并诛杀来俊臣全族以雪苍生之恨，士人皆奔走相告以表喜悦。来俊臣的下场不可谓不悲惨，但也是罪有应得的。
纵观武后朝的各位奸臣，几乎都未能善终，大都落得被诛杀、抄家、流放甚至是灭族的下场。奸臣个人求取官位、争名夺利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当他们权欲熏心、为所欲为时就会动摇国家根基。因此，尽管武则天对其长期宠信，最后也不得不痛下杀心。除了周兴、来俊臣之外，在武后朝开创之初帮助武则天平叛的酷吏丘神勣、奸臣索元礼等也无一逃脱，均被处死以谢天下，来子珣、王弘义等人也被长期流放。当然，也有一些擅于以假乱真、欺世盗名的奸臣，由于擅长揣摩君心得以免去一时之灾，但历史自有公论，不论是史书还是笔记，他们的累累罪行都被详实地记录了下来，永远铭刻史册，供人鞭挞，遗臭万年。
综上所述，回顾《大唐新语》中所记载的武后朝的这些奸佞，他们都是应政治斗争而诞生的，都以忠于皇室的面貌登场，比如来俊臣在《告密罗织经》中首先就是讲忠君，为了效忠皇室“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尽管计谋阴险、心肠歹毒，但的确有效地巩固了武则天的帝位并切实加强了君主中央集权制，为武则天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此外，这些奸臣大都有真才实学，即使部分不学无术的人，也善于揣测君心，且办事效率极高，绝非等闲之辈，但是这些人本质恶劣，因此才能卓越并非善事，无德之人能力越强作恶越多，因此而招致的灾祸也愈烈。纵观历朝历代，各式各样的奸臣结局几乎都不得好死，尽管也有个别奸臣能逃过现世的报应，入土为安，但是千古骂名、声名狼藉同样使他们不得安宁、臭名昭著。以史为鉴，世人仍需谨记刘备的一句遗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参考文献：
[1][2][3][唐]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出版，1984.5，第1版：30，50，90.
[4]赵文润，王双怀著.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1993.8，第1版：176.
[5][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十一）.延边人民出版社，1997，第1版：63.
[6]赵文润，王双怀著.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1993.8，第1版：180.
[7][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第二百）.中华历史文库出版，2004.4.5：2840.
[8][唐]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出版，1984.5，第1版：182.
[9]邹元初.中国奸臣要录.海潮出版社，1993.5，第1版，1996年2月北京第2版：92.
[10][11][12][13][14]刘肃[唐].大唐新语.中华书局出版，1984.5，第1版：183，73，183，184，44.
[15][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第二百）.中华历史文库出版，2004.4.5：2842.
[16]邹元初.中国奸臣要录.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1996.2，第2版：95.
[17]蔡东藩.中国历代演义-唐史演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10，第1版：311.
马克图姆家族
酋长
谢赫・・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2006年1月4日即位
酋长共有两名妃子，目前共有19位孩子（包括他侧妃／室子女）这位迪拜统治者将这个阿拉伯酋长国建设成了中东领先的商业枢纽，创造了一个阿拉伯世界罕见的经济成功范例。以棕榈树形状的人工棕榈岛（Pal Jumeirah）和世界最高建筑哈里发塔（Burj Khalifa）为标志，迪拜变成了经济迅速腾飞的典范。不过，在本世纪前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迪拜梦”在堆积如山的债务的重压下破灭。迪拜成了危机爆发之前金融过剩的又一个案例。
第二王妃：哈雅
哈雅王妃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同父异母的妹妹。哈雅公主喜欢骑马，13岁即代表约旦参加国际马术比赛，还曾代表约旦参加过2000年悉尼奥运会。她还酷爱足球，凡有约旦队参加的赛事，她每场必到。酷爱骑马的哈雅公主还曾担任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等职务。
王储：哈曼丹・本・・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
Hamdan bin Mohammed bin RashidAl Maktoum 2008年封储
谈到王子，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英国的威廉、哈里王子，或许也有人会想起有着“最帅王子”称号的摩洛哥安德烈王子。但其实，出产石油的迪拜，也出产帅气的王子。
哈曼丹（1982年11月14日出生），宛如雕塑的五官，漂亮精致，阿拉伯男人标志性的胡子看起来也满有趣的。深邃的眼睛和又长又翘的长睫毛。
他是迪拜现任酋长谢赫・的儿子，于2008年2月被封为迪拜王储。现年30岁的哈曼丹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有着非常时尚的爱好。
帅气迷人的哈曼丹可谓是老天的宠儿，出身富豪之家，在英国受过教育，还多才多艺，是一名著名的诗人，又是一名马术高手……难怪《福布斯》“全球最性感王室成员”排行榜他能位列第四。
王族生活
只可远观 不可亵玩
王族成员这个称谓，光长得好看不行，还得有一大堆烧钱的装备。飞机？游艇？还是球队？看看迪拜王室吧。看了迪拜王室的奢侈生活，你只能感叹一句话：投胎，可真是个技术活儿。
艾哈迈德是迪拜王子之一，他酷爱飞碟运动，就动用包括波音747在内的5架私人飞机满世界拉飞碟好手与自己较量。我国飞碟名将张山就是其中之一。雅典奥运会上，艾哈迈德甚至拿到了男子飞碟双多向赛金牌。另外，酋长不但拥有多架私人飞机，其中一架波音747更是专门订制，用来给他喜爱的赛马乘坐的。
名车
王储哈曼丹是个车迷，他的车库里停放着奔驰、保时捷、兰博基尼及法拉利――还有可以在沙漠上驰骋的各式吉普车，全方位多角度满足需求。
马
王室人人都是赛马迷。据统计，酋长花在养马上的钱已经高达10亿美元。马厩里常年养着数十匹身价百万美金以上的一流好马，参加全世界所有知名赛马比赛。
追星
迪拜王室怎么追星？酋长喜欢赛马，就赞助发起全球等级最高的迪拜马术世界杯，奖金高达千万美元。喜欢赛车，舒马赫退役就送他一个小岛。喜欢足球，就对利物浦和AC米兰这两支老牌足球强队发起猛攻。这，才是粉丝的至高境界。
文学
哈曼丹除了是政治家、帅哥和体育高手以外，还是一位诗人。他经常用“法兹”作为笔名发表诗歌，内容主要是吟颂浪漫爱情、爱国激情以及他的家庭。同时，他还以法兹为名建立了个人网站，并开通了英文板块，网站上还放了海量的照片，以供各路花痴瞻仰。
体育
要做一个合格的王室成员，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王子公主们纷纷亲自上阵，除了拿到奥运金牌的艾哈迈德，还有拿到亚运会马术金牌的王储哈曼丹，参加奥运会跆拳道比赛的梅萨公主。还有自己组织足球联赛，自己上场，一切都按照欧洲联赛标准打造的大王子拉希德。
皇家膳食 养生有方
早餐注重搭配，摄入一定的纤维
中国有句话说道“早上要吃好”，这个道理在迪拜同样适用。为了使王室成员们的一天充满活力，大厨们在早餐上倍下功夫，牛奶、鸡蛋这些补充蛋白质的食品并不可少，在食谱中，我们还发现一个另类：蔬菜汤。
大厨们表示，蔬菜汤能够有利于肠胃的蠕动，能够更好的消化吸收营养，加快新陈代谢，有利于体内毒素的排除，如果没有时间准备的话，喝些盐水之类的流质饮品，也能够达到排毒的效果。
午餐荤素搭配
中午，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王室来说，尤其如此。一方面要保证足够的能量，另一方面，还要保持着好的身材。为达到以上两个目的，大厨们在王室们的午餐方面可说是煞费苦心。
迪拜皇家大厨们将食谱中主食、水果蔬菜、荤类按7：2：1进行搭配。主食，是维持身体机能能够正常运作的保证，不少女性为了达到瘦身的目的，拒绝主食，有可能会造成头晕，精神不集中等不良反应，影响到了日常的起居与工作，这样是不科学的。
大量的水果蔬菜，为我们提供了足够消化的纤维，同时补充的大量的维生素，为更好的消耗脂肪，排出毒素提供保障。同时，足够的维生素，也能为因瘦身而忽视的面容进行保养。
下午茶
不管一天的行程有多紧凑，时间再怎么紧迫，公主们还是会抽出时间进行下午茶。由于皇室行程的安排，王室们晚餐的时间一般会比较晚，下午茶时间无疑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下午茶给成员们一个放松的时间，为接下来的行程储备能量；另一方面，进食的点心能够充饥，以至于在晚餐时间不会进食过量。
皇家厨师在这时候会为尊贵的王室们提供独具匠心的“点心”。“点心”的独具匠心在于，所准备的茶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饱腹，而同时能够达到瘦身效果。
咖啡是大厨们不二的选择。首先，咖啡在味道上醇厚香美，对于味觉挑剔的王室成员来说，完全满足了这点；其次，咖啡中的咖啡因，不仅可以达到提神，消除疲劳，并且可以溶解囤积在体内的脂肪，使之转变为热量和挥发性脂肪是，皇室成员大爱的午后饮品。
晚餐
由于皇室成员的行程都比较晚，晚餐时间在晚上8点以后，这就与保持身材的黄金规则：晚上8点不进食相冲突。为此，大厨们在公主们晚餐的安排上又费解心思。
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一些着名的酷吏,因而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把武则天与酷吏联系起来:有人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有人则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事实上,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较多,但并不能说明武则天实行了“酷吏政治”。至于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也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一、武则天并非始终器重酷吏
大家知道,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若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参预朝政算起,到神龙元年(705)正月退位,前后将近半个世纪。若从文明元年(684)临朝称制算起,独自控制最高权力的时间长达21年。即使从天授元年(690)改唐为周算起,当皇帝的时间也有15年。如果我们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划分为辅政、临朝、称帝三个阶段,具体考察一下各个阶段的历史,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武则天只是在改朝换代前后的特殊情况下才重用酷吏的,酷吏存在的时间是相对较短的。
武则天辅政阶段历时23年。这一阶段,唐高宗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只是以皇后的身份参预朝政。但是由于唐高宗“头重目眩”的病经常复发,又患上了可怕的虐疾,(《旧唐书》卷5)所以军国大事常由武则天处理。这种情况在宰相上官仪被杀后表现更为突出。史载“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201)这说明,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家的实际权力。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武则天“内辅时政”,“忧劳天下”(《唐会要》卷63),是很有作为的。她不仅克尽妇职,亲祀先蚕,从驾封禅,重用学士,着书立说,而且上书言事,出谋划策,协助高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当时武则天是主张“以道德化天下”的(《新唐书》卷76)。她曾建议“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反对酷刑和苛政,希望通过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办法实现天下大治。所以当时她虽广开仕途,扶植新贵,但并没有使用过一个酷吏。当时社会上也没有出现一个着名的酷吏。很显然,武则天在辅政期间并无器重酷吏之事。
武则天临朝称制时间较短,只有6年,但这6年是武则天政治生涯发生转变的关键性阶段。这一阶段,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以皇太后的身份独揽大权,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在临朝之初是很想大有作为的。她在《改元光宅赦文》中表示要“励精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寓致南风之泰。……冀上不负于尊灵,下微申于至恳”(《全唐文》卷96)。也就是说,她要用自己的全部才能治理国家,以报答唐高宗的顾托和天下人的推戴。为此,她决定旗帜尚“金”,同时改变百官服色和称谓,准备通过网罗人才、放宽刑法的办法“大收人望”(《旧唐书》卷50)。但是,对于她的所作所为,“天下颇多流言异议”(《旧唐书》卷90)。光宅元年(684)九月,发生了徐敬业的叛乱,对武则天形成很大的威胁。叛乱平息后,武则天改元“垂拱”,仍表示要一如既往,无为而治。她在《颁行律令格式制》中说:“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元为,业光刑措。”(《唐大诏令集》卷82)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她的理想无法实现。由于“将相阴谋”(《通典》卷169),“人多逆节”(《旧唐书》卷91),武则天不得不用酷吏来打击政敌。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武则天才开始重用酷吏。垂拱初年,酷吏兴起,索元礼、周兴、万国俊等纷纷出笼,造成了恐怖气氛。但垂拱四年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酷吏的活动就大大减少了。
当皇帝的15年是武则天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天授元年九月,武则天改唐为周,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宝座。这一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虽然支持武则天的人很多,但在暗地里反对武则天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了清除政敌,巩固新生的武周政权,武则天在天授年间仍不得不重用一些酷吏。所以在武周初年,酷吏仍然较多,大酷吏来俊臣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过,这种局面维护的时间并不太长,政局稳定后,武则天即不再器重酷吏。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则天颁发了《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敕》,重新提出了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主张。她说:“崇德简刑,列辟之彝范;并官省事,有国之良图。”“今远近无缧绁之冤,老幼有歌谣之乐。人皆迁善,政在维新。丹笔刑官,已绝埋梧之听;黄沙狱户,将为鞠草之场。”“幸悉心而慎罚,同底绩以胜残,伫弘勿辟之规,用阐元为之化。将使三千之罪,永绝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于昔代!布告天下,识朕意焉。”(《唐大诏令集》卷82)显然,到这个时候,武则天就已不再重用酷吏了。神功元年(697)六月来俊臣被杀后,酷吏死鼠殆尽。从这时起,到武则天退位,再也没有出现过酷吏。
二、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
武则天之所以在改朝换代前后重用酷吏,完全是为了打击政敌,巩固政权。从大量资料来看,武则天本来是反对滥刑,反对酷吏的;当她的统治受到政敌严重威胁的时候,她要用酷吏诛杀异己,摆脱危机;当她的统治稳固后,她又要以循吏治天下,而把酷吏无情地予以抛弃。种种迹象表明,酷吏不过是武则天诛锄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
首先,酷吏是在武则天的扶持下兴起的。武则天扶持酷吏是徐敬业起兵以后的事。文明元年秋,武则天临朝不久,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旬日之间,“得胜兵十万”(《资治通鉴》卷203)这次起兵虽很快平定,但隐藏下来的反对派仍有很大势力。这些人“密有匡复之志”(《旧唐书》卷76),时刻准备颠覆武则天的统治。由于这些人尚未起兵造反,不能用大军征讨,只能用残暴酷烈、滥用刑法的官吏加以惩治。所以当有人建议武则天“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旧唐书》卷183)的时候,武则天便改变了以往对酷吏的态度,开始扶持酷吏。史载:垂拱元年(685),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资治通鉴》卷203)。大凡善于罗织者皆得到武则天的扶持。如来俊臣告密不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太平广记》卷267),使“朝官侧目”(《朝野佥载》卷3)。傅游艺滥刑之后,“基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资治通鉴》卷203)。如果没有武则天的支持,垂拱、天授之际绝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酷吏。
其次,酷吏基本上是按照武则天的旨意行事的。武则天“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旧唐书》卷50),扶持酷吏的目的,是要让酷吏用法律的武器去诛锄异己,铲除政敌。而酷吏大体上也都有揣时希旨的本领,“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唐会要》卷41),“执法不挠”(《文苑英华》卷674),“务在诛夷”(《旧唐书》卷85)。不仅惩治武则天的政敌,就连“逆党亲属及其交游有涉嫌疑”者,也“莫不穷捕考校”(《旧唐书》卷50)。为了摄服罪犯,他们往往“竟为讯囚酷法”;“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其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资治通鉴》卷203)据说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资治通鉴》卷204),丘神责力亦破千余家(《旧唐书》卷186),吉顼等破三十六家,“亲故连累鼠逐者千余人”。酷吏的这些做法,沉重地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派,从根本上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为武则天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武则天的大臣朱敬则说,武则天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旧唐书》卷90)
。《新唐书》的作者说,武则天因酷吏以自肆,“不出帏闼,而天命已迁”(《新唐书》卷209)。《旧唐书》的作者也说武则天因酷吏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 这说明,酷吏在武则天称帝前后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帮助武则天诛杀政敌。再者,酷吏的衰亡也与武则天有很大的关系。武则天两度重用酷吏,只是为了消灭政敌,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她不允许酷吏有其他“越轨”行为,尤其是政敌被杀、政局稳定之后,武则天立即改变了对酷吏的态度,由重用变为抑制。随着武则天态度的转变,酷吏很快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史载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权刚刚稳定,武则天即贬杀了酷吏丘神责力、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丘神责力是以“谋反”的罪名被杀的。(《新唐书》卷209)周兴被告“谋反”,“诏宥岭南,在道为仇人所杀”,索元礼“座赃贿”,列于狱中。(《朝野佥载》卷2)傅游艺“梦登湛露殿,旦而陈于所亲,为其所发,伏诛”。长寿(692-693)以后,主要的反对派大体上已被消灭,“众心已定”(《资治通鉴》卷205),武则天再次决定“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旧唐书》卷6)。酷吏候思止、来子王旬、王弘义、郭霸、万国俊等相继死亡。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则天下令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次年,将用法宽平的徐有功擢拜为“左台殿中侍御史”(《资治通鉴》卷205)。神功元年(697)六月,下《暴来俊臣罪状制》,把来俊臣送上了断头台。就这样,酷吏被武则天无情地抛弃了。
三、武则天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
由于酷吏只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所以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下当时每个酷吏的履历就会明白。据两唐书《酷吏传》记载,武则天统治时期共出现过11位着名的酷吏,他们是丘神责力、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王弘义、周兴、来俊臣、傅游艺、来子王旬、郭霸和吉顼。这些酷吏的经历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
丘神责力是左卫大将军丘行恭的儿子。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始任左金吾卫将军。翌年赴巴州监视章怀太子,因章怀太子自杀,左迁为叠州刺史。垂拱年间官复旧职,与周兴等人推鞫制狱,以酷暴着称。垂拱四年率军镇压越王贞的叛乱,以功加左金吾大将军。天授二年下狱伏诛。索元礼出身于少数民族家庭。故史书上说他是“胡人”。武则天在平息徐敬业叛乱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索元礼向武则天告密,受到武则天的接见,被“擢为游击将军”,并成为最早在洛州牧院推案制狱的酷吏。据说索元礼“性残忍”,武则天曾多次召见索元礼,“张其权势”。但直到天授二年被杀时,索元礼仍然是一名小小的“推事使”(《朝野佥载》卷2),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地位。
候思止本为高元礼家奴,以密告舒王元名与恒州刺史裴贞“谋反”起家。初任“游击将军”。天授三年升为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等推案制狱,“苛酷日甚”。后因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被宰相李昭德处死。
万国俊系洛阳人氏,少年时以险诈闻名。垂拱以后,任司刑评事,与来俊臣制造《罗织经》,受到来俊臣的赏识,被引为判官。天授二年摄右台监察御史,常与来氏同按制狱。长寿二年赴岭南杀流人,授朝散大夫、肃政台侍御史。不久病死。
王弘义,冀州衡水人。以告密入仕,授游击将军。天授年间任右台殿中侍御史。长寿年间,升为左台侍御史。常与来俊臣“罗告衣冠”,推鞠狱讼。延载元年(694)被流放至琼州。后矫诏北返,事泄被杀。
周兴少以明习法律入仕。初任尚书省都事,后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垂拱年间屡受制狱。天授元年九月晋升尚书左丞。次年十一月与丘神责力同时下狱,论罪当死,武则天“特免之”,流放岭外,死于道中。
来俊臣垂拱年间以上书告密受到武则天接见。天授元年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开始推按制狱。天授二年任左台御史中逊,与其党徒造《罗织经》,以残暴酷烈着名,成为影响最大的酷吏。如意元年(692),诬告大臣狄仁伙等六人“谋反”,又推鞠大将军张虔勖等人于洛阳牧院。长寿二年升为殿中丞。坐赃,被贬为同州参军。万岁通天元年(696)召为全宫尉。不久升任洛阳令、司农肖卿。其后欲诬告皇嗣、太平公主及武氏诸王,结果落了个被“弃市”的下场。
傅游艺载初元年(689)为合宫主簿。累迁左肃政台御史、左补阙。因“上书称武氏符瑞”,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擢拜给事中。数月后入相。不久又加朝散大夫、守鸾台侍郎。武则天改唐为周后,赐姓武氏,加银青光禄大夫。一年之中连升数级,“时入号为四时仕宦”。但不久即被告“谋反”,命丧黄泉。
来子王旬永昌元年(689)上书言事称旨,被任命为左台监察御史,按照武则天的旨意推鞠诏狱。天授年间告雅州剌史刘行实兄弟谋反,迁游击将军。长寿元年被流配爱州。
郭霸天授二年以宋州宁陵县丞应“革命”举,至神都洛阳担任左台监察御史。如意元年迁左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二年官至右台侍御史。后疑惧自杀。
吉顼举进士,累迁明堂尉。万岁通天二年告刘思礼等人谋反,拜右肃政台中丞,“日见恩遇”。圣历二年以天官侍郎身份入相。后与武懿宗争功,被贬为琰川尉,再转安固尉,死于任所。
从上述情况来看,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大部分都是御史台官。他们或“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或“纠举百僚,推鞠狱讼”(《旧唐书》卷44),职责基本上都和司法有关。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出现的这11位酷吏中,影响最大的酷吏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官止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周兴官止尚书左丞(正四品上),来俊臣官止司仆少卿(从四品上),此三人皆未至宰辅。在当时的酷吏中,官至宰相的只有傅游艺和吉顼两个人。傅游艺从天授元年(690)九月十三日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到天授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狱自杀,当宰相有一年多时间。在当宰相的一年间只有两个建树:一是“诬族皇枝”,说李氏宗室谋反,要求武则天“大义灭亲”,诛杀皇室成员;一是陷害流人,说被流放的犯人“怨望”,请发六道使以杀之。吉顼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能算作酷吏,《新唐书》就没有把他列入《酷吏传》中。他在圣历二年(699)腊月二日升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久视元年(700)正月二十八日即被贬出朝廷,为相时间还不足一年,在政治上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新唐书》卷117)至于其它的酷吏,就更不能参预朝政了。由此可见,酷吏虽然有时“作威作福”,但根本不能左右国家政治。
王丽仪 (Janice Wong)*时装作家及博主， 最新畅销著作《 我的时尚骚灵》。常为香港及海外时装设计比赛担任评判。微博：/janicewong
英国威廉王子大婚，给大众上了一节最好的时尚教育课。
如果你是娱乐圈人士，或渴望凭穿着引起关注以一举成名，那怎么穿是个人选择和自由；但如果你是皇室、政要和名流，穿着打扮便是一门政治学。
大婚那天，威廉王子穿着爱尔兰卫队步兵团的红色军服作为礼服，而非他原属空军上尉的蓝色军服，皇室的解释是他今年2月刚被英女皇册封为御林军之一爱尔兰卫队的荣誉上校，故选择穿着最高军阶的制服(图1)。但外界则揣测王子此举是向在阿富汗服役的卫队士兵致意，亦反映皇室想在英女皇下月访问爱尔兰前，向都柏林示好。不过，威廉王子也没忘记他的空军背景，在蓝色嘉德勋章肩带上缀以空军翼章，并佩戴了女皇金禧奖章，军帽上则绣以爱尔兰卫队的拉丁文格言 “Quis Separabit? ” ( 谁可分开我们？)，在婚礼中别具意义。看，皇室政要穿什么是一套奥妙的符号学啊。
当然，最惹人注意的始终是凯特王妃的婚纱。这袭由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创作总监莎拉・伯顿( Sarah Burton)设计的象牙白色婚纱，裙身以丝和缎制成，裙摆长度2.7米，领口和肩袖部分是手做蕾丝，绣以玫瑰、蓟、黄水仙和三叶草图案，分别代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出自皇家针黹学院师傅的手艺，刺绣时须每隔 30分钟洗手一次，以确保蕾丝和绣线洁白；又要每隔三小时换一次缝针以保持针头锐利。但即便是这样，这袭细节精致、整体简约的婚纱，远不及昔日黛安娜王妃所穿着的梦幻奢华，由象牙丝、塔夫绸及古董蕾丝制成的那套，花边领、灯笼袖，缀以万颗珍珠和珠片，裙摆长度7.5米，活现古典宫廷的气派。就算看在香港富豪或内地大款眼里，凯特的婚纱也随时不及他们的显贵。当年何鸿雠儿何超凤出嫁，婚纱便来自Valentino高级定制服，搭配英国皇室御用珠宝商Garrard的钻石后冠；刘嘉玲的嫁衣也是Vera Wang，搭配卡地亚12克拉钻石戒指。富豪们的婚礼更是竭尽所能地奢华，超出常人想象。连那天和我一起看大婚电视直播的名牌公关都嫌凯特的婚纱不够豪华隆重。
但我倒欣赏她在今天英国经济不景气时表现了尽礼而不彰显富贵的态度，这亦反映了80后一代的自我独立及随和个性。她戴上由父母送赠的简单钻石耳环，而钻石后冠则由英女皇借出，别具象征意义。这顶卡地亚 1936年制的后冠原为英女皇父亲乔治六世送给皇后的礼物，伊丽莎白公主18岁生日时，又由母后转送给她，满是历史和情感的记录。在英国婚礼传统中，新娘亦须有新的、旧的、借来的和蓝色的东西。这岂是富豪和明星们的暴富行头可比。
整场婚礼中，出席宾客的穿着大多恰如其分，男的是传统日间礼服Morning Dress ― 黑色长大衣、鸽灰色背心外套搭配炭灰色条子裤、白衬衫及领带；女的是典雅的及膝连衣裙与帽子。最酷是贝嫂( Victoria Beckham) ，身穿自己品牌的深蓝色斗篷式连衣裙，配以菲利普・崔西(Philip Treacy)的同色小帽及克里斯提・鲁布托(Christian Louboutin) 的流行厚底超高高跟鞋，在时尚和典雅之间拿捏准绳，也掩饰了身孕，绝对可获年度最佳衣着奖(图2)。相反，威廉王子的堂妹碧翠丝公主虽也戴着一顶崔西的帽子，但古怪的魔镜造型，在如此庄重的场合出位只落得哄堂大笑，让人想起童话《灰姑娘》里歹毒后母的女儿(图3)，难怪在facebook 惹来超过1.2万人抨击。
什么场合和身份该穿什么，都可以在一场世纪婚礼里参透。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西北，就有过一个比较理想的纯法制国家：秦。
证据：来自一份考察报告，报告名称为《苟子・强国篇》。
考察者：儒家人物荀子教授，考察时间不详，但可以定位在战国末期。
考察过程描述：歌厅里没有靡靡之音，大街上没有奇装异服，老百姓很顺从管理层，而管理层“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进入首都，观察京官们朝九晚五干些啥：早上出家门去上班，下午出办公室回家，其间没有一个在网上炒股聊天的，也没有一个半路跑出去喝茶泡吧的，大家规规矩矩上班。“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办事效率如何呢?处理政事听取诉讼等活动，没有任何延滞拖沓的：“百事不留”，部门之间不踢皮球，监狱里没有收押超期的嫌犯。
考察评语一：治之至也。也就是说达到了管理的最高境界。
考察评语二：民有古风，官有公心。最重要的是“公心”，以公为心，就是以国家法令规章为心，不以私人利益为心。
依法唱歌，依法穿衣，依法上班，依法办事，这是一个法制典范。
一个强大的集团，必定是一个管理良好的集团。所以，靠着严格有效的管理，秦统一天下，从秦国变成秦朝，可谓以管理取胜。
先进管理不被接受：六国人早就抗拒秦的制度
不过，对于专家的话，老百姓不一定信。荀子将秦国的管理说得天花乱坠，六国的百姓却不太接受。看下面一个案例：
公元前262年，韩国上党被秦军孤立，上党的老百姓纷纷往赵国跑，却不往秦国去。为什么?因为“不乐为秦”上党人就不乐意当秦国人。而且天下人都“不乐为秦之日久矣”，也就是说我不想当秦国人已经很久了。你管理好怎么啦?我六国人不稀罕。因为没有人情味，个个要考核，家家要牵连，这样没有人情味的国度，人生有什么乐趣呢?
西北的百姓吃苦耐劳，杜甫说：“况复秦兵耐苦战。”那种整齐划一，严酷无情的管理比较奏效，但移到东方就未必。
这个在统一前就暴露出来的管理的人性化、差异化问题，并没有引起秦国管理者的重视。
从秦始皇到秦二世，一直实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楼堂馆所建设，边防建设，陵墓建设，将天下男子都视为苦力，将天下女子都视为农业生产主力。全天下2000万人口，有400万在修长城，修骊山陵，修阿房宫，或者从事战争。
我们试想一下，那些娇滴滴的中山地区女子，本来是娱乐界超女的不二人选，你却叫她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去插秧收割；齐国的男子喜欢耍耍剑，正经的时候做点盐生意，你却叫他挽起袖子去搬砖头修长城；再如刘邦哥，就喜欢喝喝酒，泡泡美眉，然后说点大话，你却叫他带着斗笠，穿着蓑衣去押送苦力。
天下人不喜欢什么，你偏要天下人干什么；天下人喜欢什么，你偏不准天下人干什么。尽让人干不乐意的事。
哪有这样的管理制度?
最拙劣的管理方法就是让大家觉得不自在，不爽，严重违背人的天性，贾谊在《过秦论》里说“仁义不施”。
什么是仁义?就是恰如其分的管理方法，就是具有人性化的管理风格。严格而不严酷，肃穆而不肃杀。过去处于攻的态势，你可以不仁义；现在处于守的管理地位，你不得不仁义。可该仁义了你不仁义，就是管理制度滞后。
管理滞后造成很大的管理问题。
管理滞后带来的后果：法制过分严苛导致司法腐败
人人说秦施行暴政，暴政后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是一种不自信的管理心态。管理者由于对自己的智慧没有信心，他们会采取一种粗暴的管理办法，这样会省去很多耐心细致而辛苦的工作。秦的管理者顾虑到管理范围扩大，人员更复杂，自己却没有耐心和智慧去打造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制度，于是干脆一刀切，一律以严酷的态度来对待，正如樊哙所说：“杀人如不能举”，杀人生怕不能杀光。
两次迟到改变秦朝
过分严苛的法制并不能有效地管理，相反的，倒是方便了那些操作法制的官吏。掌握人民生死大权的他们，找到了的机会。秦朝的法制终于走向腐败的一面。
案例一：项羽的叔父项梁，曾经在栎阳县犯法入狱，但他通过熟人写信，让栎阳县司法官吏司马欣人为地及早结束案件，让自己没事出狱。项梁出狱，又杀人，也没被逮着，带着项羽逃到吴中。
案例二：又是项羽的叔父――项伯，也曾经杀人，结果被张良想办法救出。
从这两桩民间刑事案件来看，嫌疑犯和刑事犯罪分子可通过一封信摆脱司法程序，犯有杀人罪可以逃避惩罚，秦朝的司法也够烂的了。
司法的腐败导致治安恶化，下面的案例最具有说服力：
公元前217年某夜，秦始皇带了四个武士微服私访，在兰池，他们碰到了民间武装，“逢盗兰池”。这帮势力居然让秦始皇“见窘”。一度陷入窘态，可见治安的状况有多么糟糕，而且还是在天子脚下。
在严苛的法制下，项梁、项伯这样的江洋大盗没事，遵纪守法的老百姓却遭殃。往前线服兵役，如果迟到就要处斩。这条管理措施明显不符合统一后的事实。钱穆认为，七国时期，各国地域狭小，限定服役人员短期内赶到边关是现实的，但统一后疆域扩大，再这么限时要求就不现实了。
人对遵守不了的制度和达不到的要求是会反弹的。既然我赶不到，脆迟到好了；既然迟到要处死，那脆这套管理体制好了。于是，两次著名的迟到事件改写了秦帝国的历史：陈胜、吴广迟到，刘邦迟到。
管理者心态变化：秦始皇或想改变方法秦二世却跟不上了
赢政的政治理想到底是什么?他的心态有没有过变化?我们且从碑刻里找蛛丝马迹。
从秦始皇的碑刻看秦始皇的政治理想。
从碑文看，秦始皇还是很有民生观念的。他并不忌讳“仁义”，而且想要老百姓(黔首)富起来，让男人在田里乐呵呵地劳动(男乐其畴)，让女人安分守己地纺纱织布(女修其业)。
秦始皇的心态也在变化。公元前211年，使者在华阴收到一块玉璧，还捎上一句话：“祖龙今年死。”祖龙，即秦始皇。剥去这个事件的神话外衣，其实它是民间信息的反馈，民间在诅咒秦始皇快点死。秦始皇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勃然大怒，搜捕传言人，而是“默然良久”。他似乎在反思。
接下来他进行人生的最后一次巡游，一路上他在想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临死前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让长子扶苏回来主持丧事。”
这道遗旨，按照赵高推论，就是继承皇位。而长子扶苏当初就是因为反对父亲的暴力路线而贬谪去守长城的，秦始皇的决定，透露出一个重要风向：他希望通过仁义的扶苏改变管理制度。
然而，历史已不给秦帝国易辙的机会。一场阴谋让胡亥登基了，而仁义路线的可能执行人扶苏被害。
国民还是寄托了很大期望给秦二世的。贾谊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天下人拉长脖子等他改变。然而秦二世对自己很没有信心，他最怕的是百官看见他在管理上的无能。赵高揪住了他的缺点说：“皇上您公开处理政务，万一被臣下看见短处，‘示群臣短也’，岂不是损坏您的威信吗?”秦二世于是干脆做沙漠里的鸵鸟，躲在深宫不见百官。
伊丽莎白二世
现任英国女王，英联邦元首、国会最高首领。她于1g52年2月6日即位，截止到2015年9月9日，伊丽莎白二世已经超越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爱拍宝贝孩子的皇室辣妈
在一场皇家礼仪聚会间歇期，凯特王妃亲自给夏洛特公主拍下一组官方照片――并通过推特肯辛顿宫账号。这组照片中，俊朗的乔治王子自豪地抱着小妹妹，对着镜头开心微笑。照片一经立刻暖化全体英国民众的心。从图片中我们看到，凯特王妃拍摄得相当专业，也因此大家纷纷推断其使用了中端单反相机拍摄，并搭配了大光圈镜头，同时还使用了枕头等道具，画面看起来非常的专业。拍摄儿童最重要的是需要耐心，看来凯特王妃对于摄影也是个非常懂行的人。
凯特王妃
凯特・米德尔顿，1982年1月9日出生，是英国威廉王子的妻子，官方称号是“王室剑桥公爵夫人殿下，凯瑟琳”。
酷爱摄影的英伦女王
在二战之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送给她一部布朗尼盒式相机，伊丽莎白二世对这个相机爱不释手，用它记录了皇室成员生活的点点滴滴。半个世纪以来，女王一直保持了对摄影的热爱，已经90岁的她也留下了很多摄影时的飒爽英姿。在众多的器材中，她最喜欢的应该是禄莱35和徕卡M系列相机。比如上面这台金色的禄莱35，要知道这是一台对焦只能靠估焦的相机，并且光圈、快门也需要手动控制，不专业的人难以驾驭啊。
斯诺顿勋爵
斯诺顿勋爵1960年迎娶玛
格丽特公主，1978年离婚。1950年代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聚焦影视圈、时尚界和上流社会。
大师级的英国摄影名家
斯诺顿是女王已故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前夫。作为皇室成员，他出身于平民家庭，后成为英国著名的摄影师。斯诺顿共出版了20余本摄影书，时间跨度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世纪之交，遍及英国和世界范围。仅仅翻阅书中的图像，不需要读一个字，就能领略半个世纪的英国历史。他的镜头中不仅有草根阶层的酒吧影像，也有无数英国上层人物的肖像。也就是说，他关注了几乎英国所有阶层的世相百态。他曾经说：“我相信照片的技术很简单，很容易迎合视觉。如果人们看我的一张照片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者有所触动，那么照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清宫戏编剧对许多清宫事物，绘声绘影，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好似在场亲闻亲见，尤可笑者，莫过于有关嫔妃与御厨的说法。不仅嫔妃可以穿门过户，可以为皇上斟酒、布菜，没事还举杯一敬，一口一个臣妾；御厨们也是蒸、煮、炒、炸，功夫一样不少。时下还真有些店家，打着祖传御厨的招牌，不是宣传自己如何得到御膳房总管太监的真传，就是祖上在御膳房当差有年，尽得心法。虽然言之凿凿，却处处启人疑窦。
满州人原本生活在关外，幕天席地，随遇而安。萨满教的祭祀礼俗，凡是每到一地扎营，立即设置神位，称为“堂子祭”，算是“神随人迁”。祭祀、宴会也都在旷野中举行，以燔祭为主，祭祀以后的祭肉，散福给与会者，逐渐发展出满族吃肉的习俗。八九个人席地而坐，围成一圈，主人随时将煮好的猪肉放入铜盘中奉上，各人自备小刀，沾酱佐料，片肉而食，好似梁山气概。吃饱后，一抹嘴走人，连谢都不必。
满人入关以后，才发现当皇帝容易，要适应皇宫规矩与都市生活可不简单。首先，皇宫内院原本是天字第一号衙门，执事人员一直遵循大明朝成祖建都北京以后的成法办事，御膳房位置放哪，何时供应餐点，如何摆设，都有一定道理。不能全凭一己好恶，随时势移转法度。举个例子：伙房不能离办公处所或皇室居所太近，以免气味、声音扰乱清静，还得担心万一走火、酿成巨祸。直到今天，北京故宫处处可见鎏金大水缸，就是消防设施。
满清皇帝要按满洲老规矩在北京城中举行燔祭，自然多有不便，凑和了几年之后，康熙皇帝实在看不下去，在康熙二十三年下令，改“燔炙”为“肴羹”，将祭祀仪式移入室内。就连皇后主持，每天两次的常祭，每月的月祭，春秋两季的报祭，也都在坤宁宫中办理，杀猪献牲，虽然热闹，可也就吃亏在这热闹之上，不能安生。
紫禁城南北长961米，北面为皇帝内眷的居所，南面从午门进太和门到太和殿，重要朝会在此举行，太和殿东侧，清代在此设置御茶膳房与南三所，算是中央厨房与后勤总部。膳房的伙食，送进各内院时，不免耗些时间，大火热炒的佳肴，也禁不起这样折腾，所以清宫膳食，炖煮自然是首选。
而且许多皇帝讲究节省，康熙皇帝便是个好榜样。康熙55年天候不正，旱涝相继，京师已经禁止屠宰，向上天求雨，均没有结果，5月3日，皇帝乃下令自次日起，宫中每日只进餐一次，以示与民同苦，直到百姓的问题舒缓为止。
其实清朝皇不太讲究口腹之欲，乾隆在位期间，喜欢到热河行宫，除了可以避开北京的酷暑以外，也可以轻松自在地过几天悠哉日子。这段期间的饮食，算是较能随心所欲。根据《清宫热河档案》的记载，他经常吃些锅烧鸭丝、酒炖鸭子、酒炖肘子、蒸肥鸡、羊肉片、托汤鸭子、清蒸鸭子，口蘑锅烧鸡炖白菜，实在算不上山珍海味。乾隆皇帝还喜欢打猎，每每猎得獐、鹿之类，多半烧烤，乾隆也能连吃几天，不觉腻味。
这种饮食习惯，到清末也没大变化。英法联军之际，咸丰帝仓皇出走，一路奔向热河。1860年的中秋节就在喀拉河屯行宫用膳，吃的是大炒肉炖鸡、姜醋羊肉炖冬瓜、猪肉丝烂疙瘩丝、白煮羊肉，还带上一碗猪肉丝粉汤。咸丰驾崩以后，由他的弟弟恭亲王摄政。两宫太后特别体恤这位小叔，经常下旨，“赏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海参江米酿鸭子一大盌、猪肉丝黄焖翅子一大盌、肘丝卷一大盘、猪肉菠菜馅包子一大盘”。
这种伙食，哪里需要米其林的三星级主厨当炉？御厨的最大本事，只是获得皇室信任，膳食安全无虞。有人再要说是御膳房厨子的嫡传，不妨看看，清宫是怎么吃饭的。
高中新课程历史教案一
第二课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教学目标：
基本知识：
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分封制的破坏，秦帝国的统一，秦朝政治机构的设置，秦朝政治制度的特征，秦代的地方政权机构体系，秦朝巩固统一的措施，秦朝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建立的历史影响。
方法能力：
1．阅读材料，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并对信息作整理和分析；
2．对一些问题采取小组讨论的方式，通过学生的团结协作体验知识的获取和思维的扩大；
3．多方面收集材料（图书馆、网络、社区资源库等等）并对材料进行判断、整理和分析的能力，能够以适当的形式（小论文，图表，ppt演示等）呈现成果。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认识秦代政治制度高度集权、严密、残酷的特征，初步理解秦制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影响，渗透社会转型时期文明进步原则与道义原则相悖的价值判断标准。
通过了解秦统一帝国的建立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形成对国家统一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自豪感和判断力。
教材分析：
本课以秦代政治体制和官僚系统的建立为核心内容，在整个单元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整个模块中也有相当地位，让学生了解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初建对于理解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乃至我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是十分必要的。
教学方式：
基本原则：教师引导和组织下的学生自主学习，采取小组讨论，情景体验等方式，达到教学目标。
教学实施：
引语：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建立西周，西周实行分封制，周王称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在此后近800多年的时间里，兼并战争不断，周王室威严扫地，最终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建立了中国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感受
一．从群雄争霸到国家一统
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第一部分，思考春秋以来宗法分封制度被破坏的具体表现，（这部分比较简单，在书上可以直接找到）以及实质原因（这部分答案应该开放，重在拓宽学生的思维）
归纳：表现：周王求金、出访诸侯，诸侯擅自分封土地，争霸战争不断。（具体内容在课文小字部分）
原因：诸侯实力逐渐增强，通过兼并战争，出现了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国，而周王势力逐渐衰落，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
教师兼并战争是弱肉强食的游戏，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为了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一些国家纷纷实行变法，加强军事和经济实力，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秦国的商鞅变法，它使秦国的国力逐渐增强，并最终确立了雄霸天下的地位，到公元前221年，秦国已经相继消灭韩赵魏等六国，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帝国，而最终完成这一伟业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学到的秦王嬴政。
二．秦帝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1．“始皇帝”名称的来历
教师秦王嬴正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秦始皇，为什么叫“始皇帝”呢？
（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归纳表述。表述分两层，一是“皇帝”名称的由来，二是“始”字的用意何在。）
2．秦帝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A．基本特征：
归纳：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皇权至上，实行“家天下”的皇位继承制。
教师引导学生理解“家天下”的含义，并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来作类比。（如家族企业）
要让学生明白：中央集权只是一种政治体制形式。
B．中央政府的设置：
“三公”：引导学生从职位名称、职权范围、任用标准、历史意义等方面来归纳。
“九卿”：让学生初步了解到九卿在三公之下，分工各不相同，互相牵制，都听命于皇帝。
有两个概念需要探讨：“世卿世禄制度”，人事任免权之重要性（皇帝能控制官员的重要手段之一）。
教师归纳：
职位名称职权范围任用标准历史意义
三公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贤”
“能”是对世卿世禄制度的否定
御史大夫掌管律令、图籍，并负责监察百官
太尉协助皇帝管理军务
中央政府体系：
皇帝
丞
相
御史大夫
太
尉
奉常
郎中令
卫尉
廷尉
典客
宗正
治粟内史
少府
太仆
C．地方政权机构的设置：郡县制
教学分为两步：
a．学生通过阅读和想象，自编自演“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可以由两组同学分别来做）
b．地方政权机构名称，让学生对此有一定的整体认识。
皇帝
中央机构
郡
三公九卿
县
乡
里
郡守、郡丞、郡尉
李恪。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
后世的人多感叹于他多舛的身世。父亲贵为大唐天子，母却为杨妃。姓杨，隋炀帝的女儿。
他也许是身份最高贵的皇子，流着两朝帝血，着书论纵横，击剑为任侠。这样的人，称为龙章凤姿亦不为过。
然而就是这一份杨氏血缘，反成了他一生悲哀的结点。
隋灭后，杨妃为长孙皇后收留调教，性情淑婉，为人低调。亡国的种种不甘与痛苦，渐渐在幽闭深宫中消磨，屈服于时光。如果，就这样下去，也好。
上天却不想让她隐忍而终。皇后薨逝，平地起波，太宗感怀于她，欲立她为皇后。
如果历史真的这样发生了，只怕整个大唐历史都会被改写，国家未来的走向也势必发生巨大的变动。
但是没有。这一想法被朝臣无情地击毁了。
长孙无忌深知若杨妃为后，李恪入主东宫的可能便可陡长，从此势不可挡。那时不仅长孙家族的地位遭到撼动，隋朝残余势力也极会就势而起，重登旧位。老臣都是经历了那一场开国悲歌的，绝不会允许当年历尽生死打下的隋帝国以这样的形式复辟。
我不禁深深默然。李恪果决博望、气宇非凡，才能震慑全朝，他的帝王梦却破灭于他的卓绝天下。甚至这尊贵的血统，也不能让他活下去。
太宗最喜爱的儿子，应该就是他吧，不然怎会二度欲立为太子。英果类我，太宗的感叹深深刺痛了处心积虑的王侯。他的存在，对于其他人，无疑是一种威胁，骨?在喉。从那一刻起，李恪就已注定孤立无援。
这是他心中的伤，鲜明地表露出来，让人不忍卒读。
后来。后来就是晋王即位，是为高宗。
他醉了，醉了便不愿再醒。当命运强行逼他醒来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堕入混沌。醒在另一场大梦中。也许他倦了，只想避世退居。他在宋州自乐自欢，浮沉于世，然而身后的那只眼睛却没有一刻放过他。
永徽四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李恪因与高阳公主交情甚笃，牵连致害，蒙冤自尽。
史书上留下这样的憾辞——绝众望，海内冤之。
如果一个人的死可以断绝天下人的希望，他究竟如何，已不用言说。
那一瞬，历史的残酷血淋淋地呈现在眼前，醒目得让人无处躲避。
而杨妃，这生于皇宫，老于皇宫的末代公主，终于死于皇宫。她为李唐王室失去了一切——父亲，兄弟，王朝，皇后，最后再加上儿子。
感慨万千，泪水也夺眶涌上，耳际仿佛哀歌不绝。那少年孤独的身影绽开在初唐的传奇中，镌刻下深深的烙印，久久不去。
后主有诔：“绝艳易凋，连城易脆。”许是太卓越的人，都难免人生的羁绊。如大周后，如嵇康，再如，李恪。他的生命，就像连城的玉璧一般，绚绝一时，却终究无法持久。
论文摘要：汉帝国本是按照秦帝国的政治模式建立的，最初并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也不多。但随着儒术的独尊，帝国政府向儒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逐渐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迫于外部文化环境的压力以及对儒学精神价值的追求，政府中的文法之吏改学儒术、趋经向学的也不在少数，就连西汉后期和东汉的皇帝也颇具儒者气象。
汉帝国建立之初，承袭秦帝国的政治体制，很少擢用儒生。但从武帝开始，帝国选择儒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且把它当作最主要的选官标准。在这种激励措施之下，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不少的文法吏改习儒术，甚至西汉后期和东汉的皇帝也颇具儒者气象。因此，汉代帝国政府的儒家色彩日益增强。
一 儒生的参政
秦帝国崇尚“法治”，它的政府形态近似纯粹的官僚制，依赖职业文官担负行政责任，其任官标准主要是“文法”，即对文书写作和法律法规的精通。它的初级选官途径主要是两种：一是“推择为吏”制度，即平民经乡里推举、官员选拔而担任基层吏员；一是“学吏”制度，即吏有学徒，可望被选拔为吏，逐级升迁上去。所以秦帝国是排斥儒生参政的，《商君书》、《韩非子》等书列“孝悌”、“诚信”于“六虱”， 列“儒者”于“五蠹”，其主要原因乃是文化领域与行政领域遵循着迥然不同的游戏规则。学术多是莫衷一是的自由讨论，而行政秩序和行政过程则是令行禁止、奉法行令；儒家重视潜移默化的道德感召力量和君子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而法家则更强调技术性、可靠性与可计算性。秦帝国虽设博士之官，但也只是备员而已，并没擢用。
但是，汉朝君主逐渐意识到，帝国的统治不能不借助于儒生及其政治思想，并逐渐为儒生敞开了仕进的大门。高帝晚年已有意征用贤能之士，认为他们是治国安民的依靠，十一年二月的诏书中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并表示“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高帝纪》）。文帝二年的诏书中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汉书·文帝纪》）。及至武帝，帝国官僚体系对儒生的吸纳就开始逐步制度化，并且形成了兼收并蓄的选官标准，充分体现了帝国政治“以霸王道杂之”的精神。
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之应劭《汉官仪》：“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所谓“四科”，本是武帝时丞相从九卿属吏中之同秩官员里选拔丞相府属员的选官标准，但后来这一标准又延伸到了察举，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汉帝国的总体选官标准。① 概括地说，四科标准就是德行、经术、法律、政事，它面向的候选群体既包括文吏也包括儒生。文吏所擅长的是法律，务于法治，主张以能取人；儒生所擅长的是经术，崇尚德政，主张以德取人。这种兼收并蓄的选官标准同秦帝国只向文法之吏开放的选官标准已有明显的不同。
虽然帝国官僚体系逐步向儒生开放，从高帝至武帝时期也有一批儒生进入朝廷任职，但这些儒生实际上并未真正涉入国家行政，只是担任了一些通古今、备顾问、传授经书和制礼作乐的文化任务，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大部分儒生尚不真正具备行政能力。
战国以来，相当一部分儒生拘泥于诵经演礼，缺乏政治头脑。如高帝举兵围鲁时看到的情景，是“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及至汉兴，“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射乡饮之礼”（《史记·儒林列传》）。又如叔孙通征鲁地诸生以起朝仪，有两生不肯行，其理由一是标榜自身的清白，二是以为“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叔孙通反讥之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史记·叔孙通列传》）。许多儒生迂阔不堪，难于变通。如武帝使诸儒草拟封禅礼，“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经年不决，武帝索性“尽罢诸儒不用”（《史记·封禅书》）。宣帝亦言“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汉书·元帝纪》）。这正像司马谈指出的：“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 自身缺乏行政能力明显地阻碍了儒生的实际参政议政活动，且武帝又志于改制建功，开边兴利，当时文吏集团仍然卓有成效地担负着政务。一批酷吏、利官、武将，如晁错、桑弘羊、张汤、杜周、卫青、霍去病等，既干练精明又忠实驯顺，在抑藩、理财、治狱、御侮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成绩，使汉帝国在武帝时期达到全盛。
然而，随着儒生因明经入仕的人数不断增长，他们自身的素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能够深刻理解现实政治的儒生不断增多，诸多儒生摆脱了拘执迂阔的作风，日益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适应。如陆贾，既善“说称《诗》《书》”，又“名为有口辩士”（《史记·陆贾列传》），常出使诸侯。又如叔孙通，归汉之后，先进“群盗壮士”而后其弟子，诸生终于称赞其为“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叔孙通列传》）。昭帝时隽不疑以“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之《春秋》义收缚伪卫太子，避免了一场政治混乱，昭帝、霍光为之叹服，以为“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汉书·隽不疑传》）。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儒生有吏化的倾向。王充在《论衡·程材》中叙述世风说：“将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守古循志，案礼修义，辄为将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戏”；“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后，是从朝廷谓之也”。这一风气促使昔日欲以儒生资格入仕者纷纷转习文吏之事：“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忽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是以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论衡·程材》） 王充所言应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据《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涣传》：王涣“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又同书《酷吏列传·黄昌传》：黄昌“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陈球传》：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律令文法成了儒生兼习的课业，像文翁这样“仁爱好教化”的循吏，在守蜀期间也曾“选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学律令”，乃至大儒研究、阐释法律的风气日渐浓厚；“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马郑皆一代经学大儒，犹为律章句”。②
儒生的参政奠定了儒法合流的微观基础。他们在行政过程中自然会将儒家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政治的各个环节，强调仁爱教化等对治国的重要性，从而使现实政治愈加温情脉脉。
二 文吏的儒化
在帝国行政系统对儒生开放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与此并行的文吏“儒化”现象。文吏即“文法吏”或“文史法律之吏”，是战国以来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种官僚类型，其主要特点就是尊奉君命、晓习法律，善于运用法律处理纷繁复杂的公文和具体事务。尽管汉代儒生往往将文吏蔑称为“刀笔吏”或“俗吏”，但入汉以来，武、宣两朝始终只是以儒术缘饰吏事，法术之士甚得重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许多人在以文法、律令的专门技能被选任为官吏之后，却主动选择了趋经向学。
据《汉书·公孙弘传》：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又同书《丙吉传》：“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循吏传·黄霸传》：“霸少学律令，喜为吏”，但“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名”。他在狱中从夏侯胜受《尚书》，此后“力行教化而后诛罚”，终以循吏闻名。《于定国传》：“定国少学法于父”，“数年，迁水衡都尉，超为廷尉”，后“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
这些文吏之所以转学儒术，既有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压力，也有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经术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公卿大夫们显见地彬彬儒雅起来，社会风尚悄然地从少文多质向多文少质转向，文法之吏如果不甘愿被排斥于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氛围之外，便必须选择认同儒术。这些以文法律令为文化背景的吏员，在他们已经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的甚至已居高位的时候，再以并不年轻的岁数，不惜花费本已不多的精力补充修习新贵之学，自然是因为以儒术为名目的选举及其所开辟的仕事之途更为光明和诱人。也有的是因为渐觉律令之学烦杂，法意精微，非学无以能知，以至对自己成一家之学的专业似乎不再充满信心，意欲修正其原有文化背景，从而倒向主张任德教、轻刑罚的儒术。
从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来看，有的文吏转学儒术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实际的需求，而是出于对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价值的向往。据《汉书·夏侯胜传》：黄霸与夏侯胜因非议诏书之罪系狱当死，黄霸请求师从夏侯胜受经时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就是以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作为终极原则的。
不仅文吏本身有儒化的倾向，他们的后代对儒术的兴趣更值得注意。据《汉书·张汤传》：张汤虽为酷吏，但他也表现出对儒学某种程度的靠拢。“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其子张安世，“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精力于职，休沐未尝出。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惟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材，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其一生谦逊，“安世履道，满而不溢”。又同书《杜周传》：杜周之少子杜延年，“行宽厚”，“为人安和”，“论议持平，合和朝廷”，一改惨酷之风，并曾以儒生立场向霍光建议：“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 其孙杜钦“少好经书”，“不好为吏”。这种父子之间学术志趣的变化，至少表明儒学向社会的日益渗透。
自“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之后，一方面依靠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学校教授儒家经典，另一方面依靠循吏在全国各地力行教化，儒学的价值观念已逐渐被人们认同和接受，其道义上的追求及精神价值的追求，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安定的社会生活给这些仕宦及富家子弟提供了从容不迫的学习条件，他们不必为日后的生计而着意去学习如文法律令等实用的职业技能，可以任凭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发展。就此而言，他们趋经向学存在着明显的非功利倾向，这同因物质利益的诱惑而发奋好学又是迥然不同的。
三 皇帝的儒化
汉代帝国政府的儒家化转向，还可以从皇帝与儒学的关系中看出。承亡秦之弊，汉初的几位皇帝表现出明显的非儒学化色彩。高帝起于民间，又不喜读书，他是瞧不起儒生的，甚至还有意侮辱他们。其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史记·儒林列传》）。文、景二世，与民休养，也并未特意关注儒学。“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
武帝是汉代第一位具有明显儒学倾向的皇帝，然而他兴趣广泛，只不过是以儒术缘饰吏事罢了，不见得就真的推崇儒学。此后昭帝的经术知识尚处于较为浅显的阶段，仅“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汉书·昭帝纪》）。宣帝虽“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但“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汉书·宣帝纪》），“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以为“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汉书·元帝纪》）。
元帝是汉代第一位真正好儒的皇帝，与此前诸位有儒学化倾向的皇帝相比，他对儒学的热爱并不仅仅出于政治需要，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据《汉书·元帝纪》：元帝“柔仁好儒”，尝向宣帝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以至宣帝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成帝之儒雅气象甚于其父，他“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汉书·成帝纪》），且“专精《诗》《书》，好乐无厌”（《汉书·匡衡传》），又使明经之士“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汉书·叙传》）。元、成二帝的好儒表明他们的生活已经儒学化了，或者说把儒学生活化了，其内心世界充满着对儒学所倡导的精神价值的真挚追求。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从高帝蔑视儒生到元、成二帝的儒雅气象呢？这里的关键是以儒学为中心的皇子教育制度。早在汉初，贾谊就曾颇具理想化地描述过上古的太子教育制度，强调以道术智谊之士辅翼太子乃是三代所以长久的原因。他还参照古礼，比照士阶层的价值原则，希望太子能在士人的帮助下，慕义向道，德智双成。统观西汉前期的皇子教育，虽然基本上是选择有节行、通文义的长者君子作为师傅，但诸皇子所学并不一律，比如“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后汉书·班彪列传》），甚至星历数术方技博弈倡优驭射之事也往往而见。同时，皇子所学文理较浅，通习的经籍以《诗经》、《论语》、《孝经》为主，这与当时上层社会的文化兴趣浅淡有关。但西汉后期皇子教育的儒学化倾向明显加强，“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后汉书·班彪列传》），皇子教育的内容基本统一于被独尊的儒术。德行纯淑、道术通明的师傅们，不可避免地要用士阶层的文化价值以及儒家所认可的理想君主模式来教育、培养未来的国家统治者，因此，皇帝对师傅的尊重，既包含一般的师生之谊，还意味着对儒学精神价值的肯定。如此一来，儒学的精神价值，就通过宫廷教师对皇子及其他皇室重要成员的知识传授，而逐渐影响、渗透到整个上层社会包括皇帝本人，并被他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化作内在的自身行为准则。
东汉的皇帝承续了西汉后期皇帝的儒雅气象，但作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刘秀对于儒术的热爱却并不来自于皇室的教育，而是来自于当时社会上儒术的广泛传播。刘秀虽然在名分上是高帝的第九世孙，其实他的家庭早与皇室没有什么联系了，但他受过正规的儒学教育，“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这与其在秦帝国绝学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先祖刘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是开国皇帝身边的功臣集团素质，东汉与西汉也不一样。刘邦的军功集团中多是“鼓刀屠狗卖缯”（《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之徒，以至到文帝时还是“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汉书·刑法志》），而刘秀周围却集结了一批好学、饱学之士，如邓禹、寇恂、祭遵等，在光武中兴的二十八将中，至少有十位史传中明确指出了其经术文化背景。
刘秀即位后，对经术的兴趣和热情也不减当年，不仅修建太学：“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后汉书·儒林列传》） 而且常与大臣们讲经论学：“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后汉书·光武帝纪》）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后汉书·陈元列传》） “光武皇帝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后汉书·樊宏列传》）
明帝虽“善刑理，法令分明”（《后汉书·明帝纪》），但他不仅继承了其父在庄严的政治场合坐而论道的作风，还亲自参与、主持讲论经义的学术活动，俨然一代学术领袖和儒学宗师：“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后汉书·樊宏列传》）
相比于明帝的注重外在的排场，章帝更多的是对儒学的身体力行：“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克谐，群后德让。”（《后汉书·章帝纪》）
皇帝的儒学化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之一。在专制体制下，尽管也有制约皇帝的因素，但实际效果通常是不理想的，所以皇帝本人的价值趋向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皇帝本人对儒学有一定程度的修习和信仰，那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一、“德治”思想的起源
五千多年来，除了传说中民风淳古的三皇五帝时代，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单纯以德治国而不依赖法治的年代。其中最接近德治的要数“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西周以德礼治天下，孔子思想的理论主要来源于西周早期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经孔子的整理阐释后发展成为系统完备的政治理论。西周礼乐制度虽以道德宗法为主，但也不排斥纪律刑罚的作用。据《孟子•告子下》记载，西周时期诸侯“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看似温和的礼乐制度也有其强硬的一面。
二、“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由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创立。在韩非之前，法家学说主要分为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建立了以法、术、势为核心的完整法治理论。战国中后期，通过商鞅、李斯两代法家人士在秦国的实践，法治思想迅速成为秦国的统治学说。商鞅迷信法律的力量，一味加重惩戒的力度，《史记》记载当时百姓在路边倾倒垃圾就会被斩去双手。商鞅认为只要通过严酷的刑法杜绝轻罪的出现，犯上作乱等重罪就无从发生。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认为严刑峻法在统一战争中贡献颇多，于是继续因沿统一前的法度，将严刑峻法推行至全国。《史记•秦始皇本纪》描绘了一幅当时秦朝“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的绝望图景。陈涉起义前对戍卒的号召中有“失期当斩”一句，其实从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来看，戍卒迟到驻地罪不至死，但戍卒们被秦朝酷法压迫多年，误以为迟到驻地也是死罪，这才下定决心追随陈涉起义，由此揭开了秦朝灭亡的序幕。
三、“礼法合流”———德治与法治的融合
对于汉朝而言，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近在眼前，统治者因此采取了“外儒内法”的治理方法。汉初陆贾、贾谊、董仲舒等儒生将荀子“德主刑辅”的思想发扬光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陈述道：“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汉武帝按照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汉朝的法律，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就是“以孝治天下”。汉宣帝地节四年，为体现“以孝治天下”，朝廷颁布法令规定三代以内亲属可以互相隐瞒罪行不构成犯罪，即所谓“亲亲得相首匿”，这明显违背了秦朝连坐制度的规定，而受到了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第十三》）思想的影响。汉朝的法律贯彻《孝经》中“五刑之属三千，罪末大于不孝”的论断，严厉惩治不孝的行为，《汉书》宗室衡山王世子告发父亲衡山王不孝，父子两人均被斩首示众。另一方面，朝廷大力奖掖孝子孝女，察举制建立后，孝顺成为百姓入仕的重要途径。汉朝之后，儒家思想的地位越来越崇高，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唐宋时期，“礼法合流”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第一部完整保留至今的成文法《唐律疏议》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作为立法依据。如唐律中对谋反罪的规定中引用了《公羊传》中“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一句，作为处死“谋危社稷”者的依据。唐律不仅在形式上尊奉儒家思想，在内容上也贯彻德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大多数罪名与南北朝相比大为宽简，同时也避免出现类似隋朝滥发法令、有法不依的情况。后世《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沿袭唐律并略有修改，德治与法治联系越来越紧密。清末法制改革之际，中国经历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礼法之辩。关于《大清新刑律》的立法原则，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律大臣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法理派”产生了激烈的理论争执。沈家本认为修律的指导原则是“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代相沿之礼教民情”，新修订的《大清新刑律》兼顾道德与法理，迈出了中西法律思想融合的重要一步，这部法律否定了宗法制度的作用，规定公民不论尊卑、良贱、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引入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同时又充分维护传统文化，如分则首先规定“侵害皇室罪”，这表明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十恶”虽已废除，但其实质依然被《大清新刑律》所继承，律后《暂行章程》五条是传统道德集中体现，规定侵犯尊长、盗掘坟墓和危害皇权的行为要加重处罚。
四、结语
在如今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重提以德治国，并不是要让道德的地位超越法制，而是希望使德治成为与法治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使以德治国成为依法治国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施保障。中国古人的实践表明，法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作用，但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良法必然是源自社会道德并符合社会道德的。希望中国能够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取西方法治的经验，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作者：顾铮峥单位：复旦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