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4:44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通篇文章围绕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个文眼展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一、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
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本文叙史的特点是在观点统率下对史实做出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卯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以“拱手”二字做了概括。又如作者所谓“攻守之势异”，指的是秦要统一全国，自然要对山东（崤山以东）诸侯采取攻势，逐步消灭它们；而在统一全国之后要防止人民颠覆它的政权，这就转入守势了。处于攻势“尚诈力”，处于守势“贵顺权”。“顺权”，就是施行仁义以收拢民心。山东诸侯曾多次合纵抗秦，皆被张仪等人的连衡术所破，韩、魏、楚三国多次献地于秦，秦土日广，这是秦的“诈力”策略的胜利，作者把所有这些史实都集中到九国之师攻秦失败一事上加以表现。说到秦统一全国后，则着重揭露秦始皇压迫人民的政策――这其实是“诈力”策略的继续。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秦在转入守势之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过秦论》中篇语），它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秦灭六国后依旧残酷地压迫人民，不施仁义，故而迅速灭亡，这是贾谊的基本观点。要讲清这一点，就必须以史实为据，说明秦的兴亡过程，政论叙史看重的是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不讲求细节的准确。
二、对比论证方法，通篇极化对比
本文通篇采用对比论证手法，极化的对比论证。为了使文章主旨鲜明显豁，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作者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时，都采用带有夸张意味的对比手法，将对比双方推向极致，用夸张的手法叙事状物，使矛盾更为突出，观点更鲜明，从而突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在文中最突出就是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这四个方面的对比运用交织在一起，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论说有力。
（一）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的崛起始于秦孝公，文章先写地理优势，次写政治雄心，一个“席卷……”排偶句尽现秦虎视眈眈的情态、咄咄逼人的气势。“固守”二字暗示出秦孝公的上下一心、恪尽职守。秦“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是“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具与连横”的直接结果。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五位国君均“蒙故业，因遗策”，继续执行孝公攻夺天下的既定国策。文章略写后两位“享国之日浅”的史实，详写前三位。从四个方位写秦攻城夺地之锐不可当，以诸侯约从之时人之众、将之广、心之齐、谋之深、志之坚写秦遭受严峻的挑战。秦最终无费一矢一镞而致“诸侯已困”。秦由攻势转入守势，始于“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及至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乃对外“执敲扑而鞭笞”，对内则废道焚言、“隳”“杀”“收”“销”、筑城掘池、良将精兵守要害。此时暴虐无道的愚民、弱民、防民之策完全背离仁义，有失民心。至此，写秦的败亡，更是比中有比。这种“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结局说明此时的秦已变得外强中干，秦亡原因已暗含其中。
（二）六国与秦的对比。文章在叙述惠文、武、昭襄的业绩时，以诸侯军队之众、谋士之多、土地之广等做比较，并列举国名、人名。与秦抗衡的六国，地广、人多、俊才云集，且“合纵缔交，相与为一”，似乎万众一心。结果却是“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从散约败”，“强国请服，强国入朝”，这样夸张的对比，足以衬托出秦国实力之强。这第一层对比是极强者与较强者的对比，形成反差。
（三）陈涉与秦王朝的对比。文章叙述始皇统一中国的功业与陈涉以一介戍卒率众起义的情景，确是又一个强烈的对比。虽然“始皇既没”，但陈涉面对的仍是“余威震于殊俗”的强大秦王朝。而作者极写陈涉穷困平庸，出身卑贱，才能平平，无钱无势，士卒少而疲弊，更无装备可言。但他一旦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影响所及，“山东豪俊遂并起”，以致显赫一时的强秦亡于一朝。这第二层对比是极强者与极弱者的对比，形成的反差较前更强烈。
（四）陈涉与六国的对比。文章在末尾议论中，将陈涉的起义与诸侯国合纵抗秦做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对比。“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一比地位。“i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二比武器。“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三比士卒。“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土也”，四比人才。陈涉与诸侯不论在哪个方面比较都要差很多，可正是他率领戍卒，打败了强大的秦朝。这正好从侧面反映出秦朝灭亡，问题不在对手，而在于本身。
纵观全文，四组对比，贯穿全文，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一气呵成。所有这些，都是采取将双方“极化”的办法，反衬而说明问题。一般的夸张，通常是“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s，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就事物的某一属性予以夸大。而贾谊写秦攻之易，却先将双方极化，再将攻取极化，则文词便壮采飞扬，足可披瞽骇聋。“壮词可得喻其真”，像“拱手而取”、“无亡矢遗镞之费”，“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反而有助于文义的鲜明显豁。
可是，《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而非史籍，它所描写的诸葛亮“空城计”，许多人认为并非史实。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又为何会使诸葛亮成为最著名的“空城计”的施行者呢?
一、三国时期确有“空城计”
诸葛亮所在的三国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确发生了数次“空城计”。
据《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载：赤壁之战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吴将黄盖在武陵开城门拒敌之计与“空城计”所不同的是“贼半入，乃击之”；但因其众寡，“自以不敌，因开城门”又与“空城计”相类似。
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得知曹军积蓄军粮于北山下，遂命黄忠前往偷袭，以赵云屯兵于侧，策应黄忠。黄忠过期未还，赵云率数十骑出营迎视，正遇曹军扬兵大出。赵云且战且退，“公(曹操)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吴黄武元年(222年)，魏将曹仁欲取濡须，却佯说要攻羡溪。吴濡须都督朱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间。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日：‘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曹仁以为朱桓没有防备，盲目攻城，被打得大败。
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引《魏略》记载：魏黄初七年(226年)，孙权领五万众围文聘于石阳，时逢大雨，石阳城崩未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日：‘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关于此次“空城计”，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因其与本传“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的记载有差异，故怀疑文聘敕城中人不得见，自卧舍中不起可能是当时魏人的故事传说，因而在引注这条资料后特别说明：“《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二、诸葛亮“空城计"史载有分歧
裴松之不仅对文聘“空城计”提出了疑义，他更对所引《蜀记》所载诸葛亮“空城计”提出了驳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载：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十二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是不相信这段记载的。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他由西城进军丹口，遇雨班师，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二十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战争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尤其这番话是郭冲对司马懿之子司马骏说的，而“对子毁父，理所不容”，更何来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呢?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1]
不能说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记载的驳斥没有道理。但是，裴松之既然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就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根据。
三国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有关三国的许多史料、传说被发掘出来，记载诸葛亮的资料相当丰富并且活跃。南朝刘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的“异闻”深感“每多舛互”：有的是“纰缪显然，言不附理”；也有的“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究竟是史实还是传闻已经“判不能断”[2]了。这些情况既指整个三国史料而言，亦包括诸葛亮的资料在内。
既然那时就已经深感有些资料“判不能断”，那么裴松之的“驳斥”就仅是一家之言，对该资料采用选注，而不是淘汰的这一引注的事实，仍然表明了对该资料的重视；换句话说，即该资料所载之事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转贴于
以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资料的驳斥而言，以诸葛亮不让魏延“万人别统”证明不可能派魏延率大军，就显得武断了些。因为，诸葛亮虽然因谨慎而不许魏延“万人别统”去行“子午谷奇谋”，但却是将魏延视为大将而让其多次领军出战的，如建兴八年遣魏延率军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即是明证。
所以，有关诸葛亮“空城计”的记载，宁可存疑而不宜断然否定。
三、历史上有诸多“空城计”
广为传布诸葛亮“空城计”的是产生于元明时代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创作者，之所以要绘声绘色地描写诸葛亮“空城计”，除了要“状诸葛之智”外，想必是受到了历史上诸多“空城计”的影响。因为到此时，历史上已经发生的空城计，除前举 三国时期的几次空城计外，还有很多。
据《春秋经传集解》卷三鲁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元前666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秩之门。”郑示楚以闲暇，“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认为“郑有人焉”，不敢进，等诸侯援军一到，“楚师夜遁”。
据《晋书·刘琨传》记载，西晋末怀帝永嘉年间(304年－313年)，刘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记载，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十一月，“(后)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部下不解，以为是轻敌。萧承之说：“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记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五月，“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唐公李)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而悉开诸城门，突厥不能测，莫敢进。”
据《旧唐书·张守珪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寇陷瓜州，瓜州刺史张守珪“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城中人相顾失色，……守珪日：‘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琏纵兵击败之”。
据《十国春秋》卷七《周本传》记载，五代吴高祖天裙十五年(918年)七月，闽、楚、吴越将兵二万攻信州，信州兵不满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信州数匝。信州刺史周本“命启关，张虚幕于门外，召僚佐登城，数作乐宴饮。飞矢雨集，略不为动。吴越疑有伏兵，解围去。”
以上所举，仅是《三国演义》成书前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空城计”中的几例而已。它们无疑为《三国演义》创作“空城计”提供了可资汲取的丰富材料。
四、《三国演义》对“空城计"的完善
诸葛亮治蜀二十年，安抚百姓，约制官吏，赏罚公平，法治严明，被人誉称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3]。而且他清廉谨慎，克己奉公；对待部属，开诚布公，操劳国事，鞠躬尽瘁。所以，当这个杰出的政治家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引起了蜀人的深情悼念，《襄阳记》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到蜀汉末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这种“蒸尝止于私门”的纪念活动更加广泛而深入，朝廷被迫在沔阳为之立庙。
由于诸葛亮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又深得民心，所以产生了许多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传说。诸葛亮死后约四十年，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即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袁准也在《袁子》中说：“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日‘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在有关诸葛亮的传说里，除了继续表现他忧国勤政外，还突出了他战胜强敌的杰出军事才能，而后一点，多少是有悖于史实的。
《三国志》所注引的诸葛亮“空城计”，即是突出他的军事才能的。本来，如果仅是《三国志》的注引，影响不会很大，就像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空城计”一样，不下功夫在史料中征引，是不会为许多人所熟知的。诸葛亮“空城计”之所以影响特大，完全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还在北宋时，当时城里小孩就带钱去听“说三国”的“讲史”。除了说书艺人“说三国”外，还有影戏、戏曲表演三国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文字虽简率，却已具有后来《三国演义》故事的主要情节。《三国志平话》中，也有一个诸葛亮“空城计”故事，主要内容是：曹操引军攻紫乌城，孔明令偃旗息鼓，军人街门作乐，百姓带酒与之作乐；故事结局是：魏延等杀败曹军。
《三国演义》的创作者没有将故事停留在《三国志平话》的水平上，它依据历史资料、民间传说、评书戏剧等，大大丰富了三国故事的内容。它大写特写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依据的是《三国志》上的注引以及历史上发生的“空城计”的一些细节，从而构成故事的主要内容。它描写有声有色，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感，使读者多不怀疑其历史真实性。
由于《三国演义》广为传播，影响很大，可谓家喻户晓，诸葛亮的“空城计”也随之广为人知。《辞海》有“空城计”条，除诸葛亮“空城计”外，未阐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空城计”，就很能说明问题。
注释：
[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2]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抗日名将陈明仁的戎马一生
1950年7月30日，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公报，其中一项特别引人注目的战绩是：军起义846950人，和平改编293030人，两项合计1139980人。更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在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的1609位中国人民帅、将级军衔功臣中，竟有159人是原军队中的旧军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军事史上创造的又一个奇迹。其中，抗日名将陈明仁即为其中的一个。
在严峻的抗日救国战场上，陈明仁以他从戎报国的远大志向，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战争中，他从给蒋家王朝卖命、与人民为敌，到顺应潮流、率部和平起义；解放后，他挥兵剿匪、支援地方建设、镇守南疆，为国为民建立功勋。
广西战略要地昆仑关战事吃紧，总指挥杜聿明前线告急要人，军令部请示，整个西南的部队他不调，偏偏想到了千里之遥的陈明仁。面对急待回复的何应钦，脸一沉：“那就让那个预备第二师的陈明仁去吧！”接下来，陈明仁走上抗日战场
陈明仁，号子良，于1903年4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洪源乡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10岁进新式学堂，13岁与长他4岁的谢芳如结婚，1920年考入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后回乡担任小学教员。
1924年春，陈明仁弃教从戎，考入军军政部讲武学校。不久，讲武学校与黄埔军校合并，陈明仁转入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第五营为见习排长，因数立战功，逐升至少将旅长。
1931年，陈明仁率部在河北巨鹿与冯玉祥部的石友三主力作战，击溃对方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被升为军第八十师副师长兼第二三八旅旅长。
1933年9月，陈明仁升任为第八十师中将师长。
1934年夏，陈明仁指挥军第二三八旅在福建沙县作战，败给红军，被免去师长职务，入庐山军军官训练团学习，任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几个月后，陈明仁调任军陆军第二师参谋长。
1935年，陈明仁到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全面抗战的第二年即1938年春上，陈明仁从陆军大学毕业，任军军政部部附。在这期间，陈明仁曾被派为军中将点验主任，负责点验湘、赣、浙、川4省的军部队；还被任为军第六补充兵训练处处长。
6月，陈明仁调任军预备第二师师长。
预备第二师系贵州部队，战斗素质差。陈明仁日夜训练，部队战斗力增强。在九江与日军会战中，参战的其它8个师均溃不成军，独预备第二师完成了预定任务。闻讯后十分高兴，宣布预备第二师和第四十四师合并，取消了预备第二师的番号，任命陈明仁为第四十四师师长。陈明仁不肯，迫何应钦收回成命。由于陈诚从中作梗，命陈明仁回军政部反省。
不久，何应钦从四川抽调3个团成立一个师，交陈明仁指挥，陈明仁要求保留预备第二师番号，何应钦只得同意。知道后，对陈明仁一肚子的不满。
预备第二师的番号，又恢复给了陈明仁，陈明仁满心的高兴，即率部移驻湖南，并先兼任军长沙地区的警备司令，后兼任军芷江警备司令，以及湘潭、株洲警备司令，衡阳、衡山、耒阳警备司令。
1939年秋，陈明仁率预备第二师移驻湖北松滋、枝江。次年冬，开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与日军浴血奋战7天7夜，大获全胜，因而，在柳州召开的军“军事检讨会”上，惟独表彰了陈明仁指挥的预备第二师。当中央社记者采访陈明仁时，问：“陈将军，听说你抱着预备第二师不松手，是吗？”
陈明仁答：“是。你看看，我从军报国以来，走马灯似的，就没培养过自己的队伍。培养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容易吗？队伍的名字(指部队番号―作者注)像商品似的，创名不易，能打出去更难，哪能说撤了就撤了，撤了咋报国？”
在陈明仁看来，没有一支自己培养的部队，报国就是一句空话，所以他把部队的名望看得比自己的职务更重要。
1940年11月15日，日本侵略军以3个师团的兵力，于广西钦州、防城登陆，攻陷南宁后，沿南宁至桂林的公路向郴州袭扰，并派出得力部队占据昆仑关要隘，作为其继续侵略西南的战略基地，企图切断湘、桂、黔的交通线，对湘、粤、桂形成战略包围。
昆仑关位于广西邕（南宁）宾（宾阳）公路的中段，从此地向西南，经八塘、六塘至南宁约40公里，向东北经思龙、芦圩至宾阳约30公里。邕宾公路两端的南宁和宾阳，地势平坦，海拔在300米以下。但越近昆仑关，地势则越高，在五塘与芦圩之间，海拔在600米左右。沿途群山叠嶂，绵延不绝，且多悬崖深谷。昆仑关雄踞于两山之间，不但有高屋建瓴之势，而且仅有一条由数百年前的旧式驿道加宽改建成的邕宾公路可通过，果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势。
昆仑关守敌是日军最精锐的坂垣第五师团。该师团非常狡猾，号称是最能打硬仗的劲旅。原师团长坂垣征四郎，到昆仑关会战时已升调，继任师团长为今村均。这个师团参加侵华战争以来，可谓“战功显赫”。自夺占万里长城之八达岭始，继而察南，再晋北，直至平型关诸战役，均为主攻。平型关遭败未伤元气，遂又攻山西忻口，夺太原，尔后，又转战河北，渡过黄河，侵略山东。在台儿庄和徐州会战中，被李宗仁指挥的军第五战区的部队击败但没垮。
眼下，两军双方争夺昆仑关是关系整个西南战局的一次重大战役行动，担任攻关任务的中国主力部队是军第五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接到命令后，自12月12日起便作攻夺昆仑关的作战部署，率部陆续向指定地区挺进，准备阻击日军北进。
17日，在昆仑关附近地区，与日军遭遇开火，揭开了昆仑关战役的序幕。
杜聿明指挥的军第五军是一支拥有最新机械化装备的部队，由战车部队、重炮兵部队、山野炮部队、快速搜索部队、装甲汽车部队等组成，有新式有线电、无线电空地通信装备，还有千辆汽车、摩托车。该军共辖3个师，即荣誉师，师长郑洞国；第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另外还有军部直属各种部队。杜聿明原欲凭自己的精兵强将夺回南宁，不料经几昼夜激战，进进退退，无大作为，昆仑关被日军占领。进而日军以占据昆仑关右面的一座高峰为主阵地，构筑坚固工事，明碉暗堡，纵横遍布，火力配置齐备，防守十分严密。在主阵地前沿两侧，左翼的441高地与中汉村，右翼的廖家村与湾塘，分别建有侧面辅助阵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持。作战时，日军有飞机助战，狂轰滥炸，杜聿明部伤亡惨重，只好转攻为守，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战事越加吃紧。
在此关键时刻，杜聿明连连告急要人，军令部请示，整个西南的部队他不调，偏偏想到了千里之遥的陈明仁。面对急待回复的何应钦，脸一沉：“那就让那个预备第二师的陈明仁去吧！”
重新夺回昆化关后，中国军人在欢庆胜利
25日午夜1时，军令部急电陆军预备第二师师长陈明仁，令其率部驰援昆仑关。
此时，陈明仁正心情沉郁地率部在鄂南枝江、松滋、公安一带沿江驻防，防止日军由武汉溯长江而上，西犯宜昌或南犯常德。全师防守于200余华里的江防线上，一面构筑工事，向武汉方向警戒；一面加紧训练，准备迎战日军的侵犯。陈明仁接令后，心中一乐：只要打日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于是，陈明仁令所属各团连夜组织敢死队，由各连挑选精锐官兵1个排，每4个排为1个分队，每个分队为1个敢死队，天明时分，全师组成56个敢死队。
上午9时30分，陈明仁在枝江召开各团敢死队官兵誓师大会。
会上，陈明仁慷慨激昂，痛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妄图灭我中华，欲使国民做亡国奴的祸心，激励众官兵发扬革命军人的爱国精神，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最后，他振臂一挥，斩钉截铁地说：“每个官兵都要在战斗中杀敌立功，日寇不除，何以家还！”
敢死队官兵更是群情激愤，个个斗志昂扬，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服从指挥，为抗日救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下午3时，陈明仁命令第四、第五、第六步兵团，以团为单位，用强行军的速度赶到衡阳转乘火车至郴州。陈明仁亲率师部及敢死队官兵从枝江出发，强行军至禄口，然后转乘火车至柳州。于是，全师各部队日夜兼程，一昼夜行军180华里，7天7夜行程1300余里，分别到达禄口和衡阳乘火车，急驶柳州。在柳州下车后，又急行军向宾阳、思龙进发。由于陈明仁一贯严以治军，行军途中，部队无论休息或进餐，均不进民宅，受到当地民众夹道欢迎。
战斗之前，陈明仁对部队的要求更加严格，他号召全师官兵在抗击日寇的战场上，要勇猛当先，果敢冲杀，有功者奖，畏缩者罚，逃跑者以军纪论处。他按照所得知的昆仑关的战报，在行军途中，即同有关作战人员对着地形图研究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从昆仑关左右两翼增援杜聿明部，首先攻打昆仑关324高地，以取得有利的制高点和立足点。
当预备第二师向宾阳、思龙开进时，陈明仁利用空隙时间，召集各步兵团长、炮兵和工兵营长以上及有关作战人员在前沿阵地上，对敌情、地形进行反复周密的侦察和判断。当时发现在324高地及其左侧一带高地，约有敌军一个联队，其防卫重点似在324高地主峰。该阵地障碍物只有一层屋顶形的铁丝网，这是敌人凭借324高地地形险峻而加强设置的。日军火力点的布置虽然十分隐蔽，但经详细观察，仍然可以发现其有利于我方对火力的压制和突击。经过详细研究，陈明仁环视一下全场，胸有成竹地说，324高地山高坡陡，工事建筑坚固，火力封锁严密，正面强攻，势必难于奏效，但不拔除这个据点，就不利于全线反击敌人。因此，我们只得将攻击的重点指向324高地。陈明仁沉默片刻，下达命令：
本师决定向正面之敌发起攻击，重点指向324高地，由两翼包围歼敌。
第四团团长洪行率部由左翼首先投入战斗，进行佯攻，将敌火力吸引到左翼，保障主攻方向得手后，向敌纵深攻击前进。
第五团团长戴坚率部主攻324高地，选英勇善战的官兵组成敢死队，由工兵支援，实行主要突击。
第六团为师预备队，暂在师部附近待命，准备攻击右翼。
陈明仁的命令，坚决果断，切合实际，大家决心身体力行，与敌决一死战。
会后，各步兵团分别组织营、连、排干部对各自的攻击目标、前进路线，进行更细致的侦察。对于敌人的每个火力点让各重机关枪连进行了严密分工，哪挺机枪压制哪几个火力点，都明确了各自的攻击任务，以保证对敌实施有效的火力压制，掩护步兵进行攻击。陈明仁还亲自检查了敢死队，对这些士气高昂的官兵，他只讲了一句话：“看到你们这样威武雄壮的队伍，我相信一定能打胜仗！”
敢死队的官兵们受到鼓舞，齐声回答：“听从指挥，坚决消灭日本鬼子！服从命令，誓死杀敌立大功！”
一切准备就绪，预备第二师敢死队向昆仑关日军全面进攻即将展开。第五团敢死队担任正面攻击，第四团敢死队担任左翼攻击，第六团敢死队担任右翼攻击。
战斗中的远征军士兵
进攻战斗均在夜间进行，白天只派少数官兵潜行侦察敌情，至夜幕降临及拂晓之前，全军即出动攻击，此为“盯黑不打白”。
日军知道预备第二师增援部队采取夜袭战法，他们便在晚间收缩在碉堡内防守。我敢死队官兵冒死攻坚，一连三晚不断地向敌碉堡猛烈攻击，摧毁敌碉堡多处，大部敌人被迫退到第二线，但仍有少数顽敌坚守不退，从堡内枪眼向外扫射，敢死队官兵伤亡甚众。
在连续3晚的战斗中，陈明仁亲临前线指挥。敢死队攻占日军阵地，日军不甘失守，增援反扑，预备第二师官兵坚守阵地，寸土不让。敌人冲上来，敢死队官兵即出阵与之肉搏，双方亮出明晃晃的刺刀和战刀厮杀在一起。
一时间，只见刀枪交错，杀声震天，血流遍地。在陈明仁的直接指挥下，英勇的预备第二师打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攻。
这时候，担任佯攻的第四团的枪声也跟着一阵响似一阵。日军见中国军队首攻左翼，急忙将兵力向左翼转移，妄图阻止第四团进攻。这时担任主攻的第五团与工兵连，在戴坚团长带领下，早已趁夜黑接近敌人，将敌铁丝网剪开几十米的缺口。敢死队借着炮火和各种火力掩护，将炸药塞入敌人堡垒，被炸毁的敌堡火光冲天，敢死队官兵强攻入敌阵，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格斗，直杀得日本鬼子尸横山头、嚎叫逃窜。日军虽几次组织反扑，并以强大炮兵火力，轰击陈明仁的前沿指挥所，待陈明仁组织的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后，日军终于被歼,324高地遂为预备第二师占领。这是昆仑关一战中中国军队从日军手中夺回的第一个制高点。
在此期间，昆仑关后路五塘、六塘的日军，曾两次共派出一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前来增援，以预备第二师部全力抵抗，致使敌军伤亡惨重，退回原地。日军陆上增援失败，便用飞机空投500名精锐士兵增援参战。
经过连续几天战斗，日军虽在陈明仁部的强大炮火不断打击下，遭到惨败，但仍凭借地道暗堡工事，利用山头死角，进行顽强阻击。特别是从地下工事射出的机枪火力，还凶狠猛烈，使陈明仁冲锋部队的进攻连连受阻。陈明仁立即命令改变打法，指示各团、各营精选身强力壮、作战勇敢之官兵，组成小股突击队，同日军进行逐地、逐点的争夺。在拼搏过程中，有时为了夺占一个山头据点，双方几上几下，几进几退，几个回合下来，伤亡累累。有时在一个地道工事内，聚集着几十个日军负隅顽抗，预备第二师的尖兵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地把炸药包、集束手榴弹投掷下去，将其全部炸毙烧死。当日军作垂死挣扎进行反扑时，预备第二师的勇士们即亮出刺刀与之白刃肉搏。
陈明仁通观战场全局，对每一战斗进程都能体察入微，及时指挥。在一次战斗中，第五团团部被日军包围，形势十分危急。团长戴坚将重要公文等烧毁，预备与阵地共存亡。此时，陈明仁突然出现在阵地上，命令第五团二营四连连长彭德率全连官兵投人战斗，以解团部之围。彭德立即组织全连9挺轻机枪，集中火力向敌人薄弱方面发动猛烈进攻。同时，另组织一个排的兵力上好刺刀，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彭德负伤，但仍继续指挥官兵与日军白刃格斗。全连付出伤亡过半的代价，终于解了团部之围。陈明仁当即嘉奖彭德，提升他为二营营长，接替了阵亡的二营营长之职。
陈明仁率部夺取324高地后，继续指挥第四团向九塘进攻。第五团则由324高地尾追敌人，向前推进。
由于地形复杂，情况不明，第五团主力进入一无名山谷中，受到日军的反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团长戴坚沉着勇敢，毫不畏缩，立即组织反击。
陈明仁见状，当机立断，立即命令师预备队第六团一个营进击日军侧翼。日军腹背遭围，遂向九塘退却，第五团主力继续随尾追击。第四团切断九塘至昆仑关的公路，由东面进攻，第五团由北面向九塘进攻。正当九塘之敌欲退五塘之际，陈明仁抓住战机，遂命第六团向五塘进攻，断绝日军归路。
日军四面被陈明仁部堵截，乱作一团。陈明仁当即命第四团、第五团发起猛攻，合击日军，并协同友军部队将退至九塘之敌歼灭。
这时，五塘之日军退守四塘，陈明仁指挥全师乘胜向四塘进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了石登岭高地。日军从南宁以一个联队增援四塘，企图夺回五塘。陈明仁利用石登岭有利地形，重新部署兵力，命第六团居中阻击日军反攻；命第四团、第五团由左右两翼包围日军。日军前进运动，完全暴露在中国军队火力之下，又经激战，歼灭日军2500余人，只有少数残敌，退守南宁城，战斗结束。这是抗战4年来军在南宁打的第一个大仗。预备第二师受到的嘉奖，全体官兵在昆仑关战斗胜利的战场上，度过了1941年春节。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人民南下部队开进长沙市
侵缅日军又占滇缅边境，切断盟国与中国惟一的运输通道，中、英、美提出联合抗战，中国战区盟军统帅急令陈明仁率部打通西南国际交通线，战场上恶仗一个接一个，终于粉碎了日军的侵略阴谋
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军相继占领香港、新加坡，同时向驻缅甸等地的英军发动进攻。开始，英国政府要求中国军队协助防守香港，则要派兵入缅作战，而美国担心日本占领缅甸，控制滇缅路段，完全切断中国与其他盟国的交通运输，所以也积极赞助中国出兵缅甸作战。
1941年12月19日，中、英、美三国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联合作战问题。但由于英美矛盾，英军太平洋战场总司令魏菲尔将军拒绝了关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提议，三国联合抗战的问题没有统一。
1942年1月1日，中、英、美、苏、荷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宣言，共同对德、日、意轴心国作战，决不单独与敌讲和。
2日，担任了中国战区盟军统帅，负责指挥包括中国、越南、泰国在内的全部盟军。继而美国派史迪威将军到中国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英国在危急的情况下，表示“欢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21日，日军第十五军团由马来西亚进攻缅甸，并向中国西南边陲云南省西部进犯。日军第三十三军团的一个师团，沿滇缅公路占领中国腾冲和龙陵，从惠通桥渡过怒江，企图侵犯滇西重镇保山。
保山是一个南北长75华里、东西宽25华里的新坝，四周群山耸立，易守难攻。急调陈明仁部阻击日军，将日军压退至怒江西岸，两军对峙于高黎贡山西南麓的腾冲和怒江两岸的龙陵、保山一带，拉开了滇西抗击日军的序幕。
2月，缅甸全境和滇西边境地区已被日军占领，中印交通被截断，美援物资无法运入缅甸，更运不到中国来。
3月，先以驻云南省之中国军第五军、第六军两军为骨干，编成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暂编第六十六军，分两路向缅甸、越南进击。
4月，第十一集团军下辖的滇西前线由陈明仁指挥的第七十一军主力又被编入远征军。这样，加上滇东南的第二十集团军、中国军队驻印缅境内的新一军、新六军，远征军就有了20万大军，分东西中三路军抵抗在仰光登陆、向中国云南边境进犯的日军，陈明仁部在滇西原地守防。
经过多次战斗，首先是英缅军被日军打垮，继之是中国军队受到严重损失。
在日军追逐之下，西路军两个师向北退入印度国境，中路军向北由孟洪、葡萄退回云南，东路军也由滇南景栋撤回中国境内。此次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共10万之众，丧生送命6万之多。日军先头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攻占腊戍后，即组成了一个以装甲车为先导并用百余辆汽车载运步兵的快速部队，沿着滇缅公路疾进，经畹町、芒市、龙陵到腾冲，于5月5日直抵怒江上游的惠通桥。
怒江两岸，山势陡峻，两岸公路顺山势上下蜿蜒曲折。怒江江面不宽，但水流湍急，奔腾咆哮，犹如发怒的长龙。惠通桥跨江而立，日军已有一部分渡过了怒江。此时滇西局势危急，连昔日被称为大后方最安全的城市昆明也震动了，人心惶惶。
此时，陈明仁所指挥的第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驻在西昌一带，受命急速开进至滇西的祥云附近集结，全军整装待发。
从全国战场形势看，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中国所有的海口，截断了中国接受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路线。这对于中国整个抗战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威胁，只剩下一条滇缅公路还算畅通，经印度能够从国外运来必要的物资。如今，这一条路也被截断，中国抗战的困难就更加大了。
滇西前线陈明仁指挥的第七十一军，是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的主力。该军又是首先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12个王牌军之一，陈明仁奉命令，抢先占据保山后，陈明仁当即部署两个师建立江防阵地，坚守三个险要渡口防备日军来犯。
5月28日，陈明仁直接深入到第八十八师第二团指挥作战，在龙松公路上打击日军，击毙了一个日军大队长，搜获其囊中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一份作战计划及一张地图。得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全部集结在腾龙地区，分为腾北、腾冲、龙陵、腊猛（松山）、芒市、新浓6个守备区。其师团指挥部及直属部队驻在芒市，判断其兵力约为2万余人。
陈明仁将此情报速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官宋希濂并转呈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林蔚立即电告军令部。
5月31日，即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怒江，留置小股部队在西岸从事游击活动。
正当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怒江对峙之时，缅甸全境及滇缅边境被日军占领，中印交通被切断，美援物资无法从印度运进中国，中、英、美 皆大为焦急。
11月28日，军令部颁发《部署联合英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的训令，其以第十一集团军第七十一军为进攻主力部队。军长陈明仁接受任务后，便立即向部队传达做好消灭入侵滇西边境的日军，进军缅甸、占领滇缅要塞，打通中印公路的准备。
反攻之前，陈明仁周密地研究和选择了进攻的路线，其中有一条由怒江岸边一处通往腾冲的山路，军用地图未能标出。这份地图是在多年以前绘制的，不可能精确无误。陈明仁得知美国的军用地图都是用飞机照相制成，便请盟军指示英军飞机在怒江到腾冲这一段线路上进行航拍，再根据照片提供的资料制成一张准确性较高的作战地图。
1944年5月5日，以陈明仁第七十一军为主力的作战部队从沪水、双虹桥、惠通桥渡过汹涌的怒江，沿固东街南下，围攻腾冲城日军。
腾冲是明末遗民修建的抗清石城。腾冲守敌为日军一个联队，于城郊构筑了来凤山、飞凤山、辉凤山、凤凰山等4个坚固阵地，且互有交通壕沟通，能以火力相互支持。阵地前还设置多层铁丝网，居高临下，能以强大火力压制中国军队进攻。其主力则利用坚固的腾冲城墙和坚固的房舍，步步设防，其炮兵则隐蔽布置在城内，城内城外互相策应。在腾冲经过45天的激烈战斗，陈明仁第七十一军全歼日军一个联队以及经战斗退回城内之敌4000余人。9月10日，陈明仁第七十一军收复腾冲，取得了滇西反攻的第一个胜利。陈明仁被誉为“能战之将”。
接着，陈明仁又奉命率部围攻松山日军守敌。
松山，是矗立在惠通桥畔的一座高峰，巍峨峻拔，形势险要，是滇缅公路的天然屏障。日军在这座山上筑有坚固完整的工事，凭险顽抗固守，山路蜿蜒，峰回路转，多处都在松山日军射击目标之内。日军驻这里的指挥官，是号称“战争之花”的松井少将旅团长。他手中掌握着一支战斗实力很强而又十分野蛮的部队，还有炮兵协同。日军居高临下，炮火所及既可封锁惠通桥两岸，又能控制怒江上下游广大正面的射界。松井还配属有一个工兵大队，从地面到地下，构筑了纵横交叉的坚固工事，自称为“攻不破的堡垒”。因此，日军把松山作为全线的可靠屏障，而对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则视为前进道路上必须拔除的钉子，它已成为两军必争、血战不让的战略重地。
围攻松山的战斗打响以后，陈明仁集中所有的重炮、榴弹炮、迫击炮等各类炮群，在不同距离和位置上，一齐指向松山日军阵地，昼夜不停地猛烈轰击。炮弹爆炸声震颤大地，惊心动魄。只见松山日军阵地在陈明仁部的强大炮火轰击下，山石横飞，一片火海，地面工事与树木杂草，均被夷平烧光。
紧接着，陈明仁指挥围攻松山部队的步兵分成几路向日军阵地发起冲锋。部队攻到山腰时，日军即凭借地下未被摧毁的工事，和地面上的残存堡垒与山崖死角，进行阻击顽抗，特别是从地道射出的交叉火力，使第七十一军冲锋部队遭到重大伤亡，攻势受挫，进攻停了下来。
也就在攻夺松山之战打响不久，日军将腾冲方面的部队集中起来攻夺滇缅公路要冲上龙陵城，以解松山日军受困之围。坚守龙陵的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面对日军的步步逼近，眼看着节节败退，有的部队已经退到黄草坝。第八十七师师长张少勋慌了阵脚，动摇了再守龙陵阵地的决心，要求陈明仁军长变换阵地，放开公路。
陈明仁认为，此举正合敌意，让开大路，日军松山之困就可解围，日军则可打过怒江，直指昆明。这不仅使上场战斗取得的胜利前功尽弃，且威胁大后方的安全，绝不可取。于是，陈明仁即严令第八十七师师长张少勋，必须坚守阵地，不准再退一步。
张少勋师长接到陈明仁军长不得再退的电话后，心急如焚，则瞒着陈明仁，直接打电话给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宋希濂。张少勋向宋希濂苦苦报告说，部队伤亡忒惨重了，再坚守，全师就要覆没了，得赶紧撤退，另辟阵地。
恰逢此时，陈明仁也要打电话给宋希濂司令官。接线员插上塞子，随手又拔掉了，马上报告陈明仁说，宋长官的电话没空，线路占了，听音，是张少勋师长与宋司令官正在讲话。陈明仁心中有数，当即要接线员将塞子插上，监听他们的谈话。陈明仁清晰地听到张少勋在电话里向宋希濂叫苦不迭，又听到宋希濂不耐其烦地说：“少勋，部队万一守不住，就不要硬守了，可以变换阵地，放开公路就是了。”
谁知正在这边监听的陈明仁，这时按捺不住愤怒了，霍地对着话筒高声吼道：“张少勋，你必须给我守住，绝不可后退，这关系整个战斗的大局。今天，七十一军是归我指挥，我的命令不算数吗？你敢撤退，我敢剥你的皮，信不？”接着，陈明仁口锋一转，又对着宋希濂高声喊道：“总座，作为司令长官，你不可以不与我商量，就直接处理我职权内的这个问题。要不，有你还要我做什么？”陈明仁话音一落，撂下电话，噌地点着一支烟，猛吸一口，就急匆匆地去指挥战斗了。
宋希濂自感尴尬，背着双手，在长官指挥部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自我解嘲道：“唉，战场上的事，就是这个样子。”时间不容宋希濂多想，电话机子又叫开了。
作为一师之长的张少勋，猛地吃了陈明仁的一顿枪药，自讨没趣，并且更知道违反军令末了的下场。挂断电话后，张少勋自知龙陵阵地，日军已撕开口子，这仗实在没法再打，也无颜再见上司陈明仁，便开枪自杀了。
宋希濂将此消息告诉陈明仁时，陈明仁仍恼怒地说道：“张少勋死了活该。”
宋希濂道，少勋还没有死，未打中要害，我去看了他。
陈明仁更是火冒三丈说：“张少勋战场自毙是为了逃避责任，咎由自取，他不死，我也得枪毙了他。”并义正辞严地对宋希濂说：“总座，你去看他，不是等于纵容他吗？”宋希濂瞠目结舌老半天，无言以对。
陈明仁另派师长接替张少勋之职，继续指挥第八十七师部队作战。
在攻打松山最激烈的危急时刻，陈明仁及时研究改变战法。命令各部选出一批身强力壮、射击优良、作战勇敢的士兵，组成小股的突击队，从各个方向与日军进行逐个山头、逐个地堡、暗洞的争夺战。相隔稍远的即以轻重机枪扫射和掷弹筒、六炮轰击，距离较近的则投掷手榴弹和展开白刃肉搏。在有的地堡、山洞内，聚集着数十名日军散兵，因弹尽粮绝而无力还击。陈明仁就选会讲日语的官兵，用日语向日军喊话，促其投降。日军虽毙命在即，却顽抗到底，至死不降，直至陈明仁下令部队，用集束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猛烈轰击，阵地方才复归到手。
就这样，一个地堡一个地堡，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地轰击，经过8昼夜的反复冲杀拼搏，终于全歼守敌，陈明仁部完全控制了整个松山阵地。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无一生还，就是在混战中侥幸逃回龙陵城的几十名散兵，也被日军师团长以作战不力而全部处死。
在打扫战场中，山崖下的一座小屋内，陈明仁发现了剖腹自尽的松山守将松井的尸体，即命工兵把松山尸体掩埋，旁边立了个木牌子，写着松山的姓名和军阶。
在附近一个很深的杂草丛生的大坑内，部队发现了数十具女尸，后经查验得知，这是日本的随营军妓，鬼子兵危急时刻发泄后将她们击毙，令人发指。这些军妓也被工兵掩埋了，并标上日军军妓的记号。
在这次围攻争夺松山的惨烈激战中，陈明仁部也伤亡惨重，这里仅举一个例子：第八十八师1个团的第三营，参战时1200多官兵，松山战斗结束时，仅剩下18名勇士，其中有1名排长、1名班长和16名战士，还都挂着花。其他营、连、排、班长及战士全部为国壮烈捐躯。
官兵们的鲜血染遍了松山阵地的每一寸土地，连从不轻弹眼泪的陈明仁，也禁不住泪流满面。他感慨地道：“这真是一寸山河，一腔热血啊！”
松山阵地拿下，龙陵阵地失守，这已经到了1944年的夏季，残酷的战斗还在后头。
6月1日，陈明仁率领第七十一军的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预备第二师，从惠通桥、攀枝花一线渡过怒江后，即令第三十六师攻打松山日军前沿阵地，主力由左翼迂回龙陵城，将龙陵城郊各高地敌据点团团围住，各个击破，然后攻城。
在扫除龙陵城日军的战斗中，陈明仁特别注意日军情报收集，以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好逐个歼灭。
15日，陈明仁得报，驻缅日军16日12时派运输机3架，向龙陵城里的日军空投弹药和食品。陈明仁凝神盯着桌子上铺开的地图，双眉紧锁，锐眼闪光。片刻，他顾不得与长官部联系，直接拨通盟军空军联络官的电话，不容分说地厉声道：“我是陈明仁，明日12时，日军空军龙陵空投，请你们务必派航空兵于明日12时前，来龙陵上空截击空投敌机。”没等对方未置可否便撂下了电话。
次日12时正，3架日机果然从缅甸方向进入中国龙陵上空盘旋，拉着架势准备向城内日军空投。
这时，盟军航空兵9架歼击机霎时从上空掠过，居高临下，俯冲攻击敌运输机。一阵枪炮过后，日军1架飞机尾部喷出浓烟，一头栽向龙陵城北山坡，随后便是爆炸的轰响和冲天的火光。另外两架日机见势不妙，仓皇遁逃，也同样在盟军歼击机的一阵炮火后，双双吃了个倒栽葱。
陈明仁围城部队官兵目击苍穹的一场空战，全歼敌机3架，无不欢欣鼓舞，很快将松山、龙陵城之敌肃清。但敌之主力退守龙陵一隅和回龙山、三台山阵地，拼死顽抗。在重炮轰城之后，陈明仁抓住战机，以两个师的兵力，分别从东北、东南方向同时攻城。日军逐屋扼守，负隅顽抗，围攻部队攻城推进十分缓慢。
此时，陈明仁与率领攻城的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熊新民共同商量，重新研究了敌情、地形后，作了新的部署。全师组成3个突击队，由炮兵协同，梯次轮番冲击，经过10天9夜的激烈强攻，将日军龙陵守敌2500多人全部歼灭。只有一小股约百人之敌乘夜突围，窜入大龙川与大盈江之间崇山峻岭的原始森林中，陈明仁也没放过他们，便派出一个步兵营跟踪追击，经过10多天的追击搜捕，将逃敌逼于汹涌的大盈江边，有的被击毙，有的由于连日无粮饿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被一一生俘。
第七十一军在陈明仁的直接指挥下，终于夺回了龙陵城。当灿烂的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这些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战的官兵们，眼里噙满了泪花。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刻，一场惊心动魄的回龙山山地攻坚战又开始了。
回龙山是畹町的门户，要取得滇西抗日的最后胜利，夺取回龙山是个关键。围攻回龙山的任务先由第十一集团军新增的第二师和第九师担任，由美国飞机掩护。两个师围攻12天，伤亡过半，未能攻下回龙山。非常着急，就把攻夺回龙山的任务交给了刚刚腾出手的第七十一军陈明仁部来完成。
1945年1月16日，陈明仁接到远征军司令部召见议事的电话，他马不停蹄地赶到那里，才知道让他率部接防，攻打回龙山。
上司的信任和重托，使一惯争强好胜的陈明仁激动异常，心里道：恶战即在，由我陈明仁亲率千军万马，当然当仁不让。
然而，还没等陈明仁启口，一个高个子的美国联络官，望着满身战尘的他，用中国话问道：“陈将军，你们哪一天可以拿下回龙山？”
陈明仁用锐利的双眼瞟了一下美国高个子联络官，然后斩钉截铁道：“我的部队明天到达，后天接防，第三天攻下回龙山。”
陈明仁的气魄和言语，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一惊。
还是那个高个子美国联络官，疑虑重重地追问一句：“根据何在？”
“我是中国军人，中国有句老话，叫‘军中无戏言’。你是军人，你应该知道，三日拿不下回龙山，我就与回龙山共存亡。”看来，陈明仁已经立了军令状，誓死攻克回龙山。
陈明仁从远征军司令部返回部队，立即向全军作了紧急动员、调动、部署。部队接防就绪，陈明仁就在前沿阵地召集各师团长、炮兵指挥官、空军联络官、通讯营长等研究部署歼灭回龙山日军的作战计划。陈明仁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态势，然后语调铿锵地向大家指出日本侵略者的战术是僵硬的、傲慢的、笨拙的，只知死守硬拼，同时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教化，宁死不放下武器。因此，我军惟一的办法是：整体包围，各个击破，予以全部歼灭。他指着地图对各师师长发号命令：为了使日军不能从回龙山逃回缅甸，以第八十七师沿左侧山丘地带迅速迂前进，切断敌人退路；第八十八师由滇缅公路两侧主攻回龙山敌主阵地；另两个师为预备队，以一个团佯攻三台山。为迷惑敌人，要调动步兵向三台山方面汇集，调集盟军航空兵的飞机袭扰三台山上空，给其造成我军欲主攻三台山的错误判断。
各师长点头称是，打心眼里佩服陈军长的战略战术。陈明仁最后强调道：“我已立下军令状，把脑袋押在远征军指挥部了，各位务必严督部队死力拼杀，打不下回龙山，誓不回头！”陈明仁将右手一挥，“各自回去作战斗准备！”
战斗打响的前夜，山野寂静。陈明仁来到第八十八师刚由副师长升为师长的熊新民驻地，鼓励他说：“友军攻回龙山久而不克，你的八十八师虽然伤亡颇大，但士气旺盛，又有攻坚作战经验。主攻回龙山主阵地的任务交给了你们，非攻下不可，就看你这个湖南老乡的了。”他一掌拍在熊师长的肩上，熊新民心里一热，感到了肩上千钧的重量。陈明仁将指挥所设在第八十八师的前沿阵地，他亲自督战，鼓舞士气。
夜深人静，山风嗖嗖，寒气逼人，陈明仁在前线指挥所用电话检查部队的作战准备。特别是炮弹储备补充情况，直至一切准备就绪，他才抽空休息片刻。
翌日拂晓4时10分，攻打回龙山的战斗打响了。陈明仁命令以三分之二的火力猛轰回龙山主阵地，另以三分之一的火力指向敌之后方和三台山，截断日军的机动增援。日军把主要兵力迅速转移到三台山方向，以阻止陈明仁部进攻。
上午8时，陈明仁命令归属他指挥的盟军航空兵出击，顿时，3架轰炸机轮番俯冲扫射、轰炸回龙山高地。霎时间，回龙山浓烟滚滚，烈焰腾空，天昏地暗，隆隆的爆炸声震天动地，大有山崩地裂之势。
3批盟军航空兵作战飞机轰炸之后，陈明仁命令炮兵转向回龙山主峰轰击，掩护步兵冲锋。守卫回龙山的日军拼死顽抗，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回龙山岿然不动。这时，观战的美国军官冷嘲热讽地说：“陈将军，现在是3时正，离天黑只有两三个小时了，回龙山依然如故，但愿上帝将太阳拖住，不要让它溜下山去，否则，陈军长的嘴巴就再张不了啊。”
而陈明仁显得格外镇静、沉着，他用灼灼逼人的目光射向美国军官，深沉地说：“成功与失败往往仅一步之距，人们不是常说，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吗？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尊敬的先生们，难道等不及了？”说罢，陈明仁拨通第八十八师3个团长的电话，同他们一起通话，他坚毅果敢地说：“时间就是胜利，刻不容缓，我们的身家性命就决定在这两三个小时了，你们要把握住时机。”
3个团长都在电话里不约而同地回答：“天黑攻不下回龙山，决不回来见军长。”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隆隆”的炮声响彻山谷，喊声杀声震天响，密集的枪炮声不绝，硝烟弥漫，两军双方攻守的阵地被血与火映得通红。第八十八师的全体指战员，在陈明仁军长的亲自指挥下，连续发起猛烈冲锋。
下午4时许，回龙山主峰在一片喊杀声中被中国军队占领。当胜利的旗帜在回龙山头迎风飘扬时，几个美国军官发狂似地把陈明仁抬了起来，连声说：“不愧是中国名将，难得之将才啊！”美国随军记者将此次战斗写了长篇通讯报道，陈明仁的威名从此传扬天下，这是后话。
陈明仁眼看了一下手表，当即命令部队向左右扩大战果。战斗持续到黄昏，回龙山、三台山之敌，约1800余人被歼，只有残部约二百余人向畹町方向逃窜，也被迂至此的第八十七师部队拦阻歼灭。
第七十一军在陈明仁率领下，乘胜前进，继续攻击中缅边界上的畹町镇。
畹町镇位于瑞丽江边的中缅边界我国一侧，附近为五六百米高的山丘地带，林木葱笼茂密，小镇上的居民不堪日军的骚扰，早已逃进山中。经过几场激烈战斗，第七十一军收复了畹町镇。至此，盘踞在中国滇西土地上的日本侵略军全部被扫荡干净。少数遁入深山老林中的日本兵，也被中国边民抓获。
踏着祖国的土地，陈明仁来到一个山丘上，从畹町南望缅甸，尽收眼底的莽莽原始森林，黑压压一望无际。但“隆隆”的炮声仍不绝于耳，就知入缅远征军仍在激战，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陈明仁兴奋不已，迈步往西北侧走去，突见一块日军墓地，木制的碑牌上写着一个个战死日军的军阶和姓名，密密麻麻，不下千名。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陈明仁不禁哼起两句唐诗讽刺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接下来，陈明仁率部与驻印远征军新六军、新一军在中国畹町和缅甸芒友胜利会师。
至此，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和中国驻印军，歼灭日军第十八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击溃其第二师团和第一师团。对于日军在缅甸的占领起到了瓦解作用。为英印军抗击日军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减轻了麦克阿瑟进攻太平洋侧面日军的压力。中国与海外的滇缅国际交通线即中缅公路，及中印公路重被打通。滇西抗战至此胜利结束，陈明仁因抗战功勋卓著而蜚声中外。
四平一役，誉陈明仁为所有高级将领学习的楷模，并亲手向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阴差阳错，楷模者偕程潜率部通电和平起义，、朱总司令复电慰勉，从此后陈明仁获得新生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1946年1月，把担任上海、南京、无锡卫戍任务的爱将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25000人马调往东北战场。
4月，东北人民在指挥下发动夏季攻势，严令陈明仁“死守四平”，抵抗人民的围攻。
5月30日，人民在攻占四平五分之三的地盘后，因战略需要主动撤退。陈明仁以少数兵力坚守四平40多天，巷战19个昼夜，保住了四平这一战略要地。还蒙在鼓里的，誉陈明仁为全军所有高级将领学习的楷模，擢升陈明仁为军第七兵团司令官，并亲手向陈明仁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然而，褒奖陈明仁的赞词还在陈明仁耳际回响的时候，正逢陈诚组织参观团到四平战场“视察”，参观团成员中的美国顾问看到阵地上不少工事是用美国军援的面粉、大米垒成的，当场提出抗议。这事陈诚不仅报告了，更厉害的是，陈诚还向另外提供了陈明仁有“野心”的确凿“证据”。
陈诚就是这个样子，对“一家子”总是看不顺眼。不管陈明仁打得好歹，陈诚就爱找他的茬，抗战时期就是如此，如今又找上门来了。
偏听偏信的逮住陈明仁数落一顿不说，陈明仁的第七兵团司令官也被撤职了，第七十一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了，陈明仁被调往南京总统府任中将参军这个闲职。
陈明仁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终日里借酒浇愁，恸问苍天：，你如此昏庸霸道，我陈明仁为你卖命20余载，效忠党国，出生入死，肝胆相照，你却如此专制，哪有不亡之理！如此腐败，哪有不败之理！
然而，悲观归悲观，将才总是将才。淮海战役前夕的1948年8、9月间，军徐州“剿匪”总司令官刘峙、副总司令官杜聿明，前后3次面邀陈明仁到徐州担任军新编兵团司令官；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也电请派陈明仁去西北军任要职；军华中“剿匪”总司令官白崇禧，亦推荐陈明仁担任军武汉警备区司令官。
10月，陈明仁反复权衡之后，就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官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官，旋又兼任第二十九军军长。
陈明仁到武汉不久，决定恢复第七十一军建制与第二十九军合编为第一兵团，任陈明仁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和第二十九军军长。
陈明仁算看清了“昏庸霸道”的伎俩，更看透了“国事前途每况愈下”的趋势，表面上高喊要坚决保卫武汉，战至最后一人，暗中却释放政治犯，积极与主张和平的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联系，欲返湖南发展。经程潜派与桂系关系密切的刘斐代为说情，白崇禧表示同意。
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率部回到湖南，月底又兼任长沙警备区司令官。
6月，率领人民第四野战军进军湖南，解放了平江、醴陵等10余座县城，长沙被困。
7月21日，陈明仁死守长沙，同时劝程潜前往邵阳。程潜离长沙前，委陈明仁湖南省主席。接着，长沙绥靖公署撤消，成立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陈明仁任总司令官兼省保安司令。随后，他暗中释放了一批中共地下工作者。
7月29日，白崇禧电告陈明仁等：程潜率武装潜返长沙，立即解除其武装。
30日，程潜从邵阳潜返长沙，被陈明仁敷衍过去。
31日，指挥人民先头部队已到达长沙春华山一带。
同日，派出以金明为中共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元、解沛然、李明灏为中共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抵达平江县城，陈明仁即委李群九、程星龄前往平江县城与中共和平代表接触，并邀请李明灏代表来长沙商谈有关和平协议具体事宜。
8月1日，军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携带给陈明仁的亲笔信，以及现金和武器，飞到长沙，要陈明仁死守长沙，与共军血战到底。陈明仁一边答“为党国效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一边抓紧时机与中共和谈代表谈判，寻求和平解决长沙问题的出路。在这个问题上，陈明仁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三怕：
一是怕泄密。在陈明仁看来，对于自己的和平倾向和真实思想，除了几个贴身的亲信之外，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大凡公开场合，他都“隐真示假”，极力把自己伪装成坚决的中坚分子。这样一来，虽然有效地取得了、白崇禧的信任，但在广大人民群众乃至他的第一兵团官兵之中，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迷惑。不仅如此，就连中共湖南省地下工委以及陈明仁本人的诸多亲信，也一度为他捏一把汗。
二是怕共产党算他的历史旧账。他不会忘记，曾为卖命20余年，效忠党国，客观上做了不少愧对人民的事情。特别四平街之战，跟作对，他更是痛感罪孽深重。现在他若栽于之手，共产党要清算他，那就是百身难赎。
三是怕戴投降的帽子和把他的部属在起义后当成俘虏对待。陈明仁作为一名的高级将领，他深深地知道，“起义”与“投降”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如果戴着“投降”的帽子，他将不仅以败军之将的记录载入史册，而且诸如兵团司令、陆军中将的官衔和利禄都将从此化为乌有。而他苦心经营起来的10余万部队也将“树倒猴狲散”。
“三怕归一”，实际是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足够的了解。还是请章士钊捎给开导陈明仁的那段话，给陈明仁吃了定心丸：“……当时，他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章士钊赴长沙向陈明仁转告了这番话，陈明仁心情激动不已，便决心求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表明起义的态度，还不能代表率部起义的事实。
随着时间的紧迫，却显得陈明仁无动于衷。运筹帷幄的，对陈明仁的动向给予了特别关注。
8月2日，由中共中央军委正式表态：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可是阴差阳错，陈明仁并未及时得知这一佳音。更糟糕的是，中共湖南省地下工委，在未经陈明仁同意的情况下，已经指示陈明仁的参谋长黄克虎，把军长沙警备区稽查处处长、军统大特务毛健钧扣押起来了。
打狗也得看主人嘛。陈明仁心里窝火，连夜找到了程潜，劈头就说：“颂公，我们不是投降，低三下四的事我不干。我们和北平不一样，共军远在千里，我们就做这个工作了。这是合作，合得成就合，合不成就拉倒。”很显然，陈明仁同程潜产生了新的分歧。程潜一再说明这是合作，并明确表示他要尽快致电，商榷机构设置问题。言下之意，程潜原本就希望陈明仁能到里继续担任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半信半疑，怒气非但未消，反而更加恼怒。
第二天，陈明仁召来所属第九十八军军长蒋当翊等人，正言相告，投降我是绝对不干的，打死我也不干。
在一旁早已倾向和平的肖作霖立即解释：“我们是寻求局部和平，怎么能算投降呢？不是正在谈判吗？”
“什么谈判不谈判，反正都一样，我只问你，省政府怎么办？军队怎么办？政府要缴印、部队要缴械，不是投降又是什么？我只求对得起颂公，对得起朋友，只好把这个摊子交给你们，我马上乘飞机到香港去。”陈明仁的心里是极为矛盾的。
肖作霖只好急忙去找中共和谈代表李明灏，问：“你们是怎么和子良谈的？想不到他要翻脸，这可怎么办？”肖作霖见李明灏代表还不明事情真相，又继续一针见血地说道：“我看中共如不能保持子良的省主席和兵团司令的职位，这事就完了。可这种要求中共能同意吗？”
李明灏代表急令肖作霖把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递送陈明仁。陈明仁阅罢电文，脸色好看了许多。稍顷，不悦之色又上来了。他转念一想，李明灏可以把上级的电报压住一天不给他看，足见中共方面并没把他陈明仁当回事，而保留他兵团司令的承诺十有八九也是个哄。
恰在这时，李明灏代表来了。先是为电报的事作了一些说明，继而提出：对毛健钧这个血债累累的大特务，如何处置非同小可，还是交给中共处理吧。
八成是“血债”二字过于刺激，只见陈明仁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拍桌击掌，大声说道：“毛健钧所作所为，都是执行我的命令，一切由我负责，今天清算他，明天就要清算我，老子不干了！老子的军队还没开出长沙，限明天上午8点一定要把毛健钧放释，用飞机送走。不然的话，我就从城内一路杀出去。”
这一番话，使得在座的人全都惊出了一身冷汗。李明灏代表只好耐着性子再三说明，共产党历来是以大局为重，而逮捕毛健钧也并不是中共中央的指示。话音里，陈明仁证实了李明灏代表说的是实话，他终于放心了。先是开释、送走了毛健钧，随后便同程潜等30余名军政要员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反动政府，所率军第一兵团3个军在长沙宣布和平起义，把军第一兵团改为中国第一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官，兼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这一天是：1949年8月4日。
陈明仁、程潜通电起义后，主席和总司令复电慰勉，电文全文如下：
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澜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9月3日，电邀陈明仁进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陪陈明仁游览天坛等名胜古迹，同他一起合影留念。针对台湾、香港等地一些媒体，蓄意捏造“陈明仁在长沙遭中共软禁”的谣言。无不风趣地对陈明仁说：“陈将军，咱俩的合影，多洗点，洗它50打，可以分寄给你相识的国内外亲朋好友，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嘛。谁叫咱俩是老乡哩！”
陈明仁激动而深情地点头称道：“办妥，一定办妥，不够就洗。”
为了消除陈明仁在工作、生活上的后顾之忧，递给陈明仁一支香烟，像跟老朋友拉家常，关切的口吻道：“其他起义人员有条件，有条件我们好办，你没有讲条件，没有条件反而使我们难办了。”
陈明仁坐着，手里捏着送给他的那支香烟，只顾聆听，没有吸烟。
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诉陈明仁：“共产党的军队有饭吃，你就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就有衣穿。”
陈明仁回到湖南长沙之后，将他在京倍受礼遇的情形绘声绘色地说给了他的亲人、朋友以及随他起义的部僚和下级。他不止一次地含着感激的泪花说道：“我为出生入死卖命大半生，难得听到他一句诚恳、亲切的话语，与我首次相见，却如此平易近人，宽厚仁慈，真有天地之别啊！”
11月1日，陈明仁所部10万余人被中央军委整编为两个军6个师，改称中国人民第二十一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员。
1950年2月初，陈明仁率兵团司令部从浏阳移驻醴陵，所辖第五十二军移驻攸县、第五十三军移驻安仁整训。
12月中旬，奉中国人民中南军区命令，陈明仁率部进驻桂南，担负小瑶山及周围的同正、隆安、百色等地的剿匪任务，经过5个月的战争，共歼灭土匪36000人。
1952年1月，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改组为中国人民水利工程部队司令部，所部投入了荆江分洪的建设。
10月，由第四十八军军部改编的第五十五兵团司令部，又改为第五十五军，陈明仁任军长。不久，陈明仁率部开赴广东湛江，担负守卫祖国南大门的光荣任务。
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中国人民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之后，陈明仁曾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一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第二届湖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会常务委员，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代表。
程潜开后门，陈明仁成了黄埔军校学生
陈明仁的从军轨迹让两个人意想不到。一个是老校长程潜，一个是新校长。
程潜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开后门进来的学生陈明仁，官至中将，还与自己一同率部起义，加入到中国人民的队伍之中。而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手大力栽培的陈明仁，最后竟然起义了。
1903年4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洪源乡洪源冲的陈明仁，于1924年春赶赴广州投考陆军讲武学校。讲武学校是孙中山委派程潜开办的。程潜兼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李明灏任教育长。可当陈明仁赶到广州时，讲武学校已停止招生。
一心想投笔从戎的陈明仁，拿着在长沙兑泽中学的优秀成绩单，找到了同乡程潜和李明灏。程、李见陈明仁一身灵气，相貌不凡，学习成绩又优秀，便有心想录取他，但又苦于“同乡之嫌”。于是，程潜和李明灏几番商量，将陈明仁的籍贯改为“浏阳县”，录取编入了文化水平较高的第一学生队。
1924年9月，讲武学校与黄埔军校合并，陈明仁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六队学习。1925年1月，陈明仁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见习排长。此时，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计划攻打广州。孙中山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进行东征，平定陈炯明之乱，史称“第一次东征”。在第一次东征中，陈明仁敢打敢冲，指挥一个排在东莞城内，缴获了一个营的枪，立下大功，受到团长刘尧宸的夸奖：“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哪晓得陈明仁比我还不怕死。”他报请东征军第一军军部批准，将陈明仁破格升为教导团一营三连连长。
陈炯明被击溃后，又得到了外援，趁东征军回师广州之机，复据东江地区作乱，于是，孙中山再次决定东征。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是，总政治部主任是。部队于1925年10月初从广州出发，10月中旬开始进攻惠州城。
惠州城防司令是陈炯明部的一个叫杨坤如的师长，杨坤如是粤军著名的骁将，再加上惠州倚山带河，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10月13日傍晚，担任冲锋团团长的刘尧宸亲自率队冲锋。在架梯登城时，他不幸被一梭子弹击中头部，当场阵亡。担任敢死队队长的陈明仁一个箭步扑在刘团长身上，悲愤交加，痛心疾首地呼唤：“团长，我要为你报仇！”
说完，陈明仁猛站起来，转身对副连长说：“今当以死报国，如你我两人有幸一人活着攻下惠州，父母妻女互托照顾！”说完，陈明仁把连队一分为二，与副连长各带一队继续登城。
这时，随着“轰轰轰”三声连发炮弹的爆炸，城墙被打塌了一角，城头上的机枪“哑巴”了。陈明仁亲自扛起旗帜，沿着炸开一丈长的城墙缺口，奋力冲上去，将青天白日旗插在城楼上。士兵们看到城头上有了自己的旗帜，信心倍增，后续部队蜂拥而上。而守城官兵看见对方的旗帜，心惊肉跳，丢枪遁逃而去。
惠州城攻下来了。这一幕幕都被现场指挥的和等人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问：“手持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的是谁？”
“你的学生陈明仁！”站在身边的黄埔教官李明灏响亮地回答。
“嗯，这个，这个要立功！”喜形于色。
3天后，在惠州城内召开的庆功大会上，命令，吹三番军号向陈明仁致敬，并亲自带头呼口号：“向陈明仁看齐！”他还当场宣布提升陈明仁为三营营长。后来，惠州战例一直被军所宣传。1949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见到陈明仁时，第一句话就说：“你还认识我吗？打惠州的时候，我还向你举枪敬过礼哩！”
扬名惠州的陈明仁，在北伐中，还救过一命。那是在1926年6月，北伐军打到南昌时，中了敌人的埋伏，在南昌城外牛行车站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中的、白崇禧陷入军阀孙传芳部的重围，情形十分危急。陈明仁受命率三营解围，救出了和白崇禧，还当场俘虏了孙传芳部一个团长。如此有军事才华的陈明仁，让起了笼络之心。和宋美龄要给陈明仁当“红娘”，想把要员的女儿介绍给陈明仁。但陈明仁不忘家乡的妻子谢芳茹，谢绝了和宋美龄的美意。
一手不成，再来一手。当不成红娘的，玩起了封官许愿的买卖，先是升陈明仁任黄埔军校上校队长，后升任军陆军第十师二十八旅五十六团上校团长。此后，陈明仁便紧随，唯是命。当然，陈明仁事后承认自己当初没有想到，会叛变革命。身为军人的陈明仁，此时已身不由己。1930年，陈明仁升任军第二十八旅少将旅长，1933年9月被晋升为军第八十师中将师长。1934年初，陈明仁到庐山海会寺军官训练团轮训，任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学习结业后，陈明仁被任命为军第二师中将参谋长。随后，他又换了几个岗位，先是军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后是军军政部中将处长。
滇西抗战，陈明仁战功卓著蜚声中外
1935年春，陈明仁去军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1938年春毕业后，被任命为军陆军第二预备师中将师长。此时，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上任不久的陈明仁，奉命率第二预备师参加武汉会战。在开赴途中，预二师司令部的6个处长跑掉了5个。陈明仁说：“不中用的家伙越少越好，正好可以放开手脚进行人事调配。”此后，陈明仁从过去的陆军大学同学中挑选志同道合者，充入到中层领导岗位，又从陆军军官学校录用了一批中下层军官，从而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九江，陈明仁率预二师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坚守住了阵地，预二师因此得到了的嘉奖。但因军内部派系林立，明争暗斗，在陈诚的指使下，预二师成了“牺牲品”，被撤销了番号。后来，陈明仁到了汉口，何应钦决定将四川的3个补充团整编为一个师，改换成正规番号，交给陈明仁指挥。陈明仁借机提出恢复预二师的番号，得到何应钦同意。1939年冬，陈明仁率预二师参加广西桂南会战，陈明仁身先士卒，受到嘉奖。1941年冬，陈明仁奉命率预二师进入云南昆明。预二师在陈明仁的经营下，发展很快，兵力达到将近一个军的数量。陈明仁不禁自我感觉良好起来。他觉得，这几年官位尽管仍然停留在中将师长的位置上，但实权在握，运筹自如，唯一不甚满意的是，由于长年累月作战，到云南后又担任修建工事任务，官兵的服装得不到上级补给，像个乞丐部队。对于这件事的不满，陈明仁不久在面前爆发了出来。
原来，在云南昆明游西山风景区时，碰上了穿着破烂的修筑工事的士兵，觉得有损国格。恼怒的回到昆明，细细一查，得知这些士兵都是陈明仁部队的。他一气之下，对陈明仁来了一个明升暗降，改任陈明仁为第七十一军副军长，并限两天内办完移交手续。
这样的命令，陈明仁自然不服气。在找陈明仁谈话时，陈明仁第一句话就是责问为什么会这样？
说：“你这个师长没当好！”
陈明仁更不服了：“我什么地方没做好？论作战，我每次得到嘉奖，也都是你给的；论训练，名列第一；论校阅，也算不错；前些日子，你还亲自发电报嘉奖我师纪律严明，为入滇部队之冠。为何今日突然变坏了呢？”
自知理亏，便脱口而出：“你的部队衣服没穿好。任何部队没有像你这个部队穿得这样烂。”
陈明仁说：“我的部队衣服没有穿好，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衣服是你发的，质料这样差，只穿一水就破了，并且去年发给我们的还只有四成新。”
“绝无此事，绝无此事！”重复着说了两句。
陈明仁紧追不放：“此事有账可查！”
如此一来，陈明仁与当场争执起来，结果十分恼火，命令宪兵营长把陈明仁押回重庆（此时，政府已迁入陪都重庆办公）去。
陈明仁不吃这一套，还是硬对硬，激愤地大声嚷道：“我犯什么罪？莫说押，杀头我也不服。我这个中将师长算什么啊？你想怎样便怎样？我现在不要这个官了。”嚷完，陈明仁一把扯下领章掷在地上，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
大为震怒。恰好这时云南省主席龙云来访，极力劝解，才算平息了这场嘴仗风波。
陈明仁敢当面顶撞与陈明仁的脾气不无关系。据陈明仁的儿子陈扬钊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叔叔、伯伯及他的部下都很怕他（指陈明仁），说他瞪眼睛、扁嘴巴，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所以暗地里给他取了一个‘扁嘴巴’的外号。”
这场风波很快在军中传开，陈仁明得了一个“傲上将军”的美誉。
战事频频，还是要借助陈明仁的力量。在支援英美盟军在缅甸抗击日军攻势时，命令陈明仁以副军长的身份率第七十一军及预备第二师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开赴滇缅地区参战。陈明仁喜不自禁，终于有了报效国家抗击日军的大好机会。后因战局发生变化，陈明仁未能率部入缅作战。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先后对侵占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西部的日军进行了反击作战。陈明仁所在的七十一军奉命在滇西反击。
滇西重镇保山被日军第三十三军三十八师团占领已有多年。从反击线路讲，必须从惠通桥、攀枝花渡过怒江，才能取龙陵、保山一线。但为了出其不意，陈明仁奉命率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翻山越岭，绕道怒江，从原始森林中分两路向镇安街进攻。八十七师出敌不意发起猛攻，一举击溃守敌，占领镇安街。
龙陵日军指挥部获知镇安街失守，立即派出一个加强中队，会合溃逃守军向镇安街猛扑，企图夺回这个公路要点。八十七师师长张绍勋一看势头不对劲，吓得立即产生了“撤退”想法，慌张地越级请示总司令宋希濂，要求“变换阵地，放开公路”。
恰在此时，陈明仁的电话也接了进去。听到了张绍勋的“请示”，陈明仁毫不客气地说：“这样做会影响整个战局。今天七十一军归我指挥，师长不能直接报告总司令，总司令也不能直接处理这个问题。”
陈明仁知道，指挥官决心动摇，则军心不稳。于是，他果断更换了张绍勋，另外任命了新师长，有力地振奋了部队士气，给日军予以重创。此役结束后，陈明仁升任第七十一军军长。
当上军长后的陈明仁，更是放手对日军作战，打得日军节节败退。据《陈明仁自传》中称：“当时凡属任何部队攻克不下的地方，都是由七十一军来担任，例如芒市附近的三台山、襄佐寺，畹町附近的回龙山等，都是七十一军攻克的。而攻克回龙山一役，不但挽回了当时的整个战局，而且增加了我个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不少声誉，我自己也认为是我生平的又一得意之作。”
回龙山战役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5年1月，英美盟军和中国远征军计划攻克日军最后据点畹町、芒市，与中国驻印度的部队会师。畹町的门户是回龙山，要想取得滇西抗日的最后胜利，必须夺取回龙山。
一开始攻打回龙山的是军第九师和第二师。打了一个星期，不但没有拿下来，而且伤亡巨大。远征军司令部立即召陈明仁商议，让七十一军出面进攻回龙山。出面找陈明仁商议的是他黄埔军校的同学黄杰，此时担任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黄杰说：“子良（陈明仁的号），回龙山久攻不下，我与卫立煌司令长官思谋良久，非请你出马不可了。攻击回龙山的战役由你统一指挥。”
站在一旁的美国联络官显然对陈明仁不了解，他通过翻译告诉陈明仁：“美国指挥部有指示，从明天开始，对攻击回龙山的部队不再派飞机协助，也不空运物资。”
黄杰不等陈明仁开口，忙向美国联络官介绍说：“这就是陈明仁将军，我已经将攻占回龙山的任务交给这位将军了。你们继续空援，不要气馁，好消息定会到来。”
七十一军在整个滇西战役中战功赫赫，美国联络官早有所闻。不过，美国联络官还是问道：“你哪天可以拿下回龙山？”
陈明仁坚定地回答：“我的部队明天到达，后天接防，第三天攻下。”
陈明仁的话让包括黄杰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禁惊愕和疑惑。美国联络官自然疑问多多：“你一天能攻下回龙山？有什么根据？”
陈明仁充满自信：“我是中国的中将，说话从来算数！”
“三天攻不下，怎么办？”美国联络官步步逼问。
“拿不下回龙山，我与回龙山共存亡！”陈明仁誓死攻山，立下了军令状。
结果，陈明仁指挥七十一军，扬长避短，针对日军崇尚武士道、机械顽固死守的特点，实施包围作战，以各个击破阵地的战术消灭日军，拿下了回龙山。盟军指挥官对陈明仁刮目相看，称赞其不愧为中国军队的名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3月，陈明仁奉命令，率七十一军开赴东北。
对陈明仁说：“打仗不如你！”
1946年4月15日，陈明仁率军第七十一军进至四平前线。此时中国的形势是，国共尽管都还处在战略过渡时期，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已然形成。因此，军第七十一军一到四平前线，就与军新一军联手攻打指挥的驻四平的东北民主联军。
陈明仁与的交手立即展开。陈明仁说：“不攻下四平，绝不罢兵。”誓言：“死守四平，寸土不让。”真是针尖对麦芒！两支部队打得是难解难分，一打就打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军死伤1万余人；东北民主联军伤亡8000余人。
死拼，显然要让东北民主联军吃大亏。致电强调：“（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5月18日，决定撤出四平。
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的省会，位于中长、四洮、四梅铁路的交点，为东北交通、工业及军事重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撤出四平后，陈明仁率七十一军进驻四平，为损失严重的部队补充兵员，整训士气，构筑工事，修固城池。直到1947年5月，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又打到了四平城外。决定夺取四平，报当年的一剑之仇。
此时如果四平失守，军在长春、沈阳将孤立无援。电令陈明仁死守四平。陈明仁认为“自己平生打仗以克敌制胜而称著，又是蒋校长的学生，当应效忠于蒋”，因此立下遗嘱，日夜督战，死守四平40多天，巷战19个昼夜，顽强抵抗住东北民主联军的进攻。后来，陈明仁在自传中承认，这是“我平生一段罪恶最深的历史”。
七十一军的四平战绩，让看到了希望，急令4个军增援四平。东北民主联军根据敌情变化，于6月30日放弃攻城，撤围四平。7月1日，致电：“四平战役虽未全部解决敌人，但已取得经验，给了敌人很大打击。”
陈明仁死守四平，闻名一时。由此，陈明仁晋升为军第七兵团司令官。但好景不长，政府不久派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早年因预备第二师番号之争的陈诚对陈明仁怀恨在心已久。因此，陈诚到东北后，明察暗访，抓住了陈明仁几个“短板”，撤了陈明仁的职，让陈明仁回南京休养闲居。
对于陈明仁在南京休养闲居之事，陈明仁的儿子陈扬钊回忆说：“我父亲怀着满腔的怨愤，在南京赋闲期间，脱去军装，穿上长袍，留着胡须，每天与儿孙们游玄武湖、灵谷寺、栖霞山、燕子矾、中山陵等地。他最喜欢到中山陵和廖仲恺的墓园，我们常与他陪客人在那儿照相。平时多与老友们打麻将，这是他最喜欢的娱乐。这段时间里他由于心情不舒畅，还经常饮酒。他的酒量也是闻名的，一次饮一瓶贵州茅台也不醉。有时到朋友家，高兴时喝得酩酊大醉而归，由副官背他下车。他醉酒从不乱讲话，只是昏昏入睡。”
自此，陈明仁因不能主持公道而隐怀异志。更让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手栽培的陈明仁，在1949年8月4日，竟然与程潜领衔通电起义了。
此时的陈明仁已就任军华中“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率第二十九军、第七十一军驻扎在湖南长沙。全国解放大势所趋之时，陈明仁宣誓：“军人以保国卫民为天职，明仁忝膺省政，服务桑梓，既爱国，复爱乡士。”
于是，陈明仁和程潜率所属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兵团部辖3个军9个师和3个保安师等共12万余人起义（其中，有顽固军官带4万人起义后不久叛逃）。
程潜和陈明仁率部起义后，致电程、陈两将军称：“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1949年8月25日，亲自修改新华社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明确指出：“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残部，残部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8月29日，人民湖南军区成立，陈明仁任副司令员。司令员、政委分别由人民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黄克诚兼任。9月10日，陈明仁和程潜应电邀抵达北京，作为特别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聂荣臻、罗瑞卿、张友渔等到车站迎接。、、多次接见并宴请陈明仁等人。9月19日，邀请陈明仁和程潜等人游天坛。到了天坛祈年殿，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子良，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合影后，问陈明仁：“你准备放大加洗多少张照片分赠朋友啊？”
陈明仁顺口说：“洗十打。”
风趣地说：“少了嘛，洗五十打！这样就没有人说你被共产党软禁了。”
几天后，陈明仁被邀请在家里吃饭时，主动提到四平之战，表示内疚。笑了笑说：“两军相战，各为其主嘛！犹如划船，都想划赢呀！”
陈明仁表示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学习，服务人民，效力国家。
征询地问：“你今后的打算是从政还是带兵？”
陈明仁说：“如果可能，我还是在军事上为国家尽一些力。”
鼓励说：“我看打仗不如你。让你担任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吧，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出来。”
陈明仁以职业军人的姿态答道：“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服从了共产党，无条件服从领导。”
笑容满面，说：“啊呀，人家提出条件，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了！这样吧，从今以后，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有衣穿，一视同仁。”
9月25日，陈明仁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坦诚地回顾了自己的历史。陈明仁说：“我是一个军人，我是黄埔第一期的一个学生，本来是以卫国救民为天职的。20多年来，参加北伐，参加抗日，打了不少硬仗。不料，在抗日胜利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他欺骗我们，驱使我到东北与作战，我仍旧也和胜利以前一样，替他出过不少死力。但是，由于事实的教训，使我们开始渐渐发觉参加这种内战，徒然为私人做工具，完全违反人民利益，心理上总是耿耿不安。嗣后和各方面接触较多，了解进步，对于这种内战，更属越加由怀疑而厌恶，由厌恶而苦闷，最后终于觉悟过来。在起义前几天还派员送电报给我，要我‘大义灭亲’。因为程潜将军是我进黄埔以前的老校长，意思是叫我杀害程将军，并要我率部十万死守长沙。我现在发现了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的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当时白崇禧也派专机送来一个命令，叫我派兵包围程潜将军所住的水陆洲，实行兵谏，必要时采取断然处置。倒是白崇禧他本人如此反动确是需要给他一番兵谏的，我的起义即为兵谏的有力表示。我多年在蒋政权之下，徘徊惶惑，到现在才大梦初醒，才走向真正的革命方面来。在黑暗中挣扎过多少年的我，一旦获得光明，可以大步迈进，我的心情，是多么愉快，多么兴奋。我愿意完全接受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想，虚心学习，努力实践，改造我自己，改造我所统率的部队，绝对以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来完成我们革命军人的任务。”
1949年11月，根据向、华中局、湖南省委关于陈明仁部队的整编问题的指示和起义部队的人数，陈明仁率领的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第二十一兵团，辖第五十二、五十三军。陈明仁任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唐天际任兵团政委。
1949年12月2日，中国人民第二十一兵团在驻地浏阳县城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兵团司令员陈明仁身穿军服，精神焕发地主持成立大会，并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成立大会上，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到场讲话。陶铸说：“二十一兵团的全体同志们在程主任、陈司令员领导下，所走的路是正确的，是光荣的。这不仅在于敢冒危险排除困难，坚决举行起义，对湖南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更在于起义后经过学习与自我改造，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坚决地表示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是同志们在陈司令员领导下，经过严重思想斗争所取得的胜利”。
陈明仁在大会上激动地说：“二十一兵团宣告成立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从今天起，我兵团已经踏上光明之路，开始新生了!从今天起，我兵团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子弟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改造，一切都要向其他兵团的看齐!从今天起，我兵团将要成为一支既具有高度政治素养，又具有近代的军事技术的强大军队!”
成立大会通过了第二十一兵团向和全国发出的通电：“一致宣誓永远在、朱总司令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加紧学习，努力改造，努力进步，向我人民一切先进的兄弟兵团看齐。一定把自己变成为一支强大的国防军。”
成立大会之后，陈明仁、唐天际率兵团部进驻醴陵，所属第五十二军驻攸县，第五十三军驻安仁，并进行了集中整训。
1952年，中国人民全军进行了整编，兵团一级的领导机构大部分撤销。1952年11月，中国人民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第五十五军。上级有意调陈明仁到大军区任职，但陈明仁提出担任五十五军军长。就这样，陈明仁成了共和国第五十五军军长，五十五军政委由王振乾担任。下辖第一四四师、二一五师、二一九师，归中南军区建制。1953年2月，陈明仁和王振乾率五十五军从广西桂林移防广东湛江，担负雷州半岛守卫任务，为祖国南大门站岗放哨。
1955年9月27日，陈明仁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作为中共党外人士的一位军长，被授予人民上将军衔，陈明仁感慨万千：“我从军三十年，还是第一次荣获上将军衔。我十分感谢共产党和对我的信任和关怀！”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人，思想家、教育家。他是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孔子"仁"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说，主张以"仁政"来统一天下。孟子还主张"性善"论。
首先通读课文一遍，扫清文字障碍，了解文章内容。
一、字
1、读准字的音
寡（）夫（）域（）戚（）粟（）
2、通假字
亲戚畔之畔：pàn叛，背叛
二、解词
人和和：人心所向，上下团结等。
域民域：限制。
固国固：使……巩固。
失道道：天道，失道就是违背道义。
学习本文
1、本文的论点？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2、“道”指什么？“人和”指什么？二者间的关系？
“道”指施行“仁政”；“人和”是下文说的“多助”和“天下顺之”，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而只有施行“仁政”，方能得“人和”，得民心，民心所向，作战就会取得胜利。
3、本篇主要是谈战争呢，还是谈政治呢？
本篇主要是谈政治，是借战争谈政治。孟子借谈战争的取胜条件以阐明他的政治主张，他主张国君要有仁德，施行仁政（“得道”），这样才能“多助”，众人才会归顺，而“天下顺之”，“战必胜矣”，国家才能治理好。
4、本篇在论证方面的特点是什么？
本篇论证的主要特点是采取“总——分——总”的论证结构。先提出中心论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后再分别设例证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最后再从道理上论证中心论点。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快速通读课文，掌握生字生词，理解大概内容。
一、字
1、读准字的音
畎亩（）傅说（）胶鬲（）空乏（）
2、通假字
法家拂士拂：bì弼，辅弼。
衡于虑衡：héng横，梗塞，指不顺。
二、解词
所以动心忍性忍：使……坚韧。
而后作作：奋起，有所作为。
学习本文
1、本文的论点是什么？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本文第一段为什么要列举一系列历史人物？文中哪一句是从反面论证了这一点？
列举一系列历史人物是为了说明逆境（困境）对造就人才的重要作用，选好人才尚且如此，推而广之治理国家更应如此。“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一句是从反面论证了这一点。
3、从行文上看，文章中哪句话在结构上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4、文章第三段主要阐述了作者的什么观点？
论述了人常常处在困境，才能不断奋发；国家常常没有忧患，则往往会遭至灭亡。即精神上的溃灭必然会导致物质上的灭亡。在论证方法上则运用正反论证，一反一正，为推断出中心论点打下基础。
5、比较《孟子二章》在论证方面的不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将中心论点置于开头，先用概括性很强的事例加以证明，然后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得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论断，阐明了“人和”的实质，最后以得“人和”的君子“战必胜矣”作结论，突出地说明了“人和”是决定战争胜负最主要的条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将中心论点置于最后，先论证“生于忧患”后论证“死于安乐”。论证“生于忧患”，是全文的重点，方法是先举同类事例，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作者的观点，然后从理论上加以说明。论证“死于安乐”，只有“入则无法家拂士……国恒亡”一句，这是历史上大量亡国事实的高度概括。
《孟子》二章测试
1．朗读时停顿不当的一项是（）
A．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
B．必先／苦其／心志
C．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D．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2．“而”字的意义、用法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A．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委而去之
B．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何苦而不平
C．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而山不加增
D．环而攻之而不胜面山而居
3．句中红色的字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A．多助之至到了极点
B．必先苦其心志使……痛苦
C．所以动心忍性坚韧
D．人则无法家拂士足以辅佐君主的贤士
4．句子翻译有误的一项是（）
A．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所以，（能施行“仁政”的）君主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胜利。
B．行拂乱其所为——所行不顺，使他所做的事颠倒错乱。
C．曾益其所不能——增加他所不能得到的益处。
D．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使人生存发展，享受安乐使人委靡死亡。
5．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A．文章先用攻城而未能取胜的例子来论证“天时不如地利”。“三里”“七里”都极言防守地域之大，以致难以攻破，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
B．文章接着用守城而未能取胜的例子来论证“地利不如人和”。这里采用“池非不深也”这样双重否定的句式，格外强调守城条件之有利。
C．从守城一方的失利我们可以推断：攻城一方尽管没有“地利”，但因“人和”，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因此无坚不摧。
D．文章在论证“人和”对战争的重要性后，又顺势推论出“人和”在治理整个国家中的作用。
参考答案
1、D
解析：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2、D
解析：A．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但是）委而去之（然后，表示承接关系）
B．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但是，转折关系）何苦而不平（并列关系）
C．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后，承接关系），而山不加增（但是，转折关系）
D．环而攻之而不胜面山而居（表示修饰关系）
3、C
解析：C．所以动心忍性使……坚韧
4、C
解析：C．曾益其所不能——不断增长他的才干。
5、A
解析：A．文章先用攻城而未能取胜的例子来论证“天时不如地利”。“三里之城”是在说城池之小，包围起来攻打但却不能取胜，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
自测题
阅读下面一段文言文，完成（1）—（4）题。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文中“拂士”的“拂”读音是_______；红色的两个字中，“过”意思是________，“衡”意思是____________________。
（2）用现代汉语解释文中画线的句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文的中心论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
（4）读了第二段后，请你联系历史或现实举出一个这样的事例（不能举文中事例），或写出与此相关的两则名言警句。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点】：阅读文言文的综合能力。
【分析】：
（1）答案为：bì犯过失同“横”，梗塞、不顺。
（2）“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可以翻译为：（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没有坚持法度和辅佐君王的贤士，外部没有敌国外患，这个国家就往往会导致灭亡。
（3）选文的中心论点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此题为开放性试题，所举事例或名言警句与文中第二段内容含义相符即可。
24．（2001年，安徽）阅读下面一段文言文，完成（1）—（5）题。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地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1）解释下列红色的词在文中的意思。
①兵革非不坚利也兵：______________
②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域：______________
③寡助之至，亲戚畔之畔：______________
（2）下列句中红色“之”的意思和用法，与其他三个不同的是（）
A、永州之野产异蛇B、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C、环而攻之而不胜D、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3）翻译下面的句子。
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翻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对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在军事上的不同作用，作者持怎样的看法？（用文中句子回答）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用文中语句填空。
从上文看，得“人和”的实质是“________”，得“人和”的最佳局面是“________”。
【考点】：阅读文言文的综合能力。
【分析】：
（1）本题考查对课文中重要实词含义的理解。答案为：①兵器②限制③通“叛”，背叛。
（2）答案为C项。本题考查对文言虚词“之”用法的掌握，A、B、D三项中“之”的用法都是助词，可以译为“的”；C项中的“之”是代词，代上文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3）“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可以译为：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胜利。
（4）本题考查对选文内容的理解。答案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5）本题考查对选文内容的理解，关键要选取恰当的原句来回答问题。答案为：得道；天下顺之。
作者简介
一、多样的史料与多元的解读是激活历史课堂的前提
史料的多样性指的是运用多种形式的史料，比如，文字史料、图像史料、口述史料等。这些史料各有优长，配合使用往往能激活课堂。下面是我的教学片段：教学《共和国的风雨历程》时，我先出示一张家里珍藏的全国粮票，问学生见过没，学生说“没有”。于是我设问：请同学们猜想一下为什么国家当时要发粮票？而现在没有发粮票？生1：便于国家对粮食的管理。生2：发粮票体现公平。师追问：那我们现在没发粮票就不公平了吗？生3：可能粮食当时产量不高，人多没钱，所以为了公平才发粮票。师述：到底这位同学的猜测对不对？我们看下数据资料（1953-1956粮食产量与人口的状况表）。从实物史料到文字史料来还原历史的原委，从而实现教学的目标。多元的解读是指对一个事件或历史人物从多角度分析还原历史的情景或客观评价。如，教学《秦朝的一统》，对于秦始皇的评价众说纷纭。为了多元解读评价秦始皇，我就出示史料：司马迁：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唐太宗：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李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于是让学生说说秦始皇是怎样的人，并写300字的“我心中的秦始皇”。这样历史就鲜活了，学习兴趣也就更浓了。
二、史料的选择与学生认知相协调是激活历史课堂的关键
在历史课堂特别是大比武或名师课堂展示中，一些史料的出示特别是古文很多，初中生对这些存在阅读上的障碍，导致学生学习气氛不浓，师生交流存在困难而导致教学失败。因此，应将学究味以及古文难度较高的史料转化为学生容易接受的学习资源，避免过多地使用古术语，以防削弱史料教学的活泼生动。我通常的做法是：出示古文的原句及出处，再配合译文，这样学生理解起来就容易了。比如，贾谊《过秦论》：一夫（陈胜吴广）作难（起义）而七庙（秦朝政权）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王朝由攻势改为守势后，却不施仁义，（所以灭亡了）。其次史料选择要优化，一节流畅有序的史料教学，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学生要有较强的阅读、分析能力;（2）史料与设问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史料能为问题的解决支撑。
三、史料教学符合教学目标是激活历史课堂的核心
史料教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积，要从教学的目标出发，合理有效地选择史料，让史料为教学服务。我们在课堂上展示的史料如果大幅度、全篇幅地引入史料，就会导致臃肿和复杂。为此，在实际教学中，一方面教师要充分备课，在繁杂的史料中选择更符合教学目标要求、契合学生认知特性的史料。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发掘、分析、辨伪史料，通过合理设问，促成学生的解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养成思考的习惯。因此，史料帮助教师建立起了对历史事件深度理解的桥梁和教学内容的主线，一个个细节，最终还原出历史事件最真实和最震撼的面貌。我通常的做法是：第一步：先收集与本节课有关的史料;第二步：筛选史料，有第一手资料就弃用第二手资料;第三步：组合史料，安排好出示史料的教学时机，必要时还要加工史料。加工史料不是对内容的更改而是省略掉一些无关的文字信息从而提高学生获取信息的有
效性。
四、史料与问题情景的结合是激活历史课堂的灵魂
在课堂教学中，史料如果没有恰当的问题情景，就好像鱼离开了水一样就显得孤立、零散甚至没有价值。要达到历史脉络清晰连贯和历史学科的特质，在史料和问题情景之间搭起一条清晰的逻辑桥梁，使学生的历史思维明晰化、具体化。通过问题引出史料，由史料为问题提供答案或再通过史料生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究。所以有人说史料是给学生发现问题的眼睛。它使学生“无疑生疑，生疑思疑，思疑而破疑，破疑再生疑”将课堂推向高潮。例如，教学《礼乐文明的建立》，首先出示西周与商朝疆域图进行比较，设问：（1）通过比较你发现疆域有何变化？（2）面对这么大的疆域，如果你是周天子如何管理？然后通过学生的合理猜想，教师出示文字材料印证学生的猜想，形成师生的共鸣。
如果说历史就是一种解释，那么史料就是解释的依据。史料是历史教学的核心，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适合学生、适合课堂的史料才是好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将史料串成一节精彩的历史课堂，离不开教师的智慧和史学素养。
秦帝国的灭亡，乃是亡于管理制度的失当。对于秦管理制度的失当，古人总结：“仁义不施。”实施暴力的管理机制，导致管理危机：“攻守之势异也”，最后走向管理破局：灭亡。
然而，“暴”在某个历史阶段其实是一种合理的管理制度，秦始皇作为统一王朝的第一代管理者，六国刚刚灭亡，民间反抗情绪持续发酵，反抗武装也相当活跃，对异己力量实施暴力打击，实施暴力管制，是每一个想要立足的新生政权都不得不去做的，虽然暴力可能导致管理破局，但没有适度的暴力更会导致管理过早破局。问题在于，维系一个政权的可持续发展，就得实行管理转型，第一代管理者嬴政，有没有这个打算？
这在历史的记载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始皇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坑杀儒生，这可以说是秦帝国暴力政策的巅峰期，而第二代管理层的候选人：公子扶苏，开始当面提出反对意见：“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这是秦管理层内部对暴政管理制度发出的第一个反对的声音。秦始皇对这种政治诉求的态度是：“怒”。要求改良的扶苏遭到流放的政治命运，去北部军区当政委，当时的军区司令是蒙恬。秦始皇的这种安排是颇具用心的，他可能意识到暴力管理政策在他这一代人身上没有放弃的可能性，而扶苏这个异类在当时
的管理层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要实行将来政策的转型，必须将有转型诉求的管理者保护起来，而保护的措施就是边缘化，安排到边疆地区去，而且在流放扶苏后，一直没有确定新的接班人，这其实是秦始皇为实行管理转型而下的重要一步棋。
就在流放扶苏的第二年，秦始皇收到一块玉璧，同时还收到一条信息：“祖龙明年死”，这是民间对暴力政策的一种情绪反弹，希望管理者第二年就死。奇怪的是，秦始皇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组织各种力量在民间实施搜索和屠杀，他的反应是“默然良久”，他可能是在反思现有政策了。一代暴君的非暴力反应，说明当时的暴力政策在疲软，执行人的心态也在疲软。
秦始皇死于视察工作的专列上，最后指令就是：长子扶苏回咸阳主持丧事。而最接近秦始皇的宦官赵高对此的解读就是：丧事主持人当然是新的国家领导人。以赵高为首的官僚，是暴政政策既得利益者，从他们的恐慌反应来看，秦始皇确实想更换管理作风了。因为扶苏是当时众所瞩目的仁义政治路线执行人，民间对扶苏将来改变管理路线有着相当的期待，以至于后来的陈胜吴广还要打着他的旗帜。指定扶苏，就是制定新的管理政策：仁义。
父亲的心迹如此，第二代人的呢？无法断定扶苏有没有领悟父亲流放他的政治动机。倒是北部军区司令蒙恬点明了，当朝廷赐死扶苏的矫诏到来时，蒙恬制止说：“皇上让你监管一支三十万人的精锐军队，肯定不偶然，再等等看。”话讲得很明白，扶苏为什么还选择听命自杀呢？这说明始皇父子处于一种信息未能沟通的状态，从公元前212年流放到公元前210年的三年当中，帝国的管理者和接班人：嬴政扶苏父子，可能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流，扶苏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指示或暗示。因此，扶苏也就没有任何信心去确认这是一次假命令。父子的隔绝状态，让赵高胡亥之流屏蔽了真实的信息，让扶苏接收到假信息时，都无法判断。加之第二代管理候选人过于善良的性格：“扶苏为人仁”，从而使一场政治阴谋得逞，一次政治转型夭折。
秦的悲剧，不只在于暴力管理，也在于没有得到转型的历史机会，从人事而言，就在于管理层两代人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父亲嬴政要求变革的遗命，没能够及时传播给儿子扶苏，最后机会给了刘邦。新旧管理层之间缺乏沟通和传播，是管理破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驻英公使的历史担当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四川富顺人。他是清末著名维新思想家、活动家，在当时颇有名气，时人誉之“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其思想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出版、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1886年，29岁的宋育仁在进士及第后，官至翰林院庶吉士。
在反思和批判洋务运动基础上，宋育仁于1891年完成《时务论》的写作，全面阐述其维新变法主张。1894年3月，被任命为英、法、意、比等4国公使参赞的宋育仁，随大清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据说，正是由于宋育仁写了《时务论外篇》等关于外交事务的文章，引起朝廷重臣的关注，由兵部尚书孙毓汶向光绪皇帝上书举荐，宋育仁才得到这个出使的机会。
在欧期间，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舍我其谁的豪情，宋育仁锐意考察和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情况，积极与各方人士诸如政治家、学者、工商界人士、记者等进行接触和交往，还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进行实地了解。后来根据这些资料和亲身体验，宋育仁写成《采风录》4卷，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述他的维新变法思想。《采风录》出版后社会影响较大。
就在宋育仁身临欧洲感受西方文明的时候，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呈败象，平壤兵溃，黄海之战又失利。身在英国的宋育仁曾对战争局势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扫颓唐气象，焕发出勃勃生机，虽然国力有限，但君臣一心，节衣缩食建设海军，到开战之时，日本海军的实力已稳居亚洲第一，中国要在海上取胜非常困难。而日本的弱点在于“兵少财乏”，这个兵是指陆军，当时日本的常备陆军只有6万多人，占领和给养能力有限，因此中国应将重点放在陆地防御和战略拉锯上，“持久足以困之”，用时间换取胜利。
心急如焚的宋育仁通过上书，与国内的户部尚书翁同稣、兵部尚书孙毓汶两位朝中大臣分析时局，并提出自己上述的看法。除了从军事角度上，认为中国对于日本“万不能与争于海上，而从陆路进兵与为持久之计”，意思是中国要击败日本，单靠海军是不可能的，应该依仗陆军配合与日本打持久战。另一方面，宋育仁又从经济角度分析指出，筹集军饷不宜采取解一时之需的传统劝捐方式，而应当开设银行发行银票，这才是长久之计。可惜宋育仁的建议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
随着战事的发展，战局越来越不利，清军的战斗力衰弱得让宋育仁吃惊：日本陆军势如破竹，不但迅速赢得平壤大战、占领朝鲜全境，还顺势攻破鸭绿江防线，并在海军的帮助下占领了旅顺口。战争的走向完全超出了宋育仁的设想，原先以陆地防御为主的战略，已经因为清军的无能而失效，如今想为当前的局势解围，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奇袭日本计划横空出世
龚照瑗这次出使欧洲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受李章指派设法前往英国购舰。原计划订购英国阿模士庄船厂一条船，智利两条船及一艘大轮，但由于中国北洋方面的态度不积极，误了时机，英国新颁布了严禁向交战国双方出售兵船的法令，所以此事没能办成。虽然在此期间，龚照瑗、宋育仁等想方设法，总算买到了一艘鱼雷炮舰，但也因为英国新颁布的上述法令之故，购置的炮舰不得不一直滞留原地，无法运回。
与此同时，远在伦敦的宋育仁，看到国家一步步落入危局，心急如焚，却又想不出办法。日军攻过鸭绿江的时候，他曾主动要求把自己召回国内，至U前线参战；后来战事越发紧急，宋育仁甚至有辞职归国的想法。正在左右为难之际，龚照瑗却突然被要求回国述职，因为他的匆忙离去，宋育仁不得不暂时留守伦敦，担任公使一职。
这时，使馆翻译王丰镐引介来一位名叫哈格雷甫的英国海军预备役军官，宋育仁从他那里得知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这位哈格雷甫曾于此前向龚照瑗献计，由怡和洋行、哈格雷甫、龚照瑗三方立约，以哈格雷甫代购军舰的方式，规避英国在船只出售上的禁令，再就地招募士兵前往中国参战。该计划商议完毕后，龚照瑗却久久没有进一步的回应，哈格雷甫只好找上门来。宋育仁查阅了使馆的往来电报记录，才知道龚照瑗曾把此事向国内汇报，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国内没有任何回复。
本来在中日战局危急之初，宋育仁就曾有一个大胆设想：派出奇兵突袭日本本土，使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反败为胜。他结合日本“兵少财乏”的现状，敏锐地发现，全力进攻中国让日本本土显得有些空虚，尤其是作为面向中国的桥头堡和重要港口的长崎，保卫力量并不强大。就算中国陆军和海军无法直接抵挡日本人的兵锋，但实施兵法中“攻敌之所必救”的计策，长崎岂不正是一个绝好的突袭目标？当然，进攻长崎需要一支舰队，中国没有多余的舰船和人员储备，制海权又被日本海军控制，不可能完全瞒过日本人对长崎进行突袭。
计划之初诸多困难让宋育仁的想法无法付诸实现，不过他并没有放弃，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这时哈格雷甫说出的计策，让宋育仁茅塞顿开：没有舰船好办，可以代购的方式在英国就地采买舰船：没有人手也能解决，招募素质更强的外国军人：至于无法突破日本的海上封锁线，那更简单了，舰队根本不走中国海域，从菲律宾群岛直接北上，奔袭长崎。
这一想法看似异想天开，却有相当大的可行性。日本当时正全神贯注于黄海和中国本土，做梦也不会想到攻击会来自南边：加上打的是外国船队旗号，所以船队奇袭成功率极高。即使日本人发现，在长崎和东京一带也无足够的舰只阻击。而一旦偷袭成功，至少将会对日本政府和国民产生心理震动，也有可能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恐怕不得不从中国撤兵。
宋育仁为自己的想法激动起来，经过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后，奇兵突袭日本的计划更具体了。不过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计划不能先向国内汇报。朝廷会怎么看很难猜测，万一是否定的回电，抑或对电报拖而不决，都会让整个计划搁浅。而且此时的清廷急于摆脱战争，所以对这一计划表示赞成的可能性并不大。宋育仁决心趁公使这段时间，好好利用手中的权力，靠一己之力促成此事，等到一切准备妥当，再行请示不迟。此时此刻，一个国家的命运似乎放到了一介书生的手中。
行动进展似乎相当顺利
宋育仁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宋育仁积极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获得这些重臣的支持。另一方面，宋育仁曾通过比利时王后弟弟的介绍，结识一位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夹甫士，夹甫士退伍后为商会铁路总办，交际甚广。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宋育仁发现夹甫士是一个能力出众的可信之人，于是向夹甫士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谋划，寻求帮助。为防万一，宋育仁假称自己奉有朝廷密令，正凭借公使的身份，暗中在英国谋求军事上的突破。夹甫士虽然诧异于清政府的魄力，但没有怀疑“密令”的真实性，因为夹甫士认为，清朝官员没有那么大胆，因此这个庞大的计划只可能来自于中国朝廷高层的授意。
夹甫士没有辜负宋育仁的信任，他很快就完成了计划的前期准备，先是介绍了前智利海军将领麦福尔帮助购买船只。龚照瑗此前曾试图向智利购船，本来已经谈妥，由于智利、阿根廷两国间局势紧张，智利担忧一旦售出军舰，海军实力减弱，导致海权不保，因此临时毁约。这次宋育仁双管齐下，干脆请麦福尔跟智、阿两国一并谈判，同时向双方购买船只，避免其中一方担心。麦福尔依靠过去积累的人脉，很快就有了进展，一共谈下兵舰5艘、鱼雷快艇10艘以及其他辅助舰艇若干艘，足以组成一支小型舰队。
宋育仁又通过夹甫士，邀请了英国候补议员安杰华特参与筹划。安杰华特倒是真的想出来一个好主意：此时澳大利亚还是英国的属国，有不少的英国商人在澳经商，还组织了一个澳洲商会。中日战争发生，亚洲各国无不惶恐，澳大利亚离东南亚很近，商贸往来频繁，商会的成员们担心无辜被战火牵连，一直在要求成立自己的护航舰队，以达到保护商船的目的。安杰华特告诉宋育仁，他愿意利用自己在议会的影响力推动通过此事，然后通过澳洲商会的名义暗中为宋育仁购买船只，船上悬挂英国的国旗出港，这样就可以规避相关的战争禁售条例，更重要的是能达到趁机奇袭日本的目的。
对宋育仁他们而言，澳大利亚的出现简直是天意，它的地理位置让绕道菲律宾直攻长崎的计划能顺利进行，而其英国属国的身份又能避免麻烦的禁售条例。更巧的是，前北洋水师总教习、副提督琅威理正身处澳洲，这个因为倔犟去职，却在北洋水师中口碑良好的军官，完全可以就地在澳大利亚招募所需要的2000名士兵，经过训练后组成一旅水师。这样，等到船只、弹药齐备，就可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伪装成护航舰队自菲律宾北上，突袭日本长崎和东京。为了说服琅威理参与这一计划，宋育仁专程从英国派人前往澳洲，面告琅威理本次行动背后的真正目的。在获悉内情后，琅威理欣然加入，还表示要为中国政府“立一功”。
但这个计划花费颇大，需要上百f英镑用于购舰和募兵。事已至此，再艰难都得继续下去，宋育仁咬咬牙，借！不过借款也不易，宋育仁之前曾受阻于伯和洋行的贷款。在夹甫士的帮助下，宋育仁终于联系到英国康敌克特银行，并与该银行经理格林密尔商定：与银行立约借款200万英镑，另贷款100万英镑。这些款项包括兵舰、鱼雷快艇以及其他辅助舰艇的购买，再加上购买弹药和人员募集所需要的费用。要知道这是1894年的300万英镑，粗略估算：100多年前所借贷的30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0多亿英镑，再加上的宋育仁还谎称奉“密令”办差，朝廷一旦翻脸不认，那真是他身家性命难保。
战局恶化计划功亏一篑
借款后，宋育仁立刻展开购置战舰、招募水兵等行动。正在他紧锣密鼓地筹备长崎攻略计划的时候，国内战局陡然恶化。1894年9月17日，中日双方在黄海北部海域展开激烈海战，最终以北洋水师损失5艘军舰，死伤千余官兵，邓世昌等将官力战阵亡为结局。1895年1月底，日军水陆夹攻北洋水师根据地威海卫。2月3日，威海卫陆地悉数被日军占据；11日，提督丁汝昌拒降自杀；几天后，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到了这一步，中日之战其实已经落下帷幕，对于几乎丧失所有海上力量的中国来说，突击长崎的大计即便成功，也没有多余的舰队可以配合反击了。不过宋育仁依然没有放弃，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到了尾声，船只、弹药都已交接完毕，琅威理的募兵计划也十分顺利，眼看舰队马上就要成形，并将打着澳洲商会的旗号出发，万里奔袭长崎。
正在这时，离开许久的公使龚照瑗突然返回了伦敦。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瞒得过使馆的主人，很快龚照瑗就获悉了宋育仁的全部打算。龚照瑗惊得目瞪口呆，宋育仁这位副手的行为完全超越了他的想象：趁他不在伦敦期间，宋育仁借下了一辈子都还不起的巨债，用个人的力量组织起一支舰队，招募了一批外国士兵，打算跨过三大洲，穿越三大洋，去突袭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城市，这简直是活生生的天方夜谭！
不论这个传奇计划是不是异想天开，但在龚照瑗看来，关键问题是宋育仁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偏离了外交使节的职权范围。尽管如此，龚照瑗并没有处置自己下属参赞的直接权力，于是将查知的情况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由于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因此当北京获悉了宋育仁等人的活动时，大惊失色，李鸿章立刻表示反对；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当即下旨命宋育仁中止一切相关行为，定船、募兵之事一概作废，免去宋育仁参赞一职，同时电召他立即回国。1895年4月17日，就在宋育仁被免职拟回国时，李鸿章和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一惊人壮举牵连、涉及的人物确实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涉及外国人士：又担心知晓此事的人们和舆论同情宋育仁，才决定就此作罢，没再作深究。清廷只是收缴了宋育仁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顶戴，仍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几乎被历史遗忘
满怀希望前来，带着失落而返。1895年7月，宋育仁只能收拾行李，踏上了返乡的航程，在船上他不禁“抚膺私泣，望洋而叹”，一路伤心了很久。一年前离开中国出使西欧时，他是何等意气风发，在西欧诸国亲身感受到异国文化的差异和制度的先进，他当时又是何等惊叹不已：而一年后返回祖国，此刻他却是如此心灰意冷，满腔热情不被朝廷接受，奇谋为国换来戴罪之身，此番经历让宋育仁深感无奈。当宋育仁最终在1895年的年底回到北京时，他自言“重入都，历忆此行，怆如隔世！”。
就在这次回国途中，心潮逐浪的宋育仁提起笔来，详细陈述了此次购船、招兵的谋划与行动过程的《借筹记》。或许宋育仁的本意只是为即将面临的质询或审讯准备一份辩护词，或许想以文字表达自己的壮志未酬之情，但在不经意之间，《借筹记》一书却为中国激荡的百年史，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近乎传奇的真实记录。
记者张力报道
就在一年前，人们还在讨论拜仁8大国脚对于德国队的重要意义，国家队首发阵容超过一半都出自拜仁。但在欧洲杯后，随着勒夫决心重新引入竞争机制，多特蒙德阵营在国家队的势力正在悄然上升。
如今，拜仁有5名球员还能基本确保主力位置，他们是诺伊尔、拉姆、巴德施图伯、施魏因斯泰格和穆勒。多特蒙德直到欧洲杯才有了胡梅尔斯1人首发，但如今施梅尔策和罗伊斯也都初步晋升主力，而格策也是勒夫考虑的重要人选。
博阿滕被认为是勒夫新政的首个牺牲品，这位身体素质极佳的中卫，过去2届大赛分别担任左后卫和右后卫。如今勒夫决心要给多特蒙德左后卫施梅尔策机会，拉姆回归右路，这意味着博阿滕只能被固定在中卫，但他只是四号选择。
除了博阿滕，克罗斯的位置也有些尴尬。欧洲杯期间，克罗斯迟迟得不到出场机会，半决赛突然首发，表现又令人失望。施魏因斯泰格和赫迪拉的双后腰依然是勒夫首选，一旦其中一人有恙，勒夫有机会便使用4141给格策机会，就算是继续使用两名后腰，防守更强的拉尔斯·本德也更加得宠。
而在前腰位置，德国队更不缺人。和法罗群岛的比赛，德国队在克洛泽身后的4名进攻中场罗伊斯、格策、厄齐尔和穆勒均可担任前腰，克罗斯要想进入首发，难度可想而知。
戈麦斯的情况稍乐观一些，毕竟其竞争对手只有克洛泽一个人，而且戈麦斯在欧洲杯前2场小组赛表现还是相当出色。拜仁几名主力国脚中，穆勒的地位也不是完全稳固，位置灵活的罗伊斯完全可以像和希腊一战那样出现在右路。
胡梅尔斯通过欧洲杯奠定主力，同时，勒夫也感受到了罗伊斯的进步，新赛季回归多特蒙德的德国足球先生，暂时取代了波多尔斯基，而且还成为勒夫在锋线的一个试验人选。只是，罗伊斯虽经常通过个人盘带突破创造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机会，但是他和队友们之间的配合还欠缺默契。
施梅尔策能重新得到勒夫赏识，首先是因其在俱乐部的优异表现。事实上，正是多特蒙德过去2个赛季稳定而高水平的发挥，让勒夫敢于为球队注入更多的黄黑元素。但不容忽视的是，德国在过去这些年依然没有解决边后卫缺人的问题，勒夫才想到给施梅尔策又一次机会。
格策面临的问题则恰恰相反，他的天赋毋庸置疑，只是虽然他可以胜任中前场每一个位置，但德国队恰恰是在这块区域有太多可用之才。经历了此前长时间伤病，格策坦言在巴西世界杯之前，他的目标就是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我要在这基础上尽可能多地比赛，其他的事情都会顺其自然。”
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基本特征
孙子于春秋末期任将于吴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产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体系。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孙子兵法》中。
(一)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
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产生，有其逻辑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物质根源。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体系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文化遗产和融会吸收时代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研究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文化渊源，远可追溯到商、周时代的伦理观念，近可求源于儒，道，法，兵等诸家社会思潮。
第一，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
现代伦理学界一般认为，具有积极传统意义和体系意义的我国古代伦理思想的诞生，是以西周伦理思想的确立为标志的。殷亡周立后，不仅社会伦理思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军事伦理思想也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日益趋向体系化。以上二者，为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周朝的建立为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诞生提供了良好契机。周人从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中理性地认识到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惟不敬德，乃早坠厥命”[1]“皇天无亲，唯德是辅”[2]。在周人道德视野中，“德”多指“政德”，是和“保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殷统治者的重大失德之处就在于“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苦，惟耽乐之从”[3]，“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4]。鉴于此，周朝统治者明确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怀保小人，惠鲜鳏寡”[5]。
与此同时，与“敬德保民”相适应的一些道德规范体系如“惠”、“爱”，“节”(俭)、“无逸”(勤)、“同欲”、“信”、“礼”等，以及“明德慎罚”[6]的德政政策都逐步建立起来了。以上传统伦理思想为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产生开创了先河。如孙子“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观，“上下同欲”之道，“王者之道，厚爱其民”[7]说，以“仁”为核心的将德修养论，以及“爱卒”，“教卒”、“善俘”等，无不蕴渗着前人“敬德保民”等伦理思想的精义。
第二，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与兵学传统。
对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奠基意义的是前人在军事领域中所取得的伦理探索成果。这方面的资料多散见在《易经》、《尚书》、《周书》、《国语》，《左传》等著作中；另有《军志》，《军政》等兵书，虽然今天已经失传，但孙子在其兵法中多处引证，足见其对孙子的影响。这些思想成果，就其具有积极价值意义的部分来说，主要是：1.充分肯定道德(主要是军德、将德)在军事领域的地位和功能；2．充分肯定军人的价值(包括安国，利君、保民，争利等);3。提倡以“仁”为本的“军礼”；4．重谋尚智(包括计、诡诈，用间等)；5．强调“明德慎罚”(包括道德激励、德法并用等思想)；6．强调“师出以律”；7．重视仁战，义战等伦理。通观《孙子兵法》即可发现，这些兵学道德传统在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继承和发展。
第三，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与时代社会思潮。
西周伦理文化的诞生，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逐步走向了体系化，规范化和理论化。至春秋时期，传统伦理思想在新旧更替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春秋末期开始出现的百家争鸣，形成了诸子各具特色的社会伦理思想倾向。孙子的故乡齐国，“齐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8]，民众易于“随时而变，因俗而动”[9]，这种文化氛围为孙子兵学融会吸收各种社会伦理思潮提供了可能。例如，孙子全胜，伐谋的“仁”战观和“善卒”、“爱卒”的人道思想与管于的论兵，儒家的仁学多有相通之处；“文”，“武”相济的治军之道与法家思想有一定联系；“恃守”，“善战”和“众陷于害’的理论，仿佛又与老子的军事守柔主义有一定继承关系；……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孙子军事伦理思想对时代社会思潮融会吸收的倾向。
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产生于一定的战争实践，但是从最终决定意义上说，则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技术的提高，铁器和耕畜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于是带有早期封建性的私田制随之出现和发展起来，社会关系也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给战争带来的巨大影响是：1．军队规模的扩大。由于奴隶的解放，冲破了“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制度的束缚；物质财富的增加，又使脱离生产劳动的大批职业军人的生存和发展有了可能。
据史料推算，春秋中期，军队规模一般为五万人左右，到春秋末期则增长到十万人左右。2．改善了武器装备。生产力的发展使武器装备得到了改良，尤其是铁器的应用，改善了兵器性能，杀伤能力大大提高。同时，由于职业军人的出现和教练的强化(如孔子所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10]，军事技术(如御，射等)也得到了提高。3．战争形式发生了改变。由于军队规模的扩大，武器的杀伤力增强，也使战争形式由春秋中期的车战、会战转向了激烈的野战，战争的时间也逐渐延长。
以上三大变化，使战争的残酷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加深加重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如老子所言：“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11]战争死亡人数大幅度地增加，财富的巨大浪费，生产的严重破坏，这种现实必然要引起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的思考。公元前546年的“向戌弭兵”事件则是这一思考的必然结果。弭兵的伦理意义就在于实现和平，解除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但弭兵只是使军事对抗暂缓，不但不能消灭战争，而且和平发展时期的休养生息正孕育着扩军备战，为更大规模的频繁持久的战争创造了条件。处在这个时代的孙子，显然看到了战争与道德的相悖，立足于战争现实，吸取弭兵的伦理精义，正确地解决战争与道德的矛盾冲突，正是孙子军事伦理思想诞生的逻辑前提。而这一历史的逻辑的矛盾运动的产生和展开，归根结底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的。
(二)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仁本主义特征
军事仁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是孙子军事伦理思想最为突出的特征。
从军事伦理学的意义上说，《孙子兵法》堪称为一部军事仁学。关于《孙子兵法》的思想倾向，蓝永蔚在《<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一文中已指出：“《孙子兵法》的—个突出的思想特点是把‘仁’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12]我同意蓝文的这一观点。这里旨在探讨《孙子兵法》的仁本主义伦理实质及其军事仁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
军事仁本主义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可以这样说：庞大的军事思想体系正是以“仁”为伦理基础的，仁是贯穿其兵法的一条主线，失去了仁，就无法从整体意义上把握《孙子兵法》的伦理实质；仁是《孙子兵法》最根本的道德出发点和归宿，具有决定其它军事伦理原则，规范其全部军事道德活动的意义，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本质在于仁。现就《孙子兵法》首篇为例，对此略予探析。
《孙子兵法》首篇(即《计篇》)是全部兵法的宏旨大纲，具有提挈全书的作用；其中本于仁的立论主要有三点：
其一，“兵者，国之大事”说。这是首篇首句提出的一个具有指导全书意义的命题。这一命题正出于孙子对战争之仁与不仁的深切洞察，即所谓“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显然，孙子对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关切，恰恰是本于爱国，爱人之“仁”的道德意识。
其二，“五事七计”说。孙子捉出“五事”，“七计”均以“道”为首，即“一曰道”，“主孰有道”。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此道亦是孙子民本意识的反映。如杜牧注：“道者，仁义也”；张预注，“以恩信道义抚众”；曹操则解释为“导之以教令”，同样具有教民、爱民之意[13]。至于“智、倌，仁，勇，严”的将德要求，自然更是以仁为核心的。
其三，“诡道”说。所谓“兵者，诡道也’，多被后人误解为权术诈变的不仁不义之说，如南宋人叶适说：“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14]清人姚鼐认为《孙子兵法》为“不仁人之言”[15]，也多因诡道论定。殊不知诡道说恰恰是出于仁而利于仁的伦理思考。如前所述，由于春秋末期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武器装备性能的改变，战争越来越趋于残酷，因此，固守那种列阵拼杀的“不敢不成列”之类的军礼，只会给战争双方带来更大的伤亡，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而诡遣用兵，实际上是尚智伐谋的具体表现，是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全胜”思想的手段。显然，诡诈之智具有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伤亡和损失的伦理内涵，体现了仁之手段(仁智)与仁之目的(全胜)的辩证统一。
通观《孙子兵法》，仁本主义精神在诸篇中均有不同程度地体现。概言之，主要是：战争观上的“重战”、“慎战；军人价值观上的“安国保民”；战略观上的“上兵伐谋”；战术原则上的“变诈”，“用间”，治军之道上的“爱卒”，“同欲”：对待战俘政策上的“善卒”“养卒”；等等。可见，仁是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本质特征。仁作为《孙子兵法》最根本的道德出发点和归宿，无疑具有最高原则的意义，其它军事伦理原则、规范及全部道德活动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本源于仁。
“仁”作为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最高准则，充分体现了传统的政治伦理特征和时代的军事思想特征。传统的政治伦理逐步形成以“仁政”为核心的结构模式。孙子时代，仁政说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伦理思想倾向，稍长于孙子的孔子，其仁学的诞生则是“内圣外王”之道在理论上成熟的标志。同时代的孙子深受仁政说的影响，在汉简本《吴问》中，孙子纵论晋国六卿“孰先亡，孰固成”时，即以仁政为依据，阐明苛政失民国衰、仁政得民国盛的道理，得到吴王赞许，“善。王者之道，口口[16]厚爱其民者也。”可见孙子同孔子一样也是一个仁政论者。
由于政治对军事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先秦时代军事上的仁本主义倾向显得特别突出。如《尚书·牧誓》中的以商纣“俾暴虐于百姓”的誓师辞激励士卒伐纣，就是本于爱民的情思，《周书·武穆》中“稽古”圣王之事，提出了“倡德”“和乱”，“终挤”的武德要求，同样具有民本主义色彩；至于《左传》的记述中，则留下了更为丰富的春秋时期军事上的仁本主义足迹。再如《司马法》[17]中的伦理思想倾向所体现的仁本主义的色彩更为浓重，其首篇即是《仁本第一》，其首句立论便以传统的仁政说为据，“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并由此展开，阐明举兵征战的目的在于“除暴安人”，推行“仁政”。
以上分析表明，传统的政治伦理和军事伦理无不具有仁本主义的思想倾向，至孙子时代，仁本主义的思想倾向已成为政治生活、军事生活的主旋律。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只不过是这一主旋律中的一个高音符罢了。
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以“安国保民”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
以“安国保民”为本，高度重视军人的价值，是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立足点。
1．“安国保民”——军人最高的价值目标
“价值”是个关系范畴。从伦理学角度把握军人的价值，必须确立军人与其价值主体的道德关系。军人与国家、人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道德关系，孙子正是从这一关系入手来认识和确立军人价值的。孙子在其《兵法》开篇首句中即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
这就把养兵用战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死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军人的价值。从而，也就把养兵用战之事置于了国家大政方针的首位。这与《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8]之说是一脉相承的。在孙子看来，要安邦定国，利主保民，就必须高度重视养兵用战之事。养兵用战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安国保民”。在《孙子兵法》以后的诸篇中，从不同角度反复阐明这一原则，强调“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胜”，“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安国全军之道”等原则的价值意义及道德要求。这些论证，其意旨均在于确立军人的价值指向，阐明“安国保民”是军人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决定和统帅其它一切军事行为的最高，最根本的伦理原则，是衡量军人价值大小，军事行为正当与失当的根本标志。
2．实现“安国保民”的战略伦理原则
从孙子的战略思想看，与“安国保民”价值目标相适应的伦理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恃守”原则。所谓“恃守”原则，就是依靠强大的武备力量威慑和战胜入侵者。这是军人价值的重要表现。《九变篇》中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造成使敌人“不可攻”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使敌人迫于强大的威慑力而不敢攻；二是由于“我”方武备充分而敌无法攻取。只有造成“不可攻”的态势，才能充分体现军人的价值。诚然，养兵的目的是为了用战，但军人的价值并非只表现在战场上，平时对敌人的防御乃至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的“威慑战略”，同样也是军人价值之所在。因此，只有平时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好充分准备，使武备力量强大，才能在战略上威慑敌人，在敌人进犯时达到御敌、制敌之目的。
第二，“善攻”原则。“善攻”原则提出的基本伦理要求是攻伐必须具有积极道德意义。孙子从攻伐兼国的现实出发，提出了一条最基本的“善攻”要求，即“争利”。孙子始终把“争利”作为养兵用战的直接目标。在“汉简”佚文中曾明确指出，“兵，利也，非好也”。养兵用战，目的在于“争利”，而不是穷兵黩武的好战狂。孙子在《军争篇》中还明确提出；“掠乡分众，廓地分利”的原则和要求。实际上孙子是从军人的价值目标出发，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战争伦理原则，即军事功利原则。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一切军事行为都是一种实际的功利行为，是为了满足或实现本国、本军和本国人的利益而发生的。这就告诫战争指导者们，在军事行动之前，要权衡利弊得失，“悬权而动”(《军争篇》)。他在《九地篇》，《火攻篇》反复强调这一原则，要求做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第三，“慎战”原则。孙子重战，同时又反对好战。他从“安国保民”的宗旨出发，反复强调养兵用战是“国之大事”，要“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他在《火攻篇》中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在孙子看来，战还是不战，首先应从是否有利于“安国保民”的“功”和“利”上考虑，凡是有利于这一价值目标实现的，就为之；否则，均在反对之列。“慎战”原则的伦理实质就在于强调军人对国家命运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有了这种精神，军人的价值就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得到升华。
(二)以“五德”为纲的将帅修养论
孙子之所以重视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研究将帅的武德修养，是和他的将帅价值观分不开的。他把“将事”视为“五事”之一，强调“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在他看来，要实现“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目标，将帅是决定的因素，因此他在其兵法的首篇即明确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是将帅武德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择将任将的基本标准。在以后的诸篇中，孙子对此“五德”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和发挥，形成了以“五德”为纲的将帅品德规范体系和具体修养要求。
1，“五德”的军事伦理内涵及其层次
从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史考察，“智，信、仁、勇、严”“五德”有着极为宽泛的社会伦理意义。与孙子同时代的孔子，曾提出了“智、仁、勇”“三德”，后来的孟子又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但是，孙子将其“五德”作为将帅武德修养的基本内容，却赋予了它特定的军事伦理内涵，具有特殊的层次性要求。
“智”。一般指智慧，即多谋善断。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释义上，智不过是一种才能而已，而不能成为实际的“德能”，即“智德”。“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九变篇》)，是否符合军事功利原则，符合“安国保民”的价值月标，是衡量有无“智德”的根本标准。显然，这里的“智”就远远超出了一般作为战术才干层次上的释义，而在更高的道德意义上赋予了一种敢于坚持功利原则的军事伦理内涵。
“信”。何谓“信”?从《孙子兵法》中可以看出，“信”的基本含义有三种：一是指赏罚有信。实施赏罚能否做到信赏明罚，是衡量一个将帅有无德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计篇》中，孙子把“赏罚孰明”视为“五事七计”之一。赏罚无度或失度，对将帅来说，都是道德上的“失当”行为，都必然要失信于部下。二是指信心、信念，即要求将帅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有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九变篇》中说，“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此句是讲提高胜利信心的途径，句中之“信”即指信念、信心。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作为将帅要坚定其信念，增强其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就必须“杂于利,即多从有利的方面考虑。作为军人，尤其是将帅，信念动摇，信心丧失，就是一种失德。三是指遵守和执行纪律。如《九地篇》中指出的“不令而信”即是。
“仁”。从军事伦理学的意义上看，“仁”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功利性概念。《国语》说，“畜义丰功谓之仁”[19]，“为国者利国之谓仁”[20]。孔子之“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从养兵用战来看，“爱人”也是一个具有功利、价值的规范。孙子所谓的“仁”，抑是从功利原则出发的。也就是说，凡是符合功利原则，有利于实现“安国保民”总价值目标的一切意识和行为，均具有“仁”的意义，都是“仁”的本质体现：反之，则为不“仁”。概括地说，《孙子兵法》中所谓的“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仁爱”，即从军事功利原则出发而怀“仁”爱“我”，也就是说，以“爱”为手段实现成“我”军事功利之目的。如“爱卒”、“善卒”、“养卒”、“安国”、“保民”、“利主”等，均是“仁爱”的表现。
二是“义恨”，即怀“仁”恨敌。就是说，对敌人恨得越深，打得越狠，也就越能体现“仁”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同样可以说“仁者恨敌”。“爱”与“恨”是相辅相成的，是构成“仁德”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
三是“大仁”之“仁”。“大仁”与“小仁”的道德冲突是战争中常见的一种矛盾现象。解决这一冲突的伦理原则是两“仁”相权取其“大”，即舍“小仁”以求“大仁”。如《用间篇》中即强调要舍“爱爵禄百金”的小利之“仁”，求“一日之胜”的大利之“仁”。所谓“爱民，可烦也”(《九变篇》)，就是告诫将帅要立“大仁”之“仁”，而戒“妇人之仁”。
“勇”。《势篇，》中说，“怯生于勇”，又说“勇怯，势也”。就是说，“勇”与“怯”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的两种态势。因此，要理解“勇”的本质，必须通过它的对立面“怯”来把握。所谓将帅之“勇”，一方面在于将帅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一往无前的武德心理素质，即在精神上建立起一种压倒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信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又在于实际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造成使敌人产生怯懦，畏惧的战时态势。但是，以上这两个方面只是从量上来衡量“勇”的，要从质的方面来把握“勇”，’还要和“智”，“仁”等武德要求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只有“大智”、“大仁”之“勇”才是将帅应当具备的武德之“勇”，而那种“怒而兴军”，“愠而致战”的“必死可杀”之“勇”，不过是一种失“仁”失“智”的“愚勇”、“鲁勇”，即匹夫之勇罢了。
“严”。“严”作为将帅的一种品德，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人格威严，即指将帅要有至上的权威人格力量和严肃的作风，能使三军令行禁止，闻金鼓之声，望旌旗之示，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军争篇》)，“齐勇若一”，“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九地篇》)。二是治军善严。即敢于和善于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严格教练。“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地形篇》)。因此，要“修道而保法”(《形篇》)，“正以治”(《九地篇》)，公正严明，信赏明罚。三是严于律己。“严”之所以成为一种美德，并不在于“严”的方式，而在于“严”的作风和通过“严”而体现的那种克尽职守、鞠躬尽瘁的高度道德责任感和自律精神，这就是说，严于律己是“严”的必然道德要求。反之，若失此“严”，作为将帅则难立人格威严，亦难做到治军善严。
以上“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的不同层次的内涵，为将帅武德修养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这五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片面强调某一方面或忽视某一方面，都有损于塑造将帅完整的武德形象。但是其核心是仁，离开了这一核心，其它“四德”就有可能失去正面的伦理价值，就会变成“奸智”，“愚信”，“鲁勇”，“严酷”等。
2，戒之以“五危”的道德律令
在品德修养中，不仅要明确“应当”怎么做，而且还要明确“不应当”怎么做。对于将帅的品德修养，孙子不但从“应当”方面提出了“五德”规范，而且又从“失当”角度提出了“五危”的道德戒律。据《九变篇》载：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这就清楚地表明，“五危”是将"帅修养的大敌，致命的武德之“过”，必须慎察明戒。“五危”与“五德”相对立，尤其是与“智、仁，勇”三德的道德要求完全相悖。戒之以“五危”倡之以“五德”，二者相辅相成，前者为破，后者为立，破立结合，将帅之德乃可修之。
(三)古朴的军事人道主义
据史料分析，军事人道思想早在殷周之际已经萌芽。如《尚书·汤誓》中即有以人道情感激励将士伐夏的战前誓词，《尚书·牧誓》中也记载着武王伐纣时曾以人道思想作为激励将士同仇敌忾的手段，在《左传》，《国语》中都有不少关于军事人道思想和行为的记载。孔子的仁学论兵，老子的尚慈反战，《司马法》中的“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21]等，都蕴含着时代对军事人道主义的呼唤。军事人道主义是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其“仁”的具体运用和延伸，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仁战”观
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是其“仁战”观的集中体现。据《谋攻篇》载：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全国”等“五全”为上，“破国”等“五破”为下，从军事伦理意义上看，不仅是对那种野蛮的残暴屠杀的非人道战争的否定，也反映了孙子对战争损失力求减少列最低限度的期望。战争“日费千金”，使“百姓财竭”久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作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研究昨日新增战篇》)，若兴师十万，则“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篇》)，如果能以“五全”为上，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可以避免战争给人民所带来的破坏和不幸，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目的。
至于如何实现“全胜”，孙子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战略思想，而把“伐兵”、“攻城”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可见，“伐谋”、“伐交”具有“手段”的伦理意义，是为善的“目的”(即“全胜”)服务的。“目的”的善与“手段”的善的统一，是孙子“仁战”观的合理内核，体现了人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2、“爱卒”、“善卒”的人道思想
孙子从“仁爱”之心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爱卒”、“善卒”等道德规范。在《地形篇》中，他要求将帅要以父爱之心带兵。他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豁；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孙子讲得极为明白，不仅不能歧视虐待士兵，而且要“爱兵如子”。但是，“仁爱”不是“溺爱”。“溺爱”生“骄子”，养“骄子”之兵是难以用战的。不能用战则难以实现“安国保民”，是谓不“仁”之一；伤亡惨重，难以保卒，是谓不“仁”之二。所以，从军事人道主义出发带兵，就要养“厚而能使”、“爱而能令”、“乱而能治”的“可用”之兵。
孙子不仅强调对部下要“仁爱”，而且对待战俘也强调要“卒善而养之”(《作战篇》)。这种优待俘虏的道德要求，确是对原始社会杀死战俘、奴隶社会将战俘沦为奴隶的非人道行为的否定，是其军事人道主义的又一创造，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四)“君命有所不受”的道德选择方针
服从命令与机断处置的矛盾，是军人道德选择中常见的一种道德冲突现象。如何解决这一道德冲突，提高行为主体选择的自由度呢?孙子强调“君命有所不受”[22]原则，即为解决这一道德冲突确立了一条科学的选择方针。这一原则的“科学性”和“方针”意义，不仅表现在从原则上给军人指明了解决服从命令与机断处置的矛盾冲突的途径，并使主体自身的道德自由和道德责任在互生的基础上达到了和谐统一。这一伦理意义正是通过它所蕴含的道德选择的“求实”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而体现出来的。
1．“求实”原则
“君命有所不受”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据《九变篇》载：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可见，“君命有所不受”的命题是以“不由”、“不击”、“不攻”、“不争”的“四变”为前提的。由于战场情况的变化，有的道路不去走，有的敌人不去打，有的城邑不去攻，有的地方不去争，这正是从实际出发的临机变策。只有当“君命”与“实际情况”发生矛盾时，才有必要作出“君命有所不受”的选择。这就是说“君命有所不受”，并不是削弱和背离君主的领导，孙子在《九变篇》首句中即明确指出“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这就从总体上确立了君统帅将，将服从君的伦理，也并不是说国君所有的命令都可以不听，仅仅是指那些有违于用兵作战实际情况的决策、指示才可以“有所不受”。这体现了孙子的既不唯上又不轻上的“求实”精神。
2．“价值”原则
“君命有所不受”的道德选择方针，要求将帅在道德是非选择时不仅要“求实”，而且要以是否符合“安国保民”的最大价值目标为标准。对此，孙子在兵法中阐述得甚为明确。他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23]。
这段论证是从“求实”原则入手，以“安国保民”的价值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求实”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所谓“战道”，就是作战的客观实际。在“战道”与“君命”的冲突中，孙子坚持“战道”第一、“君命”第二的“求实”选择原则。但坚持“求实”原则的真正动因是“价值”原则，即求“必胜”而避“不胜”，实现“安国保民”的价值目标。这就从行为选择方针上向将帅提出了必备的武德要求，即作为将帅，要作出符合“价值”原则的选择，不仅要具有“求实”的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具有向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道德责任感，在行为选择时，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真正的“国之宝也”。
从以上分析可见，“君命有所不受”所包含的“求实”原则和“价值”原则，为将帅的道德行为选择提供了指南。“求实”原则以真理性的要求，赋予了将帅临机应变，果断处置的道德选择的自由权利；“价值”原则则以至善性的要求，强调将帅负有“安国保民”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责任和义务。道德选择的自由“权利”与必然的“责任”、“义务”的统一，正是“君命有所不受”的伦理真谛。
据史料考证，“君命有所不受”说的提出并非出于孙子，而当首推司马穰苴。与孙子同时代稍长于孙子的穰苴，被齐景公初任将职时，曾斩违令的监军庄贾“以徇三军”，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24]穰苴与孙子同为田完后代，穰苴约死于公元前518年，而孙子则是在公元前512年始为吴将，其吴宫教战斩二姬与穰苴斩庄贾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推定，孙子“君命有所不受”说的提出当在穰苴之后，亦很有可能为田氏军事世家祖传之兵法；或是孙子直接借鉴于穰苴。
(五)“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方略
“德”与“法”在治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周以前就已被战争指导者所认识，《尚书》中所保留的诸篇“誓”即为其证。“誓”是出兵征讨时军人的誓师词，也可以说是战前的战争动员之词，多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是揭露征讨对象的失道失德罪行，宣告战争的正义性，以道德的力量激励士卒作战，二是申明法令，宣布军纪，以奖罚之信告诫士卒要遵纪守律，令行禁止。如《甘誓》中的“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汤誓》中的“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即是。
至西周以后，由于重德尚礼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军礼”逐渐成了较普遍的治军原则。军礼的主导倾向是“德治”。如《周书》，《国语》，《左传》中所体现的崇尚军礼、安抚怀柔的军事思想，就是这一时期治军的主导思想倾向。与此同时，“法治”思想作为“德治”的对立面而又以辅助德治的手段形式逐渐发展起来。至春秋末期，由于礼、法并用的社会思想的影响，在军事上“德”，“法”同济的治军思想日趋成熟。孙子提出的“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文、武相济的治军方略，可以视为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上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文”者，导之以德，“武”者，严之以法，“文”，“武”二道，是军队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两大支柱。在孙子看来，只有把这两大支柱的建设结合起来，才能把军队建设好，他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25]。
作为将帅，要严格纪律，执行惩罚，必须首先取得士卒的信任，拥护和爱戴(即亲附)；否则，士兵是不会心悦诚服的，因而也就难以用战。“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26]。只有在将帅和士卒之间建立起互相信赖的良好道德关系，平素才便于养成令行禁止、严格执行纪律的习惯。这就明确指出了，养兵用战必须把“德治”放在首位。但是，“德治”也是不能离开“法治”的。离开严格的军法军纪，军队就会涣散，混乱，有令难行，有禁难止。这不仅难以巩固“德治”的成果，而且也背离了“德治”的养用战之兵的目标，导致“德”而不治，养“骄子”之兵的后果。所以，只有“合之以文”与“齐之以武”结合起来，才能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用则能战，战则必胜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
孙子“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在其兵法中主要体现在《计篇》，《作战篇》，《地行篇》，《军争篇》，《行军篇》以及《九地篇》，《火攻篇》诸篇中。
(六)“众陷于害”的战场道德环境效应说孙子从实际战争经验中已直观地体验到道德环境效应的军事实践意义。在《九地篇》中(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篇)他反复强调战争的指导者必须善于适时创造一个“众陷于害”的战场环境。
“众陷于害”的环境对军人所产生的积极道德心理体验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众陷于害”则“勇”。在孙子看来，如果把军队置于危险境地，就会使军人产生一种超常的勇敢精神去战胜敌人。他说：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
“投之无所往”即指把军队置于无路可走的境地，这样就可以造成“不得已则斗”的态势，可使士卒产生一种拼死决战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即所谓“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怀着“吾将示之以不活”的决心去死战的军队，则往往可以绝处逢生。
第二，“众陷于害”则“从”。“从”即指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自觉遵守纪律。在孙子看来，在“众陷于害”的环境里，士兵则可以做到“过则从”。他说：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
“不修”、‘“不求’，“不约”，“不令”之所以能达到“戒”，“得”。“亲”，“信”的效果，是“众陷于害”的环境使军人所产生的一种积极的道德心理体验效应所致。
第三，“众陷于害”则“固”。所谓“固”即指团结互助，同仇敌忾。孙子说“无所往则固”。军队到了除非决战就走投无路的危险境地，就会加强内部团结。他又说：“深则专”。“深”即指深入敌境，“专”即指军心土气牢固专一。为了进一步揭示危境与加强内部团结的关系，孙子还以“同舟共济”的道理，通俗地论证了危境生“固”心，出团结。他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总之，在孙子看来，“众陷于害”的战场环境，具有着激发军人“勇”、“从”“固”的道德情感，产生强大精神动力的作用。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孙子正是看到了“众陷于害”环境对士兵的精神所产生的这种重大影响作用，才强调指出：“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在他看来，一个好的战争指导者，必须善于体察战场环境对士卒道德心理发展的影响，并适时地创造一个“众陷于害”的环境，催化军人积极道德情感的生成与道德潜能的充分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孙子所谓的“众陷于害”的用兵原则，并非是指对士兵生命不负责任冒险地把军队驱往“死地”，以迫使士兵去拼死。从孙子所述的立意看，所谓“害”，实质上是指一种心境，是相对意义上的一种心理体验。也就是说，它是以土卒心理体验到的“危境”而又不惧其“危境”为尺度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强调指出；“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变换和利用战场环境，以及进退攻守，一切要看是否符合部队的心理状态，是否有利于士卒精神潜能的释放。
几点启示
1．军事伦理文化须在开放中求得发展创新。研究表明，孙子军事伦理思想是一个开放体系，既包含了对前人思想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又合理地融会吸收了时代社会思潮。这就告诉我们，欲求军事伦理文化的发展创新，就要坚持开放原则，即一方面批判地继承前人文化思想成果，尤其是包括孙子军事伦理思想在内的军事伦理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又要把军队道德建设同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吸收各个道德生活领域中新的思想成果；同时还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关于军队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
2．道德建设在军事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孙子把道德问题置于“五事七计”之首，正出于他对道德，政治、军事三者关系的正确认识。政治对军事的决定、制约作用以及政治道德化的时代趋向，使道德在军事领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实际的功利意义。这种传统的军事伦理文化结构模式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任何军队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军事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的。所以，任何类型的军事伦理文化[27]都具有实际的政治价值和功利意义，任何阶级的军人道德体系，都是特定的政治在军事领域道德化的要求和体现。因而，加强军队道德建设，无疑是政治建军的必然要求和固有内涵。孙子论兵，以道德为首的历史启示告诉我们，必须重视和大力加强军队的道德建设，任何轻视道德或“道德无用论”的观点都是极其错误的，都有悖于军队政治建军的原则要求；当然也要警惕“道德万能论”的倾向。
3．军人价值观是军队道德建设的首要课题。孙子“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观，是出于他对军人与国家，军人与人民伦理关系的正确认识。军人作为价值的客体，其价值就在于满足作为价值主体的国家，人民的需要，即孙子所谓的“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也只有这样的军人，才能真正称得上“国之宝也”。只要有国家，就有军队，就存在着军人与国家，与人民的伦理关系，对军人来说，就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即通常所谓的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自觉地履行军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最大限度地实现军人自身的价值。孙子的军人价值观表明，军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等级地位的高低，金钱的多寡，而在于军人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及贡献。
由此推理，中国人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正是其军人价值的最高表现形态吗?至于如何实现军人的价值，从《孙子兵法》看，可主要概括为两种形式，一是战场上的“善攻”，“争利”，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威慑。前者是壮烈式的，军人的价值很容易显现出来；后者是和平式的，军人的价值通常不易被一般人所认识。但是，按照孙子的看法，后者则是军人价值实现的更高，更理想，更完美的形式。因此，那种认为“和平的实现就是军人价值贬值的开始”之类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据此启示，我们可以断言：当代中国军人的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就在于确保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因而，“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28]，无疑是当代军人最高的价值目标。
4．正确认识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和偏失。以上我们偏重于从积极方面来研究开掘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成果，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偏失，也就很难谈得上正确的批判继承。毋庸讳言，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体系亦有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和偏失之处，最为突出的是：
(1)狭隘的阶级性、功利性。它是为维护和加强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服务的。如所谓的“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就其实质而言，是以利主即安国为本的。其国首先是君主之国，即统治阶级之国，保民只是安国之策。这一点《尚书·梓材》中说得极为明白：“欲至于万年，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可见，保民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欲至于万年”的统治。孙子所谓的保民，同样出于它的“利主”的阶级实质。
(2)英雄史观。孙子虽然强调“爱卒”，“教卒”，重视“上下同欲”，但从《孙子兵法》的整体思想倾向来看，对将帅作用的肯定最为突出。如认为国家的生死存亡，战争的胜负全在于“庙算”，所谓“将听吾计，用之必胜”，否则“用之必败”的自我荐词，都明显地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再如强调对士卒要“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29]，也是其英雄史观的反映。不可否认，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确是十分突出的，但是就一般规律而言，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否能够得到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士兵)的拥护和支持，即是否具有真理性和正义性。孙子之所以在吴国能成就一番将业，归根结底在于顺应历史潮流而崛起的吴国需要他，他亦符合吴国崛起的需要。
(3)强烈的进攻性。孙子虽然也讲慎战，善守，但他的基本军事路线是重攻伐，十分强调深入他国作战，具有强烈的进攻性。军事伦理是为其军事路线服务的，这就决定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必然要打上进攻性的烙印。如他强调的“掠乡分众，廓地争利”的军事功利主义就具有明显的进攻性，特别是在《九地篇》中，他反复强调“兵士甚陷则不惧，……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深则专，浅则散”。“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等道理，更充分地表现出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为“去国越境而师”服务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易成为好战者发动侵略战争的藉口。以上这些局限性和偏失，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我们只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不必苛求于古人。
注释：
[1]《尚书·召诰》
[2]《左传·僖公五年》
[3]《尚书，无逸》
[4]《尚书·牧誓》
[5]同[3]
[6]《尚书·康诰》
[7]汉简本《孙子兵法·吴问》
[8]《汉书·地理志》
[9]《管子·正世》
[10]《论语·子路》
[11]《老子·三十章》
[12]见《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13]《见十一家注孙子》卷上《计篇》
[14]《水心别集·兵权》
[15]《惜抱轩文集·读孙子》
[16]此二字不清，从残简字迹辨认，似是“宜以”二字
[17]《司马法》虽辑编成书于战国初期，但主体内容则系古代王者《司马法》组成。据《四库全书提要》载：“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藉存什一于千百”
[18]《左传·成公十三年》
[19]《国语·周语》
[20]《国语·晋语》
[21]《司马法·仁本》
[22]《孙子兵法·九地篇》
[23]《孙子兵法·地形篇》
[24]《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25]《孙子兵法·行军篇》
[26]《孙子兵法·行军篇》
刘表是个名人，他与陈翔、范滂、孔昱、范康、檀敷、张俭、岑睡七大名士为友，人称"江夏八俊"。《后汉书・刘表传》说他出名出得相当危险，他被专权的宦官视为异端的党人，曾遭到通缉。解除后，他才回到官场，做了大将军何进的僚属。他做荆州刺史做得不容易。上任时，地方上拉着队伍的枭雄比比皆是，又有袁术拦在道中。他手无一兵一卒，空手起家，结识人才，用计谋杀了这些枭雄，收服了他们的队伍。他马到成功，威名远扬，实实在在地控制了荆州地区。他展拓领土，恩威并用，重文化，办学校，给灾难深重的荆州民众带来了安宁。
刘表人品不错，但割据自重，优柔寡断，不思进取。他有才干，治民有方，保境有方，孙坚来攻，被射死于他的城下。然他的才干，只是局部之才，缺乏大气魄，满足于割据现状，不敢作更大更高层次的竞争。他对刘备说："我坐据荆州已知足，岂能再有他图。"当天下真正的英雄出现后，他相形见绌了。袁绍和曹操相争，他坐山观虎斗，导致了双方对他的不满。
打天下不易，保天下更难，守着荆州的刘表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他想用人才，也确实用了一些人才，如小有名气的谋士蒯越，为他奠定荆州的基业，出过不少良策。然他的身边缺乏经天纬地之才，缺乏开拓型人才。荆州在当时以人才多而闻名天下，诸葛亮、庞统等许多超一流的人才都居住在他的境内，而他从未去请他们出山，来共襄大业。最体现刘表用人风格的事，莫过于和刘备的相处。刘备是个众所周知的人杰，走投无路来依附他。他喜出望外，重礼相待，一片盛情，以此想感动刘备，为他出力。与此同时，他知道刘备的能量比他大得多，又始终提防着，提防反客为主的事情发生。弄得刘备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出力不好，不出力又不好。刘表的狐疑态度，促成了他的小舅子蔡瑁三番五次要杀刘备，未杀成，他再出来充当好人。他对刘备既不敢用，又舍不得不用；留，缺乏诚意；杀，怕坏了爱贤的名声；送客，恐遗后患。大家防着大家，彼此相处得十分别扭。《九州春秋》有段记录，说的是：曹操征乌桓，将军们担忧刘表派刘备袭击许昌，郭嘉入木三分地分析说："刘表不过是个坐谈客，自知才不能驾驭刘备，重用恐出事，不重用则刘备不会为他所用，可以免忧。"郭嘉一言中的。
刘表有仁心，仁不到底；有政治领悟力，悟得不透；想得太多，做得太少。
他还算幸运，死得是时候，没有亲眼看到荆州的丢失。荆州是天下的枢纽，用兵的重地，一块诸雄都想染指的肥肉。多年的战争打下来，诸侯的势力重新分化组合，荆州所处的形势已今非昔比。东面的孙权想把前哨阵地推进到此地，北面的曹操把它看作南下的桥头堡，旁侧有刘备这个不安定因素，内部是妻子的蔡氏家族专权。
雪上加霜的是，和袁绍一样，刘表在继承人问题上犯了过失。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幼子刘琮，他废长立少，种下了儿子分裂的祸患。他两腿一伸后，没出数月，刘琮在舅舅蔡瑁的怂恿下，向曹操举起了白旗。
不善谋略而尽失领地另一汉室宗亲是益州的刘璋。刘璋的父亲叫刘焉。刘焉是宗室，在东汉末出任刺史时，听说益州有天子气，要求来到益州。可刘焉再怎样努力，天子气却一直未附到他身上，抱憾终身发背疮而亡。他死后，部属拥护老三刘璋继承了父位。
刘璋的才能不及父亲，因老大、老二已亡故，而益州这份家传私业又不能无人管理，他才被推出挑了这副担子。他不是乱世的枭雄之辈，生得一副软心肠，待人接物，理政处事，总是施恩，给人以好处，不懂用威，不懂恩威乃是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恩给得多了，好处给得多了，部下就不再觉得是恩，是好处，既不对他感恩戴德，又不敬畏他，结果把益州政治弄得一团糟。内部糟，外部也糟，因汉中张鲁对他不恭敬，他一反父亲联结张鲁的政策，杀了他的母亲和弟弟，结成了怨仇。该用威时用恩，该用恩时却乱用威，刘璋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
《三国演义》中的刘璋在内外交困中出了场，探子来报：张鲁欲兴兵攻川。他急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部下张松献计：厚结曹操，让他出师取汉中，拖住张鲁。刘璋病急乱投医，点头应允，以张松为使前去办理。张松献此计根本不是为了主人。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见益州局面混乱不堪，早晚当属他人，自思不如先将它献给曹操，以为自己讨得更大的前途。他看不起刘璋，暗自将刘璋卖了。然张松来到许昌后，大失所望，曹操不但没有给他一个美官做做，还冷淡得很，傲慢得很。他转道荆州，把益州地图送给了刘备，表示愿和好友法正、孟达一起做内应。
张松回报使命，要刘璋请刘备前来相助保益州。刘璋听闻刘备仁慈宽厚，有长者风，一口答应。他毫不考察张松的"行"，毫不怀疑刘备的"仁"，毫不知晓人心的"险"。臣僚黄权以益州将失谏，他不听；王累倒悬州门死谏，他由其死。他斩钉截铁地说：
"玄德是我兄，岂会害我？再言者必斩?选"
刘备请来了，他盛宴招待一百多天，赠送了无数的物资，派去打张鲁。
对刘备来说，益州本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提出的战略目标，此时庞统又献上了取益州的上中下三策，他霸业要紧，顾不得仁不仁了，象征性地打了一下张鲁，掉转兵锋向益州扑来，一路攻城夺地，所向披靡。
刘璋见大事不妙，经人揭发，才知张松预先设下的阴谋，于是把张松杀了；在事实面前，才知法正、孟达一块卖主求荣，刘备原是条不讲仁义道德的狼。他终于知道了引狼入室的后果，他恨，他恼，他怒，他悔，可是晚了，一切都晚了，他只得调兵遣将，硬着头皮招架。
战争打了三年，打到最后，刘备兵临城下，刘璋为保全益州城，使民众免遭生灵涂炭做了件好事。当时城中尚有精兵三万，粮食布匹可用一年，军民决心死战。刘璋悲天悯人地说：
"我父子在蜀二十多年，无恩德施给百姓。攻战三年，军民血肉弃于草野，都是为我之故。我心何忍，不如投降以安百姓。"
这番话说得让人心酸，让人可怜，话说完后，益州归了刘备。
刘璋太善，太弱，太天真，太容易信人，不是权谋世界的角儿，鸭子赶上架当了一路诸侯，落得了失地失民又失位，把父亲好不容易挣下的一份基业全部拱手让人。父亲想当皇帝没当成，他求保一方诸侯也不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还好刘备觉得欺侮老实巴交的刘璋于心有愧，觉得用诈谋夺取这个远亲的土地有些不太好意思，手下留情，留了刘璋的一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