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0:23
关键词：聊斋志异；鬼哭；王七襄；本事；李荫祖；考辨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鬼哭》一文，记叙了谢迁之变时，顺天学政王七襄仗剑吓鬼而反被群鬼揶揄嗤笑的故事。篇末“异史氏曰”：“邪怪之物，唯德可以已之。当陷城之时，王公势正@赫，闻声者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愿勿出鬼面以吓人也！”蒲松龄意在强调，缺德、无德的王七襄，拿出顺天学政的官帽，身佩能够避邪的宝剑，也不能把群鬼吓唬住，而且，无德也正是王七襄“不令终”的根本原因。蒲翁借此正告普天下的大人先生们：装作人模狗样尚且不能吓跑鬼怪，就更不要装出邪蟊鬼祟去吓唬人了。
王七襄，历史上实有其人。以往，人们对王七襄的介绍认识，大多停留于《淄川县志》《王氏族谱》等简略记载，而这些记载并未写清其“不令终”的结局及原因，并无助于加深对文章的理解。袁世硕在《〈聊斋志异〉时事短篇考析》（《蒲松龄研究》2015年第2期）中，弄清了王七襄于顺治十四年（1657），“以窝盗杀人及诸不法事，讯实，弃市”的结局，但是，对于王七襄所犯罪状的具体事实以及相关审理过程亦付阙如。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根据新近读书发现的史料，对王七襄的人生履历、所犯罪状、审理过程以及《鬼哭》中王七襄的艺术形象塑造作进一步的考辩分析。
一
王七襄，本名王昌胤（清代避雍正讳，改书昌荫、昌印、昌允），字周祯，号七襄，明末清初淄川县忠信乡苏李庄（今周村区王村镇苏李庄）人。万历《淄川县志》卷二十八记载，曾祖王珏“为人厚恺悌，虚已如不足，修德履义，皆沉默潜行，居乡恂恂，善气迎人，与物无忤”“性好施，尝出粟贷里人之急”。祖父王敬任太医院吏目，伯祖王政为省祭官，叔祖王教隆庆五年（1571）高中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忠直耿介，清廉自守。兄弟三人耕读传家，忠孝立基，对后世影响巨大，自此开创了苏李王氏家族百年科甲的先河。
父亲王所须，字衡吾，号斡宇，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癸卯科举人。初任北直隶河间府南皮县知县，三年考满，赠封父母。《南皮县志》云：“公起家勤俭，治邑亦然。而抚恤贫民，礼贤下士，尤切切焉。时征调多端，顷刻立办。邑人为立生祠，春秋尸祝焉。”后来调任交河县知县，政绩突出，入祀名宦祠，享受百姓的生祀。后来，王所须升任山西大同府应州知州，授奉训大夫，大约在崇祯九年病逝于官署。护送灵柩返归故里时，应州父老披拥于道，各致奠以去。王所须有子十人：启胤、肇胤、升胤、鼎胤、昌胤、永胤、新胤、笃胤、祚胤、诜胤。其中，成进士者三（鼎胤、昌胤、新胤），贡生三（肇胤、永胤、笃胤），余皆诸生，是苏李王氏家族中科举最盛的一支。其中，王昌胤是“一门三进士”中最早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的。
乾隆四十一年《淄川县志》，在卷五《选举志》对王昌胤有简略的记载：
王昌荫，字七襄，所须子。丙子科（举人）。崇祯丁丑刘同升榜，授固始知县考察。顺治甲申起户部主事，擢福建道御史，巡按山西，提督北直学政。
近年编修的《苏李王氏家谱》对王昌胤介绍如下：
行五，昌荫，字周祯，号七襄，明崇祯丙子（1636）举人，丁丑年（1637）进士。初任河南固始知县，调清苑保留固始，邑人为公立生祠。改调山西河曲未任，升湖广武昌府监纪厅。顺治甲申年（1644）行取户部山西司主事，升陕西临巩佥事，留升户部陕西司郎中。考改福建道监察御史，巡按山西，督学顺天、北直。丁内艰，回籍。配曹氏，例赠宜人；王氏，例封宜人。子一，广铨（嗣肇荫子）。
上述记载，可能出于对长者讳，并没有揭示王昌胤的“不令终”，而且与当地广泛流传的王昌胤的许多传说故事也大不相同。有关王昌胤的传说故事，主要见于郑峰主编的《淄博历史人物》、孙方之主编的《周村历史人物》以及李国经的《於陵故事》等书。这些传说故事，有的讲王昌胤聪颖早慧，小小年纪就考中进士，太后认其“干儿”，皇帝御赐“并肩王”；有的则是说其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害死母亲，霸占侄女，最后被嫂子和乡亲们用摊煎饼的竹枇子杀死。这些传说似乎又在印证着蒲松龄之所言不虚。
按理说，蒲松龄对王昌胤不会很陌生。据袁世硕考证，康熙初年，蒲松龄曾在王昌胤之弟王永胤（印）家中短期做过私塾先生，其时距王昌胤死也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蒲松龄与王永胤（印）友情甚笃。王永胤，号八垓，王所须六子。他曾选定《为人要则》十二题，请蒲松龄作释文以教育族人。后来，蒲松龄又到距离苏李庄不远的西铺毕际有家坐馆三十余年，而毕际有的第一任夫人就是王昌胤的妹妹。蒲松龄如果有心弄清王昌胤“不令终”的死因及状况，是很有条件的，甚至蒲松龄可能就非常了解王昌胤的详细情况。那么，他故意不说清楚的原因，仅仅是为了给王永胤、毕际有等人一点情面吗？
担任山西固始知县，是王昌胤走上仕途的第一步。顺治十六年《固始县志》卷五《官师志》记载：“王昌胤，山东淄川人，由进士崇祯十一年任。”而继任者“时敏，南直常熟人，由进士崇祯十三年任”。可见，王昌胤任固始知县两年。此外，则无记载。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淄川城被李自成的小股部队占据，横征暴敛，逼饷肆虐，当时王昌胤正归居乡里。辽东巡抚毕自肃长子毕际f在其著作《讷庵痴语》（手抄本）中记叙了当时有关王七襄的情况：“归未久，淄城伪官至，士民迎谒甚恭。镇店各立黄旗，书‘顺’字，衙役投入者数百名，势赫如也。三日后，官入省谒防御使，皆伪设也。归之日，按籍请绅入城……次日，同诸绅公会合县大集，聚谋曰：擢长于辞令者居前，非王七襄不可，孙龙老佐之。伪官尚以礼见七襄，反复数百言，伪官问答一二语而已，既命诸绅宿东司。众以暂归办饷为请，官勉应之。又次日，渐有上饷者。”当时，王昌胤以其长于辞令、才能出众，被乡绅们推举为代表，与大顺政权任命的官员交涉办饷事宜，与他一同去交涉谈判的“孙龙老”，即崇祯时期被夺官为民的淄川（今属博山区白塔镇大庄）孙之獬。
清朝定鼎后，王昌胤以户部主事起，顺治二年五月丁亥（初六），升“户部主事王昌允为陕西按察使司佥事、临巩兵备道”（《清世祖实录》卷之十六）。七月乙丑（初十六），“户部郎中王昌允为福建道监察御史”（《清世祖实录》卷之十九）。冬十月庚辰（初二），“遣广东道御史王昌允巡按山西”（《清世祖实录》卷之二十一）。顺治三年十二月初一，“山西巡按王昌允疏报；灵石县举人王之度母牛氏，夫故，氏年二十五。励志矢节，训之度登贤书，逆闯逼授之度伪职，诫不令受。守节五十年。崞县生员亢守节、继妻丁氏、年二十九夫故。训孙发潜入泮，守节四十年。请照例旌表。章下所司”（《清世祖实录》卷之二十九）。顺治四年二月癸酉（初二），“遣福建道监察御史王昌允提督顺天学政”（《清世祖实录》卷之三十）。顺治八年闰二月甲戌（初二十七），都察院甄别台员，拟应差用者二十二人，应内升者二人，应外升者十一人，应外调者四人，应降用者五人，应革者八人。王昌允（胤）在应革职的八人之内。“疏入，报可”（《清世祖实录》卷之五十四）。顺治十四年二月丙戌（初十三），“革职御史王昌允以窝盗、杀人及诸不法事，讯实，弃市”（《清世祖实录》卷之一百七）。
由上可知，《鬼哭》说王昌胤“不令终”是于史有据，也是和民间传说大致吻合的。
二
关于王昌胤顺治时期的为官状况，《清世祖实录》等并无过多记载。而在山西人李中馥的《原李耳载》中，记载了有关王昌胤任职巡按山西监察御史的一件奇事。文章写道：守道娄惺伯，楚人，喜交游，重然诺。后转按察使，与巡抚王七襄常常意见相左。王七襄是个“险谲”之人，“阴以诽刺[中丞申公朝纪”，暗地里捏造事实诬陷娄惺伯，蛊惑中丞申朝纪。申公相信了王七襄的话，极为恼怒，搜罗道听途说之事，上奏“七可斩之疏”弹劾娄惺伯，使其含冤而死。当时申朝纪年正壮健，自枉杀娄公后，其长子无日不见鬼，以怪病早卒。不两月，申朝纪每晚见娄公索命，不能安寝，内则家人环侍，外则标兵环宿。后至大同任职，则白日见娄公对立案前，并饮食不得自如，卒为娄公生擒之。申朝纪死后，继任者是祝公。莅任两月，一夕，梦一人披发跣一足，身中材，跪请曰：“我是娄观察使，为人陷害而死，今对簿公堂，请将以前卷宗出示给法官，不必劳驾您捡发卷宗，只是允许掌管案卷的司吏查阅就行。”祝公梦中呼吏捡与，遂谢而去。次日早晨，祝公问其官吏，得知娄观察使中等身材，当年受刑时，只有一只脚穿着鞋。祝公感叹说：“异哉，孰谓幽冥可欺哉！”作者最后写道：“王七襄亦坐事论斩，并籍其家，安知非卷宗质对后所处分耶？”《原李耳载》作者李中馥，字凤石，山西太原人，天启甲子举人，一生不仕。《原李耳载》所记，多为作者生活中耳闻目睹的山西太原及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习俗以及李自成起义、姜事变等，对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极有参考价值。李中馥说王昌胤品性“险谲”、中伤贤良，以及“坐事论斩，并籍其家”的结局还是可信的。
而王昌胤所做的“窝盗杀人及诸不法事”，更多的还是在他革职回乡之后，弹劾剪除王昌胤的重要人物则是时任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的李荫祖。
李荫祖（1629-1664），字绳武，官至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湖广总督、加太子太保，顺治末年病休，康熙三年卒。他关心民瘼，赈灾安民，惩罚贪官，颇得人心，他的六卷《总督奏议》是研究清初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有关地方史珍贵的参考资料。大学士魏裔介在《李绳武制府奏议序》中写道：顺治时期，“每廷推廷议，未尝不服公之议论侃爽，识鉴明决。节制三省，适当兵革之后，民多失业，榆园曹濮西山一带，盗贼窟穴，河患水决，下民昏垫，苞苴积习，洗濯难清。公用剿用抚，无不荡平。纠参贪婪，剪除大憝，如方大猷、王昌印等非公莫能除其害也。伊时三省之民如安于G席之上”（《兼济堂文集》卷七）。从魏裔介的文章可以看出，王昌胤当时已被人们列入“贪婪”“大憝”之列。
李荫祖弹劾惩处王昌胤的奏疏保存于他的《总督奏议》中，共两篇，题目都是《首逆成仇疏》，分别在卷二和卷三，时间是顺治十三年二月和五月。两份奏疏详细介绍了对王昌胤案件的审理过程。
王昌胤被查办惩处，起因于王履胤的告发。“王履胤，贡生，字一凫，命锡子”（乾隆《淄川县志》卷五《选举志》）。他与王昌胤“初亦声势相倚，继则反戈相向，总因擒杀党盗王世白构此仇怨耳”，王昌胤“乃乘机而挚其兄，逼其嫂，掠其家资，纵仆奸其诸妾，以致聚积一空，沦亡五命”（李荫祖《总督奏议・首逆成仇疏》卷三）。于是，王履胤就以窝逃、通匪、杀人等罪名向官府告发王昌胤，最后惊动了朝廷。顺治皇帝着令山东督抚按“严审虚实，确认具奏，如诬反坐”。李荫祖时任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对王昌胤的恶迹早已廉访，“久积于中”，此时正以料理军需暂驻于济南。顺治十三年二月，李荫祖会同山东巡抚、巡按，遍集司道府厅各官审理了王昌胤，第一份奏疏就是汇报此次的审理情况。这份奏疏中主要核实的罪状有三件事：一是王昌胤借口招安，“招纳亡命”“藐法庇盗”；二是私持县官印票，“明派百姓为之修筑私圉”；三是霸占曹焕宅地，非法强占。即此三事，就证明其“玩弄官司于股掌，侵凌百姓如鱼肉”。此前，他还因私藏马匹枪炮被羁押于监，“昌胤神手通天，谋删原卷，竟尔漏网”，通过贿赂官员删改案卷而得以逃脱。另外，奏疏中还涉及其侄王广镇（顺治五年举人、时任国史院中书）仗势霸占民女为妾，王昌胤令胞弟王永胤冒籍陵县、妻弟王进绩冒籍黄县而获取贡生等。李荫祖认为，“昌胤恶以济贪，因贪愈恶。膏腴连数郡之产，壮丽拟城郭之观，结盗贼以壮声援，肆残杀以张势焰。财可通神，恶能慑众。被害者嗫嚅而不敢言，承间者逡巡而不敢究。非仰仗皇上之威灵以慑其魄，恐人心之疑畏不敢质，而昌胤之罪状终难问也”，并且“昌胤一日不除，东土一日未安”。因此，希望朝廷“逐款研究，依律定罪，歼此巨憝，以除大害，庶人心定而地方安矣”。
不久，李荫祖再次奉旨，于四月十九日齐集山东按察司胡文业、东昌道刘达、兖东道王胤祚、济南道毕振姬等人，对案件详加审理，并上呈第二份奏疏。这份奏疏认为，“王昌胤宅心贪暴，赋性奸撸始以贪横而败官，继因败官而愈横，最重者莫过于通贼、杀人二事”。通贼一事，主要是指王昌胤与巨盗王世白、杨文业、孙志洪、刘标等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王世白，“绿林巨寇”，督工挑白家庄（今商家镇白家庄，王七襄之别业）之壕，率众起西河井之银，伙劫银鞘，书送真定。“是世白倚昌胤为护身之符，而昌胤借世白为肆暴之助”“王世白、孙志洪等人为东省大盗，肆虐于青齐之间，势难向迩。昌胤乃联为腹心，处以堂奥”。王昌胤的仆人门客也倚势横行，略无顾忌，劫杀、抄抢、奸霸、吓索，贪暴肆虐，劣迹多端。杀人之事，主要指杀死已被招抚的曹灼、梃毙佣夫姚泽成、使群仆殴杀王获锡等。至于“吓韩源之银，霸曹焕之庄，占毕际s等之宅地，骗马云鲸等之银物，抢布店之货财，夺商客之珠玉，又其恶中之余绪也”“不特受害者咸腐心切齿，涕泗交流，即旁观者亦皆裂发碎指，数行泣下。人怨久深，天刑宜报。若不扑杀此獠，东土尚得一日有宁宇哉？”经过两次审理，最终的审判结果是：王昌胤与巨盗杨文业、曹光通、刘标骈首弃市，仆人王京处以绞刑，对王永胤、王广镇、顾准等十多人据其罪行分别处以杖、徙、革职、除名、罚款等。
五月，李荫祖上呈奏疏后，顺治皇帝要求“三法司核议具奏”。经过半年多的审讯复核，于顺治十四年二月丙戌（初十三），对“革职御史王昌允以窝盗、杀人及诸不法事，讯实，弃市”（《清顺治实录》卷之一百七）。关于王昌胤的生年，郭大均认为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郑峰主编《淄博历史人物》下册第151页，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但李荫祖在《首逆成仇疏》第二份中说当时王昌胤“年四十七岁”，可知其当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就一般而言，李荫祖的奏折是对王昌胤的“审判书”，对其年龄当不至弄错，更为可信。王昌胤卒于顺治十四年，卒年四十八岁。
根据以上内容，王昌胤的生平履历可概括如下：
王昌胤（1609-1657），清代避雍正讳，改书昌荫、昌印、昌允，字周祯，号七襄，山东省济南府淄川县忠信乡苏李庄（今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苏李庄）人。明崇祯九年（1636）丙子科举人，翌年丁丑科进士。初任河南固始知县，邑人为立生祠。改调山西河曲未任，升湖广武昌府监纪厅。顺治元年（1644）行取户部山西司主事，顺治二年（1645）五月升陕西按察使司佥事、临巩兵备道，七月为福建道监察御史，十月巡按山西，顺治四年（1647）二月提督顺天学政。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都察院甄别台员，王昌胤被革职。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丙戌（初十三），“革职御史王昌允以窝盗、杀人及诸不法事，讯实，弃市”，卒年四十八岁。
三
对文学作品中人物、事件等“本事”的考辩，乃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体味感悟作家在把生活经验转化为艺术形象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匠心，这才是考辩的本意与价值所在。本文对王七襄本事的考辩，也意在于此。
【关键词】高血压；社区防治
【中图分类号】R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3-0139-02
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迅速变化，高血压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昌吉州社区高血压疾病的高危因素，为社区高血压疾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随机抽取在昌吉州各社区当地长期居住并在医院检查的18～70岁体检者为调查对象。对其中的1800人进行调查，把资料记录完整符合条件的1713人做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48.36±12.71）岁。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1.2.1 问卷调查：
以集中式调查方式，采用统一选项式问卷调查表，主要包括： 社会人口学资料、生活饮食情况、疾病史等。
1.2.2 高血压的诊断标准[1]
高血压指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收缩压≥140mmHg和舒张压
1.3 质量控制
根据本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并结合高血压的特点，科学设计调查表，注意问卷调查的方法、质量及保密性。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正态性检验、卡方检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
2.结 果
2.1 昌吉州各社区高血压患病情况分析
昌吉州各社区高血压总检出率是10.45，各年龄段高血压的患病率不同。见表1。
2.2 昌吉州各社区高血压知晓率
此次昌吉州社区调查的高血压知晓率为25.11。见表2。
2.3 昌吉州各社区高血压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为分析几种影响因素与昌吉州社区高血压之间的关系，首先将所要分析的因素进行量化，建立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最后分析有6项因素有统计学意义，Wald值大小依次为年龄、BMI、教育程度、药物依从性、饮酒、高热能膳食摄入、吸烟。
3 讨论
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2]，40 岁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上升幅度明显，近年高血压发病率增长幅度显著[3]。同时，高血压知识知晓水平低，缺乏良好的行为生活习惯。伴随着高患病、低控制的状况，高血压的并发症迅速增加[4]，给国家带来沉重经济负担。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昌吉州社区高血压患病率为10.45% ，与孙兆青报道的上海市高血压患病率13.67%相比明显较低，但高于我国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3]高血压患病率6.32%。另外本次还发现各年龄段高血压的患病率不同。年龄段高的人群明显高于年龄段低的人群（c2=27.42， P
本次调查的昌吉州社区高血压知晓率25.11%；高血压知晓率低可能与高血压起病隐匿、病程进展缓慢、患者对症状容易产生耐受性等因素有关[4]；同时知晓率低又是造成高血压治疗率和控制率低的原因。还由于某些人缺乏健康教育、自我保健意识差，以及医疗费用负担形式以自费居多，参加规律性体检者少，这些也可能是影响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的主要因素。
我们这次研究所分析昌吉州社区高血压的可能危险因素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在这些因素中，危险因素是年龄、BMI、教育程度低、药物依从性低、饮酒、高热能膳食摄入、吸烟。说明暴露与这些危险因素的社区人群患高血压可能性较大，提示早期减少或消除这些危险因素能起到防止血压升高的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从二十一世纪“人人享有健康”的战略目标出发， 提出防治高血压病应大力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一级预防， 高血压可防可治，要群防群治。应加强高血压高危人群的血压监测，加强对高血压病人的教育和管理，提高高血压“三率”，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危险，提高人们的生活健康质量。
参考文献：
[1]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指南（2005年修订版）[J].高血压杂志，2005，13（4）：40-41.
[2] 中华预防医学会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分会.慢性病的流行形势和防治对策[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杂志，2009，33（1）：2-3.
[3] 吴凡.中国成人慢性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2010）监测方案与工作手册[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6-22.
[4] 刘力生，龚兰生.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试行本）[M].北京：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9-10.
作者简介：
张存全，男，副主任医师，疾控科科长 新疆昌吉人，本科，研究方向：疾病控制。
关键词：杉木；造林；树高；地径
中图分类号 S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5）12-85-03
The Comparision of Early Growth in the Afforestation of Different Provenance for Chinese fir
Gong Shunxing
（Forestry Bureau of Yanping，Nanping 353001，China）
Abstract：Five different breeds of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seedings including 1.5，2 and 3 generation seedling，Yanping seedlings and Shunchang clones，were used to carry out afforestation in Yanping District of Nanping City.The growth survey suggest that：in the first two years，the growth of both height and diameter of 2 and 3 generations seedlings wa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others； after two years later，seedings of 1.5 generations gradually show growing superiority； Shunchang clones perform weaker in height，diameter and individual volume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4 breeds.In conclusion，Yanping seedlings may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afforestation in Yanping District of Nanping City，followed by 1.5 generations seedlings，but it still need further study to support the conclusion.
Key words：Cunninghamia lanceolata；Afforestation；Tree height；Diameter at ground
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是杉科杉木属常绿乔木，生长快、材质好，为我国特有的用材树种，也是南方重要的造林树种之一[1]。福建省南平地区是杉木核心产区之一，地理、气候环境极适宜杉木生长[1，4]。近年来，随着林木育种的开展、高世代种子园的建立[2-3]，已培育出了种质优良的高世代苗木，目前广泛用于造林的杉木苗有裸根苗、组培苗、轻基质苗等，为南方杉木用材林培育提供了多种优良苗木选择。为进一步了解不同种源杉木苗造林后在延平区的生长表现，笔者选取福建省林业厅培育的1.5代种子苗、2代种子苗、3代种子苗、延平种子苗、顺昌无性系5种不同类型的杉木优良材料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5种不同类型杉木苗木早期生长状况，初步筛选出适合在延平区生长的苗木种源，旨在为该地区森林培育进一步的引种、驯化和推广造林提供实证案例。
1 试验地概况
延平区以绿色金库闻名于世，素有“森林之窗，本甲全闽”之称，是中国南方三大杉木产区之一，王台安槽下杉木速生丰产林曾创下单位积材世界纪录。试验地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城郊，经纬度26°51′～26°52′N，117°50′～118°40′E，海拔331m，地处闽中大谷地最低处，东北部以低山为主，北部以中山为主，南部以中低山为主，西部为低山丘陵。属温和湿润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冬无严寒，春早秋迟，夏长冬短，雨季明显，潮湿多雾，多静风。年平均气温19.3℃，无霜期268d，年降水量1 669mm，受地势影响，气候垂直差异显著[5]。区内森林资源丰富，土地面积26.49万hm2，林业用地面积20.9hm2，森林覆盖率77.08%，活立木蓄积量1 725.6万m3。试验地前茬树种为杉木、马尾松与阔叶树种混交林（混交比为6杉2马2阔），地被植物有芒萁、里白、五节芒等。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本试验所用苗木分别是延平种子苗、顺昌无性系、1.5代种子苗、2代种子苗和3代种子苗，其中延平种子苗种源来自王台安槽下优良粗壮的杉木母树林，顺昌无性系种源来自顺昌洋口国有林场，1.5代种子苗、2代种子苗和3代种子苗种源均来自尤溪经营林场。以上5种苗木均由延平区太平国有试验林场苗圃培育，并于2010年2月造林，造林地为穴状整地，规格大小为40cm×40cm×30cm，株行距为1.8m×2.0m，栽植密度2 700株・hm-2；试验地管理措施一致，造林定植前不施基肥，尽量不进行人工干预，让苗木泛自然生长，前3a每年分别于5月和10月各除草1次。
2.2 试验方法 在造林定植前，对苗木进行每木逐苗检尺测定其苗高。造林后，每年5月、10月各调查一次，前后共调查6次。调查时，按造林地垂直坡度随机选取一纵行，每隔5株抽取1株作详细测定，用树杆测算苗木的树高，用围径尺测量其地径、胸径，冠幅测量采用皮尺测定树枝伸展最大处的水平冠幅和垂直冠幅宽度，平均单株材积采用以下公式计算[6-7]：
[V=0.0000872×D1.785388607×H0.9313923697]
式中：V为单株材积，D为胸径，H为树高。
2.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SPSS数据处理软件和Excel软件进行处理，根据需要采用相应的方差分析，并作图。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种源幼苗高生长量比较 树高是树木生长情况的直观反映，在评定苗木质量时其是一项重要的指标[8-11]。试验中，不同类型的杉木苗造林效果不同（表1）。造林初期，1.5、2、3代苗树高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图1，图2，图3）。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林2a后，延平种子苗的树高生长量逐渐高于其他种苗，年均生长量最高达131.17cm，比顺昌无性系幼树的年均生长量（107.84cm）高出21.63%。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杉木苗之间的年均生长量之间存在极显著的差异（F=16.78**，sig=0.000 003 54）。由此看出，高世代杉木苗早期树高生长处于优势，2a后延平种子苗略占优势。
究其原因，延平种子苗原为延平当地的野生杉木种质资源，适应当地的生长环境，而经遗传改良的高世代杉木苗，在造林前2a表现良好；顺昌无性系长势最差，可能是因为受无性繁殖遗传特性退化的影响，根系不完整，生长不够健壮，适应外界环境条件差，导致其生长受到一定的限制。
1.5代种子苗
2代种苗
3代种子苗]
1.5代种子苗
2代种苗
3代种子苗]
1.5代种子苗
2代种苗
3代种子苗]
3.2 不同种源幼苗地（胸）径生长状况比较 苗木的径生长也是杉木生长情况的直观反映，是评定林木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8-11]。林龄2a以前调查地径（含2a），林龄2.5a调查胸径。调查结果显示（表2），顺昌无性系径生长一直处于最低水平，造林2.5a后，平均胸径为4.76cm。在造林前2a，地径生长从大到小依次是：延平种子苗>3代种子苗>2代种子苗>1.5代种子苗>顺昌无性系；造林2.5a时调查发现，胸径生长从大到小依次为：延平种子苗>1.5代种子苗>3代种子苗>2代种子苗>顺昌无性系，其中延平种子苗平均胸径最大为6.36cm，远超过其他优良材料（图4）。
1.5代种子苗
2代种苗
3代种子苗]
3.3 不同种源幼苗冠幅生长情况分析 于2012年8月和2013年4月分别测定不同杉木苗的水平冠幅和垂直冠幅的生长量，结果显示，水平冠幅平均生长量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1.5代种子苗>3代种子苗>延平种子苗>2代种子苗>顺昌无性系，垂直冠幅平均生长量从大到小依次是：3代种子苗>1.5代种子苗>延平王种子苗>2代种子苗>顺昌无性系（表3）。方差分析表明，不同优良材料之间的冠幅生长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水平冠幅达到极显著差异水平（F=4.88**，sig=0.001 5），垂直冠幅达到显著水平（F=3.57*，sig=0.010 2）。
3.4 不同种源幼苗平均单株材积比较 经测定分析，2.5a生不同杉木苗的平均单株材积从大到小依次是（表4）：1.5代种子苗>延平种子苗>3代种子苗>2代种子苗>顺昌无性系。其中，3代种子苗单株材积最大达0.015 64m3，比平均值（0.005 871m3）高出166.4%；延平种子苗单株材积最大为0.014 59m3，比平均值高出148.4%；1.5代种子苗最大为0.014 05m3，比平均值高出139.4%；2代种子苗单株材积最大为0.009 83m3，比平均值高出67.5%；顺昌无性系单株材积最大为0.006 15m3，比平均值仅高出4.7%。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杉木苗造林2.5a后的单株材积存在一定差异，且达到显著水平（F=3.201*，sig=0.017 7）。
4 结论与讨论
（1）对不同杉木苗造林生长情况的跟踪调查发现，2代、3代种子苗的树高、地径生长在前2a内生长略快于其他类型的苗木，2a后，延平种子苗、1.5代种子苗逐渐表现出优势，而顺昌无性系不论是树高、地（胸）径，还是单株材积，在参试的5种优良材料中表现都不及其他。
（2）适地适树是造林的一个基本原则，现代“适地适树”概念中的“树”，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树种的水平上，还要求做到与同一树种中的类型、品种、无性系相适应[12-13]。本次造林试验中，延平种子苗是从南平市延平区王台镇安槽下杉木次生林中采种育苗，适宜当地的气候环境，故其生长表现优良，正体现适地适树的造林，乡土种源培育和泛自然生长的特点。
（3）高世代育种可获得更高的遗传增益[14]。但在此次调查中，高世代苗木早期生长的优势表现并不明显。本次造林试验调查结果中，可能与造林经营措施等人工干预少有关，在泛自然条件下种苗优势无法发挥。顺昌无性系的生长表现最差，主要前期杉木幼苗萌芽力较强，在幼林抚育时，除萌不到位造成主干生长能力差，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跟踪调查。
（4）由本次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延平种子苗最适宜南平延平区造林用，1.5代种子苗次之，然后是2代、3代种子苗。但本试验仅是造林早期的生长表现，还需今后进一步跟踪调查才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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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题引领，形成阅读素材
课外阅读应有所依据，关于阅读资源的难度与广度的选择，应当切合初中生的语文基础，突出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为此，教师不妨联系教材，以课内阅读为支点而进行阅读辐射，从而形成专题引领。课前预习环节，学生可以根据专题目标及教师的书目推荐，通过图书馆、网络等资源，自主搜集与专题相关的阅读资料，形成一系列的阅读素材。
以苏教版7年级下册的“莲”的专题为例，其目标是搜集有关“莲”的诗文，培养语言的感知能力、想象能力、欣赏能力和对其文化内涵的领悟能力，通过“赏莲――咏莲――读莲――议莲――写莲”，能够对“莲”的形象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解读。在“莲”的专题目标的引领下， 学生搜集了王昌龄的《采莲曲》、郑谷《莲叶》、李商隐的《赠荷花》、欧阳修《采桑子》、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诗文，构成了丰富的阅读素材。当然，学生的资料搜集多是庞杂而无条理性，教师应当在学生搜集资料的基础上，针对课外阅读的时间安排、目标预设、训练条件及学生基础等，合理筛选并适当补充，以确保阅读素材的优质与适量。
二、精心设计，注重方法点拨
初中生在课外阅读方面的深度与广度有待加强，这就需要教师对课外阅读教学进行精心设计。通过教师引领与自主阅读，初中生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体验加深，从中获得了情感共鸣，形成了审美思维的建构。针对阅读素材，教师可以从内容、结构、写法、修辞等角度加以引导，使学生结合诗人的身世感慨，从“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中感悟出花与叶的两种不同的命运。
学生从《爱莲说》中感悟到：周敦颐以荷花喻君子美德，借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来赞美高洁脱俗而不媚于世的卓然自主的品格。教师可以因势利导，让学生比较《爱莲说》与王昌龄的《采莲曲》，从中把握两者所托之物“莲”相同而所言之“志”却不同：王昌龄以荷叶的“任天真”是品质，歌颂真诚而不虚伪的美德。同样与《爱莲说》类似的是唐人陆龟蒙的《白莲》。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对比阅读，陆龟蒙诗咏白莲，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新意，却没有黏滞于色彩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刻画，而是写花之精神，“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以虚笔写神，花之精神若隐若现，栩栩如生。借吟咏白莲的精神之淡雅高洁，抒写白莲内心的幽恨，流露出诗人隐居中孤高寂寞而自伤迟暮的情怀。对于中学生而言，教师的方法点拨，有助于学生从文章义理角度对阅读素材进行理性的鉴赏、品评、思考，提高学生自身的阅读素养。
三、激发兴趣，强化阅读互动
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大量的阅读能够培养学生思维，促进青少年的心灵成长。然而，课业负担的加重，往往使学生的课外阅读时间被挤占，不少学生更乐于通过手机等途径，进行浅层次的信息浏览或碎片化阅读，而不愿意思考探究，进行有意义的深度阅读。针对这种现象，教师应当在课外阅读教学中，丰富阅读形式，以竞赛、故事、辩论、板报等形式，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强化阅读互动，进而将阅读成果展示出来，有的展示“古文人眼中的莲”，有的探讨“莲与佛教的关系”，有的分享爱情诗中的“莲”与“怜”。
在“莲”的专题阅读中，教师不妨引导学生在班级内部或小组之间，进行诗文有奖竞赛，比比看谁搜集并背诵的关于“莲”的诗词多，谁掌握的关于“莲”的知识多，谁能以声传情将诗文中的关于“莲”的情感读出来。在教师的指导下，不少学生纷纷加入到主动阅读的行列中，自主搜集关于“莲”的诗文，对其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并在小组内部交流与分享，甚至有的学生能够别出心裁地以幻灯片的形式，将其素材加以整合，融入自己的理解与思考，形成图文并茂的“莲”文化阅读专题。
四、注重反思，推动阅读拓展
阅读是一种基于自身体验感悟的个性化行为，而系统的素材资源、多元的鉴赏技巧、丰富的交流形式等，都不能够覆盖学生的个性化的感悟与体验，更不能替代学生自身的阅读反思。初中生的课外阅读反思，不能简单地以“我学到了什么”作为标准，使其沦为大而空洞的形式总结。而是应当以仿写、扩展等为依据，选取阅读素材中的难度适中而特色鲜明的词句作为范例，让学生以此为依据形成阅读拓展，将句式、修辞、写法等鉴赏技巧以写作的形式逐步内化，或以读书笔记或随笔的形式将阅读感悟记录下来，在阅读拓展中不断提升写作功力，形成自身的语文素养。
关键词：宜昌丝竹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音乐 保护传承
宜昌丝竹是以弦乐器和竹制管乐器为主奏乐器，配以小型打击乐的一种器乐艺术。代表曲目有《小开门》、《粉荷莲》、《小桃红》、《南正宫》、《水龙吟》、《小起堂》、《戏球》等，主要流行于宜昌市夷陵区的小溪塔街道、鸦鹊岭镇、龙泉镇，并以鸦鹊岭镇为中心，辐射毗邻的当阳、枝江、V亭、宜都等县市区。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宜昌丝竹和许多民间传统文化一样，正在逐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同时也面临艺人老龄化、传承人断层和保护传承难等问题。笔者期望通过调研与思考，让更多的人喜爱宜昌丝竹，了解其生存发展现状，支持宜昌丝竹的传承保护工作。
1.宜昌丝竹的历史源流
宜昌丝竹又称“细乐”，以二胡（高、低音胡）、中小阮、月琴、秦琴等丝弦类乐器和竹笛、笙、箫等竹制乐器为主奏乐器，兼以堂鼓、大堂边鼓、锣、钹、钗、梆子等打击乐器，是湖北省独树一帜的器乐艺术品种。
1.1宜昌丝竹的起源
宜昌丝竹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北宋欧阳修任夷陵县令时，在《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这篇诗作中，用“腊市渔盐朝暂合，淫祠箫鼓岁无休”两句诗，对当地民风民俗和演奏音乐的场景作了描述;文学家苏轼在《黄牛庙》中，也有“庙前行人拜且舞，击鼓吹箫屠白羊”的诗句。据清《东湖县志》（东湖县即今夷陵区）载，“元宵张灯鼓乐笙箫，遍游街市”为宜昌风俗。宜昌丝竹民间艺人的必读书《礼乐须知》（手抄本）中记载：“按五帝三王各有音乐，用以宗庙以荐祖先，用以天地以享鬼神，用以朝廷以彰威仪，用以酒筵以宴宾客，所谓礼乐也。”由此可知，宜昌丝竹属于中国古代礼乐。宜昌丝竹的曲牌名都很文气，有的甚至就是古代词牌名，如丝竹曲牌《满江红》、《水龙吟》、《花》等，而且宫廷韵味浓厚，尤以经典曲目《南正宫》和《粉荷莲》最为典型。据调查，宜昌丝竹有序传承可考的年代是清朝嘉庆十五年（即公元1810年），从嘉庆年间历经七代乐人传承至今已有二百余年。
1.2宜昌丝竹的兴衰变迁
1.2.1宜昌丝竹的兴起
从调查资料看，宜昌丝竹源远流长，有序传承两百余年，是礼乐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清朝兴起的轿行为其传承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另一方面，民间祭祀活动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民俗沃土。听老艺人们讲，清乾隆及嘉庆年间，在鸦鹊岭镇等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民间开办有大大小小的轿行，专门收徒培养执事、轿夫和乐人，为当地百姓的婚丧嫁娶、祝寿乔迁、开业庆典等红白喜事和民俗活动服务，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当时出现了“张李廖刘”四大乐师和胡运忠等一批有名的丝竹艺人。
1.2.2宜昌丝竹的兴盛
宜昌丝竹得以盛行于鸦鹊岭及其毗邻地区，主要原因是它已融进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举办婚礼、满月、祝寿、乔迁、开业、庆典等各种喜庆活动时，要请丝竹艺人表演助兴、迎来送往;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节日期间，为欢度佳节，在舞狮子、玩龙灯、划采莲船、踩高跷、打连响等场合都有丝竹艺人演奏。艺人们根据不同场景，或单奏管弦、唢呐，或丝竹鼓乐齐鸣，以烘托气氛、热闹助兴。
更重要的是，宜昌丝竹作为礼乐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融入了当地民间祭奠、祭祀活动的全过程，成为一种民俗，从而为宜昌丝竹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过去当地有名望、有德行的老人去世后，家人一般都会请乐人演奏丝竹乐和吹打乐，用以迎客和配合宗伯、礼生、香烛师举办送终、收殓、开灵设奠、午奠、夕奠、封殓、打丧鼓、送茅神、出柩以及祭七、除服等祭奠仪式。由于宜昌丝竹成了一种民俗需要，因而也就成为当地上至官商富贾下至平民百姓的一种需求。此后，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宜昌丝竹这一民间艺术的流行和传承也从未中断。
清晚期至民国，宜昌丝竹最为鼎盛。当时在鸦鹊岭一带，出现了杨吉臣、冯玉亭、杨树柏、郑玉望、彭吉先、文笛臣等有名的丝竹艺人。在这批艺人的努力和带动下，宜昌丝竹在鸦鹊岭及其周边地区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到解放初期，宜昌丝竹在这些地方仍非常普遍。往往在一个千人左右的村庄里，就有好几个丝竹班子，丝竹乐十分盛行。
1.2.3宜昌丝竹的衰落
时期，宜昌丝竹被列为“封资修”和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象，大量古曲谱和礼乐书籍资料被勒令上交并集中焚毁，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当时“革命委员会”严令禁止红白喜事演奏丝竹乐，更不允许乐人们带徒传艺，传统丝竹乐班多自行解散。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全国开展《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调查编纂，当时统计，当地丝竹艺人仅存二十余人。在这种环境下，仍有极少数丝竹爱好者坚持在家里或远离人户的僻静地方偷偷演奏、学习丝竹乐。虽然在这批艺人的坚持下，该乐种得以保存和延续，但在当时的公开场合几乎销声匿迹，宜昌丝竹日渐衰落和濒危。
1.3宜昌丝竹的新生
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传统文化逐渐复苏，当地老百姓家里“过事”（举办婚丧嫁娶等事宜请客）时，又兴起了请民间艺人进行丝竹表演迎客的习俗。当地文化工作者刘长新、熊谷平等人在民间发现了这个乐种，并对该乐种进行了田野调查和听奏记谱，经宜昌县（现夷陵区）文化馆悉心整理后收录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中， 成为夷陵区民间音乐的代表性乐种，并定名为“宜昌丝竹”。之后，丝竹乐师杨树柏的嫡传弟子杨龙洲（丝竹乐师杨吉臣之孙、杨树柏之子），与当地镇文化部门负责人郑金银通力合作，历经6年时间，将其珍藏的民间古曲谱（其中既有细乐也有大乐）进行了系统整理，完成了丝竹原曲（艺人们叫原词）工尺谱版、简谱版、工尺谱与简谱对照版、电子版四个版本的定稿工作，共收录丝竹曲谱321首。2006年5月20日，宜昌丝竹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以创建“湖北省丝竹乐之乡”为抓手，采取加大资金投入、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建立宜昌丝竹传承基地和传习所、命名宜昌丝竹保护村、开展“宜昌丝竹进校园”活动、举办宜昌丝竹保护传承汇报演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等措施，使宜昌丝竹的保护传承取得初步成效。经过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和广大丝竹艺人的不懈努力，2010年12月，鸦鹊岭镇被湖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湖北省丝竹乐之乡”，宜昌丝竹古韵重获新生。
2.宜昌丝竹的代表性曲目及其演奏特点
2.1代表性曲牌曲目
宜昌丝竹的曲牌有单曲体和联曲体（套曲）两种形式，据当地文化部门普查统计，共有三百多首宜昌丝竹曲目（含唢呐曲牌）。
宜昌丝竹代表性曲牌曲目有：《北平》、《戏球》、《小开门》、《小堂红》、《小桃红》、《小叶红》、《小起堂》、《粉荷莲》、《水露依》、《满宫调》、《南正宫》、《北正宫》、《宫西平》、《水龙吟》、《万年欢》、《大红袍》、《出闺园》、《红艺园》、《柳叶金》、《花》、《满江红》、《凉风细》、《蛩吟罢》、《纯清院》、《晚眺》、《客望》、《将军令》、《青龙战》、《尺合调》、《细乐五碟》、《落花合叶》、《双狮滚球》等。
宜昌丝竹的联曲体（套曲）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转调，艺人们叫“一调变七调”，主要有《小开门》、《水露依》、《北平》等;另一种是按照一定的音程规律用一个曲子最后的音符作为下一个曲子开头的音符，派生出另一首曲子，类似汉语里的修辞手法“联珠”，艺人们叫“一曲生五曲”，典型的有《大红袍》、《粉荷莲》、《细乐五碟》、《双狮滚球》、《万年欢》等。
2.2曲牌曲谱及演奏特点
宜昌丝竹原曲采用工尺谱记谱，从右而左直行书写。近年来，则以简谱形式横行书写。在工尺谱中，音的高低用“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等汉字及其变体来标记。宜昌丝竹有上字调、六字调、正宫调、乙字调、凡字调、小工调、尺字调七个调，简称“上六正乙凡小尺”。宜昌丝竹曲调优美华丽、板式规范、表现细腻，加上打击乐轻敲细打，给人以清新、典雅之感。在演奏过程中，艺人们经常将丝竹曲牌有规律、循环往复地混合运用，演奏方式灵活。水平高的丝竹艺人大都会变调和即兴演奏。
2.3乐班编制及乐器应用
宜昌丝竹传统乐班为4人班，组成为鼓手1人，笛或萧1人，弹拨1人，弦乐1人。近年来，乐班编制及乐器应用发生较大变化，编制灵活，一般为4人（红事迎客）或8人（白事礼仪）。日常娱乐或开展活动，少则两人，多则几十人聚首演奏。宜昌丝竹在演奏时以齐奏为主，有时也根据乐曲、乐章变化和不同场景需要，吹管、丝弦、弹拔三类乐器交替演奏，或恢弘庄严，或悠扬空灵，或柔和细腻，或错落有致、铿锵有力。有时也在曲首用几件乐器烘云托月，营造出特别的音乐意境。乐声庄重典雅、交映生辉。
3.宜昌丝竹的传承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宜昌丝竹的生存现状
随着时展变迁，宜昌丝竹赖以生存的人文生态环境发生较大改变，许多传统礼仪习俗正逐渐消亡。尤其是传统婚礼和传统葬礼这两个有效传承宜昌丝竹的重要载体，被大量时尚现代的婚庆仪式、简朴的丧葬和追悼仪式所取代，导致宜昌丝竹演奏场次不断减少，有逐渐淡出当地人们日常生活的趋势。
3.2传统传承方式面临困境
3.2.1家庭（家族）传承
从调查资料看，家庭直系亲属间纵向的代际传承和横向的旁系亲属传承，是宜昌丝竹的重要传承途径。但随着社会变迁、生活方式改变，学习、工作、生活压力加大，愿意跟随父辈和亲属学习宜昌丝竹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家庭（家族）传承这种传统的传承方式日渐式微。
3.2.2师徒传承
收徒授艺和拜师学艺，是宜昌丝竹最主要的传承方式。通过口耳相传、亲授研习的师徒传承，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像杨吉臣、冯玉亭、郑玉望、杨树柏、黄太柏、杨龙洲等一批有名的宜昌丝竹乐大师，使宜昌丝竹这一传统民间艺术传承至今。但由于宜昌丝竹的演出市场逐渐萎缩，将其作为一门手艺来学的人越来越少。
3.2.3社会传承
包括业缘传承和地缘传承。这两种传承方式，都是艺人没有拜师，而是从小生长在宜昌丝竹流行的地域，长期受当地传统文化的熏陶，经常亲身参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和节庆活动，常听常看丝竹艺人表演，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互学切磋而掌握了宜昌丝竹演奏技艺，是宜昌丝竹十分重要和有效的传承方式。但由于当地传统的宜昌丝竹群体活动越来越少，宜昌丝竹在流行地域的群众基础逐渐薄弱。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来源已成为制约宜昌丝竹发展的瓶颈，加上政府资助资金有限，企业投资赞助罕见，部分宜昌丝竹班子的生存发展难以为继，传统的社会传承方式面临困境。
3.3传承队伍老龄化严重
目前，宜昌丝竹的传承处于后继乏人的状态。据调查统计，在宜昌丝竹发源地鸦鹊岭镇较活跃的丝竹乐班有23个，熟练的丝竹艺人在两百人左右，年龄多在50岁以上。截止2014年，宜昌丝竹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共为7人，其中部级 1 人（黄太柏），省级 2 人（杨龙洲、李世安），市级4 人（朱长生、彭定金、文未杞、叶圣朝），他们的年龄大都超过60岁，部级传承人黄太柏已有80高龄。另有刘家海、王全政、叶圣明3名区级传承人，年龄都超过了50岁。抓紧培养年轻一代技艺精湛、能挑大梁的传承人已是迫在眉睫。
4.宜昌丝竹保护传承的对策建议
4.1与高校合作，让宜昌丝竹走进高校课堂
近年来，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为保护传承宜昌丝竹，实施了“宜昌丝竹进校园”活动，但只在个别中小学推行，形成新一代传承群体尚需时日。建议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进一步加大“宜昌丝竹进校园”活动力度，在小溪塔、鸦鹊岭、龙泉等乡镇，增加传承宜昌丝竹的中小学校和学生数量，扩大普及范围;在此基础上，与宜昌本地的三峡大学、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和地处省城的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音乐学院等高校合作，让宜昌丝竹进入高校课堂，开辟一个普及、传承、发展的新天地。许多高校学生都是民乐爱好者，他们有扎实的器乐演奏基础，若能让宜昌丝竹走进高校课堂，让部分有志传承、弘扬民族音乐的年轻人学习宜昌丝竹音乐文化，不仅能快速提升宜昌丝竹的影响力，也必将能为短期内培养出新一代骨干力量和演奏高手奠定基础，有效解决传承人青黄不接的问题。
4.2使乐人乐业，让传承队伍稳定发展
笔者调查发现，从事宜昌丝竹表演和传承的艺人，70%以上都是农民，且岁数较大。而近年来请丝竹乐班参与举办时令节庆活动和传统婚丧嫁娶仪式的人不断减少，艺人们收入不稳定;再加上能享受政府补贴的人员相对较少，补贴资金有限，许多艺人迫于生活压力，或外出打工，或从事农活，无暇顾及或难以专注于宜昌丝竹的表演和传承，导致民间丝竹乐班逐年减少。建议当地政府增加宜昌丝竹保护传承专项预算，在基层申报、部门审核、评议公示的基础上，加大对区级以上传承人的生活补贴力度，消除艺人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从事宜昌丝竹的表演练习、培训授课和带徒传艺，使传承队伍稳定发展。同时可结合当地公共设施的综合利用，采取政府择优资助的方式，在民俗博物馆、青少年宫、老年活动中心和古文化街等场所，为部分优秀的丝竹乐班免费提供固定的表演和传承场所。也可由政府和文化部门牵线搭桥，让企业冠名捐助丝竹乐团或设立宜昌丝竹馆，使乐人乐业，专心普及、传承宜昌丝竹音乐文化，守住精神家园。
4.3与景区融合，让宜昌丝竹成为旅游特色
独特的地方文化艺术，是旅游景区吸引游客的重要方面。突出文化元素和地域特色，实现旅游景区与宜昌丝竹的有机融合，让游客亲身感受宜昌丝竹礼乐文化的魅力，既有利于丰富旅游景区内容，提升景区文化品位，也有助于促进宜昌丝竹的传承保护。宜昌地处鄂西生态旅游圈中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三峡大坝、三峡人家、三峡大瀑布等一批著名景区，建议当地政府积极推进文旅互动、活态开发战略，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社会资本结合旅游市场，对宜昌丝竹进行适度开发，整合现有表演团体，广泛吸纳宜昌丝竹表演人才进入景区演出市场，打造体现原生态宜昌丝竹礼乐文化的优秀演出节目（如：可将融入当地传统习俗和宜昌丝竹文化的传统婚礼打造成舞台剧进行表演）;也可结合旅游市场开发，规划设置有地方特色的表演宜昌丝竹的茶馆酒楼，既让宜昌丝竹成为旅游特色，得到普及和活态传承，为其传承、发展开辟一条新路，又可提升景区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
4.4请专家谋划，让宜昌丝竹走向大众舞台
宜昌丝竹是前人艺术创造成果和智慧的结晶，它曲调古雅、优美动听，笔者在欣赏丝竹艺人演奏时，往往有一种“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感觉。但目前，宜昌丝竹的传播面、知晓面还不广，影响力也不大，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困境。笔者建议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结合“中国文化遗产日”、三峡国际旅游节等活动，邀请全国、全省知名的音乐、艺术、民俗专家和新闻媒体参加，定期举办宜昌丝竹传承保护专题研讨会、成果展示会、民间艺术节和演出比赛等活动，并使之常态化。通过举办上述活动，让专家为宜昌丝竹的传承发展出谋划策，为宜昌丝竹创作新曲、推陈出新，帮助打造像“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有影响力的宜昌丝竹品牌团队;让大众传媒向全国人民宣传、展示宜昌丝竹的迷人风采，扩大其文化影响力，提升公众参与度，使宜昌丝竹像京剧、昆曲和江南丝竹一样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大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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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鸦鹊岭镇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鸦鹊岭镇志[M].宜昌：内部资料，2010.
蒋氏故居导游词一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姓张，大家可以叫我小张。现在由我为大家介绍我们溪口镇的著名旅游景点蒋氏故居丰镐房。
丰镐房原是老蒋的祖传老屋，六问。1928年，老蒋对这里进行了扩建，迁走25户邻居，发展成占地4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850平方米的现有规模。
丰镐房整个建筑为传统的前厅后堂，两厢四廊的格局。大家看，这楼轩相依，廊庑回环，确实是富丽堂皇。前庭及左右还有三个花园，均有月洞门相通。中间小天井，两边有金桂银桂各一棵，是宋美龄亲手所栽。两旁的东西厢房，东由宋美龄居住，西为老蒋元配毛福梅的住所。
下面请大家跟随我来欣赏丰镐房里的布局吧，从这里面可以反映出老蒋的许多思想内涵。先到前厅，请大家抬头望屋顶正中的雕塑，中间是“福禄寿”三星高照，两边是“双龙戏珠”。继续往前走，来到中堂，也是丰镐房整个建筑的中心，叫“报本堂”，这是蒋家祭祖宗、拜天地之处，里面供有蒋家四代宗位。堂门外走廊上有匾一块，上面书有“寓理帅气”四个字，是老蒋为儿子蒋经国40岁生日所书，以鼓励他能继承父业，以理服人，统帅万物。两边楹联是老蒋的手笔：“保本尊亲是谓至德要道，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厢房走廊上的雕刻。(小学生作文 )东厢房走廊上雕刻的内容是“精忠岳传”，有“汤阴大水”“拜师周侗”“操场比武”“岳母刺字”等画面，反映了宋朝一代名将岳飞的成长过程。两厢房雕刻的是八洞神仙的群像，有神态怪异的铁拐李、潇洒飘逸的吕洞宾、持笛横吹的韩湘子、手执花篮的何仙姑等，栩栩如生。这里既反映了老蒋对这些历史题材的爱好和祈求飞黄腾达，吉祥如意的愿望，也反映了我国民间艺术的高超造诣。
各位游客，刚才我把丰镐房的情况向大家作了简单介绍，现在请大家自由地转转，再去品味品味。厢房里还有一些历史照片，也可以让我们重温历史。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收获！
丰镐房极尽精美，确实是民间建筑艺术的结晶。小导游重点介绍了富丽堂皇的回廊和精美雕塑，真是“看似一祖房，雅致不寻常”啊！
但是，作为介绍历史名胜的导游词，其吸引人的，不仅在于建筑本身的魅力，更在于其历史价值。如果小导游在文章第二段能够围绕丰镐房的来历，再简述一下历史，那这个景点就更有“看头”了。
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文章第二至第四段，虽然抓住了不同的特点，但是要关注这些特点的内在联系——精美至极。布局精巧、雕塑精致、文化精雅，都落脚在一个“精”字上。这样，特点更加鲜明，游客们会印象更深，兴致高涨哦！
蒋氏故居导游词二
文昌阁位于武山南端潭墩山上，四周古木垂荫，临溪碧潭如镜。清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初建，起初规模很小，是溪口“文昌会”、“文武会”、“锦溪书斋”诸会文人学士聚会的地方，里面有“文昌帝君”像，故取名“文昌阁”。1924年清明，老蒋从广东回乡扫墓，见其楹栋欹斜，请蒋介卿负责重建，次年建成。建筑楼房500平方米。块石垒台，青砖砌墙，飞檐翘角，梁架雕人物花鸟，廊饰花窗，阁顶悬红木宫灯。老蒋改其名为“乐亭”，写有《乐亭记》以述其胜，回乡时常居此。但溪口人仍习称为文昌阁，而称东北侧的两层方亭为乐亭。登阁观景，满目青山、烟市，风景分外迷人。
清朝有位蒋氏宗人蒋廷秀，来到溪口文昌阁，凭栏远眺，口占一首：“巍巍百尺峙山邱，赢得奎光射斗牛;文薮由来锦溪胜，争看多士踏鳌头。”，写出了文昌阁的壮观、秀丽。
文昌阁里供奉“文昌帝君”像。文昌帝君熟读诸子百家，酷爱书籍。日夜手不释卷，苦读攻书，成为人间文人的偶像，冠名“奎星”。所以。文昌阁又被称为“奎阁”。溪口文人常到阁里聚会，叩拜文昌帝君。讨个吉祥，指望日后进身仕途。老蒋的母亲王采玉望子成龙心切，且又信奉佛教，所以，常带儿子到文昌阁，跪在奎星前叩拜。老蒋对文昌帝君十分崇敬。就在他第一次离家乡前，还跪在文昌帝君前祈求文韬武略。
老蒋在外闯荡了几年，从一个不起眼的平头百姓，竟然跃居高官。当上了孙中山大总统的参谋总长，俨然成为左右风云大人物。1924年春，重回故里，登上文昌阁，对着“奎星”纳头便拜，弄得边上人好生奇怪。站在边上的蒋介卿笑道：“瑞元，溪口多少名土，只有你对文昌君如此虔诚，故有今日发迹。”老蒋答道：“兄长，对佛，心诚则灵。诚者，信也;既信而不可变易。佛以不变而对人间万变。姆妈一生信佛，我岂能变易?”蒋介卿肚皮里没多少墨水，也没听出个所以然，只得点头称是。兄弟俩走走停停，见文昌阁栋梁歪斜，必须立即修理。老蒋向蒋介卿交代，马上修理、扩建，要他担任督工，资金全由老蒋拨款。蒋介卿提出异议：“文昌阁为溪口人活动场所。要修理应当分摊经费，为何全由我蒋家尽担?弄不好吃力不讨好的。”老蒋道：“兄长不必多言，我自有道理。”蒋介卿见弟如此坚决，欣然破土动工。
翌年竣工。老蒋将“文昌阁”改名为“乐亭”，并亲自撰写《乐亭记》。他为什么要更名呢?他在乐亭记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岭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水潆洄，游鱼可数，牧童渔夫徜徉其间，乐且无穷，其幽静雅逸之景象，窃比世外桃源无事他求矣。而隔溪绿竹与岭上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其有岁寒君子之逸致乎……余以其位在山水之间，凡远方同志来游者，莫不徜徉依恋而不忍舍，盖无间乎仁与智，皆有乐于此，乃取其义而名之曰：乐亭。甚愿吾乡间同志，朝夕游乐，顾其名而思其义，因观感而有所兴起，卓然自立也，庶不负今日改造斯亭区区之意也夫。”老蒋对文昌阁的修建、更名说得十分透彻。
到了l927年，他跟宋美龄结了婚，两人到溪口，住在“乐亭”。文昌阁自然成了蒋宋在溪口的私人别墅和藏书楼。“甚愿吾乡同志，朝夕游乐”成了空头支票。每当老蒋夫妇住在文昌阁时，四周岗哨林立，谁还敢去阁内走动?西安事变后，老蒋住在蒋母墓庐慈庵养伤，担任xx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赶到溪口看望老蒋，被安排在文昌阁居住。
1937年1月13日夜，一张竹筏载着一个军人和两名随从赶到溪口，被老蒋的亲信戴笠带进文昌阁住下。此人就是抗日将领张学良。张学良走进文昌阁已是夜深人静，在神不知鬼不觉的黑夜里，四面布满便衣，溪口当地名土和文人不敢到文昌阁“朝夕游乐”了。文昌阁倒成为张学良幽禁生活的起点。他住了十天后，被送往雪窦寺招待所。
8月27日中午，烈日炎炎，京山县新市镇20公里外的大竹水电站滚水坝被太阳晒得滚烫，53岁的温州商人厉崇昌孤独地坐在大坝上，望着即将涨过坝顶的河水，放声大哭。
2005年初，厉崇昌怀揣着几百万资金，来到京山县投资小水电开发项目，大竹水电站申报、立项等手续均符合政策要求。但让厉崇昌万万没料到的是，因层层转包和“巧取豪夺”而造成的质量问题，最终导致这个曾被广为看好的项目在竣工之日，即成了废弃之时……
更令人担忧的是，滚水坝中550万立方米无法转为电能的浩荡大水，宛如一把悬在1000余村民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现在我动弹不得，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还要担心水坝坍塌冲毁村子庄稼而承担法律责任。”厉崇昌哭丧着脸，忧心如焚。
“最优惠政策”挖来的项目
2005年初，厉崇昌原本想在京山县杨集镇投资小水电站项目，新市镇党委书记黄元峰得知后，几次赶往杨集镇“挖墙角”，并承诺将“以优惠于京山县任何乡镇的优惠政策支持投资者”。
4年前，正是京山县新市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热情及作出的承诺，最终让厉崇昌下定决心，来新市镇投资小水电项目。
记者在一份签章“京山县新市镇人民政府”，日期为2005年6月10日的《承诺书》中看到了相关表述：“在发电站建成后，如有水利局、环保局、土管局、林业局、供电公司找该工程收取任何费用，由新市镇人民政府出面协调处理，按招商引资政策对待，按最低标准收取费用，直至合同期满。”
在这份《承诺书》的左上角，还有镇党委书记黄元峰的亲笔签字：“同意”。
然而，京山县政府办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记者：“任何招商引资项目，凡涉及到国家正常收费的都要按章办理，作为一个镇级单位的这种承诺，本身就缺乏法律依据。”
此外，由黄元峰及相关人士提供的投资成本数额，也成了厉崇昌决定来新市镇投资的关键一步。据黄元峰等人向厉崇昌称，由于地方政府配合得力，在新市镇投资小水电只需160万，最多200万就可，而杨集镇当时招商时的说法却是“400万”。
水电站成了“唐僧肉”
工程”竣工“后的鉴定结果令厉崇昌大吃一惊：无论是滚水坝，还是发电厂房，均属质量严重不合格工程，武汉质检中心的一份报告建议：“拆除重建”。
厉崇昌回忆，2005年初，在他决定来新市镇投资小水电站后，有朋友曾向他建议，水力发电站建设是一个“质量为上，百年大计”的项目，应公开招投标，严把质量关，“但镇党委书记黄元峰找到我说，设计和施工由他找人来做，不用公开招标”。
对新市镇毫不熟悉的厉崇昌选择了相信黄元峰。于是，在水电站滚水坝工程设计上，黄元峰指定该镇原水利站站长邱继国负责设计，结果，邱凭借一份简单的黑白图纸，向厉崇昌索要设计费1.2万元，还开具了一张名为“勘测费”的单据。
据记者调查，年过五旬的邱继国，是京山县新市镇原水利站工作人员，在2002年乡镇机构精简中，该站实际上已被撤销，但邱继国仍以“水利站站长”身份对外活动。京山县水利局向记者证实：“邱继国2004年就已买断工龄退休，没有任何工程设计资质。”
由于邱继国无设计资质，当水电站工程做到中途时，曾被京山县水利局责令停止并罚款10万元，厉崇昌不得不再缴5万元设计费，让县水利勘测设计院重新设计，但具体工程仍按邱继国设计的图纸进行。
水电站基础工程――滚水坝和发电厂房两大部分，也在实际操作中，被当地乡镇干部承接后转包。
在滚水坝工程中，黄元峰指定由该镇“火龙片综合管理区”的负责人陈华负责，陈华借用“京山鑫隆建筑有限公司”的资质与厉崇昌签订了工程合同。
水电站的电机厂房工程，则被京山县经管局下派干部、大竹村党支部书记刘金顺“拿”走，后转包给湖北五环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从来没有搞过水利工程的包工头――该公司负责人的弟弟陈金安。
湖北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王伟副处长认为：“上述两名公务员私自承包工程的行为，违反了《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14款中明确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王伟表示，“有关违纪行为，应由当地纪委部门调查核实后处理”。
工程在这样复杂的转包之下，从2005年动工伊始，厉崇昌就深陷到泥潭之中：面对一群没有资质的“建筑班子”，面对工程实施过程中拖拉、延期，和一眼即明的偷工减料、敷衍对付等行为，厉崇昌完全失去了一个投资商对工程应有的控制权。
2006年6月，水电站工程被施工方宣布“竣工”。此刻，连同征地、青苗补偿、工程款等各项费用，厉崇昌已耗资420万元。
但鉴定结果令厉崇昌大吃一惊：无论是滚水坝，还是发电厂房，均属质量严重不合格工程，武汉质检中心的一份报告建议：“拆除重建。”
“我从事工程质检几十年，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水电工程被做成这样。”8月29日上午，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的司法鉴定师王启训如此感喟。
为慎重检测京山县大竹水电站的质量问题，两年之中，身为武汉质检中心总工程师的王启训4次带队前往京山，对水电站工程质量进行司法检测。
王启训说：“设计图完全是张冠李戴”，所谓“曾家滚水坝横断面图”，被照搬过来套用到“天王河滚水坝”的设计中，甚至连“曾家”三字都未去掉。
而这个水电站工程还存在诸多严重的质量问题：在采取“钻孔法抽取坝体芯样”检测时，发现在5.8米的坝体中，累计有1.2米没有浆砌石，是空的。王启训判断这1.2米的地方“可能是用松软的河沙代替了”。
其次，“大坝顺坡方向钢筋间距大于设计要求，且为非标准的改制带肋钢筋……”王启训介绍，这些钢筋都是非法小厂生产的不合格钢材，一旦大坝遇到一定程度的水量，将会因为耐力强度不够而被冲垮。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全长近60米的大坝，居然没有留一个“温度缝”。当天气发生变化时，大坝将由于“热胀冷缩”产生裂缝，威胁到大坝安全。“最简单的工程建设原理都没有讲”。王启训如此评价。
此外，发电机厂房工程使用的钢筋也不符合国标标准，“基础混凝土强度不能满足原设计强度要求，基础工程质量不合格”。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当投入发电后，水的强大冲力可把整个发电厂房掀起冲垮”。
数次鉴定，厉崇昌共花费3.4万元，他苦笑道：“不然还被蒙在鼓里。”
问题水坝危及千余村民安全
该滚水坝正下方有两个村庄，有村民1000人左右，良田上千亩。如果滚水坝一旦溃堤，550万立方米洪水奔涌而出，下游将成一片泽国。
相对厉崇昌个人400多万的投资损失，当前更为严重的现实是，该水电站滚水坝的严重质量问题，已威胁到当地千余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8月27日，记者在大竹水电站的滚水坝现场看到，长约60米、高达5.8米的大坝表面已有几条长长的裂缝，在出来的坝体处，用手轻轻一抠，居然能抠出许多泡沫填充物。
此时正值8月丰水期，属山城京山县的防汛季节，发源于大洪山深处长达70公里的石板河，正夜以继日地向被滚水坝拦截的水库中汇集，当天水库中的水位高度，相距坝顶已只有不到半米的距离。“也许一夜之间就可以涨平坝顶。”京山县水利局一位人士担忧地指出：“这个滚水坝在最高峰时可汇集550万立方米的水，一旦因为质量原因倒塌，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滚水坝出问题，这是要负刑事责任的。”说到这里，厉崇昌一脸哭相。
8月29日，湖北省水利厅农电管理处孔有根处长认为：“从现有鉴定结果看，这个小水电项目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在防汛期间当地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视，该拆除重建的一定要及时拆除重建，否则后患无穷。”
主承包人是当地派出所警察
此事被曝光后，引起湖北省、市、县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多位领导作出重要批示。前日，由荆门市和京山县组成的5个调查专班已展开调查，涉及传唤人数达10人之多。
出人意料的是，该工程主要承包负责人陈华，却未能按要求到公安局、纪委等部门接受调查和问讯。
据京山县纪委有关人士透露，当前涉及水电站工程建设的所有人员，均按要求前往纪委接受调查组的讯问，唯有承包人陈华以“外出”方式，拒绝接受纪委调查。“我们已请新市镇派出所负责人协助找他多次，但三四天过去了，依然不见陈华的踪影。”该人如是说。
据京山县新市镇派出所所长谢晋勇证实，工程承包人陈华是新市镇派出所有正式编制的警察，从警约20年，警衔为“一级警司”，当前具体工作为该镇火龙片综合管理负责人。
对陈华当前的去向，谢所长说，在9月2日，陈华即以“正常休假”为名请假休息，假期为15天，此后就不知所终。该派出所值班民警表示：“这段时间有他分管片区的人打电话找他，也找不到，好像换手机号了。”
借用其他公司资质签订合同
据介绍，陈华是京山县本地人，年近40岁，身材高大，在新市镇里很混得开。
陈华作为大竹水电站工程中的主要承包人，已经查实的主要操作行为有：借用京山鑫隆建筑有限公司资质与温州客商厉崇昌签订工程合同，直接以施工“乙方”名义，屡屡用真名实姓与厉崇昌签订“工程协议书”和“结账说明”。在已查到的9份“工程款”收条中，由陈华直接签名向甲方厉崇昌收取的工程款现金高达160多万，但均未提供正规税票，涉嫌偷漏国家建筑营业税5万多元。而且相关合同显示，陈华在承包该工程期间，将工程款从最初约定的115万包干，追加到了176万元。
此外，据温州商人厉崇昌介绍，在2006年12月，陈华还怂恿唐姓人员以“水电站鱼苗损失”为名，向厉崇昌勒索1万元补偿费。
对话京山县委书记郑香元
记者：大竹水电站从两年前“竣工”至今，一直闲置未投入使用，主要是什么原因?
郑香元：相关情况我了解一些，温州投资人厉崇昌也找过我多次，主要还是工程质量问题，这个是必须承认的，专业部门检测过多次。
记者：一个被看好的小水电项目，现在却成了废弃工程，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郑香元：新市镇作为政府服务方，肯定要承担一定责任。但我认为厉崇昌作为投资商，自己也应有所反思，水电站项目是一个重要工程，作为招商主体的投资方应坚持对外招标，确保质量。在现有政策下，只有国有资产项目才强行招投标，对民营资本项目，主要是依据投资者的个人意愿。
关键词 慢性病 患病率 危险因素
对象与方法
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共抽取我区4个生活社区和4个功能社区的20岁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面对面健康问卷调查、医学体检及测定血生化指标。
方法：用2002年昌平区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2003年昌平区农村行为危险因素调查及2005～2006年北京市慢性病监测资料，对我区社区居民慢性病患病及其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判定标准：①高血压：依据1999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的高血压诊断标准。②糖尿病：经2级以上医院确诊的糖尿病患者或空腹血糖≥7.0mmol/L者。③中风：经2级以上医院确诊的中风患者。④超重、肥胖： BMI24.0～27.9为超重，≥28为肥胖。⑤血脂异常：总胆固醇（TC）＞6.00mmol/L，甘油三酯（TG）＞1.70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0.90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3.36mmol/L。
质量控制：所有调查人员及实验室人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采用统一调查问卷和统一的体检标准，北京市疾控中心人员负责质量控制。
数据统计分析：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X2检验，单[LL]因素及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结 果
性别、年龄分布：2002～2006年共收集资料齐全1795人份，其中男861人，女934人。
慢性病患病情况：①高血压患病率41.89%，以2004年昌平区常住人口进行标化后为30.02%，患病率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趋势X2=199.942，P
慢性病危险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1）单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线性回归分析，得出16个有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P
（2）多因素分析：将高血压、糖尿病、超重肥胖、血脂异常做应变量与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各自变量进行多变量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得有意义的变量进入各回归方程。结果：①高血压7个影响因素：高血压家族史、性别、年龄、TG值、体质指数、LDL-C值和职业。②糖尿病5个影响因素：糖尿病家族史、LDL-C升高、腰臀比值(中心性肥胖)、年龄。③超重肥胖3个影响因素：LDL-C值、吸烟和高血压。④血脂异常4个影响因素：糖尿病、体质指数、年龄和高血压。
讨 论
昌平区社区居民慢性病患病情况不容乐观：本次分析显示，高血压、血脂异常患病率均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与苏州市调查结果一致［1］。年龄分布中高血压、糖尿病、中风、超重肥胖和血脂异常，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有随年龄增长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年龄与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40岁以上发病更为显著，与广州市报道结果近似［2］。
重视慢性病的危险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已广泛用于慢性病危险因素的分析，本研究年龄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遗传因素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主要影响因素，提示家族史是高血压、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3］，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是高血压、糖尿病、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
防治措施：①建立健全慢性病防治网络，充分发挥各部门慢性病防病职能；②开展慢性病危险因素的监测工作，掌握各种危险因素的动态变化情况；③加强健康教育工作，特别是将工作深入校园，使慢性病防治从小抓起；④做好吸烟、饮酒的干预工作；⑤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平衡膳食活动，减少糖、盐和脂肪的摄入；⑥开展居民晨练和晚练活动，组织社区居民有规律地开展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帮助社区居民培养良好的防病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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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赵凤昌 张之洞 辛亥革命 信札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83-12
信札，又称函札、书札，古称书牍，是治史不可或缺的资料。道咸之前，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手段即是依靠信札。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笔者曾阅读过较多信札，一般说来官愈大，其所藏的信札愈有价值，盖因其地位重要。但又不尽然。有些没有官职的幕僚，其信札亦不可忽视，赵凤昌可谓最典型之代表。其所藏之信札，真可谓是尺牍之精华，史料之瑰宝，谓其价值连城亦不为过。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共藏《赵凤昌藏札》原稿36函109册。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将此珍贵藏书影印出版之际，遵戴逸师之命，笔者有机会将该稿本，翻阅一过，深感受益匪浅，谨略述其梗概，以期唤起同仁们之兴趣。
一、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
赵凤昌，字竹君，一字惜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于上海南阳路建造邸宅一座，命名“惜阴堂”，由张謇题写匾额，且写有《惜阴堂笔记》传世。
赵凤昌的一生虽然没有科举功名，也没有担任过高官，然而，其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不同凡响。赵氏对中国近代史之影响，也非一般封疆大吏可比。
关于赵凤昌的早年身世，坊间流行资料甚少，刘厚生所著《张謇传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文曰：
他幼年失学，在某钱庄做学徒，常常到一个姓朱的家里送银钱。那时他年纪不到二十，人极机警。因为家贫之故，私自挪用了钱庄之款，被经理停职。他就向那姓朱的诉苦。姓朱的很有钱，就向他说：“看你人很聪明，你最好还是读书，可望上进。”凤昌说：“我读不起书了，还是请你荐一件事情吧！你家店铺很多，我只想荐我到铺子里当一个小伙计。”姓朱的说：“你不是当伙计的人，你既不愿读书，我索性多送你几个钱，你去捐一个小官，到省候补，一定可以出头。”于是这姓朱的不由分说，替他捐一个县丞，并送了他旅费，分发到广州，混了几年，后来张之洞做两广总督，就很赏识他，让他做总督衙门文案，参与一切机密。后又随之洞到湖广总督任内，格外亲信。[1] （P93）
刘厚生所述内容，可能来自赵凤昌的密友张謇。但是，并不十分准确。据赵尊岳所记，其父到粤后，“初任粤藩姚觐元记室，旋入署粤督曾国荃幕府。”[2] （P246） 所述与刘说稍异。光绪十年四月，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赵风昌遂有机缘与张之洞相识。张之洞出身翰林，爱才若渴，对于幕府中的赵凤昌格外垂青。结交张之洞可谓是赵凤昌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又据清档记载，赵氏在两广总督衙门正式身份，尚不是像刘厚生所称“文案，参与一切机密”，而是“巡捕”。[3] 所谓巡捕，是指清代总督、巡抚等地方长官的随从官吏。当然，作为随从官员，也亲疏有别，分工不同。总之，赵凤昌很可能是处理张之洞文案事宜，但又不限于此，他甚至还替张之洞管理一些重要的家政。
张之洞之所以如此信任赵凤昌，主要是因为赵氏精明过人，办事干练，而且记忆力极佳。张之洞本人起居无节，“有时正在办公事文书的时候忽然睡着了，又忽然想到要检查书籍；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检查档案。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替他随时检查。又他对日行公事之来往文件卷宗，往往随手抛弃，事过辄忘不易搜寻。只有赵凤昌能替他整理安排，井井有条，一索即得。”[1] （P93）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往湖广总督任后，赵凤昌以亲信幕僚随往，仍然处理文书机要。但是，好景不长，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大理寺卿徐致祥受翰林院周锡恩之托，[4] （P63） 上书弹劾张之洞辜恩负职，且牵连赵凤昌。其中有关揭参赵凤昌的文字略谓：
直隶州知州赵凤昌，细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欢心。该督倚为心腹，终日不离左右。官场中多有陷媚赵凤昌以钻营差缺者，声名甚秽。该督方自以为能使贪使诈，而不惜甘受其愚，且深讳其失。[5] （P6）
由于徐致祥参折的内容，涉及张之洞在两广总督及湖广总督两地情事，因此，书上之后，即奉旨著两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分别照原参各节确切查明。
军机处寄两广总督李瀚章之上谕称：
有人奏，疆臣辜恩负职，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在两广总督任内，司道谒见，往往候至终日而不得见，候补州县，概不接见。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率皆浮薄夸诈之辈。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探访本地富家，借端罚捐，数至钜万，恣意挥霍，亏耗帑项甚钜。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该督俱加信任等语，著李瀚章按照原奏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折著摘抄给与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6] （P19）
而军机处寄致两江总督之上谕则称：
有人奏，疆臣辜恩负职，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湖广总督张之洞，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乞留钜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又复多方搜索，借电竿毁通桥，几酿巨患，督署被焚，而不入告。州县补缺勒捐，逞臆妄行。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等语，著刘坤一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折著摘抄给与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6] （P19）
以上两道谕旨，侧重面各有不同。光绪皇帝要李瀚章查处的是，张之洞在广州时的“起居无节”等官场作风；而要刘坤一查处的，则是在湖北“浪掷正供”，勒捐搜索，但是两处都涉及到赵凤昌。大约两个月之后，李瀚章的查复折率先递呈清廷。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补遗档》中找到李氏原折，与坊间流传的稍有差异。该原折谓：
头品顶戴两广总督臣李瀚章跪奏：为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系传闻失实，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遵旨寄信前来。承准此臣谨阅原奏所参，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各节。臣昔未至粤，亦有所闻，迨到任后，随事考证，始知非实。大抵不得志于其时，又未深悉其事者，为此过甚之辞，传播远近也。谨为我皇上详晰陈之。
司道皆钦简大员，与督抚切近共事，若不随时接见，理固不可，势亦不行。闻张之洞偶遇手治簿书时，属员进谒，不无稍等，未尝候至终日，尚不得见。旧时司道等官，亦无言及此者。
至于候补之员，人数太多，有事则常见，无事则稀见，此各省所同，不独张之洞为然也。人之才具，长短各殊，或兼数事而有余，或任一事而不足。张之洞任内，间有一人，兼充数项差使者，皆系量才任使，各有成效，如果专尚浮夸，阿其所好，诸务何由而理。
又闻张之洞在翰林时，讲诵恒至夜分，外任时判牍亦然。及其至粤，正当多事之秋，并力支持，日不暇给；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劬劳罔懈；毁之则曰，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惟既未误公，此属小节，无足深论。
罚缴之银，不下七八十万，已超报未造报者，皆有册案可凭。取之于关蠹吏饕，博徒标匪，以及贪劣各员董，而非抑勒乎富家，用之以充饷济赈，利农恤士，以及营造各要工，而非消耗于无益，取贪诈非分之财，上资军国，下济士民，揆之理法，岂复为苛，且皆独独施行，属员无从迎合。
王之春以江苏候补道，奉旨候补广东粮道，张之洞因其才具尚好，加之任使。该员两次署理藩司，照章综理，并未创立名目，多增进项，谓为掊克聚敛，未免无因。
赵风昌派充巡捕，仅供奔走，备传呼而已。官场陋习，在大吏左右者，辄目之为要人，趋附谣诼，皆由是起。其实，用舍予夺，司道不得专，督抚不得私，巡捕微员，何能干预？臣见旧册案中，赵风昌曾将洋行例送茶金，呈缴充公，似张之洞约束尚严，不致受其蒙蔽。
张之洞到两广总督任时，海防，边事孔棘，黎匪、客匪、土匪，乘机思逞，虽有彭玉麟力疾坐镇，而征发兵饷，整顿地方，剪除伏莽，维持洋务，期弭后患，则张之洞经画为多，用项虽多，委非浪费。军务甫松，即遣撤添调添募之兵，以期撙节。黄江税厂，潮桥盐务，皆扫除更张，拔其病本，取中饱糜费之款，而归之公，出入之际，筹划若此，岂有恣意挥霍，虚耗帑金。
该前督臣任内，用款业已分案造报，均系实用实销，并无浮冒。所建书院、书局，或自捐资，或用罚款，为数不少，并未动用正项，人所共知。张之洞在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项费钜，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诬也。钦奉上谕，饬臣确查，断不敢稍存瞻徇，代为粉饰。谨据实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3]
李瀚章此折于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至朝廷。由其内容分析，李瀚章实际上充当了和事佬的角色，他谁也不想得罪。因此，该折对张之洞多有袒护，称赵凤昌非但无干预公事，反而“曾将洋行例送茶金，呈缴充公。”时人称，李瀚章居官圆滑，“性柔和，临事慎密”，“任封疆三十年，初未劾一贪酷吏。时谓之官界佛子云。”[7] （P36-37） 可见，李瀚章在官场不愿意得罪人，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该折递上后，奉p批：“另有旨。钦此。”[3] 直到四月十六日，光绪帝方颁谕称：
前据大理寺卿徐致祥奏，湖广总督张之洞，辜恩负职，当谕令刘坤一、李瀚章确查具奏。兹据该督等先后查明覆奏：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并无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等情。现在湖北办理炼铁开矿，尚无浪掷经费情事，其余各条，均系传闻之误。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亦无掊克聚敛实据。张之洞、王之春，均著毋容置议。候补直隶州知州赵风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著即革职，勒令回籍，以肃官方。张之洞向来办事尚属认真，嗣后于应办事宜，务当督率属员，力求撙节，妥为经理，用副委任。钦此。[6] （P61）
这道谕旨，对赵凤昌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对其仕途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光绪皇帝在谕旨中，并未详细指明赵凤昌究竟有何劣迹，只是说他“不恤人言，罔知自爱”。仅凭此八个字，即对赵氏进行严惩，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赵凤昌蒙受了“莫须有”的罪名。
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对此事记载颇为可疑，他罗列了光绪皇帝的上谕、徐致祥之参折与李瀚章的议复折，却未指明赵凤昌有何“劣迹”。而坊间许多论著都受胡钧所编年谱之影响。
即如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对此案之处理经过，虽有较为具体的记载，但是，大体沿袭胡钧之说法。其文曰：
徐致祥奏参张之洞。张之洞在鄂，要事皆秘商竹君，忌之者乃为“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语，书之墙壁，刊之报章，童谣里谈，传遍朝野。周锡恩在京少往还，独与徐致祥过从甚密，于是有徐致祥参劾张之洞之封事。折中最严重之点，如“任意妄为，废弛纲纪，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又如“宠任宵小赵凤昌，秘参政事，致使道路风传不堪之言。”折文甚美，奏入，廷旨交李瀚章查明奏复。闻李瀚章奏呈大意，谓张之洞夙夜在公，不遑启处，在张之洞勇于任事，致使泄沓不图振作之属吏，故造流言。至若赵凤昌，小有才能，不无在外招权之事。赵凤昌应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云云。折中立言，对之洞甚得体，一场大风波，归罪于赵凤昌一人矣。[4] （P64）
刘禺生所记含混不清，大多是沿袭《张文襄公年谱》所记，亦未说清赵凤昌被革职的真正原因。而且，刘文居然未提及刘坤一查复之事。解放后，赵尊岳写有《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一文，亦记其父被罢官一事，文字甚为简略。略谓：“张之洞督粤调鄂，均留任，后被谗去官。”[2] （P247） 盖谓其父受人诬陷而丢官。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纂的《民国人物传》中的赵凤昌传，依然受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的影响，称：“清廷在处理此案时，为了既不得罪张之洞，又能敷衍京官的脸面，遂将赵凤昌革职勒令回籍，赵凤昌成了张之洞的‘替罪羊’。”[8] （P117）
至于坊间有关赵凤昌之传略及论著，大多沿袭“替罪羊”说。然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有一个很大缺陷：他在记述大理寺卿徐致祥参案时，只注意到了李瀚章的《为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传闻失实折》，而忽略了刘坤一对此案所做的调查。笔者怀疑许同莘、胡钧等编年谱时，不排除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可能。因为在清末民初，大凡编辑张之洞之文集，或者编纂年谱，没有不同赵凤昌联系，向赵凤昌求教的。
其实，刘坤一之《遵查疆臣参款，据实复陈折》对于搞清楚赵凤昌被革职原因，至关重要。刘氏称：
臣复查原奏所参各节，事隶鄂省，江宁相距较远，莫知底蕴。因即遴派妥员，驰往该省密为访察，并详询来往官绅，互证参观，粗知崖略。……
原奏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各节，查王之春由广东臬司，升任湖北藩司，用人行政，均系禀承督抚臣办理，实无掊克聚敛情事，如何报复恩仇，亦查无其人。臣前次承乏两江，王之春时以道员需次江苏，当差勤奋，于时事尚属留心，现任湖北藩司颇乏规益，而承流宣化，按部就班，亦未见有夤缘要结之弊。
赵凤昌籍隶江苏，前以丁忧知县，由粤调鄂，办理督署笔墨事件。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此访查王之春、赵凤昌之梗概也。
臣维张之洞学有体用，识达经权，仰蒙圣主特达之知，畀以兼圻重寄。该督臣系怀时局，力任其难，将以炼钢开生财之源，保自有之利，造端闳远，用款诚不免稍多，然揆其本心，实为图富强，规远大起见，果能办有成效，洵足资利用而塞漏卮。现在铁路一应事宜，规制虽未大备，而始基既立，实未可废于半途。该督臣谋国公忠，励精图治，上思朝廷倚畀之重，下念同朝责望之殷，必能张弛合宜，终始其事。相应请旨饬下张之洞，督率承办各员，共体时艰，力求撙节，妥为经理，以竟全功。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器局深稳，职守颇能认真，既经查无掊克等项情事，应请毋庸置议。保举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似应请旨即予革职，并勒令回籍，以肃官方。所有遵旨确查各缘由，理合恭折复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9] （P6-9）
刘坤一说：“事隶鄂省，江宁相距较远，莫知底蕴。因即遴派妥员，驰往该省密为访察，并详询来往官绅，互证参观。”可见，刘氏对调查此案，态度颇为认真。其奏折所称赵凤昌“前以丁忧知县，由粤调鄂，办理督署笔墨事件”，与刘厚生《张謇传记》所述亦有不同。而对赵凤昌的调查结果，与李瀚章的奏章则完全相反。刘坤一说赵凤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这些评语是很严厉的。光绪皇帝正是根据刘氏的调查结果及惩处意见，将赵凤昌“著即革职，勒令回籍”。
二、赵凤昌与张之洞关系及罢官原因考察
据上所述，赵凤昌的罢官，完全是由于刘坤一对他的查处丝毫不留情面而造成的。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咸丰五年，领团练从军。早期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屡建功勋，成为湘军重要领袖之一。据《清史稿》记载，刘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10] 由于长期担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江南官场情形了若指掌。他在《遵查疆臣参款，据实复陈折》中对王之春网开一面，偏偏对赵凤昌毫不留情。
那么，刘坤一对赵凤昌的查复，究竟是有真凭实据，还是凭空捏造？
刘坤一在奏折中称，赵凤昌籍隶江苏，“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揆之《赵凤昌藏札》，刘坤一的调查，并非空穴来风。《赵凤昌藏札》搜集了张之洞在两广、湖广总督衙门致赵凤昌的短信、电报甚多。现摘引数则如下：“今日大风，寒甚，足下病体新愈，乍出门，恐不相宜。明日暂不必进署，俟稍暖再来，但作手札数行，以慰默念可也。壶。”[11] （第92册）“闻昨夜小有不适，此时已愈否？如能来署，望即进署一行，有要事面说，夜间再回可也。壶。四月二十一日。酉发。”[11] （第92册）“电悉，尊寓又有烦心事，深为系念，已安置妥帖否？明日能进署一行否？即复。壶。” [11] （第92册）
壶公者，张之洞之自谓也。通过张氏之短信，可知他与赵凤昌之间关系亲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张之洞的儿子赴京师赶考，赵凤昌以觐见事而与之同行，旅途多方照料。抵达京师后，赵氏电禀张之洞。张氏回电称：
两书、叠电均悉。已抵长安为慰。儿子同行，诸荷关照，感谢。仆以秋闱，益加见迫，一切见闻，望详晰函知，交去人带回，愈详愈佳。阁下事毕，可从容料理南还，如欲回常州省亲，无妨。不必勉强赶回，切嘱。此间公事固繁，足下到江南亦不易，无不相谅也。尊寓屡遣人候问平安。勿念。即颂觐喜。
竹君明府。洞再拜。
再，小儿场毕后，足下可与之相约，同往什刹海一览，新为先哲祠买作祠产之庆和堂冰楼，回粤时为仆说之。
牛翁再拜。[11] （第92册）
牛翁者，亦张之洞之自称也。可见张之洞对赵氏之关照周到，真可谓无微不至。
后来有一次，赵凤昌在乡身体不适，张之洞又急忙发电慰问。电文称：
致赵竹君
人回并读来电，知清恙未愈，虚弱已极，悉念至甚。
闻尊体并不发烧，亦不畏寒，且有汗，但患心跳。果尔，似无外证，不如不服药，静养为妥；若误表，转不妥，柴胡桂枝，千万勿轻用。刻下情形若何？洪大使若在寓，可令洪复一电。壶。正月十二日戌发。[11] （第92册）
致赵竹君
闻尊体今日稍愈为慰。心气过虚，何不服桂元汤？此治心慌最有效。小水不利，乃心经震动所致，非邪热也。
如虑桂元性热，可少饮数口，心内觉舒畅安定，即多饮。如觉滞腻不消，即止。此乃食品，当无大碍，何不姑试之？洪大使复。壶。
又电曰：今日当更见好，睡安否？食增否？食何药？情形若何？望即复电。洪大使即复。壶。正月十四日戌发。[11] （第92册）
上文中的洪大使，似乎应指洪钧。洪钧，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与赵凤昌为同乡。同治七年状元，“授职修撰，视学湖北、江西，典试陕西、山东，叠司文柄，由侍讲累涉华资，升内阁学士，光绪十三年五月，充出使俄国、德国、奥国、和国大臣，十六年闰二月，补兵部左侍郎，十七年十一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12] 系张之洞在翰林院之好友。这些未刊电文，反映了张、赵二人之间异乎寻常的密切。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一般幕主与幕僚的关系。在清季，大凡有所作为的总督巡抚身后，都有一些非常能干的幕僚在协助他们。此类幕僚，有的负责出谋献计，有的策划征收钱粮，还有的分管刑名词讼。曾国藩如此，李鸿章如此，左宗棠同样如此。但是，很少有像张之洞对赵凤昌这样关心的。刘坤一的查复折称“张之洞颇信用之”，可谓言之不虚。
至于刘坤一说赵凤昌“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在《赵凤昌藏札》中亦可找到凿凿实据。如杨锐即屡次函托赵凤昌为其弟“营谋差缺”：
节府聚居，深叨尘教，隆情厚贶，感切五中。敬维竹君仁兄先生大人，懋绩日新，兴居多福为颂。弟礼闱报罢，中夏出都，航海江，以七月望后旋里。家居碌碌，贱况如恒，I伏穷山，闻见日局。本拟明春南来，适因舍弟悦以前随滇军微劳，得蒙帅恩保以巡检，留广补用，自应令其先行赴粤，藉效涓埃。舍弟学识粗疏，深虞不称，前此已叨大庇，得进寸阶。尚祈始终玉成，推情教诲，则感激者岂惟身受而已。区区琐渎，鉴原是幸。署中诸同人见时务乞代达鄙忱，是所切祷。附上川省近刻二种，统希莞纳。专肃布达。敬请大安。诸惟朗照不宣。
愚弟杨锐顿首。[11] （第46册）
竹君先生大人执事：
日前厚扰，谢谢。承允为舍弟悦代捐一节，不胜感祷。兹查舍弟于去岁蒙保留广巡检，部改以巡检前先选用，于腊月十九奉旨：依议。今拟指分广东，并加本班尽先花样，敬恳执事赐信到京，托人代办。需费若干，统祈示下，或交尊处，或票庄汇寄，均即遵办。其行知及离营文书，日后乞费心，代为招呼一切。感甚，感甚。
明知忙冗，鄙事琐渎，万分不情，伏望鉴恕。手此，布恳。敬请早安，诸希亮鉴。
小弟锐顿首。初六日辰刻。[11] （第46册）
这两通函札均出自杨锐之手笔。杨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县人。“年少俊慧”，为张之洞督学四川时所提拔之士，颇为张之洞赏识与信赖，后“入佐幕僚”，“由粤而鄂”，与赵凤昌堪称同事，且关系融洽，故屡托赵为其弟代办捐事。除此以外，杨锐还另有请托：
连日不晤，尊恙想更轻减矣。念念。襄恕捐事闻可代托电局在扬州办，感佩不尽。并求电查，由到省试用道，捐足遇缺即补花样，共须实银若干？分晰见示，以便电汇措办。琐渎L悚之至。手肃，叩上竹君先生。敬请愈安。
小弟制锐顿首[11] （第46册）
再欧阳平斋衡向当淮盐沙市分局差，今夏因位置别人始行交卸。渠与杨彦有旧，允为别筹善地。惟日久未得消息，窘况不支。锐昨托敬山恳求瞿观察为之一言，必可复旧，不知敬山已道及否？尊处如与瞿公有信，希赐提及，则吹嘘生自易为力矣。可否？均祈酌夺。琐渎愧悚，再请亮鉴。锐又启。
再平斋系候选同知，四川华阳人，并奉闻以便赐信也。[11] （第46册）
上文中瞿观察、瞿公，均指瞿廷韶，字赓甫，号舜石，江苏武进人，宛平（今北京市）籍。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后官至湖北布政使。长期跟随张之洞的亲信人物。杨锐致赵凤昌之函札甚夥，此处仅从中摘述其中与请托有关系者，可见，刘坤一称赵氏“门庭若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并非毫无根据。
光绪皇帝正是根据刘坤一奏折所述内容，决定将赵凤昌“著即革职，勒令回籍”。清廷的这一决定，断绝了赵凤昌升官之路，也改变了他对清廷之态度，及其后半生的发展道路。
三、辛亥革命前后的赵凤昌
赵凤昌被革职后，严格说并未按上谕所要求的“勒令回籍”，而是被张之洞派往上海，“办理通讯运输诸务”。[1] （P94） 赵氏则利用他在湖广总督衙门所积累的财富，在沪成家立业。而且，他还把原来在广州、武汉两地经手处理的重要函札、电稿，一并携到上海。此时的赵凤昌，已经是无官一身轻。对清廷之态度，与以前也已大不相同。他可以接触各色人等，甚至包括朝廷通缉的“要犯”维新派人士及革命党人。他还与沪上绅商及外国领事广泛结交，把所得消息及时传递给远在武昌的张之洞，依然是张氏的重要帮手。
翻阅《赵凤昌藏札》，可以发现有不少函札记述了赵凤昌在离开张之洞幕府之后，所从事的重要活动及其思想变化。这些函札反映了一个封建衙门的官吏，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讲求时务，追求进步，由一个同情维新立宪人士，逐步转变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的追随者。赵凤昌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反对列强干涉，尤其是日俄两国的干涉，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已经成了他后来追求的目标之一。在清王朝最后十多年的岁月里，赵凤昌所作的大事甚多，其中有几件大事，颇值得一提。
首先，赵凤昌在庚子义和团事件中积极策划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在京师形成高潮期间，赵凤昌与盛宣怀积极策划推行东南互保，并试图与张謇一起将慈禧与光绪从北方迎至南京或汉口，然后强迫慈禧交出政权。“但是，由于张、刘二督与西太后之间并无根本矛盾，加之西太后很快向列强投降，使他们之间的矛盾缓解，赵凤昌等人的计划遂成泡影。”[8] （P119）
《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件《时事新报》辛亥五月初九日第二张第二版的剪报，该报以《赵凤昌开复原官》为题刊载了赵尔巽之奏片。其文曰：
东督赵制军，日前附片奏请开复革牧赵凤昌原官，略谓：已革湖北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前随升任湖广督臣张之洞襄办要政，精细干练，颇著能声，卒以任怨太多，遭时疑忌，经前浙江学政徐致祥奏参革职，士论惜之。
该员罢职后，即回江苏，回籍闭门读书，不求闻达而关心君国，讲求时务数十年如一日。庚子之变，长江上下，各国交涉，危机一发。刘坤一、张之洞创议保全东南大局，悉赖该员赞助之力。开F黄埔，载在和约，嗣幸收回自办，稍换利权，亦出自该员擘画。臣前在奉天筹办善后，上年边藏交涉，均经派员密询办法，该员所陈之策，和平正大，切中事情，赖之而成功，不居然物外，实当今奇杰之士。东事孔亟，待商之政甚多，合仰恳天恩，准将已革湖北候补道直隶州知州（府）赵凤昌，开复原官，由臣礼聘到东，备谘要政。奉旨：著照所请，吏部知道。[11] （第32册）
赵尔巽此片，充分肯定了赵凤昌在东南互保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开F黄埔，收回自办，稍挽利权的重要贡献。赵尔巽之请求，虽获清廷允诺，但赵凤昌却并未赴任。他致电赵尔巽称：
“凤昌本无学识，加以二十年病体，近益衰慵，每值寒暑，怯不出门，更何能远涉府庭，辱承下问。” [11] （第32册）
说明赵氏此时，已经厌倦官场，不愿意再走从前的老路了。
其次，赵凤昌在日俄战争尚未结束时，即积极鼓吹更张政体，实行立宪。
在《赵凤昌藏札》中，收录有他与张謇、汤寿潜等人一起草拟的《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折》，极力要求实行政体改革。其文谓：“然政体不变，则虽枝枝节节而为之，终属补苴之一端，无当安危之大计。今环球之万国，政体虽有君主民主之不同，其主义均归于宪法。各国宪法不同，其宗旨均归于利国便民，顺人心而施政策，即合众力以图富强。”该折最后要求：
仿照日本明治变法，五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按照日本初行宪法章程办理。臣等悬揣实行之期，已须数年以后。为目前救急计，但求速宣明谕，则政体先立。[11] （第33册）
这份奏章明确指出，倘若不改革政体，中国别无出路。正因为赵凤昌的这种远见卓识，所以清廷派出的考察大臣之一端方，非常欣赏赵凤昌的才干。端方出国前在沪与赵氏相见，赵氏则告以“朝廷于立宪，仍为敷衍延宕之计，革命终不能免，可以早回，得南洋一席，归后果得之。”[13]
端方到欧洲考察之际，行色匆匆，政务繁多，却依然同赵凤昌联系不断。端方曾致函赵氏谓：
竹君我兄尊右：
前奉邮片，想已收到。到欧后排日于政界，尽心甄考，时期匆迫，译述艰难，于精微奥妙处，苦不能一一窥见，然览观所到，阅历所经，此行亦良不负负也。
小儿在美留学三年，近日拟便携之游欧，前藉便船先令回华。忆其出洋已（以）来，即承遇事关爱，随时照料。此番道经沪渎，特饬敬诣台端，藉申谢悃。尚望长者有以教之。相见不远，统俟晤谈。敬请台安。
弟端方。四月廿五日[11] （第99册）
端方归国之后，被清廷派往南京，担任两江总督。到任伊始，他又致函赵氏谓：
竹君我兄大人左右：
相违三月，渴慕为苦，官制事虽经议有草本，发表尚复无期，阻障太多，同情太少，无如何也。
弟南来值此交涉繁难，饥馑臻之际，无人相助，无牧可筹，势将坐困，惟我兄体时局之艰，念交谊之重，出局助我。相知有素，谅无屏弃之情，特属式如陈辞，尚乞鉴允。余俟台从至宁，面谈一切，肃请道安。
弟端方顿首九月廿四日[11] （第99册）
清廷任命其为两江总督是光绪三十二年七月间事，则此函当写于是年九月廿四日。下车伊始，端方就想到了赵凤昌，可见他对赵凤昌才干之仰慕。但是，赵凤昌依然未出山，因为他确实看不到清廷有实行立体的诚意。宣统元年，赵凤昌正式加入了预备立宪会，为立体之确立继续努力。直到宣统三年，监国摄政王载沣非但没有在立宪上有所前进，反而倒行逆施，“大用亲贵，国人群起诟责”。① 于是，赵凤昌与张謇等十人通过“满洲人庆宽上书摄政王，促行宪法，罢亲贵，一新纲纪，终不获报，乃更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②
赵凤昌是在对清廷大失所望之后，才开始认识到，要想救中国，必须另谋出路，这正是他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结合的思想基础。
再次，赵凤昌在辛亥革命风暴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势力一边，为革命党人出谋划策。
《赵凤昌藏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有关辛亥革命前后政局之史料。上个世纪80年代《辛亥革命在上海》一书，曾刊登了部分内容。近期章开沅教授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料新编》亦收录了部分辛亥信函。辛亥革命爆发伊始，赵凤昌很快在上海邀集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立宪派人物雷奋、孟森等来到惜阴堂会商应对之策，盖因“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2] （P248） 赵凤昌积极活动，与黄兴等革命党人交往更加频繁，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条件。上海光复之后，赵凤昌又与张謇居中调停，寓所惜阴堂成为南北代表幕后商议地点，并约定在上海，由江苏代表雷奋致电各省，派代表前来，讨论“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
辛亥九月二十一日，赵凤昌收到熊希龄来函，略谓：
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均属响应，实未能有统一机关。存亡绝续之交，必须组织临时政府，方得外交团之承认，倘旧政府已倾，而新政府未立，其间迟至一月，必生外交上之危险。弟昨到北京，探询度支部存款，只余三四十万。革军稍稍相持一两月，不待交战，亦必亡矣。[11] （第107册）
得此信后，赵凤昌担心外国列强出面干涉，连续发出电报，首先是阻止唐绍仪担任清廷所授予的邮传大臣，该电略谓：“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同深叩祷。昌。（初六午发）”另电致梁敦彦，劝其“力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举动，以保将来中国。”而后，又再致电梁氏，劝其阻止列强在财政方面支持清廷，其电文称：“闻（监国）向法、比借款，全国已反对，公切勿预闻。能暗中打破为要。于公有关系，应密达。昌。（初十午发）”[11] （第107册）
这些电文显示了赵凤昌对新生事物的满腔热情及对革命大业之关切。为促使清廷尽快交出政权，赵凤昌甚至通过其在赵秉钧手下做事的亲戚洪述祖，代拟清帝退位诏书。而上海南阳路上的惜阴堂，已成了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接洽密谈的中心。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诸如清帝逊位后之安排，新政府的组建等都是在赵氏的惜阴堂谈妥后，才进行谈判的。
辛亥十一月初七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后之次日，即来到惜阴堂，向赵凤昌询求方略，赵氏则“一一陈说沪汉情事。其后屡至，商统一建国诸要端，尤先以网罗英贤及国家财政事”，并介绍熊希龄入局。[2] （P250）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十分赞赏赵凤昌在辛亥革命中的远见卓识，及其为清廷、肇建民国所作出的努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即致函赵凤昌请其出山，加入到民国政府中来。孙中山函曰：
竹君先生执事：民国初基，余未洗，万方多故，正待经营。文以薄质，谬承重任，思力未精，丛脞堪虞。然有硕彦相为扶持，旄汗人推选之意。素审执事器识宏通，体用兼备，拟藉高远之识，以为切c之质，敢奉屈为枢密顾问，执事智珠在握，天下为心，想当慨然惠顾，共济前途。临楮驰心，毋任口许簦即颂兴居，惟希菰。
孙文谨肃。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九日。[11] （第32册）
该信系用“总统府用笺”所写。这通来自民国元勋的信函，确实使赵凤昌无比兴奋，深受鼓舞。他在复函中称：
昨奉手书，环庄诵，具仰虚怀若谷，不弃刍荛，等原本荒落，识短才庸，谬承奖饰，益用汗颜。
窃维我公数十年困苦艰难，为四万万同胞力图乐利，等亦国民之一分子，即无责任，犹当殚竭智虑，以赞高深。
惟是枢密为最高机关，必须学识宏通，德望优裕，方足以副谘询，等何人，敢膺斯选。矧昌体弱多病，久在洞鉴之中，顾问一席，万不敢当。但此后遇有重大事件，苟有所知，无不据实直陈，以为泰山土壤之助，区区之愚，想荷原鉴，专此肃复，敬叩台安。
谨启。[11] （第32册）
赵凤昌虽未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枢密顾问”之邀请，但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任命赵凤昌担任了汉冶萍公司总董。1912年3月，他又与张謇、章炳麟等组织统一党。在临时政府北迁后，赵凤昌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尤其是在反对张勋复辟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1] （第40册）
《赵凤昌藏札》保存了一组电稿，记述了在反对张勋复辟时，段祺瑞之幕僚熊希龄将北方反复辟进展及时通知赵凤昌，而赵凤昌则想方设法配合反复辟斗争。其中赵氏致电冯国璋之电文称：
南京冯副总统钧鉴：去夏通问，一年刚届，大局复扰，且生奇变。幸仗威信声讨，指顾奠定，无任祷企矣。昨接秉三天津来电云，段芝老已视师马厂，即日出兵讨贼，惟后防关系重要，请设法运动海军六艘，开赴大沽，并载攻城巨炮，接济前敌，足以震动北京军民，使南苑陆军与辫军携贰，亦一助也。望速进行，并请将此电转达南京冯副总统，无任感祷。希龄叩支，谨即转陈。赵凤昌，叩雨。[11] （第40册）
两日后，熊氏又来电云：
昨飞行队炸弹投入皇宫，炸伤数人，宣统惊病，现三路司令兵围北京，逆军释械投降，S发裁遣。张勋逃入英使馆，清室通电表明被胁情形，段合肥日内入京，冯麟阁今日已在京奉车上拿获。特闻。希龄叩，青。
获得喜讯之后，赵凤昌即刻致电要求北方执政者“一复国会，一遵约法，一修宪法”，力图“有功于民国”。[11] （第40册）
这些电报所揭示的细节，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之史料，也记载了赵氏本人为近代社会变革所做的积极贡献。难怪黄炎培先生称：“四十年来，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14] 可见，赵凤昌的后半生，实与中国的进步事业紧密相关。
四、美不胜收的晚清史料
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所藏《赵凤昌藏札》保存完好，均系原件装裱，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原件面貌。这些函札，是从光绪十年张之洞到广东履任开始，直到赵尊岳生前所保留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大约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张之洞本人在两广总督、两湖总督任内的函电底稿及其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友朋的往来书札；其二是赵凤昌与张謇、杨锐、熊希龄等同事文人之间的往来函电；最后是赵尊岳生前所保存的友朋之间诗词唱和及往来信函。
在《赵凤昌藏札》中，有许多中法战争之后清流派活动的原始信札。这些珍贵文献，集中反映了清流派人物的思想状况。譬如，清流派中的骨干人物宝廷，号竹坡，出身宗室，系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与张之洞关系至为密切。宝廷襟怀坦白，敢作敢当，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历史人物。他出身贵族，却没有皇族习气，遇事议论风发，不避权贵。当年与张之洞同在翰林院时，彼此朝夕过从，几无虚日。在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宝廷不时有来信，其中一函曰：
春间曾寄一撸当早登记室。疾病缠绵，兼为二儿娶妇，事纷纭，闲身不容小息，直至端阳后病始渐减，事亦渐定，得不死，无可消磨，仍钻故纸。……择有用书读，作有用文字。经学固至要，而此时非当务之急。海外强邻，耽耽环伺，不但其坚船巨炮，可为中华之患，即其邪说诬民，亦可注意。非谓其传教也，其教涉陋，不足一辟。而其讲天学者，逞其私智，肆为臆说，以器为道，以数为理，自命为学究天人，欲将中华古圣人阴阳动静之训，扫而空之。华人喜新好奇，多为所惑。群以西人为大智，足以知天。此时虽怵于清议，尚不敢直谓圣人不知天，数十年后，恐无天者。皆奉歌白尼奈端为圣人，而不屑谈大易矣。
自愧手难缚鸡，不克披坚执锐，从事于海上，及此以血未干，聊借毛口子作文战利器。购得李某所译谈天书，闭户昼夜读之，苦心孤诣，穷思极虑，有所见则笔之于册。竭三伏之以力，已得数十条。但恨不谙算数，有明知其谬而不能著一语者。盖西人思深算巧，虽不明阴阳正理，而推测细密，假象数以穿凿附会，其无理之理，以实有足以惑人者，故谈天者多信之也。不敢自是，寄呈哂正。此乃初稿，容杂不成文章，祈略词取意，如所驳尚是，再修饰另抄。有不妥，祈批出。此外，尚多可驳。前承厚赐，谢谢。草泐，顺请壶公老夫子大人台安。
侍宝廷顿首。儿辈随叩。中元夜半。[11] （第71册）
由宝廷该函可以看出，由于国势陵夷，强邻环伺，使这位已经挂冠还乡的昔日清流干将，满腔热血，愤愤不平。他有报国之心，虽然未能“披坚执锐”，却想从思想方面对洋人中“讲天学者”进行反驳。但是，他所用的是传统的封建理论，所批评的则是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实在是把劲用错了地方。该信正反映了像宝廷这样的清流派人物，罢官之后，经济上一贫如洗，长期徘徊于京师西山，吟咏于花前月下，脱离实际，自我封闭，因此，其思想停滞不前，未能与时俱进，还是用传统的旧观念看新事物。
《赵凤昌藏札》还辑有许多庆宽函札。庆宽，字小山，据清档记载，庆宽本人系内务府正黄旗汉军延英管领下贡生，早年曾供醇亲王奕 驱使，为时甚久。后来又到内务府当差。醇亲王奕 于甲申易枢后，大权独揽，隐操政柄。庆宽便因醇王府势力，得到掌管内务府银库之美差，大肆贪污，胡作非为。戊戌后，庆宽长期在上海游荡，后又曾自告奋勇前往日本捕杀康梁。[15] （P131） 他与赵凤昌相识大约是在这一时期。《赵凤昌藏札》所保存的庆宽函札系庚子事件开始后的，数量甚多，往来十分密切。以前，从事晚清政治史的学者很少知道，庆宽还是晚清最著名的画家之一。而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学者，则不知庆宽在晚清政坛上，还是劣迹斑斑的政治小丑，曾在捕杀革命党人沈荩一案中立有头功，被慈禧拔擢为江西盐法道员。[16] （P54）《赵凤昌藏札》中有一通书札，颇值得一读。其函曰：
竹君道兄大人台鉴：
前复芜函，谅邀荃察。顷于阴历十月十二日奉到瑶章，敬悉接见凤卿，其言及弟病，需桂佳者罕有等语，乃蒙格外关怀，特将素承刘永福所赠上等之桂，珍藏四十余年，今乃分施于弟，已交邮寄矣，足征痛痒相关，视同手足，真令弟刻铭心版，永矢弗忘也。至当年刘渊亭同方照轩提督来京时，弟正在西城广济寺绘画战图，刘、方二公均寄寓该寺。醇邸闻知，甚是垂青二公，遂派在寺（招）照拂。弟又带领二公谒见王爷，故此相交甚厚。刘公托购老山人参，四处搜寻，刘公皆言不好，且价极昂贵，事处无法，因思弟有盟兄容俊峰前在宁古塔副都统任时，自采老参二株，重约四两，寄京待重价而沽，不幸病故。弟由盟嫂处将参求到，用数百金购妥，送于刘公，喜出望外，言此参诚难得之物也。渠回送肉桂二块，彼时弟不知为宝，便送多友将此宝桂湮没不彰。据云，此二件价值二、三千金，殊为可惜。今弟所用之桂，系由凤卿处讨来，服之不见有效。兹蒙宠赐，则桂到病除，在指顾间耳。先为肃函鸣谢，俟由邮寄到时仅将收据呈上，不再为渎陈，Z此渎陈。叔雍贤侄等均吉。
愚弟赵庆宽病笔
阴十月十六日[11] （第44册）
上函中刘渊亭，是指刘永福（1837-1917年），广西上思人。雇工出身，原为广西天地会领袖，后率黑旗军驻越南20余年，中法战争时，帮助越南政府抗击法国侵略军，战绩卓著。方照轩，则是指方耀，时任广东提督。二人均为当时名扬全国的武将。而位于北京西城的广济寺，则是一所名刹，香火颇盛，至今尚保存完好。在清末，广济寺还有旅舍之功能，故庆宽能在其中作画，并照拂刘永福、方耀二人。
又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创人物孟森，曾为张謇之幕友，与赵凤昌系武进同乡，彼此关系非同寻常，往来函札甚夥，在《赵凤昌藏札》中设有专册保存，其中不乏非常重要者。今略举一二：
其一函曰：
惜阴主人，奉示敬承一一，南通屡烦通问，具征关爱。……知起居增胜，茹素后神采益佳，甚慰，甚佩。如公卫生得力，最为妙谛。近聆东西洋佛学大长，颇得梵夹真相，释迦教义，不及诸祖之精深；天竺慧光，又逊吾华之阐发，摄养为当前受用，公独得之。若益源辈，则不免太泥矣。又见朱少屏来谈，乃与江亢虎正相反。似乎俄之潮流已落，吾华正在上潮时。无聊之政客，幼稚之学生，迎合鼓荡，方兴未艾。赖所本之俄风，已成过去之试验。弟之所急欲亲往一观，未能急就，而少屏已有所诏我，其言当不无可信之处也。
国之人职业太少，败象难堪，然此运已开，果有世界知识之一端，无论何途径终难淘汰，以此启政局稍定，真象可推而知之。从前望有大人物救国，今知此见解之陋，仍是三千年余习。其实将来不过以职业救国，政府亦全国职业之纲领；有职业者，有时而助提纲领。提纲领者，随时而退为职业，则持久之道存焉。若以行政营业为两途，即是过渡未成之现象。他日吾国之归宿，因不免取法他邦，然必有一蹴而突过他邦之日。盖各国虽趋向如弟所云，而未能尽践。吾国乃以种种酝酿，不如是不得到题，凡百君子扰之营营，皆造成黄金世界之大功人也。
公明烛几先，常超同辈之上，以弟言为何如？啬倘有函，当希见示，柏樵归沪后见否？南北局势皆急，国手高坐而观之，最后妙着恐不能不如弟说。侧身人海，日手一编，亦日在被骂之列，不能不辗然自笑，缕上即颂道安。
弟森谨言 四月十六日菊儿随叩[11] （第31册）
该信中所提及的朱少屏，名葆康，字少屏，上海人，早年曾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朱少屏受孙中山的邀请任总统秘书。不久，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朱少屏又回到上海，宣传民主政治。江亢虎，江西弋阳人，早年留学国外，同社会人有过接触。1911年7月，在上海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武昌起义成功后，他把研究会改为中国社会党。1924年，江亢虎再度组建社会党，成为当时有名的政客。啬，系指张謇，字季直，号啬庵；黄伯樵，江苏太仓人，留学柏林工科大学，精通德文。以上诸人均为惜阴堂之常客。
其二函曰：
惜阴主人，转瞬阴历又改岁矣，久未修候为歉。此间事，南方视之亦殊未得真相。如前日之通电反对选总统者，以为电内有名者，即其人，亦殊不然；一面得钱，一面争附名于此电者，正不一人，而其不与此电者，亦未必人人得钱，要以得钱为极多之数而已。
其实，曹之梦想，弟以为终必无成，各方未能赞同，岂得由彼一厢情愿，此不成问题也。但宪法亦必无成，以省宪为大梗，其中利害关系各有不同，有公有私，但私多而公少耳。惟有此复杂，乃为制宪，若如沪上数人议定之宪，正于事实无效也。近有人发起纠合议员团，视察赤俄，弟在赞成之列，倘有成，将携小儿至俄国一行。共产公妻，劳工制度，不可不亲往一观，虽不能一过隙然，目击究胜于耳闻也。
弟森手上。新正初五日。[11] （第31册）
上文中“曹之梦想”，当指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想独霸中央政权，进而醉心谋取大总统权位，以及以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的活动。1923年10月5日，曹锟出动军警挟持国会，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故该函应写于1924年的“新正初五日”。
以往的有关孟森传记，大多认为“清末民初o孟森逐渐脱离政治活动o开始专力于治史。1914年o他以‘心史’之号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o著重对清朝入关前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云云。[17] （P656） 但这两通函札似乎表明，孟森直到1924年，其主要精力还在从事“政治活动”，远远没有“脱离”。他虽然在进行明清史研究，但更多的是注意国内政局之发展，对中国之未来表现出极度的关心。他对共产主义制度虽一无所知，却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必有一蹴而突过他邦之日”。可见，只有在阅读《赵凤昌藏札》之后，才会对孟森先生之生平活动及其思想之发展，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最后，还应该指出，在《赵凤昌藏札》中，有相当部分函札是写给叔雍的。赵尊岳（1895－1965年），字叔雍，凤昌之子。在赵凤昌影响下，他自幼博览群书，精通词学，曾致力于明词的搜集与研究，有《明词汇刊》存世。他还喜好京剧，与当时京沪梨园之著名角色，多有信函往还。因此，如果要研究民国时期的京剧历史，尤其是有关京沪的文化史，一定会在《赵凤昌藏札》中发现十分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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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聊斋志异；人物注释；补注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笔者在研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蒲松龄纪念馆研究馆员盛伟先生校注的《聊斋志异校注》过程中，发现盛伟先生对《聊斋志异》中的个别人物有的注释不够全面准确，有的应该注释却没有注释，笔者今不揣谫陋，提出一管之见，以请教于盛伟先生和各位研究专家。
一、赵丰原之详注
蒲松龄在《布商》文末写道：“赵孝廉丰原言之最悉。” [1] 585 盛伟注释：“赵孝廉丰原：赵丰原，字于京，号香坡，又号客亭，历城（现山东济南市历城县）人，康熙二十年（1681）举人，后由举人选任城武教谕。官至河南府知府。详见《山东通志・人物志》。” [1] 586
盛伟先生的注释不够准确，也不详细。清乾隆《历城县志・选举表三》在“举人”一栏康熙二十年辛酉条目下标有：“赵于京，第十五名，仕至河南府知府，有传。”这个赵于京是不是赵丰原呢？继续查阅，在《列传四・国朝》查到赵于京的详细资料，发现赵于京就是赵丰原，丰原是他的字。再查阅清乾隆《临潼县志・职官》、清同治《河南府志・职官志二》，有赵于京的任职资料，可以相互印证，证实结论准确无误。
清乾隆《历城县志・列传四・国朝》记载：
赵于京，字丰原。其先大兴人，父士通迁于县。于京廉正有干略。康熙三十二年，由举人选城武教谕。导率有方，以卓异擢临潼知县。抵任甫五日，理滞狱，囹圄为空。地当孔道，官马或不敷。民间旧有贴马钱，于京尽革之。任佑中者，县巨猾也。构讼稍不如意，闭村堡，奋臂抗官，养健儿为爪牙，前官莫可谁何！于京围其家，擒党（羽）十数人。佑中遁京，率卒袭捕之，置于法。渭水没田万余亩，民逋赋累千金，代输之而去其籍。迁绥德州知州。临潼老幼提挈送者盈街巷，多至泣下。四十一年，至绥德，有饬报垦田起租之檄。他州县承上官意，率多报，以邀功。于京独默然，若无事，吏请至再三，叱曰：“国家太平六十年，尚有未垦地乎？且延绥傍山，多沙碛，雨少不继，则成石田耳，堪增税以困吾民耶！”竟无所报。四十二年，车驾西巡。于京扈跸至华阴，召见奏对称旨，命讲《周易》，赋诗，赐御书，授河南知府。数月，丁母忧，无以治丧。河南巡抚徐潮赙之，乃归。会潮入觐，上问豫省循吏，潮以于京对，因夺情复任。于京乞假，营葬毕始行。洛阳南村有雕木为佛像者，藏机于内，使耳目手足皆动，谓之活佛，惑愚民为奸利。于京焚其像而杖之，妖言顿息。卢氏山有矿洞，四方无赖子鸠众擅开，架屋为村舍，具什器，势渐炽，不能禁。于京选能吏，协营弁，率众焚其巢，决山渠水以灌洞，事乃定。宜阳民乔宗仁，饰博具诱人财，无以偿，有致之死者。于京立毙之。……四十五年，商洛贼万余据山，连卢氏阌乡界，郡城。怀镇闫某率精甲五百来会，乃侦访通贼要路，分守三十余所。贼知有备，竟不敢犯境。会大雪，喜曰：“贼降矣！”或请其故，曰：“山中无宿粮所恃，以苟延者劫远村耳。当此严寒，能荷戈履冰乎？”后五日，得潼关檄，果如所料。守河南前后凡四年，迁苏州知府。疾作，未之任。卒年五十六。于京性尚忠义，喜文学。其官城武，修文亭山曾子祠、汉忠臣佗侯庙。于临潼，表浑太史、太尉庙墓，新其庙，立樊舞阳祠，修横渠书院，与李J、王心敬相友善，使二子从J受学。于绥德，建韩蕲王祠。于河南，建狄梁公祠，新天中书院。所在捐俸修孔子庙，谆谆以课士为务。去后，人皆思之。
赵于京，字丰原，又号香坡，又“因读书于济南明湖之客亭，故人称为客亭先生”，客亭即大明湖历下亭。赵于京祖籍北直隶大兴县，其父赵士通迁居历城县。赵于京于康熙二十年中举人，三十二年（1693），由举人选任山东城武县（今菏泽市成武县）教谕。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卓异升任陕西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知县。四十一年（1702）升任陕西绥德州（今陕西省榆林市）知州。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西巡陕西，赵于京得到召见，奏对称旨。四十六（1707）年升任河南知府（河南省洛阳市），数月后母亲去世，回乡守制，后夺情复任。四十九年（1710）改任苏州知府，尚未到任，便因病故去，享年五十六岁。《历城县志》评论赵于京“廉正有干略”，“尚忠义，喜文学”。
赵于京是清初诗坛泰斗王士G的门生。王士G在《蚕尾文集》卷一《蒙木集序》叙述：“丙寅、丁卯间，予方里居，钟子圣舆与赵子丰原、王子秋史先后来从游。三子之才颉颃上下，类能溉蛔园斡诹魉祝予甚异之。非济南山水之奇旷，百年一发之，而何以有是！” [2] 1799-1800 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六年（1687），王士G为祖父王象晋守丧期间，赵于京曾前来新城县（今桓台县）探望，向其请教诗作。
二、何海晏并非“初令秦中”
《拆楼人》起首讲道：“何浊洌平阴人，初令秦中。” [1] 700 盛伟先生对此注释：1.何浊洌即何海晏，字治象，号敬庵，明嘉靖进士，授四川顺庆府推官，官至太仆寺少卿。浊洌即太仆寺卿；2.秦中，即今陕西省一带。[1] 700 盛先生的注释没有错，但两条注释联系起来看，却有问题。就是说，何海晏初次任职的地方，按第一条注释是在四川的顺庆府，按第二条注释是在陕西的秦中地区，一南一北，大相径庭，显然是错误的。那么，错在何处呢？是原文有错还是注释有误？
首先，看何海晏的首任官职。查阅清康熙《平阴县志・选举志・科贡》，何海晏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考中举人，时年二十四岁。第二年成进士，授四川顺庆府推官，历吏部四司郎中、太仆寺少卿、河南布政司右参政。
康熙《平阴县志・人物志・德业》有何海晏的传记，原文如下：
何海晏，字治象，号敬庵，弱冠成进士，授四川顺庆府推官。时按君试其才，以“嘉陵晚望”为题，援笔而就，云：“嘉陵烟树锁寒堤，暝色沉沉望欲迷。画阁窗含残照远，文峰塔隐暮云低。乾坤壶倒随萍迹，湖海蓬飘信马蹄。几度风花人自老，江天明月任东西。”三年课最，擢吏部，历文选司郎中，迁太仆寺少卿，出任藩臬，所至有声。任井陉道，有《登插箭岭题杨将军祠》，诗云：“将军古庙翳松萝，百代英声回未磨。插箭岭高飞鸟近，祭刀石冷夕阳多。（中缺二句）地下终同岳武穆，相嗟和议竟如何？”公之学识、品望可知。归里后，悠游林下者三十余年，亭台池馆、花木竹石，日以飞觞为乐。和平温厚，里人敬而爱之。所著有《敬庵斋集》、《候虫鸣诗集》，藏于家。
按以上资料，何海晏成进士后，首任官职是四川顺庆府推官，决非“秦中令”。明清时，“令”是知县的代称，“秦中令”即指陕西中部某个县的知县。
再看“顺庆”与“秦中”。查阅相关资料：顺庆府，地处四川省中部。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升果州为顺庆府，元朝属顺庆路，明朝隶四川布政使司，置顺庆府，清朝隶四川省川北道。明清府治南充（在今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清末管辖南充、西充、营山、仪陇、邻水、岳池六个县；蓬、方安两个散州。
秦中，也称关中，古地区名，指今陕西中部平原（渭水流域）地区，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汉书・娄敬传》：“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颜师古注：“秦中谓关中，故秦地也。”
从以上资料来看，顺庆与秦中没有任何瓜葛，两个地方风马牛不相及。顺庆府所辖州县也没有“秦中”这个地方，当然也就不会有“秦中令”了。
综合这些资料，笔者推测蒲松龄原文出现何海晏“初令秦中”错误，有两种情况：一是以讹传讹。蒲松龄写作《拆楼人》时，对于何海晏的首任官职，何氏后人或者当地人已经不太清楚了，毕竟过去了一百五十多年。加之淄川与平阴相距较远，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难免出错，又加之蒲松龄对得到的消息无法核实，文中出现这个错误在所难免。二是故意为之。蒲松龄在这个故事中揭露何海晏的隐私，何氏后人可能兴师问罪，必须承担风险，因此蒲松龄故意模糊一些细节，以混淆视听，逃避文责，这也解释得通。
三、孝子周顺亭确有其人
《孝子》讲了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孝子割肋疗亲的故事：“青州东香山之前，有周顺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巨疽”，“数月不痊”，周顺亭“以利刃割肋肉”，“烹肉持膏，敷母患处，痛截然顿止”。[1] 930
故事中的周顺亭，确有其人，他就是周践恭，字顺亭，益都县孝悌乡李家庄人，清光绪《益都县图志》有其传记。《益都县图志・人物志・孝义传》记载：
周践恭，字顺亭，孝悌乡李家庄人。母病，l股和药以进，病竟已。及母卒，庐墓三年。践恭所居，在嵘山西南隅。殁，即葬于其居之南。今其地，名为孝子坟云。
文中的“l股”，是指割取大腿上的肉。周顺亭母亲病重，他割取自己大腿上的肉，掺到药里，端给母亲吃，母亲竟然痊愈。“庐墓”，是指古人在父母死后，服丧期间在父母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周顺亭母亲去世后，他在坟前搭建房屋，为母亲守墓，时间长达三年。周顺亭死后，葬在他生前居住地的南边，这个地方现在当地人称为孝子坟。
蒲松龄在《孝子》中叙述周顺亭割肋疗亲的过程，与县志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更为详细，更加感人。
盛伟先生在《聊斋志异校注》中对香山作了注释：香山，据嘉靖《青州府志》卷六载：“城东四十五里为香山。《齐乘》所谓嵘山是也。” [1] 930 但是盛伟先生没有对周顺亭作注释，可能是没有看到《益都县图志》关于周顺亭的这段资料。
四、李毓奇是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人
《捉鬼射狐》开篇写道：“李公著明，睢宁令襟卓先生公子也。” [1] 1009 盛伟先生注释：“李襟卓，名毓奇，山东益都人。明万历十年（1582）中山东乡试第二名，万历四十年（1612）至四十四年（1616），任江苏睢宁县知县。” [1] 1010 近查清光绪《益都县图志》、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发现此条注释部分有误。
按照盛先生考证，李毓奇是益都人，笔者于是先查阅《益都县图志》，在《益都县图志・选举志》前半部分“举人”“进士”列表内没有查到此人，在后半部分终于查到记录。全文如下：
又，举人，洪武年有王让（丙子），嘉靖年有赵汝弼、赵敬简（丙午）、赵敬宾（戊午），万历年有赵尔待、李时华（并癸酉）、李毓奇（壬午）、栾行言（乙酉）、刘若虚（辛卯）、赵大伦（庚子）、郑之韩、翟凤翮（并癸卯）、翟凤羽（乙卯）、岳储珍、王宏化（并戊午），天启年有张联轸（甲子）、李馨（丁卯），崇祯年有孙廷铎、翟文贲（并壬午），凡十九人，皆隶今之博山。……并不录。
由《益都县图志》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李毓奇于明万历壬午年中举人。壬午年，即万历十年；二是李毓奇是益都县颜神镇（今淄博市博山区）人。据有关资料，博山先后称颜神、颜神店和颜神镇，属益都县管辖，清雍正十二年（1734）始设博山县，属青州府。由此可知，雍正十二年后，李毓奇所在村庄由新设立的博山县管辖，因此李毓奇也就由益都人变更为博山人。再查《续修博山县志》，有如下记载：“李毓奇，字襟卓，万历壬午亚元，知睢宁县。”充分说明李毓奇是博山人。
另外，查阅《睢宁县志》，盛先生所言李毓奇担任睢宁知县的时间正确无疑。清康熙《睢宁县志・职官》记载：“李毓奇，山东人，由岁贡万历四十年任。”《光绪睢宁县志稿・职官表》的记载与康熙《睢宁县志・职官》记载相同。两本县志均称李毓奇是岁贡，当为记载失误。李毓奇的下任知县任职时间为万历四十四年，这说明李毓奇于此年离任。
五、常大忠并非两任梓潼令
《梓潼令》叙述太原进士常大忠在京城候选知县，抽签决定任职地点的前夜，梦见梓潼帝君手持名帖前来拜见，结果选任梓潼知县。守孝期满，等候补官时又做同样的梦，果然再去梓潼担任知县。[1] 1105
盛伟先生的《聊斋志异校注》中没有常大忠的注释。笔者依据常大忠的相关资料，给予注释。
常大忠的资料，清光绪《交城县志・选举》《交城县志・人物》均有明确记载。《交城县志・人物》载有常大忠的传记，全文如下：
常大忠，顺治丙戌解元，壬辰成进士。文优行洁，为诸生，早已知名于时。及登贤书，终日手一编，务为有用之学，足迹不入城市。通籍后，选四川梓潼令。川东甫经流寇之乱，人民凋敝，亟为设法招集流亡。自剑门以西复业者，不啻万家。邑文庙倾圮已久，复经营重建。暇日进诸生，亲为讲解，文教大兴。他如蠲谷赈济，舍棺掩骼，修筑河堤，设立义仓，善政累累，尤难殚述。以忧去，服阕，补江南潜山县，为治一如在蜀。土寇与水贼潜煸，时探知之，即督乡兵剿于天柱山。一战歼其渠魁，不至酿成大变。潜山人至今尸而祝之。以治行最，升直隶保定府同知。北地苦寒，播种不能以时，民多饥困，乃亲教以种植之法。时出省视，勤者劳以酒食，惰者惩之。期年，桑麻遍野，遂为沃土。遇事听断明决，吏不能欺，民无冤抑。以劳郑卒于官。百姓讴思不置，争输赀，建立专祠。复敦请，入保定名宦。历宦所至，洁己奉公，丝粟不扰民。卒之日，几不能具棺敛。居恒，宗族称孝郎，党称弟。分禄以赡贫宗，推恩及于同里，善举尤多。卒后，县令赵吉士，详请从祀乡贤，称为第一乘人物。斯言诚不愧云。
据《交城县志》所载：常大忠，字二河，是太原府所辖交城县人。他于清顺治三年（1646）中举人，系乡试解元，顺治九年（1652）成进士，选任四川梓潼知县。当时遭逢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常大忠上任伊始，立即想法招抚流民，使其返乡从事生产。资料介绍，从剑门关以西回乡复业者，多达一万多户。县里的文庙倒塌，常大忠筹款重建。闲暇时间，召集县里的秀才，亲自给他们讲解四书五经，指导八股文写作，全县文风大兴。此外，常大忠免除税负，设立义仓，赈济贫困百姓；施舍棺材，掩埋无主尸骨；修建河堤，预防洪涝灾害。所作善政，难以一一叙述。传记还说，常大忠“丁忧服阕”后，任江南潜山知县，如同在梓潼县一样尽心尽力工作，后来升任直隶保定府同知，积劳成疾，死于任所。
《梓潼令》叙说常大忠“服阕候补”，“复任梓潼”知县，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补江南潜山县”知县。这从以上所引《交城县志》常大忠的传记可以看出。潜山县今为安徽省安庆市辖县，地处安徽省西南部。再者，据清咸丰《梓潼县志・职官》所载：“常大忠，字二河，山西交城人，顺治间任。招抚流移，垦辟荒芜，以循良著。见《通省志》。”文中没有谈到常大忠再次担任本县知县之事。
《交城县志》《梓潼县志》说得很明确，常大忠的父亲（或母亲）去世后，他回家守孝三年，期满补任江南潜山知县，之后升任保定府同知，因劳累病逝于任所。如此看来，蒲松龄《梓潼令》的叙述有误，常大忠没有两任梓潼知县。这似乎是蒲松龄“真人虚事”的翻版。
值得一提，倒是真有官员两任梓潼知县，不过是二百年之后的事了。据《梓潼县志》记载，山东篷莱人张香海（举人）分别于咸丰三年（1853）、七年（1857）两次担任梓潼知县。笔者查阅的《梓潼县志》，就是他主持纂修的。
六、潞令宋国英当为宋国A（瑛）
《潞令》讲了潞城知县宋国英残害无辜百姓，最终死于非命的故事。故事开篇讲道：“宋国英，东平人，以教习授潞城令。” [1] 1146 盛伟先生对宋国英未作注释。笔者查阅相关志书，对宋国英有了大概了解。
据民国《东平县志・选举・贡表第五》所载：宋国A于清顺治年间考为贡生；顺治年间东平县共有三十二人考为贡生，贡生名称“未详”；宋国A这个家族的兄弟辈，有五人考为贡生，除宋国A外，他们分别是宋国键、宋国铣、宋国T、宋国钫。宋国英的名字，在《东平县志》记为“宋国A”，应该是其本名，不会有错，这可与其本家族兄弟的名字相互印证（最后一字都是金字旁）。蒲松龄记作“宋国英”，或者是为了避嫌，或者是记录有误。至于宋国A是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或者例贡，志书没有详细记录。
清康熙《潞城县志・官政志》记载：“宋国瑛，山东东平人，贡士，卒于任。”按志书记载分析，宋国瑛任职时间当在康熙初年，后来病死于任所。笔者认为，《潞城县志》中的知县宋国瑛，应该就是宋国A，因为无论从功名还是籍贯乃至任职时间来看，都符合宋国A的基本情况。此外《东平县志》也查不到宋国瑛这个人。《潞城县志》中“宋国A”写作“宋国瑛”，笔者判断，可能是该志书纂修者书写错误。
七、教谕展先生是谁
《鬼令》开篇介绍：“教谕展先生，洒脱有名士风，然酒狂，不持仪节。” [1] 1208 “教谕展先生”是何许人也？盛伟先生没有注释。联系文中“邑中某乙者，负贩其乡，夜宿古刹”一段文字，得知商贩某乙是淄川人，由此推知，展先生是淄川县教谕。笔者查阅《淄川县志》及《莱阳县志》，梳理出此人的基本情况。
清乾隆《淄川县志・官师志・儒学教谕》记载：“展d，莱阳人，卒于官。” [3] 512 又记载此官“顺治间任”。据此资料，展d是山东省莱阳县（现为烟台市所辖莱阳市）人，清顺治年间任淄川儒学教谕，病死在任所。
教谕是学官名，明清时县学置教谕，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训导，也是学官名，明清时为县儒学的辅助教职。《明史・职官志四》：“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清史稿・职官志三》：“儒学：府教授、训导，州学正、训导，县教谕、训导，俱各一人。”
《鬼令》叙述教谕展先生因为醉酒，在孔庙的台阶上骑马奔跑，撞到古柏树上，头破血流，夜半时分死去。临死前自言自语：子路怪罪我在圣人面前无礼，让柏树碰破我的头。
查阅《淄川县志》，明清时（主要是清雍正前）淄川的展姓教谕只有一人，别无他姓，即展d。再结合《鬼令》所叙情节，可以确定“教谕展先生”就是展d。
查阅清雍正《莱阳县志・选举志・贡举》，有展d的简单资料：“展d，（顺治）丁亥贡，授阳信训导，升淄川教谕。”清顺治丁亥，即顺治四年（1647）。展d于顺治四年考为贡生，之后被任命为山东阳信县（今归滨州市管辖）训导，因政绩优异，升任淄川县教谕。展d的任职时间，因志书没有记载，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展d担任训导、教谕的时间均在顺治年间。
从《鬼令》所叙情节得知，展d并不是一个好儒学教官。得出此论的原因有二：一是“洒脱”。他酗酒闹事，竟然不顾禁令，在孔庙的台阶上纵马驰骋，扰乱清规，真是匪夷所思。二是无才。与他人对酒令时，一个简单的酒令也“凝思不得”，说不出口，可见不学无术，腹中空空。也正因为如此，蒲松龄才借“鬼令”一事，对其揶揄一番。
八、齐东令徐公似是徐国珍
《龙戏蛛》讲述了“循良之吏”齐东知县徐公遭雷击惨死的故事。盛伟先生没有注释“徐公”。分析文章的内容，翻阅相关志书，笔者判断文中的“徐公”可能是贵阳人徐国珍。
查阅《新修齐东县志・官师》，清朝初期担任齐东知县的徐姓官员有两名，分别是徐綦昌、徐国珍。关于徐綦昌，志书记载：“徐綦昌，北直大兴县人，贡士，康熙五年任。”另记载：“徐国珍，贵州贵阳，举人，康熙十年任。多政声，士民思之，祀城隍庙。二十六年立祠，行香寺侧。立传。”
按《龙戏蛛》所述，徐公“为人廉正爱民，柩发之日，民敛钱以送，哭声满野。” [1] 1236 说明徐知县是个廉洁正直、士民爱戴的好官，决非碌碌无为之人。蒲松龄在篇末“异史氏曰”中一改以往挖苦官员之惯例，以质问上天糊涂的口吻，赞扬徐公是个万民拥戴的“循良之吏”。齐东县于蒙古宪宗二年（1252）设立，明洪武九年（1376）隶属济南府，清因之。1958年撤销齐东县，该县大部划归邹平县，另一部划归博兴县，再后改划高青县。世居淄川的蒲松龄，对于临近齐东县的基本情况一定相当熟悉，对于清初齐东知县的品行也会有所耳闻，心知肚明。
对比志书所载徐綦昌、徐国珍两位官员资料，徐国珍更符合《龙戏蛛》中徐公的情况，也就是说，徐国珍可能是《龙戏蛛》的主人公。
《新修齐东县志・名宦》有徐国珍的传记：
徐国珍，兴学校，恤贫孤，治狱廉明，尤喜息讼。士民悦服，远迩歌颂，洵古遗爱也。邑顽户诡书，积年逋欠，公力除夙弊护法，千余金赔补，钱粮顿清，至今官民受益焉。城隍庙设主崇祀，亦以志不忘云。邑举人郭国琦述。
传记重点讲述徐国珍办理拖欠钱粮案件，从中可以看出他不畏、正直无私的秉性。本县有个愚妄户主仿造文书，拖欠了若干年的粮款。徐公不怕威胁，不受利诱，迫使这个大户缴齐了欠款一千多两白银。重点案件一突破，全县拖欠的钱粮很快全部收齐。
再查看清咸丰《贵阳府志・选举》，里面也有徐国珍的资料。志书记载：徐国珍，顺治十七年庚子举人，贵阳人。“附生，官知县，科第录，作教授。”从这则资料看出，秀才（附生）徐国珍，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经科举考试，录取为举人，先任府儒学教授，后来升任知县。查阅《新修齐东县志》，徐国珍的下任知县接任时间是康熙十六年（1677）。
按《龙戏蛛》所述，徐国珍病逝于任上，而两部县志都没有明言他在任上去世，蒲松龄的叙述似乎与此不符，但从士民到城隍庙祭祀他来看，应该是在齐东县去世了。城隍庙是祭祀城隍的庙宇。在我国，城隍是城池守护神，其前身是水庸神，是冥界的地方官。宋朝以后，城隍信仰成为民间非常普遍的信仰，各地百姓信奉的城隍神更加人格化、本土化，普遍将大家认同的、已去世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如西安祭祀汉高祖大将军纪信，北京祭祀文天祥等。《吴令》就讲道吴令某公死后，与城隍神争吵，还原同居一处，当地百姓只得另建一处城隍祠祭祀他。
综合以上几则县志资料，徐国珍的基本情况是：徐国珍是贵州贵阳府人，顺治十七年中举人，先做府儒学教授，康熙十年（1671）升任齐东知县，十六年离任（或病逝）。徐国珍为政廉洁正直，深受士民拥戴，离职（或病逝）后士民在城隍庙中祭祀他。康熙二十六年（1687），齐东县士民专门为他建立祠堂，按时焚香叩拜。
九、学师刘芳勋是贡生
《乱离二则》第一则讲道：“学师刘芳辉，京都人。” [1] 1321 盛伟先生注释：“学师刘芳辉：学师，生员称儒学教官为学师。刘芳辉，据《淄川县志》载，刘芳辉当为刘芳勋，昌平人，顺治间淄川儒学教谕。” [1] 1322
笔者查阅清乾隆《淄川县志・官师志・儒学教谕》，内有刘芳勋的简单资料，全文如下：“刘芳勋，昌平人。（以上俱顺治间任）” [3] 512
再查阅清光绪《昌平州志・选举表・贡生》，在《贡生》表内查到如下资料：“刘芳勋，国朝顺治年。”所任职务一栏空缺。
综合上述资料，刘芳勋是直隶昌平州人，清顺治年间考为贡生，任淄川县儒学教谕。其任职年限和去向有待继续考证。
十、何仙是何许神仙
《何仙》讲到：“长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乩神自称何仙，为纯阳弟子，或谓是吕祖所跨鹤云。每降，辄与人论文作诗。李太史质君师事之，丹黄课艺，理绪明切。太史揣摹成，赖何仙力居多焉，因之文学士多皈依之。” [1] 1691
盛伟没有对何仙作出注释。那么，何仙是何许神仙？翻阅清嘉庆《长山县志》，在《人物志・仙释》中找到了与何仙相似的神仙何五子的资料。《长山县志》记载：
何五子，邑北弥勒胡同人也。童子时，遇纯阳授异术，遂辟谷于凌岩，明洪武中化去。暨康熙丙寅、丁卯间，屡降乩于邑南李中丞斯义之庆云堂，订风雅，谈性命，自称烟霞老叟。有《凌岩集》一卷。
分析《长山县志》中何五子与何仙的异同，可以看出二者的身世经历基本相同。
（一）《长山县志》言称何五子生活在长山县城北弥勒胡同，也就是说他是现今邹平县长山镇人。《何仙》没有明说何仙是哪里人，但说扶乩之人是长山人王瑞亭。王瑞亭其人，《长山县志》没有记载，笔者没能查出他的基本资料。
（二）《长山县志》记载何五子童年时遇到八仙之一吕洞宾（吕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传授给他道教法术。何五子在凌岩（似指灵岩寺）修行时辟谷，明洪武年间修炼成仙。《何仙》介绍何仙是吕洞宾的弟子，又介绍有人传说何仙是吕洞宾骑乘的仙鹤。
（三）《长山县志》说清康熙二十五至二十六年（1686-1687）间，何五子屡次降临城南官至福建巡抚李斯义的庆云堂，与李斯义谈论诗文，辩论理学。查阅《长山县志》，李斯义于康熙二十年（1681）以山东乡试第二名中举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会试第五名成进士，钦选翰林院庶吉士。这也就是说，在李斯义成进士的前两年，何五子多次降临李斯义家中，与他切磋八股文。《何仙》明言李斯义拜何仙为师，何仙为他批改八股文，改动的段落词句条理分明，准确恰当。李斯义能考中进士，多亏何仙帮助。因此很多文人学士都信仰何仙，向他请教。
（四）《长山县志》说何五子除了与李斯义研究诗词文章外，还谈论道家学说，自称烟霞老叟，著有一卷《凌岩集》。《何仙》则说何仙每次降临，喜欢和文人们谈诗论文。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得出结论：《长山县志》中何五子就是《何仙》中的何仙。
参考文献：
[1]盛伟.聊斋志异校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摘要】目的
探讨江门市罗坑镇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情况，为做好农村妇女疾病的防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期间，江门市罗坑镇2 000名农村妇女，接受常规妇科疾病检查、问卷调查，对其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2 000名农村妇女中，1 066名患有妇科疾病（53.3%），其中504例阴道炎、344例宫颈炎、72例子宫肌瘤、66例盆腔炎、52例宫颈息肉、28例其他疾病。20~35岁年龄段的农村妇女患病率最高。农村妇女对疾病健康知识的认知度较低，治疗依从性相对较差。结论江门市罗坑镇农村妇女的患病率相对较高，应加强妇科健康宣教工作，提高妇科疾病的防治水平。
【关键词】农村妇女 健康情况 调查分析
妇女的健康关系着家庭的幸福，也影响着下代子女的健康和成长［1］。本研究中，对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期间江门市罗坑镇2 000名农村妇女，进行常规妇科疾病检查、问卷调查，分析其患病情况，为做好农村妇女疾病的防治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江门市罗坑镇有15个村，两个社区（陈冲社区、牛湾社区），全镇妇女（20~60岁）有8 537人，其中35~60岁5 375人。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期间，本院对全镇2 000名农村妇女进行了健康体检妇科疾病筛查，年龄20~60岁，平均年龄（35±6.0）岁，其中20~35岁920例、36~45岁612例、46~60岁468例，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40例、初中240例、小学1 120例、文盲600例。
1.2方法
每年都联合镇妇联对全镇妇女进行一次免费健康体检，检查的项目有常规妇科检查，阴道镜检查，彩超检查子宫及附件，乳腺，宫颈基液细胞检测等。以自愿参加调查方式，由专业人员组成调查人员组，所有实验室指标及刮片标本均有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广州达安检验中心检测，还对子宫及其附件进行彩色超声检查。针对一般情况、妇科疾病、自我保健等相关知识，通过填写调查表方式，进行统计分析。调查对象自行填写调查表，必要时，可由调查对象口述，调查人员。检查结果及统计资料由专人审查。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调查对象患病情况
2 000名农村妇女中，1 066名患有妇科疾病（53.3%），其中504例阴道炎（患病率为25.2%）、344例宫颈炎（患病率为17.2%）、72例子宫肌瘤（患病率为3.6%）、66例盆腔炎（患病率为3.3%）、52例宫颈息肉（患病率为2.6%）、28例其他疾病，包括12例宫颈癌、7例乳腺癌，以及9例其他妇科恶性肿瘤，总患病率为1.4%。
2.2不同年龄段妇女患病情况比较
20~35岁年龄段的农村妇女患病率最高（568/2 000,28.4%），其次为36~45年龄段（282/2 000,14.1%）、46~60年龄段（216/2 000,10.8%），各年龄段患病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调查对象宫颈刮片检查结果
2 000例农村妇女全部接受宫颈刮片检查，其中巴氏Ⅰ级346例、巴氏Ⅱ级920例、巴氏Ⅲ级734例，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巴氏Ⅱ级构成比明显降低，巴氏Ⅲ级构成比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农村妇女疾病认知度及依从性调查结果
2 000例农村妇女对于疾病健康知识的了解，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广播、电视、健康讲座等，多数源自医务人员及报纸的宣教。2 000例农村妇女中，几乎都不能做到每天清洗外阴、内裤，即使清洗外阴者，也不能做到一人一盆，一人一巾。2 000例农村妇女中，出现妇科疾病时，及时就诊480例（24.0%），严重后再就诊820例（41.0%），不好意思就诊600例（30.0%），没钱就诊180例（9.0%）。
3讨论
2 000名农村妇女中，1 066名患有妇科疾病，其患病率为53.3%，这与国内报道的农村妇女平均患病率50%基本一致。1 066名患有妇科疾病中504例阴道炎、344例宫颈炎、72例子宫肌瘤、66例盆腔炎、52例宫颈息肉、28例其他妇科疾病，结果表明阴道炎和宫颈炎是主要的妇女常见疾病，这可能与女性生理结构，以及文化程度、生活环境、经济状况、自我保健等因素有关［2-3］。近年来，女性工作压力的增大、生活节奏的加快、过早性生活、多次人工流产等因素，造成宫颈炎、阴道炎的发病率明显增高。一般情况下，经济条件差、文化程度低、自我保健意识差的农村妇女，其患病率相对较高。应针对农村妇女的实际情况，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加强妇科疾病普查、普治工作，降低妇女常见疾病的发生率，提高妇女生殖健康水平。宫颈息肉、其他作为妇女比较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其发病率也相应提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做好妇女疾病情况调查，有助于早期发现妇科恶性肿瘤，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本研究中，20~35岁年龄段的农村妇女患病率最高，其次为36~45年龄段、46~60年龄段，各年龄段患病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表明20~35岁妇女患病率最高，这可能与该阶段的性生活频繁有关，而46~60岁妇女随着年龄增大，其卵巢功能减退及生殖道抵抗能力降低，以及个人卫生习惯较差，导致其患病率也较高，这也是导致巴氏III级构成比明显增高的主要原因［4］。
通过本研究的调查分析可知，该镇农村妇女对妇科常见疾病的认知度相对较低，发病后就医率也不高，治疗依从性也较低，这可能与农村妇女文化程度较低、自我保健意识相对薄弱、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等因素有关。近年来，虽然农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收入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多数农村妇女都是到了疾病不能耐受程度后再就医［5］。
总而言之，针对江门市罗坑镇农村妇女患病率较高，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做好各部门的协调工作，完善农村妇女常见疾病的普查制度，加强健康教育［6］，提高农村妇女的健康水平，真正做到农村妇女疾病的防治，使农村妇女受益、农村家庭受益、社会受益［7-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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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尚唐;唐诗诗体;李杜优劣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体裁、题材、风格多样,盛况空前,仅目前留存的唐人诗作有五万余首,有姓名可考者两千多人,散佚、失传的可能会更多。唐诗作为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唐诗的巨大成就,迷人的艺术魅力,具体可感的艺术情境,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趣味,引起古今中外诗评家的广泛关注,刻苦钻研。“可以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1]不同情趣的读者可以从唐诗中各得所爱。朝鲜诗家南龙翼(1628―1692)就对唐诗有自己的一番认识,在其理论批评体系中形成了独具韵味的“唐诗学”。
1 学诗之法,一生攻唐
历代诗家对于怎样学诗、作诗,有自己的一番认识。杜甫认为应“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宋代吴可《藏海诗话》曰:“看诗且以数家为率……如贯穿出入诸家之诗,与诸体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诸体俱备。”清代王渔洋说:“为诗须要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宜多亲名师益友,以充其识见。”[2]对于怎样学诗、作诗,朝鲜南龙翼则有如下论述。“余思学诗之法,李、杜绝高,不可学,惟当多读吟咏,慕其格调,思其气力。五律则学王摩诘,七律则学刘长卿;五绝则学崔国辅,七绝则学李商隐;五言则学韦苏州,七言则学岑嘉州。”南龙翼在这里详尽地阐释了他的“学诗之法”,五律应该学习王维、七律学习刘长卿、五绝学习崔国辅、七绝学商隐、五言学习韦应物、七言学习岑参,这是就诗歌体裁方面而言的;而对于诗歌的本质内涵,南龙翼则主张学白、杜甫,“慕其格调,思其气力”。[3]
南龙翼崇尚唐诗,以唐诗作为学诗之标的,是与朝鲜李朝时期的大文人李B光、许筠崇尚唐诗一脉相承的,但在李、许二人的基础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南龙翼把唐(下转第103页)诗作为自己的学诗标准,更加看到“我朝诗名家,各有所尚”,指出朝鲜诗人把唐诗作为自己的“学诗之法”。具体来说,孤竹(崔庆昌)、荪谷(李达)、芝峰(李B光)等12人是崇尚唐诗的,他说:“李芝峰一生攻唐,闲淡温雅,多有警句。”“郑东溟……至若七言歌行,则仿佛李杜,我国前古所未有也。”[3]
2 诗家各体,至唐大备
诗至唐代,古今体制尽备,百花齐放,蔚为大观。如果把古典诗歌比作一座宫殿,那么,体制宏伟、风格缤纷的唐诗就犹如重梁迭栋的大殿。南龙翼对唐诗体制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值得深入研究。“唐诗各体中压卷之作,古人各有所主。而以余之妄见论之,五言绝则王右丞‘人闻桂花落’、七言绝则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五言律则杜隰城‘独有宦游人’、七言律则刘随州‘建牙吹角不闻喧’等作,似当全篇之完备警绝者。若求于李、杜,则五七绝当尽在李,五七律当尽在杜,此则不敢论。”[3]“人闲桂花落”,语出王维《鸟鸣涧》;“黄河远上白云间”,诗出王之涣《凉州词》;“独有宦游人”,诗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建牙吹角不闻喧”,语出刘长卿《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在这里,南龙翼对唐诗各体中压卷之作分析后认为它们是“完备警绝”之诗,而李白的五、七言绝句和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则是同类诗体中的佼佼者。
朝鲜李朝的李B光在《芝峰类说》中说诗人很难众体兼备,五律、五绝应推举孟浩然,七绝应推举王昌龄。他说:“李白之七言律,杜甫之绝句,古人言非其所长,至如孟浩然盛唐之高手,而五言律绝外,七言律不满数首,亦不甚警角,长篇则绝无所传。王昌龄之于七言绝句,亦独至者,各体不能皆好矣。”[3]
清代王士祯在其著作《唐人万首绝句选序》中说:“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云:“七言绝句少伯(王昌龄)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叶燮《原诗》云:“七言绝句推李白王昌龄。”严羽《沧浪诗话》推举崔颢的《黄鹤楼》为七律的代表作,胡应麟《诗薮》推举杜甫的《登高》为七律的代表作、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五律的代表作。[4]
从中可以看出,南龙翼和历代诗家在论述诗歌各体代表诗人诗作时,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都推举杜审言的“独有远游人”(《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五律的代表作;不同点:南龙翼推举刘长卿的“建牙吹角不闻喧”(《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为七律的代表作,历代诗家推举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为七律的代表作。
3 李杜优劣,自古未定
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位星悬日月、高山仰止的伟大诗人,古今论诗者必称李杜,称李杜者则又不免要论及两人的优劣,这便是所谓的“李杜学”。李阳冰《草堂集序》称李白为“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杜甫自然排在李白之后。殷[《河岳英灵集》没有收录一首杜诗,此时杜甫已有《饮中八仙歌》《兵车行》等作品问世,可见其抑杜的程度之深。第一个标举杜甫超过李白的,是元稹,开了尊杜抑李的先河。他的《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李、杜的诗歌进行比较后认为“(李白)诚亦差肩于子美(杜甫)”。到了宋代,“扬杜抑李”者就更多了。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李杜并重者也不乏其人。唐代韩愈、宋代严羽是其中的代表。韩愈《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严羽《沧浪诗话》说:“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4]
南龙翼《壶谷诗评》认为李杜优劣,从古到今,并没有定论。他说:“李杜优劣,自古未定……m州评李、杜曰:‘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逸沈雄为贵。味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嘘唏欲绝者,子美也。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不足法也。’此诚不易之定论,而余犹有释然者,李、杜之五言古,如古风纪行可以相埒。而如杜之,李固不可敌;《北征》、《赴奉先》二长篇,又胜于《忆旧游》、《五屋山人》;则五言杜实优矣,而不论于神圣之中,至若七言歌行,李之《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忆秦娥》诸篇,杜亦无可敌,岂有神圣之别欤?”[3]
南龙翼先论述了一则关于李、杜优劣的论争之事,最后通过m州评李、杜的一段话,得出他对李杜优劣的看法,他认为李杜无优劣之分乃“不易之定论”,并且从自身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举杜甫的《石壕吏》、《潼关吏》、《无家别》、《新婚别》、《遣怀》等篇,认为“李固不可敌”,五言诗杜甫要比李白优秀一些,“《北征》、《赴奉先》二长篇,又胜于《忆旧游》、《五屋山人》”;但是李白的七言歌行《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忆秦娥》等篇,杜甫也不可比拟,所以得出结论:没有神圣之别。
4 结语
南龙翼对唐代诗歌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唐诗的高度重视。他结合自己的诗评活动,对历代诗篇进行取舍、筛选,编选了诗集《箕雅》,反映了朝鲜历代汉文诗作的精华,为后代的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箕雅序》中他道出了选诗的标准,可以和他的唐诗论相得益彰,他说:“东文选,博而不精,续则所载无多,青丘风雅,精而不博,续则所取不明,近代国朝诗删,颇似详核,而起自国初,迄于宣庙朝,首尾亦欠完备,余皆病之。”作为当时主管文坛的重臣,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必然对当时及后世文坛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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